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梁启超身后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今属江门）人。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1889年中举人，康有为拜门弟子。1891年就读万木草堂，跟从康宣传改良维新。1895年春赴北京会试，参加组织“公车上书”。次年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6月在北京参加戊戌变法。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成为君主立宪派首领。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夺权。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出任司法总长。反对袁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6年袁死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不久后退出政坛。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著有《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有一幢意式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其主楼为水泥外墙，墙上塑有各种花饰；瓦顶是红色的，在阳光的映衬下，泛出柔和的色彩；楼前的台阶用石头砌的。这幢小楼始建于1914年，任凭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吹刷，它依旧巍然屹立。在这幢楼房右侧，还有一幢浅灰色两层洋楼，造型精致典雅，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精心设计的，始建于1924年。这是一个书斋，被主人冠名于“饮冰室”。这两座楼房，就是梁启超的故居。

在梁启超天津故居的二层楼上，有一间书房。它的主人，就是被梁启超称为“闺中良友”的原配夫人李惠仙。

李蕙仙：“闺中良友”是贤妻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其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的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直到梁启超的祖父、父亲，才成了识文断字的秀才。等到了梁启超时，就更不得了了；他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少年得志。他5岁时就学完了“五经”；8岁时就能写千字文；11岁就中了秀才；16岁时就中了举人。如果拿梁启超与现在的少数智力超常孩子相比，恐怕他们也望尘莫及。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在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了4年以后，参加此年广东乡试，秋闱折桂，考中举人。梁启超的才华，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的注意。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国士无双”，于是便做主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祖籍贵州）许配给了梁启超。其实，这个李蕙仙也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是顺天府尹李朝仪，可以说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当年她与梁启超的婚配，应当说是“下嫁”。

两年后，即1891年，18岁的梁启超进京，与年长他4岁的李蕙仙成婚。他们在京城住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夏天，梁启超便偕妻子李蕙仙南归故里。

由于梁启超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远远不能和出身官宦家庭、自小在京城长大的李蕙仙家相比。所以，这对新婚夫妇来到广东以后，只好在梁氏家族公有的书室中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新居。当时不仅住房简陋，还有广东溽热难当的气候，更让久居北方的李蕙仙很不适应。此外，还有饮食习惯、语言交流等，也都给李蕙仙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出了难题。

但李蕙仙是个刚强、豪爽的人。她远嫁到广东来后，丝毫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因为她更看中的，是丈夫的才华和学识。当时，梁启超的生母早已去世，他有一个继母，年纪只比李蕙仙大两岁。通常说，这种婆媳关系是很尴尬、也很难处的——尤其像李蕙仙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官宦人家女儿。所以，梁启超偕妻子回家之初也有些担心。但是，让他感到欣喜的是，自己的新婚妻子非常懂礼节、尽孝道。她不仅对两位长辈细心侍奉，而且与梁家上上下下的相处都很和睦。渐渐地，梁家对这个从京城娶回来的女人非常喜爱，而且乡里乡亲们也都很羡慕梁家，认为他们是前世修德，娶了这么个温良、贤惠的媳妇。李蕙仙也在乡里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梁启超和李蕙仙结婚后没几年，正是他人生命运遭遇巨大起伏的阶段。

1895年，他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举人的“公车上书”；1897年，他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期间在湖南积极宣传变法思想；翌年6月，他奉诏回京参加维新变法，从此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但是，维新变法只维持了短短的103天，便在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打压下夭折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在劫难逃。是年9月，慈禧太后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李蕙仙扶老携幼避居澳门，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日本），这才躲过一场灭门之灾。但亦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

李蕙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她不仅时时思念远在东瀛流亡的丈夫，也为梁家的一家老小而日夜操劳，有时侯，她不免感到身心俱疲。

梁启超在离家的几个月里，也十分惦记妻子和家人，为自己把那么沉重的负担都丢给妻子而感到心中不安。那段时间，他连续给妻子写了六、七封家书。在信中，他对妻子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进行了高度的赞扬，鼓励妻子坚强地活下去。为排解妻子心中的压力，他还在信中告诉她如何读书，如何排解心中的郁闷等。他认为，自己当时所能做的唯有如此，希望用这样万种浓情凝于笔端的方法，来表达对忍辱负重的妻子真挚的爱。比如，他在一封信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来，他们夫妻二人终于在日本得以团聚。

