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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5 pm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推后，看看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前后，民族英雄马占山的表现，因为他也一直在坚持着。
二次复出的马占山这次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块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如不走者，当即死去”）。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萎靡的江省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一开始能指挥调度的只有一个步兵第3旅（自兼旅长）和吴松林骑兵旅，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含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9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5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umber one。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而徐宝珍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从国内调来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和从上海赶来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都在这个地方，关东军在东北四个主力师团，一个城市就占了两，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吃了熊心豹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因为他发现，这座大都市虽然名义上驻有重兵，但内部兵力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充裕。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竟然都不在城里。
这两位老大干什么去了？
忙啊，忙得不可开交，气都喘不过来。
南满北满刚刚平静了一会，东满又被抗日武装折腾得不行，连车都通不了。
说来说去，跟鬼子过不去的就是两条江：松花江和牡丹江。
于是姬路师团去了松花江下游。
吉林自卫军余部都等在那里：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人家虽然退出了城市，但还有把力气，当然要继续斗下去。加上这里不是哈尔滨，沿江都是原始森林，自卫军往里面一躲，日军的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撒的。
就这样，李杜他们还不让鬼子兵省心，一有空就从林子里面钻出来，搞点奇袭、暗袭、夜袭什么的，使得姬路师团大伤脑筋。
宇都宫师团则去了牡丹江。
这里情况更糟糕，因为有个硬钉子——王德林的救国军。
熙恰在吉林公开投敌后，原任延吉镇守使兼第27旅旅长吉兴也跟了日本人。但他下面有个第3营，营长就是王德林，他不甘心就这么变节，便拉着部队到了东满，并以国民救国军的名义举旗抗日。
要说就这么一个营也没什么特别的，辽东义勇军的唐聚五起家还有两个营呢。何况东北军怎么说以前也是正规军，要粮有粮，要饷有饷，现在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能天天过苦日子，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天长日久，连王德林自己也犯起了嘀咕：咱的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了答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惜王德林是旧军人，他不懂这个。
不懂就要教，教他的人懂。
此人是他的参谋长李延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姓李的怎么会懂这么多革命道理，莫非他是——
***？
没错，答对了。
李延禄不仅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做别人的活思想方面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一番思想工作做下来，王德林果然被说动了，同意跟日本人干到底。正好当时自卫军的李杜送来1万军饷，意思是要他们加入自卫军序列，可王德林不想干：你是自卫军，我是救国军，大家一个等级嘛，凭什么你来领导我？
李延禄啼笑皆非，他便劝这位王旅长，人家送来军饷是好事，如果你不想把这个3营给人家管，可以用这些钱再扩编一个团出来，名义上是自卫军的，其实还不是都由你老人家来指挥。
王德林一听，着啊，我这个参谋长没白请，真有头脑。
于是就接受了军饷，并从3营抽出一些老兵作为骨干，编了一个补充团，团长由李延禄兼任。原来的3营则被称为老3营。
有了一个自卫军，现在又出来了救国军，把当时负责东满防务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搅得寝食不安，可他又实在抽不出这么多兵力来用于“剿匪”，只好把问题上交领导，让本庄繁想办法。
本庄繁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参谋本部正把精力集中于南方，暂时调不来部队——后来的两个师团：宇都宫师团正在往上海赶，姬路师团呢，此时猫在国内，一时半刻也来不了。
想来想去，只有看铁路的独立守备队能勉强一用。
就这么着，原驻哈尔滨周围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6大队被看中了。以他们为主力，编成了一个支队，由第6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二郎中佐为指挥官，称为上田支队，总数有6百多人。
日军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救国军指挥层的思想就乱了。
此前救国军风头正劲，已经连下敦化等三个县城（我估计这三个县城里都还没鬼子），很多人主张避开日军主力，撤出县城后分散进山。
理由是自卫军有好几个旅，还不是只能在林子里和鬼子兜圈子，咱们这点人手，干不过他们呀。
但救国军的老大王德林一直沉默着，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李延禄的态度，王老大就听这个参谋长的。
李延禄在会上坚持：要打，坚决打，而且是正面迎敌。
当然了，我党的纪律，所有意见都不单纯代表个人，那是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李延禄当了补充团团长后，就把一些地下党员都安排了进来。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也在团里建立了秘密支部。支部讨论的结果，这仗非打不可，灭小鬼子还在其次，主要是得让王老大坚定信心，不然他又要念叨自己的那杆旗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当然了，主战是一回事，谁去打又是另外一回事。
救国军高层在谈到这个事的时候，没人应声，全哑了。
李延禄说我们补充团上。
真有种。要知道，补充团成立刚刚一个多月，虽说有700多人，但除了老3营过来几个老兵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新兵蛋子，有的连枪都没放过。
到这时候，你要说这位李同志不是***，我都得跟你急。试问这种胆魄，谁有？
王德林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可以让李延禄“打打试试”，并且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全都拨给补充团使用。
又一位英雄即将出世了。
二次复出的马占山这次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块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如不走者，当即死去”）。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萎靡的江省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一开始能指挥调度的只有一个步兵第3旅（自兼旅长）和吴松林骑兵旅，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含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9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5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umber one。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而徐宝珍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从国内调来的第10师团（姬路师团）和从上海赶来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都在这个地方，关东军在东北四个主力师团，一个城市就占了两，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吃了熊心豹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也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因为他发现，这座大都市虽然名义上驻有重兵，但内部兵力却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充裕。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竟然都不在城里。
这两位老大干什么去了？
忙啊，忙得不可开交，气都喘不过来。
南满北满刚刚平静了一会，东满又被抗日武装折腾得不行，连车都通不了。
说来说去，跟鬼子过不去的就是两条江：松花江和牡丹江。
于是姬路师团去了松花江下游。
吉林自卫军余部都等在那里：李杜、冯占海、丁超、邢占清，人家虽然退出了城市，但还有把力气，当然要继续斗下去。加上这里不是哈尔滨，沿江都是原始森林，自卫军往里面一躲，日军的那点兵力根本就不够撒的。
就这样，李杜他们还不让鬼子兵省心，一有空就从林子里面钻出来，搞点奇袭、暗袭、夜袭什么的，使得姬路师团大伤脑筋。
宇都宫师团则去了牡丹江。
这里情况更糟糕，因为有个硬钉子——王德林的救国军。
熙恰在吉林公开投敌后，原任延吉镇守使兼第27旅旅长吉兴也跟了日本人。但他下面有个第3营，营长就是王德林，他不甘心就这么变节，便拉着部队到了东满，并以国民救国军的名义举旗抗日。
要说就这么一个营也没什么特别的，辽东义勇军的唐聚五起家还有两个营呢。何况东北军怎么说以前也是正规军，要粮有粮，要饷有饷，现在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只能天天过苦日子，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天长日久，连王德林自己也犯起了嘀咕：咱的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有了答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惜王德林是旧军人，他不懂这个。
不懂就要教，教他的人懂。
此人是他的参谋长李延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姓李的怎么会懂这么多革命道理，莫非他是——
***？
没错，答对了。
李延禄不仅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做别人的活思想方面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一番思想工作做下来，王德林果然被说动了，同意跟日本人干到底。正好当时自卫军的李杜送来1万军饷，意思是要他们加入自卫军序列，可王德林不想干：你是自卫军，我是救国军，大家一个等级嘛，凭什么你来领导我？
李延禄啼笑皆非，他便劝这位王旅长，人家送来军饷是好事，如果你不想把这个3营给人家管，可以用这些钱再扩编一个团出来，名义上是自卫军的，其实还不是都由你老人家来指挥。
王德林一听，着啊，我这个参谋长没白请，真有头脑。
于是就接受了军饷，并从3营抽出一些老兵作为骨干，编了一个补充团，团长由李延禄兼任。原来的3营则被称为老3营。
有了一个自卫军，现在又出来了救国军，把当时负责东满防务的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搅得寝食不安，可他又实在抽不出这么多兵力来用于“剿匪”，只好把问题上交领导，让本庄繁想办法。
本庄繁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参谋本部正把精力集中于南方，暂时调不来部队——后来的两个师团：宇都宫师团正在往上海赶，姬路师团呢，此时猫在国内，一时半刻也来不了。
想来想去，只有看铁路的独立守备队能勉强一用。
就这么着，原驻哈尔滨周围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6大队被看中了。以他们为主力，编成了一个支队，由第6大队大队长上田利二郎中佐为指挥官，称为上田支队，总数有6百多人。
日军进攻的消息一传过来，救国军指挥层的思想就乱了。
此前救国军风头正劲，已经连下敦化等三个县城（我估计这三个县城里都还没鬼子），很多人主张避开日军主力，撤出县城后分散进山。
理由是自卫军有好几个旅，还不是只能在林子里和鬼子兜圈子，咱们这点人手，干不过他们呀。
但救国军的老大王德林一直沉默着，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李延禄的态度，王老大就听这个参谋长的。
李延禄在会上坚持：要打，坚决打，而且是正面迎敌。
当然了，我党的纪律，所有意见都不单纯代表个人，那是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李延禄当了补充团团长后，就把一些地下党员都安排了进来。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也在团里建立了秘密支部。支部讨论的结果，这仗非打不可，灭小鬼子还在其次，主要是得让王老大坚定信心，不然他又要念叨自己的那杆旗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当然了，主战是一回事，谁去打又是另外一回事。
救国军高层在谈到这个事的时候，没人应声，全哑了。
李延禄说我们补充团上。
真有种。要知道，补充团成立刚刚一个多月，虽说有700多人，但除了老3营过来几个老兵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新兵蛋子，有的连枪都没放过。
到这时候，你要说这位李同志不是***，我都得跟你急。试问这种胆魄，谁有？
王德林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可以让李延禄“打打试试”，并且把所有库存的手榴弹全都拨给补充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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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6 pm
与前面的诸位好汉不同的是，他还是党的人。
如果你要认为李延禄一番豪言，是准备和日军去死拼，那你就错了。要都这么蛮干，***的那点人马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家底薄，就得学会算计。
他首先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县，给上田支队一个惊喜先，然后判断日军占领敦化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救国军的总部宁安县。
再然后，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吧。
当然是打埋伏。
这是我们的看家绝活，到哪里都不能丢。
问题只是在哪里设伏。
最容易选的路径是从瓦房店到宁安县。
如果这条路径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倒用不着动什么脑筋了，可偏偏有两条，非左即右，非东即西。这要是弄错了，就是空欢喜一场，最后大家全得钻山沟。
一条道在牡丹江的北岸，这是一条大路，两旁杂树丛生，不过这条路绕远，而且需要过江。
另一条道在镜泊湖的南端。选择从这里走的话，必定要经过一个一面是江，一面是“墙缝”的狭长小道，即当地人说的西墙缝。
所谓“墙缝”是一个形象说法，是指山石好象墙壁断裂一样，听听这比喻，你闭着眼睛也能猜到这地势有多险要了。
更令人叫绝的是，西墙缝还挺长，蜿蜒竟有5里多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切伏击者的最爱。
那我们就选这条道吧。性急的兄弟肯定已经按捺不住了。
且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上田更会这样想。
哦，人家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就为了“吃”你的埋伏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大道路远，要过江——
我愿意，我不怕麻烦，怎么着吧。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选惊险一点的，意图看上去太明显，很容易被识破，选平实一点的吧，打起伏击来又无把握。
有人说，那咱不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边埋伏一点，那边埋伏一点，这样不管日军走哪一边，都有着落不是。
我告诉你，要真这么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哪边都没着没落。
700个人，都是新兵，本来战斗力就不强，还把他们拆开来，不打败仗才怪。
必须二选一。
李延禄选了西墙缝。
在我看来，他可能更多地是从利于埋伏这个角度考虑。
北岸大道很难设伏，别看有树木遮掩，藏几个人还凑合，要躲几百个小伙子着实困难，而且还很容易挡住进攻者的视线。
西墙缝则不然，一边是陡峭的山岩，一边是结冰的牡丹江，再往前面去就是封冻的镜泊湖，日军从小道中间经过，一遇意外袭击，除了拿脑袋撞“墙”（爬上去就别 指望了，除非是攀岩高手，还得自带工具），就只能跳江上溜冰，更妙的是路上没有一点杂草树木，要扔手榴弹尽管扔，保准一炸一大片。
这种选法，你要说没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我也绝不相信。
反正押大押小，总得这么来一次。
从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3月18日这一天起，李延禄便带着补充团在西墙缝进行埋伏。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
第二天，连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一个。
伏击这东西，其实就是等目标出现前的那段时间最折磨人。别的不说，让你等一个小时公共汽车试试，没准就得骂娘。
一二不过三，眼看第三天就要到了，不光普通官兵，就连李延禄本人都有些不自信起来：莫非我真看走了眼，选错了路？
不用急，机会真是垂青于耐心者，很快它就要降临到我们身边了。
这是一个鬼使神差的机会。
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晚上，上田支队已经到达了山下的瓦房店。
但这些人需要一个向导。
人生地不熟，深更半夜的，就算出钱，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向导呢。
幸运的是，瞎打误撞之中，总算让他们找着一位。
这人说他是当地猎户。
上田当然不敢贸然相信。但是经过盘问，对方对答如流，毫无破绽，最妙的是这人身上穿的棉衣上有血迹。一闻，还真是野兽血。
杀人杀多了，人血兽血，上田还是分得清的，所以他认为猎户说的是实话。
这下好了，有了向导明天上路不愁了（猎户总不大可能迷路），今天晚上抓紧时间睡觉吧。
当然不用愁，因为这个“好向导”明天将会告诉你们，阴间之路究竟往哪边走。
要是上田知道这个情况肯定得吓得做恶梦：“巧遇”的这位也在山上等了他们两天，实在等不及才下山来探情况的。
这人叫陈文起，猎户倒真是个猎户，在当地还很有名气。
他听说补充团要在山上打鬼子，便主动要来显摆一下自己的枪法——打枪那是猎人的老本行，只需要把鬼子当成虎狼熊豹处理就可以了（貌似《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顺溜”也是干这个出身）。
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人。
怎么回事呢，那些“虎狼熊豹”怎么还不出来受我一枪？
在日军久久不能“光临”的情况下，陈文起便趁着夜幕下了山，想看看究竟，没想到被上田迎面逮个正着。
陈文起要是想跑其实也能跑，因为鬼子赶路累了一天，没人盯着他。但他没跑。
怎么能跑，明天这些孙子走“错”路怎么办？
他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老汉，让他赶紧去给李延禄送信。
3月20日凌晨，上田支队睡好了觉，养足了精神，出发。
从瓦房店到宁安，上田同样遇到了李延禄那样的二难选择，两条路，走哪一条呢？
有现成的地导，怎么不问他。
一问，陈文起强烈建议走西墙缝。
这条路好啊，近，如果你们要想过江走大道也成，就是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到宁安了。
上田一听，权威都发话了，当然听他的。
于是一班人就奔着这条死亡之路来了。
补充团提前得到消息，早就在那里候着了。
来了，打啊！
射击还没练好？不要紧。手有些哆嗦，也不要紧。因为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把王德林从仓库里拿出来那批手榴弹往岩石下面扔！
这比投弹训练都安全，岩石挡着呢，又炸不着自己，弹片飞来飞去，反正是鬼子倒霉，所以你就算闭着眼睛扔都没事。
有的兄弟投着投着，胆子越来越大，干劲越来越足，竟然不怕大冷天着凉，连棉衣帽子都脱掉了，就穿件短褂做这种最简单的投掷运动。
上田支队之惨状无以形容，整整５里长的路，根本没处躲，跑都跑不出去哇。
李延禄后来回忆，他当时听到日军指挥官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呼，声音非常之尖锐剌耳，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其中交织的恐怖和绝望。他坦言，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经历大小战斗无数，但这种疯狂而凄厉的叫喊，以后再也未有听到，故印象极为深刻。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2点，共打了10多个小时，长达5里的阵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李延禄得到一个情况，由于负责封口的一个独立营擅自撤退，导致没能把鬼子全部封住，后续日军在西墙缝路口之外已有所动作。
这个“有所动作”可以解释为多重含义，其中一个就是，日军可能会绕道从山后对补充团进行包抄。
李延禄意识到，既然已经占了大便宜，那就得见好就收，不然反被上田支队封住口倒打一耙就糟了。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撤退，只留下7个人负责掩护（一说是8个）。
整个墙缝伏击战，补充团一方就战死了这7个人。
另外立下大功的猎户陈文起也同时遇难。本来他可以脱险，只是为了去战场上捡把好枪，结果反被日军发现后杀害了。
上田支队此役大伤元气，当场被打死的就堆成了三垛，同枪支一道烧毁（这个太混蛋了，知道我们缺枪，就是不给），伤员也有好多，按照级别不同，尉级的用飞机运，当兵的用卡车载（谁让你是兵，只能坐猪仔车了），连驮枪炮的马匹都卸下来拖伤员。
等日军一撤，李延禄带人又摸了回来。和牺牲的陈文起一样，舍不得战场上的那些好东西啊。
他们除找到被焚烧的武器残件1500余件外，还意外地搜出了完好的三八式步枪2000余支。当时救国军也有小型兵工厂，所以那1500个残件也没浪费，都拿到后面去修复了。
这个结果后来导致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推论，那就是这一仗，究竟打死了多少日军。
因为参战的大部分是新兵，又是在岩石后面扔手榴弹，你要让他们现场记住自己打死了多少敌人也不大现实。李延禄本人从武器缴获上推断，死伤日军当在3600到4000以上。
但是这个数字，我认为不太可能。要知道，上田支队总共才6百多人，惨是惨极了，但哪里能变出这么多死尸出来。再说，扔手榴弹毕竟不是发导弹，国产手榴弹的杀伤力又不是很强，能炸死炸伤百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个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为好。
有关缴获的武器，包括兵工厂修复的武器残件，当时都有明确记载。不过缴到枪支多少，恐怕还是不能和鬼子的伤亡数字完全划等号。
我们要注意到，当时上田支队来的时候是牵着马，拉着大车来的，枪支极可能是车上的，也许他们是想在占领区建立临时军火库，以便为“维护治安”作长久打算。
至于日军把2000余支好枪藏起来而没有带走，则说明在遭遇伏击后，上田支队一方面是极度惊恐不安，惟恐再遭打击，所以只有轻装撤退，另一方面，很多驮运武器的马匹和车辆都同时遭到了毁损，毕竟手榴弹不长眼，不是说你是匹东洋马，我就不炸你，如此一来，就缺少了搬运枪支的工具。
在这里，我采纳我能认同的一个观点：西墙缝伏击战确实打得漂亮，但杀伤日军绝无上千，实际数字应该是“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毙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如果把伤的也算在里面，大概接近200多人左右。
事实上，对于上田来说，西墙缝一战只是拉响了上课铃，他的恶梦还将继续，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伏击战方面的高手，后者创造了东北抗战中叹为观止的一个经典战例：镜泊湖连环战。
我以前想跟人学下象棋，摸了两天后，果断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料，不是说“当头炮，马来跳”这些规矩我不懂，是实在不会算棋。
有人告诉我，段位初级一点的，一般能算到两到三步，再好一点的，可以算到四步、五步，更好的，那就是象棋大师了，整盘棋他都了然于胸。
如此说来，李延禄绝对是大师级别，不然我们也就没有连环战这场好戏看了。
西墙缝这里刚刚打完，李延禄已经在准备下一步棋了。
他很清楚，对于上田来说，不把脑袋撞到残，是绝不会回头的。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既然在西墙缝吃了苦头，你就别指望这兄弟上第二次当了。
那么，往宁安去的路径，除了镜泊湖这一条，还有吗？
有。
而且跟西墙缝的情形酷似，那里也有两条道可供选择。
面对这张新的考题，李延禄和上田都立即拿起笔，填上了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A或者是B。
这不是多项选择题，是单项选择，所以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史料看到这里，连我都觉得饶有兴味，简直是智力大冲浪啊，大家就一齐来跟着猜谜吧，看看它们背面写着的究竟是“生”还是“死”。
A、阎王鼻子；
B、松乙沟。
光看这两个名字，可能你就只能闭着眼睛瞎猜了。那我给你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我看到有一位高人把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对比，阎王鼻子，相当于一张弓的弦，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近路，松乙沟呢，相当于弓的背，这是一条远路。
再具体一点。阎王鼻子非常之险，都是怪石啊，峭壁什么的。松乙沟则是个大草甸子（东北平原上对成片草地的称呼），道路平坦，连个大点的石块都不容易见到。
怎么样，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阎王鼻子就是翻版的西墙缝，松乙沟就是换位的江北大道。
你选哪一个？
选A，out，因为李延禄和上田都没选它。不过A的后面贴着一个“生”字。
选B，yes，你跟上田的选择是一样的，当然李延禄也选的是它。
翻开来，B后面写的是一个“死”字。
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上田同学，他充分吸取上次的惨痛教训，没有轻信任何一位向导的话，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为指导，亲自到现场考察了一下，最终才选了B。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看到了那个“死”字，就责怪上田没脑子，瞎指挥。要知道，西墙缝之战的确是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不过这也不是上田一个人的错，好多人都会象他那样：上次在险路上吃了大亏，这次肯定要选条好路走走，况且阎王鼻子这个名字多不吉利，听上去简直象是在走黄泉路。
李延禄真是把上田的心思都摸透了。他自己战前有没有到松乙沟转一转不得而知，但就算他没去转，他对那地方也比去转过的上田要熟悉得多——因为他本人就是宁安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田留意的是路，李延禄关心的却是路上那些干枯的荒草。
此时此刻，他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跟伙伴们在原野上“放野火”的情景？
至少我是想到了。
俗话说干柴烈火，但你要看过或亲身实践过“放野火”，就会明白，其实干草烧起来的那才真叫烈火呢。
为什么想到放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如果你要认为李延禄一番豪言，是准备和日军去死拼，那你就错了。要都这么蛮干，***的那点人马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家底薄，就得学会算计。
他首先命令部队撤出敦化县，给上田支队一个惊喜先，然后判断日军占领敦化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救国军的总部宁安县。
再然后，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吧。
当然是打埋伏。
这是我们的看家绝活，到哪里都不能丢。
问题只是在哪里设伏。
最容易选的路径是从瓦房店到宁安县。
如果这条路径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倒用不着动什么脑筋了，可偏偏有两条，非左即右，非东即西。这要是弄错了，就是空欢喜一场，最后大家全得钻山沟。
一条道在牡丹江的北岸，这是一条大路，两旁杂树丛生，不过这条路绕远，而且需要过江。
另一条道在镜泊湖的南端。选择从这里走的话，必定要经过一个一面是江，一面是“墙缝”的狭长小道，即当地人说的西墙缝。
所谓“墙缝”是一个形象说法，是指山石好象墙壁断裂一样，听听这比喻，你闭着眼睛也能猜到这地势有多险要了。
更令人叫绝的是，西墙缝还挺长，蜿蜒竟有5里多路。
毫无疑问，这是一切伏击者的最爱。
那我们就选这条道吧。性急的兄弟肯定已经按捺不住了。
且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想，上田更会这样想。
哦，人家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就为了“吃”你的埋伏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大道路远，要过江——
我愿意，我不怕麻烦，怎么着吧。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选惊险一点的，意图看上去太明显，很容易被识破，选平实一点的吧，打起伏击来又无把握。
有人说，那咱不能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边埋伏一点，那边埋伏一点，这样不管日军走哪一边，都有着落不是。
我告诉你，要真这么做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哪边都没着没落。
700个人，都是新兵，本来战斗力就不强，还把他们拆开来，不打败仗才怪。
必须二选一。
李延禄选了西墙缝。
在我看来，他可能更多地是从利于埋伏这个角度考虑。
北岸大道很难设伏，别看有树木遮掩，藏几个人还凑合，要躲几百个小伙子着实困难，而且还很容易挡住进攻者的视线。
西墙缝则不然，一边是陡峭的山岩，一边是结冰的牡丹江，再往前面去就是封冻的镜泊湖，日军从小道中间经过，一遇意外袭击，除了拿脑袋撞“墙”（爬上去就别 指望了，除非是攀岩高手，还得自带工具），就只能跳江上溜冰，更妙的是路上没有一点杂草树木，要扔手榴弹尽管扔，保准一炸一大片。
这种选法，你要说没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我也绝不相信。
反正押大押小，总得这么来一次。
从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3月18日这一天起，李延禄便带着补充团在西墙缝进行埋伏。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
第二天，连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一个。
伏击这东西，其实就是等目标出现前的那段时间最折磨人。别的不说，让你等一个小时公共汽车试试，没准就得骂娘。
一二不过三，眼看第三天就要到了，不光普通官兵，就连李延禄本人都有些不自信起来：莫非我真看走了眼，选错了路？
不用急，机会真是垂青于耐心者，很快它就要降临到我们身边了。
这是一个鬼使神差的机会。
事实上，在第二天的晚上，上田支队已经到达了山下的瓦房店。
但这些人需要一个向导。
人生地不熟，深更半夜的，就算出钱，到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向导呢。
幸运的是，瞎打误撞之中，总算让他们找着一位。
这人说他是当地猎户。
上田当然不敢贸然相信。但是经过盘问，对方对答如流，毫无破绽，最妙的是这人身上穿的棉衣上有血迹。一闻，还真是野兽血。
杀人杀多了，人血兽血，上田还是分得清的，所以他认为猎户说的是实话。
这下好了，有了向导明天上路不愁了（猎户总不大可能迷路），今天晚上抓紧时间睡觉吧。
当然不用愁，因为这个“好向导”明天将会告诉你们，阴间之路究竟往哪边走。
要是上田知道这个情况肯定得吓得做恶梦：“巧遇”的这位也在山上等了他们两天，实在等不及才下山来探情况的。
这人叫陈文起，猎户倒真是个猎户，在当地还很有名气。
他听说补充团要在山上打鬼子，便主动要来显摆一下自己的枪法——打枪那是猎人的老本行，只需要把鬼子当成虎狼熊豹处理就可以了（貌似《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顺溜”也是干这个出身）。
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人。
怎么回事呢，那些“虎狼熊豹”怎么还不出来受我一枪？
在日军久久不能“光临”的情况下，陈文起便趁着夜幕下了山，想看看究竟，没想到被上田迎面逮个正着。
陈文起要是想跑其实也能跑，因为鬼子赶路累了一天，没人盯着他。但他没跑。
怎么能跑，明天这些孙子走“错”路怎么办？
他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老汉，让他赶紧去给李延禄送信。
3月20日凌晨，上田支队睡好了觉，养足了精神，出发。
从瓦房店到宁安，上田同样遇到了李延禄那样的二难选择，两条路，走哪一条呢？
有现成的地导，怎么不问他。
一问，陈文起强烈建议走西墙缝。
这条路好啊，近，如果你们要想过江走大道也成，就是不知道天黑之前能不能到宁安了。
上田一听，权威都发话了，当然听他的。
于是一班人就奔着这条死亡之路来了。
补充团提前得到消息，早就在那里候着了。
来了，打啊！
射击还没练好？不要紧。手有些哆嗦，也不要紧。因为大家的任务只有一个：把王德林从仓库里拿出来那批手榴弹往岩石下面扔！
这比投弹训练都安全，岩石挡着呢，又炸不着自己，弹片飞来飞去，反正是鬼子倒霉，所以你就算闭着眼睛扔都没事。
有的兄弟投着投着，胆子越来越大，干劲越来越足，竟然不怕大冷天着凉，连棉衣帽子都脱掉了，就穿件短褂做这种最简单的投掷运动。
上田支队之惨状无以形容，整整５里长的路，根本没处躲，跑都跑不出去哇。
李延禄后来回忆，他当时听到日军指挥官发出歇斯底里的惊呼，声音非常之尖锐剌耳，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其中交织的恐怖和绝望。他坦言，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中，经历大小战斗无数，但这种疯狂而凄厉的叫喊，以后再也未有听到，故印象极为深刻。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2点，共打了10多个小时，长达5里的阵地渐渐平静下来，这时李延禄得到一个情况，由于负责封口的一个独立营擅自撤退，导致没能把鬼子全部封住，后续日军在西墙缝路口之外已有所动作。
这个“有所动作”可以解释为多重含义，其中一个就是，日军可能会绕道从山后对补充团进行包抄。
李延禄意识到，既然已经占了大便宜，那就得见好就收，不然反被上田支队封住口倒打一耙就糟了。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撤退，只留下7个人负责掩护（一说是8个）。
整个墙缝伏击战，补充团一方就战死了这7个人。
另外立下大功的猎户陈文起也同时遇难。本来他可以脱险，只是为了去战场上捡把好枪，结果反被日军发现后杀害了。
上田支队此役大伤元气，当场被打死的就堆成了三垛，同枪支一道烧毁（这个太混蛋了，知道我们缺枪，就是不给），伤员也有好多，按照级别不同，尉级的用飞机运，当兵的用卡车载（谁让你是兵，只能坐猪仔车了），连驮枪炮的马匹都卸下来拖伤员。
等日军一撤，李延禄带人又摸了回来。和牺牲的陈文起一样，舍不得战场上的那些好东西啊。
他们除找到被焚烧的武器残件1500余件外，还意外地搜出了完好的三八式步枪2000余支。当时救国军也有小型兵工厂，所以那1500个残件也没浪费，都拿到后面去修复了。
这个结果后来导致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推论，那就是这一仗，究竟打死了多少日军。
因为参战的大部分是新兵，又是在岩石后面扔手榴弹，你要让他们现场记住自己打死了多少敌人也不大现实。李延禄本人从武器缴获上推断，死伤日军当在3600到4000以上。
但是这个数字，我认为不太可能。要知道，上田支队总共才6百多人，惨是惨极了，但哪里能变出这么多死尸出来。再说，扔手榴弹毕竟不是发导弹，国产手榴弹的杀伤力又不是很强，能炸死炸伤百人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个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为好。
有关缴获的武器，包括兵工厂修复的武器残件，当时都有明确记载。不过缴到枪支多少，恐怕还是不能和鬼子的伤亡数字完全划等号。
我们要注意到，当时上田支队来的时候是牵着马，拉着大车来的，枪支极可能是车上的，也许他们是想在占领区建立临时军火库，以便为“维护治安”作长久打算。
至于日军把2000余支好枪藏起来而没有带走，则说明在遭遇伏击后，上田支队一方面是极度惊恐不安，惟恐再遭打击，所以只有轻装撤退，另一方面，很多驮运武器的马匹和车辆都同时遭到了毁损，毕竟手榴弹不长眼，不是说你是匹东洋马，我就不炸你，如此一来，就缺少了搬运枪支的工具。
在这里，我采纳我能认同的一个观点：西墙缝伏击战确实打得漂亮，但杀伤日军绝无上千，实际数字应该是“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毙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如果把伤的也算在里面，大概接近200多人左右。
事实上，对于上田来说，西墙缝一战只是拉响了上课铃，他的恶梦还将继续，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伏击战方面的高手，后者创造了东北抗战中叹为观止的一个经典战例：镜泊湖连环战。
我以前想跟人学下象棋，摸了两天后，果断放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料，不是说“当头炮，马来跳”这些规矩我不懂，是实在不会算棋。
有人告诉我，段位初级一点的，一般能算到两到三步，再好一点的，可以算到四步、五步，更好的，那就是象棋大师了，整盘棋他都了然于胸。
如此说来，李延禄绝对是大师级别，不然我们也就没有连环战这场好戏看了。
西墙缝这里刚刚打完，李延禄已经在准备下一步棋了。
他很清楚，对于上田来说，不把脑袋撞到残，是绝不会回头的。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既然在西墙缝吃了苦头，你就别指望这兄弟上第二次当了。
那么，往宁安去的路径，除了镜泊湖这一条，还有吗？
有。
而且跟西墙缝的情形酷似，那里也有两条道可供选择。
面对这张新的考题，李延禄和上田都立即拿起笔，填上了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A或者是B。
这不是多项选择题，是单项选择，所以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史料看到这里，连我都觉得饶有兴味，简直是智力大冲浪啊，大家就一齐来跟着猜谜吧，看看它们背面写着的究竟是“生”还是“死”。
A、阎王鼻子；
B、松乙沟。
光看这两个名字，可能你就只能闭着眼睛瞎猜了。那我给你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我看到有一位高人把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对比，阎王鼻子，相当于一张弓的弦，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近路，松乙沟呢，相当于弓的背，这是一条远路。
再具体一点。阎王鼻子非常之险，都是怪石啊，峭壁什么的。松乙沟则是个大草甸子（东北平原上对成片草地的称呼），道路平坦，连个大点的石块都不容易见到。
怎么样，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阎王鼻子就是翻版的西墙缝，松乙沟就是换位的江北大道。
你选哪一个？
选A，out，因为李延禄和上田都没选它。不过A的后面贴着一个“生”字。
选B，yes，你跟上田的选择是一样的，当然李延禄也选的是它。
翻开来，B后面写的是一个“死”字。
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一下上田同学，他充分吸取上次的惨痛教训，没有轻信任何一位向导的话，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为指导，亲自到现场考察了一下，最终才选了B。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看到了那个“死”字，就责怪上田没脑子，瞎指挥。要知道，西墙缝之战的确是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不过这也不是上田一个人的错，好多人都会象他那样：上次在险路上吃了大亏，这次肯定要选条好路走走，况且阎王鼻子这个名字多不吉利，听上去简直象是在走黄泉路。
李延禄真是把上田的心思都摸透了。他自己战前有没有到松乙沟转一转不得而知，但就算他没去转，他对那地方也比去转过的上田要熟悉得多——因为他本人就是宁安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一草一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田留意的是路，李延禄关心的却是路上那些干枯的荒草。
此时此刻，他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跟伙伴们在原野上“放野火”的情景？
至少我是想到了。
俗话说干柴烈火，但你要看过或亲身实践过“放野火”，就会明白，其实干草烧起来的那才真叫烈火呢。
为什么想到放火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的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7 pm
某种意义上，这是两本民间兵书。
这两本册子告诉我们，打仗不光是用人的力量，还可以充分借用自然的威力。典型的就是两种，火和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相关战例不胜枚举。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说军队，就连一般中国老百姓，最容易想到的两大绝招，也不外乎是火攻和水淹。
设身处地地为李延禄想想，他采用火攻，也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在里面。
手榴弹差不多用光了，补充团疲惫不堪。
甩手榴弹其实是最累人的活，不相信的话你去甩几个小时试试，看自己的胳膊还能不能抬得起来。
李延禄只好把补充团撤下去休整。
能用的还有一个补充团后备队。这些哥们虽然有体力，但论打仗还不如补充团呢（不然怎么叫后备，那就是替补啊），而且就算他们能打，也没有多余手榴弹可用了。
至于对射，还是免了吧。陈文起那样猎户出身的毕竟没几个，大部分人连枪都端不稳，怎么跟日本职业军人玩射击。虽说上田支队属于铁路守备队性质，但人家在“九一八”时还不是照样把东北正规军都赶得满场飞跑。
只能让他们做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活。
划火柴会吗？
会。
那就行。
参与松乙沟伏击的后备队队员，除装备从西墙缝一战中缴来的三八式外（2000支呢，一人发一支还多余），每人都拿了一盒火柴。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凑巧，李延禄这次也足足等了两天，才把上田支队盼来了。
路口上有预先准备的树木，一路上枯草遍地，而上田竟然丝毫不察。
那烤你一下就没商量了。
上田支队这次没有淋到“榴弹雨”，这让他们的心情大为放松，但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四周围“莫名其妙”地燃起大火，而且越烧越旺，奔着脚下就来了，这让日军官兵大惊失色。
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是人为放的火。
大火完全把日军包围住了。
有的兄弟说，他们不会跑？
那你是没看过兴安岭大火的纪录片，一个火一个水，你要真惹了它俩，借你两腿都跑不脱。
还有更惨的。火往鬼子身上蹿的时候可不找地方，除了往衣领里钻，放子弹和手榴弹的兜也想进去瞧个新鲜，结果惺惺相惜，一引燃后马上发生爆炸，眼看着人就飞上了天，那场面简直跟电影院里的灾难片差不了多少。
是役日军又折一百多人，而补充后备队无伤亡纪录。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手套白狼？
诸葛亮他人家要是在这里，其得意之作“火烧博望”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何况那极可能只是出自小说家的杜撰。
这人真是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神奇，连三国孔明都快赶不上了。有句老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延禄比巧妇还巧妇，划根火柴，放个底料，就给大家端上来一只大火锅，味道还不错。兄弟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松乙沟“意外”遭到火攻后，上田虽说还没把到把脑袋完全撞残的地步，但起码已经头破血流。连着被对手伏击两次，死伤一半不止，而这一切仅仅是在往宁安的路上发生的事，到现在救国军的老巢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你说他怎么能不欲哭无泪。
不过都这个样子了，哭你也得继续干下去啊，东京和关东军司令部可都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捷报。
没法子，上田不得不发扬有进无退、有去无回的精神，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不从镜泊湖走了，什么阎王鼻子，松乙沟什么的，我连碰也不想再碰一碰。
嗨嗨，兄弟，告诉你，阎王鼻子其实是很安全的呵，你从那里走，保险没事的。
忽悠谁呢，嫌我还不够惨是不是。拒不上当。
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还真让上田又找到一条道：东京城。
这东北的地名真的蛮有意思，一看到这个，我就忍不住想起了五鼠闹东京那个典故。
上田自然也心有余悸，害怕在这条道上又碰到什么蛇啊，虫啊什么的，所以两条小腿跑得飞快，一阵风就冲了过去。
过去了以后摸一摸胸口，小心肝还扑通扑通地在乱跳哩。
没事的，上 田君，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从此处到宁安，一点事都不会有。
真的？
真的。
这句话其实我是想这样表达的：从东京城到宁安，是不会有事的，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对小鬼子，我们能把实话讲全了吗？
果然，直到通过宁安，一点事都没发生。当然，上田也没进宁安城，更没去找那个救国军总部。人家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宁安城边上过了一下，这就算是已经“讨伐”过了，接下来他要赶紧跑路。
往哪跑？哈尔滨啊。那里多安全啊，回去后说不定还得找个心理医生给看看呢，因为已经有创伤了。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上田啊，你就认栽吧，因为你真的跳不出李延禄的手掌心。
李延禄连他会从哪条道上走都已经提前估算好了。
日军坐车坐惯了，能坐车他绝不肯撒丫子跑。倒也不全是怕吃苦，试问一个归心似箭的人，如果有现成的动车组或城市高铁，他还会去乘普通列车吗？
宁安往北的海林有直达哈尔滨的列车。
李延禄考虑下手的地方就在宁安至海林的路途中间。
这里有个地方叫关家小铺，距宁安30里，距海林20里，为必经之处。
到这里，我认为李兄肯定对一样东西已经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了，那就是伏击。你别看一个小小的伏击，能玩的花样太多了，怎么舍得随便放弃。
但接下来，李延禄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新的伏击地点既难以做到西墙缝那样天造地设，你可以打得到别人，别人打不着你，也不可能像松乙沟那么让人爽，想要多少枯叶就有多少枯叶，毕竟这不是拍电影，可以让你随便取景选场地。
取巧比较难了，得花点本钱。不过李延禄手上的本钱并不多，补充团和后备队全是新兵，真的跟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枪对枪，刀对刀，等于白给，而救国军主力部队（包括老3营）此时已转移至林口，一时也来不及赶过来设伏。
也就是说，厨房里已经没什么料了，但菜还得一盘盘上，怎么办？
好说，借米下锅。
李延禄找了一个朋友帮忙，这个人叫张治邦。
张治邦是东北军第21旅下面一个团的团长。21旅驻扎于绥芬河，照理宁安一带应该是他们防守的地界，但旅长赵芷香和其他两个团长都在观望，不愿意跟日本人交火，只有张治邦一个人抗日最积极，而且他也素以治军严谨，部队作战能力强著称。
李延禄连环战打出了正规军都难以达到的战绩和高度，深为张治邦所敬佩，所以前者一开口，他一口答应调拨一个营过来助阵。
要说这个张治邦真够朋友，也深明大义，别人都要留存实力，他却一下子就拿出了强力援兵：这个营共有3个连，其中8连尤称精兵，连长张宪霆更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是心腹爱将。
援兵一到就开始选伏击地形。
关家小铺两山夹一“沟”，这个“沟”就是公路，从打伏击来看，还算理想。在其前方不远处，有个叫狼窝圈的洼地（听这名字着实生猛），正在半山腰，放一个连进去正好，作为伏击主力的8连就埋伏在这里。公路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东山和西山，可安排另外的两个连：9连和补充连。
万事俱备，只等急着要赶回家去的上田来报到了。
过来帮忙的东北军官兵一个个摩拳擦掌，想想前面的兄弟把鬼子打得哭爹喊娘，咱们这些正规军人要再不打漂亮一点，以后真得戴墨镜出门了，怕人在大街上认出来啊。
但是预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多差距的。
在一次次挫折面前，极少有人会无动于衷，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至少得“反思”一下。上田中佐也是如此。
第一次没探路，很惨；第二次亲自探路，更惨；这一次他学精明了，懂得了投资才有产出的道理，所以咬咬牙，掏了点钱在当地找了一个人（只要舍得花银子，汉奸不愁没有），让他化装成走亲戚的模样，到关家小铺一带进行侦察。
由于正规部队从绥芬河远道而来，一看就风尘仆仆，所以阵地布防的情况很快就被这家伙发现了。
