中朝恩怨60年

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爆后，大陆网络民意瞬间反弹，对朝鲜一边倒的批评，要求大陆政府检讨对朝政策的呼声渐起。

官方未直接回应网络民意，新华社则借部分国际问题的官方权威学者之口驳斥了对朝政策失败论，并将导致朝核问题恶化的责任归咎于美日两国。再次显示中朝两国并非普通关系，而是“特殊关系”。

中朝关系的“特殊性”，并非简单的国与国关系，其中“党际关系”与意识形态考量占据极大分量。这是从当年苏联缔造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延续下来的血脉联系。在对朝关系上，外交部从来不是最高和唯一决策机构。

平壤与北京有着特殊历史渊源，在两国官方“一团和睦”的宣传言辞背后，实有诸多矛盾和冲突，尽管双方对相关外交档案的开放程度非常低，从已透露的零星资料看，“中朝关系”并非像传统叙述中所描绘的那样始终波澜不惊。今天，如何处理与“唇齿相依”的昔日盟友朝鲜的关系，实为北京面临的外交新课题。

同门兄弟的战时友谊与摩擦

1950年代初，中朝拥抱在一起顺理成章。“同志友谊”可追溯到三四十年代。那时东北抗联中的朝汉两族党员皆挂中共名义，但实际受苏联指挥，金日成曾经是抗联第二军第三师师长。

苏军开进朝鲜后，以原朝鲜***成员为班底，联合部分左翼社团重建党组织，但名称改为“朝鲜劳动党”（为降低西方国家的恐惧感），金日成在苏联支持下成为领袖。

国共内战时，朝鲜为中共赢得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战场的胜利也立下汗马功劳。聚集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有超过13万人加入中共的野战部队、地方武装组织，中共东北局也在平壤设立了办事处。在内战初期中共面临军事失利时，朝鲜接收伤病员和家属，转移和保存物资，供给了800～10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中共则在战事转向有利时以粮食和兵员作为回报。1949年7月起，中共陆续将三个朝鲜师5万人交予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创始的中坚力量。

朝鲜起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实现“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目的，东北局驻朝鲜全权代表朱理治曾作过这样的总结。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麾下拥有苏式装备、经过苏式训练的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对韩国展开猛烈攻击。虽然中共和朝鲜在是否开战上有异议，但中共默认开战事实，一直对朝鲜持支持态度。

待美军的仁川登陆让战局急转，中共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的邀请，出兵救援朝鲜。双方在军队指挥权、铁路管理、三次战役后是否继续南进、停战谈判、战俘遣返等问题上产生了争执。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斯大林基本上支持中共的做法，中共很大程度上掌握中朝方面的实际主导权，金日成只能顺从。

南北双方的防线稳定后，还未签订停战协议，驻留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就成为金日成的心病。在金日成看来，中苏两大国的很多措施有损其权威和朝鲜主权。据苏联大使馆的报告和新华社内参的信息披露，驻朝志愿军存在部分士兵和干部违反朝鲜法律和风俗，傲慢对待朝鲜官员和民众等问题。无论是军民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这是数量庞大的外国驻军难以杜绝的弊病。

苏联外交部的一份报告特别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在军事装备修理等相关问题上，朝鲜人不想与中国人共事；朝鲜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中国军队在1951年初美军遭到失败时不愿意彻底解放朝鲜。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注意到，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作家魏巍的文章《再见了，亲人》，以动情的文字地讲述了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前与朝鲜人民难分难舍的情景。此文一直入选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主角是为了志愿军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朝鲜人。实际上，这位中国作家沉浸在离别时刻感伤时，金日成却希望志愿军尽早撤退。





冷战史学者，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近年致力于研究中朝关系，他说：“之所以盼望志愿军离开，主要是金日成感受到了中苏对他的干涉，军事驻扎成为他心头的阴影。”

