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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6 pm
停战令
见中国军队已经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气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师团和金泽师团拿出全部精神头来穷追猛打，务必围歼19路军和第5军，以便在国联大会召开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3月2日这一天，日军没怎么打仗，重点干的活就是赶路，把中国军队撤退后留下的阵地控制住。
至黄昏，善通寺师团在通过浏河镇后，随即向嘉定进发，而金泽师团也已赶到了真如、南翔一线。
白川摆出的，是一副不歼灭中国军队誓不罢休的架势。
显然，西撤也并未完全脱离险境，中国军队随时有被日军继续围攻的危险。
这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坐不住了——
驻华公使重光葵。
这位兄弟大学一毕业吃的就是外交饭，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对这个行当可谓了解甚深。
他知道，国联大会一开，日本就是想打也不打不了了，不如趁现在中国军队撤退，来个见好就收，这样还能让日本在国际上落个“仁义”的好名声。
其实日本国内也早已力不从心了。
虽说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二防线，但其主力尚在，后援部队也正陆渐赶来。接下来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时间短了还好说，如果被拖在这里，日本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难以支撑。
继续增派部队吧，日军能派出来的援兵实际已达极限。因为当时日本总共才只有17个常备陆军师团，5个已调去东北和朝鲜，上海来了3个半（半个是指久留米旅团），国内剩下另一半得用于看家，从兵力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
还有，继续打仗就得继续往外掏银子。在上海打了一个多月，钱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里就羞涩了。
那位说了，没钱可以借嘛。
问谁借？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此时已臭翻了天（看看国联的情况就知道了），想借都没人肯借给它。
按照犬养内阁的估计，日本能拿出来的军费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
谁又能保证战争在三个月内一定能结束呢？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见3月4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老白川却仍然是一副张牙舞爪的腔调，一点要收手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跟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重光葵对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来压他，不仅不会听命于你，还会像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着个鸡冠头，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为荣。
不能来硬的，得来软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曲线。
他先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讲什么大道理，后者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里这个感动。要说高素质，还得看人家海军。要是陆军也这样，我们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心力了。
他真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自从善通寺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中国军队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后，海军就需要点眼药水了——没办法，红眼病上来了，挡都挡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开的局，没想到让陆军后来居上立了功，这真是没一点天理啊。
现在大使先生说应该让陆军罢手，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并且愿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兴冲冲地跑回驻华公使馆，赶写了一份宣布停战的声明书。
3月3日凌晨，各国通讯社都收到了这份声明。
抢先发完声明，重光葵鼓足勇气，准备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个人正打得顺手的时候，这种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必须找一个有面子的强人来给自己壮胆。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论官职，松冈洋右当时只是一个参议院议员。但论强硬，在国内那是数一数二的，活脱脱就是一个“斗士”形象。
其实这位松冈小时候还是蛮可怜的，他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松冈11岁时，家里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路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它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利用担任驻上海领事馆助理的机会，弄到了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从而为日本海军取得大海战胜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个小小的领事助理，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冈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瞩目。
以后，这厮还做过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前身）外事科长、“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要摆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冈出来的用意很明显。因为松冈这时候也是赞同在国联大会召开前，让自己政府找台阶下的。
松冈赞同停战谈判，除了有国联因素、犬养关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为此而来）外，还与他的“满洲情结”有很大关系。
别忘了，松冈可是在“满铁”混过好多年的，他对满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当时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样，认为日本最应该吞并的是东北，担心如果日本在淞沪战场上陷得太深，会影响到“满蒙大计”。
看到连松冈这样的“超级激进男”都主张及时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次谈话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白川终于接受了重光葵关于向全军发出停战令的建议。
下午1点，他在停战令上签字。
一个小时后，停战令正式发布：“本司令官（白川）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对全歼中国军队存有很大希翼，并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领一个地方。
葛隆镇。
停战令是签署了，但军队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你们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说真的，这老小子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个七丫口，结果差点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命运。
仅仅2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
同样是命门所在。
血战葛隆
葛隆镇位于嘉定以西，黄渡以北，沪宁铁路以东。一旦占领这里，第5军和19路军的归路就等于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黄渡跟你们一点点磨。我相信，只要断了你们的后路，那个崩溃的人必然就是你们。
欲保葛隆，必守娄塘，后者是前者的屏障。
娄塘镇距浏河仅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点，日军善通寺师团前锋千余人部队率先朝此袭来，并与在此驻守的孙元良旅第517团的三个前哨连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开始了。
实际上，张治中事前并没有料到白川会到这里来断他的后路，他把重点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队实际上是仓促应战。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动。
517团的那三个前哨连一共也就几百人，担负的警戒线却有三千米宽，也就是说防范的面实在太大。
2小时过后，三个连便只剩下了两个连，而且被冲上来的日军团团围困住了。
就这样，后面的日军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不断朝娄塘杀来。
早上8点，善通寺师团已在娄塘附近集结了4千主力，频频向517团主阵地发起全线攻击。
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剌刀冲进位于娄塘的517团团部里面去了。
幸亏该团的一个连挺身而出，拼死力战，才把日军暂时击退。
10点，旅长孙元良亲自来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第5军军长张治中紧急报告敌情。
张治中知道娄塘情况危急，必须迅速派援。
此时与娄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这里固守的是俞济时师主力。
派俞济时师北援？
日军早已兵临嘉定城下，这样一来，也许正投其所好。可能不仅解不了娄塘之困，还会因嘉定之敌长驱直入，使局面变得更糟。
俞济时能守住那里，不让日军过来，就算对得起大家了。
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那个救命稻草——88师独立旅（税警总团）莫雄团。
自从倒霉的王赓被解除职务后，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一路过来，税警总队一直为主力撤退打掩护，功劳着实不小。现在莫雄团就驻在蓬朗镇，位于葛隆和娄塘的侧后，让他们从背后增援，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张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来。他发出命令，要求位于嘉定的俞济时师策应右翼，先期奉命从浏河撤至太仓的宋希濂旅掩护左翼，居中的莫雄团则火速增援，以这样一个品字阵型，确保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日军也无漏洞可钻。
真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
可是莫雄团也不是翼生双翅，他们跑过来是要时间的，而在他们没来之前，孙元良必须靠自己顶住。
这时候的517团早就没有一个整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4千日军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千。
更糟糕的是，娄塘守军不仅人少，弹药也快没了。
这种情况下，铁打的人也没法再坚持。
午后，娄塘一线阵地被先后突破，517团只剩下半个团不到。
时间是下午3点。
在葛隆镇进行指挥的孙元良已知退无可退。
说起这个孙元良，还不得不提一个人：秦汉。
没错，就是那个台湾的大明星。秦汉是他的艺名，原名叫孙祥钟，他老爸就是孙元良。秦帅哥演了一辈子琼瑶剧，给人印象老是那个缠绵悱恻、优柔多情的小生，与老爸金戈铁马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不过我看过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条船》的电影中的造型，里面他演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刚毅执着，颇见祖辈之风采。
老实说，这片子我没看过，我看到的是剧照，不过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许还跟片名有些关系：“汪洋中的一条船”。闭目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周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被倾覆和吞噬的危险，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顽强地支撑着，驾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中倔犟的海燕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孙元良就处于这片汪洋之中。
生死关头，他提笔给张治中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共三点：
第一点，517团已经被围住了，现在连团长都找不到（“团长失踪”）；
第二点，我现在就在葛隆镇，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过我不会逃，万一失陷，这里将是我的葬身之地（“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第三点，葛隆镇失守，你那里也就危险了，快走（“请军长迁移”）！
这既是战况报告，也是一封遗书，可以想见当时情形已到何种境地。
第5军指挥部就在葛隆镇背后的钱门塘，葛隆镇丢了，钱门塘当然也不能幸免。不过张治中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跑，而是赶紧给自己的黄埔学生打气，告诉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同时要求517团务必坚持到日落之前方可撤退。
接到张教育长的电话，他的学生孙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听上去无非是一句安慰之辞罢了。再说517团还能坚持到日落之前吗？
我现在可是连他们的团长都联系不到了。
也罢，看来这里真的要成为我的殉职之所了。孙元良拿起枪，准备去做最后的抵抗。
但这回张治中确实没忽悠他。
下午4点，独立旅莫雄团终于赶到葛隆。这支精兵一到，葛隆镇守军顿时群情振奋，阵线得到了巩固。
然而危情并未完全解除。
孙元良认为失踪的那个团长没有失踪，此时正在娄塘陷入苦战。
517团团长张世希（黄埔1期）一直在战场上，只是他也同样联系不到孙元良。他此时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坚守残余的阵地。
很快他发现阵地再也守不住了，因为日军已突破了左翼，即将环绕包围过来。
这是最后的时刻。
鱼死网破，只此一遭。
我相信，这就是张世希和他的将士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冲出去或许还有活路，冲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忽然像疯了一样地从阵地上跳了起来，向日军直扑过去。
显然，日军根本没料到中国守军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经气息奄奄，忽然间猛如恶虎，思维反应再敏捷，一下子也转变不过来。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张世希他们不仅冲出了重围，而且使日军相信，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已经上来了，加上天色将暗，善通寺师团担心遭到伏击，终于选择了后撤。
由于娄塘之战的浴血坚持，第5军和19路军得以化险为夷，将主力转移至常熟、太仓、昆山一带重新布防。
可以说，517团是以一团之牺牲，换来了全军之安危。
在他们的玩命冲锋中，有的人跌倒后就永远没能再站起来。
第1营营长朱耀章（黄埔第5期）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弹，当场殉职。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朱兄还是个诗人，仗打得这么激烈，也没忘记忙中偷闲，作上两首诗词。在他的遗作中，就有“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句，更有“宁碎头颅，还我河山”之淋漓慷慨。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壮哉。
其志可称壮烈，其魄可谓夺人！
见中国军队已经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气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师团和金泽师团拿出全部精神头来穷追猛打，务必围歼19路军和第5军，以便在国联大会召开前把生米做成熟饭。
3月2日这一天，日军没怎么打仗，重点干的活就是赶路，把中国军队撤退后留下的阵地控制住。
至黄昏，善通寺师团在通过浏河镇后，随即向嘉定进发，而金泽师团也已赶到了真如、南翔一线。
白川摆出的，是一副不歼灭中国军队誓不罢休的架势。
显然，西撤也并未完全脱离险境，中国军队随时有被日军继续围攻的危险。
这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坐不住了——
驻华公使重光葵。
这位兄弟大学一毕业吃的就是外交饭，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对这个行当可谓了解甚深。
他知道，国联大会一开，日本就是想打也不打不了了，不如趁现在中国军队撤退，来个见好就收，这样还能让日本在国际上落个“仁义”的好名声。
其实日本国内也早已力不从心了。
虽说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二防线，但其主力尚在，后援部队也正陆渐赶来。接下来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时间短了还好说，如果被拖在这里，日本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难以支撑。
继续增派部队吧，日军能派出来的援兵实际已达极限。因为当时日本总共才只有17个常备陆军师团，5个已调去东北和朝鲜，上海来了3个半（半个是指久留米旅团），国内剩下另一半得用于看家，从兵力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
还有，继续打仗就得继续往外掏银子。在上海打了一个多月，钱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里就羞涩了。
那位说了，没钱可以借嘛。
问谁借？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此时已臭翻了天（看看国联的情况就知道了），想借都没人肯借给它。
按照犬养内阁的估计，日本能拿出来的军费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
谁又能保证战争在三个月内一定能结束呢？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见3月4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老白川却仍然是一副张牙舞爪的腔调，一点要收手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跟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重光葵对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来压他，不仅不会听命于你，还会像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着个鸡冠头，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为荣。
不能来硬的，得来软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曲线。
他先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讲什么大道理，后者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里这个感动。要说高素质，还得看人家海军。要是陆军也这样，我们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心力了。
他真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自从善通寺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中国军队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后，海军就需要点眼药水了——没办法，红眼病上来了，挡都挡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开的局，没想到让陆军后来居上立了功，这真是没一点天理啊。
现在大使先生说应该让陆军罢手，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并且愿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兴冲冲地跑回驻华公使馆，赶写了一份宣布停战的声明书。
3月3日凌晨，各国通讯社都收到了这份声明。
抢先发完声明，重光葵鼓足勇气，准备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个人正打得顺手的时候，这种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必须找一个有面子的强人来给自己壮胆。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论官职，松冈洋右当时只是一个参议院议员。但论强硬，在国内那是数一数二的，活脱脱就是一个“斗士”形象。
其实这位松冈小时候还是蛮可怜的，他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松冈11岁时，家里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路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它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利用担任驻上海领事馆助理的机会，弄到了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从而为日本海军取得大海战胜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个小小的领事助理，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冈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瞩目。
以后，这厮还做过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前身）外事科长、“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要摆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冈出来的用意很明显。因为松冈这时候也是赞同在国联大会召开前，让自己政府找台阶下的。
松冈赞同停战谈判，除了有国联因素、犬养关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为此而来）外，还与他的“满洲情结”有很大关系。
别忘了，松冈可是在“满铁”混过好多年的，他对满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当时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样，认为日本最应该吞并的是东北，担心如果日本在淞沪战场上陷得太深，会影响到“满蒙大计”。
看到连松冈这样的“超级激进男”都主张及时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次谈话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白川终于接受了重光葵关于向全军发出停战令的建议。
下午1点，他在停战令上签字。
一个小时后，停战令正式发布：“本司令官（白川）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对全歼中国军队存有很大希翼，并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领一个地方。
葛隆镇。
停战令是签署了，但军队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你们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说真的，这老小子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个七丫口，结果差点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命运。
仅仅2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
同样是命门所在。
血战葛隆
葛隆镇位于嘉定以西，黄渡以北，沪宁铁路以东。一旦占领这里，第5军和19路军的归路就等于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黄渡跟你们一点点磨。我相信，只要断了你们的后路，那个崩溃的人必然就是你们。
欲保葛隆，必守娄塘，后者是前者的屏障。
娄塘镇距浏河仅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点，日军善通寺师团前锋千余人部队率先朝此袭来，并与在此驻守的孙元良旅第517团的三个前哨连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开始了。
实际上，张治中事前并没有料到白川会到这里来断他的后路，他把重点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队实际上是仓促应战。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动。
517团的那三个前哨连一共也就几百人，担负的警戒线却有三千米宽，也就是说防范的面实在太大。
2小时过后，三个连便只剩下了两个连，而且被冲上来的日军团团围困住了。
就这样，后面的日军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不断朝娄塘杀来。
早上8点，善通寺师团已在娄塘附近集结了4千主力，频频向517团主阵地发起全线攻击。
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剌刀冲进位于娄塘的517团团部里面去了。
幸亏该团的一个连挺身而出，拼死力战，才把日军暂时击退。
10点，旅长孙元良亲自来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第5军军长张治中紧急报告敌情。
张治中知道娄塘情况危急，必须迅速派援。
此时与娄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这里固守的是俞济时师主力。
派俞济时师北援？
日军早已兵临嘉定城下，这样一来，也许正投其所好。可能不仅解不了娄塘之困，还会因嘉定之敌长驱直入，使局面变得更糟。
俞济时能守住那里，不让日军过来，就算对得起大家了。
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那个救命稻草——88师独立旅（税警总团）莫雄团。
自从倒霉的王赓被解除职务后，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一路过来，税警总队一直为主力撤退打掩护，功劳着实不小。现在莫雄团就驻在蓬朗镇，位于葛隆和娄塘的侧后，让他们从背后增援，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张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来。他发出命令，要求位于嘉定的俞济时师策应右翼，先期奉命从浏河撤至太仓的宋希濂旅掩护左翼，居中的莫雄团则火速增援，以这样一个品字阵型，确保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日军也无漏洞可钻。
真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
可是莫雄团也不是翼生双翅，他们跑过来是要时间的，而在他们没来之前，孙元良必须靠自己顶住。
这时候的517团早就没有一个整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4千日军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千。
更糟糕的是，娄塘守军不仅人少，弹药也快没了。
这种情况下，铁打的人也没法再坚持。
午后，娄塘一线阵地被先后突破，517团只剩下半个团不到。
时间是下午3点。
在葛隆镇进行指挥的孙元良已知退无可退。
说起这个孙元良，还不得不提一个人：秦汉。
没错，就是那个台湾的大明星。秦汉是他的艺名，原名叫孙祥钟，他老爸就是孙元良。秦帅哥演了一辈子琼瑶剧，给人印象老是那个缠绵悱恻、优柔多情的小生，与老爸金戈铁马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不过我看过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条船》的电影中的造型，里面他演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刚毅执着，颇见祖辈之风采。
老实说，这片子我没看过，我看到的是剧照，不过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许还跟片名有些关系：“汪洋中的一条船”。闭目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周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被倾覆和吞噬的危险，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顽强地支撑着，驾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中倔犟的海燕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孙元良就处于这片汪洋之中。
生死关头，他提笔给张治中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共三点：
第一点，517团已经被围住了，现在连团长都找不到（“团长失踪”）；
第二点，我现在就在葛隆镇，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过我不会逃，万一失陷，这里将是我的葬身之地（“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第三点，葛隆镇失守，你那里也就危险了，快走（“请军长迁移”）！
这既是战况报告，也是一封遗书，可以想见当时情形已到何种境地。
第5军指挥部就在葛隆镇背后的钱门塘，葛隆镇丢了，钱门塘当然也不能幸免。不过张治中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跑，而是赶紧给自己的黄埔学生打气，告诉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同时要求517团务必坚持到日落之前方可撤退。
接到张教育长的电话，他的学生孙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听上去无非是一句安慰之辞罢了。再说517团还能坚持到日落之前吗？
我现在可是连他们的团长都联系不到了。
也罢，看来这里真的要成为我的殉职之所了。孙元良拿起枪，准备去做最后的抵抗。
但这回张治中确实没忽悠他。
下午4点，独立旅莫雄团终于赶到葛隆。这支精兵一到，葛隆镇守军顿时群情振奋，阵线得到了巩固。
然而危情并未完全解除。
孙元良认为失踪的那个团长没有失踪，此时正在娄塘陷入苦战。
517团团长张世希（黄埔1期）一直在战场上，只是他也同样联系不到孙元良。他此时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坚守残余的阵地。
很快他发现阵地再也守不住了，因为日军已突破了左翼，即将环绕包围过来。
这是最后的时刻。
鱼死网破，只此一遭。
我相信，这就是张世希和他的将士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冲出去或许还有活路，冲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忽然像疯了一样地从阵地上跳了起来，向日军直扑过去。
显然，日军根本没料到中国守军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经气息奄奄，忽然间猛如恶虎，思维反应再敏捷，一下子也转变不过来。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张世希他们不仅冲出了重围，而且使日军相信，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已经上来了，加上天色将暗，善通寺师团担心遭到伏击，终于选择了后撤。
由于娄塘之战的浴血坚持，第5军和19路军得以化险为夷，将主力转移至常熟、太仓、昆山一带重新布防。
可以说，517团是以一团之牺牲，换来了全军之安危。
在他们的玩命冲锋中，有的人跌倒后就永远没能再站起来。
第1营营长朱耀章（黄埔第5期）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弹，当场殉职。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朱兄还是个诗人，仗打得这么激烈，也没忘记忙中偷闲，作上两首诗词。在他的遗作中，就有“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句，更有“宁碎头颅，还我河山”之淋漓慷慨。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壮哉。
其志可称壮烈，其魄可谓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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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7 pm
吴淞突围
3月3日，另一支部队也冲出牢笼。这就是一直苦守吴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为此时从罗店到大场已尽陷敌手，硬撑下去，真的只能全军覆灭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上海民众代表的力劝，才使翁照垣改变主意，决定西撤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日军已占领西撤之路的情况下，固守吴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条活路。作为一名有相当作战经验的战将，以前不撤并非头脑发热（别忘了他对市民义勇军下令“快走为要”时的急切和清醒），而现在决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听取了对军事不甚了了的群众的一面之辞。
事实上，他的旅参谋长就此曾做过一番分析。
这位参谋长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虽被敌大股部队占领，但这是进攻部队，他们来的时间短，工事据点不可能很坚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杀过去，冲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失败，甚至全体牺牲，也可以多找些垫背的，总比守在家里被炮弹炸死强。
我相信，后一句话更让翁照垣动心。
他决定冒险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远镜向杨行至庙行方向了望，看到那里到处都飘扬着日军的膏药旗，显然敌方规模人数远超己方。
此一去，必作有去无回、有敌无我之决心矣。
3月2日晚，翁照垣用电话下达命令，定于晚上12点分左右两个纵队全体撤退。
但是由于部队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两纵队才集结完毕。
2点，行动开始。
左纵队走庙行、太沪公路，右纵队走杨行、刘行。
翁照垣随右纵队从杨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队全副戒备，随时准备在被日军发现后与之厮杀。这时，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据此判断，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军主动向浏河日军发动了夜袭。
千载难逢的良机，快跑！
右纵队加速通过杨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敌军阻拦。
随后，左纵队也报告：庙行及以北地区都未发现敌踪。
3个小时的强行军，杨行已在身后，庙行转眼也被抛在后面。
此时，浏河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听上去，不打个你死我活，双方谁都不肯罢休。
凌晨5点。
右纵队通过刘行，没有看到日军。
左纵队通过太沪公路，也没有看到日军。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本来以为西行之路将是一条血战之路，没有想到一个鬼子也没碰见，只需埋着头赶路就行了。
3月3日5时55分，翁照垣旅到达嘉定。一问，昨晚并无部队出城夜袭。
翁照垣心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究竟是谁，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因为一个步兵排的姗姗来迟。
这个排本来是留下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因此撤的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们撤的时候，因为着急着赶路，又与大部队不在一起，结果走岔道了。
在日军堆里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一个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宝山帮着市民义勇军守堤的那是半个排，18个人，打满了算，一个排也就36个，给日本兵填牙缝都嫌不够。
老天保佑，走了3、4个小时后，总算看到前面有灯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认为一定是赶上大部队了。凑近了才发现竟然是鬼子在做饭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这是要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队再牛气冲天，敢在这里亮灯吗，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标不够明显，死的还不够快？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日军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吃不安生，支那军会趁这机会来捣乱，赶紧放下碗筷，操起枪来进行射击。
这下子，迷路的这个排好象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没法脱身了。
好在排长很机灵，临危不乱，命令全排散开，利用地形进行还击。
听到这边打了起来，周围的日军也激动起来，只是天黑摸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只能闭着眼睛朝此方向射击。
中国排打了一会，发现味道不对：他们不打的时候，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劲。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扫人家的兴了，正好走人。
中国排走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窝里来了。因为他们瞎摸乱撞的地方，正是浏河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本来是往嘉定去的，没想到绕一大弯，跑浏河来了。
浏河指挥部的日军指挥官一听支那部队来袭击了，马上跳了起来。
根据情报，嘉定守军并未出动，所以这位指挥官判断，极可能是吴淞的翁照垣旅发动的袭击（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终于挺不住要出来了吧。想来袭击我，哼哼，我还想歼灭你呢。
听外面动静，来袭的人马着实不少——当然不会少，指挥部遭袭可不是什么小事，周围能来帮忙的谁敢不来。
日军指挥官当即下令，调集庙行、杨行和刘行一带的日军，到浏河来对“支那大部队”进行包围。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中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翁将军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常燕生《翁将军歌》）。
国联决议和上海谈判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做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事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剌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5天后，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呆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颜惠庆有没有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
根据决议，“十九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讲善辨，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但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它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噌噌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嘛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呆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本庄繁听完板垣的“控诉”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到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三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担起心来。
虽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卖这二位的帐。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的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吁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组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呆在上海滩，又不是不要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来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的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的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3月3日，另一支部队也冲出牢笼。这就是一直苦守吴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为此时从罗店到大场已尽陷敌手，硬撑下去，真的只能全军覆灭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上海民众代表的力劝，才使翁照垣改变主意，决定西撤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日军已占领西撤之路的情况下，固守吴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条活路。作为一名有相当作战经验的战将，以前不撤并非头脑发热（别忘了他对市民义勇军下令“快走为要”时的急切和清醒），而现在决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听取了对军事不甚了了的群众的一面之辞。
事实上，他的旅参谋长就此曾做过一番分析。
这位参谋长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虽被敌大股部队占领，但这是进攻部队，他们来的时间短，工事据点不可能很坚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杀过去，冲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失败，甚至全体牺牲，也可以多找些垫背的，总比守在家里被炮弹炸死强。
我相信，后一句话更让翁照垣动心。
他决定冒险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远镜向杨行至庙行方向了望，看到那里到处都飘扬着日军的膏药旗，显然敌方规模人数远超己方。
此一去，必作有去无回、有敌无我之决心矣。
3月2日晚，翁照垣用电话下达命令，定于晚上12点分左右两个纵队全体撤退。
但是由于部队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两纵队才集结完毕。
2点，行动开始。
左纵队走庙行、太沪公路，右纵队走杨行、刘行。
翁照垣随右纵队从杨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队全副戒备，随时准备在被日军发现后与之厮杀。这时，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据此判断，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军主动向浏河日军发动了夜袭。
千载难逢的良机，快跑！
右纵队加速通过杨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敌军阻拦。
随后，左纵队也报告：庙行及以北地区都未发现敌踪。
3个小时的强行军，杨行已在身后，庙行转眼也被抛在后面。
此时，浏河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听上去，不打个你死我活，双方谁都不肯罢休。
凌晨5点。
右纵队通过刘行，没有看到日军。
左纵队通过太沪公路，也没有看到日军。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本来以为西行之路将是一条血战之路，没有想到一个鬼子也没碰见，只需埋着头赶路就行了。
3月3日5时55分，翁照垣旅到达嘉定。一问，昨晚并无部队出城夜袭。
翁照垣心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究竟是谁，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因为一个步兵排的姗姗来迟。
这个排本来是留下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因此撤的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们撤的时候，因为着急着赶路，又与大部队不在一起，结果走岔道了。
在日军堆里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一个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宝山帮着市民义勇军守堤的那是半个排，18个人，打满了算，一个排也就36个，给日本兵填牙缝都嫌不够。
老天保佑，走了3、4个小时后，总算看到前面有灯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认为一定是赶上大部队了。凑近了才发现竟然是鬼子在做饭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这是要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队再牛气冲天，敢在这里亮灯吗，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标不够明显，死的还不够快？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日军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吃不安生，支那军会趁这机会来捣乱，赶紧放下碗筷，操起枪来进行射击。
