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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7 pm
偷袭未成，还吃了大亏，香月自然是又气又恼，终于意识到宋哲元既非呼延灼可比，也绝不是“一联队长之材耳”，双方将对将，是有得一拼的。
此时，朝鲜军龙山师团终于到达天津，这使郁闷中的香月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向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两天之内，将北平守军全部撤出北平。
这个所谓通牒理所当然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
7月28日，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
香月要咬人了，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南苑。
华北战场，北平为前线，保定为后方，二者之间有两条路径，一为宛平卢沟桥，一为南苑。
在日军的战术课程中，迂回包抄总是居于首位。香月要践行这一战术，切断宋哲元的后路，就必须首先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攻击。
宛平那里已尝试多次，但宋哲元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宛平一带添置了重兵，致使日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剩下来的选择只有南苑。
宋哲元同样知道南苑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已把“自由人”赵登禹召入北平，原来的想法是以赵登禹守北平，以冯治安攻丰台，但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赵冯二将对调。
赵登禹素有29军第一猛将之誉，又是喜峰口大捷的首功之臣，调他来守南苑，足见宋哲元对防守南苑的重视程度。
赵登禹星夜赶到南苑。
由于北平本身的防守任务也很重，所以赵登禹离开北平时，未带一兵一卒，他的打算是将原防区的另一半人马北调至南苑。
防守南苑，得靠这支亲兵部队。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此人名叫潘毓桂，他是当时华北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曾因与宋哲元有世交，出任过政委会政训处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摆摆的虚职。
到了后来，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虽然被宋哲元扫地出门，但潘毓桂的汉奸角色倒是越来越职业了，赵登禹要调兵南苑的情报，就是由他出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增援南苑的那两个团，在半路就遭到了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预想中的一半守备力量没有了，赵登禹能指挥的仅为原驻南苑的一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团。
随后南苑便遭到了香月的突袭，后者调动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对南苑进行围攻，仅数量就要远远超过守军。
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擅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化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驰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坑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着。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是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给带着，或者给其它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全都大失水准。
南苑遭到围攻，在北平的宋哲元就要援救，但是如果直接出手援救南苑，一个不好，很可能会中香月“围点打援”之计，所以宋哲元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
围魏救赵：你围我的南苑，我就打你的丰台。
由于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之战，守备兵力相对空虚，因此冯治安得以迅速占领丰台车站，并将剩余日军压缩到了附近的村庄。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着。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败相，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了可能。
获悉冯治安攻占丰台后，步兵旅团当即赶回，冯治安需要顾及身后的城池，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馈。
意识到南苑守军恐怕无法支撑，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通知赵登禹撤出南苑。
但是没法联络。
原因是日机对南苑进行了狂轰滥炸。南苑的营房围墙，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更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哪里顶得住飞机炸弹。
守军原有一千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南苑副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被这么一剌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他的骑兵团往北平方向跑了。
战前，蒋介石督促宋哲元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就私下“分赃”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不光是马，人也被炸得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讯设备被全部毁掉了，南苑与北平的电讯联系因此中断。
电话打不了，电报发不出，只能派人去南苑送信。
几个小时之后，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信使终于进入南苑，并把撤退令交到了赵登禹手中。
此时缺口已经越撕越大，逐渐形成了“管涌”，谁都能看出，南苑失守只是早晚中事。
赵登禹遂层层传达撤退令，并亲自率队撤出了南苑。
说是说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由于编制混杂，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就往公路上涌。
经过的地方叫做大红门，是一个会让29军永远记住的地方。
因为撤退部队将从这里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香月的预备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大红门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讯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手中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再次提供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家顶戴的大好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香月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井，就等鱼儿上钩了。
香月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最后一眼：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死亡就成了相伴始终的伙伴。只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昔日的打虎将必然还会有一些遗憾和悔恨，为曾经的无所适从，为曾经的失去方向，为曾经的不够勇敢。
耳边突然依稀响起了喜峰口上那一声大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天边划过一道闪亮的火焰，恰如惊鸿一瞥，随后四周俱黯。
南苑血战，29军损失惨重，活着回到北平的人很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亦在其中。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脱离了岗位。
早在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大为惊愕，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天津是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作为前锋，大敌当前，当然不能擅离。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宋哲元也发不得火，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南苑之战打响，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见面谈话，实际也是一次私底下的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香月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服，忽然变了脸，说你要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香月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决不可能得逞，香月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你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南苑。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冯治安等在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赵登禹和佟麟阁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撤退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去守城门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遭伏击的消息，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特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里会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憾，尤其是郑大章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要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
原先宋哲元死也不肯让中央军进入华北，到南苑血战打响前一天，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因此让秦德纯主动电请蒋介石急速北援。
老蒋也明白宋哲元如今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于是不再催后者去保定，而是让其坐镇北平——至少固守三天。
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老蒋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距离北平只有60里路，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呆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战还是和。
事到如今，你还要扯这个没用的犊子，宋哲元自然很不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程中，张自忠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没有一点把领导当领导的样子，甚至于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自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哲元，毕竟那是29军的大头儿，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
争到最后，张自忠下了断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我张某人才有办法！
他撂给宋哲元一句话：如果你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而对方却仍然在日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名位和毒品一样，都能使人变成魔。
香月苦心积虑的阴谋果真得逞了：通过潘毓桂鼓动张自忠，使得29军的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亲者痛，仇者快，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匆匆赶赴保定，由于行色匆忙，他连天津的家人都来不及通知和带走。
如此慌乱，是因为宋哲元此时实已处于险境之中。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你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
北平的夜，如此凄清，他不是在出征，而是在逃离，就象很多年前的那个东北枭雄，进城时纵有再多的骄傲和憧憬，离去时也只剩下了一地的失意和惆怅。
有一点，他们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一去不复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哲元还在做着回到北平的梦。
7月29日，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部队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听得此言急了起来，他在向冯治安报告后，立即召集部队，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宋哲元能撤出他的基本部队，还得多亏冯治安，再说开去，若没有当年萧振瀛留下的“锦囊”，就是想保得性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萧振瀛终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对政委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务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汉奸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老蒋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到腰部，而是快到肩头了。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眼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此时，朝鲜军龙山师团终于到达天津，这使郁闷中的香月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向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两天之内，将北平守军全部撤出北平。
这个所谓通牒理所当然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
7月28日，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
香月要咬人了，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南苑。
华北战场，北平为前线，保定为后方，二者之间有两条路径，一为宛平卢沟桥，一为南苑。
在日军的战术课程中，迂回包抄总是居于首位。香月要践行这一战术，切断宋哲元的后路，就必须首先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攻击。
宛平那里已尝试多次，但宋哲元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宛平一带添置了重兵，致使日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剩下来的选择只有南苑。
宋哲元同样知道南苑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已把“自由人”赵登禹召入北平，原来的想法是以赵登禹守北平，以冯治安攻丰台，但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赵冯二将对调。
赵登禹素有29军第一猛将之誉，又是喜峰口大捷的首功之臣，调他来守南苑，足见宋哲元对防守南苑的重视程度。
赵登禹星夜赶到南苑。
由于北平本身的防守任务也很重，所以赵登禹离开北平时，未带一兵一卒，他的打算是将原防区的另一半人马北调至南苑。
防守南苑，得靠这支亲兵部队。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此人名叫潘毓桂，他是当时华北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曾因与宋哲元有世交，出任过政委会政训处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摆摆的虚职。
到了后来，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虽然被宋哲元扫地出门，但潘毓桂的汉奸角色倒是越来越职业了，赵登禹要调兵南苑的情报，就是由他出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增援南苑的那两个团，在半路就遭到了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预想中的一半守备力量没有了，赵登禹能指挥的仅为原驻南苑的一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团。
随后南苑便遭到了香月的突袭，后者调动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对南苑进行围攻，仅数量就要远远超过守军。
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擅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化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驰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坑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着。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是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给带着，或者给其它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全都大失水准。
南苑遭到围攻，在北平的宋哲元就要援救，但是如果直接出手援救南苑，一个不好，很可能会中香月“围点打援”之计，所以宋哲元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
围魏救赵：你围我的南苑，我就打你的丰台。
由于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之战，守备兵力相对空虚，因此冯治安得以迅速占领丰台车站，并将剩余日军压缩到了附近的村庄。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着。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败相，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了可能。
获悉冯治安攻占丰台后，步兵旅团当即赶回，冯治安需要顾及身后的城池，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馈。
意识到南苑守军恐怕无法支撑，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通知赵登禹撤出南苑。
但是没法联络。
原因是日机对南苑进行了狂轰滥炸。南苑的营房围墙，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更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哪里顶得住飞机炸弹。
守军原有一千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南苑副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被这么一剌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他的骑兵团往北平方向跑了。
战前，蒋介石督促宋哲元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就私下“分赃”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不光是马，人也被炸得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讯设备被全部毁掉了，南苑与北平的电讯联系因此中断。
电话打不了，电报发不出，只能派人去南苑送信。
几个小时之后，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信使终于进入南苑，并把撤退令交到了赵登禹手中。
此时缺口已经越撕越大，逐渐形成了“管涌”，谁都能看出，南苑失守只是早晚中事。
赵登禹遂层层传达撤退令，并亲自率队撤出了南苑。
说是说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由于编制混杂，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就往公路上涌。
经过的地方叫做大红门，是一个会让29军永远记住的地方。
因为撤退部队将从这里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香月的预备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大红门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讯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手中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再次提供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家顶戴的大好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香月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井，就等鱼儿上钩了。
香月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最后一眼：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死亡就成了相伴始终的伙伴。只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昔日的打虎将必然还会有一些遗憾和悔恨，为曾经的无所适从，为曾经的失去方向，为曾经的不够勇敢。
耳边突然依稀响起了喜峰口上那一声大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天边划过一道闪亮的火焰，恰如惊鸿一瞥，随后四周俱黯。
南苑血战，29军损失惨重，活着回到北平的人很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亦在其中。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脱离了岗位。
早在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大为惊愕，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天津是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作为前锋，大敌当前，当然不能擅离。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宋哲元也发不得火，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南苑之战打响，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见面谈话，实际也是一次私底下的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香月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服，忽然变了脸，说你要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香月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决不可能得逞，香月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你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南苑。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冯治安等在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赵登禹和佟麟阁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撤退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去守城门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遭伏击的消息，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特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里会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憾，尤其是郑大章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要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
原先宋哲元死也不肯让中央军进入华北，到南苑血战打响前一天，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因此让秦德纯主动电请蒋介石急速北援。
老蒋也明白宋哲元如今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于是不再催后者去保定，而是让其坐镇北平——至少固守三天。
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老蒋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距离北平只有60里路，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呆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战还是和。
事到如今，你还要扯这个没用的犊子，宋哲元自然很不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程中，张自忠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没有一点把领导当领导的样子，甚至于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自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哲元，毕竟那是29军的大头儿，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
争到最后，张自忠下了断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我张某人才有办法！
他撂给宋哲元一句话：如果你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而对方却仍然在日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名位和毒品一样，都能使人变成魔。
香月苦心积虑的阴谋果真得逞了：通过潘毓桂鼓动张自忠，使得29军的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亲者痛，仇者快，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匆匆赶赴保定，由于行色匆忙，他连天津的家人都来不及通知和带走。
如此慌乱，是因为宋哲元此时实已处于险境之中。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你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
北平的夜，如此凄清，他不是在出征，而是在逃离，就象很多年前的那个东北枭雄，进城时纵有再多的骄傲和憧憬，离去时也只剩下了一地的失意和惆怅。
有一点，他们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一去不复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哲元还在做着回到北平的梦。
7月29日，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部队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听得此言急了起来，他在向冯治安报告后，立即召集部队，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宋哲元能撤出他的基本部队，还得多亏冯治安，再说开去，若没有当年萧振瀛留下的“锦囊”，就是想保得性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萧振瀛终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对政委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务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汉奸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老蒋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到腰部，而是快到肩头了。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眼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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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8 pm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29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纵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能及时援救，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也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混蛋真该死，就该掉下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下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
7月28日那一天，南苑在激战，天津卫同样枪声四起。
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当时张自忠正在北平观察动静，与驻天津的第38师暂时失去了联系，后者便自动自发地向驻天津的日军发动了猛攻。
直到张自忠“视事”后再次发去急电，第38师才撤出天津。
天津这边的火还没扑灭，马上又有了“通县事件”。
通县是冀东伪政权所在地，该县的保安警察队长张庆余原来是于学忠的部下，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跟宋哲元暗中建立了联系，准备待机反正。
但是通县驻扎着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张庆余担心自己不是对手，因此迟迟不敢行动。
直到爆发南苑之战，香月帮他解开了这道难题——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伏击赵登禹去了。
张庆余抓住机会发动起义，把通县残余的日军给灭了个一干二净。
在获悉通县有变后，香月想要调兵过去镇压，可是天津那边火也烧得正旺，两边都要灭火，手上又没这么多兵，一时间，弄得这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顾前难顾后，顾首难顾尾，若不是关键时候张自忠逼走宋哲元，华北形势完全有可能被翻转过来。
这两把火的损失，香月全都记到了张自忠的帐上。
等他实际控制华北局势后，便过河拆桥，要踢开张自忠另开一席了。
7月30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当天，北平在政委会之外，又成立了“维持会”。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后者原为赵登禹的留平部队。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整整6千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石振纲旅虽然还未被缴械，却也是人心惶惶，连旅长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这个旅便悄悄地冲出城，去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他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其实对于张自忠本人来说，那意外的两把火，看似烧掉了他的“前程”，却使他从此拥有了灵魂被拯救的机会，倘若再晚一点，水已经快要没过脖子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妆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想回老部队，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去南京，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此时的他，已经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到家人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终于打破沉默：你们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必须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座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向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伪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还把他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了这座中国的北方古城。
一位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渲泻自己的爱国情绪罢了。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可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却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块，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老蒋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老蒋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老蒋“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块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不是假抗。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白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怎么轮，也得轮得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老蒋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没奈何，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年轻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得不得。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 33 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 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根，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 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给扔到兵堆里 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会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的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 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却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帐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惟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纵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能及时援救，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也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混蛋真该死，就该掉下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下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
7月28日那一天，南苑在激战，天津卫同样枪声四起。
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当时张自忠正在北平观察动静，与驻天津的第38师暂时失去了联系，后者便自动自发地向驻天津的日军发动了猛攻。
直到张自忠“视事”后再次发去急电，第38师才撤出天津。
天津这边的火还没扑灭，马上又有了“通县事件”。
通县是冀东伪政权所在地，该县的保安警察队长张庆余原来是于学忠的部下，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跟宋哲元暗中建立了联系，准备待机反正。
但是通县驻扎着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张庆余担心自己不是对手，因此迟迟不敢行动。
直到爆发南苑之战，香月帮他解开了这道难题——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伏击赵登禹去了。
张庆余抓住机会发动起义，把通县残余的日军给灭了个一干二净。
在获悉通县有变后，香月想要调兵过去镇压，可是天津那边火也烧得正旺，两边都要灭火，手上又没这么多兵，一时间，弄得这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顾前难顾后，顾首难顾尾，若不是关键时候张自忠逼走宋哲元，华北形势完全有可能被翻转过来。
这两把火的损失，香月全都记到了张自忠的帐上。
等他实际控制华北局势后，便过河拆桥，要踢开张自忠另开一席了。
7月30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当天，北平在政委会之外，又成立了“维持会”。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后者原为赵登禹的留平部队。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整整6千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石振纲旅虽然还未被缴械，却也是人心惶惶，连旅长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这个旅便悄悄地冲出城，去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他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其实对于张自忠本人来说，那意外的两把火，看似烧掉了他的“前程”，却使他从此拥有了灵魂被拯救的机会，倘若再晚一点，水已经快要没过脖子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妆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想回老部队，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去南京，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此时的他，已经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到家人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终于打破沉默：你们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必须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座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向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伪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还把他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了这座中国的北方古城。
一位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渲泻自己的爱国情绪罢了。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可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却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块，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老蒋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老蒋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老蒋“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块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不是假抗。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白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怎么轮，也得轮得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老蒋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没奈何，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年轻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得不得。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 33 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 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根，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 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给扔到兵堆里 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会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的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 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13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却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29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帐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惟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9 pm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却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攻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有相当的资历，否则决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 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一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自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确实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13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却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擅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梁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不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倒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2千多人，打到仅剩4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讯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13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猛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就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毕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28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16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16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16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伙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十九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老毛子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需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5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之为板垣师团。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到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钞的也得用去白银四十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吁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惟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13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代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第13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惟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14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将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协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的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一万两千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两千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住了，抗日烽火烧到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1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24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攻第29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有相当的资历，否则决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 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一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自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确实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13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却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擅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梁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不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倒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2千多人，打到仅剩4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讯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13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猛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就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毕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28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16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16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16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伙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十九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老毛子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需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5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之为板垣师团。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到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钞的也得用去白银四十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吁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惟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13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代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第13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惟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14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将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协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的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一万两千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两千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住了，抗日烽火烧到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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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0 pm
傅作义苦口婆心，然而他人一走，刘汝明仍然是敷衍了事。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两百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两百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扑拉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所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
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8师1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108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其中第1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 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词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 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宴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解放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给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1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头上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特种部队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6师团和宇都宫第14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 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可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种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接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却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就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52军，还有其它“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它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52军，一共只包括2个师，却要防守长达四十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地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3个师，还被日军1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2个来扛人家3个，结局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140辆，火炮260门，空中还有60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3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20里，过了10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2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5177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不是不懂军事，他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而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七十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两百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两百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扑拉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所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