对于伏击部队来说，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变化。
凌晨，当李延禄看到正面公路上驶来日军数十辆大卡车时，他也同时接到报告，东、西山出现数股日军，已经对伏击阵地形成了三面包围。
显然，上田支队已完全掌握伏兵的作战部署，伏击战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阵地战。
设伏的东北军有300人，日军也有300人，数量上看差不多，但日军有备而来，在战斗素质和火力配备上也要强于前者，这样一来，李延禄这边就被动了。
东山、西山危在旦夕，正面日军也已冲到狼窝圈面前，如果8连稍有畏惧或后退，伏兵无疑将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好个张宪霆，不愧子龙之名，带领所部誓死不退。在身负三处重创，血染征袍，且手枪子弹已打光的情况下，他捡起战死者的长枪，与鬼子兵展开肉搏。
坚持带来了希望。就在官兵陷入苦战之时，原驻林口的救国军主力此时正好赶到，这才把不利的战局扭转过来。
眼见不妙，上田赶紧脚底抹油，率部沿公路向海林方向溜走了。
李延禄的设想落空了，本来他是要在关家小铺这里把上田支队给包圆的。虽然这一仗日军也被打死打伤百人之多，但伏军付出了更高代价，共有107人阵亡。
这些部队可都是“借”来的，“借”之前也没跟人家张治邦说这仗会打得如此惨烈，只说是伏击。伏击嘛，总是自己占便宜，对方吃亏。
更让李延禄懊恼和惋惜的是，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的爱将张宪霆也在这107人之中——这位张兄，我老是把他的名字想像成《岳飞传》中张宪和岳霆的结合体，端的是员猛将。
虽然都是为国牺牲，张治邦本人也不会说什么，但这人情可欠大了。
不行，非得找人补一补不可。
找补的这位，当然还是老冤家上田。
上田不是已经跑到海林坐火车去了吗？
别说坐火车，就是乘飞机也得把你给扒拉下来，谁让你惹我的呢。
跟在上田屁股后面追到海林当然不可能。不过李延禄自有办法。
你不是要从铁路上过吗，我找铁道游击队！
那地方也有铁道游击队？
有啊，比老北风的辽南义勇军还正宗呢，人家都清一色地当过铁路工人，而且也属我党武装，真正称得上是微山湖那一支的东北师兄。
铁道游击队接到命令后，连夜赶至一个叫高岭子的地方。
你还别说，搞火车这个活，还非得找这些人干不可。他们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路形熟，抄个近路跑火车前面去那是手到擒来，而且由于侍候过火车，对列车的行车特点和时刻表也了如指掌。
高岭子这地方，听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自然是山高林又密，火车在这里只能走盘山路。在其西侧，坡度更大，尤其拐弯的地方，就算发现下面的铁轨有什么不妥，火车也很难减速。
要给铁轨“动手术”，其实没特别复杂的，就是找一个拐弯处，把道钉全都拔掉，使铁轨错开，然后火车就会顺着错开的铁轨瞎开，一开就开到外面去了。
这就是专家啊，搞破坏都这么有水平。
一切办妥。上田支队来了。
不来不行，因为他们可是今晚大片“列车惊魂”的领衔主演之一，不允许随便耍大牌不来的。
现在的上田也耍不了大牌了，总共剩200来人，还一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头耷脑，直打瞌睡，又能牛到什么地方去。
下面的情节跟所有车祸毫无二致：拐弯，出轨，翻身，然后鬼哭狼嚎。
当然，既然是大片，这些就都还不能算完。
另一个领衔主演铁道游击队开火了。
这通打，黑灯瞎火，密林深处，车祸现场，突然袭击，估计就算是捡了条命也得做半辈子噩梦了。
最后逃出去的已不足百人。
至此，镜泊湖连环战谢幕。14天，一口气不歇地打了4仗，基本全歼上田支队，而中方参战者不是新兵，就是游击队员，能取得如此佳绩，足以称奇。
李延禄一战成名，享誉东满，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的一员得力悍将。
有这么多天煞地煞在这里，可想而知，宇都宫师团在牡丹江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此时，真正担任哈尔滨守备任务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小弟——宇都宫师团留下的第28旅团（干贺旅团）。
马占山突然命令主力向哈尔滨以北发动大规模出击，与此同时，调李海青由长春北上，从哈尔滨以西配合进攻。
就这一下，哈尔滨马上陷入了包围之中，虽然是半包围，那也危险啊。
负责防守的干贺旅团当时编制并不完整。他的第50联队跟着师团去了牡丹江，只剩下1个联队和2个大队。其中，第15联队防东西两侧，石川茂大队防北面，山利雄大队守城市周围。
吴松林骑兵旅狂飙突进，率先从北面撕开了石川茂大队的防区，并一直进至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
双方隔江（松花江）对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当时日军采取的是重点防御政策，从关东军分布在东北的总兵力来看，一共4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1个独立守备队，能有一个旅团在哈尔滨进行防守，已经算够意思了，而普通抗日部队轻易也不敢与旅团以上级别的日军硬碰硬。
但马占山非比常人，他用兵就一个字：奇。你认为他不敢的地方，他可能胆子特别大，而你认为他胆子特别大的时候，相反他倒又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其实马占山非常清楚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江桥抗战时，日军由于不明虚实，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添油”战术，只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滨本联队），一开始甚至仅仅是一个大队，后来才逐次增加兵力，而现 在马占山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旅团，虽说另外两个师团都不在哈尔滨，但以日军的机动能力，短时间内驰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如果单看马占山所能掌控的部队，数量上要远高于江桥时期，然而质量上却已有天壤之别，真正有点实力的还是那时的老部队——步兵第3旅和吴松林骑兵旅。
凭这点力量，搞定干贺旅团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随时会闻讯赶来的两个师团。退一步说，就算在敌增援之前，成功地拿下哈尔滨，一旦遭敌重兵围困，无疑也等于自投罗网。
精明如马占山，当然不会这么傻。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江省重镇发起全力一击？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为什么要放着哈尔滨不守，那么着急慌忙地到东满去扫荡，其实干的活跟现在城管临时突击赶小贩差不多，都是为了迎接“贵宾”检查。
这个“贵宾”就是李顿调查团。
在沈阳，本庄繁早就当着李顿的面夸下了海口，说东北一片繁荣，“满洲人诚心愿意和日本帝国合作”。
结果李顿一行来了一看，怎么遍地都是抗日武装，到处都是驱日标语？原来人家最烦的就是你们啊！
这脸没处搁还是小事，要写到李顿的那个报告书里面去事情就严重了。
马占山就是要让李顿他们看看：我们一直在战斗，同时也让本庄繁难受难受。
果然，在哈尔滨被围的第二天，本庄繁就像火烧着了屁股似地命令两个师团迅速返回哈尔滨“灭火”。
此时，姬路师团离哈尔滨约500里路，且身处僻远，沿途交通多被破坏，而宇都宫师团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本庄繁再急，这两位兄弟也没法变成天使马上飞回来。
最沉得住气的还是马占山，他似乎也没有要赶紧进城的打算，就是隔着江放放枪炮，让你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
不让人睡觉这滋味难受哇。睡不着觉就容易走神，一走神，李顿派出的记者特使就跑到马占山那里去搞采访了。
在本庄繁命令发布后的第六天，两师团终于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姬路师团负责看家，宇都宫师团则上前准备与马占山干架。
宇都宫师团是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后期才奉命赶到上海的，去了以后就站了站岗，什么仗也没捞到打，然后又赶到东北，在牡丹江的山沟沟里面找游击队，弄了一身泥，结果却连只小鱼小虾都没捞着。
除了憋屈，还是憋屈。
这次总算碰上了名气很大的马占山，该好好打一仗了。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马占山跑了。
而且跑得肆无忌惮，跑得热烈奔放，跑得神采飞扬。
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陆大19期）日俄战争时就在“军神”乃木希典下面做中队长了，后来也一直混得不错，一直做到了大将。他对马占山的举动大为困惑。
乃木希典的作战之道，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拼，两个字：死拼。他的那个“军神”称号真是用部下的尸山血海堆积出来的。那时就为了打一个旅顺，6万人的部队一家伙陪进去3万，倒了一半，连两儿子都填进去了。
这种疯狂到极点的表现把老毛子都给吓坏了，得，顺了你们还不行，再能玩，咱也玩不过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啊。
乃木的劲头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小弟。松木认为马占山既然号称支那名将，怎么着也会在哈尔滨城下摆开阵势，痛痛快快地和他厮杀一场。可是马占山却让他深深失望了。
世上名将从来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惜亲自抡把宣花板斧猛砍的，以硬比硬，你硬不过他，你就倒霉，他就成了名将，另一种是喜欢拿根绣花针挑来拨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务正业，一低头，你的要害穴位上可不正插着一根吗。
马占山居于二者之间。
接下来，他要给榆木脑袋的松木好好上几课，告诉他：打仗，可不只有死拼这一种，那是一门百花齐放的艺术。
早在进攻哈尔滨时，马占山已看出，步战和阵地战再非己方所长，只能依靠一个特殊兵种的优势。
骑兵。
除吴松林骑兵旅外，新加盟的李海青部也以骑兵为主，既然都是骑兵部队，那就要把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要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马可以来去自如，人却举步维艰。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这个条件，那就是松嫩平原。
马占山放弃海伦等城市，带着部队进入了平原。
松木紧跟着也来了：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一进去，就后悔了。
我说的是松木。
那时的松嫩平原，还没有怎么搞过生产建设，良田没有，沼泽倒是到处都是，草原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别看没有丛林高山，可是特别容易迷路，在里面转一会就晕。
松木晕，马占山可不会晕。东北骑兵，包括那些“胡子”骑兵就象是在自家门口转悠，别提多适应了。
宇都宫师团以步兵为主（仅有一个骑兵联队），大部分都靠两条人腿走路，哪里撵得上去。刚刚看到马的影子，等到累死累活地跑过去一看，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回去吧，四顾茫茫，北在哪都不知道。
时值夏季，按说这种天气，在东北呆着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到哈尔滨去避避暑什么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哥们，这是草原呵，你想开心，蚊虫牛虻能答应吗，要知道，这里可是它们的地盘。
你们这帮小子招呼不打一个，就乱哄哄地来这么多人，搅了我等的清静，是可忍孰不可忍，咬他！
东北的蚊子俗称小咬，但其实块头一点也不小，大的足有一寸多长，而且一咬就是一口血，没什么价好还。据说如果一齐上的话，连马都能给你咬死。
那滋味，啧啧。
不过受着吧，谁让你们是狗强盗呢。
要说不好受，松木这样级别的其实最不好受。当兵的还可以手舞足蹈赶两下，他可得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宗武士的样子出来，否则何以服众。
可是时间一长，连他也顶不住了。
哇呀呀，着实可恼哇。
身上已经被叮了NN个包，被迫献了NN次血的松木要发飚了。
他得知马占山可能在克东附近，便指挥部队赶了过去。
第27旅团（平松旅团）从东，干贺旅团从西，一东一西进行夹击。
为了怕暴露目标，两个旅团都是黄昏行动，而且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但是包抄的过程异常痛苦。
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咬咬牙倒还挺得住。问题是这时候小咬们开始向他们集体冲锋了。
天黑了，蚊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日军出动，它们也出动，大家集体狂欢嘛。
被咬痛了还不能吱声，连拍都不准拍一下，秘密行动，再苦再累，也得向你们的松木长官学习：咬牙挺住。
天亮了，两个旅团总算都到了克东。瞧这个狼狈劲，一个个丢盔卸甲，鼻青脸肿——不是被哪位莽汉揍的，而是被蚊子们亲过的。
让他们惊喜的是，果然看到了马占山的部队，证明苦头还没白吃。
那就抄家伙打吧。
口号还没喊出来，人家打马就走，没一袋烟的工夫跑没影了。
剩下东西两边冲过来的日军，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
你们就自己拥抱一下对方吧。
千辛万苦的奇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这仗没法打啊，再好的战术也只能落得个被马占山当众调戏的下场。松木想想不是个事，光人多不行，还要有马。
本庄繁立刻把前线作战的这一困难上报至参谋本部。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有真崎这样的人当着家，对关东军自然是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
真崎一激动，把近卫师团也派了过来。
当然不是整个师团，而是该师团所辖的骑兵第1旅团（高波旅团），旅团长为高波佑治少将。
二战前的日本师团，一般都是按地方征兵，比如第2师团来自仙台，所以也叫仙台师团，第6师团来自九州的熊本，故又称熊本师团。唯独近卫师团是个例外，它是全国招生的。
近卫军嘛，理论上应该是最能打的部队，当然要广纳贤才，能者居之。
这个师团平时在国内被宠得跟个金宝宝似的，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用。实在是前线缺骑兵部队了，才破例了这么一回。
有了骑兵，还是近卫师团的骑兵加盟，松木顿时胆气大壮。
瞧我的吧。
他把马占山可能活动的新区域分成三块，西面一块给高波骑兵旅团，中间一块给干贺旅团，东面一块交给除平松旅团外的其它部队负责。平松旅团则被放在该区域最北部的拜泉，随时机动，以策万一。
实行大包干，大家各包一块，按经济责任制分别考核。
松木认为这样一来，马占山就很难自由流动了。
想法是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还是困难一大堆，因为根本“梳”不着马占山，缝隙仍然到处都是。
被松木寄予厚望的高波骑兵旅团虽然自己也是骑兵，却仍然被马占山的骑兵耍得团团转。
第一天，他们得知马占山部似乎正在东北移动，离此100里，赶紧前去搜索。
第二天，赶到，发现那里没人。有人说是看到马占山在东南活动，不是很远，40里。再赶过去吧。
第三天，东南这儿都搜遍了，只找到一支小部队。人家小归小，可马跑得比他们还快，放了两枪后转身就走，一会儿就没影了。
这是最后一次消息，自从小部队也“失踪”后，就算挖地三尺，马占山也不出现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马占山用了几支小部队，打了一通迷踪拳，然后挥挥手走了呗，也就是说早已从这个围好的圈子里面跳了出去。
对于这个牛得不得了的骑兵旅团，松木气得连劳务费都不愿给，什么嘛，马又不快，人还傻呆呆的，除了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简直一无是处。
说句公道话，你还真不能怪人家高波。如何追击骑兵，尤其是跑得飞快的那种，向来就是一个兵家难题。想当初，僧格林沁号称蒙古铁骑，以骑追骑，不但没跑得过捻军，连自家脑壳都没能保得住。
马占山么，连“蹬里藏身”都会，你跟他玩马术，那不明着是白给吗？
松木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以前也有人做过。当年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所谓“以静制动”之术，就与此类似。
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再没心思搭架子了，松木扔掉失败了的“大包干”，开始采用新法子：轻装尾随，跟踪追击。
一般的步兵旅团都不用了，不光跑不快还是累赘。
就用两支人马。
高波骑兵旅团当然少不了，骂归骂，真正派用场还得靠他们。
另一支就是伪军。
这里面包括程志远骑兵旅，一来这里他们地方熟，二来也是骑兵，能跟得上。
但成效还是归零，总是兴致勃勃而去，两手空空而归，连对方的马屁股都没摸着过一把。
对关东军来说，知道马占山身藏何处，一度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我们对着大地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大地回了一个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沼泽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沼泽吐了一圈泡：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他的马背上，还驮着刚刚从你们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和弹药。
我们对着草原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草原打了一个哈欠：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这兄弟吃了你们日军两肉罐头，觉得味道也不咋的，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睡它一觉。
……
这两本册子告诉我们，打仗不光是用人的力量，还可以充分借用自然的威力。典型的就是两种，火和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相关战例不胜枚举。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说军队，就连一般中国老百姓，最容易想到的两大绝招，也不外乎是火攻和水淹。
设身处地地为李延禄想想，他采用火攻，也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在里面。
手榴弹差不多用光了，补充团疲惫不堪。
甩手榴弹其实是最累人的活，不相信的话你去甩几个小时试试，看自己的胳膊还能不能抬得起来。
李延禄只好把补充团撤下去休整。
能用的还有一个补充团后备队。这些哥们虽然有体力，但论打仗还不如补充团呢（不然怎么叫后备，那就是替补啊），而且就算他们能打，也没有多余手榴弹可用了。
至于对射，还是免了吧。陈文起那样猎户出身的毕竟没几个，大部分人连枪都端不稳，怎么跟日本职业军人玩射击。虽说上田支队属于铁路守备队性质，但人家在“九一八”时还不是照样把东北正规军都赶得满场飞跑。
只能让他们做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活。
划火柴会吗？
会。
那就行。
参与松乙沟伏击的后备队队员，除装备从西墙缝一战中缴来的三八式外（2000支呢，一人发一支还多余），每人都拿了一盒火柴。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凑巧，李延禄这次也足足等了两天，才把上田支队盼来了。
路口上有预先准备的树木，一路上枯草遍地，而上田竟然丝毫不察。
那烤你一下就没商量了。
上田支队这次没有淋到“榴弹雨”，这让他们的心情大为放松，但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四周围“莫名其妙”地燃起大火，而且越烧越旺，奔着脚下就来了，这让日军官兵大惊失色。
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是人为放的火。
大火完全把日军包围住了。
有的兄弟说，他们不会跑？
那你是没看过兴安岭大火的纪录片，一个火一个水，你要真惹了它俩，借你两腿都跑不脱。
还有更惨的。火往鬼子身上蹿的时候可不找地方，除了往衣领里钻，放子弹和手榴弹的兜也想进去瞧个新鲜，结果惺惺相惜，一引燃后马上发生爆炸，眼看着人就飞上了天，那场面简直跟电影院里的灾难片差不了多少。
是役日军又折一百多人，而补充后备队无伤亡纪录。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空手套白狼？
诸葛亮他人家要是在这里，其得意之作“火烧博望”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何况那极可能只是出自小说家的杜撰。
这人真是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神奇，连三国孔明都快赶不上了。有句老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延禄比巧妇还巧妇，划根火柴，放个底料，就给大家端上来一只大火锅，味道还不错。兄弟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松乙沟“意外”遭到火攻后，上田虽说还没把到把脑袋完全撞残的地步，但起码已经头破血流。连着被对手伏击两次，死伤一半不止，而这一切仅仅是在往宁安的路上发生的事，到现在救国军的老巢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你说他怎么能不欲哭无泪。
不过都这个样子了，哭你也得继续干下去啊，东京和关东军司令部可都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捷报。
没法子，上田不得不发扬有进无退、有去无回的精神，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不从镜泊湖走了，什么阎王鼻子，松乙沟什么的，我连碰也不想再碰一碰。
嗨嗨，兄弟，告诉你，阎王鼻子其实是很安全的呵，你从那里走，保险没事的。
忽悠谁呢，嫌我还不够惨是不是。拒不上当。
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还真让上田又找到一条道：东京城。
这东北的地名真的蛮有意思，一看到这个，我就忍不住想起了五鼠闹东京那个典故。
上田自然也心有余悸，害怕在这条道上又碰到什么蛇啊，虫啊什么的，所以两条小腿跑得飞快，一阵风就冲了过去。
过去了以后摸一摸胸口，小心肝还扑通扑通地在乱跳哩。
没事的，上 田君，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我可以给你打包票，从此处到宁安，一点事都不会有。
真的？
真的。
这句话其实我是想这样表达的：从东京城到宁安，是不会有事的，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对小鬼子，我们能把实话讲全了吗？
果然，直到通过宁安，一点事都没发生。当然，上田也没进宁安城，更没去找那个救国军总部。人家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宁安城边上过了一下，这就算是已经“讨伐”过了，接下来他要赶紧跑路。
往哪跑？哈尔滨啊。那里多安全啊，回去后说不定还得找个心理医生给看看呢，因为已经有创伤了。
可是我已经说过了，从宁安出去，是肯定有事的。
上田啊，你就认栽吧，因为你真的跳不出李延禄的手掌心。
李延禄连他会从哪条道上走都已经提前估算好了。
日军坐车坐惯了，能坐车他绝不肯撒丫子跑。倒也不全是怕吃苦，试问一个归心似箭的人，如果有现成的动车组或城市高铁，他还会去乘普通列车吗？
宁安往北的海林有直达哈尔滨的列车。
李延禄考虑下手的地方就在宁安至海林的路途中间。
这里有个地方叫关家小铺，距宁安30里，距海林20里，为必经之处。
到这里，我认为李兄肯定对一样东西已经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了，那就是伏击。你别看一个小小的伏击，能玩的花样太多了，怎么舍得随便放弃。
但接下来，李延禄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新的伏击地点既难以做到西墙缝那样天造地设，你可以打得到别人，别人打不着你，也不可能像松乙沟那么让人爽，想要多少枯叶就有多少枯叶，毕竟这不是拍电影，可以让你随便取景选场地。
取巧比较难了，得花点本钱。不过李延禄手上的本钱并不多，补充团和后备队全是新兵，真的跟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枪对枪，刀对刀，等于白给，而救国军主力部队（包括老3营）此时已转移至林口，一时也来不及赶过来设伏。
也就是说，厨房里已经没什么料了，但菜还得一盘盘上，怎么办？
好说，借米下锅。
李延禄找了一个朋友帮忙，这个人叫张治邦。
张治邦是东北军第21旅下面一个团的团长。21旅驻扎于绥芬河，照理宁安一带应该是他们防守的地界，但旅长赵芷香和其他两个团长都在观望，不愿意跟日本人交火，只有张治邦一个人抗日最积极，而且他也素以治军严谨，部队作战能力强著称。
李延禄连环战打出了正规军都难以达到的战绩和高度，深为张治邦所敬佩，所以前者一开口，他一口答应调拨一个营过来助阵。
要说这个张治邦真够朋友，也深明大义，别人都要留存实力，他却一下子就拿出了强力援兵：这个营共有3个连，其中8连尤称精兵，连长张宪霆更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是心腹爱将。
援兵一到就开始选伏击地形。
关家小铺两山夹一“沟”，这个“沟”就是公路，从打伏击来看，还算理想。在其前方不远处，有个叫狼窝圈的洼地（听这名字着实生猛），正在半山腰，放一个连进去正好，作为伏击主力的8连就埋伏在这里。公路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东山和西山，可安排另外的两个连：9连和补充连。
万事俱备，只等急着要赶回家去的上田来报到了。
过来帮忙的东北军官兵一个个摩拳擦掌，想想前面的兄弟把鬼子打得哭爹喊娘，咱们这些正规军人要再不打漂亮一点，以后真得戴墨镜出门了，怕人在大街上认出来啊。
但是预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很多差距的。
在一次次挫折面前，极少有人会无动于衷，用一个术语来讲，就是至少得“反思”一下。上田中佐也是如此。
第一次没探路，很惨；第二次亲自探路，更惨；这一次他学精明了，懂得了投资才有产出的道理，所以咬咬牙，掏了点钱在当地找了一个人（只要舍得花银子，汉奸不愁没有），让他化装成走亲戚的模样，到关家小铺一带进行侦察。
由于正规部队从绥芬河远道而来，一看就风尘仆仆，所以阵地布防的情况很快就被这家伙发现了。
对于伏击部队来说，这是一个足以致命的变化。
凌晨，当李延禄看到正面公路上驶来日军数十辆大卡车时，他也同时接到报告，东、西山出现数股日军，已经对伏击阵地形成了三面包围。
显然，上田支队已完全掌握伏兵的作战部署，伏击战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阵地战。
设伏的东北军有300人，日军也有300人，数量上看差不多，但日军有备而来，在战斗素质和火力配备上也要强于前者，这样一来，李延禄这边就被动了。
东山、西山危在旦夕，正面日军也已冲到狼窝圈面前，如果8连稍有畏惧或后退，伏兵无疑将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好个张宪霆，不愧子龙之名，带领所部誓死不退。在身负三处重创，血染征袍，且手枪子弹已打光的情况下，他捡起战死者的长枪，与鬼子兵展开肉搏。
坚持带来了希望。就在官兵陷入苦战之时，原驻林口的救国军主力此时正好赶到，这才把不利的战局扭转过来。
眼见不妙，上田赶紧脚底抹油，率部沿公路向海林方向溜走了。
李延禄的设想落空了，本来他是要在关家小铺这里把上田支队给包圆的。虽然这一仗日军也被打死打伤百人之多，但伏军付出了更高代价，共有107人阵亡。
这些部队可都是“借”来的，“借”之前也没跟人家张治邦说这仗会打得如此惨烈，只说是伏击。伏击嘛，总是自己占便宜，对方吃亏。
更让李延禄懊恼和惋惜的是，被张治邦称为“赵子龙”的爱将张宪霆也在这107人之中——这位张兄，我老是把他的名字想像成《岳飞传》中张宪和岳霆的结合体，端的是员猛将。
虽然都是为国牺牲，张治邦本人也不会说什么，但这人情可欠大了。
不行，非得找人补一补不可。
找补的这位，当然还是老冤家上田。
上田不是已经跑到海林坐火车去了吗？
别说坐火车，就是乘飞机也得把你给扒拉下来，谁让你惹我的呢。
跟在上田屁股后面追到海林当然不可能。不过李延禄自有办法。
你不是要从铁路上过吗，我找铁道游击队！
那地方也有铁道游击队？
有啊，比老北风的辽南义勇军还正宗呢，人家都清一色地当过铁路工人，而且也属我党武装，真正称得上是微山湖那一支的东北师兄。
铁道游击队接到命令后，连夜赶至一个叫高岭子的地方。
你还别说，搞火车这个活，还非得找这些人干不可。他们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路形熟，抄个近路跑火车前面去那是手到擒来，而且由于侍候过火车，对列车的行车特点和时刻表也了如指掌。
高岭子这地方，听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自然是山高林又密，火车在这里只能走盘山路。在其西侧，坡度更大，尤其拐弯的地方，就算发现下面的铁轨有什么不妥，火车也很难减速。
要给铁轨“动手术”，其实没特别复杂的，就是找一个拐弯处，把道钉全都拔掉，使铁轨错开，然后火车就会顺着错开的铁轨瞎开，一开就开到外面去了。
这就是专家啊，搞破坏都这么有水平。
一切办妥。上田支队来了。
不来不行，因为他们可是今晚大片“列车惊魂”的领衔主演之一，不允许随便耍大牌不来的。
现在的上田也耍不了大牌了，总共剩200来人，还一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头耷脑，直打瞌睡，又能牛到什么地方去。
下面的情节跟所有车祸毫无二致：拐弯，出轨，翻身，然后鬼哭狼嚎。
当然，既然是大片，这些就都还不能算完。
另一个领衔主演铁道游击队开火了。
这通打，黑灯瞎火，密林深处，车祸现场，突然袭击，估计就算是捡了条命也得做半辈子噩梦了。
最后逃出去的已不足百人。
至此，镜泊湖连环战谢幕。14天，一口气不歇地打了4仗，基本全歼上田支队，而中方参战者不是新兵，就是游击队员，能取得如此佳绩，足以称奇。
李延禄一战成名，享誉东满，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的一员得力悍将。
有这么多天煞地煞在这里，可想而知，宇都宫师团在牡丹江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此时，真正担任哈尔滨守备任务的其实就只有一个小弟——宇都宫师团留下的第28旅团（干贺旅团）。
马占山突然命令主力向哈尔滨以北发动大规模出击，与此同时，调李海青由长春北上，从哈尔滨以西配合进攻。
就这一下，哈尔滨马上陷入了包围之中，虽然是半包围，那也危险啊。
负责防守的干贺旅团当时编制并不完整。他的第50联队跟着师团去了牡丹江，只剩下1个联队和2个大队。其中，第15联队防东西两侧，石川茂大队防北面，山利雄大队守城市周围。
吴松林骑兵旅狂飙突进，率先从北面撕开了石川茂大队的防区，并一直进至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
双方隔江（松花江）对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当时日军采取的是重点防御政策，从关东军分布在东北的总兵力来看，一共4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1个独立守备队，能有一个旅团在哈尔滨进行防守，已经算够意思了，而普通抗日部队轻易也不敢与旅团以上级别的日军硬碰硬。
但马占山非比常人，他用兵就一个字：奇。你认为他不敢的地方，他可能胆子特别大，而你认为他胆子特别大的时候，相反他倒又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其实马占山非常清楚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江桥抗战时，日军由于不明虚实，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添油”战术，只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滨本联队），一开始甚至仅仅是一个大队，后来才逐次增加兵力，而现 在马占山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旅团，虽说另外两个师团都不在哈尔滨，但以日军的机动能力，短时间内驰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如果单看马占山所能掌控的部队，数量上要远高于江桥时期，然而质量上却已有天壤之别，真正有点实力的还是那时的老部队——步兵第3旅和吴松林骑兵旅。
凭这点力量，搞定干贺旅团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随时会闻讯赶来的两个师团。退一步说，就算在敌增援之前，成功地拿下哈尔滨，一旦遭敌重兵围困，无疑也等于自投罗网。
精明如马占山，当然不会这么傻。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江省重镇发起全力一击？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姬路师团和宇都宫师团为什么要放着哈尔滨不守，那么着急慌忙地到东满去扫荡，其实干的活跟现在城管临时突击赶小贩差不多，都是为了迎接“贵宾”检查。
这个“贵宾”就是李顿调查团。
在沈阳，本庄繁早就当着李顿的面夸下了海口，说东北一片繁荣，“满洲人诚心愿意和日本帝国合作”。
结果李顿一行来了一看，怎么遍地都是抗日武装，到处都是驱日标语？原来人家最烦的就是你们啊！
这脸没处搁还是小事，要写到李顿的那个报告书里面去事情就严重了。
马占山就是要让李顿他们看看：我们一直在战斗，同时也让本庄繁难受难受。
果然，在哈尔滨被围的第二天，本庄繁就像火烧着了屁股似地命令两个师团迅速返回哈尔滨“灭火”。
此时，姬路师团离哈尔滨约500里路，且身处僻远，沿途交通多被破坏，而宇都宫师团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本庄繁再急，这两位兄弟也没法变成天使马上飞回来。
最沉得住气的还是马占山，他似乎也没有要赶紧进城的打算，就是隔着江放放枪炮，让你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
不让人睡觉这滋味难受哇。睡不着觉就容易走神，一走神，李顿派出的记者特使就跑到马占山那里去搞采访了。
在本庄繁命令发布后的第六天，两师团终于心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姬路师团负责看家，宇都宫师团则上前准备与马占山干架。
宇都宫师团是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后期才奉命赶到上海的，去了以后就站了站岗，什么仗也没捞到打，然后又赶到东北，在牡丹江的山沟沟里面找游击队，弄了一身泥，结果却连只小鱼小虾都没捞着。
除了憋屈，还是憋屈。
这次总算碰上了名气很大的马占山，该好好打一仗了。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马占山跑了。
而且跑得肆无忌惮，跑得热烈奔放，跑得神采飞扬。
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陆大19期）日俄战争时就在“军神”乃木希典下面做中队长了，后来也一直混得不错，一直做到了大将。他对马占山的举动大为困惑。
乃木希典的作战之道，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拼，两个字：死拼。他的那个“军神”称号真是用部下的尸山血海堆积出来的。那时就为了打一个旅顺，6万人的部队一家伙陪进去3万，倒了一半，连两儿子都填进去了。
这种疯狂到极点的表现把老毛子都给吓坏了，得，顺了你们还不行，再能玩，咱也玩不过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啊。
乃木的劲头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小弟。松木认为马占山既然号称支那名将，怎么着也会在哈尔滨城下摆开阵势，痛痛快快地和他厮杀一场。可是马占山却让他深深失望了。
世上名将从来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惜亲自抡把宣花板斧猛砍的，以硬比硬，你硬不过他，你就倒霉，他就成了名将，另一种是喜欢拿根绣花针挑来拨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务正业，一低头，你的要害穴位上可不正插着一根吗。
马占山居于二者之间。
接下来，他要给榆木脑袋的松木好好上几课，告诉他：打仗，可不只有死拼这一种，那是一门百花齐放的艺术。
早在进攻哈尔滨时，马占山已看出，步战和阵地战再非己方所长，只能依靠一个特殊兵种的优势。
骑兵。
除吴松林骑兵旅外，新加盟的李海青部也以骑兵为主，既然都是骑兵部队，那就要把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要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马可以来去自如，人却举步维艰。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这个条件，那就是松嫩平原。
马占山放弃海伦等城市，带着部队进入了平原。
松木紧跟着也来了：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一进去，就后悔了。
我说的是松木。
那时的松嫩平原，还没有怎么搞过生产建设，良田没有，沼泽倒是到处都是，草原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别看没有丛林高山，可是特别容易迷路，在里面转一会就晕。
松木晕，马占山可不会晕。东北骑兵，包括那些“胡子”骑兵就象是在自家门口转悠，别提多适应了。
宇都宫师团以步兵为主（仅有一个骑兵联队），大部分都靠两条人腿走路，哪里撵得上去。刚刚看到马的影子，等到累死累活地跑过去一看，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回去吧，四顾茫茫，北在哪都不知道。
时值夏季，按说这种天气，在东北呆着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到哈尔滨去避避暑什么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哥们，这是草原呵，你想开心，蚊虫牛虻能答应吗，要知道，这里可是它们的地盘。
你们这帮小子招呼不打一个，就乱哄哄地来这么多人，搅了我等的清静，是可忍孰不可忍，咬他！
东北的蚊子俗称小咬，但其实块头一点也不小，大的足有一寸多长，而且一咬就是一口血，没什么价好还。据说如果一齐上的话，连马都能给你咬死。
那滋味，啧啧。
不过受着吧，谁让你们是狗强盗呢。
要说不好受，松木这样级别的其实最不好受。当兵的还可以手舞足蹈赶两下，他可得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宗武士的样子出来，否则何以服众。
可是时间一长，连他也顶不住了。
哇呀呀，着实可恼哇。
身上已经被叮了NN个包，被迫献了NN次血的松木要发飚了。
他得知马占山可能在克东附近，便指挥部队赶了过去。
第27旅团（平松旅团）从东，干贺旅团从西，一东一西进行夹击。
为了怕暴露目标，两个旅团都是黄昏行动，而且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但是包抄的过程异常痛苦。
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咬咬牙倒还挺得住。问题是这时候小咬们开始向他们集体冲锋了。
天黑了，蚊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日军出动，它们也出动，大家集体狂欢嘛。
被咬痛了还不能吱声，连拍都不准拍一下，秘密行动，再苦再累，也得向你们的松木长官学习：咬牙挺住。
天亮了，两个旅团总算都到了克东。瞧这个狼狈劲，一个个丢盔卸甲，鼻青脸肿——不是被哪位莽汉揍的，而是被蚊子们亲过的。
让他们惊喜的是，果然看到了马占山的部队，证明苦头还没白吃。
那就抄家伙打吧。
口号还没喊出来，人家打马就走，没一袋烟的工夫跑没影了。
剩下东西两边冲过来的日军，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
你们就自己拥抱一下对方吧。
千辛万苦的奇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这仗没法打啊，再好的战术也只能落得个被马占山当众调戏的下场。松木想想不是个事，光人多不行，还要有马。
本庄繁立刻把前线作战的这一困难上报至参谋本部。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有真崎这样的人当着家，对关东军自然是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
真崎一激动，把近卫师团也派了过来。
当然不是整个师团，而是该师团所辖的骑兵第1旅团（高波旅团），旅团长为高波佑治少将。
二战前的日本师团，一般都是按地方征兵，比如第2师团来自仙台，所以也叫仙台师团，第6师团来自九州的熊本，故又称熊本师团。唯独近卫师团是个例外，它是全国招生的。
近卫军嘛，理论上应该是最能打的部队，当然要广纳贤才，能者居之。
这个师团平时在国内被宠得跟个金宝宝似的，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用。实在是前线缺骑兵部队了，才破例了这么一回。
有了骑兵，还是近卫师团的骑兵加盟，松木顿时胆气大壮。
瞧我的吧。
他把马占山可能活动的新区域分成三块，西面一块给高波骑兵旅团，中间一块给干贺旅团，东面一块交给除平松旅团外的其它部队负责。平松旅团则被放在该区域最北部的拜泉，随时机动，以策万一。
实行大包干，大家各包一块，按经济责任制分别考核。
松木认为这样一来，马占山就很难自由流动了。
想法是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还是困难一大堆，因为根本“梳”不着马占山，缝隙仍然到处都是。
被松木寄予厚望的高波骑兵旅团虽然自己也是骑兵，却仍然被马占山的骑兵耍得团团转。
第一天，他们得知马占山部似乎正在东北移动，离此100里，赶紧前去搜索。
第二天，赶到，发现那里没人。有人说是看到马占山在东南活动，不是很远，40里。再赶过去吧。
第三天，东南这儿都搜遍了，只找到一支小部队。人家小归小，可马跑得比他们还快，放了两枪后转身就走，一会儿就没影了。
这是最后一次消息，自从小部队也“失踪”后，就算挖地三尺，马占山也不出现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马占山用了几支小部队，打了一通迷踪拳，然后挥挥手走了呗，也就是说早已从这个围好的圈子里面跳了出去。
对于这个牛得不得了的骑兵旅团，松木气得连劳务费都不愿给，什么嘛，马又不快，人还傻呆呆的，除了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简直一无是处。
说句公道话，你还真不能怪人家高波。如何追击骑兵，尤其是跑得飞快的那种，向来就是一个兵家难题。想当初，僧格林沁号称蒙古铁骑，以骑追骑，不但没跑得过捻军，连自家脑壳都没能保得住。
马占山么，连“蹬里藏身”都会，你跟他玩马术，那不明着是白给吗？
松木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以前也有人做过。当年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所谓“以静制动”之术，就与此类似。
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再没心思搭架子了，松木扔掉失败了的“大包干”，开始采用新法子：轻装尾随，跟踪追击。
一般的步兵旅团都不用了，不光跑不快还是累赘。
就用两支人马。
高波骑兵旅团当然少不了，骂归骂，真正派用场还得靠他们。
另一支就是伪军。
这里面包括程志远骑兵旅，一来这里他们地方熟，二来也是骑兵，能跟得上。
但成效还是归零，总是兴致勃勃而去，两手空空而归，连对方的马屁股都没摸着过一把。
对关东军来说，知道马占山身藏何处，一度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我们对着大地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大地回了一个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沼泽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沼泽吐了一圈泡：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他的马背上，还驮着刚刚从你们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和弹药。
我们对着草原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草原打了一个哈欠：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这兄弟吃了你们日军两肉罐头，觉得味道也不咋的，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睡它一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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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8 pm
马占山不光会兜圈子，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在日本人身上找便宜最合适。
瞧你一个不注意，冷不防嗖地一个老拳就罩过来，正打在你的面门上，又准又狠，不让你在牙缝里倒吸两口冷气，人家都不姓马。
等你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再找他的时候，马占山已经不见了。在背后？在左边？在右边？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坐在拳台一角啃鸡大腿也说不定。
表面上，马占山几乎放弃了所有重镇和要隘。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至海伦）、齐克铁路（三间房至克山），还有沿线城镇，能扔的都扔了。
你不是想要吗，给你。
只不过这是为了更好地修理你。
从此，日军到了明处，马占山到了暗处，什么时候要给养了，无枪无炮，无粮无食，简单：铁路上要去，城镇里找去。
反正马占山对哪一列火车上装着给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来，哪一座城镇里有粮仓和军火库，日军人多还是人少，都一本帐清楚得很（后面要讲到，他连日军的总结报告都有，还是定期更新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好东西放自己身边都不牢靠，让日军给保管是最省心的事。就一大超市嘛，不用付钱，甭管拿多少都行。
美事啊。
马占山还特别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
人家奇怪，你这么东奔西跑的，又没有稳定的武器补给，***怎么总不见少。
瞧他怎么说的：日本商人手里买去，还有，伪军不是现成的吗，临战时他们把枪扔地上，我们把钱搁那里，各取所需，大家OK。
前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着调，人日商就算再不“爱国”，也不可能追在后面把枪卖给你吧（何况马占山还居无定所），不过第二种解释倒极有可能。
《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吴大疤拉不经常做这种事吗？
不过也未必，马占山就这么随口一说而已。这位马大帅，你知道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没准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赖伪军的，要知道像程志远那样的，都是从马占山这里反戈一击后出来的，你要说他们会跟马占山做这种交易，似乎也不大可能。
但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松木听到这句话后，肯定不会再相信伪军的“良心”和“自律精神”了，一伪军上阵，他都得派两“皇军”给看着，实在看不过来，只好让他们回家。
这里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
而这，也正是马占山想要的。
打游击战嘛，本地人总比外地人难缠，伪军也总是比日军更讨厌。
一方面，是难以找到马占山，另一方面，则是马占山自己常常主动现身。
一出现就杀机毕露。
马占山很懂得用人之长。此地并非江桥，义勇军也不是正规军，阵地上一枪一弹的硬性打法非其所长，他们所擅长的是打一枪就跑，捞一把就走的“好汉打法”。
马大帅交代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打，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去。反正回来后拿鬼子脑袋跟我结帐。
这跟《亮剑》里的李云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白猫黑猫，能赚钱的就是好猫。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各展其能。
其中表现最出众的是邓文和他手下的一群江湖好汉。
邓文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参加过江桥战役，属马家军中的后起之秀。能得到马占山的言传身教，那自然是懂点战术的。别人用围点打援，他用引蛇出洞。
先攻击日军据点。当然在这之前，切断电话线是很有必要的。日军没法喊援兵，人又少，顶不住，只好往外跑。
跑可以，邓文还主动让出了一条道。
路上，伏兵四起。
是役，日军伤亡150多人。
尽管是胜仗，但伏击也是要花点本钱的，子弹不长眼，自己也要损失一些弟兄，所以这个与马占山空手套白狼的要求还是有差距。
那咱再玩儿一把绝的。
第二回，邓文选了70个人，规定：你们到海伦去打日本人，我要的也差不多是第一回的数字，不过别损失自己人，最好是子弹都不要放。
且慢，兄弟，那海伦城里鬼子可不老少了，你子弹都不舍得花，能搞定吗，没准走都走不脱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本万利，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啊。
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70个人不是一般的人，那是70个武林高手，飞檐走壁跟在自家院里散步一样的那种。
他们到海伦不是在白天，而是晚上。
打探到一家商号里面住着一批日军，刚好一百出点头，他们就摸了进去，然后一人一刀（有的一个管两，要用两刀），就把这些鬼子都当菜一样给剁了。
剁完后，又没事人一样走了。
出城，到邓文那里交令。
虽然每次最多也就灭掉百来个，但积少成多，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据说关东军在“围剿”马占山期间，平均每月至少需往国内运五十个尸袋回去，那些受伤的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邓文在内，跑出来袭击日军的，都打着一个统一的旗号：马占山。给松木的印象，就是马占山好象一个千手观音，哪都看不到他，但又无处不在。
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送一个字：牛，两个字：忒牛。
一时间，马占山究竟在哪里，成了这场“躲猫猫”游戏的关键所在。
大家开动脑筋竞猜一下吧。
高波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一天到晚跟着马占山转嘛（自认为的）。他认为马占山是朝老家黑河去了。
松木刚想发表意见，本庄繁先说了，还不是在他的沈阳关东军司令部说的，是在现场说的。
找不到马占山，不光松木急，本庄繁更急。
江桥之战和包围哈尔滨，已经把这个关东军司令官给彻底弄毛了，因为他知道马占山不是一般的义勇军头领，有他存在，就等于一杆大旗在黑龙江乃至全东北插着，即便不主动出击，对关东军来说也是心腹大患。
本庄这厮属于水平不是太高，但却特喜欢自己上场踢两脚的那类人。松木在前面，你在后面遥控指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这样没现场感觉嘛。为了找感觉，屁颠屁颠地就坐飞机赶来了。
作为最高领导，当然要体现层次和水平，所以本庄一来就背着手，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煞有其事地作了一番分析判断。
高波说马占山可能往北去了，本庄竖个手指摆了一摆，那意思：NO，NO，NO。
中国话翻译是：非也，非也。
事情明摆着嘛，马占山穷途末路，他会一直往北去吗？不可能。
黑河一个小城，他是防不住的，只能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如何生存？
这就把高波先给毙了。
那你说马占山会往哪去呢？
本庄繁往地图上的吉林省一指：这里。
Why?
