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贺龙未加入中共为何能领导南昌起义
揭秘:贺龙未加入中共为何能领导南昌起义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 泽东 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十大元帅人人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入党经历也充满着传奇。
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朱德
共和国元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是朱德。说起朱德的入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1 9 2 2年初夏,朱德经朋友介绍,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初级读物,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 产 党去了。
他到了上海,踏遍了整个市区,没有找到共 产 党的踪迹。他只好到北京去继续寻找。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 产 党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这里见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 产 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可陈独秀对他并不热情。陈独秀冷冰冰地看着朱德,不客气地说:“要参加共 产 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此献出生命。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考验和真诚的申请。”
陈独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痛苦,他决定远渡重洋去法国。1922年9月初,一心想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前往欧洲。此时朱德已36岁。
40多天之后,轮船到达法国马赛港,朱德和同伴们换车来到了巴黎,住进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个商人很年轻,也健谈。他告诉朱德,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 党的团体,闹得很火热,见朱德很感兴趣,他继续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可他已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回不来。见朱德有些失落,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说:“不过我这里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过纸条,如获至宝,就和孙炳文上了路。他们决定马上赶到柏林去找周恩来。
10月22日,他俩到达柏林。可人生地不熟,直到黄昏,才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内,找到地址上的门牌号码。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面前。“我找周恩来。”朱德回答。“我就是。”年轻人微笑着说。
朱德一愣,有点不信。因为路过上海时,他见过共 产 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他以为共 产 党的负责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来只有20多岁。
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朱德介绍过自己后,又指了指孙炳文,表达了他俩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习惯地侧着脸,仔细听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和孙炳文不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感动。他询问了朱德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后,表示愿意介绍他俩加入中国共 产 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们为候补党员。周恩来还给他们找了住处。
这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 共 产党。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关帝庙里入党“定终身”的彭德怀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入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 党 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队行至湖北玉泉山,两人闲步走进一座关帝庙。段德昌指着庙里供奉的关公像,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摇着头说:“关是过去的人,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没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惊,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德怀说得很简单:“我身为穷苦人,当然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现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彭德怀一口气说出自己的意见。
受过马列主义熏陶的段德昌显然不满足这样的回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共 产 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斗争的。共 产 党员就是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的。”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彭德怀请求段德昌介绍他加入共 产 党。一天,张匡到彭德怀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 产 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 产 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彭德怀内心很高兴,再三感谢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一天黄昏后,特委为彭德怀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两位堂兄引导下入党的林彪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育南为培养一批有志革命青年,于6月份写信给在老家浚新小学学习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动员他们到共进中学读书。此举得到了同在武汉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 产 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便到武昌草席门外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关心,并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共进中学等校学生到武昌阅马场、大东门一带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3月,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由于林彪在武汉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林彪在共进中学的表现,受到武汉党组织及两位堂哥的多次表扬。林育南、林育英认为,如再好好培养一下,林彪将来颇有前途。党组织和两位堂哥的鼓励,使林彪暗下决心:将来要像两位堂哥一样,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当时,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在附近找一个教书的职业,能照顾家里的生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 产 党人、共青团员和国 民 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设法说服了父母,遂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 产 党党员。
弃高官求真理入党的刘伯承
刘伯承是川军名将。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伤。后因心烦,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看了不少进步书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这一路,他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 产 党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 产 党的一员。
先接受党的命令后入党的贺龙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 产 党的性质和政策,贺龙茅塞顿开。
有一次,贺龙问周逸群:“我经过一番对比,还是觉得共 产 党好,我想参加共 产 党,不知行不行?我没有文化,只好口头申请。”周逸群一听连忙说:“党热烈欢迎你,不过要加入我们的党组织,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们并肩战斗。”贺龙深深地点了点头。此时,中共虽暂时还没吸收贺龙入党,但已把他当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说道:“现在,共 产 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 产 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起义军撤出南昌到达瑞金后,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着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郭沫若对教室里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要入共 产 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也很严肃。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认清文学梦无法救国后入党的陈毅
1919年10月,怀揣作家梦的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到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在这里,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陈毅,并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梦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这样的:既信仰共产主义,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不受组织的约束;凭着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的陈毅回到了重庆,他想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四川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结果。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
1922年春,陈毅任《新蜀报》主笔。此时,他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 产 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 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正式党员。
国 民 党叛变之时入党的罗荣桓
1926年夏,罗荣桓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没有被录取,他便于1926年农历十月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南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罗荣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 产 党的领导下,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县城找到共 产 党联络员修表匠老赵。经老赵介绍,罗荣桓见到了中共衡山县委和县农协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然后他又连夜邀集积极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指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反革命政变。当时湖南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向革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在紧靠南湾的攸县,一帮劣绅聚众劫狱,将在押的劣豪尽数放出。南湾地主罗凤梧、萧罗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暗杀团”,头一个就准备拿罗荣桓开刀。当时,罗荣桓恰好接到在武汉大学的彭明晶的来信,彭明晶在信中谈到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谈到共 产 党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荣桓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便决定前往武汉投入更大、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一个深夜,罗荣桓在萧庆云的护送下,从衡山搭轮船到长沙,然后转赴武汉。
罗荣桓到达时,武汉的局势已急转直下,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一度遭到鄂军反动军官夏斗寅叛军的袭击。7月15日,汪 精 卫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了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在这种严峻时刻,一些对革命艰巨性并无思想准备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被吓倒,纷纷脱离革命。但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罗荣桓却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 产 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 产 党员。陈毅等许多共 产 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 产 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 产 党和国 民 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 产 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 产 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 产 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 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从立志实业救国拐向革命的聂荣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 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
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 产 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 产 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 产 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 民 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朱德
