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三国：诸葛亮的战略失误

首先,我们充分肯定诸葛亮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楷模，是个人品质高尚，为蜀汉鞠躬尽瘁一生的极品男人。现在之所以谈他的战略失误，主要源自于成王败寇之说，虽然北方的曹魏实在过于强大，但是，蜀汉却亡国在东吴之前，不能不说，蜀汉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战略安排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国家整体军事进取的态势不够坚决和明朗


1、应制定隆中对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战略主攻方向和配合方向的战术目标

荆州失误，说明诸葛亮的隆中对只有战略规划而没有实施方案，刘备和诸葛没有在众将中明确隆中对的具体实施方案，起码是没有明确哪个方向是主攻方向，哪个方向是配合方向，从汉中方向主攻是没有侧翼危险的，一方面羌军是一直积极响应骚扰中原的，另一方面就是有马超的影响力。荆州的治所江陵两面对外，守则无虞，攻则勉强，作为佯攻方向，可以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


而统领荆州的关羽是不二人选，在当时的条件下，魏延没有资历，赵云缺乏大帅风范，张飞有因酒失徐州的前车之鉴。关羽的威名实在是没得说，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颜良的首级，堪称三国名将之首，且作为北方人的关羽对水军作战熟悉之快是别的刘备军将领所缺乏的。不夸张的说，就关羽镇守荆州，如果不主动出击的话，曹魏和东吴都不敢觊觎江陵。留下关羽镇守荆州本身就是隆中对战略的人员部署方案。


从荆州之失，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完全没有向关羽明确：荆州军和汉中军的主次之分，至于荆州军何时出击，出击到什么程度，和汉中军在时间上怎么配合，荆州军出击时，要不要东吴军联动，联动到什么程度就更没有具体的规划了，那么关羽的失误也就无法避免。实际军事进程是，公元218年刘备攻汉中，219年正月黄忠斩杀夏侯渊，曹操三月进临汉中，刘备五月攻取汉中，声势大振，曹操五月退回长安，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还师成都，封关羽前将军，关羽七月出兵，这时孙权在合肥进攻张辽，八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在刘备退军，没有进攻长安的情况下，关羽助攻的目的就已经超额完成了，这时撤军，不但让东吴的吕蒙不敢轻举妄动，也会牵制曹魏很大的军事力量，为刘备从汉中再度出兵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就因为没有明确主攻方向，导致关羽好大喜功，不能把握进军的节奏和时机，从而致使蜀汉丧失大好局面。


那么正确的战略必然是要等刘备兵出汉中，攻打长安，荆州这边再出兵，而且是以东吴江夏方向的吕蒙也出兵，并为主力，关羽为辅助，合肥方向孙权同时进逼。可见战争规划是多么的重要。


现代战例：二战德军闪击打败法军，佯攻英军，佯攻北非，主攻苏军，德国输在政治上，赢在军事战略上。蜀汉赢在政治上，输在军事战略上。


2、应积极应对刘备讨吴


荆州丢失不完全是关羽和蜀汉大意，实在是东吴君臣过于奸诈小人，说实话，就是曹操都没有想到东吴会如此下作，在盟友背后插一刀。这时候还严守隆重对中的蜀**东吴结盟的理念就太刻板了，而实际上，三国后期，东吴的实际表现一直就是在结盟和配合军事行动上不停地摇摆，反而让曹魏觉得蜀汉北伐决心最大，曹魏也一直把蜀汉当作头号大敌，军事部署和名将安排都优先照顾蜀汉方向，这个后果应该是诸葛很不愿意看到的。


关羽之死，荆州丢失，这么大的耻辱没有军事表示，举国上下是无法交待的，这对士气和蜀汉的颜面保护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一点，诸葛表现的太教条，太僵硬，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有点缺乏人性了。


