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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四 五月 08, 2014 5:47 pm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小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小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两门炮响了几嗓子后，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手一挥，早已摩拳擦掌的川岛中队便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旅），原来的番号是第1旅，属于东北军的主力精锐，有1万多人。如果大家通名道姓后再整军决战，川岛中队就是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北大营。
但由于缺少准备，出事当晚，包括王以哲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内，部队无人指挥，有些士兵更是连弹药都没有发到手上。
当时能负责的只有一个旅参谋长，他赶紧向上进行电话请示。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商讨。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行动目的与性质的判断。
换句话说，究竟是挑衅还是开战，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多点特权（包括为“中村事件”讨一点说法），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关东军突然攻击北大营的行动无非就是施压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严重多了，关系到东北军能否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前者可不必抵抗，到时自能讨回一个公道，而后者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抵抗。
与会者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同江战役给东北当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日军的实力可能比苏联红军还要强，如果东北军冒冒失失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张学良给出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北大营，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有条件遵守命令，即保留“立即突围”，但照样“开枪还击”——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吹口气就能隐身的神仙，不举枪还击，怎么个突围法。
由于没有人进行指挥，且秩序混乱，王以哲旅倒下去320人，仅打死了川岛中队2人，打伤22人，最后推倒营房围墙后才得以撤出。
在柳条湖发生爆炸两个小时之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第30期）率领另外2个中队到达柳条湖，跟川岛中队合兵一处，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东北军，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愿理踩这个可怜的同胞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此前经过多次演练和动员，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东北当局继续维持“不抵抗”命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探讨一下这个“不抵抗”是很有必要的。
老年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当初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亲自下达的，而非传言中的蒋介石。
但不抵抗命令应该说与不抵抗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抵抗》中记述，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自己也举棋不定，曾多次向老蒋请示对策。但老蒋与南京中央政府给他的唯一与不变的答复，就是一切通过国联，在与日军的关系上实行“不抵抗”，此即“不抵抗政策”的出处。
当然，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策略，并不是说他真的就甘于为日人所用。
要知道，正是由于东北当局拒绝与关东军进行“合作”，后者才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否则的话，石原们是完全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花那么多力气的。
郑浪平认为，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只是失策。
可是在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其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此时选择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但张学良仍然没有撤回“不抵抗”命令。
究竟为什么？
这就还要提到中苏之战留下的后遗症。在那场几乎一片倒的战役中，“一比八”、“一比二十”的伤亡率俯拾皆是。特别是黑龙江军韩光第旅那样的劲旅都整旅尽灭，对张学良内心的打击尤其沉重。
日军实力即使不超过苏军，但起码不相伯仲，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我们能打得赢吗？
这时的东北军虽说有40万之众，但有一半在关内，另外的一半也都分散东北各地，在辽宁的不足10万。关东军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全部加起来满打满算在3万左右，如果要想打赢，东北军就必须能够至少做到三个打他一个，然而看一看中苏之战的结果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张作霖老爷子为了对付日本人在东北的威胁，曾提出过一个关门打狗战略，即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把关东军关在屋里面打，但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策略，何况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实施的可能。
事实上，当时中日的实力明摆在那里。你可以从关内调兵，他也可以从岛上派兵，即使后来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也是我们以一国之力，用八年时间，才把日本给拖垮拖死的。如果双方站好一次性对决，中国并无多少胜算。
打，没有一点赢的可能，只会损兵折将，这基本上就是“不抵抗”命令能够一直存在的理由。
这个东西张学良明着却不能说出来，因为他已失去了东北，当时的爱国运动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只能把弃守的责任更多地推给南京政府，同时寄希望于依靠国联。
然而，我们不打，就是王道了吗？
当然不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必然之后还潜藏着非常多的偶然性。有些事，聪明人一看便知，说不能做，做了也是失败，但是有些所谓的“傻人”、“笨人”，他们偏做了，而且还成功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东北局部而言，如果当时能够组织反击，虽然不一定能赢，但至少可以把关东军给拖住，不让它那么快就控制东北。
你感到吃力，关东军也不省劲，否则就称不上是冒险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他们也怕失败，而且还不是完全的失败，只要僵在那里就算是败了。
“九一八”事变的背后，角力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关东军不遵令而行，本身就是叛军举动，一旦遇到挫折，政府一个巴掌打过来，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同样，关东军要是侥幸得逞，在天皇和舆论的支持下，政府也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被军队包括关东军牵着鼻子走。
很多时候，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和空话。
可惜，这个机遇我们失去了，而且是永远。
小河本一口气差点没抽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小河本抹了一把冷汗，随即用电话机向沈阳特务机关处报告。
接到报告，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板垣一跃而起，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各部队“扫荡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在对着北大营的两门炮响了几嗓子后，那个做梦都想当少佐的今田大尉手一挥，早已摩拳擦掌的川岛中队便呐喊着向北大营冲去。
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王以哲旅），原来的番号是第1旅，属于东北军的主力精锐，有1万多人。如果大家通名道姓后再整军决战，川岛中队就是削尖脑袋也钻不进北大营。
但由于缺少准备，出事当晚，包括王以哲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在营内，部队无人指挥，有些士兵更是连弹药都没有发到手上。
当时能负责的只有一个旅参谋长，他赶紧向上进行电话请示。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商讨。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行动目的与性质的判断。
换句话说，究竟是挑衅还是开战，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多点特权（包括为“中村事件”讨一点说法），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关东军突然攻击北大营的行动无非就是施压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严重多了，关系到东北军能否在东北立足的问题。
前者可不必抵抗，到时自能讨回一个公道，而后者则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抵抗。
与会者选择的是前者。
可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同江战役给东北当局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1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日军的实力可能比苏联红军还要强，如果东北军冒冒失失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张学良给出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北大营，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有条件遵守命令，即保留“立即突围”，但照样“开枪还击”——事情明摆着，谁也不是吹口气就能隐身的神仙，不举枪还击，怎么个突围法。
由于没有人进行指挥，且秩序混乱，王以哲旅倒下去320人，仅打死了川岛中队2人，打伤22人，最后推倒营房围墙后才得以撤出。
在柳条湖发生爆炸两个小时之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陆大第30期）率领另外2个中队到达柳条湖，跟川岛中队合兵一处，于第二天早上完全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此时，日本沈阳领事馆的领事森岛，听到外面又是爆炸又是放炮又是打枪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四处打听。
一打听下来，原来是日军在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通知我？
事情紧急，领事先生也顾不得流弹危险，慌忙赶到沈阳特务机关处。在那里，他见到了正忙于向四处发号施令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
为什么要攻击沈阳的东北军，是谁下的进攻命令？
板垣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张学良部队破坏南满铁路，所以关东军必须反击。
至于进攻命令嘛。板垣冷冷地看了森岛一眼：是我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的。
森岛领事见状，试图劝板垣保持克制，以便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端。
板垣却已扭过头去，再也不愿理踩这个可怜的同胞了。
森岛还想再说什么，一旁的一名关东军军官已经拔出了刀，喝道：“你这个国贼，到底想要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了。
领事无奈，只好退出，跑回他的领事馆装聋作哑去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是秘密班底的人，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平田联队）也向沈阳发起了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至此，关东军开始发动全线进攻。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此前经过多次演练和动员，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东北当局继续维持“不抵抗”命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探讨一下这个“不抵抗”是很有必要的。
老年的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当初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他亲自下达的，而非传言中的蒋介石。
但不抵抗命令应该说与不抵抗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抵抗》中记述，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爆发后，张学良自己也举棋不定，曾多次向老蒋请示对策。但老蒋与南京中央政府给他的唯一与不变的答复，就是一切通过国联，在与日军的关系上实行“不抵抗”，此即“不抵抗政策”的出处。
当然，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说到底也只是一个策略，并不是说他真的就甘于为日人所用。
要知道，正是由于东北当局拒绝与关东军进行“合作”，后者才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极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否则的话，石原们是完全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花那么多力气的。
郑浪平认为，东北军选择不抵抗只是失策。
可是在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后，其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此时选择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但张学良仍然没有撤回“不抵抗”命令。
究竟为什么？
这就还要提到中苏之战留下的后遗症。在那场几乎一片倒的战役中，“一比八”、“一比二十”的伤亡率俯拾皆是。特别是黑龙江军韩光第旅那样的劲旅都整旅尽灭，对张学良内心的打击尤其沉重。
日军实力即使不超过苏军，但起码不相伯仲，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我们能打得赢吗？
这时的东北军虽说有40万之众，但有一半在关内，另外的一半也都分散东北各地，在辽宁的不足10万。关东军的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全部加起来满打满算在3万左右，如果要想打赢，东北军就必须能够至少做到三个打他一个，然而看一看中苏之战的结果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年张作霖老爷子为了对付日本人在东北的威胁，曾提出过一个关门打狗战略，即把旅大这两个口子一扎，铁路一掀，把关东军关在屋里面打，但这也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策略，何况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实施的可能。
事实上，当时中日的实力明摆在那里。你可以从关内调兵，他也可以从岛上派兵，即使后来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也是我们以一国之力，用八年时间，才把日本给拖垮拖死的。如果双方站好一次性对决，中国并无多少胜算。
打，没有一点赢的可能，只会损兵折将，这基本上就是“不抵抗”命令能够一直存在的理由。
这个东西张学良明着却不能说出来，因为他已失去了东北，当时的爱国运动对他的压力很大，他只能把弃守的责任更多地推给南京政府，同时寄希望于依靠国联。
然而，我们不打，就是王道了吗？
当然不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必然之后还潜藏着非常多的偶然性。有些事，聪明人一看便知，说不能做，做了也是失败，但是有些所谓的“傻人”、“笨人”，他们偏做了，而且还成功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东北局部而言，如果当时能够组织反击，虽然不一定能赢，但至少可以把关东军给拖住，不让它那么快就控制东北。
你感到吃力，关东军也不省劲，否则就称不上是冒险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他们也怕失败，而且还不是完全的失败，只要僵在那里就算是败了。
“九一八”事变的背后，角力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关东军不遵令而行，本身就是叛军举动，一旦遇到挫折，政府一个巴掌打过来，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同样，关东军要是侥幸得逞，在天皇和舆论的支持下，政府也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被军队包括关东军牵着鼻子走。
很多时候，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和空话。
可惜，这个机遇我们失去了，而且是永远。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四 五月 08, 2014 5:52 pm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清晨，继北大营被日军攻克后，沈阳军警在接到不抵抗命令后也先后撤出。平田联队在进入沈阳城时未遇到任何抵抗。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但是在吉林就不太一样了，客观的原因是，吉林军有的是没接到命令，有的是接到了也不愿执行——辽宁军尚能撤往锦州和关内，他们却不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抵抗，要么投降。
当时驻长春的关东军是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大岛联队），下面一共2个大队。旅团长长谷部照倍少将（陆大22期）听满铁方面带来消息，说是沈阳那边已经打了起来。
不能站一边傻看着啊，得主动给本庄司令分忧，但长谷对长春周边的东北军又不放心：要是这些人突然对长春发动袭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此，他把大岛联队一拆两半，一个大队坐车去沈阳，一个留下来对付长春的东北吉林军。
长春的吉林军一共有两部分，南大门南岭有2个团，北大门宽城有1个营。其中南岭的部队人最多，共2千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炮兵团，有山野炮36门。
最让长谷忌讳的自然是南岭部队。他让留下的第2大队（黑石大队）首先解决南岭守军，同时他估计这些部队还不知道沈阳那边发生的情况，因此格外关照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即采用偷袭的办法进攻。
黑石前脚刚走，长谷就接到了本庄繁的最新指示：你还是盯好你的长春吧，别让东北军给钻了空子。
长谷一想，对啊，去沈阳是立功，失长春是犯过，孰轻孰重还是要弄清楚的，于是赶紧又把已经上车的第1大队（鹿野大队）给扒拉下来，让他们呆着别动，看家要紧。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有了新的主意，光蹲在家里，人才浪费啊，不是还有一个宽城吗，为什么不也去搞一把偷袭呢。
反正天没亮，偷袭还有时间有机会。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陆大第25期）接过令牌，率众小校出发。
大岛手下，除了鹿野大队的3个中队外，还有黑石大队的1个中队，一共4个中队，因此跑起路来都很威风，比黑石大队还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攻击地点。
本来是想偷袭的，可是一不小心却被哨兵发现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通讯手段，“九一八”事变又非常突然，所以吉林军并不知道关东军已经在沈阳动了刀子，哨兵还以为大岛联队又是来搞演习的——两个月前，大岛联队曾两次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而且一搞就是一个多月，彼此都快成熟人了。
如果大岛联队就这样悄悄地摸上去，这一个营（傅冠军营）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偏偏日军也做贼心虚，他们以为对方已了解了他们的企图，只好把偷袭改为强攻，突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营长傅冠军在得到哨兵报告后，起初也不怎么相信，因为他未接到任何上级命令，可是听到外面确实枪声大作，又觉得怀疑，便探头向外张望。
但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黑灯瞎火，竟然开了房间的灯，结果正好被墙外的日军找到目标，一枪打过来，伤重而死。
营长虽然战死，好在部队不乱，仍然坚持抵抗。一时间，军营前子弹飞的到处都是，双方展开激战（“弹如雨注，危迫万状”）。
天亮之后，大岛联队虽然占领了部分军营，可是自身“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先后被击毙24人，击伤23人。
一个加强型的大队拿不下东北军一个营，让大岛联队长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亲自上阵督战。
最后，依靠山炮和曲线炮，日军才把宽城兵营打下来。
与此同时，黑石大队也对长春的南大门——南岭兵营发起了偷袭。
临出发时，长谷特别担心炮兵团的那36门炮，认为如果同时轰击，对日军的杀伤性很大。因此特地关照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让他先偷袭炮兵团。
黑石比大岛慢了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一眨眼的功夫，天就亮了。
可是天亮却没帮上炮兵团的忙。炮团第1营刚刚睡觉起来，一抬头，才发现日军已到眼前。开炮是肯定来不及，只好拿起枪躲在掩体后面射击。炮兵当步兵用，自然还是差着火候，打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没法坚持了，营地被黑石大队攻破，该营16门大炮都被日军给弄坏了。
这边枪声一响，等于是给其它部队报了警。炮团第3营二话不说，架起山炮，对准日军就轰。他们用的炮弹是榴霰弹，就是俗称的子母弹，特别适合于近距离轰击。一炸开来，里面钢珠乱飞，让鬼子大吃苦头。
与此同时，步兵团也赶来助阵。步炮结合，黑石只掌握着两个中队，无论如何冲不过去。
关键时候，救命的来了。位于附近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小河守备大队）赶到，与黑石大队合兵一处，共同向南岭军营进攻。
但守军并不卖帐，他们发现独立守备队相对较弱，就专往这边打，而且越打越欢畅，甚至组织了好几次反冲锋。
独立守备队真的是看看铁路的，与仙台师团这样的正规部队差距不小，不仅被打下去了，还被打得伤筋动骨——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当场就受了重伤，一个大尉中队长被击毙。大老远的来帮忙，忙没怎么帮着，还亏了老本。
好不容易，也驻扎在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若松联队）赶到。虽然都是住一个地方的，但这支骑兵部队毕竟是正规军，比独立守备队可牛多了。
看到日军越来越多，守军知道南岭已难以固守，这才依次掩护，撤出阵地。
南岭作战，东北军伤亡200人，关东军伤亡98人，达到了一比二的伤亡率。这个数字是甚可玩味的，它说明彼时的关东军并不像苏军那样，有一战而胜的实力，只要我们坚决抵抗，战局也未必像原来想像的那么糟糕。
只因除长春外，辽吉的大部分地区都未作抵抗，关东军才终于得以控制住局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随着长春和吉林市的先后陷落，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领导的工农红军。
***想搞党军没搞成，***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孙科看看反老蒋的人实在太多，马上很聪明地跟老蒋说了声白白，转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蒋偷鸡不着蚀把米，等到“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反蒋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杆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们身上，日本人才有机可乘，你还能说你没有责任吗？
老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竟然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是为何？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但是在吉林就不太一样了，客观的原因是，吉林军有的是没接到命令，有的是接到了也不愿执行——辽宁军尚能撤往锦州和关内，他们却不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抵抗，要么投降。
当时驻长春的关东军是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大岛联队），下面一共2个大队。旅团长长谷部照倍少将（陆大22期）听满铁方面带来消息，说是沈阳那边已经打了起来。
不能站一边傻看着啊，得主动给本庄司令分忧，但长谷对长春周边的东北军又不放心：要是这些人突然对长春发动袭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此，他把大岛联队一拆两半，一个大队坐车去沈阳，一个留下来对付长春的东北吉林军。
长春的吉林军一共有两部分，南大门南岭有2个团，北大门宽城有1个营。其中南岭的部队人最多，共2千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炮兵团，有山野炮36门。
最让长谷忌讳的自然是南岭部队。他让留下的第2大队（黑石大队）首先解决南岭守军，同时他估计这些部队还不知道沈阳那边发生的情况，因此格外关照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即采用偷袭的办法进攻。
黑石前脚刚走，长谷就接到了本庄繁的最新指示：你还是盯好你的长春吧，别让东北军给钻了空子。
长谷一想，对啊，去沈阳是立功，失长春是犯过，孰轻孰重还是要弄清楚的，于是赶紧又把已经上车的第1大队（鹿野大队）给扒拉下来，让他们呆着别动，看家要紧。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有了新的主意，光蹲在家里，人才浪费啊，不是还有一个宽城吗，为什么不也去搞一把偷袭呢。
反正天没亮，偷袭还有时间有机会。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大佐（陆大第25期）接过令牌，率众小校出发。
大岛手下，除了鹿野大队的3个中队外，还有黑石大队的1个中队，一共4个中队，因此跑起路来都很威风，比黑石大队还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攻击地点。
本来是想偷袭的，可是一不小心却被哨兵发现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通讯手段，“九一八”事变又非常突然，所以吉林军并不知道关东军已经在沈阳动了刀子，哨兵还以为大岛联队又是来搞演习的——两个月前，大岛联队曾两次在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而且一搞就是一个多月，彼此都快成熟人了。
如果大岛联队就这样悄悄地摸上去，这一个营（傅冠军营）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偏偏日军也做贼心虚，他们以为对方已了解了他们的企图，只好把偷袭改为强攻，突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营长傅冠军在得到哨兵报告后，起初也不怎么相信，因为他未接到任何上级命令，可是听到外面确实枪声大作，又觉得怀疑，便探头向外张望。
但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黑灯瞎火，竟然开了房间的灯，结果正好被墙外的日军找到目标，一枪打过来，伤重而死。
营长虽然战死，好在部队不乱，仍然坚持抵抗。一时间，军营前子弹飞的到处都是，双方展开激战（“弹如雨注，危迫万状”）。
天亮之后，大岛联队虽然占领了部分军营，可是自身“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先后被击毙24人，击伤23人。
一个加强型的大队拿不下东北军一个营，让大岛联队长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亲自上阵督战。
最后，依靠山炮和曲线炮，日军才把宽城兵营打下来。
与此同时，黑石大队也对长春的南大门——南岭兵营发起了偷袭。
临出发时，长谷特别担心炮兵团的那36门炮，认为如果同时轰击，对日军的杀伤性很大。因此特地关照大队长黑石武城少佐，让他先偷袭炮兵团。
黑石比大岛慢了半个小时，就这半个小时，一眨眼的功夫，天就亮了。
可是天亮却没帮上炮兵团的忙。炮团第1营刚刚睡觉起来，一抬头，才发现日军已到眼前。开炮是肯定来不及，只好拿起枪躲在掩体后面射击。炮兵当步兵用，自然还是差着火候，打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没法坚持了，营地被黑石大队攻破，该营16门大炮都被日军给弄坏了。
这边枪声一响，等于是给其它部队报了警。炮团第3营二话不说，架起山炮，对准日军就轰。他们用的炮弹是榴霰弹，就是俗称的子母弹，特别适合于近距离轰击。一炸开来，里面钢珠乱飞，让鬼子大吃苦头。
与此同时，步兵团也赶来助阵。步炮结合，黑石只掌握着两个中队，无论如何冲不过去。
关键时候，救命的来了。位于附近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小河守备大队）赶到，与黑石大队合兵一处，共同向南岭军营进攻。
但守军并不卖帐，他们发现独立守备队相对较弱，就专往这边打，而且越打越欢畅，甚至组织了好几次反冲锋。
独立守备队真的是看看铁路的，与仙台师团这样的正规部队差距不小，不仅被打下去了，还被打得伤筋动骨——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当场就受了重伤，一个大尉中队长被击毙。大老远的来帮忙，忙没怎么帮着，还亏了老本。
好不容易，也驻扎在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若松联队）赶到。虽然都是住一个地方的，但这支骑兵部队毕竟是正规军，比独立守备队可牛多了。
看到日军越来越多，守军知道南岭已难以固守，这才依次掩护，撤出阵地。
南岭作战，东北军伤亡200人，关东军伤亡98人，达到了一比二的伤亡率。这个数字是甚可玩味的，它说明彼时的关东军并不像苏军那样，有一战而胜的实力，只要我们坚决抵抗，战局也未必像原来想像的那么糟糕。
只因除长春外，辽吉的大部分地区都未作抵抗，关东军才终于得以控制住局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随着长春和吉林市的先后陷落，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领导的工农红军。
***想搞党军没搞成，***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孙科看看反老蒋的人实在太多，马上很聪明地跟老蒋说了声白白，转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蒋偷鸡不着蚀把米，等到“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反蒋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杆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们身上，日本人才有机可乘，你还能说你没有责任吗？
老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和老蒋一样，日本内阁首相若榇竟然对“九一八”事变也感到十分吃惊。
这是为何？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26 am
这天早上，若榇首相接到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后来又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就连“革命外交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学生冲入外交部长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部长王正廷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铁则吗？
外交奇才顾维钧为此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为此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几乎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广州政府发现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计。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转移国内舆论认为自己热衷于内斗的议论。
但同时，南京政府仍然强调要继续“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外交政策还是不抵抗，不过多了几个字，这就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个论理的地方。国联，等着让它来给咱们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面对外寇的汹汹来势，这位在“九一八”后第一个出场的中国外交高手，他将作出怎样的表现？
南次郎向他报告了一个足以令他头皮发胀的消息：昨晚上，关东军与中国的东北军打了起来，目前已占领了沈阳。
按照关东军的报告，是东北军先动的手。
若榇知道事态严重，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要求南次郎向关东军下达相关指示。
南次郎以陆军省的名义发了一通指示，责令关东军立即停止进军。
没人理他。
就算石头扔进河里，还能泛个浪花出来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这厮是干什么吃的？他在哪里？
建川人就在沈阳。现在他酒已经醒了。
至于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谁也说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位仁兄的老爸据说还是一位大法师，画符念咒那是伸手就来，属于搞迷信和诈骗活动的行家里手。
有了这点遗传基因，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我也不会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没法回去交差。
一问，原来事情已经闹完，连沈阳都被攻下来了。
正合我意。
不过为了顾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还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两句嘴，然后算是完成任务，坐上飞机回东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托人算是托了个王伯伯。
若榇不支持，军部支持。
就在若榇拉着他那个没用的陆相，想劝关东军止步的时候，军部内部也召开了一个讨论相同内容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仅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适宜的”，而且还决定向东北继续增兵。
与此同时，若榇还得到了一个更让他犯晕的消息：驻朝日军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就已跨过鸭绿红进入了东北境内。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叛军”，而且极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丢分的莽撞举动，内阁首相愣是连知会一声的面子都没能得到。
把个若榇气得直翻白眼珠，却又无可奈何。
内阁之所以不同意把东北的事情闹大，当然并不是为中国人着想，而是为他们本国考虑。
因为那时日本境况着实不妙，经济正陷于“昭和恐慌”后的一片困顿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现了和邻国中国一样的情景：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买卖儿女成了朝阳产业。
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如果再被国际孤立，后果将极其严重——缺了粮食，没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没法搞工业。
就算对中国这个一贫如洗的穷邻居，它也不是一无所求。
因为日本唯一的优势就是生产和出口商品，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
得罪了这个大客户，你的商品再好，又卖给谁去？
在若榇看来，关东军在东北干的这些事得不偿失，无异于让日本国的另一只脚也陷入了烂泥之中。
可这些东西没法说，一说就是“软弱无能”。更何况就是说了，军部和关东军也只当你是在放屁，甚至听烦了还会拔刀相向。
日本社会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压变成了一股潮流。
这个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国学生会搞爱国运动的，日本学生同样也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也拉横幅，喊口号，举行“爱国示威”。
日本愤青们一边为关东军的“英勇行为”欢欣鼓舞，一边组织捐款义演，要慰劳东北前线的“广大爱国将士”。
日本舆论界也完全支持关东军，一边称赞关东军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一边指责政府施行“软弱”政策。
二战结束后，面对战败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学家都承认，当时的舆论界应对挑起战争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巨大压力之下，若榇内阁若不想被选民提前炒鱿鱼，惟有跟军部唱起一个调子，表扬关东军“忠勇可嘉”、“战果辉煌”，并对所有“有功之臣”进行了“表扬”和封赏：
作为“总策划师”、首席功臣，石原莞尔第二年即从中佐晋升为大佐，后来又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并兼任作战部作战课长。
板垣后来升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一职。
这两人因“满洲事变”的策划成功，自此成为了日本国的“战斗英雄”。
就连事前一无所知，事后仓促上阵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沾足了光，日后不仅升为大将，还挤到皇帝身边，当上了天皇的伺从武官长。
其他人等也加官进爵，鸡犬升天。
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中国国内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上次记得好象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绪一道过世）。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一致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当然是遭到攻击的首要对象，就连“革命外交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学生冲入外交部长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把一瓶红墨水砸到了部长王正廷的头上。
王部长顿时头破血流，额头上纵横交错，分不清是血水还是墨水。
伤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这就是他的下场。
一个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尽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场。
一个在弱国背景下拼命争取母国权益，使中国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强承认的干才的下场。
一个不畏艰险，敢于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立志收回东北主权的勇者的下场。
现在，他得到了所有的报偿。
辱骂，攻击，殴打，从精神到肉体，遍体鳞伤（重伤三处，膝盖严重骨折），差点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谁可为我作证，这一颗赤子之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长王正廷黯然辞职。
他曾经豪情万丈。可是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后，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会那令人无比沮丧的场面之中。
弱国无外交，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打破的铁则吗？
外交奇才顾维钧为此努力过，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为此努力过，最终他们仍然只能选择几乎相同的命运。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广州政府发现自己捡到了一个宝。
在报界媒体和请愿学生面前表演爱国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卫的拿手好戏。
他一边借机大批老蒋“不民主”、“不抵抗”，一边振臂高呼，声称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一时在舆论界大受欢迎，被学生奉为政治领袖，争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计。
为了挽回影响，不被广州那个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压倒，老蒋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和广州政府的“相互讨伐”，转移国内舆论认为自己热衷于内斗的议论。
但同时，南京政府仍然强调要继续“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外交政策还是不抵抗，不过多了几个字，这就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个论理的地方。国联，等着让它来给咱们说两句摸心口的公道话吧。
