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7万解放军被30万敌军围困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刘邓不得不暂时分开，邓小平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领导渡过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都已胜利展开，站稳了脚跟。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江南统治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战局的这种变化，***统帅部惊恐不安：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11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5省军政大权，要以“总力战”与***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而首先要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解放军。白崇禧受命之后，即组织15个整编师和3个旅的兵力，并以驻汉口战斗机、轰炸机等及海军舰艇部队作支援，于11月27日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考验大别山的关键时刻到了。

面对愈益严酷的敌情，刘邓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难以捕捉战机；而我根据地新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大别山打大仗。
基于此，刘邓决心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即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同时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第十纵队向桐柏挺进，开辟桐柏解放区；以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江汉解放区；以一纵队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五百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

在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与刘伯承分开了。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最后表示：“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12月11日，刘伯承率部向淮西转移。
　　
在敌人的轮番“进剿”下，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县城又相继被***军占领，到12月底，解放军控制的30多个县城只剩下12座，后来，连这12座也被迫放弃了。根据地被彼此分割开，刚建立的地方政权受到摧残，农民协会被迫解散，许多群众因担心敌人报复又重新躲到了山上。而地主反动势力却活动猖獗，公开逮捕、杀戮***的地方干部和解放军伤病员，威胁利诱群众。此情景正如邓小平、刘伯承写给***的报告中所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大别山的斗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不断地总结经验，为部队规定了关于大别山反“清剿”的斗争方法与策略。斗争方针是：
　　
（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
　　
（二）以必要的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亦好）。

（三）乘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有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地退却。
　　
（四）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
　　
邓小平为部队确定的斗争策略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
　　
在上述军事原则与作战方针、策略的指导下，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打击敌人。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时，他和战士们一样，经常忍受饥寒不顾疲劳，夜晚行军，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大将士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伍1.1万余人，收复了10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初步胜利，渡过了创建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对于这段为时不长但却终生难忘的岁月，40多年后，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针对***军欲集中全力弄垮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对付其他地区的打算，远在豫皖苏区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12月19日致电***，提议陈粟、陈谢两军要长期配合刘邓，直至完全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进攻。***和***完全赞同这一建议，指示粟裕等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

关键时刻，邓小平首先考虑的还是全局。当他得知中央和粟裕的意图后，立即复电表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为吸引敌人重兵于自己周围，使兄弟部队能够展开反攻，大量歼敌。大别山形势虽比较严重，但已作了准备。全局仍属对我有利。所以，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为大量歼敌，改观局面，邓小平等还于12月22日致电***，建议把自己所属的杨勇纵队留在淮北，使陈粟保持强大的野战集团。
　　
原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回忆，邓小平曾告诉他：“就是要多背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我们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极为有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军对大别山实施大举围攻的近两个月里，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内外线互相配合，积极作战，共歼敌6.9万余人。把南线敌军的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牢牢地吸引在中原战场。不仅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而且新开辟了江汉、桐柏、淮西解放区，发展和扩大了豫陕鄂和鄂皖苏解放区。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报告：“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1948年2月24日，遵照***要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区准备打大仗的指示，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部来到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刘伯承、张际春胜利会合。历时半年多的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宣告结束。
经过大别山斗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受到削弱，主体4个纵队减员很多，更新也困难，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仅剩2个旅，1个纵队剩3个旅。只有秦基伟领导的九纵队保持兴盛的旺气。

尽管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却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在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的战略进攻。他说“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