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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45 am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
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工人，准备混水摸鱼。
具体作案地点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实业社（三友社）的毛巾厂门口。
这个三友社是由三个浙江人合办的。别看产品很小，工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将近一万名员工。
一般来讲，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较在行的，向有“中国犹太人”之称。难得的是，这家老板不仅会做生意，还非常爱国，经常组织厂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的工友曾经到租界贴过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发生过冲突。
在他们工厂的大门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为该厂军训民兵拿枪对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倾向，这就好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们正在内部组织军训，突然发现有人从墙外往里面扔石子。
大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五个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中间，就有两个是日莲宗和尚，一路正好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化缘。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误会了。
日本和尚以为是施主出来布施了，便哼哼叽叽地跟工友们唱经说法讲好话。
工友却以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乱捣蛋后不承认，还跟自己扯蛋。
反正语言不通，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两下里就这么在那里指手划脚打哑谜。
不用说，扔石子的人当然是那些乔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他们趁机冲出来，一边喊着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这爱国也有抢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包括和尚在内的几个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击打能力都不行，没几下，其中一个和尚就受了重伤，几天后在医院里一命归西。
三友社门前的大马路是由一个发了财的粤商马玉山出钱修建的，当时叫做马玉山路（今已改成营口路），历史上便将此事件称为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打伤，而且死伤者还是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马上到日侨中间去大肆散播这一消息。
上海是日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听消息果然人怨沸腾。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还是无辜的和尚。可恶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报仇，报仇。
这边日侨有呼声，那边浪人就有了反应。
因为被殴的五个日本人当中，除了两个和尚，另外三个就是浪人。
现在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喜欢把浪人打扮成一帮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这样才配与霍元甲陈真们交手。
事实上，所谓浪人，与武士其实是两个概念。在日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街头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类。
当然也保不准烂人里面也有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可以偶尔到中国武馆门口踢踢场子，虚张声势两下。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武学潜质，都已经扔给幕府时候的武士爷爷了，打起架来也就仗着人多，猫在墙角边扔扔砖头，喊喊口号什么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来要饭，你说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现在他们总算派上用场了。不管怎样，干鸡鸣狗盗的勾当，浪人比普通侨民们还是要强。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带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实业社门口，先放了一把火，烧了几间厂房。
厂里工友闻声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拦住纵火犯。不料这帮家伙事先身上都带着管制刀具，而工友们虽然受过军训，无奈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他们杀伤了好些人。
中国警察前来阻止，未料到这帮人着实凶悍，结果弄到一死二伤（指警察）。
天亮后，日侨组织游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见到电车就拦，连出来劝阻的英国巡捕也被他们打了一顿。
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地面，连警察都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国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谁怕谁。
事情终于被挑起来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
当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伤一事，上海巿长吴铁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可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凶，村井不仅没接受，反过来还对中国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道歉、追捕（凶手）、赔偿（医药费和抚慰金）、取缔（抗日团体）。
吴市长不过嘴上抗议一下，村井的要求却不是不答应就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1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日军在做准备，中国军队也没闲着。
驻闸北的19路军已经枕戈待旦。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闸北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闸北办过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19路军属于正宗粤军，是从北伐时代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发展出来的。
中原大战结束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北军、桂军、晋绥军都一个个消停下去，终于轮到粤军的代表19路军上场了，而且这次上场着实给粤军长脸——我们打的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这支部队的特点，一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浓厚。
部队从上到下，清一色几乎都是广仔，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19路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部队里的人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
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工人，准备混水摸鱼。
具体作案地点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实业社（三友社）的毛巾厂门口。
这个三友社是由三个浙江人合办的。别看产品很小，工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将近一万名员工。
一般来讲，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较在行的，向有“中国犹太人”之称。难得的是，这家老板不仅会做生意，还非常爱国，经常组织厂里的民兵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军训。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的工友曾经到租界贴过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发生过冲突。
在他们工厂的大门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传画，画面为该厂军训民兵拿枪对着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倾向，这就好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们正在内部组织军训，突然发现有人从墙外往里面扔石子。
大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五个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中间，就有两个是日莲宗和尚，一路正好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化缘。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误会了。
日本和尚以为是施主出来布施了，便哼哼叽叽地跟工友们唱经说法讲好话。
工友却以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乱捣蛋后不承认，还跟自己扯蛋。
反正语言不通，谁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两下里就这么在那里指手划脚打哑谜。
不用说，扔石子的人当然是那些乔装成“工人”的情报人员。
这时候他们趁机冲出来，一边喊着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这爱国也有抢的。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包括和尚在内的几个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击打能力都不行，没几下，其中一个和尚就受了重伤，几天后在医院里一命归西。
三友社门前的大马路是由一个发了财的粤商马玉山出钱修建的，当时叫做马玉山路（今已改成营口路），历史上便将此事件称为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打伤，而且死伤者还是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马上到日侨中间去大肆散播这一消息。
上海是日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听消息果然人怨沸腾。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还是无辜的和尚。可恶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报仇，报仇。
这边日侨有呼声，那边浪人就有了反应。
因为被殴的五个日本人当中，除了两个和尚，另外三个就是浪人。
现在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总喜欢把浪人打扮成一帮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这样才配与霍元甲陈真们交手。
事实上，所谓浪人，与武士其实是两个概念。在日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街头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类。
当然也保不准烂人里面也有会点三脚猫功夫的，可以偶尔到中国武馆门口踢踢场子，虚张声势两下。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武学潜质，都已经扔给幕府时候的武士爷爷了，打起架来也就仗着人多，猫在墙角边扔扔砖头，喊喊口号什么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来要饭，你说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现在他们总算派上用场了。不管怎样，干鸡鸣狗盗的勾当，浪人比普通侨民们还是要强。
乘着深更半夜，一伙人带着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实业社门口，先放了一把火，烧了几间厂房。
厂里工友闻声出来，一边救火，一边拦住纵火犯。不料这帮家伙事先身上都带着管制刀具，而工友们虽然受过军训，无奈手无寸铁，一下子就被他们杀伤了好些人。
中国警察前来阻止，未料到这帮人着实凶悍，结果弄到一死二伤（指警察）。
天亮后，日侨组织游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见到电车就拦，连出来劝阻的英国巡捕也被他们打了一顿。
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地面，连警察都被这些无法无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国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谁怕谁。
事情终于被挑起来了。上海的空气骤然紧张。
当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伤一事，上海巿长吴铁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可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凶，村井不仅没接受，反过来还对中国政府提出四项要求：道歉、追捕（凶手）、赔偿（医药费和抚慰金）、取缔（抗日团体）。
吴市长不过嘴上抗议一下，村井的要求却不是不答应就动武。
负责做动武准备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
千年等一回，平时都是他们陆军在抖威风，这回总算轮到我们上场了。
村井刚提要求，驻沪的第1遣外舰队兼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就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同时对所属海军陆战队做出了紧急动员。
与此同时，军令部紧急调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轻巡洋舰“大并”号以及第15驱逐队等增援上海，摆出了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
日军在做准备，中国军队也没闲着。
驻闸北的19路军已经枕戈待旦。
上海滩这个地方，听起来繁华，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很大。简单点说，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闸北华界最穷。
可人穷并不代表骨头软。当年霍元甲在闸北办过精武体操会（也就是那个尽人皆知的精武门），日本浪人要来这里砸场子，结果被霍大爷几招“迷踪拳”，打得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
自从19路军驻扎这里后，不仅继承了霍大侠的优良传统，还带来了佛山黄飞鸿的无影脚功夫，对日本人的肆意挑衅毫不退让。
19路军属于正宗粤军，是从北伐时代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发展出来的。
中原大战结束后，曾经名噪一时的西北军、桂军、晋绥军都一个个消停下去，终于轮到粤军的代表19路军上场了，而且这次上场着实给粤军长脸——我们打的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这支部队的特点，一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浓厚。
部队从上到下，清一色几乎都是广仔，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19路军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部队里的人沾亲带故，私下里都叔伯儿侄的互相称呼着。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19路军的最高领导层实行三位一体，表面掌军的是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其中又以蔡廷锴负实际军事责任，而其影子领袖却一直是陈铭枢。
陈铭枢对19路军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47 am
孙科内阁风雨飘摇，陈铭枢倍受打击。内部政坛既然失意，对外就颇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从小看到大的19路军。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为缺钱给闹的。
当初孙科死活把黄汉梁拖到财政部长的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给摇摇欲坠的政府输血（提供经费）的。
可是黄汉梁手上一无钱，二无人，你让他怎么输法呢。
回过头来再想想，为什么老蒋、宋子文在时，财政上还能混过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陈铭枢的情绪正好跟19路军的官兵契合起来。在调到京沪线之前，这支部队在江西“剿匪”，徒劳无功不说，还损兵折将，弄得大家灰心丧气，都觉得打内战无前途。
当时由于“九一八”事变敲响了警钟，国人继“济南惨案”后，再一次意识到“勇于内战和对外不抵抗的耻辱”。19路军驻防上海，亲眼见识了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扬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齿，“深恨日本的横暴”，几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念头。
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19路军领导层就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要向上海进攻。
他们进攻，我们怎么办？
坚决抵抗。
别的说的，东北军的例子就在那里。你不抵抗，东北就丢了，更严重的是，军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没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扛枪打仗。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我们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第二条是郊区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大家最后不约而同的都是选第一条。
为什么？
我们有守上海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也讨便宜。
19路军的这几个头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知道扬长避短的道理：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正是这个抵抗线的选择，为“一二八”会战打响头炮奠定了基础。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大家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孙科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19路军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廷锴随后签发淞沪抗战的第一道秘令，规定一旦日军发动正式进攻，驻闸北的78师（区寿年师）必须就地坚决抵抗。
军人抗御外侮乃职责所在。政客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此时的孙科别说抵抗，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孙科内阁继东北军攻占锦州后，刚刚又经过一轮风暴，正所谓一波方过，一波又起。
这一轮风暴还是因为缺钱给闹的。
当初孙科死活把黄汉梁拖到财政部长的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给摇摇欲坠的政府输血（提供经费）的。
可是黄汉梁手上一无钱，二无人，你让他怎么输法呢。
回过头来再想想，为什么老蒋、宋子文在时，财政上还能混过去？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让孙科内阁谈之色变的“公债风潮”最后还是由“隐居”的老蒋给摆平的。
他派张群到上海，直接给金融界发话，先是批了一下孙科（“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最主要的却是敲打金融大鳄们，话里话外都警告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们也别想过好日子，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老蒋的力道果然非一个孙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孙院长”不可怕，惹了老蒋以后的日子才会真的很难过，所以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
张群此行，不仅成功地安抚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时间内就替孙科政府筹到了1000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孙科承诺不会停付债券本息后，来势汹汹的“公债风潮”随之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孙科、金融界都是输家，唯一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老蒋的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后出手，就等于在发布即将重新出山的信号了。
现在，除了已经束手无策的陈铭枢，孙科还能依靠谁吗？
本来四届一中全会时增设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蒋汪胡都收罗了进去。在中常委“三巨头”里面，蒋汪二人早就心怀鬼胎，自然不会出来“辅佐”孙科，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广东的胡汉民。
然而这老头子倔劲上来了，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反蒋（“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连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结果反被陈济棠利用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不得不电召蒋汪来京“主持大计”。
“马玉山路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拒绝日方的四项无理要求，并且实行对日绝交的强硬政策。
陈友仁是孙科系人马，孙科、陈铭枢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内心里都是支持的。
然而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时移世易，老蒋再也不提当年别人要他下野时，执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鲁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敌，说你们这是瞎搞，是乱来，我们内部没有一点作战的准备，还要跟人家绝交，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绝交，战而不宣，该谈的时候还可以谈，如果绝交了，那就是不战而宣了，以后还怎么谈，我看国家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葬送掉了（“国必危亡”）。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老蒋没什么新鲜的，还是那三个字：不抵抗。
当然这三个字如今显得比较剌眼，老蒋把它改成了“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释为：先不抵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老蒋背后有了一个强援：汪精卫。
当初倒蒋时，骂老蒋不抵抗没有比他喊得更响的，现在拥护起来又没有比他更起劲的。
当着孙科的面，蒋汪把上海市长吴铁城叫来，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议”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项条件。同时，他们对陈铭枢与19路军的关系也十分清楚，转过脸来，又借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口，以防止19路军与日军“摩擦生火”为由，“提示”将19路军调离上海，由宪兵第六团接防。
这一榔头下去，连敲两个人：陈友仁和陈铭枢，而最后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怜的孙科头上。
抗日问题，再一次悲哀地沦落为政客们权力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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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48 am
先前19路军被称为地方军中的中央军，能听凭政府调动，那是由于陈铭枢在台上，他指到哪里，19路军就去哪里。陈铭枢下了台，何应钦就知道这事情有点麻烦，19路军不会轻易听命了。
果然，蔡廷锴不同意撤防，并且反驳说，我们在闸北，日军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要我们撤防呢，没理由啊。
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得知难而退。
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当然老蒋在这方面是有艺术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不是他的嫡系将领，他表现得越客气，绝不会把你像他的那些黄埔学生那样训得抬不起头来——孰疏孰亲，一望可知。
他通过***元老张静江私下去做蔡廷锴的工作。张静江被老蒋称为“导师”，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与“国父”相提并论的人物。派张出马，可见规格之高。
但蔡廷锴仍是一口拒绝，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不能换防。
19路军如此难搞，让老蒋大为光火。他认为这是陈铭枢暗中指使的，是有意与自己为难，便决定来硬的。
在扶汪精卫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发出电令，一天之内，连发3次急电，要求19路军进行撤防。这种犹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锴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应钦和朱培德看到19路军仍无任何动静，再次发令，要求务必在下午6点以前完成闸北交防。
下午5点，从南京出发的宪兵第六团先遣的1个营到达上海，可是处于闸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团（张若嵩团）仍拒绝撤离。一个不想出去，一个想要进来，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最后蔡廷锴就出面对张若嵩说，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鬼子来，我们就打，不来，第二天我们就痛快一点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来了。
其实，早在盐泽发出进攻命令之前，海军陆战队就由穿着便衣的日侨武装队带领，偷偷占领了闸北天通庵车站。
晚上11时30分，在盐泽正式下达命令后，海军陆战队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向19路军发动了进攻。
张若嵩依据密令，立即组织部队就地抵抗。
就象二踢脚的捻，闸北一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便在仓促间立刻打响。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张若嵩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象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搁这儿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现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19路军。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下一个目标是上海北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天通庵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仅留下了天通庵路这个地名。
那段城内铁路是淞沪铁路伸进市内的部分，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张若嵩团有3个营，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的1个连。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1个连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个军警，打人家2000陆战队，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人？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人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时，才发现比较难打。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前导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2到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 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而张若嵩团也很快就伤亡了三分之一。
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张若嵩赶紧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一个人来到前线，靠前指挥。
“一二八”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来了。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是一个很有些冒险精神的人。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现在，这个“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果然，蔡廷锴不同意撤防，并且反驳说，我们在闸北，日军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要我们撤防呢，没理由啊。
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得知难而退。
老蒋决定亲自上阵。
当然老蒋在这方面是有艺术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不是他的嫡系将领，他表现得越客气，绝不会把你像他的那些黄埔学生那样训得抬不起头来——孰疏孰亲，一望可知。
他通过***元老张静江私下去做蔡廷锴的工作。张静江被老蒋称为“导师”，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与“国父”相提并论的人物。派张出马，可见规格之高。
但蔡廷锴仍是一口拒绝，认为自己守土有责，不能换防。
19路军如此难搞，让老蒋大为光火。他认为这是陈铭枢暗中指使的，是有意与自己为难，便决定来硬的。
在扶汪精卫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发出电令，一天之内，连发3次急电，要求19路军进行撤防。这种犹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锴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应钦和朱培德看到19路军仍无任何动静，再次发令，要求务必在下午6点以前完成闸北交防。
下午5点，从南京出发的宪兵第六团先遣的1个营到达上海，可是处于闸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团（张若嵩团）仍拒绝撤离。一个不想出去，一个想要进来，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最后蔡廷锴就出面对张若嵩说，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鬼子来，我们就打，不来，第二天我们就痛快一点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来了。
其实，早在盐泽发出进攻命令之前，海军陆战队就由穿着便衣的日侨武装队带领，偷偷占领了闸北天通庵车站。
晚上11时30分，在盐泽正式下达命令后，海军陆战队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向19路军发动了进攻。
张若嵩依据密令，立即组织部队就地抵抗。
就象二踢脚的捻，闸北一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便在仓促间立刻打响。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张若嵩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很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下楼。
总指挥蒋光鼐、警备司令戴戟已在楼下等候。
三人携手步行前往设在真如车站的临时总指挥部。
就好象一次饭后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邻的地方。
负责坐镇南京（建康）的谢安正在家里和宾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战总指挥谢玄派人送来一封信，谢安看了看，默不作声，随手往旁边一放，继续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观战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来就很纳闷，眼看前秦大兵压境，已经火烧眉毛了，谢老怎么还有闲心让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们的脑袋可都拴一块，搁这儿呢。
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这信可能不是什么好信，没准是前方吃了败仗，否则还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终于小心翼翼地问到了信的内容。
没事，说吧，我们还……挺得住。
谢安头也未抬，随口答道：“信上说，小孩子们在前线打赢了。”（“小儿辈大破贼”）
在确证这一消息后，众人疯狂了——除了谢安本人。
这位东晋第一人、神仙一样的人物照样神色不变，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后来庆功时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从容和淡定。
所谓“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时人有言：安石（谢安字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现在这支部队的名字叫19路军。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从19路军的主帅走向临时指挥部开始，这场战斗的气势就确定下来。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占领天通庵车站后，下一个目标是上海北站。
我曾经去过上海多次，但从未见到过天通庵车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早已拆除，仅留下了天通庵路这个地名。
那段城内铁路是淞沪铁路伸进市内的部分，曾有“弄堂铁路”之称，现在则已被下面的地铁3号站代替了。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张若嵩团有3个营，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的1个连。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1个连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个军警，打人家2000陆战队，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人？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人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时，才发现比较难打。
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弱旅，一般而言，陆战队员的军事素质甚至还要好过普通的野战步兵。
他们枪法准，打起仗来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强力装备进行前导掩护，那就是坦克车。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型号为维克斯M-25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2到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 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而张若嵩团也很快就伤亡了三分之一。
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张若嵩赶紧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一个人来到前线，靠前指挥。
“一二八”会战中最著名的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来了。
就个性而言，翁照垣是一个很有些冒险精神的人。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现在，这个“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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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0 am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日军会居高临下占便宜，19路军也学了这一招。他们同样登上楼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还“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两个回合之后，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却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发现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术科第一名，但未专门查证过），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团（丁荣光团）调上来，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先导前进，背后以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具备了足够的对付坦克和日军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19路军乘势发起反击，一直将日军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日历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来，老蒋就得到报告，中日军队已经开始交火了。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条件都答应了吗，怎么还要不依不饶（“何乃至午夜又冲突”）。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我百般迁就，怎么还得寸进尺了（“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