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8师1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108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其中第1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 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词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 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宴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解放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给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1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头上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特种部队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6师团和宇都宫第14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 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可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26路军和万福麟第53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种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接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却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就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52军，还有其它“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它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52军，一共只包括2个师，却要防守长达四十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地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3个师，还被日军1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2个来扛人家3个，结局可想而知。
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140辆，火炮260门，空中还有60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3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20里，过了10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2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5177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不是不懂军事，他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而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七十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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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1 pm
在香月沿平汉路进攻保定之前，占领察南的东条英机中将已在策划新的攻势。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27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考，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然而却击败了拥有3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予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了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老蒋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无奈他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老阎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帐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而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前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着，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老阎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老阎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得零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老阎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先就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火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十八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跺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之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的撤军，还带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老阎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地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老阎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被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老蒋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老阎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三百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擅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擅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却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27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考，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然而却击败了拥有3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予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38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了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老蒋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无奈他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老阎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帐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而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冯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前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着，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老阎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对老阎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得零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老阎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先就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火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十八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跺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之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的撤军，还带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老阎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地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老阎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被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老蒋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老阎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三百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擅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擅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却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2 pm
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老阎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结成了一对好哥们，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了！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查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经济帐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蛋。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实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材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老阎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老阎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形，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老阎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却并不比李服膺好到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做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老阎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能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6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
高桂滋收到回电后，大为振奋，立刻晓谕众将士，要大家力战待援。
时间到了，出击部队却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再问，说是改到晚上8点了。
在平型关指挥作战的是高桂滋手下战将、时任旅长的高建白。高旅长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军，前方却更加吃紧。
情急之下，他直接去找了联络官。
援兵为什么还不来，实在有困难的话，先派一个团来应应急也好。救急如救火，万一阵地被鬼子夺去，你就是派十倍的兵力也难再夺回来。
联络官很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
高建白退而求其次：要不，一个营也行啊。
对方仍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们这6个团出击，主要还是为了与八路军相配合歼灭日军的，你以为是光为了援救平型关啊。
高建白无言以对，只得退出。
此时前线激战正酣，别说相差两个小时，就两秒钟都不是那么好熬的。
高建白简直觉得时间已停滞住，手上的表已经不走了。
好不容易，8点。
6个团在哪里呢？
高建白一把拿过电话，直挂联络官：8点过了，为什么还不动？
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晕过去：8点改成12点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秋天，雁门关已经下起了大雪，平型关这里虽然没有下雪，但是雨一直没断过，前线官兵半个身子都泡在战壕里，真是又冷又饿。
高建白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估算着该死的12点什么时候才能到。
12点到了，援军竟仍未有任何动静。
再次拿起电话。
这次高建白的“限度”，已经放到了“一小部兵力”。
多多少少援一下吧，把这里异常危急的局势缓解一下再说。
对方似乎被打动了，答应派两个连来支援，不过说要到明天早上4点才能到。
9月24日，早上4点，没有任何意外，两个连根本没露面。
高建白忍无可忍，拿着二战区给他的回电命令就去找那个联络官。
把命令往桌上啪的一摔。
二战区的命令，白纸黑字，写着是当天下午6点，配合八路军从平型关出击，怎么你们说变就变，而且变了这么多次，哪有像你们这样指挥打仗的。
高建白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一定是下面的晋军贪生怕死，故意违背二战区命令，座视自己这样的客军牺牲而不救，因此怒不可遏，说的话也很不客气。
你要负“贻误战机”的责任，全国民众的眼光都集中在平型关，你不要做民族的罪人！
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联络官变得脸色煞白。
等他把上级命令拿出来，高建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写着：“非有阎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原来“贻误战机”的是“阎长官”本人！
高桂滋是在帮晋绥军保卫山西，这种时候，老阎的心无论如何不至于歹到只想牺牲友军，保存自己的地步，要不然，也不会声称让李服膺人头落地了，他之所以迟迟不派预备队出击，非“不为”，而是“不能”。
归根结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是好的，同时也以为高桂滋的部队是块海绵，只要挤，就能出水，所以宁愿拿些假消息来搪垫，“哄”对方能撑多久就多久。
真是无语了。
联络官比老阎还厚道点，因为离战场较近，知道第17军确实已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说那两个连还是我调来给你们用的，不过全系新兵，仅能聊以“壮士气”而已。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高旅长再发火也没用，只得重回指挥所。
9月24日这一天，平型关之战已进入残酷阶段。
见无法从正面攻克平型关，板垣师团便转向附近晋军据守的一块高地，一打，高地就被打下来了。
在这之前，高地其实已被晋军丢过一次，是由高建白收复过来的，没想交到晋军手里后又丢了。
这个高地还不能不在乎，它直接影响到平型关能否固守。
此时大雨如注，高建白组织敢死队，前仆后继，冒雨从板垣师团手里再次夺回了高地。
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幸存下来的只有十一人。
到底什么时候，援兵才能到呢？
会到的，只不过因雨要推迟，等雨稍停后，晚上8点方能出击。
高建白都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多天来在雨中鏖战，你们晋军遇到雨难道还不会走道了，究竟要什么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肯屈尊出来遛一圈呢？
没有例外，到了晚上8点还是看不到人。
说是时间又改了，由于“预备队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4点。
大家悲愤到了极点，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更改出击时间了。“疲劳”、“疲劳”，这预备队前面就没怎么打过仗，何“疲”之有？
不仅是旅长高建白，作为军长的高桂滋同样急得要跳楼。
第17军的预备队已全部顶了上去，到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连数十个骑兵也被他搜罗出来，骑兵当步兵用，送到前线去顶缺，至此，手中再也无兵可派。
求援电报雪片似的发，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高桂滋甚至说出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以军长身份，趴在地上痛哭着求情了：求求你们，派点援军过来吧。
可是指挥部的回电还是那句重复的废话：已饬预备队出击。
高桂滋坐不住了。
当天他亲自来到前线督战，随同的还有第二战区的两名高级参谋以及《大公报》记者。
高桂滋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高参还是记者，你们都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真的没撒谎，前线确实已到了不堪境地。
记者一来就被吓一跳，他看到守军所谓的战壕，其实只是一些在石山上挖的临时掩体，日军一发炮弹过来，这边的官兵就算不被炮弹击中，也会被石头砸倒。
蒋介石同样很早就拨经费让阎锡山修建国防工事。与华北宋哲元根本没修不同，老阎是修了，只不过他的算盘珠子打得实在太精，属于“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明明一万元经费，他非要压缩一大半，那样修出来的工事是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大同会战”之所以会弄得惨兮兮，跟工事不堪使用也有很大关联。
面对此情此景，两个高参亦觉无颜以对，答应马上催要援兵。
听高参回去一讲，原先认为客军是在“打一板子叫十声”的指挥部大佬们总算意识到，这回高桂滋可能是真的顶不住了。
如果不指望预备队，当然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援兵，可是战端一开，在平型关的晋军就全线大叫，都说自己跟鬼子粘上了，抽不出多余力量来增援。
给人的印象，倒好象是全线都顶快不住了。
傅作义此时已应阎锡山电召来到平型关，听着也不由眉头皱成了一堆。
在到山西之前，傅作义就清楚，一旦自己离开，绥远极难守住，但作为一个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将师，他更清楚，山西不保，绥远岂能独存，因此没有犹豫就来了。
来了以后，老阎却又对他不放心，生怕后者名声太响，把自己尚能掌握的晋军都控制过去，所以竟然让他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役。
杨爱源跟李服膺、孙楚等人皆为一类材料，岂能与傅大将军并列？于是，联合联合，最后就联成了一团稀泥。
傅作义主张抓住战机，赶快从平型关方向出击，可是杨爱源听孙神经的话，始终不愿抽出兵力出击或援救高桂滋。
杨爱源不肯出人，自己的绥军又不在身边，傅作义不是神仙，能指盼的也唯有预备队。
可是预备队却如海市蜃楼，永远看得见，摸不着。
老阎真的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手中捏着一把钱始终不肯投进去，只是瞪大着眼珠，看屏幕上曲线不断来回升降。
他认为，高桂滋还能耗，再耗一会，把板垣拖得没力了，出击才能更有把握。
由8点改到第二天凌晨，让傅作义都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要求林彪在那个时段同时发起攻击。
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朱德，要求推迟一天出击。
朱德那边收到电报后联络林彪，可是115师的报务员已经关掉电台要出发了，八路军总部赶紧派通信员飞奔前去，口头通知。
战场不是儿戏。林彪自然也对这种糟糕透顶的指挥颇有怨言，在事后的总结中，他说晋军这种打法和配合，不是差，而是太差了。
明明自定的出击计划，可是自己却不能遵守。你打，他旁观，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就算打，也极不坚决。
久经战阵的林彪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晋军老大阎锡山的弊病所在。
这天晚上，飘泼大雨袭来，板垣师团乘势再度发动猛攻。
白天，高桂滋讨不到一点救兵，临走时给高建白留了一“策”：死守抵抗，打完为止，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
可怜的旅长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之中了。
此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联络官原先答应，犹如送人情一般的两个连来了！
虽然是姗姗来迟，但这种时候，别说两个连，就是两个排也是好的呀。
高建白赶紧上前，请他们进入阵地协防。
可是一请二请三请，这两个连始终都不动弹，全部袖手旁观，且呆若木鸡，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倒像是以观察员身份集体来视察的。
高建白这才想起，联络官曾说过，这是两个新兵连，只是来给他“壮士气”的。
这里是战场，不是阅兵场，一群泥塑木偶，能壮个什么士气，结果士气没壮成，倒反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要是在平时，高建白也许理都不会理这帮“熊兵”，但前线实在太缺人了，有总聊胜于无，便出面去找那位联络官，让后者帮忙把这两个连“请”上去。
上是上去了，然而战场的激烈程度却把这些新兵吓得哇哇大叫，没放几枪便哄地一声撤了下来，躲到山沟沟里去了。
日军正好从此处形成突破。
气急败坏的高建白赶紧派人上去封堵，缺口是堵住了，但却遭到了很大损失。
高建白至此彻底死了待援之心。
再也没有人能来挽救他们了，能战之士或死或伤，17军的战斗力耗损殆尽。
9月25日凌晨4点，说好的第六次出击时间。
结果都是一样，仍然没有看到出击的晋军部队，不过高建白已经麻木了，他再也不会去找那个联络官，也不想发什么电报，就准备按照军长高桂滋所说的那样，人在阵地在，打完为止。
8点，预备队总算是出动了，但老阎并没有一家伙全拿出来，而是一个团一个团紧紧巴巴地从袋子里“抠”，而每个“抠”出来的团又前后至少相隔十来里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团出动之后，连出击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竟然糊涂糊涂地钻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面去了。
进了山沟之后，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他们不敢出来，又没有电台，所以对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无所知，直到天黑，才走出来绕路退回。
高建白打破脑袋也想像不到，那些曾经朝思暮想的援军预备队，会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像兔子似地抱着脑袋钻在山沟里不动弹。
他只知道，他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平型关战役才刚刚开始，高桂滋第17军已经伤亡接近3千，精锐部分十不存一。
上午10点，终于有几个阵地的人全打光了，于是板垣师团潮水般涌入。
不过占领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自己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
除了东条之外，老阎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结成了一对好哥们，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了！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却知道。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查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经济帐的说法。
蒋冯阎李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6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蛋。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实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材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老阎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老阎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形，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老阎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却并不比李服膺好到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做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老阎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能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17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115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6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6点。
高桂滋收到回电后，大为振奋，立刻晓谕众将士，要大家力战待援。
时间到了，出击部队却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再问，说是改到晚上8点了。
在平型关指挥作战的是高桂滋手下战将、时任旅长的高建白。高旅长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军，前方却更加吃紧。
情急之下，他直接去找了联络官。
援兵为什么还不来，实在有困难的话，先派一个团来应应急也好。救急如救火，万一阵地被鬼子夺去，你就是派十倍的兵力也难再夺回来。
联络官很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
高建白退而求其次：要不，一个营也行啊。
对方仍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们这6个团出击，主要还是为了与八路军相配合歼灭日军的，你以为是光为了援救平型关啊。
高建白无言以对，只得退出。
此时前线激战正酣，别说相差两个小时，就两秒钟都不是那么好熬的。
高建白简直觉得时间已停滞住，手上的表已经不走了。
好不容易，8点。
6个团在哪里呢？
高建白一把拿过电话，直挂联络官：8点过了，为什么还不动？
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晕过去：8点改成12点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秋天，雁门关已经下起了大雪，平型关这里虽然没有下雪，但是雨一直没断过，前线官兵半个身子都泡在战壕里，真是又冷又饿。
高建白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估算着该死的12点什么时候才能到。
12点到了，援军竟仍未有任何动静。
再次拿起电话。
这次高建白的“限度”，已经放到了“一小部兵力”。
多多少少援一下吧，把这里异常危急的局势缓解一下再说。
对方似乎被打动了，答应派两个连来支援，不过说要到明天早上4点才能到。
9月24日，早上4点，没有任何意外，两个连根本没露面。
高建白忍无可忍，拿着二战区给他的回电命令就去找那个联络官。
把命令往桌上啪的一摔。
二战区的命令，白纸黑字，写着是当天下午6点，配合八路军从平型关出击，怎么你们说变就变，而且变了这么多次，哪有像你们这样指挥打仗的。
高建白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一定是下面的晋军贪生怕死，故意违背二战区命令，座视自己这样的客军牺牲而不救，因此怒不可遏，说的话也很不客气。
你要负“贻误战机”的责任，全国民众的眼光都集中在平型关，你不要做民族的罪人！
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联络官变得脸色煞白。
等他把上级命令拿出来，高建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写着：“非有阎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原来“贻误战机”的是“阎长官”本人！
高桂滋是在帮晋绥军保卫山西，这种时候，老阎的心无论如何不至于歹到只想牺牲友军，保存自己的地步，要不然，也不会声称让李服膺人头落地了，他之所以迟迟不派预备队出击，非“不为”，而是“不能”。
归根结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是好的，同时也以为高桂滋的部队是块海绵，只要挤，就能出水，所以宁愿拿些假消息来搪垫，“哄”对方能撑多久就多久。
真是无语了。
联络官比老阎还厚道点，因为离战场较近，知道第17军确实已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说那两个连还是我调来给你们用的，不过全系新兵，仅能聊以“壮士气”而已。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高旅长再发火也没用，只得重回指挥所。
9月24日这一天，平型关之战已进入残酷阶段。
见无法从正面攻克平型关，板垣师团便转向附近晋军据守的一块高地，一打，高地就被打下来了。
在这之前，高地其实已被晋军丢过一次，是由高建白收复过来的，没想交到晋军手里后又丢了。
这个高地还不能不在乎，它直接影响到平型关能否固守。
此时大雨如注，高建白组织敢死队，前仆后继，冒雨从板垣师团手里再次夺回了高地。
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幸存下来的只有十一人。
到底什么时候，援兵才能到呢？
会到的，只不过因雨要推迟，等雨稍停后，晚上8点方能出击。
高建白都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多天来在雨中鏖战，你们晋军遇到雨难道还不会走道了，究竟要什么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肯屈尊出来遛一圈呢？
没有例外，到了晚上8点还是看不到人。
说是时间又改了，由于“预备队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4点。
大家悲愤到了极点，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更改出击时间了。“疲劳”、“疲劳”，这预备队前面就没怎么打过仗，何“疲”之有？
不仅是旅长高建白，作为军长的高桂滋同样急得要跳楼。
第17军的预备队已全部顶了上去，到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连数十个骑兵也被他搜罗出来，骑兵当步兵用，送到前线去顶缺，至此，手中再也无兵可派。
求援电报雪片似的发，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高桂滋甚至说出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以军长身份，趴在地上痛哭着求情了：求求你们，派点援军过来吧。
可是指挥部的回电还是那句重复的废话：已饬预备队出击。
高桂滋坐不住了。
当天他亲自来到前线督战，随同的还有第二战区的两名高级参谋以及《大公报》记者。
高桂滋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高参还是记者，你们都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真的没撒谎，前线确实已到了不堪境地。
记者一来就被吓一跳，他看到守军所谓的战壕，其实只是一些在石山上挖的临时掩体，日军一发炮弹过来，这边的官兵就算不被炮弹击中，也会被石头砸倒。
蒋介石同样很早就拨经费让阎锡山修建国防工事。与华北宋哲元根本没修不同，老阎是修了，只不过他的算盘珠子打得实在太精，属于“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明明一万元经费，他非要压缩一大半，那样修出来的工事是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大同会战”之所以会弄得惨兮兮，跟工事不堪使用也有很大关联。
面对此情此景，两个高参亦觉无颜以对，答应马上催要援兵。
听高参回去一讲，原先认为客军是在“打一板子叫十声”的指挥部大佬们总算意识到，这回高桂滋可能是真的顶不住了。
如果不指望预备队，当然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援兵，可是战端一开，在平型关的晋军就全线大叫，都说自己跟鬼子粘上了，抽不出多余力量来增援。
给人的印象，倒好象是全线都顶快不住了。
傅作义此时已应阎锡山电召来到平型关，听着也不由眉头皱成了一堆。
在到山西之前，傅作义就清楚，一旦自己离开，绥远极难守住，但作为一个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将师，他更清楚，山西不保，绥远岂能独存，因此没有犹豫就来了。
来了以后，老阎却又对他不放心，生怕后者名声太响，把自己尚能掌握的晋军都控制过去，所以竟然让他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役。
杨爱源跟李服膺、孙楚等人皆为一类材料，岂能与傅大将军并列？于是，联合联合，最后就联成了一团稀泥。
傅作义主张抓住战机，赶快从平型关方向出击，可是杨爱源听孙神经的话，始终不愿抽出兵力出击或援救高桂滋。
杨爱源不肯出人，自己的绥军又不在身边，傅作义不是神仙，能指盼的也唯有预备队。
可是预备队却如海市蜃楼，永远看得见，摸不着。
老阎真的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手中捏着一把钱始终不肯投进去，只是瞪大着眼珠，看屏幕上曲线不断来回升降。
他认为，高桂滋还能耗，再耗一会，把板垣拖得没力了，出击才能更有把握。
由8点改到第二天凌晨，让傅作义都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要求林彪在那个时段同时发起攻击。
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朱德，要求推迟一天出击。
朱德那边收到电报后联络林彪，可是115师的报务员已经关掉电台要出发了，八路军总部赶紧派通信员飞奔前去，口头通知。
战场不是儿戏。林彪自然也对这种糟糕透顶的指挥颇有怨言，在事后的总结中，他说晋军这种打法和配合，不是差，而是太差了。
明明自定的出击计划，可是自己却不能遵守。你打，他旁观，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就算打，也极不坚决。
久经战阵的林彪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晋军老大阎锡山的弊病所在。
这天晚上，飘泼大雨袭来，板垣师团乘势再度发动猛攻。
白天，高桂滋讨不到一点救兵，临走时给高建白留了一“策”：死守抵抗，打完为止，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
可怜的旅长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之中了。
此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联络官原先答应，犹如送人情一般的两个连来了！
虽然是姗姗来迟，但这种时候，别说两个连，就是两个排也是好的呀。
高建白赶紧上前，请他们进入阵地协防。
可是一请二请三请，这两个连始终都不动弹，全部袖手旁观，且呆若木鸡，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倒像是以观察员身份集体来视察的。
高建白这才想起，联络官曾说过，这是两个新兵连，只是来给他“壮士气”的。
这里是战场，不是阅兵场，一群泥塑木偶，能壮个什么士气，结果士气没壮成，倒反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要是在平时，高建白也许理都不会理这帮“熊兵”，但前线实在太缺人了，有总聊胜于无，便出面去找那位联络官，让后者帮忙把这两个连“请”上去。
上是上去了，然而战场的激烈程度却把这些新兵吓得哇哇大叫，没放几枪便哄地一声撤了下来，躲到山沟沟里去了。
日军正好从此处形成突破。
气急败坏的高建白赶紧派人上去封堵，缺口是堵住了，但却遭到了很大损失。
高建白至此彻底死了待援之心。
再也没有人能来挽救他们了，能战之士或死或伤，17军的战斗力耗损殆尽。
9月25日凌晨4点，说好的第六次出击时间。
结果都是一样，仍然没有看到出击的晋军部队，不过高建白已经麻木了，他再也不会去找那个联络官，也不想发什么电报，就准备按照军长高桂滋所说的那样，人在阵地在，打完为止。
8点，预备队总算是出动了，但老阎并没有一家伙全拿出来，而是一个团一个团紧紧巴巴地从袋子里“抠”，而每个“抠”出来的团又前后至少相隔十来里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团出动之后，连出击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竟然糊涂糊涂地钻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面去了。
进了山沟之后，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他们不敢出来，又没有电台，所以对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无所知，直到天黑，才走出来绕路退回。
高建白打破脑袋也想像不到，那些曾经朝思暮想的援军预备队，会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像兔子似地抱着脑袋钻在山沟里不动弹。
他只知道，他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平型关战役才刚刚开始，高桂滋第17军已经伤亡接近3千，精锐部分十不存一。
上午10点，终于有几个阵地的人全打光了，于是板垣师团潮水般涌入。
不过占领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自己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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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3 pm
那些天，平型关这里又刮风又下雨，日军虽称“鬼子”，却也是肉体凡胎，所以需要运送大量的御寒服装。这活当然得交给辎重部队。
悲哀的是，辎重部队却被林彪给盯上了。
9月25日凌晨，在林彪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打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消灭南北两股日军辎重队。
115师在八路军中属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清一色为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比例也非常之高。
但为了打赢这场仗，八路军仍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人员中多数为老红军和老干部，一营之内，就牺牲百人之多，总计伤亡约在千人以上。据说，***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之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感慨，说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指国共十年内战），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
有代价就有报偿。由于打的是辎重队，八路军犹如捕杀了一只大肥羊，缴获到的军大衣，足够115师将士每人穿一件。
平型关伏击战的成功，本来可以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我想起了一种民间技艺，叫做“舞龙灯”。
江南的舞龙灯，不知传于何时，但在我看来，其漂亮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与广东闽南的舞狮子媲美。
尤其我家乡的龙灯队，曾经像电影中的黄飞鸿一样，多次上京表演，更可以说是此中精华。
一般常见的“软皮龙”，就剩一只脑袋在前面晃悠，后面仅跟一层软沓沓的皮，那不好看，我家乡的这种，是用竹子一节一节编了骨架的，舞起来饱满充实，恍忽之间，犹如真龙在云中盘旋飞舞，煞是夺人眼球。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条竹龙，大概要七八个精壮小伙子才能舞得起来，这七八个人中，跑动最频繁，也可以说是最累的，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为什么是“龙尾”，少年时还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
那是因为龙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尾部来支持和协调，也可以这样说，龙头最威风，但最重要的却是龙尾。
一旦龙尾失灵，整条龙就都动不起来了。
对于平型关战场上的板垣师团来说，假如前方作战部队是龙头，后方辎重部队就是龙尾，龙尾被一刀斩断，龙头也就面临着被包而围之的困境。
死一些辎重兵尚是小事，整条“龙”都可能动不起来却是大事，板垣纵使再有胆，也不敢对之熟视无睹，只能赶紧调整兵力部署。
换言之，他的既定军事计划被打乱了。
倘若晋军出击的时间不一拖再拖，又倘若当天早上的第六次出击准时而有效，现在的局面就是两样了，不仅平型关不会遭到突破，板垣的先头部队还有可能第一个被包围乃至遭到歼灭。
直到平型关伏击战结束，那些起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山沟突击队”才又重新钻了出来。
绕路退回后，得知平型关已被突破，由于害怕受到军纪处罚，率队指挥官连师部驻地都不敢回。
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都推给高桂滋，说正是由于后者擅自撤退，才导致平型关先期被占领，而他们在出击时，意外遭到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结果出击受阻。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答曰：前线战况危急，没法撤回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老阎也不知道。
虽然他顺水推舟地把板子都打在了高桂滋身上，私底下说对方“放弃平型关”，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更为可杀，其实心底里未必不明白，那个最该打屁股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平型关担任前敌指挥的，表面上是杨爱源，后来又加上一个傅作义，但其实老阎都在背后遥控着呢，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别想调动晋军。
他人虽说也在前方，却是在雁门关，对平型关战场的情况两眼一摸黑，根本不了解，却还要瞎指挥，几乎把老天赐给晋军的所有好机会都给白白浪费了。
从放入关内扎口袋，到坚守平型关，再到平型关外决战，作战思路和策略变了又变，出击时间调了又调，弄得一地鸡毛，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改变。
平型关的预备队本有两支，那个“6个团”的预备队此前并无与日军作战经验，出击出到了钻山沟的程度，也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倒是由陈长捷指挥的另一支预备队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
然而老阎又听信了孙楚的话，后面这个“神经”向他献计，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得把陈长捷藏着掖着，以便机动使用。于是，在南口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也可以说是当时晋军将帅中最擅长打仗的陈长捷便被闲置在了一边。
平型关之战中，老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高桂滋还能再顶一下，顶到最后却真的把人家给顶折了。
本来说是要到关外去决战的，还没“决”成，平型关就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坚守平型关”也成了一件悬案。
要不，索性把板垣放入关内，再退回起点，玩口袋阵？
老阎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幸好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情报。
从中原大战开始，老阎就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听风”、“看风”方面颇有心得，他在日军后方设有秘密军事电台，每天收听特工人员从那里传来的情报。
情报证实，当天林彪115师在平型关东北方向打了一次伏击，此战对日军震动不小，一度有板垣也被击毙的传言，而日军统帅部获悉后，也连续急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火速查明，阵亡的军官究竟是谁，是不是板垣本人。
老阎生性多疑，对自家的前线军事报告，他都要掂来掂去，打上一百个问号，唯独从日本人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他才认为肯定准确，没有水份。
至此，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平型关才是主战场，而雁门关只是次战场，八路军也早就抄到日军后面去了。
要是早上出去的那支预备队争点气就好了，要不，如今可不就决战于长城之外了吗？
这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被其“雪藏”的陈长捷。
快点拿出来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战机，往往都是一瞬之间的事，比如林彪现场指挥平型关伏击战，就是在两股日军辎重队未会合之前打的，如果等对方合兵一处，肯定还要难打的多，指挥官高明不高明，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时机的把握问题。
老阎指挥作战，从头到尾，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而且总是慢那么一拍。
股市低迷时，不敢投钱，指望市情上涨以后再投，等到曲线终于往上走了，才抖抖索索地把钱投进去，没料想，投进之时，正是股市下跌之日。
老阎这个人，居家理财做稳当生意绝对是把好手，却不适合于到股市去搞投资，因为后者是要有点“活着干，死了算”的气魄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跟股市一样，没有起码的冒险精神和敏锐感觉，哪里能玩得转？
早上几天，平型关之战刚刚打起来，要是把第一支预备队如期派上去，不光平型关能守住，还能出击。
哪怕早上一天，出击仍有希望。
到第六次更改时间的这一天，其实派第一支预备队已没什么用了，因为高桂滋瘫倒在地，预备队本身又不是什么强力部队，负负加一起得不了正，即便后者没有钻山沟，平型关也很难守住，更不用说出击了。
此时就该派陈长捷上。
老阎想到陈长捷，却是平型关伏击战结束以后的事，时机又过了。
板垣已将半个师团的主力全部调到平型关，现在才派陈长捷，人太少了，并不足以对板垣师团形成绝对优势。
其实，人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都停留在雁门关一线。
雁门关那里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因其北面有两座山，均可作北面屏障，若凭险据守，可节约大量守备兵力。
负责防守雁门关的指挥官，是晋军大将王靖国，这位老兄跟他的大多数同事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菜鸟的不能再菜鸟，你给他的兵再多都觉得太少。
面对这么密集的兵力屯集，东条迟迟不敢从正面发动进攻，但为配合板垣行动，他还是时不时要做出一些佯攻动作，而他只需拿巴掌在空中虚晃了那么几下，就把王兄给吓住了，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一个劲地对老阎吹风，说是东条兵团极可能大举而入，因此最好一个兵都不要调出去。
老阎听了这番话，虽然明知平型关已成主战场，却还仍旧置重兵于雁门关，整整三个军的兵力，全都扎堆挤在那里动都不动。
甚至傅作义的绥军，那样一支生力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绥远赶来，竟然也被老阎控于雁门关后，说是要用于策应。
这么多这么好的部队，不去决战平型关，却一窝蜂守在自己家门口，真不知道老阎是怎么领会作战之道的。
陈长捷一马杀出，不仅击退了平型关正面的日军，而且在后面穷追不舍，像是不把鬼子脑袋都一个个扳下来就决不罢休，这派气势，让晋军同僚看了都不禁为之咋舌。
此时，若其余部队能紧紧跟上，陈长捷即可将日军断为两截，到时板垣必危，然而反之，那个最危险的人就会是陈长捷。
陈长捷往身后看去，没有一支部队能跟上来。
板垣何等样人，很快集中全力，夹击陈长捷。
陈长捷本想一锤定音，不料孤军深入，还导致一位爱将折戟，有利战势亦随之转眼消失，一时痛得呲牙咧嘴。
老阎同样十分失望，陈长捷出击失利，看来至少在平型关外决战的想法又要成泡影了，还是缩回来防守吧。
可是有人却惊喜地叫了一声：不可，此正有利之机也！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平型关战役打到现在，可以说是混战成一团，一般人都看得眼花缭乱，莫知所以，可是名将却不同，他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
傅作义发现，经过高桂滋和陈长捷的轮番上阵，对板垣杀伤很大，而且后者实际也已倾其全力，再无后续部队。
也就是说，板垣的力量用到了极限。
要是我再挥一重拳过去，他还能站得住吗？
决战，这是最好的时候。
傅作义立即奔赴雁门关，面谏阎锡山，请求将绥军调出，用于平型关。
前方一天天吃紧，计算一次次落空，心里最不好受的其实还是老阎。他甚至都要猛抓自己头皮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真的已经沦落到不会打仗，只会拨算盘的地步了？
傅作义这么一说，无疑又给老阎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仅同意了傅作义的方案，还准备主帅亲征。
不过，雁门关虽说也是前线，但毕竟离东条兵团还远得很，平型关则是要和日军天天见了，所以在去之前，老阎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说他有多怕死，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么豁得出去，能不能给前线战况带来一丝转机。
那一天清早出来，老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犹豫，前线得去。
何人如此大胆，非逼着“主公”去犯险？
此人叫张培梅，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他在山西军政两界，是个有名的黑脸包公式的角色，在战场上，不管是谁，看到有敢畏缩不前的，二话不说，上去便是一刀。
张培梅对老阎说，你就是不会打仗，到前线走走，干嚎两声给当兵的看看都是好的，大家会更舍得拼命一些。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要不是从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包公”嘴里说出，老阎非得急眼不可：谁说我不会打仗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阎哼一声，没说话。
张培梅却不依不饶，他见老阎没有反应，又加重语调：快走吧，还犹豫什么，莫不是你怕小日本的飞机？
这一激将法上来，老阎就再也顶不住了，好，去就去，我怕个甚啊。
当下，老阎就和傅作义同到平型关，并召集军事会议，重新定下了决战平型关外，歼灭板垣师团的决策。
傅作义拿到令牌，立即将绥军从雁门关调往平型关。一时间，主帅亲临，精锐出击，参战将士人人振奋，都认为斩板垣于平型关下已为期不远。
失败正一步步向板垣走去，可是关键时候，他又得救了，因为雁门关忽然被东条兵团突破。
雁门关密密麻麻摆了那么多部队，东条也不会傻到拿脑袋去撞墙，因此他开始坐立不动，就是希望板垣从防守力量更为薄弱的平型关先取得突破，然后自己随后跟进。
就在林彪打响平型关伏击战的这一天，他得到报告，说板垣师团已完全控制平型关并继续西进。
这当然是一份内容出错的报告。
那一天，算得上是板垣倒霉的一天，却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他开愚人节玩笑，看来这板垣平时的人缘着实不怎么样。
可是歪倒正着，以为板垣已经得手后的东条却壮起了胆，决定向雁门关推进，以协助板垣师团“击溃守军”。
事后，在得到平型关前线的准确情报后，东条深感后怕，原来板垣君自己还一只脚陷在平型关前拔不出来呢，亏我还想乘势去捞一票，真是好险。
可是他冒险成功了。
不是这位石原眼中的“上等兵”特别勇敢机智，而是我们这边掉了链子。
无论东条，还是老阎，此前都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过于高估雁门关守将王靖国的能力了。
人家都是特别擅长打仗，而我们这位王兄，却是最最不擅长打仗。
打仗，布阵很重要，王靖国脑子都不动，把那么多部队站桩似地排列在原地不动，一副等着被动挨打的模样儿。
你不动，自然就容易被对方看出破绽，东条兵团乘势而入，从缝隙中一穿即过。
9月29日，东条兵团占领了繁峙县城。
繁峙在平型关的侧背，东条占领了这里，显然对平型关守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个威胁却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大。
事实上，占领繁峙的，仅仅是东条兵团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而已，后面的大队人马根本还未赶得上来。
在它两边，尽是雁门关后的大量守军，假使这时王靖国手段辣一点，两个指头捏过去，没准就能把这帮人给捏死，从而重新堵住漏洞。
过于突前，既有可能迎来机遇，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长捷本人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可惜王靖国太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而更为可惜的是，晋军主帅老阎甚至还不如他的部下。
9月30日，在得知后路可能为日军截断之后，老阎紧急召集各路将帅开会。
会上，傅作义提出了上中二策。
上策，就是两头兼顾，那边歼灭繁峙之敌，驱日军于雁门关之外，这边定定心心地以绥军和陈长捷为主力，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可一举解决板垣师团。
可是除了傅作义、陈长捷等少数人之外，剩下来的晋军将领几乎皆为无胆之人，都嚷嚷着问，要是繁峙的日军一时灭不掉怎么办，要是板垣很坚挺如何说，一旦双方对峙起来，那我们的补给线岂不是要被切断了。
对这些问题，傅作义也没法回答。
打仗，本来就有冒险成分，什么都按照预定的想法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那叫游戏，还是得用黑客软件暗中操纵的那一种。
上策无人喝采，傅作义转而极力向老阎推荐中策。
所谓中策，就是退一步，重点顾一头，即由平型关原有守军继续坚守，而集结绥军，趁突破雁门关的东条兵团人数尚少，且立足未稳，将其一扫而尽，以解平型关后方之忧。
较之上策，中策风险要小得多，傅作义认为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甚至表示，愿意请缨出马，亲率绥军出征。
可以想见，以傅大将军之威名与绥军的作战能力，此一击，必能予繁峙日军以致命打击，如此，战局将一片光明。
老阎动心了，可是他刚想点头，一旁的孙楚马上就叫起苦来，不行不行，平型关防守正面过宽，板垣势大，若无绥军相助，我们守不住哇。
血肉战场方见英雄本色，帷幕里的夸夸其谈都算不得好汉，此时的孙神经可再无一点“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的豪迈了。
听“军师”这么一说，老阎又犹疑起来，他转过头问傅作义：要不，先稳住平型关一头再说？
傅作义本以为老阎会采其中策，未料对方竟忽然动摇，不由大为着急。
不击繁峙，安能稳住平型关，孙楚之见实不足取，“主公”应速速定夺才是。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于老阎，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孙楚如何巧舌如簧，傅作义怎样声名显赫，最后的定调者，有且只能有一位，那就是眼前这位“主公”。