这下子，迷路的这个排好象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没法脱身了。
好在排长很机灵，临危不乱，命令全排散开，利用地形进行还击。
听到这边打了起来，周围的日军也激动起来，只是天黑摸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只能闭着眼睛朝此方向射击。
中国排打了一会，发现味道不对：他们不打的时候，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劲。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扫人家的兴了，正好走人。
中国排走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窝里来了。因为他们瞎摸乱撞的地方，正是浏河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本来是往嘉定去的，没想到绕一大弯，跑浏河来了。
浏河指挥部的日军指挥官一听支那部队来袭击了，马上跳了起来。
根据情报，嘉定守军并未出动，所以这位指挥官判断，极可能是吴淞的翁照垣旅发动的袭击（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终于挺不住要出来了吧。想来袭击我，哼哼，我还想歼灭你呢。
听外面动静，来袭的人马着实不少——当然不会少，指挥部遭袭可不是什么小事，周围能来帮忙的谁敢不来。
日军指挥官当即下令，调集庙行、杨行和刘行一带的日军，到浏河来对“支那大部队”进行包围。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中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翁将军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常燕生《翁将军歌》）。
国联决议和上海谈判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做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事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剌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5天后，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呆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颜惠庆有没有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
根据决议，“十九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讲善辨，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但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它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噌噌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嘛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呆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本庄繁听完板垣的“控诉”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到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三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担起心来。
虽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卖这二位的帐。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的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吁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组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呆在上海滩，又不是不要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来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的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的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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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3 pm
异国壮士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罗。
这真是够煞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象形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剌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做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现。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飚。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英雄剌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以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剌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剌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灭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其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剌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剌案中，由于剌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剌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不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罗。
这真是够煞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象形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剌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做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现。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飚。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英雄剌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以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剌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剌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灭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其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剌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剌案中，由于剌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剌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不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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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5 pm
停战签字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十九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十九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那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案被上报“十九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定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双方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在这场大会战中，包括19路军和第5军在内，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战役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僻的话：
“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到天黑，咱们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可惜后者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真是可惜。
总之，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我看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都是中国人嘛。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须分得那么清楚。
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后者，也就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
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丧权辱国。
我以为，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
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丧权辱国，又割地又赔款，除了丢脸还是丢脸，除了吃亏还是吃亏。
“九一八”事变，那也是丧权辱国，没有真正打起来，最后窝窝囊囊地把东北大好河山都丢给了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呢，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丧权辱国”，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都白白流血牺牲了？
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同样，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直接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
章太炎所说的“大捷”其实主要还是指的局部“大捷”，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捷（实际当时也有些宣传的成份在里面）。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说谁赢谁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就全局而言，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大捷”，不仅如此，在日军七丫口登陆后，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
开战之初，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天正好下着雨，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在他们身上，除了步枪，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其它一无长物。观者无不“泪为之下”。
即使是第5军，虽说是德械师，号称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其实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坦克撑腰（重迫击炮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它。因此，一直以来，我们的战士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如雨的炮弹和肆虐的坦克！
加上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的援军，一个上得快，一个上得慢（蒋鼎文师和胡宗南师赶到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如果继续打下去，胜利的天平究竟会朝向哪一方，还真的很难说。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强调，不是说日军只能支撑三个月的军费了吗，我们的军队也不止那一点点，再跟它耗下去，日本国家小，耗不过我们。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记住了，日本小归小，但非常经耗能熬，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跟我们一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且这种忍耐力还不是一般的强。
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和熟悉的小泉八云就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忍耐、最经济、最简单的民族之一。即使是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不无道理的话。他说中日两国都弄错了。日本认为它三个月就能把中国给灭了，结果三年也没实现这个梦想，而中国战前的估计也错了，中国人认为，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又没有什么资源，灭不了中国的话，它马上自己就受不了，肯定得发生内乱，结果全面抗战打了整整八年，日本岛内外的军民虽然过得苦不堪言，却没发生什么大的内乱，还很团结，直到天皇发布诏书，才不情不愿地宣布投降。
就“一二八”淞沪会战最后双方的战线来看，中国军队已经退到了常熟昆山一线，而日军基本控制了上海及其西北郊，从力量对比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部队人数，中方早就没有了任何优势。别说反攻后再把失地夺回来，能坚守住现有防线就算不错了。
评价谈判成果，我们得从这个实际出发。
让我们再看一下《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
一般人批评的所谓“丧权辱国”，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驻兵问题，二是主权损害问题。
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上面说的是“暂时”。
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和效率，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这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凭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像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十九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十九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那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案被上报“十九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定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双方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在这场大会战中，包括19路军和第5军在内，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战役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僻的话：
“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到天黑，咱们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可惜后者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真是可惜。
总之，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我看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都是中国人嘛。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须分得那么清楚。
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后者，也就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
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丧权辱国。
我以为，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
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丧权辱国，又割地又赔款，除了丢脸还是丢脸，除了吃亏还是吃亏。
“九一八”事变，那也是丧权辱国，没有真正打起来，最后窝窝囊囊地把东北大好河山都丢给了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呢，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丧权辱国”，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都白白流血牺牲了？
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同样，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直接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
章太炎所说的“大捷”其实主要还是指的局部“大捷”，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捷（实际当时也有些宣传的成份在里面）。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说谁赢谁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就全局而言，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大捷”，不仅如此，在日军七丫口登陆后，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
开战之初，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天正好下着雨，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在他们身上，除了步枪，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其它一无长物。观者无不“泪为之下”。
即使是第5军，虽说是德械师，号称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其实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坦克撑腰（重迫击炮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它。因此，一直以来，我们的战士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如雨的炮弹和肆虐的坦克！
加上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的援军，一个上得快，一个上得慢（蒋鼎文师和胡宗南师赶到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如果继续打下去，胜利的天平究竟会朝向哪一方，还真的很难说。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强调，不是说日军只能支撑三个月的军费了吗，我们的军队也不止那一点点，再跟它耗下去，日本国家小，耗不过我们。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记住了，日本小归小，但非常经耗能熬，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跟我们一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且这种忍耐力还不是一般的强。
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和熟悉的小泉八云就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忍耐、最经济、最简单的民族之一。即使是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不无道理的话。他说中日两国都弄错了。日本认为它三个月就能把中国给灭了，结果三年也没实现这个梦想，而中国战前的估计也错了，中国人认为，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又没有什么资源，灭不了中国的话，它马上自己就受不了，肯定得发生内乱，结果全面抗战打了整整八年，日本岛内外的军民虽然过得苦不堪言，却没发生什么大的内乱，还很团结，直到天皇发布诏书，才不情不愿地宣布投降。
就“一二八”淞沪会战最后双方的战线来看，中国军队已经退到了常熟昆山一线，而日军基本控制了上海及其西北郊，从力量对比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部队人数，中方早就没有了任何优势。别说反攻后再把失地夺回来，能坚守住现有防线就算不错了。
评价谈判成果，我们得从这个实际出发。
让我们再看一下《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
一般人批评的所谓“丧权辱国”，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驻兵问题，二是主权损害问题。
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上面说的是“暂时”。
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和效率，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这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凭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像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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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6 pm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己，“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去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代表，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模棱两可。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给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象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在日本的老师多门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这里面大部分是被堵在吉黑两省，无法顺利撤回关内的部队，其中却也不乏既不想撤退，也不愿投敌，就打算在东北战斗到底，与鬼子死嗑的仁人志士。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
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千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剌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当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间仓促，撤往锦州和关内的主要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军，吉黑两省的东北军大多留在了东北境内，想撤也撤不了。这批留下来的部队，从第22旅到28旅，计有7个旅，已经有2个旅先后投敌了，剩下还有5个旅。
张作舟率领的是这5个旅中的第25旅。
奔冯占海去的那一路开始很是顺手，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就攻下了舒兰城。
除了这次来犯伪军数量较多外，与日本人在幕后蹿来蹿去也有很大关系。
一般情况下，关东军对东北伪军部队并不放心，认为缺乏战斗力，必须进行“内部改造”。负责对于琛澄伪军“改造”的是两位日军少佐：东宫铁男和小野正雄。
别看他们似乎名不见经传，其实在东北早就“战功赫赫”了，而且都跟策划爆破有关。前者在皇姑屯事件中亲自按下了爆破开关，后者则在炸柳条湖铁路时担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1中队长。这两小子平时对伪军进行训练，战时负责督阵，逼着士兵们往前冲。
此外日军的飞机也给抗日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冯占海部队包括后来的各类东北义勇军中，除了原东北军官兵外，很多人此前在军事训练上甚至一片空白。在经过 短暂教习后，让他们趴在阵地上对着射击还能凑合，一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就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进行疏散隐蔽了，结果打仗时特别容易慌乱。
拿下舒兰城，等于是一炮打响，大头这个得意，真以为自己神功盖世，手指头动一下，别人就得望风而逃了。
他没有意识到，冯占海之所以能与马占山的大名沾上边，手上是有牌的，除了卫队团老底子不错外，帐下两员猛将相当不赖。
这是两位胡子出身的战将，一名宫长海，一名姚秉乾。
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类似于座山雕那样的，都得有浑名。比如宫长海叫做宫傻子，姚秉乾唤作姚双山。
前面说过，冯占海的部队，数三种人的抗战热情最高，三种人里面，以原东北军官兵和胡子这两种人为战斗骨干，而胡子在其中又最为勇悍，日伪军见了没有不怕的。
胡子最厉害，这个结果既意外又不意外。
据我分析，这大概跟胡子本身的“职业要求”有关。因为那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搞饭吃的。官军打不赢仗，粮饷总不能少他们的，吃的是“大锅饭”，而胡子就不一样了，你今天打了败仗，明天又打败仗，后天还打不赢，那大后天就得饿死。
没办法，形势逼着你提高水平啊。
却说冯占海部队退到一个叫水曲柳的地方就不再退了，因为守水曲柳的正是胡子猛将姚双山。
任凭于大头怎么发着狠把脑袋往上使劲顶，对面的姚胡子就是动也不动，他这才发现遇到更狠的了。
水曲柳是舒兰县的一个镇。名字起的倒不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此地盛产这种珍贵树木有关。
水曲柳，水曲柳，那是制作家具的上等木材，韧性大着呢，怎肯随便弯腰低头。于大头选这个地方进攻，那眼力劲也真够可以的。
果不其然，没多大一会，另一位宫胡子便从后面摸上来了——虽然被人叫做傻子，打起仗来可一点不傻，还很“刁”。
姚双山见状，趁机从正面鼓噪而进，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
于大头此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溃逃。督阵的那两个日本少佐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块跑掉了。
水曲柳一战，不仅收复舒兰，还大挫伪军之锐气。
但与此同时，张作舟那里却亮起了警报。
遇上这种要命的时候，官军的战斗力往往还比不上胡子，吉林东北军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拼命，但平时不做功课，临时想抱佛祖的大脚丫还是比较困难的。
张作舟慌乱之中给冯占海写了封告急信，要他过来帮忙。但等到宫长海奉命赶来增援时，张作舟已经败退，榆树县也丢了。
榆树县比舒兰还靠后，这个地方一丢，舒兰侧背受敌，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冯占海无奈，只得下令撤退。这一退，就退到哈尔滨周边去了。
熙洽高兴了。在他看来，日本主子交待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
于琛澄尾随在冯占海后面，穷追不舍。不仅是要消灭冯占海及其张作相设置的那个吉林省临时政府，更大的目标还在于搂草打兔子，顺带把哈市也拿下来。
冯占海退到了哈市以南的阿城。这里离吉林省临时政府的驻地不远，可以对后者起到军事掩护的作用。
但是不久，他就出了点状况。
部队没粮了。
照理，部队军粮是不用军事负责人发愁的，那应该是地方政府该干的事，但现在不比往昔了。
找熙洽？这个汉奸政府巴不得你找他呢。
吉林省临时政府倒是东北军政当局正式委任的抗日政府，但那是个流亡政府，空架子，加上张作相委派的负责人能力一般，基本上只能混混事，起个象征作用，要靠它来给冯占海的部队筹粮办饷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哈尔滨城里也有政府，但已经宣布独立了，而且这帮人各怀心思，有的想做汉奸，有的想逃跑，有的还拿不定主意，总之都不肯出头帮忙。
冯占海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幸好在阿城不远就有一个好所在。
这个地方叫拉林，是个镇，但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林仓，以其清代开始，官府就在这里建立官仓，储备军粮而得名。
后来连日本人都惊叹拉林镇产粮之丰富，甚至不惜拿哈市来做对比：大大的拉林仓，小小的哈尔滨。
守着这么一个大粮仓不可能找不到饭吃。
理所当然，冯占海要带人去拉林筹粮，结果就在那里遭到了于琛澄的伏击。
当年能蒙一向为人清高的郭鬼子看得起，大头当然还是有两下子的，最起码符合老奸巨滑这一特征。
他跟着冯占海追过来后，吸取水曲柳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贸然发动攻击，而是一直蹲在拉林候着。
你不可能肚子不饿，饿了一定会到拉林来碰碰运气。
冯占海这次出来，带了1个支队（相当于1个营），在被于大头包围后只得拼着死命往外冲。在支队长受了重伤后，才勉强冲了出来。
这时伪军已经发现冯占海本人就在这个支队里，当然紧叮不放。在阿城的部队听到拉林传来枪声后，也匆忙赶来增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冯占海始终无法脱身。
这时有人出手相助了。
从此，冯占海的名字将和他紧密相连。
这个人叫李杜。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去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代表，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模棱两可。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给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象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在日本的老师多门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这里面大部分是被堵在吉黑两省，无法顺利撤回关内的部队，其中却也不乏既不想撤退，也不愿投敌，就打算在东北战斗到底，与鬼子死嗑的仁人志士。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
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千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剌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当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间仓促，撤往锦州和关内的主要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军，吉黑两省的东北军大多留在了东北境内，想撤也撤不了。这批留下来的部队，从第22旅到28旅，计有7个旅，已经有2个旅先后投敌了，剩下还有5个旅。
张作舟率领的是这5个旅中的第25旅。
奔冯占海去的那一路开始很是顺手，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就攻下了舒兰城。
除了这次来犯伪军数量较多外，与日本人在幕后蹿来蹿去也有很大关系。
一般情况下，关东军对东北伪军部队并不放心，认为缺乏战斗力，必须进行“内部改造”。负责对于琛澄伪军“改造”的是两位日军少佐：东宫铁男和小野正雄。
别看他们似乎名不见经传，其实在东北早就“战功赫赫”了，而且都跟策划爆破有关。前者在皇姑屯事件中亲自按下了爆破开关，后者则在炸柳条湖铁路时担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1中队长。这两小子平时对伪军进行训练，战时负责督阵，逼着士兵们往前冲。
此外日军的飞机也给抗日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冯占海部队包括后来的各类东北义勇军中，除了原东北军官兵外，很多人此前在军事训练上甚至一片空白。在经过 短暂教习后，让他们趴在阵地上对着射击还能凑合，一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就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进行疏散隐蔽了，结果打仗时特别容易慌乱。
拿下舒兰城，等于是一炮打响，大头这个得意，真以为自己神功盖世，手指头动一下，别人就得望风而逃了。
他没有意识到，冯占海之所以能与马占山的大名沾上边，手上是有牌的，除了卫队团老底子不错外，帐下两员猛将相当不赖。
这是两位胡子出身的战将，一名宫长海，一名姚秉乾。
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类似于座山雕那样的，都得有浑名。比如宫长海叫做宫傻子，姚秉乾唤作姚双山。
前面说过，冯占海的部队，数三种人的抗战热情最高，三种人里面，以原东北军官兵和胡子这两种人为战斗骨干，而胡子在其中又最为勇悍，日伪军见了没有不怕的。
胡子最厉害，这个结果既意外又不意外。
据我分析，这大概跟胡子本身的“职业要求”有关。因为那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搞饭吃的。官军打不赢仗，粮饷总不能少他们的，吃的是“大锅饭”，而胡子就不一样了，你今天打了败仗，明天又打败仗，后天还打不赢，那大后天就得饿死。
没办法，形势逼着你提高水平啊。
却说冯占海部队退到一个叫水曲柳的地方就不再退了，因为守水曲柳的正是胡子猛将姚双山。
任凭于大头怎么发着狠把脑袋往上使劲顶，对面的姚胡子就是动也不动，他这才发现遇到更狠的了。
水曲柳是舒兰县的一个镇。名字起的倒不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此地盛产这种珍贵树木有关。
水曲柳，水曲柳，那是制作家具的上等木材，韧性大着呢，怎肯随便弯腰低头。于大头选这个地方进攻，那眼力劲也真够可以的。
果不其然，没多大一会，另一位宫胡子便从后面摸上来了——虽然被人叫做傻子，打起仗来可一点不傻，还很“刁”。
姚双山见状，趁机从正面鼓噪而进，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
于大头此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溃逃。督阵的那两个日本少佐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块跑掉了。
水曲柳一战，不仅收复舒兰，还大挫伪军之锐气。
但与此同时，张作舟那里却亮起了警报。
遇上这种要命的时候，官军的战斗力往往还比不上胡子，吉林东北军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拼命，但平时不做功课，临时想抱佛祖的大脚丫还是比较困难的。
张作舟慌乱之中给冯占海写了封告急信，要他过来帮忙。但等到宫长海奉命赶来增援时，张作舟已经败退，榆树县也丢了。
榆树县比舒兰还靠后，这个地方一丢，舒兰侧背受敌，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冯占海无奈，只得下令撤退。这一退，就退到哈尔滨周边去了。
熙洽高兴了。在他看来，日本主子交待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
于琛澄尾随在冯占海后面，穷追不舍。不仅是要消灭冯占海及其张作相设置的那个吉林省临时政府，更大的目标还在于搂草打兔子，顺带把哈市也拿下来。
冯占海退到了哈市以南的阿城。这里离吉林省临时政府的驻地不远，可以对后者起到军事掩护的作用。
但是不久，他就出了点状况。
部队没粮了。
照理，部队军粮是不用军事负责人发愁的，那应该是地方政府该干的事，但现在不比往昔了。
找熙洽？这个汉奸政府巴不得你找他呢。
吉林省临时政府倒是东北军政当局正式委任的抗日政府，但那是个流亡政府，空架子，加上张作相委派的负责人能力一般，基本上只能混混事，起个象征作用，要靠它来给冯占海的部队筹粮办饷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哈尔滨城里也有政府，但已经宣布独立了，而且这帮人各怀心思，有的想做汉奸，有的想逃跑，有的还拿不定主意，总之都不肯出头帮忙。
冯占海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幸好在阿城不远就有一个好所在。
这个地方叫拉林，是个镇，但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林仓，以其清代开始，官府就在这里建立官仓，储备军粮而得名。
后来连日本人都惊叹拉林镇产粮之丰富，甚至不惜拿哈市来做对比：大大的拉林仓，小小的哈尔滨。
守着这么一个大粮仓不可能找不到饭吃。
理所当然，冯占海要带人去拉林筹粮，结果就在那里遭到了于琛澄的伏击。
当年能蒙一向为人清高的郭鬼子看得起，大头当然还是有两下子的，最起码符合老奸巨滑这一特征。
他跟着冯占海追过来后，吸取水曲柳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贸然发动攻击，而是一直蹲在拉林候着。
你不可能肚子不饿，饿了一定会到拉林来碰碰运气。
冯占海这次出来，带了1个支队（相当于1个营），在被于大头包围后只得拼着死命往外冲。在支队长受了重伤后，才勉强冲了出来。
这时伪军已经发现冯占海本人就在这个支队里，当然紧叮不放。在阿城的部队听到拉林传来枪声后，也匆忙赶来增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冯占海始终无法脱身。
这时有人出手相助了。
从此，冯占海的名字将和他紧密相连。
这个人叫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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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7 pm
现在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当年国共曾一致同意，让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就是杨靖宇、赵尚志们那支部队的总司令，后因故未能实际赴任），你可能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了。
如果说东北军后期还有较为优秀的军政人才的话，李杜绝对可以排到前几名。
还记得那个帮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叛匪巴布扎布吗？他被张作霖打死后，其残部阴魂不散，仗着马快，仍然时常跑过来进行骚扰。
那时候，李杜已经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下面的一个团长。他看出蒙古残匪外表嚣张，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力不从心，便毅然单骑闯关，在敌营里一呆就是大半个月，愣是把这帮人给说到了投降。
此人长于治军，在前面的中苏同江之战中，我们曾看到过他的身影。经过那场堪称惨败的战役，有的人从此对与外寇作战噤若寒蝉，轻易不敢再提“抵抗”二字，有 的人则继续过着那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生活，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混上一天是一天，当然还有人会卧薪尝胆，每天想着要从头再来，一雪前耻。
最后一种人在东北军中很少，但并不是没有。
李杜就是一个。
别人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回到依兰后，李杜开始对所部进行军事改革，并特别注重基本动作、战术意识和官兵关系这三条。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对李杜来说，同苏联部队作战那是有血的教训的。同江一役之所以惨败，并不完全是输在武器不如人上面，技不如人，斗志也不如人，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士兵的基本动作练习格外重视。在枪械使用和白刃拼剌等基本训练方面，当时的一般东北军军官都懒得去管，只有李杜每次都要亲自督练，决不肯有所马虎。
士兵知道怎么打仗了，指挥的人不行也照样完蛋。李杜在其旅部开办军官轮训班，就是专门抓排以上军官的战术意识。他不仅开班，还亲自上去当老师，给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一点一点地提高他们的实战指挥能力。
官和兵都会打仗了，还需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李杜在这方面同样做得不错，很注意得兵之心，平时再忙，也要过问官兵的起居伙食问题。
实践证明，抓与不抓就是不一样。所谓“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经过这番整顿，李杜所部向称纪律严明，拉得出，打得响，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比较突出的一支部队。
更为人称道的是，李杜还能文能武，在地方治理上很得民望。老百姓甚至在其门口献上“名垂东北”、“政绩斐然”的金匾以及万民伞、万民旗，以示敬意。
要知道，在少帅时代，东北吏治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万宝山事件的起因以及处理过程就知道了。出污泥而不染，军人出身的李杜能把清官好官做到这个份上，确实不易。
这一点，就连日本人也看到了，并且一直为之头疼不已，认为由于李杜“实施了相当好的善政”，（其所治理地区）“对于日本势力的急剧渗透有强烈的反感”。
“九一八”事变前后，李杜担任依兰镇守使（依兰县在哈尔滨以东）兼吉林东北军第24旅旅长。
这个镇守使和旅长职务都是张作霖给的，打那以后，他就再没获得过任何升迁。
东北军后期老是说选不出能将，可就这样比万福麟之辈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的人才，却不知为何愣是不入少帅法眼。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选人的。
不客气地说一句，在这方面，就连人家熙洽都比他强。
当初，日本人极力怂恿熙洽谋取哈尔滨，这位过气阿哥（熙洽为满清皇族之后）还是很有些顾虑的。除了像张景惠一样摸不清丁超的底牌外，他最忌惮的人就是李杜。
在他看来，李杜的态度如何对他进攻哈市的战略举足轻重。如其归降，将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其不降，则是一个可怕的劲敌。
从行政区划上，依兰属吉林管——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张景惠所辖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有多小了，他就管一个哈尔滨市，以下的地方全归吉林范围。
熙洽担任吉林省伪省长后，一面宣布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一面给李杜发了个函，要求他服从“新政府”节制。
李杜的回复，就是8个字：拒不附道，坚持抗日。
随后他便把手下跟这位原来的顶头上司有点瓜葛的人都革了职，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既然做了汉奸，一般来说，脸皮那都不是一般的厚。熙洽也是如此。李杜干得这么“绝情”，他还继续腆着脸上前“招纳”。
先封官许愿。
李杜毫不动心。
再遣说客。
李杜干脆拿出了《三国演义》里周瑜对付蒋干的法子，酒照喝，话照谈，但是宝剑就悬在那里，你要敢涉及投日那档子事，就别怪我不客气（“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
说客脸都吓白了，酒也没喝舒服，没坐一会就闪人了。
熙洽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并且拿出了黑社会的那一套——直接找家属。
一边送上古玩珍希，一边递来赤裸裸的威胁：不要敬香不吃吃罚酒，惹怒了日本人，有你们一家好看的。
看到这一大家子被吓得唯唯诺诺，礼物也收下来了，熙洽认为这回事情该办妥了。
谁知李杜强人身旁无弱妻，他老婆也是个厉害角色。据说不仅拳脚硬邦，而且善使双枪，要不是看着家里有老有小，怕他们遭遇什么不测，估计这熙洽当时性命就得丢那儿了。
当下，她带上家人便去依兰投奔李杜，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宁死不做汉奸，我们一家人支持你！
李杜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他把家属都化装成难民，送到关内藏了起来。
现在我单枪匹马，你们还有什么空子可钻？！
至于古玩珍希，您就别想再要回去了，因为我正用得上呢。
李杜把这些东西都一古脑卖了，用这些钱抵了抗日的军饷。
熙洽亏大了，心疼之余，这才对李杜彻底死了心。
就在冯占海危难之际，李杜听到消息，立即拔刀相助，派了一个团过来帮忙，这才使冯部脱离险境。
东北人重义气，何况都是要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自此，东北双雄便走到了一起。
哈市此时已经大乱。
于琛澄伪军兵临城下，临时“负责”的大佬们个个像丢了魂似的，既不欲战，又不敢公开言降，把城里的气氛搞得古古怪怪，神秘兮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5日，李杜、冯占海各率所部会于哈市东郊。此举立即得到响应，除张作舟第25旅以外，吉林东北军第22旅（赵毅旅）、第26旅（邢占清旅）先后宣布起兵跟随。
看情形，再不出头就晚了。先前一再犹豫的丁超停止了犹豫，也率领自己的第28旅加入了阵营。这样，5个东北旅就在抗战这一主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
当天召开抗日军政大会，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决心联合打击日伪军，保卫哈尔滨。
城内外军民之心一时大定，哈市地方和银行界争相支援粮饷，使哈尔滨成为继江桥后的又一个抗日救国中心。
第二天早上，李冯联军分4路进入市区。
李杜一进哈尔滨，日本方面马上就知道味道不对了。
用飞机撒传单的、喊话的、发通告的，都来了，而且口气都差不多，就是对自卫军“重重抗议”（等于抗议的平方），并威胁要以武力“保护侨民”。
