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刻尔克到长崎——英军军医麦卡锡的炼狱之旅

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他的著作《神曲·炼狱篇》里，把炼狱描述成一个有喜有乐、比较接近人间的地方，介于地狱和天堂之间，共分七层。那些生前有罪，但又不足以打入地狱的魂灵将在这里接受各种考验，最后升入天堂。在欧洲文化中，往往用“炼狱的考验”来形容一个人历经磨难并最后取得成功。

英国皇家空军（RAF）军医官艾丹·麦卡锡（Aidan MacCarthy）就是一个从“炼狱”中重生的硬汉。在敦刻尔克(Dunkirk) 他曾经幸运地从德军眼皮子底下逃脱，后来在远东作战时被日本人俘虏。随后三年中辗转于数个战俘营，受尽无数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最终在长崎的核轰炸中幸存下来，熬到了日本投降的日子。可以说他是一个传奇，一个伴随着勇气与磨难，顽强求生的传奇。

欧战风云

1914年，麦卡锡出生在爱尔兰（Ireland）的科克郡（County Cork）。1938年，他从科克医学院毕业，因为在当地的职业协会没有关系，无法在爱尔兰谋职，不得不辗转于威尔士和伦敦，在一座兵营的诊疗所中做了一名医师。感叹于自己的经历，麦卡锡想加入军队成为一名军医。这时，他偶然遇到已成为医生的两位校友，三个人于是聚坐在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的花园里，讨论起英国军队里军医职业的利弊。没想到这场讨论竟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先在西区酒吧（West End bar）聊到打烊关门，最后在椰子林夜总会（Coconut Grove nightclub）才结束讨论。正是在那里，三个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决定麦卡锡是参加皇家空军，还是去皇家海军：由一名侍者抛硬币来决定，代表皇家空军的一面朝上。因此，麦卡锡成了一名空军军医。

当德国在1939 年9月挑起战争的时候，军医少尉麦卡锡和他所在的皇家空军部队正在乘船前往法国北部的途中。他们装备的飞机包括木制螺旋桨的霍克飓风（Hawker Hurricane）战斗机和老式的格罗斯特角斗士（Gloster Gladiator）双翼战斗机，以及布伦海姆（Blenheim）和莱桑德（Lysander）轰炸机。他们在“静坐战争”的等待中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八个月时光，直到1940年5月，德军向比利时和荷兰发起攻击。

由于德国装甲部队出其不意地穿过阿登山区，战局急转直下，英法联军不得不匆忙后撤。麦卡锡跟随着15 辆军车向亚眠（Amiens）撤退, 一路上不断遭到德国战斗机的扫射以及Ju87斯图卡（Stukas）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斯图卡那惊心动魄的尖啸声令麦卡锡终生难忘。为了避免被后面追击的德军装甲部队所截断，车队不得不转向布洛涅（Boulogne）。拥挤的难民阻碍了车队的行进。麦卡锡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些无辜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敌人的飞机无情地摧残，有时甚至是被直接炸成碎片。

当他们快到达加来（Calais）时， 接到了尽快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命令。敌人的狂轰滥炸仍在继续, 而德国坦克部队离麦卡锡的队伍已经不到两公里了。他的医疗队得到了步枪，并被告知要挖掘散兵坑，以应对德军随时可能的包围。盟军此时的指挥相当混乱，很多军官找不到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找不到军官。麦卡锡亲自前往敦刻尔克市区寻找指挥部，并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他看见整个城镇都在燃烧，数以万计的法国和英国士兵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徘徊在茫然和无助当中。

到了第三天，食物和水开始短缺，士兵们的士气也非常低落。麦卡锡和他的医疗小组与其他部队一起，设法挤上了一条正准备从码头迅速离开的渡轮。大家正在为搭上逃离德军魔爪的末班车感到庆幸时，一枚德国鱼雷击中了船身, 爆炸的冲击波将许多人直接抛上天空，当时便造成船上的许多人伤亡，这时渡轮刚刚开出码头一公里。麦卡锡和他的同事把桌子固定在地板上作为手术台，将餐厅作为一间临时手术室抢救伤员。鱼雷炸出的大洞位于船身吃水线附近，船长命令所有人尽量往船的一边集中，以使有洞的另一边翘出水面。船没有继续下沉，不过此时哪怕有大的风浪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更何况德国空军的袭击随时可能把他们送到水面以下。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们缓缓地驶向英国本土。幸亏英吉利海峡并不太宽，这艘重伤的渡轮在英勇的船长创造性的指挥下竟然安全地回到了英国。