只是“主公”早已六神无主。
繁峙要击，平型关要守，哪一头都得顾啊。
这时候最好有大批天兵天将下来，让老阎接在手里，拨一半到繁峙，再拨一半到平型关，可除了做梦，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快马到，又有紧急军情上奏。
悲哀的是，辎重部队却被林彪给盯上了。
9月25日凌晨，在林彪的指挥下，八路军115师打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消灭南北两股日军辎重队。
115师在八路军中属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清一色为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比例也非常之高。
但为了打赢这场仗，八路军仍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人员中多数为老红军和老干部，一营之内，就牺牲百人之多，总计伤亡约在千人以上。据说，***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之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感慨，说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指国共十年内战），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
有代价就有报偿。由于打的是辎重队，八路军犹如捕杀了一只大肥羊，缴获到的军大衣，足够115师将士每人穿一件。
平型关伏击战的成功，本来可以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我想起了一种民间技艺，叫做“舞龙灯”。
江南的舞龙灯，不知传于何时，但在我看来，其漂亮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与广东闽南的舞狮子媲美。
尤其我家乡的龙灯队，曾经像电影中的黄飞鸿一样，多次上京表演，更可以说是此中精华。
一般常见的“软皮龙”，就剩一只脑袋在前面晃悠，后面仅跟一层软沓沓的皮，那不好看，我家乡的这种，是用竹子一节一节编了骨架的，舞起来饱满充实，恍忽之间，犹如真龙在云中盘旋飞舞，煞是夺人眼球。
在我的印象当中，一条竹龙，大概要七八个精壮小伙子才能舞得起来，这七八个人中，跑动最频繁，也可以说是最累的，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为什么是“龙尾”，少年时还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
那是因为龙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尾部来支持和协调，也可以这样说，龙头最威风，但最重要的却是龙尾。
一旦龙尾失灵，整条龙就都动不起来了。
对于平型关战场上的板垣师团来说，假如前方作战部队是龙头，后方辎重部队就是龙尾，龙尾被一刀斩断，龙头也就面临着被包而围之的困境。
死一些辎重兵尚是小事，整条“龙”都可能动不起来却是大事，板垣纵使再有胆，也不敢对之熟视无睹，只能赶紧调整兵力部署。
换言之，他的既定军事计划被打乱了。
倘若晋军出击的时间不一拖再拖，又倘若当天早上的第六次出击准时而有效，现在的局面就是两样了，不仅平型关不会遭到突破，板垣的先头部队还有可能第一个被包围乃至遭到歼灭。
直到平型关伏击战结束，那些起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山沟突击队”才又重新钻了出来。
绕路退回后，得知平型关已被突破，由于害怕受到军纪处罚，率队指挥官连师部驻地都不敢回。
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都推给高桂滋，说正是由于后者擅自撤退，才导致平型关先期被占领，而他们在出击时，意外遭到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结果出击受阻。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答曰：前线战况危急，没法撤回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老阎也不知道。
虽然他顺水推舟地把板子都打在了高桂滋身上，私底下说对方“放弃平型关”，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更为可杀，其实心底里未必不明白，那个最该打屁股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平型关担任前敌指挥的，表面上是杨爱源，后来又加上一个傅作义，但其实老阎都在背后遥控着呢，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别想调动晋军。
他人虽说也在前方，却是在雁门关，对平型关战场的情况两眼一摸黑，根本不了解，却还要瞎指挥，几乎把老天赐给晋军的所有好机会都给白白浪费了。
从放入关内扎口袋，到坚守平型关，再到平型关外决战，作战思路和策略变了又变，出击时间调了又调，弄得一地鸡毛，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改变。
平型关的预备队本有两支，那个“6个团”的预备队此前并无与日军作战经验，出击出到了钻山沟的程度，也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倒是由陈长捷指挥的另一支预备队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
然而老阎又听信了孙楚的话，后面这个“神经”向他献计，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得把陈长捷藏着掖着，以便机动使用。于是，在南口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也可以说是当时晋军将帅中最擅长打仗的陈长捷便被闲置在了一边。
平型关之战中，老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高桂滋还能再顶一下，顶到最后却真的把人家给顶折了。
本来说是要到关外去决战的，还没“决”成，平型关就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坚守平型关”也成了一件悬案。
要不，索性把板垣放入关内，再退回起点，玩口袋阵？
老阎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幸好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情报。
从中原大战开始，老阎就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听风”、“看风”方面颇有心得，他在日军后方设有秘密军事电台，每天收听特工人员从那里传来的情报。
情报证实，当天林彪115师在平型关东北方向打了一次伏击，此战对日军震动不小，一度有板垣也被击毙的传言，而日军统帅部获悉后，也连续急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火速查明，阵亡的军官究竟是谁，是不是板垣本人。
老阎生性多疑，对自家的前线军事报告，他都要掂来掂去，打上一百个问号，唯独从日本人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他才认为肯定准确，没有水份。
至此，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平型关才是主战场，而雁门关只是次战场，八路军也早就抄到日军后面去了。
要是早上出去的那支预备队争点气就好了，要不，如今可不就决战于长城之外了吗？
这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被其“雪藏”的陈长捷。
快点拿出来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战机，往往都是一瞬之间的事，比如林彪现场指挥平型关伏击战，就是在两股日军辎重队未会合之前打的，如果等对方合兵一处，肯定还要难打的多，指挥官高明不高明，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时机的把握问题。
老阎指挥作战，从头到尾，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而且总是慢那么一拍。
股市低迷时，不敢投钱，指望市情上涨以后再投，等到曲线终于往上走了，才抖抖索索地把钱投进去，没料想，投进之时，正是股市下跌之日。
老阎这个人，居家理财做稳当生意绝对是把好手，却不适合于到股市去搞投资，因为后者是要有点“活着干，死了算”的气魄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跟股市一样，没有起码的冒险精神和敏锐感觉，哪里能玩得转？
早上几天，平型关之战刚刚打起来，要是把第一支预备队如期派上去，不光平型关能守住，还能出击。
哪怕早上一天，出击仍有希望。
到第六次更改时间的这一天，其实派第一支预备队已没什么用了，因为高桂滋瘫倒在地，预备队本身又不是什么强力部队，负负加一起得不了正，即便后者没有钻山沟，平型关也很难守住，更不用说出击了。
此时就该派陈长捷上。
老阎想到陈长捷，却是平型关伏击战结束以后的事，时机又过了。
板垣已将半个师团的主力全部调到平型关，现在才派陈长捷，人太少了，并不足以对板垣师团形成绝对优势。
其实，人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都停留在雁门关一线。
雁门关那里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因其北面有两座山，均可作北面屏障，若凭险据守，可节约大量守备兵力。
负责防守雁门关的指挥官，是晋军大将王靖国，这位老兄跟他的大多数同事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菜鸟的不能再菜鸟，你给他的兵再多都觉得太少。
面对这么密集的兵力屯集，东条迟迟不敢从正面发动进攻，但为配合板垣行动，他还是时不时要做出一些佯攻动作，而他只需拿巴掌在空中虚晃了那么几下，就把王兄给吓住了，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一个劲地对老阎吹风，说是东条兵团极可能大举而入，因此最好一个兵都不要调出去。
老阎听了这番话，虽然明知平型关已成主战场，却还仍旧置重兵于雁门关，整整三个军的兵力，全都扎堆挤在那里动都不动。
甚至傅作义的绥军，那样一支生力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绥远赶来，竟然也被老阎控于雁门关后，说是要用于策应。
这么多这么好的部队，不去决战平型关，却一窝蜂守在自己家门口，真不知道老阎是怎么领会作战之道的。
陈长捷一马杀出，不仅击退了平型关正面的日军，而且在后面穷追不舍，像是不把鬼子脑袋都一个个扳下来就决不罢休，这派气势，让晋军同僚看了都不禁为之咋舌。
此时，若其余部队能紧紧跟上，陈长捷即可将日军断为两截，到时板垣必危，然而反之，那个最危险的人就会是陈长捷。
陈长捷往身后看去，没有一支部队能跟上来。
板垣何等样人，很快集中全力，夹击陈长捷。
陈长捷本想一锤定音，不料孤军深入，还导致一位爱将折戟，有利战势亦随之转眼消失，一时痛得呲牙咧嘴。
老阎同样十分失望，陈长捷出击失利，看来至少在平型关外决战的想法又要成泡影了，还是缩回来防守吧。
可是有人却惊喜地叫了一声：不可，此正有利之机也！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平型关战役打到现在，可以说是混战成一团，一般人都看得眼花缭乱，莫知所以，可是名将却不同，他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
傅作义发现，经过高桂滋和陈长捷的轮番上阵，对板垣杀伤很大，而且后者实际也已倾其全力，再无后续部队。
也就是说，板垣的力量用到了极限。
要是我再挥一重拳过去，他还能站得住吗？
决战，这是最好的时候。
傅作义立即奔赴雁门关，面谏阎锡山，请求将绥军调出，用于平型关。
前方一天天吃紧，计算一次次落空，心里最不好受的其实还是老阎。他甚至都要猛抓自己头皮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真的已经沦落到不会打仗，只会拨算盘的地步了？
傅作义这么一说，无疑又给老阎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仅同意了傅作义的方案，还准备主帅亲征。
不过，雁门关虽说也是前线，但毕竟离东条兵团还远得很，平型关则是要和日军天天见了，所以在去之前，老阎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说他有多怕死，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么豁得出去，能不能给前线战况带来一丝转机。
那一天清早出来，老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犹豫，前线得去。
何人如此大胆，非逼着“主公”去犯险？
此人叫张培梅，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他在山西军政两界，是个有名的黑脸包公式的角色，在战场上，不管是谁，看到有敢畏缩不前的，二话不说，上去便是一刀。
张培梅对老阎说，你就是不会打仗，到前线走走，干嚎两声给当兵的看看都是好的，大家会更舍得拼命一些。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要不是从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包公”嘴里说出，老阎非得急眼不可：谁说我不会打仗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阎哼一声，没说话。
张培梅却不依不饶，他见老阎没有反应，又加重语调：快走吧，还犹豫什么，莫不是你怕小日本的飞机？
这一激将法上来，老阎就再也顶不住了，好，去就去，我怕个甚啊。
当下，老阎就和傅作义同到平型关，并召集军事会议，重新定下了决战平型关外，歼灭板垣师团的决策。
傅作义拿到令牌，立即将绥军从雁门关调往平型关。一时间，主帅亲临，精锐出击，参战将士人人振奋，都认为斩板垣于平型关下已为期不远。
失败正一步步向板垣走去，可是关键时候，他又得救了，因为雁门关忽然被东条兵团突破。
雁门关密密麻麻摆了那么多部队，东条也不会傻到拿脑袋去撞墙，因此他开始坐立不动，就是希望板垣从防守力量更为薄弱的平型关先取得突破，然后自己随后跟进。
就在林彪打响平型关伏击战的这一天，他得到报告，说板垣师团已完全控制平型关并继续西进。
这当然是一份内容出错的报告。
那一天，算得上是板垣倒霉的一天，却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他开愚人节玩笑，看来这板垣平时的人缘着实不怎么样。
可是歪倒正着，以为板垣已经得手后的东条却壮起了胆，决定向雁门关推进，以协助板垣师团“击溃守军”。
事后，在得到平型关前线的准确情报后，东条深感后怕，原来板垣君自己还一只脚陷在平型关前拔不出来呢，亏我还想乘势去捞一票，真是好险。
可是他冒险成功了。
不是这位石原眼中的“上等兵”特别勇敢机智，而是我们这边掉了链子。
无论东条，还是老阎，此前都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过于高估雁门关守将王靖国的能力了。
人家都是特别擅长打仗，而我们这位王兄，却是最最不擅长打仗。
打仗，布阵很重要，王靖国脑子都不动，把那么多部队站桩似地排列在原地不动，一副等着被动挨打的模样儿。
你不动，自然就容易被对方看出破绽，东条兵团乘势而入，从缝隙中一穿即过。
9月29日，东条兵团占领了繁峙县城。
繁峙在平型关的侧背，东条占领了这里，显然对平型关守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个威胁却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大。
事实上，占领繁峙的，仅仅是东条兵团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而已，后面的大队人马根本还未赶得上来。
在它两边，尽是雁门关后的大量守军，假使这时王靖国手段辣一点，两个指头捏过去，没准就能把这帮人给捏死，从而重新堵住漏洞。
过于突前，既有可能迎来机遇，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长捷本人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可惜王靖国太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而更为可惜的是，晋军主帅老阎甚至还不如他的部下。
9月30日，在得知后路可能为日军截断之后，老阎紧急召集各路将帅开会。
会上，傅作义提出了上中二策。
上策，就是两头兼顾，那边歼灭繁峙之敌，驱日军于雁门关之外，这边定定心心地以绥军和陈长捷为主力，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可一举解决板垣师团。
可是除了傅作义、陈长捷等少数人之外，剩下来的晋军将领几乎皆为无胆之人，都嚷嚷着问，要是繁峙的日军一时灭不掉怎么办，要是板垣很坚挺如何说，一旦双方对峙起来，那我们的补给线岂不是要被切断了。
对这些问题，傅作义也没法回答。
打仗，本来就有冒险成分，什么都按照预定的想法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那叫游戏，还是得用黑客软件暗中操纵的那一种。
上策无人喝采，傅作义转而极力向老阎推荐中策。
所谓中策，就是退一步，重点顾一头，即由平型关原有守军继续坚守，而集结绥军，趁突破雁门关的东条兵团人数尚少，且立足未稳，将其一扫而尽，以解平型关后方之忧。
较之上策，中策风险要小得多，傅作义认为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甚至表示，愿意请缨出马，亲率绥军出征。
可以想见，以傅大将军之威名与绥军的作战能力，此一击，必能予繁峙日军以致命打击，如此，战局将一片光明。
老阎动心了，可是他刚想点头，一旁的孙楚马上就叫起苦来，不行不行，平型关防守正面过宽，板垣势大，若无绥军相助，我们守不住哇。
血肉战场方见英雄本色，帷幕里的夸夸其谈都算不得好汉，此时的孙神经可再无一点“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的豪迈了。
听“军师”这么一说，老阎又犹疑起来，他转过头问傅作义：要不，先稳住平型关一头再说？
傅作义本以为老阎会采其中策，未料对方竟忽然动摇，不由大为着急。
不击繁峙，安能稳住平型关，孙楚之见实不足取，“主公”应速速定夺才是。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于老阎，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孙楚如何巧舌如簧，傅作义怎样声名显赫，最后的定调者，有且只能有一位，那就是眼前这位“主公”。
只是“主公”早已六神无主。
繁峙要击，平型关要守，哪一头都得顾啊。
这时候最好有大批天兵天将下来，让老阎接在手里，拨一半到繁峙，再拨一半到平型关，可除了做梦，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快马到，又有紧急军情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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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4 pm
奏报的是王靖国。
这位老兄没有马上调兵将日军驱出繁峙，而是集中了一部分兵力到代县。
代县者，为繁峙之下首耳。晋绥军要回太原，须先过繁峙，再经代县，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被动防守的阵势。
可是这一军情听在老阎耳朵里，却让他的整张脸都刷地变白了。
不是吧，难道代县都守不住了，照此说来，我们的后路岂不是要全给截断了。
也许明天早上，东条兵团的骑兵就会赶到代县，把路口一堵，谁都跑不回去了。
老阎不会骑马，只会骑驴，他按照山西驴的速度推算了一下，想想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日本人的汽车和东洋马的，再不赶紧撤，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的老阎，再也没有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雄心壮志了，收缩防线跑路才最要紧，遂击案起立：战局无法补救，迟退将陷全灭。
我命令，全线撤退！
军令颁下，傅作义和陈长捷皆为之失神叹息。
苦战半月，牺牲逾万，众将士艰苦忍耐，方迎来出关围歼板垣的一线曙光，奈何因担心陷于敌后，而坐失此良机乎？
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人家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概因此时无论是板垣，还是东条，力量都极有限，并不是想灭谁就能灭谁的。
就在晋绥军全线撤离的过程中，板垣始终坐而望之，并未能急起直追，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经过前段时间的反复搏杀，关内进不去，关外又受到八路军的袭扰，板垣师团已经疲惫至极。
板垣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脱困，建功是根本就不去想了。见前面的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这才长吁一口气，我的妈呀，再晚几分钟，都要窒息休克了。
繁峙日军很少，当他们看到大批守军从城门口经过时，连眼睛都发直了。
要是这么多人直接来攻城，谁能挡得住哇。
幸好不是来攻城的，只是过个路而已。
在“目送”晋绥大军通过之后，日军就像接收部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接收”了无人防守的代县。
傅作义苦心孤诣想出的上中策，老阎都未采信，即如孙楚那样大家一道守平型关的下策亦不能纳，最后用的竟然是“全线撤退”这样一个下下策。
太可悲了。
平型关战役的得逞，日本统帅部把一大半功劳都归给了板垣。因为他面对的是主战场，几乎就是以半个师团之力，将十几万晋绥军都给打跑了。
板垣由此成为当时侵华日军中最负盛名的战将，一时风光无二。
第一名将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原。
东条奉令撤回东北，不过在走之前，他把东条兵团留了下来，统归板垣指挥，此外华北方面军先前调走的那个旅团也得以归建，这使板垣所能调度的总体力量反而超过了原有师团，他本人也踌躇满志，准备在自己的国人面前再好好露一把身手。
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老阎，如今的他，等于是退到了悬崖边上。
一连串的挫败，终于让他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确实不会打仗，而他的晋军和晋军将领同样不足为恃（绥军也很不幸地被拉入其中）。
没了自信的老阎从此开始转向“他信”，相信中央军和八路军才能挽救他的山西，因此急电老蒋，要求速派援军，同时愿意让出帅位，以中央军能战之将来代替自己指挥——以前可能有些惺惺作态，这次却绝对是真诚的。
老蒋闻报后，当然不能不为之筹画。尽管其时平汉战场同样紧张万分，但老蒋仍将卫立煌拨出，以增援山西。
卫立煌亦为中央军宿将，当初汤恩伯困于南口，寄希望能捞自己上岸的就两个人，一为卫立煌，一为傅作义。
大家都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只有比你更有能耐的，才能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
接到老蒋的命令后，卫立煌单人独骑先到太原与老阎会面，来之前，他已对如何作战有了自己的通盘考虑。
他告诉老阎，欲守太原，就必守忻口。
阎长官你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此次不比平型关一战，中央军全力赴援，晋绥各军一齐上阵，往忻口这里一挡，再加上八路军在侧后活动，定能确保太原无忧。
听得此言，老阎喜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真是要什么来什么，需要名将的时候，名将如约而至，山西有希望了。
他随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大会战。
卫立煌把未来的战场选在忻口是很有眼光的。
此地两边皆有高山相夹，需要守的就是50里防区，而这个防区的右翼靠近海拔千米的高山，左翼次之，稍见开阔，但旁边仍有峻岭之险，因此，两边都不用担心日军包抄，可节省不少兵力。
最为难守是正面的中央区域，这里的当关守将，卫立煌点的是郝梦龄。
郝梦龄，河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
在民国将领中，郝梦龄是一个典型的儒将，还不是装门面充大头蒜的那种，从军之余，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工资发下来，就是拿去收藏古籍珍本，据说他家里还有成套的二十四史，一部日记写得几与文人无异。
郝梦龄的军龄很老，当过奉军，跟过冯玉祥，半辈子打过数不清的仗，从小兵开始，一直做到军长，但他越来越厌倦这种生活，曾屡次提出要解甲归田。
作为军人，我们的作用到底在哪里，这样打来打去，民众遭殃，流血千里，于国家又有何利益可言？
他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个同学——中苏之战中殉国的东北军名将韩光第，在他看来，那才是光荣的，值得效法的。
“七七事变”前夕，郝梦龄已奉调至四川陆大将官班进修，行至半途，闻听北方战事乍起，立即请缨北上。
军人价值正在此处，国家有难，吾辈当效命为前驱。
即使身为大将，亦不免有儿女之情长，知道他要上前线，一家人都围着哭，劝他不要走。
郝梦龄也流了泪，他说，我爱你们，然而不得不走，想想看，如果国家没有了，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郝梦龄不是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当初北伐时，就曾应邀来解晋军之围。
仿佛冥冥中天已注定，十年过去，解救晋军的重任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这一次，意义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是民族战争，是有功于国的正义之战。
是的，民族存亡，在此一刻，只有像韩光第那样牺牲，才是军人最后的归属。
他的指定战场在三晋，可是心里始终还牵挂着一省之隔的河北，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然而平汉战场的情况同样令人无法乐观，自保定失守后，石家庄又岌岌可危。
眼看祖墓即将沦亡，真是五内俱焚，痛心已极，郝梦龄为此在日记中深深自责：国家到如此地步，还是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可以紧紧地攥在你我手中，所谓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是也。
郝梦龄对属下的军官们说，我们在山西决不能再退，如果再退，就只能退到黄河边，到那时，兵散个精光，你们这些官还怎么当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我死国存，我存国死，为此，不惜起用连坐法，谁失守阵地，就先追究谁。
说这番话，郝梦龄是深有意味的。
一路过来，他发现前线晋军部队大多胆小如鼠，自平型关全线撤离后，几乎是望风而逃，不仅丢城弃地，弹药、粮食、汽车、汽油也大批大批地留给日军，等于在给对手提供后勤补给。
郝梦龄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又时常参悟古书战策，自然知道这是兵家所忌。
如果中央军不到，恐怕板垣早就杀到太原来了，他为此焦虑不安，毕竟这是会战，哪一支军队不得力，哪一部分就会成为短板。
所幸，阎锡山开始下狠手了，他要兑现当初对黄绍竑的承诺，挥泪斩一下马谡。
不斩一下也实在不行了，眼看着三军不肯用命啊。
即使在被拘押后，李服膺也没想到老阎会对他痛下杀手。因为他打仗虽然外行，但搞关系却是内行，不仅位列晋绥军“十三太保”中的“大哥”，而且还是赵戴文的义子，在山西军政界人缘极好，怎么着，都没觉得死会和自己沾边。
也许，如果平型关战役能打赢，不说歼灭板垣师团，至少能保住平型关和雁门关的话，李服膺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结局，可是仗偏偏打输了，不找你晦气，又该如何办法。
据说，老阎在宣布处决令时，当着众人和李服膺的面都掉了眼泪，说我把你从排长一直提拔到军长，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你却对不起我，天镇一战，为什么就不能帮我死守住，而非要退下来呢？
这话确实说得让人伤心，要是天镇那里不首先掉链子，“大同会战”就能打起来，没准板垣早已成为网中鱼，瓮中鳖，我如何还会被他逼到太原城下来。
李服膺也掉了眼泪，可是事既至此，他也知道无法可想了。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李服膺是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中将军长，虽说事出有因，但处罚如此之重，此前却并无先例。
对于李服膺之死，或者说大一点，对于晋军将领之无能，老阎本人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长期以来，他光知道拨拉算盘珠子，用经济的那一套来办军事，结果就办出了问题。
首先是太重钱。把下面的很多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聚财，不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傅作义对军人曾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晋军的悲剧，追根溯源也全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钱。
其次是太重权。老阎把军权抓得非常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在很多部队里，几乎就形成了跟清末练新军一样的情形，所谓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只知奉老阎之令行事，叫咱干甚就干甚，天长日久，连仗该怎么打都不晓得了。
斩了李服膺，就等于借其人头祭了大旗，立了军威，这让处于旁观者身份的郝梦龄都由衷地感到，晋军此后面貌大有改观，“高级将领早具决死之心”。
他所说的晋军“高级将领”，典型的就是姜玉贞。
姜玉贞有功大焉。
郝梦龄等8万军队要想如期赶到忻口集结并完成布防，没几天工夫肯定不行，而此时板垣也快马加鞭地跟在撤退的晋军身后，姜玉贞的使命，就是拖住板垣，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
老阎起初告诉姜玉贞，一定要坚持七天。
七天之后，姜玉贞正待下令撤退，后方却又传来老阎的电令：续守三天。
在发出这封电令之前，其实老阎是很犹豫的。
续守，是因为郝梦龄在忻口的布防还没有完全组织好，但老阎很清楚，如果再“续”下去，姜玉贞没准就要打光了，所以他开始起草的电文上是这样写的：掩护任务已完成，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撤。
正要将电报发出去，他忽然又想到，如果将姜玉贞撤下来，万一忻口防守因此出现问题可怎么办？
哪一边都要顾，又哪一边都顾不过来，第一次，他算不下去了。
还睡在被窝里，他就让人去请张培梅。
张培梅进门一看电报内容便火冒三丈，大声嚷了起来：俺是军人，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姜玉贞要是战死在前方，俺回去以后给他盖庙，他如果逃跑，回来以后，俺也要砍掉他的脑袋！
老阎嗫嚅着说：现在的仗不能和过去一样打，你看石家庄的中央军不也要退了吗？
此话不说便罢，一说张培梅更加怒不可遏：俺是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
于是两人顶起牛来，顶到最后，老阎还是服从黑脸包公，重新修改了电文。
三天之后，姜玉贞手下已不足千人，他向老阎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这是一封绝命电。
在电文中，姜玉贞说：只要忻口阵地还没布置好，我绝不轻离。
很难说李服膺被处决对晋军死守不退没有影响，但姜玉贞本人之素质，确也百里难挑一。
有此勇将，夫复何求。
老阎回电：放心，家人我会照顾。
到了傍晚，终于达成任务，但姜玉贞已陷于包围之中，其后他率残部突破包围，勇闯死亡线，不幸倒在了第二道死亡线上。
在北方的天空下，天边即将升起朝霞，可这位晋军勇将却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当在太原重新集结时，四千人的一个旅，仅剩五六百人，但他们为忻口布防抢得了时间，也为晋军赢得了声誉——人们能够在他们身上重新回忆起，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确实是以擅守闻名的。
此后，姜玉贞旅被命名为荣誉旅，番号永不取消。
这位老兄没有马上调兵将日军驱出繁峙，而是集中了一部分兵力到代县。
代县者，为繁峙之下首耳。晋绥军要回太原，须先过繁峙，再经代县，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被动防守的阵势。
可是这一军情听在老阎耳朵里，却让他的整张脸都刷地变白了。
不是吧，难道代县都守不住了，照此说来，我们的后路岂不是要全给截断了。
也许明天早上，东条兵团的骑兵就会赶到代县，把路口一堵，谁都跑不回去了。
老阎不会骑马，只会骑驴，他按照山西驴的速度推算了一下，想想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日本人的汽车和东洋马的，再不赶紧撤，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的老阎，再也没有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雄心壮志了，收缩防线跑路才最要紧，遂击案起立：战局无法补救，迟退将陷全灭。
我命令，全线撤退！
军令颁下，傅作义和陈长捷皆为之失神叹息。
苦战半月，牺牲逾万，众将士艰苦忍耐，方迎来出关围歼板垣的一线曙光，奈何因担心陷于敌后，而坐失此良机乎？
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人家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概因此时无论是板垣，还是东条，力量都极有限，并不是想灭谁就能灭谁的。
就在晋绥军全线撤离的过程中，板垣始终坐而望之，并未能急起直追，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经过前段时间的反复搏杀，关内进不去，关外又受到八路军的袭扰，板垣师团已经疲惫至极。
板垣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脱困，建功是根本就不去想了。见前面的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这才长吁一口气，我的妈呀，再晚几分钟，都要窒息休克了。
繁峙日军很少，当他们看到大批守军从城门口经过时，连眼睛都发直了。
要是这么多人直接来攻城，谁能挡得住哇。
幸好不是来攻城的，只是过个路而已。
在“目送”晋绥大军通过之后，日军就像接收部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接收”了无人防守的代县。
傅作义苦心孤诣想出的上中策，老阎都未采信，即如孙楚那样大家一道守平型关的下策亦不能纳，最后用的竟然是“全线撤退”这样一个下下策。
太可悲了。
平型关战役的得逞，日本统帅部把一大半功劳都归给了板垣。因为他面对的是主战场，几乎就是以半个师团之力，将十几万晋绥军都给打跑了。
板垣由此成为当时侵华日军中最负盛名的战将，一时风光无二。
第一名将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原。
东条奉令撤回东北，不过在走之前，他把东条兵团留了下来，统归板垣指挥，此外华北方面军先前调走的那个旅团也得以归建，这使板垣所能调度的总体力量反而超过了原有师团，他本人也踌躇满志，准备在自己的国人面前再好好露一把身手。
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老阎，如今的他，等于是退到了悬崖边上。
一连串的挫败，终于让他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确实不会打仗，而他的晋军和晋军将领同样不足为恃（绥军也很不幸地被拉入其中）。
没了自信的老阎从此开始转向“他信”，相信中央军和八路军才能挽救他的山西，因此急电老蒋，要求速派援军，同时愿意让出帅位，以中央军能战之将来代替自己指挥——以前可能有些惺惺作态，这次却绝对是真诚的。
老蒋闻报后，当然不能不为之筹画。尽管其时平汉战场同样紧张万分，但老蒋仍将卫立煌拨出，以增援山西。
卫立煌亦为中央军宿将，当初汤恩伯困于南口，寄希望能捞自己上岸的就两个人，一为卫立煌，一为傅作义。
大家都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只有比你更有能耐的，才能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
接到老蒋的命令后，卫立煌单人独骑先到太原与老阎会面，来之前，他已对如何作战有了自己的通盘考虑。
他告诉老阎，欲守太原，就必守忻口。
阎长官你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此次不比平型关一战，中央军全力赴援，晋绥各军一齐上阵，往忻口这里一挡，再加上八路军在侧后活动，定能确保太原无忧。
听得此言，老阎喜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真是要什么来什么，需要名将的时候，名将如约而至，山西有希望了。
他随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大会战。
卫立煌把未来的战场选在忻口是很有眼光的。
此地两边皆有高山相夹，需要守的就是50里防区，而这个防区的右翼靠近海拔千米的高山，左翼次之，稍见开阔，但旁边仍有峻岭之险，因此，两边都不用担心日军包抄，可节省不少兵力。
最为难守是正面的中央区域，这里的当关守将，卫立煌点的是郝梦龄。
郝梦龄，河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
在民国将领中，郝梦龄是一个典型的儒将，还不是装门面充大头蒜的那种，从军之余，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工资发下来，就是拿去收藏古籍珍本，据说他家里还有成套的二十四史，一部日记写得几与文人无异。
郝梦龄的军龄很老，当过奉军，跟过冯玉祥，半辈子打过数不清的仗，从小兵开始，一直做到军长，但他越来越厌倦这种生活，曾屡次提出要解甲归田。
作为军人，我们的作用到底在哪里，这样打来打去，民众遭殃，流血千里，于国家又有何利益可言？
他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个同学——中苏之战中殉国的东北军名将韩光第，在他看来，那才是光荣的，值得效法的。
“七七事变”前夕，郝梦龄已奉调至四川陆大将官班进修，行至半途，闻听北方战事乍起，立即请缨北上。
军人价值正在此处，国家有难，吾辈当效命为前驱。
即使身为大将，亦不免有儿女之情长，知道他要上前线，一家人都围着哭，劝他不要走。
郝梦龄也流了泪，他说，我爱你们，然而不得不走，想想看，如果国家没有了，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郝梦龄不是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当初北伐时，就曾应邀来解晋军之围。
仿佛冥冥中天已注定，十年过去，解救晋军的重任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这一次，意义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是民族战争，是有功于国的正义之战。
是的，民族存亡，在此一刻，只有像韩光第那样牺牲，才是军人最后的归属。
他的指定战场在三晋，可是心里始终还牵挂着一省之隔的河北，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然而平汉战场的情况同样令人无法乐观，自保定失守后，石家庄又岌岌可危。
眼看祖墓即将沦亡，真是五内俱焚，痛心已极，郝梦龄为此在日记中深深自责：国家到如此地步，还是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可以紧紧地攥在你我手中，所谓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是也。
郝梦龄对属下的军官们说，我们在山西决不能再退，如果再退，就只能退到黄河边，到那时，兵散个精光，你们这些官还怎么当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我死国存，我存国死，为此，不惜起用连坐法，谁失守阵地，就先追究谁。
说这番话，郝梦龄是深有意味的。
一路过来，他发现前线晋军部队大多胆小如鼠，自平型关全线撤离后，几乎是望风而逃，不仅丢城弃地，弹药、粮食、汽车、汽油也大批大批地留给日军，等于在给对手提供后勤补给。
郝梦龄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又时常参悟古书战策，自然知道这是兵家所忌。
如果中央军不到，恐怕板垣早就杀到太原来了，他为此焦虑不安，毕竟这是会战，哪一支军队不得力，哪一部分就会成为短板。
所幸，阎锡山开始下狠手了，他要兑现当初对黄绍竑的承诺，挥泪斩一下马谡。
不斩一下也实在不行了，眼看着三军不肯用命啊。
即使在被拘押后，李服膺也没想到老阎会对他痛下杀手。因为他打仗虽然外行，但搞关系却是内行，不仅位列晋绥军“十三太保”中的“大哥”，而且还是赵戴文的义子，在山西军政界人缘极好，怎么着，都没觉得死会和自己沾边。
也许，如果平型关战役能打赢，不说歼灭板垣师团，至少能保住平型关和雁门关的话，李服膺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结局，可是仗偏偏打输了，不找你晦气，又该如何办法。
据说，老阎在宣布处决令时，当着众人和李服膺的面都掉了眼泪，说我把你从排长一直提拔到军长，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你却对不起我，天镇一战，为什么就不能帮我死守住，而非要退下来呢？
这话确实说得让人伤心，要是天镇那里不首先掉链子，“大同会战”就能打起来，没准板垣早已成为网中鱼，瓮中鳖，我如何还会被他逼到太原城下来。
李服膺也掉了眼泪，可是事既至此，他也知道无法可想了。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李服膺是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中将军长，虽说事出有因，但处罚如此之重，此前却并无先例。
对于李服膺之死，或者说大一点，对于晋军将领之无能，老阎本人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长期以来，他光知道拨拉算盘珠子，用经济的那一套来办军事，结果就办出了问题。
首先是太重钱。把下面的很多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聚财，不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傅作义对军人曾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晋军的悲剧，追根溯源也全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钱。
其次是太重权。老阎把军权抓得非常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在很多部队里，几乎就形成了跟清末练新军一样的情形，所谓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只知奉老阎之令行事，叫咱干甚就干甚，天长日久，连仗该怎么打都不晓得了。
斩了李服膺，就等于借其人头祭了大旗，立了军威，这让处于旁观者身份的郝梦龄都由衷地感到，晋军此后面貌大有改观，“高级将领早具决死之心”。
他所说的晋军“高级将领”，典型的就是姜玉贞。
姜玉贞有功大焉。
郝梦龄等8万军队要想如期赶到忻口集结并完成布防，没几天工夫肯定不行，而此时板垣也快马加鞭地跟在撤退的晋军身后，姜玉贞的使命，就是拖住板垣，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
老阎起初告诉姜玉贞，一定要坚持七天。
七天之后，姜玉贞正待下令撤退，后方却又传来老阎的电令：续守三天。
在发出这封电令之前，其实老阎是很犹豫的。
续守，是因为郝梦龄在忻口的布防还没有完全组织好，但老阎很清楚，如果再“续”下去，姜玉贞没准就要打光了，所以他开始起草的电文上是这样写的：掩护任务已完成，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撤。
正要将电报发出去，他忽然又想到，如果将姜玉贞撤下来，万一忻口防守因此出现问题可怎么办？
哪一边都要顾，又哪一边都顾不过来，第一次，他算不下去了。
还睡在被窝里，他就让人去请张培梅。
张培梅进门一看电报内容便火冒三丈，大声嚷了起来：俺是军人，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姜玉贞要是战死在前方，俺回去以后给他盖庙，他如果逃跑，回来以后，俺也要砍掉他的脑袋！
老阎嗫嚅着说：现在的仗不能和过去一样打，你看石家庄的中央军不也要退了吗？
此话不说便罢，一说张培梅更加怒不可遏：俺是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
于是两人顶起牛来，顶到最后，老阎还是服从黑脸包公，重新修改了电文。
三天之后，姜玉贞手下已不足千人，他向老阎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这是一封绝命电。
在电文中，姜玉贞说：只要忻口阵地还没布置好，我绝不轻离。
很难说李服膺被处决对晋军死守不退没有影响，但姜玉贞本人之素质，确也百里难挑一。
有此勇将，夫复何求。
老阎回电：放心，家人我会照顾。
到了傍晚，终于达成任务，但姜玉贞已陷于包围之中，其后他率残部突破包围，勇闯死亡线，不幸倒在了第二道死亡线上。
在北方的天空下，天边即将升起朝霞，可这位晋军勇将却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当在太原重新集结时，四千人的一个旅，仅剩五六百人，但他们为忻口布防抢得了时间，也为晋军赢得了声誉——人们能够在他们身上重新回忆起，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确实是以擅守闻名的。
此后，姜玉贞旅被命名为荣誉旅，番号永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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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5 pm
10月13日，北方规模最巨、战况也最激烈的忻口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集中于云中河南岸的南怀化。
云中河是忻口北面的一条河，板垣要在河这边站住脚，就必然要在南怀化建立可靠阵地，而守军要想驱板垣入河，同样需要固守南怀化。
板垣对南怀化志在必夺，他麾下的板垣师团和东条兵团，犹如一把三叉戟，集中力量，径直向南怀化剌去。
作为步兵统领，郝梦龄亦不示弱，你有三叉戟，我也有青龙偃月刀。
这把刀就是刘家骐师，该师为郝梦龄的核心主力，他在这个师的时间最久，从连长升到军长，一直没有离开过，与官兵的感情也极深，自然挥舞起来最为得力。
但是板垣三叉戟的力道，确实不是一般部队能够招架的，即使是郝梦龄的中央军。
南怀化一度落入日军之手，见此情景，郝梦龄组织敢死队，接连发动两次反击，才重新收复南怀化。
此时，刘家骐师已伤亡官兵千人以上，团营长都受伤下场，山沟之内，更是横七竖八地躺满伤兵。
骤遭猛击，部队士气亦大受挫伤。当一个受伤的连长喝令沟内伤兵随自己一起爬回阵地时，竟无一人应命，只有一个传令兵愿随其前往，但到半途中就再也起不来了。
南怀化还要固守，但郝梦龄面对的却是伤兵满营，斗志大减，这才刚刚开局。
他立即来到前沿进行重新调整和部署。
看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死伤如此惨重，郝梦龄也心痛不已，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
鉴于原有的基层指挥系统已经紊乱，他不得不对刘家骐师进行缩编，团并为营，营并为连。
整编完毕，郝梦龄却还没有走。
他对官兵们说，出发前，我就写好了遗嘱，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决不先退。
如果我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但是你们要是退，不管是谁，哪怕后退一步，我立刻毙掉他。
言毕，郝梦龄大声问部下：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能怕吗？
本来已有所萎顿的士气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下面响起雷鸣般的呼声：不怕！
郝梦龄大为高兴，感慨之余留下一句名言：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仗，越来越难打，由于前线部队不敷使用，南怀化西北山梁丢失，而日军则借助这道山梁，不断向两翼延伸。
郝梦龄令旗挥动，将李仙洲遣出。
李仙洲，著名的山东三李之一，毕业于黄埔第1期。
早在黄浦读书时，李仙洲就以性格耿直著称。当时黄浦学生中分为两派，李仙洲和杜聿明、关麟征是一派，陈赓等***员又是另一派，陈赓素来爱开玩笑，经常变着法地耍弄跟他不是一个派别的人。
关麟征有关猛之称，性格非常火爆，但他被陈赓捉弄后也毫无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陈赓屡屡得逞，于是越玩越上瘾，接着又让杜聿明踩上“陷井”，挨了校长的点名批评。
别人都不敢惹陈赓，只有李仙洲打抱不平，上前进行指责，双方一言不合，便扭在了一块。
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个子魁悟，又比陈赓大十岁，自然占着优势，结果把对方一顿好打，伤好以后陈赓的眼角处破了相，从此便戴上了眼镜。
在抗战中，李仙洲的表现十分卖力，还缘于他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段特殊经历。
他平时有洗冷水浴的习惯，有一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穿了短裤拎一大桶水正洗得起劲，一扭头，忽然看到蒋氏夫妇走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李仙洲只好假装没看见。偏偏蒋介石看到他了，并且在背后站住了脚。军人最重风纪，老蒋尤其看重这个，所以李仙洲心里七上八下，闭着眼睛就准备挨训。
可是老蒋并没有训他，而是对他说，山上不比山下，山上气温太低，这样用冷水洗浴是要得病的。
赶快穿上衣服，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前面一句听着还很温馨，后面一句却着实把李仙洲给吓坏了。本来以为训一下就能过关，没想到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没准还得背个处分呢。
李仙洲当下就跟犯了错的学生一样，穿好衣服后，战战兢兢地走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
让他没想到的是，老蒋的语气却很温和：我要批评你，不是批评你洗澡，而是批评你有难事不跟我讲。
原来老蒋对李仙洲素来欣赏，认为他既不抽也不赌，连跳舞都不会，实属难能可贵。
至于那件难事，则是老蒋偶然中听到的，说是李仙洲的父亲要治病，妹妹要出国留学，可李仙洲又没钱，正在到处找人挪借。
老蒋为李仙洲准备了两张支票，一张帮他老爸治病，一张送他妹妹出国。
李仙洲感激涕零，从此每一次打仗都舍生忘死，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郝梦龄让李仙洲把丢失的山梁给夺回来，但是进攻一路受阻，部队伤亡很大。
李仙洲在后面督战，从望远镜里看到部下一个个倒下去，急了。
干脆，我也上去吧。
当兵的正在战壕里瞄准，猛不丁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个熟面孔，一看，竟然是师长！
长官，这里危险，你赶快离开吧。
李仙洲却作若无其事状，反过来问他们：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
当然是打鬼子。
李仙洲乐了，你们打鬼子都不怕危险，难道我这当长官的还比你们更孬？
师长与大家并肩作战，立刻使军心大振，全师山呼海啸般地向山梁冲去。到最后，连伙夫都上来帮助运子弹，送伤兵。
山梁终被恢复，日军阵地上，仅剩一官一卒。
当兵的要跑，被官打死了，这当官的自己也剖腹自杀，一个山头上，苍蝇死光光，世界清净了。
李仙洲收复山梁，喜滋滋地带着军长郝梦龄来视察敌情。
半山腰上正聊着，怎么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蚊子？蜜蜂？小石子？
李师长心情好得很，看都没看，仍旧往山顶爬。倒是郝梦龄发现后，大声问道：你受伤了？
李仙洲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没事没事，就是碰了一下而已。
郝梦龄的脸色却变了：还说没事，背后出血了好吧。
一颗子弹，从前面穿进，自背后透出。
快点包扎吧。
不提醒还好，一提醒，这李仙洲好象梦游时突然被人叫醒一样，咕冬就倒了过去。
正待往抬架上抬时，他却又醒了，还喘了口气，说句话让周围众人皆哭笑不得——“咦，我不是死了吗？”
往山下送时，大家起了分歧，军医是专家观点，认为受伤时血没流出来，得放放淤血。
怎么放呢，抬他下山时，头得朝下。
可是抬架兵不同意，不行，山坡太陡了，师长会吃不消的，这样做，我们也不忍心。
军医拗不过这些当兵的，最后还是头朝上抬下了山。
俗话说得好，没心没肺，福大命大。送到后方一诊断才知道，李仙洲是一脚踏进鬼门关，再差一步就拔不出来了。
子弹从他的左胸部进去，从背后出来，属于典型的对穿过，这种情况下的存活率微乎其微。
可这“微”偏偏就让李仙洲给碰上了。
子弹穿过身体的时候，正好他在呼气，子弹从肺叶中间一穿而过，并非伤及肺脏，否则绝难逃一死。
李仙洲并非没心没肺，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想着士兵对自己的好。
老蒋给他写来亲笔慰问信，又赠送五万元养伤费，后面这笔钱他分文未动，都买了药品送给自己的部队。
李仙洲刚刚受重伤抬下去，南怀化东北制高点1200高地就再次被日军突破，板垣不断投入兵力，企图以这一高地为突破口向全线扩展。
坐镇大本营的卫立煌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板垣要对我进行包抄，彻底打断他包抄之念的，只有运用反包抄。
此时在中央区域的两边，一左一右已经建立了守备兵团。卫立煌的用兵方略是，先依靠郝梦龄在中央夺回南怀化，将板垣压制在云中河盆地，然后用守备兵团包围板垣并最终予以击溃。
显然，最大的关键是夺回南怀化。
郝梦龄得令后，接连组织两次肉搏反攻，但均未能得以收复1200高地。
需要劲旅相助的时候，郑廷珍独立旅来了。
郑廷珍是河南人，此前他专门在车站上拜别了老母。
趴在地上，咚咚地磕头，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遥望家园，郑廷珍拔剑誓言：不打败日本，我们一个也不回来，外战光荣，哪怕是把队伍拼光拼净也值得。
一语竟然成谶。
在郝梦龄的督阵下，自郑廷珍旅开始再次发起反攻，但连续四次都未能克复。
郑廷珍见状，亲赴前沿指挥，不幸头部中弹，成为忻口战场上第一个殉国的旅级将官。
郝梦龄指令团长接替，结果这个代旅长又再次阵亡。
意识到情况严重，郝梦龄重新为郑廷珍旅指定代旅长，同时筹划新的大反攻。
为了确保反攻成功，郝梦龄决定亲自到前线督战，师长刘家骐自愿随同前往。
参谋处长反对他们亲往，因为此时前线情况已不同以往。
整个战场都打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团很快就会变成一营，甚至一连，每天退下火线的官兵高达数千人之多。
军师长此时前去，实在太危险了。
郝梦龄说一定要去，这是任务，也是本分。
到得前沿团部，才发现果然不能不来。
原定拂晓前发起反攻，但时间到了，郑廷珍旅那边却还未见动静。
郝梦龄心急如焚，感到必须再去郑廷珍旅进行督促。
团部一名指挥官立即上来劝阻：去不得！
从这里前往郑廷珍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日军火力封锁的小路，这条路有二十多米长，日军在高地死角处架设轻机枪进行扫射，此前，已有包括传令兵在内的二十多人牺牲在这条路上，堪称“死亡通道”。
听得此言，周围的部下幕僚也都众口一词，希望郝梦龄不要亲犯其险。
这个说，最好是不去，实在要去，也须晚上通过，如此危险性会小一些。
那个道，写个命令，派人送过去岂不一样。
郝梦龄反复斟酌，还是认为有亲临的必要。
今天的大反攻十分重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才能得到胜利，郑廷珍旅新丧正代两位旅长，不亲自督促岂能让人放心得下。
随同的参谋处长见郝梦龄执意要走，请其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再说。
郝梦龄摇了摇头：我们不是来休息的，快走！
参谋处长情急之下，便顺口扯了个谎，说参谋长有电话过来，让郝梦龄去洞里接电话。
郝梦龄摆了摆手，你们接，我去。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继续随军长前行。
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集中于云中河南岸的南怀化。
云中河是忻口北面的一条河，板垣要在河这边站住脚，就必然要在南怀化建立可靠阵地，而守军要想驱板垣入河，同样需要固守南怀化。
板垣对南怀化志在必夺，他麾下的板垣师团和东条兵团，犹如一把三叉戟，集中力量，径直向南怀化剌去。
作为步兵统领，郝梦龄亦不示弱，你有三叉戟，我也有青龙偃月刀。
这把刀就是刘家骐师，该师为郝梦龄的核心主力，他在这个师的时间最久，从连长升到军长，一直没有离开过，与官兵的感情也极深，自然挥舞起来最为得力。
但是板垣三叉戟的力道，确实不是一般部队能够招架的，即使是郝梦龄的中央军。
南怀化一度落入日军之手，见此情景，郝梦龄组织敢死队，接连发动两次反击，才重新收复南怀化。
此时，刘家骐师已伤亡官兵千人以上，团营长都受伤下场，山沟之内，更是横七竖八地躺满伤兵。
骤遭猛击，部队士气亦大受挫伤。当一个受伤的连长喝令沟内伤兵随自己一起爬回阵地时，竟无一人应命，只有一个传令兵愿随其前往，但到半途中就再也起不来了。
南怀化还要固守，但郝梦龄面对的却是伤兵满营，斗志大减，这才刚刚开局。
他立即来到前沿进行重新调整和部署。
看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死伤如此惨重，郝梦龄也心痛不已，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
鉴于原有的基层指挥系统已经紊乱，他不得不对刘家骐师进行缩编，团并为营，营并为连。
整编完毕，郝梦龄却还没有走。
他对官兵们说，出发前，我就写好了遗嘱，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决不先退。
如果我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但是你们要是退，不管是谁，哪怕后退一步，我立刻毙掉他。
言毕，郝梦龄大声问部下：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能怕吗？
本来已有所萎顿的士气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下面响起雷鸣般的呼声：不怕！
郝梦龄大为高兴，感慨之余留下一句名言：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仗，越来越难打，由于前线部队不敷使用，南怀化西北山梁丢失，而日军则借助这道山梁，不断向两翼延伸。
郝梦龄令旗挥动，将李仙洲遣出。
李仙洲，著名的山东三李之一，毕业于黄埔第1期。
早在黄浦读书时，李仙洲就以性格耿直著称。当时黄浦学生中分为两派，李仙洲和杜聿明、关麟征是一派，陈赓等***员又是另一派，陈赓素来爱开玩笑，经常变着法地耍弄跟他不是一个派别的人。
关麟征有关猛之称，性格非常火爆，但他被陈赓捉弄后也毫无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陈赓屡屡得逞，于是越玩越上瘾，接着又让杜聿明踩上“陷井”，挨了校长的点名批评。
别人都不敢惹陈赓，只有李仙洲打抱不平，上前进行指责，双方一言不合，便扭在了一块。
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个子魁悟，又比陈赓大十岁，自然占着优势，结果把对方一顿好打，伤好以后陈赓的眼角处破了相，从此便戴上了眼镜。
在抗战中，李仙洲的表现十分卖力，还缘于他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段特殊经历。
他平时有洗冷水浴的习惯，有一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穿了短裤拎一大桶水正洗得起劲，一扭头，忽然看到蒋氏夫妇走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李仙洲只好假装没看见。偏偏蒋介石看到他了，并且在背后站住了脚。军人最重风纪，老蒋尤其看重这个，所以李仙洲心里七上八下，闭着眼睛就准备挨训。
可是老蒋并没有训他，而是对他说，山上不比山下，山上气温太低，这样用冷水洗浴是要得病的。
赶快穿上衣服，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前面一句听着还很温馨，后面一句却着实把李仙洲给吓坏了。本来以为训一下就能过关，没想到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没准还得背个处分呢。
李仙洲当下就跟犯了错的学生一样，穿好衣服后，战战兢兢地走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
让他没想到的是，老蒋的语气却很温和：我要批评你，不是批评你洗澡，而是批评你有难事不跟我讲。
原来老蒋对李仙洲素来欣赏，认为他既不抽也不赌，连跳舞都不会，实属难能可贵。
至于那件难事，则是老蒋偶然中听到的，说是李仙洲的父亲要治病，妹妹要出国留学，可李仙洲又没钱，正在到处找人挪借。
老蒋为李仙洲准备了两张支票，一张帮他老爸治病，一张送他妹妹出国。
李仙洲感激涕零，从此每一次打仗都舍生忘死，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郝梦龄让李仙洲把丢失的山梁给夺回来，但是进攻一路受阻，部队伤亡很大。
李仙洲在后面督战，从望远镜里看到部下一个个倒下去，急了。
干脆，我也上去吧。
当兵的正在战壕里瞄准，猛不丁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个熟面孔，一看，竟然是师长！
长官，这里危险，你赶快离开吧。
李仙洲却作若无其事状，反过来问他们：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
当然是打鬼子。
李仙洲乐了，你们打鬼子都不怕危险，难道我这当长官的还比你们更孬？
师长与大家并肩作战，立刻使军心大振，全师山呼海啸般地向山梁冲去。到最后，连伙夫都上来帮助运子弹，送伤兵。
山梁终被恢复，日军阵地上，仅剩一官一卒。
当兵的要跑，被官打死了，这当官的自己也剖腹自杀，一个山头上，苍蝇死光光，世界清净了。
李仙洲收复山梁，喜滋滋地带着军长郝梦龄来视察敌情。
半山腰上正聊着，怎么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蚊子？蜜蜂？小石子？
