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前后的兵力究竟有多少？

后金入关前兵制兵数向来是史界感兴趣的问题，但因为各种材料矛盾重重，互有冲突，加之各人又存在不同理解，所以确实很难彻底地，无争议地弄清楚。更何况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不懂满、蒙文字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个人感觉现在大家所依赖的《满文老档》等汉译本实在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从无法弄清原版格式源流，乾隆朝重抄时漏抄和改写、任意加注，到今人汉译时不注明满文转写，译文本身又不能完美无缺，因此在很多问题上令读者一头雾水。校正、转写和翻译台湾已出版之40册《旧满洲档》原件影印本，已经成了学界急需完成的课题，可惜因为版权等问题至今未能令我等爱好者满意，实在是莫大遗憾。

　
原文本身写成已久，自知存在一些问题，而回帖中也有少许补充。后来搜集各种资料，又形成许多想法。借此回复一并略谈。但因为清入关前兵数问题牵涉范围极广，若要详细追究势必要把每一场战役都一一剖析，我本来就不专研于此，最近之兴趣精力也不在这上面，不免力不从心，只能挑几个关键问题说一下，也不能一次写完，只是随想随写。为偷懒起见不专列参考，各种引用夹于行文中。方便起见，常见的史料也许会简写如下，文内不再加以注明：如明朝各朝实录简称《神录》、《熹录》、《长编》等。清各种实录称《满录》、《武录》、《高录》、《宗录》等。《满文老档》称《老档》。《旧满洲档》称《旧档》。《明朝档案总汇》称《明档》。《明清史料》称《史料》。《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称《聪五年档》。《天聪九年档》/《汉译满文旧档》称《聪九年档》。《崇德三年满文档案选编》称《崇三年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称《内史院档》。《盛京满文逃人档》、《盛京满文清军战报》等称《逃人档》、《战报》等。《历代八旗杂档》称《杂档》。《天聪朝臣工奏议》称《天聪奏议》。《盛京刑部原档》称《刑部档》。《八旗通志初编》称《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称《通谱》。《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称《事例》。等等。
　　

以下拟对一些关键的名词、概念和问题进行一些辨析和推想，把兵制人口问题大致搞清楚了，崇祯二年之出兵数作为副产品，自然也就清楚了。或者从根本上来说，搞清楚崇祯二年之出兵数，是为了厘清更重要的后金兵制人口问题。
　　

八旗的牛录丁数平均划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八旗满洲牛录的数量似乎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从创设八旗之时的约200个，然后一路增加到天聪初年的250左右，直到入关前的318。虽然学界仍有极少数人有异议，认为开始就是400个（如陈佳华），但考察其所依据之史料如《大清会典则例》，个人的观点是其论据不足为信，与史实明显相悖，除此外，学界对牛录数基本观点一致。因此，本文中不再赘述牛录总数问题。
　　

现在关键的分歧在于，每牛录的男丁数究竟是多少？是一些史料记载的300，还是虽然号称300，实际并不满额，只有200多，甚至100多？每个牛录的男丁数是整齐划一，还是有多有少，实际上悬殊不均？
李之驳文所坚持每牛录平均300人之理由，想来无非是《老档》p36所说："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之，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因此其论点是：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按照这个逻辑，事实似乎是：后金各酋长或大臣前来投奔努尔哈赤时所带之族人多寡不均，编成牛录时丁数亦参差不齐。但是在1615年设定八旗的时候，一次性全部抹平为每牛录300丁，而且自此之后大致保持这种平均的规模，而新建之牛录也必须是在300丁左右。
　　

但是，这种说法却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问题是，"300人一牛录"说最早并不始见于1615年（此处"人"的意思为男丁，以下皆同）。虽然《老档》早年部分现在已经残缺，但在太宗朝、世宗朝时依据完整的《旧满洲档》所修纂的两部关于努尔哈赤的实录《满州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却都记载，早在1601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
　　

《满录》和《武录》都是以《旧档》为底本，那么这里也说得很清楚："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据此，又有什么理由否认每个牛录平均为300人是从1601年就开始的呢？
　　