一提到国联，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因为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国联，就是一个英法操纵的傀儡，一个啥事也干不了的国际软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国联没有武装部队，缺乏常驻组织，决议需要全体会员一致通过才能有效，对国际事务也反应缓慢。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国联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敢声称自己完美无缺。
就连联合国不是也被呼吁要进行改革吗？
事实是，国联在当时的作用很大，大到没一个国家敢于随随便便绕开国联，去走它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对其时大多数国家来说，国联就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代表，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
而且在这之前，确实也有过成功的解决案例。比如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就曾为领土争端打得难分难解，国联把双方都说了一通，先让他们停火撤兵，然后做调解和仲裁，最后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如果说我们在东北执行“不抵抗”政策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找国联帮忙这件事上肯定是没错的。
不找国联，就傻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作为年富力强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几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两人是浙江同乡，不过施同学似乎拿本本的热情更高一些，在美国拿了一个文学硕士还不过瘾，又接着去读了哲学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岁，人生经历也是相当丰富。
早年间他曾给张之洞做过英文秘书。
说起来，这位张大人还与抗战颇有缘份。当年，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这家兵工厂引进同时期德国的先进设备，专门生产一种步枪。这种步枪很有名，一直到抗战，中国军队还在大量使用。
对了，这就是汉阳造。
想想有些后怕，如果没有这位晚清老祖宗给我们提供汉阳造，抗战怎么个抗法还真不好说，难不成大家都拿着戏班的斧钺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张之洞的秘书中有一个更有名的人：留辫子的国学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有句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仅此一句，就让我对辜大师心生敬仰。
能跟辜鸿铭一起混，没两把刷子绝对糊弄不过去。
时人评价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乱，虽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
面对外寇的汹汹来势，这位在“九一八”后第一个出场的中国外交高手，他将作出怎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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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29 am
当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全权代表，好几个都是日后中国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跟张作霖都打过交道，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
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
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这一回合，正方胜。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
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府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南次郎亲自发来的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
不仅不撤军，他们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人家的水平那是刚刚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还是读读现成的吧，他于是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声明读了起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
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
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芳泽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胜。
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
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
还是让我们期盼战场上的英雄出现吧，他何时现身？
除了顾维钧、王正廷，还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际外交实在是一门很难搞的复杂学问。
爱祖国爱人民，外语说得比中文还溜，能言善辨，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必备条件。
可是还不够。
你还必须像一个法学家一样，对国际规则了如指掌，并能为我所用。
申诉前，施肇基仔细研究了国联的基本法《国联盟约》，并参考了希、保两国的案例，从而制定了自己的申诉策略。
在申诉书上，他没有先讲双方的责任问题，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战争”，以此请求国联理事会出面干涉。
策略很简单，谁是谁非先放一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仅不能再进攻其它地方，还要恢复到事变以前的状态，同时必须先把该赔我多少钱确定下来。
至于责任问题，有的是时间慢慢和你算。
从前的希、保冲突就是这么解决的。
日本方面有些紧张了，毕竟它对国联还是心存敬畏的，知道这个国际裁决机构并不是它家里的橡皮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外相币原亲自来到位于日内瓦的国联总部督阵。
起先日本不愿意把冲突交由国联或第三国调解，主张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个明白人，什么没见识过。当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地方当局吃的就是所谓“直接交涉”这个亏。
所以他当即予以拒绝，坚持这件事必须由国联出面摆平，而且表示愿意接受国联的任何处理结果。
日本人没辙了，只好同意和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开辩论赛。
施肇基是正方辩手，他提出的辩题就是坚持申诉书上提出的严正要求。
反方辩手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
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条，做过多年的驻华公使，跟张作霖都打过交道，在所谓的“中国通”中也能排得上号。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会的党魁、后来组阁任首相的犬养毅。
芳泽在发言辞中自然先要帮关东军护犊子，把那晚柳条湖的情形拿出来，一个劲地说中国有错在先。
不过由于施肇基在申诉中避开了双方责任，他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没起到什么实际效果。
见各位代表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芳泽赶紧变招，又开始搏同情，指天发誓说日本从没对东北起过什么坏心眼，这次出兵纯粹是保护日本侨民的“自卫行动”，只要日侨安全就会撤军。
最后的结论是：我军完全是一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惩恶扬善之师，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辩手的破绽，指出《国联盟约》中根本没有出兵保护侨民的原则，日本的“自卫”纯属不正当行为。
芳泽顿时哑口无言。
既然国际法都不允许，你的部队还赖在人家那里算什么事？
而且施肇基还许诺，只要日方同意撤军，中国一定会保护日侨安全。
没什么可辩的了。
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务必在10月16日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芳泽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这一回合，正方胜。
应该说，如果日本真的能够按照决议行事，“九一八”事变也不是绝对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可是，你问问军部和关东军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军等于是要他们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包括那个所谓的唯一战略家石原）就是舍了命也不干。
直接占领不行，他们就去想别的办法。
中国向国联申诉的第二天，关东军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所谓的“关东军三杰”都在场。
外面“举军欢庆”，会场里气氛却略显沉闷，原因就在于东京发来了电报，表示反对关东军继续扩大事态。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采用朝鲜、台湾一样的模式，索性把东北变成日本的第某某个省。
但电报给他们一人脑袋上来了一闷棍。
此路不通了。
众人都把眼光扫向那个“土匪源”，虽说此人战略上没多少远见，但要论坏点子，那是满满地装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刚刚被任命为沈阳市临时市长，帮关东军收拾残局。
这个“土市长”不愧是老牌“中国通”，一上任就贯彻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网罗一帮旧军政人员，弄了一个维持会，宣布沈阳“独立”，同时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负责上岗巡逻，维持治安。
给他这么一弄，原来乱纷纷的沈阳街头开始恢复暂时的平静。
也许正是治理沈阳的“成功经验”，使土肥原受到了启发。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致力扶持一个“以宣统帝为首，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满洲国”。
自然，这个国家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必须由日本掌管。
与会者均认为此计甚好。
对这些军队狂人来说，从“自己占领”到“建立满洲国”，实属不易，已经是被迫从原来的立场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后的方案中还有这样的日式煽情语言：（我们）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土含泪”们把这个精心炮制出来的“满洲独立运动”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送到东京，得到了军部首肯。
政府内阁照例被撇在了一边。首相若榇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关东军又在玩花样了。这么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国际孤儿了。
可他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却愣是使唤不动那些军人。
没奈何，只得又去找那个南次郎，让他给关东军司令发报，严格禁止任何关东军官兵参与“满洲独立运动”。
司令部的参谋收到南次郎亲自发来的电报后，看来看去觉得不爽，就随手把电报抽出来扔在了一边。
结果，这么重要的电报，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愣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一个小小的参谋，因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给司令官的电报给扔掉，也算是军队中无组织无纪律的巅峰之作了。
国联的决议，随着时间滴滴答答，转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军并未撤军。
不仅不撤军，他们还派飞机轰炸了远离事件地点的锦州，把日本政府承诺的“不扩大”变成了“扩大”。
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北最新局势。
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让日本引起各国的公愤。
除了愤怒谴责日本的失信外，他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此举把当今最重要的两个国际法——《国联盟约》与《非战公约》都践踏光了。
他大声疾呼，两大公约如同两只铁锚，世界各国犹如轮船，轮船必须有铁锚才能自如地前进后退。因此，对这件事，各国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世界和平大厦必毁矣”。
施肇基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许和共鸣。
说句实话，在接触到这段史料时，我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我得说，上个世纪的这批中国外交家真不简单，人家的水平那是刚刚的，不由得你不叹服。
作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泽理屈词穷，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
还是读读现成的吧，他于是掏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声明读了起来，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声明中，对日军为什么迟迟不能撤军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唯一的借口，就是不放心日侨的安全，所以一时还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机会，马上追问：对方代表，你口口声声说想撤，为什么还要轰炸锦州、扩大事态？
芳泽愣住了。因为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选手。
拿事先写好的声明读一读还差不多，你要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抢答这么难的题目就有些抓狂了。
没现成答案呀。
可周围这么多各国代表看着，总不能僵在当场吧。
芳泽调动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终于胡诌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飞机是侦察机，受到了地面射击，所以予以还击。
问题很正常，但那答案怎么看怎么像是脑筋急转弯。
吞吞吞吐地把答辩敷衍完，芳泽已明显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那一双双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国联理事会再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将日军撤军时间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
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撤军时间推得太晚，他要求缩短期限。
芳泽拼命反对。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拍胸脯了。连首相都搞不定关东军，他还能逞什么英雄。
他对撤军时间提出异议，也不说太晚，也不说太早。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法确定。
没人愿意再听他胡诌下去了。会议表决，一共14家代表，13票赞成，1票反对。表决通过。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对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泽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不是国联成员，却被邀请与会。在讨论和表决时，这个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国明显站在了中国一方。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明了立场。
日本在国联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胜。
面对这无言的结局，芳泽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这个活真不是人干的。
与施肇基比起来，让芳泽搞外交也实在等于让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说他了，反正大多数时候也只需要照着稿子念念。关键是他的英语发音还不过关，说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语。各国代表和列席旁听的新闻记者有时听得一头雾水，就看到面前这个矮个日本人的嘴唇在动，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芳泽也知道自己英语很烂，别人听不懂。那就改说法语吧，谁知这位法语也不过关，连单词都不记得，常常讲完了一个词，又不记得下一个词是什么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着啊，也不能打声招呼说：谁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提示一下。
于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时候，嘴里哼哼唧唧，“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有的代表听得不耐烦，甚至恨不得扔块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记者可不管这些，原文照录，第二天报纸上的芳泽发言，就变成了满篇的“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后来时间长了，芳泽在国联的讲话竟然也成了日版“韩乔生语录”，读者不拿来笑一笑都吃不下饭，也算是为报纸提升销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泽哭丧着脸，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过且慢。奇迹马上就要发生了。
由于不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全体通过（日本不通过），这个决议竟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很无厘头吧。可当年的《国联盟约》就是这么规定的。
在国联的所有缺陷之中，这一条最为人所诟病。细分析，简直就是一条超级弱智的规定。
既然要裁决，总有人要受罚，可是你让受罚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认：我有罪，我该死……
岂非天方夜潭。
事实证明，自我觉悟，是个最不牢靠的东东。
有人要说，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是也有否决权吗，那还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国联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包括在里面（当时的中国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见一斑），而联合国却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苏中英法，别看人少，但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一般来说，大国都是能负也敢负起一些国际责任的。碰到问题，只要大佬们没意见，决议就能pass，而有了这些大佬们做为担保，pass的决议也比较容易履行。
联合国的这一设置，因此被称为“安全阀”。
国联是好好先生，它要让大家都成为大佬，结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导致决议通不过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国联办不下去，“全体通过”果然成了致命伤。
水平不高运气好。看着这个结果，芳泽破啼为笑了。
他厚着脸皮，再次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断然拒绝，表示只要东北领土一日被占，就绝无此可能。
还是让我们期盼战场上的英雄出现吧，他何时现身？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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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1 am
保护侨民，只是日本政府为拖延从东北撤军临时找到的借口。关东军听到后，却如获至宝。
世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吗？
长久以来，关东军为了寻找一个寻衅闹事的借口，可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石原的“满洲计划”用了两年，差不多大半时间都在这个上面耗费心思。
原来找一个理由如此简单。看来政客的脑子就是比一根筋的军人来得活络。
关东军可不会考虑什么撤不撤兵的事，他们得用这个借口，把东北三省的最后一省——黑龙江给拿下来。
当然，制造借口也得由人去干。
这样的人不怕没有，而是太多。自从石原们凭借“九一八”事变一夜成名后，效仿者日众，那些日思夜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就是上级不给任务，他们也要自加压力，自创“业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特务机关等地先后发生了爆炸事件。
当然，无一例外都是这些石原的粉丝和追星族们自动自发搞的。
比起什么皇姑屯、柳条湖，现在一切都简化了。还费那么多事干嘛，我就炸我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一样可以赖人。
这些人闹完事后再喊110：不得了啦，快来人啊，黑龙江要闹“排日暴动”了！
关东军一呼即应，迅速出兵，理由就是：保护侨民。
至于这样做置政府承诺于何地，内阁和外务省还要不要脸面，则完全不是他们考虑范围内的事。
不过有一件事，狂妄如关东军也不得不予以考虑，那就是北面还有一只大块头熊在瞪着眼看它。进入黑龙江，必然要经过北满铁路，而那是苏联的领地。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斯大林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自从“中东路事件”和同江战役后，中苏又是断交，又是开战，两国关系早已走入了死胡同。好不容易逼着东北方面偷偷签了一个《伯力协定》，中国政府还不承认，把斯大林气得够呛。
当然，对于这个政坛上的老狐狸来说，感情问题是永远代替不了实际利益的。
事实上，苏联对于东北的非份念头从未断过，甚至不比日本少多少。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自然侵犯到它在东北的利益，北满铁路更是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大林的个性，你要说他能对之泰然自若、无动于衷，那就太小看他了。
真实情况是苏联暂时已经没多少精力来管东北这摊子事了。
斯大林此刻正忙于搞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并开始酝酿大肃反，根本腾不出手来和日本人较劲。
不过这话，斯大林没法直接跟日本人说，还得他们自己猜哑谜。
本来关东军对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是最上心的，也是他们在黑龙江的首选目标。
但参谋本部的一份电报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金谷参谋长认为，哈尔滨属于北满铁路总枢纽，与苏联的关系和利益最为紧密，万一打着打着，惹反了老毛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一定得谨慎从事。
参谋本部的话，关东军还能听听。
既然哈尔滨不能打，那就找别的地方——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担任这次攻击任务的是半个月前刚刚拿下吉林的仙台师团。
关东军原先实行的是轮换制，除了铁路守备队外，主力部队都是由国内师团轮流充任的，今天你，明天我，大家轮着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生活。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为了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日本军部又把轮换制改成了常驻制，部队也由第16师团（京都师团）改为来自仙台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
这个仙台，就是鲁迅先生师从藤野先生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接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
然而师团长多门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不想要黑龙江。
到达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北满门户、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象两家在走亲戚。
多门现在对叛将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避免苏联干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北满问题的好办法。
如果有人能为我们主动效劳就好了。
眼前就有一个。
此人名叫张海鹏。他就是姚南守军的头。
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通俗点讲，洮辽镇守使这个工作应该算是警备司令加边防支队队长，不光要管洮辽地区的治安，还要负责外蒙边防。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他曾经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当过差，跟着吴大舌头混。之后，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逍遥”，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ABCDEF？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你老张家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海鹏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别机关长林义秀少佐（陆大35期）。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地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这位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待，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渡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又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地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做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不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1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2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关东军送来的是6千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却一下子多出5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一千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象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结果，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伙了。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
可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们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世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吗？
长久以来，关东军为了寻找一个寻衅闹事的借口，可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石原的“满洲计划”用了两年，差不多大半时间都在这个上面耗费心思。
原来找一个理由如此简单。看来政客的脑子就是比一根筋的军人来得活络。
关东军可不会考虑什么撤不撤兵的事，他们得用这个借口，把东北三省的最后一省——黑龙江给拿下来。
当然，制造借口也得由人去干。
这样的人不怕没有，而是太多。自从石原们凭借“九一八”事变一夜成名后，效仿者日众，那些日思夜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就是上级不给任务，他们也要自加压力，自创“业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特务机关等地先后发生了爆炸事件。
当然，无一例外都是这些石原的粉丝和追星族们自动自发搞的。
比起什么皇姑屯、柳条湖，现在一切都简化了。还费那么多事干嘛，我就炸我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一样可以赖人。
这些人闹完事后再喊110：不得了啦，快来人啊，黑龙江要闹“排日暴动”了！
关东军一呼即应，迅速出兵，理由就是：保护侨民。
至于这样做置政府承诺于何地，内阁和外务省还要不要脸面，则完全不是他们考虑范围内的事。
不过有一件事，狂妄如关东军也不得不予以考虑，那就是北面还有一只大块头熊在瞪着眼看它。进入黑龙江，必然要经过北满铁路，而那是苏联的领地。
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斯大林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自从“中东路事件”和同江战役后，中苏又是断交，又是开战，两国关系早已走入了死胡同。好不容易逼着东北方面偷偷签了一个《伯力协定》，中国政府还不承认，把斯大林气得够呛。
当然，对于这个政坛上的老狐狸来说，感情问题是永远代替不了实际利益的。
事实上，苏联对于东北的非份念头从未断过，甚至不比日本少多少。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自然侵犯到它在东北的利益，北满铁路更是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大林的个性，你要说他能对之泰然自若、无动于衷，那就太小看他了。
真实情况是苏联暂时已经没多少精力来管东北这摊子事了。
斯大林此刻正忙于搞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并开始酝酿大肃反，根本腾不出手来和日本人较劲。
不过这话，斯大林没法直接跟日本人说，还得他们自己猜哑谜。
本来关东军对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哈尔滨是最上心的，也是他们在黑龙江的首选目标。
但参谋本部的一份电报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金谷参谋长认为，哈尔滨属于北满铁路总枢纽，与苏联的关系和利益最为紧密，万一打着打着，惹反了老毛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一定得谨慎从事。
参谋本部的话，关东军还能听听。
既然哈尔滨不能打，那就找别的地方——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担任这次攻击任务的是半个月前刚刚拿下吉林的仙台师团。
关东军原先实行的是轮换制，除了铁路守备队外，主力部队都是由国内师团轮流充任的，今天你，明天我，大家轮着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生活。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为了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日本军部又把轮换制改成了常驻制，部队也由第16师团（京都师团）改为来自仙台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
这个仙台，就是鲁迅先生师从藤野先生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接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
然而师团长多门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不想要黑龙江。
到达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北满门户、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象两家在走亲戚。
多门现在对叛将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避免苏联干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北满问题的好办法。
如果有人能为我们主动效劳就好了。
眼前就有一个。
此人名叫张海鹏。他就是姚南守军的头。
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通俗点讲，洮辽镇守使这个工作应该算是警备司令加边防支队队长，不光要管洮辽地区的治安，还要负责外蒙边防。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他曾经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当过差，跟着吴大舌头混。之后，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逍遥”，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ABCDEF？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你老张家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海鹏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别机关长林义秀少佐（陆大35期）。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地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这位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待，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渡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又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地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做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不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1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2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关东军送来的是6千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却一下子多出5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一千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象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结果，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伙了。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
可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们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4 am
一夜之间，洮南的列车全都不翼而飞。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年轻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各作战部队均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江省（黑龙江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江省主持军政。
谢珂同时建议，在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抗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都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蹿，就是混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它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地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虽然张海鹏未能出兵，但省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代省主席马占山还在路上。
马占山此前是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跑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而这已经是8天以后的事了。
远水解不得近渴，得悉张海鹏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贪官污吏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时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他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辞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在战场上分个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谢珂有血性，他的部下们也不是孬种。
麾下猛将徐宝珍负责扼守嫩江大桥，阻击张海鹏伪军。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的天然屏障。一座铁路大桥横跨江面，大桥存亡，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在债务还没有清偿之前，它拥有部分经营权。
不是说南满铁路在长春以南吗？
问题是这不是南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我们一直说起的连接洮南与齐齐哈尔近郊的洮昂铁路。
洮昂铁路是由日本人出资承建的。
说起来这话就有些长了。
张作霖时代，他手下的超级能人，除了杨宇霆、郭松龄，其实还有一位。
这人就是王永江。时人把王、杨、郭共称为“东北三杰”。
与杨宇霆、郭松龄不一样，王永江从未打过仗，也不会打仗。
他是一个拨算盘的。
可人家算盘珠愣是拨出了水平，成了东北的一代理财大师，连大帅张作霖都对他敬畏三分。
不过这个人非常可惜，他为老张聚了一辈子财，却早早地就病死了，使张作霖在内政方面少了一个栋梁之材。
当年王永江曾主持完工了东北的第一条自建铁路——奉海铁路。
可是，铁路还没建，日本满铁就先闹上了门。
原因是奉海铁路的规划线路是从辽宁奉天（沈阳）到吉林海龙，与南满铁路基本平行。
日本人的吵闹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两条平行的铁路，仅就经济学角度而言，就等于在超市门口开商场，对着门抢生意，而且这跟南满铁路当初定下的条约也不符合。
就这么争过来争过去，最后双方都各让一步，日方同意不再干涉中国自建奉海铁路，中方同意让日本垫款代筑洮昂铁路。
当初答应借钱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好在江省守军早已在江桥布下了严密防线。
除徐宝珍自己的卫队团外，在江桥前沿阵地两旁的树丛和烟草地里，还另外隐蔽了一部分火炮。
这都是正面大道上的布置，小道上也没放过，徐宝珍特地在那里摆了一个地雷阵。
就是这个地雷阵，最终决定了伪军的命运。
老实说，张麻子这回是下了血本的。
他把家里的三个主力团都派了上来，主将是他最得意的手下徐景隆。
他自己也亲自压阵，坐着专列就过来了。
不是说列车都让万国宾给拖走了吗？
这新添的军列是多门给的。为了让这群孙子帮他打仗，多门除了不愿给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而张麻长之所以把声势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他得对多门和关东军有所交待。
第一次做了回软脚蟹，第二次怎么着也不能让主子再失望。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要拿出皇协军的气势，否则皇军会看不起我们。”
这句话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著名汉奸、南方伪军的优秀代表吴大疤拉的名言。
其实，北方伪军的老前辈张海鹏张麻子也是这么想的。
还没走到江桥，张麻子和徐景隆就乐了，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除了一座桥和白花花的江水，哪有半个守军的影子。
他们认为现在留给他的省城也许早已是空城一座，城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万国宾们的确如此），剩下的也许就是给“皇军”报捷了。
为了防备万一，张麻子先去吃饭，徐景隆则率部搜索前进。
没动静只是因为还没进入火炮射程，张麻子一走，伪军就陷入了炮火的包围之中。
有的炮弹没估准距离，落到了队伍后面，慌乱不堪的伪军以为后路也被抄了，掉头就跑。
徐景隆急了，部队这么操蛋，回去怎么跟姓张的交待。他当即把自己的杀手锏——骑兵马队调了上来。
能被张麻子看中，这徐景隆的确是很有些二杆子劲头的。为鼓舞士气，他打马扬鞭，冲在了最前头。
骑兵马快，利用打炮的间隙，很快就冲到了桥头。徐景隆洋洋得意，以为已胜券在握。
他没料到，徐宝珍还布有伏兵。
枪声一响，马队人仰马翻。
徐景隆是个老兵痞，子弹从空中划过，他知道是往哪个方向飞的。当下赶紧一拨马头，打马就往小道躲避。
这一下，连累他的座骑跟他一块倒了霉，地雷机关被触动，人马一齐飞上了天。
一桌意外的麻辣大餐，终于把这支张狂一时的伪军给干得没了脾气。
看到折了大将，张麻子气急败坏。他就象输红了眼的赌徒，怎么也不肯从桌上下来，还准备试试运气，让自己的大儿子整队再战。