既然，刘备军在前期刚取西川的时候和东吴就有过荆州之争，且双方形成过军事对峙，现在关羽之死，丢失荆州，那么东吴政治上的“卑鄙无耻”已经表露无遗，双方其实就已经结下死梁，诸葛就应该在细节和策略上调整隆中对的实现步骤，在刘备举国复仇东征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诸葛亮就不应该再眼看着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军事力量出现这么大的损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带也反对东征的赵云随同刘备一同东征，留马超和魏延镇守汉中，邓芝、蒋琬、费祎等人留守成都，在东征初期取得声势不小的初步胜利后，当酷暑来临时，放弃丛林平原，稳固在永安和白帝城一线，进入僵持，携前期的胜利声势和东吴谈判，惩治反叛的糜芳、傅士仁以及范江、张达等人，这时，吕蒙已死，双方的面子都可以照顾过来，如果谈判失败，来年调整部署再伐东吴，可以采取黄权的方案，即水路并进，同时邀请曹魏一同进兵，战术目的是挽回蜀汉的颜面，报关羽被杀之仇，战略目的当然还是要联合东吴，至少表面上要做到东吴惧怕蜀汉，以达到东吴轻易不敢来骚扰边境，然后才能全力保障从汉中进剿曹魏，和曹魏论天下的时候，也不需要指望东吴帮忙，东吴鼠辈们能不拉后腿就不错了。


当然，邀请曹魏进军是策略上的说法，因为蜀汉是延续汉朝正统的，与篡汉的曹魏在法理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军事行动上可以暗示双方同灭东吴的意向，至于侥幸能灭吴，之后双方再火拼，并不影响蜀**曹魏最后实现大一统的大政方针，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发现蜀汉是纠结于大汉的法理，与曹魏一直是不共戴天的。


3、没有将政治军事中心前移，应将蜀汉的国都迁移至汉中。


诸葛亮带领三军在前线拼杀，而后方以刘禅、黄皓、阎宇、谯周、李严等为代表的朝廷君主、重臣、内臣不但醉生梦死，享乐人生，还不时的大放撅词，胡说八道，干扰北伐，诸葛死后，蒋琬、费祎等接班人出现畏难情绪，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导致后期的姜维北伐独木难支，缺乏朝廷有力支持。


如将首都从大平原的成都迁至前线重镇汉中，在诸葛的监督下，压缩后宫人员，精简政府机构，必能将蜀汉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前方，无疑将极大的鼓舞前方部队的士气，朝廷上下明确了与曹魏之间必然决战的趋势，必然强化了朝廷北伐的紧迫感。这个迁都战略可以让蜀汉朝廷上下明白，北伐是大家的事，国家的事，而不仅仅只是诸葛亮和姜维等少数人的事情。从而形成同仇敌忾的氛围。


现实的战略典型：抗战胜利后，如果蒋花生米将首都从陪都重庆迁至北平，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北移，即便是***政府***的无可救要，也会出现毛主席预测的结果，全面胜利至少需要5到8年，南京的大员们忙着***，自然对全面内战应付差事。


二、没有充分发挥刘禅帝王的政治优势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应赋予刘禅军事统帅职能，发挥帝王带头作用


曹操、曹丕、刘备、孙策、孙权都是文武双全，直接带兵上阵打仗的统帅，孙权还要象孙策一样往一线冲，常被属下劝阻。作为君主或者主公，亲临前线，对士气的鼓舞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君主不怕牺牲，士兵们自然勇往直前。另外，帝王之子，上前线建功立业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曹操之子曹彰，孙家子弟上前线的最多，而如果让宗室子弟待在大后方，不是像曹植一样成天饮酒作乐，要不就像夏侯懋和曹休那样成为纨绔子弟。


固然刘禅能力欠缺，但亲临前线城池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还可以让身边的佞臣长点见识，少说些不靠谱的话，君主长期在大后方，不接触前线将领和士兵，必然造成君主弄不清实际状况，甚至使帝王沉醉于后宫淫乐，从而最终导致君臣离心离德，行为南辕北辙。诸葛亮应该让刘禅坐镇汉中，让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上战场历练。姜维后期刘禅一大群儿子，只有一个血性汉子北地王刘谌，竟然豪无用武之地，只能悲壮的杀妻弑子，追溯前缘，诸葛难辞其咎。