《满录》更记1584年努尔哈赤便授以守将鄂尔果尼和洛科二人"牛录之爵"，并注明说"属三百人"。但此条记载被研究前清史之学者所普遍否认，因为当时努尔哈赤恐怕手下所有的兵加起来也不过500多，根本就无法分成两个牛录，就算分成两个，又怎会全数赐给两个关系并不密切的降将（参刘小萌《满洲：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我们且不理以上的争议之处，且以1601年作考察。清朝官方记载如《八旗通志》、"清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记载，该年也是努尔哈赤正式创建牛录之年。即便《满录》也有如此记载，而不顾它之前说1584已经授两将"牛录之爵"的矛盾记录。但陈佳华、傅克东认为此记载不符事实，他们根据档案认为在1601年以前就至少编设了17个牛录，而1601年当时则至少有40牛录（参《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张晋藩、郭成康却认为陈、傅所依据的史料如《八旗杂档》等并不能说明这些牛录是在1601年之前编成的（参《清入关前法律国家制度史》）。兹以以下的例子来说明双方之不同观点：

　　
《杂档》3－63号："……博尔晋，太祖初年，率领满洲来归，授为侍卫。初立佐领时，立为佐领。"陈傅二人认为此记载表明博尔晋在太祖初年就成立了牛录，时间在1601年之前；但张郭二人则认为此记载不过表明博尔晋在太祖初年来投，在"初立佐领时"才编为牛录。至于"初立佐领"究竟何时，此档没有明言，应当即是1601年。


考察其逻辑，似乎张郭二人所言较为有理。本人也详查所谓17牛录编立之依据，除开《清史稿》等后世史料不足为据外，似乎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些牛录是在1601年之前编的。多半是说某人某年带族人来投，初编佐领时编为佐领云云。其字面意思，好像并没有说来投时就立马编成牛录，而应该是在"初编佐领"时才编成的。那么这个"初编佐领"的时间，也还是按照官方记载的1601年为好。
　　

另外双方都引用了一件关键的档案，即《杂档》8－276号。该档称："……长禄之高祖噶哈……寻找太祖皇帝而来。初编四十牛录时，所带男丁编一牛录，由我高祖噶哈领管。"
　　

以这份档案的意思来看，似乎是（1601）初编牛录之时，其编成数量是40个。
　　

如果以上判断不错，那么这里的顺序是，在1601年以前，还没有正式的"牛录"这一编制。某人带了若干族人来投努尔哈赤，不管人数多少，都随其管辖。直到1601年时，努创立了牛录这一编制，将当时的全部人口编立40个牛录，每个牛录均辖300人。而某人或某人之部下从此才有牛录之首领即"牛录额真"之称号。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三百人设一牛录"之后所有的牛录都保持300人编制，为何14年之后又要重新强调一次"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显然，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哪怕在创建了所谓300人一牛录之后，实际上每个牛录并不是300人。而在1601－1615年之间新编设的牛录，也决不是严格按照300人一牛录的规定设置的。
　　

《通志》卷152记康果里额驸之事，他是在庚戌年（1610年）随同乌禄喀，明安图巴颜从那木都路来归。所率"壮丁千余人"，努尔哈赤将其分为6个牛录，分别由康果里、喀克都里、哈哈纳、绰和诺、伊勒占、苏尔休统领。千余人分为6牛录，则每牛录最多200丁，显然不到300的编制。
　　

《通谱》卷22记巴禧之事，努尔哈赤将叶赫地方逃来之人"陆续收集五十六名，编佐领使统之"。其事在征叶赫之前，而56人就编成一佐领，大大低于标准。
　　

《通谱》卷26记苏尔东阿之事，他是在镇守辉发地方的时候（据此则显然晚于1607年），七村人叛变，苏尔东阿招降四十户，即以招降之人编为佐领令其统领。按40户之人正常只有100丁，想来至多不会超过150。
　　