从法国撤退回来以后，麦卡锡成为皇家空军的资深军医, 并晋升少校军衔，在英格兰东部的霍宁顿（Honington）空军基地任职。1940年8月，德国空军大举空袭英国本土空军基地，造成了巨大损失以及众多的人员伤亡，他再一次投入到忙碌的医疗救治工作中。

在1941年5月的时候，麦卡锡差点在一次事故中丧命，这次事件使他刻骨铭心。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英国轰炸机在空袭德国后返航。飞机上的仪表盘发出了红色和绿色的警报，显示出起落架出现了故障，无法放下。驾驶该机的飞行员明显是个菜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慌忙当中用无线电对基地进行了紧急呼叫。消防队员迅速进入机场做好了准备，麦卡锡则冲向最近的救护车。当时的情况随着德国夜航战斗机的尾随而至变得更加紧张复杂，飞行员被告知降落时不能使用着陆指示灯，只得在黑暗中迫降。轰炸机呼啸着冲过隔离带，它的速度太快，右翼碰到地面而折断，并且机身翻了一个斤斗。驾驶舱几乎被整个压扁，紧接着机身四处都冒出了火焰，而旁边不远处就是一个炸弹堆积点。麦卡锡和救护车组乘员快速跑到燃烧的残骸旁，冒着炸弹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拖出了那些被严重烧伤的机组人员，而那位飞行员已经死了。 后来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我为飞行员经验不足而犯错并为此付出了年轻生命而非常难过。在我们清理残骸的时候，炸弹没有爆炸，我知道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他在保护我们。”

为表彰他在抢救伤员时表现出的无比勇气，麦卡锡被授予了乔治勋章(George Medal)。授勋仪式于1941年11月在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举行，英王乔治六世（King George VI）亲自出席。在授勋前夕, 麦卡锡的指挥官让他负责照顾同日被授予优异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es)的三名轰炸机飞行员。任务很明确——确保他们按时到达王宫，镇定自若，并且着装得体。在一个酒吧狂欢一夜后，麦卡锡设法找到了合适的衣服，并且按时赶到了王宫——“我们总是那么镇定”，事后他回忆说。


转战太平洋

1942年初，来自空军部的新命令下达了，麦卡锡所在的部队将被运到北非以支援自由法国军队。这支队伍包括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他们的目标是确保马耳他（Malta）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之间的潘泰莱利亚海峡（Pantelleria Channel）的畅通。他们在护航舰队的保护下乘“沃里克城堡”号（Warwick Castle）运输船起航，和护航船队脱离后将奋力冲过直布罗陀（Gibraltar）。但途中船队改变航线去了南非，在开普敦（Cape Town）度过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加入了另一支护航舰队，并被告知要全速驶往新加坡，帮助阻止日本可能对马来亚的入侵。

麦卡锡所在的船队抵达苏门达腊（Sumatra）和爪哇（Java）之间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时，日本人已经攻陷了新加坡。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转向爪哇岛的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那是荷兰在远东的殖民重镇。在那里，拆散的飓风和喷火战斗机被卸载上岸并重新组装。

在远离战线的后方，这些英国佬终于有机会舒展一下腿脚，喝点冻啤酒，他们还发现当地大多数荷兰人都会说英语。唯一的危险来自偶尔出现的离群老虎，这种苏门达腊虎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不过在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它们就顾不了这么多了。麦卡锡的一个战友在营地周围闲逛的时候就差点命丧虎口，大概是因为他进入了老虎的领地，使得这只家伙不要命地扑了上来，在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响后又一溜烟地跑开。

