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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7 pm
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 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的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它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一说为5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象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西北兄弟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老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块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阎摆起一副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因为早先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这人还算是厚道，出于当年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还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老蒋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当初19路军在参加淞沪战役前，就是这么被不情不愿地调到江西去的，除了损兵折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要不是运气好，被调回京师，又正好赶上跟日本人作战，没准就要弄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的部队（红军）战力了得，能征善战，在那个时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跟红军作战，除了中央军属于职分所在，没有办法，几乎再没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中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
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中央，不找老蒋，他去找东北军。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四处放风，说老阎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当年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的一箭之仇，一个不留神，没准他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少帅本来对老阎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这一下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就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进驻晋东的榆次和阳泉，以扼制太原咽喉，如此，“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那就把你们调过去吧。
这边老阎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讲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张自忠进驻阳泉，赵登禹占领榆次，冯治安、刘汝明则在附近遥相呼应。
此时，老阎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还离我更近了？！
一打听，明白了，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了。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老阎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着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它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昂然，其实也蛮有点耍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情况下，不耍赖皮，还能有什么其它更好的应对办法？
老阎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急忙给张学良打报告，可人家愣没搭理他，这才知道29军的行动，竟然就是张学良默许的。
再到老蒋那里告御状。老蒋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原因是萧振瀛已经提前给老蒋送去了“独家解释”，说是29军如果留驻不走，可以起到稳定华北，牵制晋奉的作用。
多贴心的一个解释啊，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再看张学良本人也没有要调29军南下的意思，也就做罢了。
留驻晋东，为29军后来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它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披一披，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次第，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对于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同志们来说，“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
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展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时候我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便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决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我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屠杀和侵略他们的日本鬼子（“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经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起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 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拿来主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迟迟缩缩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拉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扒在一口大锅上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了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
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
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
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
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
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
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
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
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
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
那他们都听谁的？
当然是听阎锡 山阎先生的了。
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
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
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完。
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
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
接着辟谣。
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
最后一点，徐永昌说的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
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它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一说为5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象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西北兄弟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老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块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阎摆起一副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因为早先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这人还算是厚道，出于当年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还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老蒋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当初19路军在参加淞沪战役前，就是这么被不情不愿地调到江西去的，除了损兵折将，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要不是运气好，被调回京师，又正好赶上跟日本人作战，没准就要弄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了。
***的部队（红军）战力了得，能征善战，在那个时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跟红军作战，除了中央军属于职分所在，没有办法，几乎再没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中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
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中央，不找老蒋，他去找东北军。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四处放风，说老阎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当年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的一箭之仇，一个不留神，没准他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少帅本来对老阎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这一下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就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进驻晋东的榆次和阳泉，以扼制太原咽喉，如此，“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那就把你们调过去吧。
这边老阎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讲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张自忠进驻阳泉，赵登禹占领榆次，冯治安、刘汝明则在附近遥相呼应。
此时，老阎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还离我更近了？！
一打听，明白了，真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了。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老阎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着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它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昂然，其实也蛮有点耍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情况下，不耍赖皮，还能有什么其它更好的应对办法？
老阎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急忙给张学良打报告，可人家愣没搭理他，这才知道29军的行动，竟然就是张学良默许的。
再到老蒋那里告御状。老蒋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原因是萧振瀛已经提前给老蒋送去了“独家解释”，说是29军如果留驻不走，可以起到稳定华北，牵制晋奉的作用。
多贴心的一个解释啊，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再看张学良本人也没有要调29军南下的意思，也就做罢了。
留驻晋东，为29军后来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它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披一披，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次第，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对于地方上真正有实力的同志们来说，“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
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展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时候我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便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决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我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屠杀和侵略他们的日本鬼子（“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经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起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 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拿来主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迟迟缩缩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拉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扒在一口大锅上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了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8 pm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老蒋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动静。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老蒋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关东军大改组，武藤上任，对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这个时候，说少帅真的不急是假的。义勇军在东北的情形，问一下北平救国会就知道了。
如果东北义勇军顶不住，隔着河北平津的还有一个热河。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就是察哈尔，那里同样需要有人顶上一把。
可是派谁去呢？
没人愿意去。
当年全国的穷省里面，要是弄个排名榜的话，察哈尔省绝对在三甲之列。
这就想到了当年拾荒一样收来的那根大钢筋，听说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29军一直“赖”在山西不走，而以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阎老西竟然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
不过事先说好，这次去是没有“开拔费”的。
宋哲元一听，满口答应。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心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这就意味着，29军从此有自己的窝了，哪怕那是穷得冒泡的察哈尔，哪怕没有一分钱“开拔费”。
“赖”在山西那是无处可去，你当谁真的心甘情愿。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估计那几晚，29军的官兵做梦都是含着泪花的。
收拾好行装（其实也没什么行装好收拾），立刻开拔。
阎老西你还别瞧不起人，爷爷只要有地方呆，就是睡草堆，也比蹲在你大门口遭你白眼强。
这一路，29军走的都是夜路，白天根本不敢走动，倒不是怕日军的飞机空袭，而是担心被剿匪部队认做是土匪。
其时，他们在衣着装备上跟土匪相比确实也没多大区别。
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这句话放在29军身上还是很贴切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一天天在增长，谁也不敢再不把29军放在眼里了，当初谁也不要的小乞丐渐渐变成了如今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到长城抗战前后，29军军容之盛已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宋哲元曾经苦求不得的那个师也有了着落，少帅这回爽快地点了头，29军暂编第2师（暂2师）成立，刘汝明从那个不尴不尬的副军长职位解脱出来，去当了师长。
事实上，29军的奇遇不止于此。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们。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时，29军就进入了作战序列，并被编为陆军第3军团。
但在张学良主持的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却出现了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大家划分防区。少帅拿一支铅笔，在地图上信手一划，然后一指，对宋哲元说，你守这一线。
宋哲元低头一看，马上大叫了起来，哪有这样划法的，29军的防区也太多了一点吧，敢情挑担的事情全让我们干了。
少帅说，你别怕呀，旁边不是还有个何柱国吗，他可以帮你。
不提何柱国犹可，一提，宋哲元更不干了。
这兄弟刚刚丢了山海关，一个败军之将，他能给我帮什么忙，不添乱我就谢谢他了！
堂堂东北军大将，竟然被说得一钱不值，可又没法辨驳，这让少帅当场僵在那里，半天都没能抬起头来，会议只得不了了之。
热河惨败，除了战略失误外，主帅威望难以服众，乃至华北各派系无法凝成合力亦占不小因素。
宋哲元在会上不给少帅面子，半是因为觉得任务过重，仅靠29军难以胜任，半是在发泄情绪。
当初我们西北军新败，贱卖的贱卖，做小的做小，当丫环的当丫环，还不都是赖你们东北军所赐。你们不是很能吗，怎么大难临头，就只指望着别人给你们挑大梁，堵枪眼了。
有实力，自然就有了耍大牌的资本。
但这并不表明29军不愿意参加抗战。相反，在座 诸君，没人比他们打鬼子的愿望更强烈了。
长城一旦失陷，察北（察哈尔省北部）的很大一部分必被分割出去，而剩下来的也朝不保夕，日本人舌头一卷，随时可以吞到肚子里去。对于刚刚体验到一点家的感觉的西北军官兵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一直以来，29军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那就是19路军。
“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前，这支地方部队不但藉藉无名，还差点在江西战场上做了炮灰。可在那一战后，全国皆以之为英雄，差不多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
随名而来的，还有利。
蒋光鼐因功升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任19路军总指挥，福建民众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驻。在老蒋眼鼻子底下，“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此时29军的处境和淞沪会战前的19路军相仿，后者的成功显然给宋哲元以很大启发。
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穷汉在敢于拼命，舍得拼命方面肯定比坛坛罐罐一大堆的富家子弟要豁得出去得多。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可能将是整个世界。
做为相反的例子，曾经家大业大的东北军无疑就是吃了患得患失的亏。
早在晋东时，宋哲元不仅在思想和军事上积极备战，还专门组织参观团到上海，考察19路军的作战情况，并把他们的经验编成材料，印发至全军。
这个经验简而略之，无非两条：一，日军是可以战胜的。二，怎样才能战胜日军。
因此，在当时参战的地方军队中，29军的准备实际上是比较充分的，可谓有备而来。
同一时期，也是29军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一个时期。据说，在整个长城抗战阶段，宋哲元不但能对师旅长指挥自如，就是对基层的团长营长乃至连长亦能做到直接指挥，而这即使在老西北军鼎盛时期的冯玉祥那里也是不可想象的。
也许，它已经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29军能在长城抗战建立奇功。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老蒋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关东军大改组，武藤上任，对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这个时候，说少帅真的不急是假的。义勇军在东北的情形，问一下北平救国会就知道了。
如果东北义勇军顶不住，隔着河北平津的还有一个热河。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就是察哈尔，那里同样需要有人顶上一把。
可是派谁去呢？
没人愿意去。
当年全国的穷省里面，要是弄个排名榜的话，察哈尔省绝对在三甲之列。
这就想到了当年拾荒一样收来的那根大钢筋，听说现在发展得很不错。
29军一直“赖”在山西不走，而以前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阎老西竟然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
不过事先说好，这次去是没有“开拔费”的。
宋哲元一听，满口答应。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心里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这就意味着，29军从此有自己的窝了，哪怕那是穷得冒泡的察哈尔，哪怕没有一分钱“开拔费”。
“赖”在山西那是无处可去，你当谁真的心甘情愿。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估计那几晚，29军的官兵做梦都是含着泪花的。
收拾好行装（其实也没什么行装好收拾），立刻开拔。
阎老西你还别瞧不起人，爷爷只要有地方呆，就是睡草堆，也比蹲在你大门口遭你白眼强。
这一路，29军走的都是夜路，白天根本不敢走动，倒不是怕日军的飞机空袭，而是担心被剿匪部队认做是土匪。
其时，他们在衣着装备上跟土匪相比确实也没多大区别。
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这句话放在29军身上还是很贴切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一天天在增长，谁也不敢再不把29军放在眼里了，当初谁也不要的小乞丐渐渐变成了如今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到长城抗战前后，29军军容之盛已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
宋哲元曾经苦求不得的那个师也有了着落，少帅这回爽快地点了头，29军暂编第2师（暂2师）成立，刘汝明从那个不尴不尬的副军长职位解脱出来，去当了师长。
事实上，29军的奇遇不止于此。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们。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时，29军就进入了作战序列，并被编为陆军第3军团。
但在张学良主持的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却出现了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大家划分防区。少帅拿一支铅笔，在地图上信手一划，然后一指，对宋哲元说，你守这一线。
宋哲元低头一看，马上大叫了起来，哪有这样划法的，29军的防区也太多了一点吧，敢情挑担的事情全让我们干了。
少帅说，你别怕呀，旁边不是还有个何柱国吗，他可以帮你。
不提何柱国犹可，一提，宋哲元更不干了。
这兄弟刚刚丢了山海关，一个败军之将，他能给我帮什么忙，不添乱我就谢谢他了！
堂堂东北军大将，竟然被说得一钱不值，可又没法辨驳，这让少帅当场僵在那里，半天都没能抬起头来，会议只得不了了之。
热河惨败，除了战略失误外，主帅威望难以服众，乃至华北各派系无法凝成合力亦占不小因素。
宋哲元在会上不给少帅面子，半是因为觉得任务过重，仅靠29军难以胜任，半是在发泄情绪。
当初我们西北军新败，贱卖的贱卖，做小的做小，当丫环的当丫环，还不都是赖你们东北军所赐。你们不是很能吗，怎么大难临头，就只指望着别人给你们挑大梁，堵枪眼了。
有实力，自然就有了耍大牌的资本。
但这并不表明29军不愿意参加抗战。相反，在座 诸君，没人比他们打鬼子的愿望更强烈了。
长城一旦失陷，察北（察哈尔省北部）的很大一部分必被分割出去，而剩下来的也朝不保夕，日本人舌头一卷，随时可以吞到肚子里去。对于刚刚体验到一点家的感觉的西北军官兵来说，这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一直以来，29军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那就是19路军。
“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前，这支地方部队不但藉藉无名，还差点在江西战场上做了炮灰。可在那一战后，全国皆以之为英雄，差不多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
随名而来的，还有利。
蒋光鼐因功升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任19路军总指挥，福建民众敲锣打鼓，欢迎他们进驻。在老蒋眼鼻子底下，“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此时29军的处境和淞沪会战前的19路军相仿，后者的成功显然给宋哲元以很大启发。
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穷汉在敢于拼命，舍得拼命方面肯定比坛坛罐罐一大堆的富家子弟要豁得出去得多。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可能将是整个世界。
做为相反的例子，曾经家大业大的东北军无疑就是吃了患得患失的亏。
早在晋东时，宋哲元不仅在思想和军事上积极备战，还专门组织参观团到上海，考察19路军的作战情况，并把他们的经验编成材料，印发至全军。
这个经验简而略之，无非两条：一，日军是可以战胜的。二，怎样才能战胜日军。
因此，在当时参战的地方军队中，29军的准备实际上是比较充分的，可谓有备而来。
同一时期，也是29军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一个时期。据说，在整个长城抗战阶段，宋哲元不但能对师旅长指挥自如，就是对基层的团长营长乃至连长亦能做到直接指挥，而这即使在老西北军鼎盛时期的冯玉祥那里也是不可想象的。
也许，它已经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29军能在长城抗战建立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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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19 pm
好了，我们该把镜头移到喜峰口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就在古北口那边王以哲下令全师撤退的时候，喜峰口的东北军2个师（属万福麟军）也嚷嚷着要撤了，而且他们的特点都差不多，说败就败，说退就退，喊一声救命，人已经蹭地一下跳出了好远。
身手倒是矫健，不过让人很无语。
所幸29军的反应相当之快。万福麟“救……”刚出口，援军已经飞出了起跑线。
这是一支早已蓄势待发的骑兵部队，也是29军的前进支队、赵登禹属下的王长海团，指挥官为副旅长何基沣（保定9期）。
在喜峰口频频告急之前，何基沣已率领王长海团到达喜峰口南面60里地的三屯营。
就在接近喜峰口的时候，迎面撞上了万福麟的一个炮兵旅。
在此之前，何基沣曾与守喜峰口的东北军约好，等天黑以后，29军就能够大部进入喜峰口接防，到时东北军再撤往后方休整。
可是哪里能等得到天黑啊，东北军起个大早就要往后跑了。
这里29军骑着骏马向北飞奔，那里他们推着大炮向南急退，表情竟然都是一样地急促。
当时东北军某些部队打仗之烂，几乎激起友军公愤（“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
中午，王长海团赶到喜峰口南关。
王长海想得很好，来了以后，让对方长官带着他到喜峰口两侧阵地看一下地形，然后再部署兵力，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还没找到这个长官，阵地上的东北军忽然纷纷后退，他们甚至连即将放学的小朋友都不如，就那么无组织无纪律，一窝峰地往后跑，就象防水堤垮了一样（“退兵似水涌”）。
王长海的换防部队立刻就被他们给阻住了。
原因是关外出了点状况，据说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看这样子，不找那个东北军长官也罢，自己动手吧。
王长海观察了一下，迅速分出部队抢占喜峰口附近的各个高地和关隘。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其它地方都占住了，偏偏最重要的一个高地——喜峰口东北制高点老婆山落入敌手！
早在长城抗战打响前，29军就专门派人对长城沿线进行了一番侦察，结果发现喜峰口两边的高地，以东北的老婆山地势最高（山如其名），一旦被日军占领，其它高地便都处于其俯瞰之下，换句话说，谁控制了老婆山，谁在喜峰口就是老大。
日军是追着东北军屁股追上老婆山的。东北军仓促溃退之前，没来得及把接力棒交到29军手上，反而稀里糊涂地交到日军手上去了。
这支日军其实也是骑兵，不然也不会跑得这么快。他们属于服部旅团的一个骑兵中队（高惊骑兵中队）。
在包括熊本师团等部队还未能上来之前，弘前师团进军最重要的西线古北口，服部旅团则很大度地把中线的喜峰口和东线的冷口都包了。
活是多了一点，不过那得看跟谁打。
对付万福麟，并不难。
万福麟的部队不经打，那他本人在哪里呢？
放心，离前线远着呢，你就是用装定位仪的精确制导导弹都不一定能找到他。
东北军战绩如此糟糕，其实过错并不一定全在基层士兵身上，其主因还在“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打仗的时候，师以上高级指挥官都离第一线至少有200里距离，一旦交战，他们就靠电话在后面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当然也就只能是瞎指挥。
反观其它部队，晋绥军“工兵师长”黄光华每战亲临，中央军25师师长关麟征急了会带头冲锋，以后我们还将看到更猛的——29军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赤着膊在最前面砍人！
这些在东北军里面，想都不用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老是远远地躲在后面，还能不打败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按照那个丢脸丢到家的“热河经验”，在服部旅团主力未到达之前，一马当先的不是先遣队，就是小股骑兵。
其实高惊中队人并不多，东北军可有2个师呢，还有大炮，如果认真一点的话，居高临下，决不至于被这点骑兵赶得到处跑，要知道，人家戴安澜团对付整整一个骑兵联队，不也守住了吗。
中日两支骑兵部队都是远道而来，气喘吁吁，但却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围绕老婆山展开了争夺战。
现在形势却是完全倒过来了。日军变成了从上往下守，29军变成了从下往上攻，偏偏这里的高地还有个特点，北面平缓，南面陡峭，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南面上来部队的攻击难度。
那就把特殊武器亮出来，肉搏。
这个特殊武器，我不想卖关子，因为地球人都知道29军是靠什么出名的。
前面晋绥军在冷口用大刀砍了米山支队，不过他们那也就叫做会耍而已，真正靠这个吃饭的，是西北军。
对西北军来说，大范围使用大刀，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支部队从建军开始，就时时面临着军备匮乏这一难题。
大家反正苦惯了，饭少吃一点，吃差一点，还能忍受，无非是裤腰带束束紧，三顿变两顿，馒头变窝头。但军备差是很难忍的。
你没子弹，今天不打靶，明天不打靶，后天上战场的时候，可能连枪的准星在哪里都找不着了，就算是想拼剌刀，那枪剌也没地儿找去。
西北军的步枪不仅既老又少，好多还不配刺刀，这东东看似不起眼，工艺却很精密，很多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土炮，却愣是造不出合格的剌刀来，相对而言，手榴弹这样的铁疙瘩就比较好生产，下线的时候就跟下蛋一样。
事实上，只要有钱，这些都可以迎刃而解。可西北军一直都穷得要穿开档裤，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如何能拿钱出来买武器呢。
一方面，是没钱买军火或好一点的军火，另一方面，在民国历史上，西北军善战却又是有名的，除了中央军，有几支人马，敢轻易跟这帮兄弟当面锣，对面鼓地打一场。
他们靠什么能赢，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大刀。
说起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冷兵器的优点真是太多了。
取材方便：有铁就行，用NN把菜刀的料就可集成一把大刀。
制造简单：一个乡下铁匠就能完成，连普通机床都不要。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省钱，不仅前期投入少，后期也几乎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拿过来就能使。
练打靶还要费子弹呢，耍刀的成本无非就是出身大汗。
这东西，不光是被西北军看上了，晋绥军也用，再说开去，那时候只要缺枪少弹的穷部队，没有不打冷兵器主意的。毕竟，你在没枪的情况下，有口刀在手上，总比赤手空拳强吧。
我们想探究的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用过刀，可提起大刀，第一块牌子还得数西北军呢？
身高体壮是个基本条件。
这位兄弟可能要抱有怀疑，你不是说他们穷得连粥都喝不上吗，如何还能做到身高体壮？
我告诉你，人家这身高体壮不是后天吃出来的，是先天成就的，也就是说，招兵买马的时候，挑的就是这帮人。
别的不用看，瞧一眼老冯本人就知道了，一米九的个头（也有说是一米八，不过就这在民国年间也得仰首而视了），魁悟得跟头牛一样，往那里一站，犹如擎天一柱。你说这老冯也不是出身于什么顿顿喝牛奶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只能说是天降斯人了。
主帅是个大块头，底下的兵也得多少相配不是。所以，西北军官兵一般都是高大威猛的西北汉子。至少，在我看过的历史老照片里，凡西北军的，一出场基本都是魁悟猛男。
有高度，有体力，抡大刀自然就占便宜。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武功底子，不熟稔刀法，再怎么卖力地挥来舞去，大刀的威力也不得不大打折扣。
在《大刀》那部片子里面，主人公来自武林世家，所以大刀舞得有模有样。
不过这是特例，跟《我的兄弟叫顺溜》中一入伍就是神枪手的“顺溜”一样，拿着做做典型可以，放之四海就不准了。
人家会武术的能有如许成就，都不是一日之功，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也。
在周星驰版的《鹿鼎记》里，韦小宝要向他的师父陈近南学功夫以防身，后者给了他一本书——只是目录，这位师父告诉他，等你把目录上的所有武学秘籍都看完，差不多就能在江湖上露个小脸了。
韦小宝立刻打了退堂鼓。
这就是做梦与现实的区别。前者只要拿到一本秘籍就可以笑傲江湖，后者穷数年之功，仍可能不得门庭而入。
岂止武术，任何技艺莫不如此。
当兵打仗舞大刀，就是马上要派用场的，谁能等这么久。
那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退一步想想，你用大刀干什么？不是要当武术家，也不是要做明星当演员，那是拿来砍人的。
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花俏，不需要眼花缭乱的一招又一招，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拿着笔打分的评委，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对方砍倒。
经过无数次实践，西北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刀法。
此即“破峰八刀”（又称无极刀法），也就是从传统刀法中提炼出来的8个要诀，拿他们来对付剌刀，够了。
这8个要诀我都看到过，可如我等笨人既看不懂，也记不住。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当然可以。
一套缩成了一招，如果写在密籍上，半页纸都不要。
名字很俗，叫做“缠头裹脑”。
包括两个动作，就是先磕一磕（挡开剌刀），再抡一抡（一圈够了，多了没用）。
简单吧。
然而实用。
不会武术不要紧，脑子转得不快也不要紧，咱就记得把这个动作弄到熟就行了，到时候条件反射，只要记得使上力，就能派用场。
宋哲元所要做的，就是把大刀这个西北军的看家活发挥到极至。
29军平时练得最多的，就是大刀，而且也是那一招两个动作，反来复去的练，没完没了的练，练到最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第一个从他们脑子里跳出来的，都是这个规定程序。
这已经不是熟，是烂熟。
现在又轮到大刀派用场了。
王长海指挥第1营（石振纲营）一边攀岩，一边挥刀向老婆山的日军砍杀。
日军被砍死敌数十人，老婆山重被夺回。
事实证明，长城不是热河，守卫长城的部队也并不都像万福麟的部队那样好捏，“128骑进承德”的神话在这里是难以被成功复制的。
如此一来，服部旅团的先遣队就统统没了弘前师团那样的好运气，冷口的米山先遣支队吃瘪在前，喜峰口的高惊骑兵中队也只好从高地上退了下去。
但是由于所处位置和火力配备上吃亏（仰着头吃鬼子的子弹），王长海团付出了巨大代价，除营长石振纲手臂负伤外，官兵伤亡竟达400余人，也就是平均每砍死一个鬼子，就得倒下几十个弟兄。
高惊中队刚刚退下，日军主力就到了。
服部旅团的两个大队陆续赶到喜峰口，随这两个大队赶到的，还有日军炮兵。
12门野炮被集中起来，对老婆山上早已坍塌的一处城墙缺口进行猛轰。
那城墙也不是什么钢筋混凝土，泥砖砌成的，虽然弄了一堆麻袋堵了漏洞，却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当是时，连守卫该处位置的官兵都被震昏在地，城墙自然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日军从缺口处蜂拥而上。
又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战，守军虽奋力搏杀，无奈冲上来的日军实在太多，在阵亡60余人后，老婆山高地得而复失。
老婆山一被日军控制，29军的一举一动尽收其眼底，连走个路都不方便。王长海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要命的高地给拿下来，随后又命一个营乘夜攀崖，发起反攻，但日军居高临下，力都不用出的，只要对着下面打打枪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倒成了他的靶子，实在是一个很吃亏的买卖。
王长海只得传令收兵，把部队集中到西北松亭山高地，并在那里建立阵地，与日军所占据的东北老婆山高地形成对峙。
就在这天晚上，王长海收到了一个令他极度犯晕的消息，董家口失守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就在古北口那边王以哲下令全师撤退的时候，喜峰口的东北军2个师（属万福麟军）也嚷嚷着要撤了，而且他们的特点都差不多，说败就败，说退就退，喊一声救命，人已经蹭地一下跳出了好远。
身手倒是矫健，不过让人很无语。
所幸29军的反应相当之快。万福麟“救……”刚出口，援军已经飞出了起跑线。
这是一支早已蓄势待发的骑兵部队，也是29军的前进支队、赵登禹属下的王长海团，指挥官为副旅长何基沣（保定9期）。
在喜峰口频频告急之前，何基沣已率领王长海团到达喜峰口南面60里地的三屯营。
就在接近喜峰口的时候，迎面撞上了万福麟的一个炮兵旅。
在此之前，何基沣曾与守喜峰口的东北军约好，等天黑以后，29军就能够大部进入喜峰口接防，到时东北军再撤往后方休整。
可是哪里能等得到天黑啊，东北军起个大早就要往后跑了。
这里29军骑着骏马向北飞奔，那里他们推着大炮向南急退，表情竟然都是一样地急促。
当时东北军某些部队打仗之烂，几乎激起友军公愤（“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
中午，王长海团赶到喜峰口南关。
王长海想得很好，来了以后，让对方长官带着他到喜峰口两侧阵地看一下地形，然后再部署兵力，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还没找到这个长官，阵地上的东北军忽然纷纷后退，他们甚至连即将放学的小朋友都不如，就那么无组织无纪律，一窝峰地往后跑，就象防水堤垮了一样（“退兵似水涌”）。
王长海的换防部队立刻就被他们给阻住了。
原因是关外出了点状况，据说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看这样子，不找那个东北军长官也罢，自己动手吧。
王长海观察了一下，迅速分出部队抢占喜峰口附近的各个高地和关隘。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其它地方都占住了，偏偏最重要的一个高地——喜峰口东北制高点老婆山落入敌手！
早在长城抗战打响前，29军就专门派人对长城沿线进行了一番侦察，结果发现喜峰口两边的高地，以东北的老婆山地势最高（山如其名），一旦被日军占领，其它高地便都处于其俯瞰之下，换句话说，谁控制了老婆山，谁在喜峰口就是老大。
日军是追着东北军屁股追上老婆山的。东北军仓促溃退之前，没来得及把接力棒交到29军手上，反而稀里糊涂地交到日军手上去了。
这支日军其实也是骑兵，不然也不会跑得这么快。他们属于服部旅团的一个骑兵中队（高惊骑兵中队）。
在包括熊本师团等部队还未能上来之前，弘前师团进军最重要的西线古北口，服部旅团则很大度地把中线的喜峰口和东线的冷口都包了。
活是多了一点，不过那得看跟谁打。
对付万福麟，并不难。
万福麟的部队不经打，那他本人在哪里呢？
放心，离前线远着呢，你就是用装定位仪的精确制导导弹都不一定能找到他。
东北军战绩如此糟糕，其实过错并不一定全在基层士兵身上，其主因还在“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打仗的时候，师以上高级指挥官都离第一线至少有200里距离，一旦交战，他们就靠电话在后面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当然也就只能是瞎指挥。
反观其它部队，晋绥军“工兵师长”黄光华每战亲临，中央军25师师长关麟征急了会带头冲锋，以后我们还将看到更猛的——29军的前敌总指挥赵登禹赤着膊在最前面砍人！
这些在东北军里面，想都不用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老是远远地躲在后面，还能不打败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按照那个丢脸丢到家的“热河经验”，在服部旅团主力未到达之前，一马当先的不是先遣队，就是小股骑兵。
其实高惊中队人并不多，东北军可有2个师呢，还有大炮，如果认真一点的话，居高临下，决不至于被这点骑兵赶得到处跑，要知道，人家戴安澜团对付整整一个骑兵联队，不也守住了吗。
中日两支骑兵部队都是远道而来，气喘吁吁，但却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围绕老婆山展开了争夺战。
现在形势却是完全倒过来了。日军变成了从上往下守，29军变成了从下往上攻，偏偏这里的高地还有个特点，北面平缓，南面陡峭，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南面上来部队的攻击难度。
那就把特殊武器亮出来，肉搏。
这个特殊武器，我不想卖关子，因为地球人都知道29军是靠什么出名的。
前面晋绥军在冷口用大刀砍了米山支队，不过他们那也就叫做会耍而已，真正靠这个吃饭的，是西北军。
对西北军来说，大范围使用大刀，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支部队从建军开始，就时时面临着军备匮乏这一难题。
大家反正苦惯了，饭少吃一点，吃差一点，还能忍受，无非是裤腰带束束紧，三顿变两顿，馒头变窝头。但军备差是很难忍的。
你没子弹，今天不打靶，明天不打靶，后天上战场的时候，可能连枪的准星在哪里都找不着了，就算是想拼剌刀，那枪剌也没地儿找去。
西北军的步枪不仅既老又少，好多还不配刺刀，这东东看似不起眼，工艺却很精密，很多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土炮，却愣是造不出合格的剌刀来，相对而言，手榴弹这样的铁疙瘩就比较好生产，下线的时候就跟下蛋一样。
事实上，只要有钱，这些都可以迎刃而解。可西北军一直都穷得要穿开档裤，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如何能拿钱出来买武器呢。
一方面，是没钱买军火或好一点的军火，另一方面，在民国历史上，西北军善战却又是有名的，除了中央军，有几支人马，敢轻易跟这帮兄弟当面锣，对面鼓地打一场。
他们靠什么能赢，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大刀。
说起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冷兵器的优点真是太多了。
取材方便：有铁就行，用NN把菜刀的料就可集成一把大刀。
制造简单：一个乡下铁匠就能完成，连普通机床都不要。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省钱，不仅前期投入少，后期也几乎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拿过来就能使。
练打靶还要费子弹呢，耍刀的成本无非就是出身大汗。
这东西，不光是被西北军看上了，晋绥军也用，再说开去，那时候只要缺枪少弹的穷部队，没有不打冷兵器主意的。毕竟，你在没枪的情况下，有口刀在手上，总比赤手空拳强吧。
我们想探究的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用过刀，可提起大刀，第一块牌子还得数西北军呢？
身高体壮是个基本条件。
这位兄弟可能要抱有怀疑，你不是说他们穷得连粥都喝不上吗，如何还能做到身高体壮？
我告诉你，人家这身高体壮不是后天吃出来的，是先天成就的，也就是说，招兵买马的时候，挑的就是这帮人。
别的不用看，瞧一眼老冯本人就知道了，一米九的个头（也有说是一米八，不过就这在民国年间也得仰首而视了），魁悟得跟头牛一样，往那里一站，犹如擎天一柱。你说这老冯也不是出身于什么顿顿喝牛奶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只能说是天降斯人了。
主帅是个大块头，底下的兵也得多少相配不是。所以，西北军官兵一般都是高大威猛的西北汉子。至少，在我看过的历史老照片里，凡西北军的，一出场基本都是魁悟猛男。
有高度，有体力，抡大刀自然就占便宜。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武功底子，不熟稔刀法，再怎么卖力地挥来舞去，大刀的威力也不得不大打折扣。
在《大刀》那部片子里面，主人公来自武林世家，所以大刀舞得有模有样。
不过这是特例，跟《我的兄弟叫顺溜》中一入伍就是神枪手的“顺溜”一样，拿着做做典型可以，放之四海就不准了。
人家会武术的能有如许成就，都不是一日之功，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也。
在周星驰版的《鹿鼎记》里，韦小宝要向他的师父陈近南学功夫以防身，后者给了他一本书——只是目录，这位师父告诉他，等你把目录上的所有武学秘籍都看完，差不多就能在江湖上露个小脸了。
韦小宝立刻打了退堂鼓。
这就是做梦与现实的区别。前者只要拿到一本秘籍就可以笑傲江湖，后者穷数年之功，仍可能不得门庭而入。
岂止武术，任何技艺莫不如此。
当兵打仗舞大刀，就是马上要派用场的，谁能等这么久。
那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退一步想想，你用大刀干什么？不是要当武术家，也不是要做明星当演员，那是拿来砍人的。
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花俏，不需要眼花缭乱的一招又一招，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拿着笔打分的评委，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对方砍倒。
经过无数次实践，西北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刀法。
此即“破峰八刀”（又称无极刀法），也就是从传统刀法中提炼出来的8个要诀，拿他们来对付剌刀，够了。
这8个要诀我都看到过，可如我等笨人既看不懂，也记不住。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当然可以。
一套缩成了一招，如果写在密籍上，半页纸都不要。
名字很俗，叫做“缠头裹脑”。
包括两个动作，就是先磕一磕（挡开剌刀），再抡一抡（一圈够了，多了没用）。
简单吧。
然而实用。
不会武术不要紧，脑子转得不快也不要紧，咱就记得把这个动作弄到熟就行了，到时候条件反射，只要记得使上力，就能派用场。
宋哲元所要做的，就是把大刀这个西北军的看家活发挥到极至。
29军平时练得最多的，就是大刀，而且也是那一招两个动作，反来复去的练，没完没了的练，练到最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第一个从他们脑子里跳出来的，都是这个规定程序。
这已经不是熟，是烂熟。
现在又轮到大刀派用场了。
王长海指挥第1营（石振纲营）一边攀岩，一边挥刀向老婆山的日军砍杀。
日军被砍死敌数十人，老婆山重被夺回。
事实证明，长城不是热河，守卫长城的部队也并不都像万福麟的部队那样好捏，“128骑进承德”的神话在这里是难以被成功复制的。
如此一来，服部旅团的先遣队就统统没了弘前师团那样的好运气，冷口的米山先遣支队吃瘪在前，喜峰口的高惊骑兵中队也只好从高地上退了下去。
但是由于所处位置和火力配备上吃亏（仰着头吃鬼子的子弹），王长海团付出了巨大代价，除营长石振纲手臂负伤外，官兵伤亡竟达400余人，也就是平均每砍死一个鬼子，就得倒下几十个弟兄。
高惊中队刚刚退下，日军主力就到了。
服部旅团的两个大队陆续赶到喜峰口，随这两个大队赶到的，还有日军炮兵。
12门野炮被集中起来，对老婆山上早已坍塌的一处城墙缺口进行猛轰。
那城墙也不是什么钢筋混凝土，泥砖砌成的，虽然弄了一堆麻袋堵了漏洞，却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当是时，连守卫该处位置的官兵都被震昏在地，城墙自然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日军从缺口处蜂拥而上。
又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战，守军虽奋力搏杀，无奈冲上来的日军实在太多，在阵亡60余人后，老婆山高地得而复失。
老婆山一被日军控制，29军的一举一动尽收其眼底，连走个路都不方便。王长海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要命的高地给拿下来，随后又命一个营乘夜攀崖，发起反攻，但日军居高临下，力都不用出的，只要对着下面打打枪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倒成了他的靶子，实在是一个很吃亏的买卖。
王长海只得传令收兵，把部队集中到西北松亭山高地，并在那里建立阵地，与日军所占据的东北老婆山高地形成对峙。
就在这天晚上，王长海收到了一个令他极度犯晕的消息，董家口失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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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0 pm
守董家口的又是万福麟部，对面来的鬼子同样是骑兵，实际上就是高惊中队分出来的百来个人。
关口丢了你倒是再夺回来啊。
他们不，反正29军来接防了，夺不夺得回来那是你们的活，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按次序一个个排过去，喜峰口东面是铁门关、董家口，西面是潘家口、罗文峪，哪一个地方被突破，王长海团都有可能被日军抄后路。
还得谢谢溃退的东北军，至少跑路前打了声招呼，要不然大家还以为董家口万无一失呢。
王长海赶紧向旅长赵登禹报告这一险情。
见东面可能要出问题，赵登禹赶紧派出人马，在西面的潘家口加强防守，以便如果日军真的包抄过来时，王长海团还可以从这边口子上从容撤退。
这只不过是应急准备，治本之策，当然还是需要后方增援。
在三屯营指挥部，师长冯治安迅速调兵遣将，增添兵力至与董家口紧挨着的铁门关，以巩固喜峰口东面防线，同时电告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请求紧急增援。
收到这一电令，29军指挥部吃了一惊。
冯治安伸手要援兵，就表明前线战况很不乐观（“状态上已至严重之期”）。
29军从参加过淞沪会战的19路军身上曾得到过两条经验：第一条，日军可以战胜；第二条，怎样才能战胜。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条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却很难派得上用场。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但这些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作用并没有能够全部发挥出来。
金泽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华北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更有利于日军进行机械化作战。
长城周边虽有山地可恃，然而多为石头山，加上时间仓促，难以修建坚固工事，有的地方甚至挖不出坑来，更别说藏人了。一定程度上，王长海团就是被日军大炮给轰下老婆山的。
野炮山炮这些高级玩意儿，东北军还有一些，可穷得叮当响的29军压根就没见过。也就是说，双方对着干，自己只有吃亏的份。
第二条触了礁，第一条就得多打几个问号了。
看别人挑担不吃力，到自己肩上能明显感觉得出份量。
要知道，喜峰口那里的不是百来个鬼子骑兵，而是真正的关东军主力。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差距不小。
要夺回喜峰口，必须有大投入。
然而这无疑就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他们也知道学习19路军好榜样，因此积极备战，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倍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老蒋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者就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西北军的开山老祖冯玉祥就是个典型。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退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跑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必要。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总参议萧振瀛。
除了长袖善舞外，这个人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大局观。
这当然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有一定关系。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据说萧振瀛一生最爱唱，也最喜欢听别人唱的歌，就是《松花江上》，每次均“泪流不止”。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松花江，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此生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也再也回不去了。
当初入关，本欲施展平生抱负，不料功业未就，回家竟已遥遥无期。这是一种何等的不幸和哀痛，也只能用悲歌一曲的方式来寄托和排遣了。
从“九一八”开始，萧振瀛的目标就不仅仅局限于使29军活下去，重振西北军声威。
他的目光看得还很远很远，东北的悲剧不能重演，华北也绝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不仅如此，它还应成为中原的一面屏障。
了 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确实要超出29军高层中的其他武将，因此也每每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胜人一筹。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前，他即以29军代表的身份向张学良请命，表示愿意作为前锋上阵杀敌（“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
失土之痛，请战之切，溢于言表。
长城抗战开始后，他这个总参议又把职责从四处化缘、搞好关系，迅速过渡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面，成了一名指挥作战的“大军师”。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事实上，在29军准备向喜峰口进发时，他曾突然接到北平军委会的一份电令，电令上要求他们移防冷口。
毫无疑问，这个命令有不妥之处。
喜峰口在长城一线的位置的确险要，实为可战之地，而且与冷口相比，这里离平津更近。明史中记载，当年皇太极率军南下，特意绕开袁宗焕镇守的山海关，正是从此处突破，并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包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袁督师紧急赴援，亲冒矢石，一身盔甲被射得跟张剌猬皮差不多，最后虽然成功地解除了京师险情，却因为清人施了离间之计，反被自家皇帝给撸撸了，而大明朝也就此自毁长城，终酿成亡国惨剧。
历史往往会重复。如果没有重兵设防的话，关东军将会轻而易举地突破喜峰口，而东北军看样子又摇摇欲坠，眼看着快顶不住了，你不先在这里换防，他把关口直接丢给对手都说不定。
喜峰口一旦完全失守，冷口守不守都已毫无价值，一则滦东守军将失去退路，必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二则，关东军可和当年清军做过的一样，直接兵临京津城下。
但让你守哪个关口，毕竟是指挥部的责任，跟执行命令的人没有多大干系，执行的人只要照做就行。更何况，喜峰口和冷口，哪个更好守，傻瓜都看得出来。
可是萧振瀛仍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断之一：抗令不遵。
此时此刻，他极其准确地揣摩到了自己老乡的心思，少帅不是真的看不出喜峰口的重要性，而是另有用意。
那就是对29军不放心，害怕后者会抄袭防守滦东的东北军之后路（“犹恐我军乘其后”）。
这大概就是宋哲元在军事会议上当众顶牛所带来的后遗症，毫无疑问，张学良开始忌29军了。
冷口位置特殊，东北军又有猜忌防范之心，29军到那里去，在补给上肯定会遭遇困难，而这对于今后取胜是极为不利的（“冷口孤绝，仅有小道可通，径远天寒，援给皆困”）。
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我们应该接防的都不是冷口，而是喜峰口。在真正关系大局的问题上，决容不得半点忽悠。
听“军师”这么一讲，原本敢跟领导对着吵吵的宋哲元却犹豫起来。
萧振瀛言之有理，但上次就是因为自己不慎才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如果再公然违抗指挥部的军令，岂不是错得越来越远了。
萧振瀛说不妨。
我们可以先派一支骑兵到冷口去做个交代，然后我用个人名义发电，分别报北平军分会和南京政府，请求让29军驻守喜峰口。
这两封电文粗看没有什么，细看却很有讲究。什么叫个人名义？那就是跟组织没有关系，这首先就把29军的责任给撇请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还是执行了，现在只不过发表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而且转圜的余地还大得很，所谓人情通达，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照顾得到。
老蒋此时人已经到了石家庄，自然也看到了萧振瀛的这封电令。他很快复电照准。
这封电令同时更加深了老蒋的一个印像，即此人堪用。他提出要亲自召见萧振瀛，让后者给他汇报华北军情和29军的部署情况。
在萧振瀛面见老蒋时，张自忠师尚未出动，老蒋担心29军打仗不卖力气，所以特意关照萧振瀛，长城抗战关系国家存亡，你们一定要豁得出去才行。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老蒋便同意张学良引咎辞职，北平军委会实行全面改组，何应钦走马上任，着手指挥全局。
现在，当29军又一次面临重大决择的时刻，萧振瀛也再次发挥出了他在八巨头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跟身后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喜峰口地势险要，实为可战之地。29军只要在这里抱定死战的决心，赢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退，大家就别想了。那是条绝路。
见萧振瀛如此坚决，宋哲元当即表态，就算拿出全部的老本，这回也要跟鬼子们拼了（“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
但29军领导层是一个团体，光宋哲元一个人拍板还没有用，得大家都同意。
有人还是不同意。
让大家都甚感意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第38师的师长张自忠。
当然，张自忠没说他不同意。他病了。
什么时候不能生病，这时候病，摆明了就是装病。
也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不过就是那意思。
萧振瀛最讲究待人接物的一个人，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了，跑过去就是一脚。
你给我装什么装，是不是怕死？！
要是你用其它法子旁敲侧击，张自忠或许还要哼哼哈哈一会儿，说他“怕死”却是最要命的。
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我不是怕死，可我们就这点人，这点本钱，你们非要一股脑全拿到前线去。我看，赢不一定，拼光却是绝对有可能的。
下面有句话估计还强忍着没有说——
崽卖爹田心不疼！
萧振瀛松了口气，不是怕死就好，这点道理我还是能给你点得透的。
抗战呼声，全国已响彻一片，我29军如果不继续参与抗日，就难以得到国人的同情和拥护，作为一个到处受人排挤，几无容身之处的地方杂牌部队，这样一来，路只会越走越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退，将输得一干二净，进，甭管打得过打不过，得到的永远比失去多。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要想明白想透彻。
最后，萧振瀛撂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将来谁肯抗日，谁才能站得住。如果守着这点本钱，不敢下注，早晚必将被淘汰。
这句话一语中的，对张自忠来说有如醍醐灌顶。
他腾地站了起来，我懂了，我听你的话。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
至此，八人意见得到统一。
萧振瀛是一个脑子活络的人，听赵登禹说，高地很难爬，那你们就搞个逆向思维嘛，直线走不成走曲线。
他当即打电话给赵登禹，让后者找机会绕到日军后面去打（“相机绕袭敌之后方”）。
你要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位，张自忠本人将亲自前去三屯营参与指挥，他麾下的佟泽光旅已星夜驰援喜峰口前线。
赵登禹接到电话后大受启发，硬攻不如巧打，有人点拨跟没人点拨就是不一样啊。同时，大部队的增援也令他信心倍增，不再担心自己侧后会受到威胁。
他马上抽出两个营，一路出东面铁门关的长城缺口，绕敌左后方，一路出西面的潘家口，绕敌右后方，一左一右，一东一西，向敌发动夜袭。
王长海团则居中策应。
东面的王昆山营出关后，首先截断了日军归路，并焚烧日军运送粮草的军车十余辆。
其实劫粮草这一套，我们老祖宗是玩得非常熟练的。
当年曹操打袁绍，袁绍看上去兵强马壮，火力也巨猛（“万弩并发”），别提多威风了，可是等到曹操派人到乌巢放一把火，把他的口粮烧得一干二净，这兄弟立马就软了下来。
王昆山没做到像曹操在乌巢那样绝，可也把日军急坏了。他们没想到中国守军竟然敢转守为攻，跑到长城外面来袭击他们，赶紧派了千余部队，朝着大火冲天的后方就跑来了。粮车没救着，倒是正好迎上了29军的大刀。
另一个营则由副团长直接率领，出关后见王昆山营已吸引了部分日军，便直接从老婆山高地的后面摸了上去。
这里有两个地方，一个叫狼洞子，一个叫黑山嘴，一听名字就蛮渗人的，大低是黑山老妖愿意呆的所在，如今却做了日军的营房，这倒霉也是该着的了。
前面有部队把守，后面虽然被烧了粮车，可也有人过去料理了，所以营房里没轮上值班的鬼子万事无忧，都一个个睡得很香。
灯都不用点，刀客们在炕头上摸着脖子挨个剁过去，好象点名一样，顷刻之间，砍瓜切菜，别提多爽了。
据说有一位兄弟一口气不歇地剁了10个鬼子，连手都剁麻了。
砍完鬼子脑袋，直迫日军背后联络线。
这时已近拂晓，服部旅团发现29军从背后偷袭过来后，大惊失色。本来是想包抄人家的，结果反而先被人家给包抄了，这表情别提有多尴尬和狼狈了，赶紧组织步炮坦克协同作战。
见已难以与正面的王长海团达成夹攻之势，夜袭得手的两路人马迅速收兵，哧溜一下又缩回关内去了。
白天我们得睡觉，谁高兴再陪你玩？
这一仗打得甚是漂亮，有相当一部分日军是在营房收拾的，这一刀刀剁下去，连养好伤再战的可能都没有了。负责此次夜袭的部队仅伤亡百余人，夺回机关枪十余架，买卖甚是划算。
关口丢了你倒是再夺回来啊。
他们不，反正29军来接防了，夺不夺得回来那是你们的活，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按次序一个个排过去，喜峰口东面是铁门关、董家口，西面是潘家口、罗文峪，哪一个地方被突破，王长海团都有可能被日军抄后路。
还得谢谢溃退的东北军，至少跑路前打了声招呼，要不然大家还以为董家口万无一失呢。
王长海赶紧向旅长赵登禹报告这一险情。
见东面可能要出问题，赵登禹赶紧派出人马，在西面的潘家口加强防守，以便如果日军真的包抄过来时，王长海团还可以从这边口子上从容撤退。
这只不过是应急准备，治本之策，当然还是需要后方增援。
在三屯营指挥部，师长冯治安迅速调兵遣将，增添兵力至与董家口紧挨着的铁门关，以巩固喜峰口东面防线，同时电告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请求紧急增援。
收到这一电令，29军指挥部吃了一惊。
冯治安伸手要援兵，就表明前线战况很不乐观（“状态上已至严重之期”）。
29军从参加过淞沪会战的19路军身上曾得到过两条经验：第一条，日军可以战胜；第二条，怎样才能战胜。
实事求是地说，第二条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却很难派得上用场。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但这些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作用并没有能够全部发挥出来。