诸如此类记录颇多，散见于《通志》、《通谱》之内，有些虽然没有明确时间，仅含糊地说"国初"来投，但如果1601年确实是编设牛录之初的话，那么显然"将十五户编为佐领"，"以一百人为佐领"之类的记录都是在1601年之后的。不管怎么样，如果在明确地"以三百人设一牛录"之后，后金仍然在不断地编设小编制牛录，显然所谓300人的标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上限。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按反对者的逻辑，1615年之后所有的牛录都大致保持300丁。现在试问，在1615年之后新编的牛录，是否也必定都要遵守300丁的标准？是否如果人丁不满300，就不能新编成牛录？
　　

不幸的是，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尽管有关编设牛录的史料大多含糊不明，没有明确的时间，但是至少还能找出一两个例子，表明哪怕到了皇太极时期，八旗满洲新编牛录仍然大不满额。
　　

正红旗第一参领第12佐领，其首任额真叫马富塔。《通谱》卷11记其事迹：他本来世居瓦尔喀地方，后来跑到朝鲜。"平定朝鲜之时，复率一百三十三人弃朝鲜来归……以其所属人编为佐领。"所谓平定朝鲜之时，是1636丙子之役，这个牛录只有133丁，哪怕当时每牛录标准只有200，这个新牛录也大大地不满额。
又《宗录》卷21记载，天聪八年分定专管牛录之时，曾新设了好几个牛录。其中给固山额真叶臣"新附虎尔哈百人，授为专管牛录"。显然，在编设新满洲为牛录时，仅100人也可以成编，这又是一个大大不满额的例子。
　　

那么，如果事实是新编牛录可以只有100，130丁，所谓全体牛录都均匀统一为300，哪怕是200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论断。
　　

李之驳文曾引《宗录》卷7，皇太极说："至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何以士卒有众寡？马数有羸耗？皆由牛录额真贤否不同之故。"但这段话岂不恰恰证明虽然牛录划分的本意是各牛录人丁均一，但实际上多寡不均，抽兵数有多有少？
　　

哪怕从逻辑上推理，也容易判断所谓每次编丁时，都尽量使八旗各牛录人数统一，这种所谓"均分"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做法。要实现这个目的，手段无非是抽多补少，我们来设想一下一种可能的方式：每次编定男丁时，将总数除以牛录数得到每牛录平均应统属的人数A。凡是牛录人数多于A的就把多出的人丁拨出，分给那些少于A的牛录。
　　

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1：相当部分的牛录是根据族属、地域、血缘编成的。试想一下强行将一个大家族之若干成员硬塞给一个小家族，会发生何种后果？原因2：牛录之人数牵涉到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等的利益，若是无故就剥夺自己牛录下之人口去填补别人，等于无过而罚。原因3：皇太极既然鼓励各牛录额真尽力使属下人口增殖，就更不可能实行所谓划一。不然表现好的牛录额真因为手下人丁兴盛，反而要损失更多的人口去补充那些令人丁减少的额真？原因4：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解释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许多新牛录是因为老牛录人口滋生，人丁兴旺而分编出来的。如镶白旗第一参领第1佐领，系"觉罗伍什佐领内余丁编立"，假如觉罗伍什佐领每增一点人口都要马上均分给别的牛录，又怎么可能滋生到能够分编一个新牛录的地步？事实上，这种"滋生分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各牛录人数非常悬殊，有的牛录人数甚至可以达到平均（或最低限度）的两倍，以致要分开。
　　

证明了每牛录人数不可能平均划一之后，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所谓300丁，200丁一牛录的标准，究竟指什么？有何种指导意义？
　　

对每牛录成编丁数的考察　　

李之驳文其实在一个观点上是和我相同的，那就是后金每牛录的平均丁数随着时间是在不断减少。所分歧的地方在两点，其一是李认为每牛录的人数始终大致"均分"，而非多寡不均。其二是他认为1615年所号称的300丁一牛录是确指每牛录严格划分为300人，而并非一个大概的，理论上的编额。
　　

我在上一篇已经证明所谓"均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已经举出实例证明新编之牛录存在丁数远少于定额的现象。而滋生分编的存在更证明牛录丁数是可以上下大幅浮动的。只要设想一个很简单的场景，一个牛录丁数达到2A，于是分编成两个牛录，那么之后至少有一个牛录人数只有A甚至不到A。也就是说，人数接近2A的牛录和人数只有A的牛录，都是在八旗中允许存在的。那么所谓"基本均分"显然就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认为相差一半也可以称作均分。
现在考察另一个问题，1615年每牛录真的是精确意义上的"300丁"？
　　