不久，麦卡锡所在的部队接到再次行动的命令，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苏门达腊的巨港（Palembang）。在苏门达腊岛东部，30 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的A-28哈德森（Hudson）轰炸机部署在那里。平静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日本伞兵已降落在环绕机场的密林里。当日本人开始进攻时，荷兰守军炸毁了机场的油罐，而麦卡锡则带上受伤的同伴撤进了巽他海峡附近的丛林里。这里没有路标，只有许多猴子、老虎、鳄鱼陪伴着他们，周围四处蔓延的火焰、飘扬的黑烟和熊熊燃烧的储油罐都使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他们搞到了三条荷兰航空公司（KLM）的小渡轮，渡过海峡回到了爪哇岛。此时岛上有超过10000名盟军士兵，但武器匮乏，很多人还缺少武器的操作经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份广播里号召岛上部队尽可能久的坚守，后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不过日本人是不会给丘吉尔面子的。1942年3月1日，日军从四个不同地点登陆爪哇，荷兰和美国人的抵抗微乎其微。美国守军包括一个来自德克萨斯（Texas）的野战炮兵营，还有一些幸存的船员，他们的船只被日本飞机炸沉了。麦卡锡和他的人再次慌忙地撤进了山里。弹药差不多已经耗尽，最要命的是没有食物和饮水，痢疾和疟疾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但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他回忆道：“我们对能逃离这里已经不报任何希望。日本人在这里有绝对的优势，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撤退时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带上，只能摘点野果充饥。有人在咒骂，说为什么我们要跑到远隔家乡这么远的地方来受罪。不过我脑子里想的却是被敌人俘虏后会发生什么。第五天，当太阳爬上蔚蓝天空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后方和侧翼。很快他们就包围了我们，双方没有一个人开枪，这一切似乎比现实更像一个梦。”


战俘营噩梦

1942年3月中旬，大约4000名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俘开始了他们穿越高山和平原的行军。在热带的炽热阳光下，他们像牲口一样被塞进火车厢里，前往一座由以前荷兰人所建的机场改造成的战俘营。一开始都是一线作战部队的日军作为看守，他们作风严明，给麦卡锡留下最深印象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俘没有明显的敌视和仇恨。但是，很快这些一线日军就被那些更野蛮残忍的看守所取代。从这些新来的日军身上，麦卡锡很快感受到了亚洲文化当中“脸面”和“丢脸”的内涵，而且这种“脸面”观念甚至已经渐渐影响到能决定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打个比方，战俘营的长官想要发泄他的怒气，他会给旁边的士官两巴掌，然后士官会转身打离他最近的下士，接着下士会踢旁边的一个普通日本士兵，而这个普通日本士兵会去欺负朝鲜籍士兵，最后这个朝鲜士兵会惩罚到战俘头上。这个体系正好诠释了这种等级森严的“脸面”观念。


现在，麦卡锡和他的同伴们的任务是分成小组在战俘营旁边的机场跑道上除草。一段日子后，日本人命令战俘中的机组人员站好队，对他们进行一项关于盟军飞行训练的详细问卷调查。一个老资格的英国空军军官故意抵制调查的完成，日本人便把他拖进看守室一顿暴打。之后，集合的铃声响起，这个遍体鳞伤的人在前排示众后，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被行刑队枪决。大家都知道这是更残酷的事情即将降临的前兆。

众目睽睽之下，一个盟军战俘被日军斩首示众。麦卡锡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悲惨的战俘营生活。

一天，麦卡锡和其他三名战俘像往常一样在机场苦干。正好一架日本轻型轰炸机停在他们工作的区域附近等待加油。那个日本飞行员看起来要比一般日本人高大，此时正站在旁边抽烟。这架飞机看起来很像英国的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使得一个曾是该型飞机驾驶员的战俘突发奇想。他建议他们四人合力把日本飞行员放倒，然后驾机逃往澳大利亚。正当他们想要实行这个计划时，那个日军飞行员突然转过身来面向他们，娴熟地从枪套中拔出他的左轮手枪，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说道：“别妄想了”。显然他会英语，而且早就知道了战俘们的计划。接着，他爬上飞机飘然而去，剩下这几个目瞪口呆的人站在那儿猜测——这肯定是一个在美国生长，然后返回日本参军的日裔。

