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李闻血案”凶手 解放后露馅被判死刑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知名学者、诗人、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特务暗杀。这一血案激起了举国上下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愤怒声讨。然而，刽子手在***反动派的庇护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四处躲藏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全力追查“李闻血案”的凶手，主凶之一的蔡云旗，解放后从云南潜回原籍江苏盐城妄图偷生。可天网恢恢，他还是没有逃得过人民的审判，于1957年被公安部门抓获,次年4月26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蔡云旗死刑并予以执行。


臭名昭著的“李、闻血案”主凶之一：蔡云旗　　


1958年的判决书显示：蔡云旗，男，42岁，反动军官身份，住盐城县南洋区蔡尖乡。1937年参加***，1946年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与谍报队长陈国华同谋实施对李公朴、闻一多的暗杀行动。


酒后狂言，掀开当年血案迷雾　
　

1957年初的一天，盐城一家小饭店，已是深夜时分，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个男子在一起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一位40多岁的白脸汉子喝得高兴，突然一把拉住同桌一位年轻男子，要求和他再喝两杯。年轻男子满脸不高兴，立即摆手说不能再喝，太晚了，自己要回家了。白脸汉子很是不悦，说：“你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你可知道我是谁？说出来吓死你！十多年前我就杀过人，还是两个！不信，你可以到昆明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咱那时候的威风。”说完后他自知失言，忙不停地打哈哈表示自己喝多了。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加上当时正处镇压反革命特殊时期，在座的有两个人暗暗记下白脸汉子的话。不久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就接到了相关举报。就此，靠做点小生意掩盖过往血债的蔡云旗就此浮出水面，经过缜密侦查，1957年4月，公安部门将他缉拿归案。
　　

在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档案中，记者看到了蔡云旗案的完整卷宗，卷宗内的材料多已发黄，案卷材料记录于各种小纸头之上。
　　

当年的判决书载明，蔡云旗，男，42岁，反动军官身份，富农出身，住盐城县南洋区蔡尖乡。1937年参加***，1938年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1941年任国军少校团副、游击大队长、联络参谋。1946年任云南省昆明预备第二师谍报组长时，与谍报队长陈国华同谋实施杀害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
　　

1949年被遣散后，蔡云旗潜回家乡盐城。解放后，他一直做做小生意，时而向人吹嘘自己当年打仗杀人的事，其中就提到昆明之事，经群众举报，被公安部门抓获。


判决书还原特务实施暗杀经过　　


史料记载，***于1946年7月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对***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发动内战，赞成***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多次呼吁结束***的一党专政，因此被***特务列入黑名单。
　　

盐城市中院当年的判决书上还原了***反动派制造“李闻血案”的经过。
　　

当时蔡云旗为杀害李公朴小组组长，1946年7月11日，他率领特务进行跟踪监视，并与陈国华等密议布置暗杀。同日下午，李公朴被特务汤士亮等枪杀。
　　
7月15日，李公朴追悼大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蔡云旗率领尚福海、肖天保等混入闻一多主持的追悼李公朴大会会场，侦察闻一多之行动。闻一多在会上痛斥***当局阴谋杀害李公朴的卑鄙行径。当他察觉蔡文旗等特务混在会场中进行监视时，大骂这些狗特务后要他们“站出来”。
　　

追悼会散场后闻一多又举行记者招待会。下午5时，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和他的儿子闻立鹤一同步行回家。当父子俩走到西仓坝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时，早已埋伏此地的特务在蔡云旗指挥下开枪击中闻一多。西南联大学生闻枪声赶来，将闻一多父子送进医院，闻一多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其子闻立鹤幸免于难。


一审判刑10年引轩然大波
最终发回重审，被改判死刑　　


1957年7月2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蔡云旗有期徒刑十年。当时主要是从收集的证据来看，蔡云旗在此案中并非主犯。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后，各地群众反响强烈，大多认为判刑太轻。甚至有人就此事写信给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志，强烈要求重审该案。
　　

1957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江苏省高院，望该院即就此案判决加以审查。1958年1月6日，江苏省高院撤销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该案的刑事判决，发回重审。
　　

记者在档案中找到这份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华日报、大公报转来陈可生、徐进福、孙鸣光、张继增等20余干部群众来信并经本院调卷审查发现，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7月2日判决的被告人蔡云旗为反革命杀人一案，在认定罪责上和量刑上均有不妥之处，据此，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第2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江苏省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57年7月2日（57）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1958年2月22日,经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由时任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胥大可亲自审理，和人民陪审员李超、赵学德一起组成合议庭，由检察员颜秀出庭执行检察职务，辩护律师为盐城县法律顾问处副主任杨铁华。判决书最后的结果醒目写着：“蔡犯于1946年7月在云南昆明担任***特务机关组织的暗杀李、闻等人行动小组组长。对谋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人案件上，与匪稽查处长王子明、谍报队长陈国华，共同计议，预谋实施，且在杀害李、闻二人过程中，蔡云旗又系直接行动中的领导者之一，实属罪大恶极。”
　　

1958年4月26日，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蔡云旗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蔡云旗案”卷宗
成为重要司法文物　　