他由此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继侵夺东三省之后，又要动东南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
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赶紧找人开会，研究上海及长江沿岸的防卫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来的“不抵抗”。
这个外交策略的提出，并非老蒋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来的。
当年老蒋嚷嚷着要“北上抗日”，周围的人表面上都来劝阻，可是又没几个真心要帮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丧又伤心。
后来他找被其视为亲信的朱培德掏心窝子。
朱培德很“体贴”地对他说，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现在要抗日，我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准备战败，要么先谈和，以后再“徐图报仇”。
这话让一直被外界批为“不抵抗”的老蒋很受用：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可我为什么明知会战败还一个劲地要往北去呢？
老蒋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北上，打败了，国家倒霉，我却光荣了，如果谈和，国家可保暂时没事，可我没准就得声败名裂（“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19路军再也不怵坦克车了。
手里有什么就都往车上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薄到什么程度？
铁甲厚度不超过6毫米。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日军会居高临下占便宜，19路军也学了这一招。他们同样登上楼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还“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两个回合之后，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却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舰上共有水上飞机6架（有说是8架）。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发现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
主要是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在后方指挥的蔡廷锴等人都认为，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我看到有资料说是术科第一名，但未专门查证过），又在法国学过开飞机，对日军的这种地空配合的典型战法当然并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团（丁荣光团）调上来，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很快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先导前进，背后以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具备了足够的对付坦克和日军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19路军乘势发起反击，一直将日军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军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日历翻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来，老蒋就得到报告，中日军队已经开始交火了。这让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条件都答应了吗，怎么还要不依不饶（“何乃至午夜又冲突”）。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我百般迁就，怎么还得寸进尺了（“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
他由此得出结论，看来日本人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继侵夺东三省之后，又要动东南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
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赶紧找人开会，研究上海及长江沿岸的防卫问题。
在当天下午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来的“不抵抗”。
这个外交策略的提出，并非老蒋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来的。
当年老蒋嚷嚷着要“北上抗日”，周围的人表面上都来劝阻，可是又没几个真心要帮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丧又伤心。
后来他找被其视为亲信的朱培德掏心窝子。
朱培德很“体贴”地对他说，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现在要抗日，我们就两条路可走，要么准备战败，要么先谈和，以后再“徐图报仇”。
这话让一直被外界批为“不抵抗”的老蒋很受用：你说的简直太对了。
可我为什么明知会战败还一个劲地要往北去呢？
老蒋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北上，打败了，国家倒霉，我却光荣了，如果谈和，国家可保暂时没事，可我没准就得声败名裂（“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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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1 am
除了下野，名声对于老蒋来说也是顶要紧的。
其实这两个东西又相辅相承，要巩固“帝位”，没有朝野声誉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来了，只要后者还在，迟早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老蒋比谁都懂。
所以，如果能够不让我下野，我情愿到北边去“抗”那么一下。
重新上台后，老蒋把准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脉。
别看他们嘴里“抗日”叫得挺起劲，其实只要不是把抗日拿来当虎皮用的，骨子里都怕打仗，要不然，我当初提出来要北上抗日，他们也不会急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不抵抗”政策，这些人其实是能接受的。但是社会舆论应付不了，党内外的政敌也会纠缠不清，到时候一定又会拿来整治自己。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一个人来挡挡枪眼。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没有枪杆子，得靠老蒋支持，才能当好“行政院长”，而这个院长也不是白当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扬的事我上，挨批评的活你来。
算盘打得真精，快连过去的阎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而在“一二八”会战期间，这一政策具体明确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负责“积极抵抗”的老蒋拿出初步方案：19路军守上海，87、88师两个近卫师守南京，把19路军原担负南京及周边卫戍任务的另外2个师置换出来，抽调到上海参加作战。
负责“预备交涉”的老汪则确定把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去办公，同时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希望能够帮着做做工作，让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去找盐泽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盐泽连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没能把闸北拿下来，一时间进退两难。英美正好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谈到如何停战，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没占什么便宜，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裕仁皇帝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好战分子，野心很大。当年他的老师就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军神”乃木希典，这老东西教出来的弟子，自然对“拓展疆土”、“扬威海外”这一套情有独钟。
只不过裕仁又是一个很滑头的家伙。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表明他的真实态度，只不过像玩木偶一样，交替着把军部和内阁拎来提去，以保证他个人的影响力，最后唯我独尊。
军队要利用他，所以卖力宣扬统帅权，他也趁机利用了一把军队，把什么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军队高层。
“九一八”之后，裕仁对他的“皇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生儿子）。
由于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东北还没解决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国联：你们办事的效率高一点好不好。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当道，在彼时的内阁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里面的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机灵。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两个东西又相辅相承，要巩固“帝位”，没有朝野声誉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来了，只要后者还在，迟早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道理，老蒋比谁都懂。
所以，如果能够不让我下野，我情愿到北边去“抗”那么一下。
重新上台后，老蒋把准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脉。
别看他们嘴里“抗日”叫得挺起劲，其实只要不是把抗日拿来当虎皮用的，骨子里都怕打仗，要不然，我当初提出来要北上抗日，他们也不会急成那个样子了。
对于“不抵抗”政策，这些人其实是能接受的。但是社会舆论应付不了，党内外的政敌也会纠缠不清，到时候一定又会拿来整治自己。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一个人来挡挡枪眼。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没有枪杆子，得靠老蒋支持，才能当好“行政院长”，而这个院长也不是白当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扬的事我上，挨批评的活你来。
算盘打得真精，快连过去的阎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全面爆发，而在“一二八”会战期间，这一政策具体明确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负责“积极抵抗”的老蒋拿出初步方案：19路军守上海，87、88师两个近卫师守南京，把19路军原担负南京及周边卫戍任务的另外2个师置换出来，抽调到上海参加作战。
负责“预备交涉”的老汪则确定把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去办公，同时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希望能够帮着做做工作，让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区的英美各国的领事馆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东三省。后者天高皇帝远，英美老外也没打算在那里开公司搞投资，所以可以弃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坛坛罐罐可都在这里。两边打来打去，子弹又不长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飞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所以这次他们用不着谁请，心急火燎地就去找盐泽了。
当着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态。
英国：我不允许你以后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万一中国人的枪炮追过来，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美国：过火了过火了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答应那些条件了吗，就算他得罪过你，你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见好就收吧。
盐泽连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没能把闸北拿下来，一时间进退两难。英美正好来居中调停，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从29日晚上开始，双方停战3天。
谈到如何停战，英国建议中日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然后由中立国军队进驻，阻止双方发生接触。
盐泽场上没占什么便宜，场下却还死要面子，硬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态，对英国人的热情不理不踩。
你一说退我就退，那我算什么啊？
第一次调停失败。
海军在上海滩做冒险家，日本政府这时候又在干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犬养内阁本身是不想在欧美大佬云集的上海滩玩火的。在中日双方情绪对立时，首相犬养毅还特地让驻华公使重光葵赴上海进行调解。
可惜这回犬老要力不从心了。
海军正与陆军争风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个“九一八”出来给天皇看看。内阁和首相算老几？根本就不听你的。
犬养毅没法子，只好去找天皇汇报，希望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对海军施加影响。
裕仁皇帝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好战分子，野心很大。当年他的老师就是从军队里退下来的“军神”乃木希典，这老东西教出来的弟子，自然对“拓展疆土”、“扬威海外”这一套情有独钟。
只不过裕仁又是一个很滑头的家伙。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表明他的真实态度，只不过像玩木偶一样，交替着把军部和内阁拎来提去，以保证他个人的影响力，最后唯我独尊。
军队要利用他，所以卖力宣扬统帅权，他也趁机利用了一把军队，把什么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进了军队高层。
“九一八”之后，裕仁对他的“皇军”必定能战胜支那军早已不担心了，所以对犬老的意见兴趣不大，没怎么搭理。
另外据说这位天皇当时的心思也并不在国家大事上，却在为他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而烦恼。
裕仁做梦都想抱个儿子回来。偏偏他的老婆很不争气，一连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为皇帝的裕仁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下一代会是女皇，所以他很着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儿子的事。
上海？就让军队自己折腾去吧。
这么折腾着，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内阁来做。
29日当天，犬养内阁就“上海事件”发表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调拿出来弹了一弹外，为证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国媒体对天皇“大不敬”问题重新拎出来抖搂了一下。
因为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阅兵时，遭到过朝鲜人的剌杀（即东京樱田门事件）。
说起来，这朝鲜人搞剌杀真是很有些天赋和水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这次是扔炸弹，虽然没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惊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生儿子）。
由于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报纸几乎都予以了转载，上海的《民国日报》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谁也没规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坏消息。问题是这家报纸登完了消息，又在后面添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把日本人给气坏了——
虽然没打中（裕仁），不过也快了（“虽不中，不远矣！”）。
这不分明是在诅咒我们天皇陛下吗？！
站在公正角度，严格地说，这句话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国际纠纷。
不过这件事其实早就解决了，在答复“四项条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将《民国日报》社暂时封闭。
现在再拿它来说事，实在是没话找话说。
东北还没解决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国联：你们办事的效率高一点好不好。
在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时刻担心炮火会打到租界门口的英美各国。
在国联专门为“一二八”事变召开的理事会上，英国代表拍着桌子大叫，说要是任远东形势这么发展下去，国联干脆就别干了，不如一边歇着去，由我们英美来直接处理算了。
是啊，国联究竟都在捣鼓些什么呢，人中国代表施肇基可都辞职好两月了。
施肇基的辞职，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他们一走，这方面就没人了。
但活还是要有人干，而且干活的人还不能比上面这二位水平差。这就比较难办了。像王正廷、施肇基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比他们还强的？
人，还是有的，只要换一换思路。
南方没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开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能人没用。
第一个想起来的，自然是在巴黎和会上出尽风头的顾维钧。
赶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长，旋又入驻国联调查团任中国顾问。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国联代表职位却没有留给他。
因为另一个人也许比他更合适。
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后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个人履历上可以说与外交奇才顾维钧并驾齐驱。
在我看来，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临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们不仅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而且随着颜惠庆的到来，还将注定开创中国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传奇。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凡的人。
首先当然是在业务能力上无可挑剔。
与外语超烂的芳泽相比，颜惠庆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极溜，且所有发言稿都是自己构思，并亲自用打字机打出来（他的助手有福了）。
当然，这些顾维钧、施肇基们也能做到。如果仅有这点本事，那就不叫颜惠庆了。
别忘了，他可在政府里混过，还做过一把手。
虽然时间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当道，在彼时的内阁里混碗饭吃也不容易，里面的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滑头，一个比一个会机灵。
能有这样的成就，可以算修炼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总理在当上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他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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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1 am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能言会道外，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家伙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敌对国，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64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千万不能漏掉呢。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国际盟约》第15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里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旧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拉。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44个会员国（后来增加到63个）。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两国（日本是敌对国，自动排除在外），以每个代表团至少6人计，也有264人。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子千万不能漏掉呢。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嘬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六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腥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傅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的表示，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豪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现在，他成了国联和各国代表团（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对于一般代表团不太重视的记者，颜惠庆也没放过。这次他连工作餐也没请，就是从代表团抽了两个人（写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员富裕），在驻地成立一个新闻处，通过新闻处给记者们主动爆料。
颜惠庆做过外交部长，他知道记者最需要什么。
他们要写稿子，所以要料。给料比请他们吃饭还灵。当然这些料都是有利于中国，帮中国人说话的。
这一年，颜惠庆55岁。
对于一个成熟的外交家来说，正是一个可以宏图大展的黄金年龄。
一听到“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国联理事会将中日争端问题提交大会讨论。
之所以要求国联大会讨论，是因为颜惠庆发现，自己的前任曾经走进过一个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这就是国联的那条雷死人不偿命的“一致通过”原则。
不管是援引国际盟约哪一条，也不管这一条对中国一方多么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效！
要是把上海争端再交由国联理事会讨论，结果可能一模一样：其它国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国不答应。
跟没说差不多。
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绕开这个迷宫。
黑暗中的颜惠庆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权衡，终于，他站了起来，拿起笔，在《国际盟约》的一则条款下方轻轻划了一道线。
他坚信，这则条款将是帮助中国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
《国际盟约》第15条规定：“任何案件移送大会后，除相争之各国外，大会报告书与行政院之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于“除相争之各国外”这七个字上面。
在这场争端中，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无法阻止国联大会“报告书”的通过。按照颜惠庆的估计，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报告书”将会延续理事会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战。也就是说，日本即使在上海战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国联大会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国代表颜惠庆的提议，受到国联理事会的重视，并进入正式的讨论和审议过程。
与此同时，筹备多时的国联调查团也已成立。
由于这支国联调查团以英国委员维克特.李顿爵士为首，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李顿调查团。
李顿调查团本拟直接前往东北，但“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使他们临时把行程转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战作为烟幕弹的日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其时的军令部长是博恭王。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里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去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没再翻先前海军在东北不搭理陆军的陈年旧帐，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师团（金泽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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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2 am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人出面，被日本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没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掉乌纱帽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从东北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满洲，满洲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满洲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在新的指挥官没有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自然还得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拼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历史是否还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也许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索性坦白，当面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等于是临阵脱逃。戴戟心里自然是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立即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关系走后门。
他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果然就走后门溜掉了，不能不让人感叹***的关系网真是什么都罩得住。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到要塞当差，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参谋长命令炮台向虹口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军集中火力，对炮台进行不间断轰击。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第二天，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谭启秀坚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带来的丁荣光团。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我们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第9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第24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混成第24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说好是停战3天，实际上到3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进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开停战会议。
上次英国人出面，被日本驳了面子，心里很不好受。这次它和美国又拉来了法国、意大利，凑成四个国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声势来。
四国分别照会中日谈判代表，提出调停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调停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盐泽却心情复杂。
这两天的遭遇已经让这个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军少将悔不当初。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是靠他自己，在上海无论如何是没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贸然接受调解，因为当初祸是他闯的，这么灰头土脸的收场，回国后不光是掉乌纱帽的问题，那是要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他表示，调停建议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必须请示后方能定夺。
球踢到了东京。
日本外务省立即注意到了调停建议上的那两条新内容。
一条是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军警驻防。这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英国调停建议中“中日军队从交战地区撤退”的补充。
可以同意。
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条——
“根据12月9日国联议决案之精神”，由中立国协助，（对上海事件）进行商议解决。
国联12月9日议决，是在日军攻下锦州前做出的。其内容跟东北息息相关，又是要日军尽快从东北撤兵，又是要向当地派调查团。
一提这个东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针扎到了一样，马上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这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地在骂人呢。
这帮“鬼畜”，还跟我们谈什么满洲，满洲的事是你们能插得了嘴的吗？想把上海和满洲放一起，免谈！
外务省复电上海，拒绝了英美的调停建议。第二次调停遂告失败。
在新的指挥官没有到任之前，败军之将盐泽自然还得继续站好最后一班岗。
除闸北外，他开始把进攻重点集中于吴淞要塞。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拼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现在的炮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历史是否还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吴淞口要塞司令邓振铨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历档案，这个邓振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竟然还是同事，在黄埔军校训练部担任过中校副官。想来那时候这兄弟也许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惜后来进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蒋常说的“黄埔革命意志颓丧”的典型代表，热衷于去城里泡吧，连炮台都很少去光顾一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当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就向吴淞要塞下达了如遇进攻坚决抵抗的命令。
邓司令一看脸就白了。作为一个曾经的黄埔教官，他很清楚这份命令的含义。
完了，以后别说泡吧，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赶紧跑到警备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经，言下之意，吴淞口炮台还是上个朝代留辫子的那帮人留下来的小娘货，那质量不是一般的差劲，怎么能挡得住日本人。
为了让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说，他还当着面卖弄了一通“技术术语”，说炮台上缺这个那个配件，根本没法用。
戴戟可没这么好糊弄，告诉他，缺少配件不要紧，不管是现买还是再造，他可以负责联系提供。
碰上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领导，邓振铨也真是没脾气了，只好索性坦白，当面请求辞职。
大敌当前说要辞职，等于是临阵脱逃。戴戟心里自然是又鄙夷又气愤，但却不便立即发作，于是表示邓的辞职申请可以考虑，但在没批准之前，在职一日就必须尽到军人的天职。
那就是说你暂时还得在炮台那里给我呆着。
第二天，闸北就打了起来。
邓振铨急疯了，他知道吴淞炮台迟早也会成为战场，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这里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关系走后门。
他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果然就走后门溜掉了，不能不让人感叹***的关系网真是什么都罩得住。
78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在他没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暂时负责要塞防务。
滕久寿是贵州人，云贵一体，和邓振铨也算是老乡，而且邓振铨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当初来到上海并到要塞当差，就出自于后者的鼎力相助。
作为参谋长，滕久寿当然知道炮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为军人的责任和归宿。
也罢，倘若这里需要牺牲，就让我来吧。
在闸北战斗打得难分难解时，吴淞要塞却一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滕久寿和他那个脚底抹油的上级一样，都知道这只是大战前的暂时宁静。
在闸北指挥的翁照垣旅长曾打来电话，希望炮台能使用火炮进行支援。滕参谋长命令炮台向虹口方向发炮，但试射了几炮之后，发现射程无法够着，只得作罢。
邓振铨的怕死还是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那就是：这个老掉牙的炮台确实是小娘货。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军集中火力，对炮台进行不间断轰击。
依炮兵的角度来看，吴淞要塞的防守近乎于被屠杀。
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第二天，滕久寿参谋长在身受重创的情况下仍不肯轻下火线，最后在指挥岗位上以身殉国。
终于无愧于军人这一特定称谓。
他的命运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陈姓老前辈一模一样——与炮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难无法避免，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真正的船长也不会下船，他只会选择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没。
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
当新任吴淞要塞司令谭启秀登上炮台时，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番景象：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指挥官都战死当场，损失之惨重可想而知。
谭副师长虽然一直指挥步兵，但在军校里学的却是炮科，所以对炮并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让人清理炮台，发现尚有一些劫后余生的火炮可用。让他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几门是大口径海岸炮。
最大口径305毫米。
德国克虏伯公司产品，1880年制。
这在当年可是标标准准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还是威风不减，老而弥坚。
毕竟是德国货啊，质量那是真没得说。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够远，不过这还得看你怎么用。
谭启秀把炮台上剩下来的炮兵集中起来，不是号召他们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让他们就地隐蔽，同时交代一个任务：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硕果仅存的几门炮伪装好、保护好。
咱们现在手上就这几个宝贝了，以后还得派大用场。
谭启秀坚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带来的丁荣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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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4 am
一直以来，天空都是日机的天下。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不要说军用目标，无数民宅、百姓、价值连城的珍贵图书……
跟丫拼了。
