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官兵平等


红军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革命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许多红军战士参加红军，不为能混口饭吃，也不为当了兵可以耀武扬威，只因为被这样的意义***着。

有一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到营地附近散步，看到许多小战士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他就主动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鸟叫，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大树上站着一群乌鸦。他不由心中一动，立刻对周围的战士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让大家饱餐一顿吧！”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他们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脸；有的是不愿在总参谋长面前卖弄武艺。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调皮的警卫员，跟刘伯承开玩笑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了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神枪打乌鸦’吧！”

“好蔼—”

“欢迎——”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还不停地欢呼着：“参谋长，来一个！”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回答说：

“你们还给我来个‘将军’？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

说着，他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手枪，看也不看，也不用瞄准，手一举，“啪”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落下来，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抖动。树上的乌鸦“轰”的一声，全都吓得飞走了。

“好枪法！”

“好！真是神枪手！”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欢呼称赞。那位警卫员却依然半信半疑地说：“树上那么多乌鸦，不是撞到一只的吧？”其他战士听了，都默不做声地看着刘伯承，怕他生气。

但刘伯承听了毫不动怒，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吧，不妨再考考，看到底及格不？就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就跑到炊事班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叫他用力朝天上扔，能扔多高就扔多高，他立刻明白了，用最大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

鸡蛋飞向天空，越飞越高，看上去就像一粒黄豆。此时，刘伯承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

战士们都连声叫好，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

战士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虚地说：“什么神枪手，业精于勤嘛！不说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战士们讲习枪法，没过多久，红军队伍中让他训练出一大批神枪手。

红军这种官兵平等，其乐融融的军队气氛，不仅得到红军战士们的一致好评，使许多人都愿意来当红军，连敌人也十分羡慕这种关系呢。

长征后期，包座战役取得胜利时，曾经抓了几百个俘虏。红军对待俘虏从来都是很宽松的，讲过道理后，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放路费让回家。

当时，几百个俘虏兵中，有三成是想回家的，红军领导们就把他们编成了两个连，准备依照他们各自家乡的远近，发放路费。

趁着等候的时间，几位红军领导，到俘虏的队伍里去谈话，了解情况。俘虏们可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士兵说，他们原来的十九路军战败时，死伤很严重，许多营、连级的干部都战死了，只有一个被俘虏的。

团长和副团长见大势已去，都跳河自尽了。

红军领导接着问：“为什么跳河？”

士兵说蒋介石宣传的红军很可怕，动不动就要杀人，俘虏更是不要想着活下来，还要受折磨。

“那现在怎么样？受了什么折磨？”

“没有啊！给饭吃，还给钱回家。”士兵低下头：“我劝团长别跳的……”又一个士兵站出来：“蒋介石不相信我们十九路军，在***那里，每天都有人监视着我们。”

“是啊，红军这里挺好的，长官没有架子。”

这时，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吃饱了饭，挤在一起聊天打闹。见红军领导来了，都围了上来。抢着说：

“我要当红军！我不回家了！”

“我给你当勤务兵，我以前就是勤务兵。”

“你待人真好啊，整天笑笑的。不像我们长官，那么凶。”

……

“好，都留下。”红军领导微笑着回答。

这时一个领导拉住一个孩子的手，问他：“红军好不好？”

“好。”

“为什么好？哪里好呢？”

“红军不打人。”

“还有什么好？”

“官兵平等。”

“还有？”

“官兵都是吃一样饭，穿一样衣服，我们长官要吃小灶的。”孩子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其他孩子都跟着点头。

“还有吗？”

“还有教我们读书。”

“还有？”

“好玩儿。”孩子歪着头，顽皮地笑了笑。

领导也笑了笑，这还是一群真正的孩子呀。

最终，要走的人中，又有一半留下来当红军了，毕竟这里官兵平等，亲如一家，也不用受“长官”的气了。

为人亲切，替战士们考虑，平易近人，这是红军将领们普遍具有的品质。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这种品质的突出代表。