朝鲜战争停战后，志愿军分批撤离，但到1956年4月，志愿军依然保留了44万人，他们还参加了朝鲜的修坝、建桥、植树、拾粪等经济恢复工作。苏联外交部认为志愿军防守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1958年2月5日，朝鲜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两天后，北京方面立即声明完全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朝鲜这一重大和平倡议，双方2月19日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军”成员国向中朝表态，不会撤军。

志愿军于1958年一年内分三批全部撤军，并将物资和营房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撤军对加紧中朝关系帮助特别大，让冷落了的中朝关系重新达到高峰，金日成从此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去掉了很多羁绊。”沈志华说。双方采用了都有颜面的方式顺利解决撤军问题。

清洗延安派

朝鲜劳动党由多个派系构成，金日成的“游击派”虽获苏联支持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党内实力不大，欲获得实质领袖地位，金日成实施了清洗。

朝鲜的清洗发生在1956年8月，被称为“八月宗派事件”。

在这之前，劳动党内分为四个主要派系。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斗奉、武亭、崔昌益、朴一禹、方虎山等，他们多是军队干部，与中共有着深厚渊源；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形成了莫斯科派，代表者有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曾在韩国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员们构成了南方派，代表人物是朴宪永。

金日成在战争期间就开始清洗会对自己构成挑战的异己。1950年12月，时任民族保卫省副相兼炮兵司令的武亭因平壤失守被免职，金日成批评他有军阀主义，武亭在翌年病逝。内务相朴一禹被认为是***的个人代表，他在1953年被逐渐免去各种职务，1955年，他和名将方虎山被开除党籍。朴一禹被处死，方虎山则在官方报道中消失无影。

其他派系也都是同延安派一样的遭遇，暴风骤雨过后，只剩下游击队派。

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局长李弼奎，在“八月宗派事件”后马上出逃到中国。朝鲜政府要求北京政府将此四人遣送回国，乔晓光大使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朝鲜对亲中、亲苏人士的打压行径想必得罪了中共和苏联，那时候，志愿军大军尚驻扎在朝鲜。1956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彭德怀到平壤要求金日成改变施政。***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都参加，会议要做出决议，且公开发表。

以此为导火索，***对朝鲜的加速国有化，全力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以及干部政策提出很多批评。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翻旧账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在种种压力下，金日成表示屈服，承认八月会议的做法过于简单。他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以及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在具体事情上拖延不决。

“八月宗派事件”使得中朝关系跌入低谷，直至志愿军完全撤军，两国关系再次达到高峰。

为兄弟插刀到兄弟失和

朝鲜战争后的朝鲜一片废墟，经济萧条，朝鲜希望从中苏两方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此时***与赫鲁晓夫关系已开始紧张，金日成只得先试图保持务实的“中立”，尽可能保证获得双方同时援助。

中苏两国对朝援助颇有竞赛意味，援助数量常受政治气候的影响。

1950年到1953年，中国援助朝鲜的14.5亿卢布全部无须偿还。1954年到1957年，中国提供了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苏联和东欧的援助资金主要被用于购买工业设别和原料，中共的援助重点起先是在生活消费品上，后来也转向工业设备和物资。在1954年到1956年内，中国还收养了22735名朝鲜儿童，同时大规模培养朝鲜的技术人员。在1960年，正承受惨烈饥荒的中国大陆还咬紧牙关向朝鲜提供23万吨粮食。

“文革”之前，朝鲜在中苏两党论战中最终偏向了中共，并因此遭到苏东集团制裁，停止了对朝援助。金日成的态度，似乎缘于赫鲁晓夫批评朝鲜搞个人崇拜和“大生产运动”，他本人亦有摆脱“大国操纵”的意愿，同命相怜使中朝关系的亲密程度一时间超越苏朝关系。

1961年时，金日成继续游走在中苏之间。先是赴莫斯科签订了《朝苏经济技术援助协议》《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后又访华，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条约》规定一方受到武装进攻时，另一方尽全力给予军事援助，条约有效期为20年，1981年、2001年自动续期，目前的有效期至2021年。