金泽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华北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更有利于日军进行机械化作战。
长城周边虽有山地可恃，然而多为石头山，加上时间仓促，难以修建坚固工事，有的地方甚至挖不出坑来，更别说藏人了。一定程度上，王长海团就是被日军大炮给轰下老婆山的。
野炮山炮这些高级玩意儿，东北军还有一些，可穷得叮当响的29军压根就没见过。也就是说，双方对着干，自己只有吃亏的份。
第二条触了礁，第一条就得多打几个问号了。
看别人挑担不吃力，到自己肩上能明显感觉得出份量。
要知道，喜峰口那里的不是百来个鬼子骑兵，而是真正的关东军主力。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设想差距不小。
要夺回喜峰口，必须有大投入。
然而这无疑就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他们也知道学习19路军好榜样，因此积极备战，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倍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老蒋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者就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西北军的开山老祖冯玉祥就是个典型。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退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29军的这八个人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跑了，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边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必要。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总参议萧振瀛。
除了长袖善舞外，这个人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大局观。
这当然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有一定关系。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据说萧振瀛一生最爱唱，也最喜欢听别人唱的歌，就是《松花江上》，每次均“泪流不止”。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松花江，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此生可能再也无法见到，也再也回不去了。
当初入关，本欲施展平生抱负，不料功业未就，回家竟已遥遥无期。这是一种何等的不幸和哀痛，也只能用悲歌一曲的方式来寄托和排遣了。
从“九一八”开始，萧振瀛的目标就不仅仅局限于使29军活下去，重振西北军声威。
他的目光看得还很远很远，东北的悲剧不能重演，华北也绝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不仅如此，它还应成为中原的一面屏障。
了 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确实要超出29军高层中的其他武将，因此也每每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胜人一筹。
早在热河战役打响前，他即以29军代表的身份向张学良请命，表示愿意作为前锋上阵杀敌（“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
失土之痛，请战之切，溢于言表。
长城抗战开始后，他这个总参议又把职责从四处化缘、搞好关系，迅速过渡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面，成了一名指挥作战的“大军师”。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事实上，在29军准备向喜峰口进发时，他曾突然接到北平军委会的一份电令，电令上要求他们移防冷口。
毫无疑问，这个命令有不妥之处。
喜峰口在长城一线的位置的确险要，实为可战之地，而且与冷口相比，这里离平津更近。明史中记载，当年皇太极率军南下，特意绕开袁宗焕镇守的山海关，正是从此处突破，并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包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袁督师紧急赴援，亲冒矢石，一身盔甲被射得跟张剌猬皮差不多，最后虽然成功地解除了京师险情，却因为清人施了离间之计，反被自家皇帝给撸撸了，而大明朝也就此自毁长城，终酿成亡国惨剧。
历史往往会重复。如果没有重兵设防的话，关东军将会轻而易举地突破喜峰口，而东北军看样子又摇摇欲坠，眼看着快顶不住了，你不先在这里换防，他把关口直接丢给对手都说不定。
喜峰口一旦完全失守，冷口守不守都已毫无价值，一则滦东守军将失去退路，必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二则，关东军可和当年清军做过的一样，直接兵临京津城下。
但让你守哪个关口，毕竟是指挥部的责任，跟执行命令的人没有多大干系，执行的人只要照做就行。更何况，喜峰口和冷口，哪个更好守，傻瓜都看得出来。
可是萧振瀛仍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断之一：抗令不遵。
此时此刻，他极其准确地揣摩到了自己老乡的心思，少帅不是真的看不出喜峰口的重要性，而是另有用意。
那就是对29军不放心，害怕后者会抄袭防守滦东的东北军之后路（“犹恐我军乘其后”）。
这大概就是宋哲元在军事会议上当众顶牛所带来的后遗症，毫无疑问，张学良开始忌29军了。
冷口位置特殊，东北军又有猜忌防范之心，29军到那里去，在补给上肯定会遭遇困难，而这对于今后取胜是极为不利的（“冷口孤绝，仅有小道可通，径远天寒，援给皆困”）。
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我们应该接防的都不是冷口，而是喜峰口。在真正关系大局的问题上，决容不得半点忽悠。
听“军师”这么一讲，原本敢跟领导对着吵吵的宋哲元却犹豫起来。
萧振瀛言之有理，但上次就是因为自己不慎才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如果再公然违抗指挥部的军令，岂不是错得越来越远了。
萧振瀛说不妨。
我们可以先派一支骑兵到冷口去做个交代，然后我用个人名义发电，分别报北平军分会和南京政府，请求让29军驻守喜峰口。
这两封电文粗看没有什么，细看却很有讲究。什么叫个人名义？那就是跟组织没有关系，这首先就把29军的责任给撇请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还是执行了，现在只不过发表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而且转圜的余地还大得很，所谓人情通达，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照顾得到。
老蒋此时人已经到了石家庄，自然也看到了萧振瀛的这封电令。他很快复电照准。
这封电令同时更加深了老蒋的一个印像，即此人堪用。他提出要亲自召见萧振瀛，让后者给他汇报华北军情和29军的部署情况。
在萧振瀛面见老蒋时，张自忠师尚未出动，老蒋担心29军打仗不卖力气，所以特意关照萧振瀛，长城抗战关系国家存亡，你们一定要豁得出去才行。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老蒋便同意张学良引咎辞职，北平军委会实行全面改组，何应钦走马上任，着手指挥全局。
现在，当29军又一次面临重大决择的时刻，萧振瀛也再次发挥出了他在八巨头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跟身后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喜峰口地势险要，实为可战之地。29军只要在这里抱定死战的决心，赢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退，大家就别想了。那是条绝路。
见萧振瀛如此坚决，宋哲元当即表态，就算拿出全部的老本，这回也要跟鬼子们拼了（“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
但29军领导层是一个团体，光宋哲元一个人拍板还没有用，得大家都同意。
有人还是不同意。
让大家都甚感意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第38师的师长张自忠。
当然，张自忠没说他不同意。他病了。
什么时候不能生病，这时候病，摆明了就是装病。
也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不过就是那意思。
萧振瀛最讲究待人接物的一个人，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了，跑过去就是一脚。
你给我装什么装，是不是怕死？！
要是你用其它法子旁敲侧击，张自忠或许还要哼哼哈哈一会儿，说他“怕死”却是最要命的。
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我不是怕死，可我们就这点人，这点本钱，你们非要一股脑全拿到前线去。我看，赢不一定，拼光却是绝对有可能的。
下面有句话估计还强忍着没有说——
崽卖爹田心不疼！
萧振瀛松了口气，不是怕死就好，这点道理我还是能给你点得透的。
抗战呼声，全国已响彻一片，我29军如果不继续参与抗日，就难以得到国人的同情和拥护，作为一个到处受人排挤，几无容身之处的地方杂牌部队，这样一来，路只会越走越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退，将输得一干二净，进，甭管打得过打不过，得到的永远比失去多。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要想明白想透彻。
最后，萧振瀛撂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将来谁肯抗日，谁才能站得住。如果守着这点本钱，不敢下注，早晚必将被淘汰。
这句话一语中的，对张自忠来说有如醍醐灌顶。
他腾地站了起来，我懂了，我听你的话。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
至此，八人意见得到统一。
萧振瀛是一个脑子活络的人，听赵登禹说，高地很难爬，那你们就搞个逆向思维嘛，直线走不成走曲线。
他当即打电话给赵登禹，让后者找机会绕到日军后面去打（“相机绕袭敌之后方”）。
你要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位，张自忠本人将亲自前去三屯营参与指挥，他麾下的佟泽光旅已星夜驰援喜峰口前线。
赵登禹接到电话后大受启发，硬攻不如巧打，有人点拨跟没人点拨就是不一样啊。同时，大部队的增援也令他信心倍增，不再担心自己侧后会受到威胁。
他马上抽出两个营，一路出东面铁门关的长城缺口，绕敌左后方，一路出西面的潘家口，绕敌右后方，一左一右，一东一西，向敌发动夜袭。
王长海团则居中策应。
东面的王昆山营出关后，首先截断了日军归路，并焚烧日军运送粮草的军车十余辆。
其实劫粮草这一套，我们老祖宗是玩得非常熟练的。
当年曹操打袁绍，袁绍看上去兵强马壮，火力也巨猛（“万弩并发”），别提多威风了，可是等到曹操派人到乌巢放一把火，把他的口粮烧得一干二净，这兄弟立马就软了下来。
王昆山没做到像曹操在乌巢那样绝，可也把日军急坏了。他们没想到中国守军竟然敢转守为攻，跑到长城外面来袭击他们，赶紧派了千余部队，朝着大火冲天的后方就跑来了。粮车没救着，倒是正好迎上了29军的大刀。
另一个营则由副团长直接率领，出关后见王昆山营已吸引了部分日军，便直接从老婆山高地的后面摸了上去。
这里有两个地方，一个叫狼洞子，一个叫黑山嘴，一听名字就蛮渗人的，大低是黑山老妖愿意呆的所在，如今却做了日军的营房，这倒霉也是该着的了。
前面有部队把守，后面虽然被烧了粮车，可也有人过去料理了，所以营房里没轮上值班的鬼子万事无忧，都一个个睡得很香。
灯都不用点，刀客们在炕头上摸着脖子挨个剁过去，好象点名一样，顷刻之间，砍瓜切菜，别提多爽了。
据说有一位兄弟一口气不歇地剁了10个鬼子，连手都剁麻了。
砍完鬼子脑袋，直迫日军背后联络线。
这时已近拂晓，服部旅团发现29军从背后偷袭过来后，大惊失色。本来是想包抄人家的，结果反而先被人家给包抄了，这表情别提有多尴尬和狼狈了，赶紧组织步炮坦克协同作战。
见已难以与正面的王长海团达成夹攻之势，夜袭得手的两路人马迅速收兵，哧溜一下又缩回关内去了。
白天我们得睡觉，谁高兴再陪你玩？
这一仗打得甚是漂亮，有相当一部分日军是在营房收拾的，这一刀刀剁下去，连养好伤再战的可能都没有了。负责此次夜袭的部队仅伤亡百余人，夺回机关枪十余架，买卖甚是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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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1 pm
鬼子亏大了。尤其看着营房里满屋子的无头鬼，那心里像被猫爪子扒过一样，说有多憋屈就有多憋屈。
“杯具”啊，我们的大炮呢，拖过来。
找不着偷袭部队，日军就拿松亭山高地上的王长海团撒气。他们仗着占有地利优势，在关外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建立了炮兵阵地，集中火炮，朝松亭山高地兜头就轰。
王长海命令守卫部队尽可能都躲在岩石后面（“伏于峰峦幽僻之处”），避免和日军直接交火。
当我们都不存在，你们上来吧。
鬼子们还真听话，在大炮发过淫威后，步兵就气宇轩昂地端着剌刀冲了过来。
等到他们快走近身边的时候，好汉们忽然发作：手榴弹先抡一遍，接着从石头后面一跃而出，这回抡的是大刀（“迨日军行近，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
双方贴近肉搏，杀成一团。
这种情形下，日军既开不得枪，后面的炮火支援也只能干着急，抱着个炮弹不敢扔，惟恐伤着自己人。
端着剌刀的鬼子对这种刀法很不适应，眼见得对方只是一磕一抡，自己的脑袋竟然就被抡飞了。
太不可思议了。
日军武器和火力上的优势在29军的大刀面前被大大抵销。
在犀利的大刀攻击面前，日军占不得便宜，只得后退。
但这个办法并非长久之计，老婆山的日军看出来了，对面的这帮人都是靠大刀吃饭的，没法跟他们玩。
那就再上大炮。
重炮长达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轰击，别说躲石头后面了，前面的石头都能给你轰掉。
王长海团东西两侧阵地被炮火掀掉好几层，官兵伤亡极为惨重。
服部旅团这时候又玩上了迂回的老招数。除一部正面进攻外，又分出一部，忽然从王长海团背后抄袭过来。
两面夹击，岂有不克之理。
千钧一发之际，赵登禹率王宝良特务营亲赴松亭山一线，跟冲进阵地内的鬼子兵正好打了个照面。
二话不说，拔刀就砍。
既称特务营，自然都是舞大刀的高手，但高手中的高手，还数他们的长官赵登禹。
中国人论武，最喜排名，而且不分出个子丑寅卯誓不罢休，哪怕是关公战秦琼，遂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
在29军的武林排行榜上，有“打虎将”之称的赵登禹要是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当年赵登禹到西北军来投军找饭吃时，募兵的日期早已过了，但征招者一听到他自报家门，马上就另眼相看，破例把他召了进来。
其实赵登禹的老家并非西北，然而在骠悍的西北人眼里仍然如雷贯耳，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的曹州（今荷泽）。
在中国百姓口耳相传的民间传奇里面，山东响马恐怕比东北的胡子还要更具影响力。如果没了这个职业，那就等于没了秦琼，没了程咬金，一部隋唐演义立马就要黯然失色。
曹州就是专出响马的地方，宋朝的时候，由于响马实在太多，后来便都挤到一座叫做水泊梁山的山寨里去排座次了。
再后来，又从这里飞马蹿出了一支轻骑部队。
当年，曾国藩能指挥湘军击败太平天国，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捻军”。
居于此地，你要是不会打架，出门都不敢跟别人打招呼！
赵登禹出生的地方据说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岗不足百里之遥，而他从军后竟然也真的如法炮制，在湖南乡下单人“干死”了一只老虎，“打虎将”因此得名。不过据冯玉祥回忆，其实那只老虎还是被众人用枪打死的，只是赵登禹胆子特别大，在老虎还没死透的时候，就敢骑在虎背上拍照了。
时人称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躯干修伟”并非虚饰之辞，他跟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几乎一般高，一米九的个子，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
赵登禹拳脚了得，刀法亦为全军之冠。
人家撒豆成兵，他是让人把满把的黄豆撒过来，用刀罩着自己，竟然能一个不留地把豆子都拨拉到老远。
这个就叫出神入化。
当然了，好马配好鞍，赵登禹用的大刀也是梁山好汉杨志用的那种，据说共有两口，每口都要超出“三千贯”，180块银元一口，不带还价的，当的是“砍铜剁铁，削钢如泥”。
在松亭山激战正酣之时，29军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命。
宋哲元发电，并经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会衔通令前线，赵登禹任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各部队暂时统归其一体掌握。
赵登禹顿觉责任重大，当得知松亭山阵地动摇，立即亲带特务营上来增援。他一上前线，第一个反应就是挥着大刀，带着特务营冲上去砍鬼子。
前敌总指挥在第一线操刀肉搏，古代很多，现代却极少，估计也只有赵登禹这样的绝顶高手才能做到。
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3月10日，已近傍晚。
黄昏，夕照，刀光，剑影，勇气，热血。
最好的武侠小说，也难以尽述真实战场上的这种刀刀见肉，招招见血的生死搏斗。
日军当场被砍得人仰马翻（“长城之坡，尽弃遗尸”），连赵登禹本人的两口刀都砍缺了刃口。
29军的大刀猛，关东军的剌刀技术也并不赖，以猛对猛的结果是，特务营亦损失不小，全营伤亡400余人，包括营长王宝良在内的8名将官当场战死。
面对着中国武术，日本武士道再一次失了锐气。
在这次殊死搏杀中，赵登禹也受了伤，不过不是被鬼子的剌刀捅的，而是被日军投掷的炮弹给炸了。在受伤的情况下，他仍力战不退（“裹伤陷阵”），大大振奋了部队士气。
鉴于王长海团连战两日，一半人被打光了，松亭山阵地遂由增援上来的一团一营接防，指挥官为冯治安的部将刘景山。
王长海之后，轮到刘景山受考验了。
老婆山上的日军怎么看西北的那块高地都不顺眼，非得把它铲平不可。
知道对面的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从早上7点开始继续对松亭山进行覆盖式炮击，刘景山被打得头都抬不起来。
3个小时过后，炮火转向，集中向高地西侧轰击。
这也是日军炮兵的一个典型打法，即先整体再局部。整体攻击是为了施加压力，首先从精神上压垮对方，如果对手精神和意志力稍弱，这一轮还没结束，就立刻会出现慌乱，乃至溃退的局面。
东北军的很多部队就是因为吃不消这种急风骤雨式的炮击而迅速败下阵来的。
但与东北军相比，29军的战斗纪律和意志显然要坚挺得多，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被你干倒的。
这种情况下，整体攻击也能实现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火力判断对方在阵地上的兵力配置。
炮弹一排排砸过来，你不可能一直趴着不动，肯定要移动的。一移动，就能看出虚实。
高地西侧的是一个营，正是兵力相对较为薄弱的那一侧。
局部的炮火都是奔那里去的。
果然，在炮击过后，日军便集中了一个大队向高地西侧发起猛攻。
激战数小时后，高地西侧落入敌手。
正面是强敌，西侧又失守，松亭山眼看有不保之虞。
在后方，29军决策层包括宋哲元、萧振瀛在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界甚至有29军可能会因顶不住，弃阵而逃的消息。
萧振瀛奉命再至保定拜见老蒋，并慷慨陈词。
谁说29军不行的，我们一定打到底，如果真的“事至不可为”，大家也会以一死报国。
正为调援兵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的老蒋听了，自然很是欣慰，马上拨出钱款，让人跟着萧振瀛到前线去劳军。
到了三屯营，张自忠、冯治安都在那里，见到萧振瀛就都流了眼泪，说你不知道前线打得那个惨啊，上去一个连，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人，再上营，然后上团，都一样。
何应钦为此还专门从北平发来过一份慰勉电。
在电报中，他对赵登禹的伤势尤其关心，并提出，如果“伤势较重”，难以坚持，可像关麟征那样，把前敌总指挥一职交给他人，这样，“损害较少”，也不会影响部队的作战行动。
当时的何应钦的确日子不好过，刚刚从少帅手里接过指挥重任，古北口和喜峰口就都打到了这种样子，乃至一个师长（关麟征）一个旅长（赵登禹）都受了伤，两个人又都是前线负总责的军事主官，这令他如何不忧心如焚。
萧振瀛也很担心，临阵换将，向为兵家所忌，何况喜峰口争夺战正处于生死攸关之时，如果此时把赵登禹这样的主将换下来，无疑会动摇军心。
他先打听了一下赵登禹的伤情，得知后者只是腿部受伤，并不十分严重，心内稍安。
接着，他就给赵登禹打了个电话，听说你腿上挂花了，要不要紧？
是慰问，但还有更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你还能不能战，或愿不愿再战。当此之时，别说受伤了，有人没受伤都可能装病躺医院。萧振瀛知道赵登禹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他更希望听到一个明确而响亮的答复。
回答果然没让他失望：区区小伤，无足挂齿。
萧振瀛暗自松了口气。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后者慨然应诺：好！
对于赵登禹这样的爽直汉子来说，这一个字的承诺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是要用行动兑现的。
既然信得过兄弟，我就决不会给你萧大哥丢脸。
接了萧振瀛这个电话，赵登禹的腿也不疼了，与刘景山一起，把阵地上所有能集中的部队都集中起来，带队向西侧高地反攻。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高地再夺回来。
这回老赵衣服也不穿，赤着膊，提口大刀就冲到了前面（“赤臂衷创，身先士卒”），一副要搏命的架势。
带伤上阵的前敌总指挥在做榜样，还有哪个小兵好意思开小差的，于是“军威大振”。
人不怕死，连炮弹似乎都失去了威力。弹雨尽管肆虐，却仍挡不住29军的这种玩命打法，毕竟炮轰也好，射击也罢，都是有空隙的。一批人倒下了，另一批人就乘势冲到高地下面，搭人梯的搭人梯，攀石头的攀石头，一口气爬了上去。
在高地上，双方继续肉搏达两小时之久，而29军的损失也再度翻番，士兵伤亡达500多人，连排长13员阵亡，受伤将官更达20余人之多。
为了争夺一个尺寸之地，杀到如此惨烈，所谓“血满长城之窟”，诚非虚言。
对于萧振瀛来说，有赵登禹在前线继续指挥，这心就定了一半。
但只要喜峰口战局不能得到根本扭转，那另一半心就还悬在那里。
在三屯口，他代替宋哲元举行前敌紧急军事会议，冯治安、张自忠等指挥官尽数出席。
萧振瀛没有中原大战时何成浚那样满口袋的委任状和银票，他能给前线部队带来的，只是宋哲元的一封手谕，中有两个“不求”：
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国家存亡，系于一战；29军存亡，系于一战；千言万语，系于一战。
只有摆出哀兵姿态，务求一战得胜，才能转危为安，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喜峰口的形势对29军，对长城一线的防守确实已相当不利。
虽然白天不惜代价地将西侧高地夺了回来，但整个松亭山阵地已十分脆弱，特别是东北的老婆山高地因其居于“群峰之冠”，始终为29军在喜峰口的心腹之患，在该高地火力的威慑之下，松亭山陷落只是迟早的事，而松亭山一旦保不住，29军在喜峰口的使命也就只能画上句号了。
必须对老婆山高地的日军发起有力反击！
然而正如这两天激烈战况所显示的那样，倘若强攻老婆山，不仅不能确保胜算，自身伤亡也吃不消。喜峰口开战以来，29军已伤亡2000多弟兄，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2个团已经没了。部队先后集中于一线的总共3个旅9个团万余人（赵登禹旅、佟泽光旅、王治邦旅），这样死打硬拼的话，剩下的那7个团全部报销也要不了几天，到时候，即使把老婆山打下来，又让谁去守？
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如果把直线改成曲线呢，就像两天前的那个晚上，赵登禹仅仅派出了2个营，就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为什么不复制一下这个模式？
萧振瀛当即拍板，继续发动夜袭，借此扭转战局（“寒敌胆，断敌攻击之念”）。
这次，萧振瀛决定玩儿一把大的，派去夜袭的不是2个营，而是2个旅。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投资越多，回报越高，2个营是2个营的效益，2个旅那就得有2个旅的收成。
有人担心前线部队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要完成这样急难险重的任务恐怕难度很大。但萧振瀛认为前线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且正面松亭山阵地尚在我手，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1名，赏大洋100元；砍死日军1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搂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元。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为慎重起见，萧振瀛又派人骑马赶赴前线，传达命令并与赵登禹会商具体的作战计划。
商量的结果是三个旅长兵分三路：赵登禹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佟泽光出铁门关，绕敌左侧背；王治邦坚守松亭山主阵地，相机策应。
如果你回过头看一下两天前那个晚上的分兵路线，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营变成了旅，而且旅长都亲自带队上阵。
时间定于半夜11点。
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时。
就在赵登禹紧张地做着夜袭准备时，有一个当地村民得知部队要绕到关外去打鬼子，自动找上了门。
此人名叫宋贵生，今晚，他将成为29军当之无愧的贵人。
宋贵生长居喜峰口，对老婆山和它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他说他知道有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接绕到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
赵登禹闻言，大喜过望。
白台子，日军的炮兵阵地，它构成了这两天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每个人都必欲除之而后快。
此次夜袭，即使不能如愿拿下老婆山，也可借机斩断日军之利爪。
我们都还记得，在东北军防守古北口时，日军川原旅团正是通过“当地人”的指引，绕道占领了蟠龙山制高点，而在喜峰口这里，与29军相处融洽的当地民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据说他们甚至把家里的大门卸下来，抬到前方给部队当担架用，能够有幸干点指指路的活，当然不在话下。
人心之向背，对战斗之胜负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1点很快到了。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当时赵登禹受的伤说轻也并不轻，但他用刀撑着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下好，立刻疼得浑身哆嗦。
大家一看，这怎么成，要不你就不要亲自带队了，我们去就行。
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像个没事人一样，仍然持刀出门。
这一仗性命攸关，我一定要领着大家多砍几个小鬼子，怎么能不去呢（“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部队潜行，衔枚疾走，直奔目标而去。
欲至白台子，必经蔡家峪。他们冒着小雪，迎着北风，到达蔡家峪后，却并没有马上行动。
再等一等，让鬼子们再多睡一会儿，睡熟一点。
好了，又让你们睡了个把钟头，很够意思了，现在开始登记吧，我们要数人头了。
此次夜袭部队均为轻装前进，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它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凌晨3点，第一个鬼子脑袋被装进了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座，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与两天前的那个晚上相比，前面的那个只是试试刀口，现在这个才叫大场面：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
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们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啊。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它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经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小泉八云说，两种宗教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深。
其一，为神道教。由于信了这个教，日本人对死人的看法跟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通常把完蛋了的人叫做“死鬼”，比较怕，而他们不是怕，是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死人都是神！
这也成为日本人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分辩之辞：里面的人现在都是神了，而且都是军神，我们当然要对着他们磕头。
其二，为佛教。这种教派，在日本的影响不如神道教，但仍有一定市场。佛教所谓转世轮回之说，他们也信，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我们这里的善男信女们没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剌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这次大规模斩首行动给日军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连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恶梦。
在三屯口，他代替宋哲元举行前敌紧急军事会议，冯治安、张自忠等指挥官尽数出席。
萧振瀛没有中原大战时何成浚那样满口袋的委任状和银票，他能给前线部队带来的，只是宋哲元的一封手谕，中有两个“不求”：
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国家存亡，系于一战；29军存亡，系于一战；千言万语，系于一战。
只有摆出哀兵姿态，务求一战得胜，才能转危为安，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喜峰口的形势对29军，对长城一线的防守确实已相当不利。
虽然白天不惜代价地将西侧高地夺了回来，但整个松亭山阵地已十分脆弱，特别是东北的老婆山高地因其居于“群峰之冠”，始终为29军在喜峰口的心腹之患，在该高地火力的威慑之下，松亭山陷落只是迟早的事，而松亭山一旦保不住，29军在喜峰口的使命也就只能画上句号了。
必须对老婆山高地的日军发起有力反击！
然而正如这两天激烈战况所显示的那样，倘若强攻老婆山，不仅不能确保胜算，自身伤亡也吃不消。喜峰口开战以来，29军已伤亡2000多弟兄，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2个团已经没了。部队先后集中于一线的总共3个旅9个团万余人（赵登禹旅、佟泽光旅、王治邦旅），这样死打硬拼的话，剩下的那7个团全部报销也要不了几天，到时候，即使把老婆山打下来，又让谁去守？
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如果把直线改成曲线呢，就像两天前的那个晚上，赵登禹仅仅派出了2个营，就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为什么不复制一下这个模式？
萧振瀛当即拍板，继续发动夜袭，借此扭转战局（“寒敌胆，断敌攻击之念”）。
这次，萧振瀛决定玩儿一把大的，派去夜袭的不是2个营，而是2个旅。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投资越多，回报越高，2个营是2个营的效益，2个旅那就得有2个旅的收成。
有人担心前线部队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要完成这样急难险重的任务恐怕难度很大。但萧振瀛认为前线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且正面松亭山阵地尚在我手，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1名，赏大洋100元；砍死日军1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搂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元。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为慎重起见，萧振瀛又派人骑马赶赴前线，传达命令并与赵登禹会商具体的作战计划。
商量的结果是三个旅长兵分三路：赵登禹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佟泽光出铁门关，绕敌左侧背；王治邦坚守松亭山主阵地，相机策应。
如果你回过头看一下两天前那个晚上的分兵路线，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营变成了旅，而且旅长都亲自带队上阵。
时间定于半夜11点。
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时。
就在赵登禹紧张地做着夜袭准备时，有一个当地村民得知部队要绕到关外去打鬼子，自动找上了门。
此人名叫宋贵生，今晚，他将成为29军当之无愧的贵人。
宋贵生长居喜峰口，对老婆山和它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他说他知道有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接绕到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
赵登禹闻言，大喜过望。
白台子，日军的炮兵阵地，它构成了这两天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每个人都必欲除之而后快。
此次夜袭，即使不能如愿拿下老婆山，也可借机斩断日军之利爪。
我们都还记得，在东北军防守古北口时，日军川原旅团正是通过“当地人”的指引，绕道占领了蟠龙山制高点，而在喜峰口这里，与29军相处融洽的当地民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据说他们甚至把家里的大门卸下来，抬到前方给部队当担架用，能够有幸干点指指路的活，当然不在话下。
人心之向背，对战斗之胜负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1点很快到了。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当时赵登禹受的伤说轻也并不轻，但他用刀撑着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下好，立刻疼得浑身哆嗦。
大家一看，这怎么成，要不你就不要亲自带队了，我们去就行。
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像个没事人一样，仍然持刀出门。
这一仗性命攸关，我一定要领着大家多砍几个小鬼子，怎么能不去呢（“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部队潜行，衔枚疾走，直奔目标而去。
欲至白台子，必经蔡家峪。他们冒着小雪，迎着北风，到达蔡家峪后，却并没有马上行动。
再等一等，让鬼子们再多睡一会儿，睡熟一点。
好了，又让你们睡了个把钟头，很够意思了，现在开始登记吧，我们要数人头了。
“杯具”啊，我们的大炮呢，拖过来。
找不着偷袭部队，日军就拿松亭山高地上的王长海团撒气。他们仗着占有地利优势，在关外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建立了炮兵阵地，集中火炮，朝松亭山高地兜头就轰。
王长海命令守卫部队尽可能都躲在岩石后面（“伏于峰峦幽僻之处”），避免和日军直接交火。
当我们都不存在，你们上来吧。
鬼子们还真听话，在大炮发过淫威后，步兵就气宇轩昂地端着剌刀冲了过来。
等到他们快走近身边的时候，好汉们忽然发作：手榴弹先抡一遍，接着从石头后面一跃而出，这回抡的是大刀（“迨日军行近，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
双方贴近肉搏，杀成一团。
这种情形下，日军既开不得枪，后面的炮火支援也只能干着急，抱着个炮弹不敢扔，惟恐伤着自己人。
端着剌刀的鬼子对这种刀法很不适应，眼见得对方只是一磕一抡，自己的脑袋竟然就被抡飞了。
太不可思议了。
日军武器和火力上的优势在29军的大刀面前被大大抵销。
在犀利的大刀攻击面前，日军占不得便宜，只得后退。
但这个办法并非长久之计，老婆山的日军看出来了，对面的这帮人都是靠大刀吃饭的，没法跟他们玩。
那就再上大炮。
重炮长达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轰击，别说躲石头后面了，前面的石头都能给你轰掉。
王长海团东西两侧阵地被炮火掀掉好几层，官兵伤亡极为惨重。
服部旅团这时候又玩上了迂回的老招数。除一部正面进攻外，又分出一部，忽然从王长海团背后抄袭过来。
两面夹击，岂有不克之理。
千钧一发之际，赵登禹率王宝良特务营亲赴松亭山一线，跟冲进阵地内的鬼子兵正好打了个照面。
二话不说，拔刀就砍。
既称特务营，自然都是舞大刀的高手，但高手中的高手，还数他们的长官赵登禹。
中国人论武，最喜排名，而且不分出个子丑寅卯誓不罢休，哪怕是关公战秦琼，遂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
在29军的武林排行榜上，有“打虎将”之称的赵登禹要是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当年赵登禹到西北军来投军找饭吃时，募兵的日期早已过了，但征招者一听到他自报家门，马上就另眼相看，破例把他召了进来。
其实赵登禹的老家并非西北，然而在骠悍的西北人眼里仍然如雷贯耳，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的曹州（今荷泽）。
在中国百姓口耳相传的民间传奇里面，山东响马恐怕比东北的胡子还要更具影响力。如果没了这个职业，那就等于没了秦琼，没了程咬金，一部隋唐演义立马就要黯然失色。
曹州就是专出响马的地方，宋朝的时候，由于响马实在太多，后来便都挤到一座叫做水泊梁山的山寨里去排座次了。
再后来，又从这里飞马蹿出了一支轻骑部队。
当年，曾国藩能指挥湘军击败太平天国，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捻军”。
居于此地，你要是不会打架，出门都不敢跟别人打招呼！
赵登禹出生的地方据说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岗不足百里之遥，而他从军后竟然也真的如法炮制，在湖南乡下单人“干死”了一只老虎，“打虎将”因此得名。不过据冯玉祥回忆，其实那只老虎还是被众人用枪打死的，只是赵登禹胆子特别大，在老虎还没死透的时候，就敢骑在虎背上拍照了。
时人称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躯干修伟”并非虚饰之辞，他跟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几乎一般高，一米九的个子，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
赵登禹拳脚了得，刀法亦为全军之冠。
人家撒豆成兵，他是让人把满把的黄豆撒过来，用刀罩着自己，竟然能一个不留地把豆子都拨拉到老远。
这个就叫出神入化。
当然了，好马配好鞍，赵登禹用的大刀也是梁山好汉杨志用的那种，据说共有两口，每口都要超出“三千贯”，180块银元一口，不带还价的，当的是“砍铜剁铁，削钢如泥”。
在松亭山激战正酣之时，29军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命。
宋哲元发电，并经冯治安和张自忠两师长会衔通令前线，赵登禹任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各部队暂时统归其一体掌握。
赵登禹顿觉责任重大，当得知松亭山阵地动摇，立即亲带特务营上来增援。他一上前线，第一个反应就是挥着大刀，带着特务营冲上去砍鬼子。
前敌总指挥在第一线操刀肉搏，古代很多，现代却极少，估计也只有赵登禹这样的绝顶高手才能做到。
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3月10日，已近傍晚。
黄昏，夕照，刀光，剑影，勇气，热血。
最好的武侠小说，也难以尽述真实战场上的这种刀刀见肉，招招见血的生死搏斗。
日军当场被砍得人仰马翻（“长城之坡，尽弃遗尸”），连赵登禹本人的两口刀都砍缺了刃口。
29军的大刀猛，关东军的剌刀技术也并不赖，以猛对猛的结果是，特务营亦损失不小，全营伤亡400余人，包括营长王宝良在内的8名将官当场战死。
面对着中国武术，日本武士道再一次失了锐气。
在这次殊死搏杀中，赵登禹也受了伤，不过不是被鬼子的剌刀捅的，而是被日军投掷的炮弹给炸了。在受伤的情况下，他仍力战不退（“裹伤陷阵”），大大振奋了部队士气。
鉴于王长海团连战两日，一半人被打光了，松亭山阵地遂由增援上来的一团一营接防，指挥官为冯治安的部将刘景山。
王长海之后，轮到刘景山受考验了。
老婆山上的日军怎么看西北的那块高地都不顺眼，非得把它铲平不可。
知道对面的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从早上7点开始继续对松亭山进行覆盖式炮击，刘景山被打得头都抬不起来。
3个小时过后，炮火转向，集中向高地西侧轰击。
这也是日军炮兵的一个典型打法，即先整体再局部。整体攻击是为了施加压力，首先从精神上压垮对方，如果对手精神和意志力稍弱，这一轮还没结束，就立刻会出现慌乱，乃至溃退的局面。
东北军的很多部队就是因为吃不消这种急风骤雨式的炮击而迅速败下阵来的。
但与东北军相比，29军的战斗纪律和意志显然要坚挺得多，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被你干倒的。
这种情况下，整体攻击也能实现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火力判断对方在阵地上的兵力配置。
炮弹一排排砸过来，你不可能一直趴着不动，肯定要移动的。一移动，就能看出虚实。
高地西侧的是一个营，正是兵力相对较为薄弱的那一侧。
局部的炮火都是奔那里去的。
果然，在炮击过后，日军便集中了一个大队向高地西侧发起猛攻。
激战数小时后，高地西侧落入敌手。
正面是强敌，西侧又失守，松亭山眼看有不保之虞。
在后方，29军决策层包括宋哲元、萧振瀛在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界甚至有29军可能会因顶不住，弃阵而逃的消息。
萧振瀛奉命再至保定拜见老蒋，并慷慨陈词。
谁说29军不行的，我们一定打到底，如果真的“事至不可为”，大家也会以一死报国。
正为调援兵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的老蒋听了，自然很是欣慰，马上拨出钱款，让人跟着萧振瀛到前线去劳军。
到了三屯营，张自忠、冯治安都在那里，见到萧振瀛就都流了眼泪，说你不知道前线打得那个惨啊，上去一个连，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人，再上营，然后上团，都一样。
何应钦为此还专门从北平发来过一份慰勉电。
在电报中，他对赵登禹的伤势尤其关心，并提出，如果“伤势较重”，难以坚持，可像关麟征那样，把前敌总指挥一职交给他人，这样，“损害较少”，也不会影响部队的作战行动。
当时的何应钦的确日子不好过，刚刚从少帅手里接过指挥重任，古北口和喜峰口就都打到了这种样子，乃至一个师长（关麟征）一个旅长（赵登禹）都受了伤，两个人又都是前线负总责的军事主官，这令他如何不忧心如焚。
萧振瀛也很担心，临阵换将，向为兵家所忌，何况喜峰口争夺战正处于生死攸关之时，如果此时把赵登禹这样的主将换下来，无疑会动摇军心。
他先打听了一下赵登禹的伤情，得知后者只是腿部受伤，并不十分严重，心内稍安。
接着，他就给赵登禹打了个电话，听说你腿上挂花了，要不要紧？
是慰问，但还有更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你还能不能战，或愿不愿再战。当此之时，别说受伤了，有人没受伤都可能装病躺医院。萧振瀛知道赵登禹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他更希望听到一个明确而响亮的答复。
回答果然没让他失望：区区小伤，无足挂齿。
萧振瀛暗自松了口气。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后者慨然应诺：好！
对于赵登禹这样的爽直汉子来说，这一个字的承诺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是要用行动兑现的。
既然信得过兄弟，我就决不会给你萧大哥丢脸。
接了萧振瀛这个电话，赵登禹的腿也不疼了，与刘景山一起，把阵地上所有能集中的部队都集中起来，带队向西侧高地反攻。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把高地再夺回来。
这回老赵衣服也不穿，赤着膊，提口大刀就冲到了前面（“赤臂衷创，身先士卒”），一副要搏命的架势。
带伤上阵的前敌总指挥在做榜样，还有哪个小兵好意思开小差的，于是“军威大振”。
人不怕死，连炮弹似乎都失去了威力。弹雨尽管肆虐，却仍挡不住29军的这种玩命打法，毕竟炮轰也好，射击也罢，都是有空隙的。一批人倒下了，另一批人就乘势冲到高地下面，搭人梯的搭人梯，攀石头的攀石头，一口气爬了上去。
在高地上，双方继续肉搏达两小时之久，而29军的损失也再度翻番，士兵伤亡达500多人，连排长13员阵亡，受伤将官更达20余人之多。
为了争夺一个尺寸之地，杀到如此惨烈，所谓“血满长城之窟”，诚非虚言。
对于萧振瀛来说，有赵登禹在前线继续指挥，这心就定了一半。
但只要喜峰口战局不能得到根本扭转，那另一半心就还悬在那里。
在三屯口，他代替宋哲元举行前敌紧急军事会议，冯治安、张自忠等指挥官尽数出席。
萧振瀛没有中原大战时何成浚那样满口袋的委任状和银票，他能给前线部队带来的，只是宋哲元的一封手谕，中有两个“不求”：
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国家存亡，系于一战；29军存亡，系于一战；千言万语，系于一战。
只有摆出哀兵姿态，务求一战得胜，才能转危为安，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喜峰口的形势对29军，对长城一线的防守确实已相当不利。
虽然白天不惜代价地将西侧高地夺了回来，但整个松亭山阵地已十分脆弱，特别是东北的老婆山高地因其居于“群峰之冠”，始终为29军在喜峰口的心腹之患，在该高地火力的威慑之下，松亭山陷落只是迟早的事，而松亭山一旦保不住，29军在喜峰口的使命也就只能画上句号了。
必须对老婆山高地的日军发起有力反击！
然而正如这两天激烈战况所显示的那样，倘若强攻老婆山，不仅不能确保胜算，自身伤亡也吃不消。喜峰口开战以来，29军已伤亡2000多弟兄，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2个团已经没了。部队先后集中于一线的总共3个旅9个团万余人（赵登禹旅、佟泽光旅、王治邦旅），这样死打硬拼的话，剩下的那7个团全部报销也要不了几天，到时候，即使把老婆山打下来，又让谁去守？
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如果把直线改成曲线呢，就像两天前的那个晚上，赵登禹仅仅派出了2个营，就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为什么不复制一下这个模式？
萧振瀛当即拍板，继续发动夜袭，借此扭转战局（“寒敌胆，断敌攻击之念”）。
这次，萧振瀛决定玩儿一把大的，派去夜袭的不是2个营，而是2个旅。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投资越多，回报越高，2个营是2个营的效益，2个旅那就得有2个旅的收成。
有人担心前线部队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要完成这样急难险重的任务恐怕难度很大。但萧振瀛认为前线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且正面松亭山阵地尚在我手，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1名，赏大洋100元；砍死日军1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搂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元。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为慎重起见，萧振瀛又派人骑马赶赴前线，传达命令并与赵登禹会商具体的作战计划。
商量的结果是三个旅长兵分三路：赵登禹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佟泽光出铁门关，绕敌左侧背；王治邦坚守松亭山主阵地，相机策应。
如果你回过头看一下两天前那个晚上的分兵路线，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营变成了旅，而且旅长都亲自带队上阵。
时间定于半夜11点。
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时。
就在赵登禹紧张地做着夜袭准备时，有一个当地村民得知部队要绕到关外去打鬼子，自动找上了门。
此人名叫宋贵生，今晚，他将成为29军当之无愧的贵人。
宋贵生长居喜峰口，对老婆山和它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他说他知道有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接绕到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
赵登禹闻言，大喜过望。
白台子，日军的炮兵阵地，它构成了这两天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每个人都必欲除之而后快。
此次夜袭，即使不能如愿拿下老婆山，也可借机斩断日军之利爪。
我们都还记得，在东北军防守古北口时，日军川原旅团正是通过“当地人”的指引，绕道占领了蟠龙山制高点，而在喜峰口这里，与29军相处融洽的当地民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据说他们甚至把家里的大门卸下来，抬到前方给部队当担架用，能够有幸干点指指路的活，当然不在话下。
人心之向背，对战斗之胜负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1点很快到了。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当时赵登禹受的伤说轻也并不轻，但他用刀撑着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下好，立刻疼得浑身哆嗦。
大家一看，这怎么成，要不你就不要亲自带队了，我们去就行。
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像个没事人一样，仍然持刀出门。
这一仗性命攸关，我一定要领着大家多砍几个小鬼子，怎么能不去呢（“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部队潜行，衔枚疾走，直奔目标而去。
欲至白台子，必经蔡家峪。他们冒着小雪，迎着北风，到达蔡家峪后，却并没有马上行动。
再等一等，让鬼子们再多睡一会儿，睡熟一点。
好了，又让你们睡了个把钟头，很够意思了，现在开始登记吧，我们要数人头了。
此次夜袭部队均为轻装前进，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它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凌晨3点，第一个鬼子脑袋被装进了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座，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与两天前的那个晚上相比，前面的那个只是试试刀口，现在这个才叫大场面：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
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们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啊。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它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经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小泉八云说，两种宗教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深。
其一，为神道教。由于信了这个教，日本人对死人的看法跟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通常把完蛋了的人叫做“死鬼”，比较怕，而他们不是怕，是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死人都是神！
这也成为日本人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分辩之辞：里面的人现在都是神了，而且都是军神，我们当然要对着他们磕头。
其二，为佛教。这种教派，在日本的影响不如神道教，但仍有一定市场。佛教所谓转世轮回之说，他们也信，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我们这里的善男信女们没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剌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这次大规模斩首行动给日军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连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恶梦。
在三屯口，他代替宋哲元举行前敌紧急军事会议，冯治安、张自忠等指挥官尽数出席。
萧振瀛没有中原大战时何成浚那样满口袋的委任状和银票，他能给前线部队带来的，只是宋哲元的一封手谕，中有两个“不求”：
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国家存亡，系于一战；29军存亡，系于一战；千言万语，系于一战。
只有摆出哀兵姿态，务求一战得胜，才能转危为安，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喜峰口的形势对29军，对长城一线的防守确实已相当不利。
虽然白天不惜代价地将西侧高地夺了回来，但整个松亭山阵地已十分脆弱，特别是东北的老婆山高地因其居于“群峰之冠”，始终为29军在喜峰口的心腹之患，在该高地火力的威慑之下，松亭山陷落只是迟早的事，而松亭山一旦保不住，29军在喜峰口的使命也就只能画上句号了。
必须对老婆山高地的日军发起有力反击！
然而正如这两天激烈战况所显示的那样，倘若强攻老婆山，不仅不能确保胜算，自身伤亡也吃不消。喜峰口开战以来，29军已伤亡2000多弟兄，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2个团已经没了。部队先后集中于一线的总共3个旅9个团万余人（赵登禹旅、佟泽光旅、王治邦旅），这样死打硬拼的话，剩下的那7个团全部报销也要不了几天，到时候，即使把老婆山打下来，又让谁去守？
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如果把直线改成曲线呢，就像两天前的那个晚上，赵登禹仅仅派出了2个营，就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为什么不复制一下这个模式？
萧振瀛当即拍板，继续发动夜袭，借此扭转战局（“寒敌胆，断敌攻击之念”）。
这次，萧振瀛决定玩儿一把大的，派去夜袭的不是2个营，而是2个旅。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投资越多，回报越高，2个营是2个营的效益，2个旅那就得有2个旅的收成。
有人担心前线部队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要完成这样急难险重的任务恐怕难度很大。但萧振瀛认为前线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且正面松亭山阵地尚在我手，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1名，赏大洋100元；砍死日军1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搂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元。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为慎重起见，萧振瀛又派人骑马赶赴前线，传达命令并与赵登禹会商具体的作战计划。
商量的结果是三个旅长兵分三路：赵登禹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佟泽光出铁门关，绕敌左侧背；王治邦坚守松亭山主阵地，相机策应。
如果你回过头看一下两天前那个晚上的分兵路线，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营变成了旅，而且旅长都亲自带队上阵。
时间定于半夜11点。
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时。
就在赵登禹紧张地做着夜袭准备时，有一个当地村民得知部队要绕到关外去打鬼子，自动找上了门。
此人名叫宋贵生，今晚，他将成为29军当之无愧的贵人。
宋贵生长居喜峰口，对老婆山和它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他说他知道有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接绕到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
赵登禹闻言，大喜过望。
白台子，日军的炮兵阵地，它构成了这两天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每个人都必欲除之而后快。
此次夜袭，即使不能如愿拿下老婆山，也可借机斩断日军之利爪。
我们都还记得，在东北军防守古北口时，日军川原旅团正是通过“当地人”的指引，绕道占领了蟠龙山制高点，而在喜峰口这里，与29军相处融洽的当地民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据说他们甚至把家里的大门卸下来，抬到前方给部队当担架用，能够有幸干点指指路的活，当然不在话下。
人心之向背，对战斗之胜负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1点很快到了。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当时赵登禹受的伤说轻也并不轻，但他用刀撑着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下好，立刻疼得浑身哆嗦。
大家一看，这怎么成，要不你就不要亲自带队了，我们去就行。
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像个没事人一样，仍然持刀出门。
这一仗性命攸关，我一定要领着大家多砍几个小鬼子，怎么能不去呢（“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部队潜行，衔枚疾走，直奔目标而去。
欲至白台子，必经蔡家峪。他们冒着小雪，迎着北风，到达蔡家峪后，却并没有马上行动。
再等一等，让鬼子们再多睡一会儿，睡熟一点。
好了，又让你们睡了个把钟头，很够意思了，现在开始登记吧，我们要数人头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2 pm
此次夜袭部队均为轻装前进，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它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凌晨3点，第一个鬼子脑袋被装进了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座，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与两天前的那个晚上相比，前面的那个只是试试刀口，现在这个才叫大场面：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
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们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啊。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它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经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小泉八云说，两种宗教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深。
其一，为神道教。由于信了这个教，日本人对死人的看法跟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通常把完蛋了的人叫做“死鬼”，比较怕，而他们不是怕，是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死人都是神！
这也成为日本人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分辩之辞：里面的人现在都是神了，而且都是军神，我们当然要对着他们磕头。
其二，为佛教。这种教派，在日本的影响不如神道教，但仍有一定市场。佛教所谓转世轮回之说，他们也信，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我们这里的善男信女们没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剌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这次大规模斩首行动给日军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连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恶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往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一个小时过后，至凌晨4点，蔡家峪以东高地被29军全部占领。
拿下蔡家峪，对白台子而言，只是起到一个开路的作用，不过打仗最重要的势已经在夜袭部队这边了。
英雄们，拎着你们的口袋上吧，你们将势如破竹。
白台子一战，是此次大规模夜袭的焦点所在，成功与否，全在这一战之得失，也就是说，烤全羊，已经快烤到最肥的那一部分了。
不过显然，白台子的日军已有所准备。
蔡家峪传来的那几声鬼哭狼嚎，到底还是被他们听到了，听得毛骨悚然，听得脖颈阵阵发凉。但在夜袭部队已靠得很近的情况下，想到仓库里去搬炮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集中机枪火力封锁道路。
进攻部队随身带的口袋不少，却没什么重武器，一时竟被阻在路上，且伤亡很大（“敌已有备，战斗至为残酷”）。
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以为会将对方挡住或是吓住，然而29军的大刀队是吓不住的，很快就有人从侧面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人墙垣时，一把抓住机枪口，准备将它拖拽而出。
不幸的是，枪声粗，墙口小，竟然塞住了拖不出来。
什么叫猛人？我们这位就是。
发一声喊，使足力气一拉，机枪揪出来了，土墙竟然也随声而倒。
这叫气势。
有此气势者，锐不可挡。
看到还能这样“嘿哟嘿哟拔萝卜”，学榜样的不在少数。
当然，在枪管被烧得发热发烫的情况下，壮士们除了要有力气，吃点皮肉之苦也是免不了的，过后都受了皮外伤，乃至双手“骨焦皮烂”， 两臂“粗肿”，送到后方去治了几个月才好（“数月方痊”）。
但是胜利之门已被打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队驾轻就熟的路子，打开口袋，继续收获敌酋的脑袋。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还包括一部分驻大队部的骑兵）被斩杀200余人，整个高地“尸械遍野，血流杵漂”，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摸着高地上的大炮和铁甲战车，兄弟们乐坏了。他们把炮弹塞进炮膛，也像模像样地朝日军前方阵地开炮。
到底不是老本行，响倒是响了那么十几下，至于打没打着，谁也说不上，反正能过瘾就是了。
此时已经拂晓，天色开始亮了起来。周围日军得知白台子失守，就象是火烧着了屁股，立即发起进攻，想把他们的宝贝再抢回来。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夜袭队打炮不行，砸和抢还是在行的。
白台子高地上面有的是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18门野战炮及铁甲车、汽车尽被炸毁，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焚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全被卸下来放口袋里了。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一份日军作战的详细地图以及“满洲国”地域图数份——服部旅团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把大队部和临时指挥所也建在了白台子。
你还别小看日军的地图，那是相当精确和权威的，何况还是作战地图。对29军指挥官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比推回来几座大炮还值钱。因此，后来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往了后方总指挥部。
与此同时，从铁门关绕袭的佟泽光也已占领了白台子以东各高地。闻听白台子这边得手，他立即与正面的王治邦一起对老婆山进行南北夹击。
这本应该是攻取老婆山的良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两个因素使29军的优势重又变成劣势。
一个因素，天降小雪，利于晚上偷袭，却不利于白天进攻。尤其是落了一夜雪后，山上山下无不又湿又滑。对进攻者来说，天好尚且难以攀登，何况条件忽然变得如此糟糕和险恶。
另一个因素，此时天已大亮，屯积于老婆山上的服部旅团主力虽然已丧失了炮兵阵地这一利器，但其视线已逐渐变得清晰，因此仍能在居高临下的情况下，凭借机枪等重武器组织起较强的火力网（“弹如雨注”）。
这两个因素成了当天南北部队的最大拦路虎，在反复冲击无果后，部队不得不重新退回原地。
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9军偷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然条件（黑夜，小雪），而进攻老婆山功半垂成，又大半是为自然条件所抑制（白天，湿滑）。
仅就夜袭战本身，战果似乎并不像后来一些宣传资料中所说的那样辉煌。据战后统计，29军在此役中伤亡也在千人以上，其中营级以下军官死伤竟达50余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表明很多基层战斗单位已无人可以指挥。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在喜峰口短短3天的大战中，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一直在为无将可用而发愁。以王长海团为例，他的一个主力营在第一天就因营长受伤换了副营长，然后副营长又战死了，再换连长，连长又负伤了……
这个负伤可都不是涂点红花油就行的。你想，连赵登禹自己腿部挨了炮弹片，还坚持在战场上搏命，谁会擦破点皮就退到后面去，那都是实在撑不住才下场的。
结果实在没有办法，赵登禹只得从身边调人，把旅部的少校参谋直接空降过去当营长。
由于喜峰口的这几仗都是标标准准的硬仗，29军一批相当悍勇的骨干均因此战死沙场。新兵易得，一将难求，对这支部队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最主要的目标老婆山还未能如愿拿下，那么，我们能不能据此说，这次大规模夜袭战是失败的呢？
恰恰相反，此次夜袭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其战果大大超出了发起者开始的预想和估计。
夜袭战发动之前，29军在喜峰口的局面非常被动。借助于老婆山的地势和白台子炮兵阵地的火力，服部旅团完全是压着29军在打，气焰极其嚣张。
对于29军而言，如果说松亭山阵地得失尚在其次，那么人员日复一日的巨大损失和信心的溃散，才是最困扰这支非常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的地方新军的。
然而，由萧振瀛拍板，赵登禹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的这次大规模夜袭，一下子就把龙头扳了过来。服部旅团能用来吓唬人的野战炮和坦克装甲车一夜之间损失殆尽，使其失去了一个最大的火力支撑点，而其步兵力量也遭遇重创，这里面大多数是一刀毙命，连绑个绷带继续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夜袭战后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就登出了这样一则众所皆知的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由于损兵折将，接下来的几天，喜峰口现有的“正宗鬼子”一时间难以再独撑大局，已“呈疲惫之样”的服部不得不派上“二鬼子”——满蒙伪军加盟。
但伪军的战斗力显然与日军相差不小。别说连日军都惧怕的白刃搏杀了，就是大家趴在战壕里对着射击，他们也未必干得过29军，结果到14日，就出现了30多辆装甲车，200余辆大车，满载伤兵和尸体向宽城后方输送的“壮观场面”。这里面除了先前在喜峰口夜袭战中被砍的鬼子，当然也少不了一众伪军的“加盟”。
除了能用于正面对垒的兵力暂时不敷使用，急需援兵外，服部当时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困难。