三、没有充分调动文官和武将的战争积极性


1、应积极合理使用魏延的战术素养
这里就不讨论第一次出祁山，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袭了，只讨论魏延和杨仪的矛盾处理，失误太明显。魏延作为蜀汉仅有的几个有谋略的、可以独当一面的，而且有坚定北伐信念的武将，没有好好使用，反而最终沦为叛将被杀的下场，甚为可惜。魏延与杨仪早就不和，应及早调开一人，以调开魏延最佳，应让其带一万人在天水、南安等三郡活动，与汉中呼应，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魏延灵活机动的战术素养，又可以积极调动陇西一带羌王势力参与中原军事行动，起到牵制长安曹魏守军力量的作用。


2、应调整前线将帅的文武搭配
诸葛作为文官指挥一线军事，无疑过于谨慎，缺乏武将的战术素养，仗打起来，难免刻板，无法出奇制胜，而冷兵器时代，武将与普通士兵的天生亲近感也是文官所不能弥补的。汉朝的周亚夫，岳飞的岳家军，明朝的戚家军，将领和士兵们一块摸爬滚打可以造就一支象私家军队一样的钢铁部队。文官同武将在先天上就有人格上的敌视，做的再好的也难免有隔阂。诸葛亮的两个继任人蒋琬、费祎更是将文官的保守发挥到极致。马超的骑兵部队可以打得曹操的王牌步兵屁滚尿流，却很难想象蒋琬、费祎骑马带领士兵们冲杀。
当然诸葛亮走了文官统帅的极端，马超走了武将统帅的极端。我们看千年的中国战史，文官统帅守城卓越，武将统帅野战进攻能力超群，文如陆逊，明朝的大学士孙承宗、袁崇焕守辽锦，武如项羽、孙策。不幸的是，诸葛亮发动的却是进攻的战争。


前方：魏延配费祎前出到陇右，姜维配马谡，王平配蒋琬，吴懿配邓芝，后方：李严配杨仪搞后勤供应。普通文官如果连马都不会骑的，就分批送到汉中学骑射。当然了，至于李严这个王八羔子，作为刘备托孤的第二重臣，诸葛让他来镇守汉中，他竟然都不来，实在是应该让杨仪这个是非壳子去折腾一下李严，看看谁比谁更骚。


岳飞被杀的原因不可回避淮西战役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杀，一直是国人议论的千古话题。


在国人所了解到的关于岳飞被杀的历史是，民族英雄岳飞大举北伐，一直打到开封附近，并且取得了“朱仙镇大捷”，消灭了金国主力；而宋高宗和秦桧在这关键的时候，用12道金牌把岳飞召回，然后为了讨好金国，把岳飞杀死。这一说法成就了岳飞伟大的民族英雄形象，宋高宗和秦桧成了历史上投降卖国的典型代表。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多数故事和资料都回避了在岳飞北伐回来之后的一次重大战役---淮西战役，这次战役才是岳飞被杀的最主要原因。