共和国元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是朱德。说起朱德的入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1 9 2 2年初夏,朱德经朋友介绍,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初级读物,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 产 党去了。
他到了上海,踏遍了整个市区,没有找到共 产 党的踪迹。他只好到北京去继续寻找。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 产 党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这里见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 产 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可陈独秀对他并不热情。陈独秀冷冰冰地看着朱德,不客气地说:“要参加共 产 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此献出生命。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考验和真诚的申请。”
陈独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痛苦,他决定远渡重洋去法国。1922年9月初,一心想加入中国共 产 党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前往欧洲。此时朱德已36岁。
40多天之后,轮船到达法国马赛港,朱德和同伴们换车来到了巴黎,住进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个商人很年轻,也健谈。他告诉朱德,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 党的团体,闹得很火热,见朱德很感兴趣,他继续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可他已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回不来。见朱德有些失落,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说:“不过我这里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过纸条,如获至宝,就和孙炳文上了路。他们决定马上赶到柏林去找周恩来。
10月22日,他俩到达柏林。可人生地不熟,直到黄昏,才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内,找到地址上的门牌号码。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面前。“我找周恩来。”朱德回答。“我就是。”年轻人微笑着说。
朱德一愣,有点不信。因为路过上海时,他见过共 产 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他以为共 产 党的负责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来只有20多岁。
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朱德介绍过自己后,又指了指孙炳文,表达了他俩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习惯地侧着脸,仔细听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和孙炳文不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感动。他询问了朱德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后,表示愿意介绍他俩加入中国共 产 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们为候补党员。周恩来还给他们找了住处。
这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 共 产党。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关帝庙里入党“定终身”的彭德怀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入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 党 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队行至湖北玉泉山,两人闲步走进一座关帝庙。段德昌指着庙里供奉的关公像,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摇着头说:“关是过去的人,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没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惊,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德怀说得很简单:“我身为穷苦人,当然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现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彭德怀一口气说出自己的意见。
受过马列主义熏陶的段德昌显然不满足这样的回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共 产 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斗争的。共 产 党员就是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的。”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彭德怀请求段德昌介绍他加入共 产 党。一天,张匡到彭德怀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 产 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 产 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彭德怀内心很高兴,再三感谢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一天黄昏后,特委为彭德怀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两位堂兄引导下入党的林彪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育南为培养一批有志革命青年,于6月份写信给在老家浚新小学学习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动员他们到共进中学读书。此举得到了同在武汉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 产 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便到武昌草席门外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关心,并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共进中学等校学生到武昌阅马场、大东门一带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3月,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由于林彪在武汉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林彪在共进中学的表现,受到武汉党组织及两位堂哥的多次表扬。林育南、林育英认为,如再好好培养一下,林彪将来颇有前途。党组织和两位堂哥的鼓励,使林彪暗下决心:将来要像两位堂哥一样,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当时,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在附近找一个教书的职业,能照顾家里的生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 产 党人、共青团员和国 民 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设法说服了父母,遂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 产 党党员。
弃高官求真理入党的刘伯承
刘伯承是川军名将。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伤。后因心烦,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看了不少进步书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这一路,他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 产 党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 产 党的一员。
先接受党的命令后入党的贺龙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 产 党的性质和政策,贺龙茅塞顿开。
有一次,贺龙问周逸群:“我经过一番对比,还是觉得共 产 党好,我想参加共 产 党,不知行不行?我没有文化,只好口头申请。”周逸群一听连忙说:“党热烈欢迎你,不过要加入我们的党组织,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们并肩战斗。”贺龙深深地点了点头。此时,中共虽暂时还没吸收贺龙入党,但已把他当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说道:“现在,共 产 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 产 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起义军撤出南昌到达瑞金后,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着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郭沫若对教室里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要入共 产 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也很严肃。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认清文学梦无法救国后入党的陈毅
1919年10月,怀揣作家梦的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到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在这里,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陈毅,并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梦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这样的:既信仰共产主义,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不受组织的约束;凭着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的陈毅回到了重庆,他想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四川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结果。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
1922年春,陈毅任《新蜀报》主笔。此时,他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 产 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 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正式党员。
国 民 党叛变之时入党的罗荣桓
1926年夏,罗荣桓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没有被录取,他便于1926年农历十月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南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罗荣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 产 党的领导下,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县城找到共 产 党联络员修表匠老赵。经老赵介绍,罗荣桓见到了中共衡山县委和县农协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然后他又连夜邀集积极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指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反革命政变。当时湖南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向革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在紧靠南湾的攸县,一帮劣绅聚众劫狱,将在押的劣豪尽数放出。南湾地主罗凤梧、萧罗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暗杀团”,头一个就准备拿罗荣桓开刀。当时,罗荣桓恰好接到在武汉大学的彭明晶的来信,彭明晶在信中谈到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谈到共 产 党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荣桓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便决定前往武汉投入更大、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一个深夜,罗荣桓在萧庆云的护送下,从衡山搭轮船到长沙,然后转赴武汉。
罗荣桓到达时,武汉的局势已急转直下,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一度遭到鄂军反动军官夏斗寅叛军的袭击。7月15日,汪 精 卫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了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在这种严峻时刻,一些对革命艰巨性并无思想准备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被吓倒,纷纷脱离革命。但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罗荣桓却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 产 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 产 党员。陈毅等许多共 产 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 产 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 产 党和国 民 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 产 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 产 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 产 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 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从立志实业救国拐向革命的聂荣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 产 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
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 产 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 产 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 产 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 民 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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