李蕙仙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也对他有过不少的帮助，比如教梁启超说官话。梁启超自幼生活在广东，所以官话说不好，为此他曾吃过不少亏。百日维新初期，由于他的卓越才华和活跃表现就已名噪京城，希望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也闻其大名，就召见了他。可是梁启超不谙官话，他操着那一口让人难懂的广东话，实在让光绪皇帝感到难以交流。大为扫兴之下，光绪最后只赏了他一个六品衔的小官。

这件事情对梁启超的促动很大，他痛下决心要学好官话。在这方面，妻子李蕙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自幼生长在京城，自然官话说得流利，完全可以教梁启超。当李蕙仙来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虚心地请妻子教他学习官话。李蕙仙当然也清楚丈夫学好官话的重要性，便悉心教授。

那段时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无论是在书桌旁还是院子里，妻子说一句，丈夫学一句。遇到丈夫发音不准时，妻子会纠正一遍、两遍；丈夫说得流利时，妻子会微笑着伸出大拇指……就这样，夫妻二人妇说夫随，没过多久，梁启超的口语水平就有了很大长进。再接下来，他在社交场合讲话就游刃有余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共同生活了33年。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们这33年的婚姻呢？那就是“相敬如宾，恩爱有加”。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他们在做夫妻的33年中，只吵了一回架，并且梁启超为此悔恨终生。在妻子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在悲痛中对大女儿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他哀伤地说：

“顺儿啊，你妈妈得的那个怪病，我总觉得是我们那一回吵架吵出来的。如果我不惹她生气，她怎么会病呢？这么多天来，我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可是我现在实在忍不住了，我想说出来，这样或许能减轻一点儿我的罪过。”

或许幸与不幸皆为命。1924年9月13日，与梁启超患难与共的发妻李蕙仙，因患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不已，他满含情与泪，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榆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王桂荃：默默***的无名分女人

在梁启超旧居的二层楼上，还有一个小巧的房间，那是当年一个名叫王桂荃的女人的住处。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幼子梁思礼。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梁启超的侧室（小妾）王桂荃。

世人都知道，梁启超只有一位李夫人。但是这位二夫人王桂荃，却是闻所未闻。不仅如此，在梁启超自己的各种传记和年谱中，也没有任何记载。梁启超称她为“王姑娘”。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年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了两名陪嫁丫头，其中一个叫阿好；另一个叫王来喜，即王桂荃。那个阿好脾气不好，动不动就使小性子，有时候还不听使唤，所以梁家很不待见她，不久便被赶出了家门。而叫王桂荃的那个虽说年纪不大，但人很聪明、勤快，也善解人意，对梁氏夫妇的生活起居伺候得细心周到，因此深得梁氏夫妇欢心，他们甚至还把家里的事情包括财政都交给她掌管。李蕙仙与梁启超是1891年结的婚；12年后，即1903年，梁启超将王桂荃收为侧室。

既然王桂荃已经成了梁启超的女人，并且生了孩子，那他为什么不愿意让这桩婚事为外人所知呢？原来，梁启超和谭嗣同为了向封建陋习宣战，曾创立了“一夫一妻会”，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但是，李蕙仙生下的长子梁思成身体非常赢弱，家人甚至担心这个孩子能否健康长大。或许是怕有碍传后，因此梁启超才娶了王桂荃。但毕竟这桩婚事有悖于他关于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所以，梁启超和王桂荃结婚后很是低调，也从不张扬，他在家里家外也尽量讳避这件事。每逢他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提到王桂荃时，总是称“王姑娘”、“三姨”或是“来喜”。这种称呼，一直持续使用了11年。

只是在1924年，当时妻子李蕙仙患了重病，而王桂荃又怀上了小儿子思礼，很快就要分娩，梁启超才在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此对王桂荃用了“小妾”的称呼。