李杜没理，只是赶紧部署哈市防守。
要来你就来，反正你总是要来，还装什么装。
日本人发火，李杜没当一回事，城外的于琛澄可吓坏了。
要知道做汉奸也不容易，那是要整天看主子脸色过日子的。
1月27日，大头开始对哈市发动进攻。
哈市的处女保卫战开始了，一打就是两天。
如果说东北军后期还有较为优秀的军政人才的话，李杜绝对可以排到前几名。
还记得那个帮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叛匪巴布扎布吗？他被张作霖打死后，其残部阴魂不散，仗着马快，仍然时常跑过来进行骚扰。
那时候，李杜已经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下面的一个团长。他看出蒙古残匪外表嚣张，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力不从心，便毅然单骑闯关，在敌营里一呆就是大半个月，愣是把这帮人给说到了投降。
此人长于治军，在前面的中苏同江之战中，我们曾看到过他的身影。经过那场堪称惨败的战役，有的人从此对与外寇作战噤若寒蝉，轻易不敢再提“抵抗”二字，有 的人则继续过着那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生活，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混上一天是一天，当然还有人会卧薪尝胆，每天想着要从头再来，一雪前耻。
最后一种人在东北军中很少，但并不是没有。
李杜就是一个。
别人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回到依兰后，李杜开始对所部进行军事改革，并特别注重基本动作、战术意识和官兵关系这三条。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对李杜来说，同苏联部队作战那是有血的教训的。同江一役之所以惨败，并不完全是输在武器不如人上面，技不如人，斗志也不如人，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士兵的基本动作练习格外重视。在枪械使用和白刃拼剌等基本训练方面，当时的一般东北军军官都懒得去管，只有李杜每次都要亲自督练，决不肯有所马虎。
士兵知道怎么打仗了，指挥的人不行也照样完蛋。李杜在其旅部开办军官轮训班，就是专门抓排以上军官的战术意识。他不仅开班，还亲自上去当老师，给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一点一点地提高他们的实战指挥能力。
官和兵都会打仗了，还需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李杜在这方面同样做得不错，很注意得兵之心，平时再忙，也要过问官兵的起居伙食问题。
实践证明，抓与不抓就是不一样。所谓“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经过这番整顿，李杜所部向称纪律严明，拉得出，打得响，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比较突出的一支部队。
更为人称道的是，李杜还能文能武，在地方治理上很得民望。老百姓甚至在其门口献上“名垂东北”、“政绩斐然”的金匾以及万民伞、万民旗，以示敬意。
要知道，在少帅时代，东北吏治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万宝山事件的起因以及处理过程就知道了。出污泥而不染，军人出身的李杜能把清官好官做到这个份上，确实不易。
这一点，就连日本人也看到了，并且一直为之头疼不已，认为由于李杜“实施了相当好的善政”，（其所治理地区）“对于日本势力的急剧渗透有强烈的反感”。
“九一八”事变前后，李杜担任依兰镇守使（依兰县在哈尔滨以东）兼吉林东北军第24旅旅长。
这个镇守使和旅长职务都是张作霖给的，打那以后，他就再没获得过任何升迁。
东北军后期老是说选不出能将，可就这样比万福麟之辈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的人才，却不知为何愣是不入少帅法眼。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选人的。
不客气地说一句，在这方面，就连人家熙洽都比他强。
当初，日本人极力怂恿熙洽谋取哈尔滨，这位过气阿哥（熙洽为满清皇族之后）还是很有些顾虑的。除了像张景惠一样摸不清丁超的底牌外，他最忌惮的人就是李杜。
在他看来，李杜的态度如何对他进攻哈市的战略举足轻重。如其归降，将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其不降，则是一个可怕的劲敌。
从行政区划上，依兰属吉林管——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张景惠所辖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有多小了，他就管一个哈尔滨市，以下的地方全归吉林范围。
熙洽担任吉林省伪省长后，一面宣布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一面给李杜发了个函，要求他服从“新政府”节制。
李杜的回复，就是8个字：拒不附道，坚持抗日。
随后他便把手下跟这位原来的顶头上司有点瓜葛的人都革了职，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既然做了汉奸，一般来说，脸皮那都不是一般的厚。熙洽也是如此。李杜干得这么“绝情”，他还继续腆着脸上前“招纳”。
先封官许愿。
李杜毫不动心。
再遣说客。
李杜干脆拿出了《三国演义》里周瑜对付蒋干的法子，酒照喝，话照谈，但是宝剑就悬在那里，你要敢涉及投日那档子事，就别怪我不客气（“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
说客脸都吓白了，酒也没喝舒服，没坐一会就闪人了。
熙洽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并且拿出了黑社会的那一套——直接找家属。
一边送上古玩珍希，一边递来赤裸裸的威胁：不要敬香不吃吃罚酒，惹怒了日本人，有你们一家好看的。
看到这一大家子被吓得唯唯诺诺，礼物也收下来了，熙洽认为这回事情该办妥了。
谁知李杜强人身旁无弱妻，他老婆也是个厉害角色。据说不仅拳脚硬邦，而且善使双枪，要不是看着家里有老有小，怕他们遭遇什么不测，估计这熙洽当时性命就得丢那儿了。
当下，她带上家人便去依兰投奔李杜，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宁死不做汉奸，我们一家人支持你！
李杜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他把家属都化装成难民，送到关内藏了起来。
现在我单枪匹马，你们还有什么空子可钻？！
至于古玩珍希，您就别想再要回去了，因为我正用得上呢。
李杜把这些东西都一古脑卖了，用这些钱抵了抗日的军饷。
熙洽亏大了，心疼之余，这才对李杜彻底死了心。
就在冯占海危难之际，李杜听到消息，立即拔刀相助，派了一个团过来帮忙，这才使冯部脱离险境。
东北人重义气，何况都是要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自此，东北双雄便走到了一起。
哈市此时已经大乱。
于琛澄伪军兵临城下，临时“负责”的大佬们个个像丢了魂似的，既不欲战，又不敢公开言降，把城里的气氛搞得古古怪怪，神秘兮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5日，李杜、冯占海各率所部会于哈市东郊。此举立即得到响应，除张作舟第25旅以外，吉林东北军第22旅（赵毅旅）、第26旅（邢占清旅）先后宣布起兵跟随。
看情形，再不出头就晚了。先前一再犹豫的丁超停止了犹豫，也率领自己的第28旅加入了阵营。这样，5个东北旅就在抗战这一主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
当天召开抗日军政大会，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决心联合打击日伪军，保卫哈尔滨。
城内外军民之心一时大定，哈市地方和银行界争相支援粮饷，使哈尔滨成为继江桥后的又一个抗日救国中心。
第二天早上，李冯联军分4路进入市区。
李杜一进哈尔滨，日本方面马上就知道味道不对了。
用飞机撒传单的、喊话的、发通告的，都来了，而且口气都差不多，就是对自卫军“重重抗议”（等于抗议的平方），并威胁要以武力“保护侨民”。
李杜没理，只是赶紧部署哈市防守。
要来你就来，反正你总是要来，还装什么装。
日本人发火，李杜没当一回事，城外的于琛澄可吓坏了。
要知道做汉奸也不容易，那是要整天看主子脸色过日子的。
1月27日，大头开始对哈市发动进攻。
哈市的处女保卫战开始了，一打就是两天。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8 pm
第一天是防御。
顶住了。扛鼎的是李杜的第24旅和冯占海的新编第1旅（由自卫团骨干组成）。这是自卫军中最能打仗的两个旅，伪军头破血流，也没能找到半点破绽。
第二天便进入了反攻。
一直以来，只要伪军出动，天上一定跟着日军的飞机。这次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卫军也多了一项优势武器，那就是大炮。
我们在前面讲“九一八”的长春战斗时，不是有撤下来的吉林军炮兵团吗，现在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伪军惨了，这下轮到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
在旁边看着干着急的日本人同样倒了血霉。他们派到哈市上空进行侦察兼轰炸的一架飞机被炮兵团给打中了，晃晃悠悠地落了下来，迫降于距哈市西北8里路的松花江南岸。防守这一地区的是丁超的骑兵，他们随即打马过去看新鲜。
本来想抓活的，没想到飞机上的两日本飞行员一个劲地顽抗，甚至还想干掉两个骑兵给他们垫背。真是找死，结果都被当场击毙了。
伪军本来还能再抵挡一阵，但他们又碰上了那个令他们心悸的时刻——最喜欢玩心跳的胡子大哥宫长海骑兵旅忽然从侧后闪了出来。
宫长海平时大概对这类游戏早已司空见惯：劫官府粮草，就得唿哨一声，然后从不知哪个角落里杀将出来，不然那还叫胡子？
伪军对这一阵势的反应，和那些被打劫的官军一样，惊骇万状，扔下财物（枪）后，撒腿就跑。
宫胡子带的都是骑兵，仗着马快，在后面拼命追，而且一追就是30里，沿途俘虏了大把的伪军。
哈尔滨保住了。从行将陷落到转危为安，哈市人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似的经历。
李杜首次担当总指挥，举重若轻，出击神速，此间誉之：飞将军。
虽然首战告捷，但李杜本人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手上这些部队，真正能拉出来溜溜的只有冯占海部和由他兼任旅长的第24旅，其它吉林东北军看上去装备倒还行，却因为长期乏于训练，在实战能力和军事素质上都差强人意。
这种情况下，就得约人帮忙。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给少帅发电，请他出兵山海关，南北夹击。
大家都知道这个希望很濒茫，可总要一试。
电报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北平的张少帅对此保持了可怕的缄默。不仅未有支援，连江桥抗战时的口头鼓励也不见了。大概自马占山撤至海伦后，他对黑龙江局势已经感到意冷心灰：齐齐哈尔打成那样，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占了，哈尔滨再怎么折腾，估计也难逃厄运。
兄弟啊，人都是有血性的，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亡，虽然结果看似一样，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无奈，李杜只得另想它法。
和日本人斗到现在，若论东北豪杰，非北面的马占山莫属，虽然他已经退到了海伦小城，却仍然是抗战的众望所归。
李杜怕自己一个人没有说服力，拉上丁超一道去面见马占山，希望双方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事机构，共同抗击日伪进攻。
在李杜看来，海伦有马占山的边防军，哈市有自卫军，如联成一体，定能在北满形成一个铁拳头，整个东北抗战形势将为之一变。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战略建议。
但是一方面，马占山已不是江桥抗战期间的那个马占山，思想上正处于急剧动摇之中，另一方面，东北将帅的一个痼疾也在此时暴露无遗，那就是不团结，喜欢各打各的算盘。
江桥抗战，马占山在最危难的时候，他没见李杜、冯占海过来帮忙。反过来，看到哈尔滨这里危机重重，马占山也准备坐视不救。
对李杜的建议，他口头应允，实际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他主动向李杜、丁超提出的，说必要时要派部队前去增援，并补助50万发子弹给他们云云，其实也是空头支票一张——看着李杜他们远途赶来，不好意思不说点好听的，敷衍敷衍而已。
这样一来，什么好建议都白搭。
哈尔滨危险了。
于大头前面一失败，关东军企图一文不花，就净夺哈市的奇思妙想也就落空了。
伪军烂，那只好和江桥时一样，我们自己上。
借口是现成的。
吉林打哈尔滨，中国人打中国人，纯属你们的内政，我们本不想管，问题是我们在哈尔滨的侨民太多了，被流弹打死了怎么办，得出兵保护啊。
真是欲加之由，何患无辞。
关东军随此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表示要出兵到哈市“护侨”。
报告交到真崎次长手里。
真崎在发动战争方面也是个激进派，而且原先金谷参谋长的教训就摆在那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干不成大事”，这说的都是谁？
既然理由“充分”，苏联人又不敢吱声，那还等什么。
同意，完全同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凌晨4点，参谋本部有关同意的复电发出。
10分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向第2师团（仙台师团）发出了向哈市进军的命令。
同时鉴于马占山“归降”一事已日趋明朗，原驻齐齐哈尔市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也乘火车南下，从哈市北面策应仙台师团的进攻。
仙台师团中首批出发的是在长春驻扎的长谷旅团。旅团长长谷急不可耐地准备上车，一抬头却发现走不了——苏联铁老大不让走。
按照日俄战争的约定，中东铁路一分为二，长春以南至旅顺归日本人管，长春以北至哈尔滨归中苏共管（其实就是苏联人管）。
苏联铁路站的站长拿出当年的文件给长谷看，说你看上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北满铁路仅限于工商业经营。
这是民用铁路，做生意用的，不能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日军使用我的铁路。
长谷理都不理，一扬手把那些文件拨到老远。
想在这里混，就得听我的。拿这些破玩意来蒙皇军，门都没有。
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站长从头凉到了脚。
其实关东军开始还是对苏联有所忌惮的，要不当初也不会决定“避嫌”先打齐齐哈尔了。
可是日本人的性格有时就像小孩子，起初他去拿烤肉，怕被上面的火苗烫着，不敢伸手，后来尝试着从旁边摸了一下，没事！于是大块朵颐的同时，他连火苗也不放在眼里了。
现在长谷就不把苏联放在眼里：以为是强人，不过是个缩头乌龟，跟我们斗，还差得远呢。
知道狠不过这些日本军人，站长只好甩开条约谈现实，把事先想好的几条理由拿出来说事：
没有足够多的工人，铁路职员都罢工了；
没有足够长的铁路，部分路段被破坏了；
没有足够量的车厢，窄轨车箱又用不了。
长谷不相信，但是查证后，发现人家一条条，一道道，说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是事实，那部队也不能不运，而且要快点运。只好逐一交涉：
缺少工人？把民用的停掉，司机调过来，如果还不行，我们满铁可以借人；
铁路坏了？赶紧修啊，拜托，你们能不能学一学我们日本人，搞点加班加点什么的，不要干一点活就去喝你的伏尔加；
车厢不够用？我拷——
长谷真恨不得抽出刀来把眼前这个烦人的老毛子给活劈了。
如果说其它两条都是客观情况，临时发生外，最后一条实在是苏联蓄意为之。
中东铁路兴建时，按照俄国的技术标准，采用的是宽轨铁路，跟日本国内和朝鲜的窄轨铁路不一样。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后，就又进行了改建，把轨距改了过来，所以满铁使用的机车和车厢在北满铁路上就不能用，也就是说，你要往哈尔滨运人，就必须使用苏联的宽轨机车和车厢。
可是苏联人说他没这么多车厢。其实是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把长春站的大部分宽轨机车和车厢，都向北调到哈尔滨去了。
其它的好解决，就这一条解决不了。长谷就算再到恶人谷修炼两年，人家还是这个答复。
好吧，那就一趟趟运吧。大家排队。
就这样，也一直拖到晚上，长谷才带着一部分官兵先登上了火车。
这是晚上9点的长春，几个小时后，南方的大上海将被日本海军燃起一片大火。
只是为了争风吃醋，看谁更能欺负中国人。
本来长谷旅团的这批人花个大半天时间也能到达哈市了，但路不好——不是说了吗，得修。弄到第二天拂晓，他们才到达松花江南岸，而此时中日双方在闸北都打半天了。
急死人了，能不能再快点。
不能快，因为这时候沿路的东北军骑兵过来骚扰了。这一下又乒乒乓乓打了好一会，列车才重新开得起来。
继续走。
已经是晚上，日军被骚扰怕了，天又黑，人又少（车厢不够用啊），只能原地宿营。
等到了一个叫双城的地方，已经是1月30日傍晚，而双城离哈尔滨还有100里路哩。
天黑了，长谷由于手上兵少，照例还是不敢走夜路，看来人的凶恶和胆量主要还是靠实力撑着的。
糟糕的是，双城附近住着一个东北军的赵毅旅！
赵毅在这条路旁边守着，就是为了等日本人，连炮都给准备好了。
晚上长谷在车站刚刚宿营，他马上把炮搬了过来，对着车站就轰，而且一轰2小时不带停的。天一亮，大炮又原样搬走，闪人。
又因为兵少，长谷不敢带人去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赵毅旅怎么来的，怎么走掉。
等到中国兵在眼前消失，长谷才敢站起来察看现场情况。一看，这个遭罪，被炮弹轰死，轰倒的房子砸死的日军满地都是。由于又冷又饿又受惊吓，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这个样子，就是爬也难爬到哈尔滨了。
长谷只好请示多门。当然，他没好意思把自己的窘境讲出来，只说前方危险，东北军大大的有，再往前走就要被吃掉了。
多门不知道情况，以为真的有不得了的中国正规军在为难他的长谷，便表示同意他们原地等待后续大部队。
长谷还没来得及高兴，多门又添了一句：反正你们在那里也没什么事做，白白休息也是浪费，这样吧，你们到附近去修一个机场出来，以后有用！
长谷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冰天雪地你让我修机场，这是我们野战部队干的活吗，这是工兵干的好吧。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继续往哈尔滨赶了。
多门一修行多年的老狐狸，那都精啊。想在我这里偷懒，下辈子吧。
长谷毫无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上司求情：机场您让我修我就修吧，可是您真得赶快把大部队派过来，这个地方房子都被炸坏了，冷的不行，晚上东北军还要来放炮，大部队再不来我们就要完蛋了。
完蛋了我也没法子去给你们弄车皮！
说这话的是那个苏联铁路站的站长。
这下，长谷你该知道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了吧，你可以不怕苏联政府和军队，但一个小小的站长就能轻而易举玩死你。
为车皮的事，多门自己都恨不得要给这位铁面站长下跪了。
那边长谷又一个劲地打电话、发电报来催，说再不来怎样怎样，又是恐吓又是威胁的，把个老多门急得就差拿根绳子上吊了。
看他可怜，有人献了一计，说是实在不行，干脆我们就用卡车运吧。反正时间已经耽误了，甭管怎么着，能运多少算多少。
事到如今，多门还能怎么办，只能依计而行。最后在长春调集了50多辆军用卡车，每辆车都塞得满满的，先往北面开了再说。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2月3日，长谷才搭上顺风车到达哈尔滨西南的苇塘沟。此时离本庄繁发出命令，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本来不到一天的车程，这厮足足用了一周时间！
不要问哈尔滨究竟有多远，sorry，它只是一个传说。
服了you。
2月3日这一天，仙台师团主力集结于苇塘沟，但原计划南下的齐齐哈尔铃木混成旅团却因为铁路被破坏而未能如期而至。
时间被浪费了这么多，没法跟本庄繁和参谋本部交代啊，不等了，我们先上。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了。
顶住了。扛鼎的是李杜的第24旅和冯占海的新编第1旅（由自卫团骨干组成）。这是自卫军中最能打仗的两个旅，伪军头破血流，也没能找到半点破绽。
第二天便进入了反攻。
一直以来，只要伪军出动，天上一定跟着日军的飞机。这次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卫军也多了一项优势武器，那就是大炮。
我们在前面讲“九一八”的长春战斗时，不是有撤下来的吉林军炮兵团吗，现在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伪军惨了，这下轮到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
在旁边看着干着急的日本人同样倒了血霉。他们派到哈市上空进行侦察兼轰炸的一架飞机被炮兵团给打中了，晃晃悠悠地落了下来，迫降于距哈市西北8里路的松花江南岸。防守这一地区的是丁超的骑兵，他们随即打马过去看新鲜。
本来想抓活的，没想到飞机上的两日本飞行员一个劲地顽抗，甚至还想干掉两个骑兵给他们垫背。真是找死，结果都被当场击毙了。
伪军本来还能再抵挡一阵，但他们又碰上了那个令他们心悸的时刻——最喜欢玩心跳的胡子大哥宫长海骑兵旅忽然从侧后闪了出来。
宫长海平时大概对这类游戏早已司空见惯：劫官府粮草，就得唿哨一声，然后从不知哪个角落里杀将出来，不然那还叫胡子？
伪军对这一阵势的反应，和那些被打劫的官军一样，惊骇万状，扔下财物（枪）后，撒腿就跑。
宫胡子带的都是骑兵，仗着马快，在后面拼命追，而且一追就是30里，沿途俘虏了大把的伪军。
哈尔滨保住了。从行将陷落到转危为安，哈市人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似的经历。
李杜首次担当总指挥，举重若轻，出击神速，此间誉之：飞将军。
虽然首战告捷，但李杜本人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手上这些部队，真正能拉出来溜溜的只有冯占海部和由他兼任旅长的第24旅，其它吉林东北军看上去装备倒还行，却因为长期乏于训练，在实战能力和军事素质上都差强人意。
这种情况下，就得约人帮忙。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给少帅发电，请他出兵山海关，南北夹击。
大家都知道这个希望很濒茫，可总要一试。
电报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北平的张少帅对此保持了可怕的缄默。不仅未有支援，连江桥抗战时的口头鼓励也不见了。大概自马占山撤至海伦后，他对黑龙江局势已经感到意冷心灰：齐齐哈尔打成那样，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占了，哈尔滨再怎么折腾，估计也难逃厄运。
兄弟啊，人都是有血性的，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亡，虽然结果看似一样，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无奈，李杜只得另想它法。
和日本人斗到现在，若论东北豪杰，非北面的马占山莫属，虽然他已经退到了海伦小城，却仍然是抗战的众望所归。
李杜怕自己一个人没有说服力，拉上丁超一道去面见马占山，希望双方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事机构，共同抗击日伪进攻。
在李杜看来，海伦有马占山的边防军，哈市有自卫军，如联成一体，定能在北满形成一个铁拳头，整个东北抗战形势将为之一变。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战略建议。
但是一方面，马占山已不是江桥抗战期间的那个马占山，思想上正处于急剧动摇之中，另一方面，东北将帅的一个痼疾也在此时暴露无遗，那就是不团结，喜欢各打各的算盘。
江桥抗战，马占山在最危难的时候，他没见李杜、冯占海过来帮忙。反过来，看到哈尔滨这里危机重重，马占山也准备坐视不救。
对李杜的建议，他口头应允，实际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他主动向李杜、丁超提出的，说必要时要派部队前去增援，并补助50万发子弹给他们云云，其实也是空头支票一张——看着李杜他们远途赶来，不好意思不说点好听的，敷衍敷衍而已。
这样一来，什么好建议都白搭。
哈尔滨危险了。
于大头前面一失败，关东军企图一文不花，就净夺哈市的奇思妙想也就落空了。
伪军烂，那只好和江桥时一样，我们自己上。
借口是现成的。
吉林打哈尔滨，中国人打中国人，纯属你们的内政，我们本不想管，问题是我们在哈尔滨的侨民太多了，被流弹打死了怎么办，得出兵保护啊。
真是欲加之由，何患无辞。
关东军随此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表示要出兵到哈市“护侨”。
报告交到真崎次长手里。
真崎在发动战争方面也是个激进派，而且原先金谷参谋长的教训就摆在那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干不成大事”，这说的都是谁？
既然理由“充分”，苏联人又不敢吱声，那还等什么。
同意，完全同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凌晨4点，参谋本部有关同意的复电发出。
10分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向第2师团（仙台师团）发出了向哈市进军的命令。
同时鉴于马占山“归降”一事已日趋明朗，原驻齐齐哈尔市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也乘火车南下，从哈市北面策应仙台师团的进攻。
仙台师团中首批出发的是在长春驻扎的长谷旅团。旅团长长谷急不可耐地准备上车，一抬头却发现走不了——苏联铁老大不让走。
按照日俄战争的约定，中东铁路一分为二，长春以南至旅顺归日本人管，长春以北至哈尔滨归中苏共管（其实就是苏联人管）。
苏联铁路站的站长拿出当年的文件给长谷看，说你看上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北满铁路仅限于工商业经营。
这是民用铁路，做生意用的，不能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日军使用我的铁路。
长谷理都不理，一扬手把那些文件拨到老远。
想在这里混，就得听我的。拿这些破玩意来蒙皇军，门都没有。
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站长从头凉到了脚。
其实关东军开始还是对苏联有所忌惮的，要不当初也不会决定“避嫌”先打齐齐哈尔了。
可是日本人的性格有时就像小孩子，起初他去拿烤肉，怕被上面的火苗烫着，不敢伸手，后来尝试着从旁边摸了一下，没事！于是大块朵颐的同时，他连火苗也不放在眼里了。
现在长谷就不把苏联放在眼里：以为是强人，不过是个缩头乌龟，跟我们斗，还差得远呢。
知道狠不过这些日本军人，站长只好甩开条约谈现实，把事先想好的几条理由拿出来说事：
没有足够多的工人，铁路职员都罢工了；
没有足够长的铁路，部分路段被破坏了；
没有足够量的车厢，窄轨车箱又用不了。
长谷不相信，但是查证后，发现人家一条条，一道道，说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是事实，那部队也不能不运，而且要快点运。只好逐一交涉：
缺少工人？把民用的停掉，司机调过来，如果还不行，我们满铁可以借人；
铁路坏了？赶紧修啊，拜托，你们能不能学一学我们日本人，搞点加班加点什么的，不要干一点活就去喝你的伏尔加；
车厢不够用？我拷——
长谷真恨不得抽出刀来把眼前这个烦人的老毛子给活劈了。
如果说其它两条都是客观情况，临时发生外，最后一条实在是苏联蓄意为之。
中东铁路兴建时，按照俄国的技术标准，采用的是宽轨铁路，跟日本国内和朝鲜的窄轨铁路不一样。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后，就又进行了改建，把轨距改了过来，所以满铁使用的机车和车厢在北满铁路上就不能用，也就是说，你要往哈尔滨运人，就必须使用苏联的宽轨机车和车厢。
可是苏联人说他没这么多车厢。其实是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把长春站的大部分宽轨机车和车厢，都向北调到哈尔滨去了。
其它的好解决，就这一条解决不了。长谷就算再到恶人谷修炼两年，人家还是这个答复。
好吧，那就一趟趟运吧。大家排队。
就这样，也一直拖到晚上，长谷才带着一部分官兵先登上了火车。
这是晚上9点的长春，几个小时后，南方的大上海将被日本海军燃起一片大火。
只是为了争风吃醋，看谁更能欺负中国人。
本来长谷旅团的这批人花个大半天时间也能到达哈市了，但路不好——不是说了吗，得修。弄到第二天拂晓，他们才到达松花江南岸，而此时中日双方在闸北都打半天了。
急死人了，能不能再快点。
不能快，因为这时候沿路的东北军骑兵过来骚扰了。这一下又乒乒乓乓打了好一会，列车才重新开得起来。
继续走。
已经是晚上，日军被骚扰怕了，天又黑，人又少（车厢不够用啊），只能原地宿营。
等到了一个叫双城的地方，已经是1月30日傍晚，而双城离哈尔滨还有100里路哩。
天黑了，长谷由于手上兵少，照例还是不敢走夜路，看来人的凶恶和胆量主要还是靠实力撑着的。
糟糕的是，双城附近住着一个东北军的赵毅旅！
赵毅在这条路旁边守着，就是为了等日本人，连炮都给准备好了。
晚上长谷在车站刚刚宿营，他马上把炮搬了过来，对着车站就轰，而且一轰2小时不带停的。天一亮，大炮又原样搬走，闪人。
又因为兵少，长谷不敢带人去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赵毅旅怎么来的，怎么走掉。
等到中国兵在眼前消失，长谷才敢站起来察看现场情况。一看，这个遭罪，被炮弹轰死，轰倒的房子砸死的日军满地都是。由于又冷又饿又受惊吓，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这个样子，就是爬也难爬到哈尔滨了。
长谷只好请示多门。当然，他没好意思把自己的窘境讲出来，只说前方危险，东北军大大的有，再往前走就要被吃掉了。
多门不知道情况，以为真的有不得了的中国正规军在为难他的长谷，便表示同意他们原地等待后续大部队。
长谷还没来得及高兴，多门又添了一句：反正你们在那里也没什么事做，白白休息也是浪费，这样吧，你们到附近去修一个机场出来，以后有用！
长谷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冰天雪地你让我修机场，这是我们野战部队干的活吗，这是工兵干的好吧。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继续往哈尔滨赶了。
多门一修行多年的老狐狸，那都精啊。想在我这里偷懒，下辈子吧。
长谷毫无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上司求情：机场您让我修我就修吧，可是您真得赶快把大部队派过来，这个地方房子都被炸坏了，冷的不行，晚上东北军还要来放炮，大部队再不来我们就要完蛋了。
完蛋了我也没法子去给你们弄车皮！
说这话的是那个苏联铁路站的站长。
这下，长谷你该知道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了吧，你可以不怕苏联政府和军队，但一个小小的站长就能轻而易举玩死你。
为车皮的事，多门自己都恨不得要给这位铁面站长下跪了。
那边长谷又一个劲地打电话、发电报来催，说再不来怎样怎样，又是恐吓又是威胁的，把个老多门急得就差拿根绳子上吊了。
看他可怜，有人献了一计，说是实在不行，干脆我们就用卡车运吧。反正时间已经耽误了，甭管怎么着，能运多少算多少。
事到如今，多门还能怎么办，只能依计而行。最后在长春调集了50多辆军用卡车，每辆车都塞得满满的，先往北面开了再说。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2月3日，长谷才搭上顺风车到达哈尔滨西南的苇塘沟。此时离本庄繁发出命令，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本来不到一天的车程，这厮足足用了一周时间！
不要问哈尔滨究竟有多远，sorry，它只是一个传说。
服了you。
2月3日这一天，仙台师团主力集结于苇塘沟，但原计划南下的齐齐哈尔铃木混成旅团却因为铁路被破坏而未能如期而至。
时间被浪费了这么多，没法跟本庄繁和参谋本部交代啊，不等了，我们先上。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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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0 pm
很多人知道此战是通过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但当时战况其实比艺术创作更为惨烈。
与江桥抗战相比，日军对马占山起初是相当轻视的，投入兵力也未一步到位，直到发现对手不比寻常时才逐次增加，相当于用兵家最为弊病的“添油战术”在打仗，这也是马占山一开始能打胜仗和占到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尔滨保卫战却不一样，一方面，在江桥战后，即使骄横如关东军也意识到，东北军并不都是“豆腐军”和“太监军”，能战之将、能搏之士大有人在，另一方面， 关东军进攻哈市是有一个前提目标的，那就是尽量避免进入城市打巷战，以便确保他们“猎获”的哈尔滨能够完整无损。因此仙台师团一上来就用了全力，一点没有 藏着掖着的意思，而从部队实力和数量上来看，日伪军要远超自卫军，除精锐的仙台师团倾力以战外，还有于大头的5个旅伪军一直在给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卖命。
前面是黑压压的日伪军，身后是哈市的乡亲父老，李杜像“朱传武”一样，面临着一场生死大考。
他的答卷是：知其难为而为之，决不放弃哈尔滨。
在哈市外围，自卫军事先设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前哨阵地。
长谷旅团与5个旅的伪军组成右翼纵队，天野旅团组成左翼纵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李杜考虑，因时间匆促，在前哨阵地上，有的地方连简易工事都未来得及构筑。如果硬拼，伤亡太大，于是命令部队退出该阵地，转入主阵地。
到此为止，多门还算是心情舒畅的。但是第二天他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天最关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李杜把手里几乎所有的牌都用了上去，包括那个宝贝一样的炮兵团，他自己也亲赴一线督战，以振奋官兵士气。
来的还是昨天那几位，连摆的造型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以铁路为基准线的，长谷在东，天野在西，两个自认的悍马组合蹦哒着就冲了过来。
这次李杜让他们见识了自己的待客之道：兜头就是一顿开花弹。
日军连自卫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纷纷哭着喊着飞上了天。
炮火掩护历来是日军的强项，没想到对面的自卫军也用上了。
大炮发威的时候，守军趴在民房土墙后不露面，进攻的日军只能干着急。
步炮配合的战术，大家都会玩，并不是你们日本人的专利。
双方于是形成了拉锯战，你打炮，我也打炮，你开枪，我也开枪。守军损失很大，日军伤亡也不小，战斗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尝以此役战争为最猛烈”）。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意志，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者。
不幸的是李杜成为了失败者。
他自己可以意志如铁，誓死不退，但临时拼凑起来没几天的自卫军团体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几个小时的厮杀后，意志薄弱的都现了原形。军官里面投敌的，脱逃的，溃散的，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别说正常指挥，部队军心就已经稳不住了，原先尚可一看的防线变得千疮百孔。
眼看兵败如山倒，大厦即将倾于一刻。在最危急的关头，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李杜挺身而出，带着卫队在市区边缘临时拉出了第三防线，这才硬生生地把日军挡在外面。
直到天黑，仙台师团始终未能再向哈市逾越一步。
最后一天终于来了。2月5日，已被逼至绝境的李杜下令反击。
经过昨天的苦战，全面反击已没有能力了。李杜把目标对准了铁路东面的长谷旅团。
既然我的全部打不过你的全部，那我就拿我的全部打你一个局部。
长谷要倒霉了。
这个时候，哈尔滨能不能守住，李杜其实比谁都清楚。他要做的只是维护中国军人的尊严，完成那拼死一击（“务期一举歼灭暴逆”）。就象甲午海战中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一样，明知必败，仍不惜与敌同归于尽。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他抓住自己手上还有炮兵这一优势，如法复制了日军的打法，先以大炮猛轰，继之以步兵出击。
中日双方仿佛调了一个个，长谷旅团被紧紧咬住不放，进不得，退不能，苦不堪言。
李杜激动不已，哈尔滨保卫战似乎要翻盘重来了。
但无情的现实告诉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最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果然，多门很快发现其东路陷入被动，赶快调动炮兵对自卫军进行拦阻射击，同时把预备队也调上来组织进攻。
与之相比，李杜却没有预备队。他自己，他的卫队，都已进入一线搏杀，哪还有什么预备队。
预备队是要在军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能配备的。现在自卫军中连丁超都带着人跑了，把他们一去掉，还能剩下多少人马？
在这种状况下谈预备队，只能是一个可怜的奢望。
长谷怀着一肚子牢骚在双城修建的那个飞机场也在这时候救了他的命。先前在哈尔滨上空耀威扬威的日机都是“长跑”，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转几个圈就得气喘吁吁地跑回长春去加油。在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中，被打下来的日军侦察机就是因为这么急急匆匆，最后才着了炮兵团的道。
这次有了双城飞机场，关东军飞行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是全军出动——一共5个飞行中队，一家伙来了4个，由长岭龟助率领，对自卫军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
那一天，天上的飞机根本就没断过，炸弹扔得像下雨一样，自卫军防空能力很弱，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日军不仅解了东路长谷之围，而且全军压上，把李杜和赵毅旅围了起来。
与江桥抗战相比，日军对马占山起初是相当轻视的，投入兵力也未一步到位，直到发现对手不比寻常时才逐次增加，相当于用兵家最为弊病的“添油战术”在打仗，这也是马占山一开始能打胜仗和占到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尔滨保卫战却不一样，一方面，在江桥战后，即使骄横如关东军也意识到，东北军并不都是“豆腐军”和“太监军”，能战之将、能搏之士大有人在，另一方面， 关东军进攻哈市是有一个前提目标的，那就是尽量避免进入城市打巷战，以便确保他们“猎获”的哈尔滨能够完整无损。因此仙台师团一上来就用了全力，一点没有 藏着掖着的意思，而从部队实力和数量上来看，日伪军要远超自卫军，除精锐的仙台师团倾力以战外，还有于大头的5个旅伪军一直在给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卖命。
前面是黑压压的日伪军，身后是哈市的乡亲父老，李杜像“朱传武”一样，面临着一场生死大考。
他的答卷是：知其难为而为之，决不放弃哈尔滨。
在哈市外围，自卫军事先设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前哨阵地。
长谷旅团与5个旅的伪军组成右翼纵队，天野旅团组成左翼纵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李杜考虑，因时间匆促，在前哨阵地上，有的地方连简易工事都未来得及构筑。如果硬拼，伤亡太大，于是命令部队退出该阵地，转入主阵地。
到此为止，多门还算是心情舒畅的。但是第二天他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天最关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李杜把手里几乎所有的牌都用了上去，包括那个宝贝一样的炮兵团，他自己也亲赴一线督战，以振奋官兵士气。
来的还是昨天那几位，连摆的造型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以铁路为基准线的，长谷在东，天野在西，两个自认的悍马组合蹦哒着就冲了过来。
这次李杜让他们见识了自己的待客之道：兜头就是一顿开花弹。
日军连自卫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纷纷哭着喊着飞上了天。
炮火掩护历来是日军的强项，没想到对面的自卫军也用上了。
大炮发威的时候，守军趴在民房土墙后不露面，进攻的日军只能干着急。
步炮配合的战术，大家都会玩，并不是你们日本人的专利。
双方于是形成了拉锯战，你打炮，我也打炮，你开枪，我也开枪。守军损失很大，日军伤亡也不小，战斗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尝以此役战争为最猛烈”）。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意志，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者。
不幸的是李杜成为了失败者。
他自己可以意志如铁，誓死不退，但临时拼凑起来没几天的自卫军团体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几个小时的厮杀后，意志薄弱的都现了原形。军官里面投敌的，脱逃的，溃散的，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别说正常指挥，部队军心就已经稳不住了，原先尚可一看的防线变得千疮百孔。
眼看兵败如山倒，大厦即将倾于一刻。在最危急的关头，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李杜挺身而出，带着卫队在市区边缘临时拉出了第三防线，这才硬生生地把日军挡在外面。
直到天黑，仙台师团始终未能再向哈市逾越一步。
最后一天终于来了。2月5日，已被逼至绝境的李杜下令反击。
经过昨天的苦战，全面反击已没有能力了。李杜把目标对准了铁路东面的长谷旅团。
既然我的全部打不过你的全部，那我就拿我的全部打你一个局部。
长谷要倒霉了。
这个时候，哈尔滨能不能守住，李杜其实比谁都清楚。他要做的只是维护中国军人的尊严，完成那拼死一击（“务期一举歼灭暴逆”）。就象甲午海战中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一样，明知必败，仍不惜与敌同归于尽。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他抓住自己手上还有炮兵这一优势，如法复制了日军的打法，先以大炮猛轰，继之以步兵出击。
中日双方仿佛调了一个个，长谷旅团被紧紧咬住不放，进不得，退不能，苦不堪言。
李杜激动不已，哈尔滨保卫战似乎要翻盘重来了。
但无情的现实告诉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最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果然，多门很快发现其东路陷入被动，赶快调动炮兵对自卫军进行拦阻射击，同时把预备队也调上来组织进攻。
与之相比，李杜却没有预备队。他自己，他的卫队，都已进入一线搏杀，哪还有什么预备队。
预备队是要在军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能配备的。现在自卫军中连丁超都带着人跑了，把他们一去掉，还能剩下多少人马？
在这种状况下谈预备队，只能是一个可怜的奢望。
长谷怀着一肚子牢骚在双城修建的那个飞机场也在这时候救了他的命。先前在哈尔滨上空耀威扬威的日机都是“长跑”，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转几个圈就得气喘吁吁地跑回长春去加油。在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中，被打下来的日军侦察机就是因为这么急急匆匆，最后才着了炮兵团的道。
这次有了双城飞机场，关东军飞行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是全军出动——一共5个飞行中队，一家伙来了4个，由长岭龟助率领，对自卫军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
那一天，天上的飞机根本就没断过，炸弹扔得像下雨一样，自卫军防空能力很弱，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日军不仅解了东路长谷之围，而且全军压上，把李杜和赵毅旅围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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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1 pm
李杜焦急万分，一边亲自开枪射击，一边指挥部属抵抗，到最后竟然把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城内又出了问题。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总队在重压和利诱下忽然反戈相向，从背后对自卫军动起了刀子。
弹尽援绝，腹背受敌，李杜知道无力回天了。
他要赵毅率部突围，自己则留下做掩护，实际是要举枪自杀，以一死报国，幸而被卫士及时拦下。
虽说当自己领导没多久，赵毅却已对李杜心悦诚服。这位在双城让长谷吃尽苦头的东北军旅长，也是位不错的军人。见此情景，热血上涌，他集中最后的力量，突然向日伪军发起一阵猛攻。
攻是假的，撤是真的。趁敌军出现短暂慌乱之机，赵毅拼死打开一个缺口，迅速护卫着李杜撤出了重围。
2月5日下午，仙台师团进入哈尔滨。
等待这座远东大都市的，将是十多年日人铁蹄下的沉沉夜幕。
从表面上看，关东军似乎已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他们应该为之哈哈大笑才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随着江桥和哈尔滨的枪声响过，东北大地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似乎已完全苏醒过来。
如果在“九一八”时期，我们还在为世无英雄而扼腕叹息的话，那让我告诉你，后“九一八”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这边本庄繁刚刚准备为拿下哈尔滨庆功，一回头，却惊恐地发现，整个满洲，义勇军竟然已经遍地开花。
从辽东到辽西，从江省（黑龙江）到吉林，抗日烽火到处都是。本庄繁不得不充当起消防大队长的角色，天天不是奔这头就是赶那头，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
可人不是光敬业就行的。本庄繁弄到这副模样，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都快蹿到他屁股上来了。
东北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当然离不开关内民众的支持，而其中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和重要。这个人就是少帅张学良。
从沈阳到锦州，不到半年，他已经把老爸给的关外三省一区都丢光了。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可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他曾经很瞧不起那个末代皇帝（老了以后好象还是如此），但一连串的事实却恰恰表明，如果从性格上来说，他们根本属于同一类人，估计连星座都差不多。
缺乏魄力，行事迟疑，当断不断，断了更乱，结果把事情搞到一团糟。溥仪如此，少帅在东北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家国之辱，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那又错了。
想还是想的，不过这事最好由别人帮他干。
明里他盼着国联能帮他洗冤昭雪，把东北给要回来，暗里就指着仍然留在东北的那帮兄弟能从内部举义，直接把日本鬼子赶走，然后奉迎他圣驾回归。
当然这两个愿望后来一个也没有实现。但是他在支持和推动东北义勇军这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这种支持必须是“默默的”，张学良想到要借助一个外壳，这个壳就是北平救国会。
北平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就在北平成立了。看起来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能量非常之大，很多具有相当规模的义勇军都隶属于它或受其援助。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作为当时北平最高军政长官的少帅的影子，打死我也不信。
受北平救国会直接领导的，是辽南义勇军，总部在辽宁鞍山的海城。这支义勇军在领导层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学生多，军队高层里很多都是一扔下书本就拿起枪杆子的白面书生。当然和东北其它义勇军一样，他们也不排斥此地特产——绺子的加入。
这个跟前面介绍过的辽西溜子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胡子。
若论爱国大道理，绺子们肯定讲不过雄论滔滔、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但他们有自己的看家绝活，那就是打砸抢。
以前干这个，那是为了混碗饭吃。偷偷摸摸，还要受人指责，十分不爽。现在不同了。对日本人打砸抢，这是爱国行为，百姓支持，国家认可，少帅奖励，在驾轻就熟的同时，个个干得荡气回肠，意气风发。
辽南鲁宾汉，以四个人最让日本人头疼，可谓之“四大天王”。当地人至今还都能叫得出他们当年的“字号”：老北风，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
字号是为了名头响亮。毕竟原来的名字是爹妈给的，谁生儿子时也没想到他不当科学家，不做企业家，以后会去占山为王。
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遮掩真实身份的好办法。日本人对付抗日游击队，历来是找得到你本人就找，找不到本人就找家属。这些好汉都是当地人，在附近没有家小还有亲戚，没有亲戚还有族人。他们最怕牵连旁人。有了字号，日军搞不清他们到底姓甚名谁，也就很难株连九族了。