如果不采取双重标准的话，我觉得，如果认定1615年每牛录都是300，就没有理由否认1601年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也是"三百人立一牛录"？。但如果这样的话，似乎有许多问题。其一是，如果1601年编设牛录的目的就是创建规模基本相同的军事/行政单位，因此需要以300人这样一个定制来将它划一。假设如此，那"半个牛录"的设置就相当不符合逻辑。以通常的理解，之所以会出现"半牛录"的现象，是因为在以氏族、地方为基准编设牛录的时候，因为其人丁实在太少，远远达不到整个牛录的标准，不得不以半个牛录冠之。但如果1601年时就已经是清点全国丁口，将其平均分配成300丁一牛录，就无法解释为何不补足"半牛录"而听其存在。假如是因为所有人丁都已经清点编设完毕，后来者无从补齐，不得不以半个牛录的形式存在，这还勉强可以理解，但1601可是第一次设立牛录，不存在人丁已经编完的情况，为何仍然出现"半牛录"呢？
　　

按照史料，至少有两个"半牛录"是1601年起就已经存在了的。其一是镶白三6，由常书之弟布哈图任额真。常书（及其弟杨书）可是最早来投努尔哈赤的人物，如果设牛录之原意是将人口整齐划一，为何不将其编为一个整牛录呢？其二是镶黄三10，由王吉努任额真。其人1583即来投奔，按《杂档》47号，"将我族中人等及领来壮丁编为半个录"。可见初编牛录之时，其原意本来就仍是把同族同源之人尽量凑在一起，宁缺勿滥。常书等族人极少，虽然其人是资格最老的大臣，但也不予补足人口，仅按来源编为半个牛录。显然不能机械理解为牛录就是300人，半牛录就是150人。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确实有将一些杂乱人丁分编入某些牛录，使其相差不致太过悬殊。但使得每牛录人口严格均等，显然并非编设牛录之本意。那么，这个300丁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通志》对此的记载："国初定，每壮丁三百名编一佐领。又定，每佐领编壮丁二百名。"
　　

李之驳文认为300丁就是指每牛录严格300丁，因此对200丁也同理推之，认为入关前每牛录就是200丁，相差不远。但果真如此么？我们来考察一下蒙古牛录的情况。
　　

天聪九年成立八旗蒙古之后，所有的旗内蒙古牛录在编制上理论与满洲牛录一律看齐（之前则不然，后有详述），因此八旗蒙古理论上也应是200丁一牛录。幸运的是，《通志》等史料对蒙古牛录成立情况的记载较为详细，因此我们得以一窥其编成之原则。《通志》中履见某牛录"人丁足额"，分为一佐领的记载，显然这里表示，一旦人口到达某个规定的限额，牛录就能够被允许分编为二。另有常见的记载是，原本是半牛录的，一旦"人丁足额"，便编为整牛录。
　　

王钟翰先生对此进行了考察，注意到《通志》中有记载曰："人丁满百，因编为一整佐领"，因此认为八旗蒙古牛录编成的最低条件是达到100丁（参《清史杂考》），应该说不无道理。因为确实从各种记录来看，编成整牛录时是千方百计要凑成百丁的。甚至到了康熙年间，为了编成镶红头1牛录，特地从别的3个牛录中各抽33丁以凑100之数。如果八旗蒙古丁数凡是满百就能编为一整牛录，那么显然八旗满洲同样如此，我之前已经引过，如天聪八年就曾将虎尔哈100丁分给叶臣为专管牛录（按此即满洲镶红二1牛录），则显然丁数满百也应是编成一个满洲整牛录的标准，不到100的则只能作为半牛录了。
　　