虽然王桂荃在梁家没有名分，但她依然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地操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梁启超一共有9个孩子，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桂荃所生。这些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李蕙仙是个比较严厉的人，当她发现孩子们淘气或是不听话时，就会大声训斥，有时候气极了还会动手打，所以孩子们都怕她。有一次，她的儿子梁思成因为贪玩，考试成绩不好，她知道后非常生气，就在一个鸡毛掸子上绑了铁丝，把小思成叫到跟前，用硬邦邦的鸡毛掸子抽他……当时，站在一旁的王桂荃简直吓坏了，她看着浑身哆嗦的小思成，非常心疼，就一把将小思成搂到怀里，使劲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正在气头上，一时收不住手，继续挥舞着鸡毛掸子打，这回每一下都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

这件事情过后，王桂荃将小思成叫到自己屋里，温和地对他说：“孩子，别怨恨你妈，她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会有出息呢？也对不起父母的养育呀！”听着王桂荃的话，小思成抹了抹眼泪，使劲地点点头。

在李蕙仙活着的时候，王桂荃还好些，毕竟家里的大事小情有李蕙仙作主，她多付出些劳累就行了。但是，在1924年李蕙仙患了重病后，她的压力就更大了，不仅要照顾病中的李蕙仙，照顾梁启超的生活起居，还要拉扯9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但王桂荃是个坚强的女人，她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切。

李蕙仙去世5年后，即1929年，梁启超也去世了，留给王桂荃9个孩子，当时最小的思礼刚刚5岁。（1926年初，梁启超因发现尿中有血，便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经诊断是肾脏肿瘤。此年3月16日，他在医院做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病灶误记，结果导致好的肾脏被切除。术后尿中继续带血，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不佳，后来已不能伏案工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以一个柔弱的女人之身，艰难地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她崇尚道德、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在艰难中将孩子们拉扯大。而且，她的这些优良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王桂荃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孩子们的尊重与爱戴。虽然她在梁家没有任何名分，但是她在孩子们心目中的份量却很重！

梁启超的9个子女，个个才华出众、道德高尚，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并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在这9个子女中，大多是从事科学工作，涌现了3位院士。其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到1968年，已经85岁高龄的王桂荃，又经受了“***”的劫难。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孤苦伶仃，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告别了这个世界。

王桂荃是幸运的，她陪伴着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改良家、国学大师梁启超走过了26年共同岁月，见证了梁启超的人生起伏、酸甜苦辣，而且也看到了孩子们事业的成功；王桂荃又是不幸的，她虽然默默***了自己的一生，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夫妻名分。不过，让她的心灵能够得以安慰的是，梁家的子女们在“文革”后，亲手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为她种下了一棵“母亲树”。他们怀着虔诚的心，为这位值得尊敬的平凡母亲立碑纪念。

何蕙珍：曾暗恋过的天涯知己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还有一名女子令他终生难忘，她就是何蕙珍。

那是1899年底，梁启超按照老师康有为的要求，去美国檀香山处理有关保皇会的事宜。期间，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在家里设宴款待梁启超。也正是这次家宴，触动了梁启超的内心，甚至还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那天，梁启超准时来到何家大院。出来迎接他的，除了那位侨商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哦，这是我女儿，名叫蕙珍。”那位侨商介绍着。梁启超看着眼前这位女子，也就20岁刚出头的样子。

“她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时就在一所学校当老师，至今快4年了。”那位侨商一边说着，一边引领梁启超朝室内走，继续说道，“因为我今天举行的家宴还有西洋人参加，蕙珍的英文很好，所以让她为你做翻译。”“哦，谢谢！”梁启超感谢主人的盛情，他也朝着何蕙珍笑了笑。

家宴开始了，何蕙珍紧挨着梁启超坐下。这时，梁启超不时地闻到身边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飘来，令他不禁有些心动。这么多年来，他除了妻子李蕙仙外，还从来没有与一个年轻女子这样近距离地接近过。席间，何蕙珍表现得非常活跃，她不仅谈吐不俗、学识广博，而且对梁启超的著述相当熟悉，这令梁启超倍感惊讶。他们两个人就像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不时地进行对话，甚至还对一些观点发表各自的看法，这让在座的都深感意外。