李师长心情好得很，看都没看，仍旧往山顶爬。倒是郝梦龄发现后，大声问道：你受伤了？
李仙洲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没事没事，就是碰了一下而已。
郝梦龄的脸色却变了：还说没事，背后出血了好吧。
一颗子弹，从前面穿进，自背后透出。
快点包扎吧。
不提醒还好，一提醒，这李仙洲好象梦游时突然被人叫醒一样，咕冬就倒了过去。
正待往抬架上抬时，他却又醒了，还喘了口气，说句话让周围众人皆哭笑不得——“咦，我不是死了吗？”
往山下送时，大家起了分歧，军医是专家观点，认为受伤时血没流出来，得放放淤血。
怎么放呢，抬他下山时，头得朝下。
可是抬架兵不同意，不行，山坡太陡了，师长会吃不消的，这样做，我们也不忍心。
军医拗不过这些当兵的，最后还是头朝上抬下了山。
俗话说得好，没心没肺，福大命大。送到后方一诊断才知道，李仙洲是一脚踏进鬼门关，再差一步就拔不出来了。
子弹从他的左胸部进去，从背后出来，属于典型的对穿过，这种情况下的存活率微乎其微。
可这“微”偏偏就让李仙洲给碰上了。
子弹穿过身体的时候，正好他在呼气，子弹从肺叶中间一穿而过，并非伤及肺脏，否则绝难逃一死。
李仙洲并非没心没肺，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想着士兵对自己的好。
老蒋给他写来亲笔慰问信，又赠送五万元养伤费，后面这笔钱他分文未动，都买了药品送给自己的部队。
李仙洲刚刚受重伤抬下去，南怀化东北制高点1200高地就再次被日军突破，板垣不断投入兵力，企图以这一高地为突破口向全线扩展。
坐镇大本营的卫立煌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板垣要对我进行包抄，彻底打断他包抄之念的，只有运用反包抄。
此时在中央区域的两边，一左一右已经建立了守备兵团。卫立煌的用兵方略是，先依靠郝梦龄在中央夺回南怀化，将板垣压制在云中河盆地，然后用守备兵团包围板垣并最终予以击溃。
显然，最大的关键是夺回南怀化。
郝梦龄得令后，接连组织两次肉搏反攻，但均未能得以收复1200高地。
需要劲旅相助的时候，郑廷珍独立旅来了。
郑廷珍是河南人，此前他专门在车站上拜别了老母。
趴在地上，咚咚地磕头，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遥望家园，郑廷珍拔剑誓言：不打败日本，我们一个也不回来，外战光荣，哪怕是把队伍拼光拼净也值得。
一语竟然成谶。
在郝梦龄的督阵下，自郑廷珍旅开始再次发起反攻，但连续四次都未能克复。
郑廷珍见状，亲赴前沿指挥，不幸头部中弹，成为忻口战场上第一个殉国的旅级将官。
郝梦龄指令团长接替，结果这个代旅长又再次阵亡。
意识到情况严重，郝梦龄重新为郑廷珍旅指定代旅长，同时筹划新的大反攻。
为了确保反攻成功，郝梦龄决定亲自到前线督战，师长刘家骐自愿随同前往。
参谋处长反对他们亲往，因为此时前线情况已不同以往。
整个战场都打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团很快就会变成一营，甚至一连，每天退下火线的官兵高达数千人之多。
军师长此时前去，实在太危险了。
郝梦龄说一定要去，这是任务，也是本分。
到得前沿团部，才发现果然不能不来。
原定拂晓前发起反攻，但时间到了，郑廷珍旅那边却还未见动静。
郝梦龄心急如焚，感到必须再去郑廷珍旅进行督促。
团部一名指挥官立即上来劝阻：去不得！
从这里前往郑廷珍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日军火力封锁的小路，这条路有二十多米长，日军在高地死角处架设轻机枪进行扫射，此前，已有包括传令兵在内的二十多人牺牲在这条路上，堪称“死亡通道”。
听得此言，周围的部下幕僚也都众口一词，希望郝梦龄不要亲犯其险。
这个说，最好是不去，实在要去，也须晚上通过，如此危险性会小一些。
那个道，写个命令，派人送过去岂不一样。
郝梦龄反复斟酌，还是认为有亲临的必要。
今天的大反攻十分重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才能得到胜利，郑廷珍旅新丧正代两位旅长，不亲自督促岂能让人放心得下。
随同的参谋处长见郝梦龄执意要走，请其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再说。
郝梦龄摇了摇头：我们不是来休息的，快走！
参谋处长情急之下，便顺口扯了个谎，说参谋长有电话过来，让郝梦龄去洞里接电话。
郝梦龄摆了摆手，你们接，我去。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继续随军长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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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6 pm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郝梦龄不是不知道前面的危险，但是此时他整个头脑里全是大反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遍阅史书，这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许多人，许多事。
古来勇将，郝梦龄独推二人，一为汉将马援，一为魏将庞德。
马援都五六十岁了，白胡子一大把，完全是退休养老的年纪，可他说不行，边境还不安宁，我得去摆平，而且我就算死，也得死在疆场，用马皮包一包送回来，怎么能躺床上等待儿女服侍呢，那该多憋屈。
相比之下，庞德年轻，可也是个不信邪的主。当年曾抬着棺材板去与武圣关云长交战，一箭就射中了对方前额，使得蜀军对其十分忌惮。
马援“裹尸而还”，庞德“抬棺决战”，都是朝着胜利，同时也是奔着死亡而去的。
死，每个人都要面对，尤其是军人，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再说战役已到如此残酷程度，全军唯一能凭恃的无非就是勇气二字，如果你要士兵无贪生之念，作为将领，自己就得有必死之心才行。
高地上窥视的日军终于发现了他们，开始用机枪猛射，但起先有惊无险，众人穿过“死亡通道”，眼看就要上坡了。
这时随行的参谋处长更加感到不安，他最后一次拉着军长小声说：还是进洞听一下电话吧。
郝梦龄能够听得出部下的弦外之音，回了一句：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继续往上爬。
翻过这座山坡，就能看到郑廷珍旅的阵地了，反攻能否成功，皆在此一举。
子弹跟踪而至，大家赶紧趴下隐蔽。
等枪声稍息，郝梦龄第一个站起，他太心急了，恨不得马上到阵地上去发号施令。
弹雨骤至，死亡突袭，这位中将军长忽然腰部连中两弹，摔倒在地。
身后的刘家骐急忙上前救助，喉胸部也中了三颗子弹，但他倒下之后还能勉强坐起。
卫士和部下幕僚们趴在地上，射过弹雨之后，才把两人拖过来，抬往团部。
抬到团部后一看，郝梦龄已经咽了气。
此时，他的部下刘家骐气息微弱，也已不能说话。
团部处于前沿，无法有效救治，于是再往军部抬，未到军部，刘家骐就半途气绝。
至此，不到两天时间，军长、师长、旅长、代旅长相继战死，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闻报亦大为震憾。
郝梦龄生前曾经说过，如果要使我们这个民族能永存世上，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虽然我自己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民族复兴的一天，但可以先为之而牺牲。
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裹尸而还”、“抬棺决战”后，将继同学韩光第之后，与刘家骐等人一起进入民族英雄的忠烈祠。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们倒下的那一刻早已化为永恒。
在郝梦龄阵亡后，最困扰卫立煌的就是继任者问题。
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战事又急如星火，如果说师旅长还可以由下级依次迁升的话，军长由谁来代呢，这可是一副最重的担子，不是谁都能挑得起来的。
卫立煌想到了傅作义，在他看来，只有这位绥远抗战时的名将才能坐镇中央，接替郝梦龄。
傅作义此时正担任预备军总指挥，不过他说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这个人就是陈长捷。
那天，陈长捷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其火速赶到位于红沟的前敌指挥所。
问对方是什么事，只说你来后自会明白。
去了才知道，郝刘两位军师长已同时阵亡，而傅作义向卫立煌推荐的中央区域防守总指挥人选正是他陈长捷。
陈长捷，福州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7期。
在晋绥军中，陈长捷是极少的非山西籍大将，因此受到同事的排挤乃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偏偏他在性格上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捉摸事，而他较真和捉摸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然而却具备很高的军事天赋。如果你看过他写的回忆录，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真的，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干长，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禄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陈 长捷的师，可名之为“工兵师”，一向都是被老阎派去干苦力活的，比如修建国防工事什么的。部队里锄头钉钯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它的实际战斗 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它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南口战役时，他救了汤恩伯，平型关前，若不是其它部队不配合，差点就能斩板垣于马下了。傅作义本人是英雄，自然也识得英雄，所以才会向卫立煌予以鼎力推荐。
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长捷即将登上的，是个人军事生涯的又一高峰。
与对日作战时，各个部队或多或少都想保留自身实力不同，陈长捷每次打仗，都是脱光膀子干，全力以赴，没有一点藏着掖着的私心杂念。
他手上原有两员猛将，在南口和平型关各折一个，换了别人，哪里肯这么轻易就把自家好料都给抖搂出来，还花得一文不剩，也就一个陈长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阿甘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盛产“聪明人”的国度，如此任劳任怨的“傻子”的确稀有。
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陈长捷伸出手去，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盒子。
打开一看，触目惊心。
随着四位军师旅长的战死以及反攻南怀化的失败，在无大将进行约束和协调的情况下，防守各军几乎全乱了套。
大批军事人员从前线溃退下来，这些人里面，伤兵情有可原，可让人不堪的是，里面竟然夹杂有伪装的，还有的倒是真受伤了，却并不伤筋动骨，只是怕死才溜了号，例如有个当团长的哥们，仅仅是受了点轻伤，就哭哭啼啼地跑下场，导致留在阵地的那个团无人指挥。
铁路既要运人，又要运弹药粮食，运力本来就有限，前方这样潮水般地一涌，必然导致接济不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几乎为之脱力。
一时走不了的人们挤在一块，白天炊烟四起，夜晚灯火通明，日机在天上看到了，毫不客气地扔炸弹下来，咣咣咣一顿炸，这个惨。
刚刚上任就败相毕现，陈长捷，你不用上来了，还是直接下去吧。
果然，陈长捷往前线还未行得三里路，迎面就撞见一个旅慌慌张张地撤退下来。
哪里走。
陈长捷一个眼色，随从卫士们立刻拔出枪，把带队旅长给围了起来。
郝梦龄儒将风格，虽也申明纪律，但见面多少会给人留些面子，与之不同，陈长捷说话却直来直去，很少绕弯，他当着这个旅长的面就骂了起来。
你想往哪里跑，是当着全国军队的面往后跑吗，亏你的，不嫌丢脸？
给我冲上去，再下来，小心后果。
听完训斥，旅长的脸变得一阵红一阵白，赶紧率队回头打冲锋，把阵地重新夺了过来，而且从此未敢再后退一步。
陈长捷的立威不是光指着别人，他是先拿自己开刀的。
“工兵师”起家的四个团被他全部放在第一线——你们先挡在最前面，好让我在后面从容布阵。
开始划块，你负责这块，他负责那位，部队得拉上去，所有包括师旅团的高级指挥官也必须留在前沿战壕，与士兵同命运，这就等于把李仙洲的做法推而广之了。
陈长捷再次严令前线部队，即使伤亡再大，也不得私自转移阵地或向后撤退，叫守哪就守哪，一动也不能动。
这个时候的确不能再动了，倘若再动来动去，忻口就不用守了，板垣可以轻轻松松直取太原。
虽然自家已经做了榜样，可还是有人不肯听从号令。
原郝梦龄部队的一个旅长拿着陈长捷下发的命令，气哼哼地冲进了指挥部。
你这是什么计划？
陈长捷问怎么回事。
这位旅长说，我的防线太长了，守不了。
因为是郝梦龄的手下，陈长捷忍了忍性子。
你看，现在部队少，战线长，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就暂时勉为其难吧。
旅长还不了解这位新任指挥官的个性，陈长捷好言相劝，他却反而来了劲，不管怎么好说歹说，就是赖着不肯走，而且态度强硬，喋喋不休。
陈长捷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好哇，你们郝军长尸骨未寒，你就这么猖狂，以为我管不了你是吧。
你不是说不能守吗，行，那就等于说，阁下如今是废物一个了，干脆，毙了再说吧，来人！
卫士们应声而入。
指挥部的大小参谋们，都没想到陈长捷会对旅级军官动真格的，那位旅长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他知道陈长捷要砍自己的脑袋并不困难。李服膺怎么样，人家还是堂堂军长，阎老西的嫡系亲信，说拿去祭旗还不就拿去祭了，你一个旅长有什么了不得。
假如在古装戏里，这时候就得扑通跪倒在地，然后磕头如倒蒜，口称大人饶命，小的再不敢了。
可怜的旅长一个劲地站在那里发抖，不过好歹还知道学着念这几句活命道白：部下错了，饶我这一次吧。
军中无戏言，陈长捷要严以立威，自然不肯轻易松口，圆场的事得由他的搭档来。
陈长捷的参谋长见火候已到，忙上前解劝：这小子临敌抗命，死一百次都应该，不过看他的样子，倒好象已经有些悔悟了，不如寄上尔的人头，让他在军中将功赎罪，暂时效命。
陈长捷这才挥了挥手，去吧，不过记住，军法无情，一定得给我顶住打。
这位旅长侥幸保住脑袋，跑回阵地后，比前面那位挨训的旅长表现还要卖力。
把当官的制住后，陈长捷随即向前线将士约法三章，即“三不许退”：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
执法队立于作战部队身后，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发现有违规者当场处决。
“陈氏三章”，似乎条条都显得那么不尽人情，基本上就是说，你得跟阵地死一块了。可是实用就是真理，自颁布“陈氏三章”后，战场的混乱局面，立刻为之一变。
道路不堵了，陈长捷亲自指定车皮，说这几节你们什么也不要运，就拉人，把滞留和刚送来的伤兵给我集中送到后方去。
如此一来，大伙堵在一块挨炸弹的事也少了。
遍阅史书，这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许多人，许多事。
古来勇将，郝梦龄独推二人，一为汉将马援，一为魏将庞德。
马援都五六十岁了，白胡子一大把，完全是退休养老的年纪，可他说不行，边境还不安宁，我得去摆平，而且我就算死，也得死在疆场，用马皮包一包送回来，怎么能躺床上等待儿女服侍呢，那该多憋屈。
相比之下，庞德年轻，可也是个不信邪的主。当年曾抬着棺材板去与武圣关云长交战，一箭就射中了对方前额，使得蜀军对其十分忌惮。
马援“裹尸而还”，庞德“抬棺决战”，都是朝着胜利，同时也是奔着死亡而去的。
死，每个人都要面对，尤其是军人，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再说战役已到如此残酷程度，全军唯一能凭恃的无非就是勇气二字，如果你要士兵无贪生之念，作为将领，自己就得有必死之心才行。
高地上窥视的日军终于发现了他们，开始用机枪猛射，但起先有惊无险，众人穿过“死亡通道”，眼看就要上坡了。
这时随行的参谋处长更加感到不安，他最后一次拉着军长小声说：还是进洞听一下电话吧。
郝梦龄能够听得出部下的弦外之音，回了一句：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继续往上爬。
翻过这座山坡，就能看到郑廷珍旅的阵地了，反攻能否成功，皆在此一举。
子弹跟踪而至，大家赶紧趴下隐蔽。
等枪声稍息，郝梦龄第一个站起，他太心急了，恨不得马上到阵地上去发号施令。
弹雨骤至，死亡突袭，这位中将军长忽然腰部连中两弹，摔倒在地。
身后的刘家骐急忙上前救助，喉胸部也中了三颗子弹，但他倒下之后还能勉强坐起。
卫士和部下幕僚们趴在地上，射过弹雨之后，才把两人拖过来，抬往团部。
抬到团部后一看，郝梦龄已经咽了气。
此时，他的部下刘家骐气息微弱，也已不能说话。
团部处于前沿，无法有效救治，于是再往军部抬，未到军部，刘家骐就半途气绝。
至此，不到两天时间，军长、师长、旅长、代旅长相继战死，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闻报亦大为震憾。
郝梦龄生前曾经说过，如果要使我们这个民族能永存世上，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虽然我自己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民族复兴的一天，但可以先为之而牺牲。
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裹尸而还”、“抬棺决战”后，将继同学韩光第之后，与刘家骐等人一起进入民族英雄的忠烈祠。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们倒下的那一刻早已化为永恒。
在郝梦龄阵亡后，最困扰卫立煌的就是继任者问题。
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战事又急如星火，如果说师旅长还可以由下级依次迁升的话，军长由谁来代呢，这可是一副最重的担子，不是谁都能挑得起来的。
卫立煌想到了傅作义，在他看来，只有这位绥远抗战时的名将才能坐镇中央，接替郝梦龄。
傅作义此时正担任预备军总指挥，不过他说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这个人就是陈长捷。
那天，陈长捷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其火速赶到位于红沟的前敌指挥所。
问对方是什么事，只说你来后自会明白。
去了才知道，郝刘两位军师长已同时阵亡，而傅作义向卫立煌推荐的中央区域防守总指挥人选正是他陈长捷。
陈长捷，福州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7期。
在晋绥军中，陈长捷是极少的非山西籍大将，因此受到同事的排挤乃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偏偏他在性格上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捉摸事，而他较真和捉摸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然而却具备很高的军事天赋。如果你看过他写的回忆录，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真的，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干长，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禄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陈 长捷的师，可名之为“工兵师”，一向都是被老阎派去干苦力活的，比如修建国防工事什么的。部队里锄头钉钯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它的实际战斗 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它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南口战役时，他救了汤恩伯，平型关前，若不是其它部队不配合，差点就能斩板垣于马下了。傅作义本人是英雄，自然也识得英雄，所以才会向卫立煌予以鼎力推荐。
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长捷即将登上的，是个人军事生涯的又一高峰。
与对日作战时，各个部队或多或少都想保留自身实力不同，陈长捷每次打仗，都是脱光膀子干，全力以赴，没有一点藏着掖着的私心杂念。
他手上原有两员猛将，在南口和平型关各折一个，换了别人，哪里肯这么轻易就把自家好料都给抖搂出来，还花得一文不剩，也就一个陈长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阿甘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盛产“聪明人”的国度，如此任劳任怨的“傻子”的确稀有。
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陈长捷伸出手去，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盒子。
打开一看，触目惊心。
随着四位军师旅长的战死以及反攻南怀化的失败，在无大将进行约束和协调的情况下，防守各军几乎全乱了套。
大批军事人员从前线溃退下来，这些人里面，伤兵情有可原，可让人不堪的是，里面竟然夹杂有伪装的，还有的倒是真受伤了，却并不伤筋动骨，只是怕死才溜了号，例如有个当团长的哥们，仅仅是受了点轻伤，就哭哭啼啼地跑下场，导致留在阵地的那个团无人指挥。
铁路既要运人，又要运弹药粮食，运力本来就有限，前方这样潮水般地一涌，必然导致接济不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几乎为之脱力。
一时走不了的人们挤在一块，白天炊烟四起，夜晚灯火通明，日机在天上看到了，毫不客气地扔炸弹下来，咣咣咣一顿炸，这个惨。
刚刚上任就败相毕现，陈长捷，你不用上来了，还是直接下去吧。
果然，陈长捷往前线还未行得三里路，迎面就撞见一个旅慌慌张张地撤退下来。
哪里走。
陈长捷一个眼色，随从卫士们立刻拔出枪，把带队旅长给围了起来。
郝梦龄儒将风格，虽也申明纪律，但见面多少会给人留些面子，与之不同，陈长捷说话却直来直去，很少绕弯，他当着这个旅长的面就骂了起来。
你想往哪里跑，是当着全国军队的面往后跑吗，亏你的，不嫌丢脸？
给我冲上去，再下来，小心后果。
听完训斥，旅长的脸变得一阵红一阵白，赶紧率队回头打冲锋，把阵地重新夺了过来，而且从此未敢再后退一步。
陈长捷的立威不是光指着别人，他是先拿自己开刀的。
“工兵师”起家的四个团被他全部放在第一线——你们先挡在最前面，好让我在后面从容布阵。
开始划块，你负责这块，他负责那位，部队得拉上去，所有包括师旅团的高级指挥官也必须留在前沿战壕，与士兵同命运，这就等于把李仙洲的做法推而广之了。
陈长捷再次严令前线部队，即使伤亡再大，也不得私自转移阵地或向后撤退，叫守哪就守哪，一动也不能动。
这个时候的确不能再动了，倘若再动来动去，忻口就不用守了，板垣可以轻轻松松直取太原。
虽然自家已经做了榜样，可还是有人不肯听从号令。
原郝梦龄部队的一个旅长拿着陈长捷下发的命令，气哼哼地冲进了指挥部。
你这是什么计划？
陈长捷问怎么回事。
这位旅长说，我的防线太长了，守不了。
因为是郝梦龄的手下，陈长捷忍了忍性子。
你看，现在部队少，战线长，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就暂时勉为其难吧。
旅长还不了解这位新任指挥官的个性，陈长捷好言相劝，他却反而来了劲，不管怎么好说歹说，就是赖着不肯走，而且态度强硬，喋喋不休。
陈长捷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好哇，你们郝军长尸骨未寒，你就这么猖狂，以为我管不了你是吧。
你不是说不能守吗，行，那就等于说，阁下如今是废物一个了，干脆，毙了再说吧，来人！
卫士们应声而入。
指挥部的大小参谋们，都没想到陈长捷会对旅级军官动真格的，那位旅长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他知道陈长捷要砍自己的脑袋并不困难。李服膺怎么样，人家还是堂堂军长，阎老西的嫡系亲信，说拿去祭旗还不就拿去祭了，你一个旅长有什么了不得。
假如在古装戏里，这时候就得扑通跪倒在地，然后磕头如倒蒜，口称大人饶命，小的再不敢了。
可怜的旅长一个劲地站在那里发抖，不过好歹还知道学着念这几句活命道白：部下错了，饶我这一次吧。
军中无戏言，陈长捷要严以立威，自然不肯轻易松口，圆场的事得由他的搭档来。
陈长捷的参谋长见火候已到，忙上前解劝：这小子临敌抗命，死一百次都应该，不过看他的样子，倒好象已经有些悔悟了，不如寄上尔的人头，让他在军中将功赎罪，暂时效命。
陈长捷这才挥了挥手，去吧，不过记住，军法无情，一定得给我顶住打。
这位旅长侥幸保住脑袋，跑回阵地后，比前面那位挨训的旅长表现还要卖力。
把当官的制住后，陈长捷随即向前线将士约法三章，即“三不许退”：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
执法队立于作战部队身后，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发现有违规者当场处决。
“陈氏三章”，似乎条条都显得那么不尽人情，基本上就是说，你得跟阵地死一块了。可是实用就是真理，自颁布“陈氏三章”后，战场的混乱局面，立刻为之一变。
道路不堵了，陈长捷亲自指定车皮，说这几节你们什么也不要运，就拉人，把滞留和刚送来的伤兵给我集中送到后方去。
如此一来，大伙堵在一块挨炸弹的事也少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7 pm
在把几条线都疏理清楚后，陈长捷开始与板垣展开了激烈的斗法。
首先就是特种战的较量。
日军能在中国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说穿了，很多时候都是靠特种部队给铺路的，但在忻口战场的中间区域，由于到处都是山头，一片坑坑洼洼，坦克首先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在前线，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其实是火炮，别说普通士兵据守的工事，就连指挥所，也常常有被炮弹连窝端掉的事情发生。
某团有个战死的连长，弟兄们不知从哪里临时给找了口棺材，准备把他给埋下去。大家都说，这连长的运气真不错，前线死了这么多人，比他官大的多的是，可谁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很多人甚至抓把土，往脸上一盖就算埋了。
真羡慕呢，一颗炮弹飞过来，咣，棺材和人化为飞烟，无影无踪。
鬼子的炮真是太毒了。
要说，咱的大炮干不过日本人，这在抗日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陈长捷发现，他可以加以改变。
因为晋军的炮兵其实有足够强。
以前，除了防守不错外，晋军炮兵就名声在外，在中原大战时，更曾打得中央军一度无还手之力。
到全面抗战爆发，若单论炮兵部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应以中央军为最，但它的作战区域太广，没有哪支部队不需要炮兵配合，因此之故，被拆得零零散散，无法集中使用，其战斗力也为之大打折扣。
晋军炮兵就不一样了，由于战场集中于山西一地，又因为阎老西喜欢藏“私货”，所以此前别说拆了，根本就没怎么动用过。
忻口战场，晋军足足有9个炮兵团，包括日造山野炮、自产重炮在内，一字排开，看上去也是乌央乌央的。
炮弹不用愁，因为身后有一只会下“弹”的“老母鸡”——太原兵工厂，后者不仅能造冲锋枪和大号手榴弹，还能出品山野炮和炮弹。
问题是，咱们这么多炮，怎么就压不住东洋炮呢？
陈长捷发现，原因其实和步兵一样：怕死。
在郝梦龄殉职的当天，一位炮兵营长就在炮战中阵亡了。炮兵不是步兵，一般来说，步兵团营长战死很常见，但炮兵很少有死营长以上的，连排长都不多。
如此一来，大家就被吓住了，结果，当兵的不敢进阵地，观测所则离一线还有不短距离。
不到阵地怎么发炮，不到一线如何观测，都离日军阵地远远的，难怪什么也打不着。
陈长捷传令到炮兵部队，所有炮兵要全部进入阵地，守着自己的大炮，同时把观测所移到前沿步兵阵地上去，并由炮兵营长亲自负责观测。
日军炮兵开始不知利害，仍和平时一样，野炮四仰八叉地往露天一放，连伪装都懒得弄，而且距离很近，在望远镜的观测距离内，连指挥官的军刀和肩章都看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不知不觉之中，黑洞洞的炮管已瞄准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鬼子炮兵一觉醒来，还没弄清状况，便见百炮齐发，弹如雨落，顿时乱成一团。
快牵马过来，把炮拉到后面去。
可是晚了，山西炮弹一排排地甩过去，把东洋马和东洋炮全都送上了天。
抗战以来，都是我们趴在坑道里一声不响地挨炸，如今也轮到他们吃苦头，还债务了。
光让晋军炮兵顶上去还不够，因为通常日炮不仅瞄准精确，而且射程也比我们远，最好的办法是把突前的日军炮兵阵地给连根铲掉。
在炮火下死打硬冲肯定不行，那样等于白给，得出奇兵才行。
谁是奇兵，陈长捷把老傅的绥军拉了出来。
参加忻口战役的，照旧是傅作义的那两只看门虎，但是董其武已负伤下场，他一走，便只剩下了孙兰峰。
奇袭任务，由孙老虎独负其任。
绥军干这种活，已经是家常便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程序。比如，每个人嘴里要咬上手帕，这叫衔枚疾走，又比如，所有人左臂要另外缠一块白布，那叫分清敌我。
放其它部队身上，保不准这里忘一点，那里错一些，但是绥军绝对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人家专业，吃的就是这碗饭。
夜色沉沉之中，孙兰峰率部出发。
绥军的奇袭确有独到之处，当他们的前锋接近日军炮兵阵地两百米时，对方哨兵仍毫无察觉。
那就对不起你们了。尖兵匍匐上前，然后猛然跃起，举起大刀，哗嚓哗嚓，全给它剁了。
这里离中国军队的阵地还很远，日军炮兵们都在营中呼呼大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睡梦中就被投进去的手榴弹给终结掉了。
到天色破晓，鬼子兵们被尽数歼灭，而阵地上的所有山野炮也被全部破坏——炮栓拉出来扔河里，炮膛和弹药库则用手榴弹引爆。
板垣做梦也想不到陈长捷会给他来这一手，步兵竟然还能偷袭炮兵。
几天过后，你再拿着望远镜看，就很难再观察到日军炮位了。这帮家伙自觉地把大炮挪到后面，从此再不敢轻易靠前轰击，而根据炮声判断，其参战火炮数量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还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方的淞沪会战，日军白天在炮火掩护下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只能夜晚出动，可是北方的忻口战役则不同，双方炮战半斤八两，基本上是谁也不怯谁，于是双方都只能过上了“夜生活”：白天相互对峙，到了晚上，步兵倾巢出动，斗到死去活来。
听说陈长捷要辞职，王靖国又急了，他也就会“老成谋国”，哪有那个胆气上去“一将功成”。
他赶紧派人向卫立煌请示。卫立煌想了想，说这个好办，以后调到忻口去的部队，我都写清楚，专用于防守红沟，谅没人再敢不去了。
卫立煌的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陈长捷达到目的，从此也不再提请辞的话了。
不过毕竟还有不甘心的，比如有个叫陈铁的将领。
陈铁原在左翼，调到陈长捷这里后，被作为了预备队。
虽说是预备队，可是谁都明白，那也是迟早得进入“鬼门关”的。
陈铁出身于黄埔第一期，资格不算浅，他鼓足勇气去找陈长捷，说我不想当预备队。
陈长捷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告诉他，不想当预备队也行，那你就直接上去守阵地吧。
听得这句话，陈铁的整个脑袋都要炸了。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红沟阵地上一个师防一天就不能再打了，我只有两个团，看这情况，最多也只能守一天。因此，我不同意这个方案！
陈长捷一瞪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怎么样，想避战吗，别以为我不敢执行军法。
陈铁涨红着脸，咬了咬牙，横竖都是一个死，我愿意主动进攻，去收复失地。
陈长捷同意了。
陈铁拂晓出击，从日军手里夺取了阵地，而他果然也很争气，在那块阵地上坚守不止一天，而是超过了十天。
为了固守红沟的山头阵地，陈长捷陆续调集部队达到一百个团，近15万人，堪称北方最早的“百团大战”。最激烈的一天，竟有11团被打光的纪录！
杨虎城被迫出洋后，他的陕军（第17路军）被改编成中央军系列，此时一部分也加入到红沟战场。
陕军里面有个娃娃连，顾名思义，连队里面全都是娃娃，当然他们不可能是那些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大凡家里还能过得去的，谁肯把自己年龄尚幼的小孩送去打仗。
这个娃娃连，实际是吸收流浪和穷苦儿童所组成的，算得上是个“三毛连”。
“三毛连”是为今后打仗储备兵员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放到第一线去。可是既然上来了，肯定也要让他们看一看战争场面，见识一下，所以指挥官就把这些三毛放在二线，让娃娃们只看不打。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由于友军部队被日军突破，一股鬼子竟然钻进了二线，“三毛连”的阵地变成了一线，而且由于距离较近，必须拼剌刀。
如果三毛们扭头就跑，谁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毕竟是一群孩子，从没有打过硬仗，可是这样一来，前面的部队就要被鬼子包抄了。
好一群陕西娃娃，像黄土高原一样的硬气，竟然死战不退。一个年幼的小兵，由于个小力弱，被一大个子鬼子兵剌倒在地，临死之前，他人倒枪不倒，依然直搠过去，愣是把冲过来的鬼子也挑了个透心凉。
结果，进入二线的日军没吓退“三毛连”，自己却被陕西娃娃兵给打垮了。
这是真正的大血战，以至即使你调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词汇都没法形容它的惨烈。
陈长捷的一名参谋到前线联络，亲眼看到敌我阵地之间的一座山沟里，竟然已经被累叠的尸体完全铺满，景象异常阴森恐怖，真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刚刚都还是活生生的人啊，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看到这一幕，也会禁不住两股战栗。
本来战场是要进行清理的，可是双方谁都不敢下去清理，都害怕一脚踏上去，自己也会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把生命的价值高度贬低了，死去的人们，好象一脚踏上去就能踩死一堆的蚂蚁。
今日之红沟，已非生人境矣。
然而，即使置身这样的境地，也时见人的尊严在闪光。
一个连长在起身投弹时，一颗子弹从侧面射来，什么地方你不能射，偏射屁股，说都不好意思说，送下来抢救时，不管多疼，这个连长始终一声不吭。
一个排长挨了炸弹，下颚被炸碎了，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包扎伤口，而是掏出身边的小镜子照了照自个。
一照，完了，好好一帅哥被整得不像个人样，以后还怎么讨媳妇。
死了算了，掏出手枪，砰地一声自我了结。
陈长捷亲自督阵的执法队，六亲不认，对谁都不卖帐，但只要见到绥军中一支佩有“黄王团”臂章的部队，即来去自由，从不过问。
这个团的自我要求，比陈长捷还要来得高，轻伤是决不肯下火线的。他们到后方，除了裹伤再战，就是去取弹药。
板垣在拿下南怀化，并导致中央区域军师旅长都相继阵亡后，尾巴本已翘上了天，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对于一举攻破红沟也信心满满。
可是当他的三叉戟再次搠过来的时候，却意外地与另一股强力相撞，嘭地一声就弹了出去。
陈长捷举的是金花大锤，给力得很，碰上金花锤，板垣的三叉戟不好使了。
战局僵持不要去说它，关键是这样大规模的血拼，可用之兵越来越少，已渐渐不敷使用。
好好的一把三叉戟，由于刃角磨得光溜溜，几乎变成了一根三叉棍。
板垣这下苦了，他不得不蹲下身子，像一休哥那样地暂时“休息一下”。
我的步兵哗啦啦地全冲上去，不是半途被炮火掀翻，就是在阵地前被撂倒，主因还在于特种部队未能起到原先那种地毯覆盖式的掩护效果。
特种部队都不行，还有什么可以给步兵作掩护？
在当了半天一休哥后，咯嘀一声，板垣终于想到了。
还有阵地啊。
阵地是固定的，死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试试让它从“死阵地”做成“活阵地”，然后与对方阵地“无缝对接”呢。
想到此处，板垣一拍大腿，着啊。
按照板垣之计，日军继续往前冲锋，但奇怪的是，他们冲到离红沟阵地四五百米时就停下来，不冲了。
不冲，是为了就地扎营，修建工事。
这时板垣已经在后方重建了临时飞机场，虽然距离远了，但来前线跑个两趟问题还不是太大。
日机在上面一轰，炮兵就要赶紧隐蔽，难以再对前方进行集中轰击，趁这工夫，板垣就把工兵调上来，步兵工兵一道干挖战壕的苦力活。
特种战失败之后，板垣要与陈长捷拼阵地战。
首先就是特种战的较量。
日军能在中国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说穿了，很多时候都是靠特种部队给铺路的，但在忻口战场的中间区域，由于到处都是山头，一片坑坑洼洼，坦克首先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在前线，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其实是火炮，别说普通士兵据守的工事，就连指挥所，也常常有被炮弹连窝端掉的事情发生。
某团有个战死的连长，弟兄们不知从哪里临时给找了口棺材，准备把他给埋下去。大家都说，这连长的运气真不错，前线死了这么多人，比他官大的多的是，可谁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很多人甚至抓把土，往脸上一盖就算埋了。
真羡慕呢，一颗炮弹飞过来，咣，棺材和人化为飞烟，无影无踪。
鬼子的炮真是太毒了。
要说，咱的大炮干不过日本人，这在抗日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陈长捷发现，他可以加以改变。
因为晋军的炮兵其实有足够强。
以前，除了防守不错外，晋军炮兵就名声在外，在中原大战时，更曾打得中央军一度无还手之力。
到全面抗战爆发，若单论炮兵部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应以中央军为最，但它的作战区域太广，没有哪支部队不需要炮兵配合，因此之故，被拆得零零散散，无法集中使用，其战斗力也为之大打折扣。
晋军炮兵就不一样了，由于战场集中于山西一地，又因为阎老西喜欢藏“私货”，所以此前别说拆了，根本就没怎么动用过。
忻口战场，晋军足足有9个炮兵团，包括日造山野炮、自产重炮在内，一字排开，看上去也是乌央乌央的。
炮弹不用愁，因为身后有一只会下“弹”的“老母鸡”——太原兵工厂，后者不仅能造冲锋枪和大号手榴弹，还能出品山野炮和炮弹。
问题是，咱们这么多炮，怎么就压不住东洋炮呢？
陈长捷发现，原因其实和步兵一样：怕死。
在郝梦龄殉职的当天，一位炮兵营长就在炮战中阵亡了。炮兵不是步兵，一般来说，步兵团营长战死很常见，但炮兵很少有死营长以上的，连排长都不多。
如此一来，大家就被吓住了，结果，当兵的不敢进阵地，观测所则离一线还有不短距离。
不到阵地怎么发炮，不到一线如何观测，都离日军阵地远远的，难怪什么也打不着。
陈长捷传令到炮兵部队，所有炮兵要全部进入阵地，守着自己的大炮，同时把观测所移到前沿步兵阵地上去，并由炮兵营长亲自负责观测。
日军炮兵开始不知利害，仍和平时一样，野炮四仰八叉地往露天一放，连伪装都懒得弄，而且距离很近，在望远镜的观测距离内，连指挥官的军刀和肩章都看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不知不觉之中，黑洞洞的炮管已瞄准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鬼子炮兵一觉醒来，还没弄清状况，便见百炮齐发，弹如雨落，顿时乱成一团。
快牵马过来，把炮拉到后面去。
可是晚了，山西炮弹一排排地甩过去，把东洋马和东洋炮全都送上了天。
抗战以来，都是我们趴在坑道里一声不响地挨炸，如今也轮到他们吃苦头，还债务了。
光让晋军炮兵顶上去还不够，因为通常日炮不仅瞄准精确，而且射程也比我们远，最好的办法是把突前的日军炮兵阵地给连根铲掉。
在炮火下死打硬冲肯定不行，那样等于白给，得出奇兵才行。
谁是奇兵，陈长捷把老傅的绥军拉了出来。
参加忻口战役的，照旧是傅作义的那两只看门虎，但是董其武已负伤下场，他一走，便只剩下了孙兰峰。
奇袭任务，由孙老虎独负其任。
绥军干这种活，已经是家常便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程序。比如，每个人嘴里要咬上手帕，这叫衔枚疾走，又比如，所有人左臂要另外缠一块白布，那叫分清敌我。
放其它部队身上，保不准这里忘一点，那里错一些，但是绥军绝对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人家专业，吃的就是这碗饭。
夜色沉沉之中，孙兰峰率部出发。
绥军的奇袭确有独到之处，当他们的前锋接近日军炮兵阵地两百米时，对方哨兵仍毫无察觉。
那就对不起你们了。尖兵匍匐上前，然后猛然跃起，举起大刀，哗嚓哗嚓，全给它剁了。
这里离中国军队的阵地还很远，日军炮兵们都在营中呼呼大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睡梦中就被投进去的手榴弹给终结掉了。
到天色破晓，鬼子兵们被尽数歼灭，而阵地上的所有山野炮也被全部破坏——炮栓拉出来扔河里，炮膛和弹药库则用手榴弹引爆。
板垣做梦也想不到陈长捷会给他来这一手，步兵竟然还能偷袭炮兵。
几天过后，你再拿着望远镜看，就很难再观察到日军炮位了。这帮家伙自觉地把大炮挪到后面，从此再不敢轻易靠前轰击，而根据炮声判断，其参战火炮数量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还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方的淞沪会战，日军白天在炮火掩护下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只能夜晚出动，可是北方的忻口战役则不同，双方炮战半斤八两，基本上是谁也不怯谁，于是双方都只能过上了“夜生活”：白天相互对峙，到了晚上，步兵倾巢出动，斗到死去活来。
听说陈长捷要辞职，王靖国又急了，他也就会“老成谋国”，哪有那个胆气上去“一将功成”。
他赶紧派人向卫立煌请示。卫立煌想了想，说这个好办，以后调到忻口去的部队，我都写清楚，专用于防守红沟，谅没人再敢不去了。
卫立煌的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陈长捷达到目的，从此也不再提请辞的话了。
不过毕竟还有不甘心的，比如有个叫陈铁的将领。
陈铁原在左翼，调到陈长捷这里后，被作为了预备队。
虽说是预备队，可是谁都明白，那也是迟早得进入“鬼门关”的。
陈铁出身于黄埔第一期，资格不算浅，他鼓足勇气去找陈长捷，说我不想当预备队。
陈长捷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告诉他，不想当预备队也行，那你就直接上去守阵地吧。
听得这句话，陈铁的整个脑袋都要炸了。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红沟阵地上一个师防一天就不能再打了，我只有两个团，看这情况，最多也只能守一天。因此，我不同意这个方案！
陈长捷一瞪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怎么样，想避战吗，别以为我不敢执行军法。
陈铁涨红着脸，咬了咬牙，横竖都是一个死，我愿意主动进攻，去收复失地。
陈长捷同意了。
陈铁拂晓出击，从日军手里夺取了阵地，而他果然也很争气，在那块阵地上坚守不止一天，而是超过了十天。
为了固守红沟的山头阵地，陈长捷陆续调集部队达到一百个团，近15万人，堪称北方最早的“百团大战”。最激烈的一天，竟有11团被打光的纪录！
杨虎城被迫出洋后，他的陕军（第17路军）被改编成中央军系列，此时一部分也加入到红沟战场。
陕军里面有个娃娃连，顾名思义，连队里面全都是娃娃，当然他们不可能是那些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大凡家里还能过得去的，谁肯把自己年龄尚幼的小孩送去打仗。
这个娃娃连，实际是吸收流浪和穷苦儿童所组成的，算得上是个“三毛连”。
“三毛连”是为今后打仗储备兵员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放到第一线去。可是既然上来了，肯定也要让他们看一看战争场面，见识一下，所以指挥官就把这些三毛放在二线，让娃娃们只看不打。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由于友军部队被日军突破，一股鬼子竟然钻进了二线，“三毛连”的阵地变成了一线，而且由于距离较近，必须拼剌刀。
如果三毛们扭头就跑，谁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毕竟是一群孩子，从没有打过硬仗，可是这样一来，前面的部队就要被鬼子包抄了。
好一群陕西娃娃，像黄土高原一样的硬气，竟然死战不退。一个年幼的小兵，由于个小力弱，被一大个子鬼子兵剌倒在地，临死之前，他人倒枪不倒，依然直搠过去，愣是把冲过来的鬼子也挑了个透心凉。
结果，进入二线的日军没吓退“三毛连”，自己却被陕西娃娃兵给打垮了。
这是真正的大血战，以至即使你调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词汇都没法形容它的惨烈。
陈长捷的一名参谋到前线联络，亲眼看到敌我阵地之间的一座山沟里，竟然已经被累叠的尸体完全铺满，景象异常阴森恐怖，真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刚刚都还是活生生的人啊，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看到这一幕，也会禁不住两股战栗。
本来战场是要进行清理的，可是双方谁都不敢下去清理，都害怕一脚踏上去，自己也会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把生命的价值高度贬低了，死去的人们，好象一脚踏上去就能踩死一堆的蚂蚁。
今日之红沟，已非生人境矣。
然而，即使置身这样的境地，也时见人的尊严在闪光。
一个连长在起身投弹时，一颗子弹从侧面射来，什么地方你不能射，偏射屁股，说都不好意思说，送下来抢救时，不管多疼，这个连长始终一声不吭。
一个排长挨了炸弹，下颚被炸碎了，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包扎伤口，而是掏出身边的小镜子照了照自个。
一照，完了，好好一帅哥被整得不像个人样，以后还怎么讨媳妇。
死了算了，掏出手枪，砰地一声自我了结。
陈长捷亲自督阵的执法队，六亲不认，对谁都不卖帐，但只要见到绥军中一支佩有“黄王团”臂章的部队，即来去自由，从不过问。
这个团的自我要求，比陈长捷还要来得高，轻伤是决不肯下火线的。他们到后方，除了裹伤再战，就是去取弹药。
板垣在拿下南怀化，并导致中央区域军师旅长都相继阵亡后，尾巴本已翘上了天，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对于一举攻破红沟也信心满满。
可是当他的三叉戟再次搠过来的时候，却意外地与另一股强力相撞，嘭地一声就弹了出去。
陈长捷举的是金花大锤，给力得很，碰上金花锤，板垣的三叉戟不好使了。
战局僵持不要去说它，关键是这样大规模的血拼，可用之兵越来越少，已渐渐不敷使用。
好好的一把三叉戟，由于刃角磨得光溜溜，几乎变成了一根三叉棍。
板垣这下苦了，他不得不蹲下身子，像一休哥那样地暂时“休息一下”。
我的步兵哗啦啦地全冲上去，不是半途被炮火掀翻，就是在阵地前被撂倒，主因还在于特种部队未能起到原先那种地毯覆盖式的掩护效果。
特种部队都不行，还有什么可以给步兵作掩护？
在当了半天一休哥后，咯嘀一声，板垣终于想到了。
还有阵地啊。
阵地是固定的，死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试试让它从“死阵地”做成“活阵地”，然后与对方阵地“无缝对接”呢。
想到此处，板垣一拍大腿，着啊。
按照板垣之计，日军继续往前冲锋，但奇怪的是，他们冲到离红沟阵地四五百米时就停下来，不冲了。
不冲，是为了就地扎营，修建工事。
这时板垣已经在后方重建了临时飞机场，虽然距离远了，但来前线跑个两趟问题还不是太大。
日机在上面一轰，炮兵就要赶紧隐蔽，难以再对前方进行集中轰击，趁这工夫，板垣就把工兵调上来，步兵工兵一道干挖战壕的苦力活。
特种战失败之后，板垣要与陈长捷拼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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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7 pm
板垣的算盘打得不错，反正也就四五百米的距离，我今天两百米，明天两百米，后天不就可以靠近你们的阵地了吗，等“无缝对接”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你碰也碰不得，岂不美哉。
可惜的是陈长捷却不会让他的对手这么爽。
白天你出力流汗，我不管，到了晚上，你就瞧好吧。
陈长捷派出突击队，悄悄地摸到日军那已掘但还没掘好的阵地上，放上炸药包，帮板垣搞了几次全免费的大爆破。
世上建筑，通常营造难，破坏却相当容易。
晚上没了日机干扰，火炮也跟着一道轰，使得板垣的“对接工事”修了即毁，再修再毁，屡屡成为烂尾工程。
毁板垣工事的同时，陈长捷自个也在抓紧时间赶修工事，因为他知道，这才是阵地战中的固守之本。
板垣发现这边在猛挖战壕后，开始组织狙击手进行瞄准射击。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很准，给守军带来了不小伤亡，有时挖着挖着，枪声响处，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了，更有甚者，你脑袋只需在战壕外露一个角，子弹也会马上跟踪而至。
看来小日本平时还挺喜欢玩CS的，不陪他玩玩是说不过去的。
陈长捷也派出狙击手，对着干。
这位中方狙击手非常聪明，他把剌刀插在地上，然后扣一军帽在上面，给对方提供“弹靶”。
日方狙击手看到后，果然兴致勃勃地朝“弹靶”开起枪来，打得帽子一个劲地摇晃。
这傻蛋肯定很得意自己的枪法，却不知道身体因此暴露，被一枪撩倒在地。
本来能通过“骗”的办法，干倒他一个已经不错了，中方狙击手准备收工，却没料想有人来拉尸体了，遂举枪再射，啪，第二个。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日本傻蛋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又有人来拖死鬼子了。
狙击手来了兴趣，干脆奉送子弹，人人有份。
就像叼着同伴尾巴的老鼠一样，接二连三地一共来了七个，在地上也便倒了七个，至此再没人敢上来收尸了。
没人干扰，进度就快，陈长捷在红沟抢修的工事，有的甚至达到了三防（防空、防炸、防毒）的标准，绝对经得起板垣的质量验证。
板垣自己做“移动阵地”不成功，人家的工事又攻不开，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乱，终于让陈长捷看出了他内里藏着的“那个小”。
这家伙没力了！
真是天赐我也，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陈长捷随后向卫立煌请令，欲调兵遣将，发动自郝梦龄阵亡后的第一次大反攻。
可是卫立煌此时不是要增兵给陈长捷，反而还要从他那里抽出部队，原因就是晋东的娘子关一线受到了很大压力和威胁。
起初，阎锡山和卫立煌都没有对娘子关的安危太担心事，主要是认为石家庄尚有程潜领衔的一战区在守着，石家庄与娘子关仅为一墙之隔，前者没事，后者自然也应无忧。
退一步想想，就算一战区抵敌不住撤退，但仍可从侧面对日军进行牵制，这样里外夹攻，并不至于势单力孤。
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大家都说刘峙怎么怎么不行，甚至有人骂他是“长腿将军”，到程潜守石家庄，还不如刘峙呢，尤其在卫立煌被抽调到忻口战场后，防守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未待两个回合就抵挡不住，不仅丢了石家庄，还一家伙跨了省，退到了河南安阳。
那个安阳离石家庄接近500里路，连放个炮，石家庄这里都不一定听得见，又有何牵制可言。
倭人用兵，最喜迂回策应，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也是如此。
他占领石家庄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朝鲜龙山第20师团配合板垣的进攻，从侧面攻击娘子关。
娘子关在太原东侧300里，此关一破，太原即危，那就等于是断了忻口战场各部队的后路。
阎锡山和卫立煌赶紧做好最坏打算，从忻口战场把傅作义的绥军调出，让擅长守城的傅作义来部署太原防守，这就是陈长捷不但得不到援兵，还得反过来倒抽兵力出去的原因。
陈长捷这边少了兵，板垣那边却多出了兵。
自带兵以来，板垣在南口击退汤恩伯，在平型关逼走晋绥联军，一时得到了日本国内的一致赞誉，其统属的广岛第5师团也被称为“钢军”。
可是忻口战役已历半月，他不仅未能突破陈长捷构筑的红沟防线，自己的“钢军”也被打得损兵折将，这让人们对板垣的指挥能力又产生了怀疑。
这厮究竟会不会打仗啊，不是沽名钓誉吧？
理解板垣的，还是他的上司。香月在派龙山师团策应的同时，又酝酿调一支援军给板垣。
派谁去呢？
这时候淞沪战场越打越激烈，日本统帅部确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至上海，香月已接到命令，第1军所属的熊本师团等部队即将南下，无暇再去帮助板垣。
到底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出身，香月很快就想到了步兵旅团，于是便把步兵旅团萱岛联队拨给了板垣。
这个萱岛联队就是大红门伏击29军的那一支，也算“战功赫赫”，正好应板垣之急。
绥军本来担负着红沟阵地的一大块防守阵地，他们这一撤，不是谁都可以接替上去的，加上萱岛联队这么一冲，红沟防线立刻破裂，从南怀化到红沟敞开一个大口。
陈长捷无兵可补，只能把红沟以北先让给板垣。
就像跷跷板一样，陈长捷和板垣正好一轻一重，后者又得了势。
现在，陈长捷能据守的只有一个红沟以南了，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忻口肯定是守不住的。
到了这一步，除了砸锅卖铁，哪里还有它法可想。陈长捷能继续挖潜的，只有自己赖以起家的那个“工兵师”。
“工兵师”尽抽精兵，被推到第一线，与萱岛联队进行对拼。
板垣见陈长捷又发作起来，一时也大为惊慌，不惜动用火焰喷射器，依靠制造火海的方式来阻遏对方攻击。
陈长捷见状，则以土对火，组织工兵作业，一步步掘进坑道，一俟接近，便实行“对壕互击”，采用猛射、爆炸等方式，摧毁日军阵地。
这实际上就是地下坑道战的雏形。十几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更把这种以土为战的打法推到了极至。
中日两大军事高手，犹如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和二郎神，各展其技，各施其能，你变鱼儿，我便作灰鹤，你变花鸟，我便作飞弹，你变土地庙，我就作拆迁党，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又不禁要为之拍手叫绝。
为了发动这次大反击，“工兵师”前赴后继，舍命相拼，两个团长，一死一伤，至此，陈长捷手下的四员将已打到一个不剩，而其兵员也从八千急速下降至两千。
遭此重击，板垣所部伤亡极大，最惨的是刚上来助阵的萱岛联队，两千多人打到一千，不得不换下去进行休整。这个在大红门欠下29军累累血债，使佟赵都相继阵亡的驻屯军部队，终于也在陈长捷手下尝到了挨揍的滋味。
板垣扛不住了，遂从红沟以北撤回南怀化。
到十月底，双方攻守再次处于平衡，而这种久攻不克的情况，最吃亏的显然还是板垣。
他开始大批焚烧尸体，撤退伤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钢军”难以坚持，只消陈长捷再发动一次新的大反击，就可以将其从南怀化驱逐出去。
看到板垣如此乏力，香月迫不得已，又从华北方面军中继续抽调援军，以支援忻口战场。
板垣可以增兵，陈长捷却不能，北上的川军去了娘子关，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反击计划，但饶是如此，仍能与板垣形成相持局面。
就在此时，娘子关一线却再次出现了问题。
负责镇守娘子关的是黄绍竑。
黄绍竑，广西容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新桂系三巨头之一。
三巨头之中，李宗仁有主将之才，白崇禧在参谋上则颇有高见，与前两位相比较，黄绍竑也能打仗，但他更突出的特长和兴趣却不是军事，而是政略，这在长城抗战时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孙殿英也在长城一线据守，由于他的部队多为绿林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黄绍竑认为如此做法操之过急，万一传言不确，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最后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见孙殿英，以一探虚实。
去了之后，听孙殿英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但黄绍竑通过一句话就判明其绝无通敌之意。
孙殿英说，我怎么可能投靠日伪呢，要知道，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伪满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得到的答案：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黄绍竑当即宣布，补发孙殿英钱粮，但他同时又趁势扩大后者的防区，而孙殿英还不敢说一个不字——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途。
那次走访可谓黄绍竑生平的得意之笔，不仅一举摆平孙殿英，更重要的是通过防区调整，使傅作义得以抽出，这才有了后来的牛栏山阻击战。
当初为了支援太原会战，老蒋四处征调大将至山西。除了卫立煌之外，他还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派到山西去探风的黄绍竑。
黄绍竑虽以政略见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不会打仗。可是以往他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在被老蒋委任为作战部部长时，陈诚还有来电，说黄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言下之意，这位在饭桌上凑合的，就不要到战场上来瞎搅和了。
陈诚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他是有所指的。“内战”者，当然是指以往的蒋桂相争，“外战”云云，则大半说的是以前黄绍竑与何应钦搭档指挥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确实是黄绍竑的一块难消之痛。战役输了，人家不会说客观的赢面本来就不大，也不会细细分析，考虑你黄绍竑当时负责的其实是政略这一块，干的是政委的活，军事全系何应钦指挥。
他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谁谁谁，最后仗没打赢，还弄了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出来。
黄绍竑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憋着这口气，加上作战部虽有“作战”之名，本身却不属军事指挥的中枢机构，只是转接命令而已，不像白崇禧那样能直接参襄最高军务，干起来有时很不得劲。
蒋有要求，黄也正有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后者走马上任，到山西当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了老阎的临时副手。
老阎分配给黄绍竑的活，是让他去考察一下娘子关。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好意思直接提，说你得帮我守住那关口，其实意思已经在里面了。
黄绍竑看完以后却心里一凉。
在新桂系中，论打仗，他的名气虽远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但也和李白一样，从小上陆军小学，一路学的都是如何打仗，内战打过不少，所以绝不是一个生手。
与忻口战场相比，娘子关守军称得上是兵少将寡，可供调遣的部队很少，而且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排在120里宽的第一线，后面连个预备队都没有，倘若日军捅破一处，全线都会崩溃，这如何能让人心里踏实呢？
于是当老阎正式提出，要黄绍竑统一指挥娘子关守军时，他开始犹豫了，并推荐孙连仲充任。
要说打仗，孙连仲绝没问题，当年老西北军中的“韩石二孙”之一，没点狠劲是进不了排行榜的。但是中国人排兵布阵，不能光看场内，还得把诸多场外因素加进去。
孙连仲虽然如今也算中央军了，却是中央军中的杂牌，从其出身和资历来看，与川陕两军的那些头头脑脑也差不太多，人家如果对你不服气，这就比较难指挥。
理也是这个理，当初大家都是穿的开裆裤，干嘛如今我非得听你的。
老阎对黄绍竑说，还是你来最合适，堂堂中央一品大员，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谁敢不服你。
黄绍竑想想也是。
一直以来，自己都有靠打仗来挽回声名的念头。眼前可不就是一个大好机会，虽然部队不行，但如果运气不错，偏偏还打好了，这不正说明你有一手吗？
那行，不过你得把孙连仲派给我做预备队。
可惜的是陈长捷却不会让他的对手这么爽。
白天你出力流汗，我不管，到了晚上，你就瞧好吧。
陈长捷派出突击队，悄悄地摸到日军那已掘但还没掘好的阵地上，放上炸药包，帮板垣搞了几次全免费的大爆破。
世上建筑，通常营造难，破坏却相当容易。
晚上没了日机干扰，火炮也跟着一道轰，使得板垣的“对接工事”修了即毁，再修再毁，屡屡成为烂尾工程。
毁板垣工事的同时，陈长捷自个也在抓紧时间赶修工事，因为他知道，这才是阵地战中的固守之本。
板垣发现这边在猛挖战壕后，开始组织狙击手进行瞄准射击。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很准，给守军带来了不小伤亡，有时挖着挖着，枪声响处，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了，更有甚者，你脑袋只需在战壕外露一个角，子弹也会马上跟踪而至。
看来小日本平时还挺喜欢玩CS的，不陪他玩玩是说不过去的。
陈长捷也派出狙击手，对着干。
这位中方狙击手非常聪明，他把剌刀插在地上，然后扣一军帽在上面，给对方提供“弹靶”。
日方狙击手看到后，果然兴致勃勃地朝“弹靶”开起枪来，打得帽子一个劲地摇晃。
这傻蛋肯定很得意自己的枪法，却不知道身体因此暴露，被一枪撩倒在地。
本来能通过“骗”的办法，干倒他一个已经不错了，中方狙击手准备收工，却没料想有人来拉尸体了，遂举枪再射，啪，第二个。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日本傻蛋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又有人来拖死鬼子了。
狙击手来了兴趣，干脆奉送子弹，人人有份。
就像叼着同伴尾巴的老鼠一样，接二连三地一共来了七个，在地上也便倒了七个，至此再没人敢上来收尸了。
没人干扰，进度就快，陈长捷在红沟抢修的工事，有的甚至达到了三防（防空、防炸、防毒）的标准，绝对经得起板垣的质量验证。
板垣自己做“移动阵地”不成功，人家的工事又攻不开，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乱，终于让陈长捷看出了他内里藏着的“那个小”。