不久以后，战俘们又被赶上火车，经过16小时的颠簸来到爪哇岛东部的泗水（Soerabaja）。在那里，麦卡锡度过了几个月时光。一次，他教一个日本看守的宠物猴子行英式军礼，那个看守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叫上另外六个人把他打翻在地，一直打到他失去知觉才允许他的同伴抬走。

战俘营的食物供应非常糟糕，主要是充满充满各种杂质的肮脏大米，有时是变质发霉的甘薯。米粒里面爬满了象鼻虫，煮饭时这些“小朋友”便漂浮在汤水里，接着它们被煮烂形成一种“蛆汤”——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蛋白质。这种食物里令人做呕的臭味使得他们随时都尽力改善食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狐蝠、蝙蝠、蛇、蜥蜴或老鼠，都被吃掉或是制成肉干备用。在最后的日子里，还有人吃皮带、皮鞋等皮革制品。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印尼土著士兵。麦卡锡曾怀疑过他们对同盟国的忠诚度，但这种怀疑在他看见一个土著士兵因为造反而被当众惩罚后烟消云散。这个印尼士兵被打得很惨，头上有很多伤口。然后，日本人把他脖子以下的身体埋起来，只剩下脑袋露在外面，任凭烈日和蚊虫的摧残。麦卡锡看着他慢慢死去却什么也做不了。三天以后，这个印尼人才最终死掉。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天都充满着巨大的痛苦与不幸。有人被痢疾折磨得奄奄一息，大小便失禁，却没有一点药品。在照看一个垂死的空军人员的过程中，麦卡锡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希望他在死亡时仍能在信仰中找到力量。他后来回忆说：“我能记得我年幼时那些朝拜仪式，我们村的牧师，还有我作为孩童侍者站在神坛前的情景”。他再次感谢上帝，是信仰的力量让他能熬过那段地狱般的日子。

有一次，为了帮助照顾一名同伴，麦卡锡没有对看守敬礼。那个看守嚎叫着冲过来，并高高举起了枪托。慌忙之间，麦卡锡用混杂的日语、英语和马来语试图解释，但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日本人击中了他的右肘，将他关节处的骨头击得粉碎。对他右肘的救治是由一个日本的医科学生在没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手术过程中他痛得昏死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那个“屠夫”正对他得意地挥舞着镊子。

由于药物匮乏导致战俘们现在的状况已经非常危险，各种疾病在肆虐——肺结核、贫血、恶性肿瘤、肾病，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痢疾。很多人都是慢慢地、痛苦地走向死亡，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又一次搬迁开始了，这次只限于少数人。他们坐上货车，门闩被紧紧关上。22小时的旅程中，恐惧和不安一直袭扰着他们。麦卡锡心里不停地叨念着：“上帝啊，让我们赶快熬过这无边的黑暗吧”。祈祷没有灵验，又有几个同伴死于途中。他们的尸体在酷热的环境中很快开始腐烂。

新的战俘营位于爪哇岛的万隆（Bandung,），比起以前的营地情况要好一些，但这儿麻风病和疟疾流行。不过，通过一样东西，麦卡锡看见了转机，那就是酒精。他以前在爱尔兰叔叔家后院劳作的时候，就学会了从蔬菜和水果中提取酒精。现在原料可以在周围轻易找到——烂甘薯、稻米、香蕉。把这些东西切成片，放入糖、发酵粉和一些当地的豆类，加水搅拌后放置大约10天时间。然后，通过简易的工具进行萃取，最后得到的提取物竟然达到了差不多90％的酒精含量，对人有很好的麻醉效果。麦卡锡把这些提取物分装在瓶子中，制成了一种“土威士忌”。他用这种自制酒从看守那里换取一些急需的药品。

在万隆的这个战俘营里允许进行一些表演、比赛和讨论，这有点像欧洲的风格。6个月后他们又开始移动，被赶进火车和货车，搬进了位于巴达维亚的一座由以前荷兰军营改成的战俘营。这里有着恐怖的名声，营地的日本指挥官叫嚣说：“这是一个严格的地方，我们也会很严格地对待你们！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任何想要逃跑的人都将被处死！”