长征中，正是这种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的官兵关系，才让红军战士互相帮助，最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二十七章 长征中的外国人


李德：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李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

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国***的顾问，在中国***和红军中工作、生活了长达七年之久。

他是德国人。1929年，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应博古等人的邀请，1933年9月底，李德来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当时，中国***刚刚起步，他的到来从理论和经验上占足了优势，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他十分信任，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但李德的指挥是完全脱离中国红军的实际的，长征初期，他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作战接连失利，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引起许多红军将领的不满。

但他没有接受意见，看清形势，而是一意孤行地按照错误的方向前进。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指挥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曾经企图分裂红军。此时，已经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的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反对红军内部的分裂，保护了***在党中央的地位。

从这一点上看，李德是吸取了教训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李德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成为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之一。

李德对中国红军的作用很大，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曾经参与了长征，是长征中不容忽视的外国人。

洪水：越籍军人“洪水猛兽”

一九二四年，洪水追随胡志明从越南来到中国。

一九二七年，他秘密地加入中国***。不久，又加入红军队伍。从此投身中国革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光彩人生。

他是唯一一个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少将)的外国人。

作为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秀才”，洪水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工作中，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

在起草《工农剧社章程》时，洪水因拥护***的正确路线，没有完全贯彻“左”倾错误领导的指示，被开除了党籍，并被勒令留在江西苏区。

长征开始后，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下，洪水加入了红军长征的队伍，并实际上担任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部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跟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继续长征。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左路军第二次过草地后，在艰苦作战中，接连遭受重大挫折。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

凭着***人和红军特有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洪水第三次翻越雪山，穿过草地，独自向党中央所在地奔去。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初到达了陕北。

抗战胜利后，胡志明主席要求洪水回到越南，参加越南的抗法战争，并授予了他越南少将军衔。

一九五零年，洪水再次回到中国工作。并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他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个外籍军人。

毕士悌：来自东方国家的战友

毕士悌，原名金勋，朝鲜人。他是在一九一九年，参与了汉城反日起义后来到中国。一九二五年，他考上了黄埔军校，并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国***，任叶挺独立团三营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

一九三四年十月，毕士悌随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出发，开始长征，次年二月，他担任军委干部团的参谋长。同年四月底，在红军准备抢渡金沙江时，毕士悌带军委干部团，奇袭并占领了金沙江上的皎平渡，保护整个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受到***的嘉奖。

一九三五年九月，毕士悌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的参谋长，之后便率领部队参与了直罗镇大捷。但这位战士在立下多次功勋（xūn）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红军离开陕北进行东征的战斗中，指挥强渡黄河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八岁。

武亭：响当当的炮兵团长

武亭也是朝鲜人，他作为的炮兵指挥官权威，人所共知。

一九二三年三月，武亭从朝鲜来到中国，并于一九二四年考入保定讲武堂炮兵科学习。次年，武亭加入了中国***。

一九三四年十月，武亭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由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为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在长征中，武亭率领的***直属的炮兵部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担负起了火力支援的重要任务。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武亭先是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四师参谋，后调到红军大学任特科营营长兼炮兵科教官。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军第一支炮兵团成立，武亭担任团长。

他对红军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的重要功臣。

勃沙特：长征中的传教士

勃沙特在十岁的时候，听了一位从中国返回的英国传教士的介绍后，开始向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中国“克己复礼”的传统准则。

一九二二年，勃沙特受所在教会的派遣，前往中国，来到贵州的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相遇，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当时，被***层层包围的红六军团，在山中迷了路，几个红军战士正好“抓”到了勃沙特夫妇。勃沙特帮助迷路的红军找到了出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的。听说这位英国传教士要求随红军长征的队伍走，战士们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接受了。

一天，勃沙特被红六军团团长萧克请去，要求他帮助翻译一张红军缴获的法文版贵州地图。

勃沙特既会法文也懂中文，就欣然接受了。

两人一边讲，一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都翻译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更了。

