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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4 pm
要进入南战场，就必须强渡蕴藻浜。
多少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么，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的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它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骠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招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则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四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七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却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剌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千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
其它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伤亡已接近9千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向3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6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万2千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配属部队，可以达到2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到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与此同时，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占领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占领每一座阵地，都要死伤无数的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10月23日，南战场达到沸点。
经三日血战，桂军基本把精华都打到了光，能拼能杀的老兵十不存一。此前，其它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陈诚被迫将桂军撤下休整，防线也退至大场。
在陈诚撤军之前，上海派遣军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松井马上像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他可以腾出场地，利用南面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去着手建立一个陆上机场了。
其实从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开始，上海的天空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战机了，日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因此松井的出发点，不是要进行空战，而是要发挥空中特种部队的独有优势，去打击陈诚的地面部队。
空中的此消彼长，缘于日军飞行战术的改变。
整整六周的相对沉寂，日本海军航空队并没有在家睡觉，而是关起门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为什么看起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超对手的航空队，会较量不过相对孱弱的中国空军。
最终他们得出了结论，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这将给中国空军带来灭顶之灾。
当再次卷土重来，轰炸机周围已经布满了护航的单翼战斗机，它的名字叫96式。
96式是当时日本最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它的速度比美国鹰式战斗机都要快得多。96式其实早就研制出来了，只是受“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一直没派大用场而已。
9架轰炸机，配合着27架96式，中国空军出动了16架鹰式，结果11架被击落，而96式毫发无损！
陈纳德大为震惊，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96式不仅在性能上要略胜于鹰式，其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在整体上也要超过中国飞行员——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多少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么，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的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它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骠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招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则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四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七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却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剌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千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
其它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伤亡已接近9千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向3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6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万2千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配属部队，可以达到2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到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与此同时，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占领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占领每一座阵地，都要死伤无数的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10月23日，南战场达到沸点。
经三日血战，桂军基本把精华都打到了光，能拼能杀的老兵十不存一。此前，其它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陈诚被迫将桂军撤下休整，防线也退至大场。
在陈诚撤军之前，上海派遣军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松井马上像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他可以腾出场地，利用南面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去着手建立一个陆上机场了。
其实从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开始，上海的天空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战机了，日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因此松井的出发点，不是要进行空战，而是要发挥空中特种部队的独有优势，去打击陈诚的地面部队。
空中的此消彼长，缘于日军飞行战术的改变。
整整六周的相对沉寂，日本海军航空队并没有在家睡觉，而是关起门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为什么看起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超对手的航空队，会较量不过相对孱弱的中国空军。
最终他们得出了结论，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这将给中国空军带来灭顶之灾。
当再次卷土重来，轰炸机周围已经布满了护航的单翼战斗机，它的名字叫96式。
96式是当时日本最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它的速度比美国鹰式战斗机都要快得多。96式其实早就研制出来了，只是受“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一直没派大用场而已。
9架轰炸机，配合着27架96式，中国空军出动了16架鹰式，结果11架被击落，而96式毫发无损！
陈纳德大为震惊，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96式不仅在性能上要略胜于鹰式，其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在整体上也要超过中国飞行员——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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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4 pm
与轰炸机飞行员不同，日军战斗机飞行员受到过严格的空中格斗训练，不仅配合默契，而且善于在空中制造各种各样的圈套。
比如诱饵战术。与陈纳德的“空中马戏团”一样，它也是由三架战斗机组成的，其中一架故意露出破绽，如果你分辨不出，被它诱进伏击圈，另外两架就会紧紧咬住你的机尾，直至将你击落在地。
又比如囚笼战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诱饵战术。
假如你忽然看到一组96式战斗机集体在空中翻滚，样子像松鼠在旋转的笼子里打转一样时，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接近或攻击它们，因为那是一个可怕陷井。
一旦你上当，被骗进这座“囚笼”，就会有一架日机悄悄地离开队伍，然后从你背后忽然出现，直至杀人于无形。
这些战术都需要有极高的飞行技术来配合，即使是顶尖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也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
陈纳德曾亲自驾驶一架鹰式战斗机临近观察，不料连他自己都差点被困在“囚笼”里出不去。幸亏美国人飞行技术高超，采取了同96式一道翻滚的办法，才使背后的杀手未能找到可乘之机。
一流的飞机性能，一流的飞行技术，再加上一流的飞行战术，当96式护卫着轰炸机冲过来时，迎战的中国战斗机就像纷飞的雪花一样被击落下去，只有一些技术最好的才能做到驾机全速逃离。
当然还有死也不肯服输的男子汉，比如陈纳德的中国高徒刘粹刚。
看到日机天天在南京上空肆虐，而且如入无人之境，他气得哇呀呀大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誓斩尔等鼠辈！
就像《三国》中关云长那样的猛将，一捋颔下长须，大喝一声：取我宝刀过来。
在登上战机之前，刘粹刚把身上的钱包取出来，交给机场上的一位东北老乡：钱包里的钱不多，如果我战死当场，将来捐给抗战者，聊尽一点心意。
刘粹刚单机杀向敌群。
刚闯进去就落入埋伏，后面突然杀出的一架96式，一口将刘粹刚死死咬住。
刘粹刚拼命摆脱，但鹰式仍然受了伤。受伤之后，战斗机开始失去平衡，只能左转，不能右拐，甚至时有坠毁的危险，而日机仍然不依不饶，紧追其后。
你高飞，他就高飞，你低掠，他就抵掠，凭借高出一筹的爬升和速度，牢牢地压着你一头。
两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96式已经贴近鹰式的尾部，日军飞行员兴奋莫名，在他看来，猎物已经插翅难逃。
处于这种情况下，既使你是王牌飞行员，百分之一百也得缴枪或者完蛋。
然而就在日机要瞄准射击的一刹那，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飞机忽然来了一个“巧妙的急转弯”，这一动作从轨迹上看，像一个直“8”字。
立刻，鹰式脱离了96式的射程和火力范围。
百分之一百要完蛋了，可刘粹刚却属于那百分之一百零一。
日军飞行员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他看来，对手已经是个身上插了箭的兔子，纵使垂死前还能来几个救命动作，相信也蹦达不了几下。
你来直“8”，我也会，不过依葫芦画瓢而已。
一次，两次，两个空中格斗的高手都用上了全部的力量，汗水涔涔而下。
两次直“8”字的单臂大回旋之后，刘粹刚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追杀，每一分，每一秒，都意味着被其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场空中追逐赛，已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死神不断鱼跃俯冲，它张开血盆大口，逼视着决斗的双方。
耳边，似乎已经听到牙齿咬啮肉块的声音。
地面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那些躲避空袭的人们提前从防空洞里走出，做了“空中大肉搏”的现场观众，在极度惊险的一刻，有的人忍不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实在不愿再看到自己的英雄自空而落。
直“8”第三次。
一升一降，一擦一过之间，日军飞行员忽然猛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后，现在却变成了在前。
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电光火石，几乎让人难以察觉。
但已经足够了。
身后的刘粹刚反客为主，一串长射后，“96”应声落地。
地面的人们惊呆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时候，只看到日机冒着白烟，撞到地面，然后粉身碎骨。
前后，仅几分钟而已。
一摸案上杯盏，热酒尚温。
本来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猎物，但临时却可以自己再造一个伏击圈，反过来将对手装进笼子，这种胆略和技术连日军王牌飞行员也惊羡不已。
可是这样击落96式的场面毕竟少之又少，刘粹刚当时也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升空作战的。
陈纳德看到，许多飞行员战死沙场，优秀者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种子，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把他认为最优秀的飞行员都尽可能暂时“雪藏”起来，可是他也知道，这些幸存者就像是室内靶场中不断移动着的靶子，也许这次躲过了死亡的追逐，下一次未必会那么幸运。
在暴风雪中，花朵的凋零，只是早晚而已。
1937年10月27日，刘粹刚在一次迫降时，由于缺乏夜航设备，意外地与地面一座小楼相撞，机毁人亡。
11月21日，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到日军航空队突袭，被炸身亡。
高志航在兰州试飞苏联飞机时，曾让人捎信给空军司令部的同乡：苏联战机速度够快，战胜“96”有望，日必败，我必胜，我们不久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了。
唐人有诗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可是终究，这些东北籍飞行员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去，世间之不幸，真非人所能逆料。
悲情还在继续。
12月3日，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的四川籍飞行员乐以琴升空作战。当时他的鹰式座驾已经破损不堪使用，只能临时驾驶机场内的最后一架意大利战斗机。
意大利飞机性能很差，转身慢，爬高慢，什么都慢，乐以琴驾着这架破机，犹如戴着枷锁在跳舞。
很快飞机就中了弹，由于打开降落伞较晚，乐以琴坠地牺牲。
至此，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没了三席，站在前沿的优秀飞行员伤亡殆尽。
有一天，宋美龄让陈纳德陪着她一道去迎接归航的飞机。
一共11架，当它们降落时，一架冲出跑道，栽入稻田，一架翻着筋斗，起了大火，一架撞上了来救火的汽车……
11架有5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
这都是意大利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没有优秀者，只有让他们上了，而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宋美龄目瞪口呆，她哭着问陈纳德：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陈纳德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事到如今，还能够怎么办。
进入10月份，中国空军参加淞沪会战的80架飞机，只剩下了不到12架，确实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
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象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挠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豪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五分之三，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 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以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万2千，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万5千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补充新兵，人家补一次，它要补上好几次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更是丢得满眼皆是。
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10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8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比如诱饵战术。与陈纳德的“空中马戏团”一样，它也是由三架战斗机组成的，其中一架故意露出破绽，如果你分辨不出，被它诱进伏击圈，另外两架就会紧紧咬住你的机尾，直至将你击落在地。
又比如囚笼战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诱饵战术。
假如你忽然看到一组96式战斗机集体在空中翻滚，样子像松鼠在旋转的笼子里打转一样时，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接近或攻击它们，因为那是一个可怕陷井。
一旦你上当，被骗进这座“囚笼”，就会有一架日机悄悄地离开队伍，然后从你背后忽然出现，直至杀人于无形。
这些战术都需要有极高的飞行技术来配合，即使是顶尖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也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
陈纳德曾亲自驾驶一架鹰式战斗机临近观察，不料连他自己都差点被困在“囚笼”里出不去。幸亏美国人飞行技术高超，采取了同96式一道翻滚的办法，才使背后的杀手未能找到可乘之机。
一流的飞机性能，一流的飞行技术，再加上一流的飞行战术，当96式护卫着轰炸机冲过来时，迎战的中国战斗机就像纷飞的雪花一样被击落下去，只有一些技术最好的才能做到驾机全速逃离。
当然还有死也不肯服输的男子汉，比如陈纳德的中国高徒刘粹刚。
看到日机天天在南京上空肆虐，而且如入无人之境，他气得哇呀呀大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誓斩尔等鼠辈！
就像《三国》中关云长那样的猛将，一捋颔下长须，大喝一声：取我宝刀过来。
在登上战机之前，刘粹刚把身上的钱包取出来，交给机场上的一位东北老乡：钱包里的钱不多，如果我战死当场，将来捐给抗战者，聊尽一点心意。
刘粹刚单机杀向敌群。
刚闯进去就落入埋伏，后面突然杀出的一架96式，一口将刘粹刚死死咬住。
刘粹刚拼命摆脱，但鹰式仍然受了伤。受伤之后，战斗机开始失去平衡，只能左转，不能右拐，甚至时有坠毁的危险，而日机仍然不依不饶，紧追其后。
你高飞，他就高飞，你低掠，他就抵掠，凭借高出一筹的爬升和速度，牢牢地压着你一头。
两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96式已经贴近鹰式的尾部，日军飞行员兴奋莫名，在他看来，猎物已经插翅难逃。
处于这种情况下，既使你是王牌飞行员，百分之一百也得缴枪或者完蛋。
然而就在日机要瞄准射击的一刹那，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飞机忽然来了一个“巧妙的急转弯”，这一动作从轨迹上看，像一个直“8”字。
立刻，鹰式脱离了96式的射程和火力范围。
百分之一百要完蛋了，可刘粹刚却属于那百分之一百零一。
日军飞行员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他看来，对手已经是个身上插了箭的兔子，纵使垂死前还能来几个救命动作，相信也蹦达不了几下。
你来直“8”，我也会，不过依葫芦画瓢而已。
一次，两次，两个空中格斗的高手都用上了全部的力量，汗水涔涔而下。
两次直“8”字的单臂大回旋之后，刘粹刚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追杀，每一分，每一秒，都意味着被其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场空中追逐赛，已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死神不断鱼跃俯冲，它张开血盆大口，逼视着决斗的双方。
耳边，似乎已经听到牙齿咬啮肉块的声音。
地面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那些躲避空袭的人们提前从防空洞里走出，做了“空中大肉搏”的现场观众，在极度惊险的一刻，有的人忍不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实在不愿再看到自己的英雄自空而落。
直“8”第三次。
一升一降，一擦一过之间，日军飞行员忽然猛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后，现在却变成了在前。
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电光火石，几乎让人难以察觉。
但已经足够了。
身后的刘粹刚反客为主，一串长射后，“96”应声落地。
地面的人们惊呆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时候，只看到日机冒着白烟，撞到地面，然后粉身碎骨。
前后，仅几分钟而已。
一摸案上杯盏，热酒尚温。
本来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猎物，但临时却可以自己再造一个伏击圈，反过来将对手装进笼子，这种胆略和技术连日军王牌飞行员也惊羡不已。
可是这样击落96式的场面毕竟少之又少，刘粹刚当时也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升空作战的。
陈纳德看到，许多飞行员战死沙场，优秀者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种子，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把他认为最优秀的飞行员都尽可能暂时“雪藏”起来，可是他也知道，这些幸存者就像是室内靶场中不断移动着的靶子，也许这次躲过了死亡的追逐，下一次未必会那么幸运。
在暴风雪中，花朵的凋零，只是早晚而已。
1937年10月27日，刘粹刚在一次迫降时，由于缺乏夜航设备，意外地与地面一座小楼相撞，机毁人亡。
11月21日，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到日军航空队突袭，被炸身亡。
高志航在兰州试飞苏联飞机时，曾让人捎信给空军司令部的同乡：苏联战机速度够快，战胜“96”有望，日必败，我必胜，我们不久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了。
唐人有诗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可是终究，这些东北籍飞行员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去，世间之不幸，真非人所能逆料。
悲情还在继续。
12月3日，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的四川籍飞行员乐以琴升空作战。当时他的鹰式座驾已经破损不堪使用，只能临时驾驶机场内的最后一架意大利战斗机。
意大利飞机性能很差，转身慢，爬高慢，什么都慢，乐以琴驾着这架破机，犹如戴着枷锁在跳舞。
很快飞机就中了弹，由于打开降落伞较晚，乐以琴坠地牺牲。
至此，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没了三席，站在前沿的优秀飞行员伤亡殆尽。
有一天，宋美龄让陈纳德陪着她一道去迎接归航的飞机。
一共11架，当它们降落时，一架冲出跑道，栽入稻田，一架翻着筋斗，起了大火，一架撞上了来救火的汽车……
11架有5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
这都是意大利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没有优秀者，只有让他们上了，而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宋美龄目瞪口呆，她哭着问陈纳德：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陈纳德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事到如今，还能够怎么办。
进入10月份，中国空军参加淞沪会战的80架飞机，只剩下了不到12架，确实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
松井建立陆上机场，却并不是为海军航空队准备的。
与他原先的预料相反，自强渡蕴藻浜以来，上海派遣军的推进速度仍然十分缓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又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象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都差不多要泄气了。
在建立陆上机场以前，松井只能调用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
松井拿着一堆情报看半天，仍然是一头雾水。
此外，由于不懂陆上战术，海军航空队与地面陆军在动作配合、火力协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这次松井建完机场就把海军给甩掉了，他召来的是陆军航空队，后者研究的就是陆上战术，自然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多了。
陆军航空队进入淞沪战场后，拍摄了大量空中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像海军那样毫无目的。
要知道中国往上海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就一清二楚。
松井笑了，通过飞机侦察，他还解开了另一个一直困挠着他的谜团。
自登陆作战之后，特种部队基本配属到了最高档次，不光各个师团配有山野炮联队，上海派遣军本身还有直辖的重炮兵旅团，但是拥有这么多大炮，轰击起来仍不够理想，甚至有时炮弹都弄到了不够用，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有沟壑挡道，所以坦克发挥不出应有作用，这些松井还能理解，可是火炮大部分时间并不受此限制啊。
研究完情报之后，松井明白了。
原因是地面炮兵和步兵一样，目标定位不准确，开炮的时候，只能闭着眼睛狂轰滥炸，效果当然要大打折扣。
知道了守军的阵地结构，那就大不相同了。
陆军航空队的地面侦察技术果然不是盖的，他们甚至向松井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上显示，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守军工事一般都不能挖得太深，如果动用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摧毁其工事。
看完情报和报告，松井心花怒放。
逐村前进，定点打击，飞机开道，大炮随后。
有了飞机引导，日军的大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这边一打，那边炮弹顷刻之间就会像雨点一样飞过来。
陆军航空队自己也直接投入进攻，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密集轰炸后，占领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环境之中，陈诚所能做的，也只有咬着牙死战不退。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去用于消耗的人。
即使是蒋介石曾引以为豪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五分之三，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 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战死在上海，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以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10月26日，松井终于突破了大场阵地，然而他同时也付出了更加惊人的代价。
仅金泽师团死伤就已超过1万2千，基干部队灰飞烟灭，扛着枪站在前面的几乎全是增补上来的新兵。
在所有部队里面，数第101师团最惨。这支部队来自于第1师团兵源地东京，出发之前未能进行集中训练，战斗力处于垫底位置，所以虽然是最晚上来的，人却死得最多，前前后后死伤了1万5千人以上，创下了侵华日军师团的伤亡数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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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方统计，整个淞沪战役，日军总计死伤接近10万，等于在上海被打掉了8个野战师团。这一点是日本人之前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九一八”时想不到，“一二八”时想不到，长城抗战时想不到，甚至发动“七七事变”时也想不到。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正规军迅速崛起的作战能力，令日本朝野上下感到十分吃惊。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5 pm
大场失守，不仅使得北郊的上海派遣军和市内的海军陆战队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如不继续后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象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八百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四百人。
另外这四百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构建。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神思妙夺。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6万民兵。
率领这6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计的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6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7万！
谢晋元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谢晋元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日队正式围攻四行仓库，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守军就用长竹杆挑着钢盔伸到窗外，看上去就好象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射人射马的好机会，日军殂击手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
见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倍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四行仓库顶楼由于设有高射机枪，所以日机也没办法进行低空俯射轰炸。唯一的缺点是高楼上没有窗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出枪眼。
这个也得借日本人的“箭”。
见守军从楼顶上进行射击，日军就调来平射炮，朝楼上乱轰。
到底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说，几乎是毛毛雨，不过，枪眼不用愁了，因为炮弹帮着“凿”出来了。
有了现成的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前射击，又能向下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十分的爽。
在短短几天之内，日军接连向四行仓库发动七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白天不行，就改用夜袭，但却意外地遭遇到了谢晋元发起的“照明战”。
作为德械师，武器相对好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官兵素质都很高，不光是军事素质，也包括文化和科技知识。
相对于一些地方军连电灯是傻样都没见过，谢晋元对电灯照明这一套玩得相当熟练。
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将四行仓库内的电灯全部予以熄灭，以避免晚间暴露。
当日军对仓库发动夜袭时，若尚在一定距离内，即用信号弹进行射击，那东西不管打不打到人，起码周围都被照亮了，一找到目标，轻重机枪马上跟着一道突突地打过去。
再靠近一点的，信号弹用不上了，就用手电筒。
把大号的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从枪眼里伸出去，往下一探，顿时把地面照得瓦亮瓦亮，连鬼子那惨白的脸都看得见了。
别费话，直接甩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就行了。
谢晋元后来还把仓库里的棉花翻出来，搓成稔子，浸上煤油，点着后往周围地面一扔，这叫火攻，即算你能侥幸逃过子弹，避过炮弹，总没胆子像哪咤一样，踏着风火轮前进吧。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整整四天，如泰山般岿然不动。
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人都在看着。在他们眼里，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像一部现实版的爱国史诗大片。
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入日军丛中，轰然一声，与敌同归于尽。
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被迫逃到租界避难的中国老百姓，战事失利，让人们几乎日日处于失望和忧伤之中。当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时，他们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失利不可怕，只要有了这些勇士，中国一定不会亡！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险进入四行仓库，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谢晋元面前。
谢晋元接过国旗，眼睛湿润了。
准备升旗！
仓库屋顶没有旗杆，谢晋元就让人找来两根竹竿，连在一起，做成临时旗杆。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色微茫中，谢晋元带领部下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
虽为孤军，我们却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后面有你——祖国。
祖国，只要记得你的名字，哪怕是被死亡紧紧包围，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没有华丽的奏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从对面不时射来的冷枪，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在谢晋元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0月30日，租界工部局收到日军通牒，后者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军打得缩手缩脚，有重炮，不敢照直轰，有飞机，又不敢高空投弹，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万一流弹误入租界，他们害怕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打仗当然是要吃亏的，光仓库周围被打死的日军就有两百多，而“八百壮士”却只有三十多人伤亡。
时间一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告诉西洋人：我要硬来了，才不管你什么租界不租界呢。
工部局拿着通牒十分害怕。