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儿子给他发来了电报。
看完电报，他就一声不吭地带着残兵败将回老家去了。
原因是留在洮南的两个团搞起了窝里反，再不回去，自己的老家都快要保不住了。
虽然赶跑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崩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炸毁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9日，深夜，黑龙江省代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这个人，即将创造东北抗战的巅峰之作。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年轻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各作战部队均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江省（黑龙江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江省主持军政。
谢珂同时建议，在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抗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都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蹿，就是混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它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地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虽然张海鹏未能出兵，但省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代省主席马占山还在路上。
马占山此前是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3旅旅长。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跑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而这已经是8天以后的事了。
远水解不得近渴，得悉张海鹏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贪官污吏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时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他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辞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在战场上分个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谢珂有血性，他的部下们也不是孬种。
麾下猛将徐宝珍负责扼守嫩江大桥，阻击张海鹏伪军。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的天然屏障。一座铁路大桥横跨江面，大桥存亡，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座铁路桥，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在债务还没有清偿之前，它拥有部分经营权。
不是说南满铁路在长春以南吗？
问题是这不是南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我们一直说起的连接洮南与齐齐哈尔近郊的洮昂铁路。
洮昂铁路是由日本人出资承建的。
说起来这话就有些长了。
张作霖时代，他手下的超级能人，除了杨宇霆、郭松龄，其实还有一位。
这人就是王永江。时人把王、杨、郭共称为“东北三杰”。
与杨宇霆、郭松龄不一样，王永江从未打过仗，也不会打仗。
他是一个拨算盘的。
可人家算盘珠愣是拨出了水平，成了东北的一代理财大师，连大帅张作霖都对他敬畏三分。
不过这个人非常可惜，他为老张聚了一辈子财，却早早地就病死了，使张作霖在内政方面少了一个栋梁之材。
当年王永江曾主持完工了东北的第一条自建铁路——奉海铁路。
可是，铁路还没建，日本满铁就先闹上了门。
原因是奉海铁路的规划线路是从辽宁奉天（沈阳）到吉林海龙，与南满铁路基本平行。
日本人的吵闹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两条平行的铁路，仅就经济学角度而言，就等于在超市门口开商场，对着门抢生意，而且这跟南满铁路当初定下的条约也不符合。
就这么争过来争过去，最后双方都各让一步，日方同意不再干涉中国自建奉海铁路，中方同意让日本垫款代筑洮昂铁路。
当初答应借钱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好在江省守军早已在江桥布下了严密防线。
除徐宝珍自己的卫队团外，在江桥前沿阵地两旁的树丛和烟草地里，还另外隐蔽了一部分火炮。
这都是正面大道上的布置，小道上也没放过，徐宝珍特地在那里摆了一个地雷阵。
就是这个地雷阵，最终决定了伪军的命运。
老实说，张麻子这回是下了血本的。
他把家里的三个主力团都派了上来，主将是他最得意的手下徐景隆。
他自己也亲自压阵，坐着专列就过来了。
不是说列车都让万国宾给拖走了吗？
这新添的军列是多门给的。为了让这群孙子帮他打仗，多门除了不愿给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而张麻长之所以把声势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他得对多门和关东军有所交待。
第一次做了回软脚蟹，第二次怎么着也不能让主子再失望。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要拿出皇协军的气势，否则皇军会看不起我们。”
这句话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著名汉奸、南方伪军的优秀代表吴大疤拉的名言。
其实，北方伪军的老前辈张海鹏张麻子也是这么想的。
还没走到江桥，张麻子和徐景隆就乐了，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除了一座桥和白花花的江水，哪有半个守军的影子。
他们认为现在留给他的省城也许早已是空城一座，城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万国宾们的确如此），剩下的也许就是给“皇军”报捷了。
为了防备万一，张麻子先去吃饭，徐景隆则率部搜索前进。
没动静只是因为还没进入火炮射程，张麻子一走，伪军就陷入了炮火的包围之中。
有的炮弹没估准距离，落到了队伍后面，慌乱不堪的伪军以为后路也被抄了，掉头就跑。
徐景隆急了，部队这么操蛋，回去怎么跟姓张的交待。他当即把自己的杀手锏——骑兵马队调了上来。
能被张麻子看中，这徐景隆的确是很有些二杆子劲头的。为鼓舞士气，他打马扬鞭，冲在了最前头。
骑兵马快，利用打炮的间隙，很快就冲到了桥头。徐景隆洋洋得意，以为已胜券在握。
他没料到，徐宝珍还布有伏兵。
枪声一响，马队人仰马翻。
徐景隆是个老兵痞，子弹从空中划过，他知道是往哪个方向飞的。当下赶紧一拨马头，打马就往小道躲避。
这一下，连累他的座骑跟他一块倒了霉，地雷机关被触动，人马一齐飞上了天。
一桌意外的麻辣大餐，终于把这支张狂一时的伪军给干得没了脾气。
看到折了大将，张麻子气急败坏。他就象输红了眼的赌徒，怎么也不肯从桌上下来，还准备试试运气，让自己的大儿子整队再战。
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儿子给他发来了电报。
看完电报，他就一声不吭地带着残兵败将回老家去了。
原因是留在洮南的两个团搞起了窝里反，再不回去，自己的老家都快要保不住了。
虽然赶跑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崩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炸毁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19日，深夜，黑龙江省代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这个人，即将创造东北抗战的巅峰之作。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5 am
迎接马占山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屡验。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马占山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后来参加奉军，又加练了枪法，史载“精骑击”。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蹬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我都会不由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只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当然，这么一个电令，是吓不回那个***的。
但它本身就意不在此。
在第二天的就职典礼上，马占山再次重申该令，一下子把留守的文臣武将和大小公务员都给镇住了——连万国宾都要治罪，其他人还用说吗？
于是，想逃的只好收住了脚
接着，他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了。
最酷的是他以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1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2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说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来到省城去躲一躲的（“拟赴江省暂避”）。
他还委屈地说，自己这次去齐市，是得到张少帅您的亲自批准的，没想到却意外地遭到了伏击。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老师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多门向关东军司令部请示下一步方案
这时关东军已得到情报，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江省防守部队破坏了嫩江铁路大桥。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一拍桌子：师出有名了！
他建议关东军抓住修复江桥不放——
如果桥还没修好，维护洮昂线修理和保护日侨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
而一旦修复大桥，又可以帮助张海鹏运兵，顺势推动伪军接着向齐市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坂垣和石原立即表示思路不错，并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予以汇报。
本庄繁同意照此方案实行。
他向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声称应满铁要求，决定武装护卫铁路。
接着，不等参谋本部回应，就命令进攻部队开拔至江桥前线。
关东军的本意是怕遭到“来自上面的干涉”，其实他们多虑了。金谷参谋长何尝不想拿下北满，他只是担心苏联会干涉，只要后者没有动静，他拿下北满的心比关东军还急切呢。早在张海鹏伪军向江桥进攻时，参谋本部就围绕向北满进军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派个人去侦察一下。
扮演“侦察员”角色的是作战参谋远藤三郎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装成老百姓，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转了几圈，沿途没见到什么苏联人，回来后就喜滋滋地向金谷汇报：此时出击，时机甚好。
于是，金谷在接到电报后选择了装聋作哑，等于是默认了关东军的意见。
只有若榇内阁在得到关东军要“保护嫩江铁桥”的消息后，慌了。
知道这群狂人不是省油的灯，保不定又是想在北满惹点事出来了。
币原外相急出了一脑门子汗。在各国代表面前，他可以强辞夺理，认为国联要求日军撤军的决议草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事实明摆在那里，如果日军不在预定的11月16日前撤军，国联这个婆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一定又要讨论，谴责，决议，早已失去各国支持的日本，这回怕是更要在国际上把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了。
币原其实想管管了。但和以往一样，军人的行动，连首相都无可奈何，更别提他一个外相了。他能做的，除了在家里幻想关东军真的是在执行和平使命外，就是派当地领事进行所谓协调。
根据币原的要求，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式向江省政府提出交涉。
事实上，马占山就任后没多久，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可能被日本人利用的漏洞。
他一边调兵遣将，加强防守，一边命令洮昂铁路局配合工兵营抢修江桥。
但修复一座铁路桥必须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工的。
清水的意思是，这座被破坏的铁路桥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极其重要，必须尽快由满铁负责修复。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铁路不能正常行驶后，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像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只好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茬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屡验。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马占山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后来参加奉军，又加练了枪法，史载“精骑击”。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蹬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我都会不由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挽狂澜于既倒，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只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当然，这么一个电令，是吓不回那个***的。
但它本身就意不在此。
在第二天的就职典礼上，马占山再次重申该令，一下子把留守的文臣武将和大小公务员都给镇住了——连万国宾都要治罪，其他人还用说吗？
于是，想逃的只好收住了脚
接着，他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了。
最酷的是他以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1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2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说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来到省城去躲一躲的（“拟赴江省暂避”）。
他还委屈地说，自己这次去齐市，是得到张少帅您的亲自批准的，没想到却意外地遭到了伏击。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老师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多门向关东军司令部请示下一步方案
这时关东军已得到情报，在张海鹏伪军败退后，江省防守部队破坏了嫩江铁路大桥。
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一拍桌子：师出有名了！
他建议关东军抓住修复江桥不放——
如果桥还没修好，维护洮昂线修理和保护日侨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
而一旦修复大桥，又可以帮助张海鹏运兵，顺势推动伪军接着向齐市进攻。
这确实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坂垣和石原立即表示思路不错，并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予以汇报。
本庄繁同意照此方案实行。
他向参谋本部发了一份电报，声称应满铁要求，决定武装护卫铁路。
接着，不等参谋本部回应，就命令进攻部队开拔至江桥前线。
关东军的本意是怕遭到“来自上面的干涉”，其实他们多虑了。金谷参谋长何尝不想拿下北满，他只是担心苏联会干涉，只要后者没有动静，他拿下北满的心比关东军还急切呢。早在张海鹏伪军向江桥进攻时，参谋本部就围绕向北满进军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派个人去侦察一下。
扮演“侦察员”角色的是作战参谋远藤三郎少佐（陆大34期）。这哥们装成老百姓，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转了几圈，沿途没见到什么苏联人，回来后就喜滋滋地向金谷汇报：此时出击，时机甚好。
于是，金谷在接到电报后选择了装聋作哑，等于是默认了关东军的意见。
只有若榇内阁在得到关东军要“保护嫩江铁桥”的消息后，慌了。
知道这群狂人不是省油的灯，保不定又是想在北满惹点事出来了。
币原外相急出了一脑门子汗。在各国代表面前，他可以强辞夺理，认为国联要求日军撤军的决议草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事实明摆在那里，如果日军不在预定的11月16日前撤军，国联这个婆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一定又要讨论，谴责，决议，早已失去各国支持的日本，这回怕是更要在国际上把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了。
币原其实想管管了。但和以往一样，军人的行动，连首相都无可奈何，更别提他一个外相了。他能做的，除了在家里幻想关东军真的是在执行和平使命外，就是派当地领事进行所谓协调。
根据币原的要求，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正式向江省政府提出交涉。
事实上，马占山就任后没多久，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可能被日本人利用的漏洞。
他一边调兵遣将，加强防守，一边命令洮昂铁路局配合工兵营抢修江桥。
但修复一座铁路桥必须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工的。
清水的意思是，这座被破坏的铁路桥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极其重要，必须尽快由满铁负责修复。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铁路不能正常行驶后，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像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只好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茬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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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6 am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2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2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2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1个，因为他认为，带2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1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蹬里藏身”，不过他却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他在离江桥18里路的大兴车站设立了前敌指挥所。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满铁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大兴站为中心，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2千人马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以铁路为基线，先是大兴，后为三间房和昂昂溪。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事变以来中日交战的结果，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这时候中国已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老蒋和张学良对打赢这场国际官司有了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他思维的决不单纯是长官意志，而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他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挑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江省东北军在三省东北军中原来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但中苏之战，率先牺牲了2个主力旅，到讨伐石友三的时候，万福麟又带了2个主力旅入关，现在能够顶在最前面的就是卫队团，其它部队都是从边境临时抽调过来的，能不能打好配合、服从指挥调度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新抽上来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威风倒是威风，却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千万，也不是2百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2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做了准备，态度倔犟，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现。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符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日本人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让驻江桥部队撤退到大兴站，以便符合日军要求退至十五里外的要求。
本来是按照协议，给日本人面子，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誓死一拼以尽军人天职。”）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但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在驻江桥部队撤军前一天的晚上，滨本派出1个小队，坐着小船潜入北岸的守军哨所。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做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同时这个小队还对北岸的道路、地形做了侦察。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随着侦察的完成，下面大家各忙各的：炮兵大队选阵地，测距离；工兵则忙着修铁桥——不是让火车开，而是给步兵先过。
炮口对准了，桥也可以过了。还等什么。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
步兵第2大队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一声令下，第5中队（远矢中队）作为先头部队，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就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请死之”）！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北满的借口。
11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车上除了满铁工人外，还有武装日军。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强行修复江桥的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第16联队（滨本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在到达江桥之前，滨本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他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烂人，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被经济危机弄得够呛，不得不让军队也省着点花，因此有些常备师团进行了缩编。仙台师团实际上就是这种缩编了的师团，经过“减肥”之后，兵力仅为原先的一半。滨本联队也是如此，步兵大队由3个变成了2个。
除带来工兵负责对江桥进行临时抢修，以便部队通过外，滨本一开始用于作战的主要是步兵第2大队（小圜大队），另有一个野炮兵第2大队（知九炮兵大队）用于炮火掩护。
滨本手上有2个步兵大队，这次却只带来1个，因为他认为，带2个大队完全是浪费，要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来赶集的，1个足矣！
是啊，有铺桥的，有掩护的，有打仗的，分工明确，看上去的确是够得太多了。
显然，滨本并不了解未来的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者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别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捉摸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蹬里藏身”，不过他却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他在离江桥18里路的大兴车站设立了前敌指挥所。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满铁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大兴站为中心，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2千人马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以铁路为基线，先是大兴，后为三间房和昂昂溪。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事变以来中日交战的结果，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这时候中国已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老蒋和张学良对打赢这场国际官司有了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他思维的决不单纯是长官意志，而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他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挑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他的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江省东北军在三省东北军中原来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但中苏之战，率先牺牲了2个主力旅，到讨伐石友三的时候，万福麟又带了2个主力旅入关，现在能够顶在最前面的就是卫队团，其它部队都是从边境临时抽调过来的，能不能打好配合、服从指挥调度都是一个未知数。此外，新抽上来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骑兵，威风倒是威风，却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千万，也不是2百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2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做了准备，态度倔犟，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现。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符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日本人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让驻江桥部队撤退到大兴站，以便符合日军要求退至十五里外的要求。
本来是按照协议，给日本人面子，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誓死一拼以尽军人天职。”）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但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在驻江桥部队撤军前一天的晚上，滨本派出1个小队，坐着小船潜入北岸的守军哨所。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做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同时这个小队还对北岸的道路、地形做了侦察。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随着侦察的完成，下面大家各忙各的：炮兵大队选阵地，测距离；工兵则忙着修铁桥——不是让火车开，而是给步兵先过。
炮口对准了，桥也可以过了。还等什么。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
步兵第2大队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一声令下，第5中队（远矢中队）作为先头部队，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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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42 am
中国守军似乎仍和以前一样，未做任何防备。江岸上静悄悄的，往大兴车站去的路上也是静悄悄的。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其实担任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没有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日军。
没有动静，只是远矢中队还在规定的15里范围之内。徐宝珍从马占山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超出1里就开火。
日军中队长远矢忠大尉脑子里却根本没有什么15里的概念，他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日军没有防备，据他们自己统计，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这一家伙就死伤了15个人。
远矢忠被打懵了，他好象进入了时空错位：怎么回事，死的竟然都是我们的人？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远矢忠只得命令部队停下，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忙，以减少他的人员损失。
没想到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开飞机的中尉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守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怕就怕打仗，结果还真打起了。被币原交待过任务的齐齐哈尔领事清水着了慌。
他赶紧要求会见马占山，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清水的办法，是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
办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他没法让挑衅者先撤。
清水是个文官，他派林义秀替他到前线去扑火。
从内心里来讲，林义秀也是主张“向北满进军”的激进分子。无奈自己吃的就是对外交涉这碗饭，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只得答应担任调解委员会的日方代表。
中方代表是马占山的老部下石兰斌。
这些调解委员坐着专列赶到了前线。
林义秀让中国守军先行撤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石兰斌的断然拒绝。
中国军队是正当防卫，你们超出范围我们才动手的。要撤，也得大家一道撤。
林义秀语塞。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荣誉受损”的关东军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
所谓的调解只能就地搁浅。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第2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大。他认为，远矢忠停步不前，仅仅是个意外。
这小子怎么回事，离大兴站仅仅只有2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我亲自去看看。
小圜带了剩下的2个步兵中队，外加1个机枪中队，来到远矢中队停留的地方。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小圜终于明白中队长的苦恼了。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干脆就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小圜权衡了一会，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远矢忠做不成的事，换了他自己，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时，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要说这毛病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知久炮兵大队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急得直跳脚，可就是帮不着小圜一点忙。
一听到自己人吃了亏，调解委员林义秀马上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对于关东军不仅没有撤退，还悍然动武的举动，他只能解释这是一个误会，要求双方到一线战场解决问题。
很快，连林义秀自己也尝到了本国军队不听约束的苦头。
载着双方代表的专列刚刚抵达大兴车站，8架日机就飞来问好了。
火车被炸弹掀翻，众人全被震到了外面。
对己方的“卓越表现”，貌似很傻很天真的林义秀只能表示彻底无语了。
调停失败，战斗继续。
小圜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待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小圜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车站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黑夜里有阴谋，也有恐怖。
从烟草地里忽然冒出了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却报应到了自己头上，只得狼狈而退。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像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后方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达官贵人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抗敌的士兵发枪发饷。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依样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做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江省临时负责人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的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其实担任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没有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日军。
没有动静，只是远矢中队还在规定的15里范围之内。徐宝珍从马占山那里接到的命令是：超出1里就开火。
日军中队长远矢忠大尉脑子里却根本没有什么15里的概念，他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日军没有防备，据他们自己统计，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这一家伙就死伤了15个人。
远矢忠被打懵了，他好象进入了时空错位：怎么回事，死的竟然都是我们的人？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远矢忠只得命令部队停下，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忙，以减少他的人员损失。
没想到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开飞机的中尉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守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怕就怕打仗，结果还真打起了。被币原交待过任务的齐齐哈尔领事清水着了慌。
他赶紧要求会见马占山，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
清水的办法，是由双方组成一个调解委员会，督促各自部队后撤，以便继续恢复江桥修复进程。
办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他没法让挑衅者先撤。
清水是个文官，他派林义秀替他到前线去扑火。
从内心里来讲，林义秀也是主张“向北满进军”的激进分子。无奈自己吃的就是对外交涉这碗饭，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只得答应担任调解委员会的日方代表。
中方代表是马占山的老部下石兰斌。
这些调解委员坐着专列赶到了前线。
林义秀让中国守军先行撤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石兰斌的断然拒绝。
中国军队是正当防卫，你们超出范围我们才动手的。要撤，也得大家一道撤。
林义秀语塞。他心里很清楚，已经“荣誉受损”的关东军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一条件。
所谓的调解只能就地搁浅。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第2大队长小圜江邦雄少佐，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大。他认为，远矢忠停步不前，仅仅是个意外。
这小子怎么回事，离大兴站仅仅只有2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我亲自去看看。
小圜带了剩下的2个步兵中队，外加1个机枪中队，来到远矢中队停留的地方。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小圜终于明白中队长的苦恼了。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干脆就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小圜权衡了一会，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远矢忠做不成的事，换了他自己，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时，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要说这毛病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知久炮兵大队使用清一色的“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大队长知九八万少佐急得直跳脚，可就是帮不着小圜一点忙。
一听到自己人吃了亏，调解委员林义秀马上就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对于关东军不仅没有撤退，还悍然动武的举动，他只能解释这是一个误会，要求双方到一线战场解决问题。
很快，连林义秀自己也尝到了本国军队不听约束的苦头。
载着双方代表的专列刚刚抵达大兴车站，8架日机就飞来问好了。
火车被炸弹掀翻，众人全被震到了外面。
对己方的“卓越表现”，貌似很傻很天真的林义秀只能表示彻底无语了。
调停失败，战斗继续。
小圜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待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小圜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车站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黑夜里有阴谋，也有恐怖。
从烟草地里忽然冒出了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别人一个措手不及的，现在却报应到了自己头上，只得狼狈而退。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像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后方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达官贵人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抗敌的士兵发枪发饷。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依样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做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江省临时负责人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的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47 am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
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
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式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克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正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竟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就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在齐市也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