不懂了吧，吉林那边有义勇军嘛，马占山肯定是要往西去找他们的，一旦两支部队会师，我们就麻烦了哦。
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堵截，防其西蹿。
高，实在是高。
松木言不由衷地拍了两句马屁。
下属这么识趣，本庄的兴致更加高涨，进一步指出，马占山目前所处实际位置，应在绥化以北，部队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西面一堵死，东北南三个方向一合围，真个是瓮中捉鳖啊。
接下来，一般程序应该是：高波服从松木的指挥，松木听本庄的话，堵住马占山“西进之路”。
但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高波是什么人，朝廷派来的近卫部队，官品虽然不高（少将旅团长），但地位高啊，怎么能听你们两个瞎指挥呢。
当下，他招呼也不跟松木打一声，就点起本部骑兵往北去了。
日军的指挥官人人有个性。松木自己也有主意，认为马占山往绥化以东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对高波和本庄繁这两个牛人都不愿得罪，毕竟一个是有路子的，一个位居老大。
那怎么办呢？
这兄弟脑子倒也活络，他来了个三全其美，把部队拆三份，朝三个方向去，一样也不少。
恭喜三位，贺喜三位，都猜错了。
马占山压根就没回黑河，更没往吉林去，他是准备沿松花江东进和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的。
一个吉林，一个吉林自卫军，虽然只差三个字，但一个往西，一个往东，南辕北辙，两个概念好吧。
真够丢脸的。
事实上，就在三个小子胡蒙瞎掰的时候，马占山早已穿过他们想像的“活动区域”，正走在东行路上。
但这条东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就在通过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区至海伦）时，大部队终于被日军发现。
松木得到情报，马上意识到定位的错误，急令附近的平松旅团第59联队第2大队（两角大队）进行追击。
日军胡乱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却仍然一无所获，这次总算找到一点马占山的影子了，当然是紧咬住不放。
两角大队没有马，不过他们有汽车，四个轮子跑起来倒也不慢，终于在巴彦西部的大荒台追上了马占山。
当面锣，对面鼓，咱们交一下手吧。
从数量上来看，早期日军的一个大队如果满额的话，大致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团（后来可能就只有一个营了），而且还配以山炮和重炮。随马占山左右的仅几百骑兵，且因一路轻装前进，除了几门迫击炮，没有什么重武器，一时被缠住脱身不得。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谁也灭不了谁。但马占山很清楚，这场遭遇战拖得越长，对己方越不利。松木的援兵随时随刻可以赶到。
正如他所预料的，此时此刻，在接到松木的命令后，高波骑兵旅团已拨转马头，正打马扬鞭，拼着命往大荒台赶。
要不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往北边去，这时候早就该到了。
如果他们赶到，马占山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困难。
松木交给日军大队长两角业作少佐的任务也是这样：你只要给我拖住马占山，胜利就是我们的。
有了这句话，两角大队就发了狠，一定要建此首功，所以一直跟只苍蝇一样叮在后面，怎么赶都不走。
我们还记得，在江桥战役时，每遇危急关头，或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马占山总有奇兵，或埋伏，或包抄，或堵截，往往会使战局发生重大扭转。
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支700人的骑兵部队突然从呼海路杀了过来，从两角大队侧背。
两角一阵惊喜，一定是高波骑兵旅团。
兄弟撑到现在，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敬礼。
对方回的礼是劈头一刀。
是马占山的部队！
日军大乱。
能不乱吗，千盼万盼，望眼欲穿，来的却是对手的援军。没点心理承受力，根本接受不了啊。
马占山趁势率部进入巴彦。
虽然暂时转危为安，但并未完全脱离险境。
松木后来能做到大将，当然并非笨蛋一个，他终于发现了马占山的意图：既不是往北，也不是往西，而是往东（当然也不是他猜的那个东）。
再次拉网，围追堵截。
在调高波旅团之后，又加派宇都宫师团本身所属的那个骑兵联队（骑兵第18联队）迅速前往助阵。
与松木相比，高波就更不傻了，他都不用松木指挥，给个方位就行，其它我自己搞定。
在从北往南赶的时候，他已经分出骑兵第14联队绕远路追击，准备对马占山进行包抄。
第二天，骑兵第14联队果然已跑到马占山前面去了，马占山还没从巴彦出来，他们已在巴彦南部现身。
巴彦南部有条河，它叫乌河。要包抄马占山，必须渡过这条河。
那就快渡吧，时不我待，让马占山再溜掉就不好了。
马占山没溜，等他们渡河。
在前面，我们曾见识过半渡而击的打法。
这种打法，好是好，但不能重复，实际上，真正善战之人，也从不重复。
说到底，打仗这东西，如果你光会看看兵书，背背理论，套套公式，那就只能学习赵括好榜样了。
所谓用法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半渡而击，毕竟不等于空手套白狼，那也是要有点资本的，起码得有点火力配备吧，马占山现在全是轻装上阵，没有重武器，想“击”缺乏条件。
不过他有替代品：骑兵的冲击力。
第14联队的前锋刚刚离舟登岸，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背，马占山已指挥骑兵，挥舞着马刀，旋风一样地冲了过来。
狠着劲砍啊。
日军被打懵了。
我说，都是近卫师团的一流部队，别哭丧着个脸，拿出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来嘛，long long ago，我们中国有位将军叫项羽的，就这么干过，还成功了呢。
日兵甲：你倒说得轻巧，典型地站着说话不腰疼，项羽那有多少人马，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砸个烂锅，毁条破船都在计划之内，不一样。
日兵乙：马占山没打招呼，我们也没准备，马鞍还没摸着呢，怎么打啊。
日兵丙：快给我一条船，让我划回去，准备好了再来……
马占山的骑兵告诉他们：不要想了，有本事游回去吧。
日军除了江岸上被砍死的外，乌河上淹死的也有不少。
真该在家好好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再来的。
对岸的日军骑兵很多，可是只能看到干着急。等他们咋咋呼呼地划了船赶过来，马占山和他的骑兵们又跑得没影了，剩下的工作就只能是给自己人收尸。
吃了亏以后，人的心情难受哇。
第14联队一个劲地找马占山的踪迹。赶上来的高波骑兵旅团和骑兵第18联队也帮着找。
几天之后，马占山终于又在东兴附近出现了。
他必须要过江去和吉林自卫军会合，在沿江这么狭小的范围和地域内，没有办法藏得天衣无缝。
日军大队人马蜂拥而上。
马占山依托大青山竭力殂击。
这一次自然条件帮了他大忙。大青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比平原，日军的飞机大炮很难发挥应有效力。
马占山深知这一点，所以日军来得再多，他也蹲在山上不挪窝。你来你的，我打我的，反正我哪里也不去，这里最安全。
史料记载，在这次大青山之战中，双方经历四次血战，从7月14日开始，一直打到7月20日结束，一连六个昼夜，不眠不休，而战事激烈程度，“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种说法，认为日军在此战中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这个我倒不是很相信，毕竟这时候马家军的阵地作战能力与江桥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确证的是，马占山带来的枪弹肯定打得差不多了，否则不能与“去年江桥之战”相提并论。
瞧你一个不注意，冷不防嗖地一个老拳就罩过来，正打在你的面门上，又准又狠，不让你在牙缝里倒吸两口冷气，人家都不姓马。
等你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再找他的时候，马占山已经不见了。在背后？在左边？在右边？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坐在拳台一角啃鸡大腿也说不定。
表面上，马占山几乎放弃了所有重镇和要隘。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至海伦）、齐克铁路（三间房至克山），还有沿线城镇，能扔的都扔了。
你不是想要吗，给你。
只不过这是为了更好地修理你。
从此，日军到了明处，马占山到了暗处，什么时候要给养了，无枪无炮，无粮无食，简单：铁路上要去，城镇里找去。
反正马占山对哪一列火车上装着给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来，哪一座城镇里有粮仓和军火库，日军人多还是人少，都一本帐清楚得很（后面要讲到，他连日军的总结报告都有，还是定期更新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好东西放自己身边都不牢靠，让日军给保管是最省心的事。就一大超市嘛，不用付钱，甭管拿多少都行。
美事啊。
马占山还特别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
人家奇怪，你这么东奔西跑的，又没有稳定的武器补给，***怎么总不见少。
瞧他怎么说的：日本商人手里买去，还有，伪军不是现成的吗，临战时他们把枪扔地上，我们把钱搁那里，各取所需，大家OK。
前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着调，人日商就算再不“爱国”，也不可能追在后面把枪卖给你吧（何况马占山还居无定所），不过第二种解释倒极有可能。
《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吴大疤拉不经常做这种事吗？
不过也未必，马占山就这么随口一说而已。这位马大帅，你知道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没准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赖伪军的，要知道像程志远那样的，都是从马占山这里反戈一击后出来的，你要说他们会跟马占山做这种交易，似乎也不大可能。
但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松木听到这句话后，肯定不会再相信伪军的“良心”和“自律精神”了，一伪军上阵，他都得派两“皇军”给看着，实在看不过来，只好让他们回家。
这里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
而这，也正是马占山想要的。
打游击战嘛，本地人总比外地人难缠，伪军也总是比日军更讨厌。
一方面，是难以找到马占山，另一方面，则是马占山自己常常主动现身。
一出现就杀机毕露。
马占山很懂得用人之长。此地并非江桥，义勇军也不是正规军，阵地上一枪一弹的硬性打法非其所长，他们所擅长的是打一枪就跑，捞一把就走的“好汉打法”。
马大帅交代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打，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去。反正回来后拿鬼子脑袋跟我结帐。
这跟《亮剑》里的李云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白猫黑猫，能赚钱的就是好猫。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各展其能。
其中表现最出众的是邓文和他手下的一群江湖好汉。
邓文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参加过江桥战役，属马家军中的后起之秀。能得到马占山的言传身教，那自然是懂点战术的。别人用围点打援，他用引蛇出洞。
先攻击日军据点。当然在这之前，切断电话线是很有必要的。日军没法喊援兵，人又少，顶不住，只好往外跑。
跑可以，邓文还主动让出了一条道。
路上，伏兵四起。
是役，日军伤亡150多人。
尽管是胜仗，但伏击也是要花点本钱的，子弹不长眼，自己也要损失一些弟兄，所以这个与马占山空手套白狼的要求还是有差距。
那咱再玩儿一把绝的。
第二回，邓文选了70个人，规定：你们到海伦去打日本人，我要的也差不多是第一回的数字，不过别损失自己人，最好是子弹都不要放。
且慢，兄弟，那海伦城里鬼子可不老少了，你子弹都不舍得花，能搞定吗，没准走都走不脱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本万利，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啊。
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70个人不是一般的人，那是70个武林高手，飞檐走壁跟在自家院里散步一样的那种。
他们到海伦不是在白天，而是晚上。
打探到一家商号里面住着一批日军，刚好一百出点头，他们就摸了进去，然后一人一刀（有的一个管两，要用两刀），就把这些鬼子都当菜一样给剁了。
剁完后，又没事人一样走了。
出城，到邓文那里交令。
虽然每次最多也就灭掉百来个，但积少成多，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据说关东军在“围剿”马占山期间，平均每月至少需往国内运五十个尸袋回去，那些受伤的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邓文在内，跑出来袭击日军的，都打着一个统一的旗号：马占山。给松木的印象，就是马占山好象一个千手观音，哪都看不到他，但又无处不在。
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送一个字：牛，两个字：忒牛。
一时间，马占山究竟在哪里，成了这场“躲猫猫”游戏的关键所在。
大家开动脑筋竞猜一下吧。
高波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一天到晚跟着马占山转嘛（自认为的）。他认为马占山是朝老家黑河去了。
松木刚想发表意见，本庄繁先说了，还不是在他的沈阳关东军司令部说的，是在现场说的。
找不到马占山，不光松木急，本庄繁更急。
江桥之战和包围哈尔滨，已经把这个关东军司令官给彻底弄毛了，因为他知道马占山不是一般的义勇军头领，有他存在，就等于一杆大旗在黑龙江乃至全东北插着，即便不主动出击，对关东军来说也是心腹大患。
本庄这厮属于水平不是太高，但却特喜欢自己上场踢两脚的那类人。松木在前面，你在后面遥控指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这样没现场感觉嘛。为了找感觉，屁颠屁颠地就坐飞机赶来了。
作为最高领导，当然要体现层次和水平，所以本庄一来就背着手，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煞有其事地作了一番分析判断。
高波说马占山可能往北去了，本庄竖个手指摆了一摆，那意思：NO，NO，NO。
中国话翻译是：非也，非也。
事情明摆着嘛，马占山穷途末路，他会一直往北去吗？不可能。
黑河一个小城，他是防不住的，只能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如何生存？
这就把高波先给毙了。
那你说马占山会往哪去呢？
本庄繁往地图上的吉林省一指：这里。
Why?
不懂了吧，吉林那边有义勇军嘛，马占山肯定是要往西去找他们的，一旦两支部队会师，我们就麻烦了哦。
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堵截，防其西蹿。
高，实在是高。
松木言不由衷地拍了两句马屁。
下属这么识趣，本庄的兴致更加高涨，进一步指出，马占山目前所处实际位置，应在绥化以北，部队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西面一堵死，东北南三个方向一合围，真个是瓮中捉鳖啊。
接下来，一般程序应该是：高波服从松木的指挥，松木听本庄的话，堵住马占山“西进之路”。
但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高波是什么人，朝廷派来的近卫部队，官品虽然不高（少将旅团长），但地位高啊，怎么能听你们两个瞎指挥呢。
当下，他招呼也不跟松木打一声，就点起本部骑兵往北去了。
日军的指挥官人人有个性。松木自己也有主意，认为马占山往绥化以东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对高波和本庄繁这两个牛人都不愿得罪，毕竟一个是有路子的，一个位居老大。
那怎么办呢？
这兄弟脑子倒也活络，他来了个三全其美，把部队拆三份，朝三个方向去，一样也不少。
恭喜三位，贺喜三位，都猜错了。
马占山压根就没回黑河，更没往吉林去，他是准备沿松花江东进和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的。
一个吉林，一个吉林自卫军，虽然只差三个字，但一个往西，一个往东，南辕北辙，两个概念好吧。
真够丢脸的。
事实上，就在三个小子胡蒙瞎掰的时候，马占山早已穿过他们想像的“活动区域”，正走在东行路上。
但这条东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就在通过呼海铁路（哈尔滨呼兰区至海伦）时，大部队终于被日军发现。
松木得到情报，马上意识到定位的错误，急令附近的平松旅团第59联队第2大队（两角大队）进行追击。
日军胡乱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却仍然一无所获，这次总算找到一点马占山的影子了，当然是紧咬住不放。
两角大队没有马，不过他们有汽车，四个轮子跑起来倒也不慢，终于在巴彦西部的大荒台追上了马占山。
当面锣，对面鼓，咱们交一下手吧。
从数量上来看，早期日军的一个大队如果满额的话，大致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团（后来可能就只有一个营了），而且还配以山炮和重炮。随马占山左右的仅几百骑兵，且因一路轻装前进，除了几门迫击炮，没有什么重武器，一时被缠住脱身不得。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谁也灭不了谁。但马占山很清楚，这场遭遇战拖得越长，对己方越不利。松木的援兵随时随刻可以赶到。
正如他所预料的，此时此刻，在接到松木的命令后，高波骑兵旅团已拨转马头，正打马扬鞭，拼着命往大荒台赶。
要不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往北边去，这时候早就该到了。
如果他们赶到，马占山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困难。
松木交给日军大队长两角业作少佐的任务也是这样：你只要给我拖住马占山，胜利就是我们的。
有了这句话，两角大队就发了狠，一定要建此首功，所以一直跟只苍蝇一样叮在后面，怎么赶都不走。
我们还记得，在江桥战役时，每遇危急关头，或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马占山总有奇兵，或埋伏，或包抄，或堵截，往往会使战局发生重大扭转。
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支700人的骑兵部队突然从呼海路杀了过来，从两角大队侧背。
两角一阵惊喜，一定是高波骑兵旅团。
兄弟撑到现在，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敬礼。
对方回的礼是劈头一刀。
是马占山的部队！
日军大乱。
能不乱吗，千盼万盼，望眼欲穿，来的却是对手的援军。没点心理承受力，根本接受不了啊。
马占山趁势率部进入巴彦。
虽然暂时转危为安，但并未完全脱离险境。
松木后来能做到大将，当然并非笨蛋一个，他终于发现了马占山的意图：既不是往北，也不是往西，而是往东（当然也不是他猜的那个东）。
再次拉网，围追堵截。
在调高波旅团之后，又加派宇都宫师团本身所属的那个骑兵联队（骑兵第18联队）迅速前往助阵。
与松木相比，高波就更不傻了，他都不用松木指挥，给个方位就行，其它我自己搞定。
在从北往南赶的时候，他已经分出骑兵第14联队绕远路追击，准备对马占山进行包抄。
第二天，骑兵第14联队果然已跑到马占山前面去了，马占山还没从巴彦出来，他们已在巴彦南部现身。
巴彦南部有条河，它叫乌河。要包抄马占山，必须渡过这条河。
那就快渡吧，时不我待，让马占山再溜掉就不好了。
马占山没溜，等他们渡河。
在前面，我们曾见识过半渡而击的打法。
这种打法，好是好，但不能重复，实际上，真正善战之人，也从不重复。
说到底，打仗这东西，如果你光会看看兵书，背背理论，套套公式，那就只能学习赵括好榜样了。
所谓用法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半渡而击，毕竟不等于空手套白狼，那也是要有点资本的，起码得有点火力配备吧，马占山现在全是轻装上阵，没有重武器，想“击”缺乏条件。
不过他有替代品：骑兵的冲击力。
第14联队的前锋刚刚离舟登岸，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背，马占山已指挥骑兵，挥舞着马刀，旋风一样地冲了过来。
狠着劲砍啊。
日军被打懵了。
我说，都是近卫师团的一流部队，别哭丧着个脸，拿出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来嘛，long long ago，我们中国有位将军叫项羽的，就这么干过，还成功了呢。
日兵甲：你倒说得轻巧，典型地站着说话不腰疼，项羽那有多少人马，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砸个烂锅，毁条破船都在计划之内，不一样。
日兵乙：马占山没打招呼，我们也没准备，马鞍还没摸着呢，怎么打啊。
日兵丙：快给我一条船，让我划回去，准备好了再来……
马占山的骑兵告诉他们：不要想了，有本事游回去吧。
日军除了江岸上被砍死的外，乌河上淹死的也有不少。
真该在家好好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再来的。
对岸的日军骑兵很多，可是只能看到干着急。等他们咋咋呼呼地划了船赶过来，马占山和他的骑兵们又跑得没影了，剩下的工作就只能是给自己人收尸。
吃了亏以后，人的心情难受哇。
第14联队一个劲地找马占山的踪迹。赶上来的高波骑兵旅团和骑兵第18联队也帮着找。
几天之后，马占山终于又在东兴附近出现了。
他必须要过江去和吉林自卫军会合，在沿江这么狭小的范围和地域内，没有办法藏得天衣无缝。
日军大队人马蜂拥而上。
马占山依托大青山竭力殂击。
这一次自然条件帮了他大忙。大青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不比平原，日军的飞机大炮很难发挥应有效力。
马占山深知这一点，所以日军来得再多，他也蹲在山上不挪窝。你来你的，我打我的，反正我哪里也不去，这里最安全。
史料记载，在这次大青山之战中，双方经历四次血战，从7月14日开始，一直打到7月20日结束，一连六个昼夜，不眠不休，而战事激烈程度，“较去年江桥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种说法，认为日军在此战中死伤千余人，“遗尸遍野”。这个我倒不是很相信，毕竟这时候马家军的阵地作战能力与江桥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确证的是，马占山带来的枪弹肯定打得差不多了，否则不能与“去年江桥之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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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29 pm
如果在过呼海路时不被松木察觉，马占山完全有机会渡过松花江。
但意图一旦为敌掌握，机会就成了过去时。
马占山得到情报，整个松花江江面都被姬路师团封锁住了。这就是说，东行已不可能。
赶快北撤。
善于机变一向符合马占山的思维特点。
部队随后移出大青山，从东兴向绥化附近地区北上。
绥化周边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刚脱狼嘴，又入虎口，你不怕？
不怕。
顺顺当当北进，好像路都是他们家修的一样。
围攻大青山的日军无功而返，原先负责看管呼海路的还是看管呼海路，负责追击的仍然糊里糊涂地乱跑。
敢情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步兵师团（含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象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就是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个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冒号：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疚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好吧。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的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齐齐哈尔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北满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 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统吃。
关东军在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
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不过我们可以从当初他何以能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派人成功潜入哈尔滨，并与李顿调查团达成会晤这一点上看出些端倪来。
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宇都宫师团的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7月12日，林义秀情报：马占山率部从东兴向绥化转移。
这个情报连我也吃了一惊。
松木那是不了解内情，我是知道的呀，马占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往北跑呢，两天之后，他就要指挥部队在大青山跟小鬼子干了。
林义秀还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具体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是绥化东北部的庆安县铁山屯。
这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庆安县的平松旅团第2联队第1大队出击。
7月15日晚上10点，第1大队出发。
7月17日下午，抵达铁山屯。
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呆过，不过他们早在7月16日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如果“当地人”所说为真的话，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马占山会分身法吗，还是本来就有两个马占山？
因为我的情报是这样的：7月16日，马占山正在大青山打得热火朝天，还准备找个机会渡过松花江，去和李杜他们会合呢。
出现在铁山屯的这个“马占山”，大概只有林义秀才会鉴定他为正品。
第二个疑问，可能也是松木最想问的，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7月15日到铁山屯，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呆过，不过呢，7月14日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7月22日，林义秀情报，并根据庆安的第1大队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在绥化以北的绥棱东南出现了。
我的情报：这是真的，此马占山如假保换，确实已经北上。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第1大队这样的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已到海伦的高波骑兵旅团自北而南，位于庆安的第18骑兵联队和伪军骑兵部队则自南而北，企图形成夹击之势。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如果在过呼海路时不被松木察觉，马占山完全有机会渡过松花江。
但意图一旦为敌掌握，机会就成了过去时。
马占山得到情报，整个松花江江面都被姬路师团封锁住了。这就是说，东行已不可能。
赶快北撤。
善于机变一向符合马占山的思维特点。
部队随后移出大青山，从东兴向绥化附近地区北上。
绥化周边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刚脱狼嘴，又入虎口，你不怕？
不怕。
顺顺当当北进，好像路都是他们家修的一样。
围攻大青山的日军无功而返，原先负责看管呼海路的还是看管呼海路，负责追击的仍然糊里糊涂地乱跑。
敢情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步兵师团（含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象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就是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个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冒号：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疚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好吧。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的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齐齐哈尔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北满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统吃。
关东军在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
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不过我们可以从当初他何以能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派人成功潜入哈尔滨，并与李顿调查团达成会晤这一点上看出些端倪来。
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宇都宫师团的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7月12日，林义秀情报：马占山率部从东兴向绥化转移。
这个情报连我也吃了一惊。
松木那是不了解内情，我是知道的呀，马占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往北跑呢，两天之后，他就要指挥部队在大青山跟小鬼子干了。
林义秀还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具体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是绥化东北部的庆安县铁山屯。
这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庆安县的平松旅团第2联队第1大队出击。
7月15日晚上10点，第1大队出发。
7月17日下午，抵达铁山屯。
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呆过，不过他们早在7月16日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如果“当地人”所说为真的话，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马占山会分身法吗，还是本来就有两个马占山？
因为我的情报是这样的：7月16日，马占山正在大青山打得热火朝天，还准备找个机会渡过松花江，去和李杜他们会合呢。
出现在铁山屯的这个“马占山”，大概只有林义秀才会鉴定他为正品。
第二个疑问，可能也是松木最想问的，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7月15日到铁山屯，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呆过，不过呢，7月14日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7月22日，林义秀情报，并根据庆安的第1大队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在绥化以北的绥棱东南出现了。
我的情报：这是真的，此马占山如假保换，确实已经北上。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第1大队这样的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已到海伦的高波骑兵旅团自北而南，位于庆安的第18骑兵联队和伪军骑兵部队则自南而北，企图形成夹击之势。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松木不敢再相信林义秀的情报了，那信谁呢？
信自己，信手下们的眼睛。
人少看不过来，松木要求本庄繁再给他调兵，调骑兵。只要有匹马的，全给我拉过来。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每个师团里面不都有1个骑兵联队吗？就挖他们。
从驻锦州的第8师团（弘前师团）中调出骑兵第8联队，从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中调出骑兵第10联队，这一下子就使江省的日军骑兵骤增至5个联队（另有高波旅团2个，宇都宫师团1个），大大提高了其机动和防守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已部署至哈尔滨以东松花江沿岸的姬路师团（怕马占山再来渡江啊），重点在北满嫩江平原一带布防的宇都宫师团，在天空助战的关东军飞行队，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机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中本身出现的漏洞。
我们前面说过，马占山二次复出时，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
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确实勇猛善战，来去如飞，就像宫傻子、老北风他们那样，逐步成为部队的生力军，但有的说到底就是一群混混，没有什么战斗力，属乌合之众，真打起来很容易溃散，偏偏军纪又很差。
比如李海青手下的一些部队，原先在吉林时“名声”就很大，什么掠人财物，强抢民女，反正胡匪能干的坏事一样也没少干过。来到黑龙江后，受马占山制约，为害乡里的事是不干或少干了，然而要求他们与正规部队一样做到整齐划一也不可能。
从马占山这方面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当然知道部队要精，可是如果数量都无法保证，怎么精法？想进行整训吧，成天与日军“躲猫猫”，根本挤不出时 间，况且，打仗不是坐在教室里上课，在那样紧张激烈、东游西走的形势下，倘若真把“胡匪”出身的官兵管得过严，反而可能过犹不及，生出乱子。
担心不是多余的。几天后，果然出事了。
由于南下与李杜会合事实上已不可能，马占山决定先北上，待从日军的包围圈突出后，再进行二次东进，到东兴安岭里面去与鬼子继续捉迷藏。
但马占山一支骑兵队的行踪，被在海伦地区警备的干贺旅团察觉，旅团长干贺贞藏少将来不及向松木汇报，便自己做出了判断和决定。
当时这支骑兵队只在一条河边徘徊了一下，马上就撤走了，并没有过河。
时间是中午。
干贺经过分析，判断该骑兵队一定会过河北上，而且后面还跟着大部队。
理由是：由于马占山的部队要避开白天飞机的跟踪和轰炸，一般都是晚间行动。白天出现的骑兵队只是侦察兵，任务是到河边来观察动静，搞侦察的。同时，他们还有诱敌作用，一旦发现对手有所行动，主力部队会马上改道前进。
好个马占山，真是狡猾狡猾的。
干贺随后作出部署，命令所部日军不得在马占山过河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什么时候行动呢？
在他们渡过河后失去戒备的时候。
干贺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很多基层将官如果单指挥一个联队或一个师旅团的话，往往能体现出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正如干贺所预料到的，见日军未有任何举动，马家军果然晚间涉渡，过河后向西北前进，慢慢进入了干贺旅团设伏区域。
不过这时候，马占山仍然有机会摆脱噩运。
因为按照马占山的活动规律，白天他不仅不渡河，一般也不随意行动。如果是晚上进入日军伏击区，伏兵的能见度比较差，攻击效率不高，己方又以骑兵为主，加上大部队集团式冲锋，即使会蒙受一点损失，短时间内迅速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但如前所述，由于部队成份复杂，马占山此时已不可能使部队保持统一的战斗纪律。其中一支800人的骑兵队脱离主力，打马扬鞭，竟然大白天就穿行在青纱帐中向前奔去。
在他们看来，过了河后，就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把后者远远地抛在了河对岸，即使被发现，日军也追不上来，至于天空的飞机，不是有青纱帐作掩护吗，没事的。
错觉，足以致命的错觉。
日军突然从正侧面开火，骑兵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显然，干贺并不想予以全歼，他特意留下口子，让其残部向后撤退。
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支骑兵队，而是骑兵队后面的那条大鱼——马占山。
别的都不用做，只要顺着马蹄印一直追下去就可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抓住马占山。
对于马占山来说，骑兵队遭袭，人员损失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主力部队所在位置以及情报资料。
干贺从战死的骑兵队将官身上意外地发现了马占山编订的那一本本册子，然后上报给松木。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但意图一旦为敌掌握，机会就成了过去时。
马占山得到情报，整个松花江江面都被姬路师团封锁住了。这就是说，东行已不可能。
赶快北撤。
善于机变一向符合马占山的思维特点。
部队随后移出大青山，从东兴向绥化附近地区北上。
绥化周边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刚脱狼嘴，又入虎口，你不怕？
不怕。
顺顺当当北进，好像路都是他们家修的一样。
围攻大青山的日军无功而返，原先负责看管呼海路的还是看管呼海路，负责追击的仍然糊里糊涂地乱跑。
敢情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步兵师团（含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象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就是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个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冒号：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疚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好吧。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的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齐齐哈尔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北满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 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统吃。
关东军在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
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不过我们可以从当初他何以能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派人成功潜入哈尔滨，并与李顿调查团达成会晤这一点上看出些端倪来。
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宇都宫师团的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7月12日，林义秀情报：马占山率部从东兴向绥化转移。
这个情报连我也吃了一惊。
松木那是不了解内情，我是知道的呀，马占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往北跑呢，两天之后，他就要指挥部队在大青山跟小鬼子干了。
林义秀还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具体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是绥化东北部的庆安县铁山屯。
这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庆安县的平松旅团第2联队第1大队出击。
7月15日晚上10点，第1大队出发。
7月17日下午，抵达铁山屯。
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呆过，不过他们早在7月16日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如果“当地人”所说为真的话，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马占山会分身法吗，还是本来就有两个马占山？
因为我的情报是这样的：7月16日，马占山正在大青山打得热火朝天，还准备找个机会渡过松花江，去和李杜他们会合呢。
出现在铁山屯的这个“马占山”，大概只有林义秀才会鉴定他为正品。
第二个疑问，可能也是松木最想问的，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7月15日到铁山屯，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呆过，不过呢，7月14日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7月22日，林义秀情报，并根据庆安的第1大队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在绥化以北的绥棱东南出现了。
我的情报：这是真的，此马占山如假保换，确实已经北上。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第1大队这样的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已到海伦的高波骑兵旅团自北而南，位于庆安的第18骑兵联队和伪军骑兵部队则自南而北，企图形成夹击之势。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如果在过呼海路时不被松木察觉，马占山完全有机会渡过松花江。
但意图一旦为敌掌握，机会就成了过去时。
马占山得到情报，整个松花江江面都被姬路师团封锁住了。这就是说，东行已不可能。
赶快北撤。
善于机变一向符合马占山的思维特点。
部队随后移出大青山，从东兴向绥化附近地区北上。
绥化周边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刚脱狼嘴，又入虎口，你不怕？
不怕。
顺顺当当北进，好像路都是他们家修的一样。
围攻大青山的日军无功而返，原先负责看管呼海路的还是看管呼海路，负责追击的仍然糊里糊涂地乱跑。
敢情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步兵师团（含一个骑兵联队）、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象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就是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个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冒号：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疚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好吧。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的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齐齐哈尔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北满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统吃。
关东军在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
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不过我们可以从当初他何以能在守卫森严的情况下，派人成功潜入哈尔滨，并与李顿调查团达成会晤这一点上看出些端倪来。
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宇都宫师团的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7月12日，林义秀情报：马占山率部从东兴向绥化转移。
这个情报连我也吃了一惊。
松木那是不了解内情，我是知道的呀，马占山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往北跑呢，两天之后，他就要指挥部队在大青山跟小鬼子干了。
林义秀还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具体位置我都可以告诉你，是绥化东北部的庆安县铁山屯。
这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庆安县的平松旅团第2联队第1大队出击。
7月15日晚上10点，第1大队出发。
7月17日下午，抵达铁山屯。
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呆过，不过他们早在7月16日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如果“当地人”所说为真的话，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马占山会分身法吗，还是本来就有两个马占山？
因为我的情报是这样的：7月16日，马占山正在大青山打得热火朝天，还准备找个机会渡过松花江，去和李杜他们会合呢。
出现在铁山屯的这个“马占山”，大概只有林义秀才会鉴定他为正品。
第二个疑问，可能也是松木最想问的，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7月15日到铁山屯，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呆过，不过呢，7月14日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7月22日，林义秀情报，并根据庆安的第1大队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在绥化以北的绥棱东南出现了。
我的情报：这是真的，此马占山如假保换，确实已经北上。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第1大队这样的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已到海伦的高波骑兵旅团自北而南，位于庆安的第18骑兵联队和伪军骑兵部队则自南而北，企图形成夹击之势。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松木不敢再相信林义秀的情报了，那信谁呢？
信自己，信手下们的眼睛。
人少看不过来，松木要求本庄繁再给他调兵，调骑兵。只要有匹马的，全给我拉过来。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每个师团里面不都有1个骑兵联队吗？就挖他们。
从驻锦州的第8师团（弘前师团）中调出骑兵第8联队，从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中调出骑兵第10联队，这一下子就使江省的日军骑兵骤增至5个联队（另有高波旅团2个，宇都宫师团1个），大大提高了其机动和防守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已部署至哈尔滨以东松花江沿岸的姬路师团（怕马占山再来渡江啊），重点在北满嫩江平原一带布防的宇都宫师团，在天空助战的关东军飞行队，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机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中本身出现的漏洞。
我们前面说过，马占山二次复出时，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
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确实勇猛善战，来去如飞，就像宫傻子、老北风他们那样，逐步成为部队的生力军，但有的说到底就是一群混混，没有什么战斗力，属乌合之众，真打起来很容易溃散，偏偏军纪又很差。
比如李海青手下的一些部队，原先在吉林时“名声”就很大，什么掠人财物，强抢民女，反正胡匪能干的坏事一样也没少干过。来到黑龙江后，受马占山制约，为害乡里的事是不干或少干了，然而要求他们与正规部队一样做到整齐划一也不可能。
从马占山这方面来看，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当然知道部队要精，可是如果数量都无法保证，怎么精法？想进行整训吧，成天与日军“躲猫猫”，根本挤不出时 间，况且，打仗不是坐在教室里上课，在那样紧张激烈、东游西走的形势下，倘若真把“胡匪”出身的官兵管得过严，反而可能过犹不及，生出乱子。
担心不是多余的。几天后，果然出事了。
由于南下与李杜会合事实上已不可能，马占山决定先北上，待从日军的包围圈突出后，再进行二次东进，到东兴安岭里面去与鬼子继续捉迷藏。
但马占山一支骑兵队的行踪，被在海伦地区警备的干贺旅团察觉，旅团长干贺贞藏少将来不及向松木汇报，便自己做出了判断和决定。
当时这支骑兵队只在一条河边徘徊了一下，马上就撤走了，并没有过河。
时间是中午。
干贺经过分析，判断该骑兵队一定会过河北上，而且后面还跟着大部队。
理由是：由于马占山的部队要避开白天飞机的跟踪和轰炸，一般都是晚间行动。白天出现的骑兵队只是侦察兵，任务是到河边来观察动静，搞侦察的。同时，他们还有诱敌作用，一旦发现对手有所行动，主力部队会马上改道前进。
好个马占山，真是狡猾狡猾的。
干贺随后作出部署，命令所部日军不得在马占山过河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什么时候行动呢？
在他们渡过河后失去戒备的时候。
干贺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很多基层将官如果单指挥一个联队或一个师旅团的话，往往能体现出较高的能力和水平。
正如干贺所预料到的，见日军未有任何举动，马家军果然晚间涉渡，过河后向西北前进，慢慢进入了干贺旅团设伏区域。
不过这时候，马占山仍然有机会摆脱噩运。
因为按照马占山的活动规律，白天他不仅不渡河，一般也不随意行动。如果是晚上进入日军伏击区，伏兵的能见度比较差，攻击效率不高，己方又以骑兵为主，加上大部队集团式冲锋，即使会蒙受一点损失，短时间内迅速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但如前所述，由于部队成份复杂，马占山此时已不可能使部队保持统一的战斗纪律。其中一支800人的骑兵队脱离主力，打马扬鞭，竟然大白天就穿行在青纱帐中向前奔去。
在他们看来，过了河后，就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把后者远远地抛在了河对岸，即使被发现，日军也追不上来，至于天空的飞机，不是有青纱帐作掩护吗，没事的。
错觉，足以致命的错觉。
日军突然从正侧面开火，骑兵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显然，干贺并不想予以全歼，他特意留下口子，让其残部向后撤退。
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支骑兵队，而是骑兵队后面的那条大鱼——马占山。
别的都不用做，只要顺着马蹄印一直追下去就可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抓住马占山。
对于马占山来说，骑兵队遭袭，人员损失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主力部队所在位置以及情报资料。
干贺从战死的骑兵队将官身上意外地发现了马占山编订的那一本本册子，然后上报给松木。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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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2 pm
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这次在日军围追堵截中再也无法顺利脱身。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指挥作战的电台又坏了，马占山难以进行协同指挥，只能带一部分人马且战且退，重回绥棱。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圈甸子。
所谓甸子，是东北对湿草地的称谓，此处环境相当恶劣。在经历三昼夜的血战后，马占山始终突不出去，所部已不足百人。
此时，日军8个联队已把外面围得铁桶一般，插翅难飞。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已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罗圈甸子，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咪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兄弟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厉害的。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括子。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倒在日军枪下的是参议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韩述彭是东北抗战中第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以身殉国。
马占山本人则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像地突破重围，在讷河再举义旗。
本庄繁要准备下课了，不仅是因为谎报马占山已被打死的军情，在天皇面前犯了“欺君之罪”，更由于此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已变得不可收拾。
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季，东北已集中日军4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对包括马占山在内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使尽各种办法，动足各种脑筋，却仍旧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铁路运输和经济运作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断电断水断交通，成了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从邻居那里抢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是要靠它下蛋的，现在适得其反，鸡蛋没拿着，还被吵得寝食不安，这不白干了吗。
此外，李顿调查团当时还在东京和北平赶写报告书。他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洲这种局面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个莫大讽剌，还有可能被写到报告书里面去，这更让日本人感到心烦意乱。
既然关东军的成绩如此糟糕，那就只好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换班。
本庄繁自然第一个回家。不过由于一年前在“九一八”中的表现，回国后待遇倒是不赖，还得到了一份很有面子的活——伺从武官长。后来同样是因为“九一八”有“特殊贡献”，又升大将又封男爵，很是风光了几年。
其他人员也撤换的撤换，调走的调走。但很多人还是趁此机会捡到了皮夹子。比如石原莞尔，先是调回国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后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都是“九一八”的“功臣”嘛，怎么能埋没。
关东军所辖部队也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6师团（熊本师团）和第14混成旅团（服部旅团）、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调入满洲，而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至年底，才一个奉调回国，一个返回朝鲜。
也就是说，关东军曾一度达到5个师团加4个旅团的数量，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国外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驻军行动。
军部这次下决心改组，其实质是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不满意，但这是不便对外人言的。能对人言的，必须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关东军最有名的“下克上”第一个被拎出来数落：目无尊长，无法无天，我行我素，想搞独立王国。
其实从“九一八”到江桥，到锦州，关东军一路都是这么“克”过来的，军部视而不见，只知道捏着个鼻子不吱声，甚至连原来的金谷参谋总长都被“克”掉了。
那时候怎么不处理？
无它，只因为最后关东军都达到了作战目的。
不是不计较，而是你赢了。
现在能把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拿出来翻炒一遍，也没其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败了。
赢了就是英雄，你最拽，输了就是狗熊，你最烂。
日本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能把你雷到焦。
关东军司令官大位空缺，谁能担此大任？
武藤信义元帅（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此时仍为大将）粉墨登场。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元帅应该是最高等级的军衔，比如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但在日本军人中，元帅并非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
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你以皇族身份参军，不管你有无能力，也不管你是否真正指挥过任何战役，只要点子正，当元帅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陆军里的载仁亲王、海军里的博恭王是最好的例子。
但倘若你跟裕仁他们家搭不上什么亲戚，那就比较难了。通常来说，功劳大都没有用，得Very Very大。海军中，前有东乡平八郎，后有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
陆军里面更加复杂，一般而言，除了有功劳，还得会当官，不是当一个官，要把三个官都当完了才算。
哪三个官呢，就是陆军里的三个顶级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陆相）、教育总监。
参谋总长不用说了，陆军大臣是陆军派驻政府的代表，教育总监是主管陆军教育训练的，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圈逛下来，不认你是老大都不行。
太难了，难到连“军神”乃木希典都轮不上。
在武藤之前，被称为日本工兵之父的上原勇作被授为元帅，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陆军领袖，不过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中，硬是无人能获此殊荣。
本来武藤也不够资格。论功劳倒是早就够了，大正时代，最后一个被晋升为大将的，就是这位老兄，但他的官位缺了一项：陆相没做过。
必要条件哪怕是小小的一项都能要人命啊，时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武藤眼巴巴地看着元帅头衔却只能暗自淌口水。
机会说来就来了，当关东军一把手的交椅向他招手的时候。
在这次大规模改组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人就是被委任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会战后期，曾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是一个虚职，等他到上海时，中日双方也已偃旗息鼓，没捞到什么仗打。
此次到满洲，他还是没能脱得了一个“副”字，不过此副非彼副，武藤对他相当信任，而他自己也忙前忙后，非常活跃，俨然一对师生，直把正职的参谋长都比了下去。
武藤和冈村面对的是本庄繁留下的一副“烂摊子”。
义勇军久“剿”不灭，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时东北义勇军数量之多，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对外公布有30多万，49个，但实际数字可能还远远不止。
冈村后来记述，他刚到满洲时，大白天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一支支义勇军在行军，而这已经成了当时东北风景之一种，没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
但义勇军真有那么可怕吗？似乎又并非如此。
如果分开来看，每支义勇军的正规作战能力都不是很强，个顶个均不是关东军的对手，可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常常在丛林山地中钻来钻去，十分 难以捕捉。同时，义勇军的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地方又大，如果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凡有乡村处，皆有义勇军”。
武藤不愧元帅之资，很快就发现了本庄繁兵败之因。
本庄繁为什么会败呢，其实就是有三样东西做得过了火。
敝人不才，帮他概括为“三太”：太霸道，太自信，太滥情。
“太霸道”。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土肥原在哈尔滨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那几乎是雁过拔毛。人家明明不通“匪”，他非要指控为“匪”，然后就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这样一来，原本不通“匪”的都被他搞得想通“匪”了。
反正钱迟早不是我的，那我还不如拿去资助义勇军呢，还能换来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看看好象捞了点钱，筹了些军费，其实是在推民为“匪”，帮义勇军的忙，真正的得不偿失。
“太自信”。简单来说，就是本庄繁太把自己人当回事，过度地倚重关东军的力量来进行作战。
在一些战役中，伪军虽然也有参战，但由于战斗力较弱，一向被“皇军”所看不起，永远只能沦为配角中的配角。
另一方面，关东军能战倒是能战，问题是他们并非满洲本地部队，同时也不固定，均为从国内或朝鲜临时抽调而来，在地理知识上比较抓瞎，很容易就会被义勇军用游击作战的方式牵着鼻子走。
“太滥情”。平心而论，本庄繁在维护“满洲治安”方面还是全力以赴的，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义勇军都摆平搞定。可世上的事，过犹不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急，义勇军又不急，逗你玩有的是时间。偏偏他还采取了全面开花的战术，即同时要与几乎所有义勇军发生亲密“接触”，这样一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兵家大忌。
人家义勇军再不行，几千个打你几十个总还可以吧。
本庄时期，关东军不停地从国内调兵，一个个师团走马灯似的登陆，但一撒到东北战场上，立刻就没影了。
这地方太大，你撒多么是个数啊。撒吧，还撒不均匀，有的地方人太多，闹哄哄的，大家都把屁股撅得老高在找义勇军，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而有的区域呢，人又 太少，打起仗来根本占不了便宜，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几个日本兵拔足狂奔，跟在后面的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的农民。
显然，武藤要想超越本庄繁，就必须在“三太”上做出改进。
武藤确定，军事进攻很重要，但政治怀柔更不可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满洲国政府及其良民，应求大同舍小异”）。
你把人家都逼到梁山上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所以一边要拿大棒吓人，一边还要拿根胡萝卜出来逗引逗引。
日军对伪军开始由“看不起”、“不当人”，到至少表面上“当人看”，平时加强训练，并逐步放到正面战场上去大胆使用，有计划地把他们变成“谋略部队”，利用其地理和语言优势，在给关东军当向导的同时，还可以拿来趟地雷，做炮灰。
在武藤执掌关东军大印后，东北伪军已发展到19个步兵旅，12个骑兵旅，总数达到31个，另外还有6个支队（相当于团）。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东北军在鼎盛时期才有多少人马？
一共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总数为33个。
加上日军“招纳”的其它七七八八部队，如不比战斗力的话，仅就数量而言，现在的伪军已基本接近于当年的东北军。
