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号”沉船宝藏之谜

2005年12月，瑞典人历经10年、耗资3000万美元重建的“哥德堡Ⅲ号”从瑞典哥德堡启航开赴中国广州，展开了一段梦想之旅。二百多年前，同样是满载希望，“哥德堡号”劈波斩浪，沿着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遥远的时空，把瑞典哥德堡和中国广州这两座港口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

1745年9月12日，满载着中国商品的“哥德堡号”，在几乎到达故乡岸边的最后一刻，触礁沉没。东方的繁华、满船的珍宝、水手的传说，一切都随着庞大的“哥德堡号”深埋海底，留给世人无限的谜团。

对于瑞典人来说，中国实在是个遥远的国家。但是，在哥德堡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人们对茶叶和瓷器的热情更是近乎虔诚。这种热情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百多年前神秘沉没的“哥德堡号”。瑞典人建立了“哥德堡号”古船博物馆，耗时10年一斧一锤地用原始手法重建“哥德堡号”。但是，一艘古代的沉船在几百年后何以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要从头说起。

“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哥德堡市

1621年6月，刚刚从丹麦手中夺走了西海岸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右手一指，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西部的哥德河畔，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被恩准建立。

相对于中国北方以“沙漠之舟”为特点的“丝绸之路”，中国南方也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通商要道以广州、徐闻以及后来泉州等地为始发港和货物集散地，它不仅通往全国各地，而且还能远及世界三大洋一些水边城镇。“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是1887年德国学者李希托芬首次提出的，自此几乎举世公认是“沙漠之舟”和“沧海之舟”共同承载了中国两千多年对外交往的厚重历史。

但是，到了16、17世纪，古老而富庶的中国却将自己封闭了。自从明朝开始颁布海禁以来，中国似乎与大海隔绝了。明世宗颁布命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于和洋人做生意的海商，要施以严刑峻法。自那时起二百年间的中国，再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雄壮船队充当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文化往来的友好大使。清王朝对于西方贸易的态度是戒备、限制、加上封关自守，整个中国的沿海只有广州黄埔古港一个口岸允许通商。

欧洲此时却恰恰相反，进入了一个充满扩张历险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在他们眼中不仅充满宝藏，而且神秘无比。惟一的出口广州更是无比的繁华，珠江上的船舶运行穿梭，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忙不息。外国商船从这里把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哥德堡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并且繁荣起来的。

从建城开始，哥德堡市就注定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最初的市政委员会由10个荷兰人、7个瑞典人和1个苏格兰人组成。哥德堡的初期定位是建设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模式的海港城市，不久后发展成为航海和商贸城市。瑞典的船队可以从哥德堡起航直驶大西洋，去往世界各地。瑞典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卡尔·冯·林奈当时曾旅行考察了整个瑞典西南部地区，做出过如下的描述：“哥德堡是瑞典王国最美丽的城镇。它几乎被垒墙、要塞和护城河所团团包围，城区被划成方阵型，街道整齐笔直，堤岸河水相映照，两岸栽种的落叶乔木，交织出荷兰城市风情。”

“哥德堡号”的老东家——瑞典东印度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到1806年的75年间，也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共派出37艘商船，完成了从瑞典哥德堡到中国广东的132次远洋航行，从“中国热”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18世纪中叶，西方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纷纷成立从事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但是这些公司都在政府的保护下进行垄断贸易，外人无从插手。那时，瑞典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有了限制皇权的宪章，商业行为得到保护，关税水平也非常低。一些英格兰和苏格兰商人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瑞典，拥有天然良港的哥德堡市立即成了这些冒险家的乐园。

苏格兰贵族克林·坎贝尔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携巨资来到哥德堡，与当地富商尼古拉斯·萨格林和亨利·雪尼一拍即合，由具有良好上层关系的雪尼出面做政府的工作，终于在1731年获得政府特许，成立了从事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协议，当局授予该公司独家与东印度地区(包括好望角以东所有国家)从事贸易的特权，每个协议执行期为15年左右。这是瑞典国王向外国投资公司签发的第一张贸易许可令。在拿到许可令的当天，坎贝尔便迫不及待地举家迁往哥德堡筹集资金、建造大型商船，其速度和效率并不亚于当今的电脑网络公司。在18世纪20年代末，瑞典的全部海运商船只有480艘，但仅仅50年之后，数量便猛增到900艘，几乎翻了一倍。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新建的商船一艘跟着一艘下水，远航东方，极大地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正成为时尚和财富的代名词。人们对任何来自东方大陆的物品都趋之若鹜，惟恐落在时尚潮流后面。上等的宴席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瓷器才够高雅，豪门名士家中一定要有中国式的摆设家具，包括园艺的风格都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瑞典东印度公司总经理戈贝尔松说：“在18世纪，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别的国家先进，当时瑞典传到欧洲的潮流就是穿戴中国服饰、用瓷器来吃饭，所以中国的商品不用担心卖不出好价钱。”原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员家属卡斯腾·史凯尔也表示：“东印度公司昌盛时期，我家有50个亲戚在东印度公司当船员，都去过中国，3人死在广东。”现在，在史凯尔家里还保留着祖先从广州带回来的家具。