这个情况在一本名叫《满洲出征日记》的资料中显露无遗。
我们知道，有很多日军官兵的文化素质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满洲出征日记》的作者石桥便是如此。
这位兄弟是服部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文笔着实不错，跟那个著名的东史郎都有得一拼。当然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日记，除了要有雅 兴外，也得有时间。石桥的八字很不错，被分配在了预备队，玩命的事不到非常时刻用不着他去，所以时常能得着空趴下来涂涂抹抹。
据他在日记中说，到3月14日这一天，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线与后方已经脱节了。
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日军的大队部就建立在老婆山后侧的白台子，后勤供应非常便利。
但在连遭夜袭，特别是11日的那次大规模夜袭后，服部旅团已不敢再把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放在距离前线如此近的地方。
在哪里呢？在喜峰口外的宽城和都山。
这样一来，断个半天粮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同时，由于害怕29军再次发动类似的偷袭行动，截断其后路，日军在进攻时也是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的派头。
让服部料想不到的是，这些还仅仅是他表面上需要上为那个可怕的晚上所付出的代价。
仅就夜袭战本身，战果似乎并不像后来一些宣传资料中所说的那样辉煌。据战后统计，29军在此役中伤亡也在千人以上，其中营级以下军官死伤竟达50余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表明很多基层战斗单位已无人可以指挥。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在喜峰口短短3天的大战中，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一直在为无将可用而发愁。以王长海团为例，他的一个主力营在第一天就因营长受伤换了副营长，然后副营长又战死了，再换连长，连长又负伤了……
这个负伤可都不是涂点红花油就行的。你想，连赵登禹自己腿部挨了炮弹片，还坚持在战场上搏命，谁会擦破点皮就退到后面去，那都是实在撑不住才下场的。
结果实在没有办法，赵登禹只得从身边调人，把旅部的少校参谋直接空降过去当营长。
由于喜峰口的这几仗都是标标准准的硬仗，29军一批相当悍勇的骨干均因此战死沙场。新兵易得，一将难求，对这支部队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最主要的目标老婆山还未能如愿拿下，那么，我们能不能据此说，这次大规模夜袭战是失败的呢？
恰恰相反，此次夜袭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其战果大大超出了发起者开始的预想和估计。
夜袭战发动之前，29军在喜峰口的局面非常被动。借助于老婆山的地势和白台子炮兵阵地的火力，服部旅团完全是压着29军在打，气焰极其嚣张。
对于29军而言，如果说松亭山阵地得失尚在其次，那么人员日复一日的巨大损失和信心的溃散，才是最困扰这支非常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的地方新军的。
然而，由萧振瀛拍板，赵登禹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的这次大规模夜袭，一下子就把龙头扳了过来。服部旅团能用来吓唬人的野战炮和坦克装甲车一夜之间损失殆尽，使其失去了一个最大的火力支撑点，而其步兵力量也遭遇重创，这里面大多数是一刀毙命，连绑个绷带继续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夜袭战后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就登出了这样一则众所皆知的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由于损兵折将，接下来的几天，喜峰口现有的“正宗鬼子”一时间难以再独撑大局，已“呈疲惫之样”的服部不得不派上“二鬼子”——满蒙伪军加盟。
但伪军的战斗力显然与日军相差不小。别说连日军都惧怕的白刃搏杀了，就是大家趴在战壕里对着射击，他们也未必干得过29军，结果到14日，就出现了30多辆装甲车，200余辆大车，满载伤兵和尸体向宽城后方输送的“壮观场面”。这里面除了先前在喜峰口夜袭战中被砍的鬼子，当然也少不了一众伪军的“加盟”。
除了能用于正面对垒的兵力暂时不敷使用，急需援兵外，服部当时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困难。
这个情况在一本名叫《满洲出征日记》的资料中显露无遗。
我们知道，有很多日军官兵的文化素质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满洲出征日记》的作者石桥便是如此。
这位兄弟是服部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文笔着实不错，跟那个著名的东史郎都有得一拼。当然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日记，除了要有雅 兴外，也得有时间。石桥的八字很不错，被分配在了预备队，玩命的事不到非常时刻用不着他去，所以时常能得着空趴下来涂涂抹抹。
据他在日记中说，到3月14日这一天，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线与后方已经脱节了。
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日军的大队部就建立在老婆山后侧的白台子，后勤供应非常便利。
但在连遭夜袭，特别是11日的那次大规模夜袭后，服部旅团已不敢再把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放在距离前线如此近的地方。
在哪里呢？在喜峰口外的宽城和都山。
这样一来，断个半天粮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同时，由于害怕29军再次发动类似的偷袭行动，截断其后路，日军在进攻时也是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的派头。
让服部料想不到的是，这些还仅仅是他表面上需要上为那个可怕的晚上所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29军已经从服部那里捡到了无价之宝，那就是大刀队在白台子缴获的日军作战图。
图上，日军的进攻箭头清晰地指向了一个地方——长城罗文峪。
这个罗文峪指的其实是两个关口，一个是罗文峪关，另一个是附近的山楂峪。长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呈45度角凹进来，因此这两个关口离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相距不到20里，骑兵半日即可到达。
罗文峪离喜峰口却有100里，此地若失，喜峰口将腹背受敌。再进一步，遵化若失，整个中线、东线守军将被切断后路，华北防线势必倾刻崩盘。
在战术安排上，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采取了有缝就钻的灵活策略，即乘29军主力在喜峰口被服部旅团吸引住的机会，从承德的铃木第4旅团中抽调力量，组成了一个早川支队，准备一举突破罗文峪。
当时，由于喜峰口作战激烈，众人的目光也确实都聚焦到了那里，谁也没想到日军对长城地形如此熟悉（看看他们绘的中国地图就知道了），会对不那么惹人注意的罗文峪切上一刀，而先前据守这两个关口的，仅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
一旦成功实施，这无疑将是日军包抄战术的又一个经典，不由人不惊出一身冷汗。
攻方确实高明，守方也确实险到极至。
从军事角度上说，喜峰口打得再精彩，也只不过是得与失的问题，而罗文峪对29军乃至整个滦东部队（包括晋绥军和东北军）却生死攸关。
如果让日军包抄成功，大家不仅都白干了，而且还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里，包括我这样的门外汉也许都要按捺不住了：还等什么，快把部队都调过去啊！
宋哲元不是门外汉，他不敢轻动。
长城那么长，兵就这么多，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谁敢孤注一掷，把筹码都提前堆到一个地方去？
顾了这头，其它各头势必要有所削弱。万一在白台子上捡到的这张地图是疑兵之计，等你把人马都调到一个对方其实并不想动的罗文峪，他却趁机打你别的软肋，如之奈何？
到时候，没准哭都没地方哭去。
因此，这个情报必须得到实地的验证。
宋哲元通知罗文峪外尚未撤入关内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一旦察觉承德日军有南下动向，随时组织南撤，并向29军总指挥部报告相关情况。
3月14日，宋哲元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承德以南的兴隆县县长打来的。后者告诉他，承德日军有步骑联合部队大约3000多人，已于昨天晚上到达了鹰手营子大道。
鹰手营子大道离兴隆县北面不远，这位县长正加紧安排难民南撤入关。
宋哲元立即把这股日军与作战地图联系了起来。
虽然日军南攻罗文峪的可能性仍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必须有所行动了。
宋哲元最先想到的是动用作为遵化城防部队的祁光远团，他从里面拨出两个手枪连，由一名指挥部的参谋带队，增防罗文峪。
这两个手枪连实际就是29军中专属的大刀队，每人都是选出来的抡大刀的好手，标准装备为大刀一把，手枪一支，手榴弹若干。打起仗来还是非常生猛的。
到了晚上，日军要打罗文峪的主意这个企图已经基本上铁板钉钉，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兴隆县半壁山。
到这时候，就再不能有所犹豫了。
宋哲元立即发出命令，急调刘汝明赴罗文峪防守。
但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没有把握。
因为刘汝明的那个师是暂编师，听起来是师的编制，其实只有一旅两团，还不满员，装备也不咋的。
不行，还得添人手。
第一个命令发出不到半个小时，宋哲元再调刘景山增援罗文峪。
星夜急驰，越快越好。
宋哲元坐了一会，又站了起来。
刘景山团离这里并不近，就算再拼着命跑，一时半会也到不了罗文峪。
远水难解近渴，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近水可用。
能用的当然还是自己的遵化城防部队。
罗文峪倘若不保，遵化还能守得住吗？
干脆，把遵化城防部队都拉上去吧。
城防司令祁光远操起家伙，领着他那个已被抽走两个手枪连的团，奔着罗文峪就去了。
当然，遵化也不能真的不顾。宋哲元转而命令张自忠的部将董升堂向遵化东侧的四十里铺集中，以拱守指挥部。
到这时候，宋哲元真的是山穷水尽，无兵可调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部队没派上用场的，比如东北军。
从冷口撤下来的沈克师此前就在遵化以西的蓟县以东，所属李福和骑兵第5旅更是一直游弋在罗文峪关口之外。
哪怕再不济的资源也总是资源，所以宋哲元也曾经动过一点这方面的脑筋，不过最后证明都是无用功。
他先是让刘汝明与李福和取得联系，要求双方互为策应。
可是已经没法策应了，因为李福和刚刚得到承德日军出动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率部朝西面跑掉了，连通知也没通知29军一声。要不是兴隆县当地民众及时报告，宋哲元还被蒙在鼓里，差点就要像古北口的关麟征那样被这些家伙活活坑上一把了。
到需要增援罗文峪的时候，北平军分会下令沈克师进至兴隆，以便和29军一起夹击南下日军，然而也不知道这沈克是怎么看待上级命令的，反正直到罗文峪之战临近尾声，也没见他的影子。
鬼子这边。
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除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日军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无疑就是西义中将。其人洞察形势之精细，掌握战机之敏捷，拍案决策之果断，即使在日本一流将官中也是佼佼者。
不过在罗文峪这里，眼见着就要吃瘪了。怪谁呢，只能怪服部这老小子，那么重要，可以说要人性命的地图，你应该用个保险柜锁起来嘛。
太不小心了，回去打他屁股。
不知道服部是真的怕被打屁股还是担心丢面子，反正遗失地图的事，他从头至尾压根就没跟西义沟通过。因此之故，西义在承德发令箭的那一刻还以为罗文峪的中国守军毫无防备哩。
对罗文峪，他是志在必得。
拿着令箭启程的早川支队，除包括铃木旅团的两个联队外，还有在古北口起过一定作用的三宅骑兵联队。伪军虽然历来都不怎么太中用，但这次也把他们算上了，计有内蒙、朝鲜伪军2个旅。这样一来，就超过了万人。
凌晨3点，第一个鬼子脑袋被装进了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座，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与两天前的那个晚上相比，前面的那个只是试试刀口，现在这个才叫大场面：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
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们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啊。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它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经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小泉八云说，两种宗教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甚深。
其一，为神道教。由于信了这个教，日本人对死人的看法跟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通常把完蛋了的人叫做“死鬼”，比较怕，而他们不是怕，是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死人都是神！
这也成为日本人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分辩之辞：里面的人现在都是神了，而且都是军神，我们当然要对着他们磕头。
其二，为佛教。这种教派，在日本的影响不如神道教，但仍有一定市场。佛教所谓转世轮回之说，他们也信，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我们这里的善男信女们没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剌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这次大规模斩首行动给日军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连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恶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往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一个小时过后，至凌晨4点，蔡家峪以东高地被29军全部占领。
拿下蔡家峪，对白台子而言，只是起到一个开路的作用，不过打仗最重要的势已经在夜袭部队这边了。
英雄们，拎着你们的口袋上吧，你们将势如破竹。
白台子一战，是此次大规模夜袭的焦点所在，成功与否，全在这一战之得失，也就是说，烤全羊，已经快烤到最肥的那一部分了。
不过显然，白台子的日军已有所准备。
蔡家峪传来的那几声鬼哭狼嚎，到底还是被他们听到了，听得毛骨悚然，听得脖颈阵阵发凉。但在夜袭部队已靠得很近的情况下，想到仓库里去搬炮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集中机枪火力封锁道路。
进攻部队随身带的口袋不少，却没什么重武器，一时竟被阻在路上，且伤亡很大（“敌已有备，战斗至为残酷”）。
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以为会将对方挡住或是吓住，然而29军的大刀队是吓不住的，很快就有人从侧面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人墙垣时，一把抓住机枪口，准备将它拖拽而出。
不幸的是，枪声粗，墙口小，竟然塞住了拖不出来。
什么叫猛人？我们这位就是。
发一声喊，使足力气一拉，机枪揪出来了，土墙竟然也随声而倒。
这叫气势。
有此气势者，锐不可挡。
看到还能这样“嘿哟嘿哟拔萝卜”，学榜样的不在少数。
当然，在枪管被烧得发热发烫的情况下，壮士们除了要有力气，吃点皮肉之苦也是免不了的，过后都受了皮外伤，乃至双手“骨焦皮烂”， 两臂“粗肿”，送到后方去治了几个月才好（“数月方痊”）。
但是胜利之门已被打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队驾轻就熟的路子，打开口袋，继续收获敌酋的脑袋。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还包括一部分驻大队部的骑兵）被斩杀200余人，整个高地“尸械遍野，血流杵漂”，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摸着高地上的大炮和铁甲战车，兄弟们乐坏了。他们把炮弹塞进炮膛，也像模像样地朝日军前方阵地开炮。
到底不是老本行，响倒是响了那么十几下，至于打没打着，谁也说不上，反正能过瘾就是了。
此时已经拂晓，天色开始亮了起来。周围日军得知白台子失守，就象是火烧着了屁股，立即发起进攻，想把他们的宝贝再抢回来。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夜袭队打炮不行，砸和抢还是在行的。
白台子高地上面有的是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18门野战炮及铁甲车、汽车尽被炸毁，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焚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全被卸下来放口袋里了。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一份日军作战的详细地图以及“满洲国”地域图数份——服部旅团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把大队部和临时指挥所也建在了白台子。
你还别小看日军的地图，那是相当精确和权威的，何况还是作战地图。对29军指挥官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比推回来几座大炮还值钱。因此，后来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往了后方总指挥部。
与此同时，从铁门关绕袭的佟泽光也已占领了白台子以东各高地。闻听白台子这边得手，他立即与正面的王治邦一起对老婆山进行南北夹击。
这本应该是攻取老婆山的良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有两个因素使29军的优势重又变成劣势。
一个因素，天降小雪，利于晚上偷袭，却不利于白天进攻。尤其是落了一夜雪后，山上山下无不又湿又滑。对进攻者来说，天好尚且难以攀登，何况条件忽然变得如此糟糕和险恶。
另一个因素，此时天已大亮，屯积于老婆山上的服部旅团主力虽然已丧失了炮兵阵地这一利器，但其视线已逐渐变得清晰，因此仍能在居高临下的情况下，凭借机枪等重武器组织起较强的火力网（“弹如雨注”）。
这两个因素成了当天南北部队的最大拦路虎，在反复冲击无果后，部队不得不重新退回原地。
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9军偷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自然条件（黑夜，小雪），而进攻老婆山功半垂成，又大半是为自然条件所抑制（白天，湿滑）。
仅就夜袭战本身，战果似乎并不像后来一些宣传资料中所说的那样辉煌。据战后统计，29军在此役中伤亡也在千人以上，其中营级以下军官死伤竟达50余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表明很多基层战斗单位已无人可以指挥。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在喜峰口短短3天的大战中，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一直在为无将可用而发愁。以王长海团为例，他的一个主力营在第一天就因营长受伤换了副营长，然后副营长又战死了，再换连长，连长又负伤了……
这个负伤可都不是涂点红花油就行的。你想，连赵登禹自己腿部挨了炮弹片，还坚持在战场上搏命，谁会擦破点皮就退到后面去，那都是实在撑不住才下场的。
结果实在没有办法，赵登禹只得从身边调人，把旅部的少校参谋直接空降过去当营长。
由于喜峰口的这几仗都是标标准准的硬仗，29军一批相当悍勇的骨干均因此战死沙场。新兵易得，一将难求，对这支部队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最主要的目标老婆山还未能如愿拿下，那么，我们能不能据此说，这次大规模夜袭战是失败的呢？
恰恰相反，此次夜袭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其战果大大超出了发起者开始的预想和估计。
夜袭战发动之前，29军在喜峰口的局面非常被动。借助于老婆山的地势和白台子炮兵阵地的火力，服部旅团完全是压着29军在打，气焰极其嚣张。
对于29军而言，如果说松亭山阵地得失尚在其次，那么人员日复一日的巨大损失和信心的溃散，才是最困扰这支非常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的地方新军的。
然而，由萧振瀛拍板，赵登禹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的这次大规模夜袭，一下子就把龙头扳了过来。服部旅团能用来吓唬人的野战炮和坦克装甲车一夜之间损失殆尽，使其失去了一个最大的火力支撑点，而其步兵力量也遭遇重创，这里面大多数是一刀毙命，连绑个绷带继续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夜袭战后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就登出了这样一则众所皆知的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由于损兵折将，接下来的几天，喜峰口现有的“正宗鬼子”一时间难以再独撑大局，已“呈疲惫之样”的服部不得不派上“二鬼子”——满蒙伪军加盟。
但伪军的战斗力显然与日军相差不小。别说连日军都惧怕的白刃搏杀了，就是大家趴在战壕里对着射击，他们也未必干得过29军，结果到14日，就出现了30多辆装甲车，200余辆大车，满载伤兵和尸体向宽城后方输送的“壮观场面”。这里面除了先前在喜峰口夜袭战中被砍的鬼子，当然也少不了一众伪军的“加盟”。
除了能用于正面对垒的兵力暂时不敷使用，急需援兵外，服部当时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困难。
这个情况在一本名叫《满洲出征日记》的资料中显露无遗。
我们知道，有很多日军官兵的文化素质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满洲出征日记》的作者石桥便是如此。
这位兄弟是服部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文笔着实不错，跟那个著名的东史郎都有得一拼。当然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日记，除了要有雅 兴外，也得有时间。石桥的八字很不错，被分配在了预备队，玩命的事不到非常时刻用不着他去，所以时常能得着空趴下来涂涂抹抹。
据他在日记中说，到3月14日这一天，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线与后方已经脱节了。
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日军的大队部就建立在老婆山后侧的白台子，后勤供应非常便利。
但在连遭夜袭，特别是11日的那次大规模夜袭后，服部旅团已不敢再把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放在距离前线如此近的地方。
在哪里呢？在喜峰口外的宽城和都山。
这样一来，断个半天粮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同时，由于害怕29军再次发动类似的偷袭行动，截断其后路，日军在进攻时也是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的派头。
让服部料想不到的是，这些还仅仅是他表面上需要上为那个可怕的晚上所付出的代价。
仅就夜袭战本身，战果似乎并不像后来一些宣传资料中所说的那样辉煌。据战后统计，29军在此役中伤亡也在千人以上，其中营级以下军官死伤竟达50余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表明很多基层战斗单位已无人可以指挥。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在喜峰口短短3天的大战中，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一直在为无将可用而发愁。以王长海团为例，他的一个主力营在第一天就因营长受伤换了副营长，然后副营长又战死了，再换连长，连长又负伤了……
这个负伤可都不是涂点红花油就行的。你想，连赵登禹自己腿部挨了炮弹片，还坚持在战场上搏命，谁会擦破点皮就退到后面去，那都是实在撑不住才下场的。
结果实在没有办法，赵登禹只得从身边调人，把旅部的少校参谋直接空降过去当营长。
由于喜峰口的这几仗都是标标准准的硬仗，29军一批相当悍勇的骨干均因此战死沙场。新兵易得，一将难求，对这支部队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最主要的目标老婆山还未能如愿拿下，那么，我们能不能据此说，这次大规模夜袭战是失败的呢？
恰恰相反，此次夜袭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其战果大大超出了发起者开始的预想和估计。
夜袭战发动之前，29军在喜峰口的局面非常被动。借助于老婆山的地势和白台子炮兵阵地的火力，服部旅团完全是压着29军在打，气焰极其嚣张。
对于29军而言，如果说松亭山阵地得失尚在其次，那么人员日复一日的巨大损失和信心的溃散，才是最困扰这支非常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的地方新军的。
然而，由萧振瀛拍板，赵登禹直接指挥并亲自出马的这次大规模夜袭，一下子就把龙头扳了过来。服部旅团能用来吓唬人的野战炮和坦克装甲车一夜之间损失殆尽，使其失去了一个最大的火力支撑点，而其步兵力量也遭遇重创，这里面大多数是一刀毙命，连绑个绷带继续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夜袭战后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就登出了这样一则众所皆知的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由于损兵折将，接下来的几天，喜峰口现有的“正宗鬼子”一时间难以再独撑大局，已“呈疲惫之样”的服部不得不派上“二鬼子”——满蒙伪军加盟。
但伪军的战斗力显然与日军相差不小。别说连日军都惧怕的白刃搏杀了，就是大家趴在战壕里对着射击，他们也未必干得过29军，结果到14日，就出现了30多辆装甲车，200余辆大车，满载伤兵和尸体向宽城后方输送的“壮观场面”。这里面除了先前在喜峰口夜袭战中被砍的鬼子，当然也少不了一众伪军的“加盟”。
除了能用于正面对垒的兵力暂时不敷使用，急需援兵外，服部当时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困难。
这个情况在一本名叫《满洲出征日记》的资料中显露无遗。
我们知道，有很多日军官兵的文化素质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满洲出征日记》的作者石桥便是如此。
这位兄弟是服部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而且文笔着实不错，跟那个著名的东史郎都有得一拼。当然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写日记，除了要有雅 兴外，也得有时间。石桥的八字很不错，被分配在了预备队，玩命的事不到非常时刻用不着他去，所以时常能得着空趴下来涂涂抹抹。
据他在日记中说，到3月14日这一天，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前线与后方已经脱节了。
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日军的大队部就建立在老婆山后侧的白台子，后勤供应非常便利。
但在连遭夜袭，特别是11日的那次大规模夜袭后，服部旅团已不敢再把大本营和后方基地放在距离前线如此近的地方。
在哪里呢？在喜峰口外的宽城和都山。
这样一来，断个半天粮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同时，由于害怕29军再次发动类似的偷袭行动，截断其后路，日军在进攻时也是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大军一到，玉石俱焚”的派头。
让服部料想不到的是，这些还仅仅是他表面上需要上为那个可怕的晚上所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29军已经从服部那里捡到了无价之宝，那就是大刀队在白台子缴获的日军作战图。
图上，日军的进攻箭头清晰地指向了一个地方——长城罗文峪。
这个罗文峪指的其实是两个关口，一个是罗文峪关，另一个是附近的山楂峪。长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呈45度角凹进来，因此这两个关口离29军军部所在地遵化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相距不到20里，骑兵半日即可到达。
罗文峪离喜峰口却有100里，此地若失，喜峰口将腹背受敌。再进一步，遵化若失，整个中线、东线守军将被切断后路，华北防线势必倾刻崩盘。
在战术安排上，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采取了有缝就钻的灵活策略，即乘29军主力在喜峰口被服部旅团吸引住的机会，从承德的铃木第4旅团中抽调力量，组成了一个早川支队，准备一举突破罗文峪。
当时，由于喜峰口作战激烈，众人的目光也确实都聚焦到了那里，谁也没想到日军对长城地形如此熟悉（看看他们绘的中国地图就知道了），会对不那么惹人注意的罗文峪切上一刀，而先前据守这两个关口的，仅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
一旦成功实施，这无疑将是日军包抄战术的又一个经典，不由人不惊出一身冷汗。
攻方确实高明，守方也确实险到极至。
从军事角度上说，喜峰口打得再精彩，也只不过是得与失的问题，而罗文峪对29军乃至整个滦东部队（包括晋绥军和东北军）却生死攸关。
如果让日军包抄成功，大家不仅都白干了，而且还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里，包括我这样的门外汉也许都要按捺不住了：还等什么，快把部队都调过去啊！
宋哲元不是门外汉，他不敢轻动。
长城那么长，兵就这么多，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谁敢孤注一掷，把筹码都提前堆到一个地方去？
顾了这头，其它各头势必要有所削弱。万一在白台子上捡到的这张地图是疑兵之计，等你把人马都调到一个对方其实并不想动的罗文峪，他却趁机打你别的软肋，如之奈何？
到时候，没准哭都没地方哭去。
因此，这个情报必须得到实地的验证。
宋哲元通知罗文峪外尚未撤入关内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一旦察觉承德日军有南下动向，随时组织南撤，并向29军总指挥部报告相关情况。
3月14日，宋哲元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承德以南的兴隆县县长打来的。后者告诉他，承德日军有步骑联合部队大约3000多人，已于昨天晚上到达了鹰手营子大道。
鹰手营子大道离兴隆县北面不远，这位县长正加紧安排难民南撤入关。
宋哲元立即把这股日军与作战地图联系了起来。
虽然日军南攻罗文峪的可能性仍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必须有所行动了。
宋哲元最先想到的是动用作为遵化城防部队的祁光远团，他从里面拨出两个手枪连，由一名指挥部的参谋带队，增防罗文峪。
这两个手枪连实际就是29军中专属的大刀队，每人都是选出来的抡大刀的好手，标准装备为大刀一把，手枪一支，手榴弹若干。打起仗来还是非常生猛的。
到了晚上，日军要打罗文峪的主意这个企图已经基本上铁板钉钉，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兴隆县半壁山。
到这时候，就再不能有所犹豫了。
宋哲元立即发出命令，急调刘汝明赴罗文峪防守。
但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没有把握。
因为刘汝明的那个师是暂编师，听起来是师的编制，其实只有一旅两团，还不满员，装备也不咋的。
不行，还得添人手。
第一个命令发出不到半个小时，宋哲元再调刘景山增援罗文峪。
星夜急驰，越快越好。
宋哲元坐了一会，又站了起来。
刘景山团离这里并不近，就算再拼着命跑，一时半会也到不了罗文峪。
远水难解近渴，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近水可用。
能用的当然还是自己的遵化城防部队。
罗文峪倘若不保，遵化还能守得住吗？
干脆，把遵化城防部队都拉上去吧。
城防司令祁光远操起家伙，领着他那个已被抽走两个手枪连的团，奔着罗文峪就去了。
当然，遵化也不能真的不顾。宋哲元转而命令张自忠的部将董升堂向遵化东侧的四十里铺集中，以拱守指挥部。
到这时候，宋哲元真的是山穷水尽，无兵可调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部队没派上用场的，比如东北军。
从冷口撤下来的沈克师此前就在遵化以西的蓟县以东，所属李福和骑兵第5旅更是一直游弋在罗文峪关口之外。
哪怕再不济的资源也总是资源，所以宋哲元也曾经动过一点这方面的脑筋，不过最后证明都是无用功。
他先是让刘汝明与李福和取得联系，要求双方互为策应。
可是已经没法策应了，因为李福和刚刚得到承德日军出动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率部朝西面跑掉了，连通知也没通知29军一声。要不是兴隆县当地民众及时报告，宋哲元还被蒙在鼓里，差点就要像古北口的关麟征那样被这些家伙活活坑上一把了。
到需要增援罗文峪的时候，北平军分会下令沈克师进至兴隆，以便和29军一起夹击南下日军，然而也不知道这沈克是怎么看待上级命令的，反正直到罗文峪之战临近尾声，也没见他的影子。
鬼子这边。
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除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日军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无疑就是西义中将。其人洞察形势之精细，掌握战机之敏捷，拍案决策之果断，即使在日本一流将官中也是佼佼者。
不过在罗文峪这里，眼见着就要吃瘪了。怪谁呢，只能怪服部这老小子，那么重要，可以说要人性命的地图，你应该用个保险柜锁起来嘛。
太不小心了，回去打他屁股。
不知道服部是真的怕被打屁股还是担心丢面子，反正遗失地图的事，他从头至尾压根就没跟西义沟通过。因此之故，西义在承德发令箭的那一刻还以为罗文峪的中国守军毫无防备哩。
对罗文峪，他是志在必得。
拿着令箭启程的早川支队，除包括铃木旅团的两个联队外，还有在古北口起过一定作用的三宅骑兵联队。伪军虽然历来都不怎么太中用，但这次也把他们算上了，计有内蒙、朝鲜伪军2个旅。这样一来，就超过了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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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3 pm
就在喜峰口的服部旅团陷于困境的时候，早川支队悄悄离开了承德。
脚步是够轻了，奈何人家已经知道你的鬼心思了，所以再轻也没用。
3月16日，天还没亮透，作为先锋的三宅骑兵联队就拍马赶到了罗文峪关口前的三岔口。
进入这些地方，大都为山路，马是不能骑的，只能下来，牵着走。
在长城战役中，日军就充分利用骑兵马快的特点抢山头，夺城池，占先机，比如喜峰口的老婆山高地就是这样落入敌手的。
不过罗文峪这里又有所不同，因为守军是29军。这些大刀客平时睡觉都竖着两耳朵，还能让你占了这个便宜？
三岔口很快就响起了枪声。
当然不是日军打的，而是潜伏哨们起了作用。
罗文峪守将轩继瀛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他专门在部队里挑了些干练的，换件衣服，到三岔口附近去扮农民，这叫潜伏移动哨，俟日军一靠近便报警。
西北军里面的人，基本都是苦出身，客串个农民角色那是连妆都不用化的。
在山路上，日军骑兵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优势，因为他们一只手要牵着东洋马（跑掉的话岂不是做不成骑兵了），另一只手也不知道究竟是该拿刀还是拿枪，现在又暴露了身份，犹如本来想偷偷摸摸在人家室内行窃的贼头，忽然发现房间里灯火通明，那场面别提有多尴尬了。
更糟的是，他们想退还退不出去，因为正好进入三宅口守军的射程范围，所以这迎面第一板斧就被砍了个稀里哗啦。
遵化城的祁光远这时早已赶到，轩继瀛和他一商量，把人马分成两拨，一拨分守罗文峪旁边的山楂峪，一拨由祁光远亲自率领，从侧面绕到日军背后。
看来，29军是真正在喜峰口尝到了甜头，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走曲线绕行的好处了。
三宅骑兵联队在山下刚刚把马拴好，喘了口气，正准备再攻三岔口，忽听得背后枪声大作，竟然是中国军队包围过来了。
攻守方立刻转换。日军骑兵这才意识到，对手原来早有准备，心里不由暗暗叫苦。
一路上，骑兵联队打马挥鞭，把后面的步兵抛得远远的，本意是要独揽首功的。那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步兵走得越慢越好，等他们上来，没准自己的太阳旗都已经插在长城上了。现在则只好一边咬牙死扛，一边念叨着，希望后面的步兵再跑快点，赶紧过来给他救急。
可是倒霉系天定，半点不由人。步兵们还真的优哉游哉，在三宅联队苦撑整整5个小时后，大部队才姗姗来迟。这时候，可怜的骑兵们都快虚脱了。
看到自己的骑兵受了欺负，步兵自然火透，呀呀叫着就杀了过来。日军人多势众，加上三岔口工事简易，29军只能且战且退，进入长城内进行防守。
到这时候为止，罗文峪正面争夺战才算真正开始。
骑兵不能成事，就要看炮兵的了。这次日军带来了数十门野山炮，一家伙都推上来，朝着城墙狂轰滥炸。
大炮这玩意，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音响视觉效果特别好。若是平常人，光听听声音两腿就得抖个不停，更别说猛烈炮火对城防的破坏了（“砖石横飞，摧残无遗”），你要没点意志力根本扛不过去。
29军官兵一来本性顽强，二来事前就知道守住罗文峪关乎全军身家性命（“为形势上所必守”），所以不管受多少损失，都不肯稍有退却。
围绕被打得残破不堪的长城，双方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战斗一度达到沸点，29军“牺牲之惨”，甚至“比喜峰口战役有过之无不及”。一眨眼的工夫，700多人倒在了长城上。
照这么打下去，这一团一营就得全部报销掉了，罗文峪自然也只能付于敌手。
真的快撑不住了，幸好后援来了。
危急时刻，被授予罗文峪一战总指挥的刘汝明亲赴火线。
宋哲元在部署罗文峪防守时，不停地调兵，能抽的都给抽过来了，但他始终没有忽略一点。
兵固然重要，将更是关键。
守罗文峪，他挑中了刘汝明。
29军领导集体的八兄弟之中，要论彼此之长，进攻要数张自忠，防守当属刘汝明，一矛一盾，相得益彰。
刘汝明在西北军中被称为“呆子”，其实一点不呆，还很有心计。他能跻身“西北五虎”，就是因为打仗很“滑头”，其指挥作战不以进攻称雄，而以善守著称，是个任何时候都知道怎么保本的主。
这个特点，狂飙突进、乘胜追击、形势大好时，你看不出有什么独到之处，没准还会不屑地来一句，不就是会死守在窝里，外加逃跑时腿脚利索了一点吗？
瞧不起是吧，等到你老本折个净光，欲哭无泪时，就会明白个中之妙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顺利。打仗也是如此。
就象下棋一样，遇上倒霉的时候，手上能多剩一门炮，一匹马，哪怕是一个卒都是好的，还有机会翻本不是。
而且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不比进攻容易，甚至更难。
刘汝明早年间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趴在长城里面挡住了直奉联军的进攻。等到实在守不住了，大家都往后跑，他又跑得最快，这哥们跑路时，比谁的脑子都好使，他把什么辎重车辆和笨重物品一古脑全扔了，腾出骡马，由士兵轮流骑着跑。
你两条腿，当然比不上人家六条腿（四条马腿加两条人腿），速度是你的三倍还不止。
结果到了集结地一看，刘汝明最早报到，人员也流失得最少。
仗打到后面，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虽然也没多出来，但从未伤过元气。结果等到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就带着手下这批骑着骡马的兵，成功地化解了杨虎城西安之围，这就是保本的好处，眼瞅着翻本了不是。
打完仗，冯玉祥发给刘汝明一大奖状，表扬他“孤军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
显然，这能耐，又要在长城上复制一次了。
在这里，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刘汝明除自己的部队外，还有其它非直属部队供其调遣。
我们看到，在关东军中，指挥官调动或指挥非直属部队是不成问题的。比如服部就可以指挥与其没有隶属关系的三宅骑兵联队，而后者也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征调。
然而这在中国军队中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好象谁的兵就是谁下的崽，别人是动也动不得的。不光地方军如此，中央军有时也差不多，而好些事坏就坏在这上面。
当年的29军内部在这方面基本做到了令旗举到哪里，部队杀往哪里，宋哲元一个电话打到下面的师长旅长甚至连长那里，立刻就OK。
抱团致胜，试问天下谁敌手？
接下来，就看刘呆子的表现了。
在这一生死存亡时刻，被宋哲元寄予厚望的刘汝明能不负所托吗？
效果立竿成影。
刘汝明在长城上一现身，军心立刻为之一振。跟刘师长在一块，守，守得住，跑，跑得脱，还怕什么。
这就叫强心剂。
打到晚上9点，本想一鼓作气拿下罗文峪的日军步兵也终于软下来，“三而竭”了。
不过经过一个晚上，鬼子们又有了新的思路。
拿不下罗文峪，就直接攻山楂峪。后者还在罗文峪西面，打下那里，等于把罗文峪也都给包了。
越想越兴奋，不由佩服起自己的应变能力来了。
既如此，那就干吧。
老规矩，必要的花招还是要使的，罗文峪照攻，但主要兵力放在相距罗文峪口仅5里路的山楂峪，这个就叫声东击西。
一开始，连刘汝明都没识破。
相对于罗文峪，山楂峪是小关口，他仅在那里部署了一个营，营长叫刘福祥。
早川支队在山楂峪使出了日军常用的“要你命三招”。
第一招，用炮打。
不是泛泛轰击，而是集中一点，意欲打开长城之缺口，同时为下一步进攻营造气氛。
第二招，步兵冲。
成百上千日伪军向缺口处涌入，就是挤，也得挤进来。
第三招，天上炸。
这是最后一招，因为挤不进来，就只好招呼轰炸机出动，进行低旋轰炸和射击了。
三招用完，日军还是站在原地，一块长城砖也没捞到。
可恼哇。
情急之下，又额外想了一招，用烟幕弹。
利用烟幕弹为掩护，悄悄地派部队摸到守军阵地的左前方高地上去。
这帮小子大概认为，烟幕弹一放，对手就看不到他们了。没想到的是，别人固然看不清你，可你也同时看不清对方了，而且你这烟幕弹一放，就等于告诉29军，我要玩阴的了。
那刘福祥也打了多年的仗，是个老兵，如何猜不透鬼子的这点小伎俩。
放烟幕弹正好，还免得你又是炮轰，又是枪打的。
刘福祥立刻派了一支预备队上去，同样以烟幕为掩护，爬到高地上，对着日军就是一顿猛砍。
在付出较大伤亡后，高地失而复得。
这一早上，早川支队就算白干了。他们索性假戏真做，又在罗文峪这边撒起了野。
从中午开始，日军就闭着眼睛打炮，转眼之间就甩过去500余发炮弹，好像炮弹都不要钱似的。
这本钱可真够大的，炮弹密度把好端端一座山都掀得不成了样子了（“山谷为之变形”）。
山犹如此，人何以堪？
刘汝明能“堪”。
如果这几下就吃不消，那还叫善守之将？
日军大炮叫得欢的时候，他早就带着一部分人马走了。
没跑远，就趴在山口两边，看着你打炮。
炮兵闹腾够了，自然就要派步兵上了。毕竟打炮不是目的，占领阵地才是目的。
经过刚才那番***，对方阵地上一枪未放，似乎已经彻底歇菜了。
看来，只要接收一下，履行个手续就可以pass。
日军遂分成四路纵队，大模大样地上山来了。
刘汝明一声不响，看着他们往山上爬。
难道准备放弃阵地了？
答案很快揭晓。
相距200米，突然发作。
一个人蹭地一下从地上率先跃起，舞着刀就率部朝日军冲了过去。
正是刘汝明自己。
虽然可能没有赵登禹那么凶悍，不过人家毕竟也是靠刀混饭吃的，那刀法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还有什么榜样比自己的长官更好，于是，一众猛男没一个怯场的。远的炸，近的剁，一时间，气势锐不可挡（“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按照29军在喜峰口大夜袭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上算。
但是整个罗文峪之战，鬼子脑袋有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又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肢体异处，鲜血四 溅”），再骄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据说在刀口之下，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哩。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掩耳闭目”），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罗文峪的29军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呢。
碰上这些大白天出没的杀人无常，自命凶狂的日军这下也没了脾气，只好撒开丫子往后跑了。
武士道悍不过真正的铁血。给人印象一向有进无退的日军也开始溃退了，而且一退起来就不可收拾。
先是退出了中国守军的阵地前沿，接着又退出了自己的山头阵地，一个不小心，连他们引以为豪的炮兵阵地也丢了。
还没完，得继续。
早川支队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得不拉起数道防线，以阻止对手近乎疯狂的攻势。
然而在已经杀上了瘾的29军官兵眼里，防线根本挡不住他们，几乎一撕即破。
下午2点，冲破第一道防线。
一个小时后，第二道防线又土崩瓦解。
本来还要再往前面冲，但山楂峪那边顶不住了。
刘福祥营损失惨重，阵地亦几得几失。
其实能坚挺到现在，已属大不易，如果不是他们吸引了日军相当多的兵力，罗文峪这边也不可能打得这么爽。
刘汝明只好缓一下，派人过去帮忙。
这样一来，右翼突进就变成了两翼齐飞。
晚上7点，日军全线后撤。
这一天，应该算是刘汝明得了便宜。
可他还放松不下来。
不把山楂峪那里的鬼子再赶远一点，迟早是个威胁。
助长刘汝明这一想法的，当然还有长城内外沉沉的夜幕，这么好的环境，不搞两部恐怖片出来，如何对得起自己。
抽出一支人马，担当午夜杀手的重任。
喜峰口夜袭队是11点出发，他们是12点，从山楂峪准时潜行出关。但与前者相比，这次行动的难度系数已大大加码。
说来说去，还不都是给喜峰口夜袭给闹的。从那以后，日军都变成了“怕黑的男人”，他们根本不敢在山楂峪下面宿营，非得隔老远，相距五六座山才能放心地安营扎寨。
然而这就安全了吗？NO。
军营里面，人均一个“铁围脖”套着。军营外面，严严实实地围上几道铁丝网，上面挂满小铜铃，为的就是有人穿过铁丝网时可以听得见。
弄到这份上，就差把自己装到密闭舱里去了。此时的日军，与先前开赴热河以及初到长城脚下时目空一切、耻高气扬的架势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躲得远远，藏得严严，可就这样，29军的刀客们还是执着地要打他们脑袋的主意。你说找谁说理去？
大刀就是硬道理。
猛士们翻山越岭，不仅追到了日军的宿营地，而且直接闯进了营房。
什么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骗骗自己可以，拿来保命就太不靠谱了。
我们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纳命来吧。
这回大刀队的队员们没有随身带着口袋，事实上他们也不用带口袋，因为包括营长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以身殉国，出去一个营，最后只回来70多个人。
战至拂晓，山楂峪正面守军也同时发动反攻，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死尸山积”），将其远远逼退。
这次夜袭成功对刘汝明来说，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为固守罗文峪提供了预备队。
因为就在这一同时，早川支队也对罗文峪发动了“夜袭”。
当然，同是夜袭，成色大不一样。日本人那边并没有他们吹嘘的“忍者”、“武士”之类的好手，可以钻个地缝或者挖个地道进入城墙。他们所谓的“夜袭”其实是以夜色为掩护，集中兵力，对罗文峪发动突袭。
这跟在山楂峪高地上放烟幕弹的效果差不多。29军可不怵这个。武林高手嘛，夜晚就是他们的天下，还怕你这个。
刘汝明仍然是老办法。离着远，我就用手榴弹和机关枪对付你，离近了，直接拿快刀招呼。
日军昨天被砍怕了，一看到黑暗中刀光闪闪就心里发毛，没打几下就直接退了回去。
你还别说当兵的怕死，你不怕死，自己把脑袋伸过去试试？
只好等，等天亮。
天一亮，不用人冲了，他们用飞机大炮。
这次吸取教训，炮口不光朝着阵地轰，山口两边也不能放过。
让你再给我躲猫猫。
守军阵地果然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步兵蜂拥而上。
可以勇往直前了。因为炮火已经过了一遍，再不用担心左右两边会忽然冒出凶神恶煞来砍人了。
左右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背后有问题。
山楂峪那边消除心腹之患后，去增援的部队又杀了回来，他们用30挺机枪为掩护，向三岔口敌军阵地发起不间断的冲锋。
如果昨晚不成功进行夜袭，别说抽人过来帮忙了，山楂峪自己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
善守之将，名不虚传。
一听后面有了大动静，向罗文峪进攻的日军部队军心大乱。罗文峪正面守军趁势冲出阵地，一阵掩杀，将敌兵逼退。
见“围魏救赵”之术成功，刘汝明也趁势收兵回营。
大白天的都是在耗时间，毕竟那是人家的世面。
我们也等，等天黑。
夜黑黑，心慌慌，日军现在也有了黑夜恐惧症，一到晚上就发抖。为此，他们甚至喜欢上了赶夜工，乒乒乓乓打到晚上10点还不愿意回营睡觉。
不给加班费我也干，不管怎样，总比躺床上掉脑袋强吧。
可日本人也不是铁人，白天折腾了一天，到了晚上还不让合眼怎么行。
得想个万全之策，堵住对方摸黑夜袭的口子。
能堵的全给我堵上。
不管罗文峪还是山楂峪，都派人盯着，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报警。
管你防得再怎么严，对于刘汝明来说，他能拿出来的必杀技，始终还是那两个字：夜袭，夜袭，还是夜袭。
你没准备我要袭，有准备了，我还是得袭。
天一黑，他又让部将李金田带人出来摸营了。
李金田等人既不走罗文峪，也不走山楂峪，走的是山楂峪西边的沙宝峪。
长城这么长，你还能挡得住我偷袭你？认命吧。
这回，日军睡觉的地方更远。李金田连翻7个山头，才接近其宿营地。
他们从左边摸上去，正要下手，周围忽然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被发现了！
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日军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既然都不济事，索性在营地两翼建立了机枪阵地。机枪手们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就一门心思地等着对方的夜袭部队出现。
果然出现了。
不仅左翼的在打，右翼的也被吸引过来，大家都朝着李金田他们出现的方位扑过去。
看起来刘汝明组织的这次夜袭要失败了，如果你不继续往下面看的话。
右翼不是空下来了吗？
自有人填补，刘汝明安排的另一支夜袭部队。后者是从右边几乎同时摸上来的，乘日军得意的劲儿，兵分两路，一路从背后抄袭日军机枪阵地，一路摸进鬼子大营，嘁里咔嚓，砍了个痛快。
至此，日军后方已是阵脚大乱。
刘汝明抓住机会，立即统率三军，前后夹击，发动全线反攻。
这是一个血肉搏杀的夜晚（“血战终夜”），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晚上。
在29军的回忆录中，对此战用了“完全击溃”四个字。
当天，铃木旅团就被迫退出罗文峪以北10里之外，并已基本失去了正面攻击能力。
第二天，只是派了个便衣队到山楂峪前晃荡了几下。等到守军操着刀过来要砍时，掉头就跑了。
29军连着几个晚上进行夜袭，确实也累得不行，所以也没追多远，否则的话，又是人头一堆。
3月20日，日军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原点，即兴隆县半壁山，再也不敢轻易去碰那个要掉脑袋的所在了。
为了拿下罗文峪，西义准备了万人部队，但实际参战的只有6000余人，其他的还没出承德就被吓回去了。
较之于喜峰口一战，罗文峪其实份量更重。在喜峰口，29军的夜袭还只是牛刀小试，算是隔三岔五地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而到了罗文峪，就不是隔三岔五了，那是“大宝天天见”，每天晚上要来点“意外惊喜”的。日军方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在士气方面，29军也占据了一定优势。
据说在激战中，有一个士兵子弹打光了，被几个鬼子在后面追。他跑着跑着，马失前蹄，被一块砖头给绊倒了。
够倒霉的吧。可人运气来了，就愣是不一样。他摔倒后，伸手一摸，没摸到砖头，却是一把大刀。估计是前面哪位仁兄夺了三八式或机枪之类的好东西，随手扔掉的，如果可以让我们自己选，枪总还是比刀好。
这下定心了。手里摸着那把大刀，索性装作伤重倒地。等后面的鬼子赶到，翻身跃起，兜头就劈。劈完了一数，不多不少，一共4个。
然后呢，扛着缴获的武器把营归，回自家阵地去了。
脚步是够轻了，奈何人家已经知道你的鬼心思了，所以再轻也没用。
3月16日，天还没亮透，作为先锋的三宅骑兵联队就拍马赶到了罗文峪关口前的三岔口。
进入这些地方，大都为山路，马是不能骑的，只能下来，牵着走。
在长城战役中，日军就充分利用骑兵马快的特点抢山头，夺城池，占先机，比如喜峰口的老婆山高地就是这样落入敌手的。
不过罗文峪这里又有所不同，因为守军是29军。这些大刀客平时睡觉都竖着两耳朵，还能让你占了这个便宜？
三岔口很快就响起了枪声。
当然不是日军打的，而是潜伏哨们起了作用。
罗文峪守将轩继瀛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他专门在部队里挑了些干练的，换件衣服，到三岔口附近去扮农民，这叫潜伏移动哨，俟日军一靠近便报警。
西北军里面的人，基本都是苦出身，客串个农民角色那是连妆都不用化的。
在山路上，日军骑兵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优势，因为他们一只手要牵着东洋马（跑掉的话岂不是做不成骑兵了），另一只手也不知道究竟是该拿刀还是拿枪，现在又暴露了身份，犹如本来想偷偷摸摸在人家室内行窃的贼头，忽然发现房间里灯火通明，那场面别提有多尴尬了。
更糟的是，他们想退还退不出去，因为正好进入三宅口守军的射程范围，所以这迎面第一板斧就被砍了个稀里哗啦。
遵化城的祁光远这时早已赶到，轩继瀛和他一商量，把人马分成两拨，一拨分守罗文峪旁边的山楂峪，一拨由祁光远亲自率领，从侧面绕到日军背后。
看来，29军是真正在喜峰口尝到了甜头，无论什么时候都知道走曲线绕行的好处了。
三宅骑兵联队在山下刚刚把马拴好，喘了口气，正准备再攻三岔口，忽听得背后枪声大作，竟然是中国军队包围过来了。
攻守方立刻转换。日军骑兵这才意识到，对手原来早有准备，心里不由暗暗叫苦。
一路上，骑兵联队打马挥鞭，把后面的步兵抛得远远的，本意是要独揽首功的。那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步兵走得越慢越好，等他们上来，没准自己的太阳旗都已经插在长城上了。现在则只好一边咬牙死扛，一边念叨着，希望后面的步兵再跑快点，赶紧过来给他救急。
可是倒霉系天定，半点不由人。步兵们还真的优哉游哉，在三宅联队苦撑整整5个小时后，大部队才姗姗来迟。这时候，可怜的骑兵们都快虚脱了。
看到自己的骑兵受了欺负，步兵自然火透，呀呀叫着就杀了过来。日军人多势众，加上三岔口工事简易，29军只能且战且退，进入长城内进行防守。
到这时候为止，罗文峪正面争夺战才算真正开始。
骑兵不能成事，就要看炮兵的了。这次日军带来了数十门野山炮，一家伙都推上来，朝着城墙狂轰滥炸。
大炮这玩意，一个重要用途就是音响视觉效果特别好。若是平常人，光听听声音两腿就得抖个不停，更别说猛烈炮火对城防的破坏了（“砖石横飞，摧残无遗”），你要没点意志力根本扛不过去。
29军官兵一来本性顽强，二来事前就知道守住罗文峪关乎全军身家性命（“为形势上所必守”），所以不管受多少损失，都不肯稍有退却。
围绕被打得残破不堪的长城，双方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战斗一度达到沸点，29军“牺牲之惨”，甚至“比喜峰口战役有过之无不及”。一眨眼的工夫，700多人倒在了长城上。
照这么打下去，这一团一营就得全部报销掉了，罗文峪自然也只能付于敌手。
真的快撑不住了，幸好后援来了。
危急时刻，被授予罗文峪一战总指挥的刘汝明亲赴火线。
宋哲元在部署罗文峪防守时，不停地调兵，能抽的都给抽过来了，但他始终没有忽略一点。
兵固然重要，将更是关键。
守罗文峪，他挑中了刘汝明。
29军领导集体的八兄弟之中，要论彼此之长，进攻要数张自忠，防守当属刘汝明，一矛一盾，相得益彰。
刘汝明在西北军中被称为“呆子”，其实一点不呆，还很有心计。他能跻身“西北五虎”，就是因为打仗很“滑头”，其指挥作战不以进攻称雄，而以善守著称，是个任何时候都知道怎么保本的主。
这个特点，狂飙突进、乘胜追击、形势大好时，你看不出有什么独到之处，没准还会不屑地来一句，不就是会死守在窝里，外加逃跑时腿脚利索了一点吗？
瞧不起是吧，等到你老本折个净光，欲哭无泪时，就会明白个中之妙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顺利。打仗也是如此。
就象下棋一样，遇上倒霉的时候，手上能多剩一门炮，一匹马，哪怕是一个卒都是好的，还有机会翻本不是。
而且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不比进攻容易，甚至更难。
刘汝明早年间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趴在长城里面挡住了直奉联军的进攻。等到实在守不住了，大家都往后跑，他又跑得最快，这哥们跑路时，比谁的脑子都好使，他把什么辎重车辆和笨重物品一古脑全扔了，腾出骡马，由士兵轮流骑着跑。
你两条腿，当然比不上人家六条腿（四条马腿加两条人腿），速度是你的三倍还不止。
结果到了集结地一看，刘汝明最早报到，人员也流失得最少。
仗打到后面，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虽然也没多出来，但从未伤过元气。结果等到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就带着手下这批骑着骡马的兵，成功地化解了杨虎城西安之围，这就是保本的好处，眼瞅着翻本了不是。
打完仗，冯玉祥发给刘汝明一大奖状，表扬他“孤军当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
显然，这能耐，又要在长城上复制一次了。
在这里，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刘汝明除自己的部队外，还有其它非直属部队供其调遣。
我们看到，在关东军中，指挥官调动或指挥非直属部队是不成问题的。比如服部就可以指挥与其没有隶属关系的三宅骑兵联队，而后者也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征调。
然而这在中国军队中却是个很大的问题。好象谁的兵就是谁下的崽，别人是动也动不得的。不光地方军如此，中央军有时也差不多，而好些事坏就坏在这上面。
当年的29军内部在这方面基本做到了令旗举到哪里，部队杀往哪里，宋哲元一个电话打到下面的师长旅长甚至连长那里，立刻就OK。
抱团致胜，试问天下谁敌手？
接下来，就看刘呆子的表现了。
在这一生死存亡时刻，被宋哲元寄予厚望的刘汝明能不负所托吗？
效果立竿成影。
刘汝明在长城上一现身，军心立刻为之一振。跟刘师长在一块，守，守得住，跑，跑得脱，还怕什么。
这就叫强心剂。
打到晚上9点，本想一鼓作气拿下罗文峪的日军步兵也终于软下来，“三而竭”了。
不过经过一个晚上，鬼子们又有了新的思路。
拿不下罗文峪，就直接攻山楂峪。后者还在罗文峪西面，打下那里，等于把罗文峪也都给包了。
越想越兴奋，不由佩服起自己的应变能力来了。
既如此，那就干吧。
老规矩，必要的花招还是要使的，罗文峪照攻，但主要兵力放在相距罗文峪口仅5里路的山楂峪，这个就叫声东击西。
一开始，连刘汝明都没识破。
相对于罗文峪，山楂峪是小关口，他仅在那里部署了一个营，营长叫刘福祥。
早川支队在山楂峪使出了日军常用的“要你命三招”。
第一招，用炮打。
不是泛泛轰击，而是集中一点，意欲打开长城之缺口，同时为下一步进攻营造气氛。
第二招，步兵冲。
成百上千日伪军向缺口处涌入，就是挤，也得挤进来。
第三招，天上炸。
这是最后一招，因为挤不进来，就只好招呼轰炸机出动，进行低旋轰炸和射击了。
三招用完，日军还是站在原地，一块长城砖也没捞到。
可恼哇。
情急之下，又额外想了一招，用烟幕弹。
利用烟幕弹为掩护，悄悄地派部队摸到守军阵地的左前方高地上去。
这帮小子大概认为，烟幕弹一放，对手就看不到他们了。没想到的是，别人固然看不清你，可你也同时看不清对方了，而且你这烟幕弹一放，就等于告诉29军，我要玩阴的了。
那刘福祥也打了多年的仗，是个老兵，如何猜不透鬼子的这点小伎俩。
放烟幕弹正好，还免得你又是炮轰，又是枪打的。
刘福祥立刻派了一支预备队上去，同样以烟幕为掩护，爬到高地上，对着日军就是一顿猛砍。
在付出较大伤亡后，高地失而复得。
这一早上，早川支队就算白干了。他们索性假戏真做，又在罗文峪这边撒起了野。
从中午开始，日军就闭着眼睛打炮，转眼之间就甩过去500余发炮弹，好像炮弹都不要钱似的。
这本钱可真够大的，炮弹密度把好端端一座山都掀得不成了样子了（“山谷为之变形”）。
山犹如此，人何以堪？
刘汝明能“堪”。
如果这几下就吃不消，那还叫善守之将？
日军大炮叫得欢的时候，他早就带着一部分人马走了。
没跑远，就趴在山口两边，看着你打炮。
炮兵闹腾够了，自然就要派步兵上了。毕竟打炮不是目的，占领阵地才是目的。
经过刚才那番***，对方阵地上一枪未放，似乎已经彻底歇菜了。
看来，只要接收一下，履行个手续就可以pass。
日军遂分成四路纵队，大模大样地上山来了。
刘汝明一声不响，看着他们往山上爬。
难道准备放弃阵地了？
答案很快揭晓。
相距200米，突然发作。
一个人蹭地一下从地上率先跃起，舞着刀就率部朝日军冲了过去。
正是刘汝明自己。
虽然可能没有赵登禹那么凶悍，不过人家毕竟也是靠刀混饭吃的，那刀法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还有什么榜样比自己的长官更好，于是，一众猛男没一个怯场的。远的炸，近的剁，一时间，气势锐不可挡（“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按照29军在喜峰口大夜袭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上算。
但是整个罗文峪之战，鬼子脑袋有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又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肢体异处，鲜血四 溅”），再骄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据说在刀口之下，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哩。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掩耳闭目”），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罗文峪的29军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呢。
碰上这些大白天出没的杀人无常，自命凶狂的日军这下也没了脾气，只好撒开丫子往后跑了。
武士道悍不过真正的铁血。给人印象一向有进无退的日军也开始溃退了，而且一退起来就不可收拾。
先是退出了中国守军的阵地前沿，接着又退出了自己的山头阵地，一个不小心，连他们引以为豪的炮兵阵地也丢了。
还没完，得继续。
早川支队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得不拉起数道防线，以阻止对手近乎疯狂的攻势。
然而在已经杀上了瘾的29军官兵眼里，防线根本挡不住他们，几乎一撕即破。
下午2点，冲破第一道防线。
一个小时后，第二道防线又土崩瓦解。
本来还要再往前面冲，但山楂峪那边顶不住了。
刘福祥营损失惨重，阵地亦几得几失。
其实能坚挺到现在，已属大不易，如果不是他们吸引了日军相当多的兵力，罗文峪这边也不可能打得这么爽。
刘汝明只好缓一下，派人过去帮忙。
这样一来，右翼突进就变成了两翼齐飞。
晚上7点，日军全线后撤。
这一天，应该算是刘汝明得了便宜。
可他还放松不下来。
不把山楂峪那里的鬼子再赶远一点，迟早是个威胁。
助长刘汝明这一想法的，当然还有长城内外沉沉的夜幕，这么好的环境，不搞两部恐怖片出来，如何对得起自己。
抽出一支人马，担当午夜杀手的重任。
喜峰口夜袭队是11点出发，他们是12点，从山楂峪准时潜行出关。但与前者相比，这次行动的难度系数已大大加码。
说来说去，还不都是给喜峰口夜袭给闹的。从那以后，日军都变成了“怕黑的男人”，他们根本不敢在山楂峪下面宿营，非得隔老远，相距五六座山才能放心地安营扎寨。
然而这就安全了吗？NO。
军营里面，人均一个“铁围脖”套着。军营外面，严严实实地围上几道铁丝网，上面挂满小铜铃，为的就是有人穿过铁丝网时可以听得见。
弄到这份上，就差把自己装到密闭舱里去了。此时的日军，与先前开赴热河以及初到长城脚下时目空一切、耻高气扬的架势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躲得远远，藏得严严，可就这样，29军的刀客们还是执着地要打他们脑袋的主意。你说找谁说理去？
大刀就是硬道理。
猛士们翻山越岭，不仅追到了日军的宿营地，而且直接闯进了营房。
什么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骗骗自己可以，拿来保命就太不靠谱了。
我们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纳命来吧。
这回大刀队的队员们没有随身带着口袋，事实上他们也不用带口袋，因为包括营长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以身殉国，出去一个营，最后只回来70多个人。
战至拂晓，山楂峪正面守军也同时发动反攻，给日军以很大杀伤（“死尸山积”），将其远远逼退。
这次夜袭成功对刘汝明来说，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为固守罗文峪提供了预备队。
因为就在这一同时，早川支队也对罗文峪发动了“夜袭”。
当然，同是夜袭，成色大不一样。日本人那边并没有他们吹嘘的“忍者”、“武士”之类的好手，可以钻个地缝或者挖个地道进入城墙。他们所谓的“夜袭”其实是以夜色为掩护，集中兵力，对罗文峪发动突袭。
这跟在山楂峪高地上放烟幕弹的效果差不多。29军可不怵这个。武林高手嘛，夜晚就是他们的天下，还怕你这个。
刘汝明仍然是老办法。离着远，我就用手榴弹和机关枪对付你，离近了，直接拿快刀招呼。
日军昨天被砍怕了，一看到黑暗中刀光闪闪就心里发毛，没打几下就直接退了回去。
你还别说当兵的怕死，你不怕死，自己把脑袋伸过去试试？
只好等，等天亮。
天一亮，不用人冲了，他们用飞机大炮。
这次吸取教训，炮口不光朝着阵地轰，山口两边也不能放过。
让你再给我躲猫猫。
守军阵地果然被火力压制住了。日军步兵蜂拥而上。
可以勇往直前了。因为炮火已经过了一遍，再不用担心左右两边会忽然冒出凶神恶煞来砍人了。
左右自然是没有问题，但背后有问题。
山楂峪那边消除心腹之患后，去增援的部队又杀了回来，他们用30挺机枪为掩护，向三岔口敌军阵地发起不间断的冲锋。
如果昨晚不成功进行夜袭，别说抽人过来帮忙了，山楂峪自己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
善守之将，名不虚传。
一听后面有了大动静，向罗文峪进攻的日军部队军心大乱。罗文峪正面守军趁势冲出阵地，一阵掩杀，将敌兵逼退。
见“围魏救赵”之术成功，刘汝明也趁势收兵回营。
大白天的都是在耗时间，毕竟那是人家的世面。
我们也等，等天黑。
夜黑黑，心慌慌，日军现在也有了黑夜恐惧症，一到晚上就发抖。为此，他们甚至喜欢上了赶夜工，乒乒乓乓打到晚上10点还不愿意回营睡觉。
不给加班费我也干，不管怎样，总比躺床上掉脑袋强吧。
可日本人也不是铁人，白天折腾了一天，到了晚上还不让合眼怎么行。
得想个万全之策，堵住对方摸黑夜袭的口子。
能堵的全给我堵上。
不管罗文峪还是山楂峪，都派人盯着，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报警。
管你防得再怎么严，对于刘汝明来说，他能拿出来的必杀技，始终还是那两个字：夜袭，夜袭，还是夜袭。
你没准备我要袭，有准备了，我还是得袭。
天一黑，他又让部将李金田带人出来摸营了。
李金田等人既不走罗文峪，也不走山楂峪，走的是山楂峪西边的沙宝峪。
长城这么长，你还能挡得住我偷袭你？认命吧。
这回，日军睡觉的地方更远。李金田连翻7个山头，才接近其宿营地。
他们从左边摸上去，正要下手，周围忽然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被发现了！
为了能睡个安稳觉，日军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铁丝网、小铜铃、铁围脖既然都不济事，索性在营地两翼建立了机枪阵地。机枪手们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就一门心思地等着对方的夜袭部队出现。
果然出现了。
不仅左翼的在打，右翼的也被吸引过来，大家都朝着李金田他们出现的方位扑过去。
看起来刘汝明组织的这次夜袭要失败了，如果你不继续往下面看的话。
右翼不是空下来了吗？
自有人填补，刘汝明安排的另一支夜袭部队。后者是从右边几乎同时摸上来的，乘日军得意的劲儿，兵分两路，一路从背后抄袭日军机枪阵地，一路摸进鬼子大营，嘁里咔嚓，砍了个痛快。
至此，日军后方已是阵脚大乱。
刘汝明抓住机会，立即统率三军，前后夹击，发动全线反攻。
这是一个血肉搏杀的夜晚（“血战终夜”），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晚上。
在29军的回忆录中，对此战用了“完全击溃”四个字。
当天，铃木旅团就被迫退出罗文峪以北10里之外，并已基本失去了正面攻击能力。
第二天，只是派了个便衣队到山楂峪前晃荡了几下。等到守军操着刀过来要砍时，掉头就跑了。
29军连着几个晚上进行夜袭，确实也累得不行，所以也没追多远，否则的话，又是人头一堆。
3月20日，日军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原点，即兴隆县半壁山，再也不敢轻易去碰那个要掉脑袋的所在了。
为了拿下罗文峪，西义准备了万人部队，但实际参战的只有6000余人，其他的还没出承德就被吓回去了。
较之于喜峰口一战，罗文峪其实份量更重。在喜峰口，29军的夜袭还只是牛刀小试，算是隔三岔五地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而到了罗文峪，就不是隔三岔五了，那是“大宝天天见”，每天晚上要来点“意外惊喜”的。日军方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在士气方面，29军也占据了一定优势。
据说在激战中，有一个士兵子弹打光了，被几个鬼子在后面追。他跑着跑着，马失前蹄，被一块砖头给绊倒了。