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确实是一记毒到骨子里的毒招。
问题又回到了怎样与义勇军作战上。
全面开花，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扔垃圾堆去。现在我要把它改为重点进攻，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
武藤主张“专一”。
顺序上，从辽宁开始，经过吉林，最后到黑龙江（即北满），像扫地一样一路扫过去，“剿”掉一个算一个。
大政已定，但武藤并没有马上行动。
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深秋，庄稼地里该收的都收了，青纱帐不复存在，树叶片片凋零。
出击。
10月，辽东义勇军在关东军的连续攻击下，已无法在原地坚持，主力被迫“西征”，实际上就是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
11月，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带地区，辽吉义勇军遭“梳篦”式扫荡，损失殆尽。
12月，辽南义勇军处境艰难，老北风传奇即将面临终结。
看起来，战果辉煌，可是武藤不仅未敢有丝毫懈怠，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本庄繁的下课，关东军司令部的重组，固然是被满洲义勇军久“剿”不灭给闹的，但某种程度上，更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不过一胡子出身，然而却堪称东北战神，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这个人叫马占山。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他手上一共4个师团，2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然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2个师团本来追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及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这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作为继任者的武藤身上。
本庄繁已经倒在了马占山面前，他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本庄繁。
论声望，论能力，没有一个东北将领能超越马占山。即使满洲的义勇军全给消灭或者赶走，只要马占山还在这里，死灰可以复燃，卷土可以重来，一切所谓成果都将无从谈起。
对于武藤来说，马占山是一道坎，一道必须逾越，也非常难以逾越的坎。
这场对决，维系胜负，更关乎荣誉，他放到了最后。
在他之前，本庄繁曾把对决提前，结果自己倒先出了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过，当武藤把目光转向北满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远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
因为这里除了马占山之外，又跳出一个拦道的：苏炳文。
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圈甸子。
所谓甸子，是东北对湿草地的称谓，此处环境相当恶劣。在经历三昼夜的血战后，马占山始终突不出去，所部已不足百人。
此时，日军8个联队已把外面围得铁桶一般，插翅难飞。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已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罗圈甸子，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咪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兄弟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厉害的。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括子。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倒在日军枪下的是参议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韩述彭是东北抗战中第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以身殉国。
马占山本人则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像地突破重围，在讷河再举义旗。
本庄繁要准备下课了，不仅是因为谎报马占山已被打死的军情，在天皇面前犯了“欺君之罪”，更由于此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已变得不可收拾。
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季，东北已集中日军4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对包括马占山在内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使尽各种办法，动足各种脑筋，却仍旧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铁路运输和经济运作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断电断水断交通，成了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从邻居那里抢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是要靠它下蛋的，现在适得其反，鸡蛋没拿着，还被吵得寝食不安，这不白干了吗。
此外，李顿调查团当时还在东京和北平赶写报告书。他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洲这种局面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个莫大讽剌，还有可能被写到报告书里面去，这更让日本人感到心烦意乱。
既然关东军的成绩如此糟糕，那就只好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
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换班。
本庄繁自然第一个回家。不过由于一年前在“九一八”中的表现，回国后待遇倒是不赖，还得到了一份很有面子的活——伺从武官长。后来同样是因为“九一八”有“特殊贡献”，又升大将又封男爵，很是风光了几年。
其他人员也撤换的撤换，调走的调走。但很多人还是趁此机会捡到了皮夹子。比如石原莞尔，先是调回国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后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
都是“九一八”的“功臣”嘛，怎么能埋没。
关东军所辖部队也重新进行了调整。
第6师团（熊本师团）和第14混成旅团（服部旅团）、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调入满洲，而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至年底，才一个奉调回国，一个返回朝鲜。
也就是说，关东军曾一度达到5个师团加4个旅团的数量，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国外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驻军行动。
军部这次下决心改组，其实质是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不满意，但这是不便对外人言的。能对人言的，必须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关东军最有名的“下克上”第一个被拎出来数落：目无尊长，无法无天，我行我素，想搞独立王国。
其实从“九一八”到江桥，到锦州，关东军一路都是这么“克”过来的，军部视而不见，只知道捏着个鼻子不吱声，甚至连原来的金谷参谋总长都被“克”掉了。
那时候怎么不处理？
无它，只因为最后关东军都达到了作战目的。
不是不计较，而是你赢了。
现在能把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拿出来翻炒一遍，也没其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败了。
赢了就是英雄，你最拽，输了就是狗熊，你最烂。
日本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能把你雷到焦。
关东军司令官大位空缺，谁能担此大任？
武藤信义元帅（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此时仍为大将）粉墨登场。
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元帅应该是最高等级的军衔，比如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但在日本军人中，元帅并非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
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如果你以皇族身份参军，不管你有无能力，也不管你是否真正指挥过任何战役，只要点子正，当元帅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陆军里的载仁亲王、海军里的博恭王是最好的例子。
但倘若你跟裕仁他们家搭不上什么亲戚，那就比较难了。通常来说，功劳大都没有用，得Very Very大。海军中，前有东乡平八郎，后有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
陆军里面更加复杂，一般而言，除了有功劳，还得会当官，不是当一个官，要把三个官都当完了才算。
哪三个官呢，就是陆军里的三个顶级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陆相）、教育总监。
参谋总长不用说了，陆军大臣是陆军派驻政府的代表，教育总监是主管陆军教育训练的，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圈逛下来，不认你是老大都不行。
太难了，难到连“军神”乃木希典都轮不上。
在武藤之前，被称为日本工兵之父的上原勇作被授为元帅，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陆军领袖，不过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中，硬是无人能获此殊荣。
本来武藤也不够资格。论功劳倒是早就够了，大正时代，最后一个被晋升为大将的，就是这位老兄，但他的官位缺了一项：陆相没做过。
必要条件哪怕是小小的一项都能要人命啊，时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武藤眼巴巴地看着元帅头衔却只能暗自淌口水。
机会说来就来了，当关东军一把手的交椅向他招手的时候。
在这次大规模改组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这个人就是被委任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会战后期，曾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是一个虚职，等他到上海时，中日双方也已偃旗息鼓，没捞到什么仗打。
此次到满洲，他还是没能脱得了一个“副”字，不过此副非彼副，武藤对他相当信任，而他自己也忙前忙后，非常活跃，俨然一对师生，直把正职的参谋长都比了下去。
武藤和冈村面对的是本庄繁留下的一副“烂摊子”。
义勇军久“剿”不灭，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时东北义勇军数量之多，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对外公布有30多万，49个，但实际数字可能还远远不止。
冈村后来记述，他刚到满洲时，大白天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一支支义勇军在行军，而这已经成了当时东北风景之一种，没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
但义勇军真有那么可怕吗？似乎又并非如此。
如果分开来看，每支义勇军的正规作战能力都不是很强，个顶个均不是关东军的对手，可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常常在丛林山地中钻来钻去，十分 难以捕捉。同时，义勇军的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地方又大，如果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凡有乡村处，皆有义勇军”。
武藤不愧元帅之资，很快就发现了本庄繁兵败之因。
本庄繁为什么会败呢，其实就是有三样东西做得过了火。
敝人不才，帮他概括为“三太”：太霸道，太自信，太滥情。
“太霸道”。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土肥原在哈尔滨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那几乎是雁过拔毛。人家明明不通“匪”，他非要指控为“匪”，然后就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这样一来，原本不通“匪”的都被他搞得想通“匪”了。
反正钱迟早不是我的，那我还不如拿去资助义勇军呢，还能换来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看看好象捞了点钱，筹了些军费，其实是在推民为“匪”，帮义勇军的忙，真正的得不偿失。
“太自信”。简单来说，就是本庄繁太把自己人当回事，过度地倚重关东军的力量来进行作战。
在一些战役中，伪军虽然也有参战，但由于战斗力较弱，一向被“皇军”所看不起，永远只能沦为配角中的配角。
另一方面，关东军能战倒是能战，问题是他们并非满洲本地部队，同时也不固定，均为从国内或朝鲜临时抽调而来，在地理知识上比较抓瞎，很容易就会被义勇军用游击作战的方式牵着鼻子走。
“太滥情”。平心而论，本庄繁在维护“满洲治安”方面还是全力以赴的，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义勇军都摆平搞定。可世上的事，过犹不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急，义勇军又不急，逗你玩有的是时间。偏偏他还采取了全面开花的战术，即同时要与几乎所有义勇军发生亲密“接触”，这样一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兵家大忌。
人家义勇军再不行，几千个打你几十个总还可以吧。
本庄时期，关东军不停地从国内调兵，一个个师团走马灯似的登陆，但一撒到东北战场上，立刻就没影了。
这地方太大，你撒多么是个数啊。撒吧，还撒不均匀，有的地方人太多，闹哄哄的，大家都把屁股撅得老高在找义勇军，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而有的区域呢，人又 太少，打起仗来根本占不了便宜，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几个日本兵拔足狂奔，跟在后面的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的农民。
显然，武藤要想超越本庄繁，就必须在“三太”上做出改进。
武藤确定，军事进攻很重要，但政治怀柔更不可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满洲国政府及其良民，应求大同舍小异”）。
你把人家都逼到梁山上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所以一边要拿大棒吓人，一边还要拿根胡萝卜出来逗引逗引。
日军对伪军开始由“看不起”、“不当人”，到至少表面上“当人看”，平时加强训练，并逐步放到正面战场上去大胆使用，有计划地把他们变成“谋略部队”，利用其地理和语言优势，在给关东军当向导的同时，还可以拿来趟地雷，做炮灰。
在武藤执掌关东军大印后，东北伪军已发展到19个步兵旅，12个骑兵旅，总数达到31个，另外还有6个支队（相当于团）。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东北军在鼎盛时期才有多少人马？
一共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总数为33个。
加上日军“招纳”的其它七七八八部队，如不比战斗力的话，仅就数量而言，现在的伪军已基本接近于当年的东北军。
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确实是一记毒到骨子里的毒招。
问题又回到了怎样与义勇军作战上。
全面开花，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扔垃圾堆去。现在我要把它改为重点进攻，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
武藤主张“专一”。
顺序上，从辽宁开始，经过吉林，最后到黑龙江（即北满），像扫地一样一路扫过去，“剿”掉一个算一个。
大政已定，但武藤并没有马上行动。
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深秋，庄稼地里该收的都收了，青纱帐不复存在，树叶片片凋零。
出击。
10月，辽东义勇军在关东军的连续攻击下，已无法在原地坚持，主力被迫“西征”，实际上就是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
11月，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带地区，辽吉义勇军遭“梳篦”式扫荡，损失殆尽。
12月，辽南义勇军处境艰难，老北风传奇即将面临终结。
看起来，战果辉煌，可是武藤不仅未敢有丝毫懈怠，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
本庄繁的下课，关东军司令部的重组，固然是被满洲义勇军久“剿”不灭给闹的，但某种程度上，更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不过一胡子出身，然而却堪称东北战神，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这个人叫马占山。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他手上一共4个师团，2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然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2个师团本来追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及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这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作为继任者的武藤身上。
本庄繁已经倒在了马占山面前，他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本庄繁。
论声望，论能力，没有一个东北将领能超越马占山。即使满洲的义勇军全给消灭或者赶走，只要马占山还在这里，死灰可以复燃，卷土可以重来，一切所谓成果都将无从谈起。
对于武藤来说，马占山是一道坎，一道必须逾越，也非常难以逾越的坎。
这场对决，维系胜负，更关乎荣誉，他放到了最后。
在他之前，本庄繁曾把对决提前，结果自己倒先出了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过，当武藤把目光转向北满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远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
因为这里除了马占山之外，又跳出一个拦道的：苏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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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3 pm
江桥抗战时的参谋长谢珂的眼光真不简单，他当时向张学良推荐了两个人，作为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人选，一个是马占山，另一个就是苏炳文，均为后来领导江省抗战的超重量级人物。谢珂自己，后来也转投了苏炳文，仍然当的是参谋长。
能与马大帅并列，本身就可以说明苏炳文在当时江省军政两界的地位。与马占山不同的是，他可以说一个相当正规的军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上下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当时的反思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宗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挥拳弄棒，便只有挨揍的份了。
想通了以后，国人便都为之忙开了。从派留学生远赴东洋学军事开始，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犹如雨后春笋，渐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青时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
苏炳文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的军事受教过程甚至可与日本军人相媲美：小学上的是沈阳陆军小学，中学上的是北京陆军中学，最后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在苏炳文的头脑里，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显然要远高于割据一方或投敌卖国的欲望。“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作诗一首，中有“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云云，“文宋瑞”指的是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武乡侯”指的当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
此人其志可想而知，所以他这样一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把自己全家都送往了北平。
当时苏炳文掌握着海满地区（海拉尔和满洲里）军政大权，家人在东北并无安全之忧。如此苦心孤诣，其用意就是和李杜一样，表明一个信号，一个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时刻准备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信号。
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担当江省抗敌大任后，他毫无怨言地予以支持，将麾下程志远骑兵旅，步兵第1旅、第2旅各1个团派至嫩江参战，自己只留下一半兵力驻守，并为马占山提供了部分物质。
江桥抗战结束后，除程志远投敌未归外，其它2个团都已归制。
苏炳文的声望和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在北满地区，仅次于靠江桥一战出名的马占山。因此，几乎在说降马占山的同时，日伪方面就开始积极地做苏炳文的“工作”，但效果甚微。
在这一点上，苏炳文比马占山更早认识到日人之狡诈与不可信，因此对任何有可能陷自己于牢笼的举动和安排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
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仪式的邀请函发过来了，谢绝。
仙台师团多门师团长邀他“到省城一晤”，谢绝。
马占山反正后，本庄繁有些急了，怕苏炳文那里再有异动，便派人找到苏炳文，拿出3个职位：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放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项。
这对一般人而言，大概是很难抵挡的诱惑。
谢绝（“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
在坚决不上套的同时，苏炳文又非常聪明地保持着与日伪若即若离的一种关系，名义上他服从“满洲国”，但“江省政府”必须给他提供军饷，不硬顶日本人，但日军也无法涉足海满。
背地里，他则与参谋长谢珂一起，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备战。
缺兵源。把从东北占领区逃出的爱国学生集中起来，经过挑选编成学生连，并以此为骨干招募新兵，组建新的步兵团。
缺武器。他和老北风一样，都打起来了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技术工人的主意，把他们召过来，办了一个秘密兵工厂，可批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
缺物质。苏炳文通过各种渠道，预先储存了一个月的军粮。此外，他还借护路之机，从“满洲国”货车上扣留物质，以备作战使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静待时变。
这时候他看到马占山元气尚未恢复，而武藤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各地义勇军纷纷失败，知道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北满就危险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27日，他忽然发作，一声号令，义军群起响应。
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行动，日本方面毫无防备。
事发前，苏炳文发了一个请帖，邀请当地日本军政要员与会，说是要请他们来纪念孔子诞辰。
这些日本人对给孔子过生日当然并不上心，他们即使有偶像，也轮不到孔子，那是天皇。但想想也不能不去，毕竟苏炳文是一地头蛇，得罪了以后大家不好办事，便一个不少，全来了。
会上，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伪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乖乖就缚，被一网打尽。
抓他们干什么？做人质。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投鼠忌器。最起码，宇野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的警察队被包围后，还挺拽，歪着个脑袋拒不投降。
苏炳文就把宇野给他们带到前面来，后面再架上一大炮。让宇野喊话劝降，要是不听，后面就要来上一炮。
二话不说，全缴械投降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正式宣布起事。所部官兵，每人胳膊上套一袖标：铁血救国。
苏炳文的异军突起，使大难不死的马占山精神为之一振。此时后者已利用本庄繁拿他“人头”冒功的机会，在齐齐哈尔东北部的讷河再招旧部，在短时间内又聚集起新的人马。
苏马二人共商后，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方——
齐齐哈尔。
在这里，我们要重铸江桥之战的辉煌，打出东北军人的血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喋血双雄，再战江湖。
这次会攻，部署相当周密，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齐市的包围。
东路，由马占山部邓文出击，攻打齐市东南的的安达镇。
西路，由苏炳文亲率，直取齐市西南的富拉尔基。
南路，由马占山部李海青攻打昂昂溪。
北路，由马占山亲率，直逼讷河的拉哈站。
为防日军从哈尔滨增援，马占山部才洪猷沿呼海线进行截击，作为策应。
富拉尔基离齐市很近，只要通过嫩江大桥，就可进入城区。
巧合的是，当年参与江桥之战的仙台师团就在嫩江对岸，防守部队是长谷旅团，而他们的对手，则由马占山换成了苏炳文。
同时，双方的作战位置也调了个个，过桥的变成了苏炳文，守桥的变成了长谷。
长谷守桥的办法很干脆：直接把富拉尔基江桥给炸了。
他又不怕中国政府提交涉，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桥过不去，江面上也很难渡过来，原因是关东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在上空嗡嗡叫，看见渡船有一只炸一只。
苏炳文也不傻，不是不让过吗，与其白白牺牲，那我索性不过了。
他站着不动。
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对峙，虽然眼光都一样凶狠，杀气都一样浓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招。
谁先出招，谁的破绽就暴露得最快。
二位，沉住气。
长谷先沉不住气了。这个笨蛋。
他这次不用满江岸找船了，所用工具非常现代：橡皮艇。
划着就过来了。
早就预伏在岸边的中国守军来得正好，枪弹齐下，立刻就打沉了好几艘。
长谷开始以为用200个人就能搞定，看看不济事，只好又翻两倍，渡江日军达到700人。
地上机枪掩护，天上飞机轰鸣，给守军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么想过来，那就让你们过来吧。
激战4个小时后，守军撤离江岸，退守海满门户富拉尔基。
富拉尔基战役打响了。
第一天，苏炳文用了一个团，日军700人，一较劲，长谷这边倒下50多个，阵地纹丝不动。
长谷这小子自从打完哈尔滨保卫战后，没怎么见过东北正规军，整天就是找义勇军和游击队开练，一家伙伤亡50多个还从来没有过，一时间都愣住了：没这么玩的吧，还来真的了？
第二天，他把兵员增加到1000，老鼠拱洞一样拼命打。
还是老样子：伤亡依旧，对方的阵地则连个边都没摸着。
长谷这才知道苏炳文没跟他开玩笑，人家来的就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正规部队，阵地战不是白给的。
关东军的各路援兵仍然在不断过江。
迂回进攻这道固定菜谱自然是什么时候都少不了。
就在长谷加强正面突破的同时，宇都宫师团所属步兵第2联队、骑兵第18联队由中山建大佐率领，组成中山支队，从桦木港偷渡嫩江，并于次日包抄富拉尔基。
苏炳文很快处于劣势，因为他面对的不光是日军骑步兵的轮番冲锋，还有“钢铁部队”打击：大炮猛轰，飞机掷弹。更有甚者，连毒气弹都用上了。
在蒙受较大人员伤亡后，苏炳文决定后撤。
富拉尔基也不守了，给你们。
在诸如隋唐演义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经典场面：
二将照面，不到两个回合，其中一位兄弟卖个破绽，虚晃一枪，然后拨马便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嘟囔着：有种的你就来追。
我怎么会没种呢？另外一位当然得追。
追不到几步，前面逃的那位突然回转身，猛地一枪剌过来，追的这位没防备，骨碌一声离鞍下马，完蛋了。
还是没种。
这招名叫：回马枪。
苏炳文使的也是这招。
在出城后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10天后。晚上。
城外郊区的鬼子先被干灭。接着进入市区，双方打起了巷战。
日军担任指挥的是原加少雄少佐，看这军衔，基本就是带的大队，也就是一个团。
苏炳文却把能拉上来的部队全拉上来了。
原加当即中弹倒了下去。
重伤。
换一个，斋藤实（不是当首相的那个）。
被击毙。
再换一个，中岛花。
下场一样：被击毙。
没人敢做指挥官了。你可以想像当时战况有多么激烈，反正在这座城里，得有一个最后站在那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没人指挥的日军跑了，富拉尔基被苏炳文控制。
第二天，日军炮兵骑兵，呼拉拉地又开到了城下。
苏炳文这次都熟练了。打了几枪，转身就走。
找个地方歇一回，养足精神，气喘匀了，再杀回马枪。
于是，再偷袭，再巷战，富拉尔基失而复得。
有时间我们就兜兜圈子：你来了我就走，走了再来。
玩死你。
长谷呢？仙台师团呢？
答案是：都走了。在齐齐哈尔的只有宇都宫师团留下的一部分人马。
难道是他们以为苏炳文肯定溃不成军，正躲哪旮旯里哭，所以才拍拍屁股走路的吗？
都不是。他们另有任用，是被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调走的。
苏炳文“叛乱”后，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帮参谋们乱成了一团，先前一个马占山就够受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姓苏的，不由得他们不手忙脚乱。更棘手的是，苏炳文手里还抓着一把人质，那可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军政官员啊。
原先，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派飞机去轰炸，这下子没人敢提了。真要把自己人炸死怎么办？
不派轰炸机，侦察机总得派，去看看动静。
去了一架，没想到出故障了，紧急迫降。
机上一共8个日本人，在被苏炳文的部队发现包围后，负隅顽抗，全给击毙了。
没办法了，情况不明，人质的生死也不知道。参谋们便鼓噪起来，提出在占领富拉尔基后，要一鼓作气，趁胜追击，派大部队去海满解救人质。
武藤一律否决。
这可不是在本庄繁时代，司令官还得看一帮参谋的脸色，底下人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武藤强势得很：按既定方针，决不动摇。
所谓既定方针，就是指他的“重点进攻，层层推进”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他这个战略，在富拉尔基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他却把仙台师团撤了下来，让这个师团去辽南“剿”义勇军（年底奉调回国）。
混成第14旅团（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和刚从国内调来的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则负责到南满去作战。
北满并非他的重点，只让宇都宫师团自己去想办法。
武藤的计划是，只有当南满作战结束，才有可能集中力量扫荡北满乃至海满地区。
对于中国人，武藤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可不像自己的国人那样凶残和不讲信义，人质在他们手上，说不杀自然不会轻易落下刀子。
这一下可苦了宇都宫师团的松木了。苏炳文和马占山四面围攻，他的兵穷于招架。
武藤让松木自己想办法。后者只好把一堆创口贴拿出来，哪里破了往哪里贴。
苏炳文比较难缠，老是用那个回马枪的招数，结果，一个好好的富拉尔基，吃在嘴里却咽不下去，明明都吞到喉咙里了，他还能硬给你扒拉下来。
其实更难缠的还算是马占山。
能与马大帅并列，本身就可以说明苏炳文在当时江省军政两界的地位。与马占山不同的是，他可以说一个相当正规的军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上下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当时的反思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宗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挥拳弄棒，便只有挨揍的份了。
想通了以后，国人便都为之忙开了。从派留学生远赴东洋学军事开始，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犹如雨后春笋，渐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青时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
苏炳文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的军事受教过程甚至可与日本军人相媲美：小学上的是沈阳陆军小学，中学上的是北京陆军中学，最后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在苏炳文的头脑里，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显然要远高于割据一方或投敌卖国的欲望。“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作诗一首，中有“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云云，“文宋瑞”指的是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武乡侯”指的当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
此人其志可想而知，所以他这样一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把自己全家都送往了北平。
当时苏炳文掌握着海满地区（海拉尔和满洲里）军政大权，家人在东北并无安全之忧。如此苦心孤诣，其用意就是和李杜一样，表明一个信号，一个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时刻准备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信号。
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担当江省抗敌大任后，他毫无怨言地予以支持，将麾下程志远骑兵旅，步兵第1旅、第2旅各1个团派至嫩江参战，自己只留下一半兵力驻守，并为马占山提供了部分物质。
江桥抗战结束后，除程志远投敌未归外，其它2个团都已归制。
苏炳文的声望和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在北满地区，仅次于靠江桥一战出名的马占山。因此，几乎在说降马占山的同时，日伪方面就开始积极地做苏炳文的“工作”，但效果甚微。
在这一点上，苏炳文比马占山更早认识到日人之狡诈与不可信，因此对任何有可能陷自己于牢笼的举动和安排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
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仪式的邀请函发过来了，谢绝。
仙台师团多门师团长邀他“到省城一晤”，谢绝。
马占山反正后，本庄繁有些急了，怕苏炳文那里再有异动，便派人找到苏炳文，拿出3个职位：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放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项。
这对一般人而言，大概是很难抵挡的诱惑。
谢绝（“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
在坚决不上套的同时，苏炳文又非常聪明地保持着与日伪若即若离的一种关系，名义上他服从“满洲国”，但“江省政府”必须给他提供军饷，不硬顶日本人，但日军也无法涉足海满。
背地里，他则与参谋长谢珂一起，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备战。
缺兵源。把从东北占领区逃出的爱国学生集中起来，经过挑选编成学生连，并以此为骨干招募新兵，组建新的步兵团。
缺武器。他和老北风一样，都打起来了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技术工人的主意，把他们召过来，办了一个秘密兵工厂，可批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
缺物质。苏炳文通过各种渠道，预先储存了一个月的军粮。此外，他还借护路之机，从“满洲国”货车上扣留物质，以备作战使用。
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静待时变。
这时候他看到马占山元气尚未恢复，而武藤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各地义勇军纷纷失败，知道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北满就危险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27日，他忽然发作，一声号令，义军群起响应。
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行动，日本方面毫无防备。
事发前，苏炳文发了一个请帖，邀请当地日本军政要员与会，说是要请他们来纪念孔子诞辰。
这些日本人对给孔子过生日当然并不上心，他们即使有偶像，也轮不到孔子，那是天皇。但想想也不能不去，毕竟苏炳文是一地头蛇，得罪了以后大家不好办事，便一个不少，全来了。
会上，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伪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乖乖就缚，被一网打尽。
抓他们干什么？做人质。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投鼠忌器。最起码，宇野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他的警察队被包围后，还挺拽，歪着个脑袋拒不投降。
苏炳文就把宇野给他们带到前面来，后面再架上一大炮。让宇野喊话劝降，要是不听，后面就要来上一炮。
二话不说，全缴械投降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正式宣布起事。所部官兵，每人胳膊上套一袖标：铁血救国。
苏炳文的异军突起，使大难不死的马占山精神为之一振。此时后者已利用本庄繁拿他“人头”冒功的机会，在齐齐哈尔东北部的讷河再招旧部，在短时间内又聚集起新的人马。
苏马二人共商后，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方——
齐齐哈尔。
在这里，我们要重铸江桥之战的辉煌，打出东北军人的血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喋血双雄，再战江湖。
这次会攻，部署相当周密，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齐市的包围。
东路，由马占山部邓文出击，攻打齐市东南的的安达镇。
西路，由苏炳文亲率，直取齐市西南的富拉尔基。
南路，由马占山部李海青攻打昂昂溪。
北路，由马占山亲率，直逼讷河的拉哈站。
为防日军从哈尔滨增援，马占山部才洪猷沿呼海线进行截击，作为策应。
富拉尔基离齐市很近，只要通过嫩江大桥，就可进入城区。
巧合的是，当年参与江桥之战的仙台师团就在嫩江对岸，防守部队是长谷旅团，而他们的对手，则由马占山换成了苏炳文。
同时，双方的作战位置也调了个个，过桥的变成了苏炳文，守桥的变成了长谷。
长谷守桥的办法很干脆：直接把富拉尔基江桥给炸了。
他又不怕中国政府提交涉，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桥过不去，江面上也很难渡过来，原因是关东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在上空嗡嗡叫，看见渡船有一只炸一只。
苏炳文也不傻，不是不让过吗，与其白白牺牲，那我索性不过了。
他站着不动。
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对峙，虽然眼光都一样凶狠，杀气都一样浓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招。
谁先出招，谁的破绽就暴露得最快。
二位，沉住气。
长谷先沉不住气了。这个笨蛋。
他这次不用满江岸找船了，所用工具非常现代：橡皮艇。
划着就过来了。
早就预伏在岸边的中国守军来得正好，枪弹齐下，立刻就打沉了好几艘。
长谷开始以为用200个人就能搞定，看看不济事，只好又翻两倍，渡江日军达到700人。
地上机枪掩护，天上飞机轰鸣，给守军造成了很大压力。
这么想过来，那就让你们过来吧。
激战4个小时后，守军撤离江岸，退守海满门户富拉尔基。
富拉尔基战役打响了。
第一天，苏炳文用了一个团，日军700人，一较劲，长谷这边倒下50多个，阵地纹丝不动。
长谷这小子自从打完哈尔滨保卫战后，没怎么见过东北正规军，整天就是找义勇军和游击队开练，一家伙伤亡50多个还从来没有过，一时间都愣住了：没这么玩的吧，还来真的了？
第二天，他把兵员增加到1000，老鼠拱洞一样拼命打。
还是老样子：伤亡依旧，对方的阵地则连个边都没摸着。
长谷这才知道苏炳文没跟他开玩笑，人家来的就是真的，货真价实的正规部队，阵地战不是白给的。
关东军的各路援兵仍然在不断过江。
迂回进攻这道固定菜谱自然是什么时候都少不了。
就在长谷加强正面突破的同时，宇都宫师团所属步兵第2联队、骑兵第18联队由中山建大佐率领，组成中山支队，从桦木港偷渡嫩江，并于次日包抄富拉尔基。
苏炳文很快处于劣势，因为他面对的不光是日军骑步兵的轮番冲锋，还有“钢铁部队”打击：大炮猛轰，飞机掷弹。更有甚者，连毒气弹都用上了。
在蒙受较大人员伤亡后，苏炳文决定后撤。
富拉尔基也不守了，给你们。
在诸如隋唐演义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经典场面：
二将照面，不到两个回合，其中一位兄弟卖个破绽，虚晃一枪，然后拨马便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嘟囔着：有种的你就来追。
我怎么会没种呢？另外一位当然得追。
追不到几步，前面逃的那位突然回转身，猛地一枪剌过来，追的这位没防备，骨碌一声离鞍下马，完蛋了。
还是没种。
这招名叫：回马枪。
苏炳文使的也是这招。
在出城后没多久，他又回来了。
10天后。晚上。
城外郊区的鬼子先被干灭。接着进入市区，双方打起了巷战。
日军担任指挥的是原加少雄少佐，看这军衔，基本就是带的大队，也就是一个团。
苏炳文却把能拉上来的部队全拉上来了。
原加当即中弹倒了下去。
重伤。
换一个，斋藤实（不是当首相的那个）。
被击毙。
再换一个，中岛花。
下场一样：被击毙。
没人敢做指挥官了。你可以想像当时战况有多么激烈，反正在这座城里，得有一个最后站在那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没人指挥的日军跑了，富拉尔基被苏炳文控制。
第二天，日军炮兵骑兵，呼拉拉地又开到了城下。
苏炳文这次都熟练了。打了几枪，转身就走。
找个地方歇一回，养足精神，气喘匀了，再杀回马枪。
于是，再偷袭，再巷战，富拉尔基失而复得。
有时间我们就兜兜圈子：你来了我就走，走了再来。
玩死你。
长谷呢？仙台师团呢？
答案是：都走了。在齐齐哈尔的只有宇都宫师团留下的一部分人马。
难道是他们以为苏炳文肯定溃不成军，正躲哪旮旯里哭，所以才拍拍屁股走路的吗？
都不是。他们另有任用，是被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调走的。
苏炳文“叛乱”后，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帮参谋们乱成了一团，先前一个马占山就够受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姓苏的，不由得他们不手忙脚乱。更棘手的是，苏炳文手里还抓着一把人质，那可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军政官员啊。
原先，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派飞机去轰炸，这下子没人敢提了。真要把自己人炸死怎么办？
不派轰炸机，侦察机总得派，去看看动静。
去了一架，没想到出故障了，紧急迫降。
机上一共8个日本人，在被苏炳文的部队发现包围后，负隅顽抗，全给击毙了。
没办法了，情况不明，人质的生死也不知道。参谋们便鼓噪起来，提出在占领富拉尔基后，要一鼓作气，趁胜追击，派大部队去海满解救人质。
武藤一律否决。
这可不是在本庄繁时代，司令官还得看一帮参谋的脸色，底下人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武藤强势得很：按既定方针，决不动摇。
所谓既定方针，就是指他的“重点进攻，层层推进”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他这个战略，在富拉尔基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他却把仙台师团撤了下来，让这个师团去辽南“剿”义勇军（年底奉调回国）。
混成第14旅团（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和刚从国内调来的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则负责到南满去作战。
北满并非他的重点，只让宇都宫师团自己去想办法。
武藤的计划是，只有当南满作战结束，才有可能集中力量扫荡北满乃至海满地区。
对于中国人，武藤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可不像自己的国人那样凶残和不讲信义，人质在他们手上，说不杀自然不会轻易落下刀子。
这一下可苦了宇都宫师团的松木了。苏炳文和马占山四面围攻，他的兵穷于招架。
武藤让松木自己想办法。后者只好把一堆创口贴拿出来，哪里破了往哪里贴。
苏炳文比较难缠，老是用那个回马枪的招数，结果，一个好好的富拉尔基，吃在嘴里却咽不下去，明明都吞到喉咙里了，他还能硬给你扒拉下来。
其实更难缠的还算是马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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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4 pm
仗打到现在，你要说马占山还有多少实力，真的谈不上了。能打的老骨干基本已丧失殆尽，但人家就是挺得住，一棵苍松始终不倒。
马大帅这次出师，找准的目标是讷河的拉哈火车站。
拉哈车站是位于齐克线（齐齐哈尔至克山）的一个重要站点。攻下这个车站，就等于把日军在齐齐哈尔北部的血脉生生卡断了。
松木深知这一点，因此在此处布有重兵。
马占山面对的是干贺旅团第50联队（冈原联队）下属部队，火力很强。对于关东军来说，固守一个小小的车站本来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无论是松木还是干贺，都不敢掉以轻心。
有人说大材小用。可“小用”不“小用”，你得看是谁来了。马占山来了，那就是大用了。
马家军没有什么重武器，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而且都骑着个马，下来强攻的话，有多少都得被日本人的机枪大炮给填进去。
马占山说：我为什么要强攻呢？挺着胸膛挨你子弹吗？我又不傻。
困死你。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截断拉哈往齐市的铁路，你不是要守吗，我把你后路截了，让你想跑都跑不脱。
这就是乱对方阵脚的第一招。还没开打，驻站日军就先怯了三分。
接下来，他天天打。
打也不是一拥而上，实行“三班倒”工作制，今天你打，明天我打，大家轮着值班。
这个就叫疲劳战术，打的时候大呼小叫，听上去象是个搞大冲锋的样子，但没人傻到直挺挺地去当“肉弹”。反正说白了，就是不让你睡觉。
马占山还有个规矩，白天不打，晚上打。
从傍晚开始，一直打到天亮不带停的，天亮了，又不打了，一个唿哨退到附近。
日军看看白天没甚动静，以为马占山退了，便想出来活动活动。
对不起，这回要真打了。一个唿哨过来，骑兵集团式冲锋，挥着马刀使劲砍，马蹄猛力蹬，结果又把这些只能靠两条腿跑路的日本兵赶回了车站。
就这么循环往复，日军睡又睡不着，跑又跑不脱，别提多痛苦了。
什么，你还说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个样子围了多少天吗？
20多天。整整大半个月。
不眠不休，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没了人形。
拉哈车站的日军如坠阿鼻地狱，其实松木那里也好受不了。他连连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请示电，要求派兵增援，至少把两个骑兵旅团调一个过来。
武藤的答复是：绝不可能。
你再坚持一下，南满作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20多天过后，马占山决定要下手了。
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炮。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但据说是用大车的木轴做出来的，估计可能是和古代攻城用的冲撞车差不多的东东。
然后义勇军就用这种木炮撞车站的楼房，轰一下就倒了。
楼房都倒了，日军没了遮掩，急得没法，只能钻地窖，结果更加难受：马占山让人找来煤油往里倒，然后点火焚烧——车站里煤油还会找不到吗，这叫就地取材。
就在即将全歼拉哈日军的当口，敌援兵却突然杀到，反过来对马家军形成包围之势。眼见不对劲，马占山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带领人马撤离。
日本援军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因为此时南满作战已经结束，武藤说过，南满以后，就是北满。
于是，重兵压境。
在这之前，日军已在齐齐哈尔被困得动弹不得。
东北部，马占山旧部朴炳珊把齐克线的终点城市克山一举拿下，与马占山形成呼应之势。
东南部，邓文沿中东路由下而上，先取安达县，并策反一路伪军，诛杀了一名日军少佐，在攻克安达车站后进而逼近齐市。
南路李海青，则于11月初占领了昂昂溪车站。
昂昂溪与齐齐哈尔能隔多远，大家也清楚了。
西路苏炳文夺取富拉尔基后，亦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向齐市挺进。
但是关键时候，随着南满作战画上休止符，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全都过来了，并集中于齐齐哈尔附近，统归松木指挥。
北满形势急转直下。
在马占山打拉哈车站的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老马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只是凭着最后的意志力在支持。
让英雄们格外寒心的是，这次由武藤直接策动的“重点进攻”，除了关东军大队人马外，还有一支规模较大的伪军部队，后者与自己同胞作战甚至比日本人还起劲。
领头的就是程志远。
这个败类现在是黑龙江省“省长”兼“警备司令”，手下有10个旅的步骑兵，一时狐假虎威，嚣张得不得了。
苏炳文和马占山都曾是他的老长官，但姓程的打他们最狠。无它，一来为向主子表忠心，献“投名状”，二来想用别人的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
古来奸佞莫不如此。
在日伪军的强大攻势下，进攻齐齐哈尔的各路部队都遭到了挫折，不得不解围后撤。
武藤忍耐到现在，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
他要斩草除根。
11月28日，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发出总攻击命令。
4个旅团（干贺旅团、依田旅团、高波旅团、茂木旅团）、关东军飞行大队3个飞行中队、程志远伪军10个旅倾巢出动，发誓要把北满抗日力量捏得粉碎。
到这时候，日军在中东路上作战已经是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苏联人的感受。
但他们发现，这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面，因为北满抗日武装已经集中起来，由苏炳文和马占山统领，向苏联边境撤退。
马大帅这次出师，找准的目标是讷河的拉哈火车站。
拉哈车站是位于齐克线（齐齐哈尔至克山）的一个重要站点。攻下这个车站，就等于把日军在齐齐哈尔北部的血脉生生卡断了。
松木深知这一点，因此在此处布有重兵。
马占山面对的是干贺旅团第50联队（冈原联队）下属部队，火力很强。对于关东军来说，固守一个小小的车站本来应该没多大问题，但无论是松木还是干贺，都不敢掉以轻心。
有人说大材小用。可“小用”不“小用”，你得看是谁来了。马占山来了，那就是大用了。
马家军没有什么重武器，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而且都骑着个马，下来强攻的话，有多少都得被日本人的机枪大炮给填进去。
马占山说：我为什么要强攻呢？挺着胸膛挨你子弹吗？我又不傻。
困死你。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截断拉哈往齐市的铁路，你不是要守吗，我把你后路截了，让你想跑都跑不脱。
这就是乱对方阵脚的第一招。还没开打，驻站日军就先怯了三分。
接下来，他天天打。
打也不是一拥而上，实行“三班倒”工作制，今天你打，明天我打，大家轮着值班。
这个就叫疲劳战术，打的时候大呼小叫，听上去象是个搞大冲锋的样子，但没人傻到直挺挺地去当“肉弹”。反正说白了，就是不让你睡觉。
马占山还有个规矩，白天不打，晚上打。
从傍晚开始，一直打到天亮不带停的，天亮了，又不打了，一个唿哨退到附近。
日军看看白天没甚动静，以为马占山退了，便想出来活动活动。
对不起，这回要真打了。一个唿哨过来，骑兵集团式冲锋，挥着马刀使劲砍，马蹄猛力蹬，结果又把这些只能靠两条腿跑路的日本兵赶回了车站。
就这么循环往复，日军睡又睡不着，跑又跑不脱，别提多痛苦了。
什么，你还说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这个样子围了多少天吗？
20多天。整整大半个月。
不眠不休，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没了人形。
拉哈车站的日军如坠阿鼻地狱，其实松木那里也好受不了。他连连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请示电，要求派兵增援，至少把两个骑兵旅团调一个过来。
武藤的答复是：绝不可能。
你再坚持一下，南满作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20多天过后，马占山决定要下手了。
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木炮。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但据说是用大车的木轴做出来的，估计可能是和古代攻城用的冲撞车差不多的东东。
然后义勇军就用这种木炮撞车站的楼房，轰一下就倒了。
楼房都倒了，日军没了遮掩，急得没法，只能钻地窖，结果更加难受：马占山让人找来煤油往里倒，然后点火焚烧——车站里煤油还会找不到吗，这叫就地取材。
就在即将全歼拉哈日军的当口，敌援兵却突然杀到，反过来对马家军形成包围之势。眼见不对劲，马占山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带领人马撤离。
日本援军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因为此时南满作战已经结束，武藤说过，南满以后，就是北满。
于是，重兵压境。
在这之前，日军已在齐齐哈尔被困得动弹不得。
东北部，马占山旧部朴炳珊把齐克线的终点城市克山一举拿下，与马占山形成呼应之势。
东南部，邓文沿中东路由下而上，先取安达县，并策反一路伪军，诛杀了一名日军少佐，在攻克安达车站后进而逼近齐市。
南路李海青，则于11月初占领了昂昂溪车站。
昂昂溪与齐齐哈尔能隔多远，大家也清楚了。
西路苏炳文夺取富拉尔基后，亦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向齐市挺进。
但是关键时候，随着南满作战画上休止符，服部旅团、高波骑兵旅团、茂木骑兵旅团全都过来了，并集中于齐齐哈尔附近，统归松木指挥。
北满形势急转直下。
在马占山打拉哈车站的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老马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只是凭着最后的意志力在支持。
让英雄们格外寒心的是，这次由武藤直接策动的“重点进攻”，除了关东军大队人马外，还有一支规模较大的伪军部队，后者与自己同胞作战甚至比日本人还起劲。
领头的就是程志远。
这个败类现在是黑龙江省“省长”兼“警备司令”，手下有10个旅的步骑兵，一时狐假虎威，嚣张得不得了。
苏炳文和马占山都曾是他的老长官，但姓程的打他们最狠。无它，一来为向主子表忠心，献“投名状”，二来想用别人的血来染自己的红顶子。
古来奸佞莫不如此。
在日伪军的强大攻势下，进攻齐齐哈尔的各路部队都遭到了挫折，不得不解围后撤。
武藤忍耐到现在，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
他要斩草除根。
11月28日，宇都宫师团师团长松木发出总攻击命令。
4个旅团（干贺旅团、依田旅团、高波旅团、茂木旅团）、关东军飞行大队3个飞行中队、程志远伪军10个旅倾巢出动，发誓要把北满抗日力量捏得粉碎。
到这时候，日军在中东路上作战已经是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苏联人的感受。
但他们发现，这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面，因为北满抗日武装已经集中起来，由苏炳文和马占山统领，向苏联边境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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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5 pm
其实松木的这次总攻击，事前也做足了保密工作，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是相关情况仍然被马占山侦察到了，他的情报一向很快也很准。
江湖险恶，没这点本事怎能称得上是老江湖。
马占山立即赶至海满，在与苏炳文商量后，两人作出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弹尽援绝，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只能先把部队撤往苏联境内。
不过他们仍有顾虑，生怕不能取得国人谅解，遂在撤退前向全国发出通电，告知面临形势之危急，饮痛撤退之不得已，并再次表明了自己“共赴国难，不辱国格”的决心。
有什么不能谅解呢。
“孤军朔漠、重创难复、呼援不至”，虽未竟全功，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失为堂堂东北热血男儿。
快走。因为松木已经察知了你们可能的去向，正命令各军加紧追击呢。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快的话，可脱离险境，慢的话，亦会全军覆没。
12月4日，夜。
苏炳文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起事时截留的6列从哈尔滨开来的客货列车。
他和马占山一起，带领剩下的几千名官兵及武器辎重，取道兴安岭，乘着火车向苏联境内驶去。
临行前，他们把扣押的日俘全都一个不少地留了下来。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野蛮，只是野蛮者才持有的通行证。
紧随其后的是服部旅团。
无论人马，显然都跑不过火车。服部旅团先头部队就弄了一辆装甲列车，拼着命往前追。
他们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在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不留后手的，即使在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刻。
进入兴安岭山区后，坡道越来越陡，日军的装甲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突然从山上开来一辆货车。
铁道线上嘛，车来车往非常正常。
但这辆货车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呢？
首先，驾驶室里没有人——灵异。
其次，车厢里装满了石头——奇异。
最后，它是从同一个轨道上迎着面开过来的——诡异。
这不是“货车肉弹”又是什么？
装甲列车里的鬼子都惊呆了。
千钧一发之际，日军里面跳出了一个“欧阳海”，这厮抱了一个脱轨器，放在铁道上，使对面开来的货车脱轨后翻转，避免了一场惨祸的发生。
而“欧阳海”自己当场就被货车给撞死了。
一车日本人屎尿都吓出来了，哭的笑的，念佛的下跪的，全都有。
追着马占山，竟然差点追进鬼门关去了。
此时，马占山和苏炳文已经离中苏边境越来越近。那个“货车肉弹”（或曰幽灵货车）自然就是他俩给安排的。
日军追到边境线上就没法再追下去了。
再追，就能看到苏联边防军同样寒光闪闪的剌刀了。
在这之后，已移师牡丹江地区作战的李杜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救国军也先后进入苏联境内。
他们那里离边境更近，最短的只有20里路不到，早上想走，下午踩着乌苏里江的冰面就能滑过去。
日本政府要求对这些抗日武装人员进行引渡，结果“意外”地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宪法有规定，凡从事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的外国公民，都允许留住苏联。
事实是什么呢？
马占山和苏炳文是12月5日到苏联的，那时颜惠庆已经在跟李维诺夫就中苏复交的事咬耳朵了。
苏联虽然还是不愿意在东北与日本正面交锋，但它已经留了一个心眼，那就是保护入境的中国抗日武装，这样，一方面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利用这些武装对抗日军的打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复交。紧接着，日本拒绝了苏联关于签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两边都结下了梁子。
李杜和王德林都是第二年一月份去的苏联，就在那个月，苏联索性向日本政府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告诉对方，以后你就别再跟我烦引渡的事了。
来了就是我的人，一律不引渡！
打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抗日武装在中国境内打一阵，看看苗头不对，日军来势凶猛，或者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需要休整了，便紧跑两步，哧溜一下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关东军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却不敢过去。
中苏国境线犹如孙行者用金箍棒划下的禁区，别说过界，就是脚踩在那条线上，也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关东军不能过，抗日武装却来去自由。歇一阵以后，他们还是照旧能再打回来。
这便有了后来的东北抗联。
随马占山他们去苏联的，前前后后有一万多人，这批人当然都得吃饭，而俄罗斯人在小气方面又一向不输给日本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跟你伸手要钱，哪怕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这让马占山等人处境非常尴尬。
正好此时颜惠庆已就任驻苏大使，他赶紧与国内联系，等国内政府把钱汇来后，才算解了抗日英雄们的燃眉之急。