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传言的“证实”，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是有苏联人撑腰的。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报告后，马上脑袋一拍，命令从平田联队中抽一个大队（名仓刊大队）到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利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一个大队就搞不定马占山。
主要是炮兵没有发挥好掩护作用。
正好这时候，铁桥搭好了，马匹拉着炮就过了江。炮兵大队重新构筑阵地后，已能满足轰击的距离要求。
滨本大为兴奋。他不等天亮，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赶到前线，一来就命令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同志们。
由于有了炮火的支援，守军压力陡然增加。徐宝珍拼死力战，阵地屡失屡夺，伤亡不小。
形势已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巨大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军3架飞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轰炸。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档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就这么在飞机的炸弹中不闪不避，还愣是开着汽车冲了过去。
当然，另一辆卡车上的对空射击机枪组也贡献甚大。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作为掩护的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命令徐宝珍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着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他没有想到，这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吊大鱼的口袋。
马占山退至二线阵地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滨本还在高兴呢，自己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占领一线阵地，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了。
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真的不是。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进入一线阵地的人马不过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指大队），而在他的后面已经有了十几里的空档。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留有后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为了必要时候能够示敌以弱。
事实上，在卫队团后面，他已经储备了足量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很快，步骑两个团即应召而来。
吴德林步兵团与徐宝珍卫队团合兵一处，立刻使二线阵地的防守变得更加厚实起来。与此同时，萨力布骑兵团开始从两侧向日军的后方迂回进击。
迂回当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滨本并不知道，他正在准备向二线阵地发动进攻。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再次派上了重火力，一直被他雪藏的朴炳珊炮兵团开始露出峥嵘。
你一个炮兵营（大队），我一个炮兵团，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炮火一旦占不到上风，滨本就开始伤脑筋了，他只能拿出拼命的招数，组织敢死队往前冲。
二线阵地相当坚固，加上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所以日军攻得非常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但是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收网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也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风向突变，反攻开始了。
直到包围圈骤然缩小，滨本才猛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攻得太急，战线拉得过长，“头”跟“尾”衔接不起来了。
赶紧回撤，援救后方吧。
来不及了。
萨力布团已经迂回到他身后，将其“头”“尾”一刀砍断。
骑兵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好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帐了。
骑兵团的凶悍，正面守军的转头反攻，让滨本再也无法顾及后方了。
这个临时后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讯兵，乱哄哄的，无人进行组织，而且他们也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的弄了个工事掩体，哪里经得住骑兵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就在滨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前面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名仓刊大队已经到了，而且正好是当天晚上，正好可以给滨本救急。
可是名仓刊的运气并没有比滨本好上多少，它的兵员还不如滨本的小圜大队，小圜起码还有3个中队，名仓刊却只有2个，而且他还再次被马占山抄袭后路包了饺子。
到名仓刊也陷入苦海时，可怜两支部队都被围在里面动弹不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救谁了。
滨本脱身不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并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等一批官兵战死”。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5日，即江桥抗战打响的第二天。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
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
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式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克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正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竟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就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在齐市也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
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传言的“证实”，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是有苏联人撑腰的。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报告后，马上脑袋一拍，命令从平田联队中抽一个大队（名仓刊大队）到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利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一个大队就搞不定马占山。
主要是炮兵没有发挥好掩护作用。
正好这时候，铁桥搭好了，马匹拉着炮就过了江。炮兵大队重新构筑阵地后，已能满足轰击的距离要求。
滨本大为兴奋。他不等天亮，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赶到前线，一来就命令部队发动全面进攻。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同志们。
由于有了炮火的支援，守军压力陡然增加。徐宝珍拼死力战，阵地屡失屡夺，伤亡不小。
形势已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巨大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军3架飞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将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轰炸。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档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就这么在飞机的炸弹中不闪不避，还愣是开着汽车冲了过去。
当然，另一辆卡车上的对空射击机枪组也贡献甚大。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作为掩护的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命令徐宝珍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着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他没有想到，这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吊大鱼的口袋。
马占山退至二线阵地后，就一直在观察着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滨本还在高兴呢，自己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他现在一心想的就是赶紧占领一线阵地，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了。
他不是马占山的对手，真的不是。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进入一线阵地的人马不过只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指大队），而在他的后面已经有了十几里的空档。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留有后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为了必要时候能够示敌以弱。
事实上，在卫队团后面，他已经储备了足量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很快，步骑两个团即应召而来。
吴德林步兵团与徐宝珍卫队团合兵一处，立刻使二线阵地的防守变得更加厚实起来。与此同时，萨力布骑兵团开始从两侧向日军的后方迂回进击。
迂回当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滨本并不知道，他正在准备向二线阵地发动进攻。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再次派上了重火力，一直被他雪藏的朴炳珊炮兵团开始露出峥嵘。
你一个炮兵营（大队），我一个炮兵团，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炮火一旦占不到上风，滨本就开始伤脑筋了，他只能拿出拼命的招数，组织敢死队往前冲。
二线阵地相当坚固，加上一个团变成了两个团，所以日军攻得非常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但是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收网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也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风向突变，反攻开始了。
直到包围圈骤然缩小，滨本才猛地意识到，由于自己攻得太急，战线拉得过长，“头”跟“尾”衔接不起来了。
赶紧回撤，援救后方吧。
来不及了。
萨力布团已经迂回到他身后，将其“头”“尾”一刀砍断。
骑兵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好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帐了。
骑兵团的凶悍，正面守军的转头反攻，让滨本再也无法顾及后方了。
这个临时后方并没有什么战斗力，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讯兵，乱哄哄的，无人进行组织，而且他们也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的弄了个工事掩体，哪里经得住骑兵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就在滨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前面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名仓刊大队已经到了，而且正好是当天晚上，正好可以给滨本救急。
可是名仓刊的运气并没有比滨本好上多少，它的兵员还不如滨本的小圜大队，小圜起码还有3个中队，名仓刊却只有2个，而且他还再次被马占山抄袭后路包了饺子。
到名仓刊也陷入苦海时，可怜两支部队都被围在里面动弹不得，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救谁了。
滨本脱身不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并报告了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等一批官兵战死”。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5日，即江桥抗战打响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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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52 am
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就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先后派出的两支大队都会被马占山包围。
同样吃惊的还有参谋本部的金谷参谋长。金谷认为马占山有实力与关东军进行抗衡，说明后面的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先前远藤参谋的侦察可能有误，因此他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滨本他们救出来要紧。
他再次下令，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这次的援兵是滨本下属的另一个大队——第3大队（坂井大队）。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6日早上，坂井大队到达大兴前沿。
这时因为缺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应祸得福，由于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总算给了他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包括步兵第3旅在内的几乎所以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了场，希望能抓住机会歼灭被围日军。
第3旅是马占山在黑河的老部队，现在的确是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这么一来，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甚至有自己也卷进去，被马占山一股脑包了饺子的危险。
接到前线报告，本庄繁这才意识到如果再不把筹码一次性押上去的话，所有次第增援上去的部队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终于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叫了过来：还是你来指挥吧。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多门手上能抽出来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藤井勇大队），另加一个骑兵中队和野炮大队。
本庄繁说你不要急，我马上给你找人。
他找的是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一支从朝鲜军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中抽出的旅团。
不过仓促之间，嘉村旅团也来不及把人都调过来，只能来1个步兵大队和野炮联队。
第三批援军即将到达大兴前线的消息很快就被马占山所掌握。
马占山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举动。
他决定弃卒保车，果断放弃大兴站，主动撤至三间房和昂昂溪。
撤当然有撤的道理。
我们的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日军的轻敌和本庄繁的瞎指挥。第一天一个大队，第二天一个大队，第三天一个大队，本来加一起还能搞搞的，结果拆零了反而被马占山各个击破，统统围了起来。
但是包围，并不意味着击溃。彼守我攻，短时间内即使下血本也是很难拿下来的。现在一下子又来两个大队及其配属部队，等于在大兴到江岸之间的18里范围内，会集了一个旅团以上的日军，且有相当多的野炮进行配合。
到时守军将不再占有任何优势，如果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当然，马占山也很清楚，仅靠自身力量，在江桥在这里只能是拖得一日是一日，无法长久固守下去。因此，他还有通过纵深防守，为进行谈判和等待援兵争取时间的考虑。
在撤出大兴后，马占山在昂昂溪建立了临时指挥所，同时以大兴和昂昂溪之间的三间房为中心，对各个防守区域重新进行了布置。
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第三批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全部撤回了他们的原驻防地点。
撤退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的。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啊。
可是领导的意见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头。
在获悉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金谷又觉得吃亏了，很快发来一电，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改掉了，说放宽一点吧，以大兴以北的汤池站为界。
本庄繁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我刚刚撤兵，你就让我继续前进，拿我耍着玩的吧。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虽为缩编师团，但在东瀛部队中仍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嘱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时事的出家人也跟着掺合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帐，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同样吃惊的还有参谋本部的金谷参谋长。金谷认为马占山有实力与关东军进行抗衡，说明后面的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先前远藤参谋的侦察可能有误，因此他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滨本他们救出来要紧。
他再次下令，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这次的援兵是滨本下属的另一个大队——第3大队（坂井大队）。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6日早上，坂井大队到达大兴前沿。
这时因为缺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应祸得福，由于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总算给了他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包括步兵第3旅在内的几乎所以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了场，希望能抓住机会歼灭被围日军。
第3旅是马占山在黑河的老部队，现在的确是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这么一来，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甚至有自己也卷进去，被马占山一股脑包了饺子的危险。
接到前线报告，本庄繁这才意识到如果再不把筹码一次性押上去的话，所有次第增援上去的部队都有可能越陷越深。
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终于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叫了过来：还是你来指挥吧。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多门手上能抽出来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藤井勇大队），另加一个骑兵中队和野炮大队。
本庄繁说你不要急，我马上给你找人。
他找的是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一支从朝鲜军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中抽出的旅团。
不过仓促之间，嘉村旅团也来不及把人都调过来，只能来1个步兵大队和野炮联队。
第三批援军即将到达大兴前线的消息很快就被马占山所掌握。
马占山此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举动。
他决定弃卒保车，果断放弃大兴站，主动撤至三间房和昂昂溪。
撤当然有撤的道理。
我们的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日军的轻敌和本庄繁的瞎指挥。第一天一个大队，第二天一个大队，第三天一个大队，本来加一起还能搞搞的，结果拆零了反而被马占山各个击破，统统围了起来。
但是包围，并不意味着击溃。彼守我攻，短时间内即使下血本也是很难拿下来的。现在一下子又来两个大队及其配属部队，等于在大兴到江岸之间的18里范围内，会集了一个旅团以上的日军，且有相当多的野炮进行配合。
到时守军将不再占有任何优势，如果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当然，马占山也很清楚，仅靠自身力量，在江桥在这里只能是拖得一日是一日，无法长久固守下去。因此，他还有通过纵深防守，为进行谈判和等待援兵争取时间的考虑。
在撤出大兴后，马占山在昂昂溪建立了临时指挥所，同时以大兴和昂昂溪之间的三间房为中心，对各个防守区域重新进行了布置。
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第三批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又全部撤回了他们的原驻防地点。
撤退命令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的。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啊。
可是领导的意见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头。
在获悉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金谷又觉得吃亏了，很快发来一电，把“滨本联队的作战区域”改掉了，说放宽一点吧，以大兴以北的汤池站为界。
本庄繁差点没把鼻子气歪：我刚刚撤兵，你就让我继续前进，拿我耍着玩的吧。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虽为缩编师团，但在东瀛部队中仍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却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嘱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时事的出家人也跟着掺合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帐，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也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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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54 am
国联此时恨不得把日本外务省的耳朵揪过来问一问，你在我这里说的话、发的誓是不是形同放屁。
在日本国内，若榇内阁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管束军队，又要厚着脸皮替军队擦屁股。
怎么办？
还不是得用上那套老程序：首相找陆相，陆相找娘家。
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参谋总长扔了一句话：去管管你那个宝贝关东军，让它别再在外面胡干蛮干瞎干了。
一向不把内阁当回事的金谷这次也有些无语。
他倒不是怕什么国联，主要是担心马占山表现得如此威猛，是不是真的有苏联背景。因为沿着大兴站，越往前走越深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到时如果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不一定是苏联红军的对手。
因此，他再次向关东军发出指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把参谋本部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它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它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如果我们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根据讨论结果，本庄繁作出了“两个集中”的决定。
第一个集中，是集中兵力。以前刮脂油一样地抽调部队，是由于铁路线上，新占领的地儿，都需要有人把守和警卫，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打马占山为头等大事，能抽的都要尽量抽出来。
第二个集中，是把指挥权集中起来。
……
战场指挥由多门担任。
如果不是参谋们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其实当时东北军组织反攻，夺回家园的机遇仍未完全失去。因为此时的关东军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么大的气候，除仙台师团和铁路独立守备队的1万5千人外，临时驻扎的朝鲜军嘉村旅团尚不足4千人，就这些部队，连黑龙江一省的东北军都能抵挡一阵，若倾关内外东北军全力，里应外合，未必不能打出比当年中苏之战更好的战绩来，也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从而长其政府志气，转过头来对不听话的关东军施以压力。
那为什么不打呢？
其实眼巴巴指望的还是那个东西，即国联的干预（“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2日，南京召开***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纵使是一代名将，亦惟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在日本国内，若榇内阁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既无法管束军队，又要厚着脸皮替军队擦屁股。
怎么办？
还不是得用上那套老程序：首相找陆相，陆相找娘家。
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参谋总长扔了一句话：去管管你那个宝贝关东军，让它别再在外面胡干蛮干瞎干了。
一向不把内阁当回事的金谷这次也有些无语。
他倒不是怕什么国联，主要是担心马占山表现得如此威猛，是不是真的有苏联背景。因为沿着大兴站，越往前走越深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到时如果发生正面冲突，关东军不一定是苏联红军的对手。
因此，他再次向关东军发出指令，要求对北满暂不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为了怕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片仓当即和板垣一起，气呼呼地找到本庄繁，把电文丢给他，并一口咬定这是对统帅权的又一次侵犯。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的，而且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他一听有理。
什么叫统帅权？天皇掌握军队。
天皇怎么掌握军队，那就得靠我们这些打仗的人。
现在，你不让我打仗，就是侵犯统帅权。
绝对没错。
按照这一逻辑，本庄繁毫不客气地把参谋本部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它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它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如果我们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根据讨论结果，本庄繁作出了“两个集中”的决定。
第一个集中，是集中兵力。以前刮脂油一样地抽调部队，是由于铁路线上，新占领的地儿，都需要有人把守和警卫，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打马占山为头等大事，能抽的都要尽量抽出来。
第二个集中，是把指挥权集中起来。
……
战场指挥由多门担任。
如果不是参谋们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老蒋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其实当时东北军组织反攻，夺回家园的机遇仍未完全失去。因为此时的关东军还没有形成后来那么大的气候，除仙台师团和铁路独立守备队的1万5千人外，临时驻扎的朝鲜军嘉村旅团尚不足4千人，就这些部队，连黑龙江一省的东北军都能抵挡一阵，若倾关内外东北军全力，里应外合，未必不能打出比当年中苏之战更好的战绩来，也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从而长其政府志气，转过头来对不听话的关东军施以压力。
那为什么不打呢？
其实眼巴巴指望的还是那个东西，即国联的干预（“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我说过，认为国联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认为国联包打一切，包治百病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它自身的缺陷，除了那个位列弱智规定第一名的“全体通过”外，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也是致命伤。
直到它解体若多年后，才有了联合国部队。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2日，南京召开***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纵使是一代名将，亦惟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随着日军用于江桥的进攻部队有增无减，马占山孤立无援，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
而后是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
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理由是确保洮昂铁路安全。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马上抢时间备战。
不过答复照答复，而且逐条论证，有理有节：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可能贵国外务省和国联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占山虽然一直在打仗，消息却不封闭。芳泽当前国联的面许了多少诺，发了多少誓，他都一清二楚。不扩大事态，不进入北满，可都是你们自己政府说过的。难不成现在要自己给自己掌嘴不成？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高，实在是高。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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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57 am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犟。
本庄繁随即调兵遣将。这次关东军是准备下大本钱的，仙台师团自然是倾巢而出，就连驻防沈阳的嘉村旅团也只在当地留了一个步兵中队，其余全部运往大兴，统归多门指挥。
为了增援江桥前线，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这时候驻锦州的东北军终于也出手了。
不过出的不是兵，而是日军铁路沿线缺兵少将的通报。
向谁通报呢？
分布在辽宁各地的东北义勇军。
这些义勇军，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东北军埋在关内的“暗线”，或至少是受少帅资助的。少帅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避免消耗东北军正规部队，另一方面可以用义勇军来跟鬼子捣捣乱，同时又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
东北义勇军闻声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由于日军已无兵力顾及“清剿”，铁路被毁坏的很多。嘉村旅团因此没有能够按时到多门那里报道，这对马占山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支援。
从三间房到昂昂溪的防守，马占山和谢珂早已有所经营。和大兴前沿一样，这里也有两道防线。其中，以第一道三间房防线最为坚固，前后共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所有工事。
嘉村旅团一时来不了，多门就带着仙台师团先行出发。他在大兴呆了两天，主要是做攻击前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7日夜，准备就绪，仙台师团出发了。
本庄繁可真会帮他们挑时候，早不进攻，晚不进攻，让他们这种时候进攻。
此时真是北满最冷的天气。
扑面狂风，冰天雪地，室外零下摄氏20度的气温，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军接近三间房一线阵地并发起进攻。
这次防守三间房，马占山特地调来了最后一支生力军——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并由该旅涂全胜团担当防守要冲。
仙台师团从拂晓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多门果然有一手，他采用的策略是步兵走正面，骑兵走两侧，这样正面能突破最好，一旦无法取得进展，只要侧面能冲过去，也随时可对三间房形成包抄。
战斗一开始就激烈异常。仙台师团有一个骑兵联队，但实际上下面只有1个骑兵中队，所以骑兵并不多，但跑起来倒是挺欢腾，从两侧猛冲达十多次，而守军的办法是把迫击炮和机关枪结合起来用，马离得远，就用炮轰他，离得近了，直接用捷克式招呼，让日军骑兵无法靠近，不得不怏怏而退。
到凌晨3点，关东军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所谓独立战车，其实也就是坦克。这时候它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清道夫作用，借以冲毁战壕外的木桩和铁丝网（“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同时一些战壕也被其冲塌。
多门见正面已有所撼动，令旗一摆，命野炮兵第2联队（河村联队）对阵地进行炮击。这一轮轰炸过后，各团防守战壕均被切断（“断为数十处”）。
阵地被分割，正是围而歼之的最好时候。一个小时后，多门抓住机会，命令骑兵联队再次从阵地的左后方包围过去。
在战壕无法立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选择出壕应战。涂全胜一跃上马，准备以骑兵对骑兵，将日军骑兵冲散，但经过前面的“钢铁打击”，部队已无法完全集中起来，而且战壕内被炸死的马匹很多。
一个骑兵团组织不起来，那我就能组多少算多少。涂全胜带着临时整合起来的两个骑兵连和一部分步兵，向敌骑兵冲了过去。
都是骑兵团长，涂全胜的表现并不比萨力布逊色，他身先士卒，“奋勇喊杀”，立即激发起来了官兵在逆境之下浴血搏杀的勇气。
中国骑兵接连发起5次冲锋，由于来势凶猛，日军骑兵别说把对方围起来了，自己躲还来不及（“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涂全胜的挺身而出，使日军没能学着包上饺子，但此时正面阵地显然已难以支持。
凌晨5点，天已开始放亮。
关东军飞行队7架飞机从大兴临时机场出发，对阵地进行空中打击，“投重炸弹数百枚”，同时日机也给日军炮兵准确选择弹着点指示了目标。
日军空炮协同的优势一发挥出来，对守军阵地来说就是致命的，东北军官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进行顽强抵抗（“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就在这时候，久无军援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不可复用”）。
到上午9点，三间房一线阵地终于被仙台师团突破。
但是关键时候，马占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用兵智慧。他在三间房的各个侧面都有具有纵深的防御工事，因此，虽然正面失守，但三间房以东、以西却还有部队能进行阻击。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部队不会随主阵地的瓦解而出现迅速溃退，守军仍能且战且退，逐次撤往昂昂溪二线阵地。
多门当然知道一鼓作气的道理，他命令部队不要停止，立刻冲过昂昂溪，拿下齐齐哈尔。
日军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二线阵地危在旦夕。
马占山闻报，立即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军心万不能垮下来，军心一垮，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上阵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斩马谡”，把两个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借机溜号的连长给崩掉了
三军于是重新奋起。
下午1点，日军被击退。
虽然暂时化解了险情，但马占山很清楚，胜负已定，齐齐哈尔失守已不可避免。
这里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不仅撤出二线阵地，也撤出齐市。后者并无高大城垣可以凭险据守，
但是撤退，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就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齐齐哈尔的军政机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分散转移掉了。等到在二线阵地击退日军，他当机立断，按计划迅速将大部队撤到齐市外围60里地区驻扎，指挥机构则迁往海伦——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
但是马占山也没有将所有部队都撤走，他仍然留下了小股骑兵部队用以迷惑对方。
就在马占山悄悄撤离的时候，多门却还在他的大帐里盘算“奇谋”。
想出来了，进行夜袭。在多门看来，这是一个瓮中捉鳖的方案，即乘夜出发，由第3旅团（长谷旅团）居左，第15旅团（天野旅团）居右，一左一右，分进合击，将马占山“包”起来，到时谅他插翅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8日夜，仙台师团出击。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质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犟。
本庄繁随即调兵遣将。这次关东军是准备下大本钱的，仙台师团自然是倾巢而出，就连驻防沈阳的嘉村旅团也只在当地留了一个步兵中队，其余全部运往大兴，统归多门指挥。
为了增援江桥前线，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这时候驻锦州的东北军终于也出手了。
不过出的不是兵，而是日军铁路沿线缺兵少将的通报。
向谁通报呢？
分布在辽宁各地的东北义勇军。
这些义勇军，说白了，大部分都是东北军埋在关内的“暗线”，或至少是受少帅资助的。少帅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避免消耗东北军正规部队，另一方面可以用义勇军来跟鬼子捣捣乱，同时又让日本人抓不到把柄。
东北义勇军闻声而动，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行动。由于日军已无兵力顾及“清剿”，铁路被毁坏的很多。嘉村旅团因此没有能够按时到多门那里报道，这对马占山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支援。
从三间房到昂昂溪的防守，马占山和谢珂早已有所经营。和大兴前沿一样，这里也有两道防线。其中，以第一道三间房防线最为坚固，前后共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所有工事。
嘉村旅团一时来不了，多门就带着仙台师团先行出发。他在大兴呆了两天，主要是做攻击前的侦察等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7日夜，准备就绪，仙台师团出发了。
本庄繁可真会帮他们挑时候，早不进攻，晚不进攻，让他们这种时候进攻。
此时真是北满最冷的天气。
扑面狂风，冰天雪地，室外零下摄氏20度的气温，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日军接近三间房一线阵地并发起进攻。
这次防守三间房，马占山特地调来了最后一支生力军——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并由该旅涂全胜团担当防守要冲。
仙台师团从拂晓开始发动全面进攻。多门果然有一手，他采用的策略是步兵走正面，骑兵走两侧，这样正面能突破最好，一旦无法取得进展，只要侧面能冲过去，也随时可对三间房形成包抄。
战斗一开始就激烈异常。仙台师团有一个骑兵联队，但实际上下面只有1个骑兵中队，所以骑兵并不多，但跑起来倒是挺欢腾，从两侧猛冲达十多次，而守军的办法是把迫击炮和机关枪结合起来用，马离得远，就用炮轰他，离得近了，直接用捷克式招呼，让日军骑兵无法靠近，不得不怏怏而退。
到凌晨3点，关东军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所谓独立战车，其实也就是坦克。这时候它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清道夫作用，借以冲毁战壕外的木桩和铁丝网（“壕外木桩铁网，悉为所毁”），同时一些战壕也被其冲塌。