这家伙没力了！
真是天赐我也，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陈长捷随后向卫立煌请令，欲调兵遣将，发动自郝梦龄阵亡后的第一次大反攻。
可是卫立煌此时不是要增兵给陈长捷，反而还要从他那里抽出部队，原因就是晋东的娘子关一线受到了很大压力和威胁。
起初，阎锡山和卫立煌都没有对娘子关的安危太担心事，主要是认为石家庄尚有程潜领衔的一战区在守着，石家庄与娘子关仅为一墙之隔，前者没事，后者自然也应无忧。
退一步想想，就算一战区抵敌不住撤退，但仍可从侧面对日军进行牵制，这样里外夹攻，并不至于势单力孤。
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大家都说刘峙怎么怎么不行，甚至有人骂他是“长腿将军”，到程潜守石家庄，还不如刘峙呢，尤其在卫立煌被抽调到忻口战场后，防守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未待两个回合就抵挡不住，不仅丢了石家庄，还一家伙跨了省，退到了河南安阳。
那个安阳离石家庄接近500里路，连放个炮，石家庄这里都不一定听得见，又有何牵制可言。
倭人用兵，最喜迂回策应，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也是如此。
他占领石家庄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朝鲜龙山第20师团配合板垣的进攻，从侧面攻击娘子关。
娘子关在太原东侧300里，此关一破，太原即危，那就等于是断了忻口战场各部队的后路。
阎锡山和卫立煌赶紧做好最坏打算，从忻口战场把傅作义的绥军调出，让擅长守城的傅作义来部署太原防守，这就是陈长捷不但得不到援兵，还得反过来倒抽兵力出去的原因。
陈长捷这边少了兵，板垣那边却多出了兵。
自带兵以来，板垣在南口击退汤恩伯，在平型关逼走晋绥联军，一时得到了日本国内的一致赞誉，其统属的广岛第5师团也被称为“钢军”。
可是忻口战役已历半月，他不仅未能突破陈长捷构筑的红沟防线，自己的“钢军”也被打得损兵折将，这让人们对板垣的指挥能力又产生了怀疑。
这厮究竟会不会打仗啊，不是沽名钓誉吧？
理解板垣的，还是他的上司。香月在派龙山师团策应的同时，又酝酿调一支援军给板垣。
派谁去呢？
这时候淞沪战场越打越激烈，日本统帅部确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至上海，香月已接到命令，第1军所属的熊本师团等部队即将南下，无暇再去帮助板垣。
到底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出身，香月很快就想到了步兵旅团，于是便把步兵旅团萱岛联队拨给了板垣。
这个萱岛联队就是大红门伏击29军的那一支，也算“战功赫赫”，正好应板垣之急。
绥军本来担负着红沟阵地的一大块防守阵地，他们这一撤，不是谁都可以接替上去的，加上萱岛联队这么一冲，红沟防线立刻破裂，从南怀化到红沟敞开一个大口。
陈长捷无兵可补，只能把红沟以北先让给板垣。
就像跷跷板一样，陈长捷和板垣正好一轻一重，后者又得了势。
现在，陈长捷能据守的只有一个红沟以南了，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忻口肯定是守不住的。
到了这一步，除了砸锅卖铁，哪里还有它法可想。陈长捷能继续挖潜的，只有自己赖以起家的那个“工兵师”。
“工兵师”尽抽精兵，被推到第一线，与萱岛联队进行对拼。
板垣见陈长捷又发作起来，一时也大为惊慌，不惜动用火焰喷射器，依靠制造火海的方式来阻遏对方攻击。
陈长捷见状，则以土对火，组织工兵作业，一步步掘进坑道，一俟接近，便实行“对壕互击”，采用猛射、爆炸等方式，摧毁日军阵地。
这实际上就是地下坑道战的雏形。十几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更把这种以土为战的打法推到了极至。
中日两大军事高手，犹如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和二郎神，各展其技，各施其能，你变鱼儿，我便作灰鹤，你变花鸟，我便作飞弹，你变土地庙，我就作拆迁党，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又不禁要为之拍手叫绝。
为了发动这次大反击，“工兵师”前赴后继，舍命相拼，两个团长，一死一伤，至此，陈长捷手下的四员将已打到一个不剩，而其兵员也从八千急速下降至两千。
遭此重击，板垣所部伤亡极大，最惨的是刚上来助阵的萱岛联队，两千多人打到一千，不得不换下去进行休整。这个在大红门欠下29军累累血债，使佟赵都相继阵亡的驻屯军部队，终于也在陈长捷手下尝到了挨揍的滋味。
板垣扛不住了，遂从红沟以北撤回南怀化。
到十月底，双方攻守再次处于平衡，而这种久攻不克的情况，最吃亏的显然还是板垣。
他开始大批焚烧尸体，撤退伤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钢军”难以坚持，只消陈长捷再发动一次新的大反击，就可以将其从南怀化驱逐出去。
看到板垣如此乏力，香月迫不得已，又从华北方面军中继续抽调援军，以支援忻口战场。
板垣可以增兵，陈长捷却不能，北上的川军去了娘子关，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反击计划，但饶是如此，仍能与板垣形成相持局面。
就在此时，娘子关一线却再次出现了问题。
负责镇守娘子关的是黄绍竑。
黄绍竑，广西容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新桂系三巨头之一。
三巨头之中，李宗仁有主将之才，白崇禧在参谋上则颇有高见，与前两位相比较，黄绍竑也能打仗，但他更突出的特长和兴趣却不是军事，而是政略，这在长城抗战时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孙殿英也在长城一线据守，由于他的部队多为绿林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黄绍竑认为如此做法操之过急，万一传言不确，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最后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见孙殿英，以一探虚实。
去了之后，听孙殿英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但黄绍竑通过一句话就判明其绝无通敌之意。
孙殿英说，我怎么可能投靠日伪呢，要知道，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伪满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得到的答案：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黄绍竑当即宣布，补发孙殿英钱粮，但他同时又趁势扩大后者的防区，而孙殿英还不敢说一个不字——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途。
那次走访可谓黄绍竑生平的得意之笔，不仅一举摆平孙殿英，更重要的是通过防区调整，使傅作义得以抽出，这才有了后来的牛栏山阻击战。
当初为了支援太原会战，老蒋四处征调大将至山西。除了卫立煌之外，他还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派到山西去探风的黄绍竑。
黄绍竑虽以政略见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不会打仗。可是以往他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在被老蒋委任为作战部部长时，陈诚还有来电，说黄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言下之意，这位在饭桌上凑合的，就不要到战场上来瞎搅和了。
陈诚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他是有所指的。“内战”者，当然是指以往的蒋桂相争，“外战”云云，则大半说的是以前黄绍竑与何应钦搭档指挥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确实是黄绍竑的一块难消之痛。战役输了，人家不会说客观的赢面本来就不大，也不会细细分析，考虑你黄绍竑当时负责的其实是政略这一块，干的是政委的活，军事全系何应钦指挥。
他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谁谁谁，最后仗没打赢，还弄了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出来。
黄绍竑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憋着这口气，加上作战部虽有“作战”之名，本身却不属军事指挥的中枢机构，只是转接命令而已，不像白崇禧那样能直接参襄最高军务，干起来有时很不得劲。
蒋有要求，黄也正有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后者走马上任，到山西当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了老阎的临时副手。
老阎分配给黄绍竑的活，是让他去考察一下娘子关。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好意思直接提，说你得帮我守住那关口，其实意思已经在里面了。
黄绍竑看完以后却心里一凉。
在新桂系中，论打仗，他的名气虽远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但也和李白一样，从小上陆军小学，一路学的都是如何打仗，内战打过不少，所以绝不是一个生手。
与忻口战场相比，娘子关守军称得上是兵少将寡，可供调遣的部队很少，而且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排在120里宽的第一线，后面连个预备队都没有，倘若日军捅破一处，全线都会崩溃，这如何能让人心里踏实呢？
于是当老阎正式提出，要黄绍竑统一指挥娘子关守军时，他开始犹豫了，并推荐孙连仲充任。
要说打仗，孙连仲绝没问题，当年老西北军中的“韩石二孙”之一，没点狠劲是进不了排行榜的。但是中国人排兵布阵，不能光看场内，还得把诸多场外因素加进去。
孙连仲虽然如今也算中央军了，却是中央军中的杂牌，从其出身和资历来看，与川陕两军的那些头头脑脑也差不太多，人家如果对你不服气，这就比较难指挥。
理也是这个理，当初大家都是穿的开裆裤，干嘛如今我非得听你的。
老阎对黄绍竑说，还是你来最合适，堂堂中央一品大员，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谁敢不服你。
黄绍竑想想也是。
一直以来，自己都有靠打仗来挽回声名的念头。眼前可不就是一个大好机会，虽然部队不行，但如果运气不错，偏偏还打好了，这不正说明你有一手吗？
那行，不过你得把孙连仲派给我做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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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8 pm
此前孙连仲已经去了忻口战场。在得到老阎同意，把孙连仲转拨到自己麾下后，黄绍竑这才打马向娘子关驰去。
真正履任后，他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娘子关左翼是陕军冯钦哉，但是黄绍竑很难跟他取得联系，因为冯钦哉压根就没有架无线电台，你嘟嘟地发多少电波过去，只是有去无回。
当然不是说冯钦哉连个电台都买不起，他有，可是不用，主要还是怕上面一个指令下来，分他的兵。
黄绍竑无可奈何，不得不叹服这姓冯的真是老油条一个，都这种时候了，仍然还会跟自己玩花枪。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还不能治冯钦哉的罪，毕竟他还在左翼给守着。让人更为瞪目的是，冯某的运气好得出奇，娘子关一战从头至尾，日军就没有打过左翼的主意。
这不禁让人浮想翩翩。当时日军的谍报特工技术是很牛的，在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电报经常被其截获并破译。或许正是由于冯钦哉不用无线电台，所以使日军始终不明这方面的虚实，从而不敢轻举妄动，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算是瞎撞给撞上了。
龙山师团没有往左翼去，他是直奔娘子关正面而来的。
黄绍竑所能依恃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当家战将为赵寿山。
赵寿山的部队是杨虎城的直属师。他守娘子关正面，却没有把陕军主力放在关口上，而是置重兵于关口之外的雪花山。道理也很简单，如此可构成两线阵地，雪花山守住了，娘子关便守住了，雪花山如果不保，娘子关仍可坚持。
在忻口战场上，陕军便以勇著称，连娃娃兵都敢跟鬼子拼剌刀，而赵寿山既是杨虎城的亲兵部队，自然更是硬汉一个，黄绍竑每次打电话给他，回复都是同样三个字：守得住。
在连日进攻娘子关正面无效后，龙山师团改变主攻方向，将其师团主力转向正面与右翼的结合部。
二者相交的地方，往往最为薄弱。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叫做旧关。
旧关其实也是娘子关，不过后来退居二线了，可以称之为“老娘子关”。
老娘子关离黄绍竑的指挥部，仅仅三四十里路，一个不好，日军是完全可以在突破之后，将你的老巢都连锅端掉的。
果然，龙山师团很快就从这里撕开口子，而且缺口越拉越大。
等到第二天早上，黄绍竑醒来一看，日军竟然已经逼近指挥所的后山了。
黄绍竑赤手空拳一个，身边只有一些卫士，连自卫都勉强，哪有什么防御能力。
他赶紧找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就是他跟老阎要来的孙连仲。
可要命的是，孙连仲的大部队这时候还没有完全调过来，仅有一个旅在车站上待命，而这个旅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要待的是什么“命”。
黄绍竑赶紧打电话过去：别等了，你们要待的，就是我黄某的命，快来救命吧。
按照指挥程序，应该是黄绍竑命令孙连仲，孙连仲再指挥下面的旅，黄绍竑这是跳过程序，“越级指挥”了。
该旅赶过来后，总算在最后一刻把日军挡住，也真算是救了黄绍竑一命。
要堵住缺口，光靠一个旅肯定不行，黄绍竑又让赵寿山抽出兵力，向旧关反击。未料旧关的日军越聚越多，赵寿山一个不留神，不但没能解旧关之困，反而还把自己扼守的雪花山给丢了。
这是何苦来呢。失了雪花山，赵寿山再也不敢分神，全力去守娘子关正面要紧。
赵寿山一走，剩下来的那个旅更加吃不消，所设阵地亦被龙山师团冲破。
这个时候，孙连仲亲自赶到，可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营，随后，那个不架无线电台的冯钦哉也赶来了，而这位老兄带来的，竟然也只有一个营，两两相加，不过两个营，不仅没能堵住缺口，反而都被龙山师团围在了娘子关车站里，你说晦气不晦气。
除此之外，日军骑兵部队还切断了娘子关的铁路线。
眼见情势如此危急，黄绍竑赶紧给太原的阎锡山打电话。
老阎收到紧急战报后，吃惊不小，赶紧会同卫立煌做出应变。
把绥军从忻口战场上抽出来，并由傅作义在太原部署防守，就在这个时候。
但是老阎忘记了一点，黄绍竑给他打电话，除了报警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讨要援兵。
黄绍竑打了半天电话，却没能从对方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急得直跺脚。
现在连铁路都被日军骑兵给切断了，附近又没有其它部队可援，你先抽人过来打通交通线要紧。
老阎何尝不想抽人呢，可是整整一支绥军都抽来了太原，并导致陈长捷的防线动荡，再从忻口抽人的话，陈长捷也要撂挑子不干了。
你要人，可我没人啊……
就在两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的时候，忽然第三个人说话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啊？
注意，这第三个人的声音不是从阎黄身边传来的，竟然也是从电话线里传出的！
很显然，有人在偷听电话。
老阎大为光火，这情报工作做的，你看看。
不过，这个声音对黄绍竑来说，却绝对意味着福音，因为人家要来拯救他了。
“偷听电话”的原来是陕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李振西原来是参加一战区组织的石家庄保卫战的。石家庄失守后，大家一窝蜂往南撤退，他们没跟得上，就转向了山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程潜的一战区认为教导团“失踪”了，老阎的二战区则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冒出的神仙。
黄绍竑一听就乐了，这个神仙属于我，是我的。
当下，他也不管老阎高不高兴，先把李振西要过来再说。
李振西按照黄绍竑的指令，率教导团连夜赶到日军骑兵所在地。一看，这帮小子正在做饭哩。由于周围并无中国军队，所以他们连个哨兵都没有放。
真是太欺负人了。教导团一个冲锋杀过去，打得鬼子骑兵们把刚咽下去的饭都给吐了出来，余部不得不重新退到旧关关沟里面去了。
李振西的教导团着实有些力道，不仅冲垮了鬼子骑兵，还把困在娘子关车站的孙连仲、冯钦哉给救了出来，并封住了关沟口。
重见天日，冯钦哉老皮老脸，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孙连仲却有些搁不住了。
要说打仗的本事，我孙连仲也并不比杨虎城差，怎么会反让对方下面的一个教导团给捞出来了呢。
一看，服气了。
陕军教导团是杨虎城用来储备军事干部的一个机构，说是说一个团，其实人比一般的旅还多，一营就相当于普通的一团，而且尽是会打仗的“高级知识分子”，近战武器也不错，难怪能把鬼子都赶到沟里去呢。
孙连仲没发挥出威力，是因为他的主力战将池峰城没来。
孙连仲对李振西说，你再坚持两三天，池峰城就能赶到。当然，如果你能在池峰城到来之前，就把关沟内的日军都收拾了，甚至收复旧关，那就更好了。
李振西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率部冲入沟内，并一举收复了旧关。
要守住旧关，还必须把对面几个山头都攻下来。
冯钦哉以前也是杨虎城的部将，说起来与李振西沾亲带故，为了表示一下，就唰地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亲笔写上：教导团夺回一个山头，本人即赏大洋五千元。
冯钦哉出手如此大方，把个孙连仲都看傻了：什么时候，冯钦哉你变成冯财主了。
尔后李振西打顺了手，一共夺取旧关对面的八个山头。
孙连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冯钦哉破财要破到家了，八个山头，一个山头五千，那得多少啊。
都等着冯钦哉掏腰包。冯钦哉却哭丧着脸：说好一个山头的嘛，却变成了八个山头，怎么赏呢。
大家以为他在说笑，白纸黑字，还有证人，八个山头你没法赏，一个山头总要赏，五千大洋总要掏吧。
没想到这姓冯的果然是脸老皮厚，他真的一个子不掏。
倒是黄绍竑觉得过意不去，自己拿三千大洋出来，犒赏了教导团的兄弟。
旧关是龙山师团的攻击重点，实在固守不易。几天之后，孙连仲给李振西打来电话：老弟，池峰城到了。
听到这个声音，李振西几欲泪下。
两千多人的教导团，加他一块，只剩下了一百来人。
池峰城的挥刀上阵，使旧关防线得到初步巩固，但这并不能让黄绍竑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要想持久，困难极大。
从小接受的军事教育，与常年内战积累的作战经验，都告诉黄绍竑，接下来对手的兵力可能还会成倍增加，并且将从旧关这个结合部再次穿过。
这个漏洞要赶紧补，而修补的关键，仍然只能寄托于援兵的尽快到来。
黄绍竑亲自赶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讨要援兵。这回他改变了策略，有意识地提醒老阎：假如娘子关不保，忻口也就打不下去了。
这句话很灵。老阎思前想后，决定把即将奉令调来山西的川军拨给黄绍竑。
黄绍竑却担心川军战力不够，他想要的，还是忻口战场上的部队。
老阎何等样人，那也是人中精灵。一听黄绍竑的意思，马上就把整个身子都伏在了桌上，不行不行，忻口正面的人马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了。
他倒真不是小气。这时候香月又向忻口战场添了两个联队，你还要再抽陈长捷的部队，岂不是要人命吗？
不出所料，香月在发现单靠龙山师团仍无法攻破娘子关后，又加派第109师团参战，旧关附近的日军越聚越多，终于得以从池峰城防线的缝隙中穿过，一下子逼近了黄绍竑位于阳泉的指挥所。
就在这险峻一刻，川军的一个旅终于抵达阳泉。
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有人还觉得他在放大炮，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刘湘回去后振臂一呼，川军上下无不响应，皆愿出川抗战。
出征时，川军共编两大集团军，北上的为邓锡侯集团军。邓锡侯虽为刘湘节制，但在后者未统一全省前两人却是冤家对头，邓某纯粹属于被打服了不得不低头做小弟的那种。
在四川给刘湘管着，成天低眉顺眼，宁愿出来换换空气，所以一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第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旅，即为邓锡侯的先头部队，但是看到他们，黄绍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其他部队皆着棉衣，但这些四川兵由于来自南方，却仍然身着单衣草鞋，下面穿的竟然还是夏装短裤，尤其他们的武器差得要命，仍是“川中诸侯争霸”时用的那套东西，皆为川造土枪。
最常见的是步枪，也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打完几发子弹后，必定要和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一样，这里那里出点毛病，非得狠劲敲打两下才能继续使用，有的连甚至只有两三支步枪能真正打得响，而且川军的步枪，十之八九都不配剌刀，顶多是再配一把大砍刀。
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川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而邓锡侯由于不属刘湘嫡系，则又苦上加苦，苦到让你无法想像，与之相比，陕军教导团的装备几乎都可以说是奢侈。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戾，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杯水车薪，哪里够用。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真正履任后，他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娘子关左翼是陕军冯钦哉，但是黄绍竑很难跟他取得联系，因为冯钦哉压根就没有架无线电台，你嘟嘟地发多少电波过去，只是有去无回。
当然不是说冯钦哉连个电台都买不起，他有，可是不用，主要还是怕上面一个指令下来，分他的兵。
黄绍竑无可奈何，不得不叹服这姓冯的真是老油条一个，都这种时候了，仍然还会跟自己玩花枪。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还不能治冯钦哉的罪，毕竟他还在左翼给守着。让人更为瞪目的是，冯某的运气好得出奇，娘子关一战从头至尾，日军就没有打过左翼的主意。
这不禁让人浮想翩翩。当时日军的谍报特工技术是很牛的，在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电报经常被其截获并破译。或许正是由于冯钦哉不用无线电台，所以使日军始终不明这方面的虚实，从而不敢轻举妄动，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算是瞎撞给撞上了。
龙山师团没有往左翼去，他是直奔娘子关正面而来的。
黄绍竑所能依恃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当家战将为赵寿山。
赵寿山的部队是杨虎城的直属师。他守娘子关正面，却没有把陕军主力放在关口上，而是置重兵于关口之外的雪花山。道理也很简单，如此可构成两线阵地，雪花山守住了，娘子关便守住了，雪花山如果不保，娘子关仍可坚持。
在忻口战场上，陕军便以勇著称，连娃娃兵都敢跟鬼子拼剌刀，而赵寿山既是杨虎城的亲兵部队，自然更是硬汉一个，黄绍竑每次打电话给他，回复都是同样三个字：守得住。
在连日进攻娘子关正面无效后，龙山师团改变主攻方向，将其师团主力转向正面与右翼的结合部。
二者相交的地方，往往最为薄弱。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叫做旧关。
旧关其实也是娘子关，不过后来退居二线了，可以称之为“老娘子关”。
老娘子关离黄绍竑的指挥部，仅仅三四十里路，一个不好，日军是完全可以在突破之后，将你的老巢都连锅端掉的。
果然，龙山师团很快就从这里撕开口子，而且缺口越拉越大。
等到第二天早上，黄绍竑醒来一看，日军竟然已经逼近指挥所的后山了。
黄绍竑赤手空拳一个，身边只有一些卫士，连自卫都勉强，哪有什么防御能力。
他赶紧找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就是他跟老阎要来的孙连仲。
可要命的是，孙连仲的大部队这时候还没有完全调过来，仅有一个旅在车站上待命，而这个旅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要待的是什么“命”。
黄绍竑赶紧打电话过去：别等了，你们要待的，就是我黄某的命，快来救命吧。
按照指挥程序，应该是黄绍竑命令孙连仲，孙连仲再指挥下面的旅，黄绍竑这是跳过程序，“越级指挥”了。
该旅赶过来后，总算在最后一刻把日军挡住，也真算是救了黄绍竑一命。
要堵住缺口，光靠一个旅肯定不行，黄绍竑又让赵寿山抽出兵力，向旧关反击。未料旧关的日军越聚越多，赵寿山一个不留神，不但没能解旧关之困，反而还把自己扼守的雪花山给丢了。
这是何苦来呢。失了雪花山，赵寿山再也不敢分神，全力去守娘子关正面要紧。
赵寿山一走，剩下来的那个旅更加吃不消，所设阵地亦被龙山师团冲破。
这个时候，孙连仲亲自赶到，可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营，随后，那个不架无线电台的冯钦哉也赶来了，而这位老兄带来的，竟然也只有一个营，两两相加，不过两个营，不仅没能堵住缺口，反而都被龙山师团围在了娘子关车站里，你说晦气不晦气。
除此之外，日军骑兵部队还切断了娘子关的铁路线。
眼见情势如此危急，黄绍竑赶紧给太原的阎锡山打电话。
老阎收到紧急战报后，吃惊不小，赶紧会同卫立煌做出应变。
把绥军从忻口战场上抽出来，并由傅作义在太原部署防守，就在这个时候。
但是老阎忘记了一点，黄绍竑给他打电话，除了报警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讨要援兵。
黄绍竑打了半天电话，却没能从对方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急得直跺脚。
现在连铁路都被日军骑兵给切断了，附近又没有其它部队可援，你先抽人过来打通交通线要紧。
老阎何尝不想抽人呢，可是整整一支绥军都抽来了太原，并导致陈长捷的防线动荡，再从忻口抽人的话，陈长捷也要撂挑子不干了。
你要人，可我没人啊……
就在两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的时候，忽然第三个人说话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啊？
注意，这第三个人的声音不是从阎黄身边传来的，竟然也是从电话线里传出的！
很显然，有人在偷听电话。
老阎大为光火，这情报工作做的，你看看。
不过，这个声音对黄绍竑来说，却绝对意味着福音，因为人家要来拯救他了。
“偷听电话”的原来是陕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李振西原来是参加一战区组织的石家庄保卫战的。石家庄失守后，大家一窝蜂往南撤退，他们没跟得上，就转向了山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程潜的一战区认为教导团“失踪”了，老阎的二战区则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冒出的神仙。
黄绍竑一听就乐了，这个神仙属于我，是我的。
当下，他也不管老阎高不高兴，先把李振西要过来再说。
李振西按照黄绍竑的指令，率教导团连夜赶到日军骑兵所在地。一看，这帮小子正在做饭哩。由于周围并无中国军队，所以他们连个哨兵都没有放。
真是太欺负人了。教导团一个冲锋杀过去，打得鬼子骑兵们把刚咽下去的饭都给吐了出来，余部不得不重新退到旧关关沟里面去了。
李振西的教导团着实有些力道，不仅冲垮了鬼子骑兵，还把困在娘子关车站的孙连仲、冯钦哉给救了出来，并封住了关沟口。
重见天日，冯钦哉老皮老脸，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孙连仲却有些搁不住了。
要说打仗的本事，我孙连仲也并不比杨虎城差，怎么会反让对方下面的一个教导团给捞出来了呢。
一看，服气了。
陕军教导团是杨虎城用来储备军事干部的一个机构，说是说一个团，其实人比一般的旅还多，一营就相当于普通的一团，而且尽是会打仗的“高级知识分子”，近战武器也不错，难怪能把鬼子都赶到沟里去呢。
孙连仲没发挥出威力，是因为他的主力战将池峰城没来。
孙连仲对李振西说，你再坚持两三天，池峰城就能赶到。当然，如果你能在池峰城到来之前，就把关沟内的日军都收拾了，甚至收复旧关，那就更好了。
李振西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率部冲入沟内，并一举收复了旧关。
要守住旧关，还必须把对面几个山头都攻下来。
冯钦哉以前也是杨虎城的部将，说起来与李振西沾亲带故，为了表示一下，就唰地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亲笔写上：教导团夺回一个山头，本人即赏大洋五千元。
冯钦哉出手如此大方，把个孙连仲都看傻了：什么时候，冯钦哉你变成冯财主了。
尔后李振西打顺了手，一共夺取旧关对面的八个山头。
孙连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冯钦哉破财要破到家了，八个山头，一个山头五千，那得多少啊。
都等着冯钦哉掏腰包。冯钦哉却哭丧着脸：说好一个山头的嘛，却变成了八个山头，怎么赏呢。
大家以为他在说笑，白纸黑字，还有证人，八个山头你没法赏，一个山头总要赏，五千大洋总要掏吧。
没想到这姓冯的果然是脸老皮厚，他真的一个子不掏。
倒是黄绍竑觉得过意不去，自己拿三千大洋出来，犒赏了教导团的兄弟。
旧关是龙山师团的攻击重点，实在固守不易。几天之后，孙连仲给李振西打来电话：老弟，池峰城到了。
听到这个声音，李振西几欲泪下。
两千多人的教导团，加他一块，只剩下了一百来人。
池峰城的挥刀上阵，使旧关防线得到初步巩固，但这并不能让黄绍竑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要想持久，困难极大。
从小接受的军事教育，与常年内战积累的作战经验，都告诉黄绍竑，接下来对手的兵力可能还会成倍增加，并且将从旧关这个结合部再次穿过。
这个漏洞要赶紧补，而修补的关键，仍然只能寄托于援兵的尽快到来。
黄绍竑亲自赶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讨要援兵。这回他改变了策略，有意识地提醒老阎：假如娘子关不保，忻口也就打不下去了。
这句话很灵。老阎思前想后，决定把即将奉令调来山西的川军拨给黄绍竑。
黄绍竑却担心川军战力不够，他想要的，还是忻口战场上的部队。
老阎何等样人，那也是人中精灵。一听黄绍竑的意思，马上就把整个身子都伏在了桌上，不行不行，忻口正面的人马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了。
他倒真不是小气。这时候香月又向忻口战场添了两个联队，你还要再抽陈长捷的部队，岂不是要人命吗？
不出所料，香月在发现单靠龙山师团仍无法攻破娘子关后，又加派第109师团参战，旧关附近的日军越聚越多，终于得以从池峰城防线的缝隙中穿过，一下子逼近了黄绍竑位于阳泉的指挥所。
就在这险峻一刻，川军的一个旅终于抵达阳泉。
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有人还觉得他在放大炮，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刘湘回去后振臂一呼，川军上下无不响应，皆愿出川抗战。
出征时，川军共编两大集团军，北上的为邓锡侯集团军。邓锡侯虽为刘湘节制，但在后者未统一全省前两人却是冤家对头，邓某纯粹属于被打服了不得不低头做小弟的那种。
在四川给刘湘管着，成天低眉顺眼，宁愿出来换换空气，所以一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第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旅，即为邓锡侯的先头部队，但是看到他们，黄绍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其他部队皆着棉衣，但这些四川兵由于来自南方，却仍然身着单衣草鞋，下面穿的竟然还是夏装短裤，尤其他们的武器差得要命，仍是“川中诸侯争霸”时用的那套东西，皆为川造土枪。
最常见的是步枪，也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打完几发子弹后，必定要和八十年代的黑白电视一样，这里那里出点毛病，非得狠劲敲打两下才能继续使用，有的连甚至只有两三支步枪能真正打得响，而且川军的步枪，十之八九都不配剌刀，顶多是再配一把大砍刀。
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川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而邓锡侯由于不属刘湘嫡系，则又苦上加苦，苦到让你无法想像，与之相比，陕军教导团的装备几乎都可以说是奢侈。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戾，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杯水车薪，哪里够用。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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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9 pm
黄绍竑的心凉到了极点，但是眼下救急如救火，于是下令川军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出击，以挡日军之锋。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蹿吧。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三百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却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三百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20里路的地方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多少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剌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缺陷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前线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赶到前线时，他的师打烂了。
等军长到达前方时，他的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亲自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惟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惟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二十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老阎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倒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却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老阎“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却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它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在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老阎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守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蹿吧。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三百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却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三百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20里路的地方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多少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剌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缺陷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前线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赶到前线时，他的师打烂了。
等军长到达前方时，他的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亲自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惟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惟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二十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老阎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倒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却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老阎“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却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它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在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老阎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守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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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39 pm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脚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份。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老阎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叭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漏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象就不怎么太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象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分批地进入虹口，然而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不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乘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淘汰。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头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上海郊区都有很远一段路。
但是南京统帅部指令刚刚下达，张治中一夜之间便率87、88两个德械师开入了上海市区。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睡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的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个个惊喜交集。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神速？
闪击战的第一个要素是速度。
中国军队的机动效率向来很慢，张治中能一下子把分针拨到这么快，缘于他已将京沪线的火车和汽车都尽可能集中起来，集中装运，集中行动，速度想不快都不行。
速度有了，下面就要奇袭，张治中本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展开攻击，乘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未回过神来，就将其来个一扫而空。可是关键时候，南京政府又突然犹豫起来。
犹豫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在上海的中立国提出了24小时调停建议，8月13日尚在24小时范围之内，所以蒋介石想再等一等。
8月14日，“八一三”淞沪会战才正式打响，此时离张治中进入上海市区已过去了整整两天。
就象张治中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人要打完华北才能顾上海，所以才没马上在上海重开一局。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虽然已做好输送日侨回国的准备，但请战报告一直未在米内海相那里得到批准。
张治中倘若能如期闪击，击他个措手不及是有可能的。
恰恰是两天的停顿，给了长谷川清以时间，使他得以从容部署防御。
德国人的闪击战后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希特勒以外交掩护战争，外交为次，战争为主，而当战争为外交所误，任何奇袭或高明战术都难以获得成功的可能。
不过由于当天出动的是孙元良第88师的主力精锐，所以虽是攻坚，但仗打得总体还不赖，尤其是黄梅兴旅攻击能力很强。
黄梅兴外号人称黄老虎，端的是位虎将，他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海军陆战队撞击过去，顿时把后者撞得呲牙咧嘴。
接着，黄梅兴又采用“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长谷川清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战场之上，日军遗尸遍地，剩下来的人，有的躲进司令部，有的则慌不择路，逃进了公共租界。
如果是闪击，战果会更大，但在变成攻坚之后，一遇较为坚固的障碍，前进就十分困难。黄梅兴不管打得多么顺手，实际的据点却并没有能拿下多少，他自己也在当天的战斗中殉国。
晚上，张治中接到政府命令：不可进攻，待命。
当然又主要出自于外交上的考虑。
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待命”，只能做做攻击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续，张治中感到这样不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得到增援，援兵一到，阵地战就更加难打了。
无论如何，要在对方援兵登陆之前，先把岸上的这些据点多拔掉一些。
8月17日，张治中请得旨意，遂发动第二次总攻。
他将这次总攻命名为“铁拳计划”。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脚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份。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老阎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噼里叭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5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漏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象就不怎么太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象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分批地进入虹口，然而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不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
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乘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淘汰。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头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19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上海郊区都有很远一段路。
但是南京统帅部指令刚刚下达，张治中一夜之间便率87、88两个德械师开入了上海市区。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睡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的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个个惊喜交集。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神速？
闪击战的第一个要素是速度。
中国军队的机动效率向来很慢，张治中能一下子把分针拨到这么快，缘于他已将京沪线的火车和汽车都尽可能集中起来，集中装运，集中行动，速度想不快都不行。
速度有了，下面就要奇袭，张治中本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展开攻击，乘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未回过神来，就将其来个一扫而空。可是关键时候，南京政府又突然犹豫起来。
犹豫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在上海的中立国提出了24小时调停建议，8月13日尚在24小时范围之内，所以蒋介石想再等一等。
8月14日，“八一三”淞沪会战才正式打响，此时离张治中进入上海市区已过去了整整两天。
就象张治中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人要打完华北才能顾上海，所以才没马上在上海重开一局。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虽然已做好输送日侨回国的准备，但请战报告一直未在米内海相那里得到批准。
张治中倘若能如期闪击，击他个措手不及是有可能的。
恰恰是两天的停顿，给了长谷川清以时间，使他得以从容部署防御。
德国人的闪击战后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希特勒以外交掩护战争，外交为次，战争为主，而当战争为外交所误，任何奇袭或高明战术都难以获得成功的可能。
不过由于当天出动的是孙元良第88师的主力精锐，所以虽是攻坚，但仗打得总体还不赖，尤其是黄梅兴旅攻击能力很强。
黄梅兴外号人称黄老虎，端的是位虎将，他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海军陆战队撞击过去，顿时把后者撞得呲牙咧嘴。
接着，黄梅兴又采用“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长谷川清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战场之上，日军遗尸遍地，剩下来的人，有的躲进司令部，有的则慌不择路，逃进了公共租界。
如果是闪击，战果会更大，但在变成攻坚之后，一遇较为坚固的障碍，前进就十分困难。黄梅兴不管打得多么顺手，实际的据点却并没有能拿下多少，他自己也在当天的战斗中殉国。
晚上，张治中接到政府命令：不可进攻，待命。
当然又主要出自于外交上的考虑。
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待命”，只能做做攻击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续，张治中感到这样不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得到增援，援兵一到，阵地战就更加难打了。
无论如何，要在对方援兵登陆之前，先把岸上的这些据点多拔掉一些。
8月17日，张治中请得旨意，遂发动第二次总攻。
他将这次总攻命名为“铁拳计划”。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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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40 pm
已经两天没有大的动静，长谷川清必然会有所麻痹，现在我再给他来个闪击战，一定能用铁拳把他打到崩溃。
铁拳所向，果然凶猛。
在铁拳行动中，张老师“如何攻”的课题成果被付诸实践。
攻击部队按照当时画的地图和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陆战队的地堡。围住之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接着炮兵轰击，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这个地堡从名单上清除掉不行。
8月17日那天，光王敬久第87师就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呆在小地堡里，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惟恐被流弹所伤。
张治中除听取通讯兵报告推进情况外，还要求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作凭据。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部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可问题是，小地堡好打，大据点难攻。
长谷川清围绕大据点，事先在每条道路上都放置了很多坚固障碍物，并以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
又有死堡垒，又有活堡垒，闪击战也因此虎头蛇尾，终于又变成了攻坚战。
张治中亲自在前线督阵，指挥炮兵对大据点齐射，射是射中了，但目标坚固得很，就是毁它不掉。
不过当天的总攻，仍然是两次总攻中最出色的一次。
除了“铁拳计划”较为突然和犀利外，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也是张治中发挥出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空军的压迫下，海军陆战队十分狠狈，高射炮拼着命地往上打，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简直比过年晚上放爆竹还热闹。
空军如此神勇，却是原来大家都想不到的。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毛邦初的额头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副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人坐在滑杆上，根本就不用费什么力气，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们的轿夫差不多了。
在见到蒋介石后，这位老兄大汗淋漓的秘密终于露了底。
老蒋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91架。
一听这话，老蒋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91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500架，怎么只有91架能打仗，其余那400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当时与毛邦初同上庐山的还有一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这位老外来华不久，他没想到堂堂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老蒋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侧过身子，问美国人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对方的回答却再次给老蒋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美国顾问开始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它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主任周至柔出身于保定，副主任毛邦初毕业于黄埔，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500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它，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蒋介石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老蒋当初在军校里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也不多，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若论空军知识，他那位被称为“空军之母”的老婆倒是很强。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美龄就插手空军，经过西安事变，蒋氏夫妇更加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这么一支空中特种部队，决不能轻易假手于人，于是宋美龄就顺理成章地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实际执掌了空军大权。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些轻微晕机，而且她原先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等方面的教育，在空军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
但知识可以学。宋美龄是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人，这一点酷似其兄宋子文，她订了很多航空技术刊物，天天啃，日日记，时间一长，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小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出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 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周至柔、毛邦初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空军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 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
可是宋美龄渐渐发现，大是大了，却很虚，里面问题不少，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问身边的一个美国顾问：你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空军改造成一支像样的军种？
这位美国顾问是退役的老飞行员。他想了想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长相酷似老鹰，你把他请过来，兴许就能OK。
宋美龄毫不犹豫地向“老鹰”发出了邀请函，请其来华。在信函中，她承诺对方，一旦来华执教，将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此次庐山见面正是出于宋美龄的安排，表面看来是考问毛邦初，实际上是向自己的丈夫引荐海外高尖人才：中国空军，将在这个美国人手上得到回炉再造！
美国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宋美龄请来的这只美国雄鹰，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
在来华之前，陈纳德在空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只不过那种特有的美式天才性格阻碍了他在国内继续发展而已。
美利坚确实是个出天才的地方，因为这里到处张扬着个性。
先说一件小事，关于军训的事。
我以前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军训，很不幸，连一个正步都走不好，结果被教官提搂出来训了一顿，那脸丢得够大。陈纳德的正步走得足够好，可他认为很没意思。
我们军训的时候，就唯恐教官注意自己，他却唯恐自己引不起教官的注意。
怎么办呢，有办法，恶炒。
这哥们当即把裤脚高高卷起，露出他那多毛的大腿，想用这种办法提高点击率，以便“万绿众中一点红”，达到吸引教官的目的。
教官果然盯上了他，只不过人家是个老古板，大概也从不上网，对这种“搏出位”的做法不仅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
教官当着学员们的面，就很直接地对“裤脚帝”说：陈纳德，你一辈子也当不了军人！
老美也是有档案的，到陈纳德第一次申请加入航空学校时，人家看了档案，发现了他的“劣行”，马上给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评语：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飞行员的条件。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陈纳德日后不仅做了军人，还成为了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的一流飞行员。
天才嘛，岂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
不过他的性格可一点没变，还变本加厉。
有一年，举行飞行特技表演。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求飞行员们捎上她，说是有生之年怎么也得到天上去转一转。
这不是客机，大伙是在玩特技，你都祖母级了，这么大年纪，要是飞着飞着头一歪可怎么得了，所以一开始没人敢答应。但是经不住老太太再三苦求，一个飞行员终于同意载她一程。
接下来，特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
飞机在滑行过程中，突然向边上一晃，说时迟那时快，飞行员竟然被摔了出来。
全场观众都惊呆了，直呼老太快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以离弦的速度向前冲剌，随后飞上蓝天。
只一会儿，飞机开始翻着跟斗，从半空中俯冲下来，几乎要碰着地面了。
现场一片惊呼声，很多人闭上了眼，可怜的老太啊，你何苦来哉。
可是当人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飞机并未坠毁，反而又奇迹般地拉起，随后便出现了让大家瞪目结舌的场面：这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竟然在天上展开了类似于杂技一样的表演，旋转，筋斗，空翻，倒立，什么惊险它来什么，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花样动作。
难道飞机被上帝直接操控了？
当飞机重新降落，“祖母级老太太”卸去装束，露出真容，原来他才是今天的主角——“空中魔术师”陈纳德。
光是飞行技术捧，还不能称奇，真正让人叫绝的是，陈纳德对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进行了一个相当大的颠覆。
在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
我相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然而这个时候的美国空军寞气沉沉，真的活像个“祖母级老太太”，他们不仅不采纳陈纳德的建议，还很烦他，希望他早点退休。
这是真正的“早退”，陈纳德时年才四十四岁，正是一个人经验和能力最旺盛的时候。
他虽然人还在美国航空队里面，但这种寂寞的滋味实在难捱，更何况就算这种滋味也在倒计时了。
心，满了又空，一个人满街游走，却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停留。
难道就要这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晚年”吗？
他不甘心，却又十分无奈。