按照中苏两国商定的办法，这批爱国官兵分多批从新疆转道回国。马占山等高级将领在回国前，还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再以后呢，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或沉或浮，或升或降，但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就在马占山回国的时候，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正为此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继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南方的上海挑起事端后，陆军也当仁不让，搞竞赛一样，又在北方热河点了一把火。
热河这个叫法，现在已经没有了，民国时候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么说吧，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就这么一大块地方，就都是属热河省的。
不是说到东北为止吗？
谁说的。
日本人翻开一本地图册，你瞧，这上面，热河就划在我们界内呢。
再一看地图册，“满洲国”的。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热河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外相内田不早就说过了嘛，热河属于满洲的一部分，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完全不用有任何置疑（“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
可就算是这样，那是“满洲国”要理会的，干卿何事？
怎么没关系，裕仁天皇说过，关东军要保护“满洲国”，日满一家，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反正道理都是自己说说的，管它圆得过来圆不过来。
其实，日本想打热河的歪主意，老蒋也不是不知道，说实话，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比谁更精明多少。
不过他开始不便直接插手，因为热河从势力范围来说，毕竟是张学良的地面，而后者可是东北军的老大，响当当的地方实力派。
一般人都认为老蒋薄情寡义，对少帅这个老实孩子挺不厚道的。说起来，这都是后来人们的印象。当初，你只要扳开手指头数一下就知道了，老蒋几个盟兄弟，都是斗的死去活来，他真待一个人好过的，那还就是小张。
这个原因如果探究起来也并不复杂。老阎、老冯、老李，哪一个不是玩计谋，斗心眼的高手，跟他们在一起，老蒋都觉得自个脑细胞不够用。
与这些“老甲鱼”相比，小张就显得“单纯”多了，起码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而且老蒋在他升沉荣辱的重要历史关头，小张也每每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远的改旗易帜不说，近的就有中原大战时的入关拥蒋，那都不啻是在政坛上狠狠推了老蒋一把——往上。
这位要说了，小张忙是帮了，可也不是无代价的，不是给了那么多钱吗。
你要这么说就抬杠了。那还有给了钱不帮忙的呢，又找谁说理去。归根结底，钱总是要出的，但出了钱也不是万事大吉，那得看情分。再者，小张要钱也不是说他自个缺零花钱，不是“军饷”就是“开拔费”，取之于公用之于公，都有名目的。
不要钱，仗义过的，也有。锦州失陷之前，老蒋被逼下野，陆海空总司令自然没得当了，而小张也把副司令给辞了，同进共退。这些老蒋都是心中有数的。
相对于马占山“抵抗将军”的赫赫大名，东北少帅当时的处境很糟糕，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就给他冠名曰：不抵抗将军。
其实这个称号不是“九一八”后拿到的，是在锦州丢失后才有的。可知当时朝野舆论多么尖锐。
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后的老蒋，不仅未多加指责，反而还任命张学良为刚刚设立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护短。
不仅一般政客，军人都对此议论纷纷。老蒋的中央黄埔系不用说，肯定是有意见，就连十九路军的翁照垣，也曾在背地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说长道短。
我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懂政治啊。
难道老蒋就为了那么一点哥儿们义气，所以才刻意护着张学良？
否，你得看看他背后站的那一群人。
东北军，几十万呢，都以少帅马首是瞻，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真把小张给撸撸了，他们能不跟你急。这种馊主意，你说给刚上台的孙科听听还差不多，老蒋可没这么幼稚。
保卫热河，还是要看我这位盟弟弟的。
但实际上，热河虽然说是小张的地盘儿，但真正在那里称霸一方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江湖险恶，没这点本事怎能称得上是老江湖。
马占山立即赶至海满，在与苏炳文商量后，两人作出决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弹尽援绝，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只能先把部队撤往苏联境内。
不过他们仍有顾虑，生怕不能取得国人谅解，遂在撤退前向全国发出通电，告知面临形势之危急，饮痛撤退之不得已，并再次表明了自己“共赴国难，不辱国格”的决心。
有什么不能谅解呢。
“孤军朔漠、重创难复、呼援不至”，虽未竟全功，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不失为堂堂东北热血男儿。
快走。因为松木已经察知了你们可能的去向，正命令各军加紧追击呢。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快的话，可脱离险境，慢的话，亦会全军覆没。
12月4日，夜。
苏炳文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起事时截留的6列从哈尔滨开来的客货列车。
他和马占山一起，带领剩下的几千名官兵及武器辎重，取道兴安岭，乘着火车向苏联境内驶去。
临行前，他们把扣押的日俘全都一个不少地留了下来。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野蛮，只是野蛮者才持有的通行证。
紧随其后的是服部旅团。
无论人马，显然都跑不过火车。服部旅团先头部队就弄了一辆装甲列车，拼着命往前追。
他们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在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不留后手的，即使在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刻。
进入兴安岭山区后，坡道越来越陡，日军的装甲列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就在这一瞬间的工夫，突然从山上开来一辆货车。
铁道线上嘛，车来车往非常正常。
但这辆货车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呢？
首先，驾驶室里没有人——灵异。
其次，车厢里装满了石头——奇异。
最后，它是从同一个轨道上迎着面开过来的——诡异。
这不是“货车肉弹”又是什么？
装甲列车里的鬼子都惊呆了。
千钧一发之际，日军里面跳出了一个“欧阳海”，这厮抱了一个脱轨器，放在铁道上，使对面开来的货车脱轨后翻转，避免了一场惨祸的发生。
而“欧阳海”自己当场就被货车给撞死了。
一车日本人屎尿都吓出来了，哭的笑的，念佛的下跪的，全都有。
追着马占山，竟然差点追进鬼门关去了。
此时，马占山和苏炳文已经离中苏边境越来越近。那个“货车肉弹”（或曰幽灵货车）自然就是他俩给安排的。
日军追到边境线上就没法再追下去了。
再追，就能看到苏联边防军同样寒光闪闪的剌刀了。
在这之后，已移师牡丹江地区作战的李杜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救国军也先后进入苏联境内。
他们那里离边境更近，最短的只有20里路不到，早上想走，下午踩着乌苏里江的冰面就能滑过去。
日本政府要求对这些抗日武装人员进行引渡，结果“意外”地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拒绝，理由是苏联宪法有规定，凡从事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的外国公民，都允许留住苏联。
事实是什么呢？
马占山和苏炳文是12月5日到苏联的，那时颜惠庆已经在跟李维诺夫就中苏复交的事咬耳朵了。
苏联虽然还是不愿意在东北与日本正面交锋，但它已经留了一个心眼，那就是保护入境的中国抗日武装，这样，一方面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利用这些武装对抗日军的打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复交。紧接着，日本拒绝了苏联关于签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两边都结下了梁子。
李杜和王德林都是第二年一月份去的苏联，就在那个月，苏联索性向日本政府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告诉对方，以后你就别再跟我烦引渡的事了。
来了就是我的人，一律不引渡！
打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抗日武装在中国境内打一阵，看看苗头不对，日军来势凶猛，或者已经打得筋疲力尽，需要休整了，便紧跑两步，哧溜一下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关东军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却不敢过去。
中苏国境线犹如孙行者用金箍棒划下的禁区，别说过界，就是脚踩在那条线上，也是要引起国际纠纷的。
关东军不能过，抗日武装却来去自由。歇一阵以后，他们还是照旧能再打回来。
这便有了后来的东北抗联。
随马占山他们去苏联的，前前后后有一万多人，这批人当然都得吃饭，而俄罗斯人在小气方面又一向不输给日本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跟你伸手要钱，哪怕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这让马占山等人处境非常尴尬。
正好此时颜惠庆已就任驻苏大使，他赶紧与国内联系，等国内政府把钱汇来后，才算解了抗日英雄们的燃眉之急。
按照中苏两国商定的办法，这批爱国官兵分多批从新疆转道回国。马占山等高级将领在回国前，还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再以后呢，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或沉或浮，或升或降，但东北的浴血生涯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最闪亮的一页。
就在马占山回国的时候，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正为此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继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南方的上海挑起事端后，陆军也当仁不让，搞竞赛一样，又在北方热河点了一把火。
热河这个叫法，现在已经没有了，民国时候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么说吧，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就这么一大块地方，就都是属热河省的。
不是说到东北为止吗？
谁说的。
日本人翻开一本地图册，你瞧，这上面，热河就划在我们界内呢。
再一看地图册，“满洲国”的。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热河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外相内田不早就说过了嘛，热河属于满洲的一部分，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完全不用有任何置疑（“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
可就算是这样，那是“满洲国”要理会的，干卿何事？
怎么没关系，裕仁天皇说过，关东军要保护“满洲国”，日满一家，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反正道理都是自己说说的，管它圆得过来圆不过来。
其实，日本想打热河的歪主意，老蒋也不是不知道，说实话，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比谁更精明多少。
不过他开始不便直接插手，因为热河从势力范围来说，毕竟是张学良的地面，而后者可是东北军的老大，响当当的地方实力派。
一般人都认为老蒋薄情寡义，对少帅这个老实孩子挺不厚道的。说起来，这都是后来人们的印象。当初，你只要扳开手指头数一下就知道了，老蒋几个盟兄弟，都是斗的死去活来，他真待一个人好过的，那还就是小张。
这个原因如果探究起来也并不复杂。老阎、老冯、老李，哪一个不是玩计谋，斗心眼的高手，跟他们在一起，老蒋都觉得自个脑细胞不够用。
与这些“老甲鱼”相比，小张就显得“单纯”多了，起码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而且老蒋在他升沉荣辱的重要历史关头，小张也每每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远的改旗易帜不说，近的就有中原大战时的入关拥蒋，那都不啻是在政坛上狠狠推了老蒋一把——往上。
这位要说了，小张忙是帮了，可也不是无代价的，不是给了那么多钱吗。
你要这么说就抬杠了。那还有给了钱不帮忙的呢，又找谁说理去。归根结底，钱总是要出的，但出了钱也不是万事大吉，那得看情分。再者，小张要钱也不是说他自个缺零花钱，不是“军饷”就是“开拔费”，取之于公用之于公，都有名目的。
不要钱，仗义过的，也有。锦州失陷之前，老蒋被逼下野，陆海空总司令自然没得当了，而小张也把副司令给辞了，同进共退。这些老蒋都是心中有数的。
相对于马占山“抵抗将军”的赫赫大名，东北少帅当时的处境很糟糕，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就给他冠名曰：不抵抗将军。
其实这个称号不是“九一八”后拿到的，是在锦州丢失后才有的。可知当时朝野舆论多么尖锐。
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后的老蒋，不仅未多加指责，反而还任命张学良为刚刚设立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护短。
不仅一般政客，军人都对此议论纷纷。老蒋的中央黄埔系不用说，肯定是有意见，就连十九路军的翁照垣，也曾在背地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说长道短。
我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懂政治啊。
难道老蒋就为了那么一点哥儿们义气，所以才刻意护着张学良？
否，你得看看他背后站的那一群人。
东北军，几十万呢，都以少帅马首是瞻，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真把小张给撸撸了，他们能不跟你急。这种馊主意，你说给刚上台的孙科听听还差不多，老蒋可没这么幼稚。
保卫热河，还是要看我这位盟弟弟的。
但实际上，热河虽然说是小张的地盘儿，但真正在那里称霸一方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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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6 pm
黄显声黄铁汉当奉天警察局长的时候，不是要打老虎吗？当时就碰到过一只特大的老虎——汤玉麟。
汤玉麟其时任热河省主席。
你还别说，汤玉麟跟老虎还真有缘份，因为他自己就有一个外号，叫做汤二虎。这人要放到现在，就是一老虎发烧友。只要是跟虎有关系的，他都当成是喊他呢。墙上挂着的是虎画，屁股下面坐着的是虎皮，桌上放着的是虎标本，连星座也是黑虎星座。
有人在他家里还看到过一张照片，上面是汤玉麟骑在虎背上，手里端一挺机关枪，酷劲十足。你要说当初也没什么PS技术，很难像华南虎那样做假，我估计是找了一个民间马戏团给弄出来的。
当然了，汤玉麟要跟老虎攀亲戚也是有缘故的。别人是仗势欺人，他是仗虎吓人。
想出这个主意的，也并不止他一个，在奉军的老派人物中，几乎比比皆是。
吴俊升吴大舌头便自称是黑熊投胎，平时家里养好几只熊，他本人则连走路也模仿熊瞎子的动作，一摇一摆，很像那么回事。轮到张海鹏，他不说自己是黑熊精了， 他说是张飞转世。为此，张麻子还把关云长拉来做为证人。每到一个地方，这厮只要见到有关羽庙，就要进去磕个头，大言不惭地直呼关羽像为二哥（人家真的关张 知道了都得活活给气死）。
与他们相比，汤玉麟也有个人独创的招牌动作。他跟别人坐着谈话的时候，两只手都要做握拳状，然后伏在桌上，这叫“虎威”。
这家伙，我只有两个字拿来形容他：混帐。
整个热河，就被他这么一个虎大王给管治着。所有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七大姑八大姨在那里混事。等到这些重要位置安插完以后，汤玉麟又把下面的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全部打包，按照缺肥缺瘦，收效多少，一律论价出售。
这些贪官污吏上任后，自然个个疯了一样地狠榨老百姓的油水——根据经济学原理，有投入就得有回报嘛，结果把好好的热河省弄得像黑社会一样，为此还曾多次激起民变。
要知道当年的汤玉麟有多恶，他治下的老百姓有多惨，只要翻翻 吴思老先生的《潜规则》就全明白了。
真是苛政猛于虎啊。
就这，汤二虎还觉得钱来得太慢。他走私。
当年黄显声打老虎，查的就是汤玉麟的私货。要说铁汉后面毕竟还有少帅撑腰，要是换了一般人，别说查他货，就是多看他两眼，没准第二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所以对他来说，铁汉的举止，也无非就是给他挠个痒痒而已，伤不得他分毫。
光走私还觉得不过瘾。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号召禁烟，汤二虎也当仁不让，在热河正儿八经地设了一个禁烟局，并由他的大儿子任禁烟局长。
你以为他真的热衷于禁烟？当然不是。
所谓禁烟局，其实就是种烟局，把种大烟的任务承包下去，每个县都要包缴鸦片，为此，还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称为“寓禁于征”。
在热河境内，卖鸦片的，运鸦片的，吸鸦片的，都要照章纳税，而这竟然还成了这个国中之国的最大经济增长点。
汤玉麟本人横征暴敛，一个劲捞钱，捞到钱后却对他手下的兵极为苛刻。他的部队常常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军饷。对此，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雄兵百万，发饷就散”，十足一个悭吝小人的嘴脸。
当兵的也不傻，你不给我发工资，老子就搞“潜规则”，到下面要去，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结果老百姓逾加深受其毒，苦不堪言。
如此一来，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自然一塌糊涂。5个步骑兵旅，3万人马，一向不怎么训练，连操场都不去。干什么呢？
吸毒。
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好这一口。
所以他们有两把枪，除了步枪之外，还有烟枪，人送外号“双枪兵”。说说有3万，真正能拿出来打仗的，3百个也没有。印象当中，能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贵州王家烈的黔军了。
老蒋也是常年带兵打仗之人，热河让这样的宝贝来守，你让他如何能放得下心。
所以早在“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老蒋怕关东军乘势南下，就打算把中原大战后留在山西的西北军旧部宋哲元、孙殿英调至热河，增强当地军事实力。
西北军的战斗力，那是人人称道的，中原大战后的这几年，他们也算慢慢缓过劲过来了，尤其宋哲元的29军，更是能战之师。
但老蒋未料到他的好意无人心领。
张学良和汤玉麟都能拖则拖，不愿理这个茬，结果别人死活进不去。
老蒋马上就明白了，这二位敢情都是对他存着戒心，怕他安插部队，夺取地盘。
要说这后一种事，老蒋确实没少干过，要不然王家烈也不会倒那血霉，陪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贵州也被中央给控制了。可这一回老蒋真的是够冤的。他还就怕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所以才让其它华北地方军而不是中央军进驻热河，没想到还是得不到信任。
汤玉麟其时任热河省主席。
你还别说，汤玉麟跟老虎还真有缘份，因为他自己就有一个外号，叫做汤二虎。这人要放到现在，就是一老虎发烧友。只要是跟虎有关系的，他都当成是喊他呢。墙上挂着的是虎画，屁股下面坐着的是虎皮，桌上放着的是虎标本，连星座也是黑虎星座。
有人在他家里还看到过一张照片，上面是汤玉麟骑在虎背上，手里端一挺机关枪，酷劲十足。你要说当初也没什么PS技术，很难像华南虎那样做假，我估计是找了一个民间马戏团给弄出来的。
当然了，汤玉麟要跟老虎攀亲戚也是有缘故的。别人是仗势欺人，他是仗虎吓人。
想出这个主意的，也并不止他一个，在奉军的老派人物中，几乎比比皆是。
吴俊升吴大舌头便自称是黑熊投胎，平时家里养好几只熊，他本人则连走路也模仿熊瞎子的动作，一摇一摆，很像那么回事。轮到张海鹏，他不说自己是黑熊精了， 他说是张飞转世。为此，张麻子还把关云长拉来做为证人。每到一个地方，这厮只要见到有关羽庙，就要进去磕个头，大言不惭地直呼关羽像为二哥（人家真的关张 知道了都得活活给气死）。
与他们相比，汤玉麟也有个人独创的招牌动作。他跟别人坐着谈话的时候，两只手都要做握拳状，然后伏在桌上，这叫“虎威”。
这家伙，我只有两个字拿来形容他：混帐。
整个热河，就被他这么一个虎大王给管治着。所有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七大姑八大姨在那里混事。等到这些重要位置安插完以后，汤玉麟又把下面的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全部打包，按照缺肥缺瘦，收效多少，一律论价出售。
这些贪官污吏上任后，自然个个疯了一样地狠榨老百姓的油水——根据经济学原理，有投入就得有回报嘛，结果把好好的热河省弄得像黑社会一样，为此还曾多次激起民变。
要知道当年的汤玉麟有多恶，他治下的老百姓有多惨，只要翻翻 吴思老先生的《潜规则》就全明白了。
真是苛政猛于虎啊。
就这，汤二虎还觉得钱来得太慢。他走私。
当年黄显声打老虎，查的就是汤玉麟的私货。要说铁汉后面毕竟还有少帅撑腰，要是换了一般人，别说查他货，就是多看他两眼，没准第二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所以对他来说，铁汉的举止，也无非就是给他挠个痒痒而已，伤不得他分毫。
光走私还觉得不过瘾。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号召禁烟，汤二虎也当仁不让，在热河正儿八经地设了一个禁烟局，并由他的大儿子任禁烟局长。
你以为他真的热衷于禁烟？当然不是。
所谓禁烟局，其实就是种烟局，把种大烟的任务承包下去，每个县都要包缴鸦片，为此，还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称为“寓禁于征”。
在热河境内，卖鸦片的，运鸦片的，吸鸦片的，都要照章纳税，而这竟然还成了这个国中之国的最大经济增长点。
汤玉麟本人横征暴敛，一个劲捞钱，捞到钱后却对他手下的兵极为苛刻。他的部队常常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军饷。对此，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雄兵百万，发饷就散”，十足一个悭吝小人的嘴脸。
当兵的也不傻，你不给我发工资，老子就搞“潜规则”，到下面要去，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结果老百姓逾加深受其毒，苦不堪言。
如此一来，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自然一塌糊涂。5个步骑兵旅，3万人马，一向不怎么训练，连操场都不去。干什么呢？
吸毒。
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好这一口。
所以他们有两把枪，除了步枪之外，还有烟枪，人送外号“双枪兵”。说说有3万，真正能拿出来打仗的，3百个也没有。印象当中，能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贵州王家烈的黔军了。
老蒋也是常年带兵打仗之人，热河让这样的宝贝来守，你让他如何能放得下心。
所以早在“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老蒋怕关东军乘势南下，就打算把中原大战后留在山西的西北军旧部宋哲元、孙殿英调至热河，增强当地军事实力。
西北军的战斗力，那是人人称道的，中原大战后的这几年，他们也算慢慢缓过劲过来了，尤其宋哲元的29军，更是能战之师。
但老蒋未料到他的好意无人心领。
张学良和汤玉麟都能拖则拖，不愿理这个茬，结果别人死活进不去。
老蒋马上就明白了，这二位敢情都是对他存着戒心，怕他安插部队，夺取地盘。
要说这后一种事，老蒋确实没少干过，要不然王家烈也不会倒那血霉，陪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贵州也被中央给控制了。可这一回老蒋真的是够冤的。他还就怕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所以才让其它华北地方军而不是中央军进驻热河，没想到还是得不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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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7 pm
等到东北义勇军闹得正欢，本庄繁手忙脚乱的时候，热河更显其重要性。蒋汪两个军政巨头一商量，认为这正是通过热河对义勇军进行策应的绝佳机会，但是汤二虎在那里碍着事，怎么办？
于是他们便把张学良喊过去，意思是要他来个釜底抽薪，索性把汤二虎给换掉，由他自己到热河去主持，同时也乘此机会表明东北军抗战之决心，消减舆论压力（“复何惧他人狂言哉”）。
张学良却不愿意，而且当场抢白了汪精卫一顿。
意思和他当年跟孙科说的差不多，就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去，让我去，去也不是不可以，给钱先（“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
人老汪好歹也是老革命，跟先行者一道混出来的，在***内比蒋介石的资历都老，而且名义上还是一国政府首脑，你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就这么不给面子？
老汪气得眼泪珠子都差点冒出来。
这位是个情绪派，很容易激动。他并不知道，东北少帅在国内就给一个人面子，那就是老蒋，其他人你就是被他埋汰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你不去就不去吧，这位少帅还真是“纯真”得过了头，竟然一转身又把消息透给了汤二虎。透谁你也不能透他啊，这混帐一听就急了。本来就是一混饭吃的极品大草包，你现在要砸他饭碗，不是要他命吗？
汤二虎自此破罐子破摔，原先还假装正经，现在干脆撒破脸皮，不仅拒绝任何部队进入他的领地，而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更加乱来，弄得热河一片乌烟瘴气。此地百姓甚至一度出现了因痛恨汤二虎而怨恨东北军，宁愿“暂时投入仇敌怀抱”，以求“避免暴政”的奇怪现象。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还暗中与关东军取得了联系，打算脚踏两条船。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情报科、政务科都早已通过伪军上层，在汤玉麟部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
当然日本人招汉奸也是有标准的，汤玉麟名声实在太臭，那是连做汉奸都没资格了。说穿了，武藤对他也就止于利用而已，用完后随手就会扔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连老蒋的面子都搁不住了，而且内心十分恼火。
本来，如果张学良这一步走不成，他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汤二虎这个饭桶把热河乃至东北的整个局面给弄糟了。结果，被少帅这么一搅和，倒越弄越糟，越弄越僵了。
老蒋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通过这件事，他还看出一点，那就是张学良向汤二虎透露这些“私房话”，表明前者甚至有讨好后者之意，也就是说对方即使明知汤二虎该撤，也不敢撤，而这个在关键时候就相当麻烦了。
“九一八”之后，他第一次对自己盟弟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愚鲁怯懦，匪夷所思”），对张学良能否贯彻他的意图也开始失去信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
其实，张学良也有张学良的想法。
东北军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汤玉麟是老派将领，自己父亲一辈的人，加上久居热河，手上掌握着军权，岂是别人想动就一定能动得了的。
对老蒋来说，张学良是诸侯，而对于张学良来说，汤玉麟就是诸侯。
一般情况下，蒋很难奈何得了张，同样道理，张又能拿汤如何？
这就是民国时代的怪圈，大家一环套一环，跟三角债一样，谁都想解脱，可谁又都解脱不了。
张学良拿不下汤玉麟，只好寄托于侥幸：国联还在开着会，关东军还不致如此快就动手吧。
他之所以“讨好”汤二虎，迟迟不愿进热河，还有另外一个盘算，那就是将汤作为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
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却正好为日本人所用，后者借此屡屡“以汤制张”，即利用张汤之间的矛盾，往热河和汤二虎的部队中安插“第五纵队”。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老汪被抢白后，感觉颜面大失，同时对张学良的“漫天要价”也接受不了。
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理想，筹点钱不容易。汪精卫再次上台后没想到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干脆一跺脚，也学着孙科的样，辞职跑上海去了。
临走时，他没忘记借助媒体的力量，对小张来一番血泪控诉。
其一，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且热河还在你的防区之内，却一个兵都没派上去，钱倒要的起劲，天理何在（“未闻出一兵一卒，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其二，我现在不是不干了吗，你也不要干了，别再在那个位置上丢人现眼（“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这还不算，老汪到底是玩笔杆子出身，夹枪带棒很有一套，临到结尾又冒出一句：“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这个……太过分了吧，不是揭人伤疤吗？
果然，张学良一听就跳了起来。
好，你不是让我辞职吗，那我就辞给你看。
立刻要求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一职。
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嚷着要辞职，好象辞一下职，就可以要挟住对方什么似的。
老蒋作为中间人，真是哭笑不得，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有点城府好不好。又不是下里巴人，一个闹着要上吊，另外一个也说要上吊，你们都死给谁看啊，这样子丢不丢人。
还不能说重话，因为吵架的这二位虽然身份不一样，但都很容易激动。
老蒋一面劝老汪，你这么高的身份，干嘛要跟一愣头青去计较，没必要嘛。
另外一方面又去跟小张说，汪院长那也是为国为民，话说得过了点头也可以理解，你就大局为重，隐忍一下吧。
这次谈话，老蒋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说有倾向的话，他肯定是倾向于老汪。本来嘛，东北是你发家的地方，你不关心谁关心，现在还要我们出了钱你才肯关心一下，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老蒋还是始终没忘记一件心事，那就是让汤二虎滚蛋，他认为自己这也是为张学良着想，万一热河真出了事，你捶胸顿足都没用（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
他也明白，少帅的这次辞职，其实跟他先前辞掉海陆空军副司令一职没什么两样，对本人的实权并无太大影响，就是拿来当众撒撒娇的——有本事，你把东北军老大这个身份也辞掉试试。
于是他们便把张学良喊过去，意思是要他来个釜底抽薪，索性把汤二虎给换掉，由他自己到热河去主持，同时也乘此机会表明东北军抗战之决心，消减舆论压力（“复何惧他人狂言哉”）。
张学良却不愿意，而且当场抢白了汪精卫一顿。
意思和他当年跟孙科说的差不多，就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去，让我去，去也不是不可以，给钱先（“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
人老汪好歹也是老革命，跟先行者一道混出来的，在***内比蒋介石的资历都老，而且名义上还是一国政府首脑，你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就这么不给面子？
老汪气得眼泪珠子都差点冒出来。
这位是个情绪派，很容易激动。他并不知道，东北少帅在国内就给一个人面子，那就是老蒋，其他人你就是被他埋汰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你不去就不去吧，这位少帅还真是“纯真”得过了头，竟然一转身又把消息透给了汤二虎。透谁你也不能透他啊，这混帐一听就急了。本来就是一混饭吃的极品大草包，你现在要砸他饭碗，不是要他命吗？
汤二虎自此破罐子破摔，原先还假装正经，现在干脆撒破脸皮，不仅拒绝任何部队进入他的领地，而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更加乱来，弄得热河一片乌烟瘴气。此地百姓甚至一度出现了因痛恨汤二虎而怨恨东北军，宁愿“暂时投入仇敌怀抱”，以求“避免暴政”的奇怪现象。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还暗中与关东军取得了联系，打算脚踏两条船。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情报科、政务科都早已通过伪军上层，在汤玉麟部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
当然日本人招汉奸也是有标准的，汤玉麟名声实在太臭，那是连做汉奸都没资格了。说穿了，武藤对他也就止于利用而已，用完后随手就会扔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连老蒋的面子都搁不住了，而且内心十分恼火。
本来，如果张学良这一步走不成，他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汤二虎这个饭桶把热河乃至东北的整个局面给弄糟了。结果，被少帅这么一搅和，倒越弄越糟，越弄越僵了。
老蒋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通过这件事，他还看出一点，那就是张学良向汤二虎透露这些“私房话”，表明前者甚至有讨好后者之意，也就是说对方即使明知汤二虎该撤，也不敢撤，而这个在关键时候就相当麻烦了。
“九一八”之后，他第一次对自己盟弟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愚鲁怯懦，匪夷所思”），对张学良能否贯彻他的意图也开始失去信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
其实，张学良也有张学良的想法。
东北军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汤玉麟是老派将领，自己父亲一辈的人，加上久居热河，手上掌握着军权，岂是别人想动就一定能动得了的。
对老蒋来说，张学良是诸侯，而对于张学良来说，汤玉麟就是诸侯。
一般情况下，蒋很难奈何得了张，同样道理，张又能拿汤如何？
这就是民国时代的怪圈，大家一环套一环，跟三角债一样，谁都想解脱，可谁又都解脱不了。
张学良拿不下汤玉麟，只好寄托于侥幸：国联还在开着会，关东军还不致如此快就动手吧。
他之所以“讨好”汤二虎，迟迟不愿进热河，还有另外一个盘算，那就是将汤作为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
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却正好为日本人所用，后者借此屡屡“以汤制张”，即利用张汤之间的矛盾，往热河和汤二虎的部队中安插“第五纵队”。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老汪被抢白后，感觉颜面大失，同时对张学良的“漫天要价”也接受不了。
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理想，筹点钱不容易。汪精卫再次上台后没想到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干脆一跺脚，也学着孙科的样，辞职跑上海去了。
临走时，他没忘记借助媒体的力量，对小张来一番血泪控诉。
其一，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且热河还在你的防区之内，却一个兵都没派上去，钱倒要的起劲，天理何在（“未闻出一兵一卒，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其二，我现在不是不干了吗，你也不要干了，别再在那个位置上丢人现眼（“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这还不算，老汪到底是玩笔杆子出身，夹枪带棒很有一套，临到结尾又冒出一句：“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这个……太过分了吧，不是揭人伤疤吗？
果然，张学良一听就跳了起来。
好，你不是让我辞职吗，那我就辞给你看。
立刻要求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一职。
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嚷着要辞职，好象辞一下职，就可以要挟住对方什么似的。
老蒋作为中间人，真是哭笑不得，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有点城府好不好。又不是下里巴人，一个闹着要上吊，另外一个也说要上吊，你们都死给谁看啊，这样子丢不丢人。
还不能说重话，因为吵架的这二位虽然身份不一样，但都很容易激动。
老蒋一面劝老汪，你这么高的身份，干嘛要跟一愣头青去计较，没必要嘛。
另外一方面又去跟小张说，汪院长那也是为国为民，话说得过了点头也可以理解，你就大局为重，隐忍一下吧。
这次谈话，老蒋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说有倾向的话，他肯定是倾向于老汪。本来嘛，东北是你发家的地方，你不关心谁关心，现在还要我们出了钱你才肯关心一下，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老蒋还是始终没忘记一件心事，那就是让汤二虎滚蛋，他认为自己这也是为张学良着想，万一热河真出了事，你捶胸顿足都没用（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
他也明白，少帅的这次辞职，其实跟他先前辞掉海陆空军副司令一职没什么两样，对本人的实权并无太大影响，就是拿来当众撒撒娇的——有本事，你把东北军老大这个身份也辞掉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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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1:59 pm
顺着这个思路，他为张学良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供其选择：
上策：不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中策：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下策：辞职，不到热河去。
老蒋出这三个策是为了给对方台阶下。如按一般人的心理，能接受的都是上中策，什么叫下策，那就是拿来衬托上中策之英明的，谁会选它，而无论是上策还是中 策，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张学良带部队去热河，把汤二虎赶走，从而一门心思备战。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不管你辞不辞职，最好都能去热河。
这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让老蒋万没想到的是，小张听到上中策都愁眉不展，偏偏听到下策则喜上眉梢，说我想要的正是这个。
趁着高兴劲，他还提了个建议，要求按照***会的模式，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北平军分会），以替代原来的北平绥靖公署，这样他就靠兄长更近了。老蒋是委员长，他以委员长全权代表的身份，代理北平一切军政要务。
真会说话啊你，老蒋这下真是给郁闷坏了。
劝架的结果，老汪犟驴似的，劝不动，坚持不肯复职，只好让大舅哥宋子文代理他的职务。这边小张呢，老蒋只好用下策来摆平一下，也算是撤了他的职务。
然而这时候，老蒋显而易见对张学良是相当失望的，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这么做，大部分还是在顾念彼此过往的兄弟交情而已（“非仅为国，实兼为友”）。
等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底，虽然国联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老蒋却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
马占山跑苏联去了，义勇军全哑了火。那意思就是说，关东军可以腾出手来了。
日本人不是天天叫嚷着热河是属于“满洲国”的吗，他们一旦吃饱了饭没事干，还不是会跑过来找茬。
事情有点严重。
他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一个电文，提醒他“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
为了给对方增加一点胆气，他又真真假假地给了一些暗示：“（我）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
反正一句话，你要是和日本人打的话，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还会跟你一起“共存亡”。
对要不要抵抗日本人这一点，现在的老蒋体会比谁都深。
在“九一八”前后，他认为如贸然与日军直接发生对抗，由于实力悬殊，只能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因此曾经一味主张忍让，结果棋错一着，连东北都没能保得住，而自己也随即跌入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
然后的“一二八”虽没打赢，却让他在政府和民众中重新获得了声誉。两相对照之下，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光交涉，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汪精卫观点一致，并无分歧。
他几乎是在拿自己作比方，来开导张学良：打吧，不打老百姓不卖你帐啊，即使你打败了都不要紧，也不至于天马上就塌了下来（“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
老蒋的话并非虚言，因为山海关那里已经出现了危机。
这时候的山海关，驻扎着中日两国军队。
怎么这个地方也有鬼子？
都是当年辛丑条约惹的祸。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多了去，但要说到对中国内地最具安全威胁的，恐怕还就数它了。
这个条约对中国有多大害处，多了不敢说，起码殆害50年。
辛丑条约明确规定，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应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各国”中当然包括日本。
不过，所谓的驻兵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且几十年过去，清国也没了，加上国际风云变幻，到民国的时候，已经没几个国家有兴趣再派兵守在这里了，就日本非常“执着”，从来没有说过要撤。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是中村孝太郎中将（陆大21期）。他跟前任香椎浩平、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都是同学。不过同学不同命，多门在满洲那边搞得风生水起，中村却只有隔得老远看热闹的份。
建功立业，谁不想啊，可手上的兵实在是太少了。
天津驻屯军共有10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不足2000人，还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多处，每个地方都只有几百人。
香椎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所以跟着土肥原弄出了一个“天津事变”，但雷声大雨点小，没能鼓捣出什么成绩来。究其原因，也在于力量不够。要知道，天津驻军算多的了，满打满算，也只有500人不到。难成事啊。
条件简陋，那就创造条件，反正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白到中国来一回。中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哪里着手呢？他把目光放到了山海关，因为那里他够得着。
山海关有一个天津驻屯军守备队，几百人。同驻山海关的东北军则有一个团——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石世安团），两千人。
硬来，中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先用“和平”的办法试试吧。
具体执行这个“和平”使命的是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由他负责去找第9旅旅长何柱国谈。
跟东北军将官大多数为东北本地人不一样，何柱国是广西人，还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双料生。按说这样的人才，桂系是肯定要的。但麻烦在于他在日本念的是骑兵科，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里全是清一色的步兵，没这个专业。
搞别的吧，也不是不会，不过总觉得不甘心：如此，东瀛留学的那几年不是全荒废了吗。这时正好有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来看他，这兄弟是东北人，一听，这还不好办吗，我推荐你去东北军，那里骑兵有的是，一定能让你发挥所长。这么着，何柱国就进了东北军。
按照落合的意思，是希望何柱国在滦东（滦河以东）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话说得还合情合理：关东军恨的是谁，不是整个东北军，而是张学良。有了这个不属张学良管辖的自治政府作为缓冲区，关东军自然不会过来找麻烦，大家都得利啊。
末了还不忘添一句：我可是为你，为你们整个东北军好啊。
何柱国不言语，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拖着。
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东北军旅长给搞定，落合倒没这个妄想。他只是认为，既然何柱国没否决，双方就还有商量的余地。思想工作嘛，哪有这么容易做的。慢慢来吧。
他有这耐性，关东军可等不及了。
此时，第8师团（弘前师团）正在辽西“清剿”义勇军，有意无意地就想往山海关这里“蹭”。铃木第4旅团第5联队（谷义联队）开着铁甲车，一口气向山海关发射了38发炮弹。
打炮总要有原因的吧，谷义提供的“原因”是：看到义勇军在山海关前一闪而过，所以炮轰没商量。
说到底，这帮人就是来找茬打架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搞磨擦”。打炮只是一个前奏，下面就是要进攻山海关了。
可这却急坏了一个人。
谁啊？
落合。
眼看思想工作就要做成了，被你们关东军这么一弄，不全泡汤了吗？
不行不行。
他赶快做和事佬，介绍何柱国与第5联队联队长谷义一大佐见面，要双方和解。
谷义一不卖帐，怎么了，老子高兴就放几炮玩玩，和什么解。
落合急得暗地里直跺脚，当着何柱国的面，他又不能明说：我是准备忽悠他们支那人的，你别来搅局呀。
见谷义一不给面子，落合只好再去请人，一块做工作。
吉冈安直少佐（陆大37期），先前也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做过高级参谋，此时为弘前师团参谋。
落合把利害关系一挑明，吉冈便明白了，于是他就和另外一个天津驻屯军的参谋一道，找到谷义一，如此这番一讲，后者也不是全无心眼，当下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我们的地下同志在搞“潜伏”工作，一场误会，走人。
谷义联队撤走了。
山海关内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商户们本来紧张万分，认为这次双方肯定要刀兵相见，山海关免不了要蒙受一场血光之灾，现在落合这个“热心肠的人”仅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说退了来犯之敌。好事啊。请客。
这一请客不要紧，把个落合真送上火山口了。
“潜伏”这东西，最重要的是保密，落合当然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泄露给下面的那些基层官兵。守备队的人只看到谷义联队不战而退，关东军进攻山海关的行动破产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落合。
现在他又收中国老百姓的礼，赴他们的局，这种行为，不是“日奸”所为又是什么。
我们人虽然少，可是志气高啊。领导卖国，我们不能卖国，抛开落合自己干！
可要直接朝东北军开火，毕竟还有点心虚，怎么办呢？
看到街上巡逻的中国警察，突然来了灵感：先在他们身上试试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在儿玉中尉的率领下，发动突袭，把中国南关警察的枪都给缴掉了，顺势还扣押了公安局长。
这次“成功”，让儿玉等人大为惊喜。原来关东军能做的我们也能做，那还等什么，立功的机会到了。
深夜11点，守备队借口在其居住地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于是“自动自发”地向山海关发动了进攻。
因山海关又名榆关，所以历史上称此事件为榆关事件。
看来河本、石原的后辈们真是越玩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这回道具和准备都不需要，只要胡绉一个莫须要的理由就能开打了。
山海关外枪声四起，何柱国向张学良请示怎么办。少帅这回倒没犹豫，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山海关丢失，将是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自入关后第一次发出了豪言：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有了少帅这句话，何旅长不敢怠慢，迅速指挥石世安团进行抗击。
怎么说东北军也有一个团，两千人，认真对待了，日本守备队当然不是对手。
都到这时候了，眼看事情就要成功，却忽然面临夭折，儿玉想想怎么也不甘心，一咬牙就带着几个人去爬南门城墙，一边爬还一边不停地往里面甩手榴弹。
城墙上的东北军士兵也往下扔手榴弹，不多，就一颗，儿玉就报销了。
领头的完蛋了，剩下的只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可这帮家伙哪有吃眼前亏的道理。
很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弘前师团指挥部都收到了山海关守备队发来的电文：呜呜，兄弟们无缘无故被东北军打了，好惨，快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9点，弘前师团就杀到了山海关下，并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被何柱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一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对山海关进行攻击。
铃木旅团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攻击方式为：火炮轰炸和日机投弹交替掩护，冲锋队用云梯攀登城墙。
祖先修建的古老城墙，尽管已满面皱纹，一身沧桑，然在这一非常时刻，仍然不得不挺身为后辈儿孙遮挡枪弹，身上创伤累累。
到第三天下午，山海关东南关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坦克和步兵蜂拥而入，石世安团拼死封堵缺口，但由于按照辛丑条约，中国不能在山海关城内构筑工事（还真遵守条约，不能想些其它办法？），导致部队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尽管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敌入城。
石世安眼看不敌，只得率余部撤出。
仅仅3天（攻城战只进行了2天），山海关便陷于敌手，热河防线一下子侧翼洞开。一时举国震惊，舆论哗然。
上策：不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中策：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下策：辞职，不到热河去。
老蒋出这三个策是为了给对方台阶下。如按一般人的心理，能接受的都是上中策，什么叫下策，那就是拿来衬托上中策之英明的，谁会选它，而无论是上策还是中 策，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张学良带部队去热河，把汤二虎赶走，从而一门心思备战。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不管你辞不辞职，最好都能去热河。
这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让老蒋万没想到的是，小张听到上中策都愁眉不展，偏偏听到下策则喜上眉梢，说我想要的正是这个。
趁着高兴劲，他还提了个建议，要求按照***会的模式，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北平军分会），以替代原来的北平绥靖公署，这样他就靠兄长更近了。老蒋是委员长，他以委员长全权代表的身份，代理北平一切军政要务。
真会说话啊你，老蒋这下真是给郁闷坏了。
劝架的结果，老汪犟驴似的，劝不动，坚持不肯复职，只好让大舅哥宋子文代理他的职务。这边小张呢，老蒋只好用下策来摆平一下，也算是撤了他的职务。
然而这时候，老蒋显而易见对张学良是相当失望的，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这么做，大部分还是在顾念彼此过往的兄弟交情而已（“非仅为国，实兼为友”）。
等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底，虽然国联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老蒋却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
马占山跑苏联去了，义勇军全哑了火。那意思就是说，关东军可以腾出手来了。
日本人不是天天叫嚷着热河是属于“满洲国”的吗，他们一旦吃饱了饭没事干，还不是会跑过来找茬。
事情有点严重。
他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一个电文，提醒他“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
为了给对方增加一点胆气，他又真真假假地给了一些暗示：“（我）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
反正一句话，你要是和日本人打的话，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还会跟你一起“共存亡”。
对要不要抵抗日本人这一点，现在的老蒋体会比谁都深。
在“九一八”前后，他认为如贸然与日军直接发生对抗，由于实力悬殊，只能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因此曾经一味主张忍让，结果棋错一着，连东北都没能保得住，而自己也随即跌入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
然后的“一二八”虽没打赢，却让他在政府和民众中重新获得了声誉。两相对照之下，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光交涉，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汪精卫观点一致，并无分歧。
他几乎是在拿自己作比方，来开导张学良：打吧，不打老百姓不卖你帐啊，即使你打败了都不要紧，也不至于天马上就塌了下来（“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
老蒋的话并非虚言，因为山海关那里已经出现了危机。
这时候的山海关，驻扎着中日两国军队。
怎么这个地方也有鬼子？
都是当年辛丑条约惹的祸。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多了去，但要说到对中国内地最具安全威胁的，恐怕还就数它了。
这个条约对中国有多大害处，多了不敢说，起码殆害50年。
辛丑条约明确规定，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应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各国”中当然包括日本。
不过，所谓的驻兵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且几十年过去，清国也没了，加上国际风云变幻，到民国的时候，已经没几个国家有兴趣再派兵守在这里了，就日本非常“执着”，从来没有说过要撤。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是中村孝太郎中将（陆大21期）。他跟前任香椎浩平、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都是同学。不过同学不同命，多门在满洲那边搞得风生水起，中村却只有隔得老远看热闹的份。
建功立业，谁不想啊，可手上的兵实在是太少了。
天津驻屯军共有10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不足2000人，还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多处，每个地方都只有几百人。
香椎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所以跟着土肥原弄出了一个“天津事变”，但雷声大雨点小，没能鼓捣出什么成绩来。究其原因，也在于力量不够。要知道，天津驻军算多的了，满打满算，也只有500人不到。难成事啊。
条件简陋，那就创造条件，反正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白到中国来一回。中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哪里着手呢？他把目光放到了山海关，因为那里他够得着。
山海关有一个天津驻屯军守备队，几百人。同驻山海关的东北军则有一个团——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石世安团），两千人。
硬来，中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先用“和平”的办法试试吧。
具体执行这个“和平”使命的是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由他负责去找第9旅旅长何柱国谈。
跟东北军将官大多数为东北本地人不一样，何柱国是广西人，还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双料生。按说这样的人才，桂系是肯定要的。但麻烦在于他在日本念的是骑兵科，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里全是清一色的步兵，没这个专业。
搞别的吧，也不是不会，不过总觉得不甘心：如此，东瀛留学的那几年不是全荒废了吗。这时正好有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来看他，这兄弟是东北人，一听，这还不好办吗，我推荐你去东北军，那里骑兵有的是，一定能让你发挥所长。这么着，何柱国就进了东北军。
按照落合的意思，是希望何柱国在滦东（滦河以东）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话说得还合情合理：关东军恨的是谁，不是整个东北军，而是张学良。有了这个不属张学良管辖的自治政府作为缓冲区，关东军自然不会过来找麻烦，大家都得利啊。
末了还不忘添一句：我可是为你，为你们整个东北军好啊。
何柱国不言语，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拖着。
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东北军旅长给搞定，落合倒没这个妄想。他只是认为，既然何柱国没否决，双方就还有商量的余地。思想工作嘛，哪有这么容易做的。慢慢来吧。
他有这耐性，关东军可等不及了。
此时，第8师团（弘前师团）正在辽西“清剿”义勇军，有意无意地就想往山海关这里“蹭”。铃木第4旅团第5联队（谷义联队）开着铁甲车，一口气向山海关发射了38发炮弹。
打炮总要有原因的吧，谷义提供的“原因”是：看到义勇军在山海关前一闪而过，所以炮轰没商量。
说到底，这帮人就是来找茬打架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搞磨擦”。打炮只是一个前奏，下面就是要进攻山海关了。
可这却急坏了一个人。
谁啊？
落合。
眼看思想工作就要做成了，被你们关东军这么一弄，不全泡汤了吗？
不行不行。
他赶快做和事佬，介绍何柱国与第5联队联队长谷义一大佐见面，要双方和解。
谷义一不卖帐，怎么了，老子高兴就放几炮玩玩，和什么解。
落合急得暗地里直跺脚，当着何柱国的面，他又不能明说：我是准备忽悠他们支那人的，你别来搅局呀。
见谷义一不给面子，落合只好再去请人，一块做工作。
吉冈安直少佐（陆大37期），先前也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做过高级参谋，此时为弘前师团参谋。
落合把利害关系一挑明，吉冈便明白了，于是他就和另外一个天津驻屯军的参谋一道，找到谷义一，如此这番一讲，后者也不是全无心眼，当下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我们的地下同志在搞“潜伏”工作，一场误会，走人。
谷义联队撤走了。
山海关内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商户们本来紧张万分，认为这次双方肯定要刀兵相见，山海关免不了要蒙受一场血光之灾，现在落合这个“热心肠的人”仅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说退了来犯之敌。好事啊。请客。
这一请客不要紧，把个落合真送上火山口了。
“潜伏”这东西，最重要的是保密，落合当然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泄露给下面的那些基层官兵。守备队的人只看到谷义联队不战而退，关东军进攻山海关的行动破产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落合。
现在他又收中国老百姓的礼，赴他们的局，这种行为，不是“日奸”所为又是什么。
我们人虽然少，可是志气高啊。领导卖国，我们不能卖国，抛开落合自己干！
可要直接朝东北军开火，毕竟还有点心虚，怎么办呢？
看到街上巡逻的中国警察，突然来了灵感：先在他们身上试试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在儿玉中尉的率领下，发动突袭，把中国南关警察的枪都给缴掉了，顺势还扣押了公安局长。
这次“成功”，让儿玉等人大为惊喜。原来关东军能做的我们也能做，那还等什么，立功的机会到了。
深夜11点，守备队借口在其居住地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于是“自动自发”地向山海关发动了进攻。
因山海关又名榆关，所以历史上称此事件为榆关事件。
看来河本、石原的后辈们真是越玩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这回道具和准备都不需要，只要胡绉一个莫须要的理由就能开打了。
山海关外枪声四起，何柱国向张学良请示怎么办。少帅这回倒没犹豫，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山海关丢失，将是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自入关后第一次发出了豪言：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有了少帅这句话，何旅长不敢怠慢，迅速指挥石世安团进行抗击。
怎么说东北军也有一个团，两千人，认真对待了，日本守备队当然不是对手。
都到这时候了，眼看事情就要成功，却忽然面临夭折，儿玉想想怎么也不甘心，一咬牙就带着几个人去爬南门城墙，一边爬还一边不停地往里面甩手榴弹。
城墙上的东北军士兵也往下扔手榴弹，不多，就一颗，儿玉就报销了。
领头的完蛋了，剩下的只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可这帮家伙哪有吃眼前亏的道理。
很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弘前师团指挥部都收到了山海关守备队发来的电文：呜呜，兄弟们无缘无故被东北军打了，好惨，快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9点，弘前师团就杀到了山海关下，并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被何柱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一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对山海关进行攻击。
铃木旅团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攻击方式为：火炮轰炸和日机投弹交替掩护，冲锋队用云梯攀登城墙。
祖先修建的古老城墙，尽管已满面皱纹，一身沧桑，然在这一非常时刻，仍然不得不挺身为后辈儿孙遮挡枪弹，身上创伤累累。