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当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群飞临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国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来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日机1架受伤，中方飞行员1死2伤，损失飞机1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与海军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淞沪之战打到中间阶段的时候，19路军已经面临着弹药馈乏的难题，他们了解到海军在上海的仓库里储存着一批大炮、弹药和钢板，就提出来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是海军不给。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说他没接到上峰指示，因此不能动。
那么他的上峰是什么意思呢。
海军部长陈绍宽说，我们海军买的军火都是有案可查的，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些大炮啊，弹药啊，我得去查一下。不过话要讲在前头，就算是有，我也不能私下借出去（“即使有之，亦不得私相授受”）。
听到这话，不仅19路军气得要命，上海各界也口诛笔伐，都说海军既怯懦又吝啬，自己不抗日，还舍不得把武器借给别人抗日。
因为整个“一二八”会战，海军就没现过身。
让海军情绪如此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给钱添军备。
其实也怪不得政府，因为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内战，海军并非主要作战兵种，偏偏这个兵种又特别耗钱，你那里搞一个巡洋舰，我这里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陆军师了。
人都是站在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话，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他们决不会说海军见效慢，而且费钱——不就那么一点小钱吗，你们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中央海军的核心是陈绍宽带来的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嗨，说了你们也不懂。
海军的装备标准，他们就是依据着英国来的：你看他们有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在中原大战的编遣会议上，陈绍宽提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是“最低限度”的造船计划：包括一艘航母在内，一年造10艘船。
要用多少钱呢？
6950万！
一众人等都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下去。
可是陈部长还说“为数甚微”，国家拨这点钱肯定没问题的（“似尚不难筹付”）。
照这个样子，就得专门办个工厂给海军印钱了。
老蒋开始还没怎么太吃惊，说要不这样吧，10艘太多了，就造1艘吧，1艘航母。
回去后找人一算帐，吓了一大跳。
先别说国内根本没有造航母的技术，就算朝老外买，托了关系，打了折扣，每艘的代价也至少在2000万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无法自产，无一不需要进口，每年光维护费用也在千万以上。这不是一座无底洞吗，莫非全国人民都不吃不喝来养它？
计划确实很好，但暂不能实行，编遣会议通不过。
连艘航母都舍不得给我买，那还怎么干法？！
陈绍宽和陈季良当即双双提出辞职。
不干了，跟大家说声sorry，我们要回家。
老蒋一听就急了，赶紧拉住他俩，搜肠刮肚地说尽了好话。
如果老蒋一直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军阀，他也不会对海军有多上心。只是现在觉得要坐天下了，这才想起，身边没有一支海军还真是不行。
然而这两兄弟都不鸟老蒋这一套：不给造船，跪下来求我们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挂在嘴边上的老蒋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给你们造——
60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到“一二八”会战前，全国舰艇共有50艘，加起来一共才4万吨。
怎么可能。
可这话陈绍宽却信了，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
就在这5年里面，他甚至连停泊舰艇的基地都准备好了，完全是一副要赶英超美的架势。
信誓旦旦的老蒋却根本没把自己的这番话当真。
它们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想炸谁就炸谁，想轰谁就轰谁。
不要说军用目标，无数民宅、百姓、价值连城的珍贵图书……
跟丫拼了。
中国空军马上就要上场了。
地点：上海真如机场。
这里停靠着南京中央航空队的20多架飞机。
当时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头班子没搭多长时间，所谓中央空军才刚刚从空架子里面走出来。
飞机有一些，都是从早先的北洋军阀那里接收过来的。种类型号五花八门，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应俱全，称得上是中国式的“八国联军”。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战斗机没法比。
人呢，比飞机还难找。
那会像翁照垣这样的猛男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没看到过飞机，就更别说敢开不敢开了，而且飞行员的要求也高，不是说是个人都能上去凑个数的。
为了解决人才问题，跟黄埔军校一样，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后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开办了航校，但飞行毕竟是个复杂的技术活，不能像黄埔生那样，上了一半课，提了支枪就去打仗。那得慢慢来。
可飞机总得有人开啊。这任务就落到了归国华侨身上。在航校学生没毕业之前，这些人就暂时挑起了担子。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当时的想法，他们都是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种子，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牺牲掉的。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飞行员们报国心切，但却一直未被允许轻易与日机作战。
不需要你允许，日机们主动来了。
沪宁线上的真如车站是19路军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输送兵员和给养的重要枢纽，日军不在这里多炸两把自然很不过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终于爆发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
当天上午，日本轰炸机群飞临真如上空，同时有从“凤翔”号航空母舰上飞起的舰载攻击机5架（有说3架）左右护航。
空防警报长鸣。出击。
中央航空队9架“八国联军”腾空而起，如鹰之展翼，向日机俯冲杀来。
双方的战斗机立刻缠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国飞行员们的空战技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经验更等同于零（打内战就他们自己在天上飞，只要记得往下面扔个炸弹就可以了），但战斗热情都很高涨。
比如这位——印度华侨朱达先。
他原先据说是在印度闹过革命的（不知道与甘地熟不熟），后来英国人要抓他，风声紧，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据地广州来了。
他先在广东航校过渡了一下（资格证总是要的），然后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队。
空战开始后，这位兄弟开着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单座战斗机就上去了（别的机一般都是双座的），表现还很是兴奋，左砍右劈，浑然忘我。
打着打着，机身上中了好些弹，腿也被打折了，只好开着战斗机又返回机场。
英制林柯克战斗机是中央航空队中唯一能跟日式战斗机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机型，所以一下来就被另一个飞行员“抢”过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黄毓沛，美国华侨，飞行分队队长。
飞行队的好飞机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个“抢”字。
但也许是战况过于紧急，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这是一台中了弹的战机。
按照飞行规定，所有中弹战机在返航后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须首先进行检查。
由于操纵系统骤然失灵，该机未能投入战斗就不幸坠毁。
这次空战时间很短，日机1架受伤，中方飞行员1死2伤，损失飞机1架，中方看起来还更吃亏一点，所以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合格。
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都显得过于稚嫩，而航空署的头头脑脑们对打空战也没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战结束后，空军基本上处于防御状态，只求自保，没有多少制空权可言。
但他们在关键时候亮的这把剑，事后还是得到了国内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与海军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淞沪之战打到中间阶段的时候，19路军已经面临着弹药馈乏的难题，他们了解到海军在上海的仓库里储存着一批大炮、弹药和钢板，就提出来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是海军不给。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说他没接到上峰指示，因此不能动。
那么他的上峰是什么意思呢。
海军部长陈绍宽说，我们海军买的军火都是有案可查的，有没有你们说的那些大炮啊，弹药啊，我得去查一下。不过话要讲在前头，就算是有，我也不能私下借出去（“即使有之，亦不得私相授受”）。
听到这话，不仅19路军气得要命，上海各界也口诛笔伐，都说海军既怯懦又吝啬，自己不抗日，还舍不得把武器借给别人抗日。
因为整个“一二八”会战，海军就没现过身。
让海军情绪如此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不给钱添军备。
其实也怪不得政府，因为民国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内战，海军并非主要作战兵种，偏偏这个兵种又特别耗钱，你那里搞一个巡洋舰，我这里就至少可以维持一个陆军师了。
人都是站在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话，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他们决不会说海军见效慢，而且费钱——不就那么一点小钱吗，你们眼睛瞪那么大干吗？
中央海军的核心是陈绍宽带来的闽系海军。他们大多是福建人，留过洋，出过国，对英国皇家海军特别崇拜。回来以后，在国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国绅士的派头，到哪里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伦敦腔，开口闭口都是：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嗨，说了你们也不懂。
海军的装备标准，他们就是依据着英国来的：你看他们有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在中原大战的编遣会议上，陈绍宽提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是“最低限度”的造船计划：包括一艘航母在内，一年造10艘船。
要用多少钱呢？
6950万！
一众人等都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滚下去。
可是陈部长还说“为数甚微”，国家拨这点钱肯定没问题的（“似尚不难筹付”）。
照这个样子，就得专门办个工厂给海军印钱了。
老蒋开始还没怎么太吃惊，说要不这样吧，10艘太多了，就造1艘吧，1艘航母。
回去后找人一算帐，吓了一大跳。
先别说国内根本没有造航母的技术，就算朝老外买，托了关系，打了折扣，每艘的代价也至少在2000万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无法自产，无一不需要进口，每年光维护费用也在千万以上。这不是一座无底洞吗，莫非全国人民都不吃不喝来养它？
计划确实很好，但暂不能实行，编遣会议通不过。
连艘航母都舍不得给我买，那还怎么干法？！
陈绍宽和陈季良当即双双提出辞职。
不干了，跟大家说声sorry，我们要回家。
老蒋一听就急了，赶紧拉住他俩，搜肠刮肚地说尽了好话。
如果老蒋一直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军阀，他也不会对海军有多上心。只是现在觉得要坐天下了，这才想起，身边没有一支海军还真是不行。
然而这两兄弟都不鸟老蒋这一套：不给造船，跪下来求我们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挂在嘴边上的老蒋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给你们造——
60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到“一二八”会战前，全国舰艇共有50艘，加起来一共才4万吨。
怎么可能。
可这话陈绍宽却信了，而且还一本正经地为之忙活开了。
就在这5年里面，他甚至连停泊舰艇的基地都准备好了，完全是一副要赶英超美的架势。
信誓旦旦的老蒋却根本没把自己的这番话当真。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5 am
他倒不是不清楚海军对国防的重要性，而是早就知道这种事情根本就办不成。
既然是穷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至于买越野吉普，虽然那东西开起来确实很拉风，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罢了。
谁当家谁知道。就这副烂家底，我能把工资都给大家发出来，不打白条就算不错了。
老蒋想得很清楚，诚如陈绍宽所说，不造大兵舰是等死，可是如果真造这么多大兵舰，那就等于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蒋不当真，陈绍宽却很认真。他天天数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老蒋把造船的钱给他送来呢。
那几年，财政部见到陈绍宽就像杨白劳看到黄世仁，因为欠帐都堆成山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蒋会未卜先知，他答应陈绍宽造船是海军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事（1928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他就辞职下野了。
说好5年，也没说哪一年造出来。5年没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约。
可陈绍宽岂是那么好忽悠的，这下来脾气了。好啊，骗我，不给造是不是。
不给造，那我就只能守着这点宝贝过日子了，你别想让我打仗。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连同样很菜的空军都咬着牙打了那么一下。只有海军纹丝不动。
据说是盐泽给海军部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和19路军的冲突“纯系地方性质”，这不是两国交战，为了“维持友谊起见”，双方可以“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海军部竟然还真的应承了，常务次长李世甲后来亲口承认确有此事。
“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后，政府讨论国防经费，大家就摆事实讲道理，拿先前的表现说话。空军勇，多拿钱；海军烂，少拿钱。天经地义，谁也没话可讲，至于什么造船计划，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说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说道的。
东京方面，海陆军争了半天，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一致。
载仁让了一步，同意先只派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赴沪支援。
博恭也同意在上海原有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从日本再加派一支陆战队（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在部队的指挥关系上，则采取“各领风骚”，谁也不吃亏的办法：久留米混成旅团归第3舰队指挥，但久留米混成旅团又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九州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野兽部队——第6师团（熊本师团）的诞生地。
九州实在是个穷地方，很穷很穷。
那个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好日子过腻了，他对九州却情有独钟，甚至提炼出了一个“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称“仪节的简单和生活的朴实”，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后，他还说日本将来的伟大，都要靠这个“九州精神”支撑着，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学习。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过是小泉先生诗人般的臆想罢了。如果让九州人跟他换着过，人家肯定更愿意放弃“简单仪节”和“朴实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择手段出人头地，或者拿异族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它跟简单和朴实能搭什么界？
当然了，如果让他们做杀人机器，正合适。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6日，在真如空战后的第二天，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团离开日本，前往上海。
刚刚上船，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陆大23期）就接到了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的电令：登陆后进攻吴淞炮台。
在野村面前，下元是小弟，但他一转身，面对海军陆战队时，却又成了老大。
上海陆战队为了迎接“圣驾”，伤透了脑筋。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吴淞码头打下来，就往吴淞西边去，想在那里占领一个登陆点。但是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算是白费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7日，久留米旅团的先头部队——第46联队第1大队（森田大队）坐着巡洋舰来到岸边。他们连上海陆战员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一个，倒是看到了守军。
依靠舰炮的火力支援，森田大队在下午6点终于在张华浜铁路码头强行登陆。上了岸后就坐等下元来给他们训示。
听完登陆经过，下元的眉头就紧皱起来：难怪上海老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海军陆战队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野村不是说要打吴淞炮台吗，下元拿起望远镜朝吴淞炮台那边观察了一会，然后又放下了。
陆战队熊，看来他们的长官智商也高不到哪去，一个已经破破烂烂的炮台，去打它干吗？
再说，我们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现在已经成功登陆，那就直接往那里奔好了。
于是下元就向野村报告：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炮台打不了。
在向野村报告的同时，他还给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倒出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象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让次长高桥三吉大将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那你说，怎么打。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一份“两全其美”的作战方案——一部监视吴淞炮台，一部攻取江湾镇。
说是要领导来拍板，野村这回却学乖了：反正说什么你都不会听，我还不如找个你们陆军的来讨教讨教再说呢。
野村找的这位高人是在上海做武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此时刚刚被任命为第9师团参谋长。
田代对日本陆军里面的情况当然知道得比野村要多。
他了解久留米旅团的实际内幕，一听就笑了起来，这个下元，你别看牛哄哄的，其实下面没多少人。看上去一个旅团有四个联队，但久留米旅团是简编旅团，每个联队里面只有一个大队，也就是说全部加起来才四个大队。这要在第9师团，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联队。
既然做着武官，剌探情报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本职，田代对江湾守军的布防自然不会陌生。他告诉野村，江湾那里工事修得很坚固，中国兵也不少。
野村提醒说，那我们海军的陆战队都归他指挥，人够不够？
田代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一共就一个联队，还要分出一部分到吴淞炮台去，即使把你那边的陆战队全部加上去，仍然不是太够。这样冒冒失失去打，我看是要吃亏的。
田代最后的意见是：不能同意下元进攻江湾的计划。
野村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需要田代替他说出来而已。
陆军第9师团的参谋长都说NO了，你这下没话可讲了吧。
下元表面上当然不会再吭气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
没多久，就给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在吴淞炮台，谭启秀藏起来的几门克虏伯重炮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些进入吴淞口的日舰一不小心经常倒他的血霉。
据日方资料记载，在吴淞口先后被击沉运输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包括舰长在内的日军船员数十人伤亡，堪称长江边上的“小百慕大”区域。
不过这倒让下元找到了出兵江湾的借口。
你看，吴淞那一带太危险了，如果第9师团来的话，登陆都找不到地儿。以前我来的时候，那些陆战队跟个没头苍蝇似的，愣没找着一个眼，还是我们自己上来的。
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辟出一块地方让第9师团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登陆。
下元打擦边球，一定要攻江湾，野村却已经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因为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实在是不给他长脸，竟然又败了下来。
既然是穷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至于买越野吉普，虽然那东西开起来确实很拉风，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罢了。
谁当家谁知道。就这副烂家底，我能把工资都给大家发出来，不打白条就算不错了。
老蒋想得很清楚，诚如陈绍宽所说，不造大兵舰是等死，可是如果真造这么多大兵舰，那就等于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蒋不当真，陈绍宽却很认真。他天天数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老蒋把造船的钱给他送来呢。
那几年，财政部见到陈绍宽就像杨白劳看到黄世仁，因为欠帐都堆成山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蒋会未卜先知，他答应陈绍宽造船是海军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事（1928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他就辞职下野了。
说好5年，也没说哪一年造出来。5年没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约。
可陈绍宽岂是那么好忽悠的，这下来脾气了。好啊，骗我，不给造是不是。
不给造，那我就只能守着这点宝贝过日子了，你别想让我打仗。
“一二八”会战打响后，连同样很菜的空军都咬着牙打了那么一下。只有海军纹丝不动。
据说是盐泽给海军部写过一封信，意思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和19路军的冲突“纯系地方性质”，这不是两国交战，为了“维持友谊起见”，双方可以“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海军部竟然还真的应承了，常务次长李世甲后来亲口承认确有此事。
“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后，政府讨论国防经费，大家就摆事实讲道理，拿先前的表现说话。空军勇，多拿钱；海军烂，少拿钱。天经地义，谁也没话可讲，至于什么造船计划，暂时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说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说道的。
东京方面，海陆军争了半天，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讨价还价，总算达成一致。
载仁让了一步，同意先只派混成第24旅团（久留米混成旅团）赴沪支援。
博恭也同意在上海原有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从日本再加派一支陆战队（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在部队的指挥关系上，则采取“各领风骚”，谁也不吃亏的办法：久留米混成旅团归第3舰队指挥，但久留米混成旅团又可以指挥海军陆战队。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九州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野兽部队——第6师团（熊本师团）的诞生地。
九州实在是个穷地方，很穷很穷。
那个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好日子过腻了，他对九州却情有独钟，甚至提炼出了一个“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称“仪节的简单和生活的朴实”，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后，他还说日本将来的伟大，都要靠这个“九州精神”支撑着，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学习。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过是小泉先生诗人般的臆想罢了。如果让九州人跟他换着过，人家肯定更愿意放弃“简单仪节”和“朴实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说穿了就是不择手段出人头地，或者拿异族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它跟简单和朴实能搭什么界？
当然了，如果让他们做杀人机器，正合适。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绝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6日，在真如空战后的第二天，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团离开日本，前往上海。
刚刚上船，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陆大23期）就接到了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的电令：登陆后进攻吴淞炮台。
在野村面前，下元是小弟，但他一转身，面对海军陆战队时，却又成了老大。
上海陆战队为了迎接“圣驾”，伤透了脑筋。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吴淞码头打下来，就往吴淞西边去，想在那里占领一个登陆点。但是几次进攻都没有成功，算是白费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7日，久留米旅团的先头部队——第46联队第1大队（森田大队）坐着巡洋舰来到岸边。他们连上海陆战员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一个，倒是看到了守军。
依靠舰炮的火力支援，森田大队在下午6点终于在张华浜铁路码头强行登陆。上了岸后就坐等下元来给他们训示。
听完登陆经过，下元的眉头就紧皱起来：难怪上海老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些海军陆战队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
野村不是说要打吴淞炮台吗，下元拿起望远镜朝吴淞炮台那边观察了一会，然后又放下了。
陆战队熊，看来他们的长官智商也高不到哪去，一个已经破破烂烂的炮台，去打它干吗？
再说，我们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现在已经成功登陆，那就直接往那里奔好了。
于是下元就向野村报告：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炮台打不了。
在向野村报告的同时，他还给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倒出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象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让次长高桥三吉大将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那你说，怎么打。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一份“两全其美”的作战方案——一部监视吴淞炮台，一部攻取江湾镇。
说是要领导来拍板，野村这回却学乖了：反正说什么你都不会听，我还不如找个你们陆军的来讨教讨教再说呢。
野村找的这位高人是在上海做武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此时刚刚被任命为第9师团参谋长。
田代对日本陆军里面的情况当然知道得比野村要多。
他了解久留米旅团的实际内幕，一听就笑了起来，这个下元，你别看牛哄哄的，其实下面没多少人。看上去一个旅团有四个联队，但久留米旅团是简编旅团，每个联队里面只有一个大队，也就是说全部加起来才四个大队。这要在第9师团，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联队。
既然做着武官，剌探情报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本职，田代对江湾守军的布防自然不会陌生。他告诉野村，江湾那里工事修得很坚固，中国兵也不少。
野村提醒说，那我们海军的陆战队都归他指挥，人够不够？
田代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一共就一个联队，还要分出一部分到吴淞炮台去，即使把你那边的陆战队全部加上去，仍然不是太够。这样冒冒失失去打，我看是要吃亏的。
田代最后的意见是：不能同意下元进攻江湾的计划。
野村心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需要田代替他说出来而已。
陆军第9师团的参谋长都说NO了，你这下没话可讲了吧。
下元表面上当然不会再吭气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念头。
没多久，就给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在吴淞炮台，谭启秀藏起来的几门克虏伯重炮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些进入吴淞口的日舰一不小心经常倒他的血霉。
据日方资料记载，在吴淞口先后被击沉运输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包括舰长在内的日军船员数十人伤亡，堪称长江边上的“小百慕大”区域。
不过这倒让下元找到了出兵江湾的借口。
你看，吴淞那一带太危险了，如果第9师团来的话，登陆都找不到地儿。以前我来的时候，那些陆战队跟个没头苍蝇似的，愣没找着一个眼，还是我们自己上来的。
这样不行，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辟出一块地方让第9师团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登陆。
下元打擦边球，一定要攻江湾，野村却已经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因为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实在是不给他长脸，竟然又败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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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6 am
在下元眼里，吴淞要塞似乎完全不值一提，但实际上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这里吃过苦头了。
佐世保特别陆战队提前一天登陆。他们上岸后想起久留米旅团马上要来，就打算给后者开一条宽敞一点的道——倒不是双方一下子变得亲密无间了，纯粹是面子问题，要证明自己在上海滩是吃得开的。
他们本来一度也占领了张华浜，可是占领之后虚荣心膨胀，又准备把吴淞给顺势拿下来。
现在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和他的156旅。
老翁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他就奉令带着人马来到了吴淞和宝山。
佐世保陆战队得知对手是在闸北一战成名的翁照垣，自然不敢小觑。
先打炮，吓吓他们。
陆战队集中40门火炮，咣当咣当地朝守军阵地就是一顿乱轰。
这招叫做杀威棍。
炮击之后，前方浓烟滚滚，为进攻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条件。可就这样，他们还觉得不牢靠。
坦克车呢？快上来，我们跟着你走。
陆战队一共3千人马，派出2千，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上来了。
阵势这么隆重，你猜最前沿阵地上的守军有多少？
一共才一个连（赵金声连）。
虽然才一个连，可这是翁照垣带出来的连，猛得很。
当然，再猛，也不是变形金刚做的，总是血肉之躯。经一个小时的苦战，赵金声连伤亡过半，不得不向后转移。
按理说，陆战队以众敌寡，尽管胜之不武，但也可以见好就收了。未料这帮家伙大概以前就没怎么赢过，竟然还想“扩大战果”，在后面一个劲地穷追不舍。
连长赵金声跑着跑着，火了。
给你三分颜色，就要瞪鼻子上脸，准备开染房了是吧。
不撤了，回去！
赵金声从剩下的40个人中抽出几个人，迎着日军又回来了。
去拼命？
才没那么傻呢。
他们借助于对地形的熟悉，绕了一个圈，转到陆战队的旁边来了。
到了那里，赵金声二话不说，端起一挺轻机枪，眼睛眨都不眨，朝着日军就扫了过去。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2千号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被他们“追击”的战士一看，还等什么，配合着“伏兵”一起追啊。
陆战队一路狂奔，把到手的张华浜又丢了。
40个人，打退了以坦克车开道的2千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英雄赵金声一时名扬海内外。
这就是久留米旅团上岸后，连陆战队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的原因。
可以说，在下元还没来之前，野村已经兜头挨了一棒，也难怪他会在“不服管”的陆军面前变得低声下气了。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棒其实还不算重，前面还有更大的棒在等着他哩。
日本海军之所以在陆军面前说话一直硬不起来，或者换一种说法，野村为什么始终指挥不动下元，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太软的缘故——别的不说，由海军陆战队担纲的闸北一线就始终打不开局面。
陆战队陆战队，本应该比陆军更有料嘛，可真打起来就是不济事，怎么回事呢。
可是野村并无多少选择，所谓“作为决定地位”，要想不被陆军看扁，还是得继续打呀。
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先直接指挥陆战队的是鲛岛具重大佐，野村一上来就把他给换掉了，继任者为植松练磨少将。
大佐不行，少将怎么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8日，闸北守军压力陡然增大。
在植松的指挥下，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大炮都搬了出来，数一数，有20多门，瞅准19路军阵地就是一顿猛轰。
轰完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战法还是老一套，但双方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
此时由于老蒋以近卫师守卫南京，19路军在上海以外的另外2个师终于被置换出来，并全部被部署到了上海战场。其中，原驻苏州的第60师（沈光汉师）直接进入闸北，与区寿年师一部协同防守。
对手更强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却仍无多大起色。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象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上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地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呲牙咧嘴地端着剌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的，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几乎由清一色老兵组成的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看到坦克车过来，没一个怕的。
不管是维克斯，还是那种英国坦克，只要掌握了攻其命门的决窍，它们跟玩具车又有什么区别。
区寿年师的官兵这时候还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是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进攻日军一个劲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日军逼近防守阵地（“俟其较近”），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剌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如是者三，尽管日军当天攻势很猛，“反复冲锋，前仆后继，”但总是光开花不结果，闸北这边愣是没有被敲开过一个口子。
不管怎样，这时候他们毕竟还是攻的一方，等到这一天一过，竟然只有守的份了。
佐世保特别陆战队提前一天登陆。他们上岸后想起久留米旅团马上要来，就打算给后者开一条宽敞一点的道——倒不是双方一下子变得亲密无间了，纯粹是面子问题，要证明自己在上海滩是吃得开的。
他们本来一度也占领了张华浜，可是占领之后虚荣心膨胀，又准备把吴淞给顺势拿下来。
现在把守吴淞的，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和他的156旅。
老翁原来是守闸北的，自从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他就奉令带着人马来到了吴淞和宝山。
佐世保陆战队得知对手是在闸北一战成名的翁照垣，自然不敢小觑。
先打炮，吓吓他们。
陆战队集中40门火炮，咣当咣当地朝守军阵地就是一顿乱轰。
这招叫做杀威棍。
炮击之后，前方浓烟滚滚，为进攻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条件。可就这样，他们还觉得不牢靠。
坦克车呢？快上来，我们跟着你走。
陆战队一共3千人马，派出2千，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上来了。
阵势这么隆重，你猜最前沿阵地上的守军有多少？
一共才一个连（赵金声连）。
虽然才一个连，可这是翁照垣带出来的连，猛得很。
当然，再猛，也不是变形金刚做的，总是血肉之躯。经一个小时的苦战，赵金声连伤亡过半，不得不向后转移。
按理说，陆战队以众敌寡，尽管胜之不武，但也可以见好就收了。未料这帮家伙大概以前就没怎么赢过，竟然还想“扩大战果”，在后面一个劲地穷追不舍。
连长赵金声跑着跑着，火了。
给你三分颜色，就要瞪鼻子上脸，准备开染房了是吧。
不撤了，回去！
赵金声从剩下的40个人中抽出几个人，迎着日军又回来了。
去拼命？
才没那么傻呢。
他们借助于对地形的熟悉，绕了一个圈，转到陆战队的旁边来了。
到了那里，赵金声二话不说，端起一挺轻机枪，眼睛眨都不眨，朝着日军就扫了过去。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2千号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被他们“追击”的战士一看，还等什么，配合着“伏兵”一起追啊。
陆战队一路狂奔，把到手的张华浜又丢了。
40个人，打退了以坦克车开道的2千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英雄赵金声一时名扬海内外。