在四行仓库通往公共租界的河桥南端，有一个巨大的煤气筒。这个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几十米远，如果日军要不顾一切地大打，枪炮不长眼，万一打到煤气筒上，爆炸起来整个上海都要遭殃了。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十分之一，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四百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l0月31日零时，孤军全部进入租界，但他们一进去就重新陷入了困境。
陈诚调整防线，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这时第88师师长孙元良忽然接到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后者要求第88师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德械师此时都已打到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象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现在部队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一边作战一边训练，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假如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但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出自于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蒋介石。
当时，国际上即将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刚刚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蒋介石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美国之力，把日本这个“瘟疫”给“隔离”出去，所以他需要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
其实说白了，就是做给洋人，特别是美国人看的，表示上海尚在我手，以便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顾祝同左右为难。
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遵守，可是孙元良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师反而被人家给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白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八百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四百人。
另外这四百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没办法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全师撤退以前，孙元良将留守之将叫到跟前，然后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没说出一句话。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他很难向对方开口。
这个留守之将，就是谢晋元。
谢晋元，广东蕉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的职务是旅参谋主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后被晋升为团长）。
谢晋元留守的据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师司令部。
当初张治中带着自己的黄埔弟子重点钻研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守。那些秘密工事成为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由攻转守时所能依赖的重要屏障，四行仓库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存储了足够的粮弹和饮用水，加上建筑物十分坚固（银行仓库有多牢你也知道了），堪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媲美。
10月27日深夜，谢晋元率部从上海北站进驻四行仓库。
此时仓库的西边和北边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公共租界，南边是苏州河，过河也是公共租界，与外部联络的唯一出口，只是仓库东南角的一个窗口，所以四行仓库事实上已成为孤岛。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副团长的谢晋元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这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谢晋元得到了一个名扬中外的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在进入四行仓库后，他立即在库内建筑工事，并把所有的门窗全部封闭，堆满沙包麻袋，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构建。它们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前人的神思妙夺。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6万民兵。
率领这6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计的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6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7万！
谢晋元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谢晋元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守军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日队正式围攻四行仓库，谢晋元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守军就用长竹杆挑着钢盔伸到窗外，看上去就好象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射人射马的好机会，日军殂击手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
见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倍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四行仓库顶楼由于设有高射机枪，所以日机也没办法进行低空俯射轰炸。唯一的缺点是高楼上没有窗户，钢筋水泥的墙壁上又很难凿出枪眼。
这个也得借日本人的“箭”。
见守军从楼顶上进行射击，日军就调来平射炮，朝楼上乱轰。
到底是银行造的楼，几颗炮弹对它来说，几乎是毛毛雨，不过，枪眼不用愁了，因为炮弹帮着“凿”出来了。
有了现成的枪眼，守军既可以向前射击，又能向下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十分的爽。
在短短几天之内，日军接连向四行仓库发动七次进攻，均无功而返。
白天不行，就改用夜袭，但却意外地遭遇到了谢晋元发起的“照明战”。
作为德械师，武器相对好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在于官兵素质都很高，不光是军事素质，也包括文化和科技知识。
相对于一些地方军连电灯是傻样都没见过，谢晋元对电灯照明这一套玩得相当熟练。
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将四行仓库内的电灯全部予以熄灭，以避免晚间暴露。
当日军对仓库发动夜袭时，若尚在一定距离内，即用信号弹进行射击，那东西不管打不打到人，起码周围都被照亮了，一找到目标，轻重机枪马上跟着一道突突地打过去。
再靠近一点的，信号弹用不上了，就用手电筒。
把大号的手电筒绑在竹竿上，从枪眼里伸出去，往下一探，顿时把地面照得瓦亮瓦亮，连鬼子那惨白的脸都看得见了。
别费话，直接甩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就行了。
谢晋元后来还把仓库里的棉花翻出来，搓成稔子，浸上煤油，点着后往周围地面一扔，这叫火攻，即算你能侥幸逃过子弹，避过炮弹，总没胆子像哪咤一样，踏着风火轮前进吧。
“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整整四天，如泰山般岿然不动。
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内，无数人都在看着。在他们眼里，四行仓库保卫战，就像一部现实版的爱国史诗大片。
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士兵浑身裹满手榴弹，突然从仓库顶上一跃而下，跳入日军丛中，轰然一声，与敌同归于尽。
观众里面，很多都是被迫逃到租界避难的中国老百姓，战事失利，让人们几乎日日处于失望和忧伤之中。当亲眼目睹这一情景时，他们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失利不可怕，只要有了这些勇士，中国一定不会亡！
10月28日夜，一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险进入四行仓库，把一面浸透着汗水的国旗送到了谢晋元面前。
谢晋元接过国旗，眼睛湿润了。
准备升旗！
仓库屋顶没有旗杆，谢晋元就让人找来两根竹竿，连在一起，做成临时旗杆。
东方已现鱼肚白，在曙色微茫中，谢晋元带领部下庄重地举起手，向国旗敬礼。
虽为孤军，我们却绝不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后面有你——祖国。
祖国，只要记得你的名字，哪怕是被死亡紧紧包围，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恐惧。
没有华丽的奏乐，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日军从对面不时射来的冷枪，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这一刻在谢晋元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0月30日，租界工部局收到日军通牒，后者声称要调集重炮和重机枪，对四行仓库发动一次总攻。
在连续几天的仓库争夺战中，日军打得缩手缩脚，有重炮，不敢照直轰，有飞机，又不敢高空投弹，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万一流弹误入租界，他们害怕引起国际争端。
这样打仗当然是要吃亏的，光仓库周围被打死的日军就有两百多，而“八百壮士”却只有三十多人伤亡。
时间一长，日本人受不了了，发通牒就是告诉西洋人：我要硬来了，才不管你什么租界不租界呢。
工部局拿着通牒十分害怕。
在四行仓库通往公共租界的河桥南端，有一个巨大的煤气筒。这个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几十米远，如果日军要不顾一切地大打，枪炮不长眼，万一打到煤气筒上，爆炸起来整个上海都要遭殃了。
于是，各国使节都拿着照会前来说情，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安排四行仓库的孤军撤离，连宋美龄都接到了很多类似请托。
蒋介石要的本来就是关注，现在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了四行仓库这个名字，当然再没必要让守军白白送命了。
谢晋元却不肯撤离。
才坚持了四天，弹药消耗不过十分之一，吃的喝的，守个三年也不怕。为了抗战，中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四百孤军不过其中的沧海一粟，何惜一死。
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命而逃去租界！
在日军发起总攻的时间即将到来之前，负责联络的宋子文打电话给谢晋元：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应再执拗，赶快撤。
谢晋元只得同意撤退。
10月30日深夜，孤军撤出四行仓库，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谢晋元本人。
撤退过程中，租界英军指挥官不顾日军抗议，亲自使用重机枪进行掩护。其实这不是他分内要做的事，只是每天耳濡目染，这位老外军人也被“八百壮士”深深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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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6 pm
日军发现谢晋元撤走后，警告工部局：赶快把他们引渡给我们，如果敢放其归队，我们将不顾外交规则，同样冲进你们的租界进行追击。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
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象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致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剌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至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的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之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子。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练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了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工部局一看，只好来个两不得罪，既不引渡，也不释放，而是在收缴谢晋元等人的武器后，将他们羁留了起来。
不是俘虏，却无形中成了俘虏，作为军人，岂能离开手中武器，谢晋元悲愤莫名，恨不得拿着枪重回四行仓库继续战斗。
他虽然又饿又累，但流着眼泪，始终不肯吃工部局提供的任何点心。
从此，“八百壮士”失去自由，再次沦为孤军。他们被关在铁丝网内，不能出大门一步，
铁的武器没有了，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精神。
起先他们有国旗，但是国旗很快就被收走了。在孤军营内，既无国旗，也无军号，连旗杆或者竹竿都找不到一根。
可是他们天天“升旗”。
每天早上，由谢晋元带头，向空中敬礼。敬礼完毕，大家肃立唱国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人脑子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始终目视前方，好象那里真的在升着一面国旗一样。
谢晋元不知道他们还要被关押多久，可他知道只有在国旗下，孤军才不会像离群的大雁那样失去方向，也才会在漫无边际的孤独和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
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保持着军中所有程序，从站岗到训练到升旗，都毫不松懈，有人违纪，还要进行责罚。
这样一天可以，一月可以，甚至一年也可以，但如果是几年，就不一样了。
外界传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坏消息，中国军队越退越远，已经退到重庆去了，胜利和反攻似乎已渺不可期。
我们不过是一群俘虏，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神经兮兮地搞什么站岗、训练、升旗？
在一些人眼里，谢晋元的做法，变成了一种固执和不可思议。
谢晋元遇到了他自奉命固守四行仓库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有人劝他，现在外面大气候这样不好，不能再对官兵太严了，太严恐怕生变。
谢晋元有时自己也很苦闷，可是他认为孤军不是俘虏，“八百壮士”仍是军人，军纪严明正是为了使大家不致失去方向。
他手书一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1941年4月24日，四名士兵迟到，谢晋元上前责问。四人突然跳起，拾起地上的洋镐将其打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遇剌的团长停止呼吸，官兵闻讯失声痛哭。
但是谢晋元的孤军精神保留了下来。
在租界，孤军营是如此，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落到日军手里也一样。
因为受不了欺负特别是人格上的侮辱，他们曾多次拿起石头和木棒，跟日军守卫干架。
由于“八百壮士”声名赫赫，连日本人也不敢轻易加害，就换了个地点，将他们从上海解往南京监狱。
到了南京，说要挑大粪。
“八百壮士”大怒，什么，让我们干这个，你当我们是谁？
拿过挑粪的扁担，咔嚓一声，卸了一个日军守卫的胳膊。
这下，鬼子真的被弄毛了。
四周架起机枪，既然侍候不起，那就不如将你们全突突了。
代理团长说了句话，让日本人无言以对：我们不是俘虏，你们却把我们当成俘虏对待，请问该不该打？
怕了你们，日军将枪口放下，至此以后再也不敢将孤军集中关押。这在日军的俘虏营里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逸事。
这就是团长谢晋元给他们指明的道路。
无论何时何地，“八百壮士”始终都没有撤出精神上的四行仓库，他们无愧壮士之名。
在退守苏州河南岸之后，陈诚又把一支劲旅顶到了第一线。
这支劲旅的名字叫税警总团。
提到税警总团，大家可能要笑了，不是说这支美式军团已经不行了吗，什么时候又坚挺起来，变成“劲旅”了。
的确，税警总团在前面打得实在不算好，一边是不错的武器装备，另一边却是战斗力薄弱，到最后，不仅旁边的中央军，连地方军都看他们不起了。
在淞沪南战场，税警总团的部分阵地还是增援上来的湘军帮他们收复的。
移交阵地时，湘军连带着也把收容到的溃兵和部分“美式步机枪”（其实应是德造或捷克造枪械）移交给对方。
这幅情景，自然是再滑稽不过了，“假洋鬼子们”竟然还得靠土老帽来保护了。
湘军团长便把税警总团的营长叫过去，未讲之前，先拿眼睛往“美式步机枪”上一瞄：拿去吧，好好打，别再“溃”了。
如果当时地上有道缝，我想那位营长肯定马上钻地缝里去了，丢人啊。
底下官兵灰心丧气，后面老板的脸色也很难看。
过去的老东家宋子文又回来了，并吵吵着想要回税警总团。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用黄埔式改造，将税警总团变成手中类似于德械师那样的利器的，未料想这美式的水土不服，眼睁睁地就由橘树变成了枳树，咬在嘴里再也不甜了。
行了，还给你吧。
哈佛财神爷接在手里，却看得手脚冰凉：这还是“我的团”，那支熟悉的美式军团吗？
他把自己姐夫喊过来，老孔，你给瞧瞧，是不是我看错了。
孔祥熙说，没错，我也看见了，烂部队一个。
宋子文怒发冲冠。
现在的总团长是谁，给我过来。
黄杰战战兢兢地跑过去，见这位皇亲国戚发了火，还想解释两句，宋子文一个“SHUT UP”就让他闭了嘴。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不是我的税警总团不好，关键还是带兵将官太孬，非得撸撸几个不行。
黄杰是蒋介石派过来的总团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宋子文也不能做得太绝，自然不会直接把黄杰给撸撸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黄杰把两个支队的司令官全部给撤掉。
两个支队的司令官，都是黄埔一期的，其中一个还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侄子，可仗打成这样，确实也无话可说，不下何待。
宋子文说，别以为我不懂军事，不会掌勺我还不会尝吗，前面六个团也有个别打的好的，第四团就不错，把这个团长提升上来做第二支队司令官吧。
他没有看走眼，第四团进入淞沪战场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而第四团的团长也的确很了不得，其人就是后来被美国人称之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级。
一提美国军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西点。但实际上在美利坚，弗吉尼亚与西点是并列的，二者一南一北，称得上是美国陆军军校的双子星子。
西点有艾森豪威尔，弗吉尼亚则有马歇尔和巴顿，都是二战中的五星或四星上将，谁也不见得比谁差到哪里去。
这些军校都是外面听着好听，对很多学生来说，里面的生活是不堪回忆的。
宿舍里既无自来水也没暖气，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厕所也是最老式的那种。至于伙食，则根本就不像给人吃的，面包硬得跟鞋底一样，一不小心可以崩掉你半颗牙。
弗吉尼亚更恐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三百杀威棒的不成文制度，即新生一定要挨老生揍，而这跟你犯没犯错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马歇尔就曾被老生打成重伤，但当校方问他是谁打了他时，马歇尔一声不吭，这就是所谓的“硬气”，几乎就相当于地狱式死亡训练。
孙立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有一次在跑步时曾被打昏在地，但即使昏倒在地，你也不能装熊，因为没有人会送你去医院，醒过来以后得接着再跑，而且跑慢了还得挨揍。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学校生活中，孙立人磨练出了坚强意志，成为了一个纯正的美式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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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6 pm
不过英美背景的军校生，在当时以黄埔保定陆士为主流的国内军界其实很尴尬，税警总团两任总团长，王赓和温应星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在一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曾名列第12名，但就这样，二位后来也没能泛出什么大浪来。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 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浦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 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 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希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惟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有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捉摸，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须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疑。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却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哄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就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被顺势钻进了二十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它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白白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多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好在仗打起来就不一样了，归根结底，最适合军人的还是到战场上去历练，因为那场合是要靠手艺吃饭的，而且淘汰率极高，如果你有真本事，即使是小荷花，也迟早都能露出尖尖角。
孙立人的第四团在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里面打得最好，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一二八”会战后，这个团在江西参加射击比赛，个人前十，他们占了七席，团体则是拿了第一。
这可都是练出来的。
蒋 介石想用黄埔的模式来改造税警总团，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黄埔有多么落后，而是二者差别实在太大，黄浦在整体风格上更接近日苏德体系，与英美的根 本不在一个路子上。这就相当于，你让我们的国足今天学跳桑巴，明天模仿日耳曼战车，一块面团搓来捏去，最后搓捏出来的，有可能既不是巴西队，也不是德国 队，而是四不像。
在黄杰入主税警总团后，只有孙立人带的第四团维持了老样子，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其他人早就忙着赶潮流，换行头，去套黄埔的模式了。
在淞沪南战场，第四团表现出色，不光官兵训练有素，孙立人在指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他靠前指挥，跟士兵们趴在一个战壕里。
当然了，放大了来看，到淞沪会战的时候，团营长甚至师旅长在第一线的比比皆是，并不希奇，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孙立人不光是跟着一道开枪扔手榴弹，或是喊两句励志的口号，而是真能看出东西来，然后根据战场态势作出应变。
等到战斗越来越激烈，别的团都把阵地给丢了，惟有第四团的阵地始终确保无虞，原因是孙立人手里牢牢地掌握着一支预备队，这也是他作战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阵地上有十个人能打的话，一定要拨起码三个人到后面去。
第四团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过，但就在口子还没被完全切开的时候，孙立人马上就会带着预备队杀上来，于是阵地又得而复失。
接着他再抽预备队，反正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循环，从而使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心里始终都有一个底。
在人事调整后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仍由黄杰直管，但孙立人已实际掌控了整个总队。
六个团，大多数已被打得变成了营，只能缩编取消番号，不过人不在多，有将则灵，有善战之人统领，队伍马上就活了。
看到自己的美式军团重新回归，宋老板的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
缺工事材料吗，财政部给运去，什么钢板，三角铁，沙袋麻袋，大卡车一辆一辆装着送过来，有了这些玩意儿，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时都无计可施。
白天没法吃饭，财政部运，日机二十四小时在天空盘旋着，就等下面升起炊烟好扔炸弹，没想到税警总团如今不烧饭了，啃的都是洋面包，你奈我何。
宋子文像以往一样，对自己的子弟兵关照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甚至想到了，苏州河岸边会不会有蚊子啊（其实已是秋季），兄弟们平时会不会因为不卫生而闹肚子啊（参照财政部标准），得了，快把蚊香和消毒药片给一并捎过去吧。
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简直不知道怎么心疼好了，抬头一瞧，柜子上不有白兰地吗，全给拿去，秋季多雨，喝点洋酒可以预防风寒。
不仅孙立人，连他手下的一众参谋，每天一瓶，雷打不动。
领导这么把你当人看，再不好好干就太不够意思了。
“东方隆美尔”要大展拳脚。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捉摸，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须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疑。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却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哄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就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被顺势钻进了二十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它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白白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多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7 pm
在苏州河北岸，日军托着腮帮子在想，怎么渡过去呢？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捉摸，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须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疑。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却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哄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就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被顺势钻进了二十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它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白白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多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河面上原来有桥，但中国军队一过去，马上就轰隆隆地全给炸了。
再看看对岸的工事，修得很见水平，连材料都是由钢板和三角铁这样的铁家伙组成的，特别是从缝隙里伸出来的枪口，一看就知道是捷克造，火力不差，如果直挺挺地在水面上架浮桥，就等于给守军当靶子用了。
日军前敌指挥官颇有头脑，经过捉摸，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苏州河会受到潮涨潮落的影响，天黑时涨潮，河水向西倒流，到天亮时落潮，又会按照正常顺序“一弯河水向东流”。
这样的话，就不用傻乎乎地直接从北岸向南岸搭桥了，只须先利用晚上在北岸搭一个与河宽相等的浮桥，等到天亮，利用水的流向和浮力，浮桥就会自动漂向南岸，如此岂不就成了。
如果在搭桥时，能再施放大量烟幕弹，简直是天衣无疑。
打仗有时候是要凭脑子的，很多日军官兵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就跟我们拉开差距了。不过，这说的只是整体，缩小到苏州河之战，小鬼子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更有文化和头脑的。
在孙立人的指挥下，税警总团用厚钢板在岸边搭了很多临时隐蔽所，日军的炮弹打不着，但他们却可以躲在里面守株待兔。
10月28日，日军自认等来了机会。
那天早上起大雾，面对面都看不清人，别说隔着一条河了，快过。
可是偷渡者并不知道岸边早就藏着许多猎手，后者看到浮桥便猛投手榴弹，浮桥当即被炸断。
由于人多，还是有一批鬼子兵上了岸，并一头扎进了附近纱厂的储煤窖。这个储煤窖在一个三米高的陡坡下面，枪炮都够不着，手榴弹也没用。
不过孙立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储煤窖里的鬼子，而是还漂在水面上三三两两的橡皮舟。
以钢板做成护墙，继续投手榴弹，直至把残余的橡皮舟全部炸沉为止。
一顿“榴弹雨”下去，别说橡皮舟，连一块橡皮都看不到了。
北岸的日军急得跳脚，南岸的日军也近乎抓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办法，想开枪都找不着目标。
好了，后路没了，你们就在储煤窖里等死吧。
附近不是有纱厂吗，孙立人让人到纱厂去搬棉花。
众人都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但长官这么要求，必有用意，那就去搬吧。
十几捆棉花包被搬到陡坡之上，浇上煤油，然后哄的一声点着了，往陡坡下面推。
燃烧着的棉花包封住了储煤窖口，有的直接就滚了进去，里面的日军开始大概还感觉不错，挺热乎嘛，但是很快就像蜂窝里的野蜂一样炸了起来——烤白薯可不就是这么来的！
连续几天，日军再也不敢过苏州河了。
11月3日，上海派遣军主力齐集北岸，正好又是一个大雾天，他们才利用橡皮舟浮桥再次实施强渡。
与上一次相比，这次用兵多，规模大，相当数量的日军得以登岸。孙立人不得不组织敢死队，与之进行逐屋逐室争夺，终于把大部分阵地都给夺了回来。
战斗结束后，税警总团因损失较大，奉命换防休整，但孙立人忽然改变了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小红楼的据点，也被顺势钻进了二十多个鬼子，由于是两层楼房，易守难攻，税警总团还没来得及拿下来，换防命令就到了。
孙立人既有名将潜质，性格上也十分好强，与他的上司黄杰那样阿弥陀佛的人更是判若两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小红楼里的鬼子解决了再说，免得给人留下话柄，说是我孙立人自己搞不定，想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他人。
作为一个靠脑子打仗的人，一般情况下，孙立人从不主张靠牺牲士兵的生命去一味蛮干，他决定采用地雷爆破。
地雷第二天凌晨运到，孙立人喜不自胜，由于天色尚黑，他便从指挥所里走出来，打着手电筒亲自查看。
不料这时正逢日军炮击，由于他的指挥所离河岸很近，一颗炮弹当空爆炸，孙立人被炸伤十几处，光嵌入体内的弹片就有八九块之多。
浑身是血的孙立人躺在地上，差点让人以为他没气了。
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东方隆美尔”还没怎么亮相就完蛋了，那后面这部书怎么说？所以我们在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特地给孙立人戴了顶钢盔，又让他蹲着身子，这样其它地方尽管惨不忍睹，但脑袋没事，吃饭的家伙还在，大家不用过分担心。
宋子文听到消息后，赶紧派来救护车，但是孙立人只接受伤口包扎，却拒绝上车。
那谁，你代替我进行指挥，务必用地雷把小红楼给炸掉。
听到整座小楼都被炸塌，孙立人这才坐上救护车。
上海完全沦陷之后，日军在苏州河岸立了一块石碑，碑文曰：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受了重伤的孙立人与战场只能暂时说白白了，对于他来说，淞沪战场给他的空间还是太小，连小试身手都算不上。不过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多年后，自己将在异国战场上腾空而起，取得令孙元良这些人都为之咋舌的辉煌战绩。
在苏州河相持不下的同时，日本政府一面拒绝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一面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中介人，试图与中国进行“秘密和谈”，
中日的各自要价相去甚远，蒋介石看了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何况朝也盼暮也想的国际会议已经召开，胜负未分，如果这时候就答应了你那些过分要求，我怎么向国民交待？
在召见陶德曼时，他让德国人转告近卫内阁，要谈可以，但必须到会议上大家三堂六面地公开谈，这样偷偷摸摸地肯定不行，而如果日本始终不愿恢复战前状态，那也是没得可谈的，要打，我们奉陪。
一方要“秘密和谈”，一方要“公开谈判”，说不拢，作为中介人的陶德曼只得怏怏而退。
当天，日本派出的第四批援军——第10军悄悄抵达金山卫附近海面。
第10军由从北方抽调的熊本第6师团等三师一旅团组成。组织第10军进攻上海，说明日本已准备在上海投下最大的赌注。
这一天是11月5日。
拂晓，海上正好起了大雾，视线不清，监视哨无法观察日本军舰的运动情况。
早已虎视眈眈的第10军突然组织滩头强攻。
在金山卫防守的仅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营。炮兵发现敌情后，立即进行炮火阻击，无奈第10军登陆的远不止一个点，轰了这里，就打不了那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等日军接近时，炮兵连甚至不惜动用出膛即炸的零线子母弹拦击，可是潮水般涌来的鬼子兵，岂是几门炮就能挡得住的，金山卫阵地遂告失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叫起来，日本人最擅长迂回抄击，难道就不会防着一手，多置些人马，五年前“一二八”会战的亏还没吃够么？
说得没错，中方将领也并非不知兵。本来在阵地两侧，从浏河至南京，从浦东至杭州湾，都摆满了警戒兵团，以防备日军迂回，但是很快这个格局就被逐渐打破了。
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力不能支上面。
在淞沪战场如火如荼之时，中央阵地常常入不敷出，后面又无兵可调，救急如救火，只好临时从两侧抽调兵力。
此举意味着什么，从蒋介石到陈诚都很清楚，那就是巨大的风险，但是你不从那里抽人救急又怎么办，不管北战场还是南战场，若无援兵不断接力，防线也许立马就跨了，两侧就算全是人，还不一样会输得很惨。
一开始还想得挺好，抽出来多少人，等后方来了部队后，马上再补进去，这样就没事了。可没想到的是，凡是从后方来的，管他多少人，有没有战斗力，前线都能一个不剩地照单全收，否则阵地就会丢失或出现空隙。
你要说这是在饮鸩止渴也没什么不对，可倘不如此，淞沪会战早就可以宣告败局收场了。
同时，中方对金山卫的防守也确实松懈了一点。战前，中国统帅部曾多次组织对金山卫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但都认为这个地方水浅涂深，船只靠岸很困难，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
等到上海派遣军从川沙口、吴淞登陆，并将守军逼至苏州河南岸后，大家又本能地认为，日军由北向南打得顺风顺水，就算要再次登陆，也一定会选择长江南岸。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看上去最难攻的地方往往却是最薄弱之处，第10军登陆金山卫，为中国守军败走上海一锤定音。
这再一次证明，日军在进攻战尤其是迂回包抄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
今天，当我们遍查所有的回忆录和资料，虽然时见怪你怪他之辞，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谁都没能准确地预见到对手会登陆金山卫，甚至连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都出现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认为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再次登陆，只是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视线，分散中方在上海的作战兵力。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7 pm