够倒霉的吧。可人运气来了，就愣是不一样。他摔倒后，伸手一摸，没摸到砖头，却是一把大刀。估计是前面哪位仁兄夺了三八式或机枪之类的好东西，随手扔掉的，如果可以让我们自己选，枪总还是比刀好。
这下定心了。手里摸着那把大刀，索性装作伤重倒地。等后面的鬼子赶到，翻身跃起，兜头就劈。劈完了一数，不多不少，一共4个。
然后呢，扛着缴获的武器把营归，回自家阵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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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5 pm
罗文峪之战结束，举国上下犹如突然之间拾到了黄金。我说的这个黄金就是对于抗战的信心和希望。
自热河失陷以来，前线几乎天天都是坏消息，好象没一天不打败仗。总算，晋绥军在冷口打了一个日军的先头小股部队，这就算遏制住颓势，爆冷门，创奇迹了。
但一小胜后，马上就是大败，连开始最寄希望的中央军都在古北口遭遇败绩，若不是关东军未再予以穷追猛打，怕是连身后的北平都拱卫不住了。
中央军不行，29军也许更不济事。在发动喜峰口夜袭之前，看上去，他们的前景甚至连古北口还不如。宋哲元的那封“不求有功，只求能撑”的手谕，虽为激励三军，却也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表露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自信”。
在此情况下，如果说人心还能保持不沮，那就太抬举大家了。
谁都认为，翻本是没指望了。
但是经历过喜峰口、罗文峪那几个激动人心的晚上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一支装备奇差，有如中世纪军队的地方部队竟然一鸣惊人，举着大刀片，杀退了枪械精良的鬼子，先后使关东军两个旅团（服部旅团和铃木旅团）在关口停滞不前，其超常发挥，不能不令人震惊。
这时候，中国民众的表情只剩下了一种，那就是仰视英雄，而这个英雄，无疑就是宋哲元和29军。
一匹令人惊喜的黑马突然跑了出来。
29军一战成名，其新西北军之赫赫声势，亦于斯为盛。可以说，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站到了一年前19路军所能到达的那个历史顶峰。
至于宋哲元，当时报界就有南蔡（蔡廷楷）北宋（宋哲元）的说法。更有人把宋哲元称为“民族英雄之再生”，是“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
宋英雄自己也感觉甚佳，罗文峪之战一结束，就赴北平发表了演说。
大炮吓不倒我们，鬼子是纸老虎。只要用我们29军的“夜战近战策略”，就是有再好的武器，他们也得抓瞎（“敌之大炮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
话未说完，场下听众已是欢呼声一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是英雄，仗又打赢了，牛皮就是吹得稍微大一点，大家还是认为你太谦虚。
诸位也许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宋英雄的演说是持有一点保留意见的。简单来说，“大炮无用论”若用来对外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则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自己内部还真信了，那就又掉入了另一个可怕的误区。
两年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述，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因为写白话文觉得不习惯，又提倡复兴文言文，这跟明知道“机关枪是利器”，却因为“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最后只能“梦想大刀队成事”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有必要再额外评论一下29军的品牌logo——大刀。
民国记者曹聚仁曾记述，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的19路军服装灰黯，脚穿草鞋，下雨了连个雨披也没有，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只斗笠，这也成为他们给外界最“新鲜的标帜”，乃至战役结束后很长时间，上海市民和外国记者仍然记得那个其貌不扬却顽强善战的“广东斗笠军”。
到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
其实，对于29军来说，他们使用大刀纯为不得己，就跟广仔们没雨披只能用斗笠一样。如果他们手上提着的都是捷克式或三八式，估计谁也不会再劳神抽身背后的刀片子。
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三侠五义的市场。
日本兵的拼剌技术够好了吧，到了后来，老美和苏联红军照样能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倒不是说后者的剌刀玩得更好，恰恰相反，人家根本就不钻研这门学问，高鼻子蓝眼睛们练更容易也更高效的：射击像下雨一样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
你这里可以把加减乘除口诀表背得滚瓜烂熟，但未必干得过“九九八十一”都要打一下格登的老外。对方门清得很，拿一个计算器过来，也许揿区区一两个键就可以秒杀了你！
即使大刀对剌刀的纯粹肉搏战，也要看双方的步法和技术。仅就武器而论，剌刀的直线距离相较于大刀的曲线运动，其效率和杀伤力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因此，一个技术纯熟的日本兵，在用剌刀对峙大刀时并不一定处于下风。
这在29军大刀队的实战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白刃搏斗中，抛开一个砍对方十几个的高手不谈（这样的猛人毕竟不能代表全部），我们的伤亡率要远远高于对手。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对大刀的认识就是，大刀一举，砍瓜切菜，杀小鬼子不要太容易哦。
我认为，这与其时宣传上的推波助澜有关，同时与我们传统文化潜意识也密不可分。
吴思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最热衷的那种武侠幻想。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29军大刀队也寄托了中国人对于拯危济困的武侠世界的终极幻想。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出现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面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前线慰问的广东女子师范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清一色亮闪闪的大刀，点一下，一共99把。
当时报纸舆论对“威武大刀”的宣传不遗余力，确实有“炒作”且过度之嫌。那架势似乎只要长城守军人手一把钢刀，就不仅仅是守住长城，而是要越过长城去，立马把热河和东北三省全给收复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要举着大刀，直捣黄龙府，到东京去“和诸君痛饮耳”。
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相较于文化界名人，亲历战事的军政要人看得更为清楚。一直协助何应钦指挥作战的黄绍竑每次接见后方民众慰问代表时，都要对他们反复宣传，说古北口那边打得如何激烈，25师的师长关麟征都打到负伤下场了。但不管你讲得如何口干舌噪，愣是没人听他的，也没人信，一转屁股，他们又跑到29军那里去了（当然，最乏人搭理的还是东北军）。
其实当时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战场确实在古北口，因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把中央军作为他的主要对手，几乎将大部分能集中起来的重炮都搬了过去。同时，川原旅团的技战术能力在展开的各路日军中也堪称翘楚，是同时期作战的另外两个旅团不能望之项背的。
黄绍竑想来想去，觉得是报纸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了。据说他后来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提过意见，认为他们“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是在演出当年粉饰义和团的老把戏。
你们这么吹，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有把大刀在手就能刀枪不入，跟日本人干仗也就能所向披靡了？
史量才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倒是想吹点新的（指中央军的胜绩），你有吗？
没有。那不就结了，没新的，我们就只好吹点旧的了。
其实，话里话外，史老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要真有料，我会不登吗？
此时的古北口战场的确是没什么“料”。
就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29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的时候，杜聿明却在古北口的南天门预备阵地上黯然神伤。
这个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到现在为止，关麟征25师已元气大伤，达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经三昼夜激战，特别是经历12日大溃退后，全师伤亡竟达4000余人，差不多占了这个师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最惨的是王润波团，3000人打到只剩下5个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主力团都被打没了。
显然，再让他们支撑已是十分勉强，契需强援换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前线。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当时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核心。
很多年后，戴安澜在缅甸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他的“过”，后者在桂南战役中因指挥不力被撤职降级。
这个人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叫徐庭瑶（保定3期），此时任临时组建的第17军军长。
虽是临时搭建的班子，但班子下面的大小喽罗几乎全是他过去的部下，由此也可见委任者用心之良苦。
他是戴安澜的老长官，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说起来，人才这个东西还真有点像种庄稼，肥料施下去了，眼看着一茬一茬地出来，但究竟哪一茬收成更好，有时候全凭天意。徐庭瑶毕业的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就称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虎班”，收获的谷粒以饱满者居多，除徐庭瑶外，还有“一二八”会战中的最高指挥官蔡廷锴、张治中，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
在这批了不得的同学当中，徐庭瑶指挥作战的特点可用三个字来形容：技术流。
其打法追求细腻，不是打完一仗就算完，而是时时注意总结和归纳。别人打完仗，睡觉的睡觉，逛街的逛街，惟有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捉摸，捉摸完了就写书， 还不是那种空对空的扯淡书，而是真材实料的操作手册和论文。他的这种风格和习惯也影响到自己的部下，比如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追根溯源，这些人都属于 技术派的，相信坦克战车比光着膀子挥刀猛砍更有效果。也正是这群人，后来以徐庭瑶为首，组建了中央军中最早的机械化部队。
跟东北军师以上军官都要隔着前线几百里路遥控指挥不一样，中央军里一般没有敢这样闭门造车的。徐庭瑶身为军长，跑得比小兵还要快，黄杰师刚刚离开北平，他人已经到了密云。
到密云后马上给退守南天门的杜聿明打电话，了解部队状况。
很快，黄杰（黄埔1期）就接到徐庭瑶下达的命令：加快前进速度，接替25师防务。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师当中，黄杰师兵员最多，除了像关麟征师那样，有2旅4团外，还外加一个补充团，计17000人左右。不过，在武器上他们并不比后者强上多少。在火力配备上，黄杰师原来有重机枪（配有重机枪连），却没有更适用的轻机枪，到了北平后，他们才刚刚从军火库里领到，不料领到后更尴尬——都不会用。
没有其它办法，只有请人现教现学，学了再用。
接到命令后，黄杰师先头部队郑洞国第4旅行军速度骤然加快。
对于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旅长的郑洞国（黄埔1期）只要看一看一路往后飞奔的东北军溃兵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有些糟。
仿佛觉得气氛还不够吓人，又忽然冒出一位仁兄补充道：不是有些糟，是糟得很。
这位兄弟不是别人，是郑洞国的黄埔一期同学严武，这时候正在黄绍竑的参谋团里当少将高参。
正所谓同学不同命。虽然是一期出来的，严高参却基本上没怎么到前线去闻过硝烟味道。他进黄埔，是由顾祝同、钱大钧这两个资深教官联名保荐的，一毕业，别人 都扛着枪到前线拼命去了，他老兄却被派到苏联留学，回来后就进了委员长侍从室当参谋，这么一转眼，没几年肩上的牌子就换成了少将。
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包括严武的黄埔同学，郑洞国当然也不例外。
老子们拼死拼活，多少回都差点在战场上翘辫子，一身伤疤，好不容易才混到旅长。你一枪没放过，眼睛一睁一闭就成了少将，这算什么事。
其实当了少将的严同学也委屈得很。别看已经是少将了，那得看什么地方。在资历军阶一个比一个大的参谋团，他也不过就是个“小严”而已，要不然，“到前线去观察”这个苦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
而且这位高参的运气十分欠佳，等他快到古北口的时候，正赶上25师大溃退，那场面着实难看，让人越看越心慌，越看越没有底气，只好匆匆地跑了回来。
碰到正准备带兵上前线的老同学，免不了要再添油加醋一般，把前线的状况说得更糟一些，甚至劝郑洞国不用上去了，去了也没用，前线已无救矣——当然是言不由衷，谁都知道郑洞国军令在身，就算前线是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但不这样说，就没法解释：怎么别人往前，你往后。
严武没想到的是，等他说了这番话后，郑洞国把胸脯一挺，头一昂，跑得更起劲了。
你严武要是把前线说得风平浪静倒也罢了，现在咋呼得这么厉害，姓郑的倒偏要去见识见识，所谓刀山火海爷敢闯是也。
在心里面，郑洞国又把严武给鄙夷了几把：别看你在苏联踱过金，大阵仗面前，还不照样会吓得尿裤子。
什么少将，笑话！
等郑洞国赶到密云，徐老爷子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已提前赶到石匣镇，并把第17军军部设在那里，而石匣距古北口也仅有三十里地。
再跑，至3月12日午夜过后，终于到达石匣。郑洞国气也顾不上顺一口，便跑去拜见老长官。
见了徐庭瑶以后，郑洞国才知道，严武的话并不完全在唬老同学，前线的情况确实是糟，糟得很。
徐庭瑶一看到老部下，连客气两个字也没说，就命令郑洞国马上赶赴南天门，把杜聿明和25师给换下来，因为后者已经完全支撑不住了。
天亮以前，必须完成接防！
啥话也别说了，跑吧。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
3个小时后，郑洞国到达南天门。
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总算是看到亲人了。都是一期同学，没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接防工作完成得十分顺利。
此时的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来说相当不利。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光头将军”刘玉章（黄埔4期），不过那时与郑洞国等人比起来，还是小卒子一个，旅下面是团，团下面是营，他是营长。
作为基层军官，他看到的情况可能更客观一点。据他描述，郑洞国旅在向南天门急进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狼狈的。由于是南方部队，一下子很难适应北方冷空气，加上又累又饿，一路上有许多人掉队（“落伍者络绎于途”）。
很多营到达南天门时，连一半人还没有。他那个营算是不错，也只到了500来人。
接防阵地后，刘玉章也是累得够呛。但他作为一营长官，自然不敢懈怠，只能先出去转一圈再说。
巡视完后，他原本想坐在山坡上喘口气，不料竟睡了过去，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醒来时天已拂晓。
睡没有关系，但睡的环境却着实令人瞪目，外面风大得很（“朔风凛冽”），天又这么冷。
除了佩服光头体魄超乎异常的强健，特别扛得住外，不得不说这“强行军”的确是够“强”的。
营长如此，普通士兵更不要说了。
刘玉章本人亦心有余悸：如果日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连续攻击，部队几乎是肯定扛不住的。
郑洞国当然也知道形势的严峻。
可不是说过了吗，前面就算是一座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
不过让大家都深感庆幸的是，古北口的日军却并未接着对南天门阵地发起进攻。西线无战事，一直延续至黄杰师师部和罗奇第6旅随后赶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战事再认真盘点一下就会发现，日军在“巩固边防”上已经占有主动地位。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自3月中旬以来，三条线的主要关口大半都已掌握在了关东军手中。
西线的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所占领。
中线的喜峰口，至少是服部旅团和29军相互对峙。
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三大关口，只有西线的冷口可以说仍在我手。
黄光华在击溃米山支队，拿下冷口关后，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即将面对的肯定将是比米山先遣支队更强的敌手，如何轻松得起来。
我不会下围棋，但我知道围棋棋手在下完棋后一般都有一个必经程序，那就是复盘。
此时黄光华也在“复盘”，不仅“复”自己的盘，也在“复”对方的盘。
米山先遣支队为什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溃退下去？
轻敌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技术性因素是它缺乏坚固工事。如果工事足够坚固的话，至少可以把其火力优势发挥出来。
不可否认，在做这番思考时，黄光华那种特有的“工兵思维”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是，在日军尚未重新发起进攻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挖和搭。
挖是挖战壕。地面的冻土和石头硬梆梆，用小锄子小铲子都难以搞定。不过黄光华到底是工兵出身的师长，马上就想到了用铁镐。没铁镐怎么办？到矿厂里去弄啊。一家伙就扛来了1万把，一人一把还嫌多。
铁镐也不行，只能用一两天，到第三天就磨成了铁棒槌。没事，找铁匠，阵地上就升起炉子，磨了就去打，打了再来磨，循环往复，确保使用。
搭是搭工事。黄师长的脑子是真好使，难怪一个工兵科的也能做到师长。这次他仍旧想到了矿厂。矿井里不是有支撑煤窑坑道的木头吗？现成的，都搬来，打鬼子嘛，没办法，只能就地取材了。
差不多忙完了，关东军后续大部队也就到了。
来的是服部旅团。
服部不是把喜峰口和冷口都承包下来了吗？他的原定计划是先打喜峰口，再打冷口，这样按着顺序下来。不料喜峰口那里的29军十分坚挺，虽然拿下了一个老婆山高地，但要想再往前面推一推已经委实很难（29军的绕攻夜袭是很碜人的）。这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跳过喜峰口，指着冷口能帮他创造奇迹了。
在冷口这里负责进攻的是服部旅团的另外一部分，一共两个大队：鲶江大队和米山大队。后者是原来的米山特遣支队的主体，此前已经吃过黄光华的亏了。
3月19日，也就是铃木旅团在罗文峪受挫的第二天，服部旅团开始在冷口碰运气了。
在到一个青龙县的地方时，他们和中国军队遭遇上了。
这是黄光华的一个团，团长叫林作桢。当时林作桢团驻扎于冷口以北十里的肖营子，为察明日军动向，便派了侦察队过来打探消息。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吃了一惊。日军走在前面的也是先头小部队，大家一般高，谁也不示弱，于是小块头便和小块头打了起来。
这么打了两天，到3月21日，日军南下部队越聚越多，已经大大超过侦察队人数。侦察队这才知道对手来者不善，只得且战且退，掉头撤往肖营子。
第二天凌晨，集结肖营子的700多名关东军向林作桢团坚守的马道沟阵地发起进攻。
事实证明，在惊涛骇浪面前，最顶用的不是壮怀激烈的口号，也不是手拉着手的人海，而是坚固的壁垒。
当天日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就是冲不垮冷口关的表面阵地。鲶江和米山两个人加一块，牙都快硌出血来了，也难以啃动“工兵师长”精心打造的工事。
林作桢团的意志力也堪称坚强。在这一天当中，由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马道沟阵地曾一度陷落。但林作桢马上就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12点，连续两次反击，硬是把阵地又夺了回来。
当时29军在喜峰口和罗文峪已经打出了名气，他们那套扬长避短的绕攻战法曾一度使日军抓狂。这一点，作为晋绥军的黄光华也想到了。
就在林作桢团坚守阵地的时候，他从另外两个团中各抽出一个营，组成绕攻队，准备对日军实施两翼包抄。同时，他还跟林作桢说好，一旦绕攻队得手，后者就从正面发起进攻。
这基本是照搬了刘汝明在罗文峪大反攻那晚的经验，可谓是看到就学，拿来就用。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术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在于运用者。就比如一个简单的伏击，学问就非常大，各人用法各有千秋，用的好的可以以少胜多，全歼对方，用的孬的，被人家打个反包围都有可能。
绕攻也是如此，你别看29军左一绕，右一绕，那也是有些经验，且动过点脑筋的。在这方面，要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还真不容易。
29军的绕攻，一般都是晚上11点或12点的时候发起。黄光华派出的这支绕攻队出发前，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山地崎岖等客观因素和条件，结果部队走得太慢，直到凌晨5点左右才到达指定位置。
这样一来，就不是夜袭，而是明袭了。更糟的是，正好赶上日军轰炸机也开始上班。天上的，地下的，都发现了他们。
突袭变成了混战，效果大打折扣。
有的人遇上这种事，首先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是怪所借鉴的人原本使用的战术就不高明。幸好黄光华不是这种人。第一次没搞好，第二次他就知道总结经验了。
3月25日，黄光华再祭绕攻大法，重新组织了一个由林作桢领衔的绕攻队。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成功了。
绕攻队从萧家营子东侧高地绕过去，突入敌营。3个小时后，日军阵脚大乱，终被击退。
至此，黄光华师“出乎意外的顽强”使服部旅团感到以现有兵力很难攻克冷口，遂停止进攻，等待增援。
自热河失陷以来，前线几乎天天都是坏消息，好象没一天不打败仗。总算，晋绥军在冷口打了一个日军的先头小股部队，这就算遏制住颓势，爆冷门，创奇迹了。
但一小胜后，马上就是大败，连开始最寄希望的中央军都在古北口遭遇败绩，若不是关东军未再予以穷追猛打，怕是连身后的北平都拱卫不住了。
中央军不行，29军也许更不济事。在发动喜峰口夜袭之前，看上去，他们的前景甚至连古北口还不如。宋哲元的那封“不求有功，只求能撑”的手谕，虽为激励三军，却也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表露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自信”。
在此情况下，如果说人心还能保持不沮，那就太抬举大家了。
谁都认为，翻本是没指望了。
但是经历过喜峰口、罗文峪那几个激动人心的晚上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一支装备奇差，有如中世纪军队的地方部队竟然一鸣惊人，举着大刀片，杀退了枪械精良的鬼子，先后使关东军两个旅团（服部旅团和铃木旅团）在关口停滞不前，其超常发挥，不能不令人震惊。
这时候，中国民众的表情只剩下了一种，那就是仰视英雄，而这个英雄，无疑就是宋哲元和29军。
一匹令人惊喜的黑马突然跑了出来。
29军一战成名，其新西北军之赫赫声势，亦于斯为盛。可以说，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站到了一年前19路军所能到达的那个历史顶峰。
至于宋哲元，当时报界就有南蔡（蔡廷楷）北宋（宋哲元）的说法。更有人把宋哲元称为“民族英雄之再生”，是“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
宋英雄自己也感觉甚佳，罗文峪之战一结束，就赴北平发表了演说。
大炮吓不倒我们，鬼子是纸老虎。只要用我们29军的“夜战近战策略”，就是有再好的武器，他们也得抓瞎（“敌之大炮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
话未说完，场下听众已是欢呼声一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你是英雄，仗又打赢了，牛皮就是吹得稍微大一点，大家还是认为你太谦虚。
诸位也许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宋英雄的演说是持有一点保留意见的。简单来说，“大炮无用论”若用来对外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则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自己内部还真信了，那就又掉入了另一个可怕的误区。
两年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述，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因为写白话文觉得不习惯，又提倡复兴文言文，这跟明知道“机关枪是利器”，却因为“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最后只能“梦想大刀队成事”没有什么两样。
这里有必要再额外评论一下29军的品牌logo——大刀。
民国记者曹聚仁曾记述，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的19路军服装灰黯，脚穿草鞋，下雨了连个雨披也没有，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只斗笠，这也成为他们给外界最“新鲜的标帜”，乃至战役结束后很长时间，上海市民和外国记者仍然记得那个其貌不扬却顽强善战的“广东斗笠军”。
到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
其实，对于29军来说，他们使用大刀纯为不得己，就跟广仔们没雨披只能用斗笠一样。如果他们手上提着的都是捷克式或三八式，估计谁也不会再劳神抽身背后的刀片子。
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三侠五义的市场。
日本兵的拼剌技术够好了吧，到了后来，老美和苏联红军照样能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倒不是说后者的剌刀玩得更好，恰恰相反，人家根本就不钻研这门学问，高鼻子蓝眼睛们练更容易也更高效的：射击像下雨一样的自动步枪和冲锋枪。
你这里可以把加减乘除口诀表背得滚瓜烂熟，但未必干得过“九九八十一”都要打一下格登的老外。对方门清得很，拿一个计算器过来，也许揿区区一两个键就可以秒杀了你！
即使大刀对剌刀的纯粹肉搏战，也要看双方的步法和技术。仅就武器而论，剌刀的直线距离相较于大刀的曲线运动，其效率和杀伤力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因此，一个技术纯熟的日本兵，在用剌刀对峙大刀时并不一定处于下风。
这在29军大刀队的实战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白刃搏斗中，抛开一个砍对方十几个的高手不谈（这样的猛人毕竟不能代表全部），我们的伤亡率要远远高于对手。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对大刀的认识就是，大刀一举，砍瓜切菜，杀小鬼子不要太容易哦。
我认为，这与其时宣传上的推波助澜有关，同时与我们传统文化潜意识也密不可分。
吴思先生曾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最热衷的那种武侠幻想。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某种程度上，29军大刀队也寄托了中国人对于拯危济困的武侠世界的终极幻想。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出现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面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前线慰问的广东女子师范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清一色亮闪闪的大刀，点一下，一共99把。
当时报纸舆论对“威武大刀”的宣传不遗余力，确实有“炒作”且过度之嫌。那架势似乎只要长城守军人手一把钢刀，就不仅仅是守住长城，而是要越过长城去，立马把热河和东北三省全给收复了。更有甚者，还有人提出，要举着大刀，直捣黄龙府，到东京去“和诸君痛饮耳”。
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全是黑溜溜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
相较于文化界名人，亲历战事的军政要人看得更为清楚。一直协助何应钦指挥作战的黄绍竑每次接见后方民众慰问代表时，都要对他们反复宣传，说古北口那边打得如何激烈，25师的师长关麟征都打到负伤下场了。但不管你讲得如何口干舌噪，愣是没人听他的，也没人信，一转屁股，他们又跑到29军那里去了（当然，最乏人搭理的还是东北军）。
其实当时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战场确实在古北口，因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把中央军作为他的主要对手，几乎将大部分能集中起来的重炮都搬了过去。同时，川原旅团的技战术能力在展开的各路日军中也堪称翘楚，是同时期作战的另外两个旅团不能望之项背的。
黄绍竑想来想去，觉得是报纸把大刀队宣传得太过了。据说他后来曾向《申报》的老板史量才提过意见，认为他们“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是在演出当年粉饰义和团的老把戏。
你们这么吹，是不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有把大刀在手就能刀枪不入，跟日本人干仗也就能所向披靡了？
史量才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倒是想吹点新的（指中央军的胜绩），你有吗？
没有。那不就结了，没新的，我们就只好吹点旧的了。
其实，话里话外，史老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要真有料，我会不登吗？
此时的古北口战场的确是没什么“料”。
就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29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的时候，杜聿明却在古北口的南天门预备阵地上黯然神伤。
这个世上，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到现在为止，关麟征25师已元气大伤，达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经三昼夜激战，特别是经历12日大溃退后，全师伤亡竟达4000余人，差不多占了这个师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最惨的是王润波团，3000人打到只剩下5个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主力团都被打没了。
显然，再让他们支撑已是十分勉强，契需强援换防。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12日，一个重要人物到达前线。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当时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核心。
很多年后，戴安澜在缅甸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他的“过”，后者在桂南战役中因指挥不力被撤职降级。
这个人不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叫徐庭瑶（保定3期），此时任临时组建的第17军军长。
虽是临时搭建的班子，但班子下面的大小喽罗几乎全是他过去的部下，由此也可见委任者用心之良苦。
他是戴安澜的老长官，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说起来，人才这个东西还真有点像种庄稼，肥料施下去了，眼看着一茬一茬地出来，但究竟哪一茬收成更好，有时候全凭天意。徐庭瑶毕业的保定军校第3期步兵科就称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虎班”，收获的谷粒以饱满者居多，除徐庭瑶外，还有“一二八”会战中的最高指挥官蔡廷锴、张治中，桂系三巨头中的白崇禧、黄绍竑。
在这批了不得的同学当中，徐庭瑶指挥作战的特点可用三个字来形容：技术流。
其打法追求细腻，不是打完一仗就算完，而是时时注意总结和归纳。别人打完仗，睡觉的睡觉，逛街的逛街，惟有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捉摸，捉摸完了就写书， 还不是那种空对空的扯淡书，而是真材实料的操作手册和论文。他的这种风格和习惯也影响到自己的部下，比如杜聿明、戴安澜、郑洞国，追根溯源，这些人都属于 技术派的，相信坦克战车比光着膀子挥刀猛砍更有效果。也正是这群人，后来以徐庭瑶为首，组建了中央军中最早的机械化部队。
跟东北军师以上军官都要隔着前线几百里路遥控指挥不一样，中央军里一般没有敢这样闭门造车的。徐庭瑶身为军长，跑得比小兵还要快，黄杰师刚刚离开北平，他人已经到了密云。
到密云后马上给退守南天门的杜聿明打电话，了解部队状况。
很快，黄杰（黄埔1期）就接到徐庭瑶下达的命令：加快前进速度，接替25师防务。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师当中，黄杰师兵员最多，除了像关麟征师那样，有2旅4团外，还外加一个补充团，计17000人左右。不过，在武器上他们并不比后者强上多少。在火力配备上，黄杰师原来有重机枪（配有重机枪连），却没有更适用的轻机枪，到了北平后，他们才刚刚从军火库里领到，不料领到后更尴尬——都不会用。
没有其它办法，只有请人现教现学，学了再用。
接到命令后，黄杰师先头部队郑洞国第4旅行军速度骤然加快。
对于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旅长的郑洞国（黄埔1期）只要看一看一路往后飞奔的东北军溃兵就知道了，那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有些糟。
仿佛觉得气氛还不够吓人，又忽然冒出一位仁兄补充道：不是有些糟，是糟得很。
这位兄弟不是别人，是郑洞国的黄埔一期同学严武，这时候正在黄绍竑的参谋团里当少将高参。
正所谓同学不同命。虽然是一期出来的，严高参却基本上没怎么到前线去闻过硝烟味道。他进黄埔，是由顾祝同、钱大钧这两个资深教官联名保荐的，一毕业，别人 都扛着枪到前线拼命去了，他老兄却被派到苏联留学，回来后就进了委员长侍从室当参谋，这么一转眼，没几年肩上的牌子就换成了少将。
太过分了！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包括严武的黄埔同学，郑洞国当然也不例外。
老子们拼死拼活，多少回都差点在战场上翘辫子，一身伤疤，好不容易才混到旅长。你一枪没放过，眼睛一睁一闭就成了少将，这算什么事。
其实当了少将的严同学也委屈得很。别看已经是少将了，那得看什么地方。在资历军阶一个比一个大的参谋团，他也不过就是个“小严”而已，要不然，“到前线去观察”这个苦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
而且这位高参的运气十分欠佳，等他快到古北口的时候，正赶上25师大溃退，那场面着实难看，让人越看越心慌，越看越没有底气，只好匆匆地跑了回来。
碰到正准备带兵上前线的老同学，免不了要再添油加醋一般，把前线的状况说得更糟一些，甚至劝郑洞国不用上去了，去了也没用，前线已无救矣——当然是言不由衷，谁都知道郑洞国军令在身，就算前线是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但不这样说，就没法解释：怎么别人往前，你往后。
严武没想到的是，等他说了这番话后，郑洞国把胸脯一挺，头一昂，跑得更起劲了。
你严武要是把前线说得风平浪静倒也罢了，现在咋呼得这么厉害，姓郑的倒偏要去见识见识，所谓刀山火海爷敢闯是也。
在心里面，郑洞国又把严武给鄙夷了几把：别看你在苏联踱过金，大阵仗面前，还不照样会吓得尿裤子。
什么少将，笑话！
等郑洞国赶到密云，徐老爷子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已提前赶到石匣镇，并把第17军军部设在那里，而石匣距古北口也仅有三十里地。
再跑，至3月12日午夜过后，终于到达石匣。郑洞国气也顾不上顺一口，便跑去拜见老长官。
见了徐庭瑶以后，郑洞国才知道，严武的话并不完全在唬老同学，前线的情况确实是糟，糟得很。
徐庭瑶一看到老部下，连客气两个字也没说，就命令郑洞国马上赶赴南天门，把杜聿明和25师给换下来，因为后者已经完全支撑不住了。
天亮以前，必须完成接防！
啥话也别说了，跑吧。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
3个小时后，郑洞国到达南天门。
第25师代理师长杜聿明总算是看到亲人了。都是一期同学，没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接防工作完成得十分顺利。
此时的战场形势对中国军队来说相当不利。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光头将军”刘玉章（黄埔4期），不过那时与郑洞国等人比起来，还是小卒子一个，旅下面是团，团下面是营，他是营长。
作为基层军官，他看到的情况可能更客观一点。据他描述，郑洞国旅在向南天门急进的过程中其实是很狼狈的。由于是南方部队，一下子很难适应北方冷空气，加上又累又饿，一路上有许多人掉队（“落伍者络绎于途”）。
很多营到达南天门时，连一半人还没有。他那个营算是不错，也只到了500来人。
接防阵地后，刘玉章也是累得够呛。但他作为一营长官，自然不敢懈怠，只能先出去转一圈再说。
巡视完后，他原本想坐在山坡上喘口气，不料竟睡了过去，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醒来时天已拂晓。
睡没有关系，但睡的环境却着实令人瞪目，外面风大得很（“朔风凛冽”），天又这么冷。
除了佩服光头体魄超乎异常的强健，特别扛得住外，不得不说这“强行军”的确是够“强”的。
营长如此，普通士兵更不要说了。
刘玉章本人亦心有余悸：如果日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连续攻击，部队几乎是肯定扛不住的。
郑洞国当然也知道形势的严峻。
可不是说过了吗，前面就算是一座火坑，他也得往里面跳。
不过让大家都深感庆幸的是，古北口的日军却并未接着对南天门阵地发起进攻。西线无战事，一直延续至黄杰师师部和罗奇第6旅随后赶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战事再认真盘点一下就会发现，日军在“巩固边防”上已经占有主动地位。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自3月中旬以来，三条线的主要关口大半都已掌握在了关东军手中。
西线的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所占领。
中线的喜峰口，至少是服部旅团和29军相互对峙。
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三大关口，只有西线的冷口可以说仍在我手。
黄光华在击溃米山支队，拿下冷口关后，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毫无疑问，即将面对的肯定将是比米山先遣支队更强的敌手，如何轻松得起来。
我不会下围棋，但我知道围棋棋手在下完棋后一般都有一个必经程序，那就是复盘。
此时黄光华也在“复盘”，不仅“复”自己的盘，也在“复”对方的盘。
米山先遣支队为什么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溃退下去？
轻敌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技术性因素是它缺乏坚固工事。如果工事足够坚固的话，至少可以把其火力优势发挥出来。
不可否认，在做这番思考时，黄光华那种特有的“工兵思维”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是，在日军尚未重新发起进攻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挖和搭。
挖是挖战壕。地面的冻土和石头硬梆梆，用小锄子小铲子都难以搞定。不过黄光华到底是工兵出身的师长，马上就想到了用铁镐。没铁镐怎么办？到矿厂里去弄啊。一家伙就扛来了1万把，一人一把还嫌多。
铁镐也不行，只能用一两天，到第三天就磨成了铁棒槌。没事，找铁匠，阵地上就升起炉子，磨了就去打，打了再来磨，循环往复，确保使用。
搭是搭工事。黄师长的脑子是真好使，难怪一个工兵科的也能做到师长。这次他仍旧想到了矿厂。矿井里不是有支撑煤窑坑道的木头吗？现成的，都搬来，打鬼子嘛，没办法，只能就地取材了。
差不多忙完了，关东军后续大部队也就到了。
来的是服部旅团。
服部不是把喜峰口和冷口都承包下来了吗？他的原定计划是先打喜峰口，再打冷口，这样按着顺序下来。不料喜峰口那里的29军十分坚挺，虽然拿下了一个老婆山高地，但要想再往前面推一推已经委实很难（29军的绕攻夜袭是很碜人的）。这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跳过喜峰口，指着冷口能帮他创造奇迹了。
在冷口这里负责进攻的是服部旅团的另外一部分，一共两个大队：鲶江大队和米山大队。后者是原来的米山特遣支队的主体，此前已经吃过黄光华的亏了。
3月19日，也就是铃木旅团在罗文峪受挫的第二天，服部旅团开始在冷口碰运气了。
在到一个青龙县的地方时，他们和中国军队遭遇上了。
这是黄光华的一个团，团长叫林作桢。当时林作桢团驻扎于冷口以北十里的肖营子，为察明日军动向，便派了侦察队过来打探消息。
双方这么一照面，都吃了一惊。日军走在前面的也是先头小部队，大家一般高，谁也不示弱，于是小块头便和小块头打了起来。
这么打了两天，到3月21日，日军南下部队越聚越多，已经大大超过侦察队人数。侦察队这才知道对手来者不善，只得且战且退，掉头撤往肖营子。
第二天凌晨，集结肖营子的700多名关东军向林作桢团坚守的马道沟阵地发起进攻。
事实证明，在惊涛骇浪面前，最顶用的不是壮怀激烈的口号，也不是手拉着手的人海，而是坚固的壁垒。
当天日军使尽了吃奶的劲，就是冲不垮冷口关的表面阵地。鲶江和米山两个人加一块，牙都快硌出血来了，也难以啃动“工兵师长”精心打造的工事。
林作桢团的意志力也堪称坚强。在这一天当中，由于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马道沟阵地曾一度陷落。但林作桢马上就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12点，连续两次反击，硬是把阵地又夺了回来。
当时29军在喜峰口和罗文峪已经打出了名气，他们那套扬长避短的绕攻战法曾一度使日军抓狂。这一点，作为晋绥军的黄光华也想到了。
就在林作桢团坚守阵地的时候，他从另外两个团中各抽出一个营，组成绕攻队，准备对日军实施两翼包抄。同时，他还跟林作桢说好，一旦绕攻队得手，后者就从正面发起进攻。
这基本是照搬了刘汝明在罗文峪大反攻那晚的经验，可谓是看到就学，拿来就用。
不过话又说回来。战术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在于运用者。就比如一个简单的伏击，学问就非常大，各人用法各有千秋，用的好的可以以少胜多，全歼对方，用的孬的，被人家打个反包围都有可能。
绕攻也是如此，你别看29军左一绕，右一绕，那也是有些经验，且动过点脑筋的。在这方面，要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还真不容易。
29军的绕攻，一般都是晚上11点或12点的时候发起。黄光华派出的这支绕攻队出发前，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山地崎岖等客观因素和条件，结果部队走得太慢，直到凌晨5点左右才到达指定位置。
这样一来，就不是夜袭，而是明袭了。更糟的是，正好赶上日军轰炸机也开始上班。天上的，地下的，都发现了他们。
突袭变成了混战，效果大打折扣。
有的人遇上这种事，首先不是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是怪所借鉴的人原本使用的战术就不高明。幸好黄光华不是这种人。第一次没搞好，第二次他就知道总结经验了。
3月25日，黄光华再祭绕攻大法，重新组织了一个由林作桢领衔的绕攻队。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成功了。
绕攻队从萧家营子东侧高地绕过去，突入敌营。3个小时后，日军阵脚大乱，终被击退。
至此，黄光华师“出乎意外的顽强”使服部旅团感到以现有兵力很难攻克冷口，遂停止进攻，等待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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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8 pm
冷口是保住了，但连接右翼的界岭口、义院口却丢了。
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如今扼守那里的正是原来丢失冷口关的万福麟军缪澄流师，而他们的对手是中柯混成旅团。
混成旅团的战斗力，那肯定比一个先遣支队又要高出不少，缪澄流当然更挡不住，很快就把这两个关口都交出去了。
至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认为，该拿到的基本全拿到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想偷鸡的也没能偷成，加上己方军队已相当疲惫，需要休整，因此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对已占领的关口进行防御巩固。
你不打我，我也没力量打你，但气氛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3月23日，乘着战事相对趋于平静，老蒋秘密来到北平。第二天，他在北平军分会办公地点，召集各方面高级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本为探讨战局，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却决定了一个人后半生的大部分命运。
当时的国内军事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
大家都知道白崇禧打仗确实有一套，至于蒋百里和杨杰，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不久前，还有一个听说过蒋百里名字的朋友特地来问我：你知道他打过哪些仗吗？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蒋百里在军事上的成就。当然，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军事家的头衔中间多加两个字就更容易让人看得明白了，那就是“理论”。
没错，说军事理论家更为贴切。
杨杰就是这样一个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教育上均有相当建树。
一开始，杨杰跟老蒋是跟得很紧的，也颇受后者器重。在中原大战等诸多战事中，他都给老蒋出谋划策，参谋当得很见水平。到长城抗战前，他已升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次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理论有一套，并不表明实践操作同样在行；参谋当得好，也并不等于做负责人就能够完全称职。大家都知道的，三国马谡就是一个例子，让他做一个参谋甚好，如果让他在街亭那里独当一面，就等于是害了他。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杨杰担任过校长的中央陆军大学（陆大）。
在中国军事名校中，陆大不能忽略，但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又都对它不是很了解，原因大概还在于这座学校出来的人才远远不及保定和黄埔。倒不是说老蒋这些军政 要人对其不重视。正好相反，很重视，因为实际上陆大和黄埔一样，也算是老蒋的亲儿子，而且是北伐成功后才带起来（当然也有从别人那里抱过来养的嫌疑，毕竟 该校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
当时有陆大资历，在进阶方面，并不比黄埔差多少。很多人本身已是军官，可是为了给自己踱层金，以利今后更快地升迁，也肯暂时离开军队，去它那里拿张毕业证。
可是陆大办学很难说是成功的。它的宗旨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但显然达不到保定军校那样的高度，而往下去，又比不上黄埔的简练实用。
作为中央军的嫡系将领，陈诚就对陆大生颇不待见，至于理由，我们上学时就会背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按史料记载，这里面还不是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
陈诚的“土木系”下面有一个79军，军长是夏楚中（黄埔1期）。第二次淞沪会战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去陆大踱完金回来的吕姓兄弟回部队，夏楚中就让他当旅长。
既然拿了文凭，就得给大家汇报一下学习成果，吕旅长不知道是套用了陆大教案上的哪一条理论，在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就下令他的那个旅冲上去和小鬼子死拼。
勇则勇矣，结果却是要多惨有多惨，只一个晚上，他那一旅四个营就一个不剩，全拼光了。
此情此景，把个夏军长心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自此，他就认定去过陆大的人脑袋都学僵化掉了，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实用战术，从此也再没敢重用过任何“陆大学子”。
当然了，学生不行，不等于校长就一定有错，更何况陆大也不是一个能打仗的都没出过。比如卫立煌就是陆大第一期的。
那么杨校长自己有没有“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毛病呢？
这么说的人好象不多，但何应钦绝对应该算一个，他就一直认为杨杰眼高手低，言过其实，所以私下称他是“杨大炮”。与之相佐证的是白崇禧的说法，据这位“半 个军事家”说，杨杰确实有学问，照着张地图，没一会儿，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不过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那就是过 于急功近利，行军打仗时往往喜欢信口开河，夸大其辞，而另一方面，他又缺少点吃苦精神，不愿意亲冒矢石到第一线去。
长城抗战打响后，老蒋让杨杰以参谋部次长的身份，兼任中央军第17军所在的第8军团军团长、古北口方面总指挥，那是很寄予了一点期望的。
不料，“杨大炮”真正独当一面后，开头第一炮就哑火了。
古北口失守，虽说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杨杰没能充分发挥其总指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作战时，基本上看不到杨杰的影子，古北口前线就是关麟征师和东北军在那里单打独斗，最后稀里糊涂都败下阵来。
表面上，老蒋并没把古北口失利的责任归到杨杰头上，但你要说他心里真的不感到失望也是不可能的。
也许，从那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像已经初步在他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很快老蒋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缘于杨杰在军事会议上的过激表现。
上次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隐隐约约中大概也能察觉到老蒋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著名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正好这次老蒋来北平，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在会上，他语出惊人，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就是要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黄杰师从南天门后撤到密云县以东，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配备2个军，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两个半军事家”嘛，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29军的宋哲元在公开演说中声称，可以通过“夜战近战策略”搞定日本人，那也就是当着群众的面说说而已。现在大家关起门来讨论战局，就不能再玩虚的了——“夜战近战策略”要是真的这么灵，喜峰口还不全是29军的天下了。
这倒不是说杨杰的计不好，计是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在座诸位都跟日军真刀实枪地交过手，关东军的战力如何，我们自己有多少料水，都一清二楚。两侧配的那2个军，如果是中央军或与29军相当的部队或许还能勉强一试，你把东北军放上去试试，别说2个军了，就是3、4个军，也没法歼灭日军主力。相反，更可能被对方一顿死揍，不仅“歼”不了人家，还会蚀掉老本，把平津直接给交代了。
再者说，你要诱人家进来，对方也要肯上这个当啊。长城抗战以来，日军高层指挥官，从武藤，到西义，再到川原，皆为作战经验丰富且偏向稳健的战将，他们这一路上都是稳扎稳打，什么时候冒险突进过，又怎么肯轻易钻入你的包围圈呢。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但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点破，只好任凭杨杰在那里“发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北古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像”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老蒋难得到北平来，前线也没去过，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现在旁边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看前方战报，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又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老蒋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现在可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支吾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老蒋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整个华北战局都交给你何应钦指挥，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给前线的徐廷瑶，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徐廷瑶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不久，老蒋下令，撤销杨杰军团长及古北口总指挥职务。
据当事人黄绍竑后来回忆，杨杰与老蒋真正生成隔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会议结束后，老蒋单独从前线把徐庭瑶叫到北平，问长问短，其实大意就一个，29军在喜峰口干得不错，打出了威风，你们是中央军，是嫡系，可不能给我丢脸。
杨杰走后，古北口总指挥自然就变成了徐庭瑶。
一个电话，算是暂时解除了老蒋对何应钦的信任危机。
既然“军事家”不起作用，只能靠老管家守大门了。他给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布置了任务，要他们一定要靠现有兵力“竭力抵抗”，给你们讲明了，指望再增加援军是不现实的。
北平军分会现在由两个部长当着家。军政部长何应钦以代理委员长之职主抓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参谋长之职在协助军事的同时，主抓政治。
黄绍竑的后面还有一个从南京带来的参谋团，里面就包括郑洞国那个咋咋唬唬的老同学严武。
这个黄绍竑颇不简单，他曾经是桂系的第三号强人，李宗仁、白崇禧过来就是他了。但是后来在中原大战时，由于追究失败责任的问题，跟前二位闹翻了，结果跟着老蒋做了小弟。
民国的军人，就好象宋朝崇拜儒将一样，一说谁为“儒将”，即身价倍增。不过由于去清末不远，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的国学功底很深。老记者曹聚仁回忆他采访淞 沪战役时，碰到过一位参谋长，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当时的程潜、罗卓英等人 都善写旧体诗，黄绍竑不写诗，但会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端的是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将才。因此之故，老蒋对他还是很赏识的。
早在热河之战后期，他和何应钦就被老蒋双双派往北平，其中黄绍竑一去后就被点名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
一开始，他听说仅仅是去给张学良做一个参谋长，还很不情愿。
你要我一个中央的户部尚书去给地方诸侯当幕僚，也太丢份了吧。
但这东西不能明说，革命不分先后，哪里还能再论什么贵贱。
按照规矩（也算是一种潜规则吧），领导派职务给你，就是不想干，也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先。黄绍竑给出的理由，一是与少帅不熟，不好共事；二是自己所长在政而不在军，怕误事。
老蒋什么人，黄绍竑肚子里那几根肠子，他还会理不清楚。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北平军分会仍然是（属）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
那意思，你还跟着我干，而不是跟着诸侯干，一点都不丢面子。
随后，老蒋又添了一句：何应钦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可以协助他。
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如今也到北平“屈就”来了。听到这一节，黄绍竑终于答应北上，并在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后与其结成了一对军政搭档。
自从老蒋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定下调子后，这对搭档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不给援军，还要能“竭力抵抗”，就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用，撑得一日是一日。
两人赶紧商量，看用什么办法能“省着点花”。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缩短防线。
当时东北军大将何柱国在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担任防守。随着界岭口和义院口的失陷，它就像退潮后落在沙滩上的贝壳那样，实际上孤悬在外面了。
何应钦和黄绍竑都认为这样比较担风险，无论是冷口还是喜峰口被日军突破，何柱国的后路都会被截断。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把何柱国撤到后面来。
北平军分会随即命令何柱国，除一步一骑两个师继续留守石门寨外，其它主力全部撤至滦河西岸。
应该说，此举不失为高明。虽然防线有所收缩，但撤至滦河西岸后，一来可以破坏滦河铁桥，以此为险加以固守，二来可以与冷口方面的商震互为倚重，增强彼此的防御力量。
然而事情非常蹊跷，军分会头天发布命令，第二天北平的日本报纸就把消息登了出来。
这样一来，北平新闻界舆论大哗。这个消息军方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日本人却先知道了，难道说是日本人让军分会这么做的？
你们是不是退让了，妥协了，投降了？
何应钦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跟记者做解释，打太极，声明这次军事调动纯粹是“战略因素”，而无半点“政治上的关系”。
事后分析，泄密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出了内奸，二是密码泄漏了（当然还是有内奸）。
北平有汉奸特务，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人提醒他们了。
提醒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秘密抵达北平的老蒋。老蒋在召集军事会议的前一天深夜，就把何应钦和黄绍竑叫到他那里，告诉两人，根据可靠情报，老牌“中国通”、原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已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并正在平津四处物色内奸，以便配合日军南下。
当时两人听了都大为紧张。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缘故，板垣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厮跟土肥原一样是个大祸害，现在长城外面的日军攻得正紧，如果内部再被他这么搞一下，没准就要出大乱子了。
见此情景，老蒋赶紧安慰他们，还没你们想像得那么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板垣到天津先找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结果两人都拒绝了。段祺瑞还被老蒋接回了南方。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板垣忙了半天，什么也没能捞到。
其实当初日本军部对板垣还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希望板垣这个策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大功臣”，能够再玩一把漂亮的，在关东军对热河作战时，利用中国国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来个混水摸鱼，策动华北“自治”，复制一个和“满洲国”差不多的“华北国”出来。
如此，则可在不越出裕仁天皇划定的“满洲国”圈圈的基础上，建立缓和地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想法是不错，关键是得找一个和溥仪一样的落毛凤凰出来。
对此，板垣起初踌躇满志。以他“中国通”的经验，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难找。起码有两种人可以入选，一是以前有过点名气，后来过了气又想东山再起的。这样的 人，天津巷子里应该一抓一大把，都是以前当过“总理”、“司令”、“督军”，如今灰溜溜地在平房里做寓公的。你说要再建个新政府，而且给官给票子，还让他 们当头，他们会不干？绝不可能。
二是跟老蒋不是一块儿的，而这又可以分为好几种。板垣为此专门做了归纳，大致有三，曰：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不管哪个派，只要你们跟姓蒋的不在一条船上就好办。我现在把华北交给你，帮助你把老蒋和中央的势力挤出去，你肯定求之不得啊。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落实要紧。
板垣做了个计划，上交军部——做计划跟报送研究课题一样，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军部批下来了，相信你，一定行。
有了经费，板垣就忙开了。天津卫住的那几个大腕，像老蒋提到的段祺瑞、吴佩孚这些人，能找的都去找了，邀饭局，说好话，亮票子，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任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些人里面没一个肯上钩的。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他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可怜板垣要来了经费，却捧着一大堆钱和官帽送不出去，把他给急的。
说起来也不奇怪，因为如今扼守那里的正是原来丢失冷口关的万福麟军缪澄流师，而他们的对手是中柯混成旅团。
混成旅团的战斗力，那肯定比一个先遣支队又要高出不少，缪澄流当然更挡不住，很快就把这两个关口都交出去了。
至此，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认为，该拿到的基本全拿到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想偷鸡的也没能偷成，加上己方军队已相当疲惫，需要休整，因此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对已占领的关口进行防御巩固。
你不打我，我也没力量打你，但气氛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3月23日，乘着战事相对趋于平静，老蒋秘密来到北平。第二天，他在北平军分会办公地点，召集各方面高级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本为探讨战局，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却决定了一个人后半生的大部分命运。
当时的国内军事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
大家都知道白崇禧打仗确实有一套，至于蒋百里和杨杰，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不久前，还有一个听说过蒋百里名字的朋友特地来问我：你知道他打过哪些仗吗？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蒋百里在军事上的成就。当然，如果我们能在他们军事家的头衔中间多加两个字就更容易让人看得明白了，那就是“理论”。
没错，说军事理论家更为贴切。
杨杰就是这样一个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在国防建设和军事教育上均有相当建树。
一开始，杨杰跟老蒋是跟得很紧的，也颇受后者器重。在中原大战等诸多战事中，他都给老蒋出谋划策，参谋当得很见水平。到长城抗战前，他已升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次长。
不过话又说回来，理论有一套，并不表明实践操作同样在行；参谋当得好，也并不等于做负责人就能够完全称职。大家都知道的，三国马谡就是一个例子，让他做一个参谋甚好，如果让他在街亭那里独当一面，就等于是害了他。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杨杰担任过校长的中央陆军大学（陆大）。
在中国军事名校中，陆大不能忽略，但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又都对它不是很了解，原因大概还在于这座学校出来的人才远远不及保定和黄埔。倒不是说老蒋这些军政 要人对其不重视。正好相反，很重视，因为实际上陆大和黄埔一样，也算是老蒋的亲儿子，而且是北伐成功后才带起来（当然也有从别人那里抱过来养的嫌疑，毕竟 该校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
当时有陆大资历，在进阶方面，并不比黄埔差多少。很多人本身已是军官，可是为了给自己踱层金，以利今后更快地升迁，也肯暂时离开军队，去它那里拿张毕业证。
可是陆大办学很难说是成功的。它的宗旨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但显然达不到保定军校那样的高度，而往下去，又比不上黄埔的简练实用。
作为中央军的嫡系将领，陈诚就对陆大生颇不待见，至于理由，我们上学时就会背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按史料记载，这里面还不是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
陈诚的“土木系”下面有一个79军，军长是夏楚中（黄埔1期）。第二次淞沪会战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去陆大踱完金回来的吕姓兄弟回部队，夏楚中就让他当旅长。
既然拿了文凭，就得给大家汇报一下学习成果，吕旅长不知道是套用了陆大教案上的哪一条理论，在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就下令他的那个旅冲上去和小鬼子死拼。
勇则勇矣，结果却是要多惨有多惨，只一个晚上，他那一旅四个营就一个不剩，全拼光了。