1139年底，金国主战派完颜宗弼（金兀术）杀了金国的主和派，向南宋发动进攻；面对连连攻城破池的金兀术，宋高宗慌忙调动军队组织防御，在严令刘琦死守顺昌的同时，调动张俊、韩世忠、岳飞前来支援；韩世忠和张俊守城还可以，来支援刘琦必然会与金军发生野战，对他们的野战能力宋高宗完全没底；岳飞的军队中有南宋仅有的一支3万人的骑兵，这是南宋最倚重的野战力量，所以宋高宗望眼欲穿的等待着岳飞前来参战；没想到岳飞并没有按照皇帝的圣旨前来顺昌参战，而是开向北方。好在刘錡的顽强抵抗，使金兀术止步于顺昌城下。在金兀术的主力猛攻顺昌的时候，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出尽风头，连克颍昌、蔡州、陈州、郑州等地；并且于1140年7月的郾城之战中打败了金国的1万5000骑兵。虽然这次战役的规模和影响不像岳珂所述那么重大，更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直接出发就可以“直捣黄龙”；但在长期的对金战争中鲜有在野战中打败金军骑兵的记录，这次战役对宋军的信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这时候宋高宗急忙把岳飞召回，这是一个引起后人许多争论的事件。很多人认为宋高宗是怕把二圣迎回后影响到自己的帝位，这完全是无知的想法。当时宋徽宗早已死亡，即使不死也早已退位，不可能争帝位；至于宋钦宗，本来就不是德高望重名声好，被国人怀念的贤王，并且没有任何军事将领是他的死党，即使回来，如何能够与恢复国土的现任皇帝相争呢？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对于当时的胜利宋高宗也很清醒：金军虽然败于顺昌，但其只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并且由于不利于骑兵作战的雨季到来造成金军退回而已，主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假如金军的主力回撤并集结起来，在北方平原开战的话，岳飞并没有胜算，或者说单靠岳飞一支军队要打败整个金国，可能性不大；但要宋高宗把另外几支军队全部调上去，后方就空虚了，宋高宗绝对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下严令将岳飞召回。这次岳飞虽然没有按圣旨前来顺昌参战，但他在中原连下数城，并且取得了在平原打败金军骑兵的经验，所以宋高宗对岳飞还是给予了封赏。
结果在这次战役的几个月后的1140年底，金兀术又带领金军大举南下攻宋；金兀术能够在几个月后就帅主力南下，说明他的军队主力在郾城之战中并没有遭到重创。


有了上次战役的经验，宋高宗心里似乎有了一点底，他计划了一个在有利与宋军作战的淮西地区围歼金兀术的淮西战役。他向军队悬赏：有擒获兀术者，赏银10万两，加官3级；他在令刘錡、张俊和杨沂中正面对抗金兀术，韩世忠侧击，同时连下圣旨要求岳飞迅速占领庐州，截断金兀术的退路，对金军主力实行合围；但岳飞还是没有按照宋高宗的圣旨要求，足足拖了10多天才发兵，并且行军缓慢，还没赶到，战斗已经开始，首战，宋军于1141年2月18日在拓皋打败了金军，由于岳飞没有及时到位堵截后路，金兀术得以逃出安然向北撤退，而宋将杨沂中和张俊的主力部将王德在追击时在濠州遭到金兀术的伏击，宋军数万人的追击部队被歼灭，淮西战役结束。


这次皇帝精心安排的围歼金兀术的计划因岳飞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而破灭，同时南宋的经济已经无法再维持庞大的战争开销，宋高宗不得不委屈求和。假如这次战役能够将金军的主力围歼，宋高宗还会低三下四的给金国纳岁币吗？那时候再提直捣黄龙才是现实的。也许岳飞按计划参加战役也不一定能达到围歼金兀术的目的，但由于作为这次战役主力的岳家军不到位，战役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宋高宗就把一切罪过怪在他的头上，不被杀才怪呢。


在当时违抗圣旨本来就是死罪，何况手握重兵的将领；但为什么宋高宗没有马上以违抗圣旨的罪名杀岳飞呢？这是因为宋高宗要与金朝谈判，留着岳飞也是他手中的一个筹码，另外为了怕岳飞在军中时直接采取行动会引发兵变，所以先以升官的方式把他调离军队，但考虑到岳飞在军中的影响力，又对岳飞军中的将领进行分化，拉拢岳家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王贵来镇住军队，并把张宪和岳云关押，才敢对岳飞采取行动；如果以他违抗圣旨，却又与此前皇帝对他的升官和封赏行为相矛盾，所以才出现了“莫须有”这个名词。


岳飞是民族英雄，这是没有争议的。假如没有淮西战役，岳飞被杀那的确是冤案；但由于淮西之战，岳飞希望直接北进击败金国，而皇帝希望在南方消灭了金军主力后再北进，由于与皇帝的作战思路不合而被杀，仍然改变不了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事实，但岳飞的形象就没有那么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