这个世界，总有那么多的意外。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将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 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 可是守则气绥，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异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5人，重伤3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5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一期同学。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所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奇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却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几指挥部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千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捉摸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延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惊悉日军登陆金山卫后，陈诚连抽两个师前去堵截，然而都挡不住第10军的凌厉冲击。
这时蒋介石打电话给陈诚，问他：怎么办？
陈诚那么一个从不肯服输的人，也看到了大势已去，只得回答：为今之计，只有赶快撤出上海，退守国防线。
陈诚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
蒋介石整整思考了半个小时，同意了陈诚的意见。可是考虑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才刚刚开了没两天，如果此时就退出上海，中国将可能会在会议上颜面扫地且无功而返，于是让陈诚再坚持三天，三天后再撤到国防线上去。
显然，这又是一个以外交牺牲军事的例子。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11月9日，陈诚下令全军总撤退，向吴福线转移，可是已经太迟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的必然思路。
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见江南道路狭窄，全军掩杀尚有困难，便以熊本师团为先锋，一头朝京沪铁路上的昆山直插过去，从而切断了上海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撤退部队因此一下子陷入混乱之中。
由于无法完全堵住各条道路，柳川又遣出多支小规模挺进队，轻装前进，绕前袭击，更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有如四年前长城抗战后期的“滦东大溃退”，本来有秩序的撤退也开始演变成无秩序的“溃退”，只是规模更大，场面更惨。
溃退，几乎已成为中国正规军队 的一种难改痼疾。白崇禧曾经拿他在北伐时期的经历作比，说那时候的南方部队就是如此，典型特点是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大家哇呀呀叫，不顾性命地往上冲， 可是守则气绥，都挤在一条道上争相跑路，每个人都不管他人，只求自己能早一点逃出被围歼的厄运。
不可否认的是，淞沪一战，前期确实过于惨烈，尤其是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大部分都被打残了，可以说已达到消耗的极限，再相互一裹卷，皆失再战之心。
在溃退中，各级指挥官都相继失去了对自己部队的有效掌握，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纷乱的模样令人瞠目结舌，甚至连一干大将们都出了糗。
胡宗南在苏州河畔的司令部，首先遭到日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参谋人员及警卫连死伤殆尽，才保得胡宗南一人只身逃走。
另一位倒霉的是薛岳。他那时正发高烧，乘着小汽车往吴福线撤，路上却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机枪扫射，司机和卫士当即中弹身亡。
薛岳是给先总理当过卫队长的大内高手，即使是生病当中，也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见情况不妙，他一脚踢开车门，然后纵身跃入路旁的水田，又仗着水性不错，连游五道河沟脱险。如果这位那时就战死上海，以后长沙会战的绝活我们也就别想看到了。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官职务最高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而吴克仁就是在大溃退中遇难的。
淞沪战场是各支军队争取荣誉之地。吴克仁在上战场前就对部属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东北军绝不能再被人家戳着后背脊梁骨，骂我们只会叫嚷抗日，实际打起仗来却是草包一个。
可是吴克仁也没有想到仗真会打到如此惨烈。看着旅团长在眼前一个个倒下，他虽然嘴里说“马革裹尸，乃军人最光荣的归宿”，然而却一边说一边流泪，内心伤痛至极。
更想不到的是出现大溃退。
从一线撤下来时，身边仅剩了几个随从。吴克仁不由摇头苦笑：想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曾是何等狼狈，不意吾辈竟还多有不如。
江南沟壑纵横，北方人又有很多不会游泳，在遇到一条深水河流时无计可施，侥幸的是随从在附近找到了一块门板，这无异是一块救命的木板。
正要倚板而渡的时候，一个当地政府的文官也凄凄惶惶地跑到了岸边，比之于军人，他更为无助。
吴克仁在问明他的身份后，不由长叹一声：我们军人打了败仗，已有愧大家，若再只顾自己逃命，那就更是惭愧万分了。
这块木板，你先拿去用吧。
文官怀着感激的心情渡过了河，却再也没有看到将军现身。
有人说，吴克仁是在过河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的，还有的说他是在中弹后伤势过重淹死的。
包括吴克仁在内，东北军在淞沪战场上共阵亡将级军官5人，重伤3人，团长伤亡超过一半，到最后突出来时5万编制的一个军，只能勉强缩编成一个师。
11月12日，上海完全失守。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一期同学。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所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奇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却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几指挥部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千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捉摸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延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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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8 pm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致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却无情地打断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第18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顶掠过，但郭勋祺一再不让机枪和大炮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到最有把握、最有效的时候才能使用。在此之前，就得熬着。
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下来，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等第18师团到达守军阵地千米以内后，他下令轻重机枪齐射，以打乱其前锋阵脚。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才要求炮兵连开火，并按1500米的距离进行连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险情。
除第18师团外，柳川又另外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驾着汽艇和小木船，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沿岸守卫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打，得跟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没。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见无机可乘，第18师团只得在日暮时分悄悄撤退。
郭勋祺认为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另一位打得比他还要精彩。
郭勋祺的难处是要两头兼顾，而刘兆藜的困难则是承压最重，他的阵地横守京杭大道，最适宜于第18师团的坦克快速部队行进。
不过刘兆藜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四川蜀地，那是五虎上将发布榜单的地方，诸葛孔明运筹帷幄的场所，之前，川军钻在窝里面自个玩玩家，大小仗少说点四五百场打过，有点灵性的都能上路。
刘兆藜是一个有灵性的人。论名气，他不及郭勋祺，但那是没给机会，给了机会一样能闪光。
看《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孔明用兵，最擅两项，即诱敌伏击和夹路火攻，出山后的第一仗“火烧博望”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体。
在与郭勋祺争炮兵时，刘兆藜曾当众夸口，说他早在阵地前沿布置陷井，敌不来则罢，若是来了，必叫他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而不得逃生。
刘兆藜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找到了一处可与博望坡地形相像的地方。
当天的情形宛如三国重现。
一开始，两个回合不到，刘兆藜即佯装撤退。第18师团的快速部队本来以为要在阵地前鏖战一番，见此情景，连怀疑都不怀疑就蜂拥着上来了。
为什么不疑，因为前面中国军队的溃退见多了，打两枪就跑的亦不鲜见，属于正常现象，正常的你都怀疑，那不等于脑子进水了。
如同当初曹军看到刘备一样，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大笑：川军要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
日本“虎豹”们一路猛追，渐渐地就追到了窄狭处。
在“火烧博望”这一节里，对博望坡的描述是“南道路狭，山川相逼”，刘兆藜诱敌深入的这个地形与此类似，有三里路长，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狭隘地段。
曹军对博望坡开始起疑，倒不是路狭，而是说此地树木丛杂，且两边都是芦苇，倘彼用火攻，可怎生了得。
刘兆藜预设的伏击区域没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芦苇，所以日军坦克就放心大胆地进去了。
与“火烧博望”唯一不同的是，刘兆藜没有贸贸然采用火攻，他用的是炮攻，这点颇有时代特色。
在刘兆藜身边，就是那位炮团的营长，后者一直在用望远镜进行观测。
眼看数十辆坦克已经进入隘区，大喊一声：放！
德造山炮齐轰，这一轮轰击方向是截尾，日军队尾的数辆坦克立刻被击中，并堵住了自家退路。
随后大炮转移方向，再斩首。
一头一尾下来，最后的程序才是击腹。
除山炮外，川军自带的迫击炮、机步枪、手榴弹也一起朝隘区中央倾斜，一时间，弹如雨点，震耳欲聋。
日军被围在中央的大多是坦克装甲车和山野炮，移动不灵，见两边皆被堵住，只能依傍路边的山岩死角进行躲避。
可是这时刘兆藜却暴露出了一个漏洞，有一个倾斜的小道，竟然无兵扼守。
百密却有一疏，这次第，正应了三国上的一句话：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
日军特种部队遂向小道突破。
行得二三里地，到一陡坡，上面铺满了谷草。
假如这些谷草出现在隘区，鬼子们即使没看过三国，也一定会予以提防，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夺路而逃的时候，谁还有那份闲心低头去看看地面上究竟铺了多少草。
即然是“火攻博望”，但火一直都没出现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炮战之后要上演火攻。
事实证明，刘兆藜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漏”，只是因为这段戏需要他“漏”，观众强烈要求看火攻，敬业的都必须返场加演。
返场的这段戏，在三国里也很有名，叫做“火烧上方谷”。
陡坡两旁，埋伏着川军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此时忽然向谷草进行猛烈射击。
你不射坦克，射谷草干什么，能射出火来？
这却不是一般的谷草，事前都喷了煤油，一射之后，立刻燃起大火，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弥空。
炮攻加火攻，第18师团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仅坦克就被击毁13辆，山野炮4门被缴，4门被毁，仅少数坦克和炮车拼死冲过火海逃脱。
刘兆藜凭此一战立下声名，外战业绩在川军众将中独占鳌头。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
郭勋祺防守的阵地靠于太湖岸边，此地称为夹浦。
我曾经去过夹浦，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浙江人很会做生意，愣是把当地改造成了一个度假村，以致于每户人家几乎都成了一个小型的饭店兼旅馆。
在那么多漂亮的小洋楼中间，独有一间土屋，仍是泥墙青瓦，炊烟袅袅升起，一位老妪在门前搬凳闲坐。
这样的土屋，当年一定随处可见。
善良的人们本不奢望太多，只求可以宁静地生活下去即可，但战争却无情地打断了这一切。
夹浦之战异常激烈，第18师团的步兵主要汇集于这一路。
在步兵推进的同时，日军大炮进行掩护，炮弹呼呼地从头顶掠过，但郭勋祺一再不让机枪和大炮开火，仅用手步枪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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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是名将，他的部队里也不乏牛人，比如一个连长，他的脑袋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给打中了，子弹从耳边进去，脸上穿出，这位兄弟竟然还能自己稳稳当当地走着下来，而且言语自若，跟常人无异。
随着作战过程的不断推进，郭勋祺在估算距离。
等第18师团到达守军阵地千米以内后，他下令轻重机枪齐射，以打乱其前锋阵脚。
见日军队伍开始出现松动，郭勋祺才要求炮兵连开火，并按1500米的距离进行连续轰击。
前后两个火力覆盖面一出，日军的攻击阵容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太湖方向也出现了险情。
除第18师团外，柳川又另外组织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为基干的混合支队，驾着汽艇和小木船，准备从东面横渡太湖，以便对川军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沿岸守卫部队本能的反应就是朝船上的人瞄准。郭勋祺说你们不要急着打，让他过来，靠近岸边再打，而且不要零零散散地打，得跟用排子枪。
注意，不要打人，得打船！
船目标大，比人好打，一旦洞穿，进水即没。
指挥当兵的打仗，就得这么细致，别光来口号那些虚的，这一点，也很能看出郭勋祺身上的名将本色。
见无机可乘，第18师团只得在日暮时分悄悄撤退。
郭勋祺认为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另一位打得比他还要精彩。
郭勋祺的难处是要两头兼顾，而刘兆藜的困难则是承压最重，他的阵地横守京杭大道，最适宜于第18师团的坦克快速部队行进。
不过刘兆藜对此早已成竹在胸。
四川蜀地，那是五虎上将发布榜单的地方，诸葛孔明运筹帷幄的场所，之前，川军钻在窝里面自个玩玩家，大小仗少说点四五百场打过，有点灵性的都能上路。
刘兆藜是一个有灵性的人。论名气，他不及郭勋祺，但那是没给机会，给了机会一样能闪光。
看《三国演义》，我们会发现，孔明用兵，最擅两项，即诱敌伏击和夹路火攻，出山后的第一仗“火烧博望”便是二者的最佳结合体。
在与郭勋祺争炮兵时，刘兆藜曾当众夸口，说他早在阵地前沿布置陷井，敌不来则罢，若是来了，必叫他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而不得逃生。
刘兆藜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找到了一处可与博望坡地形相像的地方。
当天的情形宛如三国重现。
一开始，两个回合不到，刘兆藜即佯装撤退。第18师团的快速部队本来以为要在阵地前鏖战一番，见此情景，连怀疑都不怀疑就蜂拥着上来了。
为什么不疑，因为前面中国军队的溃退见多了，打两枪就跑的亦不鲜见，属于正常现象，正常的你都怀疑，那不等于脑子进水了。
如同当初曹军看到刘备一样，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大笑：川军要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
日本“虎豹”们一路猛追，渐渐地就追到了窄狭处。
在“火烧博望”这一节里，对博望坡的描述是“南道路狭，山川相逼”，刘兆藜诱敌深入的这个地形与此类似，有三里路长，是一个呈波状起伏的狭隘地段。
曹军对博望坡开始起疑，倒不是路狭，而是说此地树木丛杂，且两边都是芦苇，倘彼用火攻，可怎生了得。
刘兆藜预设的伏击区域没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芦苇，所以日军坦克就放心大胆地进去了。
与“火烧博望”唯一不同的是，刘兆藜没有贸贸然采用火攻，他用的是炮攻，这点颇有时代特色。
在刘兆藜身边，就是那位炮团的营长，后者一直在用望远镜进行观测。
眼看数十辆坦克已经进入隘区，大喊一声：放！
德造山炮齐轰，这一轮轰击方向是截尾，日军队尾的数辆坦克立刻被击中，并堵住了自家退路。
随后大炮转移方向，再斩首。
一头一尾下来，最后的程序才是击腹。
除山炮外，川军自带的迫击炮、机步枪、手榴弹也一起朝隘区中央倾斜，一时间，弹如雨点，震耳欲聋。
日军被围在中央的大多是坦克装甲车和山野炮，移动不灵，见两边皆被堵住，只能依傍路边的山岩死角进行躲避。
可是这时刘兆藜却暴露出了一个漏洞，有一个倾斜的小道，竟然无兵扼守。
百密却有一疏，这次第，正应了三国上的一句话：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
日军特种部队遂向小道突破。
行得二三里地，到一陡坡，上面铺满了谷草。
假如这些谷草出现在隘区，鬼子们即使没看过三国，也一定会予以提防，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夺路而逃的时候，谁还有那份闲心低头去看看地面上究竟铺了多少草。
即然是“火攻博望”，但火一直都没出现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炮战之后要上演火攻。
事实证明，刘兆藜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漏”，只是因为这段戏需要他“漏”，观众强烈要求看火攻，敬业的都必须返场加演。
返场的这段戏，在三国里也很有名，叫做“火烧上方谷”。
陡坡两旁，埋伏着川军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此时忽然向谷草进行猛烈射击。
你不射坦克，射谷草干什么，能射出火来？
这却不是一般的谷草，事前都喷了煤油，一射之后，立刻燃起大火，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弥空。
炮攻加火攻，第18师团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仅坦克就被击毁13辆，山野炮4门被缴，4门被毁，仅少数坦克和炮车拼死冲过火海逃脱。
刘兆藜凭此一战立下声名，外战业绩在川军众将中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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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9 pm
一天下来，唐式遵神采飞扬，两员战将，郭勋祺持平，刘兆藜大胜，在刘湘那里交待得过去。
不爽的却是郭勋祺：怎么会让刘兆藜盖过风头呢？
我不是持平，应该是打胜！
他让各团报歼敌数字，准备写个报告给唐式遵，结果没有一个团报得上来，都是极其笼统的“敌伤亡惨重”。至于什么日军番号，敌将姓名，一概不知。
日军作战，除非是完全地被你包围歼灭，所有死尸都是要拖回去的，伤兵更是不会留在战场之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统计皆为“估计”、“大约”，很少能精确得起来。
川人实在，大多不擅作假，郭勋祺这边没法自圆其说，刘兆藜那边却早已是铁板钉钉：炸毁缴获的东西一目了然，死尸一目了然，甚至还俘虏了6个日军官兵。
郭勋祺很生气，气死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爬起来给各团团长一人挂一电话，告诉他们：活捉日本官兵，决予重赏。
你们多少给我抓一个活的回来，老爷我自己掏钱赏你们。
抓活鬼子，成了郭勋祺始终难解的心结。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把手下一干团营长叫过来训话。
你们昨天打的那叫什么仗，竟然没有俘虏，连日军番号和主将都不知道，这是打的混仗！
团营长们都是一愣，表情十分困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谁不知道，鬼子很难俘虏，难道打退日军，守住阵地还不行？
成天混在一起，郭勋祺对他这些部下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一清二楚，于是下了断论：打仗，光打退敌人是不能算数的。
大家都傻呆呆地盯着他，那你说，怎么才能算数呢。
郭勋祺大手一挥——俘虏敌人，夺得武器，算数！
可是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对郭勋祺是这样，对刘兆藜也是如此。
那一天仗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漂亮，细究起来原因很多，包括第18师团是个新编师团，包括这个师团轻敌冒进，包括川军首战士气高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炮兵营的帮忙。
大炮就是个活宝贝，谁都离不开。
可让人不爽的是，那个炮兵营长却死活要撤走。
白天立了功，但功劳都是人家的，自己只能做无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亲眼目睹战斗的激烈状况之后，心里就打开了鼓。
看起来，这可不是帮忙的问题啊，弄不好一个炮营都得栽里面，到时候如何向上交代？
忙，我帮了，兄弟之情，也算有了，明天我就得奉命开拔南京。
郭刘都是一愣，不是说好四天吗，难道再多留一天也不行？
别说一天，半天都不行。尽管川军百般挽留，就差磕头作揖了，但炮营还是开走了。
炮兵一走，仗就不那么好打了。
如果说俘虏日军是理想，眼下郭勋祺却得面对现实，缺了炮兵，要是日军再用坦克来冲击，可如何是好？
在这方面，哼哈二将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即把中间的公路让开，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二位的空城计都成功了，因为吃了昨天的亏以后，第18师团根本就不敢再走正面，而宁愿从两翼展开进攻。
两翼也很难对付，但郭勋祺不管这些，他想的还是要抓鬼子。
好消息来了，在打了两三小时后，部队终于将两三百日军包围于夹沟之内。
这真的是瓮中捉鳖，郭勋祺高兴得手舞足蹈。
格老子，今天我非得亲自到沟里去捞两个日本兵出来，然后带回来仔细研究一下。
此时炊事兵已经把饭端了上来，郭勋祺却乐得连饭也不想吃，带着两个卫士喜滋滋地就往夹沟赶去，那样子跟急着去网兜里收鱼的老渔夫差不多。
一个人太兴奋，就难免大意。
太湖边上，一直隐伏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看到兴冲冲跑出来的这几个人，立刻端起枪瞄准射击。
三八大盖的优点之一，就是射击的准确率很高，但或许是郭泰祺一开心，动作幅度比较大，子弹只击中了郭勋祺的大腿，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
郭勋祺是由卫士背着回去的，而等到他转移后方时，仍然没有听到抓获鬼子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憾事。
第18师团在吴兴碰了壁后，开始将进攻重点转向另一方向——安徽广德。
我去广德，只是路过。因为要去皖南的话，就必经广德。
一行人是冲着李太白的桃花潭去的，但是车子在经过广德县城中央的时候，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显见得那是一座颇有些年代的古代城楼，下了车后，我们钻进城楼，东望望，西瞧瞧，一抬头，赫然看到城楼上嵌着三个字：鼓角楼。
让我惊异的是，题款作者竟是曾巩！
有一段时间，我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特别感兴趣。编者对曾巩十分推崇，几乎尊其为八大家之首，一本文钞，他的文章占了最大篇幅，也充分表明了曾文学家在文坛政坛上曾经拥有过的地位。
回家后我特地翻查了资料，才知道鼓角楼实际上是广德县衙所在地，而曾巩不仅为它题名，还专门写了一篇记。
作为北宋的大名人，能如此破格，似乎早早就预示了这座城楼的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到了南宋，一个此前尚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登临此楼，指挥与金国女真作战，六战六捷，举国为之轰动，他的名字叫岳飞。
再看下去，就跟我将要写的人物联系上了。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为川军中将师长。
11月27日，第18师团对饶国华镇守的广德发动全力猛攻。那几天气温骤降，尚穿着夏装的川军官兵冻得浑身哆嗦，只能靠嚼食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冷，而广德前沿又为一片平原，基本无险可守，经三昼夜拼杀，饶国华师伤亡惨重。
11月29日，饶国华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乘车到集团军总部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唐式遵却正在焦头烂额之中，认为各个点都要守，哪有多余的兵给你，不仅没派援兵，还冲饶国华发了顿火。
回到军营，饶国华深感情况严重，广德已至危急存亡关头，他发出通令：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我已做好报国准备，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
11月30日，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当天战斗异常激烈，川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这位中将师长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诸君还记否，出川时，我们曾共同表达过誓言，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胜则生，败必死。现在败了，广德即将失陷，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誓言，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决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决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
不爽的却是郭勋祺：怎么会让刘兆藜盖过风头呢？
我不是持平，应该是打胜！
他让各团报歼敌数字，准备写个报告给唐式遵，结果没有一个团报得上来，都是极其笼统的“敌伤亡惨重”。至于什么日军番号，敌将姓名，一概不知。
日军作战，除非是完全地被你包围歼灭，所有死尸都是要拖回去的，伤兵更是不会留在战场之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统计皆为“估计”、“大约”，很少能精确得起来。
川人实在，大多不擅作假，郭勋祺这边没法自圆其说，刘兆藜那边却早已是铁板钉钉：炸毁缴获的东西一目了然，死尸一目了然，甚至还俘虏了6个日军官兵。
郭勋祺很生气，气死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爬起来给各团团长一人挂一电话，告诉他们：活捉日本官兵，决予重赏。
你们多少给我抓一个活的回来，老爷我自己掏钱赏你们。
抓活鬼子，成了郭勋祺始终难解的心结。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把手下一干团营长叫过来训话。
你们昨天打的那叫什么仗，竟然没有俘虏，连日军番号和主将都不知道，这是打的混仗！
团营长们都是一愣，表情十分困惑。
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谁不知道，鬼子很难俘虏，难道打退日军，守住阵地还不行？
成天混在一起，郭勋祺对他这些部下心里在想些什么，自然也一清二楚，于是下了断论：打仗，光打退敌人是不能算数的。
大家都傻呆呆地盯着他，那你说，怎么才能算数呢。
郭勋祺大手一挥——俘虏敌人，夺得武器，算数！
可是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对郭勋祺是这样，对刘兆藜也是如此。
那一天仗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漂亮，细究起来原因很多，包括第18师团是个新编师团，包括这个师团轻敌冒进，包括川军首战士气高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炮兵营的帮忙。
大炮就是个活宝贝，谁都离不开。
可让人不爽的是，那个炮兵营长却死活要撤走。
白天立了功，但功劳都是人家的，自己只能做无名英雄，更重要的是，在亲眼目睹战斗的激烈状况之后，心里就打开了鼓。
看起来，这可不是帮忙的问题啊，弄不好一个炮营都得栽里面，到时候如何向上交代？
忙，我帮了，兄弟之情，也算有了，明天我就得奉命开拔南京。
郭刘都是一愣，不是说好四天吗，难道再多留一天也不行？
别说一天，半天都不行。尽管川军百般挽留，就差磕头作揖了，但炮营还是开走了。
炮兵一走，仗就不那么好打了。
如果说俘虏日军是理想，眼下郭勋祺却得面对现实，缺了炮兵，要是日军再用坦克来冲击，可如何是好？
在这方面，哼哈二将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即把中间的公路让开，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二位的空城计都成功了，因为吃了昨天的亏以后，第18师团根本就不敢再走正面，而宁愿从两翼展开进攻。
两翼也很难对付，但郭勋祺不管这些，他想的还是要抓鬼子。
好消息来了，在打了两三小时后，部队终于将两三百日军包围于夹沟之内。
这真的是瓮中捉鳖，郭勋祺高兴得手舞足蹈。
格老子，今天我非得亲自到沟里去捞两个日本兵出来，然后带回来仔细研究一下。
此时炊事兵已经把饭端了上来，郭勋祺却乐得连饭也不想吃，带着两个卫士喜滋滋地就往夹沟赶去，那样子跟急着去网兜里收鱼的老渔夫差不多。
一个人太兴奋，就难免大意。
太湖边上，一直隐伏着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看到兴冲冲跑出来的这几个人，立刻端起枪瞄准射击。
三八大盖的优点之一，就是射击的准确率很高，但或许是郭泰祺一开心，动作幅度比较大，子弹只击中了郭勋祺的大腿，不过这也够他受的了。
郭勋祺是由卫士背着回去的，而等到他转移后方时，仍然没有听到抓获鬼子的消息，这真是一件憾事。
第18师团在吴兴碰了壁后，开始将进攻重点转向另一方向——安徽广德。
我去广德，只是路过。因为要去皖南的话，就必经广德。
一行人是冲着李太白的桃花潭去的，但是车子在经过广德县城中央的时候，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显见得那是一座颇有些年代的古代城楼，下了车后，我们钻进城楼，东望望，西瞧瞧，一抬头，赫然看到城楼上嵌着三个字：鼓角楼。
让我惊异的是，题款作者竟是曾巩！
有一段时间，我对“唐宋八大家文钞”特别感兴趣。编者对曾巩十分推崇，几乎尊其为八大家之首，一本文钞，他的文章占了最大篇幅，也充分表明了曾文学家在文坛政坛上曾经拥有过的地位。
回家后我特地翻查了资料，才知道鼓角楼实际上是广德县衙所在地，而曾巩不仅为它题名，还专门写了一篇记。
作为北宋的大名人，能如此破格，似乎早早就预示了这座城楼的不同凡响。
果不其然，到了南宋，一个此前尚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登临此楼，指挥与金国女真作战，六战六捷，举国为之轰动，他的名字叫岳飞。
再看下去，就跟我将要写的人物联系上了。
饶国华，四川资阳人，时为川军中将师长。
11月27日，第18师团对饶国华镇守的广德发动全力猛攻。那几天气温骤降，尚穿着夏装的川军官兵冻得浑身哆嗦，只能靠嚼食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冷，而广德前沿又为一片平原，基本无险可守，经三昼夜拼杀，饶国华师伤亡惨重。
11月29日，饶国华担心自己守不住广德，遂连夜乘车到集团军总部谒见唐式遵，请求增加援兵。
唐式遵却正在焦头烂额之中，认为各个点都要守，哪有多余的兵给你，不仅没派援兵，还冲饶国华发了顿火。
回到军营，饶国华深感情况严重，广德已至危急存亡关头，他发出通令：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我已做好报国准备，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
11月30日，饶国华亲自到前线督战，但当天战斗异常激烈，川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眼前日军像潮水般涌来，而自己的部队却像潮水般在溃退，乃至到了不听从指挥的程度。
饶国华长叹一声，他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广德城的后方师部。
这位中将师长没有选择逃命，而是给刘湘、唐式遵各写了一封遗书——
诸君还记否，出川时，我们曾共同表达过誓言，失地不复，誓不返川，胜则生，败必死。现在败了，广德即将失陷，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誓言，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在于你失败之后如何决择。
饶国华带着卫兵赶到广德机场。
这是华东两大机场之一，除了杭州笕桥机场，就是此处，中国空军曾多次从这里出发，与日军进行空战并创造过辉煌。
决不能让它完好地落入日人之手。
饶国华下令，将机场点火焚烧，予以彻底毁坏。
做完这一切，饶国华来到了城门外。
虽然日军已经迫近眼前，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人活世上，不过聚散而已，只是出川时的心愿未了，漫长的冬天却已将来临。
背后就是鼓角楼，是素重气节为人师表的曾巩，是怒发冲冠仰头长啸的岳飞，对不起，我给你们蒙羞了。
饶国华最后看了看这座即将陷入苦难的城池，他没有流泪。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也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他盘腿坐下，忽然朝日军即将进入的方向怒目而视，并奋力大呼：德国威廉二世曾那么强大，一战后仍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看着吧，将来一定会自食其果！
随着一声枪响，将军随即倒下，手里握着自杀用的手枪。
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城陷，将必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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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0 pm
在太湖北岸，陈诚率部边打边退。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戾，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却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奇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奇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奇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同情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1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千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 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 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它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戾，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却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奇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奇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奇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同情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1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千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 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 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它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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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0 pm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倍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流，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淹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碟，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3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它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份量有多重，一本帐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8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动摇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却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倍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流，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淹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碟，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3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它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份量有多重，一本帐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8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动摇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却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1 pm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致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决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却立刻打动了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生智专门赶到教导总队，在对军官们训话之前，他先举了一个反证。