这就是久留米旅团上岸后，连陆战队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的原因。
可以说，在下元还没来之前，野村已经兜头挨了一棒，也难怪他会在“不服管”的陆军面前变得低声下气了。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棒其实还不算重，前面还有更大的棒在等着他哩。
日本海军之所以在陆军面前说话一直硬不起来，或者换一种说法，野村为什么始终指挥不动下元，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太软的缘故——别的不说，由海军陆战队担纲的闸北一线就始终打不开局面。
陆战队陆战队，本应该比陆军更有料嘛，可真打起来就是不济事，怎么回事呢。
可是野村并无多少选择，所谓“作为决定地位”，要想不被陆军看扁，还是得继续打呀。
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先直接指挥陆战队的是鲛岛具重大佐，野村一上来就把他给换掉了，继任者为植松练磨少将。
大佐不行，少将怎么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8日，闸北守军压力陡然增大。
在植松的指挥下，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大炮都搬了出来，数一数，有20多门，瞅准19路军阵地就是一顿猛轰。
轰完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战法还是老一套，但双方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
此时由于老蒋以近卫师守卫南京，19路军在上海以外的另外2个师终于被置换出来，并全部被部署到了上海战场。其中，原驻苏州的第60师（沈光汉师）直接进入闸北，与区寿年师一部协同防守。
对手更强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却仍无多大起色。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象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上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地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呲牙咧嘴地端着剌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的，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几乎由清一色老兵组成的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看到坦克车过来，没一个怕的。
不管是维克斯，还是那种英国坦克，只要掌握了攻其命门的决窍，它们跟玩具车又有什么区别。
区寿年师的官兵这时候还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是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进攻日军一个劲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日军逼近防守阵地（“俟其较近”），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剌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如是者三，尽管日军当天攻势很猛，“反复冲锋，前仆后继，”但总是光开花不结果，闸北这边愣是没有被敲开过一个口子。
不管怎样，这时候他们毕竟还是攻的一方，等到这一天一过，竟然只有守的份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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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7 am
2月9日。
沈光汉师忽然抽调兵力，迂回到了闸北以北的江湾。
在那里，19路军打出了一记华丽的勾拳。他们从北往南，猛击陆战队的右翼。
其动作之迅速，攻势之猛烈，完全出乎植松少将的意料之外。
原先陆战队虽然进攻无法，但还能保持起码的队形，遭此痛击，又是他们最怕的集团式肉搏打法，短时间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哪里还支持得住，只得仓惶后退。
蔡廷锴打出这一记铁拳，可不光是为闸北守军解围那么简单。在19路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上写得很清楚，是要“乘机将敌压迫于黄浦江衅而歼灭之”的。
你们不是喜欢玩火吗，现在我一个都不少，统统灭了你们。
野村也是懂战术的，植松一告急，他就知道大事不妙。
赶快把佐世保特别陆战队调过来。
本来大家说好，这个宝贝是留给下元打吴淞要塞的。可是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野村就顾不得那许多了，一再催促对方赶快到闸北进行增援。
一秒钟都不要耽搁，急速赶到。
佐世保陆战队乘着汽车来了，总算挽救了闸北陆战队的“悲运”，使后者没有被“歼灭之”，可经此重创，海军陆战队整体已成强弩之末。
再进攻已变为不可能，连坦克车都快被炸完了，还怎么冲锋？
幸好大炮还在，还可以向闸北方向发发炮弹。
于是，原先曾经耻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陆战队便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就拿这个混日子，交差事。至于火炮发射的效果怎样，谁也顾不得再去理会了。
如此没有上进心，把个一旁的下元看得嘿嘿冷笑。
我早就说过，江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要是江湾已在我手，19路军又如何能够顺利完成迂回？
野村哑口无言。
其实他不是认为江湾不重要，而是担心久留米旅团兵力太少，恐不能成事，想等金泽师团到沪后一道打。
让下元攻吴淞要塞，实际上也是希望先捡软柿子捏，以免大部队到来之前就先伤了元气。
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啊。
可惜下元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苦心”。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除了瞎指挥，恐怕还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吧。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久留米旅团直奔成功之路而去了。
巷战逐渐转向了野战，作战双方都将经历更大的考验。
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久留米旅团的对手是驻守江湾的19路军第61师（毛维寿师），此前一直戍守南京。
这个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78师（区寿年师）算已经见识过了吧，跟61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和19路军官兵大多数为粤籍不同，61师师长毛维寿是江西人。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否则凭他一个外地人也不能在极重乡情的粤军部队里混得顺风顺水。
不过他当时正好生病，不得不由所属122旅旅长张炎代替指挥。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正在在海中航行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这位陆军少将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指挥官，张炎也很清楚蕴藻浜的得失在江湾防守体系中的份量，因此特地在蕴藻浜北岸放置了一个连（人太多了也挤不下），同时在其后进行了多层设防。
但是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非常好。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这时候，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渡不过来，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利用夜晚和大雾的交相掩护，他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在河面进行架桥。
到凌晨4点，浮桥架成了。
2月13日清晨，久留米旅团先锋部队越桥渡河。
为了更好的困扰守军，在强渡的过程中，日军又施放了大量烟幕弹。
等到守卫部队发现时，对方已经到了面前。
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错即过。
等到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鬼子们好象子弹打在身上不会透眼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势如摧山排海，呼声动天地，数里之内，血肉横飞”）。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据守蕴藻浜的那个连就全部阵亡了。不久之后，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几道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势濒危”）。
眼看江湾也要不保，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亲自督战，整师压上，拼着老命才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一直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作为指挥官的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肯定能拿下江湾。有什么必要再急吼吼地往前赶呢？
明天，只要到了明天，我们将在闸北彻底歼灭19路军，把太阳旗插遍上海华界。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白天折了一个营长，伤了一个团长，蒙受很大损失，但仍无法完全击退敌军。怎么办？
看来只有采用19路军的镇宅之宝了：夜袭。
这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招——乘你不备，咬也要咬死你。
扭转战局，只在今晚。
随后成立敢死队，有60个人自愿加入（“慷慨请决死”）。
我曾经看到过有的描述上，把敢死队说成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大把撒袁大头起的作用。
我独不信。
捧一堆钱在你面前，买你的命，让你立刻去死，你愿意不？
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儿老小，谁无活着的渴望。蝼蚁尚且贪生，而况人乎？
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它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决择。
敢死队员在出发前全部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他们是一群无畏的勇士。
晚上七点半。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沈光汉师忽然抽调兵力，迂回到了闸北以北的江湾。
在那里，19路军打出了一记华丽的勾拳。他们从北往南，猛击陆战队的右翼。
其动作之迅速，攻势之猛烈，完全出乎植松少将的意料之外。
原先陆战队虽然进攻无法，但还能保持起码的队形，遭此痛击，又是他们最怕的集团式肉搏打法，短时间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哪里还支持得住，只得仓惶后退。
蔡廷锴打出这一记铁拳，可不光是为闸北守军解围那么简单。在19路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上写得很清楚，是要“乘机将敌压迫于黄浦江衅而歼灭之”的。
你们不是喜欢玩火吗，现在我一个都不少，统统灭了你们。
野村也是懂战术的，植松一告急，他就知道大事不妙。
赶快把佐世保特别陆战队调过来。
本来大家说好，这个宝贝是留给下元打吴淞要塞的。可是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野村就顾不得那许多了，一再催促对方赶快到闸北进行增援。
一秒钟都不要耽搁，急速赶到。
佐世保陆战队乘着汽车来了，总算挽救了闸北陆战队的“悲运”，使后者没有被“歼灭之”，可经此重创，海军陆战队整体已成强弩之末。
再进攻已变为不可能，连坦克车都快被炸完了，还怎么冲锋？
幸好大炮还在，还可以向闸北方向发发炮弹。
于是，原先曾经耻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陆战队便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就拿这个混日子，交差事。至于火炮发射的效果怎样，谁也顾不得再去理会了。
如此没有上进心，把个一旁的下元看得嘿嘿冷笑。
我早就说过，江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要是江湾已在我手，19路军又如何能够顺利完成迂回？
野村哑口无言。
其实他不是认为江湾不重要，而是担心久留米旅团兵力太少，恐不能成事，想等金泽师团到沪后一道打。
让下元攻吴淞要塞，实际上也是希望先捡软柿子捏，以免大部队到来之前就先伤了元气。
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啊。
可惜下元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苦心”。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除了瞎指挥，恐怕还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吧。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久留米旅团直奔成功之路而去了。
巷战逐渐转向了野战，作战双方都将经历更大的考验。
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久留米旅团的对手是驻守江湾的19路军第61师（毛维寿师），此前一直戍守南京。
这个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78师（区寿年师）算已经见识过了吧，跟61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和19路军官兵大多数为粤籍不同，61师师长毛维寿是江西人。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否则凭他一个外地人也不能在极重乡情的粤军部队里混得顺风顺水。
不过他当时正好生病，不得不由所属122旅旅长张炎代替指挥。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正在在海中航行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这位陆军少将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指挥官，张炎也很清楚蕴藻浜的得失在江湾防守体系中的份量，因此特地在蕴藻浜北岸放置了一个连（人太多了也挤不下），同时在其后进行了多层设防。
但是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非常好。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这时候，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渡不过来，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利用夜晚和大雾的交相掩护，他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在河面进行架桥。
到凌晨4点，浮桥架成了。
2月13日清晨，久留米旅团先锋部队越桥渡河。
为了更好的困扰守军，在强渡的过程中，日军又施放了大量烟幕弹。
等到守卫部队发现时，对方已经到了面前。
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错即过。
等到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鬼子们好象子弹打在身上不会透眼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势如摧山排海，呼声动天地，数里之内，血肉横飞”）。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据守蕴藻浜的那个连就全部阵亡了。不久之后，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几道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势濒危”）。
眼看江湾也要不保，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亲自督战，整师压上，拼着老命才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一直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作为指挥官的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肯定能拿下江湾。有什么必要再急吼吼地往前赶呢？
明天，只要到了明天，我们将在闸北彻底歼灭19路军，把太阳旗插遍上海华界。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白天折了一个营长，伤了一个团长，蒙受很大损失，但仍无法完全击退敌军。怎么办？
看来只有采用19路军的镇宅之宝了：夜袭。
这是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情况下，经常使用的一招——乘你不备，咬也要咬死你。
扭转战局，只在今晚。
随后成立敢死队，有60个人自愿加入（“慷慨请决死”）。
我曾经看到过有的描述上，把敢死队说成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大把撒袁大头起的作用。
我独不信。
捧一堆钱在你面前，买你的命，让你立刻去死，你愿意不？
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儿老小，谁无活着的渴望。蝼蚁尚且贪生，而况人乎？
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它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决择。
敢死队员在出发前全部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他们是一群无畏的勇士。
晚上七点半。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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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59 am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朦胧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以为大军袭至，遂大溃”）。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桥面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后来描述，说当天的蕴藻浜战场， “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豪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第9师团（金泽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但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再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陆大21期）接替指挥，成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在陆大毕业生中，植田谦吉比下元要高上2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劲儿劲儿地，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豪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威风八面地视察了一番阵地。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不接受该项条件，日军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军长蔡廷锴拿着通牒去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大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我们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第9师团（金泽师团）虽不属于一等老牌师团，战史却也很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因此，该师团的到来，算是给已陷入困境的沪上日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达到1万7千人。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几乎在久留米混成旅团来沪的同时，获悉日军将大批增援的消息后，老蒋也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打算。
南京政府既已迁到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88师（俞济时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3万多人，作为总预备队尽数调往南翔、昆山附近。
如果说19路军是地方军中的老大（老西北军已瓦解，东北军此时不提也罢），那么这“两师一总队”则是当时中央军中的绝对王牌。
里面部队的来头大得吓人。
两个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卫部队，曾经作为政府的保镖卫队重点培养，此时已成为国内最早的德械师。
总队虽然只是团级建制，论战斗力却能抵得上一个师。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教导队，而是黄埔军校教导队，里面都是黄埔军校的优秀生。
当然作为一支学生军，开始也是不怎么太会打仗的。据参加过中原大战的人说，那时的教导总队穿的衣服跟其他中央军不一样，结果受到了老西北军的“重点照顾”，被这些老兵们打得哇哇直叫，连老蒋看了都只有摇头叹气。
可是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到这时候，教导总队已经从“一年级新生”转到“老生”了，在战场上，不是别人“照顾”他们，而是他们得“照顾”别人。
按老蒋和何应钦的意思，光这些部队当然不够，所以还要调兵。
何应钦致电江西，要把第9师（蒋鼎文师）调到上海附近，以增强中方纵深实力，但是这个命令却遭到了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的拒绝。
他复电何应钦，希望对方重新考虑调兵决定。
理由是何部长明显在为难他。
你们既然让我跟红军作战，那我就得一门心思干好这个活，现在把部队都调走了，让我怎么打？
谁都知道上海那边缺兵少将，可我的部队也不多呀（“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何尝有余？”）。
因此他说何应钦的这个命令纯属剜肉补疮，最后只能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何应钦是个有名的好脾气，也没跟他计较，只是在几天后再次发去电报：意见保留，但第9师仍须调出。
熊式辉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天，何应钦还会不依不饶，拿调兵的事来烦他，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就你们会唱高调，就你们爱国，熊某人不爱。干脆，你们把我也调到上海去，另派他人到江西来干这个窝囊差事吧（“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
这样的话，也免得你们以后再说我是落后分子了（“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
情绪激烈到这个份上，就差没甩乌纱帽了，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只好剜自己的“肉”，同意在陈诚部队接替后，蒋鼎文师可从江西抽出（“公既屡电，亦自不容攀辕再留，已令其迅速开拔”）。
与此同时，驻杭州的第47师（上官云相师）、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师）也都接到了电令，随时准备赴援大上海参战。
除这些老蒋可一手掌握的中央军外，实际还有一支很少为外人知晓的“隐性”预备队。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留到后面再讲。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张治中（保定军校第3期）此前是中央陆大，也即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无论资历，还是级别，都不在蒋蔡之下。
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地方军的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但却称得上是老蒋的得意之笔。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桥面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后来描述，说当天的蕴藻浜战场， “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豪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第9师团（金泽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但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再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陆大21期）接替指挥，成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在陆大毕业生中，植田谦吉比下元要高上2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劲儿劲儿地，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豪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威风八面地视察了一番阵地。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不接受该项条件，日军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军长蔡廷锴拿着通牒去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大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我们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第9师团（金泽师团）虽不属于一等老牌师团，战史却也很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因此，该师团的到来，算是给已陷入困境的沪上日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达到1万7千人。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几乎在久留米混成旅团来沪的同时，获悉日军将大批增援的消息后，老蒋也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打算。
南京政府既已迁到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88师（俞济时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3万多人，作为总预备队尽数调往南翔、昆山附近。
如果说19路军是地方军中的老大（老西北军已瓦解，东北军此时不提也罢），那么这“两师一总队”则是当时中央军中的绝对王牌。
里面部队的来头大得吓人。
两个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卫部队，曾经作为政府的保镖卫队重点培养，此时已成为国内最早的德械师。
总队虽然只是团级建制，论战斗力却能抵得上一个师。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教导队，而是黄埔军校教导队，里面都是黄埔军校的优秀生。
当然作为一支学生军，开始也是不怎么太会打仗的。据参加过中原大战的人说，那时的教导总队穿的衣服跟其他中央军不一样，结果受到了老西北军的“重点照顾”，被这些老兵们打得哇哇直叫，连老蒋看了都只有摇头叹气。
可是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到这时候，教导总队已经从“一年级新生”转到“老生”了，在战场上，不是别人“照顾”他们，而是他们得“照顾”别人。
按老蒋和何应钦的意思，光这些部队当然不够，所以还要调兵。
何应钦致电江西，要把第9师（蒋鼎文师）调到上海附近，以增强中方纵深实力，但是这个命令却遭到了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的拒绝。
他复电何应钦，希望对方重新考虑调兵决定。
理由是何部长明显在为难他。
你们既然让我跟红军作战，那我就得一门心思干好这个活，现在把部队都调走了，让我怎么打？
谁都知道上海那边缺兵少将，可我的部队也不多呀（“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何尝有余？”）。
因此他说何应钦的这个命令纯属剜肉补疮，最后只能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何应钦是个有名的好脾气，也没跟他计较，只是在几天后再次发去电报：意见保留，但第9师仍须调出。
熊式辉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天，何应钦还会不依不饶，拿调兵的事来烦他，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就你们会唱高调，就你们爱国，熊某人不爱。干脆，你们把我也调到上海去，另派他人到江西来干这个窝囊差事吧（“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
这样的话，也免得你们以后再说我是落后分子了（“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
情绪激烈到这个份上，就差没甩乌纱帽了，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只好剜自己的“肉”，同意在陈诚部队接替后，蒋鼎文师可从江西抽出（“公既屡电，亦自不容攀辕再留，已令其迅速开拔”）。
与此同时，驻杭州的第47师（上官云相师）、河南的第1师（胡宗南师）也都接到了电令，随时准备赴援大上海参战。
除这些老蒋可一手掌握的中央军外，实际还有一支很少为外人知晓的“隐性”预备队。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留到后面再讲。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张治中（保定军校第3期）此前是中央陆大，也即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无论资历，还是级别，都不在蒋蔡之下。
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地方军的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但却称得上是老蒋的得意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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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0 pm
因为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象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搀和到一块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可以让蒋蔡高兴一下，又能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按照蔡廷锴的部署，中国军队兵分两翼。
其中，第5军张治中位于左翼，在江湾以北(不含江湾)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
19路军位于右翼，负责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防守。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右翼19路军据守的江湾。与之相应，包括闸北、吴淞就都成了“非中央”，暂时不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日本人磨刀霍霍，19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在日本人发通牒的那两天，他们已经起早贪黑地在前线构筑起了坚固防线。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植田这趟到上海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摆阔的。随身带着的家伙可谓浩浩荡荡。
除了步兵的2个旅团外，另有1个山炮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大队，攻城重炮兵联队1个中队（可惜没城墙给他们攻），野战高炮队2个（可惜没飞机给他们打），当然最牛的就数独立战车第2中队了。
因为这个战车中队拥有硬通货——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日本自制的89式中型坦克。
现在日本人再也不想提那个英制维克斯坦克车了。
闸北成了这种类型战车的坟场。
先前用手榴弹袭击轮胎，到第5军参战的时候，连这些程序也省了。19路军向宋希濂旅借来了重迫击炮，几炮过去，当场就能把坦克给炸瘫了。
你也不能怪维克斯差劲，本来就是给警察街头巡逻时壮胆用的，连设计者本人也没想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还得承受野战部队的重炮打击。
当年日本一共也就从英国进了10辆坦克，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与维克斯不一样，法制雷诺坦克和日制89式坦克是标准的陆军野战专用坦克车。
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法制雷诺的效果并不好，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国人拿来甩卖的的清仓货。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FT-17雷诺坦克。那会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可是地球是在不停旋转的。隔了十来年后，武器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要再说它有多么了得可就要被人笑话了。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家伙生产了3千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止英法这两家，德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大家都会。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上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FT-17呢。
来淘便宜货的大娘大嫂当中，自然少不了以勤俭著称的日本人的身影。
但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在淞沪战场上，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要知道19路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武器，但轻迫击炮还是有几门的，手榴弹也不会闲着，纵使炸不了坦克，炸炸坦克后面的“活靶子”还绰绰有余。
真正对中方阵地起到了一点威胁作用的，倒是日本人自制的89式坦克。这是他们仿照英国坦克设计制造的第一款主力铁甲战车。
如果把维克斯坦克比做一只铁牛的话，日制89式坦克就是一头大象。
这种坦克不光重量和厚度大大超过维克斯，在火力配备上也是后者所无法向背的，除机枪外，竟然还配有火炮。
对于阵地工事来说，炮的威力往往比枪要大得多，机枪可能打半天没有效果，只要守军把脑袋埋下去，躲着就是了。炮不一样，一个炮弹打过去，就能把整个工事给摧垮。
显然，闸北的经验已经很难用上了，因为起码你打不穿它的铁甲。
但也正因为皮糙肉厚，份量足了，机动性相对就差了，加上江湾一带到处都是水塘，处于这种地理环境之下，89式坦克很自然地就从大象蜕变成了乌龟，而且还是不会水的乌龟，它们不但不能给部队帮什么大忙，渐渐地还成了累赘，迟滞了步兵的行动。
实际上，在整个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前期轻型的维克斯，还是后期重型的89式，都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植田带着宝贝乘兴而来，结果却是让他相当失望。不管如何努力，19路军的阵地依旧岿然不动。
在指挥上，植田也是昏招迭出。
这位“长老”的指挥部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公大纱厂移到复旦大学），可都是在家里面修行，进行遥控指挥，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本看不到。
所谓遥控指挥，实际上就是听听汇报，拍拍脑袋，不误人子弟才怪。
2月21日，飞行员向他汇报：防守江湾的19路军撤退了。
“长老”如释重负，看来支那军终于顶不住了。他立即下令前线日军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力追击。
接到电令的是第6旅团（前原旅团），因为阵地前面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候正在家里生闷气。一听19路军退了，顿时来了劲。
二话不说，大摇大摆地就准备来接收工事了。
刚刚走到近前，19路军的阵地上忽然枪炮声大作，日军毫无防备，死的死，伤的伤，那个惨。
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气坏了。八格牙鲁，空军传的这是什么情报，飞行员是不是支那奸细的干活。
植田也纳闷了，一查，飞行员倒不是奸细，19路军部队移动也是实情。只不过，缺少了对实情的分析。
19路军这是在进行换防，人家连撤退的念头都没有过好吧。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捉摸，竟然给他捉摸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 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防守的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象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搀和到一块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可以让蒋蔡高兴一下，又能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按照蔡廷锴的部署，中国军队兵分两翼。
其中，第5军张治中位于左翼，在江湾以北(不含江湾)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
19路军位于右翼，负责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防守。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右翼19路军据守的江湾。与之相应，包括闸北、吴淞就都成了“非中央”，暂时不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日本人磨刀霍霍，19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在日本人发通牒的那两天，他们已经起早贪黑地在前线构筑起了坚固防线。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植田这趟到上海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摆阔的。随身带着的家伙可谓浩浩荡荡。
除了步兵的2个旅团外，另有1个山炮联队，野战重炮兵联队1个大队，攻城重炮兵联队1个中队（可惜没城墙给他们攻），野战高炮队2个（可惜没飞机给他们打），当然最牛的就数独立战车第2中队了。
因为这个战车中队拥有硬通货——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和日本自制的89式中型坦克。
现在日本人再也不想提那个英制维克斯坦克车了。
闸北成了这种类型战车的坟场。
先前用手榴弹袭击轮胎，到第5军参战的时候，连这些程序也省了。19路军向宋希濂旅借来了重迫击炮，几炮过去，当场就能把坦克给炸瘫了。
你也不能怪维克斯差劲，本来就是给警察街头巡逻时壮胆用的，连设计者本人也没想到这可怜的小家伙还得承受野战部队的重炮打击。
当年日本一共也就从英国进了10辆坦克，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与维克斯不一样，法制雷诺坦克和日制89式坦克是标准的陆军野战专用坦克车。