此情此景，把个夏军长心疼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自此，他就认定去过陆大的人脑袋都学僵化掉了，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懂实用战术，从此也再没敢重用过任何“陆大学子”。
当然了，学生不行，不等于校长就一定有错，更何况陆大也不是一个能打仗的都没出过。比如卫立煌就是陆大第一期的。
那么杨校长自己有没有“理论不联系实际”的毛病呢？
这么说的人好象不多，但何应钦绝对应该算一个，他就一直认为杨杰眼高手低，言过其实，所以私下称他是“杨大炮”。与之相佐证的是白崇禧的说法，据这位“半 个军事家”说，杨杰确实有学问，照着张地图，没一会儿，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不过他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那就是过 于急功近利，行军打仗时往往喜欢信口开河，夸大其辞，而另一方面，他又缺少点吃苦精神，不愿意亲冒矢石到第一线去。
长城抗战打响后，老蒋让杨杰以参谋部次长的身份，兼任中央军第17军所在的第8军团军团长、古北口方面总指挥，那是很寄予了一点期望的。
不料，“杨大炮”真正独当一面后，开头第一炮就哑火了。
古北口失守，虽说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杨杰没能充分发挥其总指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作战时，基本上看不到杨杰的影子，古北口前线就是关麟征师和东北军在那里单打独斗，最后稀里糊涂都败下阵来。
表面上，老蒋并没把古北口失利的责任归到杨杰头上，但你要说他心里真的不感到失望也是不可能的。
也许，从那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像已经初步在他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很快老蒋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缘于杨杰在军事会议上的过激表现。
上次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隐隐约约中大概也能察觉到老蒋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著名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正好这次老蒋来北平，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在会上，他语出惊人，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就是要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黄杰师从南天门后撤到密云县以东，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配备2个军，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两个半军事家”嘛，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29军的宋哲元在公开演说中声称，可以通过“夜战近战策略”搞定日本人，那也就是当着群众的面说说而已。现在大家关起门来讨论战局，就不能再玩虚的了——“夜战近战策略”要是真的这么灵，喜峰口还不全是29军的天下了。
这倒不是说杨杰的计不好，计是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在座诸位都跟日军真刀实枪地交过手，关东军的战力如何，我们自己有多少料水，都一清二楚。两侧配的那2个军，如果是中央军或与29军相当的部队或许还能勉强一试，你把东北军放上去试试，别说2个军了，就是3、4个军，也没法歼灭日军主力。相反，更可能被对方一顿死揍，不仅“歼”不了人家，还会蚀掉老本，把平津直接给交代了。
再者说，你要诱人家进来，对方也要肯上这个当啊。长城抗战以来，日军高层指挥官，从武藤，到西义，再到川原，皆为作战经验丰富且偏向稳健的战将，他们这一路上都是稳扎稳打，什么时候冒险突进过，又怎么肯轻易钻入你的包围圈呢。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但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点破，只好任凭杨杰在那里“发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北古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像”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老蒋难得到北平来，前线也没去过，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现在旁边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看前方战报，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又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老蒋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现在可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支吾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老蒋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整个华北战局都交给你何应钦指挥，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给前线的徐廷瑶，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徐廷瑶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不久，老蒋下令，撤销杨杰军团长及古北口总指挥职务。
据当事人黄绍竑后来回忆，杨杰与老蒋真正生成隔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会议结束后，老蒋单独从前线把徐庭瑶叫到北平，问长问短，其实大意就一个，29军在喜峰口干得不错，打出了威风，你们是中央军，是嫡系，可不能给我丢脸。
杨杰走后，古北口总指挥自然就变成了徐庭瑶。
一个电话，算是暂时解除了老蒋对何应钦的信任危机。
既然“军事家”不起作用，只能靠老管家守大门了。他给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布置了任务，要他们一定要靠现有兵力“竭力抵抗”，给你们讲明了，指望再增加援军是不现实的。
北平军分会现在由两个部长当着家。军政部长何应钦以代理委员长之职主抓军事，内政部长黄绍竑以参谋长之职在协助军事的同时，主抓政治。
黄绍竑的后面还有一个从南京带来的参谋团，里面就包括郑洞国那个咋咋唬唬的老同学严武。
这个黄绍竑颇不简单，他曾经是桂系的第三号强人，李宗仁、白崇禧过来就是他了。但是后来在中原大战时，由于追究失败责任的问题，跟前二位闹翻了，结果跟着老蒋做了小弟。
民国的军人，就好象宋朝崇拜儒将一样，一说谁为“儒将”，即身价倍增。不过由于去清末不远，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人的国学功底很深。老记者曹聚仁回忆他采访淞 沪战役时，碰到过一位参谋长，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实际上，当时的程潜、罗卓英等人 都善写旧体诗，黄绍竑不写诗，但会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端的是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将才。因此之故，老蒋对他还是很赏识的。
早在热河之战后期，他和何应钦就被老蒋双双派往北平，其中黄绍竑一去后就被点名担任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
一开始，他听说仅仅是去给张学良做一个参谋长，还很不情愿。
你要我一个中央的户部尚书去给地方诸侯当幕僚，也太丢份了吧。
但这东西不能明说，革命不分先后，哪里还能再论什么贵贱。
按照规矩（也算是一种潜规则吧），领导派职务给你，就是不想干，也得给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先。黄绍竑给出的理由，一是与少帅不熟，不好共事；二是自己所长在政而不在军，怕误事。
老蒋什么人，黄绍竑肚子里那几根肠子，他还会理不清楚。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的顾虑：“北平军分会仍然是（属）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
那意思，你还跟着我干，而不是跟着诸侯干，一点都不丢面子。
随后，老蒋又添了一句：何应钦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可以协助他。
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如今也到北平“屈就”来了。听到这一节，黄绍竑终于答应北上，并在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会后与其结成了一对军政搭档。
自从老蒋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定下调子后，这对搭档就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不给援军，还要能“竭力抵抗”，就是要勒紧裤腰带省着用，撑得一日是一日。
两人赶紧商量，看用什么办法能“省着点花”。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缩短防线。
当时东北军大将何柱国在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担任防守。随着界岭口和义院口的失陷，它就像退潮后落在沙滩上的贝壳那样，实际上孤悬在外面了。
何应钦和黄绍竑都认为这样比较担风险，无论是冷口还是喜峰口被日军突破，何柱国的后路都会被截断。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前把何柱国撤到后面来。
北平军分会随即命令何柱国，除一步一骑两个师继续留守石门寨外，其它主力全部撤至滦河西岸。
应该说，此举不失为高明。虽然防线有所收缩，但撤至滦河西岸后，一来可以破坏滦河铁桥，以此为险加以固守，二来可以与冷口方面的商震互为倚重，增强彼此的防御力量。
然而事情非常蹊跷，军分会头天发布命令，第二天北平的日本报纸就把消息登了出来。
这样一来，北平新闻界舆论大哗。这个消息军方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日本人却先知道了，难道说是日本人让军分会这么做的？
你们是不是退让了，妥协了，投降了？
何应钦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只好不停地跟记者做解释，打太极，声明这次军事调动纯粹是“战略因素”，而无半点“政治上的关系”。
事后分析，泄密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出了内奸，二是密码泄漏了（当然还是有内奸）。
北平有汉奸特务，其实这个事早就有人提醒他们了。
提醒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秘密抵达北平的老蒋。老蒋在召集军事会议的前一天深夜，就把何应钦和黄绍竑叫到他那里，告诉两人，根据可靠情报，老牌“中国通”、原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板垣已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并正在平津四处物色内奸，以便配合日军南下。
当时两人听了都大为紧张。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缘故，板垣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这厮跟土肥原一样是个大祸害，现在长城外面的日军攻得正紧，如果内部再被他这么搞一下，没准就要出大乱子了。
见此情景，老蒋赶紧安慰他们，还没你们想像得那么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板垣到天津先找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结果两人都拒绝了。段祺瑞还被老蒋接回了南方。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板垣忙了半天，什么也没能捞到。
其实当初日本军部对板垣还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希望板垣这个策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大功臣”，能够再玩一把漂亮的，在关东军对热河作战时，利用中国国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来个混水摸鱼，策动华北“自治”，复制一个和“满洲国”差不多的“华北国”出来。
如此，则可在不越出裕仁天皇划定的“满洲国”圈圈的基础上，建立缓和地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想法是不错，关键是得找一个和溥仪一样的落毛凤凰出来。
对此，板垣起初踌躇满志。以他“中国通”的经验，觉得这样的人选并不难找。起码有两种人可以入选，一是以前有过点名气，后来过了气又想东山再起的。这样的 人，天津巷子里应该一抓一大把，都是以前当过“总理”、“司令”、“督军”，如今灰溜溜地在平房里做寓公的。你说要再建个新政府，而且给官给票子，还让他 们当头，他们会不干？绝不可能。
二是跟老蒋不是一块儿的，而这又可以分为好几种。板垣为此专门做了归纳，大致有三，曰：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不管哪个派，只要你们跟姓蒋的不在一条船上就好办。我现在把华北交给你，帮助你把老蒋和中央的势力挤出去，你肯定求之不得啊。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落实要紧。
板垣做了个计划，上交军部——做计划跟报送研究课题一样，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军部批下来了，相信你，一定行。
有了经费，板垣就忙开了。天津卫住的那几个大腕，像老蒋提到的段祺瑞、吴佩孚这些人，能找的都去找了，邀饭局，说好话，亮票子，无所不用其极。
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任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些人里面没一个肯上钩的。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他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可怜板垣要来了经费，却捧着一大堆钱和官帽送不出去，把他给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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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8 pm
不可能啊，以前我给他们当顾问的时候，比这少得多的钱，小得多的帽子，还不是看见他们两眼直放绿光，什么要求和条件都可以答应。如今这是怎么了？
要说板垣、土肥原这些所谓的“中国通”，“通”来“通”去，其实也就是“通”了几句附庸风雅的中国话和几张中国地图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他们这些一脑门子功利思想的小痞子能真正“通”的了的。
吴佩孚这些人，虽然受的教育有多有少，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有褒有贬，但在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挥之不去的影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用相当的篇幅，指出过包括私塾教育在内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人思想行为的积极影响。对老先生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然。事实上，国 人的耻感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这种教育。像吴佩孚这些“老北洋”（也包括已被老蒋接回南方的段祺瑞），不管他们在国内怎么争得你死我活，脑子里都有一个 思想根深蒂固，那就是如果想在社会上做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不能做汉奸。
拿吴佩孚来说，其人向来是以关云长、岳鹏举自命的。人家在江湖上混，打的就是这招牌，这是他最起码的人生底线。试问，义薄云天的关羽可能真的投降曹操吗，还我河山的岳飞会去给金兵拎鞋提包吗，想都不用想的事。
听到这里，何应钦和黄绍竑对视一眼，彼此都松了口气。
一场虚惊嘛。
只不过——
老蒋话锋一转，就像善于在关键环节吊人胃口的说书人一样，又提到了一个人，他叫张敬尧。
说起这个张敬尧，那也是民国年间地地道道的一个名人，不过是一个做坏事做出名的人。
在青年***的早期文稿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檄文，这就是《驱张敬尧电》。
***落笔时三十岁不到，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文章也写得煞是漂亮。在这篇电文中，被他“粪土”了一把的“万户侯”就是正做着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张敬尧的劣迹，可与热河的汤玉麟并称，用主席的话说就是“暴戾酷虐，已成惯技”，属于重磅打造的极品坏人。
这个坏人正好被已在“猎头行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板垣给看到了。
由于平津的“一流人物”谁都不上钩，板垣一时间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毕竟牛皮已经吹在前面了。你说我前面计划还不成熟，暂缓执行，那军部也要让啊。
想来想去，只能退而求其次。大腕不行，那就找“二腕”、“三腕”吧。
于是他就相中了张敬尧。
一般来讲，极品坏人对名节的顾虑要少得多，甚至没有，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才是最主要的。
张敬尧当即就接受了板垣的30万，表示愿意参加伪满州国政府，并密谋在天津进行暴动，配合关东军，一举占领平津。
老蒋可真会说故事，给他这么山重水复地一讲，何黄二人脸色又变了。这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还得专门组织一支部队去除奸？
除奸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就不劳二位了。
老蒋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俩，这事已交给日后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去办了。
现在，军情的外泄，再一次对那晚的谈话内容进行了验证，同时也表明平津的内部局势已经更趋复杂。板垣怎么说也算个大特务，又是“中国通”，虽然可能网罗大鱼困难一点，但安插安插小内奸，刺探刺探军事情报，在他应该并不困难。
两人深感必须多留个心眼。不过眼下正是打仗的紧要关头，不可能像《风声》中那样挨个查“老鬼”，只能避和防。
避的事他们老早就做了。原来北平军分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东北军留下来的班底。比较让大家心里没底的是参谋处的处长，因为这位仁兄的背景跟熙洽很相似，也是前清显贵的后人，而且同样去日本留过学，上过军校。
在有怀疑，但是没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回避。于是重新设置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贻（保定3期）担任处长，与参谋处一同办公和处理事务。
除了避，还要防。当时防的人物里面就有孙殿英。
孙殿英原来是跟着老冯混的，中原大战后，也跑到山西来落了单。不知道是不是沾了29军的光，在29军被张学良收编的同时，他也被收编成了41军，总算没有把作为发家本钱的枪杆子给丢掉。
孙殿英的部队人不少，比29军还多，有3万多人。长城抗战开始后，何应钦本来希望他利用多伦以东的山地地形，对日军进行牵制，以减轻长城正面的防守压力。谁知这厮人多不济事，盗墓有一手，打仗却不行，武藤只用了一个茂木骑兵旅团，就把他赶到多伦以南的沽源去了。
退就退吧，毕竟东北军也在大面积溃退。你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29军那样猛吧。问题是孙殿英的部下多为绿林杆子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日本人碰都没碰他一下就跑了。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
当时，板垣拉拢北洋军阀的老头子们而不得，开始与孙殿英等“二腕”、“三腕”接触的消息已时有耳闻。因此，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何应钦的这一手，可把孙殿英给愁坏了。没钱没粮，他和手下的兵吃什么呀。
好在他在北平有一个办事处，便通过办事处处长，找到黄绍竑，说自己根本没有投敌这码子事，希望能把扣发的钱粮补给他。
黄绍竑这时候就相当于何应钦的“政委”。听“政委”这么一说，何应钦也犯起了踌躇，因为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孙殿英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还照发他钱粮，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资敌了。
但如果是假的呢，逼急了，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而且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得派一个人去探探虚实。
如果不去，事情就得不到迅速的解决和处理，整个局面都会变得更加被动。去吧，你还不能派一官小的，非得能立马拍板的才行。
“政委”黄绍竑决定亲自走一趟。
说实话，能做出这一决定，还是得有点胆识的。假设孙殿英果真投敌，以他那样不择手段的人（皇上祖坟都扒了，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是极可能做出绑架或杀人 之举的。历朝历代，这种事情多了，说不定人家还正愁没有好的投名状呢，你这样的一品大员自投罗网，岂不正好给他染红顶子。
孙殿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军分会的二把手，自然大喜过望。
接下来应该给我派发钱粮了吧？
钱粮有，不过你先得把事情讲清楚。
那些对他不利的传言，不用黄绍竑开口，孙殿英自己就拎得很清楚，当然要一个个分辩。
说我不凭险据守？那里的险根本就算不上险好吧。的确是有些山，不过那可不是南方的山，又不长草，而且山势很平，日本人的飞机坦克一冲，我们就顶不住了。
至于说我没看到日本人就跑了，纯粹造谣。
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只是力不能逮，孙殿英还带着黄绍竑去参观了一下伤兵。
要是黄绍竑是个像严武那样的小年轻，也许就要被他给糊弄过去了。奈何人家黄参谋长出来混的时间不比孙殿英短，做桂系强人的时候，下面这样的情况也不知见过凡几。哪是这么容易就能被蒙住的。
我让你去多伦不是去旅游的。喜峰口、罗文峪的山未必比多伦的山更险峻，人家能打，怎么就你不能打？
伤兵？哼哼。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伤的，难道抢东西的时候就不可能伤着？
见黄绍竑眉毛都不动一下，孙殿英知道遇上老江湖，真神仙了。人家也是内行，不是那么好骗的，再不把底牌亮出来，以后就等着挨饿吧你。
其实，多伦的山是险是平，伤兵是真是假，都不是黄绍竑此行所要了解的重点。说白了，他希望孙殿英澄清的无非就一件事：你到底有没有通敌。
最后的机会。
孙殿英差点要哭出来了，我冤哪。
军纪太坏我承认，不过话又说回来，还不是给缺乏给养闹的。你别看地图上的多伦面积很大，好象不错。其实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到处都是荒漠。你说我这3万人没吃没喝，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能不抢点偷点吗（军纪不好的人大抵都是这样厚着脸皮振振有词的）。
不过，投靠日伪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有。
为什么？
当年，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满洲国”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终于，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得到的答案。
对孙殿英这样的人来说，民族大义之类都不是很可靠，只有对实际利益得失的算计才能让他自觉地领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说，什么敢做，什么不敢做。
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有这就好办了。
黄绍竑当即同意补发孙殿英40万军饷和4万袋面粉。
后者咧开嘴乐了。
还别高兴得太早。钱粮照给，但活也少不了。
光防一个沽源就行了吗，不行。
独石口归你了，镇岭口归你了，这一带往东往北都是你的了。
给养有了，自然你也不能再去骚扰老百姓了，好好打仗，别的都不要再胡思乱想。
这要放在以前，孙殿英非得跳起来不可。独石口那些地方可都是傅作义负责的活，怎么凭白无故都让我来干了。可现在他已跳不起来了。说句上不了台面的话，如今 连自己下面的小把把都被对方握在手上了（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想撒娇也撒不了，而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工资和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 途。
黄绍竑此行不仅摆平了孙殿英，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拱卫平津多出了一个重要的棋子——傅作义的绥军。
北平军分会在调整布局，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也没闲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中线和东线日军均感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喜峰口大夜袭的当夜，服部旅团就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紧急增援。
当时武藤能动用的兵力，就是已驻赤峰的熊本师团。但鉴于多伦的孙殿英军在旁边晃来晃去，怕他们抄袭自己后路，武藤一直不敢把熊本师团抽出来。直到孙殿英退至沽源，赤峰周边已无卧榻之忧，武藤这才命令熊本师团南下，其赤峰防务转由茂木骑兵旅团及伪军担任。
从3月23日开始，熊本师团开始陆陆续续抵达冷口以北。4天后，武藤就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
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攻占一个冷口，而是要以冷口为突破口，越过长城，拿下整个滦东，因此他在备战上格外有耐心。4月1日，熊本师团齐集肖营子北部，实际已具备一举而克的能力，但他们并未马上行动，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攻击准备。
这一准备，就是8天。
在此期间，弘前师团和服部旅团突然分别向南天门、喜峰口发起攻击，但用的是炮，而非人。
如果你对日军战法有一定了解，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这是他们在发动进攻之前的一个惯用手法：声东击西。
前方风声鹤唳，原本平静的战局陡然发生变化，需要对奕者拿出新的决断。
何应钦选择的是见招应招。
除命29军继续加强喜峰口防守外，将手上最后的王牌摆至南天门第一线。
所谓的王牌一共两张。
一张是炮兵。这是中央军的独立炮兵部队，共有两团一营，虽说跟日军比还有不小差距，但起码人家有的野战炮和重迫击炮，我们也有了。这就意味着，他轰你，你也可以轰他了。
另一张是第17军的3个师中唯一的德械师：刘戡师。
这个师和“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那两个京都近卫师（87师和88师）差不多，士兵都装备着德制步枪。
原先黄杰师的右翼是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毫无疑问，这是南天门防线的最大软肋所在。何应钦拿刘戡师跟他们做了调换，让后者到滦河至冷口一线布防去了。
同时调防的还有光头刘玉章所在的那一个团。不过两天后他们又被徐庭瑶要了回来。
徐庭瑶在此时显现出来了他指挥作战上的细腻和用心。
他把刘玉章所在团要回来的目的，就是安排他们到南天门后方的大小开岭去构筑预备阵地。
预备阵地前后共筑6道，就是这6道阵地，后来成了第17军在战局不利时的救命稻草。
未雨绸缪，进退有据，方能为帅！
南天门这里没有问题，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当然就有问题了。
何应钦的应对，正合武藤的心意。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对方的失误，因为所谓破绽，就是在对手的失误中才能找到的。
何应钦认为关东军在古北口至少拥有一个师团的兵力（指弘前师团），一旦真的发动进攻，南天门防线将面临巨大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铃木旅团始终未到古北口，在罗文峪吃瘪后，便退回承德，就地转入防御。这是因为在承德后面，就是日军作为大后方的赤峰，而负责赤峰防御的仅为一个骑兵旅团和部分伪军，这是武藤在发动滦东攻势之前，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也就是说，在古北口负责防守的，始终只有川原旅团和他的配属部队。
到进入滦东战役准备期时，川原旅团又被大抽血一次，其主力和配属部队被调走很多，实际剩下来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
古北口炮击，纯属虚张声势，和喜峰口那里一样，并无任何进攻意图。
如果我们当时对武藤的心思就能摸清摸透，在调兵遣将上是不是能够多一些选择性，而战局也不致会变得如此被动呢？
例如，我们可以抽调精兵到滦东甚至冷口一线，稳固那里的防守。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局面也许会变得更糟。
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不是第一次使用，但几乎是屡用屡验，这与日军的机动化能力和配合作战效率有相当大的关系。
纵使你识破他的计策又能怎么样。
那他索性把进攻重点就直接转向南天门，而接下来的情景可能更令你大吃一惊。
熊本师团坐着汽车到古北口，很快。
已调至滦东的刘戡师（假设的话）根本是跑不过对方的，也许没等他们到南天门，那里已被日军攻陷了。
所以这对中方指挥官来说，其实是一个二难选择，选哪样都难以改变战局，只能说是相对好一些罢了。
相对而言，何应钦的决断还稳妥一些。
按照正常判断，滦东地方那么大，离平津也有一段距离，晋绥军和东北军的大部分又都在那里，应不致短时间内就会陷落，这样，他还有充裕时间部署防线。南天门则不然，这里一出纰漏，后面的平津马上就面临威胁，那是连补救都来不及了。
如果拿中日双方最高指挥官相比，何应钦就相当于一个修修补补的裁缝，长城防线上哪个地方少了颗纽扣，破了个洞，他就想方设法去补一下，注重的是“点”，而武藤的视野却要宽广得多，他重视的始终是“面”。
这倒并不完全是指挥官高明与否决定的。何应钦只能在“点”上做文章，是因为他其实掌握不了“面”。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除了中央军以外，对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地方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在指挥上都难以真正做到调度自如，得心应手（甚至中央军里也有不服他管的）。相反，他的对手却能做到指哪打哪，随心所欲，其指挥效率确非中国军队所能比肩。
在8天的准备期内，除熊本师团、服部旅团一部外，武藤又从界岭口和义院口抽调了中柯混成旅团的一部分兵力。
在武藤看来，只有把五指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也才能完成其囊括滦东的计划。
日军在做进攻准备，冷口的黄光华在干什么呢。
答曰：听天由命。
按照北平军分会对防区的划分，黄光华师正面防线达100多里，但他能用的部队一直也就那3个团以及从军分会“借”来的1个野炮连。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时候的黄光华在兵力配置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除林作桢团在肖营子外，另外一个主力团被他放在冷口本阵地，而补充团则安在左翼与29军的接合部位。如此一排，3个团马上就不见了。可还得有预备队啊，最后只好从补充团再抽1个营出来，与野炮连合在一起，这才把预备队勉强凑齐。
就这么点米，真够难为人的。
当然了，这样一来，别说捏成拳头了，五个指头伸过去，还有几个位置空着呢。任谁都能看出这样的防守漏洞实在太大。
黄光华当然也知道。内心里，他也希望商震能像29军那样全力以赴，把其它2个师也都派过来，果如此，冷口防守才有把握。但看样子，老长官并不情愿这样做，自己又不敢当面提。怎么办呢？
他想到一个人，自己的参谋长石彦懋（保定军校第8期）。
石彦懋与商震是河北同乡，而且私底下两人还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商震对他也很给面子。因此平时黄光华不敢或不愿说的话，都会让这个参谋长来捅破。
这次，“得罪上级”的活又交给了石彦懋。
石彦懋是个有心人，知道就算“放炮”也得找个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某天商震到冷口前线来视察。趁着视察休息的间隙，石彦懋便有意无意地向他汇报冷口的布防情况。因为不是正式场合，商震的表现欲也上来了，开始对部下的布防指点起来：我刚才都看了，你们那个不行，全部是一线式配置，要是让小鬼子突破一点，全线即破。
应该怎么配置呢？
商震说：要有纵深，同时要多安排一些据点堡垒。
说得太好了。
石彦懋带头鼓掌。
就在领导飘飘然的时候，他开始“放炮”了。
石参谋长打了个比喻。
现在假设您交给我一个活：纺棉花，要求是把棉花织成布。
但这活我干不了。
为什么？
因为您拿给我的料就只有一条线的料，所以就算我有通天的本事，也没法完成这一任务。
中招了。
不用再说下去，商震已经明白石彦懋是什么意思了。
想不钻到部下设的套套里去，能采取的办法只有继续顺着自己的路子走。
商震不仅假装根本不懂石彦懋打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还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刚才的“指示精神和要求”，对原来的部署作出变更。
似乎他还觉得冷口的守军已经绰绰有余，为了进一步体现“人性化”，让石彦懋尽快制定一个办法，安排部队进行轮休。
全天候值勤人都嫌不够，还要轮休？石彦懋真有些啼笑皆非。
话说到这里，商震的意思实际已经表达出来了，换成是黄光华，就得立刻住嘴。
毕竟领导也要面子，也得有台阶可下嘛。
石彦懋勇于“放炮”的精神还真不是虚的。他不依不饶，索性打破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问商震：军长，我们在这里是要真打，还是摆摆样子的？
当着众人的面，商震脸都涨红了，表现相当激动：谁说我们不是真打？！
好，是你自己要钻到套套里来的，不能怪我哦。
商震激动，石彦懋不激动。他还是慢条斯里。
我知道是真打。可是为什么我们把2个主力师都远远地放在后面，不拿出来呢？
他这话一说，商震就明白又上当了。
没办法，摊上这样古灵精怪却又胆大包天的部下也真够受的，可商震还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石彦懋本人就是商震自己亲自请过来的。
须知，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不仅可作为美德，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不能忽视的重要摆设。
对石彦懋，商震骂也骂不得，讲也讲不过，只能对天打哈哈，今天怎么没下雨？哦，我们正在晒太阳呢。
过后，商震好歹还是对黄光华吐了一句实话，人家（指参加长城抗战的其它部队）都在摆，咱们也就摆摆吧。
2个师不肯拉上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在摆”。
对于像商震这样的地方军头们，你要当着他们的面说“民为邦本”，几乎没人信（尽管嘴上也会念念有词），但你要告诉他们“兵为将本”，没一个敢不信。
记得张鸣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民国时期的将帅们，如果他们是孙悟空，部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箍棒，如果他们是贾宝玉，部队就是他们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旦丢掉，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当初阎老西小里小气，还没出手就想着要保本，结果最后差点把老本都丢得一干二净。现在轮到他曾经的部下了。长城抗战一结束，有人就巴巴地送上一副对联，把商震与宋哲元齐名，不过是拿来给人家做反衬用的：大刀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长腿商启予（商震字启予）。
不过商震后来在另外一个领域，干得要远比在军事领域内出色，那就是从事外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甚至做到了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跟着老蒋风风光光地参加过开罗会议，着实羡杀个人。
时人评价商震，说他“处事圆滑，善炫善耀之术，实远在善战之上”。大概外交这个行当，锱铢必较，斗小心眼，拨小算盘，更适合于他。扩大开去，阎老西要是转行去当外交官，没准也不比顾维钧他们差哩。
连石彦懋出马都失败了，黄光华知道增加兵力的想法是彻底没戏了。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幻想，幻想熊本师团一时半会还不会打过来。
幻想很快破灭。
要说板垣、土肥原这些所谓的“中国通”，“通”来“通”去，其实也就是“通”了几句附庸风雅的中国话和几张中国地图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他们这些一脑门子功利思想的小痞子能真正“通”的了的。
吴佩孚这些人，虽然受的教育有多有少，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有褒有贬，但在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挥之不去的影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用相当的篇幅，指出过包括私塾教育在内的传统教育对中国人思想行为的积极影响。对老先生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然。事实上，国 人的耻感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这种教育。像吴佩孚这些“老北洋”（也包括已被老蒋接回南方的段祺瑞），不管他们在国内怎么争得你死我活，脑子里都有一个 思想根深蒂固，那就是如果想在社会上做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不能做汉奸。
拿吴佩孚来说，其人向来是以关云长、岳鹏举自命的。人家在江湖上混，打的就是这招牌，这是他最起码的人生底线。试问，义薄云天的关羽可能真的投降曹操吗，还我河山的岳飞会去给金兵拎鞋提包吗，想都不用想的事。
听到这里，何应钦和黄绍竑对视一眼，彼此都松了口气。
一场虚惊嘛。
只不过——
老蒋话锋一转，就像善于在关键环节吊人胃口的说书人一样，又提到了一个人，他叫张敬尧。
说起这个张敬尧，那也是民国年间地地道道的一个名人，不过是一个做坏事做出名的人。
在青年***的早期文稿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檄文，这就是《驱张敬尧电》。
***落笔时三十岁不到，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文章也写得煞是漂亮。在这篇电文中，被他“粪土”了一把的“万户侯”就是正做着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张敬尧的劣迹，可与热河的汤玉麟并称，用主席的话说就是“暴戾酷虐，已成惯技”，属于重磅打造的极品坏人。
这个坏人正好被已在“猎头行业”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板垣给看到了。
由于平津的“一流人物”谁都不上钩，板垣一时间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毕竟牛皮已经吹在前面了。你说我前面计划还不成熟，暂缓执行，那军部也要让啊。
想来想去，只能退而求其次。大腕不行，那就找“二腕”、“三腕”吧。
于是他就相中了张敬尧。
一般来讲，极品坏人对名节的顾虑要少得多，甚至没有，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才是最主要的。
张敬尧当即就接受了板垣的30万，表示愿意参加伪满州国政府，并密谋在天津进行暴动，配合关东军，一举占领平津。
老蒋可真会说故事，给他这么山重水复地一讲，何黄二人脸色又变了。这怎么办，难不成我们还得专门组织一支部队去除奸？
除奸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就不劳二位了。
老蒋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俩，这事已交给日后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去办了。
现在，军情的外泄，再一次对那晚的谈话内容进行了验证，同时也表明平津的内部局势已经更趋复杂。板垣怎么说也算个大特务，又是“中国通”，虽然可能网罗大鱼困难一点，但安插安插小内奸，刺探刺探军事情报，在他应该并不困难。
两人深感必须多留个心眼。不过眼下正是打仗的紧要关头，不可能像《风声》中那样挨个查“老鬼”，只能避和防。
避的事他们老早就做了。原来北平军分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东北军留下来的班底。比较让大家心里没底的是参谋处的处长，因为这位仁兄的背景跟熙洽很相似，也是前清显贵的后人，而且同样去日本留过学，上过军校。
在有怀疑，但是没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回避。于是重新设置了一个作战处，由徐祖贻（保定3期）担任处长，与参谋处一同办公和处理事务。
除了避，还要防。当时防的人物里面就有孙殿英。
孙殿英原来是跟着老冯混的，中原大战后，也跑到山西来落了单。不知道是不是沾了29军的光，在29军被张学良收编的同时，他也被收编成了41军，总算没有把作为发家本钱的枪杆子给丢掉。
孙殿英的部队人不少，比29军还多，有3万多人。长城抗战开始后，何应钦本来希望他利用多伦以东的山地地形，对日军进行牵制，以减轻长城正面的防守压力。谁知这厮人多不济事，盗墓有一手，打仗却不行，武藤只用了一个茂木骑兵旅团，就把他赶到多伦以南的沽源去了。
退就退吧，毕竟东北军也在大面积溃退。你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像29军那样猛吧。问题是孙殿英的部下多为绿林杆子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日本人碰都没碰他一下就跑了。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
当时，板垣拉拢北洋军阀的老头子们而不得，开始与孙殿英等“二腕”、“三腕”接触的消息已时有耳闻。因此，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何应钦的这一手，可把孙殿英给愁坏了。没钱没粮，他和手下的兵吃什么呀。
好在他在北平有一个办事处，便通过办事处处长，找到黄绍竑，说自己根本没有投敌这码子事，希望能把扣发的钱粮补给他。
黄绍竑这时候就相当于何应钦的“政委”。听“政委”这么一说，何应钦也犯起了踌躇，因为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孙殿英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还照发他钱粮，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资敌了。
但如果是假的呢，逼急了，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而且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得派一个人去探探虚实。
如果不去，事情就得不到迅速的解决和处理，整个局面都会变得更加被动。去吧，你还不能派一官小的，非得能立马拍板的才行。
“政委”黄绍竑决定亲自走一趟。
说实话，能做出这一决定，还是得有点胆识的。假设孙殿英果真投敌，以他那样不择手段的人（皇上祖坟都扒了，还有什么事他不敢干），是极可能做出绑架或杀人 之举的。历朝历代，这种事情多了，说不定人家还正愁没有好的投名状呢，你这样的一品大员自投罗网，岂不正好给他染红顶子。
孙殿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军分会的二把手，自然大喜过望。
接下来应该给我派发钱粮了吧？
钱粮有，不过你先得把事情讲清楚。
那些对他不利的传言，不用黄绍竑开口，孙殿英自己就拎得很清楚，当然要一个个分辩。
说我不凭险据守？那里的险根本就算不上险好吧。的确是有些山，不过那可不是南方的山，又不长草，而且山势很平，日本人的飞机坦克一冲，我们就顶不住了。
至于说我没看到日本人就跑了，纯粹造谣。
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只是力不能逮，孙殿英还带着黄绍竑去参观了一下伤兵。
要是黄绍竑是个像严武那样的小年轻，也许就要被他给糊弄过去了。奈何人家黄参谋长出来混的时间不比孙殿英短，做桂系强人的时候，下面这样的情况也不知见过凡几。哪是这么容易就能被蒙住的。
我让你去多伦不是去旅游的。喜峰口、罗文峪的山未必比多伦的山更险峻，人家能打，怎么就你不能打？
伤兵？哼哼。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伤的，难道抢东西的时候就不可能伤着？
见黄绍竑眉毛都不动一下，孙殿英知道遇上老江湖，真神仙了。人家也是内行，不是那么好骗的，再不把底牌亮出来，以后就等着挨饿吧你。
其实，多伦的山是险是平，伤兵是真是假，都不是黄绍竑此行所要了解的重点。说白了，他希望孙殿英澄清的无非就一件事：你到底有没有通敌。
最后的机会。
孙殿英差点要哭出来了，我冤哪。
军纪太坏我承认，不过话又说回来，还不是给缺乏给养闹的。你别看地图上的多伦面积很大，好象不错。其实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地广人稀，而且到处都是荒漠。你说我这3万人没吃没喝，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能不抢点偷点吗（军纪不好的人大抵都是这样厚着脸皮振振有词的）。
不过，投靠日伪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有。
为什么？
当年，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满洲国”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终于，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得到的答案。
对孙殿英这样的人来说，民族大义之类都不是很可靠，只有对实际利益得失的算计才能让他自觉地领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说，什么敢做，什么不敢做。
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有这就好办了。
黄绍竑当即同意补发孙殿英40万军饷和4万袋面粉。
后者咧开嘴乐了。
还别高兴得太早。钱粮照给，但活也少不了。
光防一个沽源就行了吗，不行。
独石口归你了，镇岭口归你了，这一带往东往北都是你的了。
给养有了，自然你也不能再去骚扰老百姓了，好好打仗，别的都不要再胡思乱想。
这要放在以前，孙殿英非得跳起来不可。独石口那些地方可都是傅作义负责的活，怎么凭白无故都让我来干了。可现在他已跳不起来了。说句上不了台面的话，如今 连自己下面的小把把都被对方握在手上了（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想撒娇也撒不了，而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工资和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 途。
黄绍竑此行不仅摆平了孙殿英，更重要的是，为后来拱卫平津多出了一个重要的棋子——傅作义的绥军。
北平军分会在调整布局，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也没闲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中线和东线日军均感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喜峰口大夜袭的当夜，服部旅团就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紧急增援。
当时武藤能动用的兵力，就是已驻赤峰的熊本师团。但鉴于多伦的孙殿英军在旁边晃来晃去，怕他们抄袭自己后路，武藤一直不敢把熊本师团抽出来。直到孙殿英退至沽源，赤峰周边已无卧榻之忧，武藤这才命令熊本师团南下，其赤峰防务转由茂木骑兵旅团及伪军担任。
从3月23日开始，熊本师团开始陆陆续续抵达冷口以北。4天后，武藤就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
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于攻占一个冷口，而是要以冷口为突破口，越过长城，拿下整个滦东，因此他在备战上格外有耐心。4月1日，熊本师团齐集肖营子北部，实际已具备一举而克的能力，但他们并未马上行动，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攻击准备。
这一准备，就是8天。
在此期间，弘前师团和服部旅团突然分别向南天门、喜峰口发起攻击，但用的是炮，而非人。
如果你对日军战法有一定了解，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这是他们在发动进攻之前的一个惯用手法：声东击西。
前方风声鹤唳，原本平静的战局陡然发生变化，需要对奕者拿出新的决断。
何应钦选择的是见招应招。
除命29军继续加强喜峰口防守外，将手上最后的王牌摆至南天门第一线。
所谓的王牌一共两张。
一张是炮兵。这是中央军的独立炮兵部队，共有两团一营，虽说跟日军比还有不小差距，但起码人家有的野战炮和重迫击炮，我们也有了。这就意味着，他轰你，你也可以轰他了。
另一张是第17军的3个师中唯一的德械师：刘戡师。
这个师和“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那两个京都近卫师（87师和88师）差不多，士兵都装备着德制步枪。
原先黄杰师的右翼是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毫无疑问，这是南天门防线的最大软肋所在。何应钦拿刘戡师跟他们做了调换，让后者到滦河至冷口一线布防去了。
同时调防的还有光头刘玉章所在的那一个团。不过两天后他们又被徐庭瑶要了回来。
徐庭瑶在此时显现出来了他指挥作战上的细腻和用心。
他把刘玉章所在团要回来的目的，就是安排他们到南天门后方的大小开岭去构筑预备阵地。
预备阵地前后共筑6道，就是这6道阵地，后来成了第17军在战局不利时的救命稻草。
未雨绸缪，进退有据，方能为帅！
南天门这里没有问题，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当然就有问题了。
何应钦的应对，正合武藤的心意。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对方的失误，因为所谓破绽，就是在对手的失误中才能找到的。
何应钦认为关东军在古北口至少拥有一个师团的兵力（指弘前师团），一旦真的发动进攻，南天门防线将面临巨大压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铃木旅团始终未到古北口，在罗文峪吃瘪后，便退回承德，就地转入防御。这是因为在承德后面，就是日军作为大后方的赤峰，而负责赤峰防御的仅为一个骑兵旅团和部分伪军，这是武藤在发动滦东攻势之前，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也就是说，在古北口负责防守的，始终只有川原旅团和他的配属部队。
到进入滦东战役准备期时，川原旅团又被大抽血一次，其主力和配属部队被调走很多，实际剩下来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
古北口炮击，纯属虚张声势，和喜峰口那里一样，并无任何进攻意图。
如果我们当时对武藤的心思就能摸清摸透，在调兵遣将上是不是能够多一些选择性，而战局也不致会变得如此被动呢？
例如，我们可以抽调精兵到滦东甚至冷口一线，稳固那里的防守。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局面也许会变得更糟。
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不是第一次使用，但几乎是屡用屡验，这与日军的机动化能力和配合作战效率有相当大的关系。
纵使你识破他的计策又能怎么样。
那他索性把进攻重点就直接转向南天门，而接下来的情景可能更令你大吃一惊。
熊本师团坐着汽车到古北口，很快。
已调至滦东的刘戡师（假设的话）根本是跑不过对方的，也许没等他们到南天门，那里已被日军攻陷了。
所以这对中方指挥官来说，其实是一个二难选择，选哪样都难以改变战局，只能说是相对好一些罢了。
相对而言，何应钦的决断还稳妥一些。
按照正常判断，滦东地方那么大，离平津也有一段距离，晋绥军和东北军的大部分又都在那里，应不致短时间内就会陷落，这样，他还有充裕时间部署防线。南天门则不然，这里一出纰漏，后面的平津马上就面临威胁，那是连补救都来不及了。
如果拿中日双方最高指挥官相比，何应钦就相当于一个修修补补的裁缝，长城防线上哪个地方少了颗纽扣，破了个洞，他就想方设法去补一下，注重的是“点”，而武藤的视野却要宽广得多，他重视的始终是“面”。
这倒并不完全是指挥官高明与否决定的。何应钦只能在“点”上做文章，是因为他其实掌握不了“面”。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中，除了中央军以外，对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地方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在指挥上都难以真正做到调度自如，得心应手（甚至中央军里也有不服他管的）。相反，他的对手却能做到指哪打哪，随心所欲，其指挥效率确非中国军队所能比肩。
在8天的准备期内，除熊本师团、服部旅团一部外，武藤又从界岭口和义院口抽调了中柯混成旅团的一部分兵力。
在武藤看来，只有把五指捏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也才能完成其囊括滦东的计划。
日军在做进攻准备，冷口的黄光华在干什么呢。
答曰：听天由命。
按照北平军分会对防区的划分，黄光华师正面防线达100多里，但他能用的部队一直也就那3个团以及从军分会“借”来的1个野炮连。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时候的黄光华在兵力配置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除林作桢团在肖营子外，另外一个主力团被他放在冷口本阵地，而补充团则安在左翼与29军的接合部位。如此一排，3个团马上就不见了。可还得有预备队啊，最后只好从补充团再抽1个营出来，与野炮连合在一起，这才把预备队勉强凑齐。
就这么点米，真够难为人的。
当然了，这样一来，别说捏成拳头了，五个指头伸过去，还有几个位置空着呢。任谁都能看出这样的防守漏洞实在太大。
黄光华当然也知道。内心里，他也希望商震能像29军那样全力以赴，把其它2个师也都派过来，果如此，冷口防守才有把握。但看样子，老长官并不情愿这样做，自己又不敢当面提。怎么办呢？
他想到一个人，自己的参谋长石彦懋（保定军校第8期）。
石彦懋与商震是河北同乡，而且私底下两人还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商震对他也很给面子。因此平时黄光华不敢或不愿说的话，都会让这个参谋长来捅破。
这次，“得罪上级”的活又交给了石彦懋。
石彦懋是个有心人，知道就算“放炮”也得找个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某天商震到冷口前线来视察。趁着视察休息的间隙，石彦懋便有意无意地向他汇报冷口的布防情况。因为不是正式场合，商震的表现欲也上来了，开始对部下的布防指点起来：我刚才都看了，你们那个不行，全部是一线式配置，要是让小鬼子突破一点，全线即破。
应该怎么配置呢？
商震说：要有纵深，同时要多安排一些据点堡垒。
说得太好了。
石彦懋带头鼓掌。
就在领导飘飘然的时候，他开始“放炮”了。
石参谋长打了个比喻。
现在假设您交给我一个活：纺棉花，要求是把棉花织成布。
但这活我干不了。
为什么？
因为您拿给我的料就只有一条线的料，所以就算我有通天的本事，也没法完成这一任务。
中招了。
不用再说下去，商震已经明白石彦懋是什么意思了。
想不钻到部下设的套套里去，能采取的办法只有继续顺着自己的路子走。
商震不仅假装根本不懂石彦懋打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还一本正经地要求他们按照自己刚才的“指示精神和要求”，对原来的部署作出变更。
似乎他还觉得冷口的守军已经绰绰有余，为了进一步体现“人性化”，让石彦懋尽快制定一个办法，安排部队进行轮休。
全天候值勤人都嫌不够，还要轮休？石彦懋真有些啼笑皆非。
话说到这里，商震的意思实际已经表达出来了，换成是黄光华，就得立刻住嘴。
毕竟领导也要面子，也得有台阶可下嘛。
石彦懋勇于“放炮”的精神还真不是虚的。他不依不饶，索性打破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问商震：军长，我们在这里是要真打，还是摆摆样子的？
当着众人的面，商震脸都涨红了，表现相当激动：谁说我们不是真打？！
好，是你自己要钻到套套里来的，不能怪我哦。
商震激动，石彦懋不激动。他还是慢条斯里。
我知道是真打。可是为什么我们把2个主力师都远远地放在后面，不拿出来呢？
他这话一说，商震就明白又上当了。
没办法，摊上这样古灵精怪却又胆大包天的部下也真够受的，可商震还真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石彦懋本人就是商震自己亲自请过来的。
须知，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不仅可作为美德，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不能忽视的重要摆设。
对石彦懋，商震骂也骂不得，讲也讲不过，只能对天打哈哈，今天怎么没下雨？哦，我们正在晒太阳呢。
过后，商震好歹还是对黄光华吐了一句实话，人家（指参加长城抗战的其它部队）都在摆，咱们也就摆摆吧。
2个师不肯拉上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大家都在摆”。
对于像商震这样的地方军头们，你要当着他们的面说“民为邦本”，几乎没人信（尽管嘴上也会念念有词），但你要告诉他们“兵为将本”，没一个敢不信。
记得张鸣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民国时期的将帅们，如果他们是孙悟空，部队就是他们手中的金箍棒，如果他们是贾宝玉，部队就是他们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旦丢掉，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当初阎老西小里小气，还没出手就想着要保本，结果最后差点把老本都丢得一干二净。现在轮到他曾经的部下了。长城抗战一结束，有人就巴巴地送上一副对联，把商震与宋哲元齐名，不过是拿来给人家做反衬用的：大刀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长腿商启予（商震字启予）。
不过商震后来在另外一个领域，干得要远比在军事领域内出色，那就是从事外交。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甚至做到了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跟着老蒋风风光光地参加过开罗会议，着实羡杀个人。
时人评价商震，说他“处事圆滑，善炫善耀之术，实远在善战之上”。大概外交这个行当，锱铢必较，斗小心眼，拨小算盘，更适合于他。扩大开去，阎老西要是转行去当外交官，没准也不比顾维钧他们差哩。
连石彦懋出马都失败了，黄光华知道增加兵力的想法是彻底没戏了。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幻想，幻想熊本师团一时半会还不会打过来。
幻想很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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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29 pm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9日，日军准备就绪，熊本师团随即向冷口发起进攻。
林作桢团立刻在肖营子陷入苦战。
如果这时候黄光华有充足兵力，哪怕是商震从另外2个师里面拨出至少1个师来做预备队，都不致于让人如此作难。他可以派预备队从日军侧翼出击，虽不能说一定占有优势，但帮着工事里面的守军撑上一把总是可以的。
奈何他只有一个营的预备队（那个宝贝一样的野炮连还是“借”来的，轻易不敢使用），自己冷口主阵地也频频告急（人少补不过来，所以防线上有好些漏洞，乃至把零星日军也漏了进来），都不知敢先去帮谁好。
对林作桢来说，这一天打得太难受了，因为日军实在太多，就算工事再坚固，他再能拼命，也于事无补。
咬牙苦捱到第二天晚上（真是不容易），日军再次向前线增加了2千兵力，林作桢团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
此前颇受称道的马道沟阵地倒了下去。
日军鱼贯而入。
他们连导游都不用找，跟着溃退的林作桢团就追过来，并一举占领另一个团（蒋纪珂团）防守阵地的左翼。
这回，连冷口主阵地的半边也没了。
黄光华情急之下，立刻组织反击。
先以林作桢团撤下来的1个营为主，再配上蒋纪珂团的2个连，欲收回阵地。
但此时林作桢团官兵连撑两日，已疯惫不堪，气力用尽，所以这次尝试很快失败。
再抽补充团。却不料补充团阵地前沿也都是鬼子，他们犹如泥菩萨过河，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能再抽出人来。
至于预备队，帮你帮他，早就没人了。
四面楚歌之下，黄光华师开始陷入恐慌。到这时候，后方得知消息的商震才真正着急起来。
他舍得派部队增援了。
可是已经晚了。
4月11日，黄光华不得不命令全师放弃冷口，向滦河西岸撤退。
让黄光华和石彦懋都想不到的是，亡命之路上挡他们的不是日军。后者战略目的明确，打哪里不打哪里皆有一定之规，占领冷口后，未对黄光华师进行更深入的追击包围。
挡他们的另有其人。
两人坐着一辆卡车往后撤，到一个叫做兰若院的地方时，由于地面浮沙很深，车子陷了进去，怎么开也开不走。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附近高地上忽然枪声大作，而且都是奔他们来的。
日军不可能跑到咱们前面去，因此可以判断是增援上来的友军。
但友军怎么可能打自己人呢。一合计，明白了，原因是石彦懋穿了一件黄呢大衣，而这是日军的标准装束（后来林彪就因为穿了这身黄皮才挨了晋绥军的枪）。快别再耍帅了，赶紧脱下来吧。
可是高地上的兄弟似乎打上了瘾，这边石彦懋把衣服都脱了，那边还照样放枪。一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陷在沙里的汽车抛下（本来估计众人推上一把应该能动弹），改骑马走。
高地的“友军”算是没得救了，连他们骑马也照打不误（吃鸦片了？精神这么好）。为了避免误伤，黄光华随即下令，部队别走它途。
可危险还是过不去。
等撤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发现河上的桥都被烧掉了，而占领对面阵地的竟然还是“友军”。
幸亏那条河还不深，大家卷起裤腿，赤着脚也能过。
过了河才知道，这些神经过敏的“友军”原来就是商震派到冷口来增援的部队，一共2个师，一点都不少——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这时候来瞎添乱。
得亏熊本师团没跟在屁股后面猛追，否则黄光华就得被“前后夹击”，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关东军近2个师团南下，何柱国放在石门寨的那2个师自然也顶不住，他后面的那些东北军部队更顶不住，所以很快，石门寨丢了，秦皇岛丢了，昌黎丢了，至4月17日，整个滦东地区被关东军完全占领。
4月9日发动进攻，至4月17日结束，只需8天。
准备战役8天，结束战役也只要8天，看似巧合，实际却是武藤指挥和关东军协同配合作战能力的反映。
与之相比，我们的部队的确是太菜了一点。
至此，作为长城防线之一翼的东线完了。
现在，以一条滦河为界，西岸集聚了从滦东地区溃退过来的晋绥军和东北军，他们扎一堆，统由商震指挥，重设防线。
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翁照垣。时任东北军117师师长，如今跟王以哲等挤一块。
他不是19路军的吗，怎么跑东北军来了？
这话说来就有些长了，翁照垣之所以在19路军里面呆不住（这支英雄部队其时正处于历史上声誉日隆的时期），跟他的性格有关，也有军队里派系斗争的因素。
英雄嘛，大凡都是有些特点的（落普通人身上那就叫缺点了），咱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太深根究底了。反正“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老翁就跑南洋去了（后来做生意 有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与经常跑南洋有关）。然后听到山海关失守，马上就回了国，去见张学良。见了面就问他要兵，准备上前线打鬼子去，一点没把少帅当外人的 意思。
要说老翁先前说少帅的坏话也不老少（曾经在背后考证少帅是否不中用的少爷），只不过他自己恐怕早就忘掉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说了就忘，忘了再说，管天管地，管不住嘴巴，为此得罪人是家常便饭。
让他没想到的是，少帅马上一口应允，还专门派了一个师给他。
毕竟是沪战的抗日英雄嘛，又正在用人之际，请还请不到呢。至于说过一些不好听的，少帅当着面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倒不是说这人的肚量真的大得没边，而是那个时候正值少帅倒霉，估计身前身后说他坏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过来，自然也不会对某个人过于计较了。
翁照垣兴冲冲地就带着兵上了前线。
可是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此兵非彼兵，东北军不是他带惯了的19路军。那是要军纪没军纪，要战斗力没战斗力。
日军发动滦东战役时，他正在冷口以南的迁安和卢龙驻防。冷口那里一失陷，他率部迎击，才与日军打了一仗（其实可能就是对着面放了几枪），就再也打不下去了。原因是旁边的友军都在退，想不退都不行，而且你还得动作快，稍慢一点，就会发现前后左右的友军都没影了，尽是敌军。
这仗还怎么打法。只好跟着退。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三军无能，照样可以把那个将活活气死，哪怕你是曾经的战斗英雄。
老翁仗没打着，还坏了名声，真是窝囊透顶，于是没多久就又挂冠而去了。
商震带着这些堪称残兵败将的部队（当然他自己的晋绥军还是勉强能打一打的），守着一个称不上天险的滦河，真也是度日如年。
毫无疑问，关东军要想突破滦河防线，并没有那么难。
不过这时奇迹发生了。
关东军在未受到任何攻击，且胜券在握的情况下，竟然主动撤退了，而且哪里来的往哪里去，又撤到长城沿线去了。
此情此景，不要说商震，连何应钦也摸不着头脑。
武藤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其实不是武藤爱搞名堂，如果照他的意思，他是要打到滦河这边来的。
后撤那是别人的意思。
谁？
裕仁天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裕仁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关东军的步子是不是迈得也太大了一点，好象捞过界了。
真崎闻言一惊，陛下何出此言？
裕仁笑了，嘿嘿，还瞒我呢，当我深居宫中，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告诉你，皇帝也是有亲戚，有朋友的。
裕仁单刀直入，我让你们打下一个热河就行了，不要再进关，你们怎么不听话，有人说关东军已经进入中国河北境内了，有没有这回事？
真崎一头汗，知道这事已经穿帮，再也遮掩不住了。
不听天皇的话那就是“抗命”，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
从宫中出来，他赶快给武藤捎话，让后者悠着点，擅自入关的事天皇已经知道了，快撤回去吧。
武藤毕竟不是那些张牙舞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少壮派军人，一听天皇都发话了，自然也不敢坚持，于是就向入关部队下达了撤军命令。
但这次主动叫停并没有能够维持太长时间。
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清晨，日军再次炮击南天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真的是川原旅团发动地面进攻的前奏。
当时包括徐庭瑶等高级将领在内，都认为此次攻击是日军对此前第17军大规模夜袭战的报复。
事情还得往回说。
正当4月11日冷口频频告急的时候，何应钦除了加紧往滦河调兵，准备在那里重建防线外，也在同一时间向徐庭瑶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是一道作战命令，但有两个特点。
一是出击部队不要多（“酌派一旅以下”），二是不要走正面（“由古北口两侧向敌袭击”）。
用意跟武藤下令古北口炮击一样，属于战术性牵制，所以规模都不大。区别只在于武藤是为了掩护其滦东作战，而何应钦则是要想方设法减轻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守军压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关东军为进行滦东作战，几乎所有主力都扑到了长城一线，其热河后防极其空虚，赤峰仅一个骑兵旅团驻守，如能组织力量抄袭其后方，断其归路，轻者可减滦东之围，重者可以给他们来了反包围，化被动为主动。
这的确是一个转守为攻的奇着。但问题是，奇着必须有奇将来下，而何应钦并非适当人选。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有时候也决定着他的思维和行动到底能够走多远。
