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同盟会美女运炸弹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一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二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有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商人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九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回报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姑娘家革命像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出生入死，随时都有不测之事发生，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而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作者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三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守真照相馆”，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暗杀团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汪精卫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里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去。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北边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升级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甘水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8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四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是个赶大车的车夫，他的老婆三天没有回家了，估计是跟人跑了，他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蹲在桥上。
　　

这个车夫隐约看见有人在甘水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二人非常紧张，生怕已有人在暗中窥伺，于是用日语对话商讨对策，决定喻培伦先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我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果然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为了一举成功，暗杀团制作的那个大炸弹本有四十磅之重，报上说如果爆炸，会端掉大半个北京城;而且各报还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庆亲王、肃亲王和载洵、载涛几个人身上，官方和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松了一口气，擦把冷汗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这时候，同盟会的老会员白逾桓匆匆来到守真照相馆，催促他们快快逃走，因为侦察机关已全部出动，不可能不怀疑到这里。关于会露馅的明显疑点，他说：“哪有归国留学生开照相馆谋生的?只骗得了你们自己，骗不了别人!”
　　

汪精卫和黄复生正在踌躇，这时，警方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什刹海炸弹案的案犯，已经处死。暗杀团一边庆幸警察愚蠢，一边又为这个无辜者感到心情沉痛。他们放下心来留京继续干了。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四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以及案犯以被捕处决，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五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个人的一个亲生女儿大大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洋魔女”的川岛芳子。
　　

审理顺利得很。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领导人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结果每次都成了辩论，各讲各的理。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六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被逮口占》四绝句，全组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堪称爱情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在狱中苦熬时光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只要有人保释，政治犯可立即释放。刚刚从家乡东山再起、满心长远盘算的袁世凯主动做了头号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的保释人。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七
　　

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无法慷慨淋漓写到底，原因众所周知：抗战中，汪精卫、陈璧君叛国投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目睹日军的强大、中国国内各军事势力的不团结和抗战代价的惨重，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思想逐渐倾向所谓“和平救国”。在和日方暗中接触商谈多次后，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占区，与日本合作，发起“和平运动”，以实现“曲线救国”。
　　

这个决定之后的汪精卫，在中国人眼里，就再也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英雄义士汪精卫了。他的一生，大英雄与大汉奸，如此判然划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家眷和部下飞离民国战时陪都重庆，抵达昆明;19日，汪精卫等飞抵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投向了日本。
　　

“艳电”以向***中央和蒋介石提“建议”的方式行文，电文中说：“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国出逃让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颜面扫地，他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派出特务潜入河内，要赶在汪精卫与日方实质合作前将其击毙。结果因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临时与汪精卫调换了卧室，汪精卫逃出生天，曾仲鸣身中特务暗杀团十余枪而死。
　　

1940年3月20日，和日本方面达成合作的汪精卫宣布“还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在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就出现了东北的溥仪伪满洲国和东南的汪精卫南京伪政府这两个主要傀儡政权。
　　

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汪精卫投日，变成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这极大打击了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并给了卖国贼以莫大鼓舞。汪精卫叛国后，抗战中掀起了一股投日附逆的逆流，南京伪政府的军队迅速膨胀，最盛时达到一百多万，在抗战中起了极坏作用。
　　

汪精卫这个名字，从“如雷贯耳”变成了“臭名昭著”。抗战期间，在浙江、重庆等多个地方，民众仿效跪在杭州西湖岳庙前的秦桧夫妇像，为汪精卫和陈璧君也塑了跪像。
　　

一代英雄，沦至千夫所指。“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体内，流淌的还是当年的热血吗?
　　

知道自己受到万众唾骂，并考虑到后世声誉，汪精卫在多个场合潸然泪下。他此前私下说过的一席话可算他的自辩：“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汪精卫的健康日益恶化，日本派出最优秀医生为他诊治也无力回天。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治病;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情加剧，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死去。两天后，在陈璧君和日本军官的护送下，他的遗体专机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梅花山，以表示他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死在抗战胜利之前的汪精卫逃脱了审判。日本投降之后，他的墓地被蒋介石炸毁，而他的遗孀陈璧君则被送上了法庭。
　　

1946年4月16日，毕生仰慕、支持汪精卫的陈璧君被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陈璧君在法庭上依然咄咄逼人，将对她和汪精卫的指控全部否认。接到判决书时，她还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59年6月17日，六十八岁的陈璧君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