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达五百六十天，行程达一万多里。他随红六军团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五个省，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中文名是《红军长征秘闻录》），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第二十八章 脱掉袈裟穿军装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也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天宝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早期的藏族党员之一。在四川省，在藏民们心中，天宝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小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党坝乡，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党坝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里去当喇嘛，用藏语说叫“扎巴”。桑吉悦希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的东南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都在森林和草原的包围之下，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当地的乡民也很少走出去，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全院没有活佛，只有二十二个喇嘛，像桑吉这样的小喇嘛每天就跟着老喇嘛学习藏文，早晚念诵佛经。

如果不是红军来到了党坝乡，桑吉也许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当地乡民一样，在那个小寺院里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驻扎下来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这在当地藏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头圆脑

——灭族灭教

——共产共妻

……

这些***反动派在乡民中散布的谣言，在藏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有很深的误会，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桑吉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怕他小小年纪会遭到迫害，还是让他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凶恶。这一比较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支队伍和***的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反而很和善，不进寺院，也不毁坏民房。尽管言语不通，但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谈，对藏民的态度十分友好，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无法过活的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就悄悄地摸下山，慢慢地试着和红军接触。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

渐渐地，红军队伍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先前藏起来的藏民都回到村庄，他们和红军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看到红军战士辛劳，他们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还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们都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神气的军装。十八岁的桑吉也动了心。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迫切地报了名。

在当地，喇嘛参军的先例并不多，多得是被强迫抓去当壮丁的人，桑吉的主动参军使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纷纷要求加入。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得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光荣地成为中国***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一年的冬天，红军在当地建立起丹居藏民独立师。

这个独立师原来是当地头人的武装。用来管束当地藏民，进行治安防卫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在考虑过后，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从红军队伍中派出了许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此后不久，由于桑吉任务完成出色，就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的同志多是藏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大多数人都能百步穿杨。他们的任务是替全军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来袭。警戒范围非常广阔，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政治部长，桑吉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做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刚到营地，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又要出发，跟着政委和师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了。他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的。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五斤粮食。但草地不产粮食，居民少，劳动力也少，加上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可急坏了桑吉。他带着队员们到处筹粮，挨家挨户地询问，不遗余力地宣传，见人就说：“红军是百姓的军队，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么好的队伍到哪儿去找啊！”

“兄弟，红军是咱们穷人的保护神，咱们可不能让红军空着肚子上战场啊！”

“不是红军打倒坏头人，咱们早都饿死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咱们藏民最知恩图报，乡亲们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劝导，一些寺院把寺里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拿去吧，是红军救了咱们大家埃”

“希望红军打个大胜仗！”

这些宝贵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长征，使许多战士支持着走出了草地，走向了长征最终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个民族同胞的帮助，这份恩情，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不能也不会忘怀。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桑吉悦希由于工作出众，又有文化，就被任命为班长。

那个时候，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的领导们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骨干，所以***、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给学生们讲解各方面的知识。基本能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学员被他深入浅出、精彩异常的讲述吸引住了。课堂上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刚一下课，学生们就自动列队欢送。

看到少数民族学员们围拢过

来，***把烟一点，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同志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有几位还抢着说出自己的学习心得。***一边微笑着听一边往前走，不住地点头。

走到桑吉面前，***忽然停了下来，校领导赶快介绍：“这是一位藏族同志。现在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我都比不得喽！”

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党中央领导就站在自己面前，还亲切地同自己说话，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通红。见此情况，***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我叫桑吉悦希！”桑吉大声地回答。

***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是很有讲究的。”

桑吉有点害羞，抚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一听，笑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天，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埃”此时此刻，***的兴致很高，他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的意思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就一起鼓掌，连声叫好。桑吉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的军民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像天宝这样的少数民族好战士有许多许多，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存在，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结束，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受到更加深刻的教育。