多门见正面已有所撼动，令旗一摆，命野炮兵第2联队（河村联队）对阵地进行炮击。这一轮轰炸过后，各团防守战壕均被切断（“断为数十处”）。
阵地被分割，正是围而歼之的最好时候。一个小时后，多门抓住机会，命令骑兵联队再次从阵地的左后方包围过去。
在战壕无法立足的情况下，部队只能选择出壕应战。涂全胜一跃上马，准备以骑兵对骑兵，将日军骑兵冲散，但经过前面的“钢铁打击”，部队已无法完全集中起来，而且战壕内被炸死的马匹很多。
一个骑兵团组织不起来，那我就能组多少算多少。涂全胜带着临时整合起来的两个骑兵连和一部分步兵，向敌骑兵冲了过去。
都是骑兵团长，涂全胜的表现并不比萨力布逊色，他身先士卒，“奋勇喊杀”，立即激发起来了官兵在逆境之下浴血搏杀的勇气。
中国骑兵接连发起5次冲锋，由于来势凶猛，日军骑兵别说把对方围起来了，自己躲还来不及（“敌骑为避遁者数次”）。
涂全胜的挺身而出，使日军没能学着包上饺子，但此时正面阵地显然已难以支持。
凌晨5点，天已开始放亮。
关东军飞行队7架飞机从大兴临时机场出发，对阵地进行空中打击，“投重炸弹数百枚”，同时日机也给日军炮兵准确选择弹着点指示了目标。
日军空炮协同的优势一发挥出来，对守军阵地来说就是致命的，东北军官兵只能用自己的血肉进行顽强抵抗（“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就在这时候，久无军援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不可复用”）。
到上午9点，三间房一线阵地终于被仙台师团突破。
但是关键时候，马占山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用兵智慧。他在三间房的各个侧面都有具有纵深的防御工事，因此，虽然正面失守，但三间房以东、以西却还有部队能进行阻击。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部队不会随主阵地的瓦解而出现迅速溃退，守军仍能且战且退，逐次撤往昂昂溪二线阵地。
多门当然知道一鼓作气的道理，他命令部队不要停止，立刻冲过昂昂溪，拿下齐齐哈尔。
日军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二线阵地危在旦夕。
马占山闻报，立即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军心万不能垮下来，军心一垮，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因此，上阵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斩马谡”，把两个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借机溜号的连长给崩掉了
三军于是重新奋起。
下午1点，日军被击退。
虽然暂时化解了险情，但马占山很清楚，胜负已定，齐齐哈尔失守已不可避免。
这里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颟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不仅撤出二线阵地，也撤出齐市。后者并无高大城垣可以凭险据守，
但是撤退，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就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齐齐哈尔的军政机关早就被他一点点地分散转移掉了。等到在二线阵地击退日军，他当机立断，按计划迅速将大部队撤到齐市外围60里地区驻扎，指挥机构则迁往海伦——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
但是马占山也没有将所有部队都撤走，他仍然留下了小股骑兵部队用以迷惑对方。
就在马占山悄悄撤离的时候，多门却还在他的大帐里盘算“奇谋”。
想出来了，进行夜袭。在多门看来，这是一个瓮中捉鳖的方案，即乘夜出发，由第3旅团（长谷旅团）居左，第15旅团（天野旅团）居右，一左一右，分进合击，将马占山“包”起来，到时谅他插翅难逃。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18日夜，仙台师团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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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0 am
让多门郁闷的是，他的一网打尽，“智擒马占山”的计划看来是要泡汤了。因为一路上虽然时有骑兵跑出来打黑枪，但始终看不到大部队的踪影。
直到下午进入齐市，仍然不知道马占山到底在哪里。
坏了，这姓马的看来是已经提前跑了。
既然跑了，那就得赶紧追啊。按照日军内部的讲法，当时多门马上就派兵追赶，可是却“误中”了马占山布下的疑阵。
追击部队一出城就不知道马占山究竟往哪个方向跑了。不过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他们看得眼花缭乱。
让驻齐市的特务机关人员以及熟悉马占山的人来指认，说极可能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其实马占山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
没有追到马占山那是必然的，倘若追上倒奇了怪了。
这些“私人物品”上交到多门那里后，多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误判断。
那就是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但在仔细翻阅史料后，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多门不敢穷追，是因为受天气困扰。
在江桥之战中，马占山固然让关东军头疼，但另一个大敌也同样令他们感到恐惧。那就是北满要命的酷寒气温。
天气冷，偏偏仙台师团还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会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竟然“耽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到进攻三间房时，他们也吃不消了。
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
日军参战实际伤亡率低，当然是中国军队缺乏重火器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日军官兵平时注重训练，打仗时善于自我保护有关系。
一般而言，在中日作战时，由于有飞机大炮进行掩护，日军即使在冲锋时，也很少做出那种一窝蜂往前挤的技术动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分散出击，你要想干倒他几个，老实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这与后来太平洋上的日美之战有显著区别。
纵然如此，老天爷与马大爷协同作战，仍然把日军干趴下1300多人，占去了第2师团参战总人数的20％以上。如此大的减员数，是关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其自“九一八”以来所蒙受的最惨重伤亡。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名声扫地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史料记载，当时又羞又愤的蒋介石确曾动过念头，要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准备北上的电报。他也知道打赢的可能性很小（“无战胜之理”），更别说收复东北了，不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而且说不定还能引起太平洋战争哩。
这个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是当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尤其被广东方面逼得受不了，后者一直要求他下野。
和“安内”是老蒋消除异己的工具一样，抗日“攘外”又何尝不是他摆脱内部困扰，提高自身威望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你们不是说我不抗日，不抵抗，所以才要倒我吗，好，我现在就北上抗日，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下野。
可是老蒋的算盘却还是打不过他的那些“党内同志”。大家听到他要“北上抗战”时，并没有感动得眼泪哗哗，反而都不让他去（“皆坚持不可”）。
文件写是那么写，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不等于对日宣战吗，至少也算是对日备战，现在国联交涉“尚未绝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倭寇之挑衅”，是在“孤注一掷，举国以殉”。
另一方面，大家对老蒋可能“辞职下野”却表现得十分暧昧，基本上是赞成的同意的各一半（“赞否参半”）。
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了，老蒋自己也觉得很没脾气，只得做罢。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直到下午进入齐市，仍然不知道马占山到底在哪里。
坏了，这姓马的看来是已经提前跑了。
既然跑了，那就得赶紧追啊。按照日军内部的讲法，当时多门马上就派兵追赶，可是却“误中”了马占山布下的疑阵。
追击部队一出城就不知道马占山究竟往哪个方向跑了。不过他们意外地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他们看得眼花缭乱。
让驻齐市的特务机关人员以及熟悉马占山的人来指认，说极可能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其实马占山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
没有追到马占山那是必然的，倘若追上倒奇了怪了。
这些“私人物品”上交到多门那里后，多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误判断。
那就是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它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
但在仔细翻阅史料后，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多门不敢穷追，是因为受天气困扰。
在江桥之战中，马占山固然让关东军头疼，但另一个大敌也同样令他们感到恐惧。那就是北满要命的酷寒气温。
天气冷，偏偏仙台师团还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会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江省过冬。
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竟然“耽搁”了他们这么长时间。
如此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原因是在精神原子弹的剌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2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第2师团（仙台师团）虽来自仙台，号称比较能耐寒挨冻，但到进攻三间房时，他们也吃不消了。
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有相当比例。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
日军参战实际伤亡率低，当然是中国军队缺乏重火器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也与日军官兵平时注重训练，打仗时善于自我保护有关系。
一般而言，在中日作战时，由于有飞机大炮进行掩护，日军即使在冲锋时，也很少做出那种一窝蜂往前挤的技术动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匍匐前进，分散出击，你要想干倒他几个，老实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这与后来太平洋上的日美之战有显著区别。
纵然如此，老天爷与马大爷协同作战，仍然把日军干趴下1300多人，占去了第2师团参战总人数的20％以上。如此大的减员数，是关东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为其自“九一八”以来所蒙受的最惨重伤亡。
让人哑然的是，就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陷后，南京的***四大终于通过了一个决议，即让已经名声扫地的蒋介石亲自率兵北上收复失地。
史料记载，当时又羞又愤的蒋介石确曾动过念头，要以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准备北上的电报。他也知道打赢的可能性很小（“无战胜之理”），更别说收复东北了，不过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而且说不定还能引起太平洋战争哩。
这个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是当时他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尤其被广东方面逼得受不了，后者一直要求他下野。
和“安内”是老蒋消除异己的工具一样，抗日“攘外”又何尝不是他摆脱内部困扰，提高自身威望和地位的不二法门。
你们不是说我不抗日，不抵抗，所以才要倒我吗，好，我现在就北上抗日，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下野。
可是老蒋的算盘却还是打不过他的那些“党内同志”。大家听到他要“北上抗战”时，并没有感动得眼泪哗哗，反而都不让他去（“皆坚持不可”）。
文件写是那么写，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不等于对日宣战吗，至少也算是对日备战，现在国联交涉“尚未绝望”，你这样做太冒险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倭寇之挑衅”，是在“孤注一掷，举国以殉”。
另一方面，大家对老蒋可能“辞职下野”却表现得十分暧昧，基本上是赞成的同意的各一半（“赞否参半”）。
这样都被你们看出来了，老蒋自己也觉得很没脾气，只得做罢。
日本那边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早在马占山从大兴撤出后，若榇首相就以为，既然关东军当初出兵是为了保护嫩江大桥，现在任务完成了（双方原本以大兴车站以北划界），自然也会停下来。
可是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客想的实在是太天真太简单了。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匹关不住的野马，脱了缰后哪有自觉自愿停步的道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回复：马占山的部队离得太近（此时在三间房），对日军来说很不安全，一定要继续前进。
若榇大吃一惊，深知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将在国际外交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便赶紧把陆军大臣南次郎叫来，让他设法阻止。
这个同样窝囊到死的陆相南次郎，没有别的办法，依旧只能给关东军发电报过去，要他们停止进军。
结果，鬼都不理他。关东军照样打进了齐齐哈尔，并继续朝着他们认定的“北满”目标大步迈进。
若榇内阁晕到了极点。
国联的决议草案，是要求日本务必在11月16日前撤军。就算你不同意，也只是说时间不确定，并没有说不撤。
现在好了，与预定时间相比，又超过了3天，你既没撤军，又没想好新的时间，更过分的是，还从“不扩大”发展到了“扩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满。
你当我们国联和各国代表都是泥塑木偶？
那几天，日子最难过的就是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每次上国联开会就跟上法庭受审差不多，口袋里总是要放一块手帕，不是擦汗就是抹眼泪。
苦命人啊。
芳泽眼泪汪汪地向国内的外相币原汇报了情况，表示自己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币原和若榇首相商量了一下，也觉得事已至此，再靠硬顶和装傻已经难以蒙混过关，非得另想办法不可了。
日本政客们对付国内的军队虽然束手无策，但在如何跟西洋人耍赖方面还是很有两三下子的。
很快，芳泽就得到了币原新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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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2 am
在关东军猛攻三间房，即将进入齐齐哈尔市之前，芳泽向国联提出，日本赞成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词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表态。
向东北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本来是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向国联提出申诉的时候，就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日本极力排斥国联介入，主张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因此对派国联调查团的事坚决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起来。
现在日本答应的这么爽快，不禁令国联喜出望外，连那些本来已准备好讲稿痛骂芳泽一顿的代表们也连连叫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日本觉悟了，服软了，东北事件的处理将一片光明。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甚至感到有些不痛快。
谁？
中国代表施肇基。
同样一件事，你今天答应和明天答应，效果可能大不一样，这就叫做时机。
的确，当初中国是很希望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的，但时过境迁，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日本一再出尔反尔，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遣责。随着国联确定的期限已过，它的压力越来越大，晚撤一天就要多挨一天的骂，晚撤两天就要多挨两天的骂，吊在那里很不好受，在国际外交上可以说已被逼到了绝境。
施肇基相信，只要再坚持一下，即使日本还是不肯撤军，国联也会被迫使出经济制裁等手段。
但是芳泽的表态一下子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好棋，既缓减了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外交主动权重新又回到了日本人手中。
果然，在调查团的具体使命上，芳泽开始做起了文章。
他要求以国际盟约第11条为原则，即调查团要重点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国际条约的履行状况等问题，而对撤兵问题却置之不理。
凭心而论，如果要进行此类调查，“中国排外、抵制洋货”这些问题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大多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是中国民众激于国土沦丧所做出的必然反应。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已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一下子降了九成。
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来影响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从而误导国联作出的相应判断。
施肇基的反应多快，他怎么能够同意。
他转而提出，适用于调查团的并不是第11条，而是第15条，即调查的主要目的和范围跟“排外”、“抵制洋货”毫不搭界，而是应直奔“九一八”事变和东三省这一主题。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吃了我的你要吐出来，欠了我的你要还回来，咱就事论事，扯那么多犊子干什么。
关键时候，国联显示出了它和稀泥的精神。
既然你们两家都不肯让，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我就给你们来个折中，调查团照派，但不讲明是按国际盟约的哪条原则派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施肇基反而为难了。
归根结底，他身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可以给他撑腰。打是肯定不行的，只能依靠国联。
现在日本让步了，国联折中了，各国解劝了，你还要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无奈之下，施肇基只得代表中国政府对国联的方案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国联通过议决案，决定派遣5名中立国观察员组成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这一回合，中日在外交上打成了一个平手。
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让日本尽早撤军的目的，而日本也面临着国联直接干涉和插手东北事务的风险。
身心俱疲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回到了住处，他知道，接下来他还是不能休息，因为还有很多棘手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和应付。
他根本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场厄运。
一群中国的留学生得知了国联决议的内容，顿时大怒。因为这份决议并没有再次敦促日本撤军，而是宣布要向东北派出调查团。
这个调查团能干什么，他们能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吗？
大家怒不可遏，什么话都别说了，这分明就是一个卖国的决议，而在国联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卖国贼！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弱国外交有多难，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基本不在爱国愤青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中国代表的住处很轻易地就被打听到了。
施肇基听说留学生们要找他，很高兴。在国内异地，老乡见老乡，还两眼泪汪汪呢，何况这是在异国它乡。
想当年，自己不也是这样一个四处漂泊的中华学子吗。
门开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的问候和拥抱，而是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和拳脚。
施肇基想要分辨，但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打的人照打，骂的人照骂，没有任何让他申辨的余地。
一个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仪态端庄的老外交官在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无情的暴打、侮辱和摧残。
打他骂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同胞。
老人无法还手，无力还手，也不愿还手。他的心只能流泪，或许还在流血。
历史应该记录这一天。因为它是耻辱的一天。
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用野蛮来代替文明。不管用任何借口，哪怕是爱国。
每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阵悲凉。我在想，我们这个号称文明之邦的民族，是不是有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讲道理的民族——枪口是用来对准敌人的，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
夜深人静，施肇基写下了一封辞职电文。
他终于又走上了和王正廷一样的道路。
有人会说，这位施大使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嘛。外交形势这么严峻，你怎么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了。不就是被打了一顿，骂了一顿吗，简单，用红花油擦拭一下伤口，组织再关怀和慰问一下，接着再干好了。
说这话的，我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是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伤口可以愈合，责骂可以暂时抛开，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没有。
那就是做人的尊严。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如果个人尊严和体面都无法很好维护，谈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施肇基回家了。
此时，国联派调查团一事已是板上钉钉，只等开年整队出发。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词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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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5 am
当然，有时候也转过复辟的念头，可惜他并不是主角。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在发动北京政变后，老冯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
到了民国，也算同乱世沾上了点边，才让孙殿英这号人有了用武之地。
一般来说，盗墓的人都很低调，毕竟是冲着发财致富来的，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件缺德事，被人骂了也不敢吭声。
但偏偏有人做了杂碎活，还能装高尚。
孙殿英就是这类人。
这位兄弟是这样向人解释他的盗墓动机的——
先总理孙中山不是革了满清的命吗，他枪杆子多，可以革活人的命。孙某不才，可怜手上的枪也没几条，活人的命革不起，就只有革死人的命了。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小军阀孙殿英竟然能把他的盗墓事业上升到如此高度，简直可以与革命先行者的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了。
此等惊世骇世之语，真可当得一个评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炸东陵这事一开始是秘密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民国前后的娱乐新闻很发达，狗仔队遍及各地，很快就有人捅到报纸上去了。
溥仪听到后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只能用目眦尽裂这四个字来形容。
虽说这个前皇帝向来为人软弱，而且早已威风扫地，但你要是真掘他祖坟，是个人都受不了。
对于国人来说，祖上的墓地不仅代表着对先人的尊崇，也预示着一种神秘的风水，可以说，自己一家老小今世混得好不好，基本上全指靠它了。因此，除非后代死绝，对祖坟那是看得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
东陵里埋的就是溥仪的祖上——外祖母慈禧太后。对溥仪来讲,这个外祖母是扶他上战马的人，如果不是慈禧点名，溥仪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做他的过气阿哥呢。
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个狗日的孙殿英坚决贯彻了不盗则已，要盗盗绝的精神，不仅炸了东陵，还把乾隆皇帝的裕陵也给一道掘了。
要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那可都是满清一朝的偶像级人物。
溥仪气得浑身发抖。当年冯玉祥逼宫，也只不过是把他赶出北京城罢了，现在却有人给他来了个毁师灭祖，把祖坟都给挖了。
溥仪在所住的天津张园布置了灵堂，每日一祭。
对孙殿英切齿痛恨的末代皇帝还亲自动手画了一幅漫画，上面孙大盗化身成了小丑，正遭到两个怒目圆睁的正义之士的无情杀戮。
逼真程度直追文革时期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宣传画。
皇帝有怒不轻发，只因未到伤心处。
这回溥仪可真给激怒了，斗争精神十足，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报此血海深仇。
但是怎么报仇呢。
现在可不是那个眼睛一瞪，就能让对方人头落地的时代了。
皇帝倒是还在，午门却没有了。
溥仪只好以清室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
在老蒋眼里，孙殿英此类小毛贼本身就无足轻重，得到报告后，他也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情实在太过龌龊，马上就命令严厉查办。
东陵盗墓案具体交由当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侦破。为了郑重其事，蒋冯阎李四巨头还特地派出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进行四方会审。
这么大的架势，溥仪认为一定能够沉冤昭雪了。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在发动北京政变后，老冯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
到了民国，也算同乱世沾上了点边，才让孙殿英这号人有了用武之地。
一般来说，盗墓的人都很低调，毕竟是冲着发财致富来的，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件缺德事，被人骂了也不敢吭声。
但偏偏有人做了杂碎活，还能装高尚。
孙殿英就是这类人。
这位兄弟是这样向人解释他的盗墓动机的——
先总理孙中山不是革了满清的命吗，他枪杆子多，可以革活人的命。孙某不才，可怜手上的枪也没几条，活人的命革不起，就只有革死人的命了。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小军阀孙殿英竟然能把他的盗墓事业上升到如此高度，简直可以与革命先行者的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了。
此等惊世骇世之语，真可当得一个评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炸东陵这事一开始是秘密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民国前后的娱乐新闻很发达，狗仔队遍及各地，很快就有人捅到报纸上去了。
溥仪听到后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只能用目眦尽裂这四个字来形容。
虽说这个前皇帝向来为人软弱，而且早已威风扫地，但你要是真掘他祖坟，是个人都受不了。
对于国人来说，祖上的墓地不仅代表着对先人的尊崇，也预示着一种神秘的风水，可以说，自己一家老小今世混得好不好，基本上全指靠它了。因此，除非后代死绝，对祖坟那是看得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
东陵里埋的就是溥仪的祖上——外祖母慈禧太后。对溥仪来讲,这个外祖母是扶他上战马的人，如果不是慈禧点名，溥仪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做他的过气阿哥呢。
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个狗日的孙殿英坚决贯彻了不盗则已，要盗盗绝的精神，不仅炸了东陵，还把乾隆皇帝的裕陵也给一道掘了。
要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那可都是满清一朝的偶像级人物。
溥仪气得浑身发抖。当年冯玉祥逼宫，也只不过是把他赶出北京城罢了，现在却有人给他来了个毁师灭祖，把祖坟都给挖了。
溥仪在所住的天津张园布置了灵堂，每日一祭。
对孙殿英切齿痛恨的末代皇帝还亲自动手画了一幅漫画，上面孙大盗化身成了小丑，正遭到两个怒目圆睁的正义之士的无情杀戮。
逼真程度直追文革时期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宣传画。
皇帝有怒不轻发，只因未到伤心处。
这回溥仪可真给激怒了，斗争精神十足，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报此血海深仇。
但是怎么报仇呢。
现在可不是那个眼睛一瞪，就能让对方人头落地的时代了。
皇帝倒是还在，午门却没有了。
溥仪只好以清室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
在老蒋眼里，孙殿英此类小毛贼本身就无足轻重，得到报告后，他也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情实在太过龌龊，马上就命令严厉查办。
东陵盗墓案具体交由当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侦破。为了郑重其事，蒋冯阎李四巨头还特地派出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进行四方会审。
这么大的架势，溥仪认为一定能够沉冤昭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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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6 am
结果——
阎大侦探宣告，由于案情过于复杂，侦破工作暂无进展。
暂无渐渐变成了毫无，最后变成了渺无声息。
军法会审不了了之。
溥仪大失所望。
后来他才知道孙殿英用盗来的赃物上下打点，竟然把事情给摆平了。
东陵大盗，愣是毫发无伤。
而老蒋是个很实际的人，从一开始就没真把前落魄皇帝溥仪当回事，接着又忙着跟老李老冯老阎他们斗来斗去，惭惭地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堂堂皇族落此境地，简直连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都不如。
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
每一天，在绝望中徘徊，我等待着你的出现。
如果说以前的溥仪还只是悲和愁以外，现在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感情元素，那就是恨！
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捶胸顿足，恨得想骂脏话。
可到最后还是只能仰天长叹。眼下这种样子，变不了天啊。
但是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土肥原的造访让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的溥仪眼前为之一亮。
这个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告诉他，他可以回到满清的发祥地——满洲，去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之前，有一个张学良，但是他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以后你将是那里的最高主宰。”
最后，土肥原还不忘添上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会帮你。
在亲耳听到这些话后，溥仪顿时心跳加快。在这个世上，梦想成真这句话原来是确实存在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满洲更适合于自己东山再起了。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在那里发迹的，几百年后，我将要在那里重建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溥仪虽没有尔祖的才能和魄力，但重操祖业的志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现在重回东北的障碍既已排除，而且日本人还答应帮忙，他就把小胸脯往前一挺，准备上了。
土肥原始终在观察着溥仪的表情，他知道成功有望了。
但接下来溥仪提到的一个人和一段话，却让他感到大为尴尬。
这人也是个日本人。但他跟土肥原的说法完全相反，就是要溥仪好好在家呆着，哪儿也别去，更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搞什么满洲建国。
此人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桑岛。
更令溥仪吃惊的是，桑岛这番话还是日本外相币原的意思。
溥仪就弄不明白了，都是日本要人，怎么说的话前后矛盾。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戏。
他怀疑关东军的招牌是不是真的很过硬。
土肥原一听就明白了。
妈的，政府什么卵用都没有，就会败我们军人的好事。
他赶紧向溥仪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国情，表示政府无所谓，别说币原只不过是个外交部长，就是总理若榇出来，说话也不一定管用。
溥仪愣住了。总理都不济事，那谁的话管用。
土肥原向这个很少出门的小皇帝道出了秘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只有天皇说的话才算数！而天皇对我们军队，对关东军是绝对信任的。”
溥仪放心了，看来眼前这位关东军的代表没有忽悠他，天皇和关东军是支持他建国的。
于是，溥仪开始问起那个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请问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脑筋急转弯相当熟练的土肥原马上接口：“这个我前面已经回答您了，是由您，宣统帝做主。”
土肥原显然抵估了溥仪，因为这位兄弟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是全无心眼，他抓住不放，穷追到底：“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心里嗝噔一下，看来这浆糊是捣不成了。
按照关东军内部的意见，为了照顾国际上的舆论，特别是应付国联，这个“满洲国”的外在形式是准备先搞成共和制的，但如果现在就这么说，他担心溥仪根本就不会答应。
好个日本老特务，当下不动声色，脱口而出：“帝国，当然是帝国，完全没有问题，陛下是回满洲当皇帝的干活。”
听到这个答案，溥仪满意了。
宾主言谈甚欢。
两人见面谈话是在晚上，又是在日租界（溥仪就住在里面），都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想不到那时候的狗仔队着实是无孔不入（也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竟然第二天就见诸报端了。
消息见报后，犹如搅动了一池春水，溥仪的旅馆开始热闹了。各方神仙或托人，或捎话，或写信，向溥仪传递各种各样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主张溥仪跟着日本人去满洲。
神仙中当然不能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得知溥仪的最新动向后，老蒋立刻急了。
作为一个玩政治的老手，他岂能看不出土肥原的真实用意所在，那是想把小皇帝当枪使呢。
按老蒋的脾气，这时候就应该派兵“保护”，或者干脆让人把溥仪请去“喝茶”了。
别说老蒋不敢这样做，连党内巨擘胡汉民他都这样“款待”过，还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溥仪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天津日租界。
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红线。当年国共特工大战，那些地下党一入租界就犹如进入了半个保险箱，中统的人都只能看着干着急，根本就不敢自己动手抓人。
当然，实在要抓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得通过外交手段发照会，让租界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们代劳，然后再设法引渡回来（操作过程可参考《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女朋友的入狱经历）。
普通租界都这么麻烦，更别说是日租界了。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派人去给溥仪讲好话，并且承诺，只要他答应不迁入东北或是到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北平和南京任由其选择居住。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溥仪不听犹可，一听大为激动。
哦，这时候想起我来了，知道我的价值了，什么都肯答应了。早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晚了！让你们的冯玉祥、孙殿英、优待条件都统统见鬼去吧，兄弟我就要去开拓新帝国了。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
溥仪可以不听老蒋的话，但他得尊重周围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意见。偏偏这些人意见还不统一，有的说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赶快动手，不然就迟了。还有的却说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他的师傅、时年已85岁高龄的遗老陈宝琛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赶来进行劝谏，要求他慎重考虑和行事，不要因听信日本人的一面之辞而棋错一着。
溥仪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得知这个情况，土肥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虽然溥仪就在自己眼鼻子底下，但他也不可能强行把溥仪绑走。
这时有一个人意外地帮了他大忙。
晚上，溥仪住所收到了一筐水果。保安在检视时，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两枚炸弹！
送水果的人，叫作张学良。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都论证这件事不可能是少帅本人所为，有的说是土肥原施的反间计，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保安就是个间谍，那炸弹是他按土肥原的授意放进去的。
但张学良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直以来，少帅从没有放弃过要收回东北，而他也深知，溥仪如果去东北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位末代皇帝在那里复辟，东北问题将变得异常复杂，那样即使国联出面，要解决问题也会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张学良虽然执掌华北，可是由于溥仪身处日租界，一时又没法把小皇帝怎样。除了警告，确实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然而这件事弄巧成拙。溥仪的胆子过小，两枚炸弹就足以把他送进土肥原的怀抱里去了。
溥仪很快认定，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他才能最终逃脱死亡的威胁，也才能重建属于他的帝国。
得知溥仪终于答应跟他走了，土肥原喜出望外。
不过接下来，他必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
阎大侦探宣告，由于案情过于复杂，侦破工作暂无进展。
暂无渐渐变成了毫无，最后变成了渺无声息。
军法会审不了了之。
溥仪大失所望。
后来他才知道孙殿英用盗来的赃物上下打点，竟然把事情给摆平了。
东陵大盗，愣是毫发无伤。
而老蒋是个很实际的人，从一开始就没真把前落魄皇帝溥仪当回事，接着又忙着跟老李老冯老阎他们斗来斗去，惭惭地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堂堂皇族落此境地，简直连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都不如。
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
每一天，在绝望中徘徊，我等待着你的出现。
如果说以前的溥仪还只是悲和愁以外，现在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感情元素，那就是恨！
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捶胸顿足，恨得想骂脏话。