“汪副总裁”（汪精卫）说过，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要打败仗的。中日实力悬殊，谁不知道呢，可是我们越败越要战，这样终究会打败日本人的。
敌人来犯，则远战，远战失利，则近战，近战失利，则守城，守城不利，则巷战，巷战再不利，则短接，短接再不利，则自杀。
唐生智接下来说，“委员长”答应过我，只要在南京守三个月，一定会组织兵力进行反攻——
三个月太短了，我们要守六个月，无命令绝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铁血演说，立即使场内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唐生智最后问大家，是坚守南京要紧，还是保命要紧？
众人热血沸腾，皆大呼：守城要紧。
鼓动完了，唐生智来实际的。
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先给诸位发三个月薪水，有家眷的发一个月安家费。12月1日之前，均想办法把家眷送回家或送到后方。
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承诺已渐显困难。从水面走，由于中央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海军开始冲破江面封锁线，逐渐深入长江江面。从陆地走，包围圈又正在合拢，危险亦无处不在。
但是再困难也得做，因为多年带兵的经验告诉唐生智，这是收拢军心的起码保证。
唐生智告诉官兵，有不愿留下来的，三天内请假，可以自行离去，但多发的薪水就没有了，还得落一个怕死的名声。
何去何从，诸位得想清楚。
都想清楚了，没看到有多少人提出要请假离开。
薪水发了，家眷送了，唐生智又命人大量采购烟酒，要吃要喝可以随便拿。
所以这一切做完，他开始板起脸，拿起蒋介石亲授的尚方剑。
各部凡擅自撤退者，一律按连坐法惩处，我将调宋希濂作为预备队，在江边专门负责维持军纪。
若不借助教导总队，并来个恩威并施，以上海溃退后的士气，南京恐怕半天都难守。
12月1日，苏联空军率先拉开南京保卫战的序幕。
早在三个多月前，中苏双方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这时候起，苏联开始成为主要对华军援国。从新疆到兰州，为运送军援物资而专门建立起一条长达3600里的交通运输线，它是当时维系中国继续抗战的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补给线。
不仅援助物资，苏联也直接派部队进行支援，这就是苏联志愿空军。
这里的“志愿”，当然并不一定代表个人志愿，其背后实际是政府意志的结果，就像十几年后中国派出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一样。老美起初傻乎乎的，还真以为跨过鸭绿江的是中国民间人士，在异域大搞个人英雄主义哩。
所谓的苏联志愿空军，其实是苏联应中国政府要求，将分布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空军各师团组织起来，以志愿的名义，轮流派来中国的正规参战部队。
同是战斗机飞行员，苏联飞行员跟美国飞行员的习惯又不一样。如果是在休假中，苏联人其实是很放纵的，几乎什么粗鲁来什么，相比之下，美国人倒并不像传说中那么胡作非为，大多数人还算是比较守规矩的。
但到工作阶段则又不同。很多美国飞行员看上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人上岗了还会偷个空子去警卫室玩玩牌，苏联飞行员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打起仗来甚至比日本人还机械和玩命。
简单来说，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能够通宵达旦彻底狂欢，也同样能够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地疯狂作战。
苏联空军使用的战斗机是“黄莺”和“燕子”。
在西方人当中，苏联人是很懂些美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苏联歌曲曾一次次让我们的父辈为之迷醉，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就象他们把火箭炮命名为“喀秋莎”一样，那完全是一个美丽姑娘的形象，它充分验证了，战场除了血腥还有诗意。
“黄莺”的学名是伊-15，这是一种双翼机，它的特点是功率大，差不多是平常飞机的两倍，因此在空中停留时间长，适于空中角斗。“燕子”，即伊-16，是单翼机，看起来粗糙，但是速度快，适于追击。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谈不上一定盖过日本的96式，但双方的性能已经大致接近了。
“黄莺”和“燕子”实在是一对好搭档，这两只轻盈的小鸟一高一低，交替翻飞，常常能弄花对手的双眼。
12月1日这一天，日本政府作出了攻占南京的决定。于是有9架96式奉命飞到南京上空来撒劝降传单。
中苏空军加大油门，呼地一声冲了出去。一共六架“黄莺”，分别由五个苏联飞行员和一个中国飞行员驾驶。
“96”果然了得，马上摆开陈纳德所说的那种诱饵阵型，两个回合一过，一架苏联“黄莺”中弹起火摔了下去，中国飞行员练习“黄莺”时间不长，驾驶飞机连熟练都谈不上，所以也只好赶紧撤离。
六去二，四对九。
剩下来的四架苏联“黄莺”没有选择逃走，而是继续缠斗。其中，一架“黄莺”被“96”紧紧咬住，怎么甩也甩不掉。日机越追越近，开始第一次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莺”突然向下一个俯冲，把全部子弹都闪在了身后。日机见状，也跟着全速俯冲下去，然而“黄莺”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横翻，闪到一边后，反过来向“96”开火。
虽然它们谁都没有打着谁，却已经把地面上的一个人给完全看呆了。
此人就是陈纳德。他经历过的空中格斗太多了，见过的空战高手也数不胜数，但眼前的苏联飞行员仍让他叹为观止。
那么多复杂的空中技巧，可以一口气做完，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人！
一般来说，空战的时间都很短，几秒或最多几分钟内便能决出胜负，但那一天的南京空战却特别长，总计达半个小时。结果是，日本战斗机败逃，双方都未有人员伤亡。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陈纳德在看到这一幕后，立即断言，在中国空军实际处于瘫痪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与日本航空队绝对有得一拼。
果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了一架“黄莺”击落三架“96”的好消息，而“燕子”出击5次，也一口气揍下了6架轰炸机。
与之同时，江面上毫无防备的日舰也遭到苏联轰炸机的打击。虽然轰炸机数量有限，没能鼓捣出像后来偷袭珍珠港那样的效果，但仍击沉1艘巡洋舰和2艘运输舰，另有6艘日舰中弹后燃起大火。
这是南京保卫战的序幕战，也是极少的几个精彩瞬间之一。很快，这一切都将结束，因为三天后，苏联空军连起飞基地也没有了。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致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决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却立刻打动了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生智专门赶到教导总队，在对军官们训话之前，他先举了一个反证。
“汪副总裁”（汪精卫）说过，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要打败仗的。中日实力悬殊，谁不知道呢，可是我们越败越要战，这样终究会打败日本人的。
敌人来犯，则远战，远战失利，则近战，近战失利，则守城，守城不利，则巷战，巷战再不利，则短接，短接再不利，则自杀。
唐生智接下来说，“委员长”答应过我，只要在南京守三个月，一定会组织兵力进行反攻——
三个月太短了，我们要守六个月，无命令绝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铁血演说，立即使场内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唐生智最后问大家，是坚守南京要紧，还是保命要紧？
众人热血沸腾，皆大呼：守城要紧。
鼓动完了，唐生智来实际的。
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先给诸位发三个月薪水，有家眷的发一个月安家费。12月1日之前，均想办法把家眷送回家或送到后方。
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承诺已渐显困难。从水面走，由于中央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海军开始冲破江面封锁线，逐渐深入长江江面。从陆地走，包围圈又正在合拢，危险亦无处不在。
但是再困难也得做，因为多年带兵的经验告诉唐生智，这是收拢军心的起码保证。
唐生智告诉官兵，有不愿留下来的，三天内请假，可以自行离去，但多发的薪水就没有了，还得落一个怕死的名声。
何去何从，诸位得想清楚。
都想清楚了，没看到有多少人提出要请假离开。
薪水发了，家眷送了，唐生智又命人大量采购烟酒，要吃要喝可以随便拿。
所以这一切做完，他开始板起脸，拿起蒋介石亲授的尚方剑。
各部凡擅自撤退者，一律按连坐法惩处，我将调宋希濂作为预备队，在江边专门负责维持军纪。
若不借助教导总队，并来个恩威并施，以上海溃退后的士气，南京恐怕半天都难守。
12月1日，苏联空军率先拉开南京保卫战的序幕。
早在三个多月前，中苏双方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这时候起，苏联开始成为主要对华军援国。从新疆到兰州，为运送军援物资而专门建立起一条长达3600里的交通运输线，它是当时维系中国继续抗战的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补给线。
不仅援助物资，苏联也直接派部队进行支援，这就是苏联志愿空军。
这里的“志愿”，当然并不一定代表个人志愿，其背后实际是政府意志的结果，就像十几年后中国派出的抗美援朝志愿军一样。老美起初傻乎乎的，还真以为跨过鸭绿江的是中国民间人士，在异域大搞个人英雄主义哩。
所谓的苏联志愿空军，其实是苏联应中国政府要求，将分布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空军各师团组织起来，以志愿的名义，轮流派来中国的正规参战部队。
同是战斗机飞行员，苏联飞行员跟美国飞行员的习惯又不一样。如果是在休假中，苏联人其实是很放纵的，几乎什么粗鲁来什么，相比之下，美国人倒并不像传说中那么胡作非为，大多数人还算是比较守规矩的。
但到工作阶段则又不同。很多美国飞行员看上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有人上岗了还会偷个空子去警卫室玩玩牌，苏联飞行员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打起仗来甚至比日本人还机械和玩命。
简单来说，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能够通宵达旦彻底狂欢，也同样能够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地疯狂作战。
苏联空军使用的战斗机是“黄莺”和“燕子”。
在西方人当中，苏联人是很懂些美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苏联歌曲曾一次次让我们的父辈为之迷醉，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就象他们把火箭炮命名为“喀秋莎”一样，那完全是一个美丽姑娘的形象，它充分验证了，战场除了血腥还有诗意。
“黄莺”的学名是伊-15，这是一种双翼机，它的特点是功率大，差不多是平常飞机的两倍，因此在空中停留时间长，适于空中角斗。“燕子”，即伊-16，是单翼机，看起来粗糙，但是速度快，适于追击。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谈不上一定盖过日本的96式，但双方的性能已经大致接近了。
“黄莺”和“燕子”实在是一对好搭档，这两只轻盈的小鸟一高一低，交替翻飞，常常能弄花对手的双眼。
12月1日这一天，日本政府作出了攻占南京的决定。于是有9架96式奉命飞到南京上空来撒劝降传单。
中苏空军加大油门，呼地一声冲了出去。一共六架“黄莺”，分别由五个苏联飞行员和一个中国飞行员驾驶。
“96”果然了得，马上摆开陈纳德所说的那种诱饵阵型，两个回合一过，一架苏联“黄莺”中弹起火摔了下去，中国飞行员练习“黄莺”时间不长，驾驶飞机连熟练都谈不上，所以也只好赶紧撤离。
六去二，四对九。
剩下来的四架苏联“黄莺”没有选择逃走，而是继续缠斗。其中，一架“黄莺”被“96”紧紧咬住，怎么甩也甩不掉。日机越追越近，开始第一次射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莺”突然向下一个俯冲，把全部子弹都闪在了身后。日机见状，也跟着全速俯冲下去，然而“黄莺”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横翻，闪到一边后，反过来向“96”开火。
虽然它们谁都没有打着谁，却已经把地面上的一个人给完全看呆了。
此人就是陈纳德。他经历过的空中格斗太多了，见过的空战高手也数不胜数，但眼前的苏联飞行员仍让他叹为观止。
那么多复杂的空中技巧，可以一口气做完，你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人！
一般来说，空战的时间都很短，几秒或最多几分钟内便能决出胜负，但那一天的南京空战却特别长，总计达半个小时。结果是，日本战斗机败逃，双方都未有人员伤亡。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陈纳德在看到这一幕后，立即断言，在中国空军实际处于瘫痪的情况下，苏联空军与日本航空队绝对有得一拼。
果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了一架“黄莺”击落三架“96”的好消息，而“燕子”出击5次，也一口气揍下了6架轰炸机。
与之同时，江面上毫无防备的日舰也遭到苏联轰炸机的打击。虽然轰炸机数量有限，没能鼓捣出像后来偷袭珍珠港那样的效果，但仍击沉1艘巡洋舰和2艘运输舰，另有6艘日舰中弹后燃起大火。
这是南京保卫战的序幕战，也是极少的几个精彩瞬间之一。很快，这一切都将结束，因为三天后，苏联空军连起飞基地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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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2 pm
12月4日，南京郊外开始传来隆隆炮声。
苏联空军已经被迫放弃南京机场，南京上空满天飞着的都是日机，而蒋介石也被迫搬离南京陵园官邸。
离开之前，他再次用一天的时间，检查了紫金山防御阵地。
在“励志演讲”中，唐生智告诉大家，蒋介石要他在南京守三个月，其实是自行拔高了。
蒋介石从没奢望过南京能守这么长时间。他对唐生智说的是，如果能支持两周是最好的。
可是当这位“委员长”一次次视察阵地，环视眼前起伏山峦时，又不住喟叹，说首都锦带江山，实天然要塞，守一两个月应该可以吧。
如果说有奇迹，这时候的蒋介石应该是真心期盼奇迹能够发生的。一两个月，得到喘息的中国军队定然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南京或许可保无虞。
虽然朝中文武百官都已陆续撤离南京，但他还迟迟不愿离去。
到12月6日，想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已逼近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远战开始。
在确定必须离开后，蒋介石一大早就驱车晋谒中山陵，作最后一次告别。
中山陵是***的圣地，也称得上是蒋介石个人的福地。
他曾经在这里发起二次北伐，曾经在这里完成“奉安大典”，也曾经在这里削平一座又一座山头，从而登上事业和权力的顶峰。
可是如今却只能挥手自兹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的是暂时，还是永远。
一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另一边却“最是怆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岁月披离，人与人之间可以作为不同，可以性格迥异，然而到了那一刻，境遇和心情却多有相似之处。
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过道，一座紫金山显得那么凄清，面对此情此景，他已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心情，开始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一级级台阶走上去，又一级级台阶走下来，回过头去，所有的景物都那么熟悉，可即使是一草一木，如今也都在深深剌痛人的心灵。
岁月如同梦境，成功恰似虚幻，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比人更强悍的始终是命运。
除了南京，除了中山陵，蒋介石需要郑重告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的死敌，如今的臣子——唐生智。
没有这个人慷慨赴任，最后恐怕真的要由自己这个统帅来守城了。
患难见真情，你必须感谢他，不是以“主公”的名义。
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来到唐生智公馆，当着面对他说：孟潇兄，我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却要有劳你来守南京，我心里很难过。
这句话颇令唐生智感动。
我是军人，守卫城池本来就是军人份内之责。现在，我还是要重复曾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临别时，蒋介石告诉唐生智，云南龙云已答应出动滇军抗日，那是一支很强的地方部队，眼下已沿浙赣铁路东进浙江。如果南京能多支撑一段时间，等滇军到达后，必能先行缓解南京外围的压力。
我走了，你千万保重身体。
12月7日凌晨，蒋氏夫妇驾机飞离南京。
12月8日，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被击破，远战失利，唐生智转而组织第二道防御，展开近战。
由于完全失去制空权，日机得以对南京实施密集轰炸，被作为指挥所的唐生智公馆也屡屡挨炸，玻璃被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
幕僚们十分担心，都要求转移地点，唐生智却摇了摇头。
大敌当前，我要在这里进行指挥，不能为几颗炸弹就搬走，你们走吧，我和两位副长官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其他人都搬到了地下室，唐生智则仍在地面进行指挥。
近代历史上，南京迭遭兵燹。离得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太平军攻城，一次是湘军攻城，但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先行占领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的最高点，占领这里，就等于把握了主动。
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都是凭紫金山之高，用火力压制住对方，然后再顺势炸塌城墙，从太平门攻进城去的。
紫金山一旦有失，太平门则危，而南京两次被攻陷的历史将原地复制。
对紫金山发起冲击的日军主力，为京都第16师团。这个师团既是老师团，登陆以来又未受到什么损失，因此特别张狂。
然而他们碰到的是一支同样训练有素、斗志顽强的钢铁部队——教导总队。
战前，湘军某师指名要调教导总队的一名排长去湖南就职，这回不是当排长，而是直接升任连长。
“铁卫队”的嘛，谁还信不过。连长只是起步，以后还会升营长、团长，甚至可能是旅长、师长。
上级都点了头，同意这名排长可以立即启程，然而他本人却说，不打完这一仗绝不会走。
没等仗打完，英勇的军官就牺牲在了紫金山上。
以强对强，以猛对猛，防守紫金山的“铁卫队”层层设防，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到南京即将失陷，京都师团都未没能从他们身上敲开缺口。
如果唐生智指挥的全是这样的部队，那就好办了，守三个月乃至六个月都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不是。
东面的紫金山和太平门虽然无恙，南面的雨花台防线却被突破了。
12月9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遣使给唐生智送来了一份劝降书。
说的是南京，我却突然想到了一江之隔的扬州。
三百年前明朝治下的扬州，其规模堪比如今的南京，但同样陷入敌兵重重围困之中。
洋洋得意的多尔衮给城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下了最后通牒，后者奉还他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复多尔衮书》。
对要不要献城以降，史可法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我虽然力量有限，却一定会以死报国。
三百年后，唐生智面对差不多的威胁口径和语气，也采用了跟“史阁部”差不多的方式，即断然予以拒绝。
近战失利，则守城！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有两座城市的古城墙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就是南京。
据说光华门如今已不复存在，不过只要看看尚留存于世的那些城墙就知道了，它们曾是多么巍峨坚固，如果不占据着紫金山那样的高地，要想立马攻陷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光华门前还有护城河，听评书弹词里面，古代那么勇的武将，想攻个城也千难万难，现代其实也一样。
可是再坚固的城也必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个脆弱的脚后跟就是城门。
日军以坦克战车为掩护，组织敢死队对光华门进行猛冲。城上迫击炮和机枪齐发，但仍有许多敢死队员钻进了门洞。
一进门洞，便进入了射击死角，守军枪弹再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些鬼子可不是来跟你躲猫猫的，这次蹿进来一批，下次蹿进来一批，城门无论多厚，不过是两块门板而已，长久以往，难保不被攻破。
守军先用火攻，在半夜里将汽油桶一桶一桶地丢在城门口，然后点火，利用火墙将护城河外和城门洞里的日军完全隔开，让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
之后突然打开门，机枪扫过，门洞内的日军敢死队员被立毙当场。
门砸不开，日军开始集中平射炮，朝城墙进行高密度连续轰击。
12月10日，光华门城墙终于被炸开多个口子，金泽第9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用竹梯爬城，从缺口处蜂拥而入。
百余日军冲进城内，并突入城门纵深达200米。他们以沿街房屋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大部队继续开进。
闻知城破，唐生智严令附近部队以两侧围堵的方式发动反攻，终于将其全部歼灭，但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金泽师团随后又用山野炮将城门轰塌。
城门一破，日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守军赶紧堵门，随堵随破，随破随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城门堵住，然而这次进来的日军却十分凶猛，怎么都无法将之完全消灭。
一转眼的工夫，守城已变成了巷战。
苏联空军已经被迫放弃南京机场，南京上空满天飞着的都是日机，而蒋介石也被迫搬离南京陵园官邸。
离开之前，他再次用一天的时间，检查了紫金山防御阵地。
在“励志演讲”中，唐生智告诉大家，蒋介石要他在南京守三个月，其实是自行拔高了。
蒋介石从没奢望过南京能守这么长时间。他对唐生智说的是，如果能支持两周是最好的。
可是当这位“委员长”一次次视察阵地，环视眼前起伏山峦时，又不住喟叹，说首都锦带江山，实天然要塞，守一两个月应该可以吧。
如果说有奇迹，这时候的蒋介石应该是真心期盼奇迹能够发生的。一两个月，得到喘息的中国军队定然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南京或许可保无虞。
虽然朝中文武百官都已陆续撤离南京，但他还迟迟不愿离去。
到12月6日，想不走也不行了，因为日军已逼近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远战开始。
在确定必须离开后，蒋介石一大早就驱车晋谒中山陵，作最后一次告别。
中山陵是***的圣地，也称得上是蒋介石个人的福地。
他曾经在这里发起二次北伐，曾经在这里完成“奉安大典”，也曾经在这里削平一座又一座山头，从而登上事业和权力的顶峰。
可是如今却只能挥手自兹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的是暂时，还是永远。
一边“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另一边却“最是怆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岁月披离，人与人之间可以作为不同，可以性格迥异，然而到了那一刻，境遇和心情却多有相似之处。
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过道，一座紫金山显得那么凄清，面对此情此景，他已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心情，开始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一级级台阶走上去，又一级级台阶走下来，回过头去，所有的景物都那么熟悉，可即使是一草一木，如今也都在深深剌痛人的心灵。
岁月如同梦境，成功恰似虚幻，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比人更强悍的始终是命运。
除了南京，除了中山陵，蒋介石需要郑重告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的死敌，如今的臣子——唐生智。
没有这个人慷慨赴任，最后恐怕真的要由自己这个统帅来守城了。
患难见真情，你必须感谢他，不是以“主公”的名义。
蒋介石带着宋美龄来到唐生智公馆，当着面对他说：孟潇兄，我知道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却要有劳你来守南京，我心里很难过。
这句话颇令唐生智感动。
我是军人，守卫城池本来就是军人份内之责。现在，我还是要重复曾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就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临别时，蒋介石告诉唐生智，云南龙云已答应出动滇军抗日，那是一支很强的地方部队，眼下已沿浙赣铁路东进浙江。如果南京能多支撑一段时间，等滇军到达后，必能先行缓解南京外围的压力。
我走了，你千万保重身体。
12月7日凌晨，蒋氏夫妇驾机飞离南京。
12月8日，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被击破，远战失利，唐生智转而组织第二道防御，展开近战。
由于完全失去制空权，日机得以对南京实施密集轰炸，被作为指挥所的唐生智公馆也屡屡挨炸，玻璃被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
幕僚们十分担心，都要求转移地点，唐生智却摇了摇头。
大敌当前，我要在这里进行指挥，不能为几颗炸弹就搬走，你们走吧，我和两位副长官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其他人都搬到了地下室，唐生智则仍在地面进行指挥。
近代历史上，南京迭遭兵燹。离得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太平军攻城，一次是湘军攻城，但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先行占领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的最高点，占领这里，就等于把握了主动。
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都是凭紫金山之高，用火力压制住对方，然后再顺势炸塌城墙，从太平门攻进城去的。
紫金山一旦有失，太平门则危，而南京两次被攻陷的历史将原地复制。
对紫金山发起冲击的日军主力，为京都第16师团。这个师团既是老师团，登陆以来又未受到什么损失，因此特别张狂。
然而他们碰到的是一支同样训练有素、斗志顽强的钢铁部队——教导总队。
战前，湘军某师指名要调教导总队的一名排长去湖南就职，这回不是当排长，而是直接升任连长。
“铁卫队”的嘛，谁还信不过。连长只是起步，以后还会升营长、团长，甚至可能是旅长、师长。
上级都点了头，同意这名排长可以立即启程，然而他本人却说，不打完这一仗绝不会走。
没等仗打完，英勇的军官就牺牲在了紫金山上。
以强对强，以猛对猛，防守紫金山的“铁卫队”层层设防，在南京保卫战中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直到南京即将失陷，京都师团都未没能从他们身上敲开缺口。
如果唐生智指挥的全是这样的部队，那就好办了，守三个月乃至六个月都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不是。
东面的紫金山和太平门虽然无恙，南面的雨花台防线却被突破了。
12月9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遣使给唐生智送来了一份劝降书。
说的是南京，我却突然想到了一江之隔的扬州。
三百年前明朝治下的扬州，其规模堪比如今的南京，但同样陷入敌兵重重围困之中。
洋洋得意的多尔衮给城内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下了最后通牒，后者奉还他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复多尔衮书》。
对要不要献城以降，史可法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我虽然力量有限，却一定会以死报国。
三百年后，唐生智面对差不多的威胁口径和语气，也采用了跟“史阁部”差不多的方式，即断然予以拒绝。
近战失利，则守城！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但有两座城市的古城墙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个是西安，另一个就是南京。
据说光华门如今已不复存在，不过只要看看尚留存于世的那些城墙就知道了，它们曾是多么巍峨坚固，如果不占据着紫金山那样的高地，要想立马攻陷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光华门前还有护城河，听评书弹词里面，古代那么勇的武将，想攻个城也千难万难，现代其实也一样。
可是再坚固的城也必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个脆弱的脚后跟就是城门。
日军以坦克战车为掩护，组织敢死队对光华门进行猛冲。城上迫击炮和机枪齐发，但仍有许多敢死队员钻进了门洞。
一进门洞，便进入了射击死角，守军枪弹再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些鬼子可不是来跟你躲猫猫的，这次蹿进来一批，下次蹿进来一批，城门无论多厚，不过是两块门板而已，长久以往，难保不被攻破。
守军先用火攻，在半夜里将汽油桶一桶一桶地丢在城门口，然后点火，利用火墙将护城河外和城门洞里的日军完全隔开，让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
之后突然打开门，机枪扫过，门洞内的日军敢死队员被立毙当场。
门砸不开，日军开始集中平射炮，朝城墙进行高密度连续轰击。
12月10日，光华门城墙终于被炸开多个口子，金泽第9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用竹梯爬城，从缺口处蜂拥而入。
百余日军冲进城内，并突入城门纵深达200米。他们以沿街房屋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大部队继续开进。
闻知城破，唐生智严令附近部队以两侧围堵的方式发动反攻，终于将其全部歼灭，但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金泽师团随后又用山野炮将城门轰塌。
城门一破，日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守军赶紧堵门，随堵随破，随破随堵，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城门堵住，然而这次进来的日军却十分凶猛，怎么都无法将之完全消灭。
一转眼的工夫，守城已变成了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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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2 pm
城中进入了极其紧张的时期，遍布火药和硫磺的味道，唐生智派参谋长到光华门现场，规定每十分钟双方通话一次，以报告那里的战况。
长官部的空气压抑到要使人爆炸，因为谁都知道，要是电话打不通，就什么都完了。
即使情势如此险恶，唐生智并未表现得惊慌失措，颇有守城大将的风范。
因为身体不好，又日夜不得休息，他在发号施令时，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一下脸，喝一口茶，以保持清醒状态。
除此之外，他的样子真的跟他的绰号“唐和尚”一样镇定平和，无论前线情况多么吓人，从不失态，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到了傍晚，趁日机停止轰炸，他甚至还会捧着小茶壶，在院子里散散步。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太原保卫战时，以擅于守城著称的傅作义都急到了两眼通红，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这时候就红了眼，长官部的其他人会作何感想。要知道，傅作义毕竟还有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绥军可作依靠，唐生智却无湘军为保证，他指挥调遣的，全是跟他没丁点历史关系的各路部队。
这个时候唐生智确实已经准备与城同殉了，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条救命的船。
众人都屏住呼吸盯住电话机。
电话铃响了，参谋们扑过去拿起一听，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巷战结束，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
当天唐生智收到了一大堆礼物，
有歪把子轻机枪，有左轮手枪，有战刀，有三八式，还有钢盔和呢大衣，都是从日军身上缴到的。
最新鲜的礼物，是粤军送来的，那是用菜篮子挑来的十几个鬼子脑袋！
虽然侥幸涉险，但长年作战的直觉仍然告诉唐生智，迟早还会有下一座城门被攻破，而这一次倘若再被日军冲进来，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除了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外，他所能调动的其它部队，字面上看看是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其兵员其实大多只剩下了一个营，而且基本全为新兵，部队没有大炮，连步枪都不整齐。
今天能堵住城门，靠的不是实力，而是士兵们的血肉之躯。
与唐生智感觉相同的还有蒋介石。
离京之后，虽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征调到强力援军，即如离得最近的云南滇军，此时也还刚刚到达浙江，对于缓解南京之围而言仍然是鞭长莫及。
蒋介石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唐生智保持着联系，对南京保卫战的每一步状况都很了解。在获悉最新情况并研判形势后，他直接给唐生智发来电报：如果南京实在不能守，则相机撤退！
12月11日，唐生智又接到了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后者转来蒋介石要唐生智个人撤退的命令：渡江北撤。
顾祝同对唐生智说，你赶快过江来浦口，我让胡宗南到浦口接应。
唐生智倒是已经做好了不走的准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气定神闲，乃至于连条救命船都不给自己留。
前线如此危急，我不能走！
顾祝同急了：你今晚一定要走，这是上面的命令。
唐生智说，我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向各部队交待清楚，这么一走，以后责任让谁来负？
顾祝同缓和了一下口气：这个容易，你留参谋长交待一下不就行了。
唐生智仍然不同意，一个参谋长如何能够主持大局，况且是在这样垂危的关头。
他断然说：我就是走，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能早，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的死活，扔下军队不管。
事实上，顾祝同如此急迫，却是有原因的。因为华中方面军的二线部队——第13师团已从镇江北渡，下一步就是要封锁住长江北岸。
顾祝同说要派胡宗南来浦口接应唐生智，也是出于这一顾虑。
虽然明知如果照直说出这一情况，必然会对唐生智的心理产生影响，但事到如今，顾祝同也只好实话实说：日军占领了江北的六合，随时可以再攻下浦口，到那时即使想要北撤也来不及了。
唐生智愣了愣，但他仍然坚持：今晚要我过江是绝对不行的。
当晚，唐生智没有去找船渡江，而是沉下心来制定了突围计划。
巨大险情果然再次袭来。
12月12日，凌晨，熊本第6师团从中华门附近入城，双方从巷战很快进入短接，守军再也无力将敌击退，城中局势眼看无法挽救。
但在这之前，唐生智还要做最后一次努力。
下午四点，他将师以上将领全部召至公馆开会，只问了一句：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各位尚有把握再守卫否？
众人面面相觑，房间内的空气冰冷到能使人的血液凝固。
唐生智再也不用问了，撤退显然已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突围，唐生智已进行过仔细研究，各支部队什么时候撤，谁先撤谁后撤，从哪里突围，到哪里集结，乃至于联络信号，都有明确规定。