1962年，苏朝关系开始冷淡下来。当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东国家代表围攻阿尔巴尼亚***和中共，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李周渊表态：“如果说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

第二年元月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朝鲜代表团团长李孝淳提交书面演讲稿：“对中国***立场的公开批评，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期望和欢迎的。所有的兄弟党应当不做任何妨碍我们团结的事情，应当不容许可能削弱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

中共当时在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相当孤立，朝鲜劳动党挺身而出为中共说话，使中共感动异常，朝鲜代表团返国经停北京时，中共派出彭真亲到机场迎接。在中印边境冲突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朝鲜也与中共保持一致。所以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国境条约》，继续巩固了友谊。

“文革”爆发令朝鲜与中共关系紧张起来，“文革”的极左外交路线，令北京与有外交关系的40个国家中的30余个发生了外交冲突。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后，苏联决意改善与朝鲜关系，重启对朝援助，并且在数量上超过中共。加上金日成对“文革”的反感，苏朝关系再次密切起来。

中朝两国甚至撤回了各自的大使，改成临时代办，1968年中共方面甚至关闭了中朝边境的中方通道。自1965年起的四年中，中朝没有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高层未有互访。

1966年10月举行第229次板门店停战会议中，已经看不到中国代表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共《人民日报》和朝鲜劳动党《劳动新闻》停止新闻交换。自1967年11月开始，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从前使用的“朝中方”已变为“我方”。

朝鲜报刊开始发表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来影射中方。“文革”时中联部特意编写了一套内部资料——《朝鲜劳动党***言论集》，它记录了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言论”，其中不少批评和讽刺言论主要针对***与“文革”。

“1966年到1968年是中朝关系的低谷，就像1956年到1959年一样”，沈志华说，“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中共出于战略考虑开始缓和中朝关系。”

1968年朝鲜声称抓获美国“间谍船”普罗布韦号，中共以此为契机发文给予了坚决支持，释放善意。1969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率团出席中共的国庆，1970年2月份，双方互派的大使到任，两个月后，周恩来应邀访朝，把因“文革”而出现裂痕的外交关系修复到正常水平。

中朝关系的第三次冰点

“文革”刚结束，华国锋受邀访问朝鲜，两国重叙友谊。1978年，邓小平受邀参加朝鲜30周年国庆活动。从1982年9月金日成访华到1992年6月，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5次，这些互访活动解冻了“文革”以来的中朝关系。

1992年8月，中韩建交。这使得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又进入一个低谷，中朝贸易总额从1993年的9亿美元下降到1998年4.1亿美元。

中韩建交前，杨尚昆事先亲自向金日成通报，金日成婉转表示了不愿看到朝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也面见金日成转达建交一事，钱其琛安慰金日成，“中国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写到，这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所花时间最短的一次，且没有按照惯例举行招待宴会。

中韩建交对朝鲜有巨大冲击。朝鲜刚目睹了苏东集团各国政府的连续倒台，它不仅就此失去了经互会的援助，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所剩无几。1994年，金日成去世；1998年到2000年，朝鲜陷入最严重的饥荒。

两国关系虽然降温，但中国依然援助朝鲜。1996年，两国签署《经济技术交流协议书》，在签订后五年内，中国陆每年支援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一半以上属于无偿援助。

此外，早在1980年，朝鲜劳动党六大即将公布金正日接班前夕，《人民日报》在9月18日和19日连续发表党内理论家李洪林执笔的社论《领袖和人民》。社论通过“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领袖能不能批评”、“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等方面批评神化领袖的极左思想。

该文其实是李洪林在一年前的理论务虚会上的长篇发言，是配合去毛化的大气候，从理论上解构“文革”期间的“恶毒攻击罪”。当它换了场合发表时，无疑是在批评朝鲜的世袭制。这必定会让金正日感到不高兴，但两国外交并未受多大的影响。