可到最后还是只能仰天长叹。眼下这种样子，变不了天啊。
但是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土肥原的造访让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的溥仪眼前为之一亮。
这个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告诉他，他可以回到满清的发祥地——满洲，去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之前，有一个张学良，但是他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以后你将是那里的最高主宰。”
最后，土肥原还不忘添上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会帮你。
在亲耳听到这些话后，溥仪顿时心跳加快。在这个世上，梦想成真这句话原来是确实存在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满洲更适合于自己东山再起了。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在那里发迹的，几百年后，我将要在那里重建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溥仪虽没有尔祖的才能和魄力，但重操祖业的志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现在重回东北的障碍既已排除，而且日本人还答应帮忙，他就把小胸脯往前一挺，准备上了。
土肥原始终在观察着溥仪的表情，他知道成功有望了。
但接下来溥仪提到的一个人和一段话，却让他感到大为尴尬。
这人也是个日本人。但他跟土肥原的说法完全相反，就是要溥仪好好在家呆着，哪儿也别去，更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搞什么满洲建国。
此人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桑岛。
更令溥仪吃惊的是，桑岛这番话还是日本外相币原的意思。
溥仪就弄不明白了，都是日本要人，怎么说的话前后矛盾。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戏。
他怀疑关东军的招牌是不是真的很过硬。
土肥原一听就明白了。
妈的，政府什么卵用都没有，就会败我们军人的好事。
他赶紧向溥仪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国情，表示政府无所谓，别说币原只不过是个外交部长，就是总理若榇出来，说话也不一定管用。
溥仪愣住了。总理都不济事，那谁的话管用。
土肥原向这个很少出门的小皇帝道出了秘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只有天皇说的话才算数！而天皇对我们军队，对关东军是绝对信任的。”
溥仪放心了，看来眼前这位关东军的代表没有忽悠他，天皇和关东军是支持他建国的。
于是，溥仪开始问起那个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请问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脑筋急转弯相当熟练的土肥原马上接口：“这个我前面已经回答您了，是由您，宣统帝做主。”
土肥原显然抵估了溥仪，因为这位兄弟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是全无心眼，他抓住不放，穷追到底：“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心里嗝噔一下，看来这浆糊是捣不成了。
按照关东军内部的意见，为了照顾国际上的舆论，特别是应付国联，这个“满洲国”的外在形式是准备先搞成共和制的，但如果现在就这么说，他担心溥仪根本就不会答应。
好个日本老特务，当下不动声色，脱口而出：“帝国，当然是帝国，完全没有问题，陛下是回满洲当皇帝的干活。”
听到这个答案，溥仪满意了。
宾主言谈甚欢。
两人见面谈话是在晚上，又是在日租界（溥仪就住在里面），都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想不到那时候的狗仔队着实是无孔不入（也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竟然第二天就见诸报端了。
消息见报后，犹如搅动了一池春水，溥仪的旅馆开始热闹了。各方神仙或托人，或捎话，或写信，向溥仪传递各种各样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主张溥仪跟着日本人去满洲。
神仙中当然不能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得知溥仪的最新动向后，老蒋立刻急了。
作为一个玩政治的老手，他岂能看不出土肥原的真实用意所在，那是想把小皇帝当枪使呢。
按老蒋的脾气，这时候就应该派兵“保护”，或者干脆让人把溥仪请去“喝茶”了。
别说老蒋不敢这样做，连党内巨擘胡汉民他都这样“款待”过，还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溥仪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天津日租界。
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红线。当年国共特工大战，那些地下党一入租界就犹如进入了半个保险箱，中统的人都只能看着干着急，根本就不敢自己动手抓人。
当然，实在要抓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得通过外交手段发照会，让租界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们代劳，然后再设法引渡回来（操作过程可参考《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女朋友的入狱经历）。
普通租界都这么麻烦，更别说是日租界了。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派人去给溥仪讲好话，并且承诺，只要他答应不迁入东北或是到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北平和南京任由其选择居住。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溥仪不听犹可，一听大为激动。
哦，这时候想起我来了，知道我的价值了，什么都肯答应了。早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晚了！让你们的冯玉祥、孙殿英、优待条件都统统见鬼去吧，兄弟我就要去开拓新帝国了。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
溥仪可以不听老蒋的话，但他得尊重周围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意见。偏偏这些人意见还不统一，有的说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赶快动手，不然就迟了。还有的却说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他的师傅、时年已85岁高龄的遗老陈宝琛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赶来进行劝谏，要求他慎重考虑和行事，不要因听信日本人的一面之辞而棋错一着。
溥仪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得知这个情况，土肥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虽然溥仪就在自己眼鼻子底下，但他也不可能强行把溥仪绑走。
这时有一个人意外地帮了他大忙。
晚上，溥仪住所收到了一筐水果。保安在检视时，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两枚炸弹！
送水果的人，叫作张学良。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都论证这件事不可能是少帅本人所为，有的说是土肥原施的反间计，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保安就是个间谍，那炸弹是他按土肥原的授意放进去的。
但张学良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直以来，少帅从没有放弃过要收回东北，而他也深知，溥仪如果去东北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位末代皇帝在那里复辟，东北问题将变得异常复杂，那样即使国联出面，要解决问题也会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张学良虽然执掌华北，可是由于溥仪身处日租界，一时又没法把小皇帝怎样。除了警告，确实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然而这件事弄巧成拙。溥仪的胆子过小，两枚炸弹就足以把他送进土肥原的怀抱里去了。
溥仪很快认定，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他才能最终逃脱死亡的威胁，也才能重建属于他的帝国。
得知溥仪终于答应跟他走了，土肥原喜出望外。
不过接下来，他必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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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8 am
虽然日租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但出了这个租界就很难说了。
自从报纸披露他的动向之后，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都没闲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天津的一举一动，溥仪那里稍有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去东北，就是出一个天津卫又谈何容易。
可是土肥原有办法，因为自从来到天津后，他就一直在策划和准备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他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石原，或者说华北的石原。
别忘了，他可是有名的“土匪源”——土匪的源头。
为了他的计划，土肥原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忙。
什么人呢？
天津混混。
每个地方的混混都有每个地方混混的特色。天津混混的特色是敢惹事，而且还能惹出各种花样来。
对于天津混混，天津作家冯骥才有很多非常精僻的描述。
按照他的说法，天津混混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饭都敢吃。
这个赚钱有两类赚法，一类叫文赚，一类叫武赚（纯系本人的总结，无学术价值）。
相对而言，文赚既有档次，也有面子。
天津卫这个地方，向来是鱼龙混杂，可以说上至前皇帝，下至苏乞儿，什么鸟都有。
但不管啥样的人，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无论如何得跟混混们搭上关系。
以前我买不到枪，以前我没有地盘，以前我找不到人给我投票，唉，真是烦恼。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你认识了混混，递张名片，摆桌饭局，请几个客人，嘿，你猜怎么着？
全搞定了。
真格是人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过您一定得认准了，只有天津混混才有这能耐。
直说了吧，只要在天津卫的地面上，就没他们办不成的事。
这个就叫文赚。
武赚相对比较简单。
当然，武赚不是武打，用不着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那样的好身手。所需要的往往可能就是——
一桶大粪。
生意来了，有人出钱，让你摆平谁谁谁，你就乘三更半夜把这桶大粪泼到他家大门口去。
战术目的很明确：不臭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那你就如是者三，一直弄到这家托人求和为止。
不用说，托的那个也是混混。
至于什么饭都敢吃，建议尚能达到温饱线的外地混混免试，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餐。
在天津卫的大酒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家伙：穿起衣来像帅哥，点起菜来像大款，吃起饭来像饿鬼，付起帐来一文不给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那种什么饭都敢吃的混混。
对于这种混混，酒店早已见怪不怪，有的是棍棒家伙侍候着。
这里面还有个规矩，被打的混混有所谓三不许：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除此之外，你只需要护住自己的吃饭家伙，然后完成一个经典的技术动作——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打完了这边，你得把另一边翻过来让人家打。
你还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亲自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
这种场合想玩点花头纯属妄想。虽然没有电子监控，但旁边公证人员、监督人员一应俱全，不打到你熟透就不带喊停的。
当然最后还会由人负责把你送到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走着回去。至于什么医疗费、营养费以及演出费，皆由酒店买单，反正一样都不会少。
其实人家酒店也不亏，虽然多了开销，却给食客们上演了一场生猛海鲜式的娱乐节目，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那些食客则更是犹如吃饭抽到了幸运奖，全过程看的那是目不转睛，齐声叫好。
总之，大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
土肥原找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
除了本地混混，无处不在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也有一些。土肥原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枪发工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名之曰：便衣队。
在一个月黑风黑的晚上，便衣队起事了。
这就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8日的天津事变。
为了便于区分，土肥原事前给他们每人分发了臂章，分为五色，黑的是日本人，白的是朝鲜人，红黄蓝是中国人。
显然，这就是一群出来闹腾闹腾后就准备回家洗洗睡觉的乌合之众，战斗的目的性和意志力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近乎于零。
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土肥原。
不知道往哪里冲？
那就派两个日本宪兵，穿上便衣，戴上白袖章，给他们带路。
目标直指天津的中国政府机关、警察局、电话局，都是戒备森严的核心部门。
一时间，天津城里枪弹乱飞，一片大乱，居民商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没人再敢上街了。
随即，日租界和天津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街上的路灯全部熄灭。
那几天，天津彻底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而这，正是土肥原想要达到的效果。
张学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再也无暇顾及对末代溥仪的监视居住。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土肥原的安排和陪同下，溥仪藏在汽车的后背箱里，逃出天津，到大沽口坐上了日本“淡路丸”号商轮，开始了他想像当中的“满洲建国之旅”。
不过，土肥原的另一个目的却没能达到，等于计划失败了一半。
那就是克隆“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
失败并不奇怪。
石原为了他的计划，足足筹备了两年，而土肥原却只打算用两天时间。
石原除了守备队，还有仙台师团，有他偷偷从朝鲜拉来的预备队。
土肥原虽然也有支撑他行动的华北驻屯军（因司令部在天津租界，所以又称天津驻屯军），但人数少得可怜，在天津卫能帮上忙的更是只有几百人，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中队。
人也忒太少了点，跟关东军比都不能比，真打起来，怕给人家塞牙缝都嫌不够。但凭这点料水，土肥原就打算在华北再复制一个“九一八”了，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靠浪人和混混冲锋陷阵，当初的石原也不是没想过，后来总觉得不妥，所以又放弃了。
在这位“天才”看来，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打在七寸上，彻底解决问题。
土肥原却不是这种想法。人家是纯正的“中国通”，知道天津卫的规矩：这块地面上，就没有混混们办不成的事。
而且天津不是沈阳，没有那么多的东北军，有的不过是一些警察和保安队而已。
在土肥原看来，连东北军都是那么一副欠揍的模样，更别提这些地方小角色了。
派混混对付，足矣。
混混们冲出租界后，马上就“宣告攻克”了边上的一座警察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人值班），这令在土肥原带溥仪离津后，直接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陆大21期）信心大增。
什么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市政府，什么警察局、电话局，都不在话下，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被我们的便衣队“一举攻克”，到时候只要跑出来发份声明，派租界的部队顺便接收一下就一切OK了。
现实很快教训了狂妄和自大。
混混毕竟是混混，不能随随便便就跨专业当战士。在这一点上，哪怕你突击培养、魔鬼训练也不行。
再者，这土肥原的出手也太有点那个了。
据后来被逮住的便衣介绍，土肥原一天发给他们4毛钱，基本只能用来吃吃快餐，连下顿馆子都不够。
有位仁兄更向警察喊冤，说要不是他原本是码头扛大包的，又有熟人介绍，就这点钱，鬼才愿意跟在后面出洋相呢。
最后还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小日本，真抠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便衣队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国际雇拥军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高薪，才能吸引高端人才，一向都是如此。
打仗可不像泼大粪、吃霸王餐那么简单，那是要流血死人的。在混混们看来，你随便打发个三瓜两枣，就要让我去给你刀口舔血，这也太过分了。
更何况，天津的保安队不是一般保安公司出来的，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只能用来吓吓人的短棍，而是真枪实弹。
天津保安总队，根本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是正规军。
由于对比过于悬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悬念，便衣队没几下就败了。败了以后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掉转头就往日租界方向跑。
自从报纸披露他的动向之后，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都没闲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天津的一举一动，溥仪那里稍有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去东北，就是出一个天津卫又谈何容易。
可是土肥原有办法，因为自从来到天津后，他就一直在策划和准备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他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石原，或者说华北的石原。
别忘了，他可是有名的“土匪源”——土匪的源头。
为了他的计划，土肥原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忙。
什么人呢？
天津混混。
每个地方的混混都有每个地方混混的特色。天津混混的特色是敢惹事，而且还能惹出各种花样来。
对于天津混混，天津作家冯骥才有很多非常精僻的描述。
按照他的说法，天津混混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饭都敢吃。
这个赚钱有两类赚法，一类叫文赚，一类叫武赚（纯系本人的总结，无学术价值）。
相对而言，文赚既有档次，也有面子。
天津卫这个地方，向来是鱼龙混杂，可以说上至前皇帝，下至苏乞儿，什么鸟都有。
但不管啥样的人，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无论如何得跟混混们搭上关系。
以前我买不到枪，以前我没有地盘，以前我找不到人给我投票，唉，真是烦恼。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你认识了混混，递张名片，摆桌饭局，请几个客人，嘿，你猜怎么着？
全搞定了。
真格是人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过您一定得认准了，只有天津混混才有这能耐。
直说了吧，只要在天津卫的地面上，就没他们办不成的事。
这个就叫文赚。
武赚相对比较简单。
当然，武赚不是武打，用不着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那样的好身手。所需要的往往可能就是——
一桶大粪。
生意来了，有人出钱，让你摆平谁谁谁，你就乘三更半夜把这桶大粪泼到他家大门口去。
战术目的很明确：不臭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那你就如是者三，一直弄到这家托人求和为止。
不用说，托的那个也是混混。
至于什么饭都敢吃，建议尚能达到温饱线的外地混混免试，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餐。
在天津卫的大酒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家伙：穿起衣来像帅哥，点起菜来像大款，吃起饭来像饿鬼，付起帐来一文不给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那种什么饭都敢吃的混混。
对于这种混混，酒店早已见怪不怪，有的是棍棒家伙侍候着。
这里面还有个规矩，被打的混混有所谓三不许：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除此之外，你只需要护住自己的吃饭家伙，然后完成一个经典的技术动作——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打完了这边，你得把另一边翻过来让人家打。
你还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亲自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
这种场合想玩点花头纯属妄想。虽然没有电子监控，但旁边公证人员、监督人员一应俱全，不打到你熟透就不带喊停的。
当然最后还会由人负责把你送到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走着回去。至于什么医疗费、营养费以及演出费，皆由酒店买单，反正一样都不会少。
其实人家酒店也不亏，虽然多了开销，却给食客们上演了一场生猛海鲜式的娱乐节目，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那些食客则更是犹如吃饭抽到了幸运奖，全过程看的那是目不转睛，齐声叫好。
总之，大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
土肥原找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
除了本地混混，无处不在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也有一些。土肥原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枪发工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名之曰：便衣队。
在一个月黑风黑的晚上，便衣队起事了。
这就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8日的天津事变。
为了便于区分，土肥原事前给他们每人分发了臂章，分为五色，黑的是日本人，白的是朝鲜人，红黄蓝是中国人。
显然，这就是一群出来闹腾闹腾后就准备回家洗洗睡觉的乌合之众，战斗的目的性和意志力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近乎于零。
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土肥原。
不知道往哪里冲？
那就派两个日本宪兵，穿上便衣，戴上白袖章，给他们带路。
目标直指天津的中国政府机关、警察局、电话局，都是戒备森严的核心部门。
一时间，天津城里枪弹乱飞，一片大乱，居民商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没人再敢上街了。
随即，日租界和天津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街上的路灯全部熄灭。
那几天，天津彻底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而这，正是土肥原想要达到的效果。
张学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再也无暇顾及对末代溥仪的监视居住。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土肥原的安排和陪同下，溥仪藏在汽车的后背箱里，逃出天津，到大沽口坐上了日本“淡路丸”号商轮，开始了他想像当中的“满洲建国之旅”。
不过，土肥原的另一个目的却没能达到，等于计划失败了一半。
那就是克隆“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
失败并不奇怪。
石原为了他的计划，足足筹备了两年，而土肥原却只打算用两天时间。
石原除了守备队，还有仙台师团，有他偷偷从朝鲜拉来的预备队。
土肥原虽然也有支撑他行动的华北驻屯军（因司令部在天津租界，所以又称天津驻屯军），但人数少得可怜，在天津卫能帮上忙的更是只有几百人，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中队。
人也忒太少了点，跟关东军比都不能比，真打起来，怕给人家塞牙缝都嫌不够。但凭这点料水，土肥原就打算在华北再复制一个“九一八”了，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靠浪人和混混冲锋陷阵，当初的石原也不是没想过，后来总觉得不妥，所以又放弃了。
在这位“天才”看来，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打在七寸上，彻底解决问题。
土肥原却不是这种想法。人家是纯正的“中国通”，知道天津卫的规矩：这块地面上，就没有混混们办不成的事。
而且天津不是沈阳，没有那么多的东北军，有的不过是一些警察和保安队而已。
在土肥原看来，连东北军都是那么一副欠揍的模样，更别提这些地方小角色了。
派混混对付，足矣。
混混们冲出租界后，马上就“宣告攻克”了边上的一座警察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人值班），这令在土肥原带溥仪离津后，直接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陆大21期）信心大增。
什么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市政府，什么警察局、电话局，都不在话下，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被我们的便衣队“一举攻克”，到时候只要跑出来发份声明，派租界的部队顺便接收一下就一切OK了。
现实很快教训了狂妄和自大。
混混毕竟是混混，不能随随便便就跨专业当战士。在这一点上，哪怕你突击培养、魔鬼训练也不行。
再者，这土肥原的出手也太有点那个了。
据后来被逮住的便衣介绍，土肥原一天发给他们4毛钱，基本只能用来吃吃快餐，连下顿馆子都不够。
有位仁兄更向警察喊冤，说要不是他原本是码头扛大包的，又有熟人介绍，就这点钱，鬼才愿意跟在后面出洋相呢。
最后还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小日本，真抠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便衣队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国际雇拥军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高薪，才能吸引高端人才，一向都是如此。
打仗可不像泼大粪、吃霸王餐那么简单，那是要流血死人的。在混混们看来，你随便打发个三瓜两枣，就要让我去给你刀口舔血，这也太过分了。
更何况，天津的保安队不是一般保安公司出来的，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只能用来吓吓人的短棍，而是真枪实弹。
天津保安总队，根本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是正规军。
由于对比过于悬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悬念，便衣队没几下就败了。败了以后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掉转头就往日租界方向跑。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9 am
这才几天功夫，混混们就对日本人这么忠诚？
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多天后，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东北军政临时机构已建在锦州，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但此时的南京政府仍然被老蒋“不抵抗政策”绑住手脚，对国联干涉也心存侥幸。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中立区”策略希望借助外力的意图很明显：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摄于国际压力，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遂向军部打招呼，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参谋本部这次算给了政府面子，金谷参谋长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军队和民间，开始掀起一场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全民动员的作战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
这个“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亦卷入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说穿了，“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军阀政治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内政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1日，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第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曾策划过未遂政变，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打起精神，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更是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多天后，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
在接到天津来电后，本庄繁二话不说，除从嘉村旅团中抽调一个步兵联队，从海上赴天津以外，在陆路上也调集重兵，从沈阳出发，一直推进至大凌河一线。
借口就是要先拿下锦州，然后挺进山海关，支援天津租界。
大凌河离锦州城已经很近了，当年明朝悍将祖大寿就是在这条河边筑城跟满人死磕的。
锦州城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东北军政临时机构已建在锦州，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代理东北军司令。
锦州，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作为第一个战略支撑点，进而俯视东北全境；退，能扼守关外门户，拱卫华北和热河。
明朝时多少名将、勇将、悍将打造出来的坚固防线自然不是盖的。
大家都认为，打到这个份上，已是退无可退。
但此时的南京政府仍然被老蒋“不抵抗政策”绑住手脚，对国联干涉也心存侥幸。
既然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的借口是天津事变，那就首先在天津做出让步。
于是，令天津混混们也惊诧的一幕出现了。先前越打越起劲的保安总队黯然撤离，开往河北，而后来越看越没脾气的日租界则军民相庆，张灯结彩。
接着，国联的交涉也似乎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时尚未辞职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奉外交部之命，向国联正式提交“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答应东北军可撤至山海关，但要求日军也不得进入锦州区域。锦州作为中立区，只能由英、法、意等中立国派军驻守。
“中立区”策略希望借助外力的意图很明显：你关东军再凶，敢跟这么多列强擦枪走火吗？
问题是英、法、意都不是傻瓜，这种是非之地，凭什么要让我们的大兵来给你们当盾牌。想得倒美，没门。
日本人就更不乐意了，不就是不想让我进锦州吗，玩这种花头，以为我看不出来？
见此情景，国联只得放弃锦州中立区议案，但是它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它维持东北现状，不得进攻锦州。
摄于国际压力，若榇内阁觉得这次无论如何得把关东军这头蛮牛的鼻子给牵住了，遂向军部打招呼，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住关东军的行动。
参谋本部这次算给了政府面子，金谷参谋长下达命令，让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
他的理由不是锦州不能打，而是时间需推后。
因为要打锦州，必须经过大凌河一带的水网和沼泽地区，这就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渡船，一时间根本来不及筹备。
金谷建议，不如等到水面结冰再攻锦州，那样的话，干脆连船都不要了，多方便。
关东军觉得此话有理。
锦州暂时算保住了。
但这只是暂时。因为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军队和民间，开始掀起一场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按照这个运动的最初设想，是要先内后外，即先对内进行政治改造，建立军人政府，具备全民动员的作战条件后，再对外发动战争。
这个“运动”原先只是在军队和民间比较流行，到了后来，政客党棍们也开始热衷此道，连收了张学良50万银票的床次竹二郎亦卷入其中，搞起了一个叫做“协力内阁”的运动。
说穿了，“协力内阁”和“国家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路子，目标都是要建一个和军队穿同一条裤子的“好内阁”。
政客向军人抛起了媚眼，等于政党政治终于开始向军阀政治妥协了。
一方面是党内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内政外交毫无成效，若榇内阁不得不宣布总辞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1日，那个在国联讲坛上出尽洋相的日本代表芳泽，他的泰山大人犬养毅上台了。
犬养毅此时担任着政友会总裁，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政客。
很多选民肯把手中的票投给他，是因为犬老历史悠久，当年与孙中山都是铁哥们。
大家希望犬老能用好与***的这层关系，从而打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把满洲问题解决好。
犬老自己也信心满满，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如果时光再倒推个二三十年，犬老一展抱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样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但可惜现在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
有多大？
再过几年办八十大寿。
如此高龄的首相，不仅在日本政坛，就是在世界政坛也可以排前几位去。
不怕犬老您听了生气，就您这副身板，回家带孙子都嫌太老。
要说犬养毅人还不错，年轻时候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这么老眼昏花的，不出昏招那就奇了怪了。
同若榇一样，犬养对军部和关东军要求建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不感冒，也反对扩大东北事态。他甚至还愿意通过自己与***的历史老关系，与中国政府和和气气解决“满洲问题”。
他的要求比军队那些狂人要实际得多：东北这个地方还是中国的，但你们要让我们日本在东北三省拥有实际的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经算是一个坐下来商量的口气和态度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一个最不合适的人放到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位置。
在酝酿内阁人选时，陆相人选成了犬养要重点推敲的头疼问题。前任南次郎忙前忙后却无人理踩、一事无成的狼狈样子，给了他深刻印象。
这个样子怎么行，在军队中没有威信，指挥不动军队，那政府不就成了跛脚政府了吗？
思前想后，犬老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陆大第19期军刀组首席）。
参谋本部一共五个部，作战部排老大。
犬养想，我把这尊菩萨都给你们军人搬来了，看以后还有谁敢不听话。
这个犬老可真够老糊涂的。你要借钟魁来吓鬼自然没错，但你得看清楚，此钟魁跟小鬼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事实上，他是小鬼们的头。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两个派别，堪称昭和军阀的两大怪胎。
如果看实质，这两派都是“国家改造运动”的发展和变种，宗旨都是要让军人统治国家，主宰一切。
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一派叫统制派，这派算是极右的，认为革命不能踢开政府，要由军部为统制，带着政府一道革命，政府就是不想革，你也要逼着它革。
另一派叫皇道派，这派算是极左的，他们要踢开政府闹革命，主张把高官全收拾了，直到普天之下除了天皇，老子最大。
荒木贞夫在陆军当然有影响，因为他不仅是这个无法无天的皇道派的老大（“皇道”一词就来源于他平时的口头语），而且还在陆军大学当过校长。
当初参谋本部的一帮人曾策划过未遂政变，就是想建立一个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
现在，这个狂人中的狂人、疯子中的疯子终于上台了，军队当然是一片欢呼——从此以后，咱上面也有人了。
这之后，关东军就没什么听话不听话的问题了。因为陆军省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而陆军大臣就是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代言人。
既然关东军这么看得起自己，陆相荒木贞夫也打起精神，一个劲地在朝廷那里帮他们鼓吹。
在荒木的提议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四省（除原来的三省外，张学良临时把锦州设为了省）划入日军绥靖区。
接着，国会又通过了向关东军致敬案。裕仁天皇对“皇军之威武”更是大加称赞，并下诏书慰勉。
一个陆相的任免，几乎让本来想搞好中日关系的犬养内阁成了货真价实的好战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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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11 am
“和平”解决“天津事变”后，关东军并没有放弃进攻锦州。
借口，另找。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不过贼喊捉贼又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完备了进攻锦州的方案，并预定10天后，也就是28日开始行动。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
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像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要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和朝鲜分别增派了两个混成旅团。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在关东军兵发锦州之前，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没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至此，关东军已无后顾之忧。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8日，仙台师团、嘉村旅团、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率先出发，三路齐进，直逼锦州城下。
东北军第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与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打起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取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此时，锦州的东北军急需政府支援，但节骨眼上，“现政府”却“方针未定”。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下野）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
在此之前，作为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老蒋本来志得意满，认为整个朝廷就数他最大。这个判断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环视其时国内，敢拿枪杆子跟他斗的，的确没几个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蒋没想到自己修行不够，最后还是被“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给困住了——
原来，枪杆子并不是他最厉害。不错，冯阎李是暂时消声了，但“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却突然从东北冒了出来，而后者的凶悍与野心可不是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所能比拟的，这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声誉和威望直线下降。
原来，笔杆子同样不得了。党棍们在中原大战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得之处，可是自从囚禁胡汉民后，他们口诛笔伐，上蹿下跳，一下子闹得***内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这次的反蒋运动可说是达到了历史沸点，聚集广州的***派系和人数，超过历次纪录，可谓来势汹汹。
对老蒋来说，赢得中原大战，标志着他在军内已执牛耳，而眼前这次党内争斗的胜败如何，对他今后在“以党治国”道路上的意义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他必须赢，尽管很难。
一直以来，纵横捭阖，暗渡陈仓，都是老蒋在面对多个敌手之时的必备武器和致胜法宝。国内军事战如此，政治战也概莫能外。
最要紧的是赶快拉一个人过来，并使其起到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