他们当然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请允许我还是喊他们的字号吧。因为我也觉得这样更加顺口。
“四大天王”里面，领头的就是老北风。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城内又出了问题。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总队在重压和利诱下忽然反戈相向，从背后对自卫军动起了刀子。
弹尽援绝，腹背受敌，李杜知道无力回天了。
他要赵毅率部突围，自己则留下做掩护，实际是要举枪自杀，以一死报国，幸而被卫士及时拦下。
虽说当自己领导没多久，赵毅却已对李杜心悦诚服。这位在双城让长谷吃尽苦头的东北军旅长，也是位不错的军人。见此情景，热血上涌，他集中最后的力量，突然向日伪军发起一阵猛攻。
攻是假的，撤是真的。趁敌军出现短暂慌乱之机，赵毅拼死打开一个缺口，迅速护卫着李杜撤出了重围。
2月5日下午，仙台师团进入哈尔滨。
等待这座远东大都市的，将是十多年日人铁蹄下的沉沉夜幕。
从表面上看，关东军似乎已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他们应该为之哈哈大笑才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随着江桥和哈尔滨的枪声响过，东北大地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似乎已完全苏醒过来。
如果在“九一八”时期，我们还在为世无英雄而扼腕叹息的话，那让我告诉你，后“九一八”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这边本庄繁刚刚准备为拿下哈尔滨庆功，一回头，却惊恐地发现，整个满洲，义勇军竟然已经遍地开花。
从辽东到辽西，从江省（黑龙江）到吉林，抗日烽火到处都是。本庄繁不得不充当起消防大队长的角色，天天不是奔这头就是赶那头，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
可人不是光敬业就行的。本庄繁弄到这副模样，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都快蹿到他屁股上来了。
东北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当然离不开关内民众的支持，而其中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和重要。这个人就是少帅张学良。
从沈阳到锦州，不到半年，他已经把老爸给的关外三省一区都丢光了。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可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他曾经很瞧不起那个末代皇帝（老了以后好象还是如此），但一连串的事实却恰恰表明，如果从性格上来说，他们根本属于同一类人，估计连星座都差不多。
缺乏魄力，行事迟疑，当断不断，断了更乱，结果把事情搞到一团糟。溥仪如此，少帅在东北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家国之辱，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那又错了。
想还是想的，不过这事最好由别人帮他干。
明里他盼着国联能帮他洗冤昭雪，把东北给要回来，暗里就指着仍然留在东北的那帮兄弟能从内部举义，直接把日本鬼子赶走，然后奉迎他圣驾回归。
当然这两个愿望后来一个也没有实现。但是他在支持和推动东北义勇军这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这种支持必须是“默默的”，张学良想到要借助一个外壳，这个壳就是北平救国会。
北平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就在北平成立了。看起来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能量非常之大，很多具有相当规模的义勇军都隶属于它或受其援助。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作为当时北平最高军政长官的少帅的影子，打死我也不信。
受北平救国会直接领导的，是辽南义勇军，总部在辽宁鞍山的海城。这支义勇军在领导层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学生多，军队高层里很多都是一扔下书本就拿起枪杆子的白面书生。当然和东北其它义勇军一样，他们也不排斥此地特产——绺子的加入。
这个跟前面介绍过的辽西溜子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胡子。
若论爱国大道理，绺子们肯定讲不过雄论滔滔、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但他们有自己的看家绝活，那就是打砸抢。
以前干这个，那是为了混碗饭吃。偷偷摸摸，还要受人指责，十分不爽。现在不同了。对日本人打砸抢，这是爱国行为，百姓支持，国家认可，少帅奖励，在驾轻就熟的同时，个个干得荡气回肠，意气风发。
辽南鲁宾汉，以四个人最让日本人头疼，可谓之“四大天王”。当地人至今还都能叫得出他们当年的“字号”：老北风，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
字号是为了名头响亮。毕竟原来的名字是爹妈给的，谁生儿子时也没想到他不当科学家，不做企业家，以后会去占山为王。
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遮掩真实身份的好办法。日本人对付抗日游击队，历来是找得到你本人就找，找不到本人就找家属。这些好汉都是当地人，在附近没有家小还有亲戚，没有亲戚还有族人。他们最怕牵连旁人。有了字号，日军搞不清他们到底姓甚名谁，也就很难株连九族了。
他们当然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请允许我还是喊他们的字号吧。因为我也觉得这样更加顺口。
“四大天王”里面，领头的就是老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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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 pm
我看到有史料中把老北风叫做张海天，以为这是他的真实名字。但其实姓张是对的，海天却是他的另外一个号，这跟现在一个人有好几个QQ号或网名差不多。
海天者，意谓在海城，他就是天。
没办法，绺子嘛，就算是唬人也得往死里唬，要不然谁怕你。
能位列“四大天王”之首，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只要看看他的另一个字号老北风的由头就知道了。
关于这个字号，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能够蹲着跑，而且跑起来一阵风。
蹲着跑应该怎么跑法，我一时也没想明白，反正就是说他跑得特别快，大概相当于全运会短跑选手那样的速度吧，只是跑步的姿势确实古怪了一些。不过这我也想得通。中国地大物博，能跑善跳的多了，你不搞点异于常人的造型，如何能让人记得住。
另一种是说这兄弟天赋异禀，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也可以不戴帽子，光着脑袋去顶北风。
在下是南方人，不知道在东北的大冬天，如果不戴帽子在外面狂奔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既然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此举不同凡响，那肯定是不同凡响，至少属于暴强一类的举动。
这两种说法可以解释老北风为什么可以做绺子，而且可以做“炮头”（专业术语，和“大当家的”相同)。
能够表现此人抗日意志的是最后一种说法。
说是东北麻将有个规则（我不会打麻将，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在麻将桌上能通用），“本庄”最怕“北风”，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北风克本庄，老北风克本庄繁，“老北风”就这样被拿来用，并顶替了原先的“海天”旗号。
如果要归纳之最的话，老北风堪称国内抗日第一人，抗日旗号也是他第一个竖起来的（说大了去，也可以说是他主动打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5天，老北风等“四大天王”便率领手下400名兄弟，突袭营口的发电所和水厂，并将水电厂都炸掉了。
这招真够毒的，也不跟你硬拼，就断你电断你水，看你怎么办。
结果是整个日军占领下的营口立即陷于瘫痪。
饶是这样，关东军一开始也并没把老北风当回事，就以为是个普通土匪。汉奸头目凌印清在日本顾问的撺掇下，甚至还要来对他进行“招安”。
那时候关东军还未进入锦州，他们出钱出人（日本顾问），帮凌印清组建了一支伪军，让他肃清辽南辽西“匪患”，以便为日军长驱直入锦州铺平道路。
凌印清也是海城人，对老北风的厉害，他早有耳闻。这家伙大概看过一点水浒，以为不管多么厉害的绿林豪杰，只要“朝廷”有足够“诚意”，最后都要乖乖地跟着走。于是他也采用这种方法，在老北风的山寨之下摆了大量的军械、被服等物资，然后带着200个荷枪实弹的亲兵（怕不小心被“做”了），亲自过来劝降这位传说中的“黑老大”。
看见没，只要你随了我，帮日本人做事，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带来的那一堆堆好东西都是你的。
这诱惑大啊。
如果是正规爱国军人，我估计他一定会正气凛然地对凌印清骂道：呸，你个汉奸，卖国贼，给我滚出去！
凌印清狼狈而去——当然要想把他拖出去斩首也不太容易，毕竟这厮有备而来，还带着200个马仔呢。
形象是不错，场面很动人，但山下那些好东东就没有了。凌印清不是傻瓜，他带来的东西，你收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跟着他做汉奸，当然什么也不会给你。
老北风不是正规爱国军人，确切一点说，他是个爱国绺子，也就是国要爱，好东东他也想要。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对凌印清的要求满口答应。
招安？那是好事啊。给“皇军”当差，多有面子的事。弟兄们早就盼着“归顺”的这一天了。
他还怕凌印清不相信，把山寨里的花名册都搬了出来，对凌印清说，你看，人全在这里，择日就可以等你老人家来改编了。
花名册都缴上来了，凌印清不由得不相信老北风的“诚意”。双方定了个好日子，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回家张罗去了。
晚上，老北风带人悄悄地把凌印清的住地包围起来。凌印清和他那200个伪军，甚至连枪都没摸到就被当场逮住了。
凌印清带来的好东东当然一个不少都落入了老北风囊中。
这一仗漂亮还漂亮在，除了没费一枪一弹就活逮大把的汉奸和伪军，使关东军利用汉奸为他们攻取锦州“趟地雷”的企图落空外，还抓住了日军顾问3人、翻译1人、日本兵12人，堪称东北游击队在与日军较量中所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获悉此消息后，张学良特赏老北风、项青山（四天王第二位）金怀表各1枚、战刀各1把，部队军费5万大洋。不久，老北风正式加入了辽南义勇军的行列。
关东军自此不得不对这个“剧匪”引起高度重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天，关东军发动“剿匪”行动，200人的一支部队一路跟踪而至，突然对义勇军驻地发动袭击。此时老北风身边把他自己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10个人打200个关东军，谁都认为这回跑不脱了。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每当我在影院里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特指主角被包围了），我都明白，这是导演准备让自己的主角尽情耍酷的开始。
作为观众，我们一定要保持镇静，要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作为主角的英雄是决不会轻易倒下的，被挂掉的只是周围作为陪衬的那些坏蛋们（俗称龙套）。否则，这片子没法演下去啊。
老北风上演的是英雄大片之现实版。
他跑得快，不怕冷（前面都交待过了），地形又熟，带着9个弟兄跑到了辽河堤岸上对日军进行阻击。
辽河上结了冰，日本兵可以踩着冰跑过来，但一到河中央就没戏了。
因为进入老北风他们的射程了。
不是就10个人吗，老北风把大家疏散开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竟然拉出了一条长达300米的防线，看上去300个人都不止。
既然是“炮头”，又是我们的英雄主角，那枪法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老北风使的是双枪（《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常爱摆的那种造型）——只要在他射程以内的，一人一颗花生米，公平合理，绝不赊账。
在这一射击游戏中（感觉应该是这样），他一个人就干掉了十几个关东军，堪称鬼魅型杀手。
就在日军人人自危，再也不敢随便跑到河中间来玩儿的时候，他带着9个弟兄，吹着口哨，从容离去。
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闲庭信步，有此经历者，当可为之列传，名曰：传奇。
其实，老北风本身，就是一个如何从骚扰民间的绺子转变为一代良将的传奇故事。
加入辽南义勇军后，他是有变，也有不变。
变者，土匪之习气也。
老北风部队有四不准：不准抢劫，不准奸淫，不准扰民，不准投日。对这四不准，他亲自监督，且毫不含糊。
有手下兄弟不理解。后面三个好说，前面一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们以前可都是做绺子出来的，抢劫，这是咱的专业啊，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老北风的回答是：我说的是不准抢劫老百姓，你有本事，可以去抢日本人嘛。
有人不信邪，旧病复发，偏要去干绑老百姓票的勾当，结果被老北风一枪给崩了。
来真格的，大家全信了。
这么说吧，你要说老北风的部队变得和后来的老八路一样，那就吹过头了，但至少已能做到严守纪律（“四不准”），像一支拉出来就能打鬼子的队伍了。
不变者，绺子之务实也。
绺子这行当，最重实际，向来是抢一把就跑，绝不拖泥带水。用在对付日本人上面，就形成了老北风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很少主动跟日军进行正面交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破坏铁路，可以说是一支东北版本的铁道游击队。
如后来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也是当年辽南义勇军的真实写照。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像枣庄的微山湖游击队那样，扒个火车就跟玩似的，但骑着马破袭铁路，拦个货车，甚至攻击沿途车站，也是抬手就来的事。
面对着长长的铁路线和对方变幻莫测的游击打法，南满铁路守备队无能无力，根本不知道应该朝哪边去堵缺口。
另一桩事情也能说明老北风的“绺子式”办事风格。
海天者，意谓在海城，他就是天。
没办法，绺子嘛，就算是唬人也得往死里唬，要不然谁怕你。
能位列“四大天王”之首，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只要看看他的另一个字号老北风的由头就知道了。
关于这个字号，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能够蹲着跑，而且跑起来一阵风。
蹲着跑应该怎么跑法，我一时也没想明白，反正就是说他跑得特别快，大概相当于全运会短跑选手那样的速度吧，只是跑步的姿势确实古怪了一些。不过这我也想得通。中国地大物博，能跑善跳的多了，你不搞点异于常人的造型，如何能让人记得住。
另一种是说这兄弟天赋异禀，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也可以不戴帽子，光着脑袋去顶北风。
在下是南方人，不知道在东北的大冬天，如果不戴帽子在外面狂奔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既然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此举不同凡响，那肯定是不同凡响，至少属于暴强一类的举动。
这两种说法可以解释老北风为什么可以做绺子，而且可以做“炮头”（专业术语，和“大当家的”相同)。
能够表现此人抗日意志的是最后一种说法。
说是东北麻将有个规则（我不会打麻将，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在麻将桌上能通用），“本庄”最怕“北风”，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北风克本庄，老北风克本庄繁，“老北风”就这样被拿来用，并顶替了原先的“海天”旗号。
如果要归纳之最的话，老北风堪称国内抗日第一人，抗日旗号也是他第一个竖起来的（说大了去，也可以说是他主动打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5天，老北风等“四大天王”便率领手下400名兄弟，突袭营口的发电所和水厂，并将水电厂都炸掉了。
这招真够毒的，也不跟你硬拼，就断你电断你水，看你怎么办。
结果是整个日军占领下的营口立即陷于瘫痪。
饶是这样，关东军一开始也并没把老北风当回事，就以为是个普通土匪。汉奸头目凌印清在日本顾问的撺掇下，甚至还要来对他进行“招安”。
那时候关东军还未进入锦州，他们出钱出人（日本顾问），帮凌印清组建了一支伪军，让他肃清辽南辽西“匪患”，以便为日军长驱直入锦州铺平道路。
凌印清也是海城人，对老北风的厉害，他早有耳闻。这家伙大概看过一点水浒，以为不管多么厉害的绿林豪杰，只要“朝廷”有足够“诚意”，最后都要乖乖地跟着走。于是他也采用这种方法，在老北风的山寨之下摆了大量的军械、被服等物资，然后带着200个荷枪实弹的亲兵（怕不小心被“做”了），亲自过来劝降这位传说中的“黑老大”。
看见没，只要你随了我，帮日本人做事，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带来的那一堆堆好东西都是你的。
这诱惑大啊。
如果是正规爱国军人，我估计他一定会正气凛然地对凌印清骂道：呸，你个汉奸，卖国贼，给我滚出去！
凌印清狼狈而去——当然要想把他拖出去斩首也不太容易，毕竟这厮有备而来，还带着200个马仔呢。
形象是不错，场面很动人，但山下那些好东东就没有了。凌印清不是傻瓜，他带来的东西，你收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跟着他做汉奸，当然什么也不会给你。
老北风不是正规爱国军人，确切一点说，他是个爱国绺子，也就是国要爱，好东东他也想要。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对凌印清的要求满口答应。
招安？那是好事啊。给“皇军”当差，多有面子的事。弟兄们早就盼着“归顺”的这一天了。
他还怕凌印清不相信，把山寨里的花名册都搬了出来，对凌印清说，你看，人全在这里，择日就可以等你老人家来改编了。
花名册都缴上来了，凌印清不由得不相信老北风的“诚意”。双方定了个好日子，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回家张罗去了。
晚上，老北风带人悄悄地把凌印清的住地包围起来。凌印清和他那200个伪军，甚至连枪都没摸到就被当场逮住了。
凌印清带来的好东东当然一个不少都落入了老北风囊中。
这一仗漂亮还漂亮在，除了没费一枪一弹就活逮大把的汉奸和伪军，使关东军利用汉奸为他们攻取锦州“趟地雷”的企图落空外，还抓住了日军顾问3人、翻译1人、日本兵12人，堪称东北游击队在与日军较量中所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获悉此消息后，张学良特赏老北风、项青山（四天王第二位）金怀表各1枚、战刀各1把，部队军费5万大洋。不久，老北风正式加入了辽南义勇军的行列。
关东军自此不得不对这个“剧匪”引起高度重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天，关东军发动“剿匪”行动，200人的一支部队一路跟踪而至，突然对义勇军驻地发动袭击。此时老北风身边把他自己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10个人打200个关东军，谁都认为这回跑不脱了。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每当我在影院里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特指主角被包围了），我都明白，这是导演准备让自己的主角尽情耍酷的开始。
作为观众，我们一定要保持镇静，要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作为主角的英雄是决不会轻易倒下的，被挂掉的只是周围作为陪衬的那些坏蛋们（俗称龙套）。否则，这片子没法演下去啊。
老北风上演的是英雄大片之现实版。
他跑得快，不怕冷（前面都交待过了），地形又熟，带着9个弟兄跑到了辽河堤岸上对日军进行阻击。
辽河上结了冰，日本兵可以踩着冰跑过来，但一到河中央就没戏了。
因为进入老北风他们的射程了。
不是就10个人吗，老北风把大家疏散开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竟然拉出了一条长达300米的防线，看上去300个人都不止。
既然是“炮头”，又是我们的英雄主角，那枪法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老北风使的是双枪（《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常爱摆的那种造型）——只要在他射程以内的，一人一颗花生米，公平合理，绝不赊账。
在这一射击游戏中（感觉应该是这样），他一个人就干掉了十几个关东军，堪称鬼魅型杀手。
就在日军人人自危，再也不敢随便跑到河中间来玩儿的时候，他带着9个弟兄，吹着口哨，从容离去。
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闲庭信步，有此经历者，当可为之列传，名曰：传奇。
其实，老北风本身，就是一个如何从骚扰民间的绺子转变为一代良将的传奇故事。
加入辽南义勇军后，他是有变，也有不变。
变者，土匪之习气也。
老北风部队有四不准：不准抢劫，不准奸淫，不准扰民，不准投日。对这四不准，他亲自监督，且毫不含糊。
有手下兄弟不理解。后面三个好说，前面一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们以前可都是做绺子出来的，抢劫，这是咱的专业啊，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老北风的回答是：我说的是不准抢劫老百姓，你有本事，可以去抢日本人嘛。
有人不信邪，旧病复发，偏要去干绑老百姓票的勾当，结果被老北风一枪给崩了。
来真格的，大家全信了。
这么说吧，你要说老北风的部队变得和后来的老八路一样，那就吹过头了，但至少已能做到严守纪律（“四不准”），像一支拉出来就能打鬼子的队伍了。
不变者，绺子之务实也。
绺子这行当，最重实际，向来是抢一把就跑，绝不拖泥带水。用在对付日本人上面，就形成了老北风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很少主动跟日军进行正面交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破坏铁路，可以说是一支东北版本的铁道游击队。
如后来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也是当年辽南义勇军的真实写照。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像枣庄的微山湖游击队那样，扒个火车就跟玩似的，但骑着马破袭铁路，拦个货车，甚至攻击沿途车站，也是抬手就来的事。
面对着长长的铁路线和对方变幻莫测的游击打法，南满铁路守备队无能无力，根本不知道应该朝哪边去堵缺口。
另一桩事情也能说明老北风的“绺子式”办事风格。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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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3 pm
在《铁道游击队》中，微山湖游击队的武器来源，似乎主要来源于打票车或者劫军列——那些装满***的日本军列。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时，就最爱看刘洪大队长飞身上车后，把机枪一挺一挺往下面扔的段子，那感觉就是狠狠赚了日本人一把，心情实在爽歪歪。
这样的好事，老北风不可能每天遇到，而像凌印清那样带着大包小包军火来自投罗网的笨蛋汉奸也不多见。
缴鬼子的枪和子弹来用吧，也比较难，这帮孙子有个特点，就是死都不好好地死，往往咽气前都要把枪毁掉（八路军新四军建的兵工厂，其工作之一就是修这些缴获的破枪）。
作为辽南义勇军的主力部队（辽南第3路），其武器供应主要来自于它的上级机构——北平救国会。这样做一开始还没有问题，来援的军火可以从北平经锦州，从陆路通过秘密渠道运达。但后来随着锦州沦陷，此路渐渐就不通了。
怎么办，打仗多了，弹药就有穷尽的时候，总不能用木棍子去捅鬼子，砸铁轨吧。
在这方面，老北风自有办法。
我概括了一下，在“四不准”之外，他还有“四准”；准因陋就简，准废物利用，准自给自足，准绑票勒索。
老北风有个武器作坊，里面的师傅都是原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这些人在一无机器，二无原料的情况下，把中国人的民间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不是没子弹 吗，那就去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照样使。手榴弹也好办，直接收集一些玻璃瓶子做成燃烧弹来代替就行了。
后面这一种，我还专门查询了制作方法，据说是在空瓶子里面装上用硫磺做成的火药，插上导火线，用黄泥封好口，投掷前用火点一下就行了——连现在中国货轮遇上索马里海盗都用这一招，只是由于没有火药，可能炸起来没那么猛而已。
令人惊异的是，老北风的作坊也造枪。这种枪有一个名称，叫“铁公鸡”步枪。史料上又把这种枪叫做单打一、撅把子、独角牛。
这个不解释可能会有点搞不明白。所谓单打一，是指这种枪只能装一颗，打一颗（这一点比较像铁公鸡）。撅把子，是说每次发射后，一定要将握的枪把向下撅开，才能退壳上子弹。独角牛，则是由于射击前，必须将枪上的一个击锤扳开，因击锤酷似牛角，故此得名。
土，那是相当的土。但你还不要看不起它。抗战期间的游击队基本上都用过。也没别的好处，造起来简单啊。再说有聊胜于无，总比扛个木棍子上战场强吧。
以上“***”，威力当然谈不上有多少，不过用来吓吓人某些时候还是可以胜任的。这个就叫因陋就简，人穷也有穷的过法。
以下是废物利用。
话说日俄战争时，日军采用“封闭战术”，想把老毛子的远东舰队都一家伙堵在旅顺港给憋死。没想到连封四次都没封严实，反而让俄舰炸了窝一样地四处乱跑。其中有几艘顾头不顾腚，慌不择路之下，一头钻进海城的三岔河，搁浅在河滩上了。
这些东西，日本人不一定知道，在海城土生土长的老北风再清楚不过。没准小时候还天天爬上去玩呢。
船是早就不能开了。舰炮也锈得不成样子，但架子还在那里。老北风就让人把它们拆下来，让作坊的师傅们拾掇拾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只要能发射就行。然后他在炮里面填上十几斤铁片、碎屑和火药，便把老舰炮改造成了新土炮。
别瞧土炮外表锈迹斑斑，颇不起眼，却生猛得很，射距可达5里之远，多了不行，一间房子总可以覆盖得过来。
老北风的部队，下了山后讲穿了就是一支农民部队，不发工资，没有粮饷，除了抢日本人能分到一点东西，其它一穷二白。那就只好八仙过海，自给自足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可以回家种地搞生产，要打仗了，一声招呼，拿上自己买的刀枪，骑上自己养的战马，背上自己种的粮食，找到大部队一道干。
最后一条听上去比较雷人：准绑票勒索。
你不是说老北风“四不准”里面不准抢劫（包括绑票）的吗？
那说的是不准绑中国老百姓。如果你不是，那就悬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是一直保留解释权的。
老北风要绑的票不是一般的票，是英国票，还不是一般的英国票，而是两张很金贵的英国票——英国普济医院大夫的女儿和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壳牌石油子公司，当时实力超过美孚石油）营口公司老板的公子。
人质到了手上，好吃好喝好招待（“按照英国习惯供给饮食”），然后给这两家单位一家寄一封信去，要他们负责给义勇军提供军饷。
老北风知道这两家都得找日本人算帐，所以开出的单子一点客气的没有：步枪1000支、子弹15万发、手枪5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言明“全要新的”，别拿二手货来糊弄我）、大洋1000块。
收到信后，两家果然都拿着信件到领事馆告状去了。英国领事把事情通报给了本国大使。
英国大使得到报告，马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交涉：
就你们会瞎搞，弄一个什么满洲国出来，结果治安越来越糟。现在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总之得赶紧把人给我完好无损地捞出来。
当时伪满州国已经建立了，可英国从来不承认，只要出事，一榔头就直接敲到日本人脑门上。
日满坐下来商量，觉得如果照老北风开出的单子给，威胁太大。那是抗日武装，拿了枪摆明是要回过头来打你的。
所以他们就派人跟老北风谈判，表示可以把军火折成钱，哪怕多给点也行。
老北风坚决不答应，表示不给军火不给人。
有种你就派兵来打好了，老子奉赔。撒完票再打（这一点比较狠），反正豁出去了，砸锅卖铁就这一回，打赢打输都一样（“胜败一概不顾”）。
事情拖了一个月，还是毫无结果。英国人问起来，日本就装无辜：这事是满洲国弄的，跟我们国家无关啊，而且土匪开的条件太高了，你得让我考虑一下。
英国火了，我的人质在那里受苦受难呢，还考虑个屁。难弄？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少在我面前装无辜，佬佬。
有实力的人办事就是不一样。英国马上派南洋舰队3艘远洋舰从新加坡直接开到营口。
不干什么，就是示威，那意思，你不把这事给我摆平了，我就打你。
大佬生气了，日本人哪里还敢再有所怠慢。
他狂，那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弱国面前狂，见了这些欧美列强也就跟小弟见到大哥一样，只有跪下来舔皮鞋的份。何况那时候英国虽然内囊已经有些空了，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别的不说，就日俄战争前，它赏脸肯跟日本签了一个日英同盟条约，就差点没把后者给乐晕过去。
有身份的人，咱得罪不起啊。
不管心里多么憋屈，到这个地步，日本人也只好照单抓药，把军火装箱打包，乖乖地送到老北风手里，然后领回人质交差。
老北风如愿以偿：拿着日本人给的武器再去打日本人，天下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这样的好事，老北风不可能每天遇到，而像凌印清那样带着大包小包军火来自投罗网的笨蛋汉奸也不多见。
缴鬼子的枪和子弹来用吧，也比较难，这帮孙子有个特点，就是死都不好好地死，往往咽气前都要把枪毁掉（八路军新四军建的兵工厂，其工作之一就是修这些缴获的破枪）。
作为辽南义勇军的主力部队（辽南第3路），其武器供应主要来自于它的上级机构——北平救国会。这样做一开始还没有问题，来援的军火可以从北平经锦州，从陆路通过秘密渠道运达。但后来随着锦州沦陷，此路渐渐就不通了。
怎么办，打仗多了，弹药就有穷尽的时候，总不能用木棍子去捅鬼子，砸铁轨吧。
在这方面，老北风自有办法。
我概括了一下，在“四不准”之外，他还有“四准”；准因陋就简，准废物利用，准自给自足，准绑票勒索。
老北风有个武器作坊，里面的师傅都是原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这些人在一无机器，二无原料的情况下，把中国人的民间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不是没子弹 吗，那就去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照样使。手榴弹也好办，直接收集一些玻璃瓶子做成燃烧弹来代替就行了。
后面这一种，我还专门查询了制作方法，据说是在空瓶子里面装上用硫磺做成的火药，插上导火线，用黄泥封好口，投掷前用火点一下就行了——连现在中国货轮遇上索马里海盗都用这一招，只是由于没有火药，可能炸起来没那么猛而已。
令人惊异的是，老北风的作坊也造枪。这种枪有一个名称，叫“铁公鸡”步枪。史料上又把这种枪叫做单打一、撅把子、独角牛。
这个不解释可能会有点搞不明白。所谓单打一，是指这种枪只能装一颗，打一颗（这一点比较像铁公鸡）。撅把子，是说每次发射后，一定要将握的枪把向下撅开，才能退壳上子弹。独角牛，则是由于射击前，必须将枪上的一个击锤扳开，因击锤酷似牛角，故此得名。
土，那是相当的土。但你还不要看不起它。抗战期间的游击队基本上都用过。也没别的好处，造起来简单啊。再说有聊胜于无，总比扛个木棍子上战场强吧。
以上“***”，威力当然谈不上有多少，不过用来吓吓人某些时候还是可以胜任的。这个就叫因陋就简，人穷也有穷的过法。
以下是废物利用。
话说日俄战争时，日军采用“封闭战术”，想把老毛子的远东舰队都一家伙堵在旅顺港给憋死。没想到连封四次都没封严实，反而让俄舰炸了窝一样地四处乱跑。其中有几艘顾头不顾腚，慌不择路之下，一头钻进海城的三岔河，搁浅在河滩上了。
这些东西，日本人不一定知道，在海城土生土长的老北风再清楚不过。没准小时候还天天爬上去玩呢。
船是早就不能开了。舰炮也锈得不成样子，但架子还在那里。老北风就让人把它们拆下来，让作坊的师傅们拾掇拾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只要能发射就行。然后他在炮里面填上十几斤铁片、碎屑和火药，便把老舰炮改造成了新土炮。
别瞧土炮外表锈迹斑斑，颇不起眼，却生猛得很，射距可达5里之远，多了不行，一间房子总可以覆盖得过来。
老北风的部队，下了山后讲穿了就是一支农民部队，不发工资，没有粮饷，除了抢日本人能分到一点东西，其它一穷二白。那就只好八仙过海，自给自足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可以回家种地搞生产，要打仗了，一声招呼，拿上自己买的刀枪，骑上自己养的战马，背上自己种的粮食，找到大部队一道干。
最后一条听上去比较雷人：准绑票勒索。
你不是说老北风“四不准”里面不准抢劫（包括绑票）的吗？
那说的是不准绑中国老百姓。如果你不是，那就悬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是一直保留解释权的。
老北风要绑的票不是一般的票，是英国票，还不是一般的英国票，而是两张很金贵的英国票——英国普济医院大夫的女儿和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壳牌石油子公司，当时实力超过美孚石油）营口公司老板的公子。
人质到了手上，好吃好喝好招待（“按照英国习惯供给饮食”），然后给这两家单位一家寄一封信去，要他们负责给义勇军提供军饷。
老北风知道这两家都得找日本人算帐，所以开出的单子一点客气的没有：步枪1000支、子弹15万发、手枪5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言明“全要新的”，别拿二手货来糊弄我）、大洋1000块。
收到信后，两家果然都拿着信件到领事馆告状去了。英国领事把事情通报给了本国大使。
英国大使得到报告，马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交涉：
就你们会瞎搞，弄一个什么满洲国出来，结果治安越来越糟。现在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总之得赶紧把人给我完好无损地捞出来。
当时伪满州国已经建立了，可英国从来不承认，只要出事，一榔头就直接敲到日本人脑门上。
日满坐下来商量，觉得如果照老北风开出的单子给，威胁太大。那是抗日武装，拿了枪摆明是要回过头来打你的。
所以他们就派人跟老北风谈判，表示可以把军火折成钱，哪怕多给点也行。
老北风坚决不答应，表示不给军火不给人。
有种你就派兵来打好了，老子奉赔。撒完票再打（这一点比较狠），反正豁出去了，砸锅卖铁就这一回，打赢打输都一样（“胜败一概不顾”）。
事情拖了一个月，还是毫无结果。英国人问起来，日本就装无辜：这事是满洲国弄的，跟我们国家无关啊，而且土匪开的条件太高了，你得让我考虑一下。
英国火了，我的人质在那里受苦受难呢，还考虑个屁。难弄？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少在我面前装无辜，佬佬。
有实力的人办事就是不一样。英国马上派南洋舰队3艘远洋舰从新加坡直接开到营口。
不干什么，就是示威，那意思，你不把这事给我摆平了，我就打你。
大佬生气了，日本人哪里还敢再有所怠慢。
他狂，那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弱国面前狂，见了这些欧美列强也就跟小弟见到大哥一样，只有跪下来舔皮鞋的份。何况那时候英国虽然内囊已经有些空了，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别的不说，就日俄战争前，它赏脸肯跟日本签了一个日英同盟条约，就差点没把后者给乐晕过去。
有身份的人，咱得罪不起啊。
不管心里多么憋屈，到这个地步，日本人也只好照单抓药，把军火装箱打包，乖乖地送到老北风手里，然后领回人质交差。
老北风如愿以偿：拿着日本人给的武器再去打日本人，天下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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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5 pm
这个段子，在以提出“潜规则”著称的吴思的《血酬定律》中也曾出现过，不过他是把这桩往事列入土匪绑票之“血酬”例证的。尽 管吴先生一直是我深为敬重的学者，但可能是由于角度和切入点不一样，在这里，我仍然要不揣浅薄地说上一句：老北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国土匪，这件事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土匪的行径。
民国时代，土匪绑洋票其实并不鲜见，但这回为赎票买单的却既不是人质家属，也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军阀，而是侵占东北的日本人。
在老北风给英国人的那两封信中，其实已经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这件事的性质所在：如果日本能在一周内撤出满洲，我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树大招风，随着辽南义勇军和老北风的名声越来越大，除了招兵买马不用贴广告外，关东军也常常要跑来做客。
驻海城的河野基英大尉就是一个。
这兄弟估计是个倒霉鬼（我查过，反正陆大名单里没他）。辽宁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被派到海城这么凶险的地方来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辽南义勇军的总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四周围都是“匪”，扑都扑不灭。在这里面，尤其让河野不省心的，当然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北风。
不在沉默里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一天，河野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要找老北风干上一架。
他打听到老北风经常在盘锦的沙岭镇一带活动，就选了个好日子，带上200日军，300伪军，坐着车浩浩荡荡地就往那里开去。
到了沙岭，却没找到老北风。河野判断老北风可能不敢正面跟他交锋，不过这个人的脑子倒是转得挺快，想想这里是老北风部队的根据地，说不定出去转了几圈还要再转回来。
哼哼，这回我偏偏不走了，等你。
傻劲一上来，河野晚上连觉都不睡，就带着日军在沙岭埋头苦干，修筑工事，摆出了一个守株待兔的阵势。
他猜的不错，老北风过了一会真的回来了。
不过是来取他小命的。
既然是游击队，选择的当然都是占便宜的打法。
还记得东北军放弃锦州前打的那个铁甲车遭遇战吗，当时跟19旅携手杀敌的就是老北风率领的辽南义勇军。在那次战斗中，义勇军就屡屡采用伏击方式打击日军，其战果不比作为职业军队的19旅差多少。
现在，老北风又想用什么法子来逗逗这个自以为是的河野呢？
他手里有3000多人，人是不少，但论武器和实际战斗力，却还是要比河野带来的日伪军差上不止一截。
要打赢，那就得看变戏法的本事了。
论变戏法，没人能强得过老北风。
人还不够是不是，变啊。当初辽河边“闲庭信步”时，能把10个人当300个人来用，如今也一样，而且更不得了。
他把3000人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沙岭镇的日军发动突然进攻。
这位要说了，兵宜集中不宜分散，你把他们拆开来，不是显得人更少了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白天你要是这样干，那就是标准找抽型的，非得给人家各个击破不可。
老北风选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天黑了，日军也没有夜视镜，根本看不清义勇军来了多少人，只知道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全是人。再一鼓噪，3千人，河野准以为是3万呢。
这人的心先慌了，哪里还能打得好仗。
如果嫌武器不行，那也能变。
干游击队的，都是民间的点子大王。老北风让人事先把爆竹放在水桶里，部队一发动进攻，就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再用那个舰炮改装的土炮轰一下，音响效果比美国大片还逼真。
这么老土却有效的打法，河野根本连见都没见过，怎能大脑不缺氧。
进攻发起后，项青山从西路打得最急，这一边的日伪军见对方来势凶猛，就想往沙岭镇内躲一躲，以便稳住阵脚。没想到由于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河野已经晕场了），其它日军根本就不知道退过来的是自己人，还以为是义勇军突破防线冲过来了，赶紧予以还击。
这下好了，义勇军反正子弹也不够用，干脆就不打了，蹲一旁看热闹。只是偶尔放两个鞭炮，给双方助助兴。
日伪军到底战斗力强啊，一直打到天亮才歇手。
不歇手不行了，因为指挥官河野大尉已经被打死了。最冤的是，这兄弟临死都不知道射死自己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是役，日伪军伤亡100余人，两卡车都没拉得过来，这里面一大半都是“误伤”的。
这趟属于日军来惹老北风。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敬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
老北风准备到海城去逛上一逛。
照例，首选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想抄老北风底的河野属于闭着眼睛来抄底，对手的虚实都没搞清楚，结果反被人家抄了底。老北风则不同，他在出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大概是做绺子做出的习惯，不搞清楚目标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决不轻易下手，贼不走空嘛——开个玩笑。
第一天，老北风派出了几支部队对海城及其附近满铁所属区域发动攻击，但这其实是佯攻。派出来的也并不是什么战斗部队，而是侦察小分队。他们打海城是假，进行火力侦察是真。火车站里有多少鬼子，武器怎样，战斗力如何，卧底便衣都不用派，一打全知道。
通过这次佯攻，老北风不仅摸到了海城火车站的底，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离此3里，有一个大矢兵站，里面存放大量军用物资及军草垛（喂东洋战马的）。
得到这个情报，他两眼放光，连海城火车站都暂时不打了，一门心思盯上了兵站。
三天后的晚上，还是9点（这算是一个吉祥时间了），辽南义勇军突袭大矢兵站，并点燃了军草垛。守卫兵站的是南满铁路守备队，他们惊慌失措，没能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天，军草被烧掉30余垛，大批军用物资化为一道青烟。
大矢兵站是当时日军在辽南的一个大兵站，此处被袭，南满日军后勤补充受到很大影响，连关东军司令部都对此大为震惊。
对海城火车站，老北风采取的则是疲劳战术，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骚扰一下。那种骚扰还不是一般的骚扰，声势往往很大，每次都要以两到三千人进行包围，包围了也不往里面死冲（那样倒便宜日本人了），而是在外面吓人，反正不把驻守车站的日军吓到口吐白沫，决不退兵。
人是最不经吓的，日军也不例外。次数多了，这帮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得找地方先躲上一躲。据说有一天晚上，海城附近有个村子里面请神汉驱鬼，放了一会爆竹，当时就把城里的“日本鬼”吓得够呛，还以为老北风又来拿他们寻开心了。
最后一次进攻海城，老北风索性一把火把车站全给烧了，这下大家都别惦记了。
民国时代，土匪绑洋票其实并不鲜见，但这回为赎票买单的却既不是人质家属，也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军阀，而是侵占东北的日本人。
在老北风给英国人的那两封信中，其实已经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这件事的性质所在：如果日本能在一周内撤出满洲，我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树大招风，随着辽南义勇军和老北风的名声越来越大，除了招兵买马不用贴广告外，关东军也常常要跑来做客。
驻海城的河野基英大尉就是一个。
这兄弟估计是个倒霉鬼（我查过，反正陆大名单里没他）。辽宁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被派到海城这么凶险的地方来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辽南义勇军的总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四周围都是“匪”，扑都扑不灭。在这里面，尤其让河野不省心的，当然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北风。
不在沉默里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一天，河野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要找老北风干上一架。
他打听到老北风经常在盘锦的沙岭镇一带活动，就选了个好日子，带上200日军，300伪军，坐着车浩浩荡荡地就往那里开去。
到了沙岭，却没找到老北风。河野判断老北风可能不敢正面跟他交锋，不过这个人的脑子倒是转得挺快，想想这里是老北风部队的根据地，说不定出去转了几圈还要再转回来。
哼哼，这回我偏偏不走了，等你。
傻劲一上来，河野晚上连觉都不睡，就带着日军在沙岭埋头苦干，修筑工事，摆出了一个守株待兔的阵势。
他猜的不错，老北风过了一会真的回来了。
不过是来取他小命的。
既然是游击队，选择的当然都是占便宜的打法。
还记得东北军放弃锦州前打的那个铁甲车遭遇战吗，当时跟19旅携手杀敌的就是老北风率领的辽南义勇军。在那次战斗中，义勇军就屡屡采用伏击方式打击日军，其战果不比作为职业军队的19旅差多少。
现在，老北风又想用什么法子来逗逗这个自以为是的河野呢？
他手里有3000多人，人是不少，但论武器和实际战斗力，却还是要比河野带来的日伪军差上不止一截。
要打赢，那就得看变戏法的本事了。
论变戏法，没人能强得过老北风。
人还不够是不是，变啊。当初辽河边“闲庭信步”时，能把10个人当300个人来用，如今也一样，而且更不得了。
他把3000人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沙岭镇的日军发动突然进攻。
这位要说了，兵宜集中不宜分散，你把他们拆开来，不是显得人更少了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白天你要是这样干，那就是标准找抽型的，非得给人家各个击破不可。
老北风选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天黑了，日军也没有夜视镜，根本看不清义勇军来了多少人，只知道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全是人。再一鼓噪，3千人，河野准以为是3万呢。
这人的心先慌了，哪里还能打得好仗。
如果嫌武器不行，那也能变。
干游击队的，都是民间的点子大王。老北风让人事先把爆竹放在水桶里，部队一发动进攻，就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再用那个舰炮改装的土炮轰一下，音响效果比美国大片还逼真。
这么老土却有效的打法，河野根本连见都没见过，怎能大脑不缺氧。
进攻发起后，项青山从西路打得最急，这一边的日伪军见对方来势凶猛，就想往沙岭镇内躲一躲，以便稳住阵脚。没想到由于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河野已经晕场了），其它日军根本就不知道退过来的是自己人，还以为是义勇军突破防线冲过来了，赶紧予以还击。
这下好了，义勇军反正子弹也不够用，干脆就不打了，蹲一旁看热闹。只是偶尔放两个鞭炮，给双方助助兴。
日伪军到底战斗力强啊，一直打到天亮才歇手。
不歇手不行了，因为指挥官河野大尉已经被打死了。最冤的是，这兄弟临死都不知道射死自己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是役，日伪军伤亡100余人，两卡车都没拉得过来，这里面一大半都是“误伤”的。
这趟属于日军来惹老北风。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敬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
老北风准备到海城去逛上一逛。
照例，首选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想抄老北风底的河野属于闭着眼睛来抄底，对手的虚实都没搞清楚，结果反被人家抄了底。老北风则不同，他在出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大概是做绺子做出的习惯，不搞清楚目标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决不轻易下手，贼不走空嘛——开个玩笑。
第一天，老北风派出了几支部队对海城及其附近满铁所属区域发动攻击，但这其实是佯攻。派出来的也并不是什么战斗部队，而是侦察小分队。他们打海城是假，进行火力侦察是真。火车站里有多少鬼子，武器怎样，战斗力如何，卧底便衣都不用派，一打全知道。
通过这次佯攻，老北风不仅摸到了海城火车站的底，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离此3里，有一个大矢兵站，里面存放大量军用物资及军草垛（喂东洋战马的）。
得到这个情报，他两眼放光，连海城火车站都暂时不打了，一门心思盯上了兵站。
三天后的晚上，还是9点（这算是一个吉祥时间了），辽南义勇军突袭大矢兵站，并点燃了军草垛。守卫兵站的是南满铁路守备队，他们惊慌失措，没能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天，军草被烧掉30余垛，大批军用物资化为一道青烟。
大矢兵站是当时日军在辽南的一个大兵站，此处被袭，南满日军后勤补充受到很大影响，连关东军司令部都对此大为震惊。