人说曾国藩善于用兵。其实他打了一辈子仗，对自己的评价是很悲观也很实事求是的：“行军本非余所长”。
说高深点，是他有大智但缺奇谋，说实在点，就是还不够坏，脑子里圣人书读多了，有些僵化，缺乏一点必要的发散性思维（“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何应钦虽然是正规军校的高材生，黄埔军校总教头，讲起理论来一套又一套，但论急智奇谋，却还远不如他教过的一些学生。
何氏用兵，敦厚有余，谋奇不足，这也是长城战后一些论者对其垢病所在。
当然，在当时的民国将领中，何应钦已经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要不然老蒋不会对他如此倚重。只不过此才非彼才，那是人才的才，而不是奇才的才，属于名将的初级阶段。后面这个荣誉称号，要等若干年，薛岳这些人冒出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名至实归。
何应钦指挥作战之谨慎，跟老蒋一直崇敬的曾国藩倒真的相差不多，明明有两个师可用（关麟征师整补后做预备队），真正愿意拿出来投入进攻的却只有一个旅都不到，实际上还是以守为主。
不过进攻的方式有些特别。
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这就是29军常用的绕攻。
自从宋哲元在喜峰口和罗文峪打出名气后，原先并不怎么让大家看重的这种打法一夜之间身价倍增，几乎要成为一切战术之神了。作为受正规战教育出来的何应钦、黄绍竑们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不以为然，但运筹谋划时却已经不知不觉在朝那个方向走了。
在何应钦的命令中，除了没明说你们得晚上悄悄地干，基本就是29军那里搬来的完整套路。
但这种打法在南天门前线其实早就试验过了。
作为中央军中“技术流”的鼻祖，前线总指挥徐庭瑶当然是有两下子的。
利用滦东战役前的那段相对平静期，他一口气做了三件事：修公路，架电线，固工事。看似平常，实际上他的这种作战思路在当时来讲是很有些前卫的。
修公路，是要保证“物流”畅通。长城抗战始终，虽然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但前线军需供应从未中断，大量军火弹药和粮秣物资，通过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从平津运往密云，并通过这个中转站发往最前线。
架电线，是要保证“信息流”快捷。据白崇禧回忆，当时虽有无线电台，但很重，得四个人抬，往往部队到了，电台还没到。更差劲是大多属长波无线，信号很差，极易误事（连先前的川原旅团都出过故障），这当然是电话通讯无法比拟的。
固工事，那就更重要了。别的不说，杜聿明在南关前设置的防线，可不就是被川原的那800发炮弹轰垮的。
鉴于日军长管火炮的厉害，徐庭瑶亲自监督，在南天门构筑阵地工事，同时在里面还修筑了交通沟，便于己方炮兵可以自由往来。应该说，这次筑的工事要比南关好的多，基本能做到纵深有度，以确保炸了前面还有后面，炸了左边还有右边，绝不是排成一条线，一轰就完蛋的那一种。
关东军发动滦东战役前，川原为了配合作战，不是往南天门这边放过炮吗？
飞过来的炮弹成千上万，但从事后来看，仅破坏了“一连之工事”，掩体内的中方部队也未有多少人员上的损伤，这个就叫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不过话又说回来，老是这样蒙着头被人打总是件让人憋气的事。
徐庭瑶想想不甘心，就自己效法喜峰口的29军，也组织别动队，配以短枪和手榴弹，迂回日军侧后进行绕袭。
由于规模较小，这种绕袭大多属于麻雀战性质，无非是打打伏击，放放冷枪，撂倒几个就跑。
战果不大，但给日军造成的麻烦却不小，弄得他们在自家院子里溜达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惟恐一不小心中了路边飞来的流弹。
这种事如果让29军或者晋绥军等地方部队来干，日本人也许只会捏捏鼻子，偏偏跑出来的是中央军。这让他们颇为恼火。
你们也干这个？
日本有家报纸为此还专门登了篇文章，说中国军队现在真够“阴险”的，连克鲁泡特金战术都用上了。
克鲁泡特金（一译为苦鲁巴金）是日俄战争时的俄国将军，这兄弟比较擅长于正面防守加侧翼骚扰的战术，给日本人印象很深，故以此名。
事情都登报了，自然瞒不住北平的何应钦。
当时何应钦听了直摇头，看上去对此举很不以为然，还带话给徐庭瑶，说你们这样不行，不光明正大嘛，而且容易招致古北口日军的报复。
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却对“克鲁泡特金战术”感起了兴趣。
其实说到底，能够占足便宜的事谁会真不乐意干呢。
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后，把别动队由一个改成了两——新上来的刘戡师也组织一个。
出击时间就定于当晚8点。
毕竟是中央军，打绕袭夜袭战还是不太在行啊。
你别看29军玩这个顺溜，人家可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里面的花样和窍门也着实不少。
无论是赵登禹还是刘汝明，搞夜袭都得等到深更半夜，这就叫“月黑风高夜”。那时候对方正睡得迷迷糊糊，像个猪猡，你一刀剁下去才能有着有落。
从两个师别动队的组成来看，黄杰师动用的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别动队，官兵主要来自一个补充营。刘戡师的人员也差不多。反正都没有把当家的精兵拿出来。要知道，29军大刀队成员可都是个顶个挑出来的好汉。
两支队伍的区别，真不光是有没有大刀这么简单。
当然，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夜袭绕袭这些“小战术”在不同特点部队心中的份量。29军武器简陋，又都处在紧要关头，不用心去做，连自己都不能保全，相反，第17军条件就要好得多，平时练的也主要是阵地战，所以就算是偶尔客串夜袭，心里也有搂一把就走的想法，效果自然就大不一样了。
***老牌特工陈恭澍回忆，有一次他组织的除奸行动意外失败。戴老板（戴笠）事后给他总结教训，就指出陈恭澍的行动败在他始终想“死里求生”，而缺乏“必死之心”。别看都是“死”，但有没有给自己预留退路，那效果还真不一样。
果然，黄杰师别动队刚接近日军营盘边缘，就被他们发现了。这时候11点还不到，人家精神头好着呢。
袭击战变成了阵地战，别动队不过是一个补充营，攻击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只好早早地就撤下来，等于什么都没捞到。
倒是正面配合的一个营表现还略强一点，毕竟是主力营，与日军拉扯了整整一夜才鸣金收兵。
与黄杰师别动队相比，刘戡师别动队又要好上一点。他们甚至绕到了古北口北面，破坏了承德至古北口的公路，一度使日军古北口的接济为之断绝。
仅就战绩而言，这次所谓的大规模夜袭战实在不值一提，所以也没能真正起到牵制日军或减轻滦东压力的作用。
时隔10天，日军还要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进行报复，真是够小肚鸡肠的。
其实“报复说”只是中国人这么想，真正的原因是此时关东军向长城内发动进攻的禁令已经解除。
日军拿下滦东后，突然一下子又后撤到长城一线，把一个人急坏了。
谁？
四处拉人又四处碰壁的板垣征四郎。
老蒋说得没错，这哥们真称得上是“史上最差劲猎头”。当初忽悠军部，从陆军省拿到了300万日元的经费后，他就跑到天津去主持所谓“板垣工作”，即在平津进行策反，以便使华北“准满洲国化”。
可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不顺，忙乎了半天，只网住了一个张敬尧。钱倒是没花多少，一共才25万（按老蒋的情报是30万，不知道是不是姓张的自抬身价），可一分钱一分货，你拿到军部或者关东军那里去问问，张敬尧谓谁，根本就没几个人认识，没准还以为是天津哪个旮旯里掏出来的小流氓呢，所以在张敬尧没正式“起事”之前，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这事给抖搂出来。
板垣在外面干得一塌糊涂，家里面的人可并不知道。由于板垣先前是靠“九一八”扬名立万的“民族英雄”，连身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都对他分外看重。板垣提了一个“谋略为主，作战为辅”的计策，老头子就连连点头，视之为克敌制胜的灵丹妙药。
说穿了，此时关东军在长城一线的作战，都是在跟着板垣的指挥棒走。武藤不惜违背天皇“旨意”，偷偷越过长城来发动滦东战役，其动机也是为了配合“板垣工作”。因为板垣说了，只要关东军把滦东拿下，就可以为他在华北策动的“叛乱分子们”创造一块可靠的“根据地”。
就在4月18日那天，当板垣听到关东军果真举兵突破冷口，占领滦东的消息时，高兴得拍手大叫，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个电报。在电报中他毫不犹豫地扯了个弥天大谎，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要求关东军高歌猛进，助其一举成功。
林作桢团立刻在肖营子陷入苦战。
如果这时候黄光华有充足兵力，哪怕是商震从另外2个师里面拨出至少1个师来做预备队，都不致于让人如此作难。他可以派预备队从日军侧翼出击，虽不能说一定占有优势，但帮着工事里面的守军撑上一把总是可以的。
奈何他只有一个营的预备队（那个宝贝一样的野炮连还是“借”来的，轻易不敢使用），自己冷口主阵地也频频告急（人少补不过来，所以防线上有好些漏洞，乃至把零星日军也漏了进来），都不知敢先去帮谁好。
对林作桢来说，这一天打得太难受了，因为日军实在太多，就算工事再坚固，他再能拼命，也于事无补。
咬牙苦捱到第二天晚上（真是不容易），日军再次向前线增加了2千兵力，林作桢团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
此前颇受称道的马道沟阵地倒了下去。
日军鱼贯而入。
他们连导游都不用找，跟着溃退的林作桢团就追过来，并一举占领另一个团（蒋纪珂团）防守阵地的左翼。
这回，连冷口主阵地的半边也没了。
黄光华情急之下，立刻组织反击。
先以林作桢团撤下来的1个营为主，再配上蒋纪珂团的2个连，欲收回阵地。
但此时林作桢团官兵连撑两日，已疯惫不堪，气力用尽，所以这次尝试很快失败。
再抽补充团。却不料补充团阵地前沿也都是鬼子，他们犹如泥菩萨过河，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能再抽出人来。
至于预备队，帮你帮他，早就没人了。
四面楚歌之下，黄光华师开始陷入恐慌。到这时候，后方得知消息的商震才真正着急起来。
他舍得派部队增援了。
可是已经晚了。
4月11日，黄光华不得不命令全师放弃冷口，向滦河西岸撤退。
让黄光华和石彦懋都想不到的是，亡命之路上挡他们的不是日军。后者战略目的明确，打哪里不打哪里皆有一定之规，占领冷口后，未对黄光华师进行更深入的追击包围。
挡他们的另有其人。
两人坐着一辆卡车往后撤，到一个叫做兰若院的地方时，由于地面浮沙很深，车子陷了进去，怎么开也开不走。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附近高地上忽然枪声大作，而且都是奔他们来的。
日军不可能跑到咱们前面去，因此可以判断是增援上来的友军。
但友军怎么可能打自己人呢。一合计，明白了，原因是石彦懋穿了一件黄呢大衣，而这是日军的标准装束（后来林彪就因为穿了这身黄皮才挨了晋绥军的枪）。快别再耍帅了，赶紧脱下来吧。
可是高地上的兄弟似乎打上了瘾，这边石彦懋把衣服都脱了，那边还照样放枪。一行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陷在沙里的汽车抛下（本来估计众人推上一把应该能动弹），改骑马走。
高地的“友军”算是没得救了，连他们骑马也照打不误（吃鸦片了？精神这么好）。为了避免误伤，黄光华随即下令，部队别走它途。
可危险还是过不去。
等撤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发现河上的桥都被烧掉了，而占领对面阵地的竟然还是“友军”。
幸亏那条河还不深，大家卷起裤腿，赤着脚也能过。
过了河才知道，这些神经过敏的“友军”原来就是商震派到冷口来增援的部队，一共2个师，一点都不少——早干什么去了你们都，这时候来瞎添乱。
得亏熊本师团没跟在屁股后面猛追，否则黄光华就得被“前后夹击”，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关东军近2个师团南下，何柱国放在石门寨的那2个师自然也顶不住，他后面的那些东北军部队更顶不住，所以很快，石门寨丢了，秦皇岛丢了，昌黎丢了，至4月17日，整个滦东地区被关东军完全占领。
4月9日发动进攻，至4月17日结束，只需8天。
准备战役8天，结束战役也只要8天，看似巧合，实际却是武藤指挥和关东军协同配合作战能力的反映。
与之相比，我们的部队的确是太菜了一点。
至此，作为长城防线之一翼的东线完了。
现在，以一条滦河为界，西岸集聚了从滦东地区溃退过来的晋绥军和东北军，他们扎一堆，统由商震指挥，重设防线。
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翁照垣。时任东北军117师师长，如今跟王以哲等挤一块。
他不是19路军的吗，怎么跑东北军来了？
这话说来就有些长了，翁照垣之所以在19路军里面呆不住（这支英雄部队其时正处于历史上声誉日隆的时期），跟他的性格有关，也有军队里派系斗争的因素。
英雄嘛，大凡都是有些特点的（落普通人身上那就叫缺点了），咱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太深根究底了。反正“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老翁就跑南洋去了（后来做生意 有一手，不知道是不是与经常跑南洋有关）。然后听到山海关失守，马上就回了国，去见张学良。见了面就问他要兵，准备上前线打鬼子去，一点没把少帅当外人的 意思。
要说老翁先前说少帅的坏话也不老少（曾经在背后考证少帅是否不中用的少爷），只不过他自己恐怕早就忘掉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说了就忘，忘了再说，管天管地，管不住嘴巴，为此得罪人是家常便饭。
让他没想到的是，少帅马上一口应允，还专门派了一个师给他。
毕竟是沪战的抗日英雄嘛，又正在用人之际，请还请不到呢。至于说过一些不好听的，少帅当着面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倒不是说这人的肚量真的大得没边，而是那个时候正值少帅倒霉，估计身前身后说他坏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过来，自然也不会对某个人过于计较了。
翁照垣兴冲冲地就带着兵上了前线。
可是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此兵非彼兵，东北军不是他带惯了的19路军。那是要军纪没军纪，要战斗力没战斗力。
日军发动滦东战役时，他正在冷口以南的迁安和卢龙驻防。冷口那里一失陷，他率部迎击，才与日军打了一仗（其实可能就是对着面放了几枪），就再也打不下去了。原因是旁边的友军都在退，想不退都不行，而且你还得动作快，稍慢一点，就会发现前后左右的友军都没影了，尽是敌军。
这仗还怎么打法。只好跟着退。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三军无能，照样可以把那个将活活气死，哪怕你是曾经的战斗英雄。
老翁仗没打着，还坏了名声，真是窝囊透顶，于是没多久就又挂冠而去了。
商震带着这些堪称残兵败将的部队（当然他自己的晋绥军还是勉强能打一打的），守着一个称不上天险的滦河，真也是度日如年。
毫无疑问，关东军要想突破滦河防线，并没有那么难。
不过这时奇迹发生了。
关东军在未受到任何攻击，且胜券在握的情况下，竟然主动撤退了，而且哪里来的往哪里去，又撤到长城沿线去了。
此情此景，不要说商震，连何应钦也摸不着头脑。
武藤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其实不是武藤爱搞名堂，如果照他的意思，他是要打到滦河这边来的。
后撤那是别人的意思。
谁？
裕仁天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裕仁接见参谋次长真崎，忽然提出一个问题，关东军的步子是不是迈得也太大了一点，好象捞过界了。
真崎闻言一惊，陛下何出此言？
裕仁笑了，嘿嘿，还瞒我呢，当我深居宫中，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告诉你，皇帝也是有亲戚，有朋友的。
裕仁单刀直入，我让你们打下一个热河就行了，不要再进关，你们怎么不听话，有人说关东军已经进入中国河北境内了，有没有这回事？
真崎一头汗，知道这事已经穿帮，再也遮掩不住了。
不听天皇的话那就是“抗命”，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
从宫中出来，他赶快给武藤捎话，让后者悠着点，擅自入关的事天皇已经知道了，快撤回去吧。
武藤毕竟不是那些张牙舞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少壮派军人，一听天皇都发话了，自然也不敢坚持，于是就向入关部队下达了撤军命令。
但这次主动叫停并没有能够维持太长时间。
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清晨，日军再次炮击南天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真的是川原旅团发动地面进攻的前奏。
当时包括徐庭瑶等高级将领在内，都认为此次攻击是日军对此前第17军大规模夜袭战的报复。
事情还得往回说。
正当4月11日冷口频频告急的时候，何应钦除了加紧往滦河调兵，准备在那里重建防线外，也在同一时间向徐庭瑶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是一道作战命令，但有两个特点。
一是出击部队不要多（“酌派一旅以下”），二是不要走正面（“由古北口两侧向敌袭击”）。
用意跟武藤下令古北口炮击一样，属于战术性牵制，所以规模都不大。区别只在于武藤是为了掩护其滦东作战，而何应钦则是要想方设法减轻包括冷口在内的滦东守军压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关东军为进行滦东作战，几乎所有主力都扑到了长城一线，其热河后防极其空虚，赤峰仅一个骑兵旅团驻守，如能组织力量抄袭其后方，断其归路，轻者可减滦东之围，重者可以给他们来了反包围，化被动为主动。
这的确是一个转守为攻的奇着。但问题是，奇着必须有奇将来下，而何应钦并非适当人选。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有时候也决定着他的思维和行动到底能够走多远。
人说曾国藩善于用兵。其实他打了一辈子仗，对自己的评价是很悲观也很实事求是的：“行军本非余所长”。
说高深点，是他有大智但缺奇谋，说实在点，就是还不够坏，脑子里圣人书读多了，有些僵化，缺乏一点必要的发散性思维（“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何应钦虽然是正规军校的高材生，黄埔军校总教头，讲起理论来一套又一套，但论急智奇谋，却还远不如他教过的一些学生。
何氏用兵，敦厚有余，谋奇不足，这也是长城战后一些论者对其垢病所在。
当然，在当时的民国将领中，何应钦已经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要不然老蒋不会对他如此倚重。只不过此才非彼才，那是人才的才，而不是奇才的才，属于名将的初级阶段。后面这个荣誉称号，要等若干年，薛岳这些人冒出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名至实归。
何应钦指挥作战之谨慎，跟老蒋一直崇敬的曾国藩倒真的相差不多，明明有两个师可用（关麟征师整补后做预备队），真正愿意拿出来投入进攻的却只有一个旅都不到，实际上还是以守为主。
不过进攻的方式有些特别。
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这就是29军常用的绕攻。
自从宋哲元在喜峰口和罗文峪打出名气后，原先并不怎么让大家看重的这种打法一夜之间身价倍增，几乎要成为一切战术之神了。作为受正规战教育出来的何应钦、黄绍竑们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不以为然，但运筹谋划时却已经不知不觉在朝那个方向走了。
在何应钦的命令中，除了没明说你们得晚上悄悄地干，基本就是29军那里搬来的完整套路。
但这种打法在南天门前线其实早就试验过了。
作为中央军中“技术流”的鼻祖，前线总指挥徐庭瑶当然是有两下子的。
利用滦东战役前的那段相对平静期，他一口气做了三件事：修公路，架电线，固工事。看似平常，实际上他的这种作战思路在当时来讲是很有些前卫的。
修公路，是要保证“物流”畅通。长城抗战始终，虽然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日军手中，但前线军需供应从未中断，大量军火弹药和粮秣物资，通过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从平津运往密云，并通过这个中转站发往最前线。
架电线，是要保证“信息流”快捷。据白崇禧回忆，当时虽有无线电台，但很重，得四个人抬，往往部队到了，电台还没到。更差劲是大多属长波无线，信号很差，极易误事（连先前的川原旅团都出过故障），这当然是电话通讯无法比拟的。
固工事，那就更重要了。别的不说，杜聿明在南关前设置的防线，可不就是被川原的那800发炮弹轰垮的。
鉴于日军长管火炮的厉害，徐庭瑶亲自监督，在南天门构筑阵地工事，同时在里面还修筑了交通沟，便于己方炮兵可以自由往来。应该说，这次筑的工事要比南关好的多，基本能做到纵深有度，以确保炸了前面还有后面，炸了左边还有右边，绝不是排成一条线，一轰就完蛋的那一种。
关东军发动滦东战役前，川原为了配合作战，不是往南天门这边放过炮吗？
飞过来的炮弹成千上万，但从事后来看，仅破坏了“一连之工事”，掩体内的中方部队也未有多少人员上的损伤，这个就叫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不过话又说回来，老是这样蒙着头被人打总是件让人憋气的事。
徐庭瑶想想不甘心，就自己效法喜峰口的29军，也组织别动队，配以短枪和手榴弹，迂回日军侧后进行绕袭。
由于规模较小，这种绕袭大多属于麻雀战性质，无非是打打伏击，放放冷枪，撂倒几个就跑。
战果不大，但给日军造成的麻烦却不小，弄得他们在自家院子里溜达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惟恐一不小心中了路边飞来的流弹。
这种事如果让29军或者晋绥军等地方部队来干，日本人也许只会捏捏鼻子，偏偏跑出来的是中央军。这让他们颇为恼火。
你们也干这个？
日本有家报纸为此还专门登了篇文章，说中国军队现在真够“阴险”的，连克鲁泡特金战术都用上了。
克鲁泡特金（一译为苦鲁巴金）是日俄战争时的俄国将军，这兄弟比较擅长于正面防守加侧翼骚扰的战术，给日本人印象很深，故以此名。
事情都登报了，自然瞒不住北平的何应钦。
当时何应钦听了直摇头，看上去对此举很不以为然，还带话给徐庭瑶，说你们这样不行，不光明正大嘛，而且容易招致古北口日军的报复。
谁也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自己却对“克鲁泡特金战术”感起了兴趣。
其实说到底，能够占足便宜的事谁会真不乐意干呢。
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后，把别动队由一个改成了两——新上来的刘戡师也组织一个。
出击时间就定于当晚8点。
毕竟是中央军，打绕袭夜袭战还是不太在行啊。
你别看29军玩这个顺溜，人家可都是这方面的专家，里面的花样和窍门也着实不少。
无论是赵登禹还是刘汝明，搞夜袭都得等到深更半夜，这就叫“月黑风高夜”。那时候对方正睡得迷迷糊糊，像个猪猡，你一刀剁下去才能有着有落。
从两个师别动队的组成来看，黄杰师动用的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别动队，官兵主要来自一个补充营。刘戡师的人员也差不多。反正都没有把当家的精兵拿出来。要知道，29军大刀队成员可都是个顶个挑出来的好汉。
两支队伍的区别，真不光是有没有大刀这么简单。
当然，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夜袭绕袭这些“小战术”在不同特点部队心中的份量。29军武器简陋，又都处在紧要关头，不用心去做，连自己都不能保全，相反，第17军条件就要好得多，平时练的也主要是阵地战，所以就算是偶尔客串夜袭，心里也有搂一把就走的想法，效果自然就大不一样了。
***老牌特工陈恭澍回忆，有一次他组织的除奸行动意外失败。戴老板（戴笠）事后给他总结教训，就指出陈恭澍的行动败在他始终想“死里求生”，而缺乏“必死之心”。别看都是“死”，但有没有给自己预留退路，那效果还真不一样。
果然，黄杰师别动队刚接近日军营盘边缘，就被他们发现了。这时候11点还不到，人家精神头好着呢。
袭击战变成了阵地战，别动队不过是一个补充营，攻击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只好早早地就撤下来，等于什么都没捞到。
倒是正面配合的一个营表现还略强一点，毕竟是主力营，与日军拉扯了整整一夜才鸣金收兵。
与黄杰师别动队相比，刘戡师别动队又要好上一点。他们甚至绕到了古北口北面，破坏了承德至古北口的公路，一度使日军古北口的接济为之断绝。
仅就战绩而言，这次所谓的大规模夜袭战实在不值一提，所以也没能真正起到牵制日军或减轻滦东压力的作用。
时隔10天，日军还要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进行报复，真是够小肚鸡肠的。
其实“报复说”只是中国人这么想，真正的原因是此时关东军向长城内发动进攻的禁令已经解除。
日军拿下滦东后，突然一下子又后撤到长城一线，把一个人急坏了。
谁？
四处拉人又四处碰壁的板垣征四郎。
老蒋说得没错，这哥们真称得上是“史上最差劲猎头”。当初忽悠军部，从陆军省拿到了300万日元的经费后，他就跑到天津去主持所谓“板垣工作”，即在平津进行策反，以便使华北“准满洲国化”。
可是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不顺，忙乎了半天，只网住了一个张敬尧。钱倒是没花多少，一共才25万（按老蒋的情报是30万，不知道是不是姓张的自抬身价），可一分钱一分货，你拿到军部或者关东军那里去问问，张敬尧谓谁，根本就没几个人认识，没准还以为是天津哪个旮旯里掏出来的小流氓呢，所以在张敬尧没正式“起事”之前，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这事给抖搂出来。
板垣在外面干得一塌糊涂，家里面的人可并不知道。由于板垣先前是靠“九一八”扬名立万的“民族英雄”，连身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都对他分外看重。板垣提了一个“谋略为主，作战为辅”的计策，老头子就连连点头，视之为克敌制胜的灵丹妙药。
说穿了，此时关东军在长城一线的作战，都是在跟着板垣的指挥棒走。武藤不惜违背天皇“旨意”，偷偷越过长城来发动滦东战役，其动机也是为了配合“板垣工作”。因为板垣说了，只要关东军把滦东拿下，就可以为他在华北策动的“叛乱分子们”创造一块可靠的“根据地”。
就在4月18日那天，当板垣听到关东军果真举兵突破冷口，占领滦东的消息时，高兴得拍手大叫，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个电报。在电报中他毫不犹豫地扯了个弥天大谎，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要求关东军高歌猛进，助其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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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0 pm
我说板垣，你攀谁，也不能去攀人家老宋呀，宋哲元现在是中国国内当仁不让的民族英雄，有“南蔡北宋”的名号，怎么可能再跟着你跑路做汉奸？
也不知道这个板垣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许是他哪天做梦做到形似宋哲元的人士收了他钱了吧。
要说这人吧，就是不能出名，一出名别人就以为你无所不能。板垣不是说完全没有才，还是有点歪才的，不过主要是打仗方面的才，而且他本人确实也对打仗更感兴 趣，听到关东军打到滦东来就激动得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表现狂兴奋，恨不得自己能亲身参与，而在别人认为他应该干好的份内工作——特务工作方面，那是连他的 同事土肥原都大大不如的。
这位可能要说了，板垣不是搞过“九一八”、“满洲国”，还因此出名了吗？那得看跟谁搭档。“九一八”靠的是石原，“满洲国”则是土肥原在前面给他把路铺好了。真正算他挑起来的也就一个“一二八”，但真正在那边煽风点火的，又不是他，而是田中和川岛芳子这些人。
板垣自己的份内活干不好，对别人的要求却很高。关东军出乎意料地从滦东撤退后，他为此大光其火，即刻给关东军司令部发了个急电，质问军队为什么后撤。
说好“宋哲元”3天后就要起事了，你们是不相信还是怎么着，你们这么一撤不要紧，我的整个华北策反计划就要泡汤了，到时候，别怪兄弟我无能，实在是你们自己不上劲啊。
接到板垣的电报，武藤坐不住了。
是啊，宋哲元“4月21日”就要“发难”了，在这节骨眼上，关东军怎么能不配合呢，要那样的话，岂不是让板垣君做出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
配合，一定要配合。
但是这次不比以往，天皇对参谋本部已经告诫过了，要想再瞒着他偷偷摸摸地进关作战，显然是做不到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派人去做天皇的思想工作。
被他委以重任的，是小矶参谋长。
小矶当天就赶往东京去托关系找人。
当然不是一般人，那得是实实在在有些分量的。
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算一个。可是自从被天皇“突袭”一把后，再让他贸然帮着说话就太为难人家了。
所幸还有敢帮着关东军出头的，此人就是皇道派的总舵手——陆相荒木。
荒木建议小矶改改思路：
你得研究天皇陛下的心理，愿意派关东军去占领热河的，根本就不在乎让你们再占领关内。天皇所担心的是，这样过猛过快的话，容易引起英美鬼畜们的干涉，反不利于“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所以你们一定要围绕着满洲国做文章。
我们打动天皇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准确但求最有效！
天皇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啦？扩大与不扩大，是相对而言的嘛。你得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给他分析，天时也就是打仗的时间拖得越长，长城各关隘越难巩固，而要想速战速决，就必须在地利以及人和上放开手脚，即不限制关东军活动区域，不压制关东军作战的积极性和热情。
如此，“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做到一劳永逸。
真不愧是陆军大佬，一席话说得小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领导就是比咱高明啊。
一个在长城沿线“弹性用兵”的关内作战方案就这样出台了，并随即奏报天皇裕仁。
看到这一方案，裕仁频频点头。
既然如此，早说嘛，你们的良苦用心，朕这算明白了。那你们就去“弹”一下吧。
从天皇那里拿到允许入关作战的圣旨后，武藤大喜过望。
鉴于天皇曾经要求停止滦东战事，为了顾及皇帝金口玉言的面子，这次武藤决定先从中央军驻守的南天门入手，一方面消除古北口的威胁，彻底击溃驻守南天门的第17军，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宋哲元举事”，进攻南天门的时间（4月21日），就是这么给定出来的。
在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正式攻击命令时，川原所拥有的兵力除了那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外，另有1个临时重炮中队和工兵大队，虽然仍然不满员，但他打仗的积极性很高。
早就看对面的支那军不顺眼了，还三天两头变着法来偷袭我，这回看好吧你们。
古北口一役的成功，使川原自信心大增，表现在外面就是狂得不得了。
古北口算难打了吧，只不过用了三天。南天门还不如古北口险呢，我相信，连三天都不需要！
在他眼里，双方似乎已经调了个个，自己手里掌握着2个师，而对手倒只有4个营。
当然了，具体到作战指挥上，川原并非是个无头脑的莽夫。
要进攻南天门阵地，必须知道重点在哪里。
对此，他是深有体会的。古北口一战，首先拿下了一个将军楼高地，便足以控制全局。这次也要选类似的点。
这个点叫做八道楼子。
为什么叫八道楼子呢？
因为上面有八座碉楼。一个高地上弄八座碉堡，一听就知道是个险地。
的确，此处位于南天门左翼，不仅远远高出中间和右翼，而且还可以俯瞰北面的古北口镇。它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喜峰口那里的老婆山，得之能占便宜，失之就要吃亏。
八道楼子，必夺之地。
所有的进攻都围绕这一点，一共4个步兵大队，有2个大队用于进攻，1个中队用于配合——佯攻右翼刘戡师驻守的潮河岸阵地，其它部队均作为预备队。
川原能够一针见血，看出进攻的要害所在，他的对手却对此不甚了了。
八道楼子的重要性，杜聿明在时就很清楚（毕竟有名将之资啊），所以在郑洞国跟他交接时，就再三要他转告师长黄杰，言明此地极为关键，必须派重兵把守。
黄杰起初倒也不敢不信，还亲自上来转了几圈，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八道楼子的确险要，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不需要派多少人，一个连足矣！
理由是日本兵根本爬不上去。
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师长的观察力还是蛮强的，他看到日军都穿着大皮靴，背着较为笨重的装备，据此便认为对方爬山一定不行，至少会爬得很慢，而没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没准我们的部队就已经闻讯增援过来了。
这种想法也不能说它完全错。问题是鞋是死的，人是活的。日本人这一路过来也没少爬山，你怎么知道他们爬起来就一定会差。
都不知道指挥官当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难道脑子就不会转弯？
没错，这个黄杰的确是属于脑子不太会转弯的。
后来***在大陆失败，树倒猢狲散，别人见势不好，都投的投，降的降，只有黄杰硬是带着几万残兵跑到越南，然后在那里苦熬3年，一直等到返台，因此被称为“海上苏武”，很受蒋家父子的重用，成为老蒋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
当然了，要不是这样“患难见真情”，论他的天资和能力，在老蒋的黄埔生中无论如何是排不到前列的。
有人可能要问，就算你不重视，一个旅的人马，也不至于只在这里放区区一个连吧？
这就涉及到攻防的区别了。
一般来说，进攻的一方更容易集中优势兵力，实现一点突破，而防守的一方却往往不能做到集中，它只能分散，处处设防，否则漏了哪怕任何一点，防线都可能会面临崩溃。
黄杰并不是只要守一个八道楼子，中央那一大片阵地也是他的活，所以得平均分配。同时，黄杰的意思，也不是要这个连来独自承担防务，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把他们作为警戒连：你们守好碉楼，看到日军过来就赶紧知会一声，周围部队马上便能赶来协防。
不是说日军爬上来很慢吗，来得及。
可是他的这个希望还是落空了，因为驻守八道楼子的那个连也很不称职。
这时候郑洞国旅在后面轮休，前面值守的是罗奇旅。该连的番号听上去很顺耳，为罗奇旅11团1营1连，可是做的事却挺不上路，大敌当前，竟然还在碉楼里偷偷地搓麻将。更有甚者，嘴谗了，喊个小贩上来买点花生烟酒什么的也是常事，而正是后者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让我们再回到4月21日的早上。
5点半，川原旅团2个炮兵大队集中全部火炮，全力轰击八道楼子。
这一轮炮击共持续了足足4个小时。
从3月12日郑洞国接防南天门起，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庭瑶苦心经营的主要就是阵地工事，但炮击还是对八道楼子碉楼前的工事造成了致命打击（“工事全毁”）。
从技术角度解释，八道楼子是一座石山，在部队缺乏特种器材的情况下，要构筑一个足够坚固的工事确实很难，前面的古北口、喜峰口莫不如此，而对于日军炮兵来讲，高地工事目标突出（“光山秃岭”），在他们蓄势而发的情况下，轰击起来就要相对容易得多。
如果找主观原因，黄杰当然还是难辞其咎。他大概认为这里山势险峻，又有碉楼，工事修筑上难免马虎一点，表面看看很好，很像样子，真打起来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不过，正如他所料，前面的工事虽然遭到了破坏，几座碉楼却都没有问题，而黄杰有信心的，就是碉楼。
9点半，日军步兵正式发起进攻。
一个大队攻正面，另外一个大队则从西北绕行，攻击八道楼子的西侧。
日军进攻时总是这样，不耍点心眼都不显得他能。
出乎中国军队的意料，日本人登起山来还挺快的，原因是他们把大皮靴换掉了，一律穿布鞋！
就这么一回，碉楼前立刻险象环生，现在是人家一个团打我们一个连了。
好在一个多月的苦心经营并非毫无成效。
在冲锋中，齐藤第9中队一马当先，格外亢奋，中队长齐藤大尉更是一副勇不可当的架势。
大概是冲得太猛了，他脚下一滑，就带头踩到了一个松松软软的东西。
心里一紧：中招了。
在电影《集结号》中，炮兵连长赵二斗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困境，不过他有一个谷子地帮忙，而且导演也助力不少，所以能确保无虞。齐藤君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没人能帮他，自己也不敢踩着脚下这物什一动不动，毕竟对面中国兵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脚稍微动了一下，轰的一声，身子变成两截很正常，若是只卸下条腿，改天一定得拄根拐杖去祖坟前烧把高香。
这天齐藤中队都该集体排着队去摸彩票的，因为手气真是不错，冲着冲着就都冲到黄杰师预设的雷区里去了。
恰在此时，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连过来增援，而碉楼附近的山炮也开了火。
脚下要防着雷，顶上要防着炮，伤亡点人还是小事，士气受到影响却是大事。
见前面的进攻节奏忽然缓了下来，负责军事指挥的第3大队大队长相田少佐急了，大叫一声亲自冲出战壕，发起新一轮攻势。
让守军猝不及防的是，侧面也受到了日军攻击。
川原旅团第2大队“绕攻”过来了。
日本人要想在这里玩捉迷藏，自然是有当地汉奸帮他们带路的，而汉奸表现得熟门熟路，不打仗时小贩都能上来做生意，探个路什么的有甚稀奇。
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副营长和那位连长当场就受了重伤。
负责前线指挥的是团长邓士富（黄埔2期），他闻讯后赶紧调兵遣将，把附近的一个营增援上去。
没多久，带队营长当场阵亡。
11点半，在经历3个小时的激战后，相田终于拿下了首座碉楼。
有了第一个，接下来的自然要容易一些了。
到中午时分，八道楼子居前的3座碉楼都已落入日军手中。
但别人的东西也不是这么好拿的，在角逐中，连相田自己都受了枪伤，而且这时候又有援兵杀到，把日军挡在了第4座碉楼前。
就像录相片忽然被揿了一下暂停键，战场上出现了静默，然而时间非常短暂。
相田充分利用了夺取的几座碉楼，把十几挺重机枪架在楼上，压着中央高地就打，使得在此处防守的中方部队抬不起头。
黄杰得知碉楼连失4座，吃惊不小，这才后悔没有听杜聿明的话，在八道楼子多部署一些部队。
他赶紧打电话给徐庭瑶报告情况。
徐庭瑶千防万防，没防到八道楼子这么快就会丢失，急得跌足大叫，当即给黄杰下了一道死命令，怎么丢掉的，你再怎么给我夺回来。
隔着电话，黄杰也能感受到上级的冲天怒气。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换了鞋也挺能爬山，真没想到那个“警戒连”会这么不济事，此时的黄杰后悔莫及，指挥所也不敢呆了，赶紧带着人到一线，督促罗奇旅进行反攻。
可是阵地总是丢掉容易夺回难。罗奇（黄埔1期）亲自指挥部队对八道楼子的日军进行反攻，但怎么冲也冲不过去。
换人。黄杰想到了郑洞国。
郑洞国临危受命，黄杰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他来啃，限黄昏前拿下失守阵地。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两个团。
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人马呢？
不少了。黄杰师是两旅四团制，2个团就相当于1个旅了。与此同时，黄杰还得拨出相当数量的人马来守中央阵地，并留有一定的预备队。别忘了，川原仍有2个大队的预备队，随时可以从正面发起攻击。
而川原本人，也的确把进攻战的决窍领会到家了。他把旅团指挥所设在刘戡师对面，进攻部队也咋咋唬唬，使得刘戡始终不敢轻动，或者派兵增援黄杰，而实际上他 在这方面使用的兵力很少，仅仅只有一个中队，但就这一个中队，不仅牵制了刘戡，甚至影响到了徐庭瑶的决策，使得他一度也以为日军进攻侧重点在刘戡这边，乃 至于把手中大部分炮兵和预备队都调到这一侧来加强防守。
中日作战，一般而言中方数量都要远超日方。但这只是从总体上而言，在局部却往往会形成另外一种局面，那就是日方反而要超过中方。毫无疑问，这属于双方战术使用上的差距，而且差距还不小。
2个团打日军2个大队，当然不够，更何况现在攻守方已经易手，日方守，中方攻，中国军队是很吃亏的。
郑洞国从下午1点开始发起进攻，打到3点的时候，近乎把手里的两个团都压了上去。但越是豁出去，损失越大，一个多小时过后，一半人已经没了。
白天不行，晚上试试。
更惨。
一算帐，就这么一天工夫，黄杰师栽了足足1500人，相当于一个团给抹掉了。
日军方面，一个中尉被打死，伤亡亦不可谓不大，但他们劲头十足，竟然越打越上手，不仅挡住了郑洞国发起的攻势，而且反过来继续对其它碉楼进行猛攻。在这一过程中，相田轮番使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的手段，至4月22日上午11点，八道楼子上的碉楼已经丢得一干二净。
这样一来，郑洞国更加吃力，因为八道楼子已无他的立足和容身之地。他的部队必须从八道楼子东面进行仰攻，既无工事遮蔽，又乏炮火掩护，近乎于“裸战”，这个样子有多少也不够打的。
对占据高地的敌人，千万不要进行正面仰攻，这一点，我们伟大的军事家孙老夫子，可早就提示大家了（“战隆无登”）。郑洞国不一定看过《孙子兵法》，但眼看着狂吃亏的买卖，也知道不能硬扛下去了。
他当即向黄杰请示，要求把部队撤下来，转而退往南天门西侧的小桃园。
打到这步田地，其实黄杰心里也十分清楚，八道楼子大势已去，强攻无异于飞蛾扑火，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逼郑洞国都没用，当然只好点头同意。
4月22日晚。
郑洞国命何大熙团退往小桃园，邓士富团扼守中央阵地。
从发起进攻到现在，应该说，川原干得真是不赖，全部兵力才用了一半（2个大队加1个中队），就从对方中央军2个师手中拿到了极为重要的八道楼子。照理说，他该好好地偷笑一阵的。但有时自我感觉太好也害人，川原就是如此。
说好3天攻取南天门，这才2天，他已经等不了了，同时鉴于中国军队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菜，遂要求留置在承德方面的日军部队前来古北口增援。
2天不行，3天一定没有问题。
接下来要囊括的，当然是中央阵地。中央得手，东侧的刘戡师将不攻自破。
4月23日，正面进攻开始。
当天，日军依托于八道楼子高地，集中重炮，与轰炸机一起，对中央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轮番轰击，其炮火之猛烈，几将阵地覆盖。
川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在古北口成功实施过的打法，也将在南天门见效。
古北口将军楼，他用了800发炮弹，就一举摧毁了对手防线，而现在他手上拥有的炮弹决不止800发。
开战之初，就要不惜代价占据八道楼子，道理即在此处。
但出乎川原意料的是，古北口的一幕并没有再现。
徐庭瑶的“技术流”打法终于显出优势来了。经过反复打造，环绕高地构筑的纵深工事虽不能说坚不可摧，但在重炮打击之下，一道道工事，炸了一道还有一道，那是相当经得住折腾。
川原有些沉不住气了。
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轰下去的话，效果还是会有的，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己方伤亡，可是那样浪费时间啊，说好3天，完不成任务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步兵出击。
此时，被炮火反复“关照”过的中央阵地一片沉寂，似乎守军不被炸死，也都被震晕过去了。
但就在日军进入阵地前沿30米处时，邓士富团突然发作，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把张牙舞爪冲上来的鬼子们打了个稀里哗啦。
长城抗战时的“武藤系”关东军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官兵极其骄狂，其中又以弘前师团为最。他们在古北口歇了这么长时间，打起仗来不管不顾，就知道闭着眼睛往前面冲。一股打倒了，另一股又涌上来，几次一冲，竟然硬是冲入了中央阵地。
郑洞国眼见情况不妙，连忙把预备队调上去，依靠人数优势才把日军压了回去。
步兵刚刚退下，炮火接踵而至。郑洞国不甘示弱，也命令自己掌握的炮兵部队进行还击。
然而同是炮兵部队，双方的火力对比却不在一个层面上。
也不知道这个板垣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许是他哪天做梦做到形似宋哲元的人士收了他钱了吧。
要说这人吧，就是不能出名，一出名别人就以为你无所不能。板垣不是说完全没有才，还是有点歪才的，不过主要是打仗方面的才，而且他本人确实也对打仗更感兴 趣，听到关东军打到滦东来就激动得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表现狂兴奋，恨不得自己能亲身参与，而在别人认为他应该干好的份内工作——特务工作方面，那是连他的 同事土肥原都大大不如的。
这位可能要说了，板垣不是搞过“九一八”、“满洲国”，还因此出名了吗？那得看跟谁搭档。“九一八”靠的是石原，“满洲国”则是土肥原在前面给他把路铺好了。真正算他挑起来的也就一个“一二八”，但真正在那边煽风点火的，又不是他，而是田中和川岛芳子这些人。
板垣自己的份内活干不好，对别人的要求却很高。关东军出乎意料地从滦东撤退后，他为此大光其火，即刻给关东军司令部发了个急电，质问军队为什么后撤。
说好“宋哲元”3天后就要起事了，你们是不相信还是怎么着，你们这么一撤不要紧，我的整个华北策反计划就要泡汤了，到时候，别怪兄弟我无能，实在是你们自己不上劲啊。
接到板垣的电报，武藤坐不住了。
是啊，宋哲元“4月21日”就要“发难”了，在这节骨眼上，关东军怎么能不配合呢，要那样的话，岂不是让板垣君做出的全部“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
配合，一定要配合。
但是这次不比以往，天皇对参谋本部已经告诫过了，要想再瞒着他偷偷摸摸地进关作战，显然是做不到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派人去做天皇的思想工作。
被他委以重任的，是小矶参谋长。
小矶当天就赶往东京去托关系找人。
当然不是一般人，那得是实实在在有些分量的。
参谋本部的真崎次长算一个。可是自从被天皇“突袭”一把后，再让他贸然帮着说话就太为难人家了。
所幸还有敢帮着关东军出头的，此人就是皇道派的总舵手——陆相荒木。
荒木建议小矶改改思路：
你得研究天皇陛下的心理，愿意派关东军去占领热河的，根本就不在乎让你们再占领关内。天皇所担心的是，这样过猛过快的话，容易引起英美鬼畜们的干涉，反不利于“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所以你们一定要围绕着满洲国做文章。
我们打动天皇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准确但求最有效！
天皇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啦？扩大与不扩大，是相对而言的嘛。你得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给他分析，天时也就是打仗的时间拖得越长，长城各关隘越难巩固，而要想速战速决，就必须在地利以及人和上放开手脚，即不限制关东军活动区域，不压制关东军作战的积极性和热情。
如此，“满洲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做到一劳永逸。
真不愧是陆军大佬，一席话说得小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领导就是比咱高明啊。
一个在长城沿线“弹性用兵”的关内作战方案就这样出台了，并随即奏报天皇裕仁。
看到这一方案，裕仁频频点头。
既然如此，早说嘛，你们的良苦用心，朕这算明白了。那你们就去“弹”一下吧。
从天皇那里拿到允许入关作战的圣旨后，武藤大喜过望。
鉴于天皇曾经要求停止滦东战事，为了顾及皇帝金口玉言的面子，这次武藤决定先从中央军驻守的南天门入手，一方面消除古北口的威胁，彻底击溃驻守南天门的第17军，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宋哲元举事”，进攻南天门的时间（4月21日），就是这么给定出来的。
在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正式攻击命令时，川原所拥有的兵力除了那4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外，另有1个临时重炮中队和工兵大队，虽然仍然不满员，但他打仗的积极性很高。
早就看对面的支那军不顺眼了，还三天两头变着法来偷袭我，这回看好吧你们。
古北口一役的成功，使川原自信心大增，表现在外面就是狂得不得了。
古北口算难打了吧，只不过用了三天。南天门还不如古北口险呢，我相信，连三天都不需要！
在他眼里，双方似乎已经调了个个，自己手里掌握着2个师，而对手倒只有4个营。
当然了，具体到作战指挥上，川原并非是个无头脑的莽夫。
要进攻南天门阵地，必须知道重点在哪里。
对此，他是深有体会的。古北口一战，首先拿下了一个将军楼高地，便足以控制全局。这次也要选类似的点。
这个点叫做八道楼子。
为什么叫八道楼子呢？
因为上面有八座碉楼。一个高地上弄八座碉堡，一听就知道是个险地。
的确，此处位于南天门左翼，不仅远远高出中间和右翼，而且还可以俯瞰北面的古北口镇。它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喜峰口那里的老婆山，得之能占便宜，失之就要吃亏。
八道楼子，必夺之地。
所有的进攻都围绕这一点，一共4个步兵大队，有2个大队用于进攻，1个中队用于配合——佯攻右翼刘戡师驻守的潮河岸阵地，其它部队均作为预备队。
川原能够一针见血，看出进攻的要害所在，他的对手却对此不甚了了。
八道楼子的重要性，杜聿明在时就很清楚（毕竟有名将之资啊），所以在郑洞国跟他交接时，就再三要他转告师长黄杰，言明此地极为关键，必须派重兵把守。
黄杰起初倒也不敢不信，还亲自上来转了几圈，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八道楼子的确险要，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不需要派多少人，一个连足矣！
理由是日本兵根本爬不上去。
不得不佩服这位黄师长的观察力还是蛮强的，他看到日军都穿着大皮靴，背着较为笨重的装备，据此便认为对方爬山一定不行，至少会爬得很慢，而没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没准我们的部队就已经闻讯增援过来了。
这种想法也不能说它完全错。问题是鞋是死的，人是活的。日本人这一路过来也没少爬山，你怎么知道他们爬起来就一定会差。
都不知道指挥官当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难道脑子就不会转弯？
没错，这个黄杰的确是属于脑子不太会转弯的。
后来***在大陆失败，树倒猢狲散，别人见势不好，都投的投，降的降，只有黄杰硬是带着几万残兵跑到越南，然后在那里苦熬3年，一直等到返台，因此被称为“海上苏武”，很受蒋家父子的重用，成为老蒋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
当然了，要不是这样“患难见真情”，论他的天资和能力，在老蒋的黄埔生中无论如何是排不到前列的。
有人可能要问，就算你不重视，一个旅的人马，也不至于只在这里放区区一个连吧？
这就涉及到攻防的区别了。
一般来说，进攻的一方更容易集中优势兵力，实现一点突破，而防守的一方却往往不能做到集中，它只能分散，处处设防，否则漏了哪怕任何一点，防线都可能会面临崩溃。
黄杰并不是只要守一个八道楼子，中央那一大片阵地也是他的活，所以得平均分配。同时，黄杰的意思，也不是要这个连来独自承担防务，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把他们作为警戒连：你们守好碉楼，看到日军过来就赶紧知会一声，周围部队马上便能赶来协防。
不是说日军爬上来很慢吗，来得及。
可是他的这个希望还是落空了，因为驻守八道楼子的那个连也很不称职。
这时候郑洞国旅在后面轮休，前面值守的是罗奇旅。该连的番号听上去很顺耳，为罗奇旅11团1营1连，可是做的事却挺不上路，大敌当前，竟然还在碉楼里偷偷地搓麻将。更有甚者，嘴谗了，喊个小贩上来买点花生烟酒什么的也是常事，而正是后者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让我们再回到4月21日的早上。
5点半，川原旅团2个炮兵大队集中全部火炮，全力轰击八道楼子。
这一轮炮击共持续了足足4个小时。
从3月12日郑洞国接防南天门起，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庭瑶苦心经营的主要就是阵地工事，但炮击还是对八道楼子碉楼前的工事造成了致命打击（“工事全毁”）。
从技术角度解释，八道楼子是一座石山，在部队缺乏特种器材的情况下，要构筑一个足够坚固的工事确实很难，前面的古北口、喜峰口莫不如此，而对于日军炮兵来讲，高地工事目标突出（“光山秃岭”），在他们蓄势而发的情况下，轰击起来就要相对容易得多。
如果找主观原因，黄杰当然还是难辞其咎。他大概认为这里山势险峻，又有碉楼，工事修筑上难免马虎一点，表面看看很好，很像样子，真打起来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不过，正如他所料，前面的工事虽然遭到了破坏，几座碉楼却都没有问题，而黄杰有信心的，就是碉楼。
9点半，日军步兵正式发起进攻。
一个大队攻正面，另外一个大队则从西北绕行，攻击八道楼子的西侧。
日军进攻时总是这样，不耍点心眼都不显得他能。
出乎中国军队的意料，日本人登起山来还挺快的，原因是他们把大皮靴换掉了，一律穿布鞋！
就这么一回，碉楼前立刻险象环生，现在是人家一个团打我们一个连了。
好在一个多月的苦心经营并非毫无成效。
在冲锋中，齐藤第9中队一马当先，格外亢奋，中队长齐藤大尉更是一副勇不可当的架势。
大概是冲得太猛了，他脚下一滑，就带头踩到了一个松松软软的东西。
心里一紧：中招了。
在电影《集结号》中，炮兵连长赵二斗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困境，不过他有一个谷子地帮忙，而且导演也助力不少，所以能确保无虞。齐藤君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没人能帮他，自己也不敢踩着脚下这物什一动不动，毕竟对面中国兵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脚稍微动了一下，轰的一声，身子变成两截很正常，若是只卸下条腿，改天一定得拄根拐杖去祖坟前烧把高香。
这天齐藤中队都该集体排着队去摸彩票的，因为手气真是不错，冲着冲着就都冲到黄杰师预设的雷区里去了。
恰在此时，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连过来增援，而碉楼附近的山炮也开了火。
脚下要防着雷，顶上要防着炮，伤亡点人还是小事，士气受到影响却是大事。
见前面的进攻节奏忽然缓了下来，负责军事指挥的第3大队大队长相田少佐急了，大叫一声亲自冲出战壕，发起新一轮攻势。
让守军猝不及防的是，侧面也受到了日军攻击。
川原旅团第2大队“绕攻”过来了。
日本人要想在这里玩捉迷藏，自然是有当地汉奸帮他们带路的，而汉奸表现得熟门熟路，不打仗时小贩都能上来做生意，探个路什么的有甚稀奇。
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伤亡很大，副营长和那位连长当场就受了重伤。
负责前线指挥的是团长邓士富（黄埔2期），他闻讯后赶紧调兵遣将，把附近的一个营增援上去。
没多久，带队营长当场阵亡。
11点半，在经历3个小时的激战后，相田终于拿下了首座碉楼。
有了第一个，接下来的自然要容易一些了。
到中午时分，八道楼子居前的3座碉楼都已落入日军手中。
但别人的东西也不是这么好拿的，在角逐中，连相田自己都受了枪伤，而且这时候又有援兵杀到，把日军挡在了第4座碉楼前。
就像录相片忽然被揿了一下暂停键，战场上出现了静默，然而时间非常短暂。
相田充分利用了夺取的几座碉楼，把十几挺重机枪架在楼上，压着中央高地就打，使得在此处防守的中方部队抬不起头。
黄杰得知碉楼连失4座，吃惊不小，这才后悔没有听杜聿明的话，在八道楼子多部署一些部队。
他赶紧打电话给徐庭瑶报告情况。
徐庭瑶千防万防，没防到八道楼子这么快就会丢失，急得跌足大叫，当即给黄杰下了一道死命令，怎么丢掉的，你再怎么给我夺回来。
隔着电话，黄杰也能感受到上级的冲天怒气。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换了鞋也挺能爬山，真没想到那个“警戒连”会这么不济事，此时的黄杰后悔莫及，指挥所也不敢呆了，赶紧带着人到一线，督促罗奇旅进行反攻。
可是阵地总是丢掉容易夺回难。罗奇（黄埔1期）亲自指挥部队对八道楼子的日军进行反攻，但怎么冲也冲不过去。
换人。黄杰想到了郑洞国。
郑洞国临危受命，黄杰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他来啃，限黄昏前拿下失守阵地。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两个团。
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人马呢？
不少了。黄杰师是两旅四团制，2个团就相当于1个旅了。与此同时，黄杰还得拨出相当数量的人马来守中央阵地，并留有一定的预备队。别忘了，川原仍有2个大队的预备队，随时可以从正面发起攻击。
而川原本人，也的确把进攻战的决窍领会到家了。他把旅团指挥所设在刘戡师对面，进攻部队也咋咋唬唬，使得刘戡始终不敢轻动，或者派兵增援黄杰，而实际上他 在这方面使用的兵力很少，仅仅只有一个中队，但就这一个中队，不仅牵制了刘戡，甚至影响到了徐庭瑶的决策，使得他一度也以为日军进攻侧重点在刘戡这边，乃 至于把手中大部分炮兵和预备队都调到这一侧来加强防守。
中日作战，一般而言中方数量都要远超日方。但这只是从总体上而言，在局部却往往会形成另外一种局面，那就是日方反而要超过中方。毫无疑问，这属于双方战术使用上的差距，而且差距还不小。
2个团打日军2个大队，当然不够，更何况现在攻守方已经易手，日方守，中方攻，中国军队是很吃亏的。
郑洞国从下午1点开始发起进攻，打到3点的时候，近乎把手里的两个团都压了上去。但越是豁出去，损失越大，一个多小时过后，一半人已经没了。
白天不行，晚上试试。
更惨。
一算帐，就这么一天工夫，黄杰师栽了足足1500人，相当于一个团给抹掉了。
日军方面，一个中尉被打死，伤亡亦不可谓不大，但他们劲头十足，竟然越打越上手，不仅挡住了郑洞国发起的攻势，而且反过来继续对其它碉楼进行猛攻。在这一过程中，相田轮番使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的手段，至4月22日上午11点，八道楼子上的碉楼已经丢得一干二净。
这样一来，郑洞国更加吃力，因为八道楼子已无他的立足和容身之地。他的部队必须从八道楼子东面进行仰攻，既无工事遮蔽，又乏炮火掩护，近乎于“裸战”，这个样子有多少也不够打的。
对占据高地的敌人，千万不要进行正面仰攻，这一点，我们伟大的军事家孙老夫子，可早就提示大家了（“战隆无登”）。郑洞国不一定看过《孙子兵法》，但眼看着狂吃亏的买卖，也知道不能硬扛下去了。
他当即向黄杰请示，要求把部队撤下来，转而退往南天门西侧的小桃园。
打到这步田地，其实黄杰心里也十分清楚，八道楼子大势已去，强攻无异于飞蛾扑火，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逼郑洞国都没用，当然只好点头同意。
4月22日晚。
郑洞国命何大熙团退往小桃园，邓士富团扼守中央阵地。
从发起进攻到现在，应该说，川原干得真是不赖，全部兵力才用了一半（2个大队加1个中队），就从对方中央军2个师手中拿到了极为重要的八道楼子。照理说，他该好好地偷笑一阵的。但有时自我感觉太好也害人，川原就是如此。
说好3天攻取南天门，这才2天，他已经等不了了，同时鉴于中国军队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菜，遂要求留置在承德方面的日军部队前来古北口增援。
2天不行，3天一定没有问题。
接下来要囊括的，当然是中央阵地。中央得手，东侧的刘戡师将不攻自破。
4月23日，正面进攻开始。
当天，日军依托于八道楼子高地，集中重炮，与轰炸机一起，对中央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轮番轰击，其炮火之猛烈，几将阵地覆盖。
川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在古北口成功实施过的打法，也将在南天门见效。
古北口将军楼，他用了800发炮弹，就一举摧毁了对手防线，而现在他手上拥有的炮弹决不止800发。
开战之初，就要不惜代价占据八道楼子，道理即在此处。
但出乎川原意料的是，古北口的一幕并没有再现。
徐庭瑶的“技术流”打法终于显出优势来了。经过反复打造，环绕高地构筑的纵深工事虽不能说坚不可摧，但在重炮打击之下，一道道工事，炸了一道还有一道，那是相当经得住折腾。
川原有些沉不住气了。
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轰下去的话，效果还是会有的，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己方伤亡，可是那样浪费时间啊，说好3天，完不成任务那不是自打嘴巴吗。
步兵出击。
此时，被炮火反复“关照”过的中央阵地一片沉寂，似乎守军不被炸死，也都被震晕过去了。
但就在日军进入阵地前沿30米处时，邓士富团突然发作，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把张牙舞爪冲上来的鬼子们打了个稀里哗啦。
长城抗战时的“武藤系”关东军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官兵极其骄狂，其中又以弘前师团为最。他们在古北口歇了这么长时间，打起仗来不管不顾，就知道闭着眼睛往前面冲。一股打倒了，另一股又涌上来，几次一冲，竟然硬是冲入了中央阵地。
郑洞国眼见情况不妙，连忙把预备队调上去，依靠人数优势才把日军压了回去。
步兵刚刚退下，炮火接踵而至。郑洞国不甘示弱，也命令自己掌握的炮兵部队进行还击。
然而同是炮兵部队，双方的火力对比却不在一个层面上。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1 pm
前面说过，此时的南天门阵地上，已经拥有中央军独立炮兵部队，而且数量也不算少，共有两团一营。但由于川原使用了疑兵之计，使作为总指挥的徐庭瑶产生了误判断，之前已把大多数炮兵都集中到刘戡师的西侧阵地去了，在这边配合黄杰师作战的炮兵反而不多。
少不去说它，还不准，往往打3发才能中1个目标，跟日本人比差远了去。
这倒不一定是炮兵的错，事实上，火炮的性能就那么个德性，你就是再急也没用。当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税警总团的王赓算不错了吧，人家还是美国西点毕业的，可是碰到不听使唤的中国炮仍然是一筹莫展，逼急了只能跑到美国领事馆去找同学，结果还为此蒙上了不白之冤。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炮兵的位置无法固定。刚刚打出去一发炮弹，马上就被日军炮兵阵地发现了，立刻对准，排炮齐轰。
跟我们比起来，日本人的炮可准多了，由此带来的损失就少不了。不过“技术流”的徐庭瑶早就料到了。当初构筑阵地时，为什么要在工事里面专门给炮兵修交通沟？这可不是给他们没事串门子用的，就是为了应付如今这种尴尬局面。
有了交通沟，中国炮兵们打炮都是这样的：先彭彭地放上两炮，然而马上推着炮走，换一个位置再打。
如此，火炮被日军炸毁的可能性倒是大大缩小了，但自家射击的精准度和威力也随之更低了——别说炮兵，就是步兵，你让他气都不喘一口地东放一枪，西放一枪，也不太容易打中目标。
所以，中央阵地的火炮也就算有那么一回事，根本起不到拦阻对方火力网覆盖的作用。来回几趟之后，守军阵地上已“几无一寸完好之地”，半天时间，官兵伤亡达三四百人之多。
除了火炮，还有一个更讨厌的飞机，因为它一直在天上跟只苍蝇一样嗡嗡地飞着，你够不着它，它却猛不丁地就会甩一颗炸弹或打一梭子机枪子弹下来，让你防不胜防。
有的日机见下面的人对它无计可施，变得越来越张狂，竟然俯冲下来进行低空扫射。
火大了，一些官兵用肩膀扛起轻机枪就射，总算是把这些可恶的苍蝇稍稍赶远了一点。
在中央阵地，日军四次攻击，阵地前沿伏尸一片，仍无法得手。
川原要变招了。
这位颇有两下子的日军指挥官，之所以认定在第3天一定能解决问题，除了已控制八道楼子这个杀手锏外，还因为他总结出了另外一个致胜法宝，那就是不断的迂回绕击。
没有迂回，前面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就吞下八道楼子。
这个办法，川原准备再用一次。具体策略就是，在正面对中央阵地强攻的同时，派出迂回部队，从南天门西北角的龙潭沟出发，夺取小桃园，然后对中央阵地的守军形成包抄。
小桃园，原来你是如此重要。
虽然黄杰是上司，郑洞国是下级，但显然，如果比业务水平的话，双方得倒个个，郑洞国对战场态势的判断和把握能力要远胜自己的领导。
设若他还是在八道楼子上面白费工夫，不仅损兵折将，徒劳无功，而且后面连保卫小桃园的力量都没了。郑洞国的这一着棋，堪称挽救全局，否则川原3天结束战斗的说法还真要应验了。
得知日军忽然在龙潭沟出现，前方总指挥徐庭瑶大吃一惊。到底是经验丰富的将帅，日本人的意图，他马上就猜出来了，于是立刻命令附近归他节制的黄显声骑兵师出击，因为他们的马快，可以在第一时间堵住缺口。
然而黄显声的部队，在锦西打打游击战还行，一旦进入正规战，就很难与日军主力部队相抗衡，所以也没能堵得住对方的兵锋，让其突了进来。
危急时刻，早已集结于小桃园附近的何大熙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功地固守住了小桃园。日军使足力气想冲进来，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为此还付出较大伤亡代价，一个在古北口战役中表现出众的少尉军官当场阵亡。
至此，迂回日军无法再突进一步，只能进行拉锯战。到了晚上，郑洞国还组织人来了个“反迂回”，趁机又夺回了两个阵地。
川原“3天解决南天门战斗”的老牛，因为郑洞国的一次“选择性”后撤，就这样被他自己给吹破了。
大概有人会问，都这时候了，东侧阵地上的刘戡师怎么还不过来增援，难道他们还没看出来前面只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兵？
这你就错怪刘戡了，因为眼下他要应付的不止一个中队，已经增加到一个大队了，而且火力更猛，让刘戡感到脱身不得。
好在中方火炮此时主要都集中在东面区域，给刘戡师平添了力道。有了大炮撑腰，不光步兵，就连日机都对守军忌惮三分。有不怕的，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长就 架着机子跑过来，想趁乱捞上一票，结果很不幸，当头挨了一炮，呜呜叫着迫降到潮河的河滩上去了。如此一来，日军在这一面基本上只能做做样子，无法取得任何 实质性进展。
对于一向自命甚高的川原来说，3天就这么白白地流过去了，当然让他很是不爽。
总结了一下，战术是没有错的，主要还是人太少了。
人说到就到了，承德援军约1个大队，由坪岛少佐率领，坐着汽车赶过来，到帐下听命。
真及时啊。川原大喜，进攻中央阵地有把握了。
第二天一早，看上去又是老套路，正面进攻的日军先打一阵炮，打过瘾了，再让步兵分成梯队轮着冲。
变化出现在午后，大家都打得疲惫不堪，精神和意志力都处于明显涣散的时候。
作为日方生力军的坪岛大队突然杀出，他们未受到过任何损伤，精神头十足。守军毫无防备，再也支持不住，邓士富团的一个主力营当场就失去了战斗力，作为核心阵地的421.2高地失守。
徐庭瑶一直密切关注着前方战事，他发现日军摆的虽是全面进攻的套路，但实际上却是重点进攻，而且重点就在中央阵地，此前他已命令炮兵阵地西移，并亲自赶到现场进行指挥。
听到核心阵地失守的消息，他赶紧组织炮火对日军进行排射，同时抽调预备队上前助阵。
坪岛大队虽已夺下高地，但立足未稳，被这么兜头一轰再一打，只好又退了下去。
尽管夺回了核心阵地，徐庭瑶却看出黄杰师疲态尽现，难以撑住局面。
换人很重要，但眼下更需要的是在逆势之下如何继续布局。否则，不等他换人，说不定前面就已经一溃不可收拾，等着被人家扫地出局了。
《三国演义》上说，蜀军战将每遇险境，计无所出时，就会想到诸葛军师给他们留下的锦囊。那锦囊里面装着的不是别个，自然都是一条条妙计良策，好一点的可以出奇制胜，差一点的也足以使你金蝉脱壳，转危为安。
徐庭瑶面临着同样的险境，不过他已经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锦囊。
大小开岭六道预备阵地，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有了这个基地，不管是用人换人，还是调兵遣将，都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姜还是老的辣，此时方见本色。
南天门战役的第五天：4月25日。
这一天，日军的行动非常反常。除了打炮，就是打炮，不停地打，好象炮弹都不要花钱买一样，其炮火之猛烈创了纪录（“炮火强度为开战来仅见”），但是通常所见的打完炮就冲锋的套路却没上演，日军步兵连一个影子也未出现。
从早到晚的轰，即使炸不着你，也能对人形成足够的精神压力。据说当时不少官兵的耳朵都震聋了，钻在工事里十分难受。
趁着川原没有派步兵进行冲锋，徐庭瑶重新完成了新一轮部署。
白天，他把基本休整补充完毕的关麟征师调上来，放到刘戡师防守的东侧阵地上。天一黑，刘戡师连同一个重迫击炮营就移到中央阵地，已经疲惫不堪的黄杰师则被换下来，撤到后面休整。
野炮部队主力及其余部队被徐庭瑶安排到大小开岭，以坐实后防，不给日军以绕攻或迂回切断的任何机会。
转眼之间，一个新的布局就完成了，而日军几乎没有能够觉察得到，也未能在部队换防的间隙钻到空子。
徐庭瑶部署刚刚完成，川原就出手了。
反常不是无缘无故的。要知道，川原这个人的坏点子极多，如果哪一天他改了规矩，那一定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作为一个“勤奋向上”的日军将领，川原对给自己定目标似乎有一种特别的癖好。“3天结束作战”的目标自然不用再提了，如今他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天长节。
如果你对这个节日感到陌生的话，想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白川老家伙什么时候完蛋的就能想出来了。
没错，天长节，其实就是天皇裕仁的生日，一众做小的们都要哭着喊着拍老大马屁的那个日子。具体日期是4月29日。
川原要为天长节献礼。
所以他的日子得倒着排了，脑子里的阴谋诡计也跟头脑风暴一样地在乱迸乱溅。
就在光发炮不出兵的前一天，先前被抽调到冷口去的部队已经归建，这让川原多出了博奕的资本。
打了一天炮，那是有原因的，就是要制造恐怖气氛，让对手做出动作，以便他能够找出你的空档之处。
这时候指挥中央阵地防守的已经变成了刘戡。
他一过来，马上就看出了问题：靠八道楼子这么近，整天就这样被他们狂轰滥炸，不是傻吗？
往东收缩，能离他们远点就远点。
正中川原的奸计。
并不是刘戡不如黄杰，只能说迟早有这一劫。
此前，川原已把冷口归建来的炮兵部队都一古脑儿安排在八道楼子上面，并在各个制高点上都设置了观察哨，并用旗语进行统一指挥。
刘戡的部队一移动，八道楼子的日军炮兵阵地看个正着，即刻下令轰击，而且跟着旗子走，刘戡移动到哪里，他轰到哪里。
指挥部队搬家的刘戡还觉得奇怪，好象日本人在他屁股后面按了一个跟踪器一样，不管换哪个位置，日军火炮都会准确无误地跟过来。其实他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着了川原的道。
炮击之后，川原马上指挥步兵进行攻击。这次他改变了以往对中央阵地进行全面猛攻的打法，改成了重点进攻对方营垒的策略。
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阵地421.2高地。
情况紧急，刘戡就像古北口的关麟征那样，挥着枪上了高地，亲临一线进行督战。
刘戡（黄埔1期）在黄埔学生中，是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得很，后来一只眼睛都被打瞎了，配了只假眼，被称为“独眼龙”，而且他的师号称“德械师”，每人戴一只德式钢盔，无论战斗素质还是所持枪械，都是第17军3个师中的翘楚，自然不会让正面冲锋的日军占到多少便宜。
可是防得住正面，却防不住侧面。
川原再用迂回战术，不过这次他在里面添加了猛料——日本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和大炮飞机一样，相对于欧美国家，日本坦克部队的发展其实是很迟缓的。除了受“剌刀决定胜负”论的影响外，或多或少跟其岛国资源有限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当时的美国一年能搞2000万吨钢，德国也不示弱，1800万打底，日本在里面连小弟都排不上，只有400万，还是劣质钢。就这400万，也不能全给陆军，海军的嘴更大，一艘航母不知道要吃进去多少。
因此，日本虽然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就能自制坦克，但造出来的数量并不多，用于实战的更少。