当家宴快结束时，何蕙珍拿出了一篇文章的原稿给梁启超看。“梁先生，您看，这是我代您和那些人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何蕙珍说。梁启超接过文稿一看，顿时吃了一惊。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那家英文报纸上连载的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然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原来，梁启超刚到美国檀香山时，曾四处奔走演说。清廷慑于他的影响，就授意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虽然想反驳，但苦于不懂英文，只好作罢。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也开始连载为自己辩护的文章，只是并未署作者的姓名。就那些文章而言，梁启超不得不佩服，不仅思维缜密，而且论说精辟。显然。那位匿名作者对自己的经历和著述相当了解。

“原来是你写的呀！”梁启超兴奋地说。“我不愿意看到先生无端被那些报纸恶意攻击，所以就未经允许代劳了，还望先生海涵。”何蕙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我还要感谢你才对呀！”

临别时，两个人似乎都有些依依不舍。“我十分敬爱梁先生的才学，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来生。就要分别了，不知先生可否赐一张照片给我？也算遂了我的心愿。”何蕙珍含情脉脉地说。看着眼前这个聪明、可爱的女子，梁启超连连点着头。

后来，梁启超果然将自己的一张照片赠与何蕙珍。而何蕙珍也投桃报李，将自己亲手织绣的两把小扇子送给了梁启超。这时的梁启超已深陷情网，不过，他还是把持住了自己的感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的一位好友曾专门来他这儿拜访，劝他娶一个懂英文的女子，认为这对他的事业会有极大的帮助。梁启超心里当然明白，好友说的是谁。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虽然我爱她，也思念她，但是我已有妻室，况且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过‘一夫一妻会’，怎么能自食其言呢？再说，我是被清廷通缉的人，我的一颗头颅被悬以十万之赏，如今连妻子都难得相见，如何再去连累另一个好女子呢？”好友听他说的至情至理，便也只好作罢。

倒是何蕙珍依然用情很深。有一天，她的英文老师宴请梁启超。席间，他们两人又相见了。当时，梁启超不敢触及敏感话题，而何蕙珍还是谈吐自如。当两人分手时，何蕙珍几乎是做了非常直接的表白：“若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如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听了何蕙珍的这番话，梁启超的心情复杂极了。他只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走开了；或许是他担心自己深陷情感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实际上，通过跟何蕙珍的接触，梁启超内心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有才华的女子。只不过理智告诉他，要把这份爱永远地埋在心底。

这期间，梁启超将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和无奈之情倾注于笔端。他先后写了24首情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是个很坦诚的人，他不愿意对自己的结发妻子隐瞒什么，就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向此时居住在日本的妻子李蕙仙说了这件事。为了不引起妻子的误会，他绞尽脑汁，反复在信中讲述自己对待何蕙珍的态度：如何告诉她自己家有贤妻，不能背弃；如何忍痛作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李蕙仙读了梁启超的信后，自然十分生气。待她稍稍冷静下来之后，便提笔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你不是个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何蕙珍，我就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果真的如你来信中所说的，那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吧，不要挂在心上，万望你保重身体要紧……”

李蕙仙此举很高明，她不动声色地就把这个球踢到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那里去了。因为她很清楚，梁启超的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娶小的。

接到妻子的回信后，梁启超顿时慌了神儿，赶紧给妻子写信，请她高抬贵手；并再三向她表白，自己对何蕙珍已经“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他还在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至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最终，梁启超以理智控制了情感。促使他结束这场苦恋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信奉自己的道德原则，不能背弃相濡以沫的贤妻李蕙仙；再就是当时国内形势急剧恶化，不容他再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了。

何蕙珍还是不愿放弃这段恋情，她后来又从美国檀香山来到北京。这时梁启超已担任民国司法总长，他只是在办公室里礼貌地招待了何蕙珍。这让何蕙珍心情无比沮丧，只好闷闷不乐地返回了檀香山。1924年李蕙仙病逝之后，何蕙珍又不远万里从檀香山赶来。她本以为这次可以和梁启超结为秦晋之好了，但仍被他婉言拒绝，这令她伤心不已。有人曾责备梁启超的这一做法，认为他连一顿饭也不留何蕙珍吃，有点薄情寡义。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任凭政治激流如何的复杂多变，无论其思想曾经历怎样的巨大转变，他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则是始终默默地站在他的背后，支持、协助他的这些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