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法制雷诺的效果并不好，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国人拿来甩卖的的清仓货。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FT-17雷诺坦克。那会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可是地球是在不停旋转的。隔了十来年后，武器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要再说它有多么了得可就要被人笑话了。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家伙生产了3千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止英法这两家，德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大家都会。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上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FT-17呢。
来淘便宜货的大娘大嫂当中，自然少不了以勤俭著称的日本人的身影。
但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在淞沪战场上，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要知道19路军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武器，但轻迫击炮还是有几门的，手榴弹也不会闲着，纵使炸不了坦克，炸炸坦克后面的“活靶子”还绰绰有余。
真正对中方阵地起到了一点威胁作用的，倒是日本人自制的89式坦克。这是他们仿照英国坦克设计制造的第一款主力铁甲战车。
如果把维克斯坦克比做一只铁牛的话，日制89式坦克就是一头大象。
这种坦克不光重量和厚度大大超过维克斯，在火力配备上也是后者所无法向背的，除机枪外，竟然还配有火炮。
对于阵地工事来说，炮的威力往往比枪要大得多，机枪可能打半天没有效果，只要守军把脑袋埋下去，躲着就是了。炮不一样，一个炮弹打过去，就能把整个工事给摧垮。
显然，闸北的经验已经很难用上了，因为起码你打不穿它的铁甲。
但也正因为皮糙肉厚，份量足了，机动性相对就差了，加上江湾一带到处都是水塘，处于这种地理环境之下，89式坦克很自然地就从大象蜕变成了乌龟，而且还是不会水的乌龟，它们不但不能给部队帮什么大忙，渐渐地还成了累赘，迟滞了步兵的行动。
实际上，在整个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前期轻型的维克斯，还是后期重型的89式，都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植田带着宝贝乘兴而来，结果却是让他相当失望。不管如何努力，19路军的阵地依旧岿然不动。
在指挥上，植田也是昏招迭出。
这位“长老”的指挥部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公大纱厂移到复旦大学），可都是在家里面修行，进行遥控指挥，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本看不到。
所谓遥控指挥，实际上就是听听汇报，拍拍脑袋，不误人子弟才怪。
2月21日，飞行员向他汇报：防守江湾的19路军撤退了。
“长老”如释重负，看来支那军终于顶不住了。他立即下令前线日军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力追击。
接到电令的是第6旅团（前原旅团），因为阵地前面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候正在家里生闷气。一听19路军退了，顿时来了劲。
二话不说，大摇大摆地就准备来接收工事了。
刚刚走到近前，19路军的阵地上忽然枪炮声大作，日军毫无防备，死的死，伤的伤，那个惨。
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气坏了。八格牙鲁，空军传的这是什么情报，飞行员是不是支那奸细的干活。
植田也纳闷了，一查，飞行员倒不是奸细，19路军部队移动也是实情。只不过，缺少了对实情的分析。
19路军这是在进行换防，人家连撤退的念头都没有过好吧。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捉摸，竟然给他捉摸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 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防守的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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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1 pm
江湾这个地方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无论雷诺还是89式，都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19路军巧妙地利用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桥梁和河口，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指挥作战的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的。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当然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没有。就我所知，后来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开展平原游击战时，确实用过这一招。不过那可不是挖的掩体，而是为了破坏日军交通挖的坑，你还别说，上他当，倒他霉的鬼子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先不要拿他们的生理缺陷（如果个矮也算的话）来开玩笑了，单说江湾战场。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第5军防守的左翼防区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右边的江湾，而应该是左边的庙行。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一开始，战局的发展确实是朝着植田的愿望去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机械化优势，集中炮火攻击，专以摧毁第5军防御工事为乐。天还没亮，就一口气不歇地连续发炮，一两个小时之内炮弹轰出竟有三四千发之多。等到天蒙蒙亮，飞机也能看清目标了，便也来凑份子，进行俯冲轰炸。就这么反复刷过多遍后，等到正式进攻，第5军的前面别说工事，连块泥巴都快被炸熟了。
炮轰机炸后，步兵开始进攻。同时，炮兵仍然在做配合，但为了不误伤自己的进攻部队，他们调整射距，转而轰击阵地侧后，阻断援军进入。
这套花活，估计植田在陆大时也不知演练了多少遍，确实十分的熟练。
上午7时，庙行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被日军首先突破。
见此情景，日军随军记者们特激动。
一连打了两天，战局方面却毫无进展，就算作为指挥官的植田还能强作镇定，这些兄弟可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跟植田不一样，作为记者，虽然用不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可是得赶稿子，采写“振奋民心”“扬我军威”的报道啊！
植田战无建树，最多就是觉得面子上下不去，他们可得面临被报社老板炒鱿鱼扣奖金的危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报社天天来催要胜利消息，可是战场上却没料，这不是要逼人上吊吗？
到底是玩笔杆子的，最后总算想通了：眼下维护皇军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有料要写，没有料制造点料也得写。
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像“忠勇三肉弹”这样声情并茂的通讯报道便新鲜出炉了。
说中国部队在庙行阵地前拉了一道铁丝网，大家过不去，怎么办？于是便有三个上等兵主动要求承担爆破任务。
爆破就爆破吧，这三个小子还正经八百地演了一段感情戏，而且过程罗嗦得很（当然，这也是通常情节铺垫的需要）。
先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当众嘱托了后事，然后又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和物品分发给其他人（便宜你们这些孙子了）。
走到门口，想想不甘心，又喝了几杯断头酒。
你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又不是上刑场，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中国19路军的那60勇士可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上去了。
读到下面你就明白了。
既然是爆破，把炸药包放在铁丝网前面，拉开导火索，再往后爬（有胆的还可以跑两步），进入安全距离后等着爆炸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不，三个“英勇”的爆破手认为以上程序比较麻烦，不像演感情戏那么过瘾，干脆就抱着炸药包，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铁丝网炸开了，而他们自己也飞上了天。
记者们用“含泪”的笔调说，这三个“英雄”（或者说三个傻子）体现了大和魂的真谛。
真实情况是，为了那一小段铁丝网，日军在此之前已经折腾了大半天，又是放烟幕弹，又是用重炮轰击，可就这样，还是冲不过去，人倒是在地上躺了一堆。
后来调来了工兵，要搞爆破。中国守军来得正好，看这帮爆破手爬过来，一枪一个，予以痛快了结。在这三个死鬼前面，已经有4个被毙，4个受伤，而他们也不是跟铁丝网同归于尽的，而是在跑动过程中被打死的。
“英雄”们只是运气不错，大概是有一个炸药包正好扔在了铁丝网附近，引起了爆炸而已。
我就纳闷了。不就是段铁丝网吗，至于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吗，把你们的倭刀抽出来，可着劲砍两下不就得了。
怎么砍铁丝网，连游击队都会，要不要教教你们先？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无论雷诺还是89式，都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19路军巧妙地利用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桥梁和河口，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指挥作战的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的。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当然并不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没有。就我所知，后来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开展平原游击战时，确实用过这一招。不过那可不是挖的掩体，而是为了破坏日军交通挖的坑，你还别说，上他当，倒他霉的鬼子还真不是一个两个。
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先不要拿他们的生理缺陷（如果个矮也算的话）来开玩笑了，单说江湾战场。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第5军防守的左翼防区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右边的江湾，而应该是左边的庙行。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一开始，战局的发展确实是朝着植田的愿望去的。日军充分发挥了其机械化优势，集中炮火攻击，专以摧毁第5军防御工事为乐。天还没亮，就一口气不歇地连续发炮，一两个小时之内炮弹轰出竟有三四千发之多。等到天蒙蒙亮，飞机也能看清目标了，便也来凑份子，进行俯冲轰炸。就这么反复刷过多遍后，等到正式进攻，第5军的前面别说工事，连块泥巴都快被炸熟了。
炮轰机炸后，步兵开始进攻。同时，炮兵仍然在做配合，但为了不误伤自己的进攻部队，他们调整射距，转而轰击阵地侧后，阻断援军进入。
这套花活，估计植田在陆大时也不知演练了多少遍，确实十分的熟练。
上午7时，庙行以南的麦家宅阵地被日军首先突破。
见此情景，日军随军记者们特激动。
一连打了两天，战局方面却毫无进展，就算作为指挥官的植田还能强作镇定，这些兄弟可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跟植田不一样，作为记者，虽然用不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可是得赶稿子，采写“振奋民心”“扬我军威”的报道啊！
植田战无建树，最多就是觉得面子上下不去，他们可得面临被报社老板炒鱿鱼扣奖金的危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报社天天来催要胜利消息，可是战场上却没料，这不是要逼人上吊吗？
到底是玩笔杆子的，最后总算想通了：眼下维护皇军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有料要写，没有料制造点料也得写。
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像“忠勇三肉弹”这样声情并茂的通讯报道便新鲜出炉了。
说中国部队在庙行阵地前拉了一道铁丝网，大家过不去，怎么办？于是便有三个上等兵主动要求承担爆破任务。
爆破就爆破吧，这三个小子还正经八百地演了一段感情戏，而且过程罗嗦得很（当然，这也是通常情节铺垫的需要）。
先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当众嘱托了后事，然后又把身上剩下的香烟和物品分发给其他人（便宜你们这些孙子了）。
走到门口，想想不甘心，又喝了几杯断头酒。
你可能有点想不明白。又不是上刑场，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中国19路军的那60勇士可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上去了。
读到下面你就明白了。
既然是爆破，把炸药包放在铁丝网前面，拉开导火索，再往后爬（有胆的还可以跑两步），进入安全距离后等着爆炸不就行了。
可是他们不，三个“英勇”的爆破手认为以上程序比较麻烦，不像演感情戏那么过瘾，干脆就抱着炸药包，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铁丝网炸开了，而他们自己也飞上了天。
记者们用“含泪”的笔调说，这三个“英雄”（或者说三个傻子）体现了大和魂的真谛。
真实情况是，为了那一小段铁丝网，日军在此之前已经折腾了大半天，又是放烟幕弹，又是用重炮轰击，可就这样，还是冲不过去，人倒是在地上躺了一堆。
后来调来了工兵，要搞爆破。中国守军来得正好，看这帮爆破手爬过来，一枪一个，予以痛快了结。在这三个死鬼前面，已经有4个被毙，4个受伤，而他们也不是跟铁丝网同归于尽的，而是在跑动过程中被打死的。
“英雄”们只是运气不错，大概是有一个炸药包正好扔在了铁丝网附近，引起了爆炸而已。
我就纳闷了。不就是段铁丝网吗，至于弄得这么惊天动地吗，把你们的倭刀抽出来，可着劲砍两下不就得了。
怎么砍铁丝网，连游击队都会，要不要教教你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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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3 pm
负责防守庙行前线的，是第88师（俞济时师）。见日军突破了麦家宅阵地，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均为黄埔1期）立即把预备队拉上去进行反击，同时亲赴一线督战。
战况已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据说在部队出征前，他还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在砍死2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照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连排长一家伙倒下去20多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终于重新夺回麦家宅阵地，稳住了庙行以南的局面。
中国黄埔
见南面不行，日军又立刻增兵杀向北面，企图对庙行形成合围之势。
这是一个带有致命杀伤力的狠招。
收到报告，担任左翼指挥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庙行倘若有失，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就真的奏效了，日军一路裹挟南下，19路军和第5军将双双陷入困境。
果然是一场生死大战。
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迅速做出调整，命令俞济时率部去庙行以北堵住进犯之敌，由第87师259旅（孙元良旅）驰援庙行以南，填补该处力量真空，同时让教导总队在后面做好准备，随时策应。
中方援军杀到，日军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哪里肯松口，也拼命把部队往这里送。双方都不断加薪添柴，谁也不愿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象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他们倒拽过去。
压力再次传递到了张治中身上。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直觉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张治中这个师一共有两个主力旅布防在附近，除了孙元良旅外，还有一个第261旅（宋希濂旅）。
那就从宋希濂那里抽调一个团过来。
宋希濂可以说是张教育长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黄埔军校。
日本有陆大，中国有黄埔。
其实，就纯粹军事院校的办学水平而言，当时的黄埔军校只能算是一般。
这倒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只要看看这所军校的最初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知道了。
孙文他老人家闹了多年革命，特别是经历陈炯明叛乱之后，终于明白了枪杆子还是自己的好这个道理。招兵买马是绝对必要的，但招来兵后得有人带，也就是说，光有小兵没有连排长还是不行。
黄埔军校干的就是培养连排长的活。
在中国，与日本陆军大学校定位差不多且名气很大的，也有一个，那就是保定军校，它才是以培养中高层军官为宗旨的。
既然培养的是最基层干部，要的人多，自然就不可能百里挑一了。就拿把关还算是比较严的第1期来说吧，1200人报名，最后正式录取350人，备用120人（实际也是录取了），加起来靠近500人，录取比例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两三个人里面就能取一个。
兄弟是扩招前参加的高考，那时据说是10比1，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但我敢肯定，单从比例而言，肯定低于当年的黄埔入学考试。
正因为要求不是很高，入选标准也就随行就市，既不会查你是否根正苗红，也不会把你考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简单点说，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后来也招过一期女兵，赵一曼就是那一期的），不是文盲，基本貌端，又没误了考期，一般都能OK。
在黄埔1期生里面有几个人差点没被录取，但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成绩本身：
胡宗南是人家嫌他个矮，杜聿明是报考时间过了，宋希濂是年龄不到（只有17岁）。
所以我比较难理解《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轮到“孙红雷”参加考试时，怎么搞得那么隆重，看上去就跟选秀一样。要不是孙同志在个人才艺表演中露了一手绘图的绝活，似乎连入选都难了。
导演啊，英雄出世前来个“晴天霹雳一声响”有时确实也是必要的，可这真的跟黄埔资格考试无关。
由于学校主要培养的是连排长，教的课自然也是连排长应知应会ABC，都是步兵训练作战中要用到的一些常识性东西。比如如何整队、怎么抬腿（《步兵操典》）；如何持枪、怎么瞄准（《兵器学》）；如何画图、怎么看天（《地形学》）；如何进攻、怎么演练（《战术学》）。
当然了，你要真把这些东西捉摸深、领会透，倒也不错，问题是一没那么多的时间，二是找不到合适的教员。
先行者当初建这座军校，就是要准备马上拿去派用场的，所以实际上办的是速成班。
本来3年的课程，硬被像压缩饼干一样挤成了6个月，中间还得去掉学政治的时间，碰上前线吃紧，临时拉上去顶杠是常事，所以满打满算，能有3个月学军事就不错了。
3个月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新兵训练差不多就是3个月。
第一期学生更好，上场打仗时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打到第二年开春才想起来要补发。
当然，这样对学生而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学校成绩好不好，师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老蒋做校长时就很为此而头疼，因为学生好招，老师难找。
你找武秀才武举人吧，这些人大多只会纸上谈兵，就连出过国上过军校的那拨人里面，老实说，也没多少有真才实料的，回国后从没上过战场的大有人在。
丘八大老粗里面倒有些会打仗的，但这些人又大多识不了几个字，别说教学生了，囫囵话都说不全。
早先还有个苏联军事顾问团，可以顾问教老师，老师再教学生，后来国共闹分裂，就只好纯靠本土教官们自己努力了。
看看黄埔老师的名单：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张治中，以及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事教官，从他们本身的军事造诣和成就来说，也不是很高。但是没办法，矮子里面拔将军，这就算当时能挑出来的最佳组合了。
在黄埔军校举办首期开学典礼时，党内大佬胡汉民曾有八个字的喷饭讲话，叫做：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下面的学生都以为胡老是在介绍广东菜谱（粤菜在国内菜谱中算是自成一派），其实是他的广东味普通话把《总理训词》给弄偏了。
原文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就这么些教官，就这么短的时间，大家就凑合着吃吧，反正“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能吃得进嘴就行。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如此，黄埔军校后来又凭什么那么牛呢？
跟它的老校长蒋介石当然脱不开干系。师父发达了，一般来说没有不拉徒弟们一把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徒弟们不推上一把，师父也没发达得这么快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蒋再有势力，他也不会蠢到去用一帮废物。
对黄埔学生而言，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恐怕远胜于纯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连坐法》，从它的条文上，你就可以看出它培养的军人跟北洋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
以此类推，军长亦如是。
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刚制定时未含旅长级别）；
……
以此类推，排长亦如是。
这就是老蒋后来老喜欢挂在嘴边的“黄埔精神”。
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弟兄们，给我上”，至少早期的黄埔学生是绝不敢如此做的，他只会喊“弟兄们，跟我上”，然后操着枪自己带头冲。
当时北伐军与军校生的比例，曾经达到过触目惊心的八比一，也就是说，八个兵里面就有一个是黄埔出来的，而黄埔的这个还得带着头冲锋陷阵。
黄埔军校，进去不难，出也容易——都死在战场上了。
没有死的，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开始有所领悟，然后继续打仗，接着再悟，死了算逑，没死的终于就悟出了道，成了所谓的名将。
这正是黄埔军校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势造英雄。
黄埔学生以前7期出道最早，也最为耀眼，此后无可超越者。
第5军的俞济时、李延年、宋希濂、孙元良以及时任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都是第1期的，他们除了运气比较好，子弹在他们身上找眼时总是偏了那么一点以外，战场上的悟性也多多少少都起到了一点作用。其中，胡宗南更是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做到了主力师的师长。
宋希濂是虚报年龄混进黄埔的，这还得多亏那时候技术手段不先进，要是像现在这样查骨龄，有多少也得给退回来。不过，他后来的表现也说明，对于有潜质的人来说，年龄大小实在无关紧要。
战况已进入极其惨烈的阶段。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据说在部队出征前，他还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在砍死2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照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9个，连排长一家伙倒下去20多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终于重新夺回麦家宅阵地，稳住了庙行以南的局面。
中国黄埔
见南面不行，日军又立刻增兵杀向北面，企图对庙行形成合围之势。
这是一个带有致命杀伤力的狠招。
收到报告，担任左翼指挥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立刻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庙行倘若有失，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就真的奏效了，日军一路裹挟南下，19路军和第5军将双双陷入困境。
果然是一场生死大战。
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迅速做出调整，命令俞济时率部去庙行以北堵住进犯之敌，由第87师259旅（孙元良旅）驰援庙行以南，填补该处力量真空，同时让教导总队在后面做好准备，随时策应。
中方援军杀到，日军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哪里肯松口，也拼命把部队往这里送。双方都不断加薪添柴，谁也不愿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象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他们倒拽过去。
压力再次传递到了张治中身上。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直觉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张治中这个师一共有两个主力旅布防在附近，除了孙元良旅外，还有一个第261旅（宋希濂旅）。
那就从宋希濂那里抽调一个团过来。
宋希濂可以说是张教育长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黄埔军校。
日本有陆大，中国有黄埔。
其实，就纯粹军事院校的办学水平而言，当时的黄埔军校只能算是一般。
这倒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只要看看这所军校的最初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知道了。
孙文他老人家闹了多年革命，特别是经历陈炯明叛乱之后，终于明白了枪杆子还是自己的好这个道理。招兵买马是绝对必要的，但招来兵后得有人带，也就是说，光有小兵没有连排长还是不行。
黄埔军校干的就是培养连排长的活。
在中国，与日本陆军大学校定位差不多且名气很大的，也有一个，那就是保定军校，它才是以培养中高层军官为宗旨的。
既然培养的是最基层干部，要的人多，自然就不可能百里挑一了。就拿把关还算是比较严的第1期来说吧，1200人报名，最后正式录取350人，备用120人（实际也是录取了），加起来靠近500人，录取比例在40%左右，也就是说，两三个人里面就能取一个。
兄弟是扩招前参加的高考，那时据说是10比1，现在不知道是多少了，但我敢肯定，单从比例而言，肯定低于当年的黄埔入学考试。
正因为要求不是很高，入选标准也就随行就市，既不会查你是否根正苗红，也不会把你考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简单点说，只要你是年满18岁的男青年（后来也招过一期女兵，赵一曼就是那一期的），不是文盲，基本貌端，又没误了考期，一般都能OK。
在黄埔1期生里面有几个人差点没被录取，但问题都不是出在考试成绩本身：
胡宗南是人家嫌他个矮，杜聿明是报考时间过了，宋希濂是年龄不到（只有17岁）。
所以我比较难理解《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轮到“孙红雷”参加考试时，怎么搞得那么隆重，看上去就跟选秀一样。要不是孙同志在个人才艺表演中露了一手绘图的绝活，似乎连入选都难了。
导演啊，英雄出世前来个“晴天霹雳一声响”有时确实也是必要的，可这真的跟黄埔资格考试无关。
由于学校主要培养的是连排长，教的课自然也是连排长应知应会ABC，都是步兵训练作战中要用到的一些常识性东西。比如如何整队、怎么抬腿（《步兵操典》）；如何持枪、怎么瞄准（《兵器学》）；如何画图、怎么看天（《地形学》）；如何进攻、怎么演练（《战术学》）。
当然了，你要真把这些东西捉摸深、领会透，倒也不错，问题是一没那么多的时间，二是找不到合适的教员。
先行者当初建这座军校，就是要准备马上拿去派用场的，所以实际上办的是速成班。
本来3年的课程，硬被像压缩饼干一样挤成了6个月，中间还得去掉学政治的时间，碰上前线吃紧，临时拉上去顶杠是常事，所以满打满算，能有3个月学军事就不错了。
3个月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新兵训练差不多就是3个月。
第一期学生更好，上场打仗时连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拿，打到第二年开春才想起来要补发。
当然，这样对学生而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毕业等于失业”的情况发生了。
大家都知道，学校成绩好不好，师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老蒋做校长时就很为此而头疼，因为学生好招，老师难找。
你找武秀才武举人吧，这些人大多只会纸上谈兵，就连出过国上过军校的那拨人里面，老实说，也没多少有真才实料的，回国后从没上过战场的大有人在。
丘八大老粗里面倒有些会打仗的，但这些人又大多识不了几个字，别说教学生了，囫囵话都说不全。
早先还有个苏联军事顾问团，可以顾问教老师，老师再教学生，后来国共闹分裂，就只好纯靠本土教官们自己努力了。
看看黄埔老师的名单：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张治中，以及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事教官，从他们本身的军事造诣和成就来说，也不是很高。但是没办法，矮子里面拔将军，这就算当时能挑出来的最佳组合了。
在黄埔军校举办首期开学典礼时，党内大佬胡汉民曾有八个字的喷饭讲话，叫做：三味煮鸡，萝卜大葱。
下面的学生都以为胡老是在介绍广东菜谱（粤菜在国内菜谱中算是自成一派），其实是他的广东味普通话把《总理训词》给弄偏了。
原文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就这么些教官，就这么短的时间，大家就凑合着吃吧，反正“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能吃得进嘴就行。
可是问题来了，既然如此，黄埔军校后来又凭什么那么牛呢？
跟它的老校长蒋介石当然脱不开干系。师父发达了，一般来说没有不拉徒弟们一把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徒弟们不推上一把，师父也没发达得这么快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蒋再有势力，他也不会蠢到去用一帮废物。
对黄埔学生而言，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恐怕远胜于纯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连坐法》，从它的条文上，你就可以看出它培养的军人跟北洋军队有什么不一样：
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
以此类推，军长亦如是。
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刚制定时未含旅长级别）；
……
以此类推，排长亦如是。
这就是老蒋后来老喜欢挂在嘴边的“黄埔精神”。
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弟兄们，给我上”，至少早期的黄埔学生是绝不敢如此做的，他只会喊“弟兄们，跟我上”，然后操着枪自己带头冲。
当时北伐军与军校生的比例，曾经达到过触目惊心的八比一，也就是说，八个兵里面就有一个是黄埔出来的，而黄埔的这个还得带着头冲锋陷阵。
黄埔军校，进去不难，出也容易——都死在战场上了。
没有死的，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东西，开始有所领悟，然后继续打仗，接着再悟，死了算逑，没死的终于就悟出了道，成了所谓的名将。
这正是黄埔军校得以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势造英雄。
黄埔学生以前7期出道最早，也最为耀眼，此后无可超越者。
第5军的俞济时、李延年、宋希濂、孙元良以及时任第1师师长的胡宗南都是第1期的，他们除了运气比较好，子弹在他们身上找眼时总是偏了那么一点以外，战场上的悟性也多多少少都起到了一点作用。其中，胡宗南更是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做到了主力师的师长。
宋希濂是虚报年龄混进黄埔的，这还得多亏那时候技术手段不先进，要是像现在这样查骨龄，有多少也得给退回来。不过，他后来的表现也说明，对于有潜质的人来说，年龄大小实在无关紧要。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5 pm
强渡蕴藻浜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第261旅（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正是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才只要求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在表示可以遵令执行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从塘桥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拍案叫绝。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淌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乘着下大雾，早上四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就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涕涕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致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团四营，近2千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百多艘。
一时半会，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说过了嘛，这河就是深一些急一些罢了，又不宽。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庙行大捷
就在宋希濂准备登上一只小木船过河指挥的时候，突然从北岸阵地跑过来一名连长。
敬礼，报告。
什么事？
请旅长允许我们这个连也过河去打鬼子。
宋希濂笑了笑：这恐怕不行，北岸这里也得有部队守着啊。
连长急了。
我们这个连已经到这里十多天了，却一直没轮上机会和小鬼子好好干上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又不派给我们。全连弟兄一个个难受得不行，纷纷来问我，很难应付啊。
连长带着一种心有不甘又有所希翼的表情望着自己的长官，那神态，仿佛蕴藻浜南岸等待他们的，不是流血牺牲的战场，而是鲜花满地的乐园。
宋希濂能够理解，但还是不能答应连长的请求。
站在船上，望着青年军官怅然若失的身影，他忽然得到一个启发。
为什么弟兄们打仗这么拼命，为什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闪电强渡？
原因，找到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我们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宋希濂迅速赶到齐家宅，建立临时指挥所。
刚与团指挥所架起电话，两团就送来战报：上岸后一路猛进，击毙了有约一个小队的日军，缴获了大量迫击炮弹、机枪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东洋罐头。
看来鬼子是真没设防啊，那就继续往前捅，捅到鬼子喊疼为止。
这一捅，果然听得一声大叫。
是植田的声音。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庙行，放在麦家宅，哪里能料到有人会突然攻其后侧背，而且冷不丁冒出的这股奇兵还打得又快又急，一转眼的工夫，一个大队长又被对方干翻在地。
死些人就算了，关键是两个战略要点也同时丢失，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炮兵阵地几无所遮蔽。
是劲敌啊，弄不好退路都没了。
植田只得从进攻部队中抽出2个大队来救火，同时命令部分火炮后转，向宋希濂旅进攻的方向轰击。
他要把宋希濂重新赶过河去。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中国军队犹如破釜沉舟，既然来了，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两个大队和两个团，旗鼓相当，各不相让，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遍遍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打到后来，当然又是剌刀见红的肉搏战。
宋希濂身为旅长，虽然不用亲自上场拼剌刀，但他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中，有很多是剌刀伤。其中有个班长，左腿和左臂都分别被刺入一寸多深——双方都玩了命，受伤的这位还活着，剌他的那位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倘若不是腿上伤口太深，流着血无法前进，估计这位勇猛之士还不会下来呢。
日军从下午5点打到日落黄昏，均无法使“憋着一口气”的中国军队退却，他们只好自己退了下去。
宋希濂传令两团勿再追赶，只需在已占领范围内“构筑阵地，彻夜警戒”即可。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臭小子还真有一手。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张治中立即率领教导总队驰援麦家宅，指挥88师和87师孙元良旅越出阵地，向对手发起猛击。
在中方三面夹攻下，植田战阵大乱，至晚上10时，大部分阵地被我收复，日军不得不向淞沪线以东仓皇溃退。
麦家宅前的一股敌军大概是打得时间太久，有点神经麻痹了，没来得及跑脱，结果被孙元良旅一板斧砍过去，给削了脑门。
庙行之战堪称“一二八”会战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此役，日方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中方的第5军“两师一总队”、19路军张炎旅几乎全部投入战场，双方抵死相拼，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在累累战果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全军包括正副旅长在内，伤亡将官近90员，士兵死伤1000余人。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第261旅（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致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正是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才只要求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在表示可以遵令执行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从塘桥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得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拍案叫绝。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淌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乘着下大雾，早上四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就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涕涕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致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做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团四营，近2千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百多艘。
一时半会，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说过了嘛，这河就是深一些急一些罢了，又不宽。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庙行大捷
就在宋希濂准备登上一只小木船过河指挥的时候，突然从北岸阵地跑过来一名连长。
敬礼，报告。
什么事？
请旅长允许我们这个连也过河去打鬼子。
宋希濂笑了笑：这恐怕不行，北岸这里也得有部队守着啊。
连长急了。
我们这个连已经到这里十多天了，却一直没轮上机会和小鬼子好好干上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又不派给我们。全连弟兄一个个难受得不行，纷纷来问我，很难应付啊。
连长带着一种心有不甘又有所希翼的表情望着自己的长官，那神态，仿佛蕴藻浜南岸等待他们的，不是流血牺牲的战场，而是鲜花满地的乐园。