对海城火车站，老北风采取的则是疲劳战术，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骚扰一下。那种骚扰还不是一般的骚扰，声势往往很大，每次都要以两到三千人进行包围，包围了也不往里面死冲（那样倒便宜日本人了），而是在外面吓人，反正不把驻守车站的日军吓到口吐白沫，决不退兵。
人是最不经吓的，日军也不例外。次数多了，这帮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得找地方先躲上一躲。据说有一天晚上，海城附近有个村子里面请神汉驱鬼，放了一会爆竹，当时就把城里的“日本鬼”吓得够呛，还以为老北风又来拿他们寻开心了。
最后一次进攻海城，老北风索性一把火把车站全给烧了，这下大家都别惦记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6 pm
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 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人文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 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 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族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相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 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去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相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的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2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2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 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人文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 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 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族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相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 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去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相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的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2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2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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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7 pm
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
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象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
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个个精神衰弱，萎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赖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
这样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象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格格作响。
满洲真不好呆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
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它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 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的，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象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象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帐的那一类。
虽然他一到中国大陆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在伪满州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摆的，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虚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有面子，不怕其它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
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象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
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个个精神衰弱，萎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赖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
这样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象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格格作响。
满洲真不好呆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
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它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 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日伪其实纯属没事找茬。
到现在为止，满洲国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热闹过后却发现无人捧场，也就是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来的国联调查团好好说说“满洲国那些事儿”，可人家没好气地来了一句：满洲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此时的“满洲国”就像那个戴顶帽子就想装人样的猢狲一般，只好涨红着脸，躲一边去了。
郁闷啊，一定得想点办法才行。
事情交给了伪满“外交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叫谢介石。
他是台湾新竹人。
当年跑到满洲来碰运气的，除了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台湾人。
那时候的台湾人其实也就是日本人。
这个好象有些不对。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或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台湾割让那么多年，总督都换了好几个，而且客观地说，日本在台湾的治理还是不错的，也很注意收买民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聪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后，在中原仍然是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好象这个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则不同，属于拨着算盘过日子、平时买个萝卜青菜都要记明细帐的那一类。
虽然他一到中国大陆就会失心疯一样地乱打乱杀，可那是因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东西，糟蹋了也无所谓。台湾你试试看，锅碗瓢盆哪一样弄坏了，最后还得自己买单。这种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过一则回忆材料。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后，当地人发现来接收的民国政府并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样好，很多人甚至都怀念起了日据时代。
这恐怕是事实，虽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会很不是滋味。
谢介石为了出来混，还把他的日本国籍改成了中国国籍——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汉奸抓了起来，这是他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时的谢介石却是台湾人的偶像。因为台湾是个小地方，像他这样，能在外面做到这么大官的，还是第一个。据说，当时沿着他的“成功足迹”，跑到满洲来求“发展”的台湾人有成千上万。
有着中国国籍，却有着日本和台湾情结的谢介石，当然不会向着中国说话。不过一般情况下，外交部还轮不到他说话。他的下属比他还牛。
一般情况下，他得听他下属的——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
在伪满州国，只要总长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次长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摆摆的，后者才掌握实权。
大桥认为，既然李顿调查团不把我们当棵菜，那就找借口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样才能显得我们“满洲国”是个人物，也才能引起国际的关注。
可是怎么给颜色呢？
李顿调查团里的那几个“鬼畜”所代表的国家都不是好惹的。想来想去，就只能找中国人的麻烦了，而且顾维钧早在巴黎和会时就出名了，日本人对他也相当忌惮。
为了不让顾维钧入“满”，大桥找了一个纯属莫虚有的理由，说中国顾问一来，就会干扰公正调查，对“新政权”（伪满）不利。
真是笑话，那日本顾问不还一路跟着去了上海吗？
大桥的说法是：你说的是日本顾问，我这里是满洲国，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调查团知道一下，我们“满洲国”不是无名小卒，也不是摆着看看的，我们是有力道的，是独立国家，想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
如果这事办成了，李顿调查团再回去一宣扬，伪满自然就会倍有面子，不怕其它国家不承认。
调查团团长李顿生气了。
堂堂调查团的顾问竟然不能一道进满洲，哪有这种规矩。
他马上找芳泽外相：搞什么名堂你们？
芳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副很吃惊很无辜的样子：我们这是两个国家唉，他们不一定能听我的（“长春政府并非服从日本政府”）。不过您老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他装模作样地发了份电报给日本驻长春领事（伪“满洲国”的“首都”在长春），让领事通过外交努力，在两国间进行斡旋（指伪“满洲国”和中国政府）。
其实他与大桥在这件事上一直有电文往来，后者想怎么做、目的是什么，都要一一向他汇报。
你们就做戏吧。
顾维钧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调查团的人，随团出关入“满”那是我的正当权利，决无动摇。
对此，李顿代表调查团全体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既然日本顾问可以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那顾先生同样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们也不去。
这下子大桥没话可说了，毕竟他不敢把调查团的人都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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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08 pm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进入东北的路线上挑起了剌。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陆路的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一直干的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 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 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
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两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例（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 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 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州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州国”好，不准讲“满州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捉摸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州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漏勺。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要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待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倍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 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调查团本来是要走陆路，即从北平直接前往东北。大桥提出来，陆路的不行，你们得走水路，乘船从大连进入东北。
在伪满成立以前，大桥一直干的是领事，因此对许多外交细节都很注意。他提的这个要求，实际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走陆路，必然要出山海关，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让调查团看到什么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如果走水路，这些顾虑就没有了。因为大连自日俄战争后就一直被日本占领着，“九一八”事变时也没打过仗，比较“经得起看”。
对这个提议，李顿起初不同意，但当调查团一行乘坐专列要出关时，却被驻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给拦住了，说只要顾维钧在火车上，他们就坚决不会让车开过去。
眼看时间越拖越久，实在耽搁不起了，调查团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过“努力做工作”而达成的妥协方案，即由李顿率调查团经山海关走陆路，顾维钧随调查团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国方面派军舰护送至大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调查团终于到达沈阳。
看到顾维钧跟着调查团一齐出现在面前，大桥没皮没脸的劲头又上来了：我可是让姓顾的进来了，你们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让他进调查团过把瘾。
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李顿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别人屋檐下，有时低低头也是必要的，就应承了下来。
来到东北后，一开始调查团并没打算与伪满政权进行接触。但关东军马上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起了绊子，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你知道，在这块地面上如果不跟伪满打交道，绝对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在这种情况下，李顿才感到如果坚持不跟伪满打交道，这趟调查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他首先登门拜访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并说希望通过他与“新政府”（伪满）取得联系。
看到调查团已经知情识趣，改弦更张，本庄繁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就帮他去找人了。
接下来，调查团逐一会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方主要当事人以及伪满包括溥仪在内的部分高官。
在会见过程中，李顿始终只认真聆听而不轻易表态。
几天之后，他基本理清了头绪——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共两个。
第一， 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第二， 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第一个是责任问题，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不是有一个柳条湖吗，去看看现场就知道了。
第二个才是关键，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决定着满洲问题该如何对待，怎样处理。
如果建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真实意愿的表示，当地人拥护它，那这就是中国的内政，国联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设后面还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和猫腻，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围绕满洲国问题的调查，一场看不见的暗斗已经悄悄布局。
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揭露事实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在哈尔滨，就有5名中国人、2名俄罗斯人、1名朝鲜人因向调查团递交请愿书而惨遭毒手。至于被逮捕、关押并受到迫害的则更是不计其数。
睿智如李顿，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会如此疯狂地掩盖事实真相。
为了演好这场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戏，板垣和土肥原，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哈尔滨，可都是机关算尽，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有一阵，甚至连最善此道的老特务土肥原都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神经过敏。
那个身为伪满外交次长的大桥没羞没臊，厚着脸皮硬是要挤进调查团，当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和阻挠调查团的行动。
除了这个家伙以外，关东军还派来了大批警察为调查团提供“保护”。一夜之间，调查团的周围几乎都变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宾馆里，除了调查团的人，其实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务生是警察，连来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诉你，街上也一样，凡调查团能接触到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饭馆小二，甚至一个剧场卖票的，他们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实在受不了你们，钻厕所吧，这样你们总没办法了吧。
别做梦，没准旁边蹲坑的正在给你做记录呢。
这些警察除了要“保护”调查团兼客串群众演员外，还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门口站岗望风，以防止他们跟调查团接触。
所谓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点半点，凡是有两钱的中国商人大都划在此例（原因后面还要说到），所以到后来，警察都不够用，无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来，扔件“满洲国”军装往他们身上一套：去，别闲着，给我放哨去。
有人怕这些有“案底”的人乱来。土肥原的说法是，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就是满洲国士兵了，他们就算犯了罪，也跟我们日本无关！
令人发噱的是，这帮土匪还真以为“皇军”老人家要重用他们，因此表现得十分敬业，让他们站岗就站岗，让他们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就在李顿调查 团离开东北后，他们还缠着土肥原给他们转正，说是再也不想当土匪了，要长期吃“公家饭”，干警察，把个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满洲调查的焦点在哪里，李顿清楚，关东军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尽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却是要拼命“制造”民意。
民意也能“制造”？
怎么不能。
先是要去掉关东军痕迹，让调查团认为满洲已经是真正的“华人治华”。
调查团没到沈阳之前，日本人就忙开了。原先满大街宣示“皇军军威”的标语都被刷了个干净，连日本宪兵队门口挂的木牌子都先摘下来，准备等调查团走后再挂。
李顿一行无论是到沈阳还是哈尔滨，能够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还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国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国人干这职业就跟印度人适合做巡捕 和门卫一样），愣没一个日本人掺和在里面。至于当兵的，也都是伪满的中国兵，那什么日本关东军和宪兵队，就跟稀有动物一样，一般情况下绝难见到。
他们都回日本去了？
没有，哪能呢，都还在街上站着哩。只不过换了个马甲，披上了伪满洲国的军装。
皇军变成了伪军，尽管很委屈，但暂时也只能这么受着。
就这样，还是出了娄子。
在调查团刚刚抵达哈尔滨时，一个负责警戒的日本宪兵（当然是穿着伪军马甲的）忽然向调查团冲了过来，手里还举着一封请愿信。旁边的日本军警顿时都傻了眼，赶紧一拥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边。
一审讯，原来这个日本宪兵是朝鲜人。他见国联来调查东北，就想到自己国家的惨状，便打算趁这机会找调查团鸣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话来说，满州才不过被日本占领了几个月，国联就这么重视。我们朝鲜被日本吞并二十多年了，你们怎么连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这种事，真是防不胜防，可把老特务土肥原给累坏了。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干脆也组建起了“请愿团”。
当然，“请愿书”都是事先编好的，去的人只要签个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见到李顿调查团后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也都规定好了。简单说来，就是只准讲“满州国”好，不准讲“满州国”坏，如果现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或者干脆不说的话，回来后枪毙！
土肥原想想这样还不保险，声势不够大啊，于是又捉摸出了一个群众游行的点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管他是华人还是白俄，只要名义上跟日本人没牵连的，都被他赶到街上去游行。在日军的枪口下，大家迫于无奈，只好左手举“满州国”旗，右手拿“执政”画像（溥仪的），一边走一边高喊“满洲国万岁”。
此举就是要让调查团看看：这里的群众是多么“热爱”我们的国家——满洲国啊。
到这里，关东军认为应该万无一失了。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怕个甚？！
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这号“聪明人”。
在所有“措施”里面，土肥原们最自鸣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调查团所住宾馆围得犹如铁桶一般的警察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漏勺。
这些警察当然不敢用日本人。离调查团这么近，要是谁急了，一不小心来上一句“八格牙鲁”，那就全露馅了。只能用中国人，至多也要是白俄或者朝鲜人。
在派他们前去执勤时，土肥原们可是都交待过“纪律”了。这些人当面答应得很好，一转身就都变成了东北版的“余则成”。
身为基层警察，他们平时没少受日本人的气，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实际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不仅他们本人成了揭露东北真相的活证人，而且主动张罗，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巧妙地帮助调查团秘密会见了许多相关人士。
在东北调查期间，李顿调查团共收到各方来信1500多封，其中多数都是通过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警察们转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赶过来的“请愿团”，也会趁日本人不在场的机会偷偷给调查团递话：别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们修改过的，“并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调查团成员中，被关东军“关照”倍至的自然是中国顾问顾维钧。他是享受“星级待遇”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 其他人可以出门，他则哪儿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至于想见见东北的中国人，那更是连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顾维钧是什么人，那是老江湖了。这点小伎俩，在他看来，简直有些弱智。
你们不是不让我出去吗？行，出去我还嫌不安全呢，有你们在这里保护我最好不过。
不能走路，不是还有张嘴吗，搞外交的靠什么，就靠一张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顾维钧充分发挥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顿告诉他，很多受调查的中国人不敢讲实话。他就向这位调查团团长面授机宜：有人是肯，也敢讲真话的。
谁？
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那些中国经理啊，虽说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属于英美雇佣并保护的高级职员。日本人轻易不怎么敢动他们。阁下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
李顿一下子茅塞顿开。
搞调查这个东西，怎么提问非常关键，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对顾维钧十分欣赏的李顿采纳了他建议的很多调查问题。
比如：当初到底是谁陪同溥仪到长春的？（可得出结论：土肥原）
满洲国是谁发起的？（可得出结论：关东军）
满洲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可得出结论：前者就是后者鼓捣出来的）
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细节，却都是最能够揭露伪满实质的一把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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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0 pm
在满洲的这些日子里，李顿拨开云雾，逐渐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满州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州国”，就连“满州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这些人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之多，已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警察：“满州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
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在东北的中国富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榨名单呢。
这类好事，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帐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千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利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一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这个“满州国”来历不明，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弄出来的一个怪物。不仅如此，它在满洲还得不到当地中国人的支持，相当的不招待见。
让李顿惊讶的是，在满洲，不仅基层老百姓不认可这个“满州国”，就连“满州国”自己政权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肚子牢骚，说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监视下的一个傀儡而已。
对现状不满的，还有东北当地的企业家、银行家等中国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样）。
他们苦啊。自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侵占东北并建立“满洲国”后，这些人就成了被绑票勒索的重点对象，而热衷此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军警。
东北的日本军警机构之多，已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东京负责的日本特务机关，有关东军和他所掌握的宪兵队，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警察：“满州国”国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领事馆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
这帮人各管一摊，谁都不鸟谁，而且又都要搞“创收”，在东北的中国富人便成了他们眼里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这个以“中国奸细”的命义招呼，明天被那个以“抗日分子”的理由传讯，大牢简直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家。弄到后来，钱都被掏空了，还有不知道的部门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榨名单呢。
这类好事，一向善于帮关东军敛财的土肥原当然没少干，而且还干得十分“漂亮”。
那会儿，来满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还有五湖四海的各种老外。
一次，宪兵队两个日本大尉串通了两个老外——一个是宪兵队的老外（俄国人），一个是在特务机关供职的老外（没查到是哪国人），几个人联起手来出去敲竹杠。
不幸被他们敲诈的“唐僧”是位洋行经理，拿的是洋钱，所以这回大发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万（单位：美元）。
完事后，按说大家都出了力，起码要五五分帐的，然而两个大尉却独吞了其中的16万，只给了俄国佬和特务老外各1万，而且名义还是“封口费”。老外知道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盘，再有想法也没辙，只好鼻子一捏，认栽了。
毕竟多少也还到手了1万美元，不是个小数字，特务老外回去后还是很高兴的。
可他没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点钱，很快就有人惦记上了。
没过几天，日本领事馆警察找到他，让他拿8千美元出来，否则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当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这不分明是一副鸟尽弓藏、赶尽杀绝的架势吗？
老外上头还有老外。日本特务机关是属机关长土肥原管的。这上级老外查明原委后，就来找土肥原，让他管管这种随意敲诈、无法无天的事。
土肥原一听，果然大为光火：这两个笨蛋大尉，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谁给他们权利把钱分给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们关东军正缺经费呢，2万美元，啧啧……
彻底无语。
逃路的老外没法子再追回来了。他就下令把俄国佬抓起来，花了一个月时间，逼着这个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来。
宪兵队的两个大尉见状吓坏了，以为土肥原肯定饶不了他俩。还好，对于自己人，这位机关长是有数的。在他们被迫将自己的16万美元交出后，土肥原竟然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俩一人一万，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带着余下的那14万走人了。
至于那个被关进局子的俄国佬，交出钱后还回宪兵队干活——白俄的工资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级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都叫“原”，但论眼光和头脑，这个土肥原还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来形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在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是多么混乱和不得人心。别说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来想息事宁人，过过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被逼着造反。
对于有注重民意传统的西方人来说，东北民众提供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至此，调查团已对伪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接下来，李顿他们还想再约见一个人。
对于李顿调查团来说，如果不能见到他，伪满问题还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这个人不仅和日本人干过仗，弄得世人皆知，还曾参与“筹建”伪满，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调查团怎么能不见呢？
这个人，当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传奇人物、“抵抗将军”马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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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4 pm
哈尔滨失陷后，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3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拜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张麻子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却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黑龙江），也即在日本承诺“一无两不”（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实行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可能（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他是完全会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露，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却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诺精神。
土肥原不是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的吗？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一无两不”、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他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乎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作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个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 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个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一无两不”和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去上班。
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老蒋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委任老冯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这二位当时就吓得要跑，其实原因都是一样，并不是嫌 工资少待遇低，而是怕这样一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这些江湖老手们个个心里透亮：手里有枪杆子，才可能这好那好，没了枪杆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样。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不但从此更成笼中之鸟，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军队就很难说了。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龙江军署参谋长王静修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的伪满军政部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在如何和日伪打交道方面，马占山使的两招几乎和当年的冯玉祥如出一辙。
其实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计，说起来不少，连篇累牍，真正实用的却没有几个，有一定的重复率实在不用太过惊讶。
当然，计都是好计，具体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装病这招，老冯用过，老马也用过，老冯灵了，老马不灵。除了马占山装病的功力可能不够（也许是需要一点内功的），只能怪日本医生太专业了。
而在弄个次长上去顶杠这一招上，结果却倒了过来：老冯不灵，老马灵了。
老冯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有规定，次长不能代理部务。
老马之所以灵，则是由于伪满洲国的台子才刚刚搭起来，一切乱糟糟，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顺理成章，没人能提出异议。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我们就打哪，您让我们上哪，我们就上哪。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当时称为“援马团”）、义勇军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后者仅捐助就源源不断），这声势连关东军一时都不敢轻易上来叫阵，然而众人万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苑崇谷愤然进关，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近卫部队其时正驻守于黑河。在获悉他投敌的消息后，这支亲兵卫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所谓“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件最让人痛心的事。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3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拜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张麻子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却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黑龙江），也即在日本承诺“一无两不”（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实行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可能（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他是完全会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露，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却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诺精神。
土肥原不是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的吗？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一无两不”、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他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乎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作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个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 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个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一无两不”和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去上班。
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年老蒋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委任老冯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这二位当时就吓得要跑，其实原因都是一样，并不是嫌 工资少待遇低，而是怕这样一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这些江湖老手们个个心里透亮：手里有枪杆子，才可能这好那好，没了枪杆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样。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不但从此更成笼中之鸟，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军队就很难说了。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龙江军署参谋长王静修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的伪满军政部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在如何和日伪打交道方面，马占山使的两招几乎和当年的冯玉祥如出一辙。
其实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计，说起来不少，连篇累牍，真正实用的却没有几个，有一定的重复率实在不用太过惊讶。
当然，计都是好计，具体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装病这招，老冯用过，老马也用过，老冯灵了，老马不灵。除了马占山装病的功力可能不够（也许是需要一点内功的），只能怪日本医生太专业了。
而在弄个次长上去顶杠这一招上，结果却倒了过来：老冯不灵，老马灵了。
老冯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有规定，次长不能代理部务。