他把已油印好的突围计划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强调：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我们以后还要再打下去。
唐 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 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
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
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却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它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
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
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
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
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卡头，还是说萝卡头像小鬼子。
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
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捡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
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6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长官部的空气压抑到要使人爆炸，因为谁都知道，要是电话打不通，就什么都完了。
即使情势如此险恶，唐生智并未表现得惊慌失措，颇有守城大将的风范。
因为身体不好，又日夜不得休息，他在发号施令时，必须每隔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一下脸，喝一口茶，以保持清醒状态。
除此之外，他的样子真的跟他的绰号“唐和尚”一样镇定平和，无论前线情况多么吓人，从不失态，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到了傍晚，趁日机停止轰炸，他甚至还会捧着小茶壶，在院子里散散步。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太原保卫战时，以擅于守城著称的傅作义都急到了两眼通红，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这时候就红了眼，长官部的其他人会作何感想。要知道，傅作义毕竟还有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绥军可作依靠，唐生智却无湘军为保证，他指挥调遣的，全是跟他没丁点历史关系的各路部队。
这个时候唐生智确实已经准备与城同殉了，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条救命的船。
众人都屏住呼吸盯住电话机。
电话铃响了，参谋们扑过去拿起一听，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巷战结束，城内日军被全部歼灭。
当天唐生智收到了一大堆礼物，
有歪把子轻机枪，有左轮手枪，有战刀，有三八式，还有钢盔和呢大衣，都是从日军身上缴到的。
最新鲜的礼物，是粤军送来的，那是用菜篮子挑来的十几个鬼子脑袋！
虽然侥幸涉险，但长年作战的直觉仍然告诉唐生智，迟早还会有下一座城门被攻破，而这一次倘若再被日军冲进来，恐怕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除了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外，他所能调动的其它部队，字面上看看是一个师或者一个军，其兵员其实大多只剩下了一个营，而且基本全为新兵，部队没有大炮，连步枪都不整齐。
今天能堵住城门，靠的不是实力，而是士兵们的血肉之躯。
与唐生智感觉相同的还有蒋介石。
离京之后，虽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征调到强力援军，即如离得最近的云南滇军，此时也还刚刚到达浙江，对于缓解南京之围而言仍然是鞭长莫及。
蒋介石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唐生智保持着联系，对南京保卫战的每一步状况都很了解。在获悉最新情况并研判形势后，他直接给唐生智发来电报：如果南京实在不能守，则相机撤退！
12月11日，唐生智又接到了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后者转来蒋介石要唐生智个人撤退的命令：渡江北撤。
顾祝同对唐生智说，你赶快过江来浦口，我让胡宗南到浦口接应。
唐生智倒是已经做好了不走的准备，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气定神闲，乃至于连条救命船都不给自己留。
前线如此危急，我不能走！
顾祝同急了：你今晚一定要走，这是上面的命令。
唐生智说，我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向各部队交待清楚，这么一走，以后责任让谁来负？
顾祝同缓和了一下口气：这个容易，你留参谋长交待一下不就行了。
唐生智仍然不同意，一个参谋长如何能够主持大局，况且是在这样垂危的关头。
他断然说：我就是走，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能早，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的死活，扔下军队不管。
事实上，顾祝同如此急迫，却是有原因的。因为华中方面军的二线部队——第13师团已从镇江北渡，下一步就是要封锁住长江北岸。
顾祝同说要派胡宗南来浦口接应唐生智，也是出于这一顾虑。
虽然明知如果照直说出这一情况，必然会对唐生智的心理产生影响，但事到如今，顾祝同也只好实话实说：日军占领了江北的六合，随时可以再攻下浦口，到那时即使想要北撤也来不及了。
唐生智愣了愣，但他仍然坚持：今晚要我过江是绝对不行的。
当晚，唐生智没有去找船渡江，而是沉下心来制定了突围计划。
巨大险情果然再次袭来。
12月12日，凌晨，熊本第6师团从中华门附近入城，双方从巷战很快进入短接，守军再也无力将敌击退，城中局势眼看无法挽救。
但在这之前，唐生智还要做最后一次努力。
下午四点，他将师以上将领全部召至公馆开会，只问了一句：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各位尚有把握再守卫否？
众人面面相觑，房间内的空气冰冷到能使人的血液凝固。
唐生智再也不用问了，撤退显然已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突围，唐生智已进行过仔细研究，各支部队什么时候撤，谁先撤谁后撤，从哪里突围，到哪里集结，乃至于联络信号，都有明确规定。
他把已油印好的突围计划发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强调：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我们以后还要再打下去。
唐 生智规划的突围路线，是除下关的宋希濂师以及少数部队外，大部分往南京城外冲，然后向浙皖赣转移。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如果全军过长江北渡， 一者长江北岸已面临着可能被封锁的危险，二者也缺乏足够的船只，而当时城外虽布满日军，但是空隙仍然非常大，只要有勇气，是一定能冲得出去的。
唐生智究竟有没有对撤退和突围作过明确部署，这点相当重要。
南京沦陷并且发生屠杀惨剧后，突围出来的人几乎都把怨气一股脑撒到了唐生智头上，认为军队损失这么大，作为最高指挥官应该上军事法庭。
但唐生智确实对突围作出过明确的部署，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认真真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大家本能地认为，城外到处是鬼子，出城岂不是自投罗网，甚至有很多人在开完会后，连部队都不回，更不通知，就自顾自地一个人往江边跑了。
结果是，大部分部队都不执行唐生智的出城突围命令，而是随着老百姓一齐往江边涌。
南京保卫战之前，为了防止各部队不遵军令，擅自渡江后撤，唐生智曾让宋希濂负责把全部船只都收集起来，但实际上真正有船的部队都不肯交上来，导致宋希濂手中掌握的船只并不多，再加上这么多人涌上来，哪里够用。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过江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损失最少，原因却是他们当初没有将船只交出来。其它各守城部队，从“铁卫队”到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德械师，个个损失惨重，到浦口时都仅剩下千余人。
严格说来，只有两支粤军基本执行了唐生智向城外突围的命令，军长分别是邓龙光和叶肇。
大厦将倾之际，也许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信任、服从和胆色，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和怯懦都不敢整军往城外冲。
江南大地上，开始响彻着陌生的广东方言。
第一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
它的意思大致是说，豁出去了，死就死，但绝不能做软蛋。
第二句：丢那妈，萝卜头！
前面不解释了，后面是指小鬼子，不知道是说小鬼子像萝卡头，还是说萝卡头像小鬼子。
带头喊这些口号的是邓龙光手下的师长罗策群，他冲锋在前，率队几次向日军阵地猛扑，但直至战死也未能冲过封锁线。
师长都倒了下去，可知这条突围之路有多么艰险，邓龙光捡点随身的直属队，仅剩百人不到。
此时已至深夜，日军阵地仍然张着血盆大口，狰狞地逼视着这群挣扎中的广东人。
随邓龙光冲杀的参谋长曾有龙精虎猛之誉，杀到这里，也已精疲力竭，心胆俱寒，甚至连牙齿打战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百人不到，如何还能冲得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都主张再等一等，等后面的部队上来再突。
这个时候大家都看着军长。
邓龙光与薛岳同为保定6期生，当然也是懂点战略战术的。
前面这么猛力撞击，虽然还没撞开，但肯定有所松动，也许只差一步，门就开了。
不能等，万一后面部队没等来，日军大部队倒来了，岂不惨兮。
所以还得继续“几大”。
邓龙光调集火力最强的特务连向日军阵地发动急袭，但这只是一个虚招，其他人在特务连的掩护下，利用地形逐次跃进。
之前的正面猛冲，已使日军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下一轮进攻又必如此，所以邓龙光的声东击西之术终于收到奇效，大家冲过了封锁线。
冲过封锁线，特务连已去一半，举头前望，却仍是路程漫漫，黑夜茫茫。
如果再碰到日军，可以肯定是既打不了，也冲不过。
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的快到了绝望时刻，然而邓龙光渐渐发现，一切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糟。
咱们的人怕“萝卜头”阻击，其实“萝卜头”也怕你们乘夜袭击，因此在封锁线之后，只要有宿营的地方，一定会点起篝火。
这就好办了，想不踩到鬼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绕过篝火就行。
再往前面走，听到了一句无比熟悉的声音：丢那妈，萝卜头！
冲锋时，它激励士气，相逢时，它令人落泪。
原来是另一股失散的粤军，邓龙光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身后，此时只有十来个人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3 pm
另一个粤军军长叶肇的遭遇则更为离奇。
与邓友光一样，他也是保定6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惟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一千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三百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呶，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与邓友光一样，他也是保定6期生，可是他比邓龙光还要惨，后者直到山穷水尽时身边还有百来个兵，他却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成了一个连卫士都没有的光杆司令，什么战略战术，骑马打仗，统统失效。
无奈之下，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只好化装成难民，一路奔逃，可是在鬼子眼里，并无难民和军人的区别，被他们看到，一律不放过。
叶肇无法，只得躲进山里。由于随身未带食物，他们饿到头昏眼花，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冒险下山。
路旁，有一堆地瓜皮。
不是地瓜，只是剥下的皮。倘在平日，谁也不会正眼去看，但这时叶肇却激动万分，如获至宝。
两人立即蹲下身去，抢着把地瓜皮送进自己嘴里。吃完一抹嘴，发现还剩了点，又小心翼翼地装入口袋，以便作为下一次的口粮。
在周星驰版的《武状元苏乞儿》中，由贵族沦为乞丐的苏乞儿父子会一起争抢狗食，甚至为从破碗中捡到一根肉丝而击掌相庆。假如叶肇能穿越时空，提前看到这个镜头，没准会认为是在演自己。
昨天，他们还是威风八面的将军，转眼间却连小兵都不如了。
活下去，成了惟一的信念。
吃完地瓜皮，不料却遇到了一队日本兵。
这队日本兵是辎重兵，缺人挑担，便将二人抓去做了挑夫。
参谋长先挑，走了六七里地后，他装成脚疼（也可能是真的很疼），实在走不了，就停了下来。日本兵见状，上去就是狠狠几脚，他便索性躺在地上“死”了过去。
参加京沪作战的日军，以冲在前面的熊本师团、京都师团等野战部队最为野蛮，自登陆后，到了无房不烧，无人不杀的程度，这一度让后续及辎重部队叫苦不迭，因为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成问题，都杀了烧了，别说就地抢粮，连替他们挑担的人都没有了。
假如叶肇两人遇到的是日军战斗兵，就不是踢几脚的问题，而是至少会给一枪或者一刀，那“装死”的参谋长就惨了。
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一千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三百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其他人都可以走，因此长官部的参谋长就自己做主，把从江阴要塞撤回的一条船要了过来，而正是这条船，成了长官部上下三四百人的诺亚方舟。
最初大家都上了船，却不见唐生智，听到岸上传来枪声，很多人都主张不要等，赶快开。
参谋长很有良心，他极力劝阻众人，说一定要等唐长官来了船才能开。
一个小时后，唐生智才在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来到江边。上船后，他还希望尽量多载些人走，因此在岸边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其他人纷纷催促，才不得不下令开船。
过江后，没想到北岸真的出现了日军，只得继续亡命，前往扬州去投奔顾祝同。
此时唐生智身体非常虚弱，走路都需有人搀扶。随从副官在路边找到一辆板车，可是车上到处都是牛粪。
唐生智身为上将，虽落魄如斯，但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的，哪里肯坐，只得继续由卫士们搀扶着走。
走了几里，实在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可坐？
副官回答：有。
一喜：哪里？
副官说，呶，这辆板车我一直拉着呢，知道您迟早还是要坐。
唐生智悲从中来，不由长叹一声：想我唐某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何曾有过今日之败？
我真是既对不起国人，又对不起自己。
板车很臭，但还是坐吧。
唐生智坐在板车上，一路问左右，长官部的人员有没有全部过江，谁谁谁有没有跟上来，表情异常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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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4 pm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
南京失守，蒋介石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表示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内心里，蒋介石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淞沪战役都产生了怀疑，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战役规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为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帮他跳火坑维持华北前线的义兄黄郛，有帮他打造国防工事整训德械部队的朱培德，有帮他削藩并经营西南后方的杨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这些人就都早早离去，再也不能帮他了。
可悲啊。
焦虑忧闷之下，蒋介石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蒋介石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蒋介石的架势却好象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像中那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是，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蒋介石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蒋介石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蒋介石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名不符实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算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只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两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
南京失守，蒋介石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表示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内心里，蒋介石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淞沪战役都产生了怀疑，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战役规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为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帮他跳火坑维持华北前线的义兄黄郛，有帮他打造国防工事整训德械部队的朱培德，有帮他削藩并经营西南后方的杨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这些人就都早早离去，再也不能帮他了。
可悲啊。
焦虑忧闷之下，蒋介石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蒋介石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蒋介石的架势却好象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像中那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是，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蒋介石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蒋介石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蒋介石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名不符实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算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只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两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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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中国统帅部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蒋介石说了声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乎乎，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和政府而言，无异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的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
之所以会“漏”，一方面是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日军本身也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们在攻陷南京后所产生的乐观麻痹心理无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骄，动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短时间内，日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向保守，大踏步前进也变成了细嚼慢咽。
不过归根到底，时间是不能等人的，近卫对此犹有感触。
自从让陶德曼给中国政府带去“靖和条件”之后，他一直在痴痴地等着回音。可是等啊等，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中方仍然毫无声息，好象完全忘记了有这么一码子事。
最后两天，近卫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对方是不是日历表出了问题。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么矜持不矜持了。近卫把陶德曼请来，让后者给中方再送一份拟好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喂，还有两天啦！
无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点，中国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转来了答复。
一看这份答复，近卫气昏了头。
在答复上，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靖和条件”，而是说这些条件的内容“过于广泛”，我们都看得云里雾里，能不能弄个更详细和具体的解释先。
这样还不具体，我一二三四五，已经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你们连“承认伪满”、“对日赔款”这几个字都看不懂？
近卫就是再傻，也知道对方在使拖延战术了。
好哇，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招。
近卫咬牙切齿，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没有任何诚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立即停止谈判，不谈了！
不过在当天政府与军方召开的联络会议上，近卫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多田骏顾虑的，自然还是对苏美备战那档子“经国大业”。
虽然蒋介石的表现很调皮，但你不跟他谈，又跟谁谈，现在投入中国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有够危险，所以还是得抓住时机继续谈，早谈早超生。
近卫没有出现在联络会议上，代表他意见的是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这二位属于“停止谈判派”，而多田骏则是“继续谈判派”，二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众人的喉咙大小，声量高低，历来都是要以军队的脸色为唯一标准的，前线军队就是日本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参谋本部是陆军的娘家，可是多田骏次长如此表现，哪还有一点娘家人的样子。
现在能够代表陆军强硬立场的是杉山元，他才是强势的一方，而多田骏则变成了理屈词穷的弱者一方。
吵到脸红耳赤之时，杉山元劲头上来了，拍着桌子威胁说要内阁总辞职，大家都不干了。
多田骏脸色煞白。
别别，顺了你们还不行，意见我保留，声明你们可以照发。
1月16日，即在收到中方答复的第二天，近卫召集御前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声明中，近卫气呼呼的神情溢然纸上：即使攻陷南京之后，我们依然给了中国政府最后考虑的机会，可是这个政府居然不领情，还要策动抗战，太可恶了。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当然也不会再和你搞什么正式谈判。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依例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自此完结。
哗啦一声，近卫把大门给紧紧关上了。这是一个让他自己，包括日本军政各界都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不过当时他们的那股劲头和神情，就跟过去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一样。
也许还不能这样打比方，松冈宣布退出国联时，心里多少还有些后怕和无奈，同时日本国内也有争议之声，但近卫发布的这篇声明，你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曲他们提前为自己奏响的胜利凯歌。
日本关上和谈大门，让***内的很多人都惊慌失措，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可是蒋介石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日记中，他曾用不小的篇幅笑话自己的对手：打不过早点撤嘛，为什么要不好意思，故意藏着掖着，那样不难受么（“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计也”）？
如果你不看一下日期，一定以为是45年抗战快胜利时候的事。
我告诉你，此时是1938年1月，日军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中国处境艰难，在国际上也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1938年，和既不能，战又很难的，是中国。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蒋介石也用上了鲁迅先生提及过的一个国粹，那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
在他看来，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日军一路推进，都属外强中干之举。这些不过是倭夷想向我求和，遭到我的拒绝后做出的进退维谷之丑态。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自己信就行了。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和政府而言，无异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的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
之所以会“漏”，一方面是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日军本身也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们在攻陷南京后所产生的乐观麻痹心理无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骄，动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短时间内，日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向保守，大踏步前进也变成了细嚼慢咽。
不过归根到底，时间是不能等人的，近卫对此犹有感触。
自从让陶德曼给中国政府带去“靖和条件”之后，他一直在痴痴地等着回音。可是等啊等，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中方仍然毫无声息，好象完全忘记了有这么一码子事。
最后两天，近卫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对方是不是日历表出了问题。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么矜持不矜持了。近卫把陶德曼请来，让后者给中方再送一份拟好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喂，还有两天啦！
无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点，中国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转来了答复。
一看这份答复，近卫气昏了头。
在答复上，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靖和条件”，而是说这些条件的内容“过于广泛”，我们都看得云里雾里，能不能弄个更详细和具体的解释先。
这样还不具体，我一二三四五，已经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你们连“承认伪满”、“对日赔款”这几个字都看不懂？
近卫就是再傻，也知道对方在使拖延战术了。
好哇，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招。
近卫咬牙切齿，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没有任何诚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立即停止谈判，不谈了！
不过在当天政府与军方召开的联络会议上，近卫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多田骏顾虑的，自然还是对苏美备战那档子“经国大业”。
虽然蒋介石的表现很调皮，但你不跟他谈，又跟谁谈，现在投入中国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有够危险，所以还是得抓住时机继续谈，早谈早超生。
近卫没有出现在联络会议上，代表他意见的是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这二位属于“停止谈判派”，而多田骏则是“继续谈判派”，二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众人的喉咙大小，声量高低，历来都是要以军队的脸色为唯一标准的，前线军队就是日本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参谋本部是陆军的娘家，可是多田骏次长如此表现，哪还有一点娘家人的样子。
现在能够代表陆军强硬立场的是杉山元，他才是强势的一方，而多田骏则变成了理屈词穷的弱者一方。
吵到脸红耳赤之时，杉山元劲头上来了，拍着桌子威胁说要内阁总辞职，大家都不干了。
多田骏脸色煞白。
别别，顺了你们还不行，意见我保留，声明你们可以照发。
1月16日，即在收到中方答复的第二天，近卫召集御前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声明中，近卫气呼呼的神情溢然纸上：即使攻陷南京之后，我们依然给了中国政府最后考虑的机会，可是这个政府居然不领情，还要策动抗战，太可恶了。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当然也不会再和你搞什么正式谈判。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依例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自此完结。
哗啦一声，近卫把大门给紧紧关上了。这是一个让他自己，包括日本军政各界都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不过当时他们的那股劲头和神情，就跟过去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一样。
也许还不能这样打比方，松冈宣布退出国联时，心里多少还有些后怕和无奈，同时日本国内也有争议之声，但近卫发布的这篇声明，你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曲他们提前为自己奏响的胜利凯歌。
日本关上和谈大门，让***内的很多人都惊慌失措，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可是蒋介石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日记中，他曾用不小的篇幅笑话自己的对手：打不过早点撤嘛，为什么要不好意思，故意藏着掖着，那样不难受么（“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计也”）？
如果你不看一下日期，一定以为是45年抗战快胜利时候的事。
我告诉你，此时是1938年1月，日军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中国处境艰难，在国际上也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1938年，和既不能，战又很难的，是中国。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蒋介石也用上了鲁迅先生提及过的一个国粹，那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
在他看来，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日军一路推进，都属外强中干之举。这些不过是倭夷想向我求和，遭到我的拒绝后做出的进退维谷之丑态。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自己信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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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5 pm
在近卫关上谈判大门后，日本统帅部的下一个目标仍然不是西进武汉，而是南北合击，打通津浦线。
津浦线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但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的战绩，却一直属于最糟糕之列，在北方诸战场中，甚至都不及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战场和程潜主持的平汉战场。
中国统帅部曾专门在津浦线建立了一个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河北保定人，老西北军始创者。
在来第六战区之前，冯玉祥出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他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内，老冯号称“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盛传，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不主战，而冯玉祥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老冯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冯玉祥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望。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巴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擅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做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的。
可是蒋介石既然让冯玉祥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概因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像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到了在淞沪战场上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击战术。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嘛，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中国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也去拜访过老冯。可是在三战区长官部，他却没看到冯玉祥，起初小诸葛还以为老冯去视察前线了。
第二次他又去，这次还没见到人，心里就有点不爽了，老冯这家伙是不是躲着我啊，难道对我有意见？
一旁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笑了，有什么意见啊，这个老冯，他是怕飞机！
追究起来，冯玉祥的这个病根还是中原大战那会落下的。
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有飞机，西北军没见过这个新式玩意，特别怕。老冯为了让大伙不怕，就对官兵们打了个比方，说这世上乌鸦比飞机总要多得多，那乌鸦拉的屎也从来没有掉到过我们头上，难不成飞机“拉的屎”（炸弹）就正好会掉头上？
结果一颗“屎”偏偏就落他手下大将樊钟秀的脑袋上去了。
至此，老冯自己反而得了心病，对飞机扔炸弹格外敏感。要说有防空意识也并不是坏事，可他却防得过了点头。
老冯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是钻防空洞去了。
上海这里没有山，也没有防空洞，不过在旁边宜兴倒有一个张公洞，里面可以防空，他就到洞里面去办公了。
显然，要见老冯，必去宜兴。
宜兴离上海一百多里路，白崇禧坐汽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一看，老冯眼光倒是不错，张公洞很大，里面藏个一到两千人都没有问题。