宋希濂能够理解，但还是不能答应连长的请求。
站在船上，望着青年军官怅然若失的身影，他忽然得到一个启发。
为什么弟兄们打仗这么拼命，为什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闪电强渡？
原因，找到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我们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宋希濂迅速赶到齐家宅，建立临时指挥所。
刚与团指挥所架起电话，两团就送来战报：上岸后一路猛进，击毙了有约一个小队的日军，缴获了大量迫击炮弹、机枪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东洋罐头。
看来鬼子是真没设防啊，那就继续往前捅，捅到鬼子喊疼为止。
这一捅，果然听得一声大叫。
是植田的声音。
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庙行，放在麦家宅，哪里能料到有人会突然攻其后侧背，而且冷不丁冒出的这股奇兵还打得又快又急，一转眼的工夫，一个大队长又被对方干翻在地。
死些人就算了，关键是两个战略要点也同时丢失，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炮兵阵地几无所遮蔽。
是劲敌啊，弄不好退路都没了。
植田只得从进攻部队中抽出2个大队来救火，同时命令部分火炮后转，向宋希濂旅进攻的方向轰击。
他要把宋希濂重新赶过河去。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中国军队犹如破釜沉舟，既然来了，就没有想过要回头。
两个大队和两个团，旗鼓相当，各不相让，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遍遍地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打到后来，当然又是剌刀见红的肉搏战。
宋希濂身为旅长，虽然不用亲自上场拼剌刀，但他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中，有很多是剌刀伤。其中有个班长，左腿和左臂都分别被刺入一寸多深——双方都玩了命，受伤的这位还活着，剌他的那位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倘若不是腿上伤口太深，流着血无法前进，估计这位勇猛之士还不会下来呢。
日军从下午5点打到日落黄昏，均无法使“憋着一口气”的中国军队退却，他们只好自己退了下去。
宋希濂传令两团勿再追赶，只需在已占领范围内“构筑阵地，彻夜警戒”即可。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臭小子还真有一手。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张治中立即率领教导总队驰援麦家宅，指挥88师和87师孙元良旅越出阵地，向对手发起猛击。
在中方三面夹攻下，植田战阵大乱，至晚上10时，大部分阵地被我收复，日军不得不向淞沪线以东仓皇溃退。
麦家宅前的一股敌军大概是打得时间太久，有点神经麻痹了，没来得及跑脱，结果被孙元良旅一板斧砍过去，给削了脑门。
庙行之战堪称“一二八”会战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此役，日方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中方的第5军“两师一总队”、19路军张炎旅几乎全部投入战场，双方抵死相拼，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在累累战果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全军包括正副旅长在内，伤亡将官近90员，士兵死伤1000余人。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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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7 pm
鹿死谁手
植田长老很没脾气。
要怪，就只能怪他那个同门师弟下元少将给他带来的晦气。就那么一条并不怎么宽的河，当初为什么就渡不过去呢，乃至于给今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看来倒霉这东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一对活宝师兄弟，追根溯源，全倒霉在一条小小的蕴藻浜上面了。
不过，对日军来说，好消息也不是一点没有。
当天，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上发布嘉奖令，受奖人是“攻击机编队与战斗机编队”。
听起来好象是一个英雄集体，可实际上表彰的是一个人。
生田乃木次，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他击落的飞机非常有型，是波音战斗机。飞行员叫罗伯特.肖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是一个老美，一个临时客串的志愿军。
和许多朋友一样，兄弟在上学的时候，对国足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奢望，老是幻想他们在比赛中突然荷尔蒙大爆发，把球不是往自家门口而是对方门口踢。
当然，这个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了。
以后，我开始解放思想，想到为什么代表我们国家队的一定要是纯正国人呢？
找两个球技不俗的老外（这里推荐物美价廉的非洲兄弟），做点思想工作，让他们改个国籍，然后上场为中华争光，岂不是好。
我看，至少比咱们那些牛哄哄的豆腐脚强吧。
你还别说我胡扯，日本队就这么干过，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巴西球员整成了日本人，照样帮着他们攻城陷地。
其实，几十年前，老美也这样帮过我们，而且连思想工作都没要做。
我们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家如果对咱好过，这笔人情一定得记着。
波音大侠
肖特是个退伍军官。当时的工作是推销员——飞机推销员。
推销的产品就是他所驾驶的波音218单座双翼战斗机。
美国货的特点是价格高，但一般都很先进，技术上绝对没得话讲。这种波音218就是典型例子，其性能连日机都不能望其项背。曾经有日本飞行员试飞波音，下来后连声感叹，说这才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日本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波音好，谁都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傻瓜，无奈好东西太贵了，自己又太穷，所以不得不考虑来考虑去。
肖特是《没有任何借口》里的那种推销员，非常有职业精神。一回打动不了你，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反正他退伍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整天在南京上海这一带飞来飞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聊，一副做不成生意决不回头的劲儿。
波音还没推销出去，日本人来了，天空成了涂着膏药旗的日机横来竖去的场所。
在那场中日真如空战中，虽然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另一艘航母“加贺号”上的一架舰载机却被地面高炮击落，实际上日本方面还是吃了亏。
这以后日军就消停了两天。
第三天，他们在上海弄出了一个简易机场——公大机场。
这个机场就在植田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个公大纺织厂内，据说当时是把一个高尔夫球场推掉后搞出来的。
有了公大机场，航母上的舰载机可以在这里起停，空袭更方便了。
日机空袭，往往对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中国人的地面，他们是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想炸谁就炸谁，路上闲着没事，也会从飞机上随便扔颗炸弹下去玩玩。
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气愤。
肖特只是个推销员，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先回到美国老家去躲上两天。
可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空战不是这样打滴，飞行员不是这样当的滴。别说中国人是我的潜在客户，就是普通人，也不能任你们这样欺负。
教训他们。
从此，中央航空队的飞机编队里便多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志愿军”。
不为主义，不为信仰，更不为利益，只为了两个字：正直。
此真英雄也。
肖特的飞机实在太高级了（尽管只是样品），仅马力就比航空队里的其它同伴大上一倍，别的飞机根本赶不上它，在中国飞机普遍缺乏通讯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波音经常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美国人的性格，天生就对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这一套有特别嗜好。肖特有时找不到队伍，索性单枪匹马闯江湖，做起了大侠（在美国应该叫西部牛仔）。
我们得承认，如果他不是肖特，座机不是波音，这样做其实相当危险。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脱离大部队单飞，往往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而肖大侠偏偏来了个碧海青天任我行，不仅单飞，还常演出以一敌三的好戏。
这可不是吹牛。他曾经在南翔上空与所茂八郎大尉率队的3架日机（均为“3式”舰载战斗机）遭遇过。
当时双方简直就像在进行登高比赛。
刚刚碰面时，日机还占据着上风，他们在1500米高度居高临下，似乎三个人一围，就可以把波音困在中间给踩死捏碎。
然而，指挥官所茂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一眨眼的工夫，肖特的波音218已经爬升到他们上面去了。
从后面俯冲，扫射。
日机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
只好继续往上飞。可是等他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上升到3000米的时候，回头一看，波音仍然在朝他们咪咪直笑。
不管怎样努力，波音终究高过一头。
自己升个3000米就吃不消了，人家轻而易举就上升了3500米！
就象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
然后，继续对你俯冲，扫射。
在这次遭遇战中，所茂座机的螺旋桨被打中，机翼也被打穿，受伤严重，只得率队仓惶逃离。
一场小型空战，5分钟内就胜负立判，宣布OK了。
肖特的飞机显然给日本航空兵们留下了深刻印像，以致他们在驾机出发前都不得不互相提醒：美制的，波音，厉害厉害的。
弟兄们，谁看到了这号猛人，能躲就尽量躲躲吧。
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我说的是小谷进大尉。
2月22日，也就是植田最感垂头丧气的那一天，中日飞行员在天空再次遭遇上了。
当时，肖特正随航空编队从南京飞往杭州笕桥。没有任何意外，这次他又“掉队”了——速度太快，飞过了。
肖大侠毫不介意，一个人继续往杭州方向飞。飞到苏州火车站上空时，他发现下面有情况。
一列满载妇孺老幼的难民列车正要发车出站。
而在不远处，有6架日机，分为两组编队，正不怀好意地向这一目标飞去。
小谷进大尉就是这个6机编队的总指挥。
包括他的座机在内，3架“13式”舰载攻击机组成了攻击机编队。
那个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是“3式”单座舰载战斗机，他和另外两架战斗机组成战斗机编队。
他们此行接受的正式命令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顺便”轰炸一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向来也是日机的老习惯。
这种事情，肖特见多了，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攻击机编队已降低至900米高度，看样子即将对列车发起攻击。
此刻，站在肖特面前的对手不是3个，而是6个，比先前多出了一倍，而他只有1个。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肖特一推机头，朝攻击机编队杀了过去。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告，波音的出现，也早就引起了日机编队的注意。
按照平时的演练阵型，攻击机队迅速向左进行闪避，而战斗机队则在1500米高度右旋，向肖特的波音飞机俯冲下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肖特应变极为快捷，同第一次遭遇战时一样，他充分利用波音的良好性能向上攀升，一下子从高度上拉开了与战斗机队的距离。
绝不能和战斗机过多纠缠，目标是攻击机队，只有遏制住他们，才能防止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肖特开始向攻击机队俯冲，射击。
小谷的座机被他紧紧咬住了。
3架攻击机惊慌失措，赶紧用尾巴上的机枪对着波音进行扫射。
肖特非常冷静，面对敌方的子弹，他在400米距离内竟始终未予以还击。
敌众我寡之下，需要逼近了打，要么不击，一击即中。
这已不纯粹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勇气和意志力的对决。
距离越来越近。
100米，50米，30米，射击！而且是一口气不歇的连射。
直到距离20米，眼看要相撞的时候，波音才停止射击，拉飞避开。
小谷当场死亡，座机射手被打成重伤。
幸亏这架日机是三座的，还有一个前座飞行员能够驾驶，否则就算天照大神附体都救不了他们了。
波音也被机枪子弹打中多处，机身受损，但并不影响飞行。
就在肖特专注于对付攻击机时，一直隐伏在后面的生田乃木次忽然从150米处打出了一个致命的长射，子弹全部倾斜在驾驶舱里。
我们可敬的肖大侠当场战死，飞机随后坠毁。
兄弟以前没少看史瓦辛格、史泰龙一类“史字辈”的肌肉猛片，总以为上面那些火爆情节纯属杜撰。现在我信了，也许肌肉有些夸张，但在大洋彼岸，确实有这样一些超级猛人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人身上一直具有的一种精神——侠义和勇敢。
肖特的英勇行为，使当时的国人大受感动。国民政府特授他以“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战后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
作为老美版的空军志愿军，肖特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几年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更多的肖特式异国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飞虎队。
消息传来，海军如获至宝。
上海开战以来，从盐泽到野村，从少将到中将，一个比一个点背，似乎都抢着在给陆军制造海军无能的口实。
现在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1架中国战斗机，还是一架美制机，真让他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海军（海军航空兵）是好样的。
野村当即就兴冲冲地准备对空战“英雄”进行嘉奖，可是确定不了人。
为究竟谁立头功，日军飞行员们自己内部已大吵了起来。
战斗机说：那是我们打下的。
攻击机则认为，要不是他们当了诱饵（这个说法很形象），肖特的波音飞机也不会追过来。正是他们尾部机枪的射击，才导致波音飞机受伤并最终坠毁。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屁股后面端着机枪一家伙打过去，是亲眼看着波音冒白烟落地的。
言下之意，根本就没你们战斗机什么事。
两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且越闹越凶，差点就要动手打起来了。这让野村十分为难。他又不可能把当时的录像带找出来，倒个带给大家重放一下。
最后，考虑到攻击机的人毕竟一死一伤，已经够惨的了，野村便做出了一个两不得罪的决定：除了那个去阎王殿报道的小谷进，凡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不少，全部受奖。
其实，我就是做给他们陆军看看的，你们这么较真干嘛。
吵是为了拿奖。奖到手后，众人就不吵了。
都是干这个的，到底是谁打下了波音，自己还不清楚。
是生田乃木次。
这位兄弟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日本国内正眼巴巴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锅里就是菜，马上狂炒起来。
各种帽子，只要是高的，就闭着眼睛往他头上戴，甚至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日本的冯.里奇特霍芬”。
真受不了这帮日本人，把肉麻当有趣你也得有个限度。
里奇特霍芬那是一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大名鼎鼎的“红男爵”（因其飞机涂成血红色而得名），空中的绝对王者，3年时间打下了80架飞机，有时一天打个4、5架都是小菜一碟。你跟人家比？
倘若“男爵”地下有知，要是知道有人这么玩盗版，非得笑醒不可。
当然，对于生田乃木次本人来说，最实惠的还是回国后成了大众情人，那些无知少女少妇的情书相片收了满满一屋子，看都看不过来。
日本海军还没有无知到这个份上，事实上他们肚子里是拎得清的：这场空战实际上是败了。
6个打1个，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最后连带队的指挥官都被打死了，你说这叫胜仗？骗鬼的吧。
这导致了日本军方内部对战斗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普遍怀疑。
当时，无论是“13式”还是“3式”，都是英国技术，本来就让“国粹派”们看不顺眼。
既然不好用，那就干脆别用了。于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机就不用战斗机了，由轰炸机一专多能，来个轰炸进攻一肩挑。
这个很长，不是一般的长，至少5、6年。
勇于把婴儿和汤一块倒掉的鬼子们，就等着倒霉吧你们。
植田长老很没脾气。
要怪，就只能怪他那个同门师弟下元少将给他带来的晦气。就那么一条并不怎么宽的河，当初为什么就渡不过去呢，乃至于给今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看来倒霉这东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这一对活宝师兄弟，追根溯源，全倒霉在一条小小的蕴藻浜上面了。
不过，对日军来说，好消息也不是一点没有。
当天，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在旗舰“出云号”巡洋舰上发布嘉奖令，受奖人是“攻击机编队与战斗机编队”。
听起来好象是一个英雄集体，可实际上表彰的是一个人。
生田乃木次，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日本海军航空兵。
他击落的飞机非常有型，是波音战斗机。飞行员叫罗伯特.肖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不是一个中国人。
对，他是一个老美，一个临时客串的志愿军。
和许多朋友一样，兄弟在上学的时候，对国足也曾有过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奢望，老是幻想他们在比赛中突然荷尔蒙大爆发，把球不是往自家门口而是对方门口踢。
当然，这个梦想很快就宣告破灭了。
以后，我开始解放思想，想到为什么代表我们国家队的一定要是纯正国人呢？
找两个球技不俗的老外（这里推荐物美价廉的非洲兄弟），做点思想工作，让他们改个国籍，然后上场为中华争光，岂不是好。
我看，至少比咱们那些牛哄哄的豆腐脚强吧。
你还别说我胡扯，日本队就这么干过，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巴西球员整成了日本人，照样帮着他们攻城陷地。
其实，几十年前，老美也这样帮过我们，而且连思想工作都没要做。
我们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家如果对咱好过，这笔人情一定得记着。
波音大侠
肖特是个退伍军官。当时的工作是推销员——飞机推销员。
推销的产品就是他所驾驶的波音218单座双翼战斗机。
美国货的特点是价格高，但一般都很先进，技术上绝对没得话讲。这种波音218就是典型例子，其性能连日机都不能望其项背。曾经有日本飞行员试飞波音，下来后连声感叹，说这才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战斗机。
言下之意，日本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波音好，谁都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傻瓜，无奈好东西太贵了，自己又太穷，所以不得不考虑来考虑去。
肖特是《没有任何借口》里的那种推销员，非常有职业精神。一回打动不了你，就两回，两回不行就三回。反正他退伍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整天在南京上海这一带飞来飞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聊，一副做不成生意决不回头的劲儿。
波音还没推销出去，日本人来了，天空成了涂着膏药旗的日机横来竖去的场所。
在那场中日真如空战中，虽然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但另一艘航母“加贺号”上的一架舰载机却被地面高炮击落，实际上日本方面还是吃了亏。
这以后日军就消停了两天。
第三天，他们在上海弄出了一个简易机场——公大机场。
这个机场就在植田用作临时指挥所的那个公大纺织厂内，据说当时是把一个高尔夫球场推掉后搞出来的。
有了公大机场，航母上的舰载机可以在这里起停，空袭更方便了。
日机空袭，往往对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中国人的地面，他们是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想炸谁就炸谁，路上闲着没事，也会从飞机上随便扔颗炸弹下去玩玩。
只要是正直的人，都会感到气愤。
肖特只是个推销员，完全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干脆溜之大吉，先回到美国老家去躲上两天。
可他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
空战不是这样打滴，飞行员不是这样当的滴。别说中国人是我的潜在客户，就是普通人，也不能任你们这样欺负。
教训他们。
从此，中央航空队的飞机编队里便多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志愿军”。
不为主义，不为信仰，更不为利益，只为了两个字：正直。
此真英雄也。
肖特的飞机实在太高级了（尽管只是样品），仅马力就比航空队里的其它同伴大上一倍，别的飞机根本赶不上它，在中国飞机普遍缺乏通讯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波音经常会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美国人的性格，天生就对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这一套有特别嗜好。肖特有时找不到队伍，索性单枪匹马闯江湖，做起了大侠（在美国应该叫西部牛仔）。
我们得承认，如果他不是肖特，座机不是波音，这样做其实相当危险。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脱离大部队单飞，往往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而肖大侠偏偏来了个碧海青天任我行，不仅单飞，还常演出以一敌三的好戏。
这可不是吹牛。他曾经在南翔上空与所茂八郎大尉率队的3架日机（均为“3式”舰载战斗机）遭遇过。
当时双方简直就像在进行登高比赛。
刚刚碰面时，日机还占据着上风，他们在1500米高度居高临下，似乎三个人一围，就可以把波音困在中间给踩死捏碎。
然而，指挥官所茂很快就傻眼了。因为一眨眼的工夫，肖特的波音218已经爬升到他们上面去了。
从后面俯冲，扫射。
日机只有抱着脑袋挨打的份。
只好继续往上飞。可是等他们拼了老命，好不容易上升到3000米的时候，回头一看，波音仍然在朝他们咪咪直笑。
不管怎样努力，波音终究高过一头。
自己升个3000米就吃不消了，人家轻而易举就上升了3500米！
就象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一样。
然后，继续对你俯冲，扫射。
在这次遭遇战中，所茂座机的螺旋桨被打中，机翼也被打穿，受伤严重，只得率队仓惶逃离。
一场小型空战，5分钟内就胜负立判，宣布OK了。
肖特的飞机显然给日本航空兵们留下了深刻印像，以致他们在驾机出发前都不得不互相提醒：美制的，波音，厉害厉害的。
弟兄们，谁看到了这号猛人，能躲就尽量躲躲吧。
还是没能躲得过去。
我说的是小谷进大尉。
2月22日，也就是植田最感垂头丧气的那一天，中日飞行员在天空再次遭遇上了。
当时，肖特正随航空编队从南京飞往杭州笕桥。没有任何意外，这次他又“掉队”了——速度太快，飞过了。
肖大侠毫不介意，一个人继续往杭州方向飞。飞到苏州火车站上空时，他发现下面有情况。
一列满载妇孺老幼的难民列车正要发车出站。
而在不远处，有6架日机，分为两组编队，正不怀好意地向这一目标飞去。
小谷进大尉就是这个6机编队的总指挥。
包括他的座机在内，3架“13式”舰载攻击机组成了攻击机编队。
那个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是“3式”单座舰载战斗机，他和另外两架战斗机组成战斗机编队。
他们此行接受的正式命令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顺便”轰炸一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向来也是日机的老习惯。
这种事情，肖特见多了，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攻击机编队已降低至900米高度，看样子即将对列车发起攻击。
此刻，站在肖特面前的对手不是3个，而是6个，比先前多出了一倍，而他只有1个。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肖特一推机头，朝攻击机编队杀了过去。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告，波音的出现，也早就引起了日机编队的注意。
按照平时的演练阵型，攻击机队迅速向左进行闪避，而战斗机队则在1500米高度右旋，向肖特的波音飞机俯冲下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肖特应变极为快捷，同第一次遭遇战时一样，他充分利用波音的良好性能向上攀升，一下子从高度上拉开了与战斗机队的距离。
绝不能和战斗机过多纠缠，目标是攻击机队，只有遏制住他们，才能防止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肖特开始向攻击机队俯冲，射击。
小谷的座机被他紧紧咬住了。
3架攻击机惊慌失措，赶紧用尾巴上的机枪对着波音进行扫射。
肖特非常冷静，面对敌方的子弹，他在400米距离内竟始终未予以还击。
敌众我寡之下，需要逼近了打，要么不击，一击即中。
这已不纯粹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勇气和意志力的对决。
距离越来越近。
100米，50米，30米，射击！而且是一口气不歇的连射。
直到距离20米，眼看要相撞的时候，波音才停止射击，拉飞避开。
小谷当场死亡，座机射手被打成重伤。
幸亏这架日机是三座的，还有一个前座飞行员能够驾驶，否则就算天照大神附体都救不了他们了。
波音也被机枪子弹打中多处，机身受损，但并不影响飞行。
就在肖特专注于对付攻击机时，一直隐伏在后面的生田乃木次忽然从150米处打出了一个致命的长射，子弹全部倾斜在驾驶舱里。
我们可敬的肖大侠当场战死，飞机随后坠毁。
兄弟以前没少看史瓦辛格、史泰龙一类“史字辈”的肌肉猛片，总以为上面那些火爆情节纯属杜撰。现在我信了，也许肌肉有些夸张，但在大洋彼岸，确实有这样一些超级猛人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人身上一直具有的一种精神——侠义和勇敢。
肖特的英勇行为，使当时的国人大受感动。国民政府特授他以“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战后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
作为老美版的空军志愿军，肖特是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几年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更多的肖特式异国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飞虎队。
消息传来，海军如获至宝。
上海开战以来，从盐泽到野村，从少将到中将，一个比一个点背，似乎都抢着在给陆军制造海军无能的口实。
现在海军航空兵终于打下了1架中国战斗机，还是一架美制机，真让他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海军（海军航空兵）是好样的。
野村当即就兴冲冲地准备对空战“英雄”进行嘉奖，可是确定不了人。
为究竟谁立头功，日军飞行员们自己内部已大吵了起来。
战斗机说：那是我们打下的。
攻击机则认为，要不是他们当了诱饵（这个说法很形象），肖特的波音飞机也不会追过来。正是他们尾部机枪的射击，才导致波音飞机受伤并最终坠毁。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屁股后面端着机枪一家伙打过去，是亲眼看着波音冒白烟落地的。
言下之意，根本就没你们战斗机什么事。
两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且越闹越凶，差点就要动手打起来了。这让野村十分为难。他又不可能把当时的录像带找出来，倒个带给大家重放一下。
最后，考虑到攻击机的人毕竟一死一伤，已经够惨的了，野村便做出了一个两不得罪的决定：除了那个去阎王殿报道的小谷进，凡参加这次空战的，一个不少，全部受奖。
其实，我就是做给他们陆军看看的，你们这么较真干嘛。
吵是为了拿奖。奖到手后，众人就不吵了。
都是干这个的，到底是谁打下了波音，自己还不清楚。
是生田乃木次。
这位兄弟真是走了狗屎运，当时日本国内正眼巴巴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到锅里就是菜，马上狂炒起来。
各种帽子，只要是高的，就闭着眼睛往他头上戴，甚至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日本的冯.里奇特霍芬”。
真受不了这帮日本人，把肉麻当有趣你也得有个限度。
里奇特霍芬那是一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大名鼎鼎的“红男爵”（因其飞机涂成血红色而得名），空中的绝对王者，3年时间打下了80架飞机，有时一天打个4、5架都是小菜一碟。你跟人家比？
倘若“男爵”地下有知，要是知道有人这么玩盗版，非得笑醒不可。
当然，对于生田乃木次本人来说，最实惠的还是回国后成了大众情人，那些无知少女少妇的情书相片收了满满一屋子，看都看不过来。
日本海军还没有无知到这个份上，事实上他们肚子里是拎得清的：这场空战实际上是败了。
6个打1个，还打得这么趔趔趄趄，最后连带队的指挥官都被打死了，你说这叫胜仗？骗鬼的吧。
这导致了日本军方内部对战斗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普遍怀疑。
当时，无论是“13式”还是“3式”，都是英国技术，本来就让“国粹派”们看不顺眼。
既然不好用，那就干脆别用了。于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机就不用战斗机了，由轰炸机一专多能，来个轰炸进攻一肩挑。
这个很长，不是一般的长，至少5、6年。
勇于把婴儿和汤一块倒掉的鬼子们，就等着倒霉吧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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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8 pm
国联会场上发生的奇迹
海军可以随便找点事情表扬一下自己，放松放松心情，陆军却不可以。
上海战报天天传往国内的参谋本部，上面披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让人寒心。
毕竟战报这东西不是写通讯报道，玩不得花活，更吹不得牛。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照例是不管这些杂话的，操心的事都落在了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陆大19期）身上。
以前仗打不好，还可以把责任推在海军身上，骂他们是笨蛋，可现在陆军唱主角了，你还能再怪谁？
眼下日军的处境比较尴尬，进又进不去，退也退不得。
股票如果不幸被套住，解套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咬牙割肉，另一种是继续买进。
日本人的脾气，打死也不愿割肉。
那就只好继续买进。
真崎次长决定把砝码加上去，无论如何再赌上一把。
报告打到陆军省，提交内阁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肯如此尊重政府内阁，把这个橡皮橡章真当回事，都只出自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有点搞不定了，得拉一个人进来陪绑。
没想到内阁也快被上海这码子事给逼疯了。
现在的外相换成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芳泽谦吉。
犬养组阁的时候，什么官位都安排了，就是外相空缺，由他一个人兼着。大家开始还以为老头子风格高尚，这么大年纪还要身兼两职，为国家省钱。可没过多长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个位置是他专门给自己女婿留着的！
的确，芳泽的业务水平够烂，在国联的工作表现也只能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些都架不住他有一个好丈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看来，有水平不如有背景，这句话到哪里都适用——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形象地称之为父子外交。
不过芳泽的高升倒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国联代表可以换一个稍为象样点的人物了。
原驻比利时代表佐藤尚武披挂上阵。
跟芳泽比起来，佐藤无论是外语还是应对能力都要强上一些。
自从中国代表颜惠庆提出要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后，这位新任日本代表就紧张起来。
他并非蠢人，也发现了这个提议的要害所在。
可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颜惠庆的要求都很正当，很难辨驳。
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
在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提议时，代表日本一方的佐藤表示坚决反对。
理由竟然是：中国太乱（“无组织国家”）。
这也能成为理由？
回答是能。
因为下面还有一系列推理——既然乱，所以就无组织无纪律；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不能保护日侨；不能保护日侨，所以我们才打了起来。
最后引出结论：这事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跟国联大会无关。
为了这个理由，佐藤先生是很费了点劲的，绕完这段口令后，再看与会者的表情，他放心了。
事实上，佐藤的话确实点中了西方国家的一个要穴。
那就是害怕中国乱。
如果佐藤说的是实话，日本遇到的麻烦，他们也可能遇到，毕竟在中国谁都有侨民。
那么，上海争端还是在理事会里面议论一下算了。
会议风向突变，中国的提议一下子面临着搁浅的可能。
现在摆在即将发言的颜惠庆面前的，还有一次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这位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能完成此重任吗？
除非奇迹发生。
颜惠庆一直在静静地聆听佐藤的发言。
佐藤使用的是法语，这对颜惠庆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他完全是用法语的思维在判断和分析着对方的每一字、每一句。
颜惠庆走上讲台，他用的是英语。
他承认中国的确还很乱。
佐藤笑了，这不是在不打自招吗。
可惜他笑得太早了。因为中国外交官的精彩演说才刚刚开始。
颜惠庆说：其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希望乱，我们要统一，要和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我们一直在为此不断努力。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希望中国越乱越好，以便混水摸鱼。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颜惠庆可以拿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太多了，几乎信手拈来。
坐在席位上的佐藤渐渐不安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例子都是铁的事实。
各国外交官们已经在交头接耳，窍窍私语。
佐藤君，后脊背已经在出汗了吧，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你还将大开眼界，被对手更厉害的杀手锏所击倒。
颜惠庆忽然话锋一转，说到了“无组织无纪律国家”，这正是此次佐藤拿来攻击中国的一颗大炮弹。
现在，这颗炮弹被颜惠庆捡起来，塞到炮膛里，又打了回来。
谁是无组织无纪律国家？
我告诉大家，日本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
请问日本代表，你们在国联理事会上究竟表了多少无用的态，做了多少虚假的承诺？
你们一会说不扩大事态，一会说要撤兵，可什么时候真正实行过？
在座各位是不是还记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代表曾在这里亲口承诺，他们会从东北撤兵，并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可结果如何呢？
结果不仅是没撤兵，就连东北的其它地方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现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请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颜惠庆打回去的这发重磅炮弹顿时就把佐藤掀翻在地。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会议大厅里回荡着颜惠庆那激越的声音：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正是这句愤怒的诘问引起了在场几乎所有外交官（除日本）的共鸣。
是啊，这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所有日本代表在国联出尔反尔、耍赖放刁的表现此刻都被翻了出来。
第一次大家认为你顽皮，第二次大家认为你不小心，第三次大家认为你可能会痛改前非，第四次……
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吧你！有这么玩人的吗？
日本“无赖国家”的形象就在这一刻定了格。
各国代表们这回再不能允许有第四次了。因为这是在上海。
就捡两个大点的说吧。英国，在华投资的77％，在这里；美国，在华投资的65％，也在这里。
你自己不想在上海滩好好做生意，就滚一边去，别在这里瞎捣乱，搅了大家的好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18日，国联理事会做出决定，中日上海案移送大会，并于3月3日(因时差关系，上海时间应为3月4日)举行特别大会进行讨论。
奇迹果然发生了。
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走马换将
外相芳泽不是没在国联呆过，国联理事会的这条决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一定要在3月4日前解决问题！
只要能够在这一天以前彻底打败中国军队，上海的事由我们说了算，国联就是开大会也白搭。
内阁马上通过了参谋本部的增兵报告。
真崎次长开始考虑新的指挥官人选。
比较难。
要比植田谦吉中将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露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同期生中，除了他，就只有一个铃木庄六。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致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3日，日军抽调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前往上海参加作战。
加上原先部队，到时日军总数将达到7万（号称10万），而19路军和第5军加一块6万还不到，不光是武器装备，连人数都处于了劣势。
为了避免把白川的牌子也砸掉，真崎还通情达理地另外拉了一个老家伙菱刈隆大将（陆大16期）出来，由他担任名义上的上海战事总指挥。
这个菱刈隆在打仗方面虽然看不出来有过人之处，但额头高，运气好，属于“福将”类型的。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人，就是因为“碰上了”。
早先菱刈隆在台湾做司令官，那地方悠哉是悠哉，但出不了什么成绩。偏巧时任关东军司令的畑英太郎（陆大17期）招呼也不打一下，突然就生病“隔屁”了，没人补，然后就把他喊去了。
没多长时间，轮到“九一八”事变要爆发了。然而在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他却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回国去当了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换成了本庄繁（陆大19期）。当时看看好象很遗憾，菱刈隆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但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日后东京大审判时，本庄繁就因立的这个“功”而被指定为甲级战犯，最后自杀了才算没被押到法庭上去丢人现眼。
过了两年，由于东北义勇军闹得实在太厉害，本庄繁压不住，被撤回国内，由武藤信义接任，这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偏偏这个武藤是一劳碌命，江山打下来了，却无福消受，很快就生了黄疸病，也“隔屁”了。
顶替他的，又是菱刈隆！
你看看，好事来了都有他的份，坏事来了自动隐身，这种运气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真崎把他抬出来，估计也是前面打得太糟糕，很有点冲冲喜的意思。
另外，在“上海派遣军”里面，还有一个“名人”。