为金钱而诞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自然不会放过“中国热”带来的滚滚财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从中国返回的商船货物，拍卖之后的收入高达90万旧克朗，而上交国家的关税只有区区2000克朗，海关税率只有2.2‰，难怪和中国做生意是一项需要国王特别批准的垄断性权力，它简直就是摇钱树!据称，瑞典东印度公司一条商船赚取的利润相当于当时瑞典全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带动了整个哥德堡的发展。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入股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成为显赫的身份标志。但是，老奸巨滑的坎贝尔深知，旁人的眼红会给公司招来祸害，因此他立下了一条规矩：每次商船从中国返回之后，一旦卖掉船上的货物，公司的所有账本一律烧毁，片纸不留。甚至董事会成员之间，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合伙人赚了多少钱。也正是这一招，使得后来“哥德堡号”的沉没原因变得神秘莫测、无据可查，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探知其真相。

“哥德堡号”沉没之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后来沉没在南非。181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或许它与世界上许多其他的东印度公司惟一的不同，也是哥德堡人最希望我们了解的历史就是：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向中国贩运过鸦片。

历经艰辛的中国之旅

坎贝尔深知，要实现去中国淘金的梦想，就必须拥有最坚固、最庞大、航速最快的船只。当时的瑞典在商船建造水平上堪称世界一流，无人可及，充满传奇色彩的“哥德堡号”就是其中的翘楚。

当时的瑞典，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自然经济仍然是国家的基础所在。随着18世纪初期，瑞典在对抗丹麦、波兰和俄罗斯的北方大战争中被击败，其领土大大缩小，但与此同时，大量涌入的移民给瑞典带来了各类技术娴熟的工匠、商人以及发明家，推动了整体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当时建造这样一艘大型商船无疑是项浩大的工程，通常需要18个月的工期。但这一周期往往可以缩短，因为大量的分包商、木材商驻扎在船坞周围提供服务，从木料的购买到加工，已经有组织严密的供应体系为之运转。也就是在那个年代，瑞典诞生了天才的船舶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查普曼，这一切都为“哥德堡号”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1738年，查普曼的代表作——“哥德堡号”正式下水。“哥德堡号”船体长40.9米，包括牙樯在内的总长度是58.5米，水面高度47米，18面船帆共计1900平方米，可以载运400吨货物，堪称十八世纪的超级货船。虽然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中，它不是第一艘，也不是最后一艘，但这个登峰造极之作却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骄傲。

第二年“哥德堡号”就开始了它的处女航——驶向遥远的中国，并且先后顺利地完成了两次远洋航行，带回了大量的中国货物。1743年，“哥德堡号”又开始了它的第三次远航。像往常一样，它在西班牙卸下木材、金属等本国特产，换取当地的白银。离开西班牙之后，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用3个月的时间，直奔印尼的爪哇岛。

“哥德堡号”的构造，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相当科学的。多数桅杆设在船的后部，这使船帆能最大限度地借用尾翼风来获得动力。但这种船帆系统的弱点是无法根据风向变化及时调整船帆。因此，气候和风向在远航中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整个航程中，水手们必须在不同的海域，充分利用特定的季候风让船只按照既定航线航行。因此，在大西洋航线中，“哥德堡号”要借助强劲的亚速尔季候风一路向南，而在南极洲附近则要借助西风，到达印度洋之后，强劲的南风将会把船只送到印尼群岛。从西班牙到印尼群岛，通常要经历3个月炼狱般的航行，其中绕过非洲好望角的一段航程，尤其险恶。

在连续几个月不靠岸的航行中，“哥德堡号”的各个部分都在暴风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船上储存的淡水变得腐臭发黑，木桶里长满了蛆虫，但船长和船员都不敢有半点停留，因为他们害怕遭遇海盗的袭击，船身上架满了火炮也是为了防范海盗。

长达数月甚至一两年的海上航行，没有足够的淡水是一大问题，当时很多船员以喝酒来代替喝水。船上养了一些家禽和牲口，高级船员有良好的伙食，但普通船员就没有这么幸运。瑞典东印度公司高级顾问尤兰·乌勒芒说：“货监、牧师、船长等在一起吃饭，他们用的餐具是很好的，而且随船还带着活的牲口——鸡、鸭、牛、羊，供他们享用。其他船员就吃得不好，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因为缺少维生素而掉光了牙齿。”海员们经常挤在尾部舱室里，每天伴着猪羊睡觉，内急的水手们更是要把自己悬挂到前甲板外面解决问题，以免船上粪臭冲天。