1997年，劳动党高干和理论家黄长烨趁在北京转飞机时逃入韩国驻华使馆申请政治庇护。朝鲜方面派了数百名保卫部人员企图穿过大陆警方的警戒网进入韩国大使馆，北京则派了千余名武警偕同装甲车强化大使馆周边的警备。

朝鲜声明说韩国绑架了黄长烨，北京则否定此说，并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钱其琛宣称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中共将妥善处理；李鹏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韩国政府将把黄长烨转移到第三国。

当黄长烨躲在韩国使馆时，恰逢邓小平去世。他在回忆录中说，金日成和金正日否定改革开放，把邓小平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并不断诽谤，因此金正日没有吊唁邓小平。

需要澄清的是，北京政府申办2000年奥运会，最终因两票之差让位给悉尼。大陆民间一直传言朝鲜“背信弃义”投票给悉尼。因为是无记名投票，无从知道北京获得了哪些国家的选票，但中共相信朝鲜投票给了自己。

伍绍祖事后说：“朝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俞顺同志曾是金日成主席的警卫员，我与他私交很好，我了解他，他是一位优秀的***员，他肯定投了我们的票。”几年后的新闻爆料给了中共更多的自信，有两个非洲国家在最后时刻投给悉尼，这是中共以为稳操胜券的两票。

来自兄弟之邦的国家犯罪

当今的朝鲜，给中国大陆民间的印象是毒品、伪钞、做走私生意时黑吃黑，招商引资不讲商业信用、扣押渔民……种种难以想象的国家犯罪行为。这实在难以跟官方几十年如一日称赞的铁杆盟友形象联系起来。

2010年，涉嫌走私贸易的中国边民被朝鲜军队开枪射杀。2012年，3条中国小渔船因越境捕捞被朝鲜扣押，还遭赎金勒索。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朝鲜军人的执法十分粗暴，并恐吓殴打渔民。渔民们借此事倒苦水，遭朝鲜军舰扣押罚钱是常有的事。

2009年，中国大陆多个城市的警方网站发布通告《警惕“朝鲜版”***流入市场》，通告称朝鲜版***的仿真度高于台湾版，很多POS机都无法识别。美国《时代》杂志曾撰文揭露朝鲜一个叫39局的政府单位是洗钱、贩毒、生产假烟、发行伪钞的总部，这些手段可以每年为政府盈利约10亿美元。根据美国和韩国的情报，朝鲜早在1994年就伪造美钞。《时代》还报道，朝鲜军方和国家安全单位深深介入到假烟生意中，假烟年产量达410亿支。



朝鲜最严重的集体犯罪，当属毒品种植和生产。朝鲜政府最初种植毒品是为了赚外汇来缓解19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据《朝鲜日报》报道，金正日1992年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自1997年起，政府在平北、慈江道、双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约10公顷鸦片。从事过制毒贩毒工作的“脱北者”也透露了很多信息，制药厂通常有毒品制造设备。

由于朝鲜领土和中国接壤，中国东三省成为毒品重灾区和中转站。考虑到中朝关系，大陆官方很少公开谴责朝鲜以邻为壑，通常是以“境外某国”或“边境某国”来代替。中国一方面要求朝鲜配合缉毒，另一方面不得不跟其他受害国开展合作。据《东亚日报》在2011年报道，中韩之间开展了防御毒品走私的秘密合作。

2006年3月，澳大利亚用战斗轰炸机炸沉被扣押达3年的朝鲜货船“烽遂”号，该船涉嫌走私价值4800万美元的50公斤海洛因。这一动作给朝鲜的毒品生产国形象做了广告，朝鲜则否认政府贩毒行为，谴责澳大利亚勾结美国破坏朝鲜形象。

朝鲜逐年增多的国家犯罪行为其实是在拷问全世界，世界该拿朝鲜怎么办。作为邻国兼传统盟友，北京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更是饱受世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