这位就是冈村宁次少将（陆大25期），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时的冈村初出茅庐，实在无足轻重，也就属于一个挂职锻炼的性质，甚至连锻炼都谈不上，因为他是直到3月6日，也就是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后才到上海去的。
海军可以随便找点事情表扬一下自己，放松放松心情，陆军却不可以。
上海战报天天传往国内的参谋本部，上面披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让人寒心。
毕竟战报这东西不是写通讯报道，玩不得花活，更吹不得牛。
作为参谋总长的载仁亲王照例是不管这些杂话的，操心的事都落在了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陆大19期）身上。
以前仗打不好，还可以把责任推在海军身上，骂他们是笨蛋，可现在陆军唱主角了，你还能再怪谁？
眼下日军的处境比较尴尬，进又进不去，退也退不得。
股票如果不幸被套住，解套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咬牙割肉，另一种是继续买进。
日本人的脾气，打死也不愿割肉。
那就只好继续买进。
真崎次长决定把砝码加上去，无论如何再赌上一把。
报告打到陆军省，提交内阁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肯如此尊重政府内阁，把这个橡皮橡章真当回事，都只出自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连他们自己都有点搞不定了，得拉一个人进来陪绑。
没想到内阁也快被上海这码子事给逼疯了。
现在的外相换成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芳泽谦吉。
犬养组阁的时候，什么官位都安排了，就是外相空缺，由他一个人兼着。大家开始还以为老头子风格高尚，这么大年纪还要身兼两职，为国家省钱。可没过多长时间，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个位置是他专门给自己女婿留着的！
的确，芳泽的业务水平够烂，在国联的工作表现也只能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但这些都架不住他有一个好丈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看来，有水平不如有背景，这句话到哪里都适用——日本人把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形象地称之为父子外交。
不过芳泽的高升倒也不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国联代表可以换一个稍为象样点的人物了。
原驻比利时代表佐藤尚武披挂上阵。
跟芳泽比起来，佐藤无论是外语还是应对能力都要强上一些。
自从中国代表颜惠庆提出要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将上海问题提交大会后，这位新任日本代表就紧张起来。
他并非蠢人，也发现了这个提议的要害所在。
可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颜惠庆的要求都很正当，很难辨驳。
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
在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提议时，代表日本一方的佐藤表示坚决反对。
理由竟然是：中国太乱（“无组织国家”）。
这也能成为理由？
回答是能。
因为下面还有一系列推理——既然乱，所以就无组织无纪律；无组织无纪律，所以不能保护日侨；不能保护日侨，所以我们才打了起来。
最后引出结论：这事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跟国联大会无关。
为了这个理由，佐藤先生是很费了点劲的，绕完这段口令后，再看与会者的表情，他放心了。
事实上，佐藤的话确实点中了西方国家的一个要穴。
那就是害怕中国乱。
如果佐藤说的是实话，日本遇到的麻烦，他们也可能遇到，毕竟在中国谁都有侨民。
那么，上海争端还是在理事会里面议论一下算了。
会议风向突变，中国的提议一下子面临着搁浅的可能。
现在摆在即将发言的颜惠庆面前的，还有一次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这位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能完成此重任吗？
除非奇迹发生。
颜惠庆一直在静静地聆听佐藤的发言。
佐藤使用的是法语，这对颜惠庆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他完全是用法语的思维在判断和分析着对方的每一字、每一句。
颜惠庆走上讲台，他用的是英语。
他承认中国的确还很乱。
佐藤笑了，这不是在不打自招吗。
可惜他笑得太早了。因为中国外交官的精彩演说才刚刚开始。
颜惠庆说：其实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希望乱，我们要统一，要和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我们一直在为此不断努力。
但是有一个国家却希望中国越乱越好，以便混水摸鱼。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颜惠庆可以拿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太多了，几乎信手拈来。
坐在席位上的佐藤渐渐不安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些例子都是铁的事实。
各国外交官们已经在交头接耳，窍窍私语。
佐藤君，后脊背已经在出汗了吧，不要紧张，因为接下来，你还将大开眼界，被对手更厉害的杀手锏所击倒。
颜惠庆忽然话锋一转，说到了“无组织无纪律国家”，这正是此次佐藤拿来攻击中国的一颗大炮弹。
现在，这颗炮弹被颜惠庆捡起来，塞到炮膛里，又打了回来。
谁是无组织无纪律国家？
我告诉大家，日本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
请问日本代表，你们在国联理事会上究竟表了多少无用的态，做了多少虚假的承诺？
你们一会说不扩大事态，一会说要撤兵，可什么时候真正实行过？
在座各位是不是还记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代表曾在这里亲口承诺，他们会从东北撤兵，并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可结果如何呢？
结果不仅是没撤兵，就连东北的其它地方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现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事端，请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颜惠庆打回去的这发重磅炮弹顿时就把佐藤掀翻在地。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会议大厅里回荡着颜惠庆那激越的声音：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正是这句愤怒的诘问引起了在场几乎所有外交官（除日本）的共鸣。
是啊，这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所有日本代表在国联出尔反尔、耍赖放刁的表现此刻都被翻了出来。
第一次大家认为你顽皮，第二次大家认为你不小心，第三次大家认为你可能会痛改前非，第四次……
吃饱了没事干撑的吧你！有这么玩人的吗？
日本“无赖国家”的形象就在这一刻定了格。
各国代表们这回再不能允许有第四次了。因为这是在上海。
就捡两个大点的说吧。英国，在华投资的77％，在这里；美国，在华投资的65％，也在这里。
你自己不想在上海滩好好做生意，就滚一边去，别在这里瞎捣乱，搅了大家的好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18日，国联理事会做出决定，中日上海案移送大会，并于3月3日(因时差关系，上海时间应为3月4日)举行特别大会进行讨论。
奇迹果然发生了。
理事会决议通过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走马换将
外相芳泽不是没在国联呆过，国联理事会的这条决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一定要在3月4日前解决问题！
只要能够在这一天以前彻底打败中国军队，上海的事由我们说了算，国联就是开大会也白搭。
内阁马上通过了参谋本部的增兵报告。
真崎次长开始考虑新的指挥官人选。
比较难。
要比植田谦吉中将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露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同期生中，除了他，就只有一个铃木庄六。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致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3日，日军抽调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白川义则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前往上海参加作战。
加上原先部队，到时日军总数将达到7万（号称10万），而19路军和第5军加一块6万还不到，不光是武器装备，连人数都处于了劣势。
为了避免把白川的牌子也砸掉，真崎还通情达理地另外拉了一个老家伙菱刈隆大将（陆大16期）出来，由他担任名义上的上海战事总指挥。
这个菱刈隆在打仗方面虽然看不出来有过人之处，但额头高，运气好，属于“福将”类型的。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先后两次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人，就是因为“碰上了”。
早先菱刈隆在台湾做司令官，那地方悠哉是悠哉，但出不了什么成绩。偏巧时任关东军司令的畑英太郎（陆大17期）招呼也不打一下，突然就生病“隔屁”了，没人补，然后就把他喊去了。
没多长时间，轮到“九一八”事变要爆发了。然而在事变发生的前一个月，他却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回国去当了军事参议官。关东军司令换成了本庄繁（陆大19期）。当时看看好象很遗憾，菱刈隆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但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日后东京大审判时，本庄繁就因立的这个“功”而被指定为甲级战犯，最后自杀了才算没被押到法庭上去丢人现眼。
过了两年，由于东北义勇军闹得实在太厉害，本庄繁压不住，被撤回国内，由武藤信义接任，这才把局面稳定下来。偏偏这个武藤是一劳碌命，江山打下来了，却无福消受，很快就生了黄疸病，也“隔屁”了。
顶替他的，又是菱刈隆！
你看看，好事来了都有他的份，坏事来了自动隐身，这种运气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真崎把他抬出来，估计也是前面打得太糟糕，很有点冲冲喜的意思。
另外，在“上海派遣军”里面，还有一个“名人”。
这位就是冈村宁次少将（陆大25期），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时的冈村初出茅庐，实在无足轻重，也就属于一个挂职锻炼的性质，甚至连锻炼都谈不上，因为他是直到3月6日，也就是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后才到上海去的。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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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11 pm
声东击西
植田马上就要面临着下岗了，可这位陆军长老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使了这么大劲，就是啃不下对方的防线。
左翼也试过，右翼也试过，全面也打，重点也攻，什么脑筋都动了，什么力气都花了——这里添一句，为了打赢那场庙行之战，植田甚至把指挥所都搬到前线的天乐寺来了，心诚到如此地步，怎么天照大神它就不能开开眼呢？
白川一行一天不到上海，植田这边就还得继续折腾下去。可他手上兵力已经不足了，中方阵地看上去又那么难以突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越失败的人往往思路越狭窄。据说日本有句谚语：愚蠢的人只会走一条路。现在被一连串失败搞得昏头昏脑的植田也只会走一条跑，那就是依旧祭起他的“中央突破理论”。不过这会由于兵太少，铺开来打“中央”已经不太现实，只能打“中央”的一个面，或者说“小中央”了。
植田自我安慰：先打一个面，再打一个面，就跟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最后都烙熟了，“中央”还是我的。哦，Yeah。
重点是庙行以南。
就是他当初想拿下庙行这个“大中央”时却怎么也过不去的那道坎。
看来，人有了心结，真是一辈子的事。
不过总的来说，植田这次采取的打法，还是相当刁钻的，证明这位陆军中将并非浪得虚名。
他玩了一招声东击西，把金泽师团的主力雪藏，头两天先放着不动，只抽出少数部队进攻19路军镇守的江湾。
派去打江湾的是金泽师团的两个联队，实际是一个半，因为除第35联队（德野联队）外，第7联队（林大八联队）只出了一个大队，带队军官是空闲升少佐。
声东击西这东西，玄妙就玄妙在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方看出来你的真实意图。植田让这两支队伍打江湾，可没对他们交待说要假打，而是要让他们玩真格的。
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前些天金泽师团全部扑上都没用，现在要一个半联队去建功立业，听上去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空闲升少佐和第35联队联队长德野外次郎大佐却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师团长能委以重任，那是信得过咱兄弟，所以有条件要完成任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
给领导办事，不光要卖力，还得多用心。
两人一合计，手下的兵太少，如果从正面进攻肯定是无法奏效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江湾镇的西北面偷偷绕过去，然后从19路军阵地后方来发动突然袭击。
善用迂回战术是日军的一个特长，这两小子就用到这里了。
主意是真的不错。如果成功，19路军必将阵脚大乱。
为了不被守军发现，深更半夜的，人家睡觉，他们不睡觉，跟个夜猫子一样地悄悄溜了过去。
德野往西面去，空闲升就朝北边来。
都是偷袭，但数这位空闲升点最背。没走多远就被守军发现了。双方你一枪我一枪地打了起来。
按说，人家都看到你了，你就老实一点夹着尾巴再溜回去算了。可空闲升不这样想，他大概是最近读“忠勇三肉弹”的故事读痴了，竟然要带兵硬闯过去。
煽情报道真是害人不浅啊。
守军一看，怎么着，还来真的了。
想做肉弹是不是，成全你。
听到这边率先打了起来，分布于江湾各处的机动部队都立刻赶过来增援，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一道出来捡便宜的德野一看大事不好，同伴陷里面了，赶紧出手相助，但是已经晚了。
包围圈被封住了。
圈内喊杀声一片。
看到黑漆漆的打起来不好玩，19路军还点起篝火，并朝天放出信号弹。
附近中方的迫击炮阵地离得很近，炮膛里的炮弹也早已装填好了。
等的就是天空中的信号弹，因为知道那下面就是空闲升部队所在位置。
接下来就不用我多说了。
空闲升部队被连炸带打，几乎全军覆没。空闲升少佐本人也做了俘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兄弟还很有骨气。战后虽被很快释放，但对于自己被俘一事怎么也想不开（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一气之下，索性跑回原被俘地自杀了。
顶级杀手
近乎损失一个大队，少佐被擒，你要说作为师团长的植田不肉疼那就是假的了。但人家既然被封长老，那是很能忍的。
牙一咬，眼一闭。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反正是做戏，现在损失以后补，有的是让支那军付出代价的时候。
战机往往既需要捕捉，又需要等待。
在庙行之役中，正中据守的俞济时师损失最大。指挥部开始考虑把该师拉下去休整。
2月23日晚，俞济时奉命移师后撤。
统筹淞沪战局的蔡廷锴不是不知道庙行阵地的重要性，但他确实没得选择。因为他手上就那几张牌，要想坚持到底的话，就必须轮换着来。
从种种迹像上看，这两天日军的攻击重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江湾。如果这时候再不让俞济时师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庙行前线再打得火星直冒的时候，就算想歇都歇不下来了。
没有谁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还将持续多久，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是绝对有必要的。
作为日军主帅，植田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虽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显示，对方第5军的主力师已经换防休整，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当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已经进入自己的狩猎范围之内时，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一种情况可能是，紧张到手足无措，气喘心跳，满身是汗，仿佛不是自己打猎物，而是猎物要来叼自己。
相反的情况则是，虽然不紧张，但却狂激动，枪还没提起来，“乌拉”二字已经恨不得要喊出口了。
显然，这些都是新手，或者说是玩票者的表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常业余。
你可能要说，正常的情况，无非是看到猎物出现后，不惊不乍，不声不响，迅速持枪瞄准，然后击发。
说得不错。
可是我仍然只能给你亮出一个勉强及格的举分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杀手范儿呢？还是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有一次，我跟着一帮“色友”到深山里去玩——我们把周围喜欢搞摄影的哥们都一律称为色友，缘于色“摄”同音也。
由于本人对色友们背着的那些大炮筒知之甚少，同时对摄影这门子艺术也缺乏兴趣，自然就不好意思跟着他们外出“采风”（拍风景照），只得留下来跟房东吹大牛。
这房东是个护林员兼猎手。他有一支枪，他家梁上每天都挂着他从山里打来的各种野味。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只剩了一节。据他说，是在抓五步蛇（一种剧毒蛇）的时候，被咬了一口，然后就拿了一把锯刀，把被咬的那部分指关节都给锯掉了！
他若无其事地说，锯手指是“有那么一点点疼的，当时半边肩膀都又酸又麻”。
至此，我不得不称他为猛人了。
与我原先的想像不一样的是，猛人兄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
就在黑古隆冬的山里面，他一个人背一枝枪，拿一支电筒，出去找野兔。看到野兔后，他并不急于开枪——不是怕打不准，而是不到时候。
野兔胆最小，给电筒光一照扭头就要跑。
这时候他还是不开枪。
他告诉我，野兔有个特点，那就是跑之前有一个固定动作，一定要先回过头来看你一眼。
这个人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国足的一个痼疾。
据说，他们每次传球或是射门前，都要习惯性的停顿一下，用职业术语讲，叫做控一控，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
这个习惯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国足们来说，无非是球传不出来或是门射不进去，对野兔来说，则是致命的。
那一瞥简直就是投向地狱之门的一瞥。
因为猎人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
电光火石之间，一抬手，嘭，目标倒地。
断了一指的这位猛人带我看他打的野兔，子弹无一例外都是从颈项处穿过的。这个颈项还不是指颈项的任何地方，它特指脖子上一处特别松软的部位。
猛人指点着垂头耷脑的死兔子，告诉我，只有用这种打法，猎获的兔子才值钱，因为可以确保它的完整性，同时最松软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子弹穿过，即便不死，也会使其立刻因中枢神经麻痹而晕倒在地。
旁边有一些别人送来让他代售的野鸡山兔，可以明显地看到身上都留有弹洞。他叹息着摇了摇头：“本来是可以更值钱的，可惜了。”
我讲这些，只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顶级杀手，决不仅仅是枪法准、动作快那么简单。
上海不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的福地，因为这里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高明的机会。但至少在这一回合中，他显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潜质。
那就是在机会面前，有时必须冷静到残酷的地步。
植田马上就要面临着下岗了，可这位陆军长老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使了这么大劲，就是啃不下对方的防线。
左翼也试过，右翼也试过，全面也打，重点也攻，什么脑筋都动了，什么力气都花了——这里添一句，为了打赢那场庙行之战，植田甚至把指挥所都搬到前线的天乐寺来了，心诚到如此地步，怎么天照大神它就不能开开眼呢？
白川一行一天不到上海，植田这边就还得继续折腾下去。可他手上兵力已经不足了，中方阵地看上去又那么难以突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越失败的人往往思路越狭窄。据说日本有句谚语：愚蠢的人只会走一条路。现在被一连串失败搞得昏头昏脑的植田也只会走一条跑，那就是依旧祭起他的“中央突破理论”。不过这会由于兵太少，铺开来打“中央”已经不太现实，只能打“中央”的一个面，或者说“小中央”了。
植田自我安慰：先打一个面，再打一个面，就跟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最后都烙熟了，“中央”还是我的。哦，Yeah。
重点是庙行以南。
就是他当初想拿下庙行这个“大中央”时却怎么也过不去的那道坎。
看来，人有了心结，真是一辈子的事。
不过总的来说，植田这次采取的打法，还是相当刁钻的，证明这位陆军中将并非浪得虚名。
他玩了一招声东击西，把金泽师团的主力雪藏，头两天先放着不动，只抽出少数部队进攻19路军镇守的江湾。
派去打江湾的是金泽师团的两个联队，实际是一个半，因为除第35联队（德野联队）外，第7联队（林大八联队）只出了一个大队，带队军官是空闲升少佐。
声东击西这东西，玄妙就玄妙在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就是说不能让对方看出来你的真实意图。植田让这两支队伍打江湾，可没对他们交待说要假打，而是要让他们玩真格的。
这就有些难为人了。前些天金泽师团全部扑上都没用，现在要一个半联队去建功立业，听上去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空闲升少佐和第35联队联队长德野外次郎大佐却有些受宠若惊之感。师团长能委以重任，那是信得过咱兄弟，所以有条件要完成任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任务。
给领导办事，不光要卖力，还得多用心。
两人一合计，手下的兵太少，如果从正面进攻肯定是无法奏效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江湾镇的西北面偷偷绕过去，然后从19路军阵地后方来发动突然袭击。
善用迂回战术是日军的一个特长，这两小子就用到这里了。
主意是真的不错。如果成功，19路军必将阵脚大乱。
为了不被守军发现，深更半夜的，人家睡觉，他们不睡觉，跟个夜猫子一样地悄悄溜了过去。
德野往西面去，空闲升就朝北边来。
都是偷袭，但数这位空闲升点最背。没走多远就被守军发现了。双方你一枪我一枪地打了起来。
按说，人家都看到你了，你就老实一点夹着尾巴再溜回去算了。可空闲升不这样想，他大概是最近读“忠勇三肉弹”的故事读痴了，竟然要带兵硬闯过去。
煽情报道真是害人不浅啊。
守军一看，怎么着，还来真的了。
想做肉弹是不是，成全你。
听到这边率先打了起来，分布于江湾各处的机动部队都立刻赶过来增援，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一道出来捡便宜的德野一看大事不好，同伴陷里面了，赶紧出手相助，但是已经晚了。
包围圈被封住了。
圈内喊杀声一片。
看到黑漆漆的打起来不好玩，19路军还点起篝火，并朝天放出信号弹。
附近中方的迫击炮阵地离得很近，炮膛里的炮弹也早已装填好了。
等的就是天空中的信号弹，因为知道那下面就是空闲升部队所在位置。
接下来就不用我多说了。
空闲升部队被连炸带打，几乎全军覆没。空闲升少佐本人也做了俘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兄弟还很有骨气。战后虽被很快释放，但对于自己被俘一事怎么也想不开（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一气之下，索性跑回原被俘地自杀了。
顶级杀手
近乎损失一个大队，少佐被擒，你要说作为师团长的植田不肉疼那就是假的了。但人家既然被封长老，那是很能忍的。
牙一咬，眼一闭。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反正是做戏，现在损失以后补，有的是让支那军付出代价的时候。
战机往往既需要捕捉，又需要等待。
在庙行之役中，正中据守的俞济时师损失最大。指挥部开始考虑把该师拉下去休整。
2月23日晚，俞济时奉命移师后撤。
统筹淞沪战局的蔡廷锴不是不知道庙行阵地的重要性，但他确实没得选择。因为他手上就那几张牌，要想坚持到底的话，就必须轮换着来。
从种种迹像上看，这两天日军的攻击重点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江湾。如果这时候再不让俞济时师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庙行前线再打得火星直冒的时候，就算想歇都歇不下来了。
没有谁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还将持续多久，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是绝对有必要的。
作为日军主帅，植田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虽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显示，对方第5军的主力师已经换防休整，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当一个猎手看到猎物已经进入自己的狩猎范围之内时，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一种情况可能是，紧张到手足无措，气喘心跳，满身是汗，仿佛不是自己打猎物，而是猎物要来叼自己。
相反的情况则是，虽然不紧张，但却狂激动，枪还没提起来，“乌拉”二字已经恨不得要喊出口了。
显然，这些都是新手，或者说是玩票者的表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常业余。
你可能要说，正常的情况，无非是看到猎物出现后，不惊不乍，不声不响，迅速持枪瞄准，然后击发。
说得不错。
可是我仍然只能给你亮出一个勉强及格的举分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杀手范儿呢？还是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有一次，我跟着一帮“色友”到深山里去玩——我们把周围喜欢搞摄影的哥们都一律称为色友，缘于色“摄”同音也。
由于本人对色友们背着的那些大炮筒知之甚少，同时对摄影这门子艺术也缺乏兴趣，自然就不好意思跟着他们外出“采风”（拍风景照），只得留下来跟房东吹大牛。
这房东是个护林员兼猎手。他有一支枪，他家梁上每天都挂着他从山里打来的各种野味。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只剩了一节。据他说，是在抓五步蛇（一种剧毒蛇）的时候，被咬了一口，然后就拿了一把锯刀，把被咬的那部分指关节都给锯掉了！
他若无其事地说，锯手指是“有那么一点点疼的，当时半边肩膀都又酸又麻”。
至此，我不得不称他为猛人了。
与我原先的想像不一样的是，猛人兄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
就在黑古隆冬的山里面，他一个人背一枝枪，拿一支电筒，出去找野兔。看到野兔后，他并不急于开枪——不是怕打不准，而是不到时候。
野兔胆最小，给电筒光一照扭头就要跑。
这时候他还是不开枪。
他告诉我，野兔有个特点，那就是跑之前有一个固定动作，一定要先回过头来看你一眼。
这个人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国足的一个痼疾。
据说，他们每次传球或是射门前，都要习惯性的停顿一下，用职业术语讲，叫做控一控，然后再做下面的动作。
这个习惯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危害性是不一样的。对于国足们来说，无非是球传不出来或是门射不进去，对野兔来说，则是致命的。
那一瞥简直就是投向地狱之门的一瞥。
因为猎人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
电光火石之间，一抬手，嘭，目标倒地。
断了一指的这位猛人带我看他打的野兔，子弹无一例外都是从颈项处穿过的。这个颈项还不是指颈项的任何地方，它特指脖子上一处特别松软的部位。
猛人指点着垂头耷脑的死兔子，告诉我，只有用这种打法，猎获的兔子才值钱，因为可以确保它的完整性，同时最松软的也往往是最致命的，子弹穿过，即便不死，也会使其立刻因中枢神经麻痹而晕倒在地。
旁边有一些别人送来让他代售的野鸡山兔，可以明显地看到身上都留有弹洞。他叹息着摇了摇头：“本来是可以更值钱的，可惜了。”
我讲这些，只是想说明，要成为一个顶级杀手，决不仅仅是枪法准、动作快那么简单。
上海不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的福地，因为这里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高明的机会。但至少在这一回合中，他显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潜质。
那就是在机会面前，有时必须冷静到残酷的地步。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13 pm
隐性预备队
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了罪”。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象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撤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生日了（日子不一定要那么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又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战术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找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拥有了这样熟练的自我保护动作，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他一大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猛男，这一点估计连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粉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帐：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张二人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作为哥儿们的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有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当然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文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起初只有2个团，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要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
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可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宿敌日本有较大差距。
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了罪”。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象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撤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生日了（日子不一定要那么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又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战术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找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拥有了这样熟练的自我保护动作，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他一大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猛男，这一点估计连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粉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帐：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张二人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作为哥儿们的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有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当然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文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起初只有2个团，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要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
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可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宿敌日本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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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14 pm
在日本，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体，不仅富家子弟要依此光耀门庭，穷人家更把它做为一个理想出路。所以，我们看日本军队里面，不光是军官，甚至连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无教养，那就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的话题了）。
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就变了。
这位可能要问，那你前面不是提到过东北锦西的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同类例子还有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当兵的人”名声越来越差，渐渐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什么的，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
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帐，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
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都是招人当兵的，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千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文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有些教授，彼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雀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归。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又据说，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儿们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成了一声叹息。
宋部长，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派用场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啰里啰嗦，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２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就如同听老外在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并无大的战斗，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十九路军指挥”）？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
这都属于后话了。当时当地，税警总队的参战，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剌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剌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阵亡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战死方休，他们没有沾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2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已陷入肉搏苦战，税警总团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剌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它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2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剌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2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剌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看日军全都拥了上来，干脆，咱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吧——拼剌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刷新，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的伤亡就达到了2千余人。
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植田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象做梦一样地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实在太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只好传令把该处部队撤出。
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着。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就变了。
这位可能要问，那你前面不是提到过东北锦西的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同类例子还有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当兵的人”名声越来越差，渐渐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什么的，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
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帐，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
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都是招人当兵的，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千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文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有些教授，彼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雀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归。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又据说，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儿们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成了一声叹息。