第二十九章 女将军李贞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这些将帅中，有一位少将特别显眼，那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第三十章 女英雄贺子珍


长征路上的英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有一类英雄，以她们柔弱的肩膀，同样顶起了半边天，他们就是长征中的女英雄。尽管，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但女红军们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令人怀念和敬佩！***的夫人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女中豪杰。

一九三四年十月，***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商量一下，但***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第三十一章 顽强的夫人团


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部队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三十多名红军女战士组成的团体。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伟大，坚贞不屈。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Ｘ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第三十二章 妇女独立团

在长征路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就更加令人关注，受到重视。

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像每一个男战士一样，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与红军中的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都毫不逊（xùn）色。

一九三四年，妇女独立团，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红军川陕根据地成立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人家。从小生活就十分贫困。都是早早就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养成了她们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习惯。

有许多女战士在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活不下去的父母卖掉了。在别人家饱受打骂，没过一天好日子。

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女孩子得到了解放，过上了自由、自主的劳动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向往革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拯（zhěnɡ）救更多的受难姐妹。

就这样，越是敌人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就越多。是红军的政策让她们生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她们一定要保护苏区。

成立的那天，正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边根据地，向西转移的途中，一千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参与打仗的战士了，女红军们欢欣鼓舞，蹦蹦跳跳。

成立的初期，她们是一个独立团，但随着妇女同志革命热情的高涨，独立团的战士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三千人，曾经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

发军装，发武器，还给每人发一个带着红五星的大斗笠，就是长发都要剪短，这是上级的命令。女孩子都爱美，有些女同志舍不得了。

“打仗就打仗，为啥要剪头发？”

“是啊，留着头发还不能杀敌人了？”

妇女独立团的干部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就给大家讲道理：“咱们是来参军打仗的，不是来比美的。头发谁没有？重要的是看战斗力强不强。咱们剪短了头发，路上行军方便，打起敌人来也利索！”

女同志们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按上级的命令剪了短发。

部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个子高的就扛长枪，矮一些的就扛短枪。为了让这些女兵上战场不至于慌张，上级命令她们按正规军队的标准训练。

一边训练，一边行进。红四方面军运粮、抬担架、上阵杀敌……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

为了把自己训练得和男战士一样勇猛，妇女独立团训练得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她们处处不落人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有的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有的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跋山涉水，从不停歇。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参加了红军，就一心一意战斗，她们就这样负重前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她们奔跑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每到一个营地，她们都要在冰冷的溪流里，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的双手由于冰冻和操劳，布满了像小孩嘴巴一样的口子，常常流血不止。

就这样，她们还是整天唱唱跳跳的，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表演节目，驱散他们的疲劳。许多战士都夸赞她们，能文能武。是啊，在真正的战场上，她们的表现更是出色。

当队伍来到川康交界的理县时，妇女独立团打了个大胜仗，让全体红军战士对她们刮目相看了。

理县是汉族人和藏族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状况很复杂。独立团到了那里就扎好营地，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到县城里去宣传。她们不停地喊话，贴标语，宣传红军的政策的同时，还不忘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百姓们看着这一群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女人，感到十分奇怪。好多老人见她们挺和善，不打骂百姓，就大着胆子问：“你们这些个女子，怎么也拿刀弄枪的？”

“大娘，红军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们女子，怎么就不能当兵啦？”一个妇女团的干部笑呵呵地说。

“是啊，我还杀过好几个白狗子呢！”一个正在贴标语的女战士跳过来说。

“行啊！姑娘！”大娘没说什么，一边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同志们都很勤劳，她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了解村镇中的情况。好多女战士给百姓家里帮忙，受到百姓们热情的欢迎。很快，她们就和当地人混熟了。许多百姓主动给她们提供消息，让女同志们非常高兴。