老蒋选中的是汪精卫。
这在旁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当时的***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爱财，也不贪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此君热衷并喜爱的就一样：搞政治。
在历次的反蒋运动中，他口号喊得最响，调子唱得最高，然而跟头也总是跌得最惨，乃至于中原大战后，连党籍都被老蒋给开了，只好惨兮兮地去天津巷子里当了寓公。痛定思痛之下，他这次反蒋的决心也是最大的，连以往不怎么太对付的胡汉民都成了盟友，那是非抱团把老蒋整下台不可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千年老二”都不大可能再跟他在党内的最大政敌站在一起。
不过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老蒋的。
圣人？圣人又怎么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关键是看你怎么利用。
在个性特点上，胡汉民是宁折不弯，爱认死理，属于爱钻牛角尖的主，而汪精卫则比较犹豫彷徨，下不了决心，经常一步三回头，目标方向上也朝令夕改，不能坚持。
爱认死理，说明这人轻易不会妥协，不惹他还好，一惹翻了可以记你一辈子，从此再也不会给出哪怕一个笑脸，而犹豫彷徨，则表明这人尚有缝可钻，只不过需要一个机会而已。
机会很快来了。
一开始，无论是胡派还是汪派，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绝不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作，一致对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汪胡这两个主要的反蒋派别对此的态度却差异不小——汪精卫兴趣很大，非常积极，而陈济棠等胡派人物在舆论压力之下，虽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一点参与的热情都没有。
归根结底，广州反蒋力量，并不像汪精卫所说的那样，真能“抱成一团”。实际上，除了反蒋这一点尚能达成一致外，政治主张和立场千差万别，而且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别看汪精卫一副为胡汉民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一开始，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后者落到被老蒋软禁的下场纯属疚由自取（“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让你帮，帮出报应来了吧。
直到后来，他发现周围一片为老胡鸣冤叫屈的声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在政坛上咸鱼翻身的绝佳机遇，才一变而为联胡反蒋。
但是广州军政方面并不真心欢迎老汪过来，因为这时候的地方实力派是被称为“南霸天”的陈济棠，这哥们平时拿出来招摇的旗子就是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他拉老胡的目的，跟当初的老蒋差不多，都是要哄住这个老头子，拿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
对于同为广东老乡的汪精卫，他则是从心底里进行排斥的，怕后者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来老汪已经公开跟老胡站到了一边儿，二来老汪又是广西桂系军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两广要联合反蒋，就不能拒汪，因此之故，他和胡派的其它成员才“委曲求全”，做出了迎汪入粤的决定。
决定是做出了，但这个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汪派的虾兵蟹将们一道加入，即所谓“去皮存骨”是也。
显而易见，老汪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的“皮”们更是听得火大。但他本人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东山再起的大好良机，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老汪表面的意气风发，和内里的郁郁寡欢，很快就被老蒋注意到了。
借口，另找。
这次的借口是剿匪。
其实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匪，是东北最大的日匪，不过贼喊捉贼又向来是日本人的长项。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完备了进攻锦州的方案，并预定10天后，也就是28日开始行动。
这次本庄繁是准备在锦州下点大本钱的，因为江桥之战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
东北军可不个个都是孬种。
如果把江桥模式复制到锦州，这位关东军司令官的脸部肌肉就不能不剧烈抖动两下了——
马占山手下才不过几千人，锦州守军却有十几万。
马占山没有什么军备后援，锦州却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源源不断地从关内调来援兵和弹药。
本庄繁当然无法把锦州想像成沈阳。
因为这里毕竟是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一块军事重镇，此一战势必鱼死网破，全力以赴。
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人荒木给罩着。
原先关东军调兵很困难。江桥战役时，本庄繁连发几个加急电报，要求国内增援，但都被政府挡着，愣是一个兵没要到。
现在陆相亲自出手，一切都解决了。
进攻锦州的部队，除参加过江桥战役的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9旅团（嘉村旅团）外，又从国内和朝鲜分别增派了两个混成旅团。
空中，则由关东军飞行队大队长长岭龟助大佐（陆大第28期）亲自领衔，率领所属5个中队往来助战。
与江桥之战的添油战术不一样，这次关东军一开场就亮出了宣花板斧，摆出了一支很牛的阵容。
对本庄繁来说，美中不足的一点，是海陆空缺了一个“海”，否则就太完美了。
但海军可不是他能调动得了的。
“九一八”事变时，本庄繁就曾要求驻旅顺口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帮忙，把舰只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
注意，这里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当即遭到第2遣外舰队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另有任务，且未接到军令部相关指令。
下面的话没说。
你本庄繁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对我们海军指手划脚起来了，请问你妈贵姓？
本庄繁碰了一鼻子灰。这次他想通过参谋本部来跟军令部打招呼。
领导对领导，上级对上级，应该好说话一点。
可是本庄繁想错了，军令部的回答同样是——恕难从命。
官方原因是海军必须忠实执行政府关于中国事件不能扩大的有关政策。
私底下的原因就简单多了：老子出了力，让你风光，不干！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次谁都看出日本人不是做做样子，是要对锦州城动真格的了。
在关东军兵发锦州之前，国联理事会又一次通过决议，重申日军必须“从东北占领区撤兵，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同时决定尽快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调查。
决议很好，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美英法见势不好，也赶紧出来拉架，但日本人知道这三家就是玩虚的，根本理都没理。
日本真正担心的其实是苏联。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东北军要与日军在锦州决一死战，则东北的大部分后方就会陷入空虚，到时如果老毛子攻上来就悬了。
斯大林老狐狸一个，他才不想过来趟这趟浑水呢。你不是怕我会打你吗，放心，我绝不会动手。
至此，关东军已无后顾之忧。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8日，仙台师团、嘉村旅团、混成第8旅团（村井旅团）率先出发，三路齐进，直逼锦州城下。
东北军第19旅以铁甲车队为掩护，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与关东军（也配备有铁甲列车）打起遭遇战。
当时双方铁甲对铁甲，钢刀对钢刀，虽未取胜，但至少是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
本庄繁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东北军都照这个样子抵抗，“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仅过一条大凌河就够自己喝一壶了。
此时，锦州的东北军急需政府支援，但节骨眼上，“现政府”却“方针未定”。
那“现政府”在干什么呢？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政府还是那个政府，但里面的人已经换了。
在外部倭寇环伺，内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向示人以强硬形象的老蒋也不得不对广州方面服软了：
现在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咱自家兄弟就别再互相拆台了，免得让外人看笑话，还是搬一块来住吧。
广州方面的回复也很干脆：我们其实也不想这么干，还不是因为你这人太讨厌。如果你滚蛋（下野）了，那我们就自动撤销政府，把家搬到南京来。
这叫什么，这叫逼宫。
在此之前，作为中原大战的胜利者，老蒋本来志得意满，认为整个朝廷就数他最大。这个判断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环视其时国内，敢拿枪杆子跟他斗的，的确没几个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蒋没想到自己修行不够，最后还是被“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给困住了——
原来，枪杆子并不是他最厉害。不错，冯阎李是暂时消声了，但“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却突然从东北冒了出来，而后者的凶悍与野心可不是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所能比拟的，这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声誉和威望直线下降。
原来，笔杆子同样不得了。党棍们在中原大战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得之处，可是自从囚禁胡汉民后，他们口诛笔伐，上蹿下跳，一下子闹得***内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这次的反蒋运动可说是达到了历史沸点，聚集广州的***派系和人数，超过历次纪录，可谓来势汹汹。
对老蒋来说，赢得中原大战，标志着他在军内已执牛耳，而眼前这次党内争斗的胜败如何，对他今后在“以党治国”道路上的意义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他必须赢，尽管很难。
一直以来，纵横捭阖，暗渡陈仓，都是老蒋在面对多个敌手之时的必备武器和致胜法宝。国内军事战如此，政治战也概莫能外。
最要紧的是赶快拉一个人过来，并使其起到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
老蒋选中的是汪精卫。
这在旁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当时的***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爱财，也不贪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此君热衷并喜爱的就一样：搞政治。
在历次的反蒋运动中，他口号喊得最响，调子唱得最高，然而跟头也总是跌得最惨，乃至于中原大战后，连党籍都被老蒋给开了，只好惨兮兮地去天津巷子里当了寓公。痛定思痛之下，他这次反蒋的决心也是最大的，连以往不怎么太对付的胡汉民都成了盟友，那是非抱团把老蒋整下台不可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千年老二”都不大可能再跟他在党内的最大政敌站在一起。
不过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不是老蒋的。
圣人？圣人又怎么了。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关键是看你怎么利用。
在个性特点上，胡汉民是宁折不弯，爱认死理，属于爱钻牛角尖的主，而汪精卫则比较犹豫彷徨，下不了决心，经常一步三回头，目标方向上也朝令夕改，不能坚持。
爱认死理，说明这人轻易不会妥协，不惹他还好，一惹翻了可以记你一辈子，从此再也不会给出哪怕一个笑脸，而犹豫彷徨，则表明这人尚有缝可钻，只不过需要一个机会而已。
机会很快来了。
一开始，无论是胡派还是汪派，在迫蒋下野这一点上都表现得义无反顾，绝不退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合作，一致对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汪胡这两个主要的反蒋派别对此的态度却差异不小——汪精卫兴趣很大，非常积极，而陈济棠等胡派人物在舆论压力之下，虽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但一点参与的热情都没有。
归根结底，广州反蒋力量，并不像汪精卫所说的那样，真能“抱成一团”。实际上，除了反蒋这一点尚能达成一致外，政治主张和立场千差万别，而且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别看汪精卫一副为胡汉民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一开始，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认为后者落到被老蒋软禁的下场纯属疚由自取（“胡数年来为武人专政之拥戴者，获此结果诚不足惜”），让你帮，帮出报应来了吧。
直到后来，他发现周围一片为老胡鸣冤叫屈的声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在政坛上咸鱼翻身的绝佳机遇，才一变而为联胡反蒋。
但是广州军政方面并不真心欢迎老汪过来，因为这时候的地方实力派是被称为“南霸天”的陈济棠，这哥们平时拿出来招摇的旗子就是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他拉老胡的目的，跟当初的老蒋差不多，都是要哄住这个老头子，拿来做自己的金字招牌。
对于同为广东老乡的汪精卫，他则是从心底里进行排斥的，怕后者喧宾夺主，抢了他的风头。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来老汪已经公开跟老胡站到了一边儿，二来老汪又是广西桂系军队长期的合作伙伴，两广要联合反蒋，就不能拒汪，因此之故，他和胡派的其它成员才“委曲求全”，做出了迎汪入粤的决定。
决定是做出了，但这个决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汪派的虾兵蟹将们一道加入，即所谓“去皮存骨”是也。
显而易见，老汪对此是极为不满的，他的“皮”们更是听得火大。但他本人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东山再起的大好良机，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老汪表面的意气风发，和内里的郁郁寡欢，很快就被老蒋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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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12 am
他让人暗中递了一句话过来，就是这句话让老汪方寸大乱：
“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原来南京的蒋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汪某人！
注意，这时候的汪精卫早已不是广州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了，那时候的老汪，你就是站在板凳上，踮起两只脚都未必看得到他。甚至也不是宁粤对峙的时候，彼时的他，怎么说在党政军实力上也还能与老蒋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老汪，是经历过中原大战后凄凄惨惨的老汪，是被开除党籍后躲在天津当寓公的老汪，是一无所有给根鱼骨头就能两眼放光的老汪。
面对老蒋发出的“善意”，老汪立即作出了回应。
他不仅大力推动宁粤和谈，私下也给老蒋的代表掏了心窝子，表示自己在广州身不由己，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所有讲话并不完全出自本意。
此话一出，老蒋就明白自己递去的眼色起作用了，他也很清楚，“和淡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接下来，就该用上活悠的功夫了，而这个功夫用得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应有效果，就得看下面这一招：联汪斥胡。
对举行宁粤和谈，广州方面开出的条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之处，其一，释放胡汉民，其二，老蒋下野。
蒋介石全部予以接受，甚至还答应，广州代表早上到，我晚上就发下野通电。
有了这个承诺，广州方面放心了。他们决定以老汪、孙科等人做代表去上海，同南京方面进行正式和谈。
有个规律大概也是颠扑不破的：庆功宴上，吃的往往都是散伙饭。
广州代表团出发的时候，大家都释然了。
陈济棠举杯送客，言谈神情之下就没有再欢迎汪精卫回来的意思，而老汪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找出路。
按照广州方面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现在只恨不得给对方打躬作揖：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样的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广州方面除了释放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条件：辞职下野。
广州代表团早就到了上海，可谁也没见到老蒋的下野通电发出来。
对此，老蒋自有一番说辞：和谈还没有什么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下野呢，那样做，“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
至于什么“代表朝至，通电夕发”的说法，则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
其实，古往今来，场面上的漂亮话，那都是敷衍老实人的。对现实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
这次被“潜规则”的是老汪。
在此之前，老蒋已发了一个密电给他，提出蒋汪联手“共赴国难”，使下野通电暂缓发表。
电报中，老蒋也没忘记再给老汪吃个蜜枣，一再恭维后者“老成谋国”，对自己赖皮这件事“谅能容纳”。
老汪还就吃这一套，立刻对老蒋奉送的高帽子予以笑纳。不仅不再紧咬住下野的事不放，还帮着老蒋说话，以需要做准备为由，主动把下野时间推到了新政府成立之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了七轮会谈，最后决定，老蒋不用再就下野发表他的“通电原稿”，至于即将召开的***四大，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各开各的，互不相干，最终在南京搞个大结局：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党争，团结御侮”。
上海和谈结束，照理汪胡都应该返回广州开四大，但两人都呆在上海没走。
老汪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门心思准备往南京跑，而老胡的性格，只要老蒋还呆在元首位置上一天，那是打死也不会再回去了，不过他暂时也不想去广州。原因是他一时之间没法跟那边的陈济棠取得沟通。
因为那时候的老胡跟陈济棠还不是很熟，后者也是扛牌子不认人，只知道拿老胡的名号到处招摇，其实面还没怎么见过。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通过一个人：古应芬。
这个古应芬也是民国元老，且是胡派的重要骨干之一。
他是陈济棠的老上级，曾有提拔之功。胡汉民想到什么，便由他去穿针引线，让他跟陈济棠说，然后付诸实施。
偏偏不巧，就在上海和谈进行期间，古应芬突然因牙疾挂了（一种说法认为是拔牙时中毒而死的，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现实例子）。
他这一翘辫子，老胡本人不明广州的虚实，也就情愿先看看再说了。
汪胡虽不能到场，广州***四大仍然照开不误，但会议的成色和份量无疑大大降低。
更令人丧气的是，开到最后，会还开砸了。
在会上，胡派率先发起反击，不仅要全盘推翻上海和淡结果，还要开除老蒋和张学良的党籍。这样一来，立刻触怒了汪派和孙派（孙科派）。
孙科派是当时除汪胡两派以外的第三派，这个派别之所以选择跟汪派站在一起，自然也有它的现实利益计算。
孙科扳着指头一数，老蒋下野铁板钉钉，早晚而已，老汪、老胡都真真假假地声明过了，他们“绝不入京（南京）”，那剩下来还有谁，自然是我这样的政坛新秀了。
孙公子要做那最后得利的黄雀，所以他对上海和会积极拥护，谁反对跟谁急。
三派争执的结果，汪派和孙派退出会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
与之相呼应，军队方面，汪精卫的长期“合作伙伴”桂系和粤系翻了脸，支持孙科的广东海空军也对陈济棠进行武装示威。
胡汉民在上海闻讯，赶紧南下香港，隔岸指挥救火。
在他的遥控调停下，会议得以继续。不过这次开会更有劲，为了选中央委员，众人为选谁不选谁，讲着讲着就开始了“全武行”，大打出手，会场上板凳桌椅乱飞，甚至出现了有代表被殴打致伤和从后门逃出的“壮观场面”，最后调动保安队才把秩序勉强维持下来。
一团糟的广州四大，却正是老蒋所想要的。
趁你病，要你命。氛围已经不错了，不过再加上一点佐料会更有趣。
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滞留上海的老汪：我这里的南京四大已经开完了，你们那里的四大（指广州四大）到底开得怎么样了，中央委员都选出来没有？
还没有？快点吧。因为我这里的四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了，希望赶紧把人给选出来。弄好以后，你们就可以到南京来开会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放出了一个大诱饵，表示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好，只想着单干，现在一定要改一下方式，所以准备在开一中全会时，把你们汪胡孙三位英雄都一块拉进来。
连他自己在内，四个人分四个位置，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老蒋说，他要是不下野的话，就坐那最小的，也就是监察院长的位置。其它的，你们自己分。
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也太假了。
老蒋那样性格的人，他是肯甘居于人下的吗。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那还不如选择下野呢。
其实他这一招，历史上早有典故，叫做：二桃杀三士。
果不其然，老汪一听就按捺不住了。
他马上给广州的胡汉民和孙科发电报，以自己的方式，把老蒋的话复述了一遍：
老蒋亲口答应的，要是开一中全会，就让老胡你做政府主席，小孙你做行政院长，我做立法院长。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那个广州四大究竟还开不开得出来？（“全能挽救否？”）如果还开得出，那就赶快弄出结果，选出代表。如果不行，你们两个就自己过来。
假使你不是搞政治的，或者对政治很外行，那你也许会被老汪的言行所打动：真够义气，老大让给别人当，自己退后，还不忘通知一下哥们。
其实大谬不然。老汪这是为了给胡孙二位打预防针，意思是这事我说也给你们说了，要是再搞不定，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按照胡汉民的调停方案，广州四大应该选出24名中央委员，广州这边先出14名，另外那10名要从已赴上海的200名会议代表中间选（汪精卫已将这些代表全部拉到上海）。
问题就出在这些上海代表身上，人都在上海，广州怎么选法？那时候又没有视频会议，两边各放一个大屏幕，都能看到对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等汪派代表回广州。
而倘若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胡孙二人自然也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广州到南京开会，这样能去的就只剩下他汪某人一个了。
正所谓：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也。
说来说去，什么“绝不入京”，“共赴国难”全是场面话，想做官，做大官才是真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和孙科还当了真，一面诺诺连声，一面拼着命加快会议进度。
只能感叹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赶两天，14个委员都选出来了，就等上海这边的代表到广州，24人的大名单就可以出炉了。
广州方面随即发来电文，告诉汪精卫：广州四大近日就可以圆满结束（“补救已有办法”），并希望他号召上海代表回广州开会（“即时返粤开会”），以便把剩下的10人给选出来。
广州效率忽然如此之快，让老汪大感意外。
本来指望着广州四大演砸了，现在却极有可能起死回生。这样的话，不仅不可能抛开胡孙赴京，连代表名额都吃了亏（广州那里已没几个汪派代表）。
人急了，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干脆，我也开个四大吧。
老汪素来属于冲动型选手。他说干就干，马上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四大。
会议就开了半天时间，从开幕到闭幕，统共5个小时。如此短的代表大会，足可列入吉尼斯大全纪录，跟大世界游乐场这个氛围倒真是蛮匹配的。
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选那10名委员，重点是把汪派代表推上去。
会开完，老汪把名单向广州四大一报，备案，散会。
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竟然分三地开出了三个会，这在中外党史上也是从来未有过的奇闻，尤其是上海四大，更被坊间传为笑谈。汪精卫在党内本来已不怎样的声誉也因此再次大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广州方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上海四大的选举结果，而上海的老汪也不卖广州的帐。双方互相拆台，闹得不亦乐乎。
到此为止，老蒋终于达到了联汪斥胡，并在***内全面分化反蒋派别和势力的目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老蒋不得不宣布正式辞去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历史上第二次下野。
然而他并非输家。
虽然暂时失去了第一人的权杖，但是他此时继掌握军权之后，在***内也开始拥有主动权。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这三双筷子再也不可能牢牢抱成团。从此以后，只要老蒋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折断。
孙科登基，有再多的困难，汪胡听任不援；汪精卫入阁，有再多的呼吁，胡孙只当没看见。
他们都只能围绕着一个人打转，那就是老蒋。
“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原来南京的蒋先生这么看得起我汪某人！
注意，这时候的汪精卫早已不是广州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了，那时候的老汪，你就是站在板凳上，踮起两只脚都未必看得到他。甚至也不是宁粤对峙的时候，彼时的他，怎么说在党政军实力上也还能与老蒋平起平坐。
这时候的老汪，是经历过中原大战后凄凄惨惨的老汪，是被开除党籍后躲在天津当寓公的老汪，是一无所有给根鱼骨头就能两眼放光的老汪。
面对老蒋发出的“善意”，老汪立即作出了回应。
他不仅大力推动宁粤和谈，私下也给老蒋的代表掏了心窝子，表示自己在广州身不由己，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所有讲话并不完全出自本意。
此话一出，老蒋就明白自己递去的眼色起作用了，他也很清楚，“和淡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接下来，就该用上活悠的功夫了，而这个功夫用得好不好，能不能起到应有效果，就得看下面这一招：联汪斥胡。
对举行宁粤和谈，广州方面开出的条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之处，其一，释放胡汉民，其二，老蒋下野。
蒋介石全部予以接受，甚至还答应，广州代表早上到，我晚上就发下野通电。
有了这个承诺，广州方面放心了。他们决定以老汪、孙科等人做代表去上海，同南京方面进行正式和谈。
有个规律大概也是颠扑不破的：庆功宴上，吃的往往都是散伙饭。
广州代表团出发的时候，大家都释然了。
陈济棠举杯送客，言谈神情之下就没有再欢迎汪精卫回来的意思，而老汪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自找出路。
按照广州方面的要求，老蒋不仅释放了胡汉民，还亲自把他送到车站。
原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老蒋现在只恨不得给对方打躬作揖：我错了，请原谅，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堂堂元首，能说出这样的话，认错态度也算是够诚恳的了。没想到元老根本不卖元首的帐。
错？
错哪了，说出来。说不出来，这就又错了。
撂下这番尖酸刻薄的话之后，胡汉民又当着众人的面，把老蒋狠狠一顿数落。然后扬长而去。
面子，算丢尽了。可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广州方面除了释放胡汉民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条件：辞职下野。
广州代表团早就到了上海，可谁也没见到老蒋的下野通电发出来。
对此，老蒋自有一番说辞：和谈还没有什么眉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下野呢，那样做，“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
至于什么“代表朝至，通电夕发”的说法，则被他完全抛在了脑后。
其实，古往今来，场面上的漂亮话，那都是敷衍老实人的。对现实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
这次被“潜规则”的是老汪。
在此之前，老蒋已发了一个密电给他，提出蒋汪联手“共赴国难”，使下野通电暂缓发表。
电报中，老蒋也没忘记再给老汪吃个蜜枣，一再恭维后者“老成谋国”，对自己赖皮这件事“谅能容纳”。
老汪还就吃这一套，立刻对老蒋奉送的高帽子予以笑纳。不仅不再紧咬住下野的事不放，还帮着老蒋说话，以需要做准备为由，主动把下野时间推到了新政府成立之后。
宁粤双方在上海共举行了七轮会谈，最后决定，老蒋不用再就下野发表他的“通电原稿”，至于即将召开的***四大，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各开各的，互不相干，最终在南京搞个大结局：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党争，团结御侮”。
上海和谈结束，照理汪胡都应该返回广州开四大，但两人都呆在上海没走。
老汪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门心思准备往南京跑，而老胡的性格，只要老蒋还呆在元首位置上一天，那是打死也不会再回去了，不过他暂时也不想去广州。原因是他一时之间没法跟那边的陈济棠取得沟通。
因为那时候的老胡跟陈济棠还不是很熟，后者也是扛牌子不认人，只知道拿老胡的名号到处招摇，其实面还没怎么见过。那他们怎么沟通呢？
通过一个人：古应芬。
这个古应芬也是民国元老，且是胡派的重要骨干之一。
他是陈济棠的老上级，曾有提拔之功。胡汉民想到什么，便由他去穿针引线，让他跟陈济棠说，然后付诸实施。
偏偏不巧，就在上海和谈进行期间，古应芬突然因牙疾挂了（一种说法认为是拔牙时中毒而死的，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现实例子）。
他这一翘辫子，老胡本人不明广州的虚实，也就情愿先看看再说了。
汪胡虽不能到场，广州***四大仍然照开不误，但会议的成色和份量无疑大大降低。
更令人丧气的是，开到最后，会还开砸了。
在会上，胡派率先发起反击，不仅要全盘推翻上海和淡结果，还要开除老蒋和张学良的党籍。这样一来，立刻触怒了汪派和孙派（孙科派）。
孙科派是当时除汪胡两派以外的第三派，这个派别之所以选择跟汪派站在一起，自然也有它的现实利益计算。
孙科扳着指头一数，老蒋下野铁板钉钉，早晚而已，老汪、老胡都真真假假地声明过了，他们“绝不入京（南京）”，那剩下来还有谁，自然是我这样的政坛新秀了。
孙公子要做那最后得利的黄雀，所以他对上海和会积极拥护，谁反对跟谁急。
三派争执的结果，汪派和孙派退出会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
与之相呼应，军队方面，汪精卫的长期“合作伙伴”桂系和粤系翻了脸，支持孙科的广东海空军也对陈济棠进行武装示威。
胡汉民在上海闻讯，赶紧南下香港，隔岸指挥救火。
在他的遥控调停下，会议得以继续。不过这次开会更有劲，为了选中央委员，众人为选谁不选谁，讲着讲着就开始了“全武行”，大打出手，会场上板凳桌椅乱飞，甚至出现了有代表被殴打致伤和从后门逃出的“壮观场面”，最后调动保安队才把秩序勉强维持下来。
一团糟的广州四大，却正是老蒋所想要的。
趁你病，要你命。氛围已经不错了，不过再加上一点佐料会更有趣。
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滞留上海的老汪：我这里的南京四大已经开完了，你们那里的四大（指广州四大）到底开得怎么样了，中央委员都选出来没有？
还没有？快点吧。因为我这里的四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了，希望赶紧把人给选出来。弄好以后，你们就可以到南京来开会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放出了一个大诱饵，表示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好，只想着单干，现在一定要改一下方式，所以准备在开一中全会时，把你们汪胡孙三位英雄都一块拉进来。
连他自己在内，四个人分四个位置，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老蒋说，他要是不下野的话，就坐那最小的，也就是监察院长的位置。其它的，你们自己分。
太有诱惑力了，但是也太假了。
老蒋那样性格的人，他是肯甘居于人下的吗。让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监察院长，那还不如选择下野呢。
其实他这一招，历史上早有典故，叫做：二桃杀三士。
果不其然，老汪一听就按捺不住了。
他马上给广州的胡汉民和孙科发电报，以自己的方式，把老蒋的话复述了一遍：
老蒋亲口答应的，要是开一中全会，就让老胡你做政府主席，小孙你做行政院长，我做立法院长。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那个广州四大究竟还开不开得出来？（“全能挽救否？”）如果还开得出，那就赶快弄出结果，选出代表。如果不行，你们两个就自己过来。
假使你不是搞政治的，或者对政治很外行，那你也许会被老汪的言行所打动：真够义气，老大让给别人当，自己退后，还不忘通知一下哥们。
其实大谬不然。老汪这是为了给胡孙二位打预防针，意思是这事我说也给你们说了，要是再搞不定，那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
按照胡汉民的调停方案，广州四大应该选出24名中央委员，广州这边先出14名，另外那10名要从已赴上海的200名会议代表中间选（汪精卫已将这些代表全部拉到上海）。
问题就出在这些上海代表身上，人都在上海，广州怎么选法？那时候又没有视频会议，两边各放一个大屏幕，都能看到对方，所以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等汪派代表回广州。
而倘若会议迟迟没有结果，胡孙二人自然也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广州到南京开会，这样能去的就只剩下他汪某人一个了。
正所谓：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也。
说来说去，什么“绝不入京”，“共赴国难”全是场面话，想做官，做大官才是真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和孙科还当了真，一面诺诺连声，一面拼着命加快会议进度。
只能感叹做官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连赶两天，14个委员都选出来了，就等上海这边的代表到广州，24人的大名单就可以出炉了。
广州方面随即发来电文，告诉汪精卫：广州四大近日就可以圆满结束（“补救已有办法”），并希望他号召上海代表回广州开会（“即时返粤开会”），以便把剩下的10人给选出来。
广州效率忽然如此之快，让老汪大感意外。
本来指望着广州四大演砸了，现在却极有可能起死回生。这样的话，不仅不可能抛开胡孙赴京，连代表名额都吃了亏（广州那里已没几个汪派代表）。
人急了，什么招都想得出来。
干脆，我也开个四大吧。
老汪素来属于冲动型选手。他说干就干，马上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四大。
会议就开了半天时间，从开幕到闭幕，统共5个小时。如此短的代表大会，足可列入吉尼斯大全纪录，跟大世界游乐场这个氛围倒真是蛮匹配的。
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选那10名委员，重点是把汪派代表推上去。
会开完，老汪把名单向广州四大一报，备案，散会。
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竟然分三地开出了三个会，这在中外党史上也是从来未有过的奇闻，尤其是上海四大，更被坊间传为笑谈。汪精卫在党内本来已不怎样的声誉也因此再次大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广州方面理所当然地否决了上海四大的选举结果，而上海的老汪也不卖广州的帐。双方互相拆台，闹得不亦乐乎。
到此为止，老蒋终于达到了联汪斥胡，并在***内全面分化反蒋派别和势力的目的。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15日，老蒋不得不宣布正式辞去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历史上第二次下野。
然而他并非输家。
虽然暂时失去了第一人的权杖，但是他此时继掌握军权之后，在***内也开始拥有主动权。
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这三双筷子再也不可能牢牢抱成团。从此以后，只要老蒋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一一折断。
孙科登基，有再多的困难，汪胡听任不援；汪精卫入阁，有再多的呼吁，胡孙只当没看见。
他们都只能围绕着一个人打转，那就是老蒋。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16 am
一个星期后，即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虽然老蒋已经下野，但在广州方面曾极力反对的前提下，上海四大的10名中央委员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全部通过。
谁的力量在起作用，已经不言可喻。
老汪虽然行事犹豫，却绝对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那个军队第一强人的下野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肯定复出，把他抛在外面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今后要在政坛站住脚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蒋汪合作。
现在不过是留给对方一个人情的时候。
因此他马上说自己病了，滞留在了上海。
胡汉民在香港，这老头子如今的最大人生目标就是反蒋，现在他已经跟广州的陈济棠混得很熟了。接下来，他认为谁做领导人都无所谓，只要不让姓蒋的翻身就可以——都是政治老手，他自然也能看出老蒋所谓的下野不过是蜇伏而已。
他要和陈济棠合作，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南京自然不会来了。
三者去二，孙科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选举结果，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根据全会决议，这个所谓的元首已“不负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实际为孙科主持。
孙科当家起初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家竟会如此难当，以至于令其后悔不迭，骑虎难下。
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就遇到了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说好9点钟开始，因为到的人实在太少，一直到12点半，吃中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勉勉强强找来人算是把仪式给交代了。
国人是很迷信的，哪怕是新社会新朝代，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等到孙科正式开始治国理政，面前马上冲过来两只拦路虎，一个叫外交，一个叫财政。
外交很难搞。国联交涉的努力，始终未能阻止关东军步步逼近，而政府又在派兵抵抗的问题上表现软弱，与新政府一上来“积极抗日”的口号形成了鲜明而极具讽剌意义的对比。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无办法，成了孙科内阁最大的软肋。
孙科执政后，各地诸侯纷纷来了个客大欺主，根本不把中央当中央，突出的表现就是截留税款。
两广，中央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他们旧的税没还，新的税也不打算交，坚决把赖皮进行到底，俨然两个自征自用的独立王国。
华北，因为东北军已经失去了东三省，呼拉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生活费全从那里面来，自己还不够用呢，哪能再交给你。
以上这几个，老蒋在时就是这种样子，不说也罢，但下面这些却都是新冒出来的。
湖北，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何成浚当家，有较丰厚的江汉关税，不交。
山东，也是中央的地盘，韩复榘在那里，按说该交国税，不交。
福建，不交。
……
这么说吧，大家都认为，谁给孙科新政府交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脑子一定缺氧了。
能做到封疆大吏，就没脑子真不好使的，所以一个月下来，孙科仍然两手空空，愣是没从地方收到过一个子。
这样不行，别等人家来催，自己就先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幸好，有帮忙的来了。
此人就是陈铭枢。
说起来，陈铭枢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
这样的人，老蒋当然得用。实际上，直到老蒋下野前夕，他还被用来秘密拉拢汪精卫，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让陈铭枢没想到的是，拉了半天，等于白拉——老蒋竟然最后还是辞职下野了。
老蒋这样的人，城府极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虽然下野前埋下了伏笔，但没有十足把握，他可不会随便向你透出一星半点要复出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蒋在启程回老家浙江奉化“入山静养”前，还特地给孙科等人留了封信，让这些人电报都不要给他发一个，说就是发了，他也不拆不看（“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一副从此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曾经作为小弟的陈铭枢还真信了，相信老蒋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蒋要“隐居”，他可想留下来干点事，自此便转而跟了孙科。
对于孙科而言，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19路军。因此后者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9路军才得以从江西“剿匪”战场调回，拱卫南京。
现在面对收不上税这个难题，两人一商量，如果长此以往，政府将坐吃山空，这哪行啊，便从19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去卫戍上海。
效果立竿见影，当月就收到了上海方面的关税和地方税，一共700万。