去了以后，白崇禧弄明白了，原来老冯也不在张公洞里办公，大部分公事和私事都交给顾祝同去处理了，只有到晚上，天上没飞机了，他才会回上海去看看。
冯玉祥自己话里话外也透出了音，他说他要学日本的乃木希典，日俄战争的时候，乃木把事情都移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做两件事，一为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一为等死！
也亏老冯的，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人乃木是带着三口棺材上战场的，两个儿子都陪进去了，能那么闲吗？
更令人发噱的是，某天三战区开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忽然日机来袭，警报大作，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就见老冯嗖地一声没了影，那动作绝对是少林武当的身手。
可是屋外也没有遮蔽物，只能往田野里跑，一个不留神，“武林高手”滑进稻田，摔了个四仰八叉，那么大一高个，转眼之间就成了泥人。
当时张治中等与会将领都在场，表面使劲憋着，暗地里却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水。
如今的小年青真是不厚道啊。
白崇禧把情况反映上去，跟何应钦一商量，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三战区多为中央军和南方部队，与老冯没有部属关系，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这时由于津浦线战场频频失利，外界呼吁冯玉祥前去执掌军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老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津浦线上的29军、鲁军都可以算是其支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津浦线战场最理想的军事统帅。
于是在报经蒋介石批准后，中国统帅部便在津浦线上成立了第六战区，并由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
在三战区无所建树，还让小年青们看了笑话，老冯其实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听说可以重率旧部，自然高兴，当下便搭车北上。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偏偏是这个第六战区，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抓军队，以便恢复自己老西北军龙头老大的地位。
六战区的韩复榘、宋哲元虽为老西北军分支，但这时早已自成一派，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韩复榘当初因为反叛冯玉祥，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随冯玉祥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做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冯玉祥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此时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讯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战场，以津浦线战场，对中方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特种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就丢了。
成立第六战区不仅没能产生相应效果，反而还被第2军逼到鲁北防线，导致还没怎么成形的第五战区都因此受到不小威胁。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第六战区，让冯玉祥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回家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津浦线防务则交由第五战区负责。
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作昙花一现了。
津浦线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但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的战绩，却一直属于最糟糕之列，在北方诸战场中，甚至都不及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战场和程潜主持的平汉战场。
中国统帅部曾专门在津浦线建立了一个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河北保定人，老西北军始创者。
在来第六战区之前，冯玉祥出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他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内，老冯号称“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盛传，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不主战，而冯玉祥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老冯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冯玉祥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望。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巴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擅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做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的。
可是蒋介石既然让冯玉祥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概因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像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到了在淞沪战场上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击战术。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嘛，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中国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也去拜访过老冯。可是在三战区长官部，他却没看到冯玉祥，起初小诸葛还以为老冯去视察前线了。
第二次他又去，这次还没见到人，心里就有点不爽了，老冯这家伙是不是躲着我啊，难道对我有意见？
一旁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笑了，有什么意见啊，这个老冯，他是怕飞机！
追究起来，冯玉祥的这个病根还是中原大战那会落下的。
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有飞机，西北军没见过这个新式玩意，特别怕。老冯为了让大伙不怕，就对官兵们打了个比方，说这世上乌鸦比飞机总要多得多，那乌鸦拉的屎也从来没有掉到过我们头上，难不成飞机“拉的屎”（炸弹）就正好会掉头上？
结果一颗“屎”偏偏就落他手下大将樊钟秀的脑袋上去了。
至此，老冯自己反而得了心病，对飞机扔炸弹格外敏感。要说有防空意识也并不是坏事，可他却防得过了点头。
老冯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是钻防空洞去了。
上海这里没有山，也没有防空洞，不过在旁边宜兴倒有一个张公洞，里面可以防空，他就到洞里面去办公了。
显然，要见老冯，必去宜兴。
宜兴离上海一百多里路，白崇禧坐汽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一看，老冯眼光倒是不错，张公洞很大，里面藏个一到两千人都没有问题。
去了以后，白崇禧弄明白了，原来老冯也不在张公洞里办公，大部分公事和私事都交给顾祝同去处理了，只有到晚上，天上没飞机了，他才会回上海去看看。
冯玉祥自己话里话外也透出了音，他说他要学日本的乃木希典，日俄战争的时候，乃木把事情都移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做两件事，一为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一为等死！
也亏老冯的，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人乃木是带着三口棺材上战场的，两个儿子都陪进去了，能那么闲吗？
更令人发噱的是，某天三战区开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忽然日机来袭，警报大作，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就见老冯嗖地一声没了影，那动作绝对是少林武当的身手。
可是屋外也没有遮蔽物，只能往田野里跑，一个不留神，“武林高手”滑进稻田，摔了个四仰八叉，那么大一高个，转眼之间就成了泥人。
当时张治中等与会将领都在场，表面使劲憋着，暗地里却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水。
如今的小年青真是不厚道啊。
白崇禧把情况反映上去，跟何应钦一商量，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三战区多为中央军和南方部队，与老冯没有部属关系，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这时由于津浦线战场频频失利，外界呼吁冯玉祥前去执掌军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老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津浦线上的29军、鲁军都可以算是其支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津浦线战场最理想的军事统帅。
于是在报经蒋介石批准后，中国统帅部便在津浦线上成立了第六战区，并由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
在三战区无所建树，还让小年青们看了笑话，老冯其实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听说可以重率旧部，自然高兴，当下便搭车北上。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偏偏是这个第六战区，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抓军队，以便恢复自己老西北军龙头老大的地位。
六战区的韩复榘、宋哲元虽为老西北军分支，但这时早已自成一派，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韩复榘当初因为反叛冯玉祥，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随冯玉祥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做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冯玉祥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此时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讯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战场，以津浦线战场，对中方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特种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就丢了。
成立第六战区不仅没能产生相应效果，反而还被第2军逼到鲁北防线，导致还没怎么成形的第五战区都因此受到不小威胁。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第六战区，让冯玉祥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回家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津浦线防务则交由第五战区负责。
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作昙花一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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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6 pm
舞台之上，向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五战区来了，司令长官为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新桂系的掌舵者。
即使与新桂系的其他将帅，包括白崇禧比起来，李宗仁也算得上是一个读书很少且不爱读书的粗人。
据说他小时候宁愿上山打柴，都不肯坐在私塾里做一天好学生，年长后进军事学校，前前后后加一起，也统共只念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别人或许会翻翻《孙子兵法》，或者“曾胡治兵语录”，可他对这些本本上的东东从无兴趣。
老李爱的就一样，那就是梁山好汉们个个热衷的——“使得些好拳棒”，因此还得个绰号：李猛仔。
李猛仔一生，打了无数的仗，上马杀贼自然不在话下，下马草军书就不行了，稍为像样一点的文字稿都得帐下的文书替他起草。
据他自己说，当初北伐时和蒋介石结拜，他迟迟未将自己的盟贴换给对方。
不换，不是摆架子，而是按照规矩，得在帖子上给对方写一首盟诗。一首诗一共四个句子，但老李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句，又不好意思连这个都让文书给代劳，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干脆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那首盟诗原本照抄了上去。
蒋冯阎李，论文化水平，蒋介石和阎锡山可算是一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李宗仁则跟冯玉祥基本一个档次，都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
白崇禧曾对冯李二人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即：冯善练兵，李善用兵。
小诸葛在单独用兵方面并不出色，但作为参谋人才，却堪称优秀，他一眼就能看出两位老大的特点和长处。
练兵，讲的是“亲爱精诚，赏罚分明”，在这方面，老冯确实用尽心思，所以他才能一手调教出可与中央军叫板的老西北军，也才带得出那么多能征惯战的威龙猛将，这可都不是吹的。
然而，与练兵的本事相比，老冯在用兵上就要差得多了，当然不是说他不会打仗，只是到了全面抗战阶段，各人的能量级数都得成倍提高，在内战中还能凑合的，此时就可能显得比较吃力了。
蒋介石是帅，统筹的是大略方针，其余三个人一个个试，阎锡山统领二战区，自己都感到力不能支，冯玉祥掌握六战区，到最后连战区都给撤了，于是哥三就只剩下了一个李宗仁。
像白崇禧说的那样，内战时期，老李在打仗方面就颇有一套，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有外战中拥有实际战绩，才能说明你是否真的有两下子。
李宗仁很想告诉别人自己有两下子，可是刚刚上任就碰了壁，这个让他碰壁的人便是原来的山东诸侯韩复榘。
韩复榘不肯进第六战区，而宁愿进第五战区，李宗仁起初对此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五战区规模不大，尤其缺少有实力的部队和战将，韩复榘当年位列老西北军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之首位，连孙连仲都望尘莫及，加上他控制的山东实为五战区核心，有此人相助，想来今后必能有所成就。
韩还没来拜见李，李先去看望韩了，没办法，穷领导在富下级面前有时也得表现主动一点，适当弯一弯腰也是必要的。
此前，由于一北一南，两人从未谋面，而李宗仁眼里的韩复榘，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倒生得颇周全，甚至还算得上“俊俏”，真个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不似军人，俨然一个摇纸扇的白面书生。
初次见面，又是名义上的上司，所以韩复榘算是给足面子，听任老李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吹了一晚上。
李宗仁虽不爱读书，但生平一大嗜好就是聊天，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到老了都是如此，以至于在美国做寓公时，实在没人好聊，只能跟一帮家庭主妇去“谈国事”了。
斗室之中，老李分析抗战形势，讲解抗战道理，海阔天空地一通发挥，最后越讲越兴奋，而韩复榘也听得聚精会神，一副若有所悟的神情。
这个晚上真是过瘾。
第二天一早谈正事，李宗仁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五战区作战计划。
韩复榘接过一看，却立刻变了脸。
计划上写着，假如山东大城市守不住，希望鲁军就近进入沂蒙山区，跟鬼子打游击，以使其不能尽速南下。
韩复榘当场把计划书往桌上一摔，你这拟的算什么狗屁东西，眼看南京不守，日军从南面都快打到安徽蚌埠了，北面日军要是再一过黄河，两边一挤，我在山里面吃什么，喝什么？
依我看，你们这是想拿我们鲁军送礼，当牺牲品！
李宗仁来济南，本来还是端着一点“李长官”的架子的，没想到作为下属的韩复榘会说来就来，说骂就骂，连起码的面子都不给，顿时被呛得面红耳赤，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老李骨子里其实也是粗人一个，可碰到更粗俗的韩复榘，他也无语了。
真个是心有所翼而来，灰头土脸而去。
自此，李宗仁脑海里的韩复榘，就再也不是那个孺子可教的白面书生了，而是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老兵痞。
但是韩复榘其实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比宋哲元的头脑都灵活。
“七七事变”前后，他曾派人去北平打探动静。去的人用电话向他报告：秦德纯表示，日本人愿意谈判，也不想扩大事态。
当时他就在电话里笑了，并且断定平津难保。
什么愿意谈判，不过是日本人使出的缓兵之计罢了，依我看，他们不拿下北平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到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心存侥幸和幻想，真是愚笨至极。
后来听到蒋介石要进行南京保卫战，他又笑了，这些南方人，他们以为南京能守得住吗？
在韩复榘眼里，宋哲元笨，蒋介石蠢，只有他最聪明。
可是他却聪明得过了头。
一开始他对抗战还算是有所准备的，看到北平不保，他害怕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也要重蹈覆辙，于是早早就催促日侨归国，并且做出了像阎锡山那样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架势。
在华北以“宋阎韩”为主的三角势力范围中，韩复榘和山东也一直是日本“华北工作”突破的重点，所以韩复榘心里在想什么，私底下的小算盘打到哪个位置，日本人都有数得很。
他们故意向韩复榘透出风声，说日本意不在山东——最多从你这里经过一下，连长久驻留的想法都没有。
韩复榘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避战保鲁。
汉奸是绝不能做的，但如果在此前提下，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枪杆子，岂不两全其美。
这个貌似聪明，其实脑子一团糨糊的家伙终于走出了第一个昏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新桂系的掌舵者。
即使与新桂系的其他将帅，包括白崇禧比起来，李宗仁也算得上是一个读书很少且不爱读书的粗人。
据说他小时候宁愿上山打柴，都不肯坐在私塾里做一天好学生，年长后进军事学校，前前后后加一起，也统共只念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别人或许会翻翻《孙子兵法》，或者“曾胡治兵语录”，可他对这些本本上的东东从无兴趣。
老李爱的就一样，那就是梁山好汉们个个热衷的——“使得些好拳棒”，因此还得个绰号：李猛仔。
李猛仔一生，打了无数的仗，上马杀贼自然不在话下，下马草军书就不行了，稍为像样一点的文字稿都得帐下的文书替他起草。
据他自己说，当初北伐时和蒋介石结拜，他迟迟未将自己的盟贴换给对方。
不换，不是摆架子，而是按照规矩，得在帖子上给对方写一首盟诗。一首诗一共四个句子，但老李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句，又不好意思连这个都让文书给代劳，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干脆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那首盟诗原本照抄了上去。
蒋冯阎李，论文化水平，蒋介石和阎锡山可算是一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李宗仁则跟冯玉祥基本一个档次，都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
白崇禧曾对冯李二人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即：冯善练兵，李善用兵。
小诸葛在单独用兵方面并不出色，但作为参谋人才，却堪称优秀，他一眼就能看出两位老大的特点和长处。
练兵，讲的是“亲爱精诚，赏罚分明”，在这方面，老冯确实用尽心思，所以他才能一手调教出可与中央军叫板的老西北军，也才带得出那么多能征惯战的威龙猛将，这可都不是吹的。
然而，与练兵的本事相比，老冯在用兵上就要差得多了，当然不是说他不会打仗，只是到了全面抗战阶段，各人的能量级数都得成倍提高，在内战中还能凑合的，此时就可能显得比较吃力了。
蒋介石是帅，统筹的是大略方针，其余三个人一个个试，阎锡山统领二战区，自己都感到力不能支，冯玉祥掌握六战区，到最后连战区都给撤了，于是哥三就只剩下了一个李宗仁。
像白崇禧说的那样，内战时期，老李在打仗方面就颇有一套，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有外战中拥有实际战绩，才能说明你是否真的有两下子。
李宗仁很想告诉别人自己有两下子，可是刚刚上任就碰了壁，这个让他碰壁的人便是原来的山东诸侯韩复榘。
韩复榘不肯进第六战区，而宁愿进第五战区，李宗仁起初对此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五战区规模不大，尤其缺少有实力的部队和战将，韩复榘当年位列老西北军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之首位，连孙连仲都望尘莫及，加上他控制的山东实为五战区核心，有此人相助，想来今后必能有所成就。
韩还没来拜见李，李先去看望韩了，没办法，穷领导在富下级面前有时也得表现主动一点，适当弯一弯腰也是必要的。
此前，由于一北一南，两人从未谋面，而李宗仁眼里的韩复榘，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倒生得颇周全，甚至还算得上“俊俏”，真个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不似军人，俨然一个摇纸扇的白面书生。
初次见面，又是名义上的上司，所以韩复榘算是给足面子，听任老李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吹了一晚上。
李宗仁虽不爱读书，但生平一大嗜好就是聊天，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到老了都是如此，以至于在美国做寓公时，实在没人好聊，只能跟一帮家庭主妇去“谈国事”了。
斗室之中，老李分析抗战形势，讲解抗战道理，海阔天空地一通发挥，最后越讲越兴奋，而韩复榘也听得聚精会神，一副若有所悟的神情。
这个晚上真是过瘾。
第二天一早谈正事，李宗仁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五战区作战计划。
韩复榘接过一看，却立刻变了脸。
计划上写着，假如山东大城市守不住，希望鲁军就近进入沂蒙山区，跟鬼子打游击，以使其不能尽速南下。
韩复榘当场把计划书往桌上一摔，你这拟的算什么狗屁东西，眼看南京不守，日军从南面都快打到安徽蚌埠了，北面日军要是再一过黄河，两边一挤，我在山里面吃什么，喝什么？
依我看，你们这是想拿我们鲁军送礼，当牺牲品！
李宗仁来济南，本来还是端着一点“李长官”的架子的，没想到作为下属的韩复榘会说来就来，说骂就骂，连起码的面子都不给，顿时被呛得面红耳赤，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老李骨子里其实也是粗人一个，可碰到更粗俗的韩复榘，他也无语了。
真个是心有所翼而来，灰头土脸而去。
自此，李宗仁脑海里的韩复榘，就再也不是那个孺子可教的白面书生了，而是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老兵痞。
但是韩复榘其实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比宋哲元的头脑都灵活。
“七七事变”前后，他曾派人去北平打探动静。去的人用电话向他报告：秦德纯表示，日本人愿意谈判，也不想扩大事态。
当时他就在电话里笑了，并且断定平津难保。
什么愿意谈判，不过是日本人使出的缓兵之计罢了，依我看，他们不拿下北平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到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心存侥幸和幻想，真是愚笨至极。
后来听到蒋介石要进行南京保卫战，他又笑了，这些南方人，他们以为南京能守得住吗？
在韩复榘眼里，宋哲元笨，蒋介石蠢，只有他最聪明。
可是他却聪明得过了头。
一开始他对抗战还算是有所准备的，看到北平不保，他害怕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也要重蹈覆辙，于是早早就催促日侨归国，并且做出了像阎锡山那样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架势。
在华北以“宋阎韩”为主的三角势力范围中，韩复榘和山东也一直是日本“华北工作”突破的重点，所以韩复榘心里在想什么，私底下的小算盘打到哪个位置，日本人都有数得很。
他们故意向韩复榘透出风声，说日本意不在山东——最多从你这里经过一下，连长久驻留的想法都没有。
韩复榘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避战保鲁。
汉奸是绝不能做的，但如果在此前提下，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枪杆子，岂不两全其美。
这个貌似聪明，其实脑子一团糨糊的家伙终于走出了第一个昏着。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6 pm
蒋介石察觉到韩复榘对抗战不太积极，曾找他到南京谈话。
关于是否要抗战到底，蒋介石说，我的意思，你应该完全明白的。
韩复榘却装傻充愣，回来后，便到处对别人说，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啊，我这趟出来，可谓是糊里糊涂去南京，糊里糊涂回济南。
你们问我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我告诉你们，丁点没有！
直到战火燃烧到了山东德州，韩复榘才猛醒过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这个“第一聪明人”一般无二地上了日本人的当，避战避战，避到整个山东省都快要保不住了。
“七七事变”，宋哲元虽也有过犹豫彷徨，但那里面还有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内部原因，而且后期在保卫平津，与日本人作战方面是颇有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韩复榘这时却还一个劲地在往后退，竟然指望着靠别人帮他保山东。
宋哲元在前面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韩复榘上去接应，韩复榘说什么，他说我是五战区的人，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津浦线上的宋哲元跟我搭什么界，不去！
冯玉祥无法，只得转报蒋介石，后者从南京连发电报，又骗又哄又吓，韩复榘这才硬着头皮，率鲁军进入津浦线。
韩复榘起初笑宋笑蒋，以为都不如他，29军和中央军似乎也不及鲁军，起初战场的变化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亲率鲁军只一个反攻，就冲进了德州。
原来胜仗这么好打，宋哲元辈真的是太没用了。
可是还没等韩复榘笑够，日军就一个反包围，把鲁军给围了起来。
好打？不过是先给你尝个小甜头罢了。
德州一战，韩复榘差点被俘。
经此一劫，他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个世上，谁都不比谁差多少，一旁看着轻松，等到你自己上阵，未必就如人家。
在亲眼目睹日本人确实如狼似虎，比传说中还要凶猛之后，韩复榘连保住山东地盘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了。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皆得，既然地盘保不住，那就保枪杆子吧。
内战经验告诉他，地盘与枪杆子都很重要，但倘若一定要有取有舍，则孰如舍地盘而取枪杆。
道理很简单，没了地盘，只要有枪在手，迟早还能获得新的地盘，但假如无枪，地盘是肯定无保障的，迟早会被别人抢去，那就真正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了。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那一场大战下来，还能保得人枪的，都能勉强爬上岸，打得一个不剩的，就只能喝着水，咕嘟咕嘟直接沉到水里面去了。
韩复榘从避战保鲁一下子退到了避战保鲁军。
他急着要跑路，但一时间却又脱不了身，原因倒不是怕蒋介石或者李宗仁拦着，而是日本人不给他这个机会。
当时山东面临的形势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也未从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
迟迟不渡黄河，不是因为鲁军挡在那里过不来，而是双方在谈价码。
出面谈价的本来是华北老特务土肥原。土肥原当年纵横华北，人脉关系十分深厚，在他提出的洽谈名单上，不仅有韩复榘，还有石友三、万福麟，甚至于商震。
这些所谓的华北实力派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高手，他们也都曾向土肥原做过“恭顺”的表示，其中万福麟还按照土肥原的要求，暗中一退再退，屡屡回避作战，这也是津浦线战场为什么一败再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你要他们现在就明着做汉奸，那个压力就太大了，谁也不愿意，最多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土肥原潜入中国内地多年，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知道不能将这批人逼得太急，但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却认为应一竿子到底：要么做汉奸，要么投降，别无第二选择。
土肥原再拗也拗不过华北方面军的老大，只得甩甩手躲到一边去。
寺内自己派人去与韩复榘谈，不仅盛气凌人，而且一开口就是要让韩复榘直接宣布山东独立，实际就是下水当汉奸。
韩复榘这边的出价，则最多是避战保鲁，我不出来跟你打，你也别进来，汉奸暂时还不想做。
双方一时谈不拢，日本人也暂时未动手。
对急于脱身的韩复榘来说，这一情景很令他尴尬。
既然谈不了，那就得跑路，但敌人不来攻，你却先退走了，连仗都没怎么打，方方面面没法交待啊。
不久之后，韩复榘又听到一个消息，觉得不能再耽搁了。
被划到一战区的宋哲元不仅出击未果，还把大名给丢了。大名在济南的西南一侧，此地一丢，便有截断他往鲁西南撤退的危险！
赶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此前，中国统帅部为杜绝前线争相后撤的现象，特地下达一纸严令，要求各个战区守土有责，一人管一摊，也就是说，你在你那个战区里抗战，千万不能跑到别人的战区里去。
韩复榘才不管这些，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部一口气搬到了河南，也就是一战区那里去了。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准备溜了。
别人这么说他，他并不否认，而且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你们看，南京不是都丢了吗，证明我们在东边是守不住的，不如西撤到平汉路以西，等国际形势变化，合盟国之力反攻，再行收复国土。
话讲得很好，很漂亮，连兵学泰斗蒋百里都说韩复榘此人颇有些歪才。
获悉韩复榘心猿意马，不思防守山东，始终在关注着抗战进程的蒋百里心急如焚，亲自赶了过来。
蒋百里对韩复榘说，你说的那些话没错，可是不够。
为什么呢？
西撤是肯定要西撤的，但要看怎样撤。
我们必须撤得有条有理，如果大家都乱哄哄，自作主张地往西跑，那不叫撤，叫败退。这样即使到了西边，还是一团糟，就是好的国际形势来了，又有什么用？
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等待反攻，但反攻也得看如何反攻，消极的反攻等于不反攻。
就时间而论，你在没西撤之前，就得准备东返。从空间而言，西部有西部的准备，东部也得有东部的安排，不是一撤到西边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用管了。
如果胡乱撤退，失地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恢复的。
蒋百里对抗战方略研究多年，他向韩复榘直言：全国范围之内，我认为山东最为紧要。只要控制住山东，日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中原的，而且这里对徐州及其以南地区也将起到极好的屏障作用。
人家一流军事理论家上门免费辅导，条文缕析，讲得多么透彻，多么恳切，可是韩复榘始终听不进去，或者是不愿意听进去。
“聪明人”的做法开始变本加利。
别人的军需物资都是往前面送，韩复榘的却是往一战区后方运。五战区执法队按照战区专守的规定，拦着不让车马通过，但鲁军有枪杆子，岂是几个执法队员就拦得住的。
状告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便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旁敲侧击地告诉他，统帅部有严令，战区之间不能越界，你那些东西不能拖到一战区去。
韩复榘如今却早就不想给自己名义上的领导任何面子了，拿过电报，批曰：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你说我擅自跑进一战区，大家又不是打内战，怎么我就不能跑他那里去呢，反正都是跟日本人打仗，要分什么一战区、五战区。
李宗仁接到回电后气得浑身发抖，可一时也奈何不了这个混世魔王。
恰恰就在这时，黄河北岸的日军突然对鲁北黄河防线发动了夜袭。
原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与韩复榘谈价，但寺内并无土肥原那样的耐心，见对方迟迟无动静，他便再也不想等了。
松井石根连支那首都都占领了，我们还在这里傻愣着干等，有没有病啊。
姓韩的，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是否愿意独立？
未等到对方回音，寺内便下令第2军强渡黄河。
黄河号称天险，若鲁军据险以守，第2军哪是想渡就能随随便便渡过来的。此前在平汉线上，香月的第1军也是冲到黄河边就徒呼奈何了。
可韩复榘根本无意于守，竟然欲下达全军撤守的命令。令牌刚取在手中，帐下忽转出一人，大叫：慎重慎重。
定睛一看，却是南京驻鲁军事联络员蒋伯诚。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重用叛离冯玉祥的韩复榘，任命其为山东省主席，但万没想到，对方会居心叵测，发展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山东几成韩某一人之天下，连南京派来的党务主任都被他给暗杀了。
如果山东没有***要员存在，那跟“独立”还有多大区别？
但问题是谁敢去呢。
蒋介石遍觅高手，最后属意蒋伯诚前往。
蒋伯诚有民国最大牌卧底之称，当初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阴沟里翻船，多半也就翻在他的手上。
人的手腕有多高，那几乎是没有边界的，蒋伯诚概属此类高人。韩复榘明知对方来者不善，是蒋介石派来山东的“监军”和卧底，但不仅未对蒋伯诚痛下杀手，两人反而还很快热络起来，成了结拜兄弟。
蒋伯诚站稳脚跟之后，于不动声色之中，慢慢掌握了鲁省众多人脉，而这都是在韩复榘眼皮子底下干成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见韩复榘要撤除黄河防线，蒋伯诚再也顾不得“韬光养晦”，急忙上前阻止，要求先请示“委员长”再作定夺。
帐下一班谋士也纷纷向韩复榘进言，希望其看在经营鲁省多年的份上，万万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国土。
然而，韩复榘此时早已充耳不闻，他要一意孤行。
见情况不对劲，蒋伯诚赶紧向蒋介石禀报，后者发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韩复榘不得撤退，必须守住黄河天险。
接到电令，韩复榘却已坐着装甲车到了泰安。
他拿着电报，呵呵就乐了，还让我守黄河天险，对不起，山东大势已去，连省城济南我都不守了，还天险，谁愿意守谁去守吧。
得知韩复榘退到泰安，李宗仁也赶紧去电，让其至少固守泰安。
韩复榘当即回电一封：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连首都南京都完了，丢一个泰安又怎么啦。
这个鬼东西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也不顾及，连避讳两个字都不管了。
等到李宗仁报知蒋介石，蒋介石又再急急匆匆地来电命令时，韩复榘已跑到下一个城市济宁去了。
当然，作为官僚圈子里的老手，“第一聪明人”，韩复榘在开溜的同时，也做了点表面文章，即留下少数部队在当地虚张声势，以便敷衍塞责。
他机关算尽，却弄错了一件事。
官僚主义这东西可以玩，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玩，但你得分时候。
韩复榘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所以后来倒霉就是注定的了。
济南、泰安一失，徐州门户洞开，第五战区和中国统帅部均大受震动。
关于是否要抗战到底，蒋介石说，我的意思，你应该完全明白的。
韩复榘却装傻充愣，回来后，便到处对别人说，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啊，我这趟出来，可谓是糊里糊涂去南京，糊里糊涂回济南。
你们问我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我告诉你们，丁点没有！
直到战火燃烧到了山东德州，韩复榘才猛醒过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这个“第一聪明人”一般无二地上了日本人的当，避战避战，避到整个山东省都快要保不住了。
“七七事变”，宋哲元虽也有过犹豫彷徨，但那里面还有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内部原因，而且后期在保卫平津，与日本人作战方面是颇有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韩复榘这时却还一个劲地在往后退，竟然指望着靠别人帮他保山东。
宋哲元在前面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韩复榘上去接应，韩复榘说什么，他说我是五战区的人，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津浦线上的宋哲元跟我搭什么界，不去！