一天，战俘营的大门打开后，进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荷兰人，大约有250人。这些人步履蹒跚，肮脏不堪，士气低落且十分虚弱。更令人恐怖的是他们绝大部分是瞎子。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的人肩上，一个一个连成一长串，最前面是还保持有视力的同伴。长期缺乏维生素是造成他们失明的罪魁祸首。这个营地有差不多10000名战俘，他们继续忍受着酷热潮湿、蚊虫叮咬、繁重劳作、营养不良、疾病流行等诸般苦难，而日本看守的拳打脚踢早就成了家常便饭。

海上磨难

几个月以后，巴达维亚战俘营的住客们又被分开，连同麦卡锡在内的大约1200名英、美、荷兰人到了丹戎布鲁港（Tan Jon Priok），搭上一艘货船。战俘们呆在甲板下面的货舱里，这里的空间非常拥挤，空气污浊，腹泻流行。沿途倒毙或是不能动弹的人，到了晚上就会被直接扔进海里。每当空袭警报或反潜警报响起，船都会剧烈摇晃。他们在这阴暗和充满蒸汽的环境中还得担心随时可能有一颗炸弹或鱼雷破船而入。当船队经过台湾海峡（Formosa Strait）时，遇到了美国轰炸机的袭击。当行驶到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的时候，所有护航的驱逐舰都被击沉了。旅程的最后一晚上，日本海岸线上的亮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看守和船员们喝得烂醉如泥，战俘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能够活着穿过那危机四伏的海洋，这是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的事。麦卡锡和他的同伴们不停地唱啊，觉得至少目前他们是安全的。他回忆说：“我们唱着那些战时流行歌曲，像维拉·林恩（Vera Lynn）的歌”。在入睡之前，他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与你同在》（“I'll Be With You In”）。之后，一颗鱼雷击中了他们的船。看来只要双脚不踏上陆地，他们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

鱼雷直接命中船的龙骨位置，船上所有灯光都熄灭了，船身开始下沉。麦卡锡抓到一件救生衣，并奋力爬到了甲板上。船尾越翘越高，船的沉没已无法挽回。当船身都沉下海面的时候，麦卡锡跳进了海里，而且感到他会被旋涡卷进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万幸的是，我没有被卷下海。后来我意识到我不会死了。感谢上帝，他再次拯救了我，并给了我坚持生存下去的勇气”。他拼命抓住周围的漂浮物，哭喊声到处都是，还能听见从燃烧的船体上蹦出的碎片击中人体的声音。“过了很久，周围的火光渐渐暗下来，这场惨剧才慢慢落幕”。

破晓的时候，麦卡锡能看清楚周围漂浮的尸体，其中有很多是菲律宾女人和儿童，他们是旁边那艘货轮上的难民，那艘船昨晚也被鱼雷击沉了。他永远记得一个小孩的脸，眼睛无助地睁着，嘴巴还保持着呼救的口形。

海水的温度还算合适，尽管如此，漂浮的人群布满了海面，长期的浸泡使他们的皮肤发白起皱。他们希望有人来营救，就算是日本人的救助也行。“我们就像一些毫无生气的行尸走肉一样漂浮在海面上，随着海水上下浮动，有时伴随着一两声绝望的呼喊”。12个小时以后，有20名遇难者被一艘日本驱逐舰救起，其中包括麦卡锡。不要指望那些日本水手有多人道，他们都是粗暴地把人从水里拖上来，扔在甲板上。一些仍有呼吸，但已不省人事的人便会被扔回海里，消失在一片泛着血色的海水中。那些没有被救上船的幸存者则向附近30多公里以外的济州岛（Cheju Do Islands）游去。一艘路过的小渔船见证了整个过程，并目送搭载着幸存者的驱逐舰驶进了长崎港。

最后，82名幸存者站在了码头上。他们相互搀扶或拄着棒子穿过长崎市的街道。这时他们有了一丝得意的感觉，甚至在周围围观的市民嘲笑他们的窘样时也不以为然，一些澳大利亚人还做出了胜利的"V"形手势。“经历了这么多危险以后，显然我们这些人的神经已和常人不一样了。”