1743年8月29日，“哥德堡号”抵达印尼爪哇。根据随船牧师彼特霍尔莫兹的日记记载，由于食物和淡水严重匮乏，加上疾病的折磨，船上已有21名水手丧生，在补充淡水和食物的同时还要招募新的水手。然而，当“哥德堡号”准备从印尼出发驶往中国时，海上的风向已转向了西南风。这表明，“哥德堡号”已经错过了季候风的节拍，它不得不在爪哇岛停留了整整八个月，等候冬季刮起西北风，吹动它的船帆，将它带往冒险旅程的目的地——中国广东。

经过了单调乏味的海上跋涉，某一天的早晨，水手们终于眺望到远处的琶洲塔，他们为此欣喜若狂，因为目的地广州就在眼前。

“哥德堡号”停泊在广州黄埔古港后，水手们忙于补充淡水和食物，并且尝试广州人“饮早茶”的美妙之处。商人们马上带着他们的白银奔向黄埔直街、十三行等多处集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购回大批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这些都是欧洲人最喜欢、最流行的商品。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哥德堡号”的船舱渐渐地装满了。1744年的冬天，“哥德堡号”从广州出发，开始返回它的家乡——瑞典哥德堡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它的死亡之旅。

百年之谜——“哥德堡号”的神秘沉没

在300年前的哥德堡市，每当远航船只归来，整个城市就会像节日一般欢腾。商人们等待着财富，而航海的水手们则准备尽情享乐一番，然后醉醺醺地向旁人讲述海上的冒险故事，还有在中国的奇异经历。

1745年9月12日这天，人们一大早就等候在海岸边上，远远地追随着“哥德堡号”的身影。熟悉航道情况的领航员也已登上了“哥德堡号”，确保船只安全进港。许多小型船只开出港口，伴随在它的左右，如同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八面威风。一切都顺利得近乎完美。

然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在人们眼前出现了——在港口的入口处，“哥德堡号”莫名其妙地偏离了航线，驶进了著名的“汉尼巴丹”礁石区。刹那间，海水涌入船舱，“哥德堡号”慢慢在倾斜中下沉。附近的船只迅速赶来救援，但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在无数人惊恐的目光下，它像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带着庞大的身躯和满载的中国财富沉向海底。瑞典东印度公司应对沉船事故应当是不陌生的，况且此刻“哥德堡号”就沉没在自己的家门口。由于周围众多的船只赶来救援，船员们全部脱险，无一身亡。但是，从瑞典出发时的120名船员此刻只剩余了80个，有大约40名船员因为缺乏营养、暴风雨和原因不明的热带疾病而死在途中。

瑞典东印度公司立即抢救和打捞了船上的货物。那些打捞上来的丝绸、茶叶等被晾干处理之后马上拍卖售出。“哥德堡号”的货物中，虽然只有四分之一被抢救了出来，但所卖得的价钱，已经使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赚到了利润，连船的本钱也捞了回来。可以想象，如果能成功返航，“哥德堡号”将会带来多么巨大的财富!船上的上万斤中国茶叶，就此留在了海底。后人就此写道：“汉尼巴丹海域，从此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茶碗!”

用“阴沟里翻船”这句老话来形容古帆船“哥德堡号”恐怕是比较贴切的。它3次往返于中国与瑞典之间，地球都被绕了好几圈，竟然在离哥德堡港口900米处撞在明显的礁石上沉没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好似一个征服了喜马拉雅山的登山勇士竟然磕死在自己家门口的门槛上一样。于是，有关“哥德堡号”为何神秘触礁成了当时、也是直到如今依然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一种说法是船员自沉。也就是说，船尚在半途，船员已经把船上的货物卖给了两个买主，为了避免丑行败露和逃避法律责任，只好自沉于港口。另一种推测是公司面临倒闭和破产，为了求得破产保护，只好上演了一幕“苦肉计”。据说当时曾有司法介入，但调查了很长时间，结果还是不了了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有人情味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两年半的艰苦航行就要结束，船员们高兴之余，大肆庆祝。所以，全船上下喝醉了酒，无法正确控制大船的航线，最终导致触礁沉没。

但是，由于东印度公司销毁了所有的账本，一切的假想都无凭无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渐渐地对这些无据可查的猜测失去了兴趣。只有一些热衷于探查沉船宝藏的冒险家，会在自己的探险目标中列出“哥德堡号”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