此时苏联人第一个盯上了这个空军奇才，苏联军事考察团在看过陈纳德率队表演的飞行特技后，立即私下邀请他去苏联执教。
陈纳德头脑很清醒，他当时就预感到美苏两国今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并不想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未来的“隐性敌人”。
但这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陈纳德就想了个办法，故意把执教条件抬到离谱的地步。
他想，对方肯定会一口拒绝的。不料，苏联代表竟然全部应承下来。
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没有问题，只要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陈纳德很无语。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他只好把对方的邀请函全部退回，以示自己的婉拒决心，这才使事情得以了结。
苏联没了机会，我们就有了机会。
二十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不抢还行。
在宋美龄所发来的邀请函中，有一句话让陈纳德格外动心：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Very good！
先去看看再说。
1937年5月，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
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却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
当然是为了保密。
但是在深入了解之后，陈纳德却发现，中国空军果真就像个契待开垦的荒原。
“登记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为什么那400架都不能用，你说从北洋政府手里接收过来的飞机吧，什么美制“可赛”，德造“容克”，确实太老了，不中用，这还情有可原，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比如刚刚从意大利订购的“布瑞达”，结果来了没多大一会也不能飞了，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东西真是够操蛋。
当时在南昌还造了一座飞机修配厂。可是在意大利人指导下装配出来的飞机，在陈纳德看来，简直是“害人的陷阱”。所谓的轰炸机，更是等同于废物，至多只能当运输机用。
可就是这样的“陷阱”和废物一般的运输机，竟然都堂而皇之地载入了“500架名录”。
当初，陈纳德答应的是做三个月考察。一转眼，三个月已经过去，他这才发现中国空军的问题大大超出预计，解决起来十分棘手。
按照合同，他在把所有发现的问题交给中国人后，就可以打道回府，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算是很尽职了。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使他临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时，陈纳德正在洛阳航校进行考察。
他意识到，此时此刻，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留下来。
陈纳德随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两天后，蒋介石回电：非常感谢，请立即奔赴南昌，去主持那里的战斗机训练。
让陈纳德没有料到的是，南昌之行却成了他这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噩梦。
大多数飞行员除了起飞和降落，其它技术动作都做不了。陈纳德亲眼看到飞机在空中打着转，一架接一架掉下来。一天之内，竟发生了5起机毁人亡事故！
这不过是基础飞行训练，难以想象，那些意大利教官们都是怎么在混事的。
一了解，原来意大利人平时就只教飞行的ABC，而且他们对航校学生的要求松得可怕，就像现在的国内大学，只要进得此门，管你如何，一律可以顺利PASS。
我们在学校里念书念得不好，可以继续补课，到了天上，连补课的机会都不会有。
飞机不行，飞行员更不行，如何跟人家进行空战？
陈纳德变得心情恶劣，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和毛邦初登上庐山。
喜剧变成了悲剧。气急之下，蒋介石恨不得把毛邦初给一枪毙了，但是毙一个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蒋氏夫妇都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他们需要眼前这个救星。
陈纳德鼓起勇气，把自己在路上考虑的方案和盘托出：完全改造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但我可以部分改造。
陈纳德讲了二十多分钟，蒋介石听完之后站了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回转身走进了里屋。
陈纳德刚来中国不久，对东方人说话处事的含蓄方式还不太能够适应，倒是宋美龄很快笑着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
你的方案通过了！
陈纳德，这位大洋彼岸的怀才不遇者，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干了，他将以一位“美国农民”的身份，实际执掌中国空军的指挥权。
铁拳所向，果然凶猛。
在铁拳行动中，张老师“如何攻”的课题成果被付诸实践。
攻击部队按照当时画的地图和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陆战队的地堡。围住之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接着炮兵轰击，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这个地堡从名单上清除掉不行。
8月17日那天，光王敬久第87师就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呆在小地堡里，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惟恐被流弹所伤。
张治中除听取通讯兵报告推进情况外，还要求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作凭据。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部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可问题是，小地堡好打，大据点难攻。
长谷川清围绕大据点，事先在每条道路上都放置了很多坚固障碍物，并以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
又有死堡垒，又有活堡垒，闪击战也因此虎头蛇尾，终于又变成了攻坚战。
张治中亲自在前线督阵，指挥炮兵对大据点齐射，射是射中了，但目标坚固得很，就是毁它不掉。
不过当天的总攻，仍然是两次总攻中最出色的一次。
除了“铁拳计划”较为突然和犀利外，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也是张治中发挥出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空军的压迫下，海军陆战队十分狠狈，高射炮拼着命地往上打，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简直比过年晚上放爆竹还热闹。
空军如此神勇，却是原来大家都想不到的。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毛邦初的额头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副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人坐在滑杆上，根本就不用费什么力气，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们的轿夫差不多了。
在见到蒋介石后，这位老兄大汗淋漓的秘密终于露了底。
老蒋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91架。
一听这话，老蒋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91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500架，怎么只有91架能打仗，其余那400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当时与毛邦初同上庐山的还有一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这位老外来华不久，他没想到堂堂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老蒋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侧过身子，问美国人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对方的回答却再次给老蒋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美国顾问开始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它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主任周至柔出身于保定，副主任毛邦初毕业于黄埔，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500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它，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蒋介石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老蒋当初在军校里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也不多，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若论空军知识，他那位被称为“空军之母”的老婆倒是很强。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美龄就插手空军，经过西安事变，蒋氏夫妇更加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这么一支空中特种部队，决不能轻易假手于人，于是宋美龄就顺理成章地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实际执掌了空军大权。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些轻微晕机，而且她原先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等方面的教育，在空军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
但知识可以学。宋美龄是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人，这一点酷似其兄宋子文，她订了很多航空技术刊物，天天啃，日日记，时间一长，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小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出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 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周至柔、毛邦初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空军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 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
可是宋美龄渐渐发现，大是大了，却很虚，里面问题不少，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问身边的一个美国顾问：你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空军改造成一支像样的军种？
这位美国顾问是退役的老飞行员。他想了想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长相酷似老鹰，你把他请过来，兴许就能OK。
宋美龄毫不犹豫地向“老鹰”发出了邀请函，请其来华。在信函中，她承诺对方，一旦来华执教，将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此次庐山见面正是出于宋美龄的安排，表面看来是考问毛邦初，实际上是向自己的丈夫引荐海外高尖人才：中国空军，将在这个美国人手上得到回炉再造！
美国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宋美龄请来的这只美国雄鹰，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
在来华之前，陈纳德在空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只不过那种特有的美式天才性格阻碍了他在国内继续发展而已。
美利坚确实是个出天才的地方，因为这里到处张扬着个性。
先说一件小事，关于军训的事。
我以前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军训，很不幸，连一个正步都走不好，结果被教官提搂出来训了一顿，那脸丢得够大。陈纳德的正步走得足够好，可他认为很没意思。
我们军训的时候，就唯恐教官注意自己，他却唯恐自己引不起教官的注意。
怎么办呢，有办法，恶炒。
这哥们当即把裤脚高高卷起，露出他那多毛的大腿，想用这种办法提高点击率，以便“万绿众中一点红”，达到吸引教官的目的。
教官果然盯上了他，只不过人家是个老古板，大概也从不上网，对这种“搏出位”的做法不仅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
教官当着学员们的面，就很直接地对“裤脚帝”说：陈纳德，你一辈子也当不了军人！
老美也是有档案的，到陈纳德第一次申请加入航空学校时，人家看了档案，发现了他的“劣行”，马上给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评语：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飞行员的条件。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陈纳德日后不仅做了军人，还成为了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的一流飞行员。
天才嘛，岂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
不过他的性格可一点没变，还变本加厉。
有一年，举行飞行特技表演。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求飞行员们捎上她，说是有生之年怎么也得到天上去转一转。
这不是客机，大伙是在玩特技，你都祖母级了，这么大年纪，要是飞着飞着头一歪可怎么得了，所以一开始没人敢答应。但是经不住老太太再三苦求，一个飞行员终于同意载她一程。
接下来，特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
飞机在滑行过程中，突然向边上一晃，说时迟那时快，飞行员竟然被摔了出来。
全场观众都惊呆了，直呼老太快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以离弦的速度向前冲剌，随后飞上蓝天。
只一会儿，飞机开始翻着跟斗，从半空中俯冲下来，几乎要碰着地面了。
现场一片惊呼声，很多人闭上了眼，可怜的老太啊，你何苦来哉。
可是当人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飞机并未坠毁，反而又奇迹般地拉起，随后便出现了让大家瞪目结舌的场面：这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竟然在天上展开了类似于杂技一样的表演，旋转，筋斗，空翻，倒立，什么惊险它来什么，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花样动作。
难道飞机被上帝直接操控了？
当飞机重新降落，“祖母级老太太”卸去装束，露出真容，原来他才是今天的主角——“空中魔术师”陈纳德。
光是飞行技术捧，还不能称奇，真正让人叫绝的是，陈纳德对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进行了一个相当大的颠覆。
在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
我相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然而这个时候的美国空军寞气沉沉，真的活像个“祖母级老太太”，他们不仅不采纳陈纳德的建议，还很烦他，希望他早点退休。
这是真正的“早退”，陈纳德时年才四十四岁，正是一个人经验和能力最旺盛的时候。
他虽然人还在美国航空队里面，但这种寂寞的滋味实在难捱，更何况就算这种滋味也在倒计时了。
心，满了又空，一个人满街游走，却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停留。
难道就要这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晚年”吗？
他不甘心，却又十分无奈。
此时苏联人第一个盯上了这个空军奇才，苏联军事考察团在看过陈纳德率队表演的飞行特技后，立即私下邀请他去苏联执教。
陈纳德头脑很清醒，他当时就预感到美苏两国今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并不想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未来的“隐性敌人”。
但这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陈纳德就想了个办法，故意把执教条件抬到离谱的地步。
他想，对方肯定会一口拒绝的。不料，苏联代表竟然全部应承下来。
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没有问题，只要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陈纳德很无语。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他只好把对方的邀请函全部退回，以示自己的婉拒决心，这才使事情得以了结。
苏联没了机会，我们就有了机会。
二十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不抢还行。
在宋美龄所发来的邀请函中，有一句话让陈纳德格外动心：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Very good！
先去看看再说。
1937年5月，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
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却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
当然是为了保密。
但是在深入了解之后，陈纳德却发现，中国空军果真就像个契待开垦的荒原。
“登记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为什么那400架都不能用，你说从北洋政府手里接收过来的飞机吧，什么美制“可赛”，德造“容克”，确实太老了，不中用，这还情有可原，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比如刚刚从意大利订购的“布瑞达”，结果来了没多大一会也不能飞了，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东西真是够操蛋。
当时在南昌还造了一座飞机修配厂。可是在意大利人指导下装配出来的飞机，在陈纳德看来，简直是“害人的陷阱”。所谓的轰炸机，更是等同于废物，至多只能当运输机用。
可就是这样的“陷阱”和废物一般的运输机，竟然都堂而皇之地载入了“500架名录”。
当初，陈纳德答应的是做三个月考察。一转眼，三个月已经过去，他这才发现中国空军的问题大大超出预计，解决起来十分棘手。
按照合同，他在把所有发现的问题交给中国人后，就可以打道回府，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算是很尽职了。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使他临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爆发时，陈纳德正在洛阳航校进行考察。
他意识到，此时此刻，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留下来。
陈纳德随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两天后，蒋介石回电：非常感谢，请立即奔赴南昌，去主持那里的战斗机训练。
让陈纳德没有料到的是，南昌之行却成了他这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噩梦。
大多数飞行员除了起飞和降落，其它技术动作都做不了。陈纳德亲眼看到飞机在空中打着转，一架接一架掉下来。一天之内，竟发生了5起机毁人亡事故！
这不过是基础飞行训练，难以想象，那些意大利教官们都是怎么在混事的。
一了解，原来意大利人平时就只教飞行的ABC，而且他们对航校学生的要求松得可怕，就像现在的国内大学，只要进得此门，管你如何，一律可以顺利PASS。
我们在学校里念书念得不好，可以继续补课，到了天上，连补课的机会都不会有。
飞机不行，飞行员更不行，如何跟人家进行空战？
陈纳德变得心情恶劣，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和毛邦初登上庐山。
喜剧变成了悲剧。气急之下，蒋介石恨不得把毛邦初给一枪毙了，但是毙一个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蒋氏夫妇都把目光转向了美国人，他们需要眼前这个救星。
陈纳德鼓起勇气，把自己在路上考虑的方案和盘托出：完全改造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但我可以部分改造。
陈纳德讲了二十多分钟，蒋介石听完之后站了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回转身走进了里屋。
陈纳德刚来中国不久，对东方人说话处事的含蓄方式还不太能够适应，倒是宋美龄很快笑着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
你的方案通过了！
陈纳德，这位大洋彼岸的怀才不遇者，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干了，他将以一位“美国农民”的身份，实际执掌中国空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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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46 pm
1937年8月13日，在南京中国空军总部，陈纳德熬夜干到凌晨，制定了空军的第一份作战计划。
目标：轰炸日舰。
空军就是要配合陆军作战，黄埔江面上停泊的日舰对中国陆军的威胁委实不小，虎将黄梅兴就是中了日舰打出的炮弹而阵亡的。
显然，目标定得很准，就看效果如何了。
效果很糟，糟透了！
那天上海的天气气候不好，下面看不太清楚，难以进行高空轰炸，这一点是陈纳德起先没有想到的。
不能炸，那就返航呗。
没有一个人愿意返航，都憋着劲要炸它一艘，立一大功。
轰炸方式一共两种，高空行不通，便只有降低高度俯冲了，可问题是，所有轰炸机飞行员只接受过7500英尺高度的训练，低了根本就没怎么练过。
飞行高度很快降到1500英尺，这下可坏了事。
在下降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要控制航速，不知不觉竟然开到公共租界上空来了，而避开租界曾是陈纳德在命令中再三强调过的。
更严重的是，飞机上的轰炸瞄准器也没有进行重新调整，大家都以为自己罩住了日本军舰，谁知瞄准的却是公共租界的中心！
毫无疑问，炸弹下去，死伤惨重，不过损失的不是日军或日舰，而是中外平民。
陈纳德使足力气一个大脚，结果射出去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乌龙球——除了误炸公共租界外，真正的目标日本军舰安然无恙。
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
陈纳德马上开起一架飞机亲自到前线察看，本来想去出事地点上海，但在长江上空他停住了。
眼前正有3架中国轰炸机在进行俯冲轰炸，并且炸弹已经击中了一艘军舰。
太棒了，不管怎么说，总有那么一脚射进对方球门了吧。
陈纳德的飞机上贴着中立国标志，没有任何作战设备，但他艺高人胆大，冒着弹雨从军舰旁边一穿而过。
一看，人差点没一个倒栽葱从飞机上摔下去。
军舰甲板上的标志又大又明显，原来竟是英国巡洋舰。
陈纳德气得扭头就走。
回到南京机场一看，自己的机翼上全是弹孔，原来也中了招。
英国舰你们炸，我这架“中立国”飞机你们也打，长眼睛都是干什么用的！
美国人怒吼一声，给我飞机上装机枪，马上装。
他瞪着刚刚返回的轰炸机飞行员：还等我给你们发勋章吗，下一次再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朝我开枪，我立刻把他给打下来！
首轮就没能搞掂，这让陈纳德颇受打击。
事到如今，也不可能再手把手地教飞行员们如何俯冲轰炸了，还是得靠战术才能致胜。
这个战术就是：用战斗机来对付轰炸机。
陈纳德是个有心人，在应邀来华之前，他曾秘密潜入日本，搜集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第一手情报。
这些情报让他心跳不已，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而且对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
你们学什么不好，要学这个，看来不倒霉都不可能了。
陈纳德据此作出判断，日本轰炸机前来进攻时肯定不会使用战斗机护航。
早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陈纳德便集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使用最好的飞机机型，进行突击训练，而训练的内容只有一项，那就是对付轰炸机。
中国空军一共有三个战斗机大队，所谓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大部分都集中于四大队。
四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普通飞行员，都毕业于中央航校。这个航空学校是美国顾问的大本营，接受的是美式教育，而且训练和考核都很严格，绝不是意大利教官闭着眼睛点个头，就能顺利拿到文凭的，因此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飞行员中的佼佼者。
至于最好的飞机机型，当属美国鹰式飞机（霍克式飞机）。它们属于那91架可用飞机中的王牌，绝非意大利烂飞机可比，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机型确实是中国空军最犀利的作战武器。
正所谓好马配好鞍，两个“最”加一块，那矛就不是一般的亮了。
在聪明的学生面前，洋老师倾其所有。这就是陈纳德在庐山上向蒋氏夫妇所承诺的“部分改造”。
他没有白下工夫，很快就在第二轮收到报偿：“八一四”空战大获全胜。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除了陈纳德战术运用得当外，还与另一位传奇人物有关。
在飞行员中，最优秀里面还有最优秀，宝塔尖上站着一位——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此后被誉为中国空军“天神”。
高志航的人生经历很坎坷，他曾经是东北空军中的一员。
跟十九路军中的翁照垣一样，高志航的飞行技术也是在法国学的，只不过老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陆军起点，而高志航却因缘际会，成了不世出的空中骄子。
高志航十九岁就成为了少校飞行员（陆军衔），看到这里，陈纳德可能要狂郁闷了，后者都快混到五十岁了，在美国空军中的牌牌竟然还是尉官。
不过五年之后，现实就给了包括高志航在内的整个东北军狠狠一击。“九一八”那个晚上，东北飞机场上停靠着三百多架飞机，可是一弹未发，全都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日本人。
面对着残酷的一幕，这个叫高志航的东北人心碎了，他不再年轻，尽管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他那年才刚刚二十四岁。
在高志航背后，是一支军队被命运无情拨弄的身影。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到过沈阳，并在那里看到了如今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北大营营房，那应该是一所马厩。
当时还要拍一个视频，为此，人一直静不下来，但当我置身真实现场，仍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感伤。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东北军的官兵出出进进，那时候的东北，茅草很高，骑兵们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于是草地就像波浪一样，从中间划开一道道流线，并往前不断延伸。
只是这一动人的情景突然就被无情地打断了。从那个晚上之后，骏马失去了主人，马厩失去了骏马，东北的上空一片阴郁，直到彻底归于沉寂。
日换星移，谁曾经听说过，这个叫做东北军的军队也曾经勇冠三军，也曾经入主中原，也曾经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昔日的主人们，你们到哪里去了？
高志航告别家人，只身进入了山海关。
从此，他将渡过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如刀割肤，从此，他的心会被一次次唤醒，然而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南京，高志航经人介绍，准备加入中央航校。
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结婚，而高志航的妻子是白俄流亡贵族，这成为他加盟中央空军的最大障碍。
也不知道制定这条规则的人是怎么想的，娶外国美女是爱国举动嘛，难道让老外把我们的美女都给拐了去，你才高兴？
高志航夫妻感情非常深，他为此困惑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最终还是咬咬牙，硬起心肠，写下了一篇史上最奇怪也最动人的“休书”：东北一别竟成永别，请你不要怨恨我，因为国难当头，又何以为家，要报国，就只能如此。
我记得，上学时读到林觉民的《与妻书》，一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就几乎让我也跟着“泪珠和笔墨齐下”。
而和《与妻书》那样的“死别”相比，高志航的“休书”无疑就意味着生离。
一样地伤心欲绝，一样地痛彻心扉。
自此以后，高志航永失我爱，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而他的俄国妻子最后也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没有谁知道，这位未来的空军天神是否也经常在梦中见到那熟悉的脸孔，当清晨醒来，是否还会泪流满面。
目标：轰炸日舰。
空军就是要配合陆军作战，黄埔江面上停泊的日舰对中国陆军的威胁委实不小，虎将黄梅兴就是中了日舰打出的炮弹而阵亡的。
显然，目标定得很准，就看效果如何了。
效果很糟，糟透了！
那天上海的天气气候不好，下面看不太清楚，难以进行高空轰炸，这一点是陈纳德起先没有想到的。
不能炸，那就返航呗。
没有一个人愿意返航，都憋着劲要炸它一艘，立一大功。
轰炸方式一共两种，高空行不通，便只有降低高度俯冲了，可问题是，所有轰炸机飞行员只接受过7500英尺高度的训练，低了根本就没怎么练过。
飞行高度很快降到1500英尺，这下可坏了事。
在下降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要控制航速，不知不觉竟然开到公共租界上空来了，而避开租界曾是陈纳德在命令中再三强调过的。
更严重的是，飞机上的轰炸瞄准器也没有进行重新调整，大家都以为自己罩住了日本军舰，谁知瞄准的却是公共租界的中心！
毫无疑问，炸弹下去，死伤惨重，不过损失的不是日军或日舰，而是中外平民。
陈纳德使足力气一个大脚，结果射出去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乌龙球——除了误炸公共租界外，真正的目标日本军舰安然无恙。
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
陈纳德马上开起一架飞机亲自到前线察看，本来想去出事地点上海，但在长江上空他停住了。
眼前正有3架中国轰炸机在进行俯冲轰炸，并且炸弹已经击中了一艘军舰。
太棒了，不管怎么说，总有那么一脚射进对方球门了吧。
陈纳德的飞机上贴着中立国标志，没有任何作战设备，但他艺高人胆大，冒着弹雨从军舰旁边一穿而过。
一看，人差点没一个倒栽葱从飞机上摔下去。
军舰甲板上的标志又大又明显，原来竟是英国巡洋舰。
陈纳德气得扭头就走。
回到南京机场一看，自己的机翼上全是弹孔，原来也中了招。
英国舰你们炸，我这架“中立国”飞机你们也打，长眼睛都是干什么用的！
美国人怒吼一声，给我飞机上装机枪，马上装。
他瞪着刚刚返回的轰炸机飞行员：还等我给你们发勋章吗，下一次再让我看到你们中有人朝我开枪，我立刻把他给打下来！
首轮就没能搞掂，这让陈纳德颇受打击。
事到如今，也不可能再手把手地教飞行员们如何俯冲轰炸了，还是得靠战术才能致胜。
这个战术就是：用战斗机来对付轰炸机。
陈纳德是个有心人，在应邀来华之前，他曾秘密潜入日本，搜集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第一手情报。
这些情报让他心跳不已，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而且对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
你们学什么不好，要学这个，看来不倒霉都不可能了。
陈纳德据此作出判断，日本轰炸机前来进攻时肯定不会使用战斗机护航。
早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前，陈纳德便集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使用最好的飞机机型，进行突击训练，而训练的内容只有一项，那就是对付轰炸机。
中国空军一共有三个战斗机大队，所谓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大部分都集中于四大队。
四大队从中队长、分队长到普通飞行员，都毕业于中央航校。这个航空学校是美国顾问的大本营，接受的是美式教育，而且训练和考核都很严格，绝不是意大利教官闭着眼睛点个头，就能顺利拿到文凭的，因此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飞行员中的佼佼者。
至于最好的飞机机型，当属美国鹰式飞机（霍克式飞机）。它们属于那91架可用飞机中的王牌，绝非意大利烂飞机可比，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机型确实是中国空军最犀利的作战武器。
正所谓好马配好鞍，两个“最”加一块，那矛就不是一般的亮了。
在聪明的学生面前，洋老师倾其所有。这就是陈纳德在庐山上向蒋氏夫妇所承诺的“部分改造”。
他没有白下工夫，很快就在第二轮收到报偿：“八一四”空战大获全胜。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除了陈纳德战术运用得当外，还与另一位传奇人物有关。
在飞行员中，最优秀里面还有最优秀，宝塔尖上站着一位——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此后被誉为中国空军“天神”。
高志航的人生经历很坎坷，他曾经是东北空军中的一员。
跟十九路军中的翁照垣一样，高志航的飞行技术也是在法国学的，只不过老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陆军起点，而高志航却因缘际会，成了不世出的空中骄子。
高志航十九岁就成为了少校飞行员（陆军衔），看到这里，陈纳德可能要狂郁闷了，后者都快混到五十岁了，在美国空军中的牌牌竟然还是尉官。
不过五年之后，现实就给了包括高志航在内的整个东北军狠狠一击。“九一八”那个晚上，东北飞机场上停靠着三百多架飞机，可是一弹未发，全都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日本人。
面对着残酷的一幕，这个叫高志航的东北人心碎了，他不再年轻，尽管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他那年才刚刚二十四岁。
在高志航背后，是一支军队被命运无情拨弄的身影。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到过沈阳，并在那里看到了如今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北大营营房，那应该是一所马厩。
当时还要拍一个视频，为此，人一直静不下来，但当我置身真实现场，仍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感伤。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东北军的官兵出出进进，那时候的东北，茅草很高，骑兵们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于是草地就像波浪一样，从中间划开一道道流线，并往前不断延伸。
只是这一动人的情景突然就被无情地打断了。从那个晚上之后，骏马失去了主人，马厩失去了骏马，东北的上空一片阴郁，直到彻底归于沉寂。
日换星移，谁曾经听说过，这个叫做东北军的军队也曾经勇冠三军，也曾经入主中原，也曾经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昔日的主人们，你们到哪里去了？
高志航告别家人，只身进入了山海关。
从此，他将渡过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如刀割肤，从此，他的心会被一次次唤醒，然而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南京，高志航经人介绍，准备加入中央航校。
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结婚，而高志航的妻子是白俄流亡贵族，这成为他加盟中央空军的最大障碍。
也不知道制定这条规则的人是怎么想的，娶外国美女是爱国举动嘛，难道让老外把我们的美女都给拐了去，你才高兴？
高志航夫妻感情非常深，他为此困惑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最终还是咬咬牙，硬起心肠，写下了一篇史上最奇怪也最动人的“休书”：东北一别竟成永别，请你不要怨恨我，因为国难当头，又何以为家，要报国，就只能如此。
我记得，上学时读到林觉民的《与妻书》，一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就几乎让我也跟着“泪珠和笔墨齐下”。
而和《与妻书》那样的“死别”相比，高志航的“休书”无疑就意味着生离。
一样地伤心欲绝，一样地痛彻心扉。
自此以后，高志航永失我爱，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而他的俄国妻子最后也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没有谁知道，这位未来的空军天神是否也经常在梦中见到那熟悉的脸孔，当清晨醒来，是否还会泪流满面。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49 pm
这是属于个人的悲剧，却是国家的幸运，因为高志航终于能够再回老本行了。
只是，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称羡的少校飞行员，一下子连降三级，成了空军少尉，后面备注：见习。
在这之前，高志航已经拥有整整五年的飞行经验，可给他的位置还是个实习生，只拿军饷，不参加飞行，就是军饷也拿不全，只能拿七成。
当时东北军人在全国的声誉和境遇都已降到冰点，他们一失东北，再弃锦州，三丢热河，最后弄到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到落魄的时候，就没几个肯拿正眼待见他们的，皆称之为“误国军”。
有人讽剌说，中国不是拿不到诺贝尔奖吗，依我看，至少有一个奖是有希望得的，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这个奖授给他们的少帅才是。
张学良那时几乎就是东北军的精神偶像，说这种话就等于是在指着你鼻子尖骂人了。
坐着冷板凳，还要时常承受类似的冷言冷语，是个人都可能要精神崩溃，更何况空军本来就是个在天空中翱翔的军种，骄傲是他们立身的资本。
很多跟高志航一道进来的原东北军飞行员都因忍受不了，一个接一个退出，可是高志航选择默默地留了下来。
如果换成多年前那个年少得志的少校飞行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多少痛苦纠缠，多少黑夜挣扎，哪怕每一刻都必须承受孤独和苦痛，然而你仍然需要坚忍地度过，只为了那句入关前曾许下的庄重誓言。
请给我一个机会，一个高飞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让高志航等到了。
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前来检阅空军，飞行员们都在老大面前尽情施展。
这时黄老大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也站在人群中间，可却显得那样孤单和落寞。
黄光锐心里一动：为什么他不飞？
旁边有人赶紧解释，说这哥们是见习员，没有资格在领导面前表演。
黄光锐说让他飞起来试试，我想看看。
终于遇到伯乐了。
黄光锐出身于华侨世家，据说十六岁就学飞行了，曾担任广东空军司令。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行家，所以才识得千里马。
高志航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幸运，他差不多是以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情爬上了飞机舱位。
前面表演得都不错，让人颇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问题是最后一下演砸了。
降落时，由于起落架放得太迟，机身受到了损伤。
这种失误过于低级，飞行员还没从飞机上下来，周围就议论纷纷。
议论的内容，叫做阴谋论，意思就是这姓高的哪里是来表演的，八成就是来搞破坏的。
众人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是：东北人不好，高志航是东北人，所以他也不好，不好的结果就是想破坏我们的飞机。
高志航傻眼了，他的心也又一次凉到了谷底。
自始至终，黄光锐始终在观察着高志航表演的每一个动作，这时他得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包括高志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论。
黄老大说，高志航是好样的，他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至于失误，纯粹是由于他久不训练的缘故。
不仅没处分，还直接提升为中尉分队长。
看到这里，连我都要流泪了。老天，怎么我就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伯乐呢？
高志航自然更是激动加感动，自此以后，他得到了训练的机会，一练起来就疯魔。顺过来飞，倒过来飞，直线飞，弧形飞，一架飞机摆弄得跟我们上下班骑的电动车一样，想它怎样就怎样。
他后来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晚上开飞机不用打灯，摸着黑就能把飞机给拉上去。
等到黄光锐第二次检阅，在看过高志航的表演后，当场下了断语：你的技术在中国空军中已经是独一无二，东方不败了。
既然是东方不败，再做中尉就屈才了，马上提升，做上尉。半年之后，再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千里马由伯乐提携，终于出头了。
可这时候，高志航却与顶头上司毛邦初乃至恩人黄光锐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高志航跟“空中魔术师”陈纳德一样，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冒险和进攻，而反过来，领导跟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他们觉得中国空军力量不行，所以要“维稳”，主张防御。
两任领导，黄光锐和毛邦初，都是如此。
一个要攻，一个要防，在平时的训练中肯定会有冲突，这让高志航感到自己受到很大束缚，因此也有了陈纳德式的苦闷。
不过他的的苦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
蒋介石过五十岁生日，号召大家捐飞机。英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供应商一听到消息，马上就派自己的飞行员到南京来做飞行表演，以便吸引中国买家。
外国人都是生意头脑，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却一向敏感，觉得老外是不是要在我们家门口摆擂台啊，欺咱飞行技术不行是不是？高志航闻讯后，憋着一口气，主动请求进京表演。
蒋介石在检阅台上看半天，天上眼花缭乱，穿来穿去的都是人家的飞机，心里自然有些不爽。忽然，斜剌里冲出一架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忽上忽下，忽高忽低，花蝴蝶一样般地玩动作，把老外都给比了下去，引得地面上人们一阵叫好。
一问，飞行员叫高志航。
蒋介石立命召见，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高志航说，你的技术如同你的姓氏，确实是高，我看快超过世界水平了。
不光褒奖（似乎都有些过了），蒋介石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把，将自己的座机奖给高志航自用。
天子把座驾都给你了，这是什么礼遇，你懂的。
原来黄光锐说高志航“东方不败”，影响还只局限在空军内部，现在连蒋介石这样的国家元首都作出了表示，那就不得了了。
高志航立马火了起来，红遍全国，其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你困守陋巷，谁也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等到你出了名，打个喷嚏，旁边的人都可能要研究半天。
意见分歧迎刃而解，至少在四大队内部，高志航成了绝对的权威，所有训练课目和要求都开始跟着他的步子走。
等到陈纳德来华，高志航带着四大队的精英们接受了小灶式的训练。他们本来就有较好的功底，再经过最新理论和技术一熏陶，那水平更是翻着跟斗哗哗地就上去了。
8月14日，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海军航空队出击，分别轰炸中国在华东的两大机场——杭州笕桥机场和皖南广德机场。
地面有势力范围，天上也得有。北方是陆军航空队，南方就是海军航空队。这倒不完全是海陆两军互相讨嫌的结果，更多原因是日军在华北有陆上机场，而在华东、华南却没有，由此海军在南方就拿到了“垄断权”。
海军航空队共有三个基地，即日本本土、台北以及海上航母。那天正好刮台风，本土的木更津航空队被台风挡住了，过不来，而航母上的飞机因为风浪太大和能见度太低，也不敢飞。
三支航空队，只剩下了台北鹿屋航空队一家。
台北在台风区外面，那里的气象报告显示，天空晴朗，没有问题。可是到杭州后就不一样了，眼见得天气越来越糟，竟然下起了大雨。
那时的飞机员，都是靠一双肉眼保持联系，在雨中能见度非常低，视野一片模糊，结果一个9机编队，中途有3架迷失方向，真正到达杭州笕桥上空的仅为6架。
陈纳德的预计极其精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的果然全是轰炸机，里面没有一架战斗机用于护航。
在轰炸机上，有枪也有炮，该有的都有了，这就叫自己做自己的保镖，用不着再另外请人，还得额外费工钱。
6架轰炸机刚刚进入杭州境内，笕桥机场里面已是警报大作。那时没有雷达，中国空军依靠的是陈纳德“战斗机致胜论”之外的另一个新理论——预警网络。
所谓预警网络，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连黑客都不用，只要雇两个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了望，一旦看到远处有轰炸机出没，立即通知机场，这样可以为战斗机出击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
别看这招简单，在雷达还没有普遍运用之前，却非常实用。在陈纳德之前，也从没有人想到，或予以重视。
战前，陈纳德在沪宁杭构建了一个三角空袭预警网，犹如古代的长城烽火台一样：发现敌情后，便燃起烽烟，然后一站传一站。
杭州笕桥机场，正是高志航四大队的营地。
“七七事变”以后，四大队本来已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准备从平汉线起飞，对华北日军发动空中突袭。
就在作战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淞沪会战爆发，四大队奉命取消原计划，驰援上海战场。
机场地面拉响警报时，高志航刚刚率一个中队落地，尚有两个中队在天空。
刚开始听到警报，他还以为是预警网络错把四大队的飞机当作敌机，跑到指挥塔一问，才知道千真万确，砸场子的来了。
按照一般程序，似乎战斗机要编好组，做好准备才能迎敌，而且四大队经过长途跋涉，机舱里的油料已经不多，急需加油，可是陈纳德曾在课堂上明确告诉高志航：不行！
传统理论为什么会认为战斗机截击不了轰炸机，就是因为墨守成规的结果。
人家轰炸机早就来了，你们还在那里排队，等到你们编好队形，准备出击的时候，对方早就完成任务，吹着口哨回家睡觉去了。
如此，焉能不败。
其实很简单，对于战斗机来说，你等什么等，第一时间飞上去干它们不就得了
只是，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称羡的少校飞行员，一下子连降三级，成了空军少尉，后面备注：见习。
在这之前，高志航已经拥有整整五年的飞行经验，可给他的位置还是个实习生，只拿军饷，不参加飞行，就是军饷也拿不全，只能拿七成。
当时东北军人在全国的声誉和境遇都已降到冰点，他们一失东北，再弃锦州，三丢热河，最后弄到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到落魄的时候，就没几个肯拿正眼待见他们的，皆称之为“误国军”。
有人讽剌说，中国不是拿不到诺贝尔奖吗，依我看，至少有一个奖是有希望得的，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这个奖授给他们的少帅才是。
张学良那时几乎就是东北军的精神偶像，说这种话就等于是在指着你鼻子尖骂人了。
坐着冷板凳，还要时常承受类似的冷言冷语，是个人都可能要精神崩溃，更何况空军本来就是个在天空中翱翔的军种，骄傲是他们立身的资本。
很多跟高志航一道进来的原东北军飞行员都因忍受不了，一个接一个退出，可是高志航选择默默地留了下来。
如果换成多年前那个年少得志的少校飞行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多少痛苦纠缠，多少黑夜挣扎，哪怕每一刻都必须承受孤独和苦痛，然而你仍然需要坚忍地度过，只为了那句入关前曾许下的庄重誓言。
请给我一个机会，一个高飞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让高志航等到了。
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前来检阅空军，飞行员们都在老大面前尽情施展。
这时黄老大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也站在人群中间，可却显得那样孤单和落寞。
黄光锐心里一动：为什么他不飞？
旁边有人赶紧解释，说这哥们是见习员，没有资格在领导面前表演。
黄光锐说让他飞起来试试，我想看看。
终于遇到伯乐了。
黄光锐出身于华侨世家，据说十六岁就学飞行了，曾担任广东空军司令。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行家，所以才识得千里马。
高志航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幸运，他差不多是以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情爬上了飞机舱位。
前面表演得都不错，让人颇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问题是最后一下演砸了。
降落时，由于起落架放得太迟，机身受到了损伤。
这种失误过于低级，飞行员还没从飞机上下来，周围就议论纷纷。
议论的内容，叫做阴谋论，意思就是这姓高的哪里是来表演的，八成就是来搞破坏的。
众人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是：东北人不好，高志航是东北人，所以他也不好，不好的结果就是想破坏我们的飞机。
高志航傻眼了，他的心也又一次凉到了谷底。
自始至终，黄光锐始终在观察着高志航表演的每一个动作，这时他得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包括高志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论。
黄老大说，高志航是好样的，他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至于失误，纯粹是由于他久不训练的缘故。
不仅没处分，还直接提升为中尉分队长。
看到这里，连我都要流泪了。老天，怎么我就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伯乐呢？
高志航自然更是激动加感动，自此以后，他得到了训练的机会，一练起来就疯魔。顺过来飞，倒过来飞，直线飞，弧形飞，一架飞机摆弄得跟我们上下班骑的电动车一样，想它怎样就怎样。
他后来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晚上开飞机不用打灯，摸着黑就能把飞机给拉上去。
等到黄光锐第二次检阅，在看过高志航的表演后，当场下了断语：你的技术在中国空军中已经是独一无二，东方不败了。
既然是东方不败，再做中尉就屈才了，马上提升，做上尉。半年之后，再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千里马由伯乐提携，终于出头了。
可这时候，高志航却与顶头上司毛邦初乃至恩人黄光锐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高志航跟“空中魔术师”陈纳德一样，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冒险和进攻，而反过来，领导跟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他们觉得中国空军力量不行，所以要“维稳”，主张防御。
两任领导，黄光锐和毛邦初，都是如此。
一个要攻，一个要防，在平时的训练中肯定会有冲突，这让高志航感到自己受到很大束缚，因此也有了陈纳德式的苦闷。
不过他的的苦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
蒋介石过五十岁生日，号召大家捐飞机。英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供应商一听到消息，马上就派自己的飞行员到南京来做飞行表演，以便吸引中国买家。
外国人都是生意头脑，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却一向敏感，觉得老外是不是要在我们家门口摆擂台啊，欺咱飞行技术不行是不是？高志航闻讯后，憋着一口气，主动请求进京表演。
蒋介石在检阅台上看半天，天上眼花缭乱，穿来穿去的都是人家的飞机，心里自然有些不爽。忽然，斜剌里冲出一架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忽上忽下，忽高忽低，花蝴蝶一样般地玩动作，把老外都给比了下去，引得地面上人们一阵叫好。
一问，飞行员叫高志航。
蒋介石立命召见，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高志航说，你的技术如同你的姓氏，确实是高，我看快超过世界水平了。
不光褒奖（似乎都有些过了），蒋介石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把，将自己的座机奖给高志航自用。
天子把座驾都给你了，这是什么礼遇，你懂的。
原来黄光锐说高志航“东方不败”，影响还只局限在空军内部，现在连蒋介石这样的国家元首都作出了表示，那就不得了了。
高志航立马火了起来，红遍全国，其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你困守陋巷，谁也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等到你出了名，打个喷嚏，旁边的人都可能要研究半天。
意见分歧迎刃而解，至少在四大队内部，高志航成了绝对的权威，所有训练课目和要求都开始跟着他的步子走。
等到陈纳德来华，高志航带着四大队的精英们接受了小灶式的训练。他们本来就有较好的功底，再经过最新理论和技术一熏陶，那水平更是翻着跟斗哗哗地就上去了。
8月14日，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海军航空队出击，分别轰炸中国在华东的两大机场——杭州笕桥机场和皖南广德机场。
地面有势力范围，天上也得有。北方是陆军航空队，南方就是海军航空队。这倒不完全是海陆两军互相讨嫌的结果，更多原因是日军在华北有陆上机场，而在华东、华南却没有，由此海军在南方就拿到了“垄断权”。
海军航空队共有三个基地，即日本本土、台北以及海上航母。那天正好刮台风，本土的木更津航空队被台风挡住了，过不来，而航母上的飞机因为风浪太大和能见度太低，也不敢飞。
三支航空队，只剩下了台北鹿屋航空队一家。
台北在台风区外面，那里的气象报告显示，天空晴朗，没有问题。可是到杭州后就不一样了，眼见得天气越来越糟，竟然下起了大雨。
那时的飞机员，都是靠一双肉眼保持联系，在雨中能见度非常低，视野一片模糊，结果一个9机编队，中途有3架迷失方向，真正到达杭州笕桥上空的仅为6架。
陈纳德的预计极其精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的果然全是轰炸机，里面没有一架战斗机用于护航。
在轰炸机上，有枪也有炮，该有的都有了，这就叫自己做自己的保镖，用不着再另外请人，还得额外费工钱。
6架轰炸机刚刚进入杭州境内，笕桥机场里面已是警报大作。那时没有雷达，中国空军依靠的是陈纳德“战斗机致胜论”之外的另一个新理论——预警网络。
所谓预警网络，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连黑客都不用，只要雇两个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了望，一旦看到远处有轰炸机出没，立即通知机场，这样可以为战斗机出击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
别看这招简单，在雷达还没有普遍运用之前，却非常实用。在陈纳德之前，也从没有人想到，或予以重视。
战前，陈纳德在沪宁杭构建了一个三角空袭预警网，犹如古代的长城烽火台一样：发现敌情后，便燃起烽烟，然后一站传一站。
杭州笕桥机场，正是高志航四大队的营地。
“七七事变”以后，四大队本来已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准备从平汉线起飞，对华北日军发动空中突袭。
就在作战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淞沪会战爆发，四大队奉命取消原计划，驰援上海战场。
机场地面拉响警报时，高志航刚刚率一个中队落地，尚有两个中队在天空。
刚开始听到警报，他还以为是预警网络错把四大队的飞机当作敌机，跑到指挥塔一问，才知道千真万确，砸场子的来了。
按照一般程序，似乎战斗机要编好组，做好准备才能迎敌，而且四大队经过长途跋涉，机舱里的油料已经不多，急需加油，可是陈纳德曾在课堂上明确告诉高志航：不行！
传统理论为什么会认为战斗机截击不了轰炸机，就是因为墨守成规的结果。
人家轰炸机早就来了，你们还在那里排队，等到你们编好队形，准备出击的时候，对方早就完成任务，吹着口哨回家睡觉去了。
如此，焉能不败。
其实很简单，对于战斗机来说，你等什么等，第一时间飞上去干它们不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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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52 pm
战斗机要截击轰炸机，就是要打破常规，抢先出击。
高志航命令刚刚着陆的飞行中队马上重新启动，起飞迎敌，同时通过信号，要求另外两个飞行中队就地留空拦截敌机。
他自己也往座机上一跨，上。
此后几乎就是对陈纳德课程的复习。
陈老师在课堂上侃侃而谈。
我告诉你们，我在美国组织过空中马戏团，这是需要三个人配合表演的节目，现在我把它教给你们。
假如一架敌机飞来，你们要用三架战斗机去抱团对付它，第一架，从上面揍它，第二架，从下面咬它，第三架，先不要动，养精蓄锐，以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
击哪里，不要击机身，要击它的发动机，那样即便没瞄准好，也一定可以扫射到机翼根部的油箱，油箱一起火，机身必然完蛋。
现在高志航拥有三个飞行中队，36架美国鹰式战斗机，而对方只有6架轰炸机，三个打一个，绰绰有余。
高志航上去后不是马上干仗，而是得找，因为天空云层密布。日机全都躲在云层里，投弹时才冒出来。
带着两架僚机，从3000米云层开始找，没有。
下降高度，结果正好搜索到一架日机。
日机的尾部有一个炮塔，里面的机枪手也几乎同时发现了身后的中国飞机，赶紧瞄准。
可惜他晚了一步。高志航抢先射击了。
鹰式战斗机装有四挺考尔脱机枪，火力煞是生猛，这一下就敲掉了对方的后炮塔。
没了后炮塔，等于日机的牙掉了个精光，自此不能还手，只能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了。
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赶紧往云层里钻。可是，被高志航逮住的，它就不可能逃得脱。
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这一回正是朝着发动机去的，日机主油箱被击中，引起大火，随后坠落。