大胆推测，如果人丁100是编为整牛录的标准，那么"人丁足额"，得以分出一个新佐领的标准是否就是200丁呢？因为显然只有到200丁以上的牛录，才能够满足分为两个牛录的最低限度。而《通志》所言"每佐领编壮丁二百名"云云，显然是指一个整牛录存在的上限，一旦超过此限，"人丁足额"，则新分出一牛录。


考皇太极后期所编成之蒙古牛录，几乎都是100－200丁之间，如正白左9，是149丁。正白左11，是52丁（半个牛录）。镶白左2，是103丁。等等。如果200丁确是一个整牛录之理论上限，那么显然每牛录平均是必定低于200丁的。退一步，就算我之前的推想不确，那么明显所谓一佐领200丁也不可能是实指领有200壮丁。
　　

有人提出，人数偏少的牛录完全可以通过用新归附之降人补充的方法来填补其不足额。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而且事实上后金确实时常如此。但是，这岂不是刚好证明，在这些新降附之人填补之前，各个牛录存在着普遍的缺额现象？叶赫有近一万兵，1619年被征服后除了编成十余个新牛录之外（按《通志》大约有15个天命朝叶赫牛录，扣去之前主动来投的，大约叶赫降服后只编成了11，12个牛录左右），大部分人丁被分开散隶于八旗各个牛录之内。新编的牛录只有3千余人，则剩下的6，7千人都用于补旧牛录之不足。试问如果1615年每个牛录都是满员300丁，再加补充岂不是要超出300的编制？
　　

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发布了着名的"计丁授田"令（《老档》p219）。此令究竟针对哪些对象，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也存在不少分歧。但对开头部分是没有意见的。努尔哈赤命令说，辽东，海州地方拨出共三十万垧之田（一垧六亩），分配给驻扎之满洲各男丁，每男丁分得六垧之田。由此可见，满洲之丁大约不过是5万之数。虽然努尔哈赤也接着说如果不够如何如何，但也不会超出太多，不然一丁六垧之标准就太不合理了。而此前，《老档》又明言此年八旗共有231牛录（p170，李文把"甲"也算成牛录，殊为不解。甲显然是指驻扎在外的甲兵），以5万余丁去除以231牛录，可见此时每牛录平均丁数也就是200余丁，大约肯定不会超过250丁。
　　

再以1621年231牛录计，到1629年大约算作250牛录，若都是300丁满员，则试问其多出的20个牛录，近6000丁从何而来？自征服叶赫，统一女真大部后，已经没有如此可观的满洲新丁来源。显然，从吞并叶赫之后，新增牛录的主要原因就是老牛录因为"人丁滋生"而分出新牛录。而更显然，每分出一个新牛录，就会把满洲牛录平均丁数往下拉一次。那么容易推算，到天聪初年每牛录平均丁数至多也就是200出头一点。李文说皇太极定三丁抽一60甲是1641年所以不能为据，但如果60甲是1/3，其实满丁不过180而已。若说皇太极初年一牛录还有近300，在12年间更有大量新丁补充的情况下竟然锐减到180，不免太不可信，也就不能令人理解究竟为何在人丁锐减的情况下还要分出如此众多的新牛录。
　　

《聪五年档》记载出兵大凌河时，每牛录编甲60，40出征，20留守。若以三丁抽一计，则已经和1641类似。可见即使天聪年间情况，也大约不过每牛录200多丁而已。此事在说到"甲"的含义的时候会另外详细说。
　　

最后，以顺治五年的情况加以推算，八旗满洲有丁55330，入关前牛录318个，入关后至顺治五年又新增牛录3.5个（《事例》卷1111），平均每牛录有男丁172人。以此观之，入关前也未必有200满额。
　　

八旗蒙古的情况比较难算，因为丁数28785中还包含了八旗察哈尔。如果大概估计察哈尔为8千人（后详），那么八旗蒙古约2万丁。入关前有牛录119.5个，至顺治五年又新增5个，则大概平均每牛录有男丁160人，仅供参考。
　　

八旗汉军的情况更加难以计算，因为很大一部分是入关后编立的，编丁情况又有不同，无法统一比较。故不计。但不管如何，显然每牛录300也好，200也好，都是一个名义上的编制，个人认为是满额标准，而不可能是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