冯玉祥无法，只得转报蒋介石，后者从南京连发电报，又骗又哄又吓，韩复榘这才硬着头皮，率鲁军进入津浦线。
韩复榘起初笑宋笑蒋，以为都不如他，29军和中央军似乎也不及鲁军，起初战场的变化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亲率鲁军只一个反攻，就冲进了德州。
原来胜仗这么好打，宋哲元辈真的是太没用了。
可是还没等韩复榘笑够，日军就一个反包围，把鲁军给围了起来。
好打？不过是先给你尝个小甜头罢了。
德州一战，韩复榘差点被俘。
经此一劫，他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个世上，谁都不比谁差多少，一旁看着轻松，等到你自己上阵，未必就如人家。
在亲眼目睹日本人确实如狼似虎，比传说中还要凶猛之后，韩复榘连保住山东地盘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了。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皆得，既然地盘保不住，那就保枪杆子吧。
内战经验告诉他，地盘与枪杆子都很重要，但倘若一定要有取有舍，则孰如舍地盘而取枪杆。
道理很简单，没了地盘，只要有枪在手，迟早还能获得新的地盘，但假如无枪，地盘是肯定无保障的，迟早会被别人抢去，那就真正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了。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那一场大战下来，还能保得人枪的，都能勉强爬上岸，打得一个不剩的，就只能喝着水，咕嘟咕嘟直接沉到水里面去了。
韩复榘从避战保鲁一下子退到了避战保鲁军。
他急着要跑路，但一时间却又脱不了身，原因倒不是怕蒋介石或者李宗仁拦着，而是日本人不给他这个机会。
当时山东面临的形势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也未从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
迟迟不渡黄河，不是因为鲁军挡在那里过不来，而是双方在谈价码。
出面谈价的本来是华北老特务土肥原。土肥原当年纵横华北，人脉关系十分深厚，在他提出的洽谈名单上，不仅有韩复榘，还有石友三、万福麟，甚至于商震。
这些所谓的华北实力派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高手，他们也都曾向土肥原做过“恭顺”的表示，其中万福麟还按照土肥原的要求，暗中一退再退，屡屡回避作战，这也是津浦线战场为什么一败再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你要他们现在就明着做汉奸，那个压力就太大了，谁也不愿意，最多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土肥原潜入中国内地多年，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知道不能将这批人逼得太急，但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却认为应一竿子到底：要么做汉奸，要么投降，别无第二选择。
土肥原再拗也拗不过华北方面军的老大，只得甩甩手躲到一边去。
寺内自己派人去与韩复榘谈，不仅盛气凌人，而且一开口就是要让韩复榘直接宣布山东独立，实际就是下水当汉奸。
韩复榘这边的出价，则最多是避战保鲁，我不出来跟你打，你也别进来，汉奸暂时还不想做。
双方一时谈不拢，日本人也暂时未动手。
对急于脱身的韩复榘来说，这一情景很令他尴尬。
既然谈不了，那就得跑路，但敌人不来攻，你却先退走了，连仗都没怎么打，方方面面没法交待啊。
不久之后，韩复榘又听到一个消息，觉得不能再耽搁了。
被划到一战区的宋哲元不仅出击未果，还把大名给丢了。大名在济南的西南一侧，此地一丢，便有截断他往鲁西南撤退的危险！
赶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此前，中国统帅部为杜绝前线争相后撤的现象，特地下达一纸严令，要求各个战区守土有责，一人管一摊，也就是说，你在你那个战区里抗战，千万不能跑到别人的战区里去。
韩复榘才不管这些，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部一口气搬到了河南，也就是一战区那里去了。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准备溜了。
别人这么说他，他并不否认，而且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你们看，南京不是都丢了吗，证明我们在东边是守不住的，不如西撤到平汉路以西，等国际形势变化，合盟国之力反攻，再行收复国土。
话讲得很好，很漂亮，连兵学泰斗蒋百里都说韩复榘此人颇有些歪才。
获悉韩复榘心猿意马，不思防守山东，始终在关注着抗战进程的蒋百里心急如焚，亲自赶了过来。
蒋百里对韩复榘说，你说的那些话没错，可是不够。
为什么呢？
西撤是肯定要西撤的，但要看怎样撤。
我们必须撤得有条有理，如果大家都乱哄哄，自作主张地往西跑，那不叫撤，叫败退。这样即使到了西边，还是一团糟，就是好的国际形势来了，又有什么用？
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等待反攻，但反攻也得看如何反攻，消极的反攻等于不反攻。
就时间而论，你在没西撤之前，就得准备东返。从空间而言，西部有西部的准备，东部也得有东部的安排，不是一撤到西边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用管了。
如果胡乱撤退，失地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恢复的。
蒋百里对抗战方略研究多年，他向韩复榘直言：全国范围之内，我认为山东最为紧要。只要控制住山东，日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中原的，而且这里对徐州及其以南地区也将起到极好的屏障作用。
人家一流军事理论家上门免费辅导，条文缕析，讲得多么透彻，多么恳切，可是韩复榘始终听不进去，或者是不愿意听进去。
“聪明人”的做法开始变本加利。
别人的军需物资都是往前面送，韩复榘的却是往一战区后方运。五战区执法队按照战区专守的规定，拦着不让车马通过，但鲁军有枪杆子，岂是几个执法队员就拦得住的。
状告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便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旁敲侧击地告诉他，统帅部有严令，战区之间不能越界，你那些东西不能拖到一战区去。
韩复榘如今却早就不想给自己名义上的领导任何面子了，拿过电报，批曰：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你说我擅自跑进一战区，大家又不是打内战，怎么我就不能跑他那里去呢，反正都是跟日本人打仗，要分什么一战区、五战区。
李宗仁接到回电后气得浑身发抖，可一时也奈何不了这个混世魔王。
恰恰就在这时，黄河北岸的日军突然对鲁北黄河防线发动了夜袭。
原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与韩复榘谈价，但寺内并无土肥原那样的耐心，见对方迟迟无动静，他便再也不想等了。
松井石根连支那首都都占领了，我们还在这里傻愣着干等，有没有病啊。
姓韩的，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是否愿意独立？
未等到对方回音，寺内便下令第2军强渡黄河。
黄河号称天险，若鲁军据险以守，第2军哪是想渡就能随随便便渡过来的。此前在平汉线上，香月的第1军也是冲到黄河边就徒呼奈何了。
可韩复榘根本无意于守，竟然欲下达全军撤守的命令。令牌刚取在手中，帐下忽转出一人，大叫：慎重慎重。
定睛一看，却是南京驻鲁军事联络员蒋伯诚。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重用叛离冯玉祥的韩复榘，任命其为山东省主席，但万没想到，对方会居心叵测，发展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山东几成韩某一人之天下，连南京派来的党务主任都被他给暗杀了。
如果山东没有***要员存在，那跟“独立”还有多大区别？
但问题是谁敢去呢。
蒋介石遍觅高手，最后属意蒋伯诚前往。
蒋伯诚有民国最大牌卧底之称，当初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阴沟里翻船，多半也就翻在他的手上。
人的手腕有多高，那几乎是没有边界的，蒋伯诚概属此类高人。韩复榘明知对方来者不善，是蒋介石派来山东的“监军”和卧底，但不仅未对蒋伯诚痛下杀手，两人反而还很快热络起来，成了结拜兄弟。
蒋伯诚站稳脚跟之后，于不动声色之中，慢慢掌握了鲁省众多人脉，而这都是在韩复榘眼皮子底下干成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见韩复榘要撤除黄河防线，蒋伯诚再也顾不得“韬光养晦”，急忙上前阻止，要求先请示“委员长”再作定夺。
帐下一班谋士也纷纷向韩复榘进言，希望其看在经营鲁省多年的份上，万万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国土。
然而，韩复榘此时早已充耳不闻，他要一意孤行。
见情况不对劲，蒋伯诚赶紧向蒋介石禀报，后者发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韩复榘不得撤退，必须守住黄河天险。
接到电令，韩复榘却已坐着装甲车到了泰安。
他拿着电报，呵呵就乐了，还让我守黄河天险，对不起，山东大势已去，连省城济南我都不守了，还天险，谁愿意守谁去守吧。
得知韩复榘退到泰安，李宗仁也赶紧去电，让其至少固守泰安。
韩复榘当即回电一封：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连首都南京都完了，丢一个泰安又怎么啦。
这个鬼东西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也不顾及，连避讳两个字都不管了。
等到李宗仁报知蒋介石，蒋介石又再急急匆匆地来电命令时，韩复榘已跑到下一个城市济宁去了。
当然，作为官僚圈子里的老手，“第一聪明人”，韩复榘在开溜的同时，也做了点表面文章，即留下少数部队在当地虚张声势，以便敷衍塞责。
他机关算尽，却弄错了一件事。
官僚主义这东西可以玩，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玩，但你得分时候。
韩复榘选择了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所以后来倒霉就是注定的了。
济南、泰安一失，徐州门户洞开，第五战区和中国统帅部均大受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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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7 pm
中国统帅部连日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
韩复榘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愤，与会诸人群情激愤，都认为如果事情得不到严肃处理，大家都学着姓韩的去做，刚刚重拾起来的一点抗战信心将会因此重新崩溃。
不是就他韩复榘长着两条腿，大家都有腿脚，也都会跑，韩复榘不想打仗，其他人也不都是天生受虐狂。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份报告送到了蒋介石案头。
报告是戴笠送来的，看过之后蒋介石大吃一惊，报告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从刘湘身上找到的。
全面抗战之初，刘湘的抗战热情确实很高，可是热情这个东西，往往不能持久。到了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虽然由于准备武汉会战等缘故，一些重要的军政机构还停留在武汉，但刘湘十分清楚，抗战抗战，中央势力已经快要“抗”到他自己地盘里去了。
对于刘湘来说，要想保住自己的地盘，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打包裹回家，或者干脆直接阻止中央军进川。
但是当时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他需要指挥川军在皖南御敌，重任加重责，使他一时不敢擅离职守，更不可能抛下军队独自离去。
等到南京即将陷落，重庆铁定要做陪都了，刘湘正寻法子准备闪人，却又赶上胃溃疡复发，被送进了汉口医院。
刘湘情绪的变化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他被戴笠牢牢盯上了。
很快，特工王发现，刘湘生病住院，却与华北前线的韩复榘保持着频繁的电报往来，两人关系亲热到了反常的程度。
电报被军统截获了，但因为刘韩用的是密电码，戴笠翻译不出来，于是便想到了布置卧底。
被戴笠相中的这个卧底叫范绍增，也即民间盛传的“哈儿师长”。
在所有川军将领中，最富喜剧感的莫过于这位哈儿师长。哈儿，川人意谓笨或者傻。几年前，四川投拍哈儿师长的戏，由一个川剧名角出演“范哈儿”，其人胖头胖脑胖肚皮，演来果然惟妙惟肖，逗人发笑。
其实，范绍增的“哈”，只是“哈”在表面，内心里大智若愚，颇有头脑。
哈儿原本与唐式遵等人同为刘湘手下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他的部队还是几个师里面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
按说这样的人才，刘湘应该予以重用才是。可问题是，唐式遵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哈儿却不是，而且他也有意向南京政府靠拢，想编成正式的国防军，因为这个原因，刘湘的一帮亲信背地里常称其为“伪中央（指南京中央政府）的汉奸”。
后来军委会对四川进行整军改编，刘湘正好利用这个名目，借鬼打鬼，把哈儿的师长职务给免掉了。
人又没犯什么大错，直接免当然不好，所以名义上不是免，而是升：升为副军长。
由范师长变成范副军长，外面听着是好听了，可是刘湘却又不准他去上任，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结果是，人家都修成正果，好歹成了“中央军的杂牌”，而哈儿却什么都不是，连川军都没得带了。
哈儿自然一肚子不满，恨不能马上去蒋介石那里告刘湘的御状，只是苦无真凭实据而已。
正在这时，戴笠找到了他，并直言相告：证据，还得你自己找。
由此，“范副军长”也与刘湘住进了同一所医院。
如果是陌生人，或非川籍人士，刘湘必当防范有加，但范绍增是自己下属，又手无兵权，就难免疏于提防了。
哈儿平时看上去傻里傻气，但他当兵前做过四川袍哥，也就是黑社会老大，所以对怎样打通各种关节皆了熟于心。
平时哪些人和刘湘接触，韩复榘派来的代表和刘湘谈了几次，用了多长时间，全都没有能逃过他的耳目。
后来，哈儿甚至还通过跳舞等手段，买通了刘湘身边的一个护士，通过这个护士来打探刘湘的一举一动。
住了一段时间后，刘湘的身体逐渐好转，胃病也快好了，就打算潜回四川，以便设法堵住路口，不让中央军进川。
按照刘湘的指令，他的私人飞机将到武汉来接驾。戴笠在范哈儿那里获得详情后，提前派人破坏了刘湘的飞机，导致飞机还没到武汉就中途爆炸了。
刘湘没有走成，接着便与韩复榘热络起来。
由于双方是通过密电联系，密电翻不出，戴笠和范绍增也始终剌探不着其中的秘密。
不久，范绍增另外安排的那个“护士卧底”假戏真做，跟刘湘发生了暧昧关系，后者也给了她钱，并且答应送其去美国留学。两相比较之下，“护士卧底”便不再愿意向哈儿提供任何情报了。
卧底和情报，双双陷入了困境。
范绍增为人极重义气，虽不在位，那些老部下仍然对他很有感情。
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团长，专程到医院去探望他。就在谈话过程中，哈儿意外地捕捉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息。
这位团长和刘湘的参谋长是老朋友，所以此次来医院，也顺道去会了个面。
进门之后，团长一眼就看到参谋长正埋着头写一份东西。他也没惊动对方，便蹑手蹑脚地走了上去。
原来是一纸命令，内容很简单，是要把川军2个师调到宜昌、沙市一带，并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部队取得联系。
参谋长猛一抬头，发现有人进来，顿时表情显得十分紧张，匆匆忙忙地用其它稿子把命令盖住，对朋友说：别看别看，我在写家信呢。
不说还好，一说欲盖弥彰，这团长更奇怪了。
明明是命令嘛，为什么他非要说是家信呢？
到范绍增这里，团长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件趣闻说给老长官听，没想到哈儿每时每刻都在琢磨这事，一听，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不对劲啊，其中定有蹊跷。
一时找不到戴笠，他就先去孔祥熙家串门。
范袍哥原来是混黑社会的，黑社会并不都是我们印象中，只会像香港古惑仔那样光着膀子砍人，比如人家哈儿擅长的就是交际，而且还都是交的上层一流人物。
孔祥熙是范哈儿的朋友。
一开始，哈儿并没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捅捅地说出来。刘湘身为川军老大，万一事情弄错，可不是耍的。
唠完嗑，孔祥熙留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哈儿想想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便假装无意地冒出一句：听说韩复榘的军队要开到襄樊去？
孔祥熙一愣，不可能啊，中央已下了严令，各战区不能串来串去，鲁军在山东，怎么会跑到湖北襄樊去呢，何况山东前线现在还这么紧张。
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范绍增便一五一十，把从团长那里听到的内容原样告诉了孔祥熙。
等哈儿走后，孔祥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住汉口，蒋介石住武昌，隔着一条长江，但事关重大，他连电话都未敢打，就亲自过江去见连襟。
蒋介石一听，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让孔祥熙尽快确认消息的最终来源。
孔祥熙连夜找到范绍增，并问对方：你说的那个命令确实看清没有？这种事可来不得半点儿戏。
哈儿紧张起来，他又去找那个团长：你真的看清了？不能开玩笑啊，要是弄错的话，老长官我说不定性命都可能要搭在里面。
团长没想到自己一句无意中的话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可事已至此，也只得把心一横。
绝对没错，卑职愿以人头担保。
等到戴笠回来，孔祥熙将此事告知，戴笠立刻把截获电报找出来进行核对，结果一下子破译了刘韩往来的所有密电。
戴笠给蒋介石送来的报告，使刘韩之间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南京失守，日本人认为中国输定了，其实很多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其中就包括刘湘和韩复榘。
不过韩复榘的一个幕僚说得好，中国败了，不等于大家都败，说到底，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朝廷败了，作为封疆大吏仍然能找到自存之道。
清末，慈禧老佛爷向全世界下战书，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但很多省份却没事。
为什么，就因为实行了“东南自保”，也就是这些省的地方大员们和各国列强达成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当年的“自保”倡议者里面，就有山东和四川。
历史往往都是在不断地重复。如今刘湘和韩复榘要复制历史，一个是地盘和枪杆子都要，另一个是暂时保不了地盘，就先保枪杆子——有枪杆子在手，何愁今后没有地盘。
两家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会师鄂西，合力阻挡中央军进川！
了解到这个可怕的秘密之后，蒋介石后脊背一阵阵发凉，然后冷汗直冒。
还保卫武汉呢，照这个样子，尚未与日军打起来，就得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东边是日军，西边是川军和鲁军，自己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左右不能。
原先蒋介石还在犹豫，对韩复榘要不要动手，动到哪一步。
“七七事变”以前，在与日人争斗的过程中，南京政府以对“华北三角”的争取为最激烈，他本人用功也最多，现在宋哲元、阎锡山都过来了，抗战立场也很坚定，只有一个韩复榘，仍然拿捏不住，不知道用什么策略才能最终稳住对方。
看到这份报告，他才终于下定决心。
现在对韩复榘已不是处分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系于一刻，你不除他，他要除你，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必遭殃。
同时，蒋介石心里也明白，对付韩复榘，并不像座中衮衮诸公说的那么简单，对方手中有军队，如果那么好对付的话，可不早就解决了。
有决心，更要有策略。
韩复榘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愤，与会诸人群情激愤，都认为如果事情得不到严肃处理，大家都学着姓韩的去做，刚刚重拾起来的一点抗战信心将会因此重新崩溃。
不是就他韩复榘长着两条腿，大家都有腿脚，也都会跑，韩复榘不想打仗，其他人也不都是天生受虐狂。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份报告送到了蒋介石案头。
报告是戴笠送来的，看过之后蒋介石大吃一惊，报告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从刘湘身上找到的。
全面抗战之初，刘湘的抗战热情确实很高，可是热情这个东西，往往不能持久。到了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虽然由于准备武汉会战等缘故，一些重要的军政机构还停留在武汉，但刘湘十分清楚，抗战抗战，中央势力已经快要“抗”到他自己地盘里去了。
对于刘湘来说，要想保住自己的地盘，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打包裹回家，或者干脆直接阻止中央军进川。
但是当时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他需要指挥川军在皖南御敌，重任加重责，使他一时不敢擅离职守，更不可能抛下军队独自离去。
等到南京即将陷落，重庆铁定要做陪都了，刘湘正寻法子准备闪人，却又赶上胃溃疡复发，被送进了汉口医院。
刘湘情绪的变化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他被戴笠牢牢盯上了。
很快，特工王发现，刘湘生病住院，却与华北前线的韩复榘保持着频繁的电报往来，两人关系亲热到了反常的程度。
电报被军统截获了，但因为刘韩用的是密电码，戴笠翻译不出来，于是便想到了布置卧底。
被戴笠相中的这个卧底叫范绍增，也即民间盛传的“哈儿师长”。
在所有川军将领中，最富喜剧感的莫过于这位哈儿师长。哈儿，川人意谓笨或者傻。几年前，四川投拍哈儿师长的戏，由一个川剧名角出演“范哈儿”，其人胖头胖脑胖肚皮，演来果然惟妙惟肖，逗人发笑。
其实，范绍增的“哈”，只是“哈”在表面，内心里大智若愚，颇有头脑。
哈儿原本与唐式遵等人同为刘湘手下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他的部队还是几个师里面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
按说这样的人才，刘湘应该予以重用才是。可问题是，唐式遵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哈儿却不是，而且他也有意向南京政府靠拢，想编成正式的国防军，因为这个原因，刘湘的一帮亲信背地里常称其为“伪中央（指南京中央政府）的汉奸”。
后来军委会对四川进行整军改编，刘湘正好利用这个名目，借鬼打鬼，把哈儿的师长职务给免掉了。
人又没犯什么大错，直接免当然不好，所以名义上不是免，而是升：升为副军长。
由范师长变成范副军长，外面听着是好听了，可是刘湘却又不准他去上任，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结果是，人家都修成正果，好歹成了“中央军的杂牌”，而哈儿却什么都不是，连川军都没得带了。
哈儿自然一肚子不满，恨不能马上去蒋介石那里告刘湘的御状，只是苦无真凭实据而已。
正在这时，戴笠找到了他，并直言相告：证据，还得你自己找。
由此，“范副军长”也与刘湘住进了同一所医院。
如果是陌生人，或非川籍人士，刘湘必当防范有加，但范绍增是自己下属，又手无兵权，就难免疏于提防了。
哈儿平时看上去傻里傻气，但他当兵前做过四川袍哥，也就是黑社会老大，所以对怎样打通各种关节皆了熟于心。
平时哪些人和刘湘接触，韩复榘派来的代表和刘湘谈了几次，用了多长时间，全都没有能逃过他的耳目。
后来，哈儿甚至还通过跳舞等手段，买通了刘湘身边的一个护士，通过这个护士来打探刘湘的一举一动。
住了一段时间后，刘湘的身体逐渐好转，胃病也快好了，就打算潜回四川，以便设法堵住路口，不让中央军进川。
按照刘湘的指令，他的私人飞机将到武汉来接驾。戴笠在范哈儿那里获得详情后，提前派人破坏了刘湘的飞机，导致飞机还没到武汉就中途爆炸了。
刘湘没有走成，接着便与韩复榘热络起来。
由于双方是通过密电联系，密电翻不出，戴笠和范绍增也始终剌探不着其中的秘密。
不久，范绍增另外安排的那个“护士卧底”假戏真做，跟刘湘发生了暧昧关系，后者也给了她钱，并且答应送其去美国留学。两相比较之下，“护士卧底”便不再愿意向哈儿提供任何情报了。
卧底和情报，双双陷入了困境。
范绍增为人极重义气，虽不在位，那些老部下仍然对他很有感情。
一天，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团长，专程到医院去探望他。就在谈话过程中，哈儿意外地捕捉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息。
这位团长和刘湘的参谋长是老朋友，所以此次来医院，也顺道去会了个面。
进门之后，团长一眼就看到参谋长正埋着头写一份东西。他也没惊动对方，便蹑手蹑脚地走了上去。
原来是一纸命令，内容很简单，是要把川军2个师调到宜昌、沙市一带，并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部队取得联系。
参谋长猛一抬头，发现有人进来，顿时表情显得十分紧张，匆匆忙忙地用其它稿子把命令盖住，对朋友说：别看别看，我在写家信呢。
不说还好，一说欲盖弥彰，这团长更奇怪了。
明明是命令嘛，为什么他非要说是家信呢？
到范绍增这里，团长也只是把它当成一件趣闻说给老长官听，没想到哈儿每时每刻都在琢磨这事，一听，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不对劲啊，其中定有蹊跷。
一时找不到戴笠，他就先去孔祥熙家串门。
范袍哥原来是混黑社会的，黑社会并不都是我们印象中，只会像香港古惑仔那样光着膀子砍人，比如人家哈儿擅长的就是交际，而且还都是交的上层一流人物。
孔祥熙是范哈儿的朋友。
一开始，哈儿并没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捅捅地说出来。刘湘身为川军老大，万一事情弄错，可不是耍的。
唠完嗑，孔祥熙留他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哈儿想想再不说就没机会了，便假装无意地冒出一句：听说韩复榘的军队要开到襄樊去？
孔祥熙一愣，不可能啊，中央已下了严令，各战区不能串来串去，鲁军在山东，怎么会跑到湖北襄樊去呢，何况山东前线现在还这么紧张。
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范绍增便一五一十，把从团长那里听到的内容原样告诉了孔祥熙。
等哈儿走后，孔祥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住汉口，蒋介石住武昌，隔着一条长江，但事关重大，他连电话都未敢打，就亲自过江去见连襟。
蒋介石一听，也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让孔祥熙尽快确认消息的最终来源。
孔祥熙连夜找到范绍增，并问对方：你说的那个命令确实看清没有？这种事可来不得半点儿戏。
哈儿紧张起来，他又去找那个团长：你真的看清了？不能开玩笑啊，要是弄错的话，老长官我说不定性命都可能要搭在里面。
团长没想到自己一句无意中的话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可事已至此，也只得把心一横。
绝对没错，卑职愿以人头担保。
等到戴笠回来，孔祥熙将此事告知，戴笠立刻把截获电报找出来进行核对，结果一下子破译了刘韩往来的所有密电。
戴笠给蒋介石送来的报告，使刘韩之间的秘密终于大白于天下。
南京失守，日本人认为中国输定了，其实很多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其中就包括刘湘和韩复榘。
不过韩复榘的一个幕僚说得好，中国败了，不等于大家都败，说到底，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朝廷败了，作为封疆大吏仍然能找到自存之道。
清末，慈禧老佛爷向全世界下战书，导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但很多省份却没事。
为什么，就因为实行了“东南自保”，也就是这些省的地方大员们和各国列强达成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当年的“自保”倡议者里面，就有山东和四川。
历史往往都是在不断地重复。如今刘湘和韩复榘要复制历史，一个是地盘和枪杆子都要，另一个是暂时保不了地盘，就先保枪杆子——有枪杆子在手，何愁今后没有地盘。
两家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会师鄂西，合力阻挡中央军进川！
了解到这个可怕的秘密之后，蒋介石后脊背一阵阵发凉，然后冷汗直冒。
还保卫武汉呢，照这个样子，尚未与日军打起来，就得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东边是日军，西边是川军和鲁军，自己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左右不能。
原先蒋介石还在犹豫，对韩复榘要不要动手，动到哪一步。
“七七事变”以前，在与日人争斗的过程中，南京政府以对“华北三角”的争取为最激烈，他本人用功也最多，现在宋哲元、阎锡山都过来了，抗战立场也很坚定，只有一个韩复榘，仍然拿捏不住，不知道用什么策略才能最终稳住对方。
看到这份报告，他才终于下定决心。
现在对韩复榘已不是处分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系于一刻，你不除他，他要除你，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必遭殃。
同时，蒋介石心里也明白，对付韩复榘，并不像座中衮衮诸公说的那么简单，对方手中有军队，如果那么好对付的话，可不早就解决了。
有决心，更要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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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8 pm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督师河南开封。
在到达开封府后，他即刻召开军事会议，并规定，凡一、五战区还没轮上打仗的，师长以上的全要与会。
这时韩复榘正准备继续退入河南，当然也接到了会议通知。
对于要不要与会，部将孙桐萱等人劝他不要去，怕蒋介石来者不善，在开封摆的是一桌鸿门宴。
韩复榘一退再退，都是跟五战区和统帅部的命令在对着干，所以心里也有些发毛，迟迟犹豫不决。
这情景急坏了一旁的蒋伯诚。
作为蒋介石放在韩复榘身边的最大卧底，开封会议的内幕他岂能不清楚，假如韩复榘不去，这场戏可唱给谁看？
情急之下，他便将一份刚刚由李宗仁转来的密电送呈韩复榘。
韩复榘细看之下，上面密密麻麻，有四十多个将领的名字，连孙桐萱都名列其中。
若是鸿门宴，他们还会让孙桐萱这样的小角色与会吗，不可能。
于是韩复榘打消顾虑，带上孙桐萱及一个特务营前去开封。
去了以后他才知道，这恰恰就是一道请君入瓮的鸿门宴，不过不光是为他一人所摆而已。
抓捕韩复榘的整个过程，皆由戴笠一手策划和组织，可谓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当蒋介石宣布其罪状时，会议室内气氛紧张，就连孙桐萱等人都噤若寒蝉，作声不得。反倒是曾为韩复榘所奚落并拒绝援救的宋哲元站起身来，为之求情，说韩复榘固然因不听命令而罪有应得，但希望能看在其是个粗人，没有多少知识的份上，予以从轻发落。
冯玉祥时为军委会副委员长，也不肯为韩复榘这个昔日的老部下说情。环顾偌大一个老西北军体系，仅宋哲元一人站出来为韩某说了两句，足见这人的人缘实在是糟糕透顶。
在抓住韩复榘后，何应钦奉命来到汉口医院。
他板着脸，对刘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韩复榘已经被扣留了。
刘湘心里一惊，但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装一下糊涂：为啥子哟？
何应钦只轻轻点了一下：因为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
刘湘的脸开始发青发白。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秘密已经全部暴露，而这个秘密的泄露，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是一个致命打击。
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大口吐血，直至昏迷不醒，三天后一命归西。
人死了，一切都好说。
在官方公告中，刘湘的临终遗嘱颇有令人动情之处，谓：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
政府对其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丧礼极尽哀荣。
与之相比，韩复榘就倒霉多了。
原来担心的鲁军可能异动的情况，并未因韩复榘被捕而发生，一者鲁军乍失灵魂人物，山东又即将不保，倭寇环伺，无力也无心起来“造反”，二者蒋伯诚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使得中下层鲁境人士能各安其位，三者韩复榘轻弃山东之举，也确实引起了天人共愤，以致在他陷入囹圄之后，极少有人为之鸣冤叫屈。
在开封呆了半个月之后，韩复榘被解送武汉，经军法会审处以极刑，成为抗战中继李服膺之后，第一个被处死的***上将。
有好事者就此拟了副对子：枪毙韩复榘，吓死刘甫澄（刘湘的字）。
在到达开封府后，他即刻召开军事会议，并规定，凡一、五战区还没轮上打仗的，师长以上的全要与会。
这时韩复榘正准备继续退入河南，当然也接到了会议通知。
对于要不要与会，部将孙桐萱等人劝他不要去，怕蒋介石来者不善，在开封摆的是一桌鸿门宴。
韩复榘一退再退，都是跟五战区和统帅部的命令在对着干，所以心里也有些发毛，迟迟犹豫不决。
这情景急坏了一旁的蒋伯诚。
作为蒋介石放在韩复榘身边的最大卧底，开封会议的内幕他岂能不清楚，假如韩复榘不去，这场戏可唱给谁看？
情急之下，他便将一份刚刚由李宗仁转来的密电送呈韩复榘。
韩复榘细看之下，上面密密麻麻，有四十多个将领的名字，连孙桐萱都名列其中。
若是鸿门宴，他们还会让孙桐萱这样的小角色与会吗，不可能。
于是韩复榘打消顾虑，带上孙桐萱及一个特务营前去开封。
去了以后他才知道，这恰恰就是一道请君入瓮的鸿门宴，不过不光是为他一人所摆而已。
抓捕韩复榘的整个过程，皆由戴笠一手策划和组织，可谓环环相扣，滴水不漏。
当蒋介石宣布其罪状时，会议室内气氛紧张，就连孙桐萱等人都噤若寒蝉，作声不得。反倒是曾为韩复榘所奚落并拒绝援救的宋哲元站起身来，为之求情，说韩复榘固然因不听命令而罪有应得，但希望能看在其是个粗人，没有多少知识的份上，予以从轻发落。
冯玉祥时为军委会副委员长，也不肯为韩复榘这个昔日的老部下说情。环顾偌大一个老西北军体系，仅宋哲元一人站出来为韩某说了两句，足见这人的人缘实在是糟糕透顶。
在抓住韩复榘后，何应钦奉命来到汉口医院。
他板着脸，对刘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韩复榘已经被扣留了。
刘湘心里一惊，但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装一下糊涂：为啥子哟？
何应钦只轻轻点了一下：因为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
刘湘的脸开始发青发白。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秘密已经全部暴露，而这个秘密的泄露，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是一个致命打击。
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大口吐血，直至昏迷不醒，三天后一命归西。
人死了，一切都好说。
在官方公告中，刘湘的临终遗嘱颇有令人动情之处，谓：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
政府对其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一级上将，丧礼极尽哀荣。
与之相比，韩复榘就倒霉多了。
原来担心的鲁军可能异动的情况，并未因韩复榘被捕而发生，一者鲁军乍失灵魂人物，山东又即将不保，倭寇环伺，无力也无心起来“造反”，二者蒋伯诚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使得中下层鲁境人士能各安其位，三者韩复榘轻弃山东之举，也确实引起了天人共愤，以致在他陷入囹圄之后，极少有人为之鸣冤叫屈。
在开封呆了半个月之后，韩复榘被解送武汉，经军法会审处以极刑，成为抗战中继李服膺之后，第一个被处死的***上将。
有好事者就此拟了副对子：枪毙韩复榘，吓死刘甫澄（刘湘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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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8 pm
韩复榘被捕及被处死，使抗战军民精神为之一振，而津浦线部队轻于进退的情况亦为之大变。
但是韩复榘先前闯下的纰漏实在太大，一弃黄河天险，再弃重镇要隘，津浦线变得无险可守，第2军主力部队姬路第10师团更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姬路师团师团长是矶谷廉介。
矶谷廉介，毕业于陆大第27期，他与土肥原和板垣征四郎是陆士同学，皆来自于“荣耀的第16期”，毕业后，三人也很快被列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所谓中国通，均占有熟悉中国地理的优势，因此都是侵华将领的上上人选。自矶谷出任姬路第10师团长后，该师团也被称为矶谷师团。
第2军南下，规定矶谷和板垣相配合，实行分进合击战术。此时板垣的名声正如日中天，然而跟这样一个明星校友在一起，矶谷却并不甘愿充当配角，他认为自己同样有像板垣一样一夜成名的潜质，只是早晚而已。
自强渡黄河成功之后，这一结论似乎也在一步步得到验证。
韩复榘在前面跑，矶谷就在后面追——其实也不用追，矶谷几乎成了山东的“接收大员”，矶谷师团渡过黄河之后，四天进入济南，又四天拿下泰安，除了赶路需要时间，其它可谓一路顺风。
这时候的矶谷真个是春风拂面，两只手都热得发烫，有一种摸彩票摸什么中什么的感觉。
当华北战场上除了板垣之外，又一颗名叫矶谷的将星冉冉升起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原本就该如此。
矶谷坐在马上，一脸都是“得意的笑”，仿佛自己已经站在了徐州城下。
与矶谷相比，他的对手却在发愁，愁的是缺兵少将，调不出人来抵御矶谷。
本来李宗仁还指望韩复榘和鲁军能守住防线，却不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自鲁军退却后，津浦线上几乎无一兵可调，无一将可用，已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
老猛仔在将将方面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不拘一格”。
当然，他如今的情况是，就算想“拘”也没法“拘”了，淞沪战后，中国军队精锐损伤严重，剩下来的也大半撤往武汉，他只能领一群杂牌打天下。
内战时期，蒋介石拉拢杂牌，靠的是投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李宗仁却要什么没什么，金钱、美女、委任状，都无处寻觅。
你别看老李做到了桂系老大，但桂系的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平时生活都是很简朴的，除了身份显赫外，饮食起居跟常人无异，就连吃顿饭，都是让老婆到街上去买了菜回来自己烧。
这样的人，哪怕是做到了封疆大吏，又知道什么叫花天酒地，什么叫夜夜笙歌，所以糖衣炮弹的那一套，根本学不了，也使不出。
可是缺兵少将怎么办，也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跟破烂王学，走到哪里，都瞪大双眼四处寻觅。凡见到合用的，甭管他姓氏名谁，出身哪里，都拼着命往篮子里捡。
要命的是，现在连捡来的都在各处填空当，篮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就在愁闷之际，白崇禧忽然打来电话，说手上正好有一支部队，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要。