死里逃生

在长崎，战俘们被交给了强制劳动营，在附近山上的煤矿里工作，这个煤矿是为海港上一座修建中的航空母舰船坞提供燃料的。每天早上5时，战俘们起床站队点名，早餐是米粥。半小时后列队前往煤矿，下午5时30分回到营地。如果谁惹到了看守或是领班，会被一种竹棍打头。就寝是在晚上9时，这是他们捉虱子行动开始的时间。麦卡锡回忆说：“这真是地狱般的回忆。想一想，就算你很快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这一切还是得重来一次。”

转眼间麦卡锡已经被俘3年了，现在他们根本没有士气可言。常年的劳作，莫名其妙的挨打，人的精力早已耗尽，疲惫不堪。很多人整天一句话不说，每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活下去，有的人甚至连活下去的愿望都没有了。由于营养供应的极端匮乏，战俘们个个骨瘦如柴，一些一米八十多的人只有一百来斤重。现在是1945年的春天，就算他们能熬过这个夏天，也不可能度过下一个冬天。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否则，他们都会死。


1945年以来，美军的空袭还在不断升级。麦卡锡经过几年的耳闻目染也懂一些日语，他从朝鲜籍看守的谈话中偷听到硫磺岛（Iwo Jima）已经被美军攻陷，冲绳岛（Okinawa）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这些消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慰济，不过没什么实际意义，生活还是要面对现实。在被允许挖防空掩体之前，战俘们一直担心自己被美军的炸弹炸死。从煤矿回来后，他们挖一种深1.5米、长宽各1米、上面覆盖着水泥顶盖的掩体。

一个战俘死后，尸体会被火化，骨灰装在一个写有他的名字、所属编队和序列号的小盒子里。每两个星期战俘营会收集一次骨灰盒，集中送往长崎天主教堂的地窖。当麦卡锡在圣坛旁放置骨灰盒时，旁边会点上供奉的蜡烛。伴着蜡烛的红光，他和其他同伴都跪下，用英语和荷兰语念祷文。

现在日本人又命令战俘们挖坑，尺寸比以往的防空掩体要大得多，2米深，长宽都是6米。日本木匠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搭起了木台。为了迷惑战俘，木台看起来像一个机关枪掩体的底座，而不是为绞刑准备的木架。如果让他们知道这坑就是他们的坟墓肯定会引起骚乱。

1945年8月6日，50架美国轰炸机空袭长崎，一些炸弹落到了部分盟军战俘劳作的航母码头。接下来的几天，战俘们的任务是清理轰炸后的碎石。

8月9日，麦卡锡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能见度很好。他看见先后有两架四引擎轰炸机往南飞行，在高空中留下了8道水汽痕迹，过一会儿有一架转回来飞向长崎。他们挤进了防空掩体里，有几个战俘则没有躲起来，一直在那盯着飞机看。麦卡锡听见一个声音在喊——“飞机投下了一个带着三个小降落伞的东西！”然后，一道蓝光闪过，伴随着刺眼的镁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把混凝土建筑都能撕裂的强烈冲击波，再后来就是长久的沉寂，一种让人恐怖的安静。一个澳大利亚人伸出脑袋看了看四周，又猛地缩了回来——他的脸都吓白了。

战俘们都涌向出口，然后呆呆地站在外边。整个营地消失了，木棚屋成为了炭化的灰烬。尸体到处都是，砖砌的守卫室也塌了。现在他们能看见对面山谷的情形，以前那里是工厂和大楼，如今只剩下一片扭曲变形的钢梁。营地大门外本是三菱公司（Mitsubishi）的高大建筑，有500名年轻妇女在里面工作，麦卡锡说：“整座建筑被连根拔起，像一张地毯一样被展开，落在了300米远的地方。很多女工躺在地上跟睡着了似的，没有被烧焦，仍然穿着女式套装，好像等待着回到她们的工作岗位上”。最可怕的是天上连一丝阳光都没有了，一片灰暗，感觉到了世界末日一般。