“九一八”后，关东军还是靠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法国“雷诺”轻型坦克，再配上几辆刚刚出产的89式中型坦克，才勉强凑成了一支战车队，即独立战车第一中队，队长由百武俊吉大尉担任。
在东北进攻马占山和义勇军时，这支战车队也时常参战，只不过东北实在太冷了，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基本没派上什么太大的用场。
除了主要配合关东军作战的第一中队外，日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亮过相的独立战车第二中队。
在那次会战中，日本人的坦克表现相当差劲。买来的那个英国维克斯就不用说了，在上海的巷子里就差不多全毁掉了。法国“雷诺”证明是徒有其表的垃圾货，经常演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瞬间死亡。
真正实用一点的还就数“纯国货”—— 89式中型坦克了，但这种坦克的缺点是跑得很慢，转动也不灵活，在沟壑纵横的江南更是难展其技，不是履带陷在泥巴里，就是望着一条条开不过去的河塘发愣，间或还得被19路军或者第5军给打打黑枪。
就连拖到后面的仓库里也没能睡上个安稳觉。据有些军史专家考证，当时日军的坦克就曾“莫明其妙”地惹上过火灾，好好的坦克车，就那样白白地被烧掉了。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中国人还沉浸在一片为19路军庆祝的喜悦当中，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坦克的汽油发动机首先因易于引起火灾而被换掉，代之以柴油发动机。接着，针对89式坦克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研制出了一个新的品种，这就是92式重型装甲车。
92式的火力没有89式强，但是跑得快，很灵活，特别适用于完成侦察任务，一度曾被关东军配入川原的“快速挺进队”使用，所以后者又被称为“骑兵战车队”，言其既有东洋马又有装甲车之意。
当初“快速挺进队”的长濑派人对防守黄土梁的东北军进行侦察时，所用的那辆装甲汽车也就是这东西。
战车第一中队此次主要是配合川原旅团进行作战，全队计有89式中型坦克9辆，92式装甲车3辆。
热河的时候他们没怎么轮到打，古北口地势险峻，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到南天门这里来耍威风了。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优势互补，又是在大部分为平原的开阔地区作战，确实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刘戡师虽然是德械武装，不过也仅限于大家手上握着的是德造步枪，好多人此前并未看到过这种铁家伙，更不知道如何进行破坏和阻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引导长濑联队从412.2高地右侧迂回过来。
还看什么看，赶紧撤吧，等到你看见坦克车后面的鬼子，整座高地都要被人家包圆了。
连一天都没能守住，刘戡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撤出了412.2高地。
当然了，412.2高地只是核心阵地，除此之外，南天门阵地还有许多纵横交错的阵地可以一守的。
隔了一天，川原又没有动静了，连炮都没有打，但这次他要策划的阴谋还要大。
当天，他亲临一线进行观察，仔仔细细地对刘戡的防守阵形做了了解。川原的这个观察可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那种，他几乎是脸贴着脸在那里看了，结果弄出了动静，对面的中国兵端枪就射，为此，随行的一位副官脚上还挨了一枪（估计是向后猛跑的时候挨的）。
可是对于川原来说，这一枪挨得很值。
因为他即将发动一次大袭击，还不是普通的袭击，而是大夜袭。
一般来说，日军很少发动夜袭，这一非常规战术也并不是日军之长。但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归根结底，用兵出奇，偏于常规，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善战之将，同时一心要为天皇“献礼”的川原还必须赌这一把，因为看看日历，离天长节就差一天了。
赌必须有筹码，这时候的川原已经有了，到夜袭发起前，他的旅团已基本因归建而满员，同时还多出了从承德赶来的增援部队。
川原是个敢往大里玩的主。除田中联队固守原有阵地外，他将长濑联队及增援来的2个中队都投了下去，作为当晚夜袭的主力。
4月28日3点30分，长濑联队主力在炮火掩护下，率先发起猛攻，黑暗中，一下子就击穿了刘戡师的防线。
在这次夜袭战中，日军还把从阵地上捡到的中国武器用上了，这就是捷克式轻机枪。那时候日本人装备的是大家熟知的歪把子机枪，这种机枪的好处除了是“日产国 货”外，就是子弹供应比较方便，因为它使用的是与三八大盖一样的枪弹。但臭毛病也一大堆，主要是装弹程序非常繁琐，不适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经过实践对比，川原的部队发现反而是对手使用的捷克机枪好使，端起来就能扫，故障也少。为了确保夜袭成功，川原旅团此刻也顾不上“爱国”了，干脆利落地就把原先的歪把子给扔了，扛上了捷克式。
到天亮的时候，日军在南天门正面已实现全面突破。刘戡组织的防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让人目不忍睹。他手下的3个营长也都受了重伤，部队军心大动，难以御敌。
没用多长时间，南天门中央阵地就整个陷落了。
少不去说它，还不准，往往打3发才能中1个目标，跟日本人比差远了去。
这倒不一定是炮兵的错，事实上，火炮的性能就那么个德性，你就是再急也没用。当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税警总团的王赓算不错了吧，人家还是美国西点毕业的，可是碰到不听使唤的中国炮仍然是一筹莫展，逼急了只能跑到美国领事馆去找同学，结果还为此蒙上了不白之冤。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炮兵的位置无法固定。刚刚打出去一发炮弹，马上就被日军炮兵阵地发现了，立刻对准，排炮齐轰。
跟我们比起来，日本人的炮可准多了，由此带来的损失就少不了。不过“技术流”的徐庭瑶早就料到了。当初构筑阵地时，为什么要在工事里面专门给炮兵修交通沟？这可不是给他们没事串门子用的，就是为了应付如今这种尴尬局面。
有了交通沟，中国炮兵们打炮都是这样的：先彭彭地放上两炮，然而马上推着炮走，换一个位置再打。
如此，火炮被日军炸毁的可能性倒是大大缩小了，但自家射击的精准度和威力也随之更低了——别说炮兵，就是步兵，你让他气都不喘一口地东放一枪，西放一枪，也不太容易打中目标。
所以，中央阵地的火炮也就算有那么一回事，根本起不到拦阻对方火力网覆盖的作用。来回几趟之后，守军阵地上已“几无一寸完好之地”，半天时间，官兵伤亡达三四百人之多。
除了火炮，还有一个更讨厌的飞机，因为它一直在天上跟只苍蝇一样嗡嗡地飞着，你够不着它，它却猛不丁地就会甩一颗炸弹或打一梭子机枪子弹下来，让你防不胜防。
有的日机见下面的人对它无计可施，变得越来越张狂，竟然俯冲下来进行低空扫射。
火大了，一些官兵用肩膀扛起轻机枪就射，总算是把这些可恶的苍蝇稍稍赶远了一点。
在中央阵地，日军四次攻击，阵地前沿伏尸一片，仍无法得手。
川原要变招了。
这位颇有两下子的日军指挥官，之所以认定在第3天一定能解决问题，除了已控制八道楼子这个杀手锏外，还因为他总结出了另外一个致胜法宝，那就是不断的迂回绕击。
没有迂回，前面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就吞下八道楼子。
这个办法，川原准备再用一次。具体策略就是，在正面对中央阵地强攻的同时，派出迂回部队，从南天门西北角的龙潭沟出发，夺取小桃园，然后对中央阵地的守军形成包抄。
小桃园，原来你是如此重要。
虽然黄杰是上司，郑洞国是下级，但显然，如果比业务水平的话，双方得倒个个，郑洞国对战场态势的判断和把握能力要远胜自己的领导。
设若他还是在八道楼子上面白费工夫，不仅损兵折将，徒劳无功，而且后面连保卫小桃园的力量都没了。郑洞国的这一着棋，堪称挽救全局，否则川原3天结束战斗的说法还真要应验了。
得知日军忽然在龙潭沟出现，前方总指挥徐庭瑶大吃一惊。到底是经验丰富的将帅，日本人的意图，他马上就猜出来了，于是立刻命令附近归他节制的黄显声骑兵师出击，因为他们的马快，可以在第一时间堵住缺口。
然而黄显声的部队，在锦西打打游击战还行，一旦进入正规战，就很难与日军主力部队相抗衡，所以也没能堵得住对方的兵锋，让其突了进来。
危急时刻，早已集结于小桃园附近的何大熙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功地固守住了小桃园。日军使足力气想冲进来，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为此还付出较大伤亡代价，一个在古北口战役中表现出众的少尉军官当场阵亡。
至此，迂回日军无法再突进一步，只能进行拉锯战。到了晚上，郑洞国还组织人来了个“反迂回”，趁机又夺回了两个阵地。
川原“3天解决南天门战斗”的老牛，因为郑洞国的一次“选择性”后撤，就这样被他自己给吹破了。
大概有人会问，都这时候了，东侧阵地上的刘戡师怎么还不过来增援，难道他们还没看出来前面只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兵？
这你就错怪刘戡了，因为眼下他要应付的不止一个中队，已经增加到一个大队了，而且火力更猛，让刘戡感到脱身不得。
好在中方火炮此时主要都集中在东面区域，给刘戡师平添了力道。有了大炮撑腰，不光步兵，就连日机都对守军忌惮三分。有不怕的，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长就 架着机子跑过来，想趁乱捞上一票，结果很不幸，当头挨了一炮，呜呜叫着迫降到潮河的河滩上去了。如此一来，日军在这一面基本上只能做做样子，无法取得任何 实质性进展。
对于一向自命甚高的川原来说，3天就这么白白地流过去了，当然让他很是不爽。
总结了一下，战术是没有错的，主要还是人太少了。
人说到就到了，承德援军约1个大队，由坪岛少佐率领，坐着汽车赶过来，到帐下听命。
真及时啊。川原大喜，进攻中央阵地有把握了。
第二天一早，看上去又是老套路，正面进攻的日军先打一阵炮，打过瘾了，再让步兵分成梯队轮着冲。
变化出现在午后，大家都打得疲惫不堪，精神和意志力都处于明显涣散的时候。
作为日方生力军的坪岛大队突然杀出，他们未受到过任何损伤，精神头十足。守军毫无防备，再也支持不住，邓士富团的一个主力营当场就失去了战斗力，作为核心阵地的421.2高地失守。
徐庭瑶一直密切关注着前方战事，他发现日军摆的虽是全面进攻的套路，但实际上却是重点进攻，而且重点就在中央阵地，此前他已命令炮兵阵地西移，并亲自赶到现场进行指挥。
听到核心阵地失守的消息，他赶紧组织炮火对日军进行排射，同时抽调预备队上前助阵。
坪岛大队虽已夺下高地，但立足未稳，被这么兜头一轰再一打，只好又退了下去。
尽管夺回了核心阵地，徐庭瑶却看出黄杰师疲态尽现，难以撑住局面。
换人很重要，但眼下更需要的是在逆势之下如何继续布局。否则，不等他换人，说不定前面就已经一溃不可收拾，等着被人家扫地出局了。
《三国演义》上说，蜀军战将每遇险境，计无所出时，就会想到诸葛军师给他们留下的锦囊。那锦囊里面装着的不是别个，自然都是一条条妙计良策，好一点的可以出奇制胜，差一点的也足以使你金蝉脱壳，转危为安。
徐庭瑶面临着同样的险境，不过他已经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锦囊。
大小开岭六道预备阵地，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有了这个基地，不管是用人换人，还是调兵遣将，都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姜还是老的辣，此时方见本色。
南天门战役的第五天：4月25日。
这一天，日军的行动非常反常。除了打炮，就是打炮，不停地打，好象炮弹都不要花钱买一样，其炮火之猛烈创了纪录（“炮火强度为开战来仅见”），但是通常所见的打完炮就冲锋的套路却没上演，日军步兵连一个影子也未出现。
从早到晚的轰，即使炸不着你，也能对人形成足够的精神压力。据说当时不少官兵的耳朵都震聋了，钻在工事里十分难受。
趁着川原没有派步兵进行冲锋，徐庭瑶重新完成了新一轮部署。
白天，他把基本休整补充完毕的关麟征师调上来，放到刘戡师防守的东侧阵地上。天一黑，刘戡师连同一个重迫击炮营就移到中央阵地，已经疲惫不堪的黄杰师则被换下来，撤到后面休整。
野炮部队主力及其余部队被徐庭瑶安排到大小开岭，以坐实后防，不给日军以绕攻或迂回切断的任何机会。
转眼之间，一个新的布局就完成了，而日军几乎没有能够觉察得到，也未能在部队换防的间隙钻到空子。
徐庭瑶部署刚刚完成，川原就出手了。
反常不是无缘无故的。要知道，川原这个人的坏点子极多，如果哪一天他改了规矩，那一定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作为一个“勤奋向上”的日军将领，川原对给自己定目标似乎有一种特别的癖好。“3天结束作战”的目标自然不用再提了，如今他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天长节。
如果你对这个节日感到陌生的话，想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白川老家伙什么时候完蛋的就能想出来了。
没错，天长节，其实就是天皇裕仁的生日，一众做小的们都要哭着喊着拍老大马屁的那个日子。具体日期是4月29日。
川原要为天长节献礼。
所以他的日子得倒着排了，脑子里的阴谋诡计也跟头脑风暴一样地在乱迸乱溅。
就在光发炮不出兵的前一天，先前被抽调到冷口去的部队已经归建，这让川原多出了博奕的资本。
打了一天炮，那是有原因的，就是要制造恐怖气氛，让对手做出动作，以便他能够找出你的空档之处。
这时候指挥中央阵地防守的已经变成了刘戡。
他一过来，马上就看出了问题：靠八道楼子这么近，整天就这样被他们狂轰滥炸，不是傻吗？
往东收缩，能离他们远点就远点。
正中川原的奸计。
并不是刘戡不如黄杰，只能说迟早有这一劫。
此前，川原已把冷口归建来的炮兵部队都一古脑儿安排在八道楼子上面，并在各个制高点上都设置了观察哨，并用旗语进行统一指挥。
刘戡的部队一移动，八道楼子的日军炮兵阵地看个正着，即刻下令轰击，而且跟着旗子走，刘戡移动到哪里，他轰到哪里。
指挥部队搬家的刘戡还觉得奇怪，好象日本人在他屁股后面按了一个跟踪器一样，不管换哪个位置，日军火炮都会准确无误地跟过来。其实他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着了川原的道。
炮击之后，川原马上指挥步兵进行攻击。这次他改变了以往对中央阵地进行全面猛攻的打法，改成了重点进攻对方营垒的策略。
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阵地421.2高地。
情况紧急，刘戡就像古北口的关麟征那样，挥着枪上了高地，亲临一线进行督战。
刘戡（黄埔1期）在黄埔学生中，是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得很，后来一只眼睛都被打瞎了，配了只假眼，被称为“独眼龙”，而且他的师号称“德械师”，每人戴一只德式钢盔，无论战斗素质还是所持枪械，都是第17军3个师中的翘楚，自然不会让正面冲锋的日军占到多少便宜。
可是防得住正面，却防不住侧面。
川原再用迂回战术，不过这次他在里面添加了猛料——日本独立战车第一中队上场了。
和大炮飞机一样，相对于欧美国家，日本坦克部队的发展其实是很迟缓的。除了受“剌刀决定胜负”论的影响外，或多或少跟其岛国资源有限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当时的美国一年能搞2000万吨钢，德国也不示弱，1800万打底，日本在里面连小弟都排不上，只有400万，还是劣质钢。就这400万，也不能全给陆军，海军的嘴更大，一艘航母不知道要吃进去多少。
因此，日本虽然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就能自制坦克，但造出来的数量并不多，用于实战的更少。
“九一八”后，关东军还是靠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法国“雷诺”轻型坦克，再配上几辆刚刚出产的89式中型坦克，才勉强凑成了一支战车队，即独立战车第一中队，队长由百武俊吉大尉担任。
在东北进攻马占山和义勇军时，这支战车队也时常参战，只不过东北实在太冷了，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基本没派上什么太大的用场。
除了主要配合关东军作战的第一中队外，日军还有一支坦克部队，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亮过相的独立战车第二中队。
在那次会战中，日本人的坦克表现相当差劲。买来的那个英国维克斯就不用说了，在上海的巷子里就差不多全毁掉了。法国“雷诺”证明是徒有其表的垃圾货，经常演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瞬间死亡。
真正实用一点的还就数“纯国货”—— 89式中型坦克了，但这种坦克的缺点是跑得很慢，转动也不灵活，在沟壑纵横的江南更是难展其技，不是履带陷在泥巴里，就是望着一条条开不过去的河塘发愣，间或还得被19路军或者第5军给打打黑枪。
就连拖到后面的仓库里也没能睡上个安稳觉。据有些军史专家考证，当时日军的坦克就曾“莫明其妙”地惹上过火灾，好好的坦克车，就那样白白地被烧掉了。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中国人还沉浸在一片为19路军庆祝的喜悦当中，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坦克的汽油发动机首先因易于引起火灾而被换掉，代之以柴油发动机。接着，针对89式坦克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研制出了一个新的品种，这就是92式重型装甲车。
92式的火力没有89式强，但是跑得快，很灵活，特别适用于完成侦察任务，一度曾被关东军配入川原的“快速挺进队”使用，所以后者又被称为“骑兵战车队”，言其既有东洋马又有装甲车之意。
当初“快速挺进队”的长濑派人对防守黄土梁的东北军进行侦察时，所用的那辆装甲汽车也就是这东西。
战车第一中队此次主要是配合川原旅团进行作战，全队计有89式中型坦克9辆，92式装甲车3辆。
热河的时候他们没怎么轮到打，古北口地势险峻，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到南天门这里来耍威风了。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优势互补，又是在大部分为平原的开阔地区作战，确实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刘戡师虽然是德械武装，不过也仅限于大家手上握着的是德造步枪，好多人此前并未看到过这种铁家伙，更不知道如何进行破坏和阻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引导长濑联队从412.2高地右侧迂回过来。
还看什么看，赶紧撤吧，等到你看见坦克车后面的鬼子，整座高地都要被人家包圆了。
连一天都没能守住，刘戡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撤出了412.2高地。
当然了，412.2高地只是核心阵地，除此之外，南天门阵地还有许多纵横交错的阵地可以一守的。
隔了一天，川原又没有动静了，连炮都没有打，但这次他要策划的阴谋还要大。
当天，他亲临一线进行观察，仔仔细细地对刘戡的防守阵形做了了解。川原的这个观察可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那种，他几乎是脸贴着脸在那里看了，结果弄出了动静，对面的中国兵端枪就射，为此，随行的一位副官脚上还挨了一枪（估计是向后猛跑的时候挨的）。
可是对于川原来说，这一枪挨得很值。
因为他即将发动一次大袭击，还不是普通的袭击，而是大夜袭。
一般来说，日军很少发动夜袭，这一非常规战术也并不是日军之长。但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归根结底，用兵出奇，偏于常规，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善战之将，同时一心要为天皇“献礼”的川原还必须赌这一把，因为看看日历，离天长节就差一天了。
赌必须有筹码，这时候的川原已经有了，到夜袭发起前，他的旅团已基本因归建而满员，同时还多出了从承德赶来的增援部队。
川原是个敢往大里玩的主。除田中联队固守原有阵地外，他将长濑联队及增援来的2个中队都投了下去，作为当晚夜袭的主力。
4月28日3点30分，长濑联队主力在炮火掩护下，率先发起猛攻，黑暗中，一下子就击穿了刘戡师的防线。
在这次夜袭战中，日军还把从阵地上捡到的中国武器用上了，这就是捷克式轻机枪。那时候日本人装备的是大家熟知的歪把子机枪，这种机枪的好处除了是“日产国 货”外，就是子弹供应比较方便，因为它使用的是与三八大盖一样的枪弹。但臭毛病也一大堆，主要是装弹程序非常繁琐，不适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经过实践对比，川原的部队发现反而是对手使用的捷克机枪好使，端起来就能扫，故障也少。为了确保夜袭成功，川原旅团此刻也顾不上“爱国”了，干脆利落地就把原先的歪把子给扔了，扛上了捷克式。
到天亮的时候，日军在南天门正面已实现全面突破。刘戡组织的防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让人目不忍睹。他手下的3个营长也都受了重伤，部队军心大动，难以御敌。
没用多长时间，南天门中央阵地就整个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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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2 pm
身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川原立刻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自己的上级西义师团长，很有些要把自己的喜悦与领导分享一下的意思。可惜他不知道的是，这时候的西义正陷入慌乱之中，因为他从关东军飞行队第一中队那里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坏消息。
日军飞行员从天空中观察到，在兴隆县方向，己方一支部队正被中国军队围着打，而且情形十分之狼狈，看样子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
西义马上意识到，这是服部旅团的部队，再一查问，那是岛村大队，确实是服部属下的。
让西义不解的是，陷于困境中的岛村大队为什么迟迟不发电报对上述情况进行报告呢，难道他们的无线电报机也像当初的川原旅团那样出了故障？
关于这一点，西义真是多虑了。岛村大队的电报机一点没坏，还好得很，他们只不过是有苦难言而已。
早在西义向古北口的川原旅团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他也给铃木旅团打了声招呼，要求他们挤出人马，从侧背对川原旅团的正面攻击进行配合。
铃木旅团在罗文峪之战中刚刚吃过亏，被29军劈头盖脑一阵砍，到现在尚心有余悸，而且日军主力大都在前沿，后方空虚，就得靠铃木旅团在承德守着。说是要再让他们挤，真不知道怎么个挤法。
但是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铃木排了半天，总算挤出了一个岛村大队。
岛村大队当初也是攻击罗文峪的主力之一，自然也伤得不轻，虽说这段时间进行了休整补充，但仍未完全恢复元气。为壮声势，便又临时凑了3000满蒙伪军进去（一说为5000），这才鼓足勇气，沿鹰手营子大道一路南下，向兴隆县杀来。
不过怯懦者总是有多无少，前面碰到一个更怯懦的。
守兴隆县的是李福和骑兵旅，罗文峪战前望风而逃的就是他们。日军退到承德后，兴隆不设防，他们才跑了回来，可是在县城里没呆多长时间，看到日本人又上来了，只好照老规矩，放两枪意思一下，打马再逃。
占领兴隆后，岛村大队大队长岛村英次郎少佐便着手布置袭扰计划，派兵在密云县的墙子路进行军事侦察。
坐镇北平的何应钦闻讯后大吃一惊。在他看来，幸好日军兵力不足，否则如以师旅团以上人马进攻密云外围，一旦得逞的话，就意味着第17军的总指挥部都业被整个端掉，而后路也将被拦腰截断，到时不要说守南天门了，整支部队遭遇覆灭都有可能。
南天门激战正酣，显然是不可能再抽出力量来应付的。不过何应钦这时候又多出了一张牌——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第26军。
第26军原驻陕西安康，名义上也是一支中央军，但此中央非彼中央，跟第17军完全是两个概念，属于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这只要看看军长萧之楚的履历就知道了。
提起萧之楚，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知道，这个招牌还得靠他的公子扛。萧公子者，萧逸是也，现代武侠小说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过后就是他。到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仗可打，这位仁兄不甘寂寞，便跑到武侠世界去继承乃父之志了。
萧之楚曾经是方振武的手下，担仛旅长。如果追根溯源，方振武也是从老西 北军里跑出来的，跟杨虎城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时候成为的中央“杂牌军”。后来方振武计划起兵反蒋，但事泄没成功，反被老蒋发现关了起来。方的一帮亲信被抓的 抓，关的关，逐的逐，师长以上几乎没有能逃过此劫的，唯独这位兄弟是个例外，应该说，除了额头比较高外，见风辨色的本事也的确可见一斑。
此前，萧之楚已由旅长升任师长（第44师师长）。
这次是何应钦看到前线实在缺人，第44师又离得相对较近，才急急忙忙地把他拉了过来。
为了尽可能把气球吹得大一点，起到吓人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有提高萧之楚积极性的用意），身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这回灵机一动，破例弄了一个第26军的番号给萧之楚套了上去。
萧之楚这也叫因缘际会，其实手下的人马还是那么多，不过师长变军长了。设若没有长城抗战，凭他那个杂牌背景，要想这么快就升职还着实不易哩。
升任军长的萧大侠果然干劲十足，接到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后，立刻风风火火地赶到墙子路，并亲率主力在第一时间向兴隆逼近。
进入长城作战以来，日军指挥官在思想意识上都已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日军总是攻的，中国军队总是守的。岛村也一样。即使是在被砍怕了的罗文峪战役上，他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所以并没有在防守上做太多的准备。
他根据兴隆城后多山环绕的特点，分兵两处，一处住在城里，一处驻扎在山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军事常识的布局，有利于发现敌情时相互协调和策应。但问题是，由于他事前没有料到对手会主动进攻，战斗一打响，这却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败着。
在兵力配备上，岛村只有一个大队和相当于2到3个团的满蒙伪军，萧之楚则有3个旅（2个主力旅加1个独立旅）计6个团的人马。更重要的是，前者在罗文峪新败，于士气和战斗力上都不及川原旅团的同规格大队，而第26军初次上阵，又刚刚破格晋升为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斗志昂扬，颇思有所建树。
几个数据一对比，岛村自然要落于下风了。
就在川原跟个鬼一样地在刘戡师的防守前沿偷窥的时候，萧之楚已经一声令下，乘夜向兴隆发起了进攻。
在探知岛村大队的驻防情况后，他首先派出两路兵马，一路困住山上的日军，一路从后山突进城里。
城里的戏于是最先上演。
第26军是从西北军脱胎而来的，自然打仗都带着“西北风”。除了喜欢摸黑偷袭外，他们平时没事也爱拿把刀挥来舞去。
进城的部队就是这么操着大刀，在后山剁了鬼子二十多颗脑袋，然后悄无声息地从缺口处冲进了兴隆街。
兴隆城里的日伪军一向太平无事惯了，正在悠哉悠哉地享受着城里的月光呢，哪里能想到对手会在“某个深夜，某一个地方”，突然给他来一记闷棍，还是背后的。
负责主攻的第263团一阵猛打猛冲，日伪军猝不及防，没多大一会，就在街上躺倒了百来个。剩下的人抱头鼠窜，退到兴隆县的县署办公院内，想依凭临时工事和县署院墙进行顽抗。
县署的门能有多大，一时哪里容得下这么多人同时挤进，所以仍有相当一部分日伪军在院墙外面。
如果当这个院子是早年间“猪仔车”那样的公交车辆，也不用费什么力，喊一膀大腰圆的售票员过来，嘿地一声，就能把大伙都推进车内。可惜，就算有，也来不及了。因为263团的一个营已经跟了过来，就紧贴在他们屁股后面。
日伪军红了眼，他们要脱身，进攻突击队也红了眼，不让他们脱身。于是双方就直接在院子外面进行了一场刀刀见肉的大搏杀。
搏杀的结果，这个营自营长以下全部战死，而院外的日伪军尸体亦交相累迭，观者无不为之惊心。
263团随后赶到的部队立即将县署团团围住，一边打一边等待援军。
援军很快赶到，第626团随即进入兴隆街助阵，两团携手，基本将县署外面的残余日伪军一扫而空。
至天亮，在得知两路兵马都已初步得手，日军被分割包围在县署和兴隆山上后，萧之楚又派出第三路人马，其中包括第246团等主力团，再次加固包围圈。
岛村在县署里面眼见得外面被围得如铁桶一般，风雨不透，不由暗暗叫苦，原先设想的山上山下相互策应不仅泡了汤，还犯了兵家大忌，本来人马就不多，两边一被分割，显得更少了。
按照正常情况，这时候他应该发报求援的。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大白天的，愣是被支那军队围在院子里出不去，这样的糗事传出去，只会让师旅团机关的那些人吓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眼见得外面攻得越来越急，岛村仰首青天，真恨不得自己会心灵感应之术，不用发报，就能让上级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赶紧派援兵来拯救自己。
危难时候，求求老天还真有用，终于有人来救他了，不是地上跑的，而是天上飞的。
关东军侦察机照例每天都要到天上遛达一圈。这天飞过兴隆，往下面一看，怎么回事，自己人都挤到一座院子里去了，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支那军队。敢情是被围困着呢。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赶紧向弘前师团总部直接报告，同时***轰炸机过来支援。
日机密布空中，掷弹轰炸，由于第26军围攻部队无法及时散开，伤亡达300多人。这令他们大为兴奋，竟然越飞越低，俯冲投弹，全不把下面的人当回事。
第26军官兵忍无可忍，大家把轻机枪集中起来，架在肩上对空扫射，其中一架敌机当即中招，冒着烟落了下来。
战斗打到黄昏，包括岛村本人在内，县署的正规日军仅余三四百人，山上更惨，还剩七八十个，只能龟缩在炮楼里负隅顽抗。
第26军也伤亡颇重，第一个投入进攻的263团几全团尽没，基本失去作战能力，其它几个首轮参战的主力团也疲惫不堪。但萧之楚好就好在，他人多势众，这个团不行了，还可以派别的团。
到4月28日，即川原在南天门发动大夜袭得手的那天，萧之楚又换上了两支生力军：262团和612团，让他们不停歇地对县署进行攻击。
这一天，川原春风得意，困在院子里的岛村却度日如年。如果不是靠日机给他投下子弹，简直就要弹尽粮绝了。
但也正因为有日机送子弹，三四百日军又很能撑得一时——第26军没有强力重炮，无法一撅而就，只能消耗对方弹药，等日军衰竭时再进行强攻。
正当围而不下之时，日军救援部队赶到，不啻又救了岛村一命。
事实上，西义在收到岛村大队被围困的情报当天，就一面致电岛村大队，要求他们固守待援，一面紧急调兵进行援救。
这时候的西义实际上手里是没多少余量的，否则的话，他还不早就派大部队进攻密云了。可是救人如救火，再没人，你也得凑啊。
西义红着眼睛，熬到晚上，总算从不同地方凑了三支部队。
啥也别说了，甭管远近，赶快乘车，去兴隆。
这三支部队加起来也有3、4千人，可是因为情况紧急，都是西义找到一个，就马上拖过来，单个看，人很少，到达的时间又有先后，所以一开始对救急起不到什么作用。
第一个气喘吁吁跑过来的竟然只有一个中队，而且说起来很可怜，还是从川原旅团的指头缝里硬抠出来的。他们在鹰手营子大道上就遇到了挡道的：第26军独立第4旅。
一个连打一个旅，你就是再牛，人也忒少了点，结果日军很受伤，只好返回。不过他们并不甘心就此撤回承德，路上又折了回来，且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在正面晃来晃去，另一路绕道往兴隆赶。
本来才一个中队，又一拆两半，对于解兴隆之围当然等同于杯水车薪。
岛村没等到什么强有力的援兵，但由于有日机空投粮弹，他那几百人还很能守。要想一两天就把县署拿下，萧之楚也没这个本事。
兴隆县署短时间拿不下来，而如果把第26军主力一直放在兴隆的话，其西侧的墙子路及密云道路就难以保障，一旦日军以援兴隆为虚，以攻密云为实，直接占领密云，则南天门的第17军和兴隆的第26军都将处于危险之中。基于这个考虑，何应钦作出调整，让萧之楚把主力撤往墙子路坚守，只留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对兴隆县署内的日军进行围攻。
实际上，这时候“驱兴隆之敌，保南天门侧背安全”的既定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要不要把县署残余的那百来个日军消灭已不是很关键的事。因此，兴隆之战应该说打得很漂亮。
再到南天门这边，占领南天门中央阵地后，川原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不过让他郁闷的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事情却并不算完。
南天门没了，还有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
刘戡退到大小开岭，那里的阵地工事也很是坚固，日军又攻不过去了。川原所臆想的支那军队像古北口那样“大溃退”的“动人场景”并没如期出现，这让他大失所望。
毕竟南天门不是古北口，久经战阵的徐庭瑶比当时的杜聿明也要老辣得多。
经过大夜袭，川原旅团全体出动，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现在早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没力气再攻坚了。
川原想了想，毕竟已经拿下了一个中央阵地，给天长节“献礼”有了交代，于是也趁势见好就收，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攻击，以便喘口气，为下一轮进攻作准备。
南天门战役虽然已经结束，但还有两个疑点需要与各位探讨一下。
疑点之一，双方的伤亡数字。
这大概算是抗战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在这方面，无论是胜是败，双方的统计几乎从来就没有合拢过，总是各说各话。此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仅黄杰第2师就伤亡3104人，加上其它部队的损失，总计在5千人以上。如果说这方面的争议还不太大的话，最有争议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日方伤亡了多少。这个评估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两国主力精锐真正战力的对比。
按照第17军的公开说法，日方伤亡也至少在5000左右。从战役的进行状况和结果来看，显然中方的这个估计出入太大。如果川原旅团也损伤了这么多兵员，那下面就不用玩了。要知道，你就把川原自己都加进去，他那支部队满员了也不到6千人。
当然，中方做出这一判断，也并不完全是想冒功或者夸大战果。这与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对敌情的判断不足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实际上，在抗战中，我们对与己作战的 日军究竟有多少人马很多时候是很难判断准确的。一方面是日军善于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凶猛的火力容易给对手造成错觉，而我们却缺乏飞机侦察等有效 的情报手段。有很多资料表明，连那时的总指挥部，都认为参加南天门作战的绝不止一个旅团，而是至少在一个师团以上，由此得出一个过头的数据也情有可原。
按照日方战报，川原旅团在南天门一役中死伤一共是306人。其中又以第32联队（田中联队）损失最多，为160人，占到了全部伤亡数的一半。这样算起来，中日伤亡比率大致为1比16，也就是说即使是精兵对精兵，我们也必须得拿十六个换他一个。
疑点之二，八道楼子陷落之因。
应该说，南天门战役之所以失利，八道楼子的过早陷落相当关键。如果八道楼子一直被我掌握，日军火力优势不至发挥得如此酣畅淋漓，而第17军也应能坚持更多时日。
按照长城抗战的当事人杜聿明、郑洞国后来的回忆，八道楼子的陷落，其主因在于黄杰的失策以及那个“警戒连”的玩忽职守。
八道楼子失守，黄杰当然责无旁贷，这是毫无疑问。但把板子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也有些欠妥，至少作为南天门军事总指挥的徐庭瑶也得担上一点。总体而论， 南天门一战，反映了当时即使是中国军队最好的军事主官，与日军相比，在战术运用和机动性方面也有不小差距，并不止于一个八道楼子。
接着咱们再说到那个“警戒连”。杜郑二位言之凿凿，认为该连是因为聚众赌博，防守疏漏，才被日军晚上摸了营。杜聿明更是形象，说是徐庭瑶发火，要黄杰务必把八道楼子重新夺回时，有人还在旁边开了句玩笑话，言称“因赌博失守，是不是也要用赌博来收复呢？”这就算是坐实“因赌误事”了。
但黄杰师战后自己动手写的材料却否定了这一细节（看来有时候亲自动动笔还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时候能帮自己“辨诬”啊）。
按照黄杰师的记载，大概原先日军是想进行夜袭的，不过那天晚上正好天降大雪，路不好走，山不好爬（穿布鞋也不一定管用，最好是穿雨鞋），所以他们换到第二天早上进攻了。
夜袭肯定是误传，赌博，他们认为更没这回事。依据是日军早上5点半开炮的，中间打了好几个小时才出动步兵进攻，一大清早的，又是连轰带打，我们的官兵怎么可能再有闲情逸志坐下来赌博呢。
鉴于杜聿明和张洞国其时都不在八道楼子上面，误传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但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一定就没有，特别是平时不打仗的间隙，官兵不可能除了吃饭训练，就坐井观天什么都不干吧。
陈诚在中央军中向以军纪严明著称，自然是禁赌的典型，可有时也禁不住。据说他下面有一个主力师，聚赌的竟然还有团营长，结果有个刚上岗的旅长就去抓。
几个团营长不敢在军营里公开赌，他们是在一个旅馆里玩的。旅长跑过去的时候，这几个家伙早已闻风而逃了。可是因为逃得太急，外面的衣帽都没来得及拿走。旅长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衣帽全都抱走了。
这下好，人虽走脱，“皮”却没有了。没脸回部队啊。几个团营长就哭丧着脸去找师长求情。师长便把旅长找过去，告诉他，衣服还他们吧，训一顿就够了，难道你还真能撤他们职不成。
南天门是前线，不是后方，这个时候还赌博，可能性就值得商榷了，不过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八道楼子的防守的确有疏漏之处，否则也不会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总之，南天门丢了，其实没什么好叫屈的，说白了，这就是当时双方真实战力的反应。
可是有一个人怎么也想不通，他就是刘戡。
日军飞行员从天空中观察到，在兴隆县方向，己方一支部队正被中国军队围着打，而且情形十分之狼狈，看样子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
西义马上意识到，这是服部旅团的部队，再一查问，那是岛村大队，确实是服部属下的。
让西义不解的是，陷于困境中的岛村大队为什么迟迟不发电报对上述情况进行报告呢，难道他们的无线电报机也像当初的川原旅团那样出了故障？
关于这一点，西义真是多虑了。岛村大队的电报机一点没坏，还好得很，他们只不过是有苦难言而已。
早在西义向古北口的川原旅团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他也给铃木旅团打了声招呼，要求他们挤出人马，从侧背对川原旅团的正面攻击进行配合。
铃木旅团在罗文峪之战中刚刚吃过亏，被29军劈头盖脑一阵砍，到现在尚心有余悸，而且日军主力大都在前沿，后方空虚，就得靠铃木旅团在承德守着。说是要再让他们挤，真不知道怎么个挤法。
但是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铃木排了半天，总算挤出了一个岛村大队。
岛村大队当初也是攻击罗文峪的主力之一，自然也伤得不轻，虽说这段时间进行了休整补充，但仍未完全恢复元气。为壮声势，便又临时凑了3000满蒙伪军进去（一说为5000），这才鼓足勇气，沿鹰手营子大道一路南下，向兴隆县杀来。
不过怯懦者总是有多无少，前面碰到一个更怯懦的。
守兴隆县的是李福和骑兵旅，罗文峪战前望风而逃的就是他们。日军退到承德后，兴隆不设防，他们才跑了回来，可是在县城里没呆多长时间，看到日本人又上来了，只好照老规矩，放两枪意思一下，打马再逃。
占领兴隆后，岛村大队大队长岛村英次郎少佐便着手布置袭扰计划，派兵在密云县的墙子路进行军事侦察。
坐镇北平的何应钦闻讯后大吃一惊。在他看来，幸好日军兵力不足，否则如以师旅团以上人马进攻密云外围，一旦得逞的话，就意味着第17军的总指挥部都业被整个端掉，而后路也将被拦腰截断，到时不要说守南天门了，整支部队遭遇覆灭都有可能。
南天门激战正酣，显然是不可能再抽出力量来应付的。不过何应钦这时候又多出了一张牌——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第26军。
第26军原驻陕西安康，名义上也是一支中央军，但此中央非彼中央，跟第17军完全是两个概念，属于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这只要看看军长萧之楚的履历就知道了。
提起萧之楚，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知道，这个招牌还得靠他的公子扛。萧公子者，萧逸是也，现代武侠小说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过后就是他。到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仗可打，这位仁兄不甘寂寞，便跑到武侠世界去继承乃父之志了。
萧之楚曾经是方振武的手下，担仛旅长。如果追根溯源，方振武也是从老西 北军里跑出来的，跟杨虎城他们差不多是一个时候成为的中央“杂牌军”。后来方振武计划起兵反蒋，但事泄没成功，反被老蒋发现关了起来。方的一帮亲信被抓的 抓，关的关，逐的逐，师长以上几乎没有能逃过此劫的，唯独这位兄弟是个例外，应该说，除了额头比较高外，见风辨色的本事也的确可见一斑。
此前，萧之楚已由旅长升任师长（第44师师长）。
这次是何应钦看到前线实在缺人，第44师又离得相对较近，才急急忙忙地把他拉了过来。
为了尽可能把气球吹得大一点，起到吓人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有提高萧之楚积极性的用意），身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这回灵机一动，破例弄了一个第26军的番号给萧之楚套了上去。
萧之楚这也叫因缘际会，其实手下的人马还是那么多，不过师长变军长了。设若没有长城抗战，凭他那个杂牌背景，要想这么快就升职还着实不易哩。
升任军长的萧大侠果然干劲十足，接到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后，立刻风风火火地赶到墙子路，并亲率主力在第一时间向兴隆逼近。
进入长城作战以来，日军指挥官在思想意识上都已形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日军总是攻的，中国军队总是守的。岛村也一样。即使是在被砍怕了的罗文峪战役上，他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所以并没有在防守上做太多的准备。
他根据兴隆城后多山环绕的特点，分兵两处，一处住在城里，一处驻扎在山上。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军事常识的布局，有利于发现敌情时相互协调和策应。但问题是，由于他事前没有料到对手会主动进攻，战斗一打响，这却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败着。
在兵力配备上，岛村只有一个大队和相当于2到3个团的满蒙伪军，萧之楚则有3个旅（2个主力旅加1个独立旅）计6个团的人马。更重要的是，前者在罗文峪新败，于士气和战斗力上都不及川原旅团的同规格大队，而第26军初次上阵，又刚刚破格晋升为军，从军官到士兵都斗志昂扬，颇思有所建树。
几个数据一对比，岛村自然要落于下风了。
就在川原跟个鬼一样地在刘戡师的防守前沿偷窥的时候，萧之楚已经一声令下，乘夜向兴隆发起了进攻。
在探知岛村大队的驻防情况后，他首先派出两路兵马，一路困住山上的日军，一路从后山突进城里。
城里的戏于是最先上演。
第26军是从西北军脱胎而来的，自然打仗都带着“西北风”。除了喜欢摸黑偷袭外，他们平时没事也爱拿把刀挥来舞去。
进城的部队就是这么操着大刀，在后山剁了鬼子二十多颗脑袋，然后悄无声息地从缺口处冲进了兴隆街。
兴隆城里的日伪军一向太平无事惯了，正在悠哉悠哉地享受着城里的月光呢，哪里能想到对手会在“某个深夜，某一个地方”，突然给他来一记闷棍，还是背后的。
负责主攻的第263团一阵猛打猛冲，日伪军猝不及防，没多大一会，就在街上躺倒了百来个。剩下的人抱头鼠窜，退到兴隆县的县署办公院内，想依凭临时工事和县署院墙进行顽抗。
县署的门能有多大，一时哪里容得下这么多人同时挤进，所以仍有相当一部分日伪军在院墙外面。
如果当这个院子是早年间“猪仔车”那样的公交车辆，也不用费什么力，喊一膀大腰圆的售票员过来，嘿地一声，就能把大伙都推进车内。可惜，就算有，也来不及了。因为263团的一个营已经跟了过来，就紧贴在他们屁股后面。
日伪军红了眼，他们要脱身，进攻突击队也红了眼，不让他们脱身。于是双方就直接在院子外面进行了一场刀刀见肉的大搏杀。
搏杀的结果，这个营自营长以下全部战死，而院外的日伪军尸体亦交相累迭，观者无不为之惊心。
263团随后赶到的部队立即将县署团团围住，一边打一边等待援军。
援军很快赶到，第626团随即进入兴隆街助阵，两团携手，基本将县署外面的残余日伪军一扫而空。
至天亮，在得知两路兵马都已初步得手，日军被分割包围在县署和兴隆山上后，萧之楚又派出第三路人马，其中包括第246团等主力团，再次加固包围圈。
岛村在县署里面眼见得外面被围得如铁桶一般，风雨不透，不由暗暗叫苦，原先设想的山上山下相互策应不仅泡了汤，还犯了兵家大忌，本来人马就不多，两边一被分割，显得更少了。
按照正常情况，这时候他应该发报求援的。可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大白天的，愣是被支那军队围在院子里出不去，这样的糗事传出去，只会让师旅团机关的那些人吓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眼见得外面攻得越来越急，岛村仰首青天，真恨不得自己会心灵感应之术，不用发报，就能让上级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赶紧派援兵来拯救自己。
危难时候，求求老天还真有用，终于有人来救他了，不是地上跑的，而是天上飞的。
关东军侦察机照例每天都要到天上遛达一圈。这天飞过兴隆，往下面一看，怎么回事，自己人都挤到一座院子里去了，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支那军队。敢情是被围困着呢。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赶紧向弘前师团总部直接报告，同时***轰炸机过来支援。
日机密布空中，掷弹轰炸，由于第26军围攻部队无法及时散开，伤亡达300多人。这令他们大为兴奋，竟然越飞越低，俯冲投弹，全不把下面的人当回事。
第26军官兵忍无可忍，大家把轻机枪集中起来，架在肩上对空扫射，其中一架敌机当即中招，冒着烟落了下来。
战斗打到黄昏，包括岛村本人在内，县署的正规日军仅余三四百人，山上更惨，还剩七八十个，只能龟缩在炮楼里负隅顽抗。
第26军也伤亡颇重，第一个投入进攻的263团几全团尽没，基本失去作战能力，其它几个首轮参战的主力团也疲惫不堪。但萧之楚好就好在，他人多势众，这个团不行了，还可以派别的团。
到4月28日，即川原在南天门发动大夜袭得手的那天，萧之楚又换上了两支生力军：262团和612团，让他们不停歇地对县署进行攻击。
这一天，川原春风得意，困在院子里的岛村却度日如年。如果不是靠日机给他投下子弹，简直就要弹尽粮绝了。
但也正因为有日机送子弹，三四百日军又很能撑得一时——第26军没有强力重炮，无法一撅而就，只能消耗对方弹药，等日军衰竭时再进行强攻。
正当围而不下之时，日军救援部队赶到，不啻又救了岛村一命。
事实上，西义在收到岛村大队被围困的情报当天，就一面致电岛村大队，要求他们固守待援，一面紧急调兵进行援救。
这时候的西义实际上手里是没多少余量的，否则的话，他还不早就派大部队进攻密云了。可是救人如救火，再没人，你也得凑啊。
西义红着眼睛，熬到晚上，总算从不同地方凑了三支部队。
啥也别说了，甭管远近，赶快乘车，去兴隆。
这三支部队加起来也有3、4千人，可是因为情况紧急，都是西义找到一个，就马上拖过来，单个看，人很少，到达的时间又有先后，所以一开始对救急起不到什么作用。
第一个气喘吁吁跑过来的竟然只有一个中队，而且说起来很可怜，还是从川原旅团的指头缝里硬抠出来的。他们在鹰手营子大道上就遇到了挡道的：第26军独立第4旅。
一个连打一个旅，你就是再牛，人也忒少了点，结果日军很受伤，只好返回。不过他们并不甘心就此撤回承德，路上又折了回来，且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在正面晃来晃去，另一路绕道往兴隆赶。
本来才一个中队，又一拆两半，对于解兴隆之围当然等同于杯水车薪。
岛村没等到什么强有力的援兵，但由于有日机空投粮弹，他那几百人还很能守。要想一两天就把县署拿下，萧之楚也没这个本事。
兴隆县署短时间拿不下来，而如果把第26军主力一直放在兴隆的话，其西侧的墙子路及密云道路就难以保障，一旦日军以援兴隆为虚，以攻密云为实，直接占领密云，则南天门的第17军和兴隆的第26军都将处于危险之中。基于这个考虑，何应钦作出调整，让萧之楚把主力撤往墙子路坚守，只留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对兴隆县署内的日军进行围攻。
实际上，这时候“驱兴隆之敌，保南天门侧背安全”的既定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要不要把县署残余的那百来个日军消灭已不是很关键的事。因此，兴隆之战应该说打得很漂亮。
再到南天门这边，占领南天门中央阵地后，川原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不过让他郁闷的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事情却并不算完。
南天门没了，还有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
刘戡退到大小开岭，那里的阵地工事也很是坚固，日军又攻不过去了。川原所臆想的支那军队像古北口那样“大溃退”的“动人场景”并没如期出现，这让他大失所望。
毕竟南天门不是古北口，久经战阵的徐庭瑶比当时的杜聿明也要老辣得多。
经过大夜袭，川原旅团全体出动，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现在早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没力气再攻坚了。
川原想了想，毕竟已经拿下了一个中央阵地，给天长节“献礼”有了交代，于是也趁势见好就收，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攻击，以便喘口气，为下一轮进攻作准备。
南天门战役虽然已经结束，但还有两个疑点需要与各位探讨一下。
疑点之一，双方的伤亡数字。
这大概算是抗战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在这方面，无论是胜是败，双方的统计几乎从来就没有合拢过，总是各说各话。此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仅黄杰第2师就伤亡3104人，加上其它部队的损失，总计在5千人以上。如果说这方面的争议还不太大的话，最有争议的应该是下面这个：日方伤亡了多少。这个评估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两国主力精锐真正战力的对比。
按照第17军的公开说法，日方伤亡也至少在5000左右。从战役的进行状况和结果来看，显然中方的这个估计出入太大。如果川原旅团也损伤了这么多兵员，那下面就不用玩了。要知道，你就把川原自己都加进去，他那支部队满员了也不到6千人。
当然，中方做出这一判断，也并不完全是想冒功或者夸大战果。这与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对敌情的判断不足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实际上，在抗战中，我们对与己作战的 日军究竟有多少人马很多时候是很难判断准确的。一方面是日军善于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凶猛的火力容易给对手造成错觉，而我们却缺乏飞机侦察等有效 的情报手段。有很多资料表明，连那时的总指挥部，都认为参加南天门作战的绝不止一个旅团，而是至少在一个师团以上，由此得出一个过头的数据也情有可原。
按照日方战报，川原旅团在南天门一役中死伤一共是306人。其中又以第32联队（田中联队）损失最多，为160人，占到了全部伤亡数的一半。这样算起来，中日伤亡比率大致为1比16，也就是说即使是精兵对精兵，我们也必须得拿十六个换他一个。
疑点之二，八道楼子陷落之因。
应该说，南天门战役之所以失利，八道楼子的过早陷落相当关键。如果八道楼子一直被我掌握，日军火力优势不至发挥得如此酣畅淋漓，而第17军也应能坚持更多时日。
按照长城抗战的当事人杜聿明、郑洞国后来的回忆，八道楼子的陷落，其主因在于黄杰的失策以及那个“警戒连”的玩忽职守。
八道楼子失守，黄杰当然责无旁贷，这是毫无疑问。但把板子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也有些欠妥，至少作为南天门军事总指挥的徐庭瑶也得担上一点。总体而论， 南天门一战，反映了当时即使是中国军队最好的军事主官，与日军相比，在战术运用和机动性方面也有不小差距，并不止于一个八道楼子。
接着咱们再说到那个“警戒连”。杜郑二位言之凿凿，认为该连是因为聚众赌博，防守疏漏，才被日军晚上摸了营。杜聿明更是形象，说是徐庭瑶发火，要黄杰务必把八道楼子重新夺回时，有人还在旁边开了句玩笑话，言称“因赌博失守，是不是也要用赌博来收复呢？”这就算是坐实“因赌误事”了。
但黄杰师战后自己动手写的材料却否定了这一细节（看来有时候亲自动动笔还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时候能帮自己“辨诬”啊）。
按照黄杰师的记载，大概原先日军是想进行夜袭的，不过那天晚上正好天降大雪，路不好走，山不好爬（穿布鞋也不一定管用，最好是穿雨鞋），所以他们换到第二天早上进攻了。
夜袭肯定是误传，赌博，他们认为更没这回事。依据是日军早上5点半开炮的，中间打了好几个小时才出动步兵进攻，一大清早的，又是连轰带打，我们的官兵怎么可能再有闲情逸志坐下来赌博呢。
鉴于杜聿明和张洞国其时都不在八道楼子上面，误传的可能性的确很大。但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一定就没有，特别是平时不打仗的间隙，官兵不可能除了吃饭训练，就坐井观天什么都不干吧。
陈诚在中央军中向以军纪严明著称，自然是禁赌的典型，可有时也禁不住。据说他下面有一个主力师，聚赌的竟然还有团营长，结果有个刚上岗的旅长就去抓。
几个团营长不敢在军营里公开赌，他们是在一个旅馆里玩的。旅长跑过去的时候，这几个家伙早已闻风而逃了。可是因为逃得太急，外面的衣帽都没来得及拿走。旅长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衣帽全都抱走了。
这下好，人虽走脱，“皮”却没有了。没脸回部队啊。几个团营长就哭丧着脸去找师长求情。师长便把旅长找过去，告诉他，衣服还他们吧，训一顿就够了，难道你还真能撤他们职不成。
南天门是前线，不是后方，这个时候还赌博，可能性就值得商榷了，不过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八道楼子的防守的确有疏漏之处，否则也不会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总之，南天门丢了，其实没什么好叫屈的，说白了，这就是当时双方真实战力的反应。
可是有一个人怎么也想不通，他就是刘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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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2 pm
在黄埔一期生中，刘戡向以争强好胜著称。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个萧乾（不是当作家的那位）。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正值苏区红军鼎盛之时，前来“围剿”的***军队又是深入苏区，打起来很吃亏，所以在被红军以优势兵力围住时，一般情况下都是稀里哗啦，独有这个萧乾不避不走，带1个师与主力红军5个军团相抗，最后当然是顶不住，一个师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打没了。不过他这个已经是创奇迹了，当年“围剿”苏区的中央军整师整师被吃掉的都不在少数，更何况以一对五，能跑回来就算有本事的了。然而萧乾一回去就辞了职，原因是打了败仗，他实在“受不了”。
刘戡也有如此“恃勇骄傲”的性格。在他心里，自然是认为自己在这三个师中是最好的，然而现实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央阵地让黄杰师守着，甭管怎么说， 人家都守了那么久，就是南天门战役开始后，黄杰蹲在这里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可是落到自己手里，几个工事的方位都还没搞熟呢，就给弄丢了，这算怎么个事。
等着瞧，咱们重新来过。
刘戡憋着一口气，在大小开岭忙前忙后，准备跟川原再见高低。
南天门战役打完，第17军从军长徐庭瑶到刘戡等师级长官，再到普通官兵，可以说没一个满意的。事情明摆着，虽然口口声声说日本人也被打死了“5000”，但谁都清楚，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的打死了这么多鬼子，最为关键的南天门不也丢了么，你还能说这一仗不惨吗。
然而有一个人很满意，还不是普通人。
谁？
南京的老蒋。
在南天门丢掉的那一天（4月28日），老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役或足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乎也”。
毫无疑问，老蒋的情绪这么好，南天门那个“杀敌5000”的战果和兴隆之战获一小胜是其重要的兴奋点。比之于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杂牌军队，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是可以交代过去了，起码没有一触即溃，这不还在南天门那里跟日军缠斗着吗（当然是“南天门以南”了）。
同时，他这时候又多出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中日秘密谈判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时过境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虽然还在执行当中，但那个交涉的对象已经既非国联，也非英美等第三国，而变成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联就再也靠不着了。要命的是，就在那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却下达了向滦东进攻的预备作战命令，华北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国联交涉”的路断了，华北战场又很难有取胜的可能，老蒋只得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与美、英、法等列强大佬碰头，希望它们能出面调停一下。但很不幸，人怕凶，鬼怕恶，这句话真的一点不错。国与国之间其实也是如此。
外交部长罗文干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履任的，他对列强的这种“势利眼”看得最为清楚。据他说，在战役进行当中，只要轮到中国军队在前面打胜仗，英法大 使馆就会不停地打来电话，约他过去谈一谈（也就是要求居中调停），态度不知道有多好，感觉倍有面子。相反，日军占了优势，那就得你去求别人了，经常出现的 情况就是：傻呆呆地在人家大使馆里坐等, 等个个把钟头, 都不带理你的！
长城抗战打到现在，战况不言而喻。别说让你等了，列强们干脆把自家大门都关了起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日英同盟那个时代了，就算是西方大佬们，也已看出眼前的 东瀛早非吴下阿蒙，而是彻彻底底地长成了一只不听约束的亚洲恶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于是，这些国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没一个 愿意这个时候跑出来自找晦气的。
英国更好，堂堂“日不落帝国”，看到日本关东军如此凶猛，竟然看起了日本人的脸色，不仅不帮中国人说话，还低声下气地提出想组团到东北去和日本共同“开发资源”，当即被日本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第三国交涉”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剩下来的只有从先前中国最不愿意的“直接交涉”这条路上想想办法。
在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谈和的问题上，当时的党政军两巨头蒋汪是意见一致的，不过出发点却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为什么说蒋汪呢，因为后面那个汪又回来了。
自从和张学良闹翻辞职后，汪精卫先去上海，随后就以赴欧洲养病为名出了国。当时，热河战役刚刚结束，面对如此北方大省在短期内全部沦陷的事实，人们又想起了老汪下课前的预言，结果在舆论偏向上使他优势尽显，***内也出现了一片要求他回国主政的呼声。
见自己声价涨了上去，久经宦海的老汪自然很是得意，趁势开出价码，声称张学良必须辞职，否则他就不回来了。
等到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汪精卫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不过，人是回来了，思想却变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卖国贼”，汪派就是投降派。可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其实原先的老汪还属于标准的“主战派”，说起如何跟日本人干仗，那也 是一套又一套，蛮像那么一回事。当然，这正符合民国时候的特点，即武人多喜论政，文人更爱谈兵。老汪枪把子都没摸过，更没上过战场，可是最初也和普通国民 一样，开口闭口就是要打一下再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会战，甚至到热河战役前，他都坚定地认为可以与日一战。
在民国政坛上，汪氏给人的印象就是“变色龙”，其政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刚开始在***内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 言必称联俄联共，那句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就是他第一个喊出来的，可是宁汉分立后不久，眼见***失势，没多大一会，他就又摇身一 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对***喊打喊杀，势不两立。又比如，蒋汪胡三国大战，汪胡本来是联盟，然而他在看到蒋介石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 就果断地抛开了胡汉民，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 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 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最初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实际上，这时候***大员中有“无法抵抗”想法的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以汪为首而已。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并非是“怕”，而是另有打算。
蒋汪胡，当年***内的三个顶级强人（或曰三个冤家），各有各的性格特色。胡汉民爱钻死胡同，一点开不得玩笑。汪精卫是能言善辨，舌头上面能生莲花，但往 往心口不一，很容易改变主意。老蒋给人的印象则是“威”，喜怒不形于色，口才也谈不上好，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部下不怕他的。据说当年晋见他的将领中，有的因 为过于紧张，竟然内衣湿透，还有的当面应付过去了，临走时却由于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冒出众目睽睽之下滑倒在地的糗事。
我不知在哪里还曾看到过一则关于老蒋的秩事，说某次他的座机在空中遇险，众皆失色。然而蒋始终镇定自若，就象没事人一样，继续在座位上看书，直到警报解除。当然，你要说这是做秀也可以，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如此做秀，一般人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人，又是枪林弹雨里面过来的，很难设想他会如汪精卫那样，被对手“阵阵的炮弹”所震慑。毕竟，对他来说，“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自四月中旬滦东第一次大溃败后，蒋介石就想方设法，准备调集尽可能多的部队，以组织何应钦当初部署的第三防区。
先后接到征调令的共有4个师，包括李生达第72师、梁冠英第32师、上官云相第47师、冯钦哉第42师。
但这并不表明老蒋认为这一局他能赢。
华北前线的战况进行得究竟怎样，打仗打了大半辈子的老蒋怎么可能比没当过一天兵的老汪更糊涂呢。他也知道就算是大力宣传的29军，也只是在勉力支撑而已，长城防线终究是挡不住关东军攻势的，华北战事基本败局已定，滦东一线的首次崩溃、南天门失守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另一方面，在两广不仅不愿意帮他在江西战场上担责，甚至还可能抄袭其后路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孤注一掷，再从江西调出精兵北上与日军决战。要知道，当时的 中央红军正处于历史上最强悍的时期，而深入山沟去“剿”人家又历来是兵家难题，结果“剿”来“剿”去，就连中央军的主力师也经常被莫名其妙地给“剿”没 了。
罗文峪战役结束后仅仅2天时间，老蒋所倚重的嫡系部队——陈诚第11师（即猛人萧乾指挥的那个师）就在江西战场上被红军近乎全歼，与11师同遭厄运的还有另外2个主力师。陈诚闻讯当即引咎辞职，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四次围剿至此也以完败而告终。老蒋受打击之重无以复加，私下哀叹不已，称“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你只要看看老蒋准备充实华北第三防区的那4个师的成色就知道了：李生达是晋绥军的，那是托了阎锡山的面子从山西“商借”的；梁冠英原来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投过来，标准的杂牌军；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也戴着杂牌的帽子。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上官云相，好歹是从浙江调来的中央军。
说来说去，这时候的老蒋，实在是很难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打已经变成了没有办法，而且十分勉强，最好是能让他重新回到原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路上去，这样他才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这都是私底下的肚皮官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老蒋可不是这样的，那是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死不休的抗日意志的。
罗文峪战役一结束，他就亲自在河北保定接见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29军的首脑人物，并予以盛情款待。言谈间，他像个追星族一样，对拿大刀砍鬼子脑袋的“八卦”十分感兴趣，问这问那，乐得跟什么似的（“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就连南天门打成那个惨样，他不是还认为可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吗？
其实啊，这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因为老蒋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承认现阶段打不过日本人，要跟“小日本”谈和的话，就等于是像“九一八”后那样，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而这种蠢事，他蒋某人是绝不会再去干了。
当时的国内舆论，别说谈和了，只要不在一线的，几乎没多少人认为长城抗战会输，还以为我们在前线都干得很漂亮呢——不是还有说要举着大刀杀到东京去的吗？
退一步说，就算不漂亮，咱都得跟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打烂一个华北都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是光老百姓有，连外交部都是这么想的。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啊。在这方面，老蒋深谙“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道理。长城抗战打到一半，他和汪精卫两人都已在暗中策划“直接交涉”了。
“交涉”不可能他们两个亲自去，何况张口闭口“要把长城抗战进行到底”的老蒋还得避嫌，所以得找口风紧，能办事的。
照理，办外交应该由外交部出面。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对此实行根本性抵制，既使在日本退出国联，同时又找不到第三国调解的情况下，他依然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绝不会就中日问题进行直接交涉。
这位兄弟可不是这么说说而已，他真是这么做的。
“一二八”会战期间的中日谈判，为什么中国政府出面的始终是一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就因为外交部的老大罗文干反对谈判，他认为没什么好谈的，要干就干到底，打到日本把东北归还给我们为止。
老蒋喊他去商量外交事宜，他不敢当面直接顶撞老蒋，就冲着一旁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飚：你都不出兵去打，还让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何应钦秉性温和，不擅骂仗，一时间被他呛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蒋则只有低头沉默不语。
罗文干肯高高兴兴地去办外交，就只有一个时候，那就是第5军和19路军打了胜仗，老外主动打电话邀他去的时候。
可这样让人赏心悦目的机会能有多少？何况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长城抗战的局面早非淞沪会战时能比。
到长城抗战的中后期，胜仗几乎全是人家的，败仗全是我们的。