1958年4月26日，蔡云旗被枪决，新华社当即进行了报道，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慨叹李闻二人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蔡云旗案作为盐城市审判史上具有全国影响的要案之一，该案卷宗已成为盐城市中级法院最珍贵的审判档案载入新中国司法史册。
　

　■延伸阅读
　　

血案细节
特务都是背后打黑枪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外出，10时许回家路经青云街学院坡，被保密局昆明站特别行动组特工用美制无声手枪击伤，子弹由后腰射入于腹部穿出，因失血过多于次日凌晨5时逝世，临终时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
　　

7月15日上午，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下午，又往《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与长子闻立鹤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坝宿舍，距家门不远处，被尾随而来的第二组特工用美式冲锋枪扫射，身中八弹当场殉难。
　　

血案影响
让更多人认清***真面目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毛 泽 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各界人士均电唁李﹑闻家属，延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均举行追悼大会，严厉谴责***的暴行。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教授，美国﹑加拿大两千多新教牧师等，都发出严重抗议。李﹑闻血案使更多的人认清了***的真面目，从而积极投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伟大斗争。
　　

凶犯下场
众特务解放后相继落网　　


多份史料记载，1946年7月参加暗杀李公朴、闻一多行动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包括蔡云旗在内，解放后纷纷落网，受到人民的审判——
　　

（1）《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云南解放后将特务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云四犯逮捕归案……查该犯等杀害民主人士，罪大恶极，全国人民无不愤恨，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将袁炳南、崔宝山、吴传云、兰亚民四犯判处极刑，于1951年4月14日下午3时将上列四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凶首，匪帮特务熊福广就擒，供认暗杀系奉霍揆彰命令执行》
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凶首熊福广，已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归案。该犯供认暗杀李、闻系直接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之命令执行。熊匪当时任伪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长，行凶后曾受到蒋介石匪首奖励……（《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
　　

（3）《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主犯王匪子明在成都伏法》
在昆明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主犯、***特务分子王子明已在成都市伏法。（《人民日报》1951年3月21日）
　　

（4）《杀害李公朴的主凶赵凤祥伏法》
杀害李公朴先生的主凶赵凤祥在长沙市伏法。


国共两党八十年代的秘密谈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给台湾***当局以巨大冲击。对此，***主席蒋经国也感受到了，并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里一直关注着两岸统一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暖风频吹：武力对抗在两岸悄然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人们发现，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湾”的口号正悄悄地从新闻媒体中消失。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再次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就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段答记者问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开场合没有使用传统的“解放台湾”的提法，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纠正“左”的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来面对历史，客观评价与***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了贯彻全会对台政策变化的新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新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以结束两岸持续30年的军事对抗；两岸通航、通邮和发展两岸贸易的“三通”思想；对台湾当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等。1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井廉议长时，详细地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再三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愿意同台湾展开各方面的来往，结束目前这种隔绝状态。”

　　
1981年9月30日，中国***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由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希望***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面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当局也悄悄更改了对大陆的方针。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惟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并要求***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为最高指导原则。这次大会显示***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蒋经国并多次宣称“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藉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随着中国***人和平统一台湾思想的逐渐成熟，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被代之而起的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台湾的务实政策所代替。与此同时，***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和岛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结束了30年军事对抗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


神秘来客：走到台前的蒋经国原机要秘书

　　
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了北京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到了蒋介石故居和祖宗坟墓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还受到了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叶剑英同他探讨了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并要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随后，邓颖超也接见了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熟知蒋经国的态度，在回话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尽管蒋经国坚持“偏安拒和”的政策，但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举行国共和谈的愿望：认为现在“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果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果被台湾以后的政治变局所证实。

　　
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又一次默许沈诚成为其探听大陆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此时的沈诚只是肩负着了解大陆对台的政策、动态的使命。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能共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台北消息：蒋经国同意对等谈判

　　
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3月14日，杨尚昆接见沈诚时询问蒋经国对“国是建议备忘录”的反应。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略约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对此，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在这次会谈中，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对中国***。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1)中央层次；(2)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慧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


　　
沈诚对杨尚昆提出的和谈原则很满意，当晚便通过香港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

　　
箭已上弦：中共高层发给蒋经国的一封密信

　　
尽管蒋经国同意两党谈判，但他对中国***仍抱有极强的戒心。蒋经国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我们曾与中共有过多次和谈，得到了惨重的教训，所以1949年以后绝不再与中共和谈。”***拒绝和平统一谈判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他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大陆大，台湾小，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当局，中共主导谈判，谈判的结果将是台湾被中共统一掉。因此，蒋经国及***内不少人都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在答复同意两党谈判的同时表示“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立即将此消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邓小平的回答，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两党谈判。密函内容如下：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

　　
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并向沈诚表示“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动作。”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世纪之憾：国共和谈的正式代表即将派出

　　
1987年9月，沈诚又一次赴台北，探视久病不愈的蒋经国。病榻之上，蒋经国告诫沈诚：“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沈诚乘机建议蒋经国给中共方面捎个信，然后再作具体规划。蒋经国摇手拒绝：“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并向沈诚透露自己正在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就在***方面的国共和谈正式代表即将派出之时，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恶化，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这个子承父业的台岛政治强人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两岸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设想也因此未实现。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峡两岸统一的伟业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把深深的遗憾留在了这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