小诸葛所说的部队，就是从娘子关前线退下来的川军。
在阎锡山二战区，这支可怜的部队由于属于客军，在北方没有自己的兵站，又苦于囊中羞涩，别说补充弹药，连吃饭都困难。
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刚去山西时，官兵尚能忍饥挨饿，勉力为之，等到太原会战结束溃退下来，更无人照应，也无人监督时，基层部队就免不了会有些违反军纪，偷鸡摸狗的事情发生。
这倒还罢了，一不小心，他们把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都给得罪了。
溃退路上，也不知谁的眼睛尖，发现了军械库，反正没人管理，他们就破门而入，把里面的***都取了个干净。要说这本来也没什么，逃得这么急，没准你不拿鬼子拿，损失更大。可这是谁的军械库，阎老西的，那么抠门的一个人，他会舍得让你白拿他东西吗？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被迫当上了游击队长。在山沟里骑着毛驴四处乱跑的日子，哪里能与在太原时相比，老西儿越想越郁闷，时常盘算旧帐，认为一众客军没有帮他保住太原，都是欠了他，尤其是黄绍竑和川军，更被其视为太原会战致败的罪魁祸首。
黄绍竑是钦差大臣，阎锡山心里就算再不满，也只能背后嘀咕两句，不敢公开叫板，惟有邓系川军，一无后台，二无实力，成了他炮轰的第一目标。现在一听，这帮人竟然太岁爷上动土，抢起他的军械库来了，这还了得。
于是，他一个恶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大骂邓系川军不仅武器不好，作战不力，还扰民有余，属于土匪军，二战区容不下，请予调离。
在被阎锡山赶出门后，川军不得不继续他们的辛酸之旅，因为没人肯要。
蒋介石皱着眉头，问程潜的一战区要不要。
程潜一听就不乐意了。
阎老西都不要的烂部队，你们踢皮球一样踢给我，当我一战区是什么，废品收购站？
不要！
蒋介石这时正因刘湘东窗事发，窝着一肚子气，到此再也按捺不住，一拍桌子：算了，哪来的回哪去，让他们继续回四川做土皇帝去吧！
白崇禧负责军队调动，他说“委员长”你先别急，我再问一下五战区，如果连五战区都不要，那就真没人肯要了。
但是韩复榘先前闯下的纰漏实在太大，一弃黄河天险，再弃重镇要隘，津浦线变得无险可守，第2军主力部队姬路第10师团更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姬路师团师团长是矶谷廉介。
矶谷廉介，毕业于陆大第27期，他与土肥原和板垣征四郎是陆士同学，皆来自于“荣耀的第16期”，毕业后，三人也很快被列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
所谓中国通，均占有熟悉中国地理的优势，因此都是侵华将领的上上人选。自矶谷出任姬路第10师团长后，该师团也被称为矶谷师团。
第2军南下，规定矶谷和板垣相配合，实行分进合击战术。此时板垣的名声正如日中天，然而跟这样一个明星校友在一起，矶谷却并不甘愿充当配角，他认为自己同样有像板垣一样一夜成名的潜质，只是早晚而已。
自强渡黄河成功之后，这一结论似乎也在一步步得到验证。
韩复榘在前面跑，矶谷就在后面追——其实也不用追，矶谷几乎成了山东的“接收大员”，矶谷师团渡过黄河之后，四天进入济南，又四天拿下泰安，除了赶路需要时间，其它可谓一路顺风。
这时候的矶谷真个是春风拂面，两只手都热得发烫，有一种摸彩票摸什么中什么的感觉。
当华北战场上除了板垣之外，又一颗名叫矶谷的将星冉冉升起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原本就该如此。
矶谷坐在马上，一脸都是“得意的笑”，仿佛自己已经站在了徐州城下。
与矶谷相比，他的对手却在发愁，愁的是缺兵少将，调不出人来抵御矶谷。
本来李宗仁还指望韩复榘和鲁军能守住防线，却不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自鲁军退却后，津浦线上几乎无一兵可调，无一将可用，已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
老猛仔在将将方面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即“不拘一格”。
当然，他如今的情况是，就算想“拘”也没法“拘”了，淞沪战后，中国军队精锐损伤严重，剩下来的也大半撤往武汉，他只能领一群杂牌打天下。
内战时期，蒋介石拉拢杂牌，靠的是投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李宗仁却要什么没什么，金钱、美女、委任状，都无处寻觅。
你别看老李做到了桂系老大，但桂系的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平时生活都是很简朴的，除了身份显赫外，饮食起居跟常人无异，就连吃顿饭，都是让老婆到街上去买了菜回来自己烧。
这样的人，哪怕是做到了封疆大吏，又知道什么叫花天酒地，什么叫夜夜笙歌，所以糖衣炮弹的那一套，根本学不了，也使不出。
可是缺兵少将怎么办，也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跟破烂王学，走到哪里，都瞪大双眼四处寻觅。凡见到合用的，甭管他姓氏名谁，出身哪里，都拼着命往篮子里捡。
要命的是，现在连捡来的都在各处填空当，篮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就在愁闷之际，白崇禧忽然打来电话，说手上正好有一支部队，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要。
小诸葛所说的部队，就是从娘子关前线退下来的川军。
在阎锡山二战区，这支可怜的部队由于属于客军，在北方没有自己的兵站，又苦于囊中羞涩，别说补充弹药，连吃饭都困难。
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刚去山西时，官兵尚能忍饥挨饿，勉力为之，等到太原会战结束溃退下来，更无人照应，也无人监督时，基层部队就免不了会有些违反军纪，偷鸡摸狗的事情发生。
这倒还罢了，一不小心，他们把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都给得罪了。
溃退路上，也不知谁的眼睛尖，发现了军械库，反正没人管理，他们就破门而入，把里面的***都取了个干净。要说这本来也没什么，逃得这么急，没准你不拿鬼子拿，损失更大。可这是谁的军械库，阎老西的，那么抠门的一个人，他会舍得让你白拿他东西吗？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被迫当上了游击队长。在山沟里骑着毛驴四处乱跑的日子，哪里能与在太原时相比，老西儿越想越郁闷，时常盘算旧帐，认为一众客军没有帮他保住太原，都是欠了他，尤其是黄绍竑和川军，更被其视为太原会战致败的罪魁祸首。
黄绍竑是钦差大臣，阎锡山心里就算再不满，也只能背后嘀咕两句，不敢公开叫板，惟有邓系川军，一无后台，二无实力，成了他炮轰的第一目标。现在一听，这帮人竟然太岁爷上动土，抢起他的军械库来了，这还了得。
于是，他一个恶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大骂邓系川军不仅武器不好，作战不力，还扰民有余，属于土匪军，二战区容不下，请予调离。
在被阎锡山赶出门后，川军不得不继续他们的辛酸之旅，因为没人肯要。
蒋介石皱着眉头，问程潜的一战区要不要。
程潜一听就不乐意了。
阎老西都不要的烂部队，你们踢皮球一样踢给我，当我一战区是什么，废品收购站？
不要！
蒋介石这时正因刘湘东窗事发，窝着一肚子气，到此再也按捺不住，一拍桌子：算了，哪来的回哪去，让他们继续回四川做土皇帝去吧！
白崇禧负责军队调动，他说“委员长”你先别急，我再问一下五战区，如果连五战区都不要，那就真没人肯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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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9 pm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白崇禧打了个电话给李宗仁，后者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马上声明来者不拒。
川军在山西表现糟糕，各个战区几乎都有所耳闻，李宗仁知道的也并不会比程潜少。要按寻常人的思维，他若再接受川军，自然会显得更为掉价。可老李好就好在这一点上，在用兵将将上，他懂得实用比面子更牢靠。
其实若论眼下的境况，他比邓锡侯还真强不了多少。邓锡侯是没人肯要，李宗仁是没人肯来，一样都很无奈。
白崇禧说，我可给你打个预防针，这支川军的战斗力很一般。
那意思，丑话说在先，你别寄望太高。大家都是坐过同一炕头的，到时倘若后悔，千万不要说我白某人不够意思，事先不打招呼就把不合格产品强塞给你。
李宗仁却已经等不及了。
那诸葛孔明草船借箭，犹能化险为夷，川人难道都不如草人？快别费话了，早点把川军调来要紧。
白崇禧笑了，终于明白老李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你现在就是把更差的部队给他，他也不会选三拣四。
就这样，邓锡侯来到了徐州。
当初出川时，邓系川军共有四个师四万人，到山西打了一仗，折了超过一半，连两万人都不到了。更让人觉得晦气的是，别人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川军不仅功劳苦劳统统没有，还在遭到一通埋汰后，被踢皮球一样踢到东踢到西，眼看着竟要给踢回四川老家去了。
知道可能要被打发回家，川军上下均唉声叹气，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邓锡侯也因为看到前程黯淡而脸如死灰。
突然间，有人把他们从水里捞了上来。
从前西南联合反蒋，李宗仁虽与刘湘、龙云等人多有交往，但与邓锡侯却从未谋面，如今能收留他，不啻于是在不堪之时，伸出手来拉了兄弟一把，这一份惊喜与感动简直难以名状。
邓锡侯被外界称为“水晶猴”，猴精猴精的一个人。
娘子关战役后期，大家都在撤退，可是老阎对川军心怀不满，认为都是四川人作战不力，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迟迟未给邓锡侯发来撤退命令。
邓锡侯到达前线时，他的川军已经被弄得稀里哗啦了，真的到了战又不战不得，退又不敢退的地步。
为了避免坐而被歼的命运，情急之下，邓锡侯便使了一个滑头，令川军主力悄悄地跟着其它部队撤，但是不沿公路而从小路走。同时，派一个旅留在原地作为后卫，视情况逐次撤退。
好在川军没什么辎重，不走公路也可以，这样一来，不但没人看见，还减少了拥挤，反而退得比其它部队都顺畅。
半路上，终于接到了阎锡山的撤退命令，若再晚一点还真就走不脱了。
滑头那是为了生存需要，当见到李宗仁时，“水晶猴”也不由动了真情：各个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你李长官肯予以收留，那就是恩高德厚了。
对于邓系川军这样的落魄部队，如何暖对方的心，老李自有办法。
这个世上，穷人的愿望其实最容易实现，而你未来将可能得到的报偿也最多——不过是给几颗种子，没准到年关就能收到几大车瓜果了。
问都不用问，川军肯定是“枪械太坏，子弹太少”，而他们许的愿也必定是给些好枪和子弹。
李宗仁打个报告上去，拔下来500支新枪给川军。
这些当然太少，武装一个营都够呛。
我知道，因为这里还有。
老李把五战区的军械库打开：步机枪是没多少了，不过子弹和手榴弹多的是，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
川军从前打仗的时候基本上是放几枪之后，就只好把手里的枪支当擀面杖使，现在看到这么多弹药，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淌。
当李宗仁要调川军进入鲁南战场时，邓锡侯和孙震已经知道所当之敌将是矶谷师团，后者精锐程度甚至超过娘子关时的龙山师团，足以与板垣师团匹敌，但受命之时仍毫不犹豫，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让怎么打就怎么打。
川军在山西作战吃足苦头，除了装备奇差，战力有限外，难得出川，不见世面也是一大主因。
他们分不清中央军与日军的服装到底有什么区别。某天，哨兵看到一人一骑经过，其人上身穿黄昵大氅，脚蹬皮靴，腰上佩把指挥刀。
在川军的眼里，这就是标准的中央军高级军官的打扮，哨兵差点就没上去敬一礼。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军探马。
由于缺乏地图，川军根本不知地形，连自己处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有的士兵见到日军坦克，还以为是中央军的战车，频呼其停车，并报上自己的部队番号，要求随车搭乘。
不仅士兵，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亦出过糗。
在娘子关，他的左右两军早已退后，他却不知道，结果孤军深入，踏进了一座被日军占领的村庄。日军开枪射击，他还以为是自己人产生了误会，等到有人伤亡，才发现大事不好，若不是反应得快，差一点就被鬼子给俘虏了。
邓系川军出川后首仗不顺，然而经过这次遭遇，他们也终于见了世面，长了教训。
遥想当年，诸葛武侯六出祁山，至死方休，这才受过一次挫折，算得了什么。
川军进入鲁南后，面貌为之一新。曾经倍受垢病的军纪问题，也完全不复存在，山东的老百姓甚至认为，川军在这方面比鲁军都做得好。
即使是在四川本地，川军军纪亦曾令人皱眉，现在变化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整肃全军的结果。
此时因刘湘病死，蜀中无人，邓锡侯奉调回川主持川康军务，由军长孙震暂代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孙震授命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川军进行积极反攻，但川军所用皆为轻武器，连一门重野炮都没有，即使从五战区领到了一些迫击炮，要想攻城仍然难如登天，所以很快只能退守滕县。
反攻的失败，让王铭章认识到，以川军如此薄弱的战斗力和武器，是很难与津浦线上的主力身份相匹配的，川军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
不客气的说，若以战斗力而论，如果说现在的矶谷师团是沙丘或者大象的话，川军几乎就是沙粒或者蚂蚁。
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小小沙粒就不能与庞大沙丘相抗衡，即使是蚂蚁，也有悍卫家园的本能。
王铭章对部下们说：四川内战20年，是国内绝无仅有的，作为军人，我们罪莫大焉，此番出川抗战，不为立功，仅为赎罪，因此哪怕打光一兵一卒，也不能有任何怨言。
3月14日到15日，矶谷师团猛攻滕县，但遭到川军顽强阻击，其组织的多次强攻均被一一击退。
在此情况下，矶谷突然抽出一个联队，撇开正面，绕道直冲滕县。
为守住外围防御阵地，王铭章几乎把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放到了前线，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骤然间根本撤不下来，而留在滕县城里的又尽为师部旅部等非作战单位，看过去，全是警卫连、通信连、卫生队……，加上滕县保安团，满打满算，还没有超过3千人。
孤城弱兵，如何守法？
王铭章急忙向司令部求援，但孙震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只能勉强抽出三个步兵连赴援。
这点兵力对于守城来说自然是杯水车薪，正急得无法，孙震忽然想到了从五战区军械库领到的弹药，赶紧用火车运往滕县，其中手榴弹最多，可以保证城内守军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五十颗装的手榴弹。
这是3月15日的夜。
在王铭章的指挥下，川军加紧构筑城防工事。此时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创造的，将是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川军在山西表现糟糕，各个战区几乎都有所耳闻，李宗仁知道的也并不会比程潜少。要按寻常人的思维，他若再接受川军，自然会显得更为掉价。可老李好就好在这一点上，在用兵将将上，他懂得实用比面子更牢靠。
其实若论眼下的境况，他比邓锡侯还真强不了多少。邓锡侯是没人肯要，李宗仁是没人肯来，一样都很无奈。
白崇禧说，我可给你打个预防针，这支川军的战斗力很一般。
那意思，丑话说在先，你别寄望太高。大家都是坐过同一炕头的，到时倘若后悔，千万不要说我白某人不够意思，事先不打招呼就把不合格产品强塞给你。
李宗仁却已经等不及了。
那诸葛孔明草船借箭，犹能化险为夷，川人难道都不如草人？快别费话了，早点把川军调来要紧。
白崇禧笑了，终于明白老李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你现在就是把更差的部队给他，他也不会选三拣四。
就这样，邓锡侯来到了徐州。
当初出川时，邓系川军共有四个师四万人，到山西打了一仗，折了超过一半，连两万人都不到了。更让人觉得晦气的是，别人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川军不仅功劳苦劳统统没有，还在遭到一通埋汰后，被踢皮球一样踢到东踢到西，眼看着竟要给踢回四川老家去了。
知道可能要被打发回家，川军上下均唉声叹气，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邓锡侯也因为看到前程黯淡而脸如死灰。
突然间，有人把他们从水里捞了上来。
从前西南联合反蒋，李宗仁虽与刘湘、龙云等人多有交往，但与邓锡侯却从未谋面，如今能收留他，不啻于是在不堪之时，伸出手来拉了兄弟一把，这一份惊喜与感动简直难以名状。
邓锡侯被外界称为“水晶猴”，猴精猴精的一个人。
娘子关战役后期，大家都在撤退，可是老阎对川军心怀不满，认为都是四川人作战不力，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迟迟未给邓锡侯发来撤退命令。
邓锡侯到达前线时，他的川军已经被弄得稀里哗啦了，真的到了战又不战不得，退又不敢退的地步。
为了避免坐而被歼的命运，情急之下，邓锡侯便使了一个滑头，令川军主力悄悄地跟着其它部队撤，但是不沿公路而从小路走。同时，派一个旅留在原地作为后卫，视情况逐次撤退。
好在川军没什么辎重，不走公路也可以，这样一来，不但没人看见，还减少了拥挤，反而退得比其它部队都顺畅。
半路上，终于接到了阎锡山的撤退命令，若再晚一点还真就走不脱了。
滑头那是为了生存需要，当见到李宗仁时，“水晶猴”也不由动了真情：各个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你李长官肯予以收留，那就是恩高德厚了。
对于邓系川军这样的落魄部队，如何暖对方的心，老李自有办法。
这个世上，穷人的愿望其实最容易实现，而你未来将可能得到的报偿也最多——不过是给几颗种子，没准到年关就能收到几大车瓜果了。
问都不用问，川军肯定是“枪械太坏，子弹太少”，而他们许的愿也必定是给些好枪和子弹。
李宗仁打个报告上去，拔下来500支新枪给川军。
这些当然太少，武装一个营都够呛。
我知道，因为这里还有。
老李把五战区的军械库打开：步机枪是没多少了，不过子弹和手榴弹多的是，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
川军从前打仗的时候基本上是放几枪之后，就只好把手里的枪支当擀面杖使，现在看到这么多弹药，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淌。
当李宗仁要调川军进入鲁南战场时，邓锡侯和孙震已经知道所当之敌将是矶谷师团，后者精锐程度甚至超过娘子关时的龙山师团，足以与板垣师团匹敌，但受命之时仍毫不犹豫，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让怎么打就怎么打。
川军在山西作战吃足苦头，除了装备奇差，战力有限外，难得出川，不见世面也是一大主因。
他们分不清中央军与日军的服装到底有什么区别。某天，哨兵看到一人一骑经过，其人上身穿黄昵大氅，脚蹬皮靴，腰上佩把指挥刀。
在川军的眼里，这就是标准的中央军高级军官的打扮，哨兵差点就没上去敬一礼。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军探马。
由于缺乏地图，川军根本不知地形，连自己处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
有的士兵见到日军坦克，还以为是中央军的战车，频呼其停车，并报上自己的部队番号，要求随车搭乘。
不仅士兵，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亦出过糗。
在娘子关，他的左右两军早已退后，他却不知道，结果孤军深入，踏进了一座被日军占领的村庄。日军开枪射击，他还以为是自己人产生了误会，等到有人伤亡，才发现大事不好，若不是反应得快，差一点就被鬼子给俘虏了。
邓系川军出川后首仗不顺，然而经过这次遭遇，他们也终于见了世面，长了教训。
遥想当年，诸葛武侯六出祁山，至死方休，这才受过一次挫折，算得了什么。
川军进入鲁南后，面貌为之一新。曾经倍受垢病的军纪问题，也完全不复存在，山东的老百姓甚至认为，川军在这方面比鲁军都做得好。
即使是在四川本地，川军军纪亦曾令人皱眉，现在变化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整肃全军的结果。
此时因刘湘病死，蜀中无人，邓锡侯奉调回川主持川康军务，由军长孙震暂代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孙震授命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川军进行积极反攻，但川军所用皆为轻武器，连一门重野炮都没有，即使从五战区领到了一些迫击炮，要想攻城仍然难如登天，所以很快只能退守滕县。
反攻的失败，让王铭章认识到，以川军如此薄弱的战斗力和武器，是很难与津浦线上的主力身份相匹配的，川军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
不客气的说，若以战斗力而论，如果说现在的矶谷师团是沙丘或者大象的话，川军几乎就是沙粒或者蚂蚁。
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小小沙粒就不能与庞大沙丘相抗衡，即使是蚂蚁，也有悍卫家园的本能。
王铭章对部下们说：四川内战20年，是国内绝无仅有的，作为军人，我们罪莫大焉，此番出川抗战，不为立功，仅为赎罪，因此哪怕打光一兵一卒，也不能有任何怨言。
3月14日到15日，矶谷师团猛攻滕县，但遭到川军顽强阻击，其组织的多次强攻均被一一击退。
在此情况下，矶谷突然抽出一个联队，撇开正面，绕道直冲滕县。
为守住外围防御阵地，王铭章几乎把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放到了前线，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骤然间根本撤不下来，而留在滕县城里的又尽为师部旅部等非作战单位，看过去，全是警卫连、通信连、卫生队……，加上滕县保安团，满打满算，还没有超过3千人。
孤城弱兵，如何守法？
王铭章急忙向司令部求援，但孙震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只能勉强抽出三个步兵连赴援。
这点兵力对于守城来说自然是杯水车薪，正急得无法，孙震忽然想到了从五战区军械库领到的弹药，赶紧用火车运往滕县，其中手榴弹最多，可以保证城内守军每人屁股底下都有一箱五十颗装的手榴弹。
这是3月15日的夜。
在王铭章的指挥下，川军加紧构筑城防工事。此时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创造的，将是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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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29 pm
3月16日，黎明。
矶谷师团开始发挥特种部队的威力，炮弹犹如狂风骤雨，向滕县城内横扫过来。
王铭章召集部将商议，大家都认为从日军攻城的气势以及双方的强弱对比来看，滕县恐怕连一天都守不住。
由此，王铭章自己也对防守孤城产生了犹豫，遂向孙震请示，询问能否到城外去进行机动作战。
孙震传达了五战区发来的电报：死守滕县，以待后援。
他告诉王铭章，坚守滕县是为了让后续大部队集结争取时间，所以必须死守到底。
明乎此，王铭章再不迟疑。
晓谕三军：死守滕县，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违者就地正法。
所有后勤人员全部奉令改为战斗兵，与城内的警察团丁一起，增补各防守部队，甚至于给王铭章写文章的文书也不例外，被派到城上防守去了。
王铭章带着高级官佐到阵地巡视，由于他们都穿着普通士兵服装，沿途竟然无人认出，只有这位文书看到长官来了，赶紧举手敬礼。
王铭章身后有人认识这位文书，就开玩笑地问：你敬礼倒是很内行，可你会打枪吗？
参谋长在一边凑趣：你千万别小看人，没准他放得比你还准哩。
3月16日这一天，矶谷师团先用野炮轰开城墙缺口，然后用步兵进行波浪式冲击，其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孙震临时运来的手榴弹，成了守军的杀手锏，指挥官一声令下，两三百颗手榴弹一齐扔，很快炸退日军，并封堵住了缺口。
那位临时参战的文书也跟着又是开枪，又是扔手榴弹，很是过了把瘾。
一天过去，滕县奇迹般地纹丝不动。
不足一个团的川军挡住一个联队的日军精锐主力，在以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王铭章闻知前线战况，大为开心，情绪也转为乐观。
前线将有两个团被调回城内，这样的话，明天就有三个团守城了。不足一团尚可支持一天，难道三个团还守不了一天？
如果明天再能撑过去，后续援军便能到达，滕县也必能确保。
可是王铭章不知道的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老谋深算的矶谷已另派一个联队绕到滕县以南，把援兵挡在外面了。
更重要的是，第一天滕县之所以能守住，只是矶谷未用全力而已。
在滕县城外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之后，川军死守滕县的决心已显露无遗，矶谷也在逐渐加大攻击力量。
3月17日，矶谷把特种部队的使用等级调到了最高。
一个重野炮旅团被调到城外，同时重轰炸机大队出击，这样造成的效果是，落进城内的炮弹由“狂风骤雨”升级成了“倾盆大雨”。
滕县街道已经找不到了，满街都是由倒塌房屋堆垒而成的一座座小山丘，到处都是深坑、火海、焦土。
在滕县被南北日军紧紧包夹，形势危如弹卵的情况下，王铭章仍未放弃获救的希望。
站在城内，能清晰地听到南面激烈的枪炮声，说明援军已经很近了。
组织突击队出城，接应援军。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破灭，矶谷不断向城南添加兵力，援军攻不过来，突击队亦不得不退入城内。
城墙缺口终于被炸开了，冲进来的除了比第一天多得多的步兵，还有坦克。
川军甩完了手榴弹用大刀，炸完了步兵炸坦克，可是仍然挡不住日军潮水一般地涌进来，双方自此进入了近距离肉搏拼杀的阶段。
当得知防线被突破的消息时，王铭章显得极为镇定，尽管他已不再乐观，也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奇迹不会再发生了，沙粒即将被埋，蚂蚁也面临着被无情踩踏的命运，可是唯一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的勇气。
王铭章把身边仅有的卫兵和官佐都召集到一块，决定亲自率领，以作殊死一搏。
走出指挥所前，他向孙震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封电报：“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经过一场又一场短兵相接，拿着枪的人大部分都战死当场，王铭章也受了重伤，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抵住，抵住，死守滕县！
话未说完，腹部伤口血流如注，副官取出白药都灌不进嘴，一时惊呆了。再上前一摸，已手脚冰凉。
直至3月18日午前，在滕县城内，残余的各股川军小部队仍在人自为战。
这是一种让西方人无法想像的战斗，一群又一群失去任何希望的人的绝望之战。
晚上，枪声终于停止，因为所有的守军都已战死。
川军，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弱小，然而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守护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宗仁的五战区庙小，压力却不小，一共要对付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对手。
除了派川军在津浦线上阻击矶谷师团外，他还要防止第13师团北上，后者虽然是新编师团，但由于配备了华中方面军直属的特种部队，所以也非常难搞，最后是在淮南调集桂军第31军，淮北再搭上于学忠第51军，一前一后，一个拉一个顶，才勉强将其拖住。
矶谷师团、第13师团已经够凶够猛了，然而比它们更凶更猛的却还有，那就是从青岛方向杀过来的日方顶尖选手：板垣师团。
老李是员福将，真的，如果板垣师团快一点从青岛南下的话，他绝难逃过一劫，因为他毕竟只有两只手，哪里能忙得过来。
关键时候，板垣却跟海军吵上了，没时间南下。
日本海陆军内部大致有一个分界线，即北边归陆军，南边归海军，按照这一“惯例”，北方战场应该没海军什么事，但海军的军舰一天到晚在青岛海面上转悠，若不是突然爆发淞沪战役，他们早就想在青岛实现登陆了。
在淞沪战役上，海军先点火，但陆军却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后来者居上，风头完全压过了海军，这次进攻青岛，参谋本部就想到，与其让对方抢先，不如打声招呼，大家一齐上。
军令部开始没说什么，但在得到一个报告后，不干了。
报告是第4舰队送上来的，据他们说，原驻青岛的于学忠第51军已经调到淮北去了，青岛几乎等同于空城一座。
一座空城，第4舰队一家就能搞定，为什么还要等他们陆军。
板垣师团？离青岛还远得很哩。
最后这句话倒不假，因为要给韩复榘时间考虑“独立”，矶谷过黄河就晚了，板垣则更晚。
军令部一听青岛是这样一种状况，马上就动了心，再不顾及和参谋本部的所谓“君子协定”了。
那你们赶快登陆，拿下青岛，算尔首功一件。
第4舰队照此办理，两天之后果然如愿以偿地占领了青岛。
登陆后，他们才发现，日本在青岛价值2亿多日元的几十所重要工厂已全部被毁，同时胶济线上的铁路和公路也遭到了破坏。
工厂被炸也就算了，那铁路公路总不能看着，得去修一修，因为板垣师团马上就要打那儿过了。
但是海军睬都不睬，自当年的“一二八”会战起，他们就没靠自己本事真正占过几座重要城市，现在得了青岛，欢庆胜利还来不及，理你？板垣算哪根葱。
板垣师团一向以机动速度快著称，可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很晚才赶到青岛。
等板垣到青岛一看，海军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提前吃了独食，顿时大怒。
更让板垣火大的是，第4舰队占领了青岛之后，似乎这里已经全归他们所有了，陆军连碰都不能碰，所过之处，到处都张贴着“海军管理”的纸条。
你总得让我们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吧？
第4舰队翻了个白眼，要不你们就睡大街上吧，那里不属海军管理。
板垣脸都绿了。作为北方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名将，谁能不给他板垣三分薄面，这口恶气如何忍得。
这时的板垣不是没事做，有一大堆正事正等着他去处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南下与矶谷做配合，会攻徐州，可人家板垣也是有血性的人，要不怎么说“板垣之胆”呢？
徐州晚一点攻都无所谓，还会拿不下来吗，倒是这个海军太可恶了，我偏不南下，就要在青岛和他争个短长。
让我睡大街，老娘跟你们拼了！
板垣层层上访，状子首先就递到了第2军司令部，西尾寿造司令官闻讯之后，理所当然站在了板垣这边。
说好一起干的，又临时变卦，这帮人怎么老是这样贼兮兮的。现在就算不能五五分成，三七开也是要的，海军一定要让出一部分防区给我们第2军。
第4舰队哪里愿意，我们卖力气打下来的，凭什么要分给你们？
西尾不肯罢休，又把状告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板垣师团是华北方面军直辖主力，等同于亲儿子一般，寺内当然也不舍得自己亲儿子受委屈。
告诉你们，板垣君是名将，汝辈何德何能，敢对之侮辱孰甚？
寺内虽然身为日本陆军在华北战场的最高军事首领，但第4舰队同样不给面子，根本不愿作出任何让步。
事情闹到最高层，只好由双方老大——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直接协商，后者总算答应让第4舰队抬一抬屁股，挪出点地儿给第2军。
因为这么一吵，板垣南下就被拖了下来，也因此给李宗仁腾出了重新部署和选将的时间。
矶谷师团开始发挥特种部队的威力，炮弹犹如狂风骤雨，向滕县城内横扫过来。
王铭章召集部将商议，大家都认为从日军攻城的气势以及双方的强弱对比来看，滕县恐怕连一天都守不住。
由此，王铭章自己也对防守孤城产生了犹豫，遂向孙震请示，询问能否到城外去进行机动作战。
孙震传达了五战区发来的电报：死守滕县，以待后援。
他告诉王铭章，坚守滕县是为了让后续大部队集结争取时间，所以必须死守到底。
明乎此，王铭章再不迟疑。
晓谕三军：死守滕县，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违者就地正法。
所有后勤人员全部奉令改为战斗兵，与城内的警察团丁一起，增补各防守部队，甚至于给王铭章写文章的文书也不例外，被派到城上防守去了。
王铭章带着高级官佐到阵地巡视，由于他们都穿着普通士兵服装，沿途竟然无人认出，只有这位文书看到长官来了，赶紧举手敬礼。
王铭章身后有人认识这位文书，就开玩笑地问：你敬礼倒是很内行，可你会打枪吗？
参谋长在一边凑趣：你千万别小看人，没准他放得比你还准哩。
3月16日这一天，矶谷师团先用野炮轰开城墙缺口，然后用步兵进行波浪式冲击，其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孙震临时运来的手榴弹，成了守军的杀手锏，指挥官一声令下，两三百颗手榴弹一齐扔，很快炸退日军，并封堵住了缺口。
那位临时参战的文书也跟着又是开枪，又是扔手榴弹，很是过了把瘾。
一天过去，滕县奇迹般地纹丝不动。
不足一个团的川军挡住一个联队的日军精锐主力，在以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王铭章闻知前线战况，大为开心，情绪也转为乐观。
前线将有两个团被调回城内，这样的话，明天就有三个团守城了。不足一团尚可支持一天，难道三个团还守不了一天？
如果明天再能撑过去，后续援军便能到达，滕县也必能确保。
可是王铭章不知道的是，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老谋深算的矶谷已另派一个联队绕到滕县以南，把援兵挡在外面了。
更重要的是，第一天滕县之所以能守住，只是矶谷未用全力而已。
在滕县城外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之后，川军死守滕县的决心已显露无遗，矶谷也在逐渐加大攻击力量。
3月17日，矶谷把特种部队的使用等级调到了最高。
一个重野炮旅团被调到城外，同时重轰炸机大队出击，这样造成的效果是，落进城内的炮弹由“狂风骤雨”升级成了“倾盆大雨”。
滕县街道已经找不到了，满街都是由倒塌房屋堆垒而成的一座座小山丘，到处都是深坑、火海、焦土。
在滕县被南北日军紧紧包夹，形势危如弹卵的情况下，王铭章仍未放弃获救的希望。
站在城内，能清晰地听到南面激烈的枪炮声，说明援军已经很近了。
组织突击队出城，接应援军。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破灭，矶谷不断向城南添加兵力，援军攻不过来，突击队亦不得不退入城内。
城墙缺口终于被炸开了，冲进来的除了比第一天多得多的步兵，还有坦克。
川军甩完了手榴弹用大刀，炸完了步兵炸坦克，可是仍然挡不住日军潮水一般地涌进来，双方自此进入了近距离肉搏拼杀的阶段。
当得知防线被突破的消息时，王铭章显得极为镇定，尽管他已不再乐观，也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
奇迹不会再发生了，沙粒即将被埋，蚂蚁也面临着被无情踩踏的命运，可是唯一不用担心的，是我们的勇气。
王铭章把身边仅有的卫兵和官佐都召集到一块，决定亲自率领，以作殊死一搏。
走出指挥所前，他向孙震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封电报：“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经过一场又一场短兵相接，拿着枪的人大部分都战死当场，王铭章也受了重伤，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抵住，抵住，死守滕县！
话未说完，腹部伤口血流如注，副官取出白药都灌不进嘴，一时惊呆了。再上前一摸，已手脚冰凉。
直至3月18日午前，在滕县城内，残余的各股川军小部队仍在人自为战。
这是一种让西方人无法想像的战斗，一群又一群失去任何希望的人的绝望之战。
晚上，枪声终于停止，因为所有的守军都已战死。
川军，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弱小，然而他们终于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守护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宗仁的五战区庙小，压力却不小，一共要对付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对手。
除了派川军在津浦线上阻击矶谷师团外，他还要防止第13师团北上，后者虽然是新编师团，但由于配备了华中方面军直属的特种部队，所以也非常难搞，最后是在淮南调集桂军第31军，淮北再搭上于学忠第51军，一前一后，一个拉一个顶，才勉强将其拖住。
矶谷师团、第13师团已经够凶够猛了，然而比它们更凶更猛的却还有，那就是从青岛方向杀过来的日方顶尖选手：板垣师团。
老李是员福将，真的，如果板垣师团快一点从青岛南下的话，他绝难逃过一劫，因为他毕竟只有两只手，哪里能忙得过来。
关键时候，板垣却跟海军吵上了，没时间南下。
日本海陆军内部大致有一个分界线，即北边归陆军，南边归海军，按照这一“惯例”，北方战场应该没海军什么事，但海军的军舰一天到晚在青岛海面上转悠，若不是突然爆发淞沪战役，他们早就想在青岛实现登陆了。
在淞沪战役上，海军先点火，但陆军却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后来者居上，风头完全压过了海军，这次进攻青岛，参谋本部就想到，与其让对方抢先，不如打声招呼，大家一齐上。
军令部开始没说什么，但在得到一个报告后，不干了。
报告是第4舰队送上来的，据他们说，原驻青岛的于学忠第51军已经调到淮北去了，青岛几乎等同于空城一座。
一座空城，第4舰队一家就能搞定，为什么还要等他们陆军。
板垣师团？离青岛还远得很哩。
最后这句话倒不假，因为要给韩复榘时间考虑“独立”，矶谷过黄河就晚了，板垣则更晚。
军令部一听青岛是这样一种状况，马上就动了心，再不顾及和参谋本部的所谓“君子协定”了。
那你们赶快登陆，拿下青岛，算尔首功一件。
第4舰队照此办理，两天之后果然如愿以偿地占领了青岛。
登陆后，他们才发现，日本在青岛价值2亿多日元的几十所重要工厂已全部被毁，同时胶济线上的铁路和公路也遭到了破坏。
工厂被炸也就算了，那铁路公路总不能看着，得去修一修，因为板垣师团马上就要打那儿过了。
但是海军睬都不睬，自当年的“一二八”会战起，他们就没靠自己本事真正占过几座重要城市，现在得了青岛，欢庆胜利还来不及，理你？板垣算哪根葱。
板垣师团一向以机动速度快著称，可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很晚才赶到青岛。
等板垣到青岛一看，海军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提前吃了独食，顿时大怒。
更让板垣火大的是，第4舰队占领了青岛之后，似乎这里已经全归他们所有了，陆军连碰都不能碰，所过之处，到处都张贴着“海军管理”的纸条。
你总得让我们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吧？
第4舰队翻了个白眼，要不你们就睡大街上吧，那里不属海军管理。
板垣脸都绿了。作为北方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名将，谁能不给他板垣三分薄面，这口恶气如何忍得。
这时的板垣不是没事做，有一大堆正事正等着他去处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南下与矶谷做配合，会攻徐州，可人家板垣也是有血性的人，要不怎么说“板垣之胆”呢？
徐州晚一点攻都无所谓，还会拿不下来吗，倒是这个海军太可恶了，我偏不南下，就要在青岛和他争个短长。
让我睡大街，老娘跟你们拼了！
板垣层层上访，状子首先就递到了第2军司令部，西尾寿造司令官闻讯之后，理所当然站在了板垣这边。
说好一起干的，又临时变卦，这帮人怎么老是这样贼兮兮的。现在就算不能五五分成，三七开也是要的，海军一定要让出一部分防区给我们第2军。
第4舰队哪里愿意，我们卖力气打下来的，凭什么要分给你们？
西尾不肯罢休，又把状告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板垣师团是华北方面军直辖主力，等同于亲儿子一般，寺内当然也不舍得自己亲儿子受委屈。
告诉你们，板垣君是名将，汝辈何德何能，敢对之侮辱孰甚？
寺内虽然身为日本陆军在华北战场的最高军事首领，但第4舰队同样不给面子，根本不愿作出任何让步。
事情闹到最高层，只好由双方老大——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直接协商，后者总算答应让第4舰队抬一抬屁股，挪出点地儿给第2军。
因为这么一吵，板垣南下就被拖了下来，也因此给李宗仁腾出了重新部署和选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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