宋部长，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派用场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啰里啰嗦，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２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就如同听老外在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并无大的战斗，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十九路军指挥”）？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
这都属于后话了。当时当地，税警总队的参战，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剌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剌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阵亡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战死方休，他们没有沾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2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已陷入肉搏苦战，税警总团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剌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它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2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剌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2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剌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看日军全都拥了上来，干脆，咱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吧——拼剌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刷新，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的伤亡就达到了2千余人。
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植田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象做梦一样地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实在太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只好传令把该处部队撤出。
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着。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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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15 pm
王赓事件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镜，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往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似乎来头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民国七年（1918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戏”，王赓前脚刚走，他后脚马上就“轻轻的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像和形容王赓。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干嘛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蒋介石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都是一个个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在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税警总团的能量。古鼎华一个团，表现不比张炎旅的3个团差，实在是很给他们的老板宋子文长脸。
宋子文高兴了。但是兴奋之余，他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有人就要给他闯祸了。
19路军放弃江湾的第三天，税警总团发生了一件大事。
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也即宋子文最为犄重的总团长王赓，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战场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是在租界区内被人家活逮的。
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镜，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往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似乎来头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民国七年（1918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戏”，王赓前脚刚走，他后脚马上就“轻轻的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像和形容王赓。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干嘛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蒋介石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都是一个个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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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0 pm
冲出生死线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白川的致胜之道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七丫口位于浏河以东。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金泽师团和随后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军神”之死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被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白刃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等，等等等。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沙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全体都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白川的致胜之道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七丫口位于浏河以东。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金泽师团和随后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军神”之死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被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白刃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等，等等等。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沙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全体都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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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2 pm
奇袭“出云号”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援救浏河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蔡廷锴的决择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援救浏河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蔡廷锴的决择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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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5 pm
属于义勇军的传奇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忽忽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像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了。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沟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剌，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哇。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叽，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它，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一百多号人，就拿梭标。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樱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曾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捉摸更容易的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
这次行军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堪称一次作战行动。他们半夜10点半出发，经6小时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既无月亮，也无星光，但队伍秩序井然，无一人随意喧哗或掉队，完全符合衔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义勇军昼夜巡逻，维持治安，不仅确保城内无恙，而且征招到一支生力军——溧阳大刀队（这些猛人都是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的，与鬼子打肉搏战那是没说的）。
百难成钢啊。这队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于看到市民义勇军表现合格，指挥部才把他们派往宝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时，由于毛维寿师（一部）已奉令调入江湾，翁照垣一个人要管两头：一头吴淞，一头宝山。
吴淞这边日军攻得厉害，而旁边的宝山基本无战事，翁照垣就下决心把原驻守宝山县城的部队抽出来增援吴淞，宝山防务则转由市民义勇军接防，只留下半个排，计18个兵来防守东门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虽说宝山那边现在很平静，可万一日军来偷袭呢，这些人怎么挡得住。
再把原宝山部队调回吧，又不现实。因为他们来到吴淞后，早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没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个电话到宝山，告诉王屏南，防守宝山责任重大，问他能否支撑得住。
其实王屏南这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宝山不是嘉定。嘉定此前还属于后方，而宝山就属于货真价实的第一线了。江岸上除了有一个小树林外，几无遮无掩，而从江堤上一眼望过去，甚至能看到列队停泊或往来奔走的日军战舰。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就是从宝山江堤附近登陆的。
为了保证吴淞防守，翁照垣不仅调走了宝山原有驻防部队（1个主力营加1个机枪连），还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阳大刀队也一道喊过去了。现在宝山这里，真正算是能打仗、会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规兵，至于王屏南手下的这200个义勇军队员——
也会打仗，不过是理论上的。
这种情形下，谁的后背会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称好汉，自然也是个硬汉子。
他答复翁照垣：放心吧，撑得住，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就再好不过了。
当晚，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
防守宝山，18个人靠实力，200个人靠勇气，还能再靠什么？
靠杀手锏。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
手榴弹一共有8箱，每箱50颗，总共有400颗。这种手榴弹，据我估计，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黑市”买的，就是后来“抢劫”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明着不给，当然只能暗着抢了，不然弹药馈乏的19路军怎么撑的下去）。反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看起来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虽然看起来不咋的，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
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当然舍不得真拿“香瓜”来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
艺高人胆大，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有了这批手榴弹，宝山军心大定。
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就在登陆的堤岸上，他们埋了9颗地雷，“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
江滩地雷，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
好东西齐了，日军也到了。
2月29日拂晓，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估计是主力舰。看样子，敌人可能要从宝山登陆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一边报告敌情，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
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暂时无法增援后，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
此时已是黄昏。
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而且连续5发，均落于宝山城内，把鼓楼、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徒，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
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崩紧了。因为仗打到现在，他们也知道了日军的那个老套路：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
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
作为登陆地点，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它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
夜色笼罩大地。
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亲自来到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这时，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
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陆。
这个发现，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时，吴淞方面来电，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
也就是说，还没等日军登陆，宝山就极有可能被“第五纵队”从里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赶回城内。
他发布命令，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一律闭门熄灯，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
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
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村犬呼声甚厉”）！
这个细节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严，不准任何人随意走动——事实上，也没人敢在这种大兵压境、黑灯瞎火的晚上走来走去。
是谁？奸细？日军？
王屏南立即带人冲向北门。宝山虽说是座县城，却是个小县城，往来不过几百米，算是短跑冲剌。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里没事，不等于其它地方也没事。王屏南又赶到东门江堤，江上日军未见任何动静。
晚上风很大，并且开始涨潮。这对日军登陆并非好事，因为江滩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涨潮时江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反而急涨的潮水对登陆的小火轮相当不利。
王屏南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今天晚上日军是不大可能选择登陆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看到已是深夜1点。
赶快合一合眼吧，因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3月1日凌晨。
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日舰已在七丫口停泊，而善通寺师团正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几里之遥的宝山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
观察哨报告，江中日舰突然由5艘增至15艘，小火轮和民船也分别增加至10余艘和百余艘。
王屏南闻报，急忙亲自率队赶到江堤。
中午。
浏河和庙行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而日舰这时也开始分兵。其中，开往吴淞口6艘，浏河2艘，停在对面的还有7艘。
7艘日舰的舰首都对准宝山，同时排成一字长蛇阵，将炮口对准了阵地前沿。小火轮和民船开始向岸边驶来。
仰视天空，黑压压的日机蜂拥而至。
已经别无选择，这是要大打了。
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最终极的考验。
王屏南把两个杀手锏都搬了出来，地雷机关派3个人拉着，手雷都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向登陆日军扔过去。
下午四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日舰炮击，日机轰炸，小火轮上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岸上扫射。
这是电影院大片才有的效果。
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一弹未发。他们在等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具有的整体素质。
打！
排枪齐发，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
义勇军扛枪的这帮兄弟充分证明他们能成为拿枪的幸运儿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间一个叫李楷的，这哥们简直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顺溜”的现实版本：一个人用三支步枪，旁边两个人侍候着，专管给他喂子弹。他一般人还不打，专给开小火轮的司机“开小灶”，一枪一个，绝不缺斤少两。
这下好，日本人连换司机都来不及了。
江滩登陆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0余艘日军小火轮玩了命似地往岸上冲，可死了一把司机和“乘客”后，就是冲不上来，没奈何只好掉转头退了回去。
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失败了，失败在了一支业余队手上。
如果不是市民义勇军在宝山击退日军，吴淞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翁照垣旅最终就再也不可能撤出来了。
3月1日夜，翁照垣接到了撤退命令。
他立即向市民义勇军下达撤退指令。
但收到指令后没人肯撤。
大家的精神头足着呢，打退十几艘日军小火轮，自己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每个人都觉得打仗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么可怕。
甚至还有几个人责怪那个神枪手“顺溜”，说这兄弟也真是的，怎么打得日军不敢上岸了呢，应该让他们登陆后再打嘛，那样咱们还可以多缴些***。现在你看，咱们打死那么多鬼子，却都掉水里去了。连个像样点的战利品都没捞到。
不仅不想撤，还盼着日军再来第二次进攻哩。
王屏南身为大队长，也劝不住众人，只得再打电话请示，要求说明撤退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不要多问，赶紧走！（“快走为要”）。
军令如山。王屏南只得率队放弃宝山，恋恋不舍地撤往指定的嘉定镇防线。
半夜经过罗店时，他们才知道全军总退却的消息，也才知道，如果不退的严重后果，那是势必要和宝山城一道陷敌重围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2日拂晓，市民义勇军到达嘉定，暂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吴淞的翁照垣旅自己却还没有撤出，成为最后一个陷于敌包围之中的中国部队。
而且看样子，翁照垣还不想撤了，他的想法是：全旅依托吴淞要塞，打到光，打到死。
大家都以为翁猛人打红了眼，或者是逞一时匹夫之勇。
但其实翁照垣自有其难言之苦衷。
一开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义勇军一起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日军从吴淞一登陆，跟着屁股就撵过来，结果是连已经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吴淞的坚守是一个标志。只要这里没有陷落，日军就不可能从东面横扫过来。
这么一犹豫，时机就错过了。等到想撤的时候，发现往嘉定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罗店还是杨行，都已被日军所占领，而这两个地方的日军仅数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队。
要撤，就必须经过以上防线。一旦被日军发现，双方势必缠斗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现在的状态和实力，孤军作战，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撤是条死路，还不如继续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团牺牲，也比撤退时被日军围而歼之强。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忽忽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像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了。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沟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剌，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哇。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叽，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它，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一百多号人，就拿梭标。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樱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曾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捉摸更容易的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
这次行军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堪称一次作战行动。他们半夜10点半出发，经6小时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既无月亮，也无星光，但队伍秩序井然，无一人随意喧哗或掉队，完全符合衔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义勇军昼夜巡逻，维持治安，不仅确保城内无恙，而且征招到一支生力军——溧阳大刀队（这些猛人都是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的，与鬼子打肉搏战那是没说的）。
百难成钢啊。这队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于看到市民义勇军表现合格，指挥部才把他们派往宝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时，由于毛维寿师（一部）已奉令调入江湾，翁照垣一个人要管两头：一头吴淞，一头宝山。
吴淞这边日军攻得厉害，而旁边的宝山基本无战事，翁照垣就下决心把原驻守宝山县城的部队抽出来增援吴淞，宝山防务则转由市民义勇军接防，只留下半个排，计18个兵来防守东门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虽说宝山那边现在很平静，可万一日军来偷袭呢，这些人怎么挡得住。
再把原宝山部队调回吧，又不现实。因为他们来到吴淞后，早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没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个电话到宝山，告诉王屏南，防守宝山责任重大，问他能否支撑得住。
其实王屏南这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宝山不是嘉定。嘉定此前还属于后方，而宝山就属于货真价实的第一线了。江岸上除了有一个小树林外，几无遮无掩，而从江堤上一眼望过去，甚至能看到列队停泊或往来奔走的日军战舰。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就是从宝山江堤附近登陆的。
为了保证吴淞防守，翁照垣不仅调走了宝山原有驻防部队（1个主力营加1个机枪连），还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阳大刀队也一道喊过去了。现在宝山这里，真正算是能打仗、会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规兵，至于王屏南手下的这200个义勇军队员——
也会打仗，不过是理论上的。
这种情形下，谁的后背会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称好汉，自然也是个硬汉子。
他答复翁照垣：放心吧，撑得住，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就再好不过了。
当晚，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
防守宝山，18个人靠实力，200个人靠勇气，还能再靠什么？
靠杀手锏。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
手榴弹一共有8箱，每箱50颗，总共有400颗。这种手榴弹，据我估计，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黑市”买的，就是后来“抢劫”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明着不给，当然只能暗着抢了，不然弹药馈乏的19路军怎么撑的下去）。反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看起来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虽然看起来不咋的，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
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当然舍不得真拿“香瓜”来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
艺高人胆大，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有了这批手榴弹，宝山军心大定。
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就在登陆的堤岸上，他们埋了9颗地雷，“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
江滩地雷，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
好东西齐了，日军也到了。
2月29日拂晓，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估计是主力舰。看样子，敌人可能要从宝山登陆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一边报告敌情，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
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暂时无法增援后，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
此时已是黄昏。
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而且连续5发，均落于宝山城内，把鼓楼、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徒，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
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崩紧了。因为仗打到现在，他们也知道了日军的那个老套路：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
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
作为登陆地点，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它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
夜色笼罩大地。
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亲自来到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这时，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
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陆。
这个发现，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时，吴淞方面来电，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
也就是说，还没等日军登陆，宝山就极有可能被“第五纵队”从里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赶回城内。
他发布命令，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一律闭门熄灯，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
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
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村犬呼声甚厉”）！
这个细节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严，不准任何人随意走动——事实上，也没人敢在这种大兵压境、黑灯瞎火的晚上走来走去。
是谁？奸细？日军？
王屏南立即带人冲向北门。宝山虽说是座县城，却是个小县城，往来不过几百米，算是短跑冲剌。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里没事，不等于其它地方也没事。王屏南又赶到东门江堤，江上日军未见任何动静。
晚上风很大，并且开始涨潮。这对日军登陆并非好事，因为江滩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涨潮时江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反而急涨的潮水对登陆的小火轮相当不利。
王屏南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今天晚上日军是不大可能选择登陆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看到已是深夜1点。
赶快合一合眼吧，因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3月1日凌晨。
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日舰已在七丫口停泊，而善通寺师团正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几里之遥的宝山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
观察哨报告，江中日舰突然由5艘增至15艘，小火轮和民船也分别增加至10余艘和百余艘。
王屏南闻报，急忙亲自率队赶到江堤。
中午。
浏河和庙行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而日舰这时也开始分兵。其中，开往吴淞口6艘，浏河2艘，停在对面的还有7艘。
7艘日舰的舰首都对准宝山，同时排成一字长蛇阵，将炮口对准了阵地前沿。小火轮和民船开始向岸边驶来。
仰视天空，黑压压的日机蜂拥而至。
已经别无选择，这是要大打了。
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最终极的考验。
王屏南把两个杀手锏都搬了出来，地雷机关派3个人拉着，手雷都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向登陆日军扔过去。
下午四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日舰炮击，日机轰炸，小火轮上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岸上扫射。
这是电影院大片才有的效果。
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一弹未发。他们在等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具有的整体素质。
打！
排枪齐发，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
义勇军扛枪的这帮兄弟充分证明他们能成为拿枪的幸运儿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间一个叫李楷的，这哥们简直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顺溜”的现实版本：一个人用三支步枪，旁边两个人侍候着，专管给他喂子弹。他一般人还不打，专给开小火轮的司机“开小灶”，一枪一个，绝不缺斤少两。
这下好，日本人连换司机都来不及了。
江滩登陆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0余艘日军小火轮玩了命似地往岸上冲，可死了一把司机和“乘客”后，就是冲不上来，没奈何只好掉转头退了回去。
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失败了，失败在了一支业余队手上。
如果不是市民义勇军在宝山击退日军，吴淞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翁照垣旅最终就再也不可能撤出来了。
3月1日夜，翁照垣接到了撤退命令。
他立即向市民义勇军下达撤退指令。
但收到指令后没人肯撤。
大家的精神头足着呢，打退十几艘日军小火轮，自己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每个人都觉得打仗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么可怕。
甚至还有几个人责怪那个神枪手“顺溜”，说这兄弟也真是的，怎么打得日军不敢上岸了呢，应该让他们登陆后再打嘛，那样咱们还可以多缴些***。现在你看，咱们打死那么多鬼子，却都掉水里去了。连个像样点的战利品都没捞到。
不仅不想撤，还盼着日军再来第二次进攻哩。
王屏南身为大队长，也劝不住众人，只得再打电话请示，要求说明撤退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不要多问，赶紧走！（“快走为要”）。
军令如山。王屏南只得率队放弃宝山，恋恋不舍地撤往指定的嘉定镇防线。
半夜经过罗店时，他们才知道全军总退却的消息，也才知道，如果不退的严重后果，那是势必要和宝山城一道陷敌重围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2日拂晓，市民义勇军到达嘉定，暂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吴淞的翁照垣旅自己却还没有撤出，成为最后一个陷于敌包围之中的中国部队。
而且看样子，翁照垣还不想撤了，他的想法是：全旅依托吴淞要塞，打到光，打到死。
大家都以为翁猛人打红了眼，或者是逞一时匹夫之勇。
但其实翁照垣自有其难言之苦衷。
一开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义勇军一起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日军从吴淞一登陆，跟着屁股就撵过来，结果是连已经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吴淞的坚守是一个标志。只要这里没有陷落，日军就不可能从东面横扫过来。
这么一犹豫，时机就错过了。等到想撤的时候，发现往嘉定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罗店还是杨行，都已被日军所占领，而这两个地方的日军仅数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队。
要撤，就必须经过以上防线。一旦被日军发现，双方势必缠斗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现在的状态和实力，孤军作战，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撤是条死路，还不如继续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团牺牲，也比撤退时被日军围而歼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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