老马之所以灵，则是由于伪满洲国的台子才刚刚搭起来，一切乱糟糟，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顺理成章，没人能提出异议。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我们就打哪，您让我们上哪，我们就上哪。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当时称为“援马团”）、义勇军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后者仅捐助就源源不断），这声势连关东军一时都不敢轻易上来叫阵，然而众人万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苑崇谷愤然进关，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近卫部队其时正驻守于黑河。在获悉他投敌的消息后，这支亲兵卫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所谓“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件最让人痛心的事。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6 pm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个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 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地全吐出来，还给他 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满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如果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1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呆着了——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铆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家伙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也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和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陆大23期），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待新，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它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二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至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两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划划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东甚至比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呆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嘛，这里呆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满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如果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1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呆着了——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铆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家伙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也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和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陆大23期），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待新，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它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二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至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两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划划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东甚至比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呆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嘛，这里呆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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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8 pm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31日。夜。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它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8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鼻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惟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马占山和步骑兵各1营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秀义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5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做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呆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轰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剌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 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 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它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那个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法，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那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 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 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不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的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搀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早点不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总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段，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
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弗曼查到，当时有一辆快车通过柳条湖，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 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做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它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8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鼻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惟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马占山和步骑兵各1营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秀义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5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做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呆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轰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剌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 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 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它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那个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法，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那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 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 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不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的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搀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早点不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总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段，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
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弗曼查到，当时有一辆快车通过柳条湖，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 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做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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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19 pm
随着中日淞沪之战接近尾声，先前“背约”的那些海军兄弟又回来了。到中国的这趟“旅行”颇不顺，海军损兵折将，连井和尚的同道中人藤井齐都栽那儿了。
关键是忙了一场，什么有油水的东西也没捞到，心里这个不痛快就别提了。
回到国内一看，这帮垂头丧气的家伙立刻被“血盟团”搞出来的“成果”给震憾住了：好棒啊，原来民间人士也这么英勇，岂不愧杀我等带枪之人。
没说的。拿过接力棒，踏着血迹继续干。
军人当然还是习惯集体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同时准备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以便制造混乱，在黑暗中混水摸鱼。
这个行动模式后来被多次重复和拷贝，几乎成了一部军事政变者的必读宝典。
5月15日，想变天想疯了的这帮哥们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行动队，一路是别动队。前者的任务是杀人，后者的任务是放火——破坏变电所。
参加主力阵容的，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
陆军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其实，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万人迷”荒木贞夫，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一般也不会当面提。
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满洲国”也不积极，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脑瘫，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
除掉他，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那天是星期天，犬养正在家里当宅男。他这个内阁上来后就没怎么闲过，也算忙中偷闲吧。
但是他很快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有人希望他永远休息。
据记载，犬宅男当时正在接受医生的体检，身边除了大夫就没别人了。
体检情况不错，老头的心情也不错，为此还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兴许再活个100年没问题。
别说100年，再活1天都有问题。
傍晚时分，一群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门口没有卫兵，或者是被干掉了？），脸上杀气腾腾，不象是来跟首相汇报思想的。
到底经历过大风大浪，犬养毅并没慌张，而是很镇定地把这些人请到了接待室。
他大概还想跟愤青军人们好好说道说道，所以冒出了一句“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可这些早已丧失理智的狂徒们根本就不愿听可怜的老头子再唠叨了，指挥官一声令下：少废话，下手！
随着两声枪响，犬养头腹部各中一枪。室外的侍女们急忙冲了进来，这时他还一息尚存，头脑也清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刚才开枪打我的人叫来，我想好好和他们谈谈，听他们怎么讲……”。
都这时候了，老头还没忘记“有话好好说”，哪怕那些是要他命的人。
惜哉，此古君子之风乎？
虽然我本人一向对日本政客并无多少好感，但犬老无疑是个例外。
痛苦并没有马上完结，一直到半夜11点，受了重伤的犬养毅才一命呜呼。堂堂一国首相，元老重臣，就这样被一群宵小给干掉了。
对于杀手为什么对犬养毅如此痛恨，连句囫囵话都不让他讲完，是因为按照当时日本民间的舆论，犬养毅已荣幸地上升到“非国民”级别了。
何谓非国民？简单地说，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汉奸，或称之为日奸。这顶帽子着实非常吓人。犬老自己当然不想要，可不要还不行，这是全国人民奉送的。谁让你老人家犯了大家的忌呢？
日本这样的国度和国民心理，属于典型的不占便宜就算吃亏的那种。别说大件物品了，就是路上有小零小碎，他看见没人也想捡。更何况一个面积远远超过其自身国土，拥有这么多矿产和森林资源的满洲呢。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却是另一番心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爽啊。
可是政府却似乎不这样看，到了犬养毅这老糟头子那里，更是畏畏缩缩，到现在连个“满洲国”都不愿承认（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满洲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再把满洲还给中国？
犬养毅你到底是哪国人，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
老贼不死，真乃国之大不幸。
一般来说，要把谁的形象彻底搞臭，最好再弄点花边出来。犬养毅这么大年纪，说他玩女人包二奶还真没什么人信，那就说行贿受贿吧，对，他接受了张学良的贿赂。
这种花边传闻实在太有杀伤力了，到愤青军人那里更不得了。
本来就对你有看法，老家伙你还真敢背地里收张学良的黑钱，当然是杀无赦。
其实呢，张学良的确给政友会塞过钱，而犬养也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但收贿赂的不是他，收的最多的是时任铁道相的床次竹二郎。
清清白白的一个老头子，冤哪。
杀完犬养毅，行动队忽然发现漏了一个重要人物，到处都找遍了，没有。
不管了，赶紧扑别的目标吧。
失败。
乱哄哄的，又没多少人，不失败才怪。
最糟的是别动队的行动也未成功。
别动队队员来自于日本一个极右翼的团体——爱乡塾，主要由农民组成。这帮土老帽没敢进变电所，只是远远地投了两颗手榴弹就以为完事了。结果东京没有陷入黑暗，自己倒先暗了。
“五一五”事变，参与剌杀事件的11个主犯都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首相府中漏掉的那个重要人物，竟然是好莱坞喜剧大师——卓别林。
卓别林当时正带着一家子在进行环球旅行，5月15日那天正好到达东京。
卓大师那名气多大啊，整个日本万人空巷，大家都以一睹这位传说中的喜剧之王为幸。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也准备了相当高的接待规格，以国宾待之，传闻犬养毅要在家中亲自接见。
要那天真接见了，卓别林也就只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演他的《大独裁者》了。
有一个人救了他。
这个人就是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是他当天拉着卓别林去观看相扑比赛，结果才使后者与死亡列车擦肩而过。
一个毫不相干的老外，怎么惹上这群疯子了，连他也要杀？
都说了，疯子嘛，自然有疯子的思维。
卓别林是美国来的，名气大，杀掉他的话，可以激怒美国人，两国到时免不了要被迫一战，那样就可以趁势把他们比较讨厌的美帝给灭掉了。
真做梦呢。
其实，他们要是真把卓别林给干掉，人家那才真叫冤大头。
要知道，卓大师对日本是相当有好感的，那感情不比娶日本老婆的小泉八云差，一生之中四赴东瀛，见谁都说日本好。
真夸着呢，却差点让被夸之人把性命给了解了，其情节之匪夷所思，连擅演反讽喜剧的卓别林自己都缺乏这种想像力。
把法官弄得心惊肉跳的还在后面。
审判开始不久，法庭就收到了一份请愿书。
滨口被剌的时候，法官也收到过请愿书，那时候是一下子来了7万多份，拆都来不及拆。这回好，只有1份。
可是这1份立马就把那7万份都一口气比下去了。因为它不是一份普通的请愿书，而是一份血书，上面全是血——用鲜血署的名字。
有多少名字呢？
35万。
差不多是日本一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不过估计肯定是厚厚一摞，翻也要翻好长时间。
请愿书上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要求法官念及罪犯“对天皇的忠诚”，予以全部赦免。
到这时为止，法庭里已充满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
法官宣布，审讯继续。
就算普通老百姓被杀了，也要一命低一命，现在死的是一国首相，你说要我们宣判凶手无罪释放，这也太搞了吧。
挺得住是吧，好，再给来个重磅的。
很快法庭又收到了一封请愿书。
还好，这封信里面没有几十万人剌破血指的行为艺术了，署名的只有11个，也没用血手印。
不过更吓人。
从信封里面掉出11根手指出来！
恶心加恐怖，大恶心加大恐怖，反正不从视觉和精神上尽情摧残你一下就不算完。
这11根血手指是有说法的，把自己手指切下来玩儿的这11位仁兄表示：受审的军官不用死。
为什么呢？
有替死鬼啊。
你点一下，我们这缺了手指的，不正好11个吗？我们替他们死。
法官狂倒。
法律审判遇到了舆论审判，有点吃不住劲了。
一边是确凿的罪证，一边是汹汹的民意，听谁的？
听军部的。
陆相荒木贞夫出来说话了。没说之前，他先流泪了。
不是为当初拉他上来的老大横遭不幸而悲伤，而是为杀人犯们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下面的话跟写血书的断手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他被这些“革命青年”们的“爱国行动”彻底征服了（“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
看那调调，要不是年岁不饶人，“荒含泪”自己也有要加入“纯真之青年”行列的意思。
本应运思缜密、老成持重的军政高官摇身一变，也成了“爱国愤青”，法庭的最后判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多年前滨口被剌案的审判结果一样，所有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犯均得以“从宽发落”，不仅一个枪毙的没有，还都按轻微刑罚处理，几年后都被放了出来。
关键是忙了一场，什么有油水的东西也没捞到，心里这个不痛快就别提了。
回到国内一看，这帮垂头丧气的家伙立刻被“血盟团”搞出来的“成果”给震憾住了：好棒啊，原来民间人士也这么英勇，岂不愧杀我等带枪之人。
没说的。拿过接力棒，踏着血迹继续干。
军人当然还是习惯集体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同时准备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以便制造混乱，在黑暗中混水摸鱼。
这个行动模式后来被多次重复和拷贝，几乎成了一部军事政变者的必读宝典。
5月15日，想变天想疯了的这帮哥们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行动队，一路是别动队。前者的任务是杀人，后者的任务是放火——破坏变电所。
参加主力阵容的，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
陆军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其实，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万人迷”荒木贞夫，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一般也不会当面提。
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满洲国”也不积极，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脑瘫，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
除掉他，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那天是星期天，犬养正在家里当宅男。他这个内阁上来后就没怎么闲过，也算忙中偷闲吧。
但是他很快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有人希望他永远休息。
据记载，犬宅男当时正在接受医生的体检，身边除了大夫就没别人了。
体检情况不错，老头的心情也不错，为此还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兴许再活个100年没问题。
别说100年，再活1天都有问题。
傍晚时分，一群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门口没有卫兵，或者是被干掉了？），脸上杀气腾腾，不象是来跟首相汇报思想的。
到底经历过大风大浪，犬养毅并没慌张，而是很镇定地把这些人请到了接待室。
他大概还想跟愤青军人们好好说道说道，所以冒出了一句“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可这些早已丧失理智的狂徒们根本就不愿听可怜的老头子再唠叨了，指挥官一声令下：少废话，下手！
随着两声枪响，犬养头腹部各中一枪。室外的侍女们急忙冲了进来，这时他还一息尚存，头脑也清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刚才开枪打我的人叫来，我想好好和他们谈谈，听他们怎么讲……”。
都这时候了，老头还没忘记“有话好好说”，哪怕那些是要他命的人。
惜哉，此古君子之风乎？
虽然我本人一向对日本政客并无多少好感，但犬老无疑是个例外。
痛苦并没有马上完结，一直到半夜11点，受了重伤的犬养毅才一命呜呼。堂堂一国首相，元老重臣，就这样被一群宵小给干掉了。
对于杀手为什么对犬养毅如此痛恨，连句囫囵话都不让他讲完，是因为按照当时日本民间的舆论，犬养毅已荣幸地上升到“非国民”级别了。
何谓非国民？简单地说，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汉奸，或称之为日奸。这顶帽子着实非常吓人。犬老自己当然不想要，可不要还不行，这是全国人民奉送的。谁让你老人家犯了大家的忌呢？
日本这样的国度和国民心理，属于典型的不占便宜就算吃亏的那种。别说大件物品了，就是路上有小零小碎，他看见没人也想捡。更何况一个面积远远超过其自身国土，拥有这么多矿产和森林资源的满洲呢。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日本人却是另一番心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爽啊。
可是政府却似乎不这样看，到了犬养毅这老糟头子那里，更是畏畏缩缩，到现在连个“满洲国”都不愿承认（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满洲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再把满洲还给中国？
犬养毅你到底是哪国人，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
老贼不死，真乃国之大不幸。
一般来说，要把谁的形象彻底搞臭，最好再弄点花边出来。犬养毅这么大年纪，说他玩女人包二奶还真没什么人信，那就说行贿受贿吧，对，他接受了张学良的贿赂。
这种花边传闻实在太有杀伤力了，到愤青军人那里更不得了。
本来就对你有看法，老家伙你还真敢背地里收张学良的黑钱，当然是杀无赦。
其实呢，张学良的确给政友会塞过钱，而犬养也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但收贿赂的不是他，收的最多的是时任铁道相的床次竹二郎。
清清白白的一个老头子，冤哪。
杀完犬养毅，行动队忽然发现漏了一个重要人物，到处都找遍了，没有。
不管了，赶紧扑别的目标吧。
失败。
乱哄哄的，又没多少人，不失败才怪。
最糟的是别动队的行动也未成功。
别动队队员来自于日本一个极右翼的团体——爱乡塾，主要由农民组成。这帮土老帽没敢进变电所，只是远远地投了两颗手榴弹就以为完事了。结果东京没有陷入黑暗，自己倒先暗了。
“五一五”事变，参与剌杀事件的11个主犯都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首相府中漏掉的那个重要人物，竟然是好莱坞喜剧大师——卓别林。
卓别林当时正带着一家子在进行环球旅行，5月15日那天正好到达东京。
卓大师那名气多大啊，整个日本万人空巷，大家都以一睹这位传说中的喜剧之王为幸。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也准备了相当高的接待规格，以国宾待之，传闻犬养毅要在家中亲自接见。
要那天真接见了，卓别林也就只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演他的《大独裁者》了。
有一个人救了他。
这个人就是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是他当天拉着卓别林去观看相扑比赛，结果才使后者与死亡列车擦肩而过。
一个毫不相干的老外，怎么惹上这群疯子了，连他也要杀？
都说了，疯子嘛，自然有疯子的思维。
卓别林是美国来的，名气大，杀掉他的话，可以激怒美国人，两国到时免不了要被迫一战，那样就可以趁势把他们比较讨厌的美帝给灭掉了。
真做梦呢。
其实，他们要是真把卓别林给干掉，人家那才真叫冤大头。
要知道，卓大师对日本是相当有好感的，那感情不比娶日本老婆的小泉八云差，一生之中四赴东瀛，见谁都说日本好。
真夸着呢，却差点让被夸之人把性命给了解了，其情节之匪夷所思，连擅演反讽喜剧的卓别林自己都缺乏这种想像力。
把法官弄得心惊肉跳的还在后面。
审判开始不久，法庭就收到了一份请愿书。
滨口被剌的时候，法官也收到过请愿书，那时候是一下子来了7万多份，拆都来不及拆。这回好，只有1份。
可是这1份立马就把那7万份都一口气比下去了。因为它不是一份普通的请愿书，而是一份血书，上面全是血——用鲜血署的名字。
有多少名字呢？
35万。
差不多是日本一个大城市的总人口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不过估计肯定是厚厚一摞，翻也要翻好长时间。
请愿书上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要求法官念及罪犯“对天皇的忠诚”，予以全部赦免。
到这时为止，法庭里已充满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
法官宣布，审讯继续。
就算普通老百姓被杀了，也要一命低一命，现在死的是一国首相，你说要我们宣判凶手无罪释放，这也太搞了吧。
挺得住是吧，好，再给来个重磅的。
很快法庭又收到了一封请愿书。
还好，这封信里面没有几十万人剌破血指的行为艺术了，署名的只有11个，也没用血手印。
不过更吓人。
从信封里面掉出11根手指出来！
恶心加恐怖，大恶心加大恐怖，反正不从视觉和精神上尽情摧残你一下就不算完。
这11根血手指是有说法的，把自己手指切下来玩儿的这11位仁兄表示：受审的军官不用死。
为什么呢？
有替死鬼啊。
你点一下，我们这缺了手指的，不正好11个吗？我们替他们死。
法官狂倒。
法律审判遇到了舆论审判，有点吃不住劲了。
一边是确凿的罪证，一边是汹汹的民意，听谁的？
听军部的。
陆相荒木贞夫出来说话了。没说之前，他先流泪了。
不是为当初拉他上来的老大横遭不幸而悲伤，而是为杀人犯们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下面的话跟写血书的断手指的那些人没什么两样，就是说他被这些“革命青年”们的“爱国行动”彻底征服了（“纯真之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若想到其心情，实不能不让人流泪”）。
看那调调，要不是年岁不饶人，“荒含泪”自己也有要加入“纯真之青年”行列的意思。
本应运思缜密、老成持重的军政高官摇身一变，也成了“爱国愤青”，法庭的最后判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多年前滨口被剌案的审判结果一样，所有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犯均得以“从宽发落”，不仅一个枪毙的没有，还都按轻微刑罚处理，几年后都被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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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0 pm
首相一死，整个内阁自然也只有关门歇业了。
正如滨口内阁的倒台，预示着“昭和恐慌”开始一样。犬养内阁的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那就是政党内阁的终结。
内阁从此将真正成为军人的天下。
首相一再被暗杀，内阁一再被掀翻，让坐在皇宫里的裕仁也沉不住气了。一个滨口内阁，一个犬养内阁，当初大家都说班子不错，是“万年内阁”。一万年不指望，熬个几年总可以吧，谁知道都是一眨眼的功夫，全没了。
难不成让我这个天皇亲自组阁，给自个打工吧。
左思右想，他召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日本政坛上非常重要，重要到他虽已不居要职，却依然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
扛鼎元老西园寺公望。
其实在明治时代，西园寺还没有这么瞩目。那会的军政两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说话算数的顶级牛人，西园寺也就是在里面凑个数而已。但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跟个老灯油一样，比较经熬。
伊藤博文怎么样，权倾一时，真正的天皇底下他最大，但是一不小心，挂了。山县有朋倒没有碰上挨黑枪这种倒霉事，不过他岁数又比西园寺大，早早地就到阎王殿去登了记。于是，明治元老，就剩下了一个西园寺。没办法，老天罩着他啊。
你就比如说暗杀吧，西园寺也不是没碰到，早在“血盟团”开始“一人一刀”时，他就上了黑名单。结果，还没轮到，“血盟团”就瓦解了，让他逃过一劫。又比如说养生吧，山县有朋其实寿也不算短，活到了八十多岁，西园寺不仅比他小个十来岁，还一直撑到九十多才咽气。
不服气？你来。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现在评“文化大师”一样，本来不过是个民国时候看看门的，等到一帮真正的巨擘都死的死，散的散，你还能撑到不死不散，那你就可以当“大师”。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然，西园寺可不是看门的，人家是裕仁爷爷——明治天皇的同学，而且门弟显赫得很，属于宫廷贵族，自己又组过阁，当过首相，加上三朝元老（明治、大正、昭和）的身份，自然很得裕仁的尊崇和器重。
首相人选必经西园寺推荐，然后天皇核准，已成为昭和时代的一个不成文规矩。
关于这次的首相人选，裕仁给西园寺罗列了几个条件，比如“具备出众的人格”、“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
话都是好话，但实际上空洞得很，跟没说一样。
什么叫“出众的人格”，满朝文武，谁肯承认自己“人格底下”，吃政治这碗饭的，没出事以前人格都很出众，出了事背后一查都有一大堆屎。
还有那个“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如果脸上不贴标签，你怎么知道别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说不定他嘴上对法西斯的这一套不屑一顾，暗地里却焚香参拜呢。
估计西园寺也是听得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感觉出来了，那就是裕仁对内阁倒得太快这桩事很上心。
对了，稳定压倒一切，这才是天皇真正想对他说的。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想来想去，还是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以现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局来看，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西园寺本人并不喜欢军人，尤其不喜欢陆军。当年他与陆军大佬山县有朋同殿称臣时，就以自由派文臣的身份，跟对方对着干，从不卖帐，甚至取消过陆军的扩编计划。
但世易时移，“九一八”事变后，军人一个比一个嚣张，舆论一个比一个狂热，群众一个比一个躁动，而老头子手上又没了实权，只能依靠天皇给面子倚老卖老，说句话别人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他也没办法，所以也就只能对军人低眉顺眼了。
西园寺回去就捉摸开了，推荐谁呢。
当时的议会里面，政友会占了上风，是绝对多数党，远远压倒其竞选对手民政党。按照以往的习惯思路，首相人选如果从政党里面选的话，肯定是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
至于如何取得军队的支持，西园寺准备必要时做出一些妥协，拉几个军人过来充充门面。
但是他大大低估了军部的胃口。
犬养毅当初想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所以找来荒木做陆相，本意是多个帮手，没想到却找来了一只狼。犬老尸骨未寒，他就想变天了。
犬养毅在世时，曾提出要治一治军队中的浮躁风气，并拟定了一份名单，要把30名问题军官全部免职，此举让包括荒木在内的军部几个人大光其火，并留下了“心理阴影”，那就是政党出来的人跟我们军人就是不一条心，让他们组阁，一有机会还是要来干涉军队的“统帅权”。
荒木便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找来——这时候的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日本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大21期）都是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分子。大家一商量，犬养不是死了吗，还不算完，这次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让政党内阁彻彻底底断了香火。
然后荒木（一说是秦真次）就来找西园寺，开口见山，传达了军部，实际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的意见：绝对反对由政党来组阁，因为这些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业绩”，人心难服，如果还让他们上台，国家迟早还得出事。
西园寺懵了，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家这虽然只是意见，其实跟通牒差不多：嘿嘿，不听我们的，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首相不用政党里的人，那用谁呢？
干脆，直接找个军人来做首相吧。大家都没话讲。
一个人浮出海面——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
斋藤出任首相，其实并不突兀，因为在这之前就有预兆。
在此之前，西园寺曾就首相人选与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乡平八郎进行过会谈。
明治时代，日本有两位“军神”，一位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乃木希典，代表陆军系统，还有一位就是海军里面的东乡平八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乡平八郎甚至比乃木希典更有资格获得“军神”的称号。这位常年挂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明朝研究心学的那位圣人）”腰牌的日本海军军 头，在日俄战争中最为出彩，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蜉蚍撼大树的精神，一天之内，率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全给干灭了，从而一举奠定了此 战胜利的基础。
我们不知道他与西园寺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海军出来的，当然帮着海军讲话，可能他还得帮西园寺分析，你要是用陆军这些剌头的话，他们会怎么怎么给你找麻烦，我们海军就不一样了，素质高啊，在外面也比陆军有见识，会打交道，比如我那里就有一位叫斋藤实的很合适……
这次谈话两年后，东乡就一命呜呼了。
临死之前，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海军比陆军提前一步，坐上了首相的交椅，也算可以瞑目了。
当然了，推荐后备干部嘛，要说一点私心都没有也不可能。事实上，斋藤与西园寺也是有过一点关系的。那就是早在西园寺组阁时，他就在内阁担任过海相，多多少少也算自己人。
可怜那个铃木喜三郎还在跷着二郎腿等西园寺推荐他的时候，人家斋藤早已把家搬进了首相官邸。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军人内阁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西园寺最初的设想是很有些不厚道的，他是要利用斋藤内阁过渡一下（即所谓“过渡内阁”），靠他们镇住小鬼，保证局势平静，也就是裕仁所期望的“稳定” 后，再着手恢复政党内阁，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军人内阁这驾马车上了道就再也停不下来，从此政党内阁真的寿终正寝了。
斋藤内阁一上台，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风向突变。
原先对占领满洲以及建立“满洲国”，主要是军部和关东军起劲，犬养内阁实际上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甚至在国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的。
但现在反过来了，政府比军部还要强硬。
斋藤内阁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出生于熊本（产野兽军团的那个地方），做过满铁总裁，那谈判起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硬到底，一点给人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由于这种凶神恶煞搞外交的样子前所未有，十分雷人，所以大家给起了个名称，叫做“军服外交”，意即他是穿着军服做外交工作的，不是军人，胜似军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从而也使李顿调查报告的出台变得更加难产起来。
大家先是在报告起草地点上做文章。
李顿原来计划在北戴河起草报告。这地方好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手写酸了写麻了，还可以到海滩边上吹吹风，散散步哩。
但是日本不同意，凭什么要到北戴河，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儿，他要是想办法跟你们套个磁，玩个猫腻什么的，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行！
那上哪去？
青岛啊。你们不是想看海吗，那地方的海比北戴河还漂亮，是上上之选。
李顿他们一合计，那咱就上青岛吧。
张学良又不乐意了。
青岛？你们上日本人的当了，那里由他们控制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会套磁，玩猫腻吗？
李顿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弄了一头汗，最后咬了咬牙，干脆，风景也不看了，分两个地方，一个东京，一个北平，同时写。
这回没话说了吧？
没了。
正如滨口内阁的倒台，预示着“昭和恐慌”开始一样。犬养内阁的消失，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那就是政党内阁的终结。
内阁从此将真正成为军人的天下。
首相一再被暗杀，内阁一再被掀翻，让坐在皇宫里的裕仁也沉不住气了。一个滨口内阁，一个犬养内阁，当初大家都说班子不错，是“万年内阁”。一万年不指望，熬个几年总可以吧，谁知道都是一眨眼的功夫，全没了。
难不成让我这个天皇亲自组阁，给自个打工吧。
左思右想，他召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日本政坛上非常重要，重要到他虽已不居要职，却依然没有谁敢忽视他的存在。
扛鼎元老西园寺公望。
其实在明治时代，西园寺还没有这么瞩目。那会的军政两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说话算数的顶级牛人，西园寺也就是在里面凑个数而已。但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跟个老灯油一样，比较经熬。
伊藤博文怎么样，权倾一时，真正的天皇底下他最大，但是一不小心，挂了。山县有朋倒没有碰上挨黑枪这种倒霉事，不过他岁数又比西园寺大，早早地就到阎王殿去登了记。于是，明治元老，就剩下了一个西园寺。没办法，老天罩着他啊。
你就比如说暗杀吧，西园寺也不是没碰到，早在“血盟团”开始“一人一刀”时，他就上了黑名单。结果，还没轮到，“血盟团”就瓦解了，让他逃过一劫。又比如说养生吧，山县有朋其实寿也不算短，活到了八十多岁，西园寺不仅比他小个十来岁，还一直撑到九十多才咽气。
不服气？你来。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现在评“文化大师”一样，本来不过是个民国时候看看门的，等到一帮真正的巨擘都死的死，散的散，你还能撑到不死不散，那你就可以当“大师”。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当然，西园寺可不是看门的，人家是裕仁爷爷——明治天皇的同学，而且门弟显赫得很，属于宫廷贵族，自己又组过阁，当过首相，加上三朝元老（明治、大正、昭和）的身份，自然很得裕仁的尊崇和器重。
首相人选必经西园寺推荐，然后天皇核准，已成为昭和时代的一个不成文规矩。
关于这次的首相人选，裕仁给西园寺罗列了几个条件，比如“具备出众的人格”、“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
话都是好话，但实际上空洞得很，跟没说一样。
什么叫“出众的人格”，满朝文武，谁肯承认自己“人格底下”，吃政治这碗饭的，没出事以前人格都很出众，出了事背后一查都有一大堆屎。
还有那个“绝对不能接近法西斯主义者”，如果脸上不贴标签，你怎么知道别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说不定他嘴上对法西斯的这一套不屑一顾，暗地里却焚香参拜呢。
估计西园寺也是听得云山雾罩，无所适从，不过有一点他还是感觉出来了，那就是裕仁对内阁倒得太快这桩事很上心。
对了，稳定压倒一切，这才是天皇真正想对他说的。
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想来想去，还是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以现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局来看，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西园寺本人并不喜欢军人，尤其不喜欢陆军。当年他与陆军大佬山县有朋同殿称臣时，就以自由派文臣的身份，跟对方对着干，从不卖帐，甚至取消过陆军的扩编计划。
但世易时移，“九一八”事变后，军人一个比一个嚣张，舆论一个比一个狂热，群众一个比一个躁动，而老头子手上又没了实权，只能依靠天皇给面子倚老卖老，说句话别人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他也没办法，所以也就只能对军人低眉顺眼了。
西园寺回去就捉摸开了，推荐谁呢。
当时的议会里面，政友会占了上风，是绝对多数党，远远压倒其竞选对手民政党。按照以往的习惯思路，首相人选如果从政党里面选的话，肯定是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
至于如何取得军队的支持，西园寺准备必要时做出一些妥协，拉几个军人过来充充门面。
但是他大大低估了军部的胃口。
犬养毅当初想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力，所以找来荒木做陆相，本意是多个帮手，没想到却找来了一只狼。犬老尸骨未寒，他就想变天了。
犬养毅在世时，曾提出要治一治军队中的浮躁风气，并拟定了一份名单，要把30名问题军官全部免职，此举让包括荒木在内的军部几个人大光其火，并留下了“心理阴影”，那就是政党出来的人跟我们军人就是不一条心，让他们组阁，一有机会还是要来干涉军队的“统帅权”。
荒木便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找来——这时候的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日本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大21期）都是以荒木为首的皇道派分子。大家一商量，犬养不是死了吗，还不算完，这次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让政党内阁彻彻底底断了香火。
然后荒木（一说是秦真次）就来找西园寺，开口见山，传达了军部，实际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的意见：绝对反对由政党来组阁，因为这些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业绩”，人心难服，如果还让他们上台，国家迟早还得出事。
西园寺懵了，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家这虽然只是意见，其实跟通牒差不多：嘿嘿，不听我们的，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首相不用政党里的人，那用谁呢？
干脆，直接找个军人来做首相吧。大家都没话讲。
一个人浮出海面——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藤实。
斋藤出任首相，其实并不突兀，因为在这之前就有预兆。
在此之前，西园寺曾就首相人选与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乡平八郎进行过会谈。
明治时代，日本有两位“军神”，一位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乃木希典，代表陆军系统，还有一位就是海军里面的东乡平八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乡平八郎甚至比乃木希典更有资格获得“军神”的称号。这位常年挂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明朝研究心学的那位圣人）”腰牌的日本海军军 头，在日俄战争中最为出彩，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蜉蚍撼大树的精神，一天之内，率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全给干灭了，从而一举奠定了此 战胜利的基础。