这一记远射建功非常重要，大家的士气和斗志立刻都被调动起来，中队长李桂丹和两架僚机合作，紧接着又揍下了一架日机。
当四大队降落机场时，大多数飞机正好油尽，秒钟掐得那叫一个准，只有一架因为油少得实在没法接近机场，才临时迫降在了机场附近。
半个小时的空战，四大队当场击落日机两架，击伤两架，而中方无一损失。
受伤的那两架日机当时虽然逃出了生天，却仍未能摆脱厄运。其中一架因受伤严重，掉进了海里，另外一架飞都飞到了自家机场，却还弄了个人仰马翻，结果也彻底沦为废品。
空战之前，日方认为他们的航空队百战百胜，横扫千军，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没有空军，或者所谓的空军也无足轻重，等于空气一般。相比之下，中方原先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空军，但实战结果却完全颠倒过来。
当时传闻击落日机6架，蒋介石在南京得报，乐得都快晕过去了，庐山上听闻“91架”时的那种沮丧和无奈顿时一扫而空。
小子们真给我长脸啊。日本人就会吹牛，说他们的航空队如何了得，看来倭寇的空军也很差劲嘛，“八一四”一战，可以寒其胆矣。
就象在奥运会上许海峰首夺金牌一样，高志航因“八一四”空战而名垂史册，中国空军也就此打开胜利之门，奠定了他们的不世荣耀。
“八一四”之后，即有“八一五”。
8月15日，继鹿屋航空队后，长谷川清又将木更津航空队和航母上的飞机集中起来，以便换换手气。
高志航再次率队出击，迎头先击落一架，接着又咬住一架。
在他看来，被咬住的这一架已是自己的盘中餐，击落不费什么事，可是他并不想立刻予以击落。
咱们缺飞机，要是能俘获到一架，那岂不是比击落好。
逼近右后方，平行飞行，打手势告诉对方：喂，哥们，投降吧，以飞机换小命，还来得及。
日机飞行员哪见过这个，伤自尊啊，一冲动，就拔出手枪朝高志航开了枪，正中后者手臂。
高志航忍着痛，再不言语，直接对准日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得空中开花，一命呜呼。
主将神勇，部下们也不是盖的。
继高志航歼敌后，又有几个神人浮出水面，首发者为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
此前他一直蛰伏在3千米高空的云层中，充当陈纳德所说的“第三杀手”。忽然在谁也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杀出，并且左右开弓，一气打掉对方4架战机！
这不是在玩电子游戏，能一对一已属不易，何况以一击四，乐以琴遂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除了老将，还有新秀，印尼华侨梁添成是新近入伍的中央航校学员，而且是首次上阵，可这小子的胆子比谁都大，运气也特别好，竟然也像大队长那样，一人干掉了两。
返航时，由于过于兴奋，他连降落要放起落架这事都不记得了，结果飞机机腹着地，当场掀了个底朝天。
众人大惊失色，急忙上前准备抢救，却见小梁自己从里面钻了出来，一蹦一跳，嘴里还狂呼：我干掉了两架，两架啊！
至此，四大队飞行员全都有了击落日机的纪录，一般都是击落一架，两架以上的择优进入了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名录。在这个榜单上，四大队一下子就占了三席，分别是：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
高志航是老大，老二的位置虚席以待，它在等待另一位天才英雄的加入。
继他们的天神队长之后，四大队人人称雄，被称为志航大队。
长谷川清本想翻本，没想到“八一五”比“八一四”损失得还要多还要大，当天出去的相当一部分轰炸机都没能做到全身而退。
这么说吧，淞沪会战开始后就三天时间，日机总共被击落46架，其中大多出自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
要知道，这两支航空队都是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部队，它们原先可都是为应付将来的日美之战，以美国为假想敌训练出来的秘密武器。
虽然日本的飞机很多，但要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以致华东的天空几乎成为日机墓场，这也令日本人心疼得受不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空队再也傲不起来了，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改变了白天进攻的方式，准备夜袭南京。
想趁晚上来我们这里捞便宜，没门，不过作战环境变了，战术当然也要变。
在陈纳德的要求下，一天之内，附近能征集到的所有高防炮和照明灯都被集中到南京，在南京上空部署出了一个防空网。
但是这只是内线防御网，陈纳德的目标是尽可能御敌于城外，所以他又建立了一个外线防御网：在南京周围设置了数十盏大型探照灯，用以覆盖日机可能出现区域。
舞台已经搭出来了，灯光也有了，孩子们，我要给你们上一堂新课，告诉你们如何进行空中夜战。
对先前的部署，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南京城外也没有高防炮，光有探照灯有什么用，这不变成给轰炸机指路了吗？
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古老而奇特的进攻战术，不过是在空中的运用而已。
没有意外， 陈老师即将讲述的，也是他自创的众多新理论中的一种，唤作：探照灯战术。
陈纳德说它古老，是因为其灵感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个小常识。比如你夜间行走，迎面碰到一辆汽车，这汽车还开着大灯，那么在耀眼的强光下，你的分辨能力一定会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在影视片中经常看到这么一幕，当事人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双手捂着眼睛，哇的一声大叫，然后惨祸发生。
探照灯所起作用，就是传说中的汽车灯光。它可不是给日本轰炸机照明的，而是为了不让轰炸机飞行员往下看，因为在被探照灯光束完全罩住的情况下，如果往下看的话，强烈的光线会直剌激他的双眼，使他瞬间什么都看不见。
只要不往下看，那就好办了……
课堂下面，一群中国学生听得聚精会神，听到节骨眼上，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着急着要听下文。
美国老师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你越问，他越高兴，讲起来也就越带劲。
你们问我为什么日军飞行员不往下看就好办了，很简单，我要让你们顺着探照灯光，从轰炸机下面直飞上去，此谓猴子爬杆！
由于对方不能往下看，所以在轰炸机裸露肚皮下方50英尺内，他绝对察觉不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应该懂了。
就好象西游记中悟空被师父用戒尺敲了三下，优秀飞行员们马上领悟过来。
依靠探照灯战术，中国空军再显神威。有一天晚上，日本海军航空队一共出动飞机13架，其中竟有7架有来无回！
对南京进行轰炸，没捞到什么大的油水不说，平均每天晚上还要损失差不多一半的飞机，这不是亏，而是亏得太大了。
整整六周，日本航空队偃旗息鼓，再也不敢轰炸南京，这使陈纳德得以在小范围内从防守转入进攻。
“八一五”空战中方虽然战果辉煌，但却损失了“天神”——高志航因受伤而被送往汉口医院。
陈纳德要打进攻战，就必须寻找一位新的领军人物。
在讲述探照灯战术的过程中，陈纳德发现有一位飞行员十分用心。
他不仅一边听，还一边在笔记本上拼命作着记录，而且每节课后，都要带着十几个详细的问题，拉住陈老师问个不停——当然是通过翻译。
陈纳德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高志航命令刚刚着陆的飞行中队马上重新启动，起飞迎敌，同时通过信号，要求另外两个飞行中队就地留空拦截敌机。
他自己也往座机上一跨，上。
此后几乎就是对陈纳德课程的复习。
陈老师在课堂上侃侃而谈。
我告诉你们，我在美国组织过空中马戏团，这是需要三个人配合表演的节目，现在我把它教给你们。
假如一架敌机飞来，你们要用三架战斗机去抱团对付它，第一架，从上面揍它，第二架，从下面咬它，第三架，先不要动，养精蓄锐，以完成最后的致命一击！
击哪里，不要击机身，要击它的发动机，那样即便没瞄准好，也一定可以扫射到机翼根部的油箱，油箱一起火，机身必然完蛋。
现在高志航拥有三个飞行中队，36架美国鹰式战斗机，而对方只有6架轰炸机，三个打一个，绰绰有余。
高志航上去后不是马上干仗，而是得找，因为天空云层密布。日机全都躲在云层里，投弹时才冒出来。
带着两架僚机，从3000米云层开始找，没有。
下降高度，结果正好搜索到一架日机。
日机的尾部有一个炮塔，里面的机枪手也几乎同时发现了身后的中国飞机，赶紧瞄准。
可惜他晚了一步。高志航抢先射击了。
鹰式战斗机装有四挺考尔脱机枪，火力煞是生猛，这一下就敲掉了对方的后炮塔。
没了后炮塔，等于日机的牙掉了个精光，自此不能还手，只能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了。
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赶紧往云层里钻。可是，被高志航逮住的，它就不可能逃得脱。
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这一回正是朝着发动机去的，日机主油箱被击中，引起大火，随后坠落。
这一记远射建功非常重要，大家的士气和斗志立刻都被调动起来，中队长李桂丹和两架僚机合作，紧接着又揍下了一架日机。
当四大队降落机场时，大多数飞机正好油尽，秒钟掐得那叫一个准，只有一架因为油少得实在没法接近机场，才临时迫降在了机场附近。
半个小时的空战，四大队当场击落日机两架，击伤两架，而中方无一损失。
受伤的那两架日机当时虽然逃出了生天，却仍未能摆脱厄运。其中一架因受伤严重，掉进了海里，另外一架飞都飞到了自家机场，却还弄了个人仰马翻，结果也彻底沦为废品。
空战之前，日方认为他们的航空队百战百胜，横扫千军，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没有空军，或者所谓的空军也无足轻重，等于空气一般。相比之下，中方原先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空军，但实战结果却完全颠倒过来。
当时传闻击落日机6架，蒋介石在南京得报，乐得都快晕过去了，庐山上听闻“91架”时的那种沮丧和无奈顿时一扫而空。
小子们真给我长脸啊。日本人就会吹牛，说他们的航空队如何了得，看来倭寇的空军也很差劲嘛，“八一四”一战，可以寒其胆矣。
就象在奥运会上许海峰首夺金牌一样，高志航因“八一四”空战而名垂史册，中国空军也就此打开胜利之门，奠定了他们的不世荣耀。
“八一四”之后，即有“八一五”。
8月15日，继鹿屋航空队后，长谷川清又将木更津航空队和航母上的飞机集中起来，以便换换手气。
高志航再次率队出击，迎头先击落一架，接着又咬住一架。
在他看来，被咬住的这一架已是自己的盘中餐，击落不费什么事，可是他并不想立刻予以击落。
咱们缺飞机，要是能俘获到一架，那岂不是比击落好。
逼近右后方，平行飞行，打手势告诉对方：喂，哥们，投降吧，以飞机换小命，还来得及。
日机飞行员哪见过这个，伤自尊啊，一冲动，就拔出手枪朝高志航开了枪，正中后者手臂。
高志航忍着痛，再不言语，直接对准日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得空中开花，一命呜呼。
主将神勇，部下们也不是盖的。
继高志航歼敌后，又有几个神人浮出水面，首发者为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
此前他一直蛰伏在3千米高空的云层中，充当陈纳德所说的“第三杀手”。忽然在谁也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杀出，并且左右开弓，一气打掉对方4架战机！
这不是在玩电子游戏，能一对一已属不易，何况以一击四，乐以琴遂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除了老将，还有新秀，印尼华侨梁添成是新近入伍的中央航校学员，而且是首次上阵，可这小子的胆子比谁都大，运气也特别好，竟然也像大队长那样，一人干掉了两。
返航时，由于过于兴奋，他连降落要放起落架这事都不记得了，结果飞机机腹着地，当场掀了个底朝天。
众人大惊失色，急忙上前准备抢救，却见小梁自己从里面钻了出来，一蹦一跳，嘴里还狂呼：我干掉了两架，两架啊！
至此，四大队飞行员全都有了击落日机的纪录，一般都是击落一架，两架以上的择优进入了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名录。在这个榜单上，四大队一下子就占了三席，分别是：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
高志航是老大，老二的位置虚席以待，它在等待另一位天才英雄的加入。
继他们的天神队长之后，四大队人人称雄，被称为志航大队。
长谷川清本想翻本，没想到“八一五”比“八一四”损失得还要多还要大，当天出去的相当一部分轰炸机都没能做到全身而退。
这么说吧，淞沪会战开始后就三天时间，日机总共被击落46架，其中大多出自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
要知道，这两支航空队都是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部队，它们原先可都是为应付将来的日美之战，以美国为假想敌训练出来的秘密武器。
虽然日本的飞机很多，但要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以致华东的天空几乎成为日机墓场，这也令日本人心疼得受不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空队再也傲不起来了，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改变了白天进攻的方式，准备夜袭南京。
想趁晚上来我们这里捞便宜，没门，不过作战环境变了，战术当然也要变。
在陈纳德的要求下，一天之内，附近能征集到的所有高防炮和照明灯都被集中到南京，在南京上空部署出了一个防空网。
但是这只是内线防御网，陈纳德的目标是尽可能御敌于城外，所以他又建立了一个外线防御网：在南京周围设置了数十盏大型探照灯，用以覆盖日机可能出现区域。
舞台已经搭出来了，灯光也有了，孩子们，我要给你们上一堂新课，告诉你们如何进行空中夜战。
对先前的部署，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南京城外也没有高防炮，光有探照灯有什么用，这不变成给轰炸机指路了吗？
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古老而奇特的进攻战术，不过是在空中的运用而已。
没有意外， 陈老师即将讲述的，也是他自创的众多新理论中的一种，唤作：探照灯战术。
陈纳德说它古老，是因为其灵感来自于生活中的一个小常识。比如你夜间行走，迎面碰到一辆汽车，这汽车还开着大灯，那么在耀眼的强光下，你的分辨能力一定会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在影视片中经常看到这么一幕，当事人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双手捂着眼睛，哇的一声大叫，然后惨祸发生。
探照灯所起作用，就是传说中的汽车灯光。它可不是给日本轰炸机照明的，而是为了不让轰炸机飞行员往下看，因为在被探照灯光束完全罩住的情况下，如果往下看的话，强烈的光线会直剌激他的双眼，使他瞬间什么都看不见。
只要不往下看，那就好办了……
课堂下面，一群中国学生听得聚精会神，听到节骨眼上，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着急着要听下文。
美国老师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你越问，他越高兴，讲起来也就越带劲。
你们问我为什么日军飞行员不往下看就好办了，很简单，我要让你们顺着探照灯光，从轰炸机下面直飞上去，此谓猴子爬杆！
由于对方不能往下看，所以在轰炸机裸露肚皮下方50英尺内，他绝对察觉不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应该懂了。
就好象西游记中悟空被师父用戒尺敲了三下，优秀飞行员们马上领悟过来。
依靠探照灯战术，中国空军再显神威。有一天晚上，日本海军航空队一共出动飞机13架，其中竟有7架有来无回！
对南京进行轰炸，没捞到什么大的油水不说，平均每天晚上还要损失差不多一半的飞机，这不是亏，而是亏得太大了。
整整六周，日本航空队偃旗息鼓，再也不敢轰炸南京，这使陈纳德得以在小范围内从防守转入进攻。
“八一五”空战中方虽然战果辉煌，但却损失了“天神”——高志航因受伤而被送往汉口医院。
陈纳德要打进攻战，就必须寻找一位新的领军人物。
在讲述探照灯战术的过程中，陈纳德发现有一位飞行员十分用心。
他不仅一边听，还一边在笔记本上拼命作着记录，而且每节课后，都要带着十几个详细的问题，拉住陈老师问个不停——当然是通过翻译。
陈纳德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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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05 pm
美国人的眼光真是有够毒，一眼就知道谁是准天神。
在中国空军飞行员里面，要论飞行技术，高志航是最出色的，能与之一较短长的，还有一个人。凑巧的是，两人又同为东北同乡，并且是中央航校的一对师徒。
他是五大队24队中队长刘粹刚，也就是陈纳德手下最用功的那个学生。
一个“九一八”，不知在华夏大地上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刘粹刚本一介书生，也曾梦想过“工业救国”，此时却不得不投笔从戎，一路流亡到南京，并考入了黄埔军校。
黄埔教的是步兵，凑巧这时中央航校来黄埔招生。小伙子身为关东大汉，有副好身板，想想还是空军有劲，从此便另投门庭。
在这里，他遇到了高志航。
如果说高志航是最好的航校教官，那么，刘粹刚就是最棒的航校学生。
当时在中国空军内部，空中射击训练纪录保持者，惟高刘二人。
据说在一次打移动飞靶时，刘粹刚曾分三次射出五十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直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虽说高刘一个是教官，一个是学生，但共同的命运和相似的性格，却使他们难分彼此，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编队后，高志航曾一度争取把刘粹刚调入自己的四大队，只是五大队对这位中队长兼王牌飞行员亦依赖甚深，才不得不作罢。
到七七事变乃至淞沪会战爆发，高刘都感到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打回东北老家去也从此有了希望和可能，刘粹刚甚至愤激地说，要凭借自己的铁和血，去炸毁扶桑三岛。
但是刘粹刚也不是一个盲目的愣头青，他清楚地知道未来将是一条牺牲之路，而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要牺牲，就必须有勇气割舍这一切。
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言道，万一为国牺牲，那是自己尽了天职，因为生于现代的中国，是不容许偷生片刻的。
到那时，你要勇敢地开始新生活，我只希望你记住，“在人生旅途中也曾遇着过一个我这样的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
“这样的人”注定将在人生旅途中创造辉煌一页。
在高志航暂时离开后，正是他挑起大梁，带领战斗机飞行员展开空中夜战，把陈纳德课堂所授非常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在初次参战的前两个晚上，光他一个人，就击落了3架日本轰炸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前前后后的历次空战中，先后击落日机11架，牢牢奠定了“四大天王”次席的位置。
陈纳德将刘粹刚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认为美国现役飞行员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都很少。
此时被一连串胜利所鼓舞的陈纳德信心十足，他需要刘粹刚带着战斗机飞行员们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
首轮轰炸的失败一直让陈纳德耿耿于怀。
那些意大利人教出来的轰炸机飞行员基础实在太差，短时间内看来是补不回来了，但是空军要投入进攻，除了轰炸，也没有别的途径。
最有灵性的无疑是集中起来上课的这批战斗机飞行员了，要不，让他们上？
这并非陈纳德异想天开，因为鹰式战斗机确实是可以当轰炸机用的。
日本轰炸机是以轰炸为主，战斗为次，鹰式战斗机，则是以战斗为主，轰炸为次。
陈纳德要把鹰式的次序换过来，改成轰炸为主，战斗为次。
在黄埔江上停泊的日本军舰越来越多，舰炮形成了一道道火力屏障，白天根本就闯不进去，只能晚上，另一方面，由于战斗机仅能携带小个炸弹，所以又必须进行俯冲轰炸，否则就没有效果。
可是夜间的俯冲轰炸，别说战斗机，连轰炸机都鲜有此例，因为十分危险。
陈纳德不是一般的人：我创造了，然后就有了！
他晚上在南京机场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军舰的轮廊，告诉战斗机飞行员，这就是假想的日本驱逐舰。
在南京机场上空，飞行员们连做三次演习，将陈纳德所授要诀全都记在了心里。
刘粹刚带着战斗机编队，以夜色为掩护，开始向江面上的日本舰队冲击。
在发现中国战机展开进攻后，日本舰队一片忙乱，又是探照灯，又是高射炮，但是几乎没有一发炮弹能击中战斗机。
原因是在演习时，陈纳德便给战斗机设定了一个高度：3500英尺。
这样的高度，轻型高射炮够不着，重型高射炮又嫌太近，相当于一个射击死角。
当然战斗机还要下降高度，不然就无法进行俯冲轰炸了，而在下降和俯冲过程中，如果让对方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则难免会挨上一炮。
陈纳德的要诀是，沉住气，当日舰出现在机翼的后缘时，关闭油门，垂直俯冲！
此时心里数数，一、二、三……，数到十五，马上垂直改水平，俯冲投弹。
投弹结束，开足马力，紧贴地面逃离。
这套程序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快速俯冲，快速投弹，快速启动，要是慢上一点，或者技术动作出现不协调，飞机员和飞机就麻烦了。
所以普通的轰炸机飞行员们玩不了，必须依赖刘粹刚这些高手。
刘粹刚几乎每天晚上率队到江上“赴宴”，类似程序自然也要重复重复再重复，但日舰对陈纳德的这一战术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懂过，也做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备措施。
在日舰中，中国战斗机攻击最集中的是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有一次共投进去三枚五百磅炸弹，“出云号”当即着火并引起剧烈爆炸。
然而让陈纳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天之后，“出云号”竟然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原来的停泊点，甚至连个疤痕都找不着。
难道这是金刚船？
陈纳德回去翻了翻资料，原来“出云号”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不是一艘，是两艘，而且一模一样，乃姊妹船也。
他于是断定，肯定必有一艘被击沉了，如今现身的不过是替身而已。
后来抗战结束，陈纳德专门查阅了日方资料，果然发现姊妹船很早就由两艘变成了一艘，以此证实了自己的结论。
由于得到空军支援，张治中在第二次总攻中没有受到日军舰炮的太大压力，而他所实施的“铁拳计划”也着着实实把长谷川清给打疼了。
为此，第3舰队指挥部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8月18日，英国提出调停建议，中国统帅部第3次向张治中下达了暂停进攻令。此时，日本统帅部却已通过继续增兵计划，所以很快就拒绝了调停。
8月19日，张治中发起第三次总攻，逐渐把淞沪之战推向了高潮。
这次张治中决定从杨树浦租界开始攻起，毕其功于一役。
杨树浦在虹口和黄埔江之间，如果能从杨树浦一直杀到黄埔江边的汇山码头，依恃这一线路，便可与闸北一起将虹口做成夹心饼干。
然而此次总攻称得上是三次总攻中最难的。
日本海军军令部把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调回南方，原拟登陆青岛的2个陆战大队登陆上海，上海陆战队总数增加到8个，长谷川清将其大量部署于杨树浦日租界，并以大据点为中心，设置了重重障碍。
前面骨头还没啃完，后面又要吃肉，难度系数无疑在翻倍。尤其那些大据点，在“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就被用钢筋水泥层层加固，下面连地道都有，实在不是一般的难啃。
对付这种东西，光血肉之躯不行，得用金钢钻。张治中向中国统帅部请命，要求调动特种部队参战。
首批进入上海的是化学兵部队，更准确一点说是抛射炮化学兵部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西洋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人没他们歹，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中国化学兵的武器叫作抛射炮，又称李文斯抛射炮。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可是因为搞不来毒气弹，所以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抛放燃烧弹，后者倒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早在张治中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由于普通火炮奈何不了大据点，他就想到需用喷火器，而抛射炮就相当于改进后的喷火器。
抛射炮起自于一战，当时喷火器刚刚投入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抛射炮，不用油罐，用油筒，靠炮把油筒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比一般喷火器强多了。
供张治中调遣的是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共有12门抛射炮，官兵300余人。
在杨树浦有一座日军的大据点，楼高七层，张治中要求化学兵予以拔除。
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纽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的。
在张治中下达命令后，第一下，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燃烧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楼里浓烟滚滚，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员终于懂得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化学兵一着得手，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烟火弥漫处，就见高楼哗的一声垮了下来，阵地上日军陈尸狼籍。
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对陆战队的心理是一个很大震慑。
在中国空军飞行员里面，要论飞行技术，高志航是最出色的，能与之一较短长的，还有一个人。凑巧的是，两人又同为东北同乡，并且是中央航校的一对师徒。
他是五大队24队中队长刘粹刚，也就是陈纳德手下最用功的那个学生。
一个“九一八”，不知在华夏大地上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刘粹刚本一介书生，也曾梦想过“工业救国”，此时却不得不投笔从戎，一路流亡到南京，并考入了黄埔军校。
黄埔教的是步兵，凑巧这时中央航校来黄埔招生。小伙子身为关东大汉，有副好身板，想想还是空军有劲，从此便另投门庭。
在这里，他遇到了高志航。
如果说高志航是最好的航校教官，那么，刘粹刚就是最棒的航校学生。
当时在中国空军内部，空中射击训练纪录保持者，惟高刘二人。
据说在一次打移动飞靶时，刘粹刚曾分三次射出五十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直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虽说高刘一个是教官，一个是学生，但共同的命运和相似的性格，却使他们难分彼此，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编队后，高志航曾一度争取把刘粹刚调入自己的四大队，只是五大队对这位中队长兼王牌飞行员亦依赖甚深，才不得不作罢。
到七七事变乃至淞沪会战爆发，高刘都感到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打回东北老家去也从此有了希望和可能，刘粹刚甚至愤激地说，要凭借自己的铁和血，去炸毁扶桑三岛。
但是刘粹刚也不是一个盲目的愣头青，他清楚地知道未来将是一条牺牲之路，而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要牺牲，就必须有勇气割舍这一切。
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言道，万一为国牺牲，那是自己尽了天职，因为生于现代的中国，是不容许偷生片刻的。
到那时，你要勇敢地开始新生活，我只希望你记住，“在人生旅途中也曾遇着过一个我这样的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
“这样的人”注定将在人生旅途中创造辉煌一页。
在高志航暂时离开后，正是他挑起大梁，带领战斗机飞行员展开空中夜战，把陈纳德课堂所授非常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在初次参战的前两个晚上，光他一个人，就击落了3架日本轰炸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前前后后的历次空战中，先后击落日机11架，牢牢奠定了“四大天王”次席的位置。
陈纳德将刘粹刚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认为美国现役飞行员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都很少。
此时被一连串胜利所鼓舞的陈纳德信心十足，他需要刘粹刚带着战斗机飞行员们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
首轮轰炸的失败一直让陈纳德耿耿于怀。
那些意大利人教出来的轰炸机飞行员基础实在太差，短时间内看来是补不回来了，但是空军要投入进攻，除了轰炸，也没有别的途径。
最有灵性的无疑是集中起来上课的这批战斗机飞行员了，要不，让他们上？
这并非陈纳德异想天开，因为鹰式战斗机确实是可以当轰炸机用的。
日本轰炸机是以轰炸为主，战斗为次，鹰式战斗机，则是以战斗为主，轰炸为次。
陈纳德要把鹰式的次序换过来，改成轰炸为主，战斗为次。
在黄埔江上停泊的日本军舰越来越多，舰炮形成了一道道火力屏障，白天根本就闯不进去，只能晚上，另一方面，由于战斗机仅能携带小个炸弹，所以又必须进行俯冲轰炸，否则就没有效果。
可是夜间的俯冲轰炸，别说战斗机，连轰炸机都鲜有此例，因为十分危险。
陈纳德不是一般的人：我创造了，然后就有了！
他晚上在南京机场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军舰的轮廊，告诉战斗机飞行员，这就是假想的日本驱逐舰。
在南京机场上空，飞行员们连做三次演习，将陈纳德所授要诀全都记在了心里。
刘粹刚带着战斗机编队，以夜色为掩护，开始向江面上的日本舰队冲击。
在发现中国战机展开进攻后，日本舰队一片忙乱，又是探照灯，又是高射炮，但是几乎没有一发炮弹能击中战斗机。
原因是在演习时，陈纳德便给战斗机设定了一个高度：3500英尺。
这样的高度，轻型高射炮够不着，重型高射炮又嫌太近，相当于一个射击死角。
当然战斗机还要下降高度，不然就无法进行俯冲轰炸了，而在下降和俯冲过程中，如果让对方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则难免会挨上一炮。
陈纳德的要诀是，沉住气，当日舰出现在机翼的后缘时，关闭油门，垂直俯冲！
此时心里数数，一、二、三……，数到十五，马上垂直改水平，俯冲投弹。
投弹结束，开足马力，紧贴地面逃离。
这套程序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快速俯冲，快速投弹，快速启动，要是慢上一点，或者技术动作出现不协调，飞机员和飞机就麻烦了。
所以普通的轰炸机飞行员们玩不了，必须依赖刘粹刚这些高手。
刘粹刚几乎每天晚上率队到江上“赴宴”，类似程序自然也要重复重复再重复，但日舰对陈纳德的这一战术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懂过，也做不出任何有效的防备措施。
在日舰中，中国战斗机攻击最集中的是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有一次共投进去三枚五百磅炸弹，“出云号”当即着火并引起剧烈爆炸。
然而让陈纳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三天之后，“出云号”竟然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原来的停泊点，甚至连个疤痕都找不着。
难道这是金刚船？
陈纳德回去翻了翻资料，原来“出云号”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不是一艘，是两艘，而且一模一样，乃姊妹船也。
他于是断定，肯定必有一艘被击沉了，如今现身的不过是替身而已。
后来抗战结束，陈纳德专门查阅了日方资料，果然发现姊妹船很早就由两艘变成了一艘，以此证实了自己的结论。
由于得到空军支援，张治中在第二次总攻中没有受到日军舰炮的太大压力，而他所实施的“铁拳计划”也着着实实把长谷川清给打疼了。
为此，第3舰队指挥部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8月18日，英国提出调停建议，中国统帅部第3次向张治中下达了暂停进攻令。此时，日本统帅部却已通过继续增兵计划，所以很快就拒绝了调停。
8月19日，张治中发起第三次总攻，逐渐把淞沪之战推向了高潮。
这次张治中决定从杨树浦租界开始攻起，毕其功于一役。
杨树浦在虹口和黄埔江之间，如果能从杨树浦一直杀到黄埔江边的汇山码头，依恃这一线路，便可与闸北一起将虹口做成夹心饼干。
然而此次总攻称得上是三次总攻中最难的。
日本海军军令部把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调回南方，原拟登陆青岛的2个陆战大队登陆上海，上海陆战队总数增加到8个，长谷川清将其大量部署于杨树浦日租界，并以大据点为中心，设置了重重障碍。
前面骨头还没啃完，后面又要吃肉，难度系数无疑在翻倍。尤其那些大据点，在“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就被用钢筋水泥层层加固，下面连地道都有，实在不是一般的难啃。
对付这种东西，光血肉之躯不行，得用金钢钻。张治中向中国统帅部请命，要求调动特种部队参战。
首批进入上海的是化学兵部队，更准确一点说是抛射炮化学兵部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西洋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人没他们歹，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中国化学兵的武器叫作抛射炮，又称李文斯抛射炮。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可是因为搞不来毒气弹，所以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抛放燃烧弹，后者倒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早在张治中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由于普通火炮奈何不了大据点，他就想到需用喷火器，而抛射炮就相当于改进后的喷火器。
抛射炮起自于一战，当时喷火器刚刚投入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抛射炮，不用油罐，用油筒，靠炮把油筒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比一般喷火器强多了。
供张治中调遣的是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共有12门抛射炮，官兵300余人。
在杨树浦有一座日军的大据点，楼高七层，张治中要求化学兵予以拔除。
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纽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的。
在张治中下达命令后，第一下，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燃烧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楼里浓烟滚滚，燃烧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员终于懂得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化学兵一着得手，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烟火弥漫处，就见高楼哗的一声垮了下来，阵地上日军陈尸狼籍。
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对陆战队的心理是一个很大震慑。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0 pm
继化学兵之后，中国坦克兵也现身上海滩。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特种部队剌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
经蒋介石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坦克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装甲兵团从南京给张治中调来两个战车连，用以清除马路上的坚固障碍。
战车连长也是黄埔学生，但在观察战场情况后却迟迟不敢进入杨树浦。
“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日军火力过猛，加上步兵又没有练习过步车协同战术，坦克沿途将缺乏保护，这样太危险了。
这时张治中一心要贯通杨树浦，当然不能答应。
好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上海，却不敢或不想打仗，如何能行。
必须攻入，否则不要来见我！
连长遂驾驶坦克带队冲锋，有了钢铁清道夫，部队前进果然顺利多了。
冲到汇山码头，由于日军火力越来越猛，连长车毁人亡，张治中只得下令后撤。
通过第三次总攻，张治中虽初步贯通杨树浦，但长谷川清在再一次得到援兵后，又很快卷土重来。
这次的援兵是直接从国内调来的2个陆战大队，上海陆战队总数由此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骤然多出2400人，因此又重新控制了杨树浦。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如同汤恩伯调遣罗芳珪，张治中这次同样***到了一位开路的巨灵神，其人也是团长，名叫胡家骥。
胡家骥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工兵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军官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领导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在杨树浦的路上就被卡住了，一阵弹雨袭来，部队死的死，伤的伤。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过五关斩六将，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的公共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留了五颗子弹。
团长作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江面日舰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从杨树浦到汇山码头，道路又重新扫过一遍，可这不是说扫过之后就能算，长谷川清占有火力优势，仍然能够反攻倒算。
事实上，这条道路已成为一条生死线。
假如张治中牢牢控制此处，则虹口和杨树浦两大租界之敌将不能相互援助，变成东一块，西一块，且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大据点里去，等于是坐以待毙。
为了争夺生死线，长谷川清白天来，张治中就晚上攻。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外滩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英军投降的陆战队员达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自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张治中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大据点就剩下了两，一个是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几无容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张治中一步步到达了主动进攻的最顶点。
8月23日，日军在川沙口登陆，它却标志着中国军队将从此由攻转守。
登陆的军队是善通寺第11师团，属于日本统帅部刚组建的“上海派遣军”两大常备师团之一。
如同当年的白川义则，新一任派遣军司令官也是一位老资格军人。
松井石根大将，毕业于陆大18期，与本庄繁是陆士同学。
松井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文的汉学家，本来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学有所长，不知道这小子喜欢的却是打打杀杀，以后更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汉学，他后来也研究，不过跟老爸不同，他不研究古文，而是研究怎样侵华，也就是他所谓的“哥哥打弟弟”。
他是老一代日军将佐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板垣、土肥原等新一代“中国通”都在他那里取过经。不过，同是“中国通”，由于履历不同，各人的“专业方向”还有所侧重。比如松井曾在上海担任过驻华武官，对华中和上海的地理就比其他人要熟悉。
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松井已退役两年，且患有肺病，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陆相杉山元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一眼就相中了他。
进攻上海，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埔江上岸，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日军能够这么潇洒地来去自如，想登哪里就登哪里，原因还在于中国中央海军几形同虚设。
所谓中央海军，其主体是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所有跟中央海军打过交道的，都吃不消这帮英国绅士的谱，而这里面谱最大的，就是海军部长陈绍宽。
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会议，只要陈绍宽哪个要求没达到，人家都不跟你费话，夹着皮包当场就走，愣把你给晾在当场。
陈绍宽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要求“最低限度”给海军造一艘航母。一艘航母光造价就得2千万，如果再加上维护保养之类，就要到亿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听后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陈绍宽一看，连航母都舍不得给我造，那还怎么干法，辞职走人！
中央海军是一个依靠技术壁垒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陈绍宽要撂挑子，就等于说整个海军都要撂挑子了。蒋介石哪里能放，无奈之下，就索性扯开了忽悠，说为什么只造1艘，我们不造便罢，要造就造3艘，不过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而已，至少得5年。
3艘航母，你就算把南京政府给兜底卖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钱。可是陈绍宽却相信，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就等着收获这些大家当。
蒋介石哪里有办法给他造航母，为此头疼了好些年，几乎见到陈绍宽就躲。
给蒋介石解围的却是中央海军自己的表现。
在“一二八”会战中，中央海军一枪未放，与日本海军“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因此激起了公愤。会战结束后，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陈绍宽，后者这才不追着蒋介石要航母了。
这么牛，应该有两下子才对，然而到了“八一五”淞沪会战，人们才发现，原来海军牛只是在国人面前牛，真正打仗，全不好使。
陈绍宽采用的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自残式防御战术，他把中央海军一拆两半，一半凿沉后拿去阻塞江阴水道，另一半则缩在自家门口，日本海军从舰上往上海扔了多少炸弹，日本陆军从哪个地方登陆，似乎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你就是上去挡一下也好啊！
在淞沪战场上亮了一下剑的，恰恰是“英国绅士”们最看不起的电雷系。
电雷系，又名电雷学校，乃蒋介石自己操刀的作品，它是依照黄埔模式套出来的一支小海军。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合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估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特种部队剌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蒋介石，建议组建自己的坦克部队。
经蒋介石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坦克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装甲兵团从南京给张治中调来两个战车连，用以清除马路上的坚固障碍。
战车连长也是黄埔学生，但在观察战场情况后却迟迟不敢进入杨树浦。
“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日军火力过猛，加上步兵又没有练习过步车协同战术，坦克沿途将缺乏保护，这样太危险了。
这时张治中一心要贯通杨树浦，当然不能答应。
好不容易把你们请到上海，却不敢或不想打仗，如何能行。
必须攻入，否则不要来见我！
连长遂驾驶坦克带队冲锋，有了钢铁清道夫，部队前进果然顺利多了。
冲到汇山码头，由于日军火力越来越猛，连长车毁人亡，张治中只得下令后撤。
通过第三次总攻，张治中虽初步贯通杨树浦，但长谷川清在再一次得到援兵后，又很快卷土重来。
这次的援兵是直接从国内调来的2个陆战大队，上海陆战队总数由此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骤然多出2400人，因此又重新控制了杨树浦。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如同汤恩伯调遣罗芳珪，张治中这次同样***到了一位开路的巨灵神，其人也是团长，名叫胡家骥。
胡家骥毕业于黄埔军校工兵科，工兵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军官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领导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在杨树浦的路上就被卡住了，一阵弹雨袭来，部队死的死，伤的伤。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过五关斩六将，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的公共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留了五颗子弹。
团长作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江面日舰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从杨树浦到汇山码头，道路又重新扫过一遍，可这不是说扫过之后就能算，长谷川清占有火力优势，仍然能够反攻倒算。
事实上，这条道路已成为一条生死线。
假如张治中牢牢控制此处，则虹口和杨树浦两大租界之敌将不能相互援助，变成东一块，西一块，且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大据点里去，等于是坐以待毙。
为了争夺生死线，长谷川清白天来，张治中就晚上攻。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外滩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英军投降的陆战队员达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自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张治中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大据点就剩下了两，一个是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几无容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张治中一步步到达了主动进攻的最顶点。
8月23日，日军在川沙口登陆，它却标志着中国军队将从此由攻转守。
登陆的军队是善通寺第11师团，属于日本统帅部刚组建的“上海派遣军”两大常备师团之一。
如同当年的白川义则，新一任派遣军司令官也是一位老资格军人。
松井石根大将，毕业于陆大18期，与本庄繁是陆士同学。
松井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古文的汉学家，本来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学有所长，不知道这小子喜欢的却是打打杀杀，以后更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汉学，他后来也研究，不过跟老爸不同，他不研究古文，而是研究怎样侵华，也就是他所谓的“哥哥打弟弟”。
他是老一代日军将佐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板垣、土肥原等新一代“中国通”都在他那里取过经。不过，同是“中国通”，由于履历不同，各人的“专业方向”还有所侧重。比如松井曾在上海担任过驻华武官，对华中和上海的地理就比其他人要熟悉。
在淞沪会战爆发时，松井已退役两年，且患有肺病，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陆相杉山元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一眼就相中了他。
进攻上海，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埔江上岸，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日军能够这么潇洒地来去自如，想登哪里就登哪里，原因还在于中国中央海军几形同虚设。
所谓中央海军，其主体是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
几乎所有跟中央海军打过交道的，都吃不消这帮英国绅士的谱，而这里面谱最大的，就是海军部长陈绍宽。
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会议，只要陈绍宽哪个要求没达到，人家都不跟你费话，夹着皮包当场就走，愣把你给晾在当场。
陈绍宽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要求“最低限度”给海军造一艘航母。一艘航母光造价就得2千万，如果再加上维护保养之类，就要到亿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听后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陈绍宽一看，连航母都舍不得给我造，那还怎么干法，辞职走人！
中央海军是一个依靠技术壁垒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陈绍宽要撂挑子，就等于说整个海军都要撂挑子了。蒋介石哪里能放，无奈之下，就索性扯开了忽悠，说为什么只造1艘，我们不造便罢，要造就造3艘，不过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而已，至少得5年。
3艘航母，你就算把南京政府给兜底卖了，也换不来这么多钱。可是陈绍宽却相信，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就等着收获这些大家当。
蒋介石哪里有办法给他造航母，为此头疼了好些年，几乎见到陈绍宽就躲。
给蒋介石解围的却是中央海军自己的表现。
在“一二八”会战中，中央海军一枪未放，与日本海军“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因此激起了公愤。会战结束后，甚至有人提出要弹劾陈绍宽，后者这才不追着蒋介石要航母了。
这么牛，应该有两下子才对，然而到了“八一五”淞沪会战，人们才发现，原来海军牛只是在国人面前牛，真正打仗，全不好使。
陈绍宽采用的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自残式防御战术，他把中央海军一拆两半，一半凿沉后拿去阻塞江阴水道，另一半则缩在自家门口，日本海军从舰上往上海扔了多少炸弹，日本陆军从哪个地方登陆，似乎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你就是上去挡一下也好啊！
在淞沪战场上亮了一下剑的，恰恰是“英国绅士”们最看不起的电雷系。
电雷系，又名电雷学校，乃蒋介石自己操刀的作品，它是依照黄埔模式套出来的一支小海军。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合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估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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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1 pm
电雷系平时理解的黄埔精神，就是抱着雷，嘴里大叫，冲啊，然后不顾性命地往前冲。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冒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冒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除此之外，电雷系还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乘夜袭击过“出云号”——也就是陈纳德所说的那个如假包换的姊妹替身。
虽然并没有能将假“出云”给击沉，但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电雷系是没有舰，要有舰，起码不会让日本人在海岸线上这么为所欲为吧？
陈绍宽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当日本舰队向他冲击时，双方再舰对舰，炮对炮，来一个绅士般的决斗。
可惜人家的脑子转得比部长大人要快得多。
你们既然都挤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凭什么还需要舰战，飞机炸弹就可以报销你们。
结果，中央海军成了人家空袭中的死靶。
陈绍宽的主力舰队最后全军覆灭，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海战刚开始就结束了，它的失败，并不比甲午海战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一些。毕竟在那次让国人蒙羞的海战中，还击沉击伤过多艘日舰，这次却一艘都没有。
事实证明，平时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大的衙门式治军理念，确实极大地禁锢了陈绍宽等“英式绅士”的头脑，弄得堂堂中央海军都不会打仗了，几乎等同于海上的晋军。
中国三大军种，只有这道门槛最低，松井连脚都不用抬，就轻轻迈了过去。
8月23日这天上午，张治中满脑子还在考虑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教训就在眼前，“一二八”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与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司令部外围进行了轰炸，所有电线都给炸断了。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江湾前线。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到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你的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有18里地，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张治中心急如焚。
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二话不说，骑上脚踏车就走。
由于和司令部的联系突然中断，又获悉日军从侧后登陆，江湾前线陷入一片忙乱，在看到主帅冒险亲临后，军心才得以稍安。
张治中当即决定，紧急抽调2个师去罗店。
平时调兵容易，这时调兵很难，因为部队都在杨树浦参加作战，而且沿途日机正不断地进行扫射和轰击，行动上也十分困难。
一位师长在接到调动命令时，向张治中诉苦：路上要被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怎么走啊？
张治中说：不能抬头也要走。
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是在轰炸中从南翔走到了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
等这2个师到达罗店时，善通寺师团已突破了川沙口。
罗店为上海守军之后路要道，若此地被日军先行控制，不仅江湾正面必将受困，后续援军也无法迅速增援。
得亏是出击的早，渗入罗店的尚是善通寺师团先头部队，所以张治中很快又收复了罗店。
若没有这么一调一击，后面局势将大为不同，连跟松井对峙都很难。
张治中再次回到南翔司令部，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自“十日围攻”以来，这位前敌总指挥不是在司令部，就是在前线，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间一长，眼睛通红，喉咙嘶哑，人也急剧消瘦了下去。
精神稍一放松，才想起晚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随便喝了点粥，倚靠在椅子上合了合眼。
他不可能完全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仍是如何击退登陆之敌。
第18军已到达嘉定，必须把这支生力军顶上去，才能确保无忧。
此时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司令部与周围各个部队的联系时断时续，要指挥第18军，还得先去找到他们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治中就赶往嘉定，这一路上又是到处躲飞机炸弹。
好不容易找到第18军，对方的一句话却让张治中愣住了：您怎么来了？
张治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是前敌总指挥，当然要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再看第18军将官的表情，仍然是一脸诧异，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坐下来一谈，张治中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淞沪战场以蕴藻浜划界了，以北归陈诚指挥，以南才归他指挥，而罗店和第18军都处于北战场。
也就是说，他张治中不再是淞沪战场的唯一总指挥了，总指挥有了两。
可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通知啊？
张治中顿时变得尴尬万分，他亲冒矢石，跑到前线来进行指挥，却让人看到了一场笑话。
现在他完全成了局外之人，真是留也不是，退也不是。
张治中郁闷得要命，他虽然一时还无法完全猜透其中机关，但有一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那就是统帅部已经对他的指挥产生不满，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插进另外一个人，让他变成半个总指挥？
开战以前，蒋介石曾问他：对这一战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当时的回答是：有！
可是这个“有”是前提的，那就是空军的配合。空军一开始是打得不错，然而现在你再看看，从司令部到前线，完全成了人家的天下，陆军哪里能再得到什么配合？
让张治中耿耿于怀的，还是闪击战的失败。这不是他的错，是统帅部的错，三次叫停总攻，以外交牺牲了战机，结果骨头越来越难啃，以致于上海还未能完全占领，对方就等来了强力援兵。
张治中认为自己在战术指挥上没有犯什么错，况且这么搏命，始终冲在第一线督战，可谓任劳又任怨，为将如此，还要怎么样？
当然，打仗是件见仁见智的事，蒋介石觉得打得不好，哪怕当着面骂两句都无所谓，只是这样的方式，也太那个吧。