到第三天下午，山海关东南关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坦克和步兵蜂拥而入，石世安团拼死封堵缺口，但由于按照辛丑条约，中国不能在山海关城内构筑工事（还真遵守条约，不能想些其它办法？），导致部队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尽管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敌入城。
石世安眼看不敌，只得率余部撤出。
仅仅3天（攻城战只进行了2天），山海关便陷于敌手，热河防线一下子侧翼洞开。一时举国震惊，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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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2 pm
袭击山海关，就是进攻热河的前奏，而东北军的指挥和协调防守能力却委实令人忧虑。
仅何柱国手下就能指挥和控制4个旅，为什么到头来却只有一个团负责守关呢？
战斗打响时，为什么东北军其它援兵不能迅速赶到？如能在第一时间增援，局面不致如此糟糕。
山海关素称天下第一关，为长城之要隘，倘若战备充裕，怎么可能两天时间就顶不住？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当时少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时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曾对人言，榆关事件前后，少帅几乎已成为一位十足的病人，其人“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了，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要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华北作战如由他来掌控，岂不危矣？！
东北军自家的人马自然不会说什么，但东北军以外的各派系，均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老蒋亲自北上督战，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 “（华北）前途不堪设想”，说着说着还都动了感情（“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
不过这时候的老蒋仍对少帅抱有期望，他认为只要后者下了决心，能够到热河去指挥作战，以东北军的力量，若能全力以赴，局面决不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经过这番考虑后，老蒋可谓是力排众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5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代理委员长职权，统筹负责华北军事指挥。
真心为少帅着急担扰的还有一个宋子文。
一般人对宋子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一种认为他纯粹是靠亲戚关系才混上高位的，蒋宋孔陈嘛，另一种认为他就只会帮着老蒋理理财，算算帐。
其实大谬不然。说起来，宋子文那可是民国时人尽皆知的政治家，要不然，光凭老蒋的面子，他也不可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接着又在老汪负气出走后主持政务。
宋子文一向是个坚决主战派，同时他和张学良又是铁哥们，华北的空气紧张到这种程度，他在南京就闻到了，急啊。
他当然是支持老蒋的意见的，而且也在后者跟前拍了胸脯，打了包票：你别看我哥们身体不好，真下了决心还是有办法的。
可是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到了2月初，少帅那里还是没什么动静，宋子文可真坐不住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2月11日，这位行政院代院长赶到北平，找到少帅后，便要拉他一起去热河，以便进行战前准备和部署。
没想到，自己哥们一句话差点没让他晕过去——打仗要钱啊，我现在没钱，这样吧，每月你给个300万，部队作战就有保证了（“即筹500万，每月筹助热河300万”）。
其实小张倒也不是故意要敲小宋的竹杠，那回地方跟中央打交道，都形成习惯了，还没打仗先要钱，有了“开拔费”，部队才行军，都是这样的。在张学良看来，这算少了，想当年不管是易帜还是入关，哪一个不是千儿八百万的，这市情已经够低迷了。
当然了，小宋是财神爷，这个小张也知道，所以才要开这个口。
宋子文一时都有些不知东南西北了：热河是你的地盘，我是来帮你的，还问我要钱，有没有搞错？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咬了咬牙：300万我没有，100万吧。
成交。
有人可能要巨愤怒了：国难当头，火都要烧到屁股上了，你还死要钱，有没有病？！
如果毒瘾不算病的话，小张没病，公正地说，他实在也是被逼的。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他失去了一个大财源，不光不能收钱，还要花钱，更让他吃不消的是，那花的钱不是流水，而是潮水。
需要喂的嘴太多了，除了东北军、流亡大学学生、部属外，北平救国会领导或暗中支持的东北义勇军，其中很大一部分军费和开支也主要得从他自己兜里掏。
不容易啊。
我说兄弟们都快点吧，关东军已经快进家门了。
5天后，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发表谈话，表示进攻热河已成为政府即定计划和目标。
这就算定了调：热河这块肉，无论如何我要吃下去。
此时，国联已经进入了对“十九国委员会”裁决报告进行表决的倒计时阶段，松冈那边的情况十分不妙。正好关东军已基本结束满洲作战计划，在这个时候进攻热河，跟承认“满洲国”一样，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示威。
因此，国联一提出劝告，要求日本不要在热河制造麻烦，后者反而更加来劲：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管不着！
斋藤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坚决主战，直把国联的声音当成了一个屁。但这时候的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
真崎次长特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大佐前往东北，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慎重考虑：不是不打，而是现在打似乎早了一点，要不要再准备准备。
武藤的回答是：用兵贵在出奇制胜，现在打正是最佳时机，还需要准备什么。
在日本人里面，就是看谁的力气大，谁的嗓门就高。
刚刚在“满洲作战行动”中取得“显赫战绩”的武藤，甫一放话，立刻就把梅津连同参谋本部的一帮人都给震住了。
名将啊，我们都听您的。
武藤认为，拿下热河，好处至少有三：
团圆了——按日本人的说法，东北三省再加上一个热河，才是完整的满洲。
安全了——关内外交通自此完全截断，东北“治安作战”可保长效。
今后更有奔头了——热河就是一个战略基地，占领了它，等于在华北插入了一个楔子，再往前捅一捅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武藤本人对在热河战役中取胜抱有相当把握，甚至可以说，比前一年奉命对付马占山和义勇军的信心还要足，还要大。
因为他判断，在江西和红军作战的中央军不可能大规模向华北调动，他的主要对手，只不过是华北这些零散的各路地方军队。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除了作战需要，无法抽身外，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势力不希望中央派军队过来！
武藤可以说把中国地方诸侯们的那点小心眼看得透透的。他们的一致意见大概如是：老蒋，你一个人来我们欢迎，但如果带大部队来，那大家就要黑脸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奔兄弟们的这点地盘而来的？）。
另外，这位关东军司令官还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汤二虎。
关东军情报部门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就在汤部打开了局面，跟关东军达成私下协议的中高级军官都不老少，战斗一旦打响，汤二虎这里就是再好不过的突破口。
尽管信心很足，但在作战之前，一个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是从来不敢有丝毫马虎的。武藤也是如此。
用咱们的话说，这个就叫做：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武藤对此战有可能遇到的艰苦程度做了充分估计。
以往，关东军都是在东北作战，遇到的最强的敌手是马占山，但马占山掌握的部队并不多，与华北这些部队从数量上更是比也不能比。他二次复出后还要惨，连正规 部队都没有了，就靠一些义勇军和游击队在兜圈子。对付他和那些东北义勇军，关东军是以大欺小，说句实话，就算赢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胜不足喜。
可是在华北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一个人想坐车回家去，如果他有两块钱，被小偷偷走一块，最多心疼一下，毕竟他还有一块可以坐公交，胆小点的话，甚至完全可以不予理会，继续赶他的路。但如果小偷胆大妄为，又接着要把他的另一块钱也抢走了，那他可能就要抓狂了。
路费你总得给我留下来吧！
从心理上分析，这个人情急之下，极有可能会与小偷拼命。
东北军也是如此，华北就是他们最后的那一块钱，如果热河也守不住的话，日子就难过了。
武藤估计，东北军会和他拼命，而这个世界上，拼命三郎总是最让人头疼的。
除此之外，一旦攻击热河，中国关内其它重兵势必也要加入战团，到时面对的就不止一个东北军，还有晋绥军和29军。
与义勇军相比，这些都算是既有装备又经过训练的正规军，战斗力肯定不能与义勇军同日而语。尤其是晋绥军和29军，这两支部队的前身都参加过中原大战，当时与中央军都差点打成平手，甚至还略占优势。
现在的部队虽说不是原版了，但在未正式交手之前也不容小觑。
得好好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在武藤的指挥下，热河之战成为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动用2个师团（弘前师团、熊本师团）、3个旅团（服部混成旅团、中柯混成旅团、茂木骑兵旅团）。
关东军飞行队9个中队，这次一下来了7个。加上伪军的3万，关东军这次先后出动8万人马，超过了整个东北日伪军数量的一半。
热河作战计划则由参谋本部上报天皇。
这时候的裕仁由于满洲的“平定”，正沉浸在帝国版图扩大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喜悦之中，见马上又要给他送来蛋糕，自然乐得跟什么似的，二话不说，“朕准奏”。
“九一八”以来，由天皇亲自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就这样诞生了。
仅何柱国手下就能指挥和控制4个旅，为什么到头来却只有一个团负责守关呢？
战斗打响时，为什么东北军其它援兵不能迅速赶到？如能在第一时间增援，局面不致如此糟糕。
山海关素称天下第一关，为长城之要隘，倘若战备充裕，怎么可能两天时间就顶不住？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当时少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时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曾对人言，榆关事件前后，少帅几乎已成为一位十足的病人，其人“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了，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要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华北作战如由他来掌控，岂不危矣？！
东北军自家的人马自然不会说什么，但东北军以外的各派系，均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老蒋亲自北上督战，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 “（华北）前途不堪设想”，说着说着还都动了感情（“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
不过这时候的老蒋仍对少帅抱有期望，他认为只要后者下了决心，能够到热河去指挥作战，以东北军的力量，若能全力以赴，局面决不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经过这番考虑后，老蒋可谓是力排众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5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代理委员长职权，统筹负责华北军事指挥。
真心为少帅着急担扰的还有一个宋子文。
一般人对宋子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一种认为他纯粹是靠亲戚关系才混上高位的，蒋宋孔陈嘛，另一种认为他就只会帮着老蒋理理财，算算帐。
其实大谬不然。说起来，宋子文那可是民国时人尽皆知的政治家，要不然，光凭老蒋的面子，他也不可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接着又在老汪负气出走后主持政务。
宋子文一向是个坚决主战派，同时他和张学良又是铁哥们，华北的空气紧张到这种程度，他在南京就闻到了，急啊。
他当然是支持老蒋的意见的，而且也在后者跟前拍了胸脯，打了包票：你别看我哥们身体不好，真下了决心还是有办法的。
可是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到了2月初，少帅那里还是没什么动静，宋子文可真坐不住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2月11日，这位行政院代院长赶到北平，找到少帅后，便要拉他一起去热河，以便进行战前准备和部署。
没想到，自己哥们一句话差点没让他晕过去——打仗要钱啊，我现在没钱，这样吧，每月你给个300万，部队作战就有保证了（“即筹500万，每月筹助热河300万”）。
其实小张倒也不是故意要敲小宋的竹杠，那回地方跟中央打交道，都形成习惯了，还没打仗先要钱，有了“开拔费”，部队才行军，都是这样的。在张学良看来，这算少了，想当年不管是易帜还是入关，哪一个不是千儿八百万的，这市情已经够低迷了。
当然了，小宋是财神爷，这个小张也知道，所以才要开这个口。
宋子文一时都有些不知东南西北了：热河是你的地盘，我是来帮你的，还问我要钱，有没有搞错？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咬了咬牙：300万我没有，100万吧。
成交。
有人可能要巨愤怒了：国难当头，火都要烧到屁股上了，你还死要钱，有没有病？！
如果毒瘾不算病的话，小张没病，公正地说，他实在也是被逼的。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他失去了一个大财源，不光不能收钱，还要花钱，更让他吃不消的是，那花的钱不是流水，而是潮水。
需要喂的嘴太多了，除了东北军、流亡大学学生、部属外，北平救国会领导或暗中支持的东北义勇军，其中很大一部分军费和开支也主要得从他自己兜里掏。
不容易啊。
我说兄弟们都快点吧，关东军已经快进家门了。
5天后，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发表谈话，表示进攻热河已成为政府即定计划和目标。
这就算定了调：热河这块肉，无论如何我要吃下去。
此时，国联已经进入了对“十九国委员会”裁决报告进行表决的倒计时阶段，松冈那边的情况十分不妙。正好关东军已基本结束满洲作战计划，在这个时候进攻热河，跟承认“满洲国”一样，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示威。
因此，国联一提出劝告，要求日本不要在热河制造麻烦，后者反而更加来劲：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管不着！
斋藤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坚决主战，直把国联的声音当成了一个屁。但这时候的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
真崎次长特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大佐前往东北，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慎重考虑：不是不打，而是现在打似乎早了一点，要不要再准备准备。
武藤的回答是：用兵贵在出奇制胜，现在打正是最佳时机，还需要准备什么。
在日本人里面，就是看谁的力气大，谁的嗓门就高。
刚刚在“满洲作战行动”中取得“显赫战绩”的武藤，甫一放话，立刻就把梅津连同参谋本部的一帮人都给震住了。
名将啊，我们都听您的。
武藤认为，拿下热河，好处至少有三：
团圆了——按日本人的说法，东北三省再加上一个热河，才是完整的满洲。
安全了——关内外交通自此完全截断，东北“治安作战”可保长效。
今后更有奔头了——热河就是一个战略基地，占领了它，等于在华北插入了一个楔子，再往前捅一捅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武藤本人对在热河战役中取胜抱有相当把握，甚至可以说，比前一年奉命对付马占山和义勇军的信心还要足，还要大。
因为他判断，在江西和红军作战的中央军不可能大规模向华北调动，他的主要对手，只不过是华北这些零散的各路地方军队。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除了作战需要，无法抽身外，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势力不希望中央派军队过来！
武藤可以说把中国地方诸侯们的那点小心眼看得透透的。他们的一致意见大概如是：老蒋，你一个人来我们欢迎，但如果带大部队来，那大家就要黑脸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奔兄弟们的这点地盘而来的？）。
另外，这位关东军司令官还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汤二虎。
关东军情报部门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就在汤部打开了局面，跟关东军达成私下协议的中高级军官都不老少，战斗一旦打响，汤二虎这里就是再好不过的突破口。
尽管信心很足，但在作战之前，一个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是从来不敢有丝毫马虎的。武藤也是如此。
用咱们的话说，这个就叫做：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武藤对此战有可能遇到的艰苦程度做了充分估计。
以往，关东军都是在东北作战，遇到的最强的敌手是马占山，但马占山掌握的部队并不多，与华北这些部队从数量上更是比也不能比。他二次复出后还要惨，连正规 部队都没有了，就靠一些义勇军和游击队在兜圈子。对付他和那些东北义勇军，关东军是以大欺小，说句实话，就算赢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胜不足喜。
可是在华北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一个人想坐车回家去，如果他有两块钱，被小偷偷走一块，最多心疼一下，毕竟他还有一块可以坐公交，胆小点的话，甚至完全可以不予理会，继续赶他的路。但如果小偷胆大妄为，又接着要把他的另一块钱也抢走了，那他可能就要抓狂了。
路费你总得给我留下来吧！
从心理上分析，这个人情急之下，极有可能会与小偷拼命。
东北军也是如此，华北就是他们最后的那一块钱，如果热河也守不住的话，日子就难过了。
武藤估计，东北军会和他拼命，而这个世界上，拼命三郎总是最让人头疼的。
除此之外，一旦攻击热河，中国关内其它重兵势必也要加入战团，到时面对的就不止一个东北军，还有晋绥军和29军。
与义勇军相比，这些都算是既有装备又经过训练的正规军，战斗力肯定不能与义勇军同日而语。尤其是晋绥军和29军，这两支部队的前身都参加过中原大战，当时与中央军都差点打成平手，甚至还略占优势。
现在的部队虽说不是原版了，但在未正式交手之前也不容小觑。
得好好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在武藤的指挥下，热河之战成为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动用2个师团（弘前师团、熊本师团）、3个旅团（服部混成旅团、中柯混成旅团、茂木骑兵旅团）。
关东军飞行队9个中队，这次一下来了7个。加上伪军的3万，关东军这次先后出动8万人马，超过了整个东北日伪军数量的一半。
热河作战计划则由参谋本部上报天皇。
这时候的裕仁由于满洲的“平定”，正沉浸在帝国版图扩大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喜悦之中，见马上又要给他送来蛋糕，自然乐得跟什么似的，二话不说，“朕准奏”。
“九一八”以来，由天皇亲自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就这样诞生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3 pm
无论如何，少帅这回需要认认真真对待一回了，他也知道这次不比以往，所以调兵遣将，在热河附近做了一番部署。
战前，东北军共准备了14个军20多万人马。引人注目的是，从东北后撤的吉辽黑义勇军尽数参战（冯占海、唐聚五、邓文、李海青等），有近2万人，而在锦西山区，尚有6千义勇军进行敌后策应。
此外，晋绥军和29军亦均领命配合。
但少帅安排的这次布防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兵力分布不合理，部队数量多，却捏不成一个拳头，且主要停留在平津一带，并不在热河区域的核心地带。
热河那里，他也派了一个人：“辅帅”张作相。
这老头子人倒不坏，但打仗实在不是个材料，堪称：一不五无。
一不，不学无术。
五无者，无威制人，无智服人，无信心，无决心，无准备。
他自己也不太情愿担当这个差事，是少帅硬拉上去的。你说这样的仗，怎么可能打赢。
本来应该成为主角的热河，现在反而倒过来成了陪衬，基本上还是留给汤二虎一个人打理，这个混帐大家也知道了，他能守得住吗？
即使你没有剌，武藤这样的打仗老手也能给你挑出来，更何况漏洞这么大。
直捣心脏，攻取热河，是为上计。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玩点花招出来，那也不叫武藤。
象白川指挥上海淞沪会战时那样，武藤也使出了声东击西、指南打北这一招。
东北军不是数量多吗，那我分散你的兵力。
他首先制造种种假象，在攻陷山海关后，索性让东北军误以为他会在山海关一侧的渤海湾登陆，如此一来，东北军的两大主力——何柱国、于学忠都被牵制在了滦东。
接着又让满蒙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招摇，这样又至少吸引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
好了，算算也差不多了，正面攻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3日，以弘前师团为主，其它部队作南北迂回包抄掩护，五路并进，杀向热河。
战役一开始，中方就陷入了被动。
少帅委派的热河主将张作相此时连原计划配备的一半兵力都还未拉上来，所谓的防御体系更是乱七八糟。
汤玉麟的部队则像事前预料的那样，在关东军“地下工作者”的策动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投降潮。虽然只是一部分军队，但他们的投敌立刻对前线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
打仗的时候，各支部队都不是单打独斗，那是要依靠协同保护的。旁边是友军，你打的就安心，可是如果他们两分钟以前还是友军，两分钟以后一转眼就变成了敌军，你还能打得安心吗？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军心一乱，队伍就难带，队伍难带，就得往后面撤。这一撤可就乱了套，大家你推我，我挤你，用不着关东军开枪，自己就能把自己人给踩死。
其实你们怕什么呢，关东军还离的好远呢，而且他们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困难，那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气势汹汹的熊本师团第一个遭到打击。这个师团来自日本最南部的九州，不经冻，也没想到过临行前要多带厚衣服，结果一出场就傻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从北部内蒙发动进攻，以策应弘前师团进入热河中心地带。但此时的内蒙草原冷得跟个冰窟窿一样。
我们记得，仙台师团在江桥之战时也碰到过这种鬼天气，立马就冻趴下一大片。不过内蒙比齐齐哈尔还要厉害，两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江桥的时候，齐齐哈尔是零下20度。
这里多少？
零下30度！
真是没有最冷，只有更冷啊。
还没打仗，熊本师团就哆嗦得不能动弹了，出现了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情况。
天气有时比一切军队都要来得凶猛，拿破仑当年够嚣张了吧，还不是被莫斯科的一场暴风雪给整得一撅不振。
让严寒来得更猛烈些吧。
关东军司令部闻讯，赶紧通知飞行队：炸弹先搁一边去，快装防寒装备。
飞机当然不能去执行轰炸任务了，于是飞往内蒙，卸下防寒装备，然后再把冻伤的日军搬上去，运往后方医院。
你说这多费事啊，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
其实很简单，跟江桥作战时一样，辎重后勤的事在日军里面属于下贱活，就有人想到也没人愿意去干。
熊本师团被冻住了，中路突进的弘前师团也是举步维艰。
此时北方积雪尚未融化，以机械化作战见长的弘前师团深一脚，浅一脚，推进极为艰难和缓慢。
弘前师团原本在日本国内并不突出，尽管参加过日俄战争，但却是在战争后期才进入的，没经历过什么实战，充其量只能算是打扫战场的清洁工角色。
它和仙台师团说起来是“北方老乡”，老家都在日本东北部，可后者一度成了关东军的主力师团，那家伙，红得发紫，而它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干看着——连中国的东北，不也是老晚才派它去的吗。
真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
弘前师团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自强不息。
怎么自强不息呢？
苦练啊。
找的地方是日本北部的一片山区，叫做八甲田山。去的时候是大冬天，冷得要命。
越冷越好，要的就是这效果。大家一块咬着牙练挨冻。
这功夫要真练成了倒也不错，那样的话，弘前师团就可能要成为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神龟师团”了。忍者神龟嘛。
可是太倒霉了，大概是练挨冻把脑子给冻坏了，在此进行训练的第5联队部分官兵竟然在雪中迷了路，又正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找上了他们，结果歪打正着，一家伙被埋进去210个人，等挖出来的时候，只找到一个活的。
这个事件在日本很有名，高仓健后来演了部电影《八甲田山》，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
战前，东北军共准备了14个军20多万人马。引人注目的是，从东北后撤的吉辽黑义勇军尽数参战（冯占海、唐聚五、邓文、李海青等），有近2万人，而在锦西山区，尚有6千义勇军进行敌后策应。
此外，晋绥军和29军亦均领命配合。
但少帅安排的这次布防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兵力分布不合理，部队数量多，却捏不成一个拳头，且主要停留在平津一带，并不在热河区域的核心地带。
热河那里，他也派了一个人：“辅帅”张作相。
这老头子人倒不坏，但打仗实在不是个材料，堪称：一不五无。
一不，不学无术。
五无者，无威制人，无智服人，无信心，无决心，无准备。
他自己也不太情愿担当这个差事，是少帅硬拉上去的。你说这样的仗，怎么可能打赢。
本来应该成为主角的热河，现在反而倒过来成了陪衬，基本上还是留给汤二虎一个人打理，这个混帐大家也知道了，他能守得住吗？
即使你没有剌，武藤这样的打仗老手也能给你挑出来，更何况漏洞这么大。
直捣心脏，攻取热河，是为上计。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玩点花招出来，那也不叫武藤。
象白川指挥上海淞沪会战时那样，武藤也使出了声东击西、指南打北这一招。
东北军不是数量多吗，那我分散你的兵力。
他首先制造种种假象，在攻陷山海关后，索性让东北军误以为他会在山海关一侧的渤海湾登陆，如此一来，东北军的两大主力——何柱国、于学忠都被牵制在了滦东。
接着又让满蒙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招摇，这样又至少吸引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
好了，算算也差不多了，正面攻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3日，以弘前师团为主，其它部队作南北迂回包抄掩护，五路并进，杀向热河。
战役一开始，中方就陷入了被动。
少帅委派的热河主将张作相此时连原计划配备的一半兵力都还未拉上来，所谓的防御体系更是乱七八糟。
汤玉麟的部队则像事前预料的那样，在关东军“地下工作者”的策动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投降潮。虽然只是一部分军队，但他们的投敌立刻对前线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
打仗的时候，各支部队都不是单打独斗，那是要依靠协同保护的。旁边是友军，你打的就安心，可是如果他们两分钟以前还是友军，两分钟以后一转眼就变成了敌军，你还能打得安心吗？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军心一乱，队伍就难带，队伍难带，就得往后面撤。这一撤可就乱了套，大家你推我，我挤你，用不着关东军开枪，自己就能把自己人给踩死。
其实你们怕什么呢，关东军还离的好远呢，而且他们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困难，那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
气势汹汹的熊本师团第一个遭到打击。这个师团来自日本最南部的九州，不经冻，也没想到过临行前要多带厚衣服，结果一出场就傻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从北部内蒙发动进攻，以策应弘前师团进入热河中心地带。但此时的内蒙草原冷得跟个冰窟窿一样。
我们记得，仙台师团在江桥之战时也碰到过这种鬼天气，立马就冻趴下一大片。不过内蒙比齐齐哈尔还要厉害，两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江桥的时候，齐齐哈尔是零下20度。
这里多少？
零下30度！
真是没有最冷，只有更冷啊。
还没打仗，熊本师团就哆嗦得不能动弹了，出现了大面积冻死冻伤的情况。
天气有时比一切军队都要来得凶猛，拿破仑当年够嚣张了吧，还不是被莫斯科的一场暴风雪给整得一撅不振。
让严寒来得更猛烈些吧。
关东军司令部闻讯，赶紧通知飞行队：炸弹先搁一边去，快装防寒装备。
飞机当然不能去执行轰炸任务了，于是飞往内蒙，卸下防寒装备，然后再把冻伤的日军搬上去，运往后方医院。
你说这多费事啊，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
其实很简单，跟江桥作战时一样，辎重后勤的事在日军里面属于下贱活，就有人想到也没人愿意去干。
熊本师团被冻住了，中路突进的弘前师团也是举步维艰。
此时北方积雪尚未融化，以机械化作战见长的弘前师团深一脚，浅一脚，推进极为艰难和缓慢。
弘前师团原本在日本国内并不突出，尽管参加过日俄战争，但却是在战争后期才进入的，没经历过什么实战，充其量只能算是打扫战场的清洁工角色。
它和仙台师团说起来是“北方老乡”，老家都在日本东北部，可后者一度成了关东军的主力师团，那家伙，红得发紫，而它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干看着——连中国的东北，不也是老晚才派它去的吗。
真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啊。
弘前师团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自强不息。
怎么自强不息呢？
苦练啊。
找的地方是日本北部的一片山区，叫做八甲田山。去的时候是大冬天，冷得要命。
越冷越好，要的就是这效果。大家一块咬着牙练挨冻。
这功夫要真练成了倒也不错，那样的话，弘前师团就可能要成为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神龟师团”了。忍者神龟嘛。
可是太倒霉了，大概是练挨冻把脑子给冻坏了，在此进行训练的第5联队部分官兵竟然在雪中迷了路，又正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找上了他们，结果歪打正着，一家伙被埋进去210个人，等挖出来的时候，只找到一个活的。
这个事件在日本很有名，高仓健后来演了部电影《八甲田山》，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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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5 pm
弘前师团欲练“神功”，却差点“自宫”了自己，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
但是热河之战给这个倒霉的师团提供了翻身的机会。
如前所述，关东军未到，热河北部防区却已乱成一锅粥。
投降的投降，溃退的溃退，根本不把少帅的命令当一回事。
此外，关东军还碰到一个主动上前“帮忙的”。
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
我告诉你，是热河的百姓。
你还不能怪老百姓不爱国，纯粹是汤二虎太混帐了，不给治下的臣民以活路，才弄得物极必反，导致了这种令人惊诧的现象。
等到脸蛋冻得发青发紫的关东军“冒风雪逾艰险”赶到时，很多守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就等他们来“接收”了。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陆大第21期）迅速捕捉到了战场上的这一变化，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大部队不是走得慢吗，那我就派小部队。
他从第16旅团（川原旅团）中抽出了1个半大队，由100多辆汽车运送，再配以少量骑兵，组成快速挺进队。队长由旅团长川原侃少将担任。
西义给这支小部队的任务就是，你们别管师团主力，只记得一个劲地往前跑，朝前钻就行。
这是一支真正的精兵：堂堂旅团长当了大队长，联队长当了中队长。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如此用兵。但这只是说的一般，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对手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精干的小部队往往能起到大部队也难以起到的作用，而热河，正是陷在这支小部队手中。
兵贵奇而不宜平，不出奇招焉能制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日本在国联的外交出现大败局，“十九国委员会”的裁决报告获得绝对多数通过。但是第二天，日军在华北就打开了局面。
热河东大门开鲁失陷。
关东军认为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向国际社会发泄不满和愤懑：不把票投给我们又能怎样，我们自己用枪炮来投。
2月26日，眼见热河情况危急，老蒋不得不向指挥作战的各将帅（包括少帅）发出手令，要求死保热河（“时至今日，惟有牺牲一切”），同时命令驻扎于徐州、蚌埠一带的中央军第25师（关麟征师）于当天即刻北上。
然而此时的局面已经难以控制。
前线的失败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开鲁门户洞开后，整个热河的失陷正以一天一个重镇的速度持续蔓延，日军也离省会承德越来越近。
位于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素称险要，然而其主要阵地均自动放弃，被对方兵不血刃地予以占领。这样一来，承德前方顿时一无屏障，城内陷入一片慌乱。
面对上级的责问，汤二虎倒也很沉得住气，说这不是溃退，而是他的战略，所谓“诱敌深入，决一死战”是也。
再诱，人家就被你诱到承德来了。
汤二虎说大家不要怕，脑袋砍了碗大个疤，我这就去前线督战。
这混帐基因突变了？
不是。他另有打算。
汤二虎当天就调集了200辆大卡车，但不是往前线方向开的，而是往天津租界去的。卡车上装的也不是武器弹药和援兵，而是金银财宝和鸦片。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也骑一辆三轮摩托溜掉了。
从热河开战到现在，你要问他日本鬼子究竟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从没见过嘛。
顶头上司一走，底下人也不是傻瓜。大家撒开丫子跑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弘前师团川原挺进队128名骑兵信马由缰地进入了承德。此时，别说师团大部队，就是挺进队的后续人马也还离得很远。
不到10天，一个半大队的关东军狂飙突进，最后靠一百多个骑兵把偌大的热河省给终结掉了，东北军也就此完成了他们继“九一八”之后的又一“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战例。
经此一战，关东军特别是弘前师团在日本国内的地位迅速得以提升，西义也开始跻身于“名将”之列。
但是热河之战给这个倒霉的师团提供了翻身的机会。
如前所述，关东军未到，热河北部防区却已乱成一锅粥。
投降的投降，溃退的溃退，根本不把少帅的命令当一回事。
此外，关东军还碰到一个主动上前“帮忙的”。
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
我告诉你，是热河的百姓。
你还不能怪老百姓不爱国，纯粹是汤二虎太混帐了，不给治下的臣民以活路，才弄得物极必反，导致了这种令人惊诧的现象。
等到脸蛋冻得发青发紫的关东军“冒风雪逾艰险”赶到时，很多守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就等他们来“接收”了。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陆大第21期）迅速捕捉到了战场上的这一变化，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大部队不是走得慢吗，那我就派小部队。
他从第16旅团（川原旅团）中抽出了1个半大队，由100多辆汽车运送，再配以少量骑兵，组成快速挺进队。队长由旅团长川原侃少将担任。
西义给这支小部队的任务就是，你们别管师团主力，只记得一个劲地往前跑，朝前钻就行。
这是一支真正的精兵：堂堂旅团长当了大队长，联队长当了中队长。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如此用兵。但这只是说的一般，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对手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此时，精干的小部队往往能起到大部队也难以起到的作用，而热河，正是陷在这支小部队手中。
兵贵奇而不宜平，不出奇招焉能制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4日，日本在国联的外交出现大败局，“十九国委员会”的裁决报告获得绝对多数通过。但是第二天，日军在华北就打开了局面。
热河东大门开鲁失陷。
关东军认为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向国际社会发泄不满和愤懑：不把票投给我们又能怎样，我们自己用枪炮来投。
2月26日，眼见热河情况危急，老蒋不得不向指挥作战的各将帅（包括少帅）发出手令，要求死保热河（“时至今日，惟有牺牲一切”），同时命令驻扎于徐州、蚌埠一带的中央军第25师（关麟征师）于当天即刻北上。
然而此时的局面已经难以控制。
前线的失败几乎是摧枯拉朽式的，开鲁门户洞开后，整个热河的失陷正以一天一个重镇的速度持续蔓延，日军也离省会承德越来越近。
位于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素称险要，然而其主要阵地均自动放弃，被对方兵不血刃地予以占领。这样一来，承德前方顿时一无屏障，城内陷入一片慌乱。
面对上级的责问，汤二虎倒也很沉得住气，说这不是溃退，而是他的战略，所谓“诱敌深入，决一死战”是也。
再诱，人家就被你诱到承德来了。
汤二虎说大家不要怕，脑袋砍了碗大个疤，我这就去前线督战。
这混帐基因突变了？
不是。他另有打算。
汤二虎当天就调集了200辆大卡车，但不是往前线方向开的，而是往天津租界去的。卡车上装的也不是武器弹药和援兵，而是金银财宝和鸦片。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也骑一辆三轮摩托溜掉了。
从热河开战到现在，你要问他日本鬼子究竟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从没见过嘛。
顶头上司一走，底下人也不是傻瓜。大家撒开丫子跑吧。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弘前师团川原挺进队128名骑兵信马由缰地进入了承德。此时，别说师团大部队，就是挺进队的后续人马也还离得很远。
不到10天，一个半大队的关东军狂飙突进，最后靠一百多个骑兵把偌大的热河省给终结掉了，东北军也就此完成了他们继“九一八”之后的又一“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战例。
经此一战，关东军特别是弘前师团在日本国内的地位迅速得以提升，西义也开始跻身于“名将”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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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6 pm
热河沦陷，这回不光是举国震惊，而是全国都跳了起来。
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光汤二虎手下就可指挥8万人马，8万人打不过128个日本兵，天晓得！
可以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遭到舆论一致指责的除了一个汤二虎，当然还有负总责的少帅。
当时的胡适虽然不是什么军政要人，却堪称舆论领袖。他就说，热河失败，少帅“应负绝大的责任”，其能力无法“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所属东北军更是难当大任，很多军官居然不会看地图，那还打什么仗。
胡适一向是个厚道人，绝少与人争到青筋暴突的程度，不过由于受到前线失利的剌激，此刻也变得尖刻起来，甚至直接喊出了“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这样伤人感情的话。
专家都发话了，但对热河失守也深感“悲愤填膺”的老蒋，却仍然准备再给他的盟弟弟一次机会。
“128骑进承德”后，连着两天，他都发电报给少帅，要求他振作精神，指挥部队反攻承德——哪丢的你再从哪给我夺回来。
少帅这次也知道把事情搞砸了，表示愿意亲自带兵去打。
可是已经晚了。
大家不需要他再去了。
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要求军法惩办张学良、汤玉麟二人。你还别小看这个监察院，明清以前，那就是御史台啊，里面的人被称为御史都老爷，他们不是只会参参一般的王公大臣，皇帝老子怎么样，当着面照骂。
屈于舆论压力，张学良不得不于当日主动致电中央要求辞职。
这下子老蒋感到情况严重，不能也不敢再掉以轻心了，当下从南昌飞赴武汉，随后乘车北上，直抵石家庄。
屁股还没坐热，华北军政大员纷纷闻讯赶来。
黄绍竑、徐永昌（山西省政府主席），这些人个个带着一副苦瓜脸，争着要向老蒋汇报工作，其实意思都是一个：让少帅下课吧！
黄绍竑怕老蒋关键时候心软，还苦心孤诣地做了一番推论。
怎么说的呢？
委员长你想过没有，如果让他（指张学良）继续干下去，不光全国舆论不会罢休，华北其它非东北军系统的部队也不会干啊。
经过当年中原大战，29军和晋绥军对东北军至今都隔阂难消，而且这些人都是老兵油子，刀山火海里杀出来的，他们只服比他们更狠更有能耐的，你派一个打仗不行的，怎么指挥得动他们？而且别忘了，在中央军无法大批调动过来的情况下，打日本人，还得靠他们。
再者说了，张即使有这种勇气，肯率部与日军死拼，可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瞧瞧他的身体，他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支撑。
老蒋不动声色地听着黄绍竑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宏论，只是默不作声。事实上，即使在到华北以后，对于是否要撤换前线主帅，他仍然没有最后打定主意。但是黄绍竑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不得不动容了。
黄绍竑：即便现在你准许张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大的动静和反响。
为什么？
热河新败，全国各地喷来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正是需要人出来担责任的时候。
不此时斩马谡，更待何时。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老蒋来说，他最看重也最有顾虑的其实就是这一点。此惑一解，豁然开朗。
他不再犹豫不决。
之后便有了老蒋、宋子文与少帅的那次著名会谈。会谈内容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法。但结果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张学良这回是真要下课了。
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准许张学良辞职，由原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
少帅通电下野，老蒋安排他“出国考察军事”。
这次经历对他来说，可算是一次人生的滑铁卢。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分文不剩。
1933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了一些？
此时此刻，他可能会想起多年前的改旗易帜和中原大战。那都是他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个个辉煌顶点。
然而，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唐朝的刘禹锡对此早已看破，所以他在虎踞龙蟠的石头城，才会由衷感慨：把“千寻铁锁”沉到江底又有什么用啊，这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他说的是晋朝之统一中国。当时那么轰轰烈烈，然而没有多长时间便直如昙花之一现，很快中华大地就出现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黄仁宇称之为失去的三个世纪）。
其实人之命运与江山之命运是多么类似，一样的无常，一样的残酷，一样的使人心碎。
痛苦和绝望，在那一刻，几乎压垮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东北丢了，热河丢了，等到他再回国的时候，山西、河北、平津也不再归他统制。他和所有的东北军部属一样，真正地成了一个天涯浪子。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失去后才更知道拥有的可贵，从此东北军和少帅都以“打回东北老家去”为念，寄望于返回故里——那个梦中长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其间，英雄亦辈出矣。
在少帅下野后，老蒋在与包括胡适在内的华北各界名人见面时，也自掌了一嘴巴，承认反应慢了一点，让日本人有机可乘（“不料日本进攻热河及汤玉麟张学良败溃如此之速”）。
既然做了自我批评，当然要拿点行动出来。
老蒋命令中央军加速北上赴援。
有多少？
3个主力师。
嗨嗨，不对吧。怎么这么少，在去年年底，不是还说可以“密备6个师”的吗，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其实说起这件事，老蒋也是有苦难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
再往前面去，更多的师也估计过，不要说6个师了。
按照老蒋原来的想法，这些中央军部队都只能从“剿匪区”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谁去跟红军作战呢？
关键时候，有人拍了胸脯。
两广驻沪代表表示，只要中央有决心跟日本人干到底，江西抽出多少部队，他们两广就补进去多少部队。
人都有着急慌忙的时候，被热河局势搅得整天茶饭不思，连个安心觉都睡不好的老蒋顿时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难得同志们这么识大体，顾大局，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好？
可是天真害死人啊，哪怕是对搞政治阴谋这一套很有心得的老蒋，一不小心，也着了它的道。
这边眼看热河之战就要打响，那边两广方面却还悄无声息，好象没事人一样。
他们一个兵也没往江西派。
老蒋的部队抽不出来，一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在这要命的当口，政府命令、中央指示都是不济事的，再说当初两广承诺出兵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算签了也没用，那年头搞政治的谁信这个。
给钱吧，自己现在还穷得要当裤子呢，哪有钱？况且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这都是精得跟猴子一样的人物，就算你借来高利货给他们，也保不准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给地盘？南京政府一共也没控制几个地盘，给少了不行，给多了自家就不用过了。
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
感情。
奉命去“谈感情”的是黄绍竑。
之所以让他去完成这一“大任”，自然是因为黄绍竑本就是两广那边出来的人，宾主交谈都不用说普通话，距离容易拉近。
结果嘛，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老乡归老乡，情谊归情谊，兵，一个没有。
理由多了：枪弹不足，军费不够……
反正都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困难，没人说自己主观上是不愿意去。
跟他们一比，你就很能明白当初老蒋为什么会习惯性地护着少帅了：条件也不是没提过，可人家单纯啊，哪像这些人这么“老奸巨滑”。
看到黄绍竑两手空空地回来，老蒋又生气又郁闷。
事已至此，也只有直面惨淡的人生了，临时想别的招吧。
再怎么排来排去，也只能先抽1个出来，这就是早先已从徐州出发的第25师（关麟征师）。其它的，还能凑2个，1个是在湖北孝感的第83师（刘戡师），1个是在陕西潼关的第2师（黄杰师）。这2个师此前也在和红军作战，前者是和红四方面军，后者是和陕南红军。
6个师变成了3个师，打了个对折，可如果我们站在老蒋的立场上帮他想想，能做到如此地步，确实也不容易了。
这3个中央军主力师组成第17军，从各自驻地分别开赴华北战场。
好了，形势紧迫，也不要再怪你怪他了。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不是都聚齐了吗，那咱就痛痛快快地打它一家伙吧。
但是痛快不了，因为何应钦面对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光汤二虎手下就可指挥8万人马，8万人打不过128个日本兵，天晓得！
可以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遭到舆论一致指责的除了一个汤二虎，当然还有负总责的少帅。
当时的胡适虽然不是什么军政要人，却堪称舆论领袖。他就说，热河失败，少帅“应负绝大的责任”，其能力无法“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所属东北军更是难当大任，很多军官居然不会看地图，那还打什么仗。
胡适一向是个厚道人，绝少与人争到青筋暴突的程度，不过由于受到前线失利的剌激，此刻也变得尖刻起来，甚至直接喊出了“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这样伤人感情的话。
专家都发话了，但对热河失守也深感“悲愤填膺”的老蒋，却仍然准备再给他的盟弟弟一次机会。
“128骑进承德”后，连着两天，他都发电报给少帅，要求他振作精神，指挥部队反攻承德——哪丢的你再从哪给我夺回来。
少帅这次也知道把事情搞砸了，表示愿意亲自带兵去打。
可是已经晚了。
大家不需要他再去了。
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要求军法惩办张学良、汤玉麟二人。你还别小看这个监察院，明清以前，那就是御史台啊，里面的人被称为御史都老爷，他们不是只会参参一般的王公大臣，皇帝老子怎么样，当着面照骂。
屈于舆论压力，张学良不得不于当日主动致电中央要求辞职。
这下子老蒋感到情况严重，不能也不敢再掉以轻心了，当下从南昌飞赴武汉，随后乘车北上，直抵石家庄。
屁股还没坐热，华北军政大员纷纷闻讯赶来。
黄绍竑、徐永昌（山西省政府主席），这些人个个带着一副苦瓜脸，争着要向老蒋汇报工作，其实意思都是一个：让少帅下课吧！
黄绍竑怕老蒋关键时候心软，还苦心孤诣地做了一番推论。
怎么说的呢？
委员长你想过没有，如果让他（指张学良）继续干下去，不光全国舆论不会罢休，华北其它非东北军系统的部队也不会干啊。
经过当年中原大战，29军和晋绥军对东北军至今都隔阂难消，而且这些人都是老兵油子，刀山火海里杀出来的，他们只服比他们更狠更有能耐的，你派一个打仗不行的，怎么指挥得动他们？而且别忘了，在中央军无法大批调动过来的情况下，打日本人，还得靠他们。
再者说了，张即使有这种勇气，肯率部与日军死拼，可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瞧瞧他的身体，他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支撑。
老蒋不动声色地听着黄绍竑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宏论，只是默不作声。事实上，即使在到华北以后，对于是否要撤换前线主帅，他仍然没有最后打定主意。但是黄绍竑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不得不动容了。
黄绍竑：即便现在你准许张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大的动静和反响。
为什么？
热河新败，全国各地喷来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正是需要人出来担责任的时候。
不此时斩马谡，更待何时。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老蒋来说，他最看重也最有顾虑的其实就是这一点。此惑一解，豁然开朗。
他不再犹豫不决。
之后便有了老蒋、宋子文与少帅的那次著名会谈。会谈内容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法。但结果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张学良这回是真要下课了。
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准许张学良辞职，由原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
少帅通电下野，老蒋安排他“出国考察军事”。
这次经历对他来说，可算是一次人生的滑铁卢。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分文不剩。
1933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了一些？
此时此刻，他可能会想起多年前的改旗易帜和中原大战。那都是他人生中经历过的一个个辉煌顶点。
然而，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唐朝的刘禹锡对此早已看破，所以他在虎踞龙蟠的石头城，才会由衷感慨：把“千寻铁锁”沉到江底又有什么用啊，这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他说的是晋朝之统一中国。当时那么轰轰烈烈，然而没有多长时间便直如昙花之一现，很快中华大地就出现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黄仁宇称之为失去的三个世纪）。
其实人之命运与江山之命运是多么类似，一样的无常，一样的残酷，一样的使人心碎。
痛苦和绝望，在那一刻，几乎压垮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东北丢了，热河丢了，等到他再回国的时候，山西、河北、平津也不再归他统制。他和所有的东北军部属一样，真正地成了一个天涯浪子。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失去后才更知道拥有的可贵，从此东北军和少帅都以“打回东北老家去”为念，寄望于返回故里——那个梦中长满大豆和高梁的地方。
其间，英雄亦辈出矣。
在少帅下野后，老蒋在与包括胡适在内的华北各界名人见面时，也自掌了一嘴巴，承认反应慢了一点，让日本人有机可乘（“不料日本进攻热河及汤玉麟张学良败溃如此之速”）。
既然做了自我批评，当然要拿点行动出来。
老蒋命令中央军加速北上赴援。
有多少？
3个主力师。
嗨嗨，不对吧。怎么这么少，在去年年底，不是还说可以“密备6个师”的吗，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其实说起这件事，老蒋也是有苦难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
再往前面去，更多的师也估计过，不要说6个师了。
按照老蒋原来的想法，这些中央军部队都只能从“剿匪区”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谁去跟红军作战呢？
关键时候，有人拍了胸脯。
两广驻沪代表表示，只要中央有决心跟日本人干到底，江西抽出多少部队，他们两广就补进去多少部队。
人都有着急慌忙的时候，被热河局势搅得整天茶饭不思，连个安心觉都睡不好的老蒋顿时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难得同志们这么识大体，顾大局，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好？
可是天真害死人啊，哪怕是对搞政治阴谋这一套很有心得的老蒋，一不小心，也着了它的道。
这边眼看热河之战就要打响，那边两广方面却还悄无声息，好象没事人一样。
他们一个兵也没往江西派。
老蒋的部队抽不出来，一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在这要命的当口，政府命令、中央指示都是不济事的，再说当初两广承诺出兵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算签了也没用，那年头搞政治的谁信这个。
给钱吧，自己现在还穷得要当裤子呢，哪有钱？况且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这都是精得跟猴子一样的人物，就算你借来高利货给他们，也保不准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给地盘？南京政府一共也没控制几个地盘，给少了不行，给多了自家就不用过了。
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
感情。
奉命去“谈感情”的是黄绍竑。
之所以让他去完成这一“大任”，自然是因为黄绍竑本就是两广那边出来的人，宾主交谈都不用说普通话，距离容易拉近。
结果嘛，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老乡归老乡，情谊归情谊，兵，一个没有。
理由多了：枪弹不足，军费不够……
反正都是很客观很现实的困难，没人说自己主观上是不愿意去。
跟他们一比，你就很能明白当初老蒋为什么会习惯性地护着少帅了：条件也不是没提过，可人家单纯啊，哪像这些人这么“老奸巨滑”。
看到黄绍竑两手空空地回来，老蒋又生气又郁闷。
事已至此，也只有直面惨淡的人生了，临时想别的招吧。
再怎么排来排去，也只能先抽1个出来，这就是早先已从徐州出发的第25师（关麟征师）。其它的，还能凑2个，1个是在湖北孝感的第83师（刘戡师），1个是在陕西潼关的第2师（黄杰师）。这2个师此前也在和红军作战，前者是和红四方面军，后者是和陕南红军。
6个师变成了3个师，打了个对折，可如果我们站在老蒋的立场上帮他想想，能做到如此地步，确实也不容易了。
这3个中央军主力师组成第17军，从各自驻地分别开赴华北战场。
好了，形势紧迫，也不要再怪你怪他了。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不是都聚齐了吗，那咱就痛痛快快地打它一家伙吧。
但是痛快不了，因为何应钦面对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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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7 pm
除了早已沦陷的热河，还有溃散的人心士气以及本来尚可一战的战略态势。
20万东北军已如惊弓之鸟，如潮一般向关内涌来。他们带来的恐惧则有如瘟疫一样地到处传播，连旁边的晋绥军和29军都被感染上了，一时间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这关东军究竟是哪里跑出来的凶神恶煞，竟如此生猛。
军队都抖成这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往南面逃。
未战先怯，兵家大忌。
此外，最让何应钦感到棘手的事，就是他甚至没有一块完完整整的场地可用来排兵布阵。
热河倒是足够大，仅从辽西的朝阳到承德，就有600多里路，而且主要是山地高原，路面极其崎岖不平，那是要纵深有纵深，要高度有高度，日军机械化优势根本无从发挥。
可惜，丢了。
现在关东军只要一过长城东段，马上就能进入华北平原。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日军的大炮坦克不要太欢畅哦。
显然，华北平原决不是合适的战场，而且距离平津太近，稍有差池，则平津难保。
能用来凭险据守的，只剩下了一个长城。
但是长城也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地方。
你想想，这时的长城还是几百年前明朝传下来的遗物，老胳膊老腿的，有的地方都早已坍塌掉了，过去防防大漠草原上游牧部落的骑兵尚显吃力，又哪里抵挡得住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攻击。
大敌当前，却无多少可施展的空间，如此重担，也只有让当时在军中居于翘楚地位的何应钦来挑了。
我们可以想像，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这位总教官一定给自己的学生出过各种各样的考题，有时甚至还会尝试增加难度，以测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他那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坐在教室里，咬着铅笔，一脸凝重地答题。
这不是ABCD的单项选择题，连瞎猜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思考题，还是得转几个弯的那种。
兄弟我天资愚钝，以前对数学物理这些东西很是发怵，考试时心惊胆战的往往就是最后那几道思考题。抓耳挠腮，汗如雨滴，就是答不出来哇。这还成了一个心病。后来隔了很多年，我还是会老做这种答不出题的恶梦。这是真的。
现在的小朋友估计是更惨了，因为据说把奥林匹克竞赛的概念都引进来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当然了，何教官既能当上八十万禁军总教头，那是状元之才，岂是我辈可比。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的答案，如果用我们熟悉的校园行话来做个点评，那就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重点抓得住，层次很分明。
先稳定人心。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东北军被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51军）、万福麟（53军）、何柱国（57军）、王以哲（67军）分任军长。
少帅下台，这些人在不敢为其鸣冤叫屈的同时，也生怕自己的人马受到肢解。但何应钦明确告诉他们，好好打仗，我不会动你们的（“一切照旧，望各安心”）。这就先把长城一线多多少少给稳住了。最起码，在其它军队接防之前，东北军还不至于马上弃长城而逃。
再部署防守。
长城，在何应钦眼里，是必须守的。但守长城，并不是说要在那一千多公里的城墙上均匀布兵，而只要卡住几个重点关隘即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几个关隘沟通南北，沿公路正好可以把热河和华北连接起来。如果关东军不攻破这些关隘的话，他们连汽车都开不进来，更别说大批大批地往华北平原涌了。
那么，这些砖砌石筑的老城墙能挡得住他们吗？
单靠它自个当然很难，不过只要再加上一个东西，就能强强联手，多上一把力气。
这就是它所处的地形——燕山山脉。
想当年，秦始皇、朱家父子都把修筑长城的地点选在这里，不是没有眼光的。此地关山险峻，巨势强形，确是兵家扼要之所。
高大城墙，再配上奇伟山势，方能成就天下雄关。从西往东，构成了后来长城抗战的三个标志：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在中央军调至前线后，何应钦名义上所能指挥的部队重新达到了26万。其实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征惯战的上来了。
手上有了棋子，怎么排也是一门学问。
少帅在这方面就差远了，估计跟你我一样是个臭棋篓子。乱哄哄地这么多部队，却不知道往哪里摆好，最后都缩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了，把个楚河汉界愣是白白丢给了对手。结果人家“车”“马”“炮”还没出动，只过来了两个“卒”，就把一切都摆平了。
在布阵上，何应钦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弄出一个大概来。不说别的，内战都打了这么多年，同类配方那是信手拈来。
第一防区为长城要隘。要求停留在该地的东北军至少坚持到友军换防，之后，最重要的西线古北***中央军第17军，中线喜峰***宋哲元第29军，东线冷***商震第32军。
三个长城关隘的末端也得有人驻守：古北口再往西的独石口由绥远的傅作义负责；冷口再往东，则由从长城上撤下来的东北军担任防御。
同时，在内蒙的多伦，安插一个孙殿英。这基本上是在日军身背后了，为的就是使日军在向长城大步推进的时候，也能有点后顾之忧。
第二防区为平津重地。由东北军于学忠守天津，自热河败退的张作相守北平。
第三防区为华北侧后。继续调集中央军各部向此集结，以防止日军在取胜后继续南下。
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棋坪上轻轻的几步推移，先前杂乱无章的布局很快就被理清了，一个以长城和燕山为依托的纵深防御体系跃然于眼前。
应该说，何应钦的战术与他这个人的性格很有相契之处，就是虽然不以奇见长，但“处之厚”，一招一式均有板有眼，中规中矩，符合军事教科书上的任何一条原理和准则。
事实上，在何部长正式履职之前，战机已有所转机，甚至比大家一致期望的还要早：西线冷口关被商震的晋绥军收复。