我们不知道他与西园寺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海军出来的，当然帮着海军讲话，可能他还得帮西园寺分析，你要是用陆军这些剌头的话，他们会怎么怎么给你找麻烦，我们海军就不一样了，素质高啊，在外面也比陆军有见识，会打交道，比如我那里就有一位叫斋藤实的很合适……
这次谈话两年后，东乡就一命呜呼了。
临死之前，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海军比陆军提前一步，坐上了首相的交椅，也算可以瞑目了。
当然了，推荐后备干部嘛，要说一点私心都没有也不可能。事实上，斋藤与西园寺也是有过一点关系的。那就是早在西园寺组阁时，他就在内阁担任过海相，多多少少也算自己人。
可怜那个铃木喜三郎还在跷着二郎腿等西园寺推荐他的时候，人家斋藤早已把家搬进了首相官邸。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军人内阁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西园寺最初的设想是很有些不厚道的，他是要利用斋藤内阁过渡一下（即所谓“过渡内阁”），靠他们镇住小鬼，保证局势平静，也就是裕仁所期望的“稳定” 后，再着手恢复政党内阁，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军人内阁这驾马车上了道就再也停不下来，从此政党内阁真的寿终正寝了。
斋藤内阁一上台，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风向突变。
原先对占领满洲以及建立“满洲国”，主要是军部和关东军起劲，犬养内阁实际上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甚至在国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的。
但现在反过来了，政府比军部还要强硬。
斋藤内阁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出生于熊本（产野兽军团的那个地方），做过满铁总裁，那谈判起来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硬到底，一点给人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由于这种凶神恶煞搞外交的样子前所未有，十分雷人，所以大家给起了个名称，叫做“军服外交”，意即他是穿着军服做外交工作的，不是军人，胜似军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的明争暗斗更趋激烈，从而也使李顿调查报告的出台变得更加难产起来。
大家先是在报告起草地点上做文章。
李顿原来计划在北戴河起草报告。这地方好啊，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手写酸了写麻了，还可以到海滩边上吹吹风，散散步哩。
但是日本不同意，凭什么要到北戴河，那是张学良的地盘儿，他要是想办法跟你们套个磁，玩个猫腻什么的，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行！
那上哪去？
青岛啊。你们不是想看海吗，那地方的海比北戴河还漂亮，是上上之选。
李顿他们一合计，那咱就上青岛吧。
张学良又不乐意了。
青岛？你们上日本人的当了，那里由他们控制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会套磁，玩猫腻吗？
李顿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弄了一头汗，最后咬了咬牙，干脆，风景也不看了，分两个地方，一个东京，一个北平，同时写。
这回没话说了吧？
没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1 pm
调查团报告书形成雏形后，李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探双方的态度。
毕竟报告是给大家看的，要是一方看后，马上跳起来大叫：这不是事实，我不认可。那也不好办，所以在基调上最好能达到两国认同。
中国这方容易摆平。因为地方在人家手里，自己又缺乏夺回来的实力，全指着国联给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呢。
主持交涉的汪精卫（老蒋名义上主抓军事，未亲自参与）、张学良、罗文干（新任外交部长）等人在初步探知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后，实际已做好让步的准备，即在国 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日本那边最难办。
当年世界各国，只要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最烦最怕最恨的就是他们老换人。原来大家商量得好好的，没料到一会儿的工夫，转个身，又换了个人，而换上来的这个人居然可以对前任的承诺死不认帐。
按照李顿原来跟犬养内阁交往的经验，犬养毅和芳泽这对“父子搭档”还是知道进退的。如果他们还当政，估计一般情况下会面对现实，最多是跟调查团多磨叽几句，你还一点，我让一点，最后达成一致。
连后来的日本史学家也承认，如果犬养毅能逃过“五一五事件”劫难的话，犬养内阁“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订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李顿没想到，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子（犬养毅）和唯唯诺诺的小个子（芳泽），而是一个超级大恶人——内田外相。
别说预先想好的讨价还价了，人家都懒得跟你们废话，就四个字：寸步不让。
犬养内阁本身慑于国际压力，对“满洲国”持暂缓承认的方针，到内田这里，则变成了两个原则：永久性和彻底性，也就是要调查团必须“永久彻底”地承认“满洲国”。
李顿费了半天口舌，带来的招全使上了，在内田面前却起不到半点作用。
这位敢情是开钢铁公司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李顿没奈何，只好怏怏然打道回府。
内田真不负其大恶人之名，调查团都回北平去了，他还不罢休。听李顿的话里话外，似乎报告书对日本不利，他这就连调查团都恨上了。过了些日子，见报告书还没出来，开始找调查团的麻烦了。
他公开声称，调查团之所以叫调查团，那就是搞调查的，既然是调查问题，就不准解决问题，如果要在解决问题上提意见，那就是越权，他就要攻击调查团“超越权限”了。
话说回来，调查团人家越不越权是你管的吗，那是国联管的！要你指手划脚。再说，问题光调查不解决，那还不如不调查呢。
内田，你真是这个“脑白痴”，趁早跟你妈妈回家吃饭去吧。
朝调查团隔空放了一炮后，他还不过瘾，3天后，又在议会里给家里人上起了课。
内田当时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满洲问题），要有举国一致的决心，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承认“满洲国”），决不让步。”
这就是所谓的“焦土外交”。
依日本当时国情，我们可以想像，在内田讲了这番话后，下面一定掌声雷动，欢欣鼓舞，于是第二天，此君又信口开河：热河是满洲的一部分……
我敢断定，内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他脸朝着哪里，其实心里设想的听众就是国内的那些“纯真青年”和军人。
不知怎么，他老让我想起现在“当红”的一个政治人物——伊朗总统内贾德。我以前（大概现在也是）老是在电视上看到这哥们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唾沫横飞，在演说中把老美贬得狗屎不如，一钱不值，看那样子，似乎不久就要集合革命卫队，去北美大陆把该死的小布什给抓回来了。
结果他什么也没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伊朗变得更加封闭，人们天天聚一堆听他在上面胡吹海侃，外面呢，该制裁的还制裁，该得到的机会还是得不到。
人皆曰：疯子。
我以为，他绝不是疯子，他只是个戏子，唱戏的戏。
表演嘛，没本事的人都这样，不表演，他靠什么混饭吃，谁选他啊？！
国内爽了，国外炸了。
我说的是对内田的态度。
其实原先调查团成员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当初，在会唔马占山要不要经过伪满同意这个问题上，大家就存有分歧。你别看好象只是个人意见的不同。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因为各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们实质上多多少少也代表着他们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李顿是英国派的，他代表的是英国，麦考益是美国派的，他就代表美国，而克劳德是法国派的，自然代表法国。
简单来说，在起草报告书时，李顿和麦考益一直是帮着中国说话的，克劳德却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多。也就是在各国态度上，英美基本支持中国，法国基本支持日本。
内田的“焦土”演说在国内赢到一片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舆论的反应却是正好相反。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都对这家伙歇斯底里的疯狂劲感到由衷厌恶和痛恨：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就摆出一副要搏命的架势，给谁看？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他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历史上把这份报告书称为“李顿报告书”，共分10章，计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
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
我以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对李顿报告书作用的界定。
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利），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
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
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
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
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哇，大不了跟你们拼了。
调查团显然是用的第二种。
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
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权益吗？
有。不过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也是“根深蒂固”呵，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东北有排日倾向吗？
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满洲国”合法吗？
这个东西就关键了，来不得半点含糊。
答案是：不合法。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
以上是调查情况。下面是抓药方了——满洲自治。
你们都不要吵了。
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
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
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
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
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
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
这话就没法说了。如果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为好。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
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遐。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有那心也没那力啊。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书的全部内容。
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
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到主权问题。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建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可以，但要以中国为主导，外国不得干涉或介入。
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
老蒋现在虽然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
第二天，他的指示也来了。
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
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
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厢情愿，让小日本光着屁股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
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卖帐，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的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搏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中国说对“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做秀活闹剧。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
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
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
毕竟报告是给大家看的，要是一方看后，马上跳起来大叫：这不是事实，我不认可。那也不好办，所以在基调上最好能达到两国认同。
中国这方容易摆平。因为地方在人家手里，自己又缺乏夺回来的实力，全指着国联给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呢。
主持交涉的汪精卫（老蒋名义上主抓军事，未亲自参与）、张学良、罗文干（新任外交部长）等人在初步探知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后，实际已做好让步的准备，即在国 联插手干涉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要求恢复“九一八”事变前原状，唯一的要求就是能把东北从日本人的手里给要回来（“唯求其在我而已”）。
日本那边最难办。
当年世界各国，只要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最烦最怕最恨的就是他们老换人。原来大家商量得好好的，没料到一会儿的工夫，转个身，又换了个人，而换上来的这个人居然可以对前任的承诺死不认帐。
按照李顿原来跟犬养内阁交往的经验，犬养毅和芳泽这对“父子搭档”还是知道进退的。如果他们还当政，估计一般情况下会面对现实，最多是跟调查团多磨叽几句，你还一点，我让一点，最后达成一致。
连后来的日本史学家也承认，如果犬养毅能逃过“五一五事件”劫难的话，犬养内阁“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订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李顿没想到，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子（犬养毅）和唯唯诺诺的小个子（芳泽），而是一个超级大恶人——内田外相。
别说预先想好的讨价还价了，人家都懒得跟你们废话，就四个字：寸步不让。
犬养内阁本身慑于国际压力，对“满洲国”持暂缓承认的方针，到内田这里，则变成了两个原则：永久性和彻底性，也就是要调查团必须“永久彻底”地承认“满洲国”。
李顿费了半天口舌，带来的招全使上了，在内田面前却起不到半点作用。
这位敢情是开钢铁公司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李顿没奈何，只好怏怏然打道回府。
内田真不负其大恶人之名，调查团都回北平去了，他还不罢休。听李顿的话里话外，似乎报告书对日本不利，他这就连调查团都恨上了。过了些日子，见报告书还没出来，开始找调查团的麻烦了。
他公开声称，调查团之所以叫调查团，那就是搞调查的，既然是调查问题，就不准解决问题，如果要在解决问题上提意见，那就是越权，他就要攻击调查团“超越权限”了。
话说回来，调查团人家越不越权是你管的吗，那是国联管的！要你指手划脚。再说，问题光调查不解决，那还不如不调查呢。
内田，你真是这个“脑白痴”，趁早跟你妈妈回家吃饭去吧。
朝调查团隔空放了一炮后，他还不过瘾，3天后，又在议会里给家里人上起了课。
内田当时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满洲问题），要有举国一致的决心，即使化国家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承认“满洲国”），决不让步。”
这就是所谓的“焦土外交”。
依日本当时国情，我们可以想像，在内田讲了这番话后，下面一定掌声雷动，欢欣鼓舞，于是第二天，此君又信口开河：热河是满洲的一部分……
我敢断定，内田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管他脸朝着哪里，其实心里设想的听众就是国内的那些“纯真青年”和军人。
不知怎么，他老让我想起现在“当红”的一个政治人物——伊朗总统内贾德。我以前（大概现在也是）老是在电视上看到这哥们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唾沫横飞，在演说中把老美贬得狗屎不如，一钱不值，看那样子，似乎不久就要集合革命卫队，去北美大陆把该死的小布什给抓回来了。
结果他什么也没做。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伊朗变得更加封闭，人们天天聚一堆听他在上面胡吹海侃，外面呢，该制裁的还制裁，该得到的机会还是得不到。
人皆曰：疯子。
我以为，他绝不是疯子，他只是个戏子，唱戏的戏。
表演嘛，没本事的人都这样，不表演，他靠什么混饭吃，谁选他啊？！
国内爽了，国外炸了。
我说的是对内田的态度。
其实原先调查团成员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当初，在会唔马占山要不要经过伪满同意这个问题上，大家就存有分歧。你别看好象只是个人意见的不同。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因为各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调查团，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他们实质上多多少少也代表着他们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李顿是英国派的，他代表的是英国，麦考益是美国派的，他就代表美国，而克劳德是法国派的，自然代表法国。
简单来说，在起草报告书时，李顿和麦考益一直是帮着中国说话的，克劳德却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多。也就是在各国态度上，英美基本支持中国，法国基本支持日本。
内田的“焦土”演说在国内赢到一片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际舆论的反应却是正好相反。凡是有理智、头脑清醒的人都对这家伙歇斯底里的疯狂劲感到由衷厌恶和痛恨：问题还没解决呢，你就摆出一副要搏命的架势，给谁看？
本来调查团还有人帮着日本说话，这下好，内田的这番狂言一出来，再没人敢帮或好意思帮他了。随着意见统一，调查报告完成的进度骤然加快，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32年9月4日，报告书落下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历史上把这份报告书称为“李顿报告书”，共分10章，计10余万字，从6月中旬开始写，到9月初结束，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虽说不一定有网络论坛发帖子快，但考虑到要征求双方意见，又要字斟句酌，能做到这样已经委实不错了。
应该说，调查报告书的内容是最敏感的，特别是其中到底倾向谁，帮谁说话，一直众说纷纭，到现在都有人在争论。
我以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对李顿报告书作用的界定。
它不是一个判决书（事实上国联也未赋予调查团此权利），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份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调解书也许更合适。
如果让你作为陌生人去调解一起打架的纠纷（纯属群众内部矛盾，不涉及进局子蹲大牢的那一种），你会采取什么方式？
第一种，把没理的那一方痛骂一通，最好把他骂得无脸见人，体无完肤，以后一见你面就哆嗦。
第二种，把双方都数落一下，但轻重有缓急，责任有区分，使没理的既能保住面子，又能认识错误。
用第一种，对方可能会认为你不是在劝架，而是在帮架，两个打一个，好哇，大不了跟你们拼了。
调查团显然是用的第二种。
在报告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它在说中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权利的时候，一般就会带一句，日本也有什么什么权利。
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权益吗？
有。不过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也是“根深蒂固”呵，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东北有排日倾向吗？
有。不过，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可不是东北军挑起来的，是关东军自己干的，还有计划有预谋，自己跟自己玩，当然“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满洲国”合法吗？
这个东西就关键了，来不得半点含糊。
答案是：不合法。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这是关东军占领以后才有的。
以上是调查情况。下面是抓药方了——满洲自治。
你们都不要吵了。
中国呢，我告诉你，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不可能了，但“满蒙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这个你放一百个心。
日本呢，你也不要指望我们会承认你瞎搞出来的“满洲国”，不过要是愿意往我们的“东三省自治政府”派顾问倒是非常欢迎。
所谓满洲自治，是说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东三省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这个“政府”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所有行政官员均由包括国联在内的国际组织指定和委派。
在“政府”成立后，中日双方军队均应退出东北（当然主要说的是日本，中国在这里除了马占山，只有义勇军）。
有人说，这个“满洲自治”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但问题是，在日本完全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我们的主权早就没有了。如果能先把这个主权从日本手里夺过来，暂时交一点给国际组织又有何不可。至少以国联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承认东北属于中国的，而且“自治政府”还隶属中央。
还有的说，你别老口口声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了，那还不全是英美法这些国家说了算，代表它们的利益。
这话就没法说了。如果这样想，我们就还是不要去找国联打抱不平为好。归根结底，利益总是要被代表掉一点的，但既然是国际组织，形式上它是不容许某一个国家单独染指东北的，这就对我们有利。
再者说了，英美法毕竟不像日俄那样望着中国的领土直流口水，当时久久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美大陆盛行的“和平主义”，让他们焦头烂额，自顾不遐。欧洲老家还搞不定呢，再在远东分一杯羹？就有那心也没那力啊。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书的全部内容。
这实际上是个试探气球，就是先看看你们有什么反应，而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就意味着新一轮嘴仗又开始了。
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表示，中国方面对《报告书》中有关于“柳条湖事件”的调查和对伪满的揭露，都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不满意。
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满意就是指调查团最后开出的药方，因为它涉及到主权问题。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必须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10月20日，中国政府就报告书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建立“东三省自治政府”可以，但要以中国为主导，外国不得干涉或介入。
还有，在报告书出台之前，国联就不止通过一个要日本撤兵的决议了，我们不管你报告书最后怎么改，这个不能变。
老蒋现在虽然形式上和老汪分了工，一个主军，一个主政，但东北问题是国之大事，想不操心都不行，所以也三天两头来过问这边的情况。
第二天，他的指示也来了。
相对于政府公开的声明和宣言，老蒋的指示就实际和明白得多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和外交部的真实想法。
对《报告书》的态度，其实在起草过程中已有所显露。用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解决问题部分），但“拖延愈久，收拾愈难”，不如有保留地予以接受。
因为考虑问题不能一厢情愿，让小日本光着屁股从东北滚蛋，当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问题是像日本这样捡了便宜还卖乖的主，它是肯轻易把咽到嘴里的肉给吐出来的吗？
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卖帐，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的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搏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中国说对“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做秀活闹剧。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
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
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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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2 pm
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一定得找个稍为厉害一些的。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对，就他了。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
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厢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 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 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你说他幼稚，好象也不是。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
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作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 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 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捉摸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
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
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共产主义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
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做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剌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
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
国联里面最大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搭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
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
怎么说的呢？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他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按照这个趋势看，欧美列强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剌激？
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剌激不剌激的。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
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拨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 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 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 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 不属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嘛？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蛋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
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
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
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
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要太多。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
中苏复交了。
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2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
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
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
在呼朋唤友方面，日本似乎又输了一把。
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
中国加油！
按照程序，报告书先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审议。
这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方首席代表松冈突然举起了手，说：慢！
大家一齐望过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得有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六个星期后再审议。
众绝倒。
报告书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看？！
中国代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屁股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六个星期后重赛吧。
找抽是不是。
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
所以只好浪费大家时间，让松冈一个人回去补习功课。
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
他不知道人家一流外交家根本不屑于这种小伎俩。
别说六个星期，就是六个月，你不还是要回来吗？又能躲得到哪里去。
六个星期果然一转眼就过去了，见真仗的时候到了。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先由日方代表介绍“学习成果”。
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供他们饭）？
日本为什么要出兵东北，大家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
——打住， 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哦。
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一贯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
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你倒是想得美，谁跟你谈啊。
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
看那样子，就是一个大明星跟一群粉丝的关系。
你还别说我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三十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而不群的答辨能力。
巴黎和会讨论了山东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帐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嘛来帮你们打德国兵。
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
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
说了半天，还是中国没理。但是轮到顾维钧上场，一切都改变了。
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
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
要是山东问题不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些死去的灵魂是绝对不能得到安息的（当心各位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敲门称自己是姥爷哦）。
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
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
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
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
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晴，直击问题的要害——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决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发哥”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
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做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
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让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
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传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
不服行吗，一条条论据就摆在你眼前，真材实料，比什么论点都更有说服力。
在直入要害这一点上，老顾这次仍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含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
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完工，收势，一气呵成。
各国代表大长见识，大家就是大家啊，愣是把个松冈活生生地给比了下去。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一定得找个稍为厉害一些的。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对，就他了。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
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厢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 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 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你说他幼稚，好象也不是。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
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作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 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 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捉摸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
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
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共产主义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
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做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剌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
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
国联里面最大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搭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
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
怎么说的呢？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他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按照这个趋势看，欧美列强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剌激？
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剌激不剌激的。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
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拨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 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 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 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 不属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嘛？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热闹是足够热闹，一下子来了63个国家，连美国、苏联这样的非成员国也来了。来了之后各国提裁军方案，可提来提去都是要对别人动刀子，轮到自己就没一个痛快的，所以会开了5个月，争来争去，大家除提高了扯皮兼扯蛋的水平外，还是一点结果没有。
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颜惠庆，鉴于本国差劲的武器装备，他也只有旁边听听的份，反正要裁也裁不到中国人头上——你总不能把汉阳造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予以销毁吧。
这课听得实在兴味索然，颜惠庆就跟旁边的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在下面说悄悄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找到了共同话题，那就是两国对复交都很感兴趣。
中国方面害怕苏联到最后索性跟日本人站一堆去，而苏联方面既抽不出精力来管远东的事，又不甘心它在东北的利益白白受损，所以双方都希望把距离拉得更近一点。
有了愿望，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支起两个大国的外交，那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要太多。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1932年12月12日，各国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吃惊的消息。
中苏复交了。
一天之内，复交手续全部办完，十分的麻利，效果也立竿见影。第2天，日本就作出反应，干脆利落地正式拒绝了此前苏联反复提出的一个建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还互不侵犯呢，原来你一直偷偷地跟中国搞在一起，想忽悠我。以后再不上你的当了。
日本国内舆论也忙开了，反苏这杆旗又被举了起来，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深深忧虑”。
看到日本“忧虑”，老蒋自然高兴了，亲者痛仇者快嘛，看来中苏复交这步棋是走对了。
在呼朋唤友方面，日本似乎又输了一把。
现在，让我们拿出更多勇气，随着报告书进入国联审议阶段，中日双方的加速赛跑已经开始了。
中国加油！
按照程序，报告书先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审议。
这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方首席代表松冈突然举起了手，说：慢！
大家一齐望过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松冈：我还没准备好，报告书学习得不够深入扎实，得有时间“仔细研究”，所以希望理事会能在六个星期后再审议。
众绝倒。
报告书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看？！
中国代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这就跟发令枪已经打响，刘翔的屁股都撅起来了，然后却有个选手跑出来说：报告裁判，我裤子松了，回去换条新的先，咱六个星期后重赛吧。
找抽是不是。
但彼时的中国代表不是后来的刘飞人。日本耍赖皮，国联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是围绕着两个国家的事，少了谁这会也开不成啊。
所以只好浪费大家时间，让松冈一个人回去补习功课。
这可把松冈给得意坏了，他把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也搬到了国联，认为自己沾了光，无论如何算是大功一件。
他不知道人家一流外交家根本不屑于这种小伎俩。
别说六个星期，就是六个月，你不还是要回来吗？又能躲得到哪里去。
六个星期果然一转眼就过去了，见真仗的时候到了。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先由日方代表介绍“学习成果”。
松冈说，报告书看过了，说的什么嘛，李顿这帮人到底有没有认真调查过（画外音：早知道他们这么不仗义，当初都不供他们饭）？
日本为什么要出兵东北，大家知道吗？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
——打住， 松冈先生，你可以尽情发挥你“出众的口才”，但请务必注明，“无组织国家”是你的前任佐藤尚武的专利，而且早就被中国的颜惠庆驳倒过一次了，这种拾来的牙慧可不值钱哦。
算了，我们就不要对这位松冈先生要求太高了，他就这水平，下面再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松冈：中国这个“没有组织的国家”，一贯排外，不守条约信义（这说的不就是你们日本吗？难怪特征抓得如此准确），不打怎么行。另外，“满洲国”的建立纯系“自发”，我们政府曾训令文武官员一律不得参与其中（至少关东军不在此列吧）。
当然，松冈是绝不能同意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建议的。不过他自己倒献了一“计”——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纯属老一套，那就是抛开国联，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你倒是想得美，谁跟你谈啊。
等到中国代表顾维钧一站上讲台，各国代表都伸直了脖子，竖起了耳朵，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唯恐漏掉这位外交界传奇人物的只言片语。
看那样子，就是一个大明星跟一群粉丝的关系。
你还别说我夸张。当年老顾在巴黎和会上的确是风采照人，无能夺其右者，给西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三十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而不群的答辨能力。