麦卡锡和其他幸存者沿着山谷往北部丘陵地带走，沿途弥漫着人肉烧焦的气味和血腥的臭味，燃烧的房屋发出昏暗的火光。数以千计的人在盲目地四处逃亡，希望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受伤和垂死的人在痛苦地哀号，许多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再也不能站起来。这是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麦卡锡害怕当地居民会实行报复，便告诉日本人他是一个医生，能帮助伤者。他用日本人的方式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帮他们处理伤口。“我真的很难过，这就像是审判日的到来。也许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触怒了神灵才召来了如此的浩劫，但上天把我们也错误地牵连了进来”。

麦卡锡他们又被日本军警送回了他们营地原来的地方，在那里烧焦的战俘尸体仍在原地，还有一些人没死，但双目失明，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的营地搬到了山谷中央，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遇难者的尸体垒在木头上，浇上油，点一把火烧掉。

8月15日早晨，当麦卡锡醒来的时候，发现整个营地的日本人都失踪了。两小时后，看守们穿着他们最好的制服出现，指挥官更是身着礼服，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营地的喇叭响起了激昂的音乐，接下来是天皇的讲话，他用低沉的声音宣布——日本投降了。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军官，麦卡锡也是战俘营里的领导人物之一。他召集了盟军各国战俘的主要领导人开了个会，决定马上面见日本指挥官。他们拉响了所有战俘集合的铃声，希望他们配合行动。然后，麦卡锡用激动的声音把日本投降的重要消息告诉了大家。“我们哭喊着，相互拥抱，双膝跪地感谢上天”。

麦卡锡接受了日本指挥官的军刀，把他请进了一间单人的守卫室以保护他的安全。有些战俘情绪激昂，要把日本军官立刻绞死。实际上，战俘们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美国正规军还没在日本本土登陆，在这里还是由日本人管理着。麦卡锡发布了每日安全公告，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任何盟军人员都不准踏出战俘营，也不准酗酒。第二天，一些美国军人空降到长崎，他们在战俘营的周围绘出指示空投的标志。很快，食品、药物、衣服都被投放下来。很多盟军幸存者发现很难相信一切苦难都结束了。他们经历了无数的殴打、杀戮、饥饿、病痛，以及近在咫尺的大毁灭，这一切竟然都是现实，而不是一场梦魇。


劫后余音

在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和任务报告后，这些昔日的战俘们坐船到了马尼拉（Manila），然后登上了一艘美国运兵船。麦卡锡觉得很可惜，因为没有英国船送他们。不久他将得到补偿——他们向东航行到夏威夷（Hawaii）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用五天时间坐火车横穿加拿大，最后如愿坐上“玛丽王后”号（Queen Mary）客轮回到了英国。

麦卡锡战后继续在英国皇家空军中服役，直到以准将军衔退役。他和他的妻子凯思琳（Kathleen）住在英格兰的诺斯伍德（Northwood），此外在西科克（West Cork）的班图海湾（Bantry Bay）还有一幢避暑的房子。

麦卡锡一般很少对别人谈起他参加过二次大战。回忆起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对日本人却并没有多大仇恨。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与西方大相径庭，使得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离经叛道。关押期间，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其自传《一个医生的战争》（A Doctor's War）当中有这样的描述：“长期的严酷考验结束了，那些光辉的岁月也远去了。即使带着不情愿，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

“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态度。长期以来我都是一天一天地过，庆幸自己在战争中能幸存下来，现在终于可以做一个长远的规划。直到如今我都非常感谢上帝，也感谢那些为我祈祷的人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周围事物有了新的理解——去爱我的妻子和孩子，呼吸自由的空气，欣赏一棵被科克的落日余辉所沐浴的大树，品尝美酒，看着孩子们长大，在喜欢的小河中钓鱼，看着破晓的阳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艾丹·麦卡锡于1995年10月11日在诺斯伍德的家中逝世，享年81岁，死后葬于他的家乡——爱尔兰的西科克。在弥留之际，他还喝了一点最爱的白兰地，耳边播放着一盘英国BBC电台对他采访的录音，安详地迎接死亡，就像一个经历了炼狱磨难的人踏入天堂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