对于长城抗战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收复，那就是失而复得。可按照军分会原来的意思，不是说让东北军坚持到友军接防的吗？
对啊，没错。不过老实说，能不能“坚持”到“接防”，那就不是指挥部说的算了。
且说商震按照总体部署，把他的139师派到冷口去做交接。
这个139师的师长叫黄光华（保定军校第2期）。
黄光华在军校学的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工兵科。这个专业毕业了比较好分配，因为哪一支部队都缺不了干这个活的，但要再往前发展就比较难了。一般能出将 入相的，不是步兵科，就是骑兵科，再不济也是炮科，很少有看到工兵科出身的。在这方面，黄光华算是一个特例，也证明了行行出状元在军队系统中一样适用。
黄师长带着部队赶到滦县时（还没过滦河），却意外得知，冷口早已有人接防了，而且正在筑工事哩。
再一打探就更不对劲了，接防的竟然不是自己人，是关东军！
原来这是服部旅团米山先遣支队。他们本来是和万福麟军缪澄流师作战的。万福麟属下的部队水平有多高，也不用我多说了。打了两下就跑，日军在后面狂追，直把好端端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变成了追逐比赛。
追到后来，米山就追到冷口来了。缪澄流逃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守，二话没说就把关口拱手交到了关东军手里。
米山别提多乐了，无心插柳，给他白捡了一个这么好的皮夹子，当下连东北军也顾不上追了，安营扎寨，准备坐等后面的大部队。
黄光华远道而来，没想到住冷口关的却不是友军，而是敌军。
只好赶紧把这一“意外”军情上报北平军分会。
军分会没想到作为滦东要隘的冷口这么快就丢掉了，当然很是着急，迅即通过商震向黄光华发出了收复的相关命令。
接到命令后，黄光华师立即从滦县出发，90里路急行军，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赶到了冷口以南的建昌营。
对收复营口，黄光华也并非真的信心十足。
从热河沦陷，到进入长城抗战，关东军几乎是在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在打仗。他们最大的敌人似乎已经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恶劣的天气。
中国军队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值一提，跟赶个鸡啊，驱个鸭什么的，完全没有两样。要不然，也就没有“128骑进承德”，以及米山支队这样脱离自己的大部队，追着对方的大部队猛跑的“壮举”了。要知道，如此薄弱的小股部队，敢于明目张胆地单师突进，跟一般的军事常识是背道而驰的。
可他们就这么干了，而且都干成了——先是承德，如今轮到了冷口。
不符合常识，然而又成功了，我们只能称它们为军事奇迹。
让你没脾气啊。
关东军真有那么厉害吗，他们长三头，生六臂？
不知道。反正到现在为止，没听说过哪支中方部队是敢于主动出击，跳出来跟关东军叫板的。
黄光华继续派人侦察。
这回得到的情报让他松了一口气，信心大增。
关东军也是人，同样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最重要的是米山支队不足千人，大概只相当于139师的2个营。这是其一。
其二，米山支队来到冷口关后，本来是要修战壕，筑工事的，可敲打了两下就不干了。原因是老天太不够意思，冷得出奇，把山上的石头都冻住了，根本搬不动，而先遣支队既称先遣，都是轻装前进，没带重家伙，更没有什么铲子榔头钉耙。搬不动，也撬不了，那就只好等别人来想办法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米山支队防守松懈，甚至未做防止中国军队反击的任何战前准备。这也难怪，他们一路上基本没打什么仗，只要往前一冲，轰地一下，所谓中国军队就全逃光了。
一百多个骑兵就能打承德，灭热河，你说说，还有什么做不到，有什么需要特别防一下的。
兵少人骄，无工事无防备，这就是黄光华对米山支队的印象。
此战，必胜。
说起来，商震所谓的师很可怜，没有旅。按照正式编制，他只有2个师计6个团的编制，可他不甘心这么“委屈”自己，就偷偷地弄了3个师，每个师除有2个正式编制的团外，还各加塞了一个补充团进去。
这样一来，僧倒是多了，但粥却还是那么一点。我们知道，编制内的才有工资有福利有劳保，彼时的军队也是如此，说6个团的军饷就是6个团的军饷，多一个子也没有。
掺水的部分，留着你自己搞定吧。
商震搞不定，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6个团的军饷分给9个团用，所以他的官兵在薪饷待遇上普遍比中央军低三分之一。
这样做的当然不止商震一个，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干。无形中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看看工资单，地方军队的小日子似乎过得还凑合，但实质与表像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黄光华说说有一个师，其实根本不满员，实打实地只有3个团：2个主力团加1个补充团。不过好在米山支队人更少，3个团对2个营也算绰绰有余了。
建昌营到冷口关10里路不到，这对一向靠光脚板走路的139师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他们进攻的时机抓得很好，正是日军开晚饭的时候。
这边正准备端着碗吃饭呢，那边已经冲了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为杀着。
一直以来，关东军都是进攻别人，很少有被别人攻击的，所以支队长米山米鹿少佐大大吃了一惊，但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20万东北军已如惊弓之鸟，如潮一般向关内涌来。他们带来的恐惧则有如瘟疫一样地到处传播，连旁边的晋绥军和29军都被感染上了，一时间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这关东军究竟是哪里跑出来的凶神恶煞，竟如此生猛。
军队都抖成这样，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往南面逃。
未战先怯，兵家大忌。
此外，最让何应钦感到棘手的事，就是他甚至没有一块完完整整的场地可用来排兵布阵。
热河倒是足够大，仅从辽西的朝阳到承德，就有600多里路，而且主要是山地高原，路面极其崎岖不平，那是要纵深有纵深，要高度有高度，日军机械化优势根本无从发挥。
可惜，丢了。
现在关东军只要一过长城东段，马上就能进入华北平原。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日军的大炮坦克不要太欢畅哦。
显然，华北平原决不是合适的战场，而且距离平津太近，稍有差池，则平津难保。
能用来凭险据守的，只剩下了一个长城。
但是长城也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地方。
你想想，这时的长城还是几百年前明朝传下来的遗物，老胳膊老腿的，有的地方都早已坍塌掉了，过去防防大漠草原上游牧部落的骑兵尚显吃力，又哪里抵挡得住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攻击。
大敌当前，却无多少可施展的空间，如此重担，也只有让当时在军中居于翘楚地位的何应钦来挑了。
我们可以想像，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这位总教官一定给自己的学生出过各种各样的考题，有时甚至还会尝试增加难度，以测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他那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坐在教室里，咬着铅笔，一脸凝重地答题。
这不是ABCD的单项选择题，连瞎猜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思考题，还是得转几个弯的那种。
兄弟我天资愚钝，以前对数学物理这些东西很是发怵，考试时心惊胆战的往往就是最后那几道思考题。抓耳挠腮，汗如雨滴，就是答不出来哇。这还成了一个心病。后来隔了很多年，我还是会老做这种答不出题的恶梦。这是真的。
现在的小朋友估计是更惨了，因为据说把奥林匹克竞赛的概念都引进来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当然了，何教官既能当上八十万禁军总教头，那是状元之才，岂是我辈可比。很快，他就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的答案，如果用我们熟悉的校园行话来做个点评，那就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重点抓得住，层次很分明。
先稳定人心。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东北军被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51军）、万福麟（53军）、何柱国（57军）、王以哲（67军）分任军长。
少帅下台，这些人在不敢为其鸣冤叫屈的同时，也生怕自己的人马受到肢解。但何应钦明确告诉他们，好好打仗，我不会动你们的（“一切照旧，望各安心”）。这就先把长城一线多多少少给稳住了。最起码，在其它军队接防之前，东北军还不至于马上弃长城而逃。
再部署防守。
长城，在何应钦眼里，是必须守的。但守长城，并不是说要在那一千多公里的城墙上均匀布兵，而只要卡住几个重点关隘即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几个关隘沟通南北，沿公路正好可以把热河和华北连接起来。如果关东军不攻破这些关隘的话，他们连汽车都开不进来，更别说大批大批地往华北平原涌了。
那么，这些砖砌石筑的老城墙能挡得住他们吗？
单靠它自个当然很难，不过只要再加上一个东西，就能强强联手，多上一把力气。
这就是它所处的地形——燕山山脉。
想当年，秦始皇、朱家父子都把修筑长城的地点选在这里，不是没有眼光的。此地关山险峻，巨势强形，确是兵家扼要之所。
高大城墙，再配上奇伟山势，方能成就天下雄关。从西往东，构成了后来长城抗战的三个标志：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在中央军调至前线后，何应钦名义上所能指挥的部队重新达到了26万。其实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征惯战的上来了。
手上有了棋子，怎么排也是一门学问。
少帅在这方面就差远了，估计跟你我一样是个臭棋篓子。乱哄哄地这么多部队，却不知道往哪里摆好，最后都缩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了，把个楚河汉界愣是白白丢给了对手。结果人家“车”“马”“炮”还没出动，只过来了两个“卒”，就把一切都摆平了。
在布阵上，何应钦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弄出一个大概来。不说别的，内战都打了这么多年，同类配方那是信手拈来。
第一防区为长城要隘。要求停留在该地的东北军至少坚持到友军换防，之后，最重要的西线古北***中央军第17军，中线喜峰***宋哲元第29军，东线冷***商震第32军。
三个长城关隘的末端也得有人驻守：古北口再往西的独石口由绥远的傅作义负责；冷口再往东，则由从长城上撤下来的东北军担任防御。
同时，在内蒙的多伦，安插一个孙殿英。这基本上是在日军身背后了，为的就是使日军在向长城大步推进的时候，也能有点后顾之忧。
第二防区为平津重地。由东北军于学忠守天津，自热河败退的张作相守北平。
第三防区为华北侧后。继续调集中央军各部向此集结，以防止日军在取胜后继续南下。
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棋坪上轻轻的几步推移，先前杂乱无章的布局很快就被理清了，一个以长城和燕山为依托的纵深防御体系跃然于眼前。
应该说，何应钦的战术与他这个人的性格很有相契之处，就是虽然不以奇见长，但“处之厚”，一招一式均有板有眼，中规中矩，符合军事教科书上的任何一条原理和准则。
事实上，在何部长正式履职之前，战机已有所转机，甚至比大家一致期望的还要早：西线冷口关被商震的晋绥军收复。
对于长城抗战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收复，那就是失而复得。可按照军分会原来的意思，不是说让东北军坚持到友军接防的吗？
对啊，没错。不过老实说，能不能“坚持”到“接防”，那就不是指挥部说的算了。
且说商震按照总体部署，把他的139师派到冷口去做交接。
这个139师的师长叫黄光华（保定军校第2期）。
黄光华在军校学的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工兵科。这个专业毕业了比较好分配，因为哪一支部队都缺不了干这个活的，但要再往前发展就比较难了。一般能出将 入相的，不是步兵科，就是骑兵科，再不济也是炮科，很少有看到工兵科出身的。在这方面，黄光华算是一个特例，也证明了行行出状元在军队系统中一样适用。
黄师长带着部队赶到滦县时（还没过滦河），却意外得知，冷口早已有人接防了，而且正在筑工事哩。
再一打探就更不对劲了，接防的竟然不是自己人，是关东军！
原来这是服部旅团米山先遣支队。他们本来是和万福麟军缪澄流师作战的。万福麟属下的部队水平有多高，也不用我多说了。打了两下就跑，日军在后面狂追，直把好端端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变成了追逐比赛。
追到后来，米山就追到冷口来了。缪澄流逃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守，二话没说就把关口拱手交到了关东军手里。
米山别提多乐了，无心插柳，给他白捡了一个这么好的皮夹子，当下连东北军也顾不上追了，安营扎寨，准备坐等后面的大部队。
黄光华远道而来，没想到住冷口关的却不是友军，而是敌军。
只好赶紧把这一“意外”军情上报北平军分会。
军分会没想到作为滦东要隘的冷口这么快就丢掉了，当然很是着急，迅即通过商震向黄光华发出了收复的相关命令。
接到命令后，黄光华师立即从滦县出发，90里路急行军，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赶到了冷口以南的建昌营。
对收复营口，黄光华也并非真的信心十足。
从热河沦陷，到进入长城抗战，关东军几乎是在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在打仗。他们最大的敌人似乎已经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恶劣的天气。
中国军队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值一提，跟赶个鸡啊，驱个鸭什么的，完全没有两样。要不然，也就没有“128骑进承德”，以及米山支队这样脱离自己的大部队，追着对方的大部队猛跑的“壮举”了。要知道，如此薄弱的小股部队，敢于明目张胆地单师突进，跟一般的军事常识是背道而驰的。
可他们就这么干了，而且都干成了——先是承德，如今轮到了冷口。
不符合常识，然而又成功了，我们只能称它们为军事奇迹。
让你没脾气啊。
关东军真有那么厉害吗，他们长三头，生六臂？
不知道。反正到现在为止，没听说过哪支中方部队是敢于主动出击，跳出来跟关东军叫板的。
黄光华继续派人侦察。
这回得到的情报让他松了一口气，信心大增。
关东军也是人，同样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最重要的是米山支队不足千人，大概只相当于139师的2个营。这是其一。
其二，米山支队来到冷口关后，本来是要修战壕，筑工事的，可敲打了两下就不干了。原因是老天太不够意思，冷得出奇，把山上的石头都冻住了，根本搬不动，而先遣支队既称先遣，都是轻装前进，没带重家伙，更没有什么铲子榔头钉耙。搬不动，也撬不了，那就只好等别人来想办法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米山支队防守松懈，甚至未做防止中国军队反击的任何战前准备。这也难怪，他们一路上基本没打什么仗，只要往前一冲，轰地一下，所谓中国军队就全逃光了。
一百多个骑兵就能打承德，灭热河，你说说，还有什么做不到，有什么需要特别防一下的。
兵少人骄，无工事无防备，这就是黄光华对米山支队的印象。
此战，必胜。
说起来，商震所谓的师很可怜，没有旅。按照正式编制，他只有2个师计6个团的编制，可他不甘心这么“委屈”自己，就偷偷地弄了3个师，每个师除有2个正式编制的团外，还各加塞了一个补充团进去。
这样一来，僧倒是多了，但粥却还是那么一点。我们知道，编制内的才有工资有福利有劳保，彼时的军队也是如此，说6个团的军饷就是6个团的军饷，多一个子也没有。
掺水的部分，留着你自己搞定吧。
商震搞不定，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6个团的军饷分给9个团用，所以他的官兵在薪饷待遇上普遍比中央军低三分之一。
这样做的当然不止商震一个，一直以来，大家都这么干。无形中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看看工资单，地方军队的小日子似乎过得还凑合，但实质与表像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所以黄光华说说有一个师，其实根本不满员，实打实地只有3个团：2个主力团加1个补充团。不过好在米山支队人更少，3个团对2个营也算绰绰有余了。
建昌营到冷口关10里路不到，这对一向靠光脚板走路的139师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他们进攻的时机抓得很好，正是日军开晚饭的时候。
这边正准备端着碗吃饭呢，那边已经冲了过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为杀着。
一直以来，关东军都是进攻别人，很少有被别人攻击的，所以支队长米山米鹿少佐大大吃了一惊，但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8 pm
等到要组织火力发动反击时，才发现无法奏效。因为双方已经只有几步距离，只能亮起剌刀打白刃战。
拼剌刀本来应该是日军的强项，无论在枪的长度还是拼剌技术上，日本兵都占有一定优势，但139师除了上剌刀以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米山很是“走运”，终于第一次见识到了后来闻名华夏的夺命利器——大刀。
华北诸军，以29军玩大刀最酷，但事实上这招其他人也用。商震亦如是。
原因说起来并不复杂，商震虽号称晋绥军系列，此前却已与山西军政当局闹翻了，自己跑出来单干，成了一个真正的地方杂牌，没什么钱配好武器，又得不到太原兵工厂的接济，所以只能把老祖宗的法宝拿出来再用。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白刃战中，勇气决定胜负：隔远了或许我得听你的，靠近了你却得听我的。139师官兵个个如狼似虎，逮着就砍，碰着就劈，立刻就把米山支队打得变了形。
米山崩溃了。
就在几天前，支那军队还被我赶得像兔子一样乱跑，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一群凶神。
现在轮到他们像兔子一样逃命了。
2个小时，干净利落，冷口失而复得。
冷口关一战，虽然只击溃了关东军一个先遣支队，但对进入长城一线防守的各部队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时军心大振。
这人，顿时有了精神。
中央军第17军和29军都在加速往长城一线靠拢。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年前的南方，想起当年的中央军第5军和粤军19路军。
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做这种对比，包括作为关东军最高指挥官的武藤。
满洲初亮相，便陷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于绝境，再战华北，10天之内，轻取热河。这些都为武藤在军内外赢得了满堂喝采。连裕仁天皇也按捺不住欣喜，称赞其“以寡破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
但是武藤本人却并不为此而感到满足。他很清楚，前方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乃至于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的对手都不是最强的。
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一则无法完全凝成一体，二则里面的正规军很少，大多数为游击性质，而热河的汤玉麟那是连给自己提茶倒水都不够资格的混蛋加笨蛋，至于东北军的作战能力，武藤也已经见识过了。
“九一八”事变后，连裕仁都曾讥笑东北军为“太监军”，现在武藤终于体会到了天皇在说这番话时的那种不屑口气。
他需要寻找的是真正的对手：你们在哪里？
冷口的得而复失，使他为之一动。
米山先遣支队隶属于服部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陆大第27期）的分析是，中国的这支进攻部队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精神面貌，都要迥异于先前的东北军万福麟等“弱旅”，不能不引起相当重视。
发起热河战役以来，武藤从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对一支中国军队这么看重，而当他了解到中方即将配置于三线的部队中，论实力，商震部其实还只排在老末的位置时，他的反应是相当的兴奋。
这样的仗打得才有劲，我要找的对手就是他们。
武藤命令关东军马不停蹄，继续向长城沿线猛扑，名义上是巩固热河边防，实质却是要创建属于他自己的不世战功，特别是要通过击败中央军，挽回一年前日军在上海屡战不利的“坏名声”。
显然，这是与天皇作战敕令相违背的。
裕仁的意思只是要关东军拿下热河，实现“满洲统一”即可，并没让他们继续进军华北，而关东军自从改组后，那种根本不通过参谋本部和天皇授令，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类似于“叛军”的举动已大大收敛。
武藤不愿停战，可是又不敢公开“抗旨不遵”，也就只能打打“巩固边防”这样的擦边球了。
长城三线，以古北口最为险要。这里离北平仅200里路程，如按日军机械化运动的效率，不消半天时间就能兵临城下。何应钦把力量最强的中央军配置于此，自然是深晓其中利害的。
可他们一下子赶不过来啊。
前线的这帮兄弟实在太菜，本来以为先抵挡个个把月总没问题，没想到一个星期就瘫掉了。大家一时间都没怎么反应得过来。
动员令一到，行李一扎，肩上一扛，即刻上路。
就这样还是来不及。
关麟征师接到北上动员令最早，但此时也尚未能到达古北口。
按照命令，他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6日从徐州出发，3月5日以前在北京东郊的通州集结完毕。
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走得很慢。
事实上这算快的了。
当年的关麟征师算得上是中央军里面最能跑的部队，被称为“千里马师”。
这大概跟他们长年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为敌有关。对手特别能跑，而你却不能跑，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同理，红军善于长途奔袭，这个特点关麟征师也具备。
可是两条腿再能跑，还是赶不上四个轮子的汽车不是。说起来是中央军，其实条件跟一向不怎么注重后勤的日本兵都没法比。很多官兵都是穿着草鞋，有的人甚至赤着脚。卡车不是完全没有，但那是要用来装武器弹药的，别说人，连军粮都没资格上去。
那怎么运军粮呢？用驴子，或者是牛车拉！
就这样，白天还不敢走，原因跟“一二八”会战时增援上海的部队差不多——自己没有制空权，所以得防空。
行军得在下午5点天快擦黑以后，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就找片林子躲起来，一边休息，一边等日本人的飞机下班。
这样的机动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每天走不了八十里，最后能按照调令在3月5日之前到达通州，已经算是急急匆匆了。
此时通州已经有关麟征师的部队了，不过只是少部分先头部队，大部队和辎重还在等待集结当中，Loading……
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负责把守古北口的东北军112师（张廷枢师）到现在还不见踪影。
有人缺位，总得有人补防啊，要不然又得被关东军捡漏了。
找离古北口最近的。
最近的是东北军67军107师（张政枋师）。
提起这个师，我还真觉得有点难以启齿。
还记得那个曾经在北大营被105个日本兵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第7旅吗？
现在他们的编号叫做107师。
人家名字都换了，你还追着不放，太不厚道了吧？
说老实话，不是我故意要揭人伤疤，归根结底，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实在是被当年那幕不堪回首的场景给剌激坏了。
那一仗（如果能算做仗的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
不需要我发问，发问的人太多了，从沈阳到锦州，再到华北，这个旅的官兵就几乎要被人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此时虽然已号称为“师”，但早已是人穷志短。
原来有1万人，现在剧降至4千，步枪则仅有2千，也就是说只有一半人能拿到枪，师以下则像商震的部队那样，直接跳过了旅，只有3个团，其实力在东北军各师中垫底，再也算不上什么精锐了。
倒是他们的老旅长王以哲升了官，任67军军长。
不过老话说得好：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经过这么惨重的打击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剌激后，张政枋师反而知耻后勇，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
据华北民间的老人们回忆，当年有些东北军的军纪很坏，往往见到老百姓就先打骂，然后再抢东西，跟土匪比起来没什么两样。当地人为此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奉军（一般老百姓仍称东北军为奉军）一到，心惊肉跳，小孩遛马，大人铡草，首饰现钱，一律抢跑。
但对于驻扎当地的张政枋师，人们的印象却完全不同。按照老人们的说法，该师军纪很好，当兵的比较“守本分”，从上到下对老百姓也都很和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执法队在街上巡逻，以维持部队风纪。
训练也抓得很紧，天一亮，官兵就要起床，一边唱着《满江红》，一边进行军事科目的操练和战斗演习。
岳飞的《满江红》已经被他们改了词，歌中唱道：我国耻，犹未雪，男儿恨，何时灭……
对，只要你们记得“耻”和“恨”这两个字就好。
在长城抗战中，如果让我来打分的话，东北军整体上都过不了及格线，但张政枋师却是一个例外，高了不敢说，超过及格线的70分是当之无愧的。
勿庸讳言，一个人要是能在吃痛后多长点记性，今后十有八九是能有点出息的。军队亦如是。
防守古北口的命令下发到张政枋师师部时，张政枋（东北讲武堂第4期）正在北平医院里养病。
得令后他从病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一边往前线赶，一边向所属的3个团下达作战命令。
第一个出发的是621团。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在古北口外50里的青石梁建立前沿阵地，以掩护古北口主阵地。
在“九一八”的那个夜晚，大家都很晦气，可是如果评晦气之最的话，还就得说是621团了。
因为这个团的营房在北大营前面，等听到枪声，还没从床上爬起来，就被日本兵杀了个稀里哗啦，连团长王志军本人（东北讲武堂第5期，当时还是副团长）最后都跑得顾头不顾腚，别提多狼狈了。
败军之将，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不用讳言，虽然一年多过去了，但在王团长的心底深处，除了耻辱，挥之不去的还有心理上的阴影和多多少少的恐惧。
不过这一回他干的还不错，从事后来看，甚至是超水平发挥了。
防守青石梁，王志军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清楚的地方就是，这里是从承德到古北口最近的一条路，日军去古北口，必定要经过这里，而且青石梁近百里山地，就防守而言，属于不错的地形。鉴于这个认识，他在长山峪镇西南的黄土岭设置了一线阵地。
不清楚的地方是，他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不知道日军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来。
如果是关东军，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派个侦察机到天上转一圈，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样好的条件，中国军队想都别想。
王志军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把阵地工事修得牢一些，别两炮就给轰到天上去。可就做到这一点，看起来也比较难。
大路两边的高地上泥土只有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全是坚硬的石块（青石梁这个名字还真没起错），621团（王志军团）不是工兵部队，加上时间紧，任务急，随身仅带了一些小铁锹和十字镐，挖不动。
这个难题，关东军米山先遣支队先前也碰到过，他们的选择是干脆躺倒不干。东北军可不敢这么做。
有了工事还不是日军的对手，何况没有工事。
王志军没办法，只好找领导。
很快，张政枋就让人运来了大铁锹。
不愧是当领导的，脑子就是转得快：小的不行，那就用大的。
就这么地忙了两天，工事也建得差不多了，往大路上一瞧，日军还是没有影子。
来是肯定要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不下雨，那就出点太阳吧。
北平军分会又派了十几名工兵过来。这十几个兄弟不知道是不是在热河保卫战中被吓破了胆，不愿意过来，是被“强迫登车”，硬送到青石梁阵地来的。
他们来也不是为了建工事，而是另有活，那就是在路上埋地雷。
其实热河作战时，东北军也曾经准备在日军来的方向上打打地雷战，但结果很不幸，还没着手准备，一个大溃退过来，工兵们也被裹挟着退到了关内。
人都跑了，自然也谈不上埋雷了。
现在工兵和地雷总算都派上了用场。
直到3月6日拂晓，日军才姗姗来迟。
能给东北军这么充裕的时间来打造工事和埋地雷，不是没有缘故的。
原因就在于那个好象打了激素一样的川原挺进队没办法再狂奔下去了。因为在他们进入承德时，弘前师团主力尚在300里外，即使是最接近承德，被作为先锋的第一先遣队也离承德有200里路远。
这个距离拉得实在过长。川原不敢再率队往前急进了。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方突然发动大规模反击，或者也拥有一支同样的“挺进队”的话，完全有可能将承德前沿拦腰切断，这样的话，不仅承德这个“胜利果实”会得而复失，川原挺进队也将面临覆灭的危险。
川原决定留下来，全力守住这个热河省的省会。当然，追还是要追的，不然还叫什么挺进队。
他派第17联队联队长长濑武平大佐（陆大第30期）去追。
拼剌刀本来应该是日军的强项，无论在枪的长度还是拼剌技术上，日本兵都占有一定优势，但139师除了上剌刀以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米山很是“走运”，终于第一次见识到了后来闻名华夏的夺命利器——大刀。
华北诸军，以29军玩大刀最酷，但事实上这招其他人也用。商震亦如是。
原因说起来并不复杂，商震虽号称晋绥军系列，此前却已与山西军政当局闹翻了，自己跑出来单干，成了一个真正的地方杂牌，没什么钱配好武器，又得不到太原兵工厂的接济，所以只能把老祖宗的法宝拿出来再用。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白刃战中，勇气决定胜负：隔远了或许我得听你的，靠近了你却得听我的。139师官兵个个如狼似虎，逮着就砍，碰着就劈，立刻就把米山支队打得变了形。
米山崩溃了。
就在几天前，支那军队还被我赶得像兔子一样乱跑，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一群凶神。
现在轮到他们像兔子一样逃命了。
2个小时，干净利落，冷口失而复得。
冷口关一战，虽然只击溃了关东军一个先遣支队，但对进入长城一线防守的各部队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时军心大振。
这人，顿时有了精神。
中央军第17军和29军都在加速往长城一线靠拢。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年前的南方，想起当年的中央军第5军和粤军19路军。
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做这种对比，包括作为关东军最高指挥官的武藤。
满洲初亮相，便陷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于绝境，再战华北，10天之内，轻取热河。这些都为武藤在军内外赢得了满堂喝采。连裕仁天皇也按捺不住欣喜，称赞其“以寡破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
但是武藤本人却并不为此而感到满足。他很清楚，前方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乃至于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的对手都不是最强的。
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一则无法完全凝成一体，二则里面的正规军很少，大多数为游击性质，而热河的汤玉麟那是连给自己提茶倒水都不够资格的混蛋加笨蛋，至于东北军的作战能力，武藤也已经见识过了。
“九一八”事变后，连裕仁都曾讥笑东北军为“太监军”，现在武藤终于体会到了天皇在说这番话时的那种不屑口气。
他需要寻找的是真正的对手：你们在哪里？
冷口的得而复失，使他为之一动。
米山先遣支队隶属于服部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陆大第27期）的分析是，中国的这支进攻部队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精神面貌，都要迥异于先前的东北军万福麟等“弱旅”，不能不引起相当重视。
发起热河战役以来，武藤从没有看到自己的部下对一支中国军队这么看重，而当他了解到中方即将配置于三线的部队中，论实力，商震部其实还只排在老末的位置时，他的反应是相当的兴奋。
这样的仗打得才有劲，我要找的对手就是他们。
武藤命令关东军马不停蹄，继续向长城沿线猛扑，名义上是巩固热河边防，实质却是要创建属于他自己的不世战功，特别是要通过击败中央军，挽回一年前日军在上海屡战不利的“坏名声”。
显然，这是与天皇作战敕令相违背的。
裕仁的意思只是要关东军拿下热河，实现“满洲统一”即可，并没让他们继续进军华北，而关东军自从改组后，那种根本不通过参谋本部和天皇授令，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类似于“叛军”的举动已大大收敛。
武藤不愿停战，可是又不敢公开“抗旨不遵”，也就只能打打“巩固边防”这样的擦边球了。
长城三线，以古北口最为险要。这里离北平仅200里路程，如按日军机械化运动的效率，不消半天时间就能兵临城下。何应钦把力量最强的中央军配置于此，自然是深晓其中利害的。
可他们一下子赶不过来啊。
前线的这帮兄弟实在太菜，本来以为先抵挡个个把月总没问题，没想到一个星期就瘫掉了。大家一时间都没怎么反应得过来。
动员令一到，行李一扎，肩上一扛，即刻上路。
就这样还是来不及。
关麟征师接到北上动员令最早，但此时也尚未能到达古北口。
按照命令，他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6日从徐州出发，3月5日以前在北京东郊的通州集结完毕。
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走得很慢。
事实上这算快的了。
当年的关麟征师算得上是中央军里面最能跑的部队，被称为“千里马师”。
这大概跟他们长年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为敌有关。对手特别能跑，而你却不能跑，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同理，红军善于长途奔袭，这个特点关麟征师也具备。
可是两条腿再能跑，还是赶不上四个轮子的汽车不是。说起来是中央军，其实条件跟一向不怎么注重后勤的日本兵都没法比。很多官兵都是穿着草鞋，有的人甚至赤着脚。卡车不是完全没有，但那是要用来装武器弹药的，别说人，连军粮都没资格上去。
那怎么运军粮呢？用驴子，或者是牛车拉！
就这样，白天还不敢走，原因跟“一二八”会战时增援上海的部队差不多——自己没有制空权，所以得防空。
行军得在下午5点天快擦黑以后，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就找片林子躲起来，一边休息，一边等日本人的飞机下班。
这样的机动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每天走不了八十里，最后能按照调令在3月5日之前到达通州，已经算是急急匆匆了。
此时通州已经有关麟征师的部队了，不过只是少部分先头部队，大部队和辎重还在等待集结当中，Loading……
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负责把守古北口的东北军112师（张廷枢师）到现在还不见踪影。
有人缺位，总得有人补防啊，要不然又得被关东军捡漏了。
找离古北口最近的。
最近的是东北军67军107师（张政枋师）。
提起这个师，我还真觉得有点难以启齿。
还记得那个曾经在北大营被105个日本兵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第7旅吗？
现在他们的编号叫做107师。
人家名字都换了，你还追着不放，太不厚道了吧？
说老实话，不是我故意要揭人伤疤，归根结底，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实在是被当年那幕不堪回首的场景给剌激坏了。
那一仗（如果能算做仗的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的？
不需要我发问，发问的人太多了，从沈阳到锦州，再到华北，这个旅的官兵就几乎要被人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此时虽然已号称为“师”，但早已是人穷志短。
原来有1万人，现在剧降至4千，步枪则仅有2千，也就是说只有一半人能拿到枪，师以下则像商震的部队那样，直接跳过了旅，只有3个团，其实力在东北军各师中垫底，再也算不上什么精锐了。
倒是他们的老旅长王以哲升了官，任67军军长。
不过老话说得好：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经过这么惨重的打击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剌激后，张政枋师反而知耻后勇，有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
据华北民间的老人们回忆，当年有些东北军的军纪很坏，往往见到老百姓就先打骂，然后再抢东西，跟土匪比起来没什么两样。当地人为此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奉军（一般老百姓仍称东北军为奉军）一到，心惊肉跳，小孩遛马，大人铡草，首饰现钱，一律抢跑。
但对于驻扎当地的张政枋师，人们的印象却完全不同。按照老人们的说法，该师军纪很好，当兵的比较“守本分”，从上到下对老百姓也都很和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执法队在街上巡逻，以维持部队风纪。
训练也抓得很紧，天一亮，官兵就要起床，一边唱着《满江红》，一边进行军事科目的操练和战斗演习。
岳飞的《满江红》已经被他们改了词，歌中唱道：我国耻，犹未雪，男儿恨，何时灭……
对，只要你们记得“耻”和“恨”这两个字就好。
在长城抗战中，如果让我来打分的话，东北军整体上都过不了及格线，但张政枋师却是一个例外，高了不敢说，超过及格线的70分是当之无愧的。
勿庸讳言，一个人要是能在吃痛后多长点记性，今后十有八九是能有点出息的。军队亦如是。
防守古北口的命令下发到张政枋师师部时，张政枋（东北讲武堂第4期）正在北平医院里养病。
得令后他从病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一边往前线赶，一边向所属的3个团下达作战命令。
第一个出发的是621团。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在古北口外50里的青石梁建立前沿阵地，以掩护古北口主阵地。
在“九一八”的那个夜晚，大家都很晦气，可是如果评晦气之最的话，还就得说是621团了。
因为这个团的营房在北大营前面，等听到枪声，还没从床上爬起来，就被日本兵杀了个稀里哗啦，连团长王志军本人（东北讲武堂第5期，当时还是副团长）最后都跑得顾头不顾腚，别提多狼狈了。
败军之将，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不用讳言，虽然一年多过去了，但在王团长的心底深处，除了耻辱，挥之不去的还有心理上的阴影和多多少少的恐惧。
不过这一回他干的还不错，从事后来看，甚至是超水平发挥了。
防守青石梁，王志军有清楚的地方，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清楚的地方就是，这里是从承德到古北口最近的一条路，日军去古北口，必定要经过这里，而且青石梁近百里山地，就防守而言，属于不错的地形。鉴于这个认识，他在长山峪镇西南的黄土岭设置了一线阵地。
不清楚的地方是，他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不知道日军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来。
如果是关东军，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派个侦察机到天上转一圈，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样好的条件，中国军队想都别想。
王志军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把阵地工事修得牢一些，别两炮就给轰到天上去。可就做到这一点，看起来也比较难。
大路两边的高地上泥土只有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全是坚硬的石块（青石梁这个名字还真没起错），621团（王志军团）不是工兵部队，加上时间紧，任务急，随身仅带了一些小铁锹和十字镐，挖不动。
这个难题，关东军米山先遣支队先前也碰到过，他们的选择是干脆躺倒不干。东北军可不敢这么做。
有了工事还不是日军的对手，何况没有工事。
王志军没办法，只好找领导。
很快，张政枋就让人运来了大铁锹。
不愧是当领导的，脑子就是转得快：小的不行，那就用大的。
就这么地忙了两天，工事也建得差不多了，往大路上一瞧，日军还是没有影子。
来是肯定要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不下雨，那就出点太阳吧。
北平军分会又派了十几名工兵过来。这十几个兄弟不知道是不是在热河保卫战中被吓破了胆，不愿意过来，是被“强迫登车”，硬送到青石梁阵地来的。
他们来也不是为了建工事，而是另有活，那就是在路上埋地雷。
其实热河作战时，东北军也曾经准备在日军来的方向上打打地雷战，但结果很不幸，还没着手准备，一个大溃退过来，工兵们也被裹挟着退到了关内。
人都跑了，自然也谈不上埋雷了。
现在工兵和地雷总算都派上了用场。
直到3月6日拂晓，日军才姗姗来迟。
能给东北军这么充裕的时间来打造工事和埋地雷，不是没有缘故的。
原因就在于那个好象打了激素一样的川原挺进队没办法再狂奔下去了。因为在他们进入承德时，弘前师团主力尚在300里外，即使是最接近承德，被作为先锋的第一先遣队也离承德有200里路远。
这个距离拉得实在过长。川原不敢再率队往前急进了。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方突然发动大规模反击，或者也拥有一支同样的“挺进队”的话，完全有可能将承德前沿拦腰切断，这样的话，不仅承德这个“胜利果实”会得而复失，川原挺进队也将面临覆灭的危险。
川原决定留下来，全力守住这个热河省的省会。当然，追还是要追的，不然还叫什么挺进队。
他派第17联队联队长长濑武平大佐（陆大第30期）去追。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09 pm
本来川原挺进队除少数骑兵外，步兵都是坐汽车前进的——不然哪有那么快啊。不过汽车队这时候另有任务，都被川原派去接后续部队去了。
这个川原不愧是“名将”西义的部下，挺有责任心的，由于害怕发生意外，除了把汽车派出去外，还另外抽调了1个中队负责随车护送。
总不能剩他一个光杆司令来守承德吧，所以又得抽至少3个中队下来。这时候你再想想，他手上一共就只有1个半大队（约有6个中队），抽过来抽过去，就剩不下多少了。所以他给长濑的家当就可想而知了：2个中队和1个山炮小队。
好在长濑如今就是一中队长的角色，也不算太委屈。比较不爽的是，没有代步工具。
汽车队不是接人去了吗。川原就给他们派了1辆装甲汽车。
1辆汽车，你就是拿它当猪仔车用，能塞下的人也极其有限。于是大部分官兵都只能像中国部队那样，靠两条腿赶路。一走就是40里。
看来尖兵就是尖兵，暴走也是很有一套的。
到3月5日中午，长濑率部进入滦平县。
那汤玉麟连承德都主动放弃了，这里自然也是空无一人。还继续追吗？反正前面平路已经没有了，只有弯弯扭扭的山路可走。从这里到长山峪也不是很长——不超过100里。当时这些哥们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打死都不起来了，就算是头牲口也没这么玩命的啊！长濑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休息。人是再也跑不动了，不是还有辆汽车吗，派几个前哨，开着车先到前面去探探路，摸一摸支那军的虚实。
所以，3月6日早上，王志军团看到的其实只是日军前哨，长濑的人马还在滦平县里坐着没动呢。
如果是像平型关那样的，慢慢放这辆汽车进来，然后把它干掉，从力量对比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惜东北军不是老八路，他们打的也不是伏击，而是阻击。
还隔着老远，就按捺不住，乒乒乓乓地放起了枪，等于提前就告知了日本人：我们在这里呢，不要过来！
几个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来探路的，任务不是要打仗，知道这里有守军，开着车一溜烟就跑了。
此时，张政枋师的其它2个团在哪里呢？
620团（王铁汉团，名字倒很生猛）在古北口以北的小镇巴克什营扎寨，顺便还要防一防承德的日军从西面的十八盘过来。
619团（赵镇藩团）则跑到长城东面的隘口去设卡了，承德的日军也有可能从这一面突破不是。
张政枋自己则带了1个山炮营，前进至更靠近长山峪的两间房。
王志军团并不是孤立的，后方的师部和各兄弟团随时可予以支援。可是时间的延续对防守一方很不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6日下午，弘前师团司令部到达承德，随后入驻避暑山庄。
随着大部队的陆续到来，川原松了口气，立即向驻滦平的长濑发出命令，要求其立即向长山峪进发。
这边的长濑也已经歇够了。
接到命令，马上出发。
前哨说，前方有中国守军。
那你们就几个人端着枪把他们吓走算了，还要再跑回来招呼帮手干什么，真是可笑。
但是日军指挥部却并不觉得可笑。
长濑部队还在半路上行军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陆大22期）就通过航空侦察，发现了张政枋师向关外移动的迹象，随后立即向承德的弘前师团司令部进行通报。
说起来，弘前师团的师团长西义还是小矶的师兄，打仗又有一套，所以虽是上级，也不能用领导的口气，只能用“通报”。不过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眼前的敌人，已不再是汤玉麟那样的混帐加脓包，至少是准备抵抗一下的，所以你们一定得多用点心。
在打仗方面，西义从来都不是马虎之人。小矶认真了，他也不敢轻视。
种种军事情报都预示着，自己的无本生意快要结束了。狂飙突进的小部队战略将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必须是大部队的重压。
川原亲自出发了。他和第32联队联队长田中清一大佐（陆大第26期）一起，把能带的部队都带上了，再加上野炮、山炮、骑兵等配合兵种，直接向长山峪的正面进发。
到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日军能战之将，大多擅长于一个看家绝活：迂回包抄。
西义自不例外。
在把川原派出来的同时，他给还没有赶到承德的骑兵第8联队（三宅骑兵联队）提前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该联队马不停蹄，直接从滦平县的右首绕到十八盘（就是王铁汉团防守的地方），从那里进行包抄，以断王志军团和师部的后路。
日军的进攻一向具有较高水准，由此可见一斑。
王志军团的弟兄们，得加油了。在关麟征师接防之前，你们无论如何得再顶两下。
知耻而后勇，用在这个团的官兵身上还真是恰如其分的。他们先前虽然没有能把日军那个探路的汽车给搞掉，但日军前哨的出现和开溜，却一下子使他们释放了长久以来的那种恐惧感。
恐惧没有了，留下来的是深埋在心底的羞辱和悲伤。
这种情绪需要发泄。
小矶和西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此时日军的到来正好撞在枪口上。
王志军团在黄土梁足足坚持了3天。
第一天：3月7日。
长濑是在这天下午到达长山峪的。徒步跑了一天，近百里山路，自然不是好受的。不过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涨：进入热河以来，就没怎么跟中国军队打过仗，手痒的很。
于是稍微喘了口气，2个中队的鬼子兵便向黄土梁守军阵地杀来。
按照“热河经验”，长濑认为，只消他这么挥师一冲，中国军队立刻就会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结果很让他意外，打了半天，阵地愣是没拿下来。不仅如此，由于进攻时踩上地雷（终于发挥作用了），还出现了死伤。
一般来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是长濑接受不了。
原因很简单，弘前师团一路过来，就从来没有过伤亡纪录。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快成后来的美国大兵了，对方死千儿八百的眉头都不皱一下，而他们自己死个把两个，就要大呼小叫，好象天都要塌下来了。阵地攻不下来不去说它了，零伤亡纪录竟然也在自己手上打破了。郁闷，真是郁闷。
这个世界上，郁闷的人从来有多无少。没过多久，有人给他做伴来了。
晚上9点半，顶头上司川原到了。
川原没从滦平县绕，他是直接往长山峪方向来的，自然要快得多。
看到这么晚了，长濑还在山脚下徘徊，他也很觉吃惊。
干脆，两人都不睡觉了，上夜班，继续攻。
虽然是坐着车来的，但也不能说一点不累。
黑古隆冬的，还惦记着干活，这种精神也不能说不可贵。
川原自己从左，长濑从右，一左一右，分别攻击公路两侧山地。这时候，日军进攻部队加起来已经有2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2个团了，从数量上就超过王志军团的一倍。
但所有这些加起来，效果仍然归零。
半个小时过后，阵地仍然被守军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川原有些发急了，他命令居中的1个中队也投入作战，向黄土梁发起全线进攻。
你急，王志军团更急。你还以为这里是北大营吗？再给你们羞辱一次？
鬼上了你们的身了。
这些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是在咬着牙坚持，就是不肯把阵地让出来。
加上居高临下，山地崎岖，打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日军一方仍然是战绩寥寥。左侧由于有1个半大队，好歹还小有进展，右侧长濑那边则是毫无起色，被压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第二天：3月8日。
毫无疑问，王志军团以寡敌众，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
张政枋师长急调王铁汉团出巴克什营，经二间房增援黄土梁，同时从山炮营中拨出1个连给王志军团，以加强他们的火力。
这边川原当然也没闲着，他也赶紧向承德方面呼叫援兵。
西义知道川原的难处，一等到后续部队，马上就把原来警备承德的人马派了过来。
这次一共来了2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另外还有1个野炮大队及1个骑兵小队，现在进攻日军的规模差不多是4个大队了（含1个野炮大队）。
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了。极富敬业精神的川原索性把加班进行到底：晚上怎么了，就是点着灯也要把山地给攻下来。
右侧长濑不长进。川原也不管他了，他把攻击重点放在左侧，准备继续扩大“成果”。
这一家伙投进去的成本很大，日军很快就攻上了左侧山地，离制高点已是近在咫尺。
但要缩短这个咫尺看上去却似乎比登天还难。自此以后，便怎么也过不去了。
就一步，只差一步，可就是够不着。
对于张政枋来说，东北讲武堂的课到底也没白上。明着他派王铁汉团增援，暗着他让赵镇藩团搞偷袭。
赵镇藩团的1个营，不知什么时候也摸了过来，并且深更半夜地主动向日军营地发动了一次袭击。
我说，仗就得这么打嘛。上半身咱打不着，就冷不防朝他下半身踹一脚试试。反正就是打不过，咱占点便宜也好哇。
这次夜袭虽然未能奏效——鬼子们加班加点，晚上都不睡觉，防备严着呢，但也让他们吓了一跳，不敢再摸黑作业了。
不加班了（加班也没用），天亮了我们再较量。
第三天：3月9日。
凌晨，川原再次策动了一次进攻，仍然颗粒无收。
接下来，他当然还要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但对能否成功已经毫无把握。
在这之前，他向弘前师团司令部说了实话：攻击异常困难。
司令部的人差点没惊得跳起来。
怎么可能？！
特别是在他们了解到守军就是那个被蔑称为“太监军”的东北军，还是北大营的那支部队时，更是要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那支部队，那些人，都吃大力丸了？
西义即刻下令，昨天晚上刚刚赶到承德的1个步兵大队（相原大队），立刻坐汽车到前线去参战。
他自己也准备第二天亲自到长山峪进行指挥。
原 来西义只安排三宅骑兵联队完成包抄任务，想想守军不弱，这样做似乎不保险，又通知也在路上的铃木旅团，到达以后别的先不要做，要紧的是和三宅骑兵联队会合，一起进行后路包抄。
如果正面攻不下来，包抄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这厮现在就是恨后续部队怎么跑得这么慢：你们能不能快点！
黄土梁的守军看来很难搞，必须花大力，使重拳（“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进行最彻底的打击”）。
然而王志军团其实并不如对手想像的那么难搞。
在援军到达之前，川原决定把他的野炮大队调上来试试看。
从早上7点开始，全部火炮被集中起来，对黄土梁阵地进行猛轰。与此同时，日机也在空中进行配合轰炸。
数个小时的钢铁立体打击终于收到了效果。除了造成伤亡，更重要的是，守军的精神和意志力支撑不住了。
这个东西一垮，就什么都垮了。
一些外围主阵地很快失陷，在部分地段，东北军反而被压到了山脚下。
就在这天下午，67军军长王以哲来到二间房。他认为，张政枋师阻击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让中央军顶上了，遂下令当晚全线撤退。
撤退不是不可以，但是太快也太急了，这就犹如接力赛跑，你就是感觉到交棒的队友上来了，也不能太急于把手里的接力棒扔过去。否则，要么就是后来者可能接不住你的棒，要么就是对手趁你们手忙脚乱之际，进一步拉开了双方差距。
从长山峪到古北口，差不多有50里路，又是晚上，黑灯瞎火地末路狂奔，日机当然是炸不到了，但拥来挤去，你推我搡，这路必定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依我看，要么早走，要么晚走。
早走，就是在长濑或者川原一筹莫展的时候走。这时候日军还不是很多，而且士气受到挫伤，我们就是撤退，也完全可以退得从容不迫，不致于遭遇到很大的非战斗伤亡。
晚走，就是索性咬咬牙，老子死也就死在这里了，就当北大营那会当场战死算逑。有的阵地不是被你夺去了吗，正好，反正这时候你也不敢再发炮了，我就接着反攻，直到把阵地打下来为止。
宁可前进死，而不后退亡。
有的仁兄说了，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后路不是要被他们截断了吗？
西义采用了迂回战术是不错，但断人后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三宅骑兵联队这天确实已绕到了十八盘，不过遭到了王铁汉团一个营的阻击，一直到晚上都没法过来。
其实这时候东北军张廷枢师已经到达了古北口，关麟征师也已抵古北口以南的石匣，只要双方衔接好，这2个师往巴克什营一插，与王铁汉团合兵一处，再建好阵地工事，那样的话，就算铃木旅团一块来，日军的迂回也不一定就能轻易得逞。
所以你们着急慌忙地往后面跑什么呢，急着下班？
关东军可不理会你的什么下班时间。
在王以哲下达撤退命令时，一方面是前线本身处于被动之中，正面日军可以一鼓作气进行追击，另一方面，相原大队已经赶到，他们仗都不用打，直接坐着车，就跟撵兔子一样在后面撵。
于是，在我们面前，北大营的那一幕似乎又重现了：日军站在汽车上，端着机枪狂扫，路上的东北军官兵只是依靠两条腿没命地往后方狂奔，其间，饮弹而亡者、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而子弹，大多打在了后面。
真是看不下去。早知如此，我们在山地上跟他们拼到死，不也比这个强。
还好，总算大部分还是退进了古北口。门一关，大伙儿喘口气吧，毕竟是捡了条命。
一清点，光王志军团就损失了500多人，而且一多半是非战斗伤亡，都是在路上中招的。
你说晦气不晦气。
进得关口，气还没喘匀呢，两个东北军大佬就吵开了。
大佬谓谁？
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
不是检讨此次撤退得失，也不是在研究下一步如何防守，两人是在争着谁先下场。
112师其时在辖制上归属第57军（何柱国军），不过在古北口这块，当然要服从王以哲的指挥。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真打仗的时候，张廷枢根本就不听王以哲的，别说他了，顶头上司何柱国怎么样，照样不听。
要问张廷枢为什么这么牛，查了背景才知道。
“辅帅”张作相的二公子，跟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
怎么样，服不服？
因为这个无人能及的裙带关系，112师在东北军中也是牛气冲天，炙手可热。无论是装备还是待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待遇好就是硬道理，为此之故，大家挤破头都想进来。文凭学历也是水涨船高，军官里面，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系，那是一抓一大把。据说有一团长还是东北讲武堂第1期的，资历能赶上少帅了，可人家就愿意窝在这里当个高薪的团长，也不愿意到别的部队去当低薪的师长旅长。
不过，有句流行语是怎么说来着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却也不是万能的。
人家税警总团有钱，也能打仗，而东北军112师则验证了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有钱了也不一定就能打仗。
抱着这么个宝贝疙瘩，少帅和“辅帅”平时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真刀实枪地开练，所以112师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是也。
干什么呢？在家学阅兵式，走正步。
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有好事者，便送了一个绰号：少爷师。
少爷者，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力和牛气并不都是互相匹配的。
按照王以哲的意思，张政枋师以一支弱旅能在关外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再要顶在前面打，实在强人所难，而且说来说去，守古北口本来就是你张廷枢的活，别人是来替你受过的，现在你人也上来了，这个地方自然也应该交到你手上。
这话当然没有错，而且与张政枋师比起来，张廷枢的112师确实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也是由旅升为的师，但它的3个团可不是张政枋的那3个团，兵员几乎为后者的一倍，而且武器弹药非常充足。
可是等上司传递完命令后，张廷枢对此的反应却是“非常气愤”。
这个川原不愧是“名将”西义的部下，挺有责任心的，由于害怕发生意外，除了把汽车派出去外，还另外抽调了1个中队负责随车护送。
总不能剩他一个光杆司令来守承德吧，所以又得抽至少3个中队下来。这时候你再想想，他手上一共就只有1个半大队（约有6个中队），抽过来抽过去，就剩不下多少了。所以他给长濑的家当就可想而知了：2个中队和1个山炮小队。
好在长濑如今就是一中队长的角色，也不算太委屈。比较不爽的是，没有代步工具。
汽车队不是接人去了吗。川原就给他们派了1辆装甲汽车。
1辆汽车，你就是拿它当猪仔车用，能塞下的人也极其有限。于是大部分官兵都只能像中国部队那样，靠两条腿赶路。一走就是40里。
看来尖兵就是尖兵，暴走也是很有一套的。
到3月5日中午，长濑率部进入滦平县。
那汤玉麟连承德都主动放弃了，这里自然也是空无一人。还继续追吗？反正前面平路已经没有了，只有弯弯扭扭的山路可走。从这里到长山峪也不是很长——不超过100里。当时这些哥们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打死都不起来了，就算是头牲口也没这么玩命的啊！长濑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休息。人是再也跑不动了，不是还有辆汽车吗，派几个前哨，开着车先到前面去探探路，摸一摸支那军的虚实。
所以，3月6日早上，王志军团看到的其实只是日军前哨，长濑的人马还在滦平县里坐着没动呢。
如果是像平型关那样的，慢慢放这辆汽车进来，然后把它干掉，从力量对比来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惜东北军不是老八路，他们打的也不是伏击，而是阻击。
还隔着老远，就按捺不住，乒乒乓乓地放起了枪，等于提前就告知了日本人：我们在这里呢，不要过来！
几个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来探路的，任务不是要打仗，知道这里有守军，开着车一溜烟就跑了。
此时，张政枋师的其它2个团在哪里呢？
620团（王铁汉团，名字倒很生猛）在古北口以北的小镇巴克什营扎寨，顺便还要防一防承德的日军从西面的十八盘过来。
619团（赵镇藩团）则跑到长城东面的隘口去设卡了，承德的日军也有可能从这一面突破不是。
张政枋自己则带了1个山炮营，前进至更靠近长山峪的两间房。
王志军团并不是孤立的，后方的师部和各兄弟团随时可予以支援。可是时间的延续对防守一方很不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6日下午，弘前师团司令部到达承德，随后入驻避暑山庄。
随着大部队的陆续到来，川原松了口气，立即向驻滦平的长濑发出命令，要求其立即向长山峪进发。
这边的长濑也已经歇够了。
接到命令，马上出发。
前哨说，前方有中国守军。
那你们就几个人端着枪把他们吓走算了，还要再跑回来招呼帮手干什么，真是可笑。
但是日军指挥部却并不觉得可笑。
长濑部队还在半路上行军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陆大22期）就通过航空侦察，发现了张政枋师向关外移动的迹象，随后立即向承德的弘前师团司令部进行通报。
说起来，弘前师团的师团长西义还是小矶的师兄，打仗又有一套，所以虽是上级，也不能用领导的口气，只能用“通报”。不过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眼前的敌人，已不再是汤玉麟那样的混帐加脓包，至少是准备抵抗一下的，所以你们一定得多用点心。
在打仗方面，西义从来都不是马虎之人。小矶认真了，他也不敢轻视。
种种军事情报都预示着，自己的无本生意快要结束了。狂飙突进的小部队战略将告一段落，代之而起的必须是大部队的重压。
川原亲自出发了。他和第32联队联队长田中清一大佐（陆大第26期）一起，把能带的部队都带上了，再加上野炮、山炮、骑兵等配合兵种，直接向长山峪的正面进发。
到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日军能战之将，大多擅长于一个看家绝活：迂回包抄。
西义自不例外。
在把川原派出来的同时，他给还没有赶到承德的骑兵第8联队（三宅骑兵联队）提前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该联队马不停蹄，直接从滦平县的右首绕到十八盘（就是王铁汉团防守的地方），从那里进行包抄，以断王志军团和师部的后路。
日军的进攻一向具有较高水准，由此可见一斑。
王志军团的弟兄们，得加油了。在关麟征师接防之前，你们无论如何得再顶两下。
知耻而后勇，用在这个团的官兵身上还真是恰如其分的。他们先前虽然没有能把日军那个探路的汽车给搞掉，但日军前哨的出现和开溜，却一下子使他们释放了长久以来的那种恐惧感。
恐惧没有了，留下来的是深埋在心底的羞辱和悲伤。
这种情绪需要发泄。
小矶和西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此时日军的到来正好撞在枪口上。
王志军团在黄土梁足足坚持了3天。
第一天：3月7日。
长濑是在这天下午到达长山峪的。徒步跑了一天，近百里山路，自然不是好受的。不过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涨：进入热河以来，就没怎么跟中国军队打过仗，手痒的很。
于是稍微喘了口气，2个中队的鬼子兵便向黄土梁守军阵地杀来。
按照“热河经验”，长濑认为，只消他这么挥师一冲，中国军队立刻就会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结果很让他意外，打了半天，阵地愣是没拿下来。不仅如此，由于进攻时踩上地雷（终于发挥作用了），还出现了死伤。
一般来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是长濑接受不了。
原因很简单，弘前师团一路过来，就从来没有过伤亡纪录。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快成后来的美国大兵了，对方死千儿八百的眉头都不皱一下，而他们自己死个把两个，就要大呼小叫，好象天都要塌下来了。阵地攻不下来不去说它了，零伤亡纪录竟然也在自己手上打破了。郁闷，真是郁闷。
这个世界上，郁闷的人从来有多无少。没过多久，有人给他做伴来了。
晚上9点半，顶头上司川原到了。
川原没从滦平县绕，他是直接往长山峪方向来的，自然要快得多。
看到这么晚了，长濑还在山脚下徘徊，他也很觉吃惊。
干脆，两人都不睡觉了，上夜班，继续攻。
虽然是坐着车来的，但也不能说一点不累。
黑古隆冬的，还惦记着干活，这种精神也不能说不可贵。
川原自己从左，长濑从右，一左一右，分别攻击公路两侧山地。这时候，日军进攻部队加起来已经有2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2个团了，从数量上就超过王志军团的一倍。
但所有这些加起来，效果仍然归零。
半个小时过后，阵地仍然被守军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川原有些发急了，他命令居中的1个中队也投入作战，向黄土梁发起全线进攻。
你急，王志军团更急。你还以为这里是北大营吗？再给你们羞辱一次？
鬼上了你们的身了。
这些东北军官兵几乎都是在咬着牙坚持，就是不肯把阵地让出来。
加上居高临下，山地崎岖，打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日军一方仍然是战绩寥寥。左侧由于有1个半大队，好歹还小有进展，右侧长濑那边则是毫无起色，被压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第二天：3月8日。
毫无疑问，王志军团以寡敌众，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
张政枋师长急调王铁汉团出巴克什营，经二间房增援黄土梁，同时从山炮营中拨出1个连给王志军团，以加强他们的火力。
这边川原当然也没闲着，他也赶紧向承德方面呼叫援兵。
西义知道川原的难处，一等到后续部队，马上就把原来警备承德的人马派了过来。
这次一共来了2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另外还有1个野炮大队及1个骑兵小队，现在进攻日军的规模差不多是4个大队了（含1个野炮大队）。
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了。极富敬业精神的川原索性把加班进行到底：晚上怎么了，就是点着灯也要把山地给攻下来。
右侧长濑不长进。川原也不管他了，他把攻击重点放在左侧，准备继续扩大“成果”。