巴黎和会讨论了山东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说日本有理也有理。除了早先的“二十一条”外，在一战前，英法意还曾背着中国，跟日本政府签了一个秘密协定，那就是只要日本答应对德宣战，一旦战胜就把后者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到这时候，日本人就把这笔帐翻出来，说早知道山东没我们的份，那我们干嘛来帮你们打德国兵。
更使人感到尴尬和难以辩驳的是，就在一战结束前，由于北洋政府先前向日本借了笔款，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跟日本搞了一个《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扩张权益。
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日方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他不依不饶，紧抓住“换文问题”不放：咱们退一步，就算因为中国参战，一战前的条约可以作废，那“换文”怎么解释？这是中国参战以后亲口答应我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向以公正自居，也在和会上这样质问中国代表：你们说日本跟你们签的条约都是强迫的，然而签“换文”的时候，一战都快结束了，日本也没逼你们，是你们自己“欣然同意”的，能怪谁？
中国代表团在出席和会之前，并不知道还有“换文”这档子事，一下子就僵在当场。
说了半天，还是中国没理。但是轮到顾维钧上场，一切都改变了。
顾氏之演讲，可用声情并茂、讲究策略、有理有据、善抓要害来概括，堪称外交演说之绝版巨作。
声情并茂：一战期间，我们中国光劳工就向欧洲输送了14万（以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状况，容易吗我们），有万名华工死于残酷的战争，而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山东。
要是山东问题不能得到公正解决，这些死去的灵魂是绝对不能得到安息的（当心各位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敲门称自己是姥爷哦）。
讲究策略：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日本，感谢什么呢，是你们帮助我们中国，把德国鬼子给赶跑了，要不然哪来的一战胜利呢。但是你们要好人做到底嘛，总不能赶走了一个德国鬼子，又来一个日本鬼子吧。
不管是“二十一条”还是“换约问题”，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老顾提都没提，一个弯子就绕了过去。
有理有据：你们说日本离开山东会很难过，我们不光是难过，半条命都要没了好吧。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样都是骨肉相连。
这些数据老顾是信手拈来，都在肚子里存着呢，跟计算机数据库似的，一条都不会漏掉。
讲事情关键是能点到要害，到“有理有据”结束时，顾维钧用一句相当出彩的话画龙点晴，直击问题的要害——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不是还拎不清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想想看吧，有一天，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决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祝贺和由衷的钦佩。连作为日本代表的西园寺，也主动走过去与之握手——虽然各为其主，但西园寺毕竟也是日本政坛难得的磊落坦荡之人，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好了，坐在国联理事会会场的人们，再好好听我们“发哥”给大家上一堂精彩的演说课吧，题目就叫：论日本代表松冈之胡说八道。
声情并茂：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这次做得不错，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大概这句话国联听得最舒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日本人太过分了，调查团在东北期间，我们几乎是被他们弄得寸步难行啊，我是调查团的中国顾问，这一点我本人完全可以做证（一个中国顾问身份拿来随手就用，老顾真牛）。
先夸调查团，肯定成绩，也就等于基本肯定了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把日本人在调查团调查期间的恶行揭发出来，先让与会代表留下一个印象：日本从一开始就想阻挠调查，当然不会同意报告书的调查结果和解决方案。
讲究策略：松冈说中国排外，事实上绝不可能，我有论据可说明一切——知道一帮老外最关心中国是否排外的问题，这个东西得咬死了，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我国现有外侨36万人以上，外国商店8200多家，还有7500多名传教士散居内地，他们的安全都得到了政府的保证。此外，我们政府机关里聘用的外国人也不少，几千人哪，仅中央各部委的外国顾问和专家就有40多人。
不服行吗，一条条论据就摆在你眼前，真材实料，比什么论点都更有说服力。
在直入要害这一点上，老顾这次仍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从头至尾，他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报告书的褒贬或同意与否，但意思早就蕴含其中。他公开表明态度的只是一点，那就是报告书中要求任何解决办法都要依据国际公法。依据这个原则，松冈说要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中国绝难接受。
最后，顾维钧提醒理事会，先前国联已经作出过多次决议，都是让日本从东北撤兵的，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还都在有效期内。要解决中日纠纷，撤军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完工，收势，一气呵成。
各国代表大长见识，大家就是大家啊，愣是把个松冈活生生地给比了下去。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3 pm
12月6日，转入国联大会讨论阶段。
到这一步时，中日双方都明白决定这次外交大战孰胜孰负的时刻快到了。
大家拼着命冲剌吧！
松冈急啊，理事会碰到一个顾维钧，这人太厉害了，比传说中还要猛，根本说不过他。然后等到开大会，好不容易顾维钧坐到了后面，前面换上了首席代表颜惠庆，本想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这姓颜的也是个老江湖，讲话滴水不漏，风雨不透，弄得日方代表这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嘛，中国人排兵布阵，压轴的都是高手，颜惠庆位列首席，你说能差到哪去。
不行了，得用绝招了。
说实话，国联的气氛，松冈很不适应，没什么拥趸和粉丝啊。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可是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采千篇一律，就象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大陆）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扒拉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讲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竟然把自己比作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当然了，他对报告书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同意，不认可。
大会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将报告交由“十九国委员会”审议。
这个“十九国委员会”就是国联大会在处理“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成立的那个机构。
选手们紧张，“十九国委员会”也不自在。这工作棘手啊。
委员会在李顿报告书的基础上重新搞了一个裁决报告，然后分别送达中日两国过目。
除了要求日本撤兵，决定设立包括美苏在内的调停委员会等内容之外，裁决报告还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是不能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二是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
拿到裁决报告后，两国的反应当然大不相同。
一看到“不承认满洲国”那几个字，日本就气炸了肺。满洲现在就在我手里，而且我自己都厚着脸皮先承认了“满洲国”，你们却还是不肯让我快活，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方面自然也对第一条原则不舒服，不过此时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外交部都已达成共识，即裁决报告大致符合中方利益，可以接受。
一个大光其火，一个愿意接受，“十九国委员会”知道满洲不是上海，凭自己的本事难以摆平，只好把裁决报告提至国联大会，由大会来进行裁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决胜负。
最后除述没有什么，无非是中日双方表明态度。和先前一样，对裁决报告，日本死也不认可，中国则表示无条件接受。
妙趣横生的是辩论部分，可以看出，日方代表不仅长篇论述不行，在现场应变方面也大大逊色于中国外交家。
当天中方出场的仍然是首席代表颜惠庆。
颜惠庆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不可能是亲历者，田中当大臣做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满铁混饭吃呢，所以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他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喜欢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哪，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辩论结束，大会主席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最后结果完全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想，除日本1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中国赢了！
但这时候日本做出了让所有人都诧异万分和始料未及的反应。
此时会议还没结束，松冈走上台读了一段声明，大意就是既然你们不帮我，老子不玩了（“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朗读完毕，又用日语咕嘟了一句“萨有哪啦！”——这句我懂，小鬼子经常说，就是再见嘛。
众目睽睽之下，他真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这小子一定以为他很有种：日本也可以说不！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都被日本人雷倒了，不就是没投你票吗，这算什么，耍大牌？
暗自偷笑的只有中国代表：投票结果都出来了，难道还怕你不认帐。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当初内田把松冈作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派出国那是寄予厚望的，要他巧为斡旋，改变不利提案，至少要让国联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
松冈一拍胸脯：没问题，你就瞧好吧。
谁知道结果会这么惨，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改变，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出来时又吹过老牛，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我相信，作为外交人员，松冈不会完全不考虑他此举的后果。表决失败，那是全世界不给日本面子，而选择退出，却是日本不想再给全世界面子。
日本跟全世界比，谁大？或者说，二者之间，谁更不敢得罪谁？
看看我们自己与高山大川的对比就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的超级牛人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秦始皇，这哥们有一次渡湘水，被风挡着，过不去，他就发了性子，说是湘君女神在挡他的道，于是发三千囚徒上山砍树，把树砍得光光的，以此作为报复。
其实，他这也就是做给身边人看看的，小孩子把戏而已。
你敢真得罪湘君吗？人女神要真跟你过不去，直接把船打到湘江里去淹死你，什么千古一帝，逃都逃不掉。
其实日本朝野还是有明白人的。
在日本代表团出发前，一位评论家就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代表团成员能够“牺牲个人一时之荣誉，为国家谋取百年之福，而不可牺牲国家前途，以谋个人之成功，博一般浅见者之喝彩。”
元老西园寺在给松冈饯行时也特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管结果如何，不要做退出国联这样的冲动之举。
当时，松冈满口答应。但临到头来，还是没有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小我与大我之间，松冈最终选择了前者。
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外交家，并不是光会煽情就行啊，在这方面， 松冈君真是连培养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往前倒数，日本的外交界也不是没出过识时务的，明治时代就有：陆奥宗光和小村寿太郎。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法俄忽然提出来，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辽东半岛是“帝国军人流血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放弃”，时任外相的陆奥在审时度势后，却表示可以接受，让满清政府掏银子赎了回去。
日人皆称其为软弱无能。可是后来才知道，如果当时不软这么一下的话，不仅辽东可能保不住，连中国的银子也别想要。
十年以后，出了一个小村寿太郎。
那是在日俄战争的末期。日俄进行谈判，结果实际上是日本做出了让步，打了半天，死了那么多人，损失了白花花好多日洋，只讨得一个旅大和南铁，还不算它自个的，属于租房子用。
日本老百姓哪答应啊。谈判的家伙是白痴啊，我们都打赢了，为什么不把老毛子的中东路全夺过来，还有西伯利亚什么的也割让给我们，顺便再让他们赔钱？
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反对讲和的呼声，大白天的，还有人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喊口号，那意思就是准备给外务省的人送终了。
主持谈判的小村外相一声不吭，坐着船回了国，到家后见到儿子，冒出一句：原来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被（示威的人群）打死了。
父子相对而泣，无语凝噎。
过了很长时间，日本人总算才整明白，原来这场战争不是人家俄国人撑不住，是自己先撑不住了：参战日军其时已达极限，连弹药都快用完了，再打下去根本就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于是，陆奥和小村便成了日本外交界“忍辱负重”的典型。
不过你也不能全怪松冈不学习前辈好榜样，关键是环境和气氛不一样了。
明治时代，日本政府还有个政府的样子，知道进退的道理，民众也没那么狂热，当然各种类型的愤青更没这么多，到了松冈这个年代，你再“忍辱负重”试试看，等着挨枪子吧你，犬养毅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更何况松冈本人就是靠“肌肉男”的形象混饭吃的。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的那几处比较拉风的动作和语言，都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塞，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看到松冈如此“成功”，就连西园寺这样原先还算头脑清醒的人也动摇了：实在没有办法，看来只好退出国联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到这一步时，中日双方都明白决定这次外交大战孰胜孰负的时刻快到了。
大家拼着命冲剌吧！
松冈急啊，理事会碰到一个顾维钧，这人太厉害了，比传说中还要猛，根本说不过他。然后等到开大会，好不容易顾维钧坐到了后面，前面换上了首席代表颜惠庆，本想能喘口气了，没想到这姓颜的也是个老江湖，讲话滴水不漏，风雨不透，弄得日方代表这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嘛，中国人排兵布阵，压轴的都是高手，颜惠庆位列首席，你说能差到哪去。
不行了，得用绝招了。
说实话，国联的气氛，松冈很不适应，没什么拥趸和粉丝啊。要知道，他在日本国内，可是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采千篇一律，就象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大陆）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扒拉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讲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竟然把自己比作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当然了，他对报告书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同意，不认可。
大会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决定将报告交由“十九国委员会”审议。
这个“十九国委员会”就是国联大会在处理“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成立的那个机构。
选手们紧张，“十九国委员会”也不自在。这工作棘手啊。
委员会在李顿报告书的基础上重新搞了一个裁决报告，然后分别送达中日两国过目。
除了要求日本撤兵，决定设立包括美苏在内的调停委员会等内容之外，裁决报告还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是不能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二是不能维持和承认“满洲国”。
拿到裁决报告后，两国的反应当然大不相同。
一看到“不承认满洲国”那几个字，日本就气炸了肺。满洲现在就在我手里，而且我自己都厚着脸皮先承认了“满洲国”，你们却还是不肯让我快活，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方面自然也对第一条原则不舒服，不过此时无论是最高决策层还是外交部都已达成共识，即裁决报告大致符合中方利益，可以接受。
一个大光其火，一个愿意接受，“十九国委员会”知道满洲不是上海，凭自己的本事难以摆平，只好把裁决报告提至国联大会，由大会来进行裁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决胜负。
最后除述没有什么，无非是中日双方表明态度。和先前一样，对裁决报告，日本死也不认可，中国则表示无条件接受。
妙趣横生的是辩论部分，可以看出，日方代表不仅长篇论述不行，在现场应变方面也大大逊色于中国外交家。
当天中方出场的仍然是首席代表颜惠庆。
颜惠庆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不可能是亲历者，田中当大臣做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满铁混饭吃呢，所以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他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喜欢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哪，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辩论结束，大会主席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最后结果完全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想，除日本1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中国赢了！
但这时候日本做出了让所有人都诧异万分和始料未及的反应。
此时会议还没结束，松冈走上台读了一段声明，大意就是既然你们不帮我，老子不玩了（“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朗读完毕，又用日语咕嘟了一句“萨有哪啦！”——这句我懂，小鬼子经常说，就是再见嘛。
众目睽睽之下，他真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这小子一定以为他很有种：日本也可以说不！
与会代表面面相觑，都被日本人雷倒了，不就是没投你票吗，这算什么，耍大牌？
暗自偷笑的只有中国代表：投票结果都出来了，难道还怕你不认帐。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当初内田把松冈作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派出国那是寄予厚望的，要他巧为斡旋，改变不利提案，至少要让国联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
松冈一拍胸脯：没问题，你就瞧好吧。
谁知道结果会这么惨，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改变，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出来时又吹过老牛，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我相信，作为外交人员，松冈不会完全不考虑他此举的后果。表决失败，那是全世界不给日本面子，而选择退出，却是日本不想再给全世界面子。
日本跟全世界比，谁大？或者说，二者之间，谁更不敢得罪谁？
看看我们自己与高山大川的对比就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的超级牛人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秦始皇，这哥们有一次渡湘水，被风挡着，过不去，他就发了性子，说是湘君女神在挡他的道，于是发三千囚徒上山砍树，把树砍得光光的，以此作为报复。
其实，他这也就是做给身边人看看的，小孩子把戏而已。
你敢真得罪湘君吗？人女神要真跟你过不去，直接把船打到湘江里去淹死你，什么千古一帝，逃都逃不掉。
其实日本朝野还是有明白人的。
在日本代表团出发前，一位评论家就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代表团成员能够“牺牲个人一时之荣誉，为国家谋取百年之福，而不可牺牲国家前途，以谋个人之成功，博一般浅见者之喝彩。”
元老西园寺在给松冈饯行时也特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不管结果如何，不要做退出国联这样的冲动之举。
当时，松冈满口答应。但临到头来，还是没有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小我与大我之间，松冈最终选择了前者。
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外交家，并不是光会煽情就行啊，在这方面， 松冈君真是连培养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往前倒数，日本的外交界也不是没出过识时务的，明治时代就有：陆奥宗光和小村寿太郎。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法俄忽然提出来，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辽东半岛是“帝国军人流血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放弃”，时任外相的陆奥在审时度势后，却表示可以接受，让满清政府掏银子赎了回去。
日人皆称其为软弱无能。可是后来才知道，如果当时不软这么一下的话，不仅辽东可能保不住，连中国的银子也别想要。
十年以后，出了一个小村寿太郎。
那是在日俄战争的末期。日俄进行谈判，结果实际上是日本做出了让步，打了半天，死了那么多人，损失了白花花好多日洋，只讨得一个旅大和南铁，还不算它自个的，属于租房子用。
日本老百姓哪答应啊。谈判的家伙是白痴啊，我们都打赢了，为什么不把老毛子的中东路全夺过来，还有西伯利亚什么的也割让给我们，顺便再让他们赔钱？
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反对讲和的呼声，大白天的，还有人提着灯在街上游行喊口号，那意思就是准备给外务省的人送终了。
主持谈判的小村外相一声不吭，坐着船回了国，到家后见到儿子，冒出一句：原来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被（示威的人群）打死了。
父子相对而泣，无语凝噎。
过了很长时间，日本人总算才整明白，原来这场战争不是人家俄国人撑不住，是自己先撑不住了：参战日军其时已达极限，连弹药都快用完了，再打下去根本就没有一点取胜的希望。
于是，陆奥和小村便成了日本外交界“忍辱负重”的典型。
不过你也不能全怪松冈不学习前辈好榜样，关键是环境和气氛不一样了。
明治时代，日本政府还有个政府的样子，知道进退的道理，民众也没那么狂热，当然各种类型的愤青更没这么多，到了松冈这个年代，你再“忍辱负重”试试看，等着挨枪子吧你，犬养毅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更何况松冈本人就是靠“肌肉男”的形象混饭吃的。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的那几处比较拉风的动作和语言，都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塞，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看到松冈如此“成功”，就连西园寺这样原先还算头脑清醒的人也动摇了：实在没有办法，看来只好退出国联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4 pm
难题也随之出来了。
日本退出，国联大会的决议找不到人执行了。
这就像是虽然千辛万苦打赢了法院官司，结果输了的一方不认帐：我不归你那个地方管，法院判了也是白判。
中国当然不甘心，找到国联，要求继续主持公道，至少在日本履行大会决议以前，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如果日本拒不执行决议，也应该予以“集体制裁”。
国联手一摊：它要进来我还有办法，出去你让我怎么管？
集体制裁，怎么可能，请问谁来带这个头？英国？法国？美国？还是苏联？
英法自己还在德国的日益崛起前战战兢兢呢，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残酷记忆早就在心理上压垮了他们，欧洲那边就够他们烦的了，如何愿意在远东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中国耗费精神。
美国倒是越来越强悍了，但那时候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不愿意当出头椽子——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是国际警察，领着一帮小兄弟“先发制人”，看谁不顺眼就先灭了谁。
苏联，且不说斯大林愿意跟中国复交的目的，其实是要把中国当枪使，帮它挡着日本人（够阴暗吧），就算它愿意，又有几个国家肯听它的？
这些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套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叫做绥靖政策，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又各有特色，比如英法叫“和平主义”，美国叫“孤立主义”，苏 联一般不列进去，但其实做法上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意思，都不愿意出头，情愿去打酱油，做俯卧撑，也不肯管你们这些小国弱国的那点烂事。
没折了，虽然赢了官司，但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东北，还被占着，“满洲国”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
国联的这种态度对中国朝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剌激，强烈的剌激。伤害，巨大的伤害。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了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话，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九十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当时还没什么网络啊论坛什么的，但我清楚地记得，身边的一哥们红着眼睛骂了一句：狗日的美帝，真不是只好鸟！
立刻引来应和声一片。
中国申奥不成功，是不是美帝在后面捣了鬼，抑或是别的什么“老外帝”们要挫咱们的蹩脚，这个我也不知道，但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但现实给了人们狠狠的一击，至此依赖英美的梦破了一大半。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
老蒋甚至亲自把 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跃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的“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同样一场战争，难道是两败俱伤？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份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
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全局，而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象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
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呵。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老顾成了国联里面炙手可热的高官了。这就表示咱上面也有人了！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其实都差不多，有人就好办事。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 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 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摘，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以为，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象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我说过，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在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不是说了吗，上帝欲教谁灭亡，必先教它疯狂，至理名言啊。
你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以为真没人管，这个世界我最大？
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为什么大家都堆着笑脸恭维你，讨好你？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怕我呗。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没来由的。
二战爆发，为什么最后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一个不遵守国际秩序，不尊重国际公法的国家，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开战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这个道理，日本是直到水淹到脖子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据说，在鸦片之类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剌激，就用砒霜来代替。
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他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资料，请勿盲目尝试）。
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种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日本退出，国联大会的决议找不到人执行了。
这就像是虽然千辛万苦打赢了法院官司，结果输了的一方不认帐：我不归你那个地方管，法院判了也是白判。
中国当然不甘心，找到国联，要求继续主持公道，至少在日本履行大会决议以前，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如果日本拒不执行决议，也应该予以“集体制裁”。
国联手一摊：它要进来我还有办法，出去你让我怎么管？
集体制裁，怎么可能，请问谁来带这个头？英国？法国？美国？还是苏联？
英法自己还在德国的日益崛起前战战兢兢呢，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残酷记忆早就在心理上压垮了他们，欧洲那边就够他们烦的了，如何愿意在远东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中国耗费精神。
美国倒是越来越强悍了，但那时候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民都不愿意当出头椽子——不是现在，动不动就是国际警察，领着一帮小兄弟“先发制人”，看谁不顺眼就先灭了谁。
苏联，且不说斯大林愿意跟中国复交的目的，其实是要把中国当枪使，帮它挡着日本人（够阴暗吧），就算它愿意，又有几个国家肯听它的？
这些国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套上了一个统一的帽子，叫做绥靖政策，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又各有特色，比如英法叫“和平主义”，美国叫“孤立主义”，苏 联一般不列进去，但其实做法上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一个意思，都不愿意出头，情愿去打酱油，做俯卧撑，也不肯管你们这些小国弱国的那点烂事。
没折了，虽然赢了官司，但判决书等于一纸空文。东北，还被占着，“满洲国”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
国联的这种态度对中国朝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所谓希望大，失望更大。之前中国几乎把所有能押的宝都押在国联和英美上面了，本来官司已经打赢，上上下下就准备搞庆祝活动了，万没料到随着日本的退出，一切竟都成了电光泡影。
剌激，强烈的剌激。伤害，巨大的伤害。
曾经坚定地认为“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的老蒋也大失所望，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说得好听，其实到头来也就是骂了日本人两句罢了，对中国什么忙也没帮到（“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国内舆论也一改先前对国联和英美的推崇，愤愤不平之声不绝于耳，更有人连李顿调查团都恨上了，说他们就是一旅行团，跑中国来旅游一趟，什么实事也没给我们办（这一点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倒有同感）。
一年后，文字辛辣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对国人无比失落的心态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不仅丧失了自信力，连“他信力”都一并丢掉了，只能“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
这种沮丧的场面和心情，倘若硬要拿一个东西来作比方的话，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九十年代初北京申奥失败。当时还没什么网络啊论坛什么的，但我清楚地记得，身边的一哥们红着眼睛骂了一句：狗日的美帝，真不是只好鸟！
立刻引来应和声一片。
中国申奥不成功，是不是美帝在后面捣了鬼，抑或是别的什么“老外帝”们要挫咱们的蹩脚，这个我也不知道，但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到现在都忘不了。
《日本真相》的作者高宗武回忆，在日本退出国联以前，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英美会出来给自己主持公道，而像英美这样的强国，拿捏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肯定不在话下。
但现实给了人们狠狠的一击，至此依赖英美的梦破了一大半。
按高宗武的说法，当时中国外交以英美为中心，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大家都以为，只要把英美那一关打通了，就一通百通，日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的决议没法执行，英美派就蔫了，这才知道西方大国也有搞不定或者说不肯搞不敢搞的时候。
高宗武本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也是学的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小高把次序弄错了），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也就在这时候，他发表在报刊上有关评述日本政坛的文章，先后得到了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兼外交部长）的重视和垂青。
老蒋甚至亲自把 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一年后，他正式进入外交部，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跃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连升三级，成为对日外交执牛耳的人物，这在民国前后的政坛上也是相当少见的。可见当时的“国联外交失败”，对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人事安排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次外交大战似乎真的是“失败”了。但我们要知道，松冈的所谓“胜利”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那是假的，日本才是惨败。
同样一场战争，难道是两败俱伤？
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未必能站得更高），所以我愿意拿巴黎和会来作一个对比。
如果我要告诉你，巴黎和会其实是中国赢了，你很有可能会说我是胡扯。但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们采用了拒签的办法，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中国外交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此举来维护国家的尊严。
难道仅此而已吗，或者说，他们此举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向列强说不吗？
倘若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于是把顾维钧看成了又一个松冈，无形中降低了中国外交官的层次和份量。
是的，顾维钧是拒签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日本在山东的统治权无法获得国际公法的承认。
但另一方面，拒签不是退场。
当时由于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住院，实际已由顾维钧主持全局，而顾维钧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他注意到和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参加和约签署，就能成为即将成立的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但这个规定并没有说所有和约都要签，而之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
老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我不签对德和约，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中国照样能进国联，参与国际事务。
退路，已经找好了，哪像松冈，跟个愣头青差不多，做的事那叫一个蠢，简直是自绝于世界人民啊。
结果第二年，国联成立，中国顺理成章地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进入（就象二战结束，同样以这个身份加入联合国一样）。这时的顾维钧已是名声大噪，国联里面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他的操持下，中国当年就被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个事情当时是被大书特书的。因为按照规定，国联理事会设4个常任理事国，4个非常任理事国，中小国家能抢的就是后4个，那真是要挤破头的。
结果给中国抢到一个，作为一个标准的小国（不是以面积大小而论的），能跟大国们并排坐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那感觉不要太好呵。
中国国内为之欢欣鼓舞，连当时与北洋政府唱对台戏的南方政府都专门发来贺电，庆祝这一外交胜利。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机会其实早在一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就已经被中国牢牢捕捉到了。
好运还没有结束。
第三年，作为中国驻国联代表的顾维钧官运亨通，先是被任命为修改国联盟约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理事会主席（这两个位置有多重要，同志们就自己想吧）。
老顾成了国联里面炙手可热的高官了。这就表示咱上面也有人了！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其实都差不多，有人就好办事。
正好那一年年底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往里面一坐，中国代表的声音都高了好几个八度——在座人等，谁不卖国联理事会主席三分薄面。结果山东问题竟成了那次议题庞杂的大会的主题，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前面的，后面的，一道打包，同时解决。
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5年外，会议要求胶州、青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当然这里面还留了点尾巴，比如日本实际一直保持着对青岛的影响力，但已无碍大局。
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假设，要没有顾主席亲自坐镇，以中国这样弱小的国力和微不足道的国际地位，要达成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相当困难的，换一个位置思 考，日本就真的是吃大亏了，毕竟它参加一战的很大一部分动因，就是指望着给它山东，现在出了钱（军费），死了人（伤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于什么都没 捞到，你说它冤不冤。
民国老记者曹聚仁就在《采访本记》中记载，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曾备受舆论的指摘，而日本军界闻知消息，也一片沮丧，相当气馁。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假使山东仍牢牢掌握在日本手里，那到昭和军阀“崛起”时，这里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满洲，而山东一旦出事，对中国的危害无疑是心脏上又插了一把利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下棋要布大局，看事要看长远，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以为，国联交涉和巴黎和会一样，别看当时好象被“将”住了，但真正被“将”住的不是我们，而是对手。
我说过，松冈作秀和日本退出国联，是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后面还要跟一句，那就是绝没有好下场。
日本退出国联，就等于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此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在它自己，更加不知收敛，朝着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收都收不住了。
这就跟个人一样，没人管，然后吸毒，抢劫，杀人，什么都干，越干越离谱，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不是说了吗，上帝欲教谁灭亡，必先教它疯狂，至理名言啊。
你杀人，放火，为所欲为，以为真没人管，这个世界我最大？
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先前英美法都只盯着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就怕这孙子像一战前那样突然发狂，弄出乱子来。所谓绥靖政策，表面上都在让你，甚至不惜牺牲弱国小国的利益来迁就你，但这并不等于它们不防你。
为什么大家都堆着笑脸恭维你，讨好你？
你一定会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怕我呗。
当然没错。可是怕你的同时，他们在家里可没闲着，都在准备呢。就准备等你发狂制不住的时候抽你。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没来由的。
二战爆发，为什么最后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抛开正义和非主义不谈，实力也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国家都不进行积极的备战，打不打得赢德国人还真得两说，至少得多拖两年吧。
现在日本退出国联，把自己的位置就搬到德国一道去了。从此，英美警惕的国家就多出了一个日本，把它也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
一个不遵守国际秩序，不尊重国际公法的国家，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对日开战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当然挑衅在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英美要是对日本好点，还会弄到那个地步？
这个道理，日本是直到水淹到脖子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的。
据说，在鸦片之类毒品还没大量面世之前，有人为了找剌激，就用砒霜来代替。
当然不能一次灌一大包，那是要立刻翘辫子的。他是“每天爱你多一点”，小剂量地服用，你还别说，吃下去也能找到一点飘飘欲仙的感觉（此处依据资料，请勿盲目尝试）。
时间一长，吃砒霜就上了瘾，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心里知道不能再吃了，可就是停不下来，直到最后中毒而亡，宣布game over。
如果把“砒霜客”换成国家，二战中的日本肯定能够入选。某种程度上，它后来就是这样被自己亲手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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