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科在当家后才明白，原来政府风风光光的背后，是一个穷得底朝天的国库，平时就靠寅吃卯粮，前面收上来，后面甩手就要用出去。
如此，就算你只想简简单单地过个日子，这700万也是根本不够的。
怎么办？
得找会理财善理财的财神爷。
民国财神爷，首推财政部长宋子文。
但宋子文却拒绝与孙科合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1日，即老蒋下野的第6天，他便递交了辞呈，让孙科“另简贤能”，然后便拍屁股走路了。
走之前，他还签了个字，从国库里提出剩下的2000万，一家伙把拖欠大家的军费、办公费、工资全发了。
宋子文做了“好人”，孙科却变成了“恶人”，因为接下来，他再也发不出一分钱了。
这还不算，由于宋子文离职，几天之内还在政府内爆发了人事大地震：财政部内辞职的辞职，放假的放假，反正没有一个肯安心留下来办公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开“政府未有之先例”。
别的部不干活不要紧，财政部不干活就等于要了孙科的亲命，于是他赶紧另找人，这回找的是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
孔祥熙一开始听说要让他接替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很乐意的，甚至专门让老婆用英文写了封信给孙科，意思就是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老婆又来了封信，这回还是用的英文（看看人家这派），不过意思却截然相反，竟然悔约了。
要说奇怪也不奇怪，从宋子文开始，这些事可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这些原因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老蒋。
当初老蒋拼着命把孙科捧红，是希望对方在自己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助一臂之力，没想到孙科却反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跟在胡汉民、汪精卫后面一个劲地逼他下台，这可把老蒋生生给气坏了，下野后也巴不得孙科内阁支撑不住早点滚蛋，从而让自己尽快重新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宋孔二人自然都不会也不敢站出来帮着孙科撑场面。
孙科病急乱投医，只好到其它部门去找财长人选。
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虽然老蒋已经下野，但在广州方面曾极力反对的前提下，上海四大的10名中央委员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全部通过。
谁的力量在起作用，已经不言可喻。
老汪虽然行事犹豫，却绝对是个聪明人。他意识到，那个军队第一强人的下野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肯定复出，把他抛在外面已是不可能的了，自己今后要在政坛站住脚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蒋汪合作。
现在不过是留给对方一个人情的时候。
因此他马上说自己病了，滞留在了上海。
胡汉民在香港，这老头子如今的最大人生目标就是反蒋，现在他已经跟广州的陈济棠混得很熟了。接下来，他认为谁做领导人都无所谓，只要不让姓蒋的翻身就可以——都是政治老手，他自然也能看出老蒋所谓的下野不过是蜇伏而已。
他要和陈济棠合作，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南京自然不会来了。
三者去二，孙科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选举结果，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根据全会决议，这个所谓的元首已“不负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实际为孙科主持。
孙科当家起初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
这位小兄弟头上的光环很亮，虽然年纪轻轻，却颇有乃父之志。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家竟会如此难当，以至于令其后悔不迭，骑虎难下。
举行就职仪式的时候，就遇到了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说好9点钟开始，因为到的人实在太少，一直到12点半，吃中饭的时间都过了，才勉勉强强找来人算是把仪式给交代了。
国人是很迷信的，哪怕是新社会新朝代，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等到孙科正式开始治国理政，面前马上冲过来两只拦路虎，一个叫外交，一个叫财政。
外交很难搞。国联交涉的努力，始终未能阻止关东军步步逼近，而政府又在派兵抵抗的问题上表现软弱，与新政府一上来“积极抗日”的口号形成了鲜明而极具讽剌意义的对比。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头疼的，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无办法，成了孙科内阁最大的软肋。
孙科执政后，各地诸侯纷纷来了个客大欺主，根本不把中央当中央，突出的表现就是截留税款。
两广，中央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他们旧的税没还，新的税也不打算交，坚决把赖皮进行到底，俨然两个自征自用的独立王国。
华北，因为东北军已经失去了东三省，呼拉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生活费全从那里面来，自己还不够用呢，哪能再交给你。
以上这几个，老蒋在时就是这种样子，不说也罢，但下面这些却都是新冒出来的。
湖北，中央实际控制区域，何成浚当家，有较丰厚的江汉关税，不交。
山东，也是中央的地盘，韩复榘在那里，按说该交国税，不交。
福建，不交。
……
这么说吧，大家都认为，谁给孙科新政府交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脑子一定缺氧了。
能做到封疆大吏，就没脑子真不好使的，所以一个月下来，孙科仍然两手空空，愣是没从地方收到过一个子。
这样不行，别等人家来催，自己就先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幸好，有帮忙的来了。
此人就是陈铭枢。
说起来，陈铭枢还是很有点水平的，能文能武，军政两栖，既善抓军队又会搞政治，能力那是没得说，
这样的人，老蒋当然得用。实际上，直到老蒋下野前夕，他还被用来秘密拉拢汪精卫，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让陈铭枢没想到的是，拉了半天，等于白拉——老蒋竟然最后还是辞职下野了。
老蒋这样的人，城府极深，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虽然下野前埋下了伏笔，但没有十足把握，他可不会随便向你透出一星半点要复出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蒋在启程回老家浙江奉化“入山静养”前，还特地给孙科等人留了封信，让这些人电报都不要给他发一个，说就是发了，他也不拆不看（“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一副从此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模样。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缘故，曾经作为小弟的陈铭枢还真信了，相信老蒋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蒋要“隐居”，他可想留下来干点事，自此便转而跟了孙科。
对于孙科而言，陈铭枢最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19路军。因此后者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做自己的左右手，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9路军才得以从江西“剿匪”战场调回，拱卫南京。
现在面对收不上税这个难题，两人一商量，如果长此以往，政府将坐吃山空，这哪行啊，便从19路军中抽出一部分去卫戍上海。
效果立竿见影，当月就收到了上海方面的关税和地方税，一共700万。
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孙科在当家后才明白，原来政府风风光光的背后，是一个穷得底朝天的国库，平时就靠寅吃卯粮，前面收上来，后面甩手就要用出去。
如此，就算你只想简简单单地过个日子，这700万也是根本不够的。
怎么办？
得找会理财善理财的财神爷。
民国财神爷，首推财政部长宋子文。
但宋子文却拒绝与孙科合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1日，即老蒋下野的第6天，他便递交了辞呈，让孙科“另简贤能”，然后便拍屁股走路了。
走之前，他还签了个字，从国库里提出剩下的2000万，一家伙把拖欠大家的军费、办公费、工资全发了。
宋子文做了“好人”，孙科却变成了“恶人”，因为接下来，他再也发不出一分钱了。
这还不算，由于宋子文离职，几天之内还在政府内爆发了人事大地震：财政部内辞职的辞职，放假的放假，反正没有一个肯安心留下来办公的，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被称为开“政府未有之先例”。
别的部不干活不要紧，财政部不干活就等于要了孙科的亲命，于是他赶紧另找人，这回找的是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
孔祥熙一开始听说要让他接替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很乐意的，甚至专门让老婆用英文写了封信给孙科，意思就是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老婆又来了封信，这回还是用的英文（看看人家这派），不过意思却截然相反，竟然悔约了。
要说奇怪也不奇怪，从宋子文开始，这些事可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这些原因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老蒋。
当初老蒋拼着命把孙科捧红，是希望对方在自己陷于困境的时候能助一臂之力，没想到孙科却反跑到对方阵营里去了，跟在胡汉民、汪精卫后面一个劲地逼他下台，这可把老蒋生生给气坏了，下野后也巴不得孙科内阁支撑不住早点滚蛋，从而让自己尽快重新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宋孔二人自然都不会也不敢站出来帮着孙科撑场面。
孙科病急乱投医，只好到其它部门去找财长人选。
可是这些部门也在发生“辞职潮”。比如另一个经济部门——铁道部，部长也辞了。孙科一看，不是还有一个次长吗，而且据他所知，此人还有点金融界从业的经历，于是二话不说，拉过来就准备拖到财政部去顶杠。
这个倒霉的次长叫黄汉梁，当时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就哭了起来，还一边哭一边请求孙院长饶了他（“痛哭陈辞”），直把财政部当成了阎王殿。
孙科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了，当然不答应：你说不想干就不干吗？做梦！
黄汉梁万般无奈，只得怀着赴刑场一样的心情去赴任。
结果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国库分文没有（宋子文拿去做了“人情”），逼债的倒有（每月光还上海银行就要几千万）。
下面得力的人则全跑光了——那都是宋子文的旧人马，特别是工资每月在500以上的，一个不剩，全辞了（这就是金领的好处，暂时不差钱，一旦宋复职，不仅可以再回来，还能加薪升职）。
民国以降，要评最弱内阁，孙科的草头班子绝对榜上有名，虽不一定能摘得魁首，至少候选资格是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孙科的窘情看在眼里，深表同情，谓之：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这就是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的背景。
使人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国难当头的那些日子里，一帮政客却还在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进行激烈的内部权斗，全不顾及大好河山正遭异族入侵。
作为弱势政府的领导人，孙科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何能力调动部队去东北与关东军进行作战。
锦州告急的时候，他也确实开了会，讨论增援问题。
但会开了大半天，仍然毫无结果，并无一兵一卒北上赴援。
孙中山是“知难行易”的倡导者，他的公子却着着实实地尝到了“知易行难”的苦头。
由于既得不到政府支援，又担心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29日，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然而故土之恋，人皆有之。很多老兵为此失声痛哭，不忍离去。
一切似乎都已经在预示着，从此将与东北永绝矣。
果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没能再返家园。
每当午夜梦回，永远失落的是那个种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别了，美丽的松花江。
别了，那无尽的宝藏。
别了，我无助的同胞和衰老的爹娘。
44个军用专列，满载10多万东北军士兵，由锦州不停地驶向170公里以外的山海关。由于军列来去过于频繁，甚至因此引起了日军的高度紧张和戒备，还以为是从关内调来对付他们的中国军队。
由于分驻锦州各地，用了一周时间，才全部运完。
一千多年前，一位美丽的女子曾在后宫发出过泣血的哀叹：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她叫花蕊夫人，是五代后蜀人，这句叹息被她写在了《述亡国诗》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日，嘉村旅团前锋数百人越过大凌河。
河面已经结上了厚厚一层冰，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踩着冰面跑过来，因为大凌河上有守军来不及破坏的铁桥。
过了大凌河，很快就兵临锦州城下。
到了这里，日军已再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很清楚，在这里迎接他们的，必将是一场恶战血战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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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17 am
覆尸满城，流血漂橹，几乎是一定的。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撤走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奉“不抵抗政策”撤离东北。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警真是全撤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象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撤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国栋到了锦西当县长后，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这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他们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把话说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拉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中庸》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使他们有了被捏成一堆的机会——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会捏合。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作为前锋，只能第一个在锦州城“玉碎”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重镇锦州，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只是空城一座。
出现在这些远道之“客”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以锦州城为中心，周围呼拉拉铺开六里路（“蜿蜒如长蛇”），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防守的人，一个也没有。
日军起初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等咬一咬舌头，确认这不是在做梦后，一个个欢呼雀跃，异常兴奋（“实愉快万分”）。他们谢天谢地谢天皇，甚至谢上了中国的孙子，认为自己正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得益者。
连仗都不用打，就捞到了首功一件，这感觉当然就跟突然中了个百万大奖一样。
锦州，终于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被关东军兵不血刃地收入囊中。根据日方记载，当天的锦州，虽然天气晴朗，却狂风怒号，满天卷起黄色旋风，“令人惊心”。
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祖先在风中声声咆哮。
声势搞这么大，面对的却是一座空城，兴致勃勃赶来的各路鬼子也感觉很无聊。
除了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关东军飞行队侦察第8中队驻守锦州外，其余部队都各回原地驻防。
按照常理，既然东北军都已经撤走了，锦州日军的日子应该很好过。
朝鲜龙山师团原来常驻朝鲜，那个地方的“治安”，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糟透了。有时候大白天的，日本人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唯恐一不小心被拖到角落里给剁了做成人肉叉烧包。
能够有机会跑到东北来透透气，散散心，放松一下心情，实在是件美事。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东北这疙瘩，也不是好呆的。
锦西葫芦岛，是东北军撤退关内的必经之地。龙山师团经过情报侦察，发现那里的东北公安总队也已经撤走了。
东北公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警察部队，而他们的头，就是那个后来跟小萝卜头关一块的黄显声。
提起这兄弟，可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子。
黄显声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跟张学良还是一个科：炮科。对讲武堂的同学，少帅自然要格外关照一些。先是让他入了自己的卫队旅，后来又任命他为奉天警察局长。
张少帅手下的官，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居多。惟有这个黄显声，那是比较认真的。
当了警察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掀起缉毒风暴。
别的警察局长也不是不反“黄赌毒”，不过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一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看僧面看佛面。
到了黄显声这里，只要你藏着毒，统统别想过。
如果光打苍蝇不打老虎，那就不叫黄铁汉了。在任期间，他不仅找过日本人的麻烦，就连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私货也被他抄过。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北这块地面上，就没有谁他不敢惹的。少帅那是提早一步跑到北平去了，要不然被他抓住，没准发起性子来，也会被当作瘾君子给送到局子里去蹲两天。
“九一八”后，东北军奉“不抵抗政策”撤离东北。黄铁汉愤愤不平，就来了个无证上岗，带着手下的这帮警察兄弟和日本人干了起来。
不是说“绝对不抵抗”吗？那说是的军人，我是警察，凭什么不抵抗。
黄显声和他的东北公安总队是最后一个从锦西撤走的。他们都撤了。日本人就知道东北军警真是全撤到关内去了。
尽管如此，锦西还是要驻防的。
龙山师团命令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出人。
旅团长依田少将把古贺传太郎大佐喊来，让他带着自己的骑兵第27联队（古贺联队）去锦西溜上一圈。
没什么仗要打，就当去郊外散心。
古贺这小子，虽然一直在朝鲜当差，对东北倒不陌生。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到沈阳搞过侦察。
不过这段经历绝对很惨，因为他不幸被老毛子抓住了。
当然最后又逃了出来，但东方不是西方，做过俘虏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影响仕途啊。
看看他的职务你就知道了，日俄战争都经历过，还只是当个小小的骑兵联队长，混得好是这副德性？
说起来是一个骑兵联队，但由于是临时编组（就象第38旅团也是临时编成一样），庙大和尚少，把他自个加起来，超不过一百个人，只能勉强算一个中队。
混成这个样子，脸皮薄点的就不如拿块豆腐撞撞死算了，活着多丢人。
古贺不算脸皮薄的，他要把面子找回来。
就在这里，那个不用他费神打仗的锦西。
弱者面对更弱者，也可以当自己是强者。
他并没有带部队直接进入锦西，而是在走到锦西县城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叫来翻译：你去，让锦西的文武百官排着队来迎接我。
翻译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北军都撤了，县里的那帮老少爷们还能定定心心在城里等您老人家露面？
可古贺联队长的话也不能不听，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进城了。
一进城，放心了。
县太爷真没走。
锦西县长张国栋听了翻译的传话，连连点头，急忙找人准备欢迎仪式去了。
翻译觉得联队长的话很神，其实张县长是有苦说不出。
能跑，我还不早跑了。
张国栋到了锦西当县长后，印发了一些地方流通券，从老百姓手里捞走了不少钱。这流通券不是黄金，战乱一起等同于废纸。等到锦州危急，张县长想跟着黄显声他们一块走的时候，就发现走不了了。
大家伙一把拖住了他。
先别走，你得把话说清楚，这个流通券还值不值钱。要不你给我黄金，我把流通券还给你。
这么一拉一扯，倒霉的张县长就落下来了。
眼下，先应付日本人要紧。张国栋把县衙里留下来的人都召集到一起，一清点，少了一个人。
这兵荒马乱的，少谁都正常。他也没太在意，便带着一众人等欢迎城外的“皇军”去了。
张国栋在日本留过学，知道一点“迎宾”的规矩，仓促间，竟然连日本国旗都赶制好了。
古贺带着他的骑兵联队一摇三摆地过来了。张国栋诚惶诚恐组织起来的“迎宾仪式”自然让他很是受用。
接着，又挺着胸脯，把张国栋这帮人召集起来开会，让他们组织维持会，以维持当地的“治安”。
一伙新晋汉奸无不胁肩谗笑，附首贴耳，没有一个不把这位古贺太君当太上皇给贡着敬着的。
看来官大不大都不要紧，有感觉就OK。
可是古贺太君，你的面子是肯定有了，但命马上就要没了。
因为已经有一帮强人在那里磨刀了。
《中庸》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袄年华，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以上这段话，是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的。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北方人不怕死，凶猛，是一群“强者”。
锦西葫芦岛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强者居之”的北方之地。
当然不是指城里，而是指乡下。
在锦西的乡下，盛产溜子。
不用猜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水果。跟胡子的意思差不多，其实指的是“道”上的朋友——绿林好汉。
与之相适应的是，为了防溜子，锦西农家几乎户户有枪。
买枪的银子还都是各家各户从自己口袋里摸出来的。别地方的人有钱了就拿出来再买地，这个地方的人都想清楚了，地再多也是进贡给溜子的。那还不如买枪划算，至少可以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致饿死。
于是，枪便成了宝贝。有地有钱的单买，没这种经济实力的就搞拼车，合起来买。最后十几户几十户上百户，便可以凑成民团。
锦西的民团，那是遍地开花。
民团和溜子本来是死对头。日军来了却使他们有了被捏成一堆的机会——但凡身上有点血性的，谁会拒绝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道打鬼子？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有一个人会捏合。
张国栋组织“欢迎仪式”时，不是少了个人吗？
这个人是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
这苑凤台可不是一般人，他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跟黄显声是同一期的。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的军校，讲武堂还是出过点人物的。
苑凤台没出席张县长的“欢迎仪式”，他去准备自己的“欢迎仪式”了，那就是带着全县民团给古贺太君好好地喝上一壶再说。
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县长不是军人，民团可由公安局长掌握和指挥。
除了能领导民团，苑凤台还有一个特殊的人脉关系。
他和当时主要的一个绿林首领有远亲关系，通过这个亲戚，苑凤台又取得了绿林好汉们对联合作战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团无实战经验和战斗力较差的弱点。
黑道白道都齐了，那就跟鬼子干吧。
群众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呼拉拉的一大群，一下子就把锦西县给围上了。
这时，朝鲜龙山师团向锦西运送辎重，又来了几十个日军官兵，也给一道围在了里面。
古贺一看，外面这么多人，这么多枪，黑压压的，这不是东北保安总队杀回来了，又是什么？
身边加上辎重兵，也就一百来人，要对付一千个敌人，哪怕是警察兵，也够受啊。
遇上这种情况，平常军官就得呼叫救援了。可古贺不一样，人家日俄战争时就从事艰巨的地下工作了好吧。
感觉身陷大难之中的古贺大佐，此时很有一种要做点成绩给全世界人民看看的勇气和果敢。
他决定“先发制人”，自己拯救自己。
古贺按人头分了一下工：松尾少尉率辎重兵回锦州领弹药给养兼报信；村上中尉带领少部分骑兵在县里守着；他本人则亲率骑兵联队的大部分步骑兵出来“扫荡”。
本来人就不多，他还来了个兵分三路，做个骑兵联队长真不算屈才。
锦西县长张国栋现在已经把古贺当成他的新主子了，在古贺出发前很体贴地劝他谨慎从事，免得小命玩完。
古贺反而来劲了。这时候不充英雄什么时候充。
他笑了笑：不过是一些小毛贼而已，看我手到擒来。
一上战场，“英雄”就被卡住了。
民团的人虽然没什么作战经验，但架不住人多，而且不讲战法，“瞎打”。
“瞎打”的意思是，他们不跟古贺的套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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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18 am
古贺是把他们当保安总队，或正宗游击队对待的，所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可民团的人都是老百姓的干活，没怎么打过仗，不懂这一套。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
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还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像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都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海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对这次战役做过多次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吉林是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我劈过来一板斧，按古贺的意思，你得拿刀格挡一下啊，那我下面才能继续出招。民团的弟兄们不挡，他们只知道拿刀捅你的肚脐眼。
古贺愣在那里了。还没等他完全摆开架势，联队就挨了无处不在的民团一阵乱拳。
这一下，总算把他打醒了。
哦，原来你们不会打仗啊，给我冲。
这一冲，又坏了。
被对方一扫，死了一大半，而且很多都是一枪毙命。
这种枪法完全都是正规部队神枪手的专利，
晕啊，古贺彻底被绕住了，不知道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战术纪律杂乱无章，枪法却又是如此精准。
你们哪个单位的，请问？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打枪的人都是绿林好汉，百发百中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古贺被打败了，真的被打败了。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留守的村上中尉被包围了。
“扫荡”无功，老巢眼看也要不保，今天这脸算丢大了。
赶快回去吧。
古贺打马就走，欲援救县城里正受苦受难的村上。
可是没走多远，他自己就连中两枪，一个倒栽葱摔下马来。
这回他再也不用担心面子问题了。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古贺带兵出来“扫荡”的时候，松尾少尉还在往锦州的路上赶呢。
本来他这一路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因为目标最小，无论是民团，还是溜子，都不会冲着他来。可这人要是一倒霉，阎罗王都会跟在你屁股后面讨赏钱。
这一大清早的，气温很低，又赶着大车。走出三十里路，众人就吃不消了，一个个又冷又饿还累。没办法，只好就近在一家农民的院子外面取了一些高粱秸，用来点火取暖兼做饭。
人要吃东西，那马也不能饿着，出劳力可全靠它呢，所以接着又拿了点墙角边堆放的谷草去喂马。
应该说，相对于日军一贯烧杀抢掠的作风，这帮孙子的做法还不算太离谱（毕竟任务在身嘛）。
可是这家里的农民小伙子不乐意了。这兄弟也不问松尾要钱，直接奔隔壁去借了一把老式步枪，就准备把拿他谷草的那个小子给收拾掉。
这时候，他族里的一个长辈拉住了他，并且严肃地正告他——你不能打啊。
接下来，你一定会以为是这么一句话：算了，不就拿了点谷草嘛，也不是很值钱。
或者是：孩子，不能啊，杀人要偿命的，何况这是东洋兵，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都不是。长辈的话是这样说的：
你不能打啊——
你打最多只能打死一个，他们有三十来个呢，应该找人埋伏起来一块干掉。
…………
有点无语，这锦西的民风也太强悍了吧！不过我喜欢，顶一个先。
小伙子一听有理，便从本村拉了十来个人，跑到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路上，找了一块高坡埋仗起来。同时，还派人向附近各村送信，邀请大家来帮个场子。
松尾少尉和他的部下们吃完早饭便又上路了，他压根不知道一会儿工夫能和人结下这么深的梁子，只顾着拼命赶路，好运回枪弹给养给古贺用。
一到高坡下面，枪声便响了起来。
其实这时候，高坡上的人并不多，又都是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农民。松尾们都骑着马，如果打马夺路而逃，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
可是松尾没这样做。
辎重兵嘛，平时就让人看不起，打仗也轮不上，手平时还挺痒痒的，而且高坡上的伏兵看上去比较差劲，穿着便衣也就罢了，就连射击姿势都做不好，属于典型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不在这帮人身上立点战功，简直就没天理了。
松尾一扬手，辎重兵们都下了马，端起枪朝农民们对射。
归根结底，松尾还是吃了不懂民情的亏。
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而且必须相助。否则下次等你有了难，鬼才会搭理你。
所以援兵是越来越多。
等到松尾发现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持枪农民时，已经晚了。
就算里面没几个枪打得准的，可这集中起来，就是弹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小时，不带停的。是个人，谁受得了？
松尾辎重队全军覆没。连没及时逃散的那十几匹马都跟着倒了大霉，被流弹打得满身洞眼。逃掉的马，农民们也没放过，骑着自己的马一阵猛追，全部捕获。
都是纯种的东洋马，脚力好着呢，补鬼子赊的谷草钱那是足够了。
古贺联队和松尾辎重队的被歼灭，使关东军和日本政府都大为震惊。
江桥那一仗，吃点亏还能理解。毕竟是东北正规军，又有一个会打仗的马占山在那里指挥。可锦西这一战，却把他们自己给弄蒙了。
堂堂的骑兵联队，怎么会连一群农民和土匪都搞不过呢？
日本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他们对锦西状况重新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个地方“胡匪猖獗，民生疲弊”，而这里的人大概是几百年前的那个“魔王”成吉思汗的后代。
什么意思？
“借”他一点谷草就要干掉你，一点“道理”不讲，这还不是和当年差一点就把整个日本岛全部灭掉的蒙古人一模一样吗。
实在是太凶猛了。
面对这帮“土著凶人”，日军只好决定，把张国栋等汉奸带走，放弃原来的老县城，移地重建新的锦西县城。
日本人的特点是，你对他软弱一点，他就放肆一点，而你如果对他狠一点，他倒马上就自动自发地懂得了收敛的道理。
锦西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此战后来还带动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不管怎样，关东军总算是从面上把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部分地区给占领了（锦西的事可暂不管它）。
现在要掉转头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了。
早在准备进攻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心惊肉跳的消息，那就是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有重新向省城齐齐哈尔移动的迹向。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碗饭，真的挺不容易。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像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都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决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的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此时，不仅江省的正规军队惟他大旗所向，就连海伦周围的各路民团、肇东的蒙古王公也都听其调遣，不说兵强马壮，至少称得上声势夺人。
本庄繁通过情报得知，归马占山统领的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旅）距离省城只有40多里。这点路程对于骑兵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眨眼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齐齐哈尔防守却极其空虚。
第2师团（仙台师团）已经奉调到了辽宁，整座城里只剩下几百名老弱残兵。
如果马占山乘此机会长驱直入，省城旦夕可下。
本庄繁在司令部里急得团团转，赶紧调兵加强防守。
仙台师团西进的尾巴——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刚要离开洮南，就被本庄繁喊停，要求随时待命增援齐市。
与此同时，从日本国内的第8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进入东北后直接驻防齐齐哈尔。
但在关东军内部，对马占山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抚”。
江桥抗战之前，受到东北军“软弱无能”印象的影响，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
但是战后一盘算，亏大了。
因为谁都没想到马占山这么有种，还这么挺得住，虽然最后拿下了江桥和齐齐哈尔，但关东军死的死，伤的伤，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甚至江桥之战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包括本庄繁和多门，都曾经对这次战役做过多次反思，研究其中的得失之道，越研究越觉得马占山这个人在打仗方面的确有很多高明之处，跟他做对也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要想劝降马占山，得通过一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把几个省的“东北代表”都落实好了。
奉天是臧式毅，吉林是熙洽，黑龙江的这位，就是我们将要介绍的出场人物——张景惠。
还记得张作霖发迹以前，那个把八角台团练长的位置都让出来的仁兄吗？
这个人就是张景惠。
他以前是卖豆腐的，也颇有点生意经。看到张作霖是个带头大哥的料，便把本钱全都投在他身上，这才有了八角台让贤的“高风亮节”。
投资很快就见到了成效。随着张作霖越做越大，张景惠的官也跟着见风长。等到张作霖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豆腐王子”张景惠已经做到了政府总长（相当于部长）。
倒霉是从皇姑屯事件开始的。日本人那一炸，不仅把张作霖送上了天，连累陪同的张景惠也受了伤。
受伤还是小事，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发现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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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20 am
张学良做了新老板，下面的人重新排排队，分果果。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主席，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主席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主席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主席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则个”。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
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谈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颇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英雄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当年一道和张作霖拜过把子的张作相风光无限，做了吉林省主席，还每每在张学良不在东北时担任留守司令。
这也不去说他了，好歹人家有让位之功。让张景惠感到“气愤”的是，就连那个张大帅生前不怎么待见的万福麟，也在少帅面前无比得宠，不光坐上了黑龙江省主席的金交椅，还跟着到北平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张景惠本以为按照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怎么着也得比这个草包万福麟强，没想到最后就捡着一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职位。
所谓东省特别区，就是东北四省区中最小的那个区，只能管管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很小一块地方。
老子连中央政府的部长都干过，现在却只给了这么芝麻绿豆一个小官，也太欺负人了。
张景惠愤愤不平，一肚子不满。
只要对张学良不满，就有戏唱。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张景惠这只有缝的鸡蛋。
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意思，本来是想把黑龙江的“代表名额”交给张海鹏的，可这老小子在江桥的表现实在太差，自己不争气，只能让他继续在洮南呆着了。
在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黑龙江事务主要由高级参谋板垣主持。板垣来到省城后，想到能够代替张海鹏的第一人选便是哈尔滨的张景惠。
除了姓张的比较听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马占山曾是他的部下，后面的工作比较好做。
跟张学良反目，就是为了官小，现在江省主席的乌纱帽就放在桌上等他来取，这张景惠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可他迟迟不去。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马占山是什么样的人，张景惠不是不了解，那是个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你现在就从他脑袋上抢江省主席这顶帽子，他能答应吗？没准宰了你的心都有。
可板垣也不是好惹的：你怕马占山，难道就不怕我们关东军？
无奈之下，张景惠只好派了两个幕僚去找马占山，要马占山“原谅则个”。
本以为小马能多少体谅一下他这个老长官不得已的“苦衷”，没想到马占山不听则已，一听之后勃然大怒，大骂着就把来人哄了出去。
这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马占山发了火，张景惠心里就发了毛，无论板垣怎么软硬兼施，都不肯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去就职。
板垣下了决心，让张景惠给他搭桥，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死对头。
马占山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见面地点既不能在齐齐哈尔，也不能在海伦，必须在第三方的一个秘密地点。
这次谈判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
板垣承诺，仍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条件是：必须将省内的铁路、矿山、森林权益转让给日本，并由日本负责满洲国防。
马占山——
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谈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
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马占山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他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他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它方。
不料半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当时可能是认为既然张学良无法再入东北，而日本人又答应不干涉江省事务，自己可以取得管治一方的权力，以后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就在关东军在江省颇有“斩获”的时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军。
东北打到现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反正没海军什么事。用一个经典句子形容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英雄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不过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板垣并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区区2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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