在离市镇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喇嘛寺院。***兵来到这里，把寺院霸占了，作为临时的“官府衙门”。藏族的百姓不能到寺庙去拜佛，而且不分汉藏，所有百姓都要给那里交粮交物，还时不时地去做苦力。老百姓们怨声载道，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寺院中的***兵把自己当成了活佛，让百姓们送粮时，在一公里以外就得跪下，用膝盖“走”进寺中。许多身体虚弱的百姓还没走到，就累死在半路了。

女战士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家商量一下，都想替百姓们出出这口气，让这些鱼肉乡民的敌人长点记性。

“团长，我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

“是啊，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饭，还得供奉着这个‘皇帝’！”

团长仔细思考了一下，下定决心教训教训这些敌人。

她派出了两个机灵能干的女战士，把敌人的情况摸清。

原来寺庙修在半山腰，院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这股敌人就躲在这里，从百姓们那里收取粮草、盐巴，真是过着土皇帝的生活。

侦察员回来后，大家更加气愤，都想立刻去消灭这股敌人。还是团长和副团长制止了大家，冷静地想好了对策。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四下里一片漆黑，通往寺院的路上，女战士们拿着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工具，一声不响地挖着土。山野里一片寂静，除了“沙沙”的挖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连平时怕黑的几个小战士，都忘记了黑暗，脑中只想着消灭敌人，为百姓除害。第二天清晨，战壕挖到了寺庙周围，女战士们早就伏在战壕中，静静地观察着寺庙中的动静了。

平日早早打开的庙门依然紧闭，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听不见了。团长断定，敌人已发现了妇女团，他们仗着粮草充足，想在这里耗着，等红军退去，或者援兵到来。有几位同志当时就要往上冲，团长拦住了她们。

不能让敌人得逞，妇女团的同志门开会商议。

“敌人对红军闻风丧胆，所以才不敢出来，想等援兵。所以我们不能等了。”一个急脾气的女战士首先发言。

“不行，现在是白天，进攻对我们不利。”

“而且白天敌人容易发现我们是女人。就不怕了。”

团长见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说：

“我们等到晚上再进攻，进攻时大家不要喊，这样敌人就看不出我们的身份。再派一队从山顶上过去，在敌人的后面进攻，让他们着急，就会自己乱了。”

“这个计策好！给他来一个两面夹击。”

主意已定，团长安排了具体工作，大家就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到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女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黑暗的天幕，半个月亮斜挂着，稀疏的星星在闪烁着。夜雾袭来，夜晚更添凉意，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得见不远处的围墙。

团长一声令下，全面进攻开始了。大家都不出声，用身上背的手榴弹猛打，一声声爆炸声在寺院里传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从寺院里冲了出来。红军的火力更猛了，敌人的尸体一炸一大片。这时，迂回到山上的那支女红军也赶到了，敌人一看腹背受敌，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寺庙。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了！”

冲锋号吹响了，团长拼尽全力地喊出来，妇女团把寺庙牢牢地包围起来，继续猛攻。敌人十分狡猾，就是不出来。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妇女团长战士们不停的投手榴弹，不一会儿，寺院里冒起了黑烟：敌人的仓库被一颗手榴弹引着了。

这下子红军战士们可来了劲儿，她们抱起大木桩，“一、二、三！”一用力，紧闭的大门被撞开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彻底消灭了敌人。

紧接着，女战士们又忙着救火，把剩下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当地的乡民，自己也缴获了好多***。

这一次旗开得胜，让妇女独立团名声大振，也增加了战士们的对敌经验。同志们的气势更加高昂，面对敌人时更加英勇向前了。

当需要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女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不畏生死。打过几场硬仗之后，原来看不起她们的敌人，害怕到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女战士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

爱美的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打扮自己，队伍集合的时候，妇女团的同志们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的星星，脚下的草鞋上系着红绒球，那时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穷苦百姓，都为她们喝彩！

妇女独立团是军队中的花朵，但她们不是养在温室中的花，而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钢铁之花。

第三十三章 少年老红军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