这一家伙投进去的成本很大，日军很快就攻上了左侧山地，离制高点已是近在咫尺。
但要缩短这个咫尺看上去却似乎比登天还难。自此以后，便怎么也过不去了。
就一步，只差一步，可就是够不着。
对于张政枋来说，东北讲武堂的课到底也没白上。明着他派王铁汉团增援，暗着他让赵镇藩团搞偷袭。
赵镇藩团的1个营，不知什么时候也摸了过来，并且深更半夜地主动向日军营地发动了一次袭击。
我说，仗就得这么打嘛。上半身咱打不着，就冷不防朝他下半身踹一脚试试。反正就是打不过，咱占点便宜也好哇。
这次夜袭虽然未能奏效——鬼子们加班加点，晚上都不睡觉，防备严着呢，但也让他们吓了一跳，不敢再摸黑作业了。
不加班了（加班也没用），天亮了我们再较量。
第三天：3月9日。
凌晨，川原再次策动了一次进攻，仍然颗粒无收。
接下来，他当然还要再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但对能否成功已经毫无把握。
在这之前，他向弘前师团司令部说了实话：攻击异常困难。
司令部的人差点没惊得跳起来。
怎么可能？！
特别是在他们了解到守军就是那个被蔑称为“太监军”的东北军，还是北大营的那支部队时，更是要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那支部队，那些人，都吃大力丸了？
西义即刻下令，昨天晚上刚刚赶到承德的1个步兵大队（相原大队），立刻坐汽车到前线去参战。
他自己也准备第二天亲自到长山峪进行指挥。
原 来西义只安排三宅骑兵联队完成包抄任务，想想守军不弱，这样做似乎不保险，又通知也在路上的铃木旅团，到达以后别的先不要做，要紧的是和三宅骑兵联队会合，一起进行后路包抄。
如果正面攻不下来，包抄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这厮现在就是恨后续部队怎么跑得这么慢：你们能不能快点！
黄土梁的守军看来很难搞，必须花大力，使重拳（“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进行最彻底的打击”）。
然而王志军团其实并不如对手想像的那么难搞。
在援军到达之前，川原决定把他的野炮大队调上来试试看。
从早上7点开始，全部火炮被集中起来，对黄土梁阵地进行猛轰。与此同时，日机也在空中进行配合轰炸。
数个小时的钢铁立体打击终于收到了效果。除了造成伤亡，更重要的是，守军的精神和意志力支撑不住了。
这个东西一垮，就什么都垮了。
一些外围主阵地很快失陷，在部分地段，东北军反而被压到了山脚下。
就在这天下午，67军军长王以哲来到二间房。他认为，张政枋师阻击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让中央军顶上了，遂下令当晚全线撤退。
撤退不是不可以，但是太快也太急了，这就犹如接力赛跑，你就是感觉到交棒的队友上来了，也不能太急于把手里的接力棒扔过去。否则，要么就是后来者可能接不住你的棒，要么就是对手趁你们手忙脚乱之际，进一步拉开了双方差距。
从长山峪到古北口，差不多有50里路，又是晚上，黑灯瞎火地末路狂奔，日机当然是炸不到了，但拥来挤去，你推我搡，这路必定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依我看，要么早走，要么晚走。
早走，就是在长濑或者川原一筹莫展的时候走。这时候日军还不是很多，而且士气受到挫伤，我们就是撤退，也完全可以退得从容不迫，不致于遭遇到很大的非战斗伤亡。
晚走，就是索性咬咬牙，老子死也就死在这里了，就当北大营那会当场战死算逑。有的阵地不是被你夺去了吗，正好，反正这时候你也不敢再发炮了，我就接着反攻，直到把阵地打下来为止。
宁可前进死，而不后退亡。
有的仁兄说了，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后路不是要被他们截断了吗？
西义采用了迂回战术是不错，但断人后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三宅骑兵联队这天确实已绕到了十八盘，不过遭到了王铁汉团一个营的阻击，一直到晚上都没法过来。
其实这时候东北军张廷枢师已经到达了古北口，关麟征师也已抵古北口以南的石匣，只要双方衔接好，这2个师往巴克什营一插，与王铁汉团合兵一处，再建好阵地工事，那样的话，就算铃木旅团一块来，日军的迂回也不一定就能轻易得逞。
所以你们着急慌忙地往后面跑什么呢，急着下班？
关东军可不理会你的什么下班时间。
在王以哲下达撤退命令时，一方面是前线本身处于被动之中，正面日军可以一鼓作气进行追击，另一方面，相原大队已经赶到，他们仗都不用打，直接坐着车，就跟撵兔子一样在后面撵。
于是，在我们面前，北大营的那一幕似乎又重现了：日军站在汽车上，端着机枪狂扫，路上的东北军官兵只是依靠两条腿没命地往后方狂奔，其间，饮弹而亡者、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而子弹，大多打在了后面。
真是看不下去。早知如此，我们在山地上跟他们拼到死，不也比这个强。
还好，总算大部分还是退进了古北口。门一关，大伙儿喘口气吧，毕竟是捡了条命。
一清点，光王志军团就损失了500多人，而且一多半是非战斗伤亡，都是在路上中招的。
你说晦气不晦气。
进得关口，气还没喘匀呢，两个东北军大佬就吵开了。
大佬谓谁？
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
不是检讨此次撤退得失，也不是在研究下一步如何防守，两人是在争着谁先下场。
112师其时在辖制上归属第57军（何柱国军），不过在古北口这块，当然要服从王以哲的指挥。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真打仗的时候，张廷枢根本就不听王以哲的，别说他了，顶头上司何柱国怎么样，照样不听。
要问张廷枢为什么这么牛，查了背景才知道。
“辅帅”张作相的二公子，跟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
怎么样，服不服？
因为这个无人能及的裙带关系，112师在东北军中也是牛气冲天，炙手可热。无论是装备还是待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待遇好就是硬道理，为此之故，大家挤破头都想进来。文凭学历也是水涨船高，军官里面，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系，那是一抓一大把。据说有一团长还是东北讲武堂第1期的，资历能赶上少帅了，可人家就愿意窝在这里当个高薪的团长，也不愿意到别的部队去当低薪的师长旅长。
不过，有句流行语是怎么说来着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却也不是万能的。
人家税警总团有钱，也能打仗，而东北军112师则验证了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有钱了也不一定就能打仗。
抱着这么个宝贝疙瘩，少帅和“辅帅”平时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真刀实枪地开练，所以112师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是也。
干什么呢？在家学阅兵式，走正步。
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有好事者，便送了一个绰号：少爷师。
少爷者，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力和牛气并不都是互相匹配的。
按照王以哲的意思，张政枋师以一支弱旅能在关外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再要顶在前面打，实在强人所难，而且说来说去，守古北口本来就是你张廷枢的活，别人是来替你受过的，现在你人也上来了，这个地方自然也应该交到你手上。
这话当然没有错，而且与张政枋师比起来，张廷枢的112师确实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也是由旅升为的师，但它的3个团可不是张政枋的那3个团，兵员几乎为后者的一倍，而且武器弹药非常充足。
可是等上司传递完命令后，张廷枢对此的反应却是“非常气愤”。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0 pm
关麟征领衔的这个25师，一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旅（第4师独立旅）。扩编后，人倒是多了，但武器却没有相应多出来，重武器方面，除了迫击炮外一无所有，什么山炮野炮更是没影的事。
此次出征，更是作孽。
就在领命出发的那一天，部队还面临着即将揭不开锅的局面，部队下个月的伙食费仍然没有着落。
你可以要求当兵的不怕死，可你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拨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地方借，一共凑了10万元，这才算一颗心暂时落了地。
想到前路茫茫，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关麟征便让杜聿明一个人坐上快车，先到北平去熟悉一下前方的情况，以免部队到后两眼一摸黑。
有了轮子，那就大不一样了，杜聿明3月1日就赶到北平，去了以后马上要求面见少帅。
此时热河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杜聿明认为少帅肯定会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至少是很高兴吧，毕竟是援军嘛。
然而他想错了。
高兴不高兴不知道，反正少帅不想见他（“不会客”）。
杜聿明虽然是个军人，但脑子转得倒也挺快，马上就打电话到少帅住的顺承王府。这次他给自己头上套了个光环，说自己是奉老蒋之命来的。
一个小旅长你可以不见，钦差大臣总不能不见吧。
那边回了一声：明天给答复。
杜聿明急得在屋子里一个劲地转圈，可是又毫无办法。
什么叫大牌，这回他算是领教了。
天可怜见，第二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少帅。
既然是来参战的，杜聿明最关心的当然是热河开战以来双方的作战情况、我方的战略战术以及经验教训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执意要拜见少帅的主因。
可是聊了半天，却没能从少帅嘴里得到一星半点相关信息。
对方似乎只对25师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感兴趣。
杜聿明心里这个别扭。我有多少人枪都放在那里，既多不出来，也少不到哪去，现在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不是。
这样谈话毫无意义啊，干脆直接问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问：热河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收到电报（这个回答让我也顿觉无语，有这样指挥打仗的吗？）。
又说：不过日军并不多，不用担心（我都要晕过去了，还不担心？热河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问：25师马上就要赶来了，怎样使用？
答：休息，休息一下再说吧（敢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援军是吧？）
问：对日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日机有些厉害……具体嘛，可以找王以哲研究研究（你自己也不清楚还是搞官僚主义？巨汗一个）。
杜聿明的问话步步紧要，没一句废话，这就是一懂行的。
少帅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到点子上，也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不愿意跟人说。
杜聿明后来几乎是被人轰出来的，因为少帅已经被他问得有些急了（“连喊副官倒茶”）。
出得门来，这位日后被称为“昆仑雄狮”的名将不得不仰天长叹一声。
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大事（抗日战事）糊涂。可乎？
看来，有时候所谓名将也就对打仗那点事拥有发言权。
杜兄，如果有一天你也坐到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在你看来的小事，在别人可能是大事，在你看来的大事，在别人可能是小事。有什么“可”不“可”的？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豁然开朗，而不至于耿耿于怀。
可是军人偏偏喜欢穷追到底，杜聿明尤其如此。
少帅这里摸不到什么，他就想到军分会去打听一下。
这个想法，我认为不错。
因为一般说来，要求领导对具体东西很熟也的确很难，而且越大的领导越可能是这样，毕竟人家管的是宏观嘛。
军分会的参谋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去了以后，杜聿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参谋处的负责人都不在，旁边的人说是有私事需料理（这倒符合东北军政长官们在大敌当前时的习惯）。
那些旁边的人，也就是留守办公室的小参谋们，则问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不能责怪他们，这种情况下还能呆在办公室，已经够意思了，起码比出去处理私事好吧。
杜聿明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所谓料理私事，就是准备逃命。
这就让人简直要对小参谋们由生敬意了。
比之于自己的领导，他们的表现真的算是很不错。
杜聿明这趟提前来北平，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他让北平民众知道中央军马上要来了，人心因此安定了不少。
关麟征师是单衣薄衫，赤足草鞋进入北平的。日本人是有条件提供辎重，他们不重视，而我们即使重视了也没用，因为所谓的防寒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
此时的华北大地上仍然是冰天雪地，古北口一带更是一片苍茫。
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这是一群要去流血拼命的好汉。于是北平各界就发动人们搞捐助。谁家有件棉大衣、皮大衣什么的，就拿出来给他们。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好过一点没有。
捐了衣服，还得捐工具。
长城周边的山地上，不都是很难挖动的岩石吗？
不可能让关麟征师的官兵们拿双手去挖吧。
大家又捐。
堂堂中央军，上场打仗前还不得不接受老百姓的捐助，举世恐怕也是少有。
接下来还没轮上打仗，就是走路，而且走得又累又不痛快。
由通州前进至密云。140里路，2天总要走吧。走在路上，就听到消息，说是承德已经丢了，心里这个郁闷。
到了密云，觉还没睡踏实，半夜三更又接到命令：古北口外围阵地打起来了，得赶紧去增援。
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上午8点，终于到达石匣镇。
此时，长山峪黄土梁的王志军团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就没法再往古北口开了，原因无它：日机上班了，得错开该时间段。
经过商量，部队暂时交由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指挥，关麟征和杜聿明先乘汽车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
这一路上，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此时东北军正在大批向南撤退，大白天的，也不管日机是否会来轰炸，反正乱糟糟的都是人，步兵，骑兵，炮兵，行李辎重队，没有次序，没有队列，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把路都给堵死了（“道路为之阻塞”）。
这哪里是军队，难民团大概都要比他们好看一点。
给这股人潮一弄，汽车自然也开不快（“车行如牛”），一直到深夜12点才到达古北口。
古北口街上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张皇失措的人马。一打听，全是张政枋师的部队，他们接到王以哲下达的撤退令，已经退进古北口，正不知道该从哪条街道往南撤呢。
眼前的情景，让人看了，除了沉重，就是失望，别提多难受了。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王以哲的指挥部，于是“有幸”看到了更让他们难受的一幕。
劝吧，不然今天晚上扯皮的这二位就没法收工了。
关麟征对张廷枢说：你想走是不是，好，那你就等关东军打到北平来吧。也就几天后的事，大家一齐等着上军事法庭！
张廷枢不怕王以哲（其实他也未必就真的怕少帅或者老蒋），但一想到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那还是有点怕的。
怎么办呢？
这位仁兄朝面前的两位“不速之客”看了两眼，忽然冒出一句：对啊，王军长要走，我也守不住，你们中央军够强，你们来守嘛！
王以哲此时正有骑虎难下之感，张少爷他压不住，自己其实也急于脱身，以便交防撤退，这个“建议”正好帮他解了围。因此，他也借驴下坡，说可以由关麟征来接防张廷枢，代替后者防守古北口。
劝劝架竟然把自个给搭进去了，关麟征马上来了火：中央军不是不能上来防守，但我上来了，不等于你们就得下去。人多力量大不是。
见关麟征动了怒，王以哲又犹豫了。
他同样不敢得罪中央军的这些人，生怕他们一生气，也撂挑子走路，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了。
没办法，当着“外人”的面，他只好又捡起长官的威势，转过头来压张廷枢：25师刚刚到前线，状态也没调整好，古北口还是由你先来防守比较好。如果你还叫唤着要撤，提头来见！
后一句话听起来挺有气魄，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果敢。
可惜色厉内荏。张廷枢一句话就把他顶到老远：张政枋师要撤下去，可以，让我守古北口，也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作声不得。
此次出征，更是作孽。
就在领命出发的那一天，部队还面临着即将揭不开锅的局面，部队下个月的伙食费仍然没有着落。
你可以要求当兵的不怕死，可你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拨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地方借，一共凑了10万元，这才算一颗心暂时落了地。
想到前路茫茫，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关麟征便让杜聿明一个人坐上快车，先到北平去熟悉一下前方的情况，以免部队到后两眼一摸黑。
有了轮子，那就大不一样了，杜聿明3月1日就赶到北平，去了以后马上要求面见少帅。
此时热河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杜聿明认为少帅肯定会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至少是很高兴吧，毕竟是援军嘛。
然而他想错了。
高兴不高兴不知道，反正少帅不想见他（“不会客”）。
杜聿明虽然是个军人，但脑子转得倒也挺快，马上就打电话到少帅住的顺承王府。这次他给自己头上套了个光环，说自己是奉老蒋之命来的。
一个小旅长你可以不见，钦差大臣总不能不见吧。
那边回了一声：明天给答复。
杜聿明急得在屋子里一个劲地转圈，可是又毫无办法。
什么叫大牌，这回他算是领教了。
天可怜见，第二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少帅。
既然是来参战的，杜聿明最关心的当然是热河开战以来双方的作战情况、我方的战略战术以及经验教训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执意要拜见少帅的主因。
可是聊了半天，却没能从少帅嘴里得到一星半点相关信息。
对方似乎只对25师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感兴趣。
杜聿明心里这个别扭。我有多少人枪都放在那里，既多不出来，也少不到哪去，现在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不是。
这样谈话毫无意义啊，干脆直接问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问：热河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收到电报（这个回答让我也顿觉无语，有这样指挥打仗的吗？）。
又说：不过日军并不多，不用担心（我都要晕过去了，还不担心？热河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问：25师马上就要赶来了，怎样使用？
答：休息，休息一下再说吧（敢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援军是吧？）
问：对日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日机有些厉害……具体嘛，可以找王以哲研究研究（你自己也不清楚还是搞官僚主义？巨汗一个）。
杜聿明的问话步步紧要，没一句废话，这就是一懂行的。
少帅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到点子上，也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不愿意跟人说。
杜聿明后来几乎是被人轰出来的，因为少帅已经被他问得有些急了（“连喊副官倒茶”）。
出得门来，这位日后被称为“昆仑雄狮”的名将不得不仰天长叹一声。
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大事（抗日战事）糊涂。可乎？
看来，有时候所谓名将也就对打仗那点事拥有发言权。
杜兄，如果有一天你也坐到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在你看来的小事，在别人可能是大事，在你看来的大事，在别人可能是小事。有什么“可”不“可”的？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豁然开朗，而不至于耿耿于怀。
可是军人偏偏喜欢穷追到底，杜聿明尤其如此。
少帅这里摸不到什么，他就想到军分会去打听一下。
这个想法，我认为不错。
因为一般说来，要求领导对具体东西很熟也的确很难，而且越大的领导越可能是这样，毕竟人家管的是宏观嘛。
军分会的参谋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去了以后，杜聿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参谋处的负责人都不在，旁边的人说是有私事需料理（这倒符合东北军政长官们在大敌当前时的习惯）。
那些旁边的人，也就是留守办公室的小参谋们，则问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不能责怪他们，这种情况下还能呆在办公室，已经够意思了，起码比出去处理私事好吧。
杜聿明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所谓料理私事，就是准备逃命。
这就让人简直要对小参谋们由生敬意了。
比之于自己的领导，他们的表现真的算是很不错。
杜聿明这趟提前来北平，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他让北平民众知道中央军马上要来了，人心因此安定了不少。
关麟征师是单衣薄衫，赤足草鞋进入北平的。日本人是有条件提供辎重，他们不重视，而我们即使重视了也没用，因为所谓的防寒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
此时的华北大地上仍然是冰天雪地，古北口一带更是一片苍茫。
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这是一群要去流血拼命的好汉。于是北平各界就发动人们搞捐助。谁家有件棉大衣、皮大衣什么的，就拿出来给他们。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好过一点没有。
捐了衣服，还得捐工具。
长城周边的山地上，不都是很难挖动的岩石吗？
不可能让关麟征师的官兵们拿双手去挖吧。
大家又捐。
堂堂中央军，上场打仗前还不得不接受老百姓的捐助，举世恐怕也是少有。
接下来还没轮上打仗，就是走路，而且走得又累又不痛快。
由通州前进至密云。140里路，2天总要走吧。走在路上，就听到消息，说是承德已经丢了，心里这个郁闷。
到了密云，觉还没睡踏实，半夜三更又接到命令：古北口外围阵地打起来了，得赶紧去增援。
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上午8点，终于到达石匣镇。
此时，长山峪黄土梁的王志军团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就没法再往古北口开了，原因无它：日机上班了，得错开该时间段。
经过商量，部队暂时交由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指挥，关麟征和杜聿明先乘汽车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
这一路上，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此时东北军正在大批向南撤退，大白天的，也不管日机是否会来轰炸，反正乱糟糟的都是人，步兵，骑兵，炮兵，行李辎重队，没有次序，没有队列，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把路都给堵死了（“道路为之阻塞”）。
这哪里是军队，难民团大概都要比他们好看一点。
给这股人潮一弄，汽车自然也开不快（“车行如牛”），一直到深夜12点才到达古北口。
古北口街上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张皇失措的人马。一打听，全是张政枋师的部队，他们接到王以哲下达的撤退令，已经退进古北口，正不知道该从哪条街道往南撤呢。
眼前的情景，让人看了，除了沉重，就是失望，别提多难受了。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王以哲的指挥部，于是“有幸”看到了更让他们难受的一幕。
劝吧，不然今天晚上扯皮的这二位就没法收工了。
关麟征对张廷枢说：你想走是不是，好，那你就等关东军打到北平来吧。也就几天后的事，大家一齐等着上军事法庭！
张廷枢不怕王以哲（其实他也未必就真的怕少帅或者老蒋），但一想到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那还是有点怕的。
怎么办呢？
这位仁兄朝面前的两位“不速之客”看了两眼，忽然冒出一句：对啊，王军长要走，我也守不住，你们中央军够强，你们来守嘛！
王以哲此时正有骑虎难下之感，张少爷他压不住，自己其实也急于脱身，以便交防撤退，这个“建议”正好帮他解了围。因此，他也借驴下坡，说可以由关麟征来接防张廷枢，代替后者防守古北口。
劝劝架竟然把自个给搭进去了，关麟征马上来了火：中央军不是不能上来防守，但我上来了，不等于你们就得下去。人多力量大不是。
见关麟征动了怒，王以哲又犹豫了。
他同样不敢得罪中央军的这些人，生怕他们一生气，也撂挑子走路，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了。
没办法，当着“外人”的面，他只好又捡起长官的威势，转过头来压张廷枢：25师刚刚到前线，状态也没调整好，古北口还是由你先来防守比较好。如果你还叫唤着要撤，提头来见！
后一句话听起来挺有气魄，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果敢。
可惜色厉内荏。张廷枢一句话就把他顶到老远：张政枋师要撤下去，可以，让我守古北口，也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作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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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1 pm
一旁的关麟征看看这不是办法，于是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
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台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待，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古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到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梗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分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
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抵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又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
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似乎有门了，杜聿明赶紧又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2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讯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至。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句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络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呆在古北口也就是摆摆的了）。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地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2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多呆，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而不久之前，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2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重点，难道左翼是重点？
也不是。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此处。
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台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待，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古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到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梗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分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
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抵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又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
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似乎有门了，杜聿明赶紧又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2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讯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至。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句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络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呆在古北口也就是摆摆的了）。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地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2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多呆，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而不久之前，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2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重点，难道左翼是重点？
也不是。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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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1 pm
我可以站在很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一句，在进攻方面，日本人的能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二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主动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浑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它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打哑谜。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外，关麟征又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并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了。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闷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叫北山的高地，即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再也上不去了。
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下，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引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噩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身于日军武士刀下。我以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2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惟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2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型，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2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二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主动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浑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它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打哑谜。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外，关麟征又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并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了。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闷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叫北山的高地，即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再也上不去了。
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下，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引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噩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身于日军武士刀下。我以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2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惟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2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型，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销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2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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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4 pm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也许就像《亮剑》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还打得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讯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追兵离师部仅有一百米的距离。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
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
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可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为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剧，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惟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2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腕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也许就像《亮剑》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还打得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讯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追兵离师部仅有一百米的距离。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
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
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可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为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剧，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惟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2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
关东军的心思，杜聿明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清楚，不过敌人不追，那就是大好事一件，赶快抓紧时间稳住阵脚，收容部队吧。
同一时间，西线古北口虽败，中线喜峰口却出人意料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
中国武士们出场了。
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说起来，这帮哥们当初活下来都不容易，犹能取得如许佳绩，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起身给他们鼓个掌先。
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实力快赶上老西北军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还记得“一二八”淞沪会战后，章太炎章老的那段酷评吗——“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老冯麾下能战之将，能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长技相似”的19路军能不能干得过对方都得两说。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永远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腕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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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5 pm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 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后来甚至有成为***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 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 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呆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青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拉拉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像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证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上哪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千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梗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证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上哪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千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梗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千块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冯玉祥和西北军都颇有渊源。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在老蒋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老蒋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那就是第27路军，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
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叛冯，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没好气呢，就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们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铰一般，实在是不好受（“情味甚为郁愁）。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老蒋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辞，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蛋。只要他愿意改编你，根本不在乎多给你一个编制。
老蒋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有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老蒋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老蒋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老蒋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嘛。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老蒋的秘书那里去了。
老蒋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开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老蒋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老蒋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老蒋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 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后来甚至有成为***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 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 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呆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青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拉拉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像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证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上哪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千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梗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证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上哪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千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梗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千块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老蒋。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冯玉祥和西北军都颇有渊源。
于右任引荐的人，老蒋自然没有不见之理。
在老蒋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老蒋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那就是第27路军，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
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叛冯，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没好气呢，就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们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铰一般，实在是不好受（“情味甚为郁愁）。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老蒋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辞，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蛋。只要他愿意改编你，根本不在乎多给你一个编制。
老蒋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有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老蒋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老蒋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老蒋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嘛。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老蒋的秘书那里去了。
老蒋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开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老蒋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老蒋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老蒋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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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6 pm
那么老蒋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中央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老蒋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老蒋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得太原者得天下，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啊，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就可能会尾大不掉。
老蒋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老蒋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大运了。能够跟老蒋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啊。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老蒋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
因为萧振瀛所涉及到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老蒋把孔祥熙叫来：呶，事情是这样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老蒋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块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啊。不愧是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老蒋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老蒋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老蒋终于点了头。
老蒋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老蒋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请派令”），这事才算成。
从老蒋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 郑君就没折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做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我忘记提一句了，萧振瀛本人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出来闯关东的。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政里面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进关谋出路的。
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们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一千块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灼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的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就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
2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 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2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宵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2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嫌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咪咪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仿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前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拔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帐，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惟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至。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中央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老蒋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老蒋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得太原者得天下，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啊，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就可能会尾大不掉。
老蒋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兼军政部长，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老蒋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大运了。能够跟老蒋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啊。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老蒋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
因为萧振瀛所涉及到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老蒋把孔祥熙叫来：呶，事情是这样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老蒋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块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啊。不愧是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老蒋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老蒋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老蒋终于点了头。
老蒋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老蒋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请派令”），这事才算成。
从老蒋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 郑君就没折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做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我忘记提一句了，萧振瀛本人就是地道的东北人，他的祖上也是从山东逃荒出来闯关东的。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政里面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进关谋出路的。
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们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一千块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灼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的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就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
2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 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
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
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
29军下辖2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
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
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
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
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
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
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
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
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
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宵云外去了。
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2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嫌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
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咪咪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
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
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仿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是其惯常打扮。
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
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前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拔来补助费。
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
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
萧振瀛一算帐，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
只好再想办法。
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
阎老西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
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惟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
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
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
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
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
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
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
在当年的***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
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至。
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
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
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
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
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
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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