在嘉定时，张治中得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到达了苏州，于是他临时决定第二天前往苏州，在拜见顾祝同的同时，也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战局。
到了苏州，张治中想起应该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刚刚挂通，还没等他诉说自己的委屈，对方已经咆哮起来：两天找不到你，你跑哪里去了？
原来这两天蒋介石一直在找他，偏偏张治中又不在司令部。
想要解释，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发起火来，根本就容不得别人辩解：苏州是后方，你一个前敌总指挥竟然跑后方来了！
张治中本来就有闷气，被这么一逗引，心头无名火起，也跟着叫了起来：我是到后方来跟顾墨三（顾祝同字）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你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大概没想到一惯温和儒雅的“教育长”会跟他“蒋校长”叫上板，咕噜一句后，啪地把电话给直接挂断了。
这个电话，深深地剌伤了张治中。
临上淞沪战场之前，张治中特地穿了一身整齐的上将军服，胸前徽章和肩上领章都佩得一个不缺。
他告诉部下和幕僚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将军要是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看到是要敬礼保护的，还会准许你将尸体领回，所以穿戴不能马虎，至少得让对方知道你是主将。
即使在从南翔赶往江湾的路上，那么紧张，甚至于有些狼狈，张治中仍然穿着高筒马靴，保持着高级将领一丝不苟的外在仪表。
有人或许会觉得麻烦，但张治中不会，他是一个受过伤也怕受伤的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尊严。
张治中出身于安徽一个贫寒农家，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在私塾一读就是十年。他人也很聪明， 从小被老师和亲友称为“小天才”，一部《左传》，别人读多少遍都记不住，他读一两遍就烂熟了。可是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天才”，十年寒窗苦读，考秀才却屡考不中。
后来他去投靠一位本家，在公馆里陪少爷读书。公馆里一位中过秀才的闲客看不起他，竟然当着那位少爷的面就加以奚落：人家是少爷，你个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在公馆里吗？
张治中其时入世未深，尚不知人间险恶，哪里经受得住这种剌激，听到之后大哭不止，一路讨着饭就离开了那座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公馆。
人终究是有得有失。张治中之后能走上拜将台，与他的青少年经历可以说脱不开干系，而那段经历给予他的，除了时刻告诉自己要奋发努力外，当然还有难以抹去的阴影。
我可以失败，但绝不接受侮辱和难堪，哪怕是流浪死，飘泊死，冻死，饿死！
肉体的疼痛可以承受，承受不住的是精神的苦闷。
张治中回到司令部后就写了辞职信，三十天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他辞去军职，从此弃武从政。
茫茫夜色中，张治中向自己浴血奋战了四十天的战场凄然告别。
虽然还站在舞台之上，但灯光熄灭了，声音停止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疲惫不堪的身体和落寞忧伤的心境。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这个世上的很多事，有了开始，就不会马上结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磕磕绊绊。
一年之后，长沙大火，酿成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摆乌龙事件，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难辞其咎。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可是张治中极少主动与之联系，对前线军事动态两眼一墨黑。
长沙纵火，是因为张治中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已抵新墙河，他给听错了，把新墙河当成了新河。实际上，新墙河在岳阳，新河在长沙，两者还相距三百里路！
性格在造就人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悲剧。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冒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冒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除此之外，电雷系还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乘夜袭击过“出云号”——也就是陈纳德所说的那个如假包换的姊妹替身。
虽然并没有能将假“出云”给击沉，但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电雷系是没有舰，要有舰，起码不会让日本人在海岸线上这么为所欲为吧？
陈绍宽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当日本舰队向他冲击时，双方再舰对舰，炮对炮，来一个绅士般的决斗。
可惜人家的脑子转得比部长大人要快得多。
你们既然都挤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凭什么还需要舰战，飞机炸弹就可以报销你们。
结果，中央海军成了人家空袭中的死靶。
陈绍宽的主力舰队最后全军覆灭，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海战刚开始就结束了，它的失败，并不比甲午海战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一些。毕竟在那次让国人蒙羞的海战中，还击沉击伤过多艘日舰，这次却一艘都没有。
事实证明，平时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大的衙门式治军理念，确实极大地禁锢了陈绍宽等“英式绅士”的头脑，弄得堂堂中央海军都不会打仗了，几乎等同于海上的晋军。
中国三大军种，只有这道门槛最低，松井连脚都不用抬，就轻轻迈了过去。
8月23日这天上午，张治中满脑子还在考虑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教训就在眼前，“一二八”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与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司令部外围进行了轰炸，所有电线都给炸断了。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江湾前线。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到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你的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有18里地，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张治中心急如焚。
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二话不说，骑上脚踏车就走。
由于和司令部的联系突然中断，又获悉日军从侧后登陆，江湾前线陷入一片忙乱，在看到主帅冒险亲临后，军心才得以稍安。
张治中当即决定，紧急抽调2个师去罗店。
平时调兵容易，这时调兵很难，因为部队都在杨树浦参加作战，而且沿途日机正不断地进行扫射和轰击，行动上也十分困难。
一位师长在接到调动命令时，向张治中诉苦：路上要被炸得抬不起头来的，怎么走啊？
张治中说：不能抬头也要走。
你们知不知道，我就是在轰炸中从南翔走到了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
等这2个师到达罗店时，善通寺师团已突破了川沙口。
罗店为上海守军之后路要道，若此地被日军先行控制，不仅江湾正面必将受困，后续援军也无法迅速增援。
得亏是出击的早，渗入罗店的尚是善通寺师团先头部队，所以张治中很快又收复了罗店。
若没有这么一调一击，后面局势将大为不同，连跟松井对峙都很难。
张治中再次回到南翔司令部，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自“十日围攻”以来，这位前敌总指挥不是在司令部，就是在前线，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间一长，眼睛通红，喉咙嘶哑，人也急剧消瘦了下去。
精神稍一放松，才想起晚饭都还没有吃，于是随便喝了点粥，倚靠在椅子上合了合眼。
他不可能完全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仍是如何击退登陆之敌。
第18军已到达嘉定，必须把这支生力军顶上去，才能确保无忧。
此时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司令部与周围各个部队的联系时断时续，要指挥第18军，还得先去找到他们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治中就赶往嘉定，这一路上又是到处躲飞机炸弹。
好不容易找到第18军，对方的一句话却让张治中愣住了：您怎么来了？
张治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是前敌总指挥，当然要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再看第18军将官的表情，仍然是一脸诧异，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
坐下来一谈，张治中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淞沪战场以蕴藻浜划界了，以北归陈诚指挥，以南才归他指挥，而罗店和第18军都处于北战场。
也就是说，他张治中不再是淞沪战场的唯一总指挥了，总指挥有了两。
可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通知啊？
张治中顿时变得尴尬万分，他亲冒矢石，跑到前线来进行指挥，却让人看到了一场笑话。
现在他完全成了局外之人，真是留也不是，退也不是。
张治中郁闷得要命，他虽然一时还无法完全猜透其中机关，但有一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那就是统帅部已经对他的指挥产生不满，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插进另外一个人，让他变成半个总指挥？
开战以前，蒋介石曾问他：对这一战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当时的回答是：有！
可是这个“有”是前提的，那就是空军的配合。空军一开始是打得不错，然而现在你再看看，从司令部到前线，完全成了人家的天下，陆军哪里能再得到什么配合？
让张治中耿耿于怀的，还是闪击战的失败。这不是他的错，是统帅部的错，三次叫停总攻，以外交牺牲了战机，结果骨头越来越难啃，以致于上海还未能完全占领，对方就等来了强力援兵。
张治中认为自己在战术指挥上没有犯什么错，况且这么搏命，始终冲在第一线督战，可谓任劳又任怨，为将如此，还要怎么样？
当然，打仗是件见仁见智的事，蒋介石觉得打得不好，哪怕当着面骂两句都无所谓，只是这样的方式，也太那个吧。
在嘉定时，张治中得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到达了苏州，于是他临时决定第二天前往苏州，在拜见顾祝同的同时，也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战局。
到了苏州，张治中想起应该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刚刚挂通，还没等他诉说自己的委屈，对方已经咆哮起来：两天找不到你，你跑哪里去了？
原来这两天蒋介石一直在找他，偏偏张治中又不在司令部。
想要解释，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发起火来，根本就容不得别人辩解：苏州是后方，你一个前敌总指挥竟然跑后方来了！
张治中本来就有闷气，被这么一逗引，心头无名火起，也跟着叫了起来：我是到后方来跟顾墨三（顾祝同字）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你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大概没想到一惯温和儒雅的“教育长”会跟他“蒋校长”叫上板，咕噜一句后，啪地把电话给直接挂断了。
这个电话，深深地剌伤了张治中。
临上淞沪战场之前，张治中特地穿了一身整齐的上将军服，胸前徽章和肩上领章都佩得一个不缺。
他告诉部下和幕僚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将军要是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看到是要敬礼保护的，还会准许你将尸体领回，所以穿戴不能马虎，至少得让对方知道你是主将。
即使在从南翔赶往江湾的路上，那么紧张，甚至于有些狼狈，张治中仍然穿着高筒马靴，保持着高级将领一丝不苟的外在仪表。
有人或许会觉得麻烦，但张治中不会，他是一个受过伤也怕受伤的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尊严。
张治中出身于安徽一个贫寒农家，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在私塾一读就是十年。他人也很聪明， 从小被老师和亲友称为“小天才”，一部《左传》，别人读多少遍都记不住，他读一两遍就烂熟了。可是这样有口皆碑的“小天才”，十年寒窗苦读，考秀才却屡考不中。
后来他去投靠一位本家，在公馆里陪少爷读书。公馆里一位中过秀才的闲客看不起他，竟然当着那位少爷的面就加以奚落：人家是少爷，你个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在公馆里吗？
张治中其时入世未深，尚不知人间险恶，哪里经受得住这种剌激，听到之后大哭不止，一路讨着饭就离开了那座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公馆。
人终究是有得有失。张治中之后能走上拜将台，与他的青少年经历可以说脱不开干系，而那段经历给予他的，除了时刻告诉自己要奋发努力外，当然还有难以抹去的阴影。
我可以失败，但绝不接受侮辱和难堪，哪怕是流浪死，飘泊死，冻死，饿死！
肉体的疼痛可以承受，承受不住的是精神的苦闷。
张治中回到司令部后就写了辞职信，三十天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他辞去军职，从此弃武从政。
茫茫夜色中，张治中向自己浴血奋战了四十天的战场凄然告别。
虽然还站在舞台之上，但灯光熄灭了，声音停止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疲惫不堪的身体和落寞忧伤的心境。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这个世上的很多事，有了开始，就不会马上结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磕磕绊绊。
一年之后，长沙大火，酿成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摆乌龙事件，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难辞其咎。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可是张治中极少主动与之联系，对前线军事动态两眼一墨黑。
长沙纵火，是因为张治中事先得到情报，说日军已抵新墙河，他给听错了，把新墙河当成了新河。实际上，新墙河在岳阳，新河在长沙，两者还相距三百里路！
性格在造就人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悲剧。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2 pm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各各不同，比如新任前敌总指挥陈诚一生的为人宗旨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绝不服输！
由于个子不高，他甚至在与人合影时，都会尽量把肩膀抬得高高的，以示不被压过一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
在黄埔学生没出来之前，保定学生在社会上还没那么吃香，所以有一段时间陈诚混得很不如意，可谓穷困潦倒。回到家后，连老婆都看他不起，经常对之冷言冷语。
受到剌激后，陈诚的反应不是大哭，而是大怒。他立即动身，到广东黄埔军校做了教官，此后陈某竟然飞黄腾达，反过来向老婆下了休书。这时老婆见他发达了，却又死活不肯离了，但不离也得离，陈诚最终以十万元代价把自己给“赎”了出来。事情经过，倒颇有点像覆水难收的那个段子。
陈诚一向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皆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蒋介石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首先是陈诚确实很能干，做什么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依靠一个第11师，他拉出了第18军，从而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
在***内，陈诚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央军“陈胡汤”三系，陈独居首位。
当然了，能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被信任。同样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够能干了吧，人家几乎在黄埔学生中与“蒋校长”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那样就不行了，那叫死敌。
蒋介石能对陈诚言听计从，高度信赖，无疑还缘于后者是个“绝对忠臣”。
民国年间有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说的。
说有一天，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考验一下亲信手下对他的忠诚程度。他假装召集众人开会，等大家坐定之后，却突然命令诸人去死。
此时何应钦坐着动也不动，只当蒋介石在放屁。顾祝同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他不能死的理由，比如他还要继续工作，国家和使命一致要求他不能死之类。刘峙嘴巴既不能讲又不敢不遵命，只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小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待哺幼儿，千万饶命啊。
剩下来的是陈诚，但见他站起立正，刷地一个敬礼，然后昂首挺胸，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蒋介石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它打一仗，是他的五倍，才能攻它的城，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二十倍，三十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当时正是“十日围攻”时期，张治中还在上海发动主动进攻，但熊式辉到底是个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蒋介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北方战场。
当时南口战役尚在进行当中，但陈诚认为北方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日军机动化速度极快，一旦得手，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中方将处于不利地位。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1936年国防计划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遂当场拍板：“打！打！一定打！”
陈诚加入淞沪战场，本来是要协助张治中围攻陆战队据点的，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松井在川沙口实施登陆，于是便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淞沪北战场前敌总指挥，而北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部队，像第18军等，基本都是陈诚“土木系”的班子，这就是淞沪战场之上会突然出现南北两个总指挥的原因和背景。
对北战场而言，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守住罗店。如果这一后路被松井掐断，大军就将处于崩溃边缘。
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拉拉一下子涌上来的，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随着上岸的日军越聚越多，罗店战事也越来越激烈。
8月26日，在第18军中身居少将旅长的蔡炳炎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处中弹倒地，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蔡炳炎是陈诚的得意战将，这一噩耗无疑对前方震动不小。
陈诚紧急赶到第一线，一边给子弟部队打气减压，一边亲授机宜。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陈诚就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鬼子轻重机枪的声音是“啪啪啪”，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验你呢，问究竟“怕不怕”。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若用手中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拍拍拍拍”，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从死尸堆里滚过来的，从军后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打仗老手，作战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稍微复杂一些的根本没人能听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剌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自己的炮弹一炸，触眼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却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夸夸夸”，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他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剌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这样的白刃战打多了，日军明显吃亏。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战场上遗落的破草鞋，然后套自己脚上，以应付肉搏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松井把阵地夺过去，晚上陈诚再给夺回来，
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第18军继旅长战死后，师长也受了重伤，难以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
黄维，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有人说，在处事为人方面，陈诚与蒋介石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黄维是小学老师出身，当了军人后也还是端着为人师表的架子，平时一板一眼，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跟你开什么玩笑。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黄维被从德国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主阵地却已被攻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从陈诚手里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自此以后，这位小学老师就像强力胶水一般死死粘在了罗店。
打到最后，黄维的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他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伙夫，全部集中起来，由他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人送 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打仗跟个愣小子一般。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天下皆知，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由于个子不高，他甚至在与人合影时，都会尽量把肩膀抬得高高的，以示不被压过一头。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
在黄埔学生没出来之前，保定学生在社会上还没那么吃香，所以有一段时间陈诚混得很不如意，可谓穷困潦倒。回到家后，连老婆都看他不起，经常对之冷言冷语。
受到剌激后，陈诚的反应不是大哭，而是大怒。他立即动身，到广东黄埔军校做了教官，此后陈某竟然飞黄腾达，反过来向老婆下了休书。这时老婆见他发达了，却又死活不肯离了，但不离也得离，陈诚最终以十万元代价把自己给“赎”了出来。事情经过，倒颇有点像覆水难收的那个段子。
陈诚一向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皆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蒋介石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首先是陈诚确实很能干，做什么事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依靠一个第11师，他拉出了第18军，从而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
在***内，陈诚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蒋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央军“陈胡汤”三系，陈独居首位。
当然了，能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被信任。同样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够能干了吧，人家几乎在黄埔学生中与“蒋校长”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可那样就不行了，那叫死敌。
蒋介石能对陈诚言听计从，高度信赖，无疑还缘于后者是个“绝对忠臣”。
民国年间有个政治笑话，是这样说的。
说有一天，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考验一下亲信手下对他的忠诚程度。他假装召集众人开会，等大家坐定之后，却突然命令诸人去死。
此时何应钦坐着动也不动，只当蒋介石在放屁。顾祝同滔滔不绝，列举了很多他不能死的理由，比如他还要继续工作，国家和使命一致要求他不能死之类。刘峙嘴巴既不能讲又不敢不遵命，只好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小的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待哺幼儿，千万饶命啊。
剩下来的是陈诚，但见他站起立正，刷地一个敬礼，然后昂首挺胸，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蒋介石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它打一仗，是他的五倍，才能攻它的城，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二十倍，三十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蒋介石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当时正是“十日围攻”时期，张治中还在上海发动主动进攻，但熊式辉到底是个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蒋介石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蒋介石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北方战场。
当时南口战役尚在进行当中，但陈诚认为北方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日军机动化速度极快，一旦得手，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中方将处于不利地位。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所说的观点其实就是1936年国防计划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表示完全赞同，遂当场拍板：“打！打！一定打！”
陈诚加入淞沪战场，本来是要协助张治中围攻陆战队据点的，但来了之后，正好赶上松井在川沙口实施登陆，于是便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淞沪北战场前敌总指挥，而北战场上使用的主力部队，像第18军等，基本都是陈诚“土木系”的班子，这就是淞沪战场之上会突然出现南北两个总指挥的原因和背景。
对北战场而言，关键中的关键，还是要守住罗店。如果这一后路被松井掐断，大军就将处于崩溃边缘。
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拉拉一下子涌上来的，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随着上岸的日军越聚越多，罗店战事也越来越激烈。
8月26日，在第18军中身居少将旅长的蔡炳炎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处中弹倒地，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蔡炳炎是陈诚的得意战将，这一噩耗无疑对前方震动不小。
陈诚紧急赶到第一线，一边给子弟部队打气减压，一边亲授机宜。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陈诚就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鬼子轻重机枪的声音是“啪啪啪”，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验你呢，问究竟“怕不怕”。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若用手中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拍拍拍拍”，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从死尸堆里滚过来的，从军后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打仗老手，作战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稍微复杂一些的根本没人能听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剌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自己的炮弹一炸，触眼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却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夸夸夸”，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他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剌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这样的白刃战打多了，日军明显吃亏。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战场上遗落的破草鞋，然后套自己脚上，以应付肉搏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松井把阵地夺过去，晚上陈诚再给夺回来，
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第18军继旅长战死后，师长也受了重伤，难以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
黄维，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有人说，在处事为人方面，陈诚与蒋介石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黄维是小学老师出身，当了军人后也还是端着为人师表的架子，平时一板一眼，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跟你开什么玩笑。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黄维被从德国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主阵地却已被攻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从陈诚手里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自此以后，这位小学老师就像强力胶水一般死死粘在了罗店。
打到最后，黄维的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他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伙夫，全部集中起来，由他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人送 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打仗跟个愣小子一般。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天下皆知，因为它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2 pm
松井的“上海派遣军”是从两个方向登陆的，继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后，名古屋第3师团也在张华浜实施登陆。
8月31日，吴淞失守。
9月5日，宝山被围。
驻守宝山的是一个营，营长叫姚子青。
名古屋师团在围住宝山后，即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书生。
可这位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依此类推。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两日之后，城破。姚子青营全数战死，与城同殉。
前线再陷危机，除宝山、吴淞外，刘行也被日军突破，罗店侧背顿时暴露无遗。陈诚在视察前线后，决定放弃固守罗店主阵地的原计划，退守罗店西南。
退是退了，但陈诚并没有离开罗店，所以松井仍无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得不停变招。松井变的招叫做“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的那种。
这个腰，指的是杨行。如能占领杨行，松井便可将淞沪南北战场截为两段，再一口口吃掉。
陈诚再调良将，此人便是胡宗南。
胡宗南，浙江镇海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少年时代的胡宗南，读书十分刻苦，曾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为了生计，他曾相继做过小学老师，摆过地摊，最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在民国将帅中，陈诚算是个矮了，胡宗南还要矮，一米六零都不到，几乎相当于“特级残废”。报考黄埔军校时，就算他肩膀再往上抬，都还比其他人低着不止一头。
考官一看，立即把他从队伍里拎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撂下一句：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
这句话无疑等于宣判了考生死刑，想到在异地前路茫茫，举目无亲，胡宗南一阵心酸，不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大豆腐，光哭没有用。想了一会，胡宗南忽然把眼泪一擦，一跃而起，大声质问刚才那个教官：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
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我是年轻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剥夺我的义务！凭什么，你说？你说？
胡宗南越嚷越激动：
你不就是嫌我个子矮吗？个子矮怎么啦，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打遍欧洲无敌手，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不到一米七嘛！
说到这里，他开始引经据典。
孔子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字）。子羽相貌一定也不咋的，所以孔子开始才会认为他不行，谁知这位弟子后来名满江湖，最后连孔子都不得不认错，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国民革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业，你怎么还能够如此以貌取人？
考官没想到面前这个已被他宣布淘汰的小伙子会突然发飙，而且义正辞严，雄辩滔滔，一时倒被弄得哑口无言了。
胡宗南个子小，喉咙却不小，哇啦哇啦的嗓门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其中就包括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
廖仲恺询问了事情经过，回到自己办公室给胡宗南写了张纸条。
字条上说：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并且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没关系。
拿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考试。虽然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身高原因被列进了“备选生”。
备选生就还不是正式录取，看来即使有廖代表的关照，歧视还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要用事实告诉那些世俗目光：其实我才是最棒的！
不要惧怕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哪怕他们是所谓的教官、考官、权威……
就像当初的陈纳德，胡宗南也做到了这一点，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当上了中央军主力师的师长，在黄埔生中处于领头羊位置，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
成功背后当然是无数的艰辛和付出。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名世，他在西北进行采访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过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胡宗南。
采访时节正逢大冬天，屋外寒风呼啸，气温冷到极至。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会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内。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坑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伤。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滔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些吃惊。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师长，而且他性格沉静，不喜主动与人接近，因此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它软柿子了。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为人低调，他的第1师实际上早就具备升格为军的条件，军政部也通过了，但他迟迟都没有升。
军政部长何应钦一个劲地催促，说你要再不升编制，我就不发饷了，另外下面那些旅团长由于无法升迁，也有了情绪，胡宗南这才同意将师升为军。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为了攻破胡宗南的防线，松井组织了重炮轰击，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战事如此惨烈，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胡宗南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拔腿狂奔，却远远地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了守军阵地的前方。
营长心里一个隔蹬，心想坏了，阵地要完。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笃定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2个，伤了3个，团长4个，折了5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4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8月31日，吴淞失守。
9月5日，宝山被围。
驻守宝山的是一个营，营长叫姚子青。
名古屋师团在围住宝山后，即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书生。
可这位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依此类推。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两日之后，城破。姚子青营全数战死，与城同殉。
前线再陷危机，除宝山、吴淞外，刘行也被日军突破，罗店侧背顿时暴露无遗。陈诚在视察前线后，决定放弃固守罗店主阵地的原计划，退守罗店西南。
退是退了，但陈诚并没有离开罗店，所以松井仍无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得不停变招。松井变的招叫做“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的那种。
这个腰，指的是杨行。如能占领杨行，松井便可将淞沪南北战场截为两段，再一口口吃掉。
陈诚再调良将，此人便是胡宗南。
胡宗南，浙江镇海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少年时代的胡宗南，读书十分刻苦，曾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为了生计，他曾相继做过小学老师，摆过地摊，最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在民国将帅中，陈诚算是个矮了，胡宗南还要矮，一米六零都不到，几乎相当于“特级残废”。报考黄埔军校时，就算他肩膀再往上抬，都还比其他人低着不止一头。
考官一看，立即把他从队伍里拎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撂下一句：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
这句话无疑等于宣判了考生死刑，想到在异地前路茫茫，举目无亲，胡宗南一阵心酸，不由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大豆腐，光哭没有用。想了一会，胡宗南忽然把眼泪一擦，一跃而起，大声质问刚才那个教官：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
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我是年轻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剥夺我的义务！凭什么，你说？你说？
胡宗南越嚷越激动：
你不就是嫌我个子矮吗？个子矮怎么啦，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打遍欧洲无敌手，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不到一米七嘛！
说到这里，他开始引经据典。
孔子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字）。子羽相貌一定也不咋的，所以孔子开始才会认为他不行，谁知这位弟子后来名满江湖，最后连孔子都不得不认错，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国民革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业，你怎么还能够如此以貌取人？
考官没想到面前这个已被他宣布淘汰的小伙子会突然发飙，而且义正辞严，雄辩滔滔，一时倒被弄得哑口无言了。
胡宗南个子小，喉咙却不小，哇啦哇啦的嗓门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其中就包括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
廖仲恺询问了事情经过，回到自己办公室给胡宗南写了张纸条。
字条上说：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并且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没关系。
拿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考试。虽然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身高原因被列进了“备选生”。
备选生就还不是正式录取，看来即使有廖代表的关照，歧视还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要用事实告诉那些世俗目光：其实我才是最棒的！
不要惧怕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哪怕他们是所谓的教官、考官、权威……
就像当初的陈纳德，胡宗南也做到了这一点，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当上了中央军主力师的师长，在黄埔生中处于领头羊位置，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
成功背后当然是无数的艰辛和付出。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名世，他在西北进行采访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过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胡宗南。
采访时节正逢大冬天，屋外寒风呼啸，气温冷到极至。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会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内。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坑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伤。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滔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些吃惊。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师长，而且他性格沉静，不喜主动与人接近，因此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它软柿子了。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为人低调，他的第1师实际上早就具备升格为军的条件，军政部也通过了，但他迟迟都没有升。
军政部长何应钦一个劲地催促，说你要再不升编制，我就不发饷了，另外下面那些旅团长由于无法升迁，也有了情绪，胡宗南这才同意将师升为军。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为了攻破胡宗南的防线，松井组织了重炮轰击，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战事如此惨烈，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胡宗南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拔腿狂奔，却远远地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了守军阵地的前方。
营长心里一个隔蹬，心想坏了，阵地要完。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笃定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2个，伤了3个，团长4个，折了5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4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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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5:13 pm
在胡宗南的舍命死守之下，松井击“腰”不成，“中央突破”战术也随之失败了。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慌忙，恨不得手指头一点，第三批援兵就可以马上飘洋过海，飞到上海去。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像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4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二十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如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出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第三次增兵上海，日本除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外，还包括由日军驻台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跟在步兵后面的，是黑压压的特种配属部队：重炮部队、野炮部队、山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坦克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
手里又有粮了，松井马上调遣部队向北战场发动了新一轮猛攻。
陈诚也在不断地请援。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军队全都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军队，其实也并非刘湘、龙云所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是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中国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出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真正的国防军人。
站在阅兵台上，陈诚可以看到并调遣任何一个战将：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既然这么多部队增援过来，将官们都提出来，能不能将原有的基干部队换下去歇一歇。
陈诚说，不能换！
老部队有经验能打仗啊，知道怎么跟鬼子说“不怕”，若是全换了新兵部队，“怕怕怕怕”，没准换防之时正是阵地失守之日。
不管伤亡多大，白天还是得挺住，到晚上，等日军炮火减弱时，再从调拨来的部队中抽调兵员补充。
当时很多新上来的部队，特别是地方军，在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上很难马上达到一线中央军的水准，如果贸贸然独当一面，确实难堪重任。
在罗店血战中，陈诚之所以一直能撑住，主要就是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输血”，才维持住了部队的元气。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连身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自己都差一点倒在罗店。
陈诚个子不高，但胆子挺大，空袭时从不肯进防空壕，再劝也没用。但是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随从副官们眼看不对劲，还是一齐上去把他给拉出了指挥所。
一颗炸弹下来，房屋整个塌了。假如陈诚再晚一秒出去，则性命休矣。
这一轮苦战，松井又没能从正面打开任何缺口，而截止9月29日，日军在上海的死伤人数已突破一万大关！
此时在北方，保定会战已经结束，阎锡山策划中的“大同会战”也夭折了，几个侵华将帅一比较，还就是松井的成绩单最拿不出手，满眼都是红叉叉，太伤人自尊了。
以前可以说是人不够，现在五个师团也到位了，甚至还多出来不少，这个理由当然就再也不能拿出来做挡箭牌了。
松井到底是华中的“中国通”，他比较来比较去，终于发现自己输在哪个环节了。
“一二八”会战时，刚刚登陆上海的植田谦吉曾在江湾一筹莫展，他们如今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座墙。
淞沪北战场就是扩大了的江湾。白天，你可以用大炮轰开守军的工事，可以用坦克开路，但是因地理环境所限，坦克和步骑兵行动起来都很慢，有时一天仅能向前推进几里，第二天爬起来一看，那几里区域，守军一个晚上就全部收复了过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还是得另选一处理想战场。
植田当初从江湾换到庙行，虽然吃的还是一个败仗，但毫无疑问，起码对特种部队的使用更顺畅一些了。
松井决定进入南战场，到庙行一带去作战。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慌忙，恨不得手指头一点，第三批援兵就可以马上飘洋过海，飞到上海去。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像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4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二十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如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出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第三次增兵上海，日本除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外，还包括由日军驻台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跟在步兵后面的，是黑压压的特种配属部队：重炮部队、野炮部队、山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坦克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
手里又有粮了，松井马上调遣部队向北战场发动了新一轮猛攻。
陈诚也在不断地请援。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军队全都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军队，其实也并非刘湘、龙云所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是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中国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出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真正的国防军人。
站在阅兵台上，陈诚可以看到并调遣任何一个战将：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既然这么多部队增援过来，将官们都提出来，能不能将原有的基干部队换下去歇一歇。
陈诚说，不能换！
老部队有经验能打仗啊，知道怎么跟鬼子说“不怕”，若是全换了新兵部队，“怕怕怕怕”，没准换防之时正是阵地失守之日。
不管伤亡多大，白天还是得挺住，到晚上，等日军炮火减弱时，再从调拨来的部队中抽调兵员补充。
当时很多新上来的部队，特别是地方军，在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上很难马上达到一线中央军的水准，如果贸贸然独当一面，确实难堪重任。
在罗店血战中，陈诚之所以一直能撑住，主要就是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输血”，才维持住了部队的元气。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连身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自己都差一点倒在罗店。
陈诚个子不高，但胆子挺大，空袭时从不肯进防空壕，再劝也没用。但是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随从副官们眼看不对劲，还是一齐上去把他给拉出了指挥所。
一颗炸弹下来，房屋整个塌了。假如陈诚再晚一秒出去，则性命休矣。
这一轮苦战，松井又没能从正面打开任何缺口，而截止9月29日，日军在上海的死伤人数已突破一万大关！
此时在北方，保定会战已经结束，阎锡山策划中的“大同会战”也夭折了，几个侵华将帅一比较，还就是松井的成绩单最拿不出手，满眼都是红叉叉，太伤人自尊了。
以前可以说是人不够，现在五个师团也到位了，甚至还多出来不少，这个理由当然就再也不能拿出来做挡箭牌了。
松井到底是华中的“中国通”，他比较来比较去，终于发现自己输在哪个环节了。
“一二八”会战时，刚刚登陆上海的植田谦吉曾在江湾一筹莫展，他们如今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座墙。
淞沪北战场就是扩大了的江湾。白天，你可以用大炮轰开守军的工事，可以用坦克开路，但是因地理环境所限，坦克和步骑兵行动起来都很慢，有时一天仅能向前推进几里，第二天爬起来一看，那几里区域，守军一个晚上就全部收复了过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还是得另选一处理想战场。
植田当初从江湾换到庙行，虽然吃的还是一个败仗，但毫无疑问，起码对特种部队的使用更顺畅一些了。
松井决定进入南战场，到庙行一带去作战。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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