要说这位罗兄，外交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班毕业的，并获得过法律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时年不满二十岁的罗文干曾在全英英语演讲比赛中获 得第二名，当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人不可能不惊讶，打个比方，这就好象我们现在举行全国汉语演说大赛，结果亚军竟然是英国老外，那你也得把眼睛给瞪圆 了，不能不怀疑这老外的真实国籍和身份。
不过，罗文干的能力再强，一口伦敦音再标准，到中日需要“直接交涉”时也全无用处。说到底，他和国内的宋子文，国外的顾维钧一样，属于外交部原来的正宗， 即英美派是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英美外交家，而日本人的思维和做法跟英美人完全是两码事，英美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擅长，就更不用说坐下来谈了。
除了罗文干为首的英美派，当时外交部能出面跟日本人交涉的外交人才寥寥无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高宗武，此时尚未进入外交部。
罗文干的部长位子没法动，他本人又说服不了（这位连请外国使节调停都认为丢面子，拖着不肯去做），那就只有绕开外交部，另想它法了。
当时遍视朝野，除外交部外，有资历有能力办这件事的也有好几个，但在全国抗日声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这几位都不愿出头。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别的事情或尚可一试，惟卷入这个是非旋涡，则不是声名扫地，就可能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怎么办呢？
老汪向来是有***没办法，办法只能靠老蒋继续去想。
既要熟悉日本那边的情况，又要被日本人认可，既要有能力，又要有资历，既要敢参与谈判，又要有点能替他老蒋背黑锅、跳火坑的精神，一时半会，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难啊。
想来想去，老蒋终于想到一位，他决定请这个人出山。
不同以往的是，这个即将出来替他背黑锅的人，是他的结义兄弟，而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正值苏区红军鼎盛之时，前来“围剿”的***军队又是深入苏区，打起来很吃亏，所以在被红军以优势兵力围住时，一般情况下都是稀里哗啦，独有这个萧乾不避不走，带1个师与主力红军5个军团相抗，最后当然是顶不住，一个师三分之二的人都被打没了。不过他这个已经是创奇迹了，当年“围剿”苏区的中央军整师整师被吃掉的都不在少数，更何况以一对五，能跑回来就算有本事的了。然而萧乾一回去就辞了职，原因是打了败仗，他实在“受不了”。
刘戡也有如此“恃勇骄傲”的性格。在他心里，自然是认为自己在这三个师中是最好的，然而现实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央阵地让黄杰师守着，甭管怎么说， 人家都守了那么久，就是南天门战役开始后，黄杰蹲在这里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可是落到自己手里，几个工事的方位都还没搞熟呢，就给弄丢了，这算怎么个事。
等着瞧，咱们重新来过。
刘戡憋着一口气，在大小开岭忙前忙后，准备跟川原再见高低。
南天门战役打完，第17军从军长徐庭瑶到刘戡等师级长官，再到普通官兵，可以说没一个满意的。事情明摆着，虽然口口声声说日本人也被打死了“5000”，但谁都清楚，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真的打死了这么多鬼子，最为关键的南天门不也丢了么，你还能说这一仗不惨吗。
然而有一个人很满意，还不是普通人。
谁？
南京的老蒋。
在南天门丢掉的那一天（4月28日），老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役或足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乎也”。
毫无疑问，老蒋的情绪这么好，南天门那个“杀敌5000”的战果和兴隆之战获一小胜是其重要的兴奋点。比之于29军、晋绥军、东北军这些杂牌军队，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是可以交代过去了，起码没有一触即溃，这不还在南天门那里跟日军缠斗着吗（当然是“南天门以南”了）。
同时，他这时候又多出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中日秘密谈判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时过境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虽然还在执行当中，但那个交涉的对象已经既非国联，也非英美等第三国，而变成直接与日本打交道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至此，国联就再也靠不着了。要命的是，就在那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却下达了向滦东进攻的预备作战命令，华北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国联交涉”的路断了，华北战场又很难有取胜的可能，老蒋只得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与美、英、法等列强大佬碰头，希望它们能出面调停一下。但很不幸，人怕凶，鬼怕恶，这句话真的一点不错。国与国之间其实也是如此。
外交部长罗文干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天履任的，他对列强的这种“势利眼”看得最为清楚。据他说，在战役进行当中，只要轮到中国军队在前面打胜仗，英法大 使馆就会不停地打来电话，约他过去谈一谈（也就是要求居中调停），态度不知道有多好，感觉倍有面子。相反，日军占了优势，那就得你去求别人了，经常出现的 情况就是：傻呆呆地在人家大使馆里坐等, 等个个把钟头, 都不带理你的！
长城抗战打到现在，战况不言而喻。别说让你等了，列强们干脆把自家大门都关了起来。因为这毕竟不是日英同盟那个时代了，就算是西方大佬们，也已看出眼前的 东瀛早非吴下阿蒙，而是彻彻底底地长成了一只不听约束的亚洲恶虎，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惹得起的。于是，这些国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没一个 愿意这个时候跑出来自找晦气的。
英国更好，堂堂“日不落帝国”，看到日本关东军如此凶猛，竟然看起了日本人的脸色，不仅不帮中国人说话，还低声下气地提出想组团到东北去和日本共同“开发资源”，当即被日本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
如此一来，“第三国交涉”的道路就被堵死了。剩下来的只有从先前中国最不愿意的“直接交涉”这条路上想想办法。
在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谈和的问题上，当时的党政军两巨头蒋汪是意见一致的，不过出发点却有非常微妙的差异。
为什么说蒋汪呢，因为后面那个汪又回来了。
自从和张学良闹翻辞职后，汪精卫先去上海，随后就以赴欧洲养病为名出了国。当时，热河战役刚刚结束，面对如此北方大省在短期内全部沦陷的事实，人们又想起了老汪下课前的预言，结果在舆论偏向上使他优势尽显，***内也出现了一片要求他回国主政的呼声。
见自己声价涨了上去，久经宦海的老汪自然很是得意，趁势开出价码，声称张学良必须辞职，否则他就不回来了。
等到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汪精卫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高高兴兴地回来继续当他的行政院长。不过，人是回来了，思想却变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汪精卫是“卖国贼”，汪派就是投降派。可是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其实原先的老汪还属于标准的“主战派”，说起如何跟日本人干仗，那也 是一套又一套，蛮像那么一回事。当然，这正符合民国时候的特点，即武人多喜论政，文人更爱谈兵。老汪枪把子都没摸过，更没上过战场，可是最初也和普通国民 一样，开口闭口就是要打一下再说。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会战，甚至到热河战役前，他都坚定地认为可以与日一战。
在民国政坛上，汪氏给人的印象就是“变色龙”，其政策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他刚开始在***内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 言必称联俄联共，那句著名的口号“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就是他第一个喊出来的，可是宁汉分立后不久，眼见***失势，没多大一会，他就又摇身一 变成了最坚决的右派，对***喊打喊杀，势不两立。又比如，蒋汪胡三国大战，汪胡本来是联盟，然而他在看到蒋介石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 就果断地抛开了胡汉民，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 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 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最初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实际上，这时候***大员中有“无法抵抗”想法的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以汪为首而已。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并非是“怕”，而是另有打算。
蒋汪胡，当年***内的三个顶级强人（或曰三个冤家），各有各的性格特色。胡汉民爱钻死胡同，一点开不得玩笑。汪精卫是能言善辨，舌头上面能生莲花，但往 往心口不一，很容易改变主意。老蒋给人的印象则是“威”，喜怒不形于色，口才也谈不上好，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部下不怕他的。据说当年晋见他的将领中，有的因 为过于紧张，竟然内衣湿透，还有的当面应付过去了，临走时却由于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冒出众目睽睽之下滑倒在地的糗事。
我不知在哪里还曾看到过一则关于老蒋的秩事，说某次他的座机在空中遇险，众皆失色。然而蒋始终镇定自若，就象没事人一样，继续在座位上看书，直到警报解除。当然，你要说这是做秀也可以，不过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如此做秀，一般人恐怕还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人，又是枪林弹雨里面过来的，很难设想他会如汪精卫那样，被对手“阵阵的炮弹”所震慑。毕竟，对他来说，“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实际上，自四月中旬滦东第一次大溃败后，蒋介石就想方设法，准备调集尽可能多的部队，以组织何应钦当初部署的第三防区。
先后接到征调令的共有4个师，包括李生达第72师、梁冠英第32师、上官云相第47师、冯钦哉第42师。
但这并不表明老蒋认为这一局他能赢。
华北前线的战况进行得究竟怎样，打仗打了大半辈子的老蒋怎么可能比没当过一天兵的老汪更糊涂呢。他也知道就算是大力宣传的29军，也只是在勉力支撑而已，长城防线终究是挡不住关东军攻势的，华北战事基本败局已定，滦东一线的首次崩溃、南天门失守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另一方面，在两广不仅不愿意帮他在江西战场上担责，甚至还可能抄袭其后路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孤注一掷，再从江西调出精兵北上与日军决战。要知道，当时的 中央红军正处于历史上最强悍的时期，而深入山沟去“剿”人家又历来是兵家难题，结果“剿”来“剿”去，就连中央军的主力师也经常被莫名其妙地给“剿”没 了。
罗文峪战役结束后仅仅2天时间，老蒋所倚重的嫡系部队——陈诚第11师（即猛人萧乾指挥的那个师）就在江西战场上被红军近乎全歼，与11师同遭厄运的还有另外2个主力师。陈诚闻讯当即引咎辞职，对中央苏区的所谓第四次围剿至此也以完败而告终。老蒋受打击之重无以复加，私下哀叹不已，称“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你只要看看老蒋准备充实华北第三防区的那4个师的成色就知道了：李生达是晋绥军的，那是托了阎锡山的面子从山西“商借”的；梁冠英原来是冯玉祥的部队，后来投过来，标准的杂牌军；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也戴着杂牌的帽子。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上官云相，好歹是从浙江调来的中央军。
说来说去，这时候的老蒋，实在是很难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打已经变成了没有办法，而且十分勉强，最好是能让他重新回到原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路上去，这样他才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这都是私底下的肚皮官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老蒋可不是这样的，那是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死不休的抗日意志的。
罗文峪战役一结束，他就亲自在河北保定接见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29军的首脑人物，并予以盛情款待。言谈间，他像个追星族一样，对拿大刀砍鬼子脑袋的“八卦”十分感兴趣，问这问那，乐得跟什么似的（“神情欢愉，面有喜色”）。
就连南天门打成那个惨样，他不是还认为可以“挫寇氛而振革命士气”吗？
其实啊，这都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因为老蒋非常清楚，如果公开承认现阶段打不过日本人，要跟“小日本”谈和的话，就等于是像“九一八”后那样，把自己放到火上去烤，而这种蠢事，他蒋某人是绝不会再去干了。
当时的国内舆论，别说谈和了，只要不在一线的，几乎没多少人认为长城抗战会输，还以为我们在前线都干得很漂亮呢——不是还有说要举着大刀杀到东京去的吗？
退一步说，就算不漂亮，咱都得跟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打烂一个华北都在所不惜。这个观点不是光老百姓有，连外交部都是这么想的。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啊。在这方面，老蒋深谙“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道理。长城抗战打到一半，他和汪精卫两人都已在暗中策划“直接交涉”了。
“交涉”不可能他们两个亲自去，何况张口闭口“要把长城抗战进行到底”的老蒋还得避嫌，所以得找口风紧，能办事的。
照理，办外交应该由外交部出面。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对此实行根本性抵制，既使在日本退出国联，同时又找不到第三国调解的情况下，他依然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绝不会就中日问题进行直接交涉。
这位兄弟可不是这么说说而已，他真是这么做的。
“一二八”会战期间的中日谈判，为什么中国政府出面的始终是一个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就因为外交部的老大罗文干反对谈判，他认为没什么好谈的，要干就干到底，打到日本把东北归还给我们为止。
老蒋喊他去商量外交事宜，他不敢当面直接顶撞老蒋，就冲着一旁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飚：你都不出兵去打，还让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何应钦秉性温和，不擅骂仗，一时间被他呛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蒋则只有低头沉默不语。
罗文干肯高高兴兴地去办外交，就只有一个时候，那就是第5军和19路军打了胜仗，老外主动打电话邀他去的时候。
可这样让人赏心悦目的机会能有多少？何况此一时彼一时，现在长城抗战的局面早非淞沪会战时能比。
到长城抗战的中后期，胜仗几乎全是人家的，败仗全是我们的。
要说这位罗兄，外交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班毕业的，并获得过法律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时年不满二十岁的罗文干曾在全英英语演讲比赛中获 得第二名，当时震动英伦三岛——英国人不可能不惊讶，打个比方，这就好象我们现在举行全国汉语演说大赛，结果亚军竟然是英国老外，那你也得把眼睛给瞪圆 了，不能不怀疑这老外的真实国籍和身份。
不过，罗文干的能力再强，一口伦敦音再标准，到中日需要“直接交涉”时也全无用处。说到底，他和国内的宋子文，国外的顾维钧一样，属于外交部原来的正宗， 即英美派是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英美外交家，而日本人的思维和做法跟英美人完全是两码事，英美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擅长，就更不用说坐下来谈了。
除了罗文干为首的英美派，当时外交部能出面跟日本人交涉的外交人才寥寥无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高宗武，此时尚未进入外交部。
罗文干的部长位子没法动，他本人又说服不了（这位连请外国使节调停都认为丢面子，拖着不肯去做），那就只有绕开外交部，另想它法了。
当时遍视朝野，除外交部外，有资历有能力办这件事的也有好几个，但在全国抗日声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这几位都不愿出头。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别的事情或尚可一试，惟卷入这个是非旋涡，则不是声名扫地，就可能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怎么办呢？
老汪向来是有***没办法，办法只能靠老蒋继续去想。
既要熟悉日本那边的情况，又要被日本人认可，既要有能力，又要有资历，既要敢参与谈判，又要有点能替他老蒋背黑锅、跳火坑的精神，一时半会，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
难啊。
想来想去，老蒋终于想到一位，他决定请这个人出山。
不同以往的是，这个即将出来替他背黑锅的人，是他的结义兄弟，而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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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3 pm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特别，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 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老蒋——就好象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我说过，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缓缓流过去了。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的别墅主人，不光有老蒋，还有他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所完全掩没的人。
他叫黄郛。他住过的房子，叫做白云山馆。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一样，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提到过民国有一个“巾帼英雄”唐群英。她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死党，辛亥革命时期，曾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风光一时无二，而这支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即为沈亦云。
唐群英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她和另一个女子敢死队的“虎将”沈佩贞曾经一道扇过宋教仁的巴掌，还砸过报馆，闹过参议院，三天两头能登上报纸头条。
与这两位相比，沈亦云要安静得多，也没有什么出格之举。但她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当时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却是《水浒传》，一不满朝廷便揭竿而起，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沈亦云的话没有错，当年在她带领下排满争女权的女英雄们后来尽入此间窠臼。唐群英泯然众人，而沈佩贞则干脆到袁大总统下面混了个差事，在民国新闻中也慢慢地蜕变成了类似芙蓉姐姐一样的人物。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曾经的革命理想，已经了无痕迹。在看穿这一切后，她便和她的夫婿黄郛隐居莫干山中，从此轻易不愿过问政事，并拒绝和热衷于内战的一切人士来往。
这位黄夫人，我总把她设想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那样的女子，秀外慧中，绝顶聪明，能洞察世间一切，同时又能轻轻放下，不亦奇哉。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应义弟老蒋之召，黄郛还是下山了，从此，他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最后累死方休，身后却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想当年，老蒋和陈其美（又名陈英士）、黄郛在上海桃园三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老蒋还特铸剑两把，分赠二位兄长，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当时黄郛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竟然真的要帮着这个义弟尝“甘苦”并一直尝到死。
年轻时候的老蒋曾声称，如果让他大哥陈其美办党，二哥黄郛办政，他自己搞军事，则天下可大定矣。
这样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实现，老大陈其美死得最早，老蒋还没真正发迹时就被袁世凯给剌死了，失去了帮他尝“甘苦”的机会。
老二黄郛也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摄政内阁总理，政治和外交经验都很丰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复出后的老蒋委任为南京政府第一位外交部长。
他是民国“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所谓“改订新约”，其实就是王正廷“革命外交”政策的前身。但是很快，他就中了招。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义兄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把黄郛的外交部长职务给免掉了。
济南惨案发生时，黄郛又是发电报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又是要求国联制裁，还尝试找各国列强进行调解。外交上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到头来却招来一片骂声，似乎他才是该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冤枉至极，却又无处可以申诉。
人还在，心却死了一大半。
他和夫人沈亦云决意隐居山中，潜心学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间，包括老蒋在内，多次邀其重新到政府内担当要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这次，他拿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却踌躇起来，拿起又放下。
老蒋对他这位义兄的个性可以说了如指掌，早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停顿地给莫干山中的黄郛发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黄郛出山助他，而是将其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录给对方看。
这都是当时中央一等一的顶级机密。老蒋这么做，除了不把义兄当外人以外，就是要让黄郛了解华北形势的危急程度，同时将他的疑惑摆到黄郛面前：究竟该如何处理华北问题。
蒋大使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在日期间曾尝试与日本政要进行接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外长罗文干的坚决反对，只好被迫中止。
当时正是国联交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虽然暗里支持蒋作宾，希望给自己留个后手，但表面上他对内对外都不敢这么说，而是断然否认有关他支持直接交涉的说法，斥之为“谣传”。
华北问题如何处理，老蒋肚子里也有一份答案，但他偏要装出一副懵懂未解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义兄。
黄郛的心被完全搅乱了，他不得不放下佛经，陷入思考：怎么办？
他第一次给老蒋复电，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黄郛认为，华北问题与东北问题完全不同，后者或可等待，前者却决不可等，在军事用兵、国联干涉、它国调停等各种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万不得已，必须进行直接对日交涉。
因为东北以前向称关外，“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钱税均不交付中央，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密切，因而可以暂时以不承认为敷衍，等待国联或者其它机会再行收复。
华北平津你丢掉试试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丢掉了一个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区，绝大部分铁路，占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指天津），足以覆盖北方，影响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指北平）。
如此，国家今后还有何机会可恢复元气？所以华北“决非东北可比”，得失相当关键，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平津的目的。
老蒋被说得频频点头，对，太对了，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和条件，直接交涉，我找不到人干啊。
话挑明了，路留给了黄郛选择。
一条路，继续在山中悠闲安逸地生活下去，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既不太能出去实际也不需要出去，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也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
但老蒋无疑希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实在太多。
同时过往的教训，也再明白不过地提示他：这可能是一个比办济南外交时更大更深的一座火坑。
黄郛夜不能寐，思虑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等听到古北口既失，长城一线风声鹤唳，他终于站了起来。
下山。即便真的不可为之，也要故且一试。
消息传出，知道内情的亲戚们皆来劝阻。
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郛肯定在山里念佛把脑子给念坏了。
傻瓜都知道，这次出山，只会有过，不会有功，眼前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明摆着就是一个深得没底的大火坑。
史册上记载的此类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近代的李鸿章，去订一个《马关条约》，被日本剌客的子弹打得血染官袍，情急之下竟不惜利用此伤与日人在签定条约时讨价还价。结果怎么样，仍然惹来一世骂名。在国人眼中，签个条约甚至比甲午海战的失败责任还要大！
那李鸿章说起来，毕竟还是负责任的国相，官位在身，难辞其咎。你黄郛这算怎么回事呢，这种差使，别人躲还来不及（包括那些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中央大员们），你却硬要睁着眼睛往火坑里面跳！
为做官享福吗？以前让你去你不去，偏挑这种时候，真是脑子秀逗了。
为兄弟情分吗？你顾及，别人未必顾及，事情万一搞砸，还不是一样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很清楚的，可是现在国家到了这种紧迫的地步，我能够只为自己考虑吗？（“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又完卵！”）
我相信，只要上天真的眷顾我，是一定能够帮国家把这件事情办成的（“天若恋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未来之路绝非坦途，必荆棘丛生，泥泞满地，黄郛深知这一点，因此下山后行事时时处处都非常谨慎小心。
首站，他来到上海，找的第一个人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根本博（陆大34期）。
有的人可能以为老蒋把黄郛请下山，是由于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黄郛与日本的渊源，只是早年在那里留过学（就是老蒋呆过的那个振武学校），又在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人，也仅限于东瀛的一些思想自由人士，而且都谈不上深交。
下了山后，他同样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好，就连见个根本博，都得带上自己的名片。
那么根本博为什么肯与他接触呢？
一直以来，黄郛都有一个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虽然属于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却始终拒绝加入***。即使应老蒋所请，短期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时，他的身份也还是非***员。实际上，他从未真正进入过***和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
作为一个当时尚无官职在身的民间人士，又不是***员，双方谈起来可不涉及根本政策，彼此进退的余地自然就要大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吉明。他跟前任重光葵一样，在对华政策上算是比较清醒一点的人，主张见好就收，抢了热河后就赶紧回家点钱，因此跟天皇裕仁的想法颇有契合之处。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也认为有必要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一下，可是罗文干主持的中国外交部却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再看看中国民间的舆论，也是喊打喊杀，没一个肯善罢甘休的，便又只好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现在出来一个黄郛，此人过往在中国政坛的声誉一向很好，尤其据说很守信，从不干“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事。
你还别说，虽然日本政客自己的名声在外面糟得可以，却很在意别人的信用，时时刻刻都惟恐对手也同他们一样搞欺诈这一套。
简单来说，黄郛之所以能担当交涉之责，并不是他跟日本政府有什么很深厚的关系或瓜葛，而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试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黄郛特地把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叫上，和根本博面对面一块谈。
这次见面，虽然只是就中日局势泛泛而谈，并未涉及华北停战问题。但于中日实现“直接交涉”而言，却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特别是在此前，关东军通过发动滦东战役，第一次尽取滦东，中方劣势尽显，长城一线的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能在此时开始接触，对老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一天裕仁接见真崎，提到了关东军“违旨”越过长城作战的事，随后武藤便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长城一线。
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北局面瞬息数变，武藤很快又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天皇准许其入关作战的旨意，随即发起南天门战役。
现在看来，老蒋在日记上写下的那句话，实在有很多自我安慰兼安慰他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心里是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南天门战役败了，还败得很惨，如今的长城防线，除中线喜峰口日军兵力不强，29军又有两下子，所以尚能一守外，东西线均成了“楼脆脆”。
现在既然黄郛已帮他同日本人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那就要赶紧利用。
这回出马的不是黄郛，而是军政部次长陈仪。
如果说黄郛与根本博开的还是普通的民间茶话会的话，以军政部大员身份出场的陈仪就要进入正题了，那就是希望赶快启动停战谈判。
4月27日，陈仪和根本博见面，前者提出中日双方是否有停战谈和的可能。
当时南天门中央阵地还未失守，但关东军司令部却已通过侦察机得到了岛村大队在兴隆被围困的消息。
“皇军”此时“军容正盛”，根本博当然不好意思明说要中国军队给他撤退或者解围，只好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暗示陈仪：只要你们从南天门后撤，同时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停战就有希望。
陈仪回去，马上跟北平的何应钦进行联系，看他的态度。
何应钦没说什么，转过身就让南天门的刘戡继续加强防守，兴隆的萧之楚继续加强进攻。
如果我们守的守住了，攻的攻下了，凭什么要停。
但是到4月29日，情况不对了，守的没守住，攻的也没能攻得下来。
南天门方面，刘戡师把中央阵地给丢了，只好撤到以南的预备阵地。
兴隆方面，密云道路在第27军主力参与防守后，倒是固若金汤，再也不怕日军抄袭了，但兴隆县署却始终攻不下来。
有人说，这是何应钦把主力调走的结果，但事实上，后来参与围攻县署的仍有2个步兵团和1个山炮连。光从兵力上来看，他们要远远超过县署里面的日军，问题是这时候的岛村残部既无枪弹匮乏之忧，又退无可退，绝望之中迸发出的能量也着实不容小觑。面对这种情形，如果一味硬攻，便都只能白白牺牲于日军枪口之下了。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围而不打，困死他们。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条件也在丧失。日军三路援兵越来越近，特别是南天门战役结束后，正面的川原旅团和在承德看家的铃木旅团都可以腾出手支援了。
事到如今，围困县署的那2团1连再不撤，就得被人家围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应钦赶紧命令萧之楚把兴隆的留守部队撤至墙子路一线，加固工事，以防日军援兵集结后发动进攻。
果然，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原先安排好的援兵如期而至，包括铃木旅团谷义联队在内的第二批援兵也到了兴隆。
如果晚撤一会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何应钦下达撤围命令后，就告诉上海的陈仪：南天门退了，兴隆撤了，你快去跟日本人讲条件吧。
于是，陈仪又找到根本博，告诉他，你提的条件我们这边都答应了，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根本博也不傻，他发了个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核对情况是否属实。
武藤一接到电报就来了气。
如果兴隆撤围还有那么一点影子的话，南天门那边算怎么回事，是他们让给我们的吗？否，是我们关东军自己打下来的！他们不让也得让。
这时候，由于关东军撤出了滦东，中国东线部队又重新越过滦河，暂时“收复”了滦东大部地区。
因此，武藤提出，要我停下来不打也可以，但条件不是那个早已过时的南天门。只有中国军队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以西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大家才有得谈。
根本博收到武藤的回电后，如此这般跟陈仪一说。陈仪把话又带回来，大家一合计，都觉得日本人既然如此表态，那就是有商有量的意思，这样我们进可与之再打，退可与之谈判，华北应保无虞。
老蒋当时所认为的秘密谈判所出现的“曙光”就是指的这束“光”。
可是这束“光”并没能维持多久，确切地说，仅仅3天。
关东军在南天门一停下来，那个做特务不行，对打仗却热情有加的板垣又跳了出来。他人在天津，耳朵却伸到了上海。根本博与陈仪谈话的内容都被他知道了，于是急得大叫，并立即给武藤发了个电报过去。
这次当然又是拿他的“华北策反”说事。
据板垣说，他负责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就等“点火”的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候，你们却要停战议和，在前线“欲行妥协”，实在是“荒唐无稽”得不行。
末了，这位兄弟还旧事重提，不无抱怨地指出，以前关东军从滦东撤退的时候，就曾经造成“反蒋意志沮丧”的严重后果。现在南天门打赢了，同志们的士气才刚刚鼓起来，这回你们要是又准备歇摊不干的话，那后果可就更加严重了。
让板垣没想到的是，武藤在接到板垣的电报后，却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激动，还挺反感。
滦东那档子事不提也就罢了，提了就让他生气：你以前不是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吗，我打南天门，就是为了配合“发难”的，但他现在人呢？
武藤把两份电报摆一起，一份是根本博的，一份是板垣的。
听根本博的吧，不甘心，听板垣的吧，又觉得不靠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却使他眼前一亮。
这是北平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陆大32期）发来的。他的态度很明确：此时停战绝对不合时宜。
照永津的说法，何应钦虽在华北接替张学良主持军政，但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派军队协调一致，地方与中央仍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只要大军在外面一逼一压，其内部一乱，我们就可以从中做文章了。
武藤何等老谋深算，他马上领会了永津的用意。
鉴于板垣在他心中的份量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提出的那个“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计策自然也相应贬值。
太笼统，太不知所云了，只有永津说得对，就是要谈和，也要迫他们和，就是要内变，也需要施以必要的外压（“外以迫和为主，内以策动为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日，武藤下令，关东军越进关内，全线进攻！
随着华北战场干戈再起，老蒋眼前关于停战谈判的“曙光”又一次熄灭了，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方胜无把握，后方交涉无门的窘境。
我说过，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缓缓流过去了。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的别墅主人，不光有老蒋，还有他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所完全掩没的人。
他叫黄郛。他住过的房子，叫做白云山馆。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一样，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张鸣先生在《历史的底稿》中，曾提到过民国有一个“巾帼英雄”唐群英。她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死党，辛亥革命时期，曾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风光一时无二，而这支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即为沈亦云。
唐群英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她和另一个女子敢死队的“虎将”沈佩贞曾经一道扇过宋教仁的巴掌，还砸过报馆，闹过参议院，三天两头能登上报纸头条。
与这两位相比，沈亦云要安静得多，也没有什么出格之举。但她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当时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却是《水浒传》，一不满朝廷便揭竿而起，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沈亦云的话没有错，当年在她带领下排满争女权的女英雄们后来尽入此间窠臼。唐群英泯然众人，而沈佩贞则干脆到袁大总统下面混了个差事，在民国新闻中也慢慢地蜕变成了类似芙蓉姐姐一样的人物。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曾经的革命理想，已经了无痕迹。在看穿这一切后，她便和她的夫婿黄郛隐居莫干山中，从此轻易不愿过问政事，并拒绝和热衷于内战的一切人士来往。
这位黄夫人，我总把她设想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那样的女子，秀外慧中，绝顶聪明，能洞察世间一切，同时又能轻轻放下，不亦奇哉。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应义弟老蒋之召，黄郛还是下山了，从此，他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最后累死方休，身后却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想当年，老蒋和陈其美（又名陈英士）、黄郛在上海桃园三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老蒋还特铸剑两把，分赠二位兄长，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当时黄郛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竟然真的要帮着这个义弟尝“甘苦”并一直尝到死。
年轻时候的老蒋曾声称，如果让他大哥陈其美办党，二哥黄郛办政，他自己搞军事，则天下可大定矣。
这样的“理想”当然永远不可能实现，老大陈其美死得最早，老蒋还没真正发迹时就被袁世凯给剌死了，失去了帮他尝“甘苦”的机会。
老二黄郛也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摄政内阁总理，政治和外交经验都很丰富。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被复出后的老蒋委任为南京政府第一位外交部长。
他是民国“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所谓“改订新约”，其实就是王正廷“革命外交”政策的前身。但是很快，他就中了招。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鼎沸，老蒋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义兄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把黄郛的外交部长职务给免掉了。
济南惨案发生时，黄郛又是发电报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又是要求国联制裁，还尝试找各国列强进行调解。外交上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到头来却招来一片骂声，似乎他才是该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冤枉至极，却又无处可以申诉。
人还在，心却死了一大半。
他和夫人沈亦云决意隐居山中，潜心学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此间，包括老蒋在内，多次邀其重新到政府内担当要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然而这次，他拿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却踌躇起来，拿起又放下。
老蒋对他这位义兄的个性可以说了如指掌，早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便不停顿地给莫干山中的黄郛发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出要黄郛出山助他，而是将其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录给对方看。
这都是当时中央一等一的顶级机密。老蒋这么做，除了不把义兄当外人以外，就是要让黄郛了解华北形势的危急程度，同时将他的疑惑摆到黄郛面前：究竟该如何处理华北问题。
蒋大使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的，在日期间曾尝试与日本政要进行接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外长罗文干的坚决反对，只好被迫中止。
当时正是国联交涉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虽然暗里支持蒋作宾，希望给自己留个后手，但表面上他对内对外都不敢这么说，而是断然否认有关他支持直接交涉的说法，斥之为“谣传”。
华北问题如何处理，老蒋肚子里也有一份答案，但他偏要装出一副懵懂未解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义兄。
黄郛的心被完全搅乱了，他不得不放下佛经，陷入思考：怎么办？
他第一次给老蒋复电，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黄郛认为，华北问题与东北问题完全不同，后者或可等待，前者却决不可等，在军事用兵、国联干涉、它国调停等各种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万不得已，必须进行直接对日交涉。
因为东北以前向称关外，“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钱税均不交付中央，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密切，因而可以暂时以不承认为敷衍，等待国联或者其它机会再行收复。
华北平津你丢掉试试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丢掉了一个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区，绝大部分铁路，占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指天津），足以覆盖北方，影响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指北平）。
如此，国家今后还有何机会可恢复元气？所以华北“决非东北可比”，得失相当关键，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华北平津的目的。
老蒋被说得频频点头，对，太对了，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环境和条件，直接交涉，我找不到人干啊。
话挑明了，路留给了黄郛选择。
一条路，继续在山中悠闲安逸地生活下去，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既不太能出去实际也不需要出去，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也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
但老蒋无疑希望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实在太多。
同时过往的教训，也再明白不过地提示他：这可能是一个比办济南外交时更大更深的一座火坑。
黄郛夜不能寐，思虑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等听到古北口既失，长城一线风声鹤唳，他终于站了起来。
下山。即便真的不可为之，也要故且一试。
消息传出，知道内情的亲戚们皆来劝阻。
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郛肯定在山里念佛把脑子给念坏了。
傻瓜都知道，这次出山，只会有过，不会有功，眼前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明摆着就是一个深得没底的大火坑。
史册上记载的此类例子还少吗？远的不说，近代的李鸿章，去订一个《马关条约》，被日本剌客的子弹打得血染官袍，情急之下竟不惜利用此伤与日人在签定条约时讨价还价。结果怎么样，仍然惹来一世骂名。在国人眼中，签个条约甚至比甲午海战的失败责任还要大！
那李鸿章说起来，毕竟还是负责任的国相，官位在身，难辞其咎。你黄郛这算怎么回事呢，这种差使，别人躲还来不及（包括那些本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中央大员们），你却硬要睁着眼睛往火坑里面跳！
为做官享福吗？以前让你去你不去，偏挑这种时候，真是脑子秀逗了。
为兄弟情分吗？你顾及，别人未必顾及，事情万一搞砸，还不是一样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
黄郛沉默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我很清楚的，可是现在国家到了这种紧迫的地步，我能够只为自己考虑吗？（“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又完卵！”）
我相信，只要上天真的眷顾我，是一定能够帮国家把这件事情办成的（“天若恋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未来之路绝非坦途，必荆棘丛生，泥泞满地，黄郛深知这一点，因此下山后行事时时处处都非常谨慎小心。
首站，他来到上海，找的第一个人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根本博（陆大34期）。
有的人可能以为老蒋把黄郛请下山，是由于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其实并不是这样。
黄郛与日本的渊源，只是早年在那里留过学（就是老蒋呆过的那个振武学校），又在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实习过一段时间，所谓认识人，也仅限于东瀛的一些思想自由人士，而且都谈不上深交。
下了山后，他同样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找谁好，就连见个根本博，都得带上自己的名片。
那么根本博为什么肯与他接触呢？
一直以来，黄郛都有一个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虽然属于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却始终拒绝加入***。即使应老蒋所请，短期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时，他的身份也还是非***员。实际上，他从未真正进入过***和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
作为一个当时尚无官职在身的民间人士，又不是***员，双方谈起来可不涉及根本政策，彼此进退的余地自然就要大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驻华公使是有吉明。他跟前任重光葵一样，在对华政策上算是比较清醒一点的人，主张见好就收，抢了热河后就赶紧回家点钱，因此跟天皇裕仁的想法颇有契合之处。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也认为有必要跟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一下，可是罗文干主持的中国外交部却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再看看中国民间的舆论，也是喊打喊杀，没一个肯善罢甘休的，便又只好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现在出来一个黄郛，此人过往在中国政坛的声誉一向很好，尤其据说很守信，从不干“忽友忽敌”、“朝三暮四”的事。
你还别说，虽然日本政客自己的名声在外面糟得可以，却很在意别人的信用，时时刻刻都惟恐对手也同他们一样搞欺诈这一套。
简单来说，黄郛之所以能担当交涉之责，并不是他跟日本政府有什么很深厚的关系或瓜葛，而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相安”的不二人选。
经过一系列的互相试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19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黄郛特地把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叫上，和根本博面对面一块谈。
这次见面，虽然只是就中日局势泛泛而谈，并未涉及华北停战问题。但于中日实现“直接交涉”而言，却已算是一个破冰之旅。特别是在此前，关东军通过发动滦东战役，第一次尽取滦东，中方劣势尽显，长城一线的平衡局面被完全打破，能在此时开始接触，对老蒋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一天裕仁接见真崎，提到了关东军“违旨”越过长城作战的事，随后武藤便不得不把部队撤往长城一线。
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华北局面瞬息数变，武藤很快又通过“内部关系”拿到了天皇准许其入关作战的旨意，随即发起南天门战役。
现在看来，老蒋在日记上写下的那句话，实在有很多自我安慰兼安慰他人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心里是实实在在很清楚的：南天门战役败了，还败得很惨，如今的长城防线，除中线喜峰口日军兵力不强，29军又有两下子，所以尚能一守外，东西线均成了“楼脆脆”。
现在既然黄郛已帮他同日本人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那就要赶紧利用。
这回出马的不是黄郛，而是军政部次长陈仪。
如果说黄郛与根本博开的还是普通的民间茶话会的话，以军政部大员身份出场的陈仪就要进入正题了，那就是希望赶快启动停战谈判。
4月27日，陈仪和根本博见面，前者提出中日双方是否有停战谈和的可能。
当时南天门中央阵地还未失守，但关东军司令部却已通过侦察机得到了岛村大队在兴隆被围困的消息。
“皇军”此时“军容正盛”，根本博当然不好意思明说要中国军队给他撤退或者解围，只好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暗示陈仪：只要你们从南天门后撤，同时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停战就有希望。
陈仪回去，马上跟北平的何应钦进行联系，看他的态度。
何应钦没说什么，转过身就让南天门的刘戡继续加强防守，兴隆的萧之楚继续加强进攻。
如果我们守的守住了，攻的攻下了，凭什么要停。
但是到4月29日，情况不对了，守的没守住，攻的也没能攻得下来。
南天门方面，刘戡师把中央阵地给丢了，只好撤到以南的预备阵地。
兴隆方面，密云道路在第27军主力参与防守后，倒是固若金汤，再也不怕日军抄袭了，但兴隆县署却始终攻不下来。
有人说，这是何应钦把主力调走的结果，但事实上，后来参与围攻县署的仍有2个步兵团和1个山炮连。光从兵力上来看，他们要远远超过县署里面的日军，问题是这时候的岛村残部既无枪弹匮乏之忧，又退无可退，绝望之中迸发出的能量也着实不容小觑。面对这种情形，如果一味硬攻，便都只能白白牺牲于日军枪口之下了。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围而不打，困死他们。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条件也在丧失。日军三路援兵越来越近，特别是南天门战役结束后，正面的川原旅团和在承德看家的铃木旅团都可以腾出手支援了。
事到如今，围困县署的那2团1连再不撤，就得被人家围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应钦赶紧命令萧之楚把兴隆的留守部队撤至墙子路一线，加固工事，以防日军援兵集结后发动进攻。
果然，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原先安排好的援兵如期而至，包括铃木旅团谷义联队在内的第二批援兵也到了兴隆。
如果晚撤一会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
何应钦下达撤围命令后，就告诉上海的陈仪：南天门退了，兴隆撤了，你快去跟日本人讲条件吧。
于是，陈仪又找到根本博，告诉他，你提的条件我们这边都答应了，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根本博也不傻，他发了个电报给关东军司令部，核对情况是否属实。
武藤一接到电报就来了气。
如果兴隆撤围还有那么一点影子的话，南天门那边算怎么回事，是他们让给我们的吗？否，是我们关东军自己打下来的！他们不让也得让。
这时候，由于关东军撤出了滦东，中国东线部队又重新越过滦河，暂时“收复”了滦东大部地区。
因此，武藤提出，要我停下来不打也可以，但条件不是那个早已过时的南天门。只有中国军队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以西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大家才有得谈。
根本博收到武藤的回电后，如此这般跟陈仪一说。陈仪把话又带回来，大家一合计，都觉得日本人既然如此表态，那就是有商有量的意思，这样我们进可与之再打，退可与之谈判，华北应保无虞。
老蒋当时所认为的秘密谈判所出现的“曙光”就是指的这束“光”。
可是这束“光”并没能维持多久，确切地说，仅仅3天。
关东军在南天门一停下来，那个做特务不行，对打仗却热情有加的板垣又跳了出来。他人在天津，耳朵却伸到了上海。根本博与陈仪谈话的内容都被他知道了，于是急得大叫，并立即给武藤发了个电报过去。
这次当然又是拿他的“华北策反”说事。
据板垣说，他负责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就等“点火”的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候，你们却要停战议和，在前线“欲行妥协”，实在是“荒唐无稽”得不行。
末了，这位兄弟还旧事重提，不无抱怨地指出，以前关东军从滦东撤退的时候，就曾经造成“反蒋意志沮丧”的严重后果。现在南天门打赢了，同志们的士气才刚刚鼓起来，这回你们要是又准备歇摊不干的话，那后果可就更加严重了。
让板垣没想到的是，武藤在接到板垣的电报后，却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激动，还挺反感。
滦东那档子事不提也就罢了，提了就让他生气：你以前不是说“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吗，我打南天门，就是为了配合“发难”的，但他现在人呢？
武藤把两份电报摆一起，一份是根本博的，一份是板垣的。
听根本博的吧，不甘心，听板垣的吧，又觉得不靠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两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三份电报，这份电报却使他眼前一亮。
这是北平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佐比重（陆大32期）发来的。他的态度很明确：此时停战绝对不合时宜。
照永津的说法，何应钦虽在华北接替张学良主持军政，但并不能真正做到对各派军队协调一致，地方与中央仍有相当大的矛盾，现在只要大军在外面一逼一压，其内部一乱，我们就可以从中做文章了。
武藤何等老谋深算，他马上领会了永津的用意。
鉴于板垣在他心中的份量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提出的那个“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计策自然也相应贬值。
太笼统，太不知所云了，只有永津说得对，就是要谈和，也要迫他们和，就是要内变，也需要施以必要的外压（“外以迫和为主，内以策动为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日，武藤下令，关东军越进关内，全线进攻！
随着华北战场干戈再起，老蒋眼前关于停战谈判的“曙光”又一次熄灭了，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前方胜无把握，后方交涉无门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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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4 pm
此时的北平上空，早已是阴云密布。
自从老蒋秘密来北平开过那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和黄绍竑就常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至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 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谈空说法夜不眠”），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拄杖落地心茫然”）。
快撤，刚才还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因为老蒋的军事会议一开完，两人就明白了，接下来的重点，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么把大家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南天门和冷口滦东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做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放松，也间接地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的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京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正如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所说的那样，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跑到居仁堂，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性，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利，远不是能够惹事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前面无法支撑，后面援兵不继，何黄日日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局外人如陈公博者，又岂知当局者之难哉。
但至少南京的老蒋是知道的，而且他已断定仅靠何黄二人，已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早在陈仪在上海与根本博初步接触时，南京政府方面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酝酿协助或者接替何黄的人选。
当时出台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起用已居上海的段祺瑞，第二方案是起用山西的阎锡山，第三方案就是起用刚刚出山的黄郛。
老蒋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一个方案。
段祺瑞一北洋老翁，年纪一大把，如何能让他出来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而且这趟差不比寻常，非常敏感，也是素重名节的段所不一定能接受的。
至于阎锡山，你把华北大权交给他，他倒一定很乐意，问题是对内，其它山头派系不一定服他，对外，他有***员的身份，官方色彩太浓，日本人又容易挑剌。
最好的人选还是义兄黄郛。
对老蒋的这一决定，素来拿不定主意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眼前一亮，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就在5月3日关东军再次下达攻击令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宣布即将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该会委员长，代表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华北政务及对日交涉。
把黄郛请出来，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绕过“榆木脑袋”似的外交部，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为什么现在又要让他主管政务呢？
不是老蒋偏私，想捡个肥缺给自己兄弟，而是这活在当时没人愿干。
因为大家都清楚，作为华北政务负责人，以后的很大一块任务就是要应付日本人，这应付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至少是一年两年，是个人都得被折腾死。
不说别的，一个北平市市长的乌纱帽，老蒋送了半天都没能送得出去。起先他要黄绍竑来兼任，可对方只愿打打短工，不愿服这种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苦役”。
没办法，再找丁文江。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不过他在研究地质结构之余，却对“文人论政”有特别的喜好，曾经写过“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等雷人文章，对这些军政巨头和风云人物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在当时的华北知识界名躁一时，风头直逼胡适。
现在真的蒋介石找上门来了。
我说你也不要假如不假如了，直接让你做北平市市长，肩起“张学良、蒋介石”都为之发怵的责任，让你尽情地过把瘾，怎么样？
丁文江一听扭头就跑。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可我不会武术，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网撒下去，一个上当的没有。老蒋只好把这份苦差事又交给了他那任劳任怨的义兄。原本他还希望黄郛来个一肩挑，把华北的党政军务全部接过去，但黄郛很明白分寸所在，明确自己并非***员，不能管党务，且何应钦已负责军务，所以只接受了政务的任命。
黄郛当然知道即将面对的这副担子有多重，一个华北政务，一个与日谈判，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都是能要人命的差使。尤其是后者，自从武藤给了底之后，根本博 就咬死不放，表示如果中方不答应关东军要求的停战线，所谓停战谈判连门都没有。但另一方面，这时候的老蒋和何应钦都还对刚刚展开的华北战事或多或少抱有一 点希翼，他们认为应该维持原状，不能再往后退了。
夹在中间的黄郛左右两难，加上南方舆论对谈和反应强烈，他只好先停在上海不动，等北方有了消息再说。
其实在内心里，他何尝不愿意听到或者看到奇迹的发生呢。
可是奇迹，真的会从天而降吗？
武藤这次下令出击，不比以往，是下了点狠心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给华北中国守军以“铁锤的打击”，彻底挫败对手“挑战的意志”。
到此时，他已完全看穿了中国守军的薄弱点，柿子先朝软的捏，因此一出手就从东线开始。对于他来说，这么做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关东军第一次从滦东撤出后，中国军队又回来了，并一直推进到北戴河一带，这就叫做“对皇军的挑衅”。
反正理由都是他自个编的，怎么说都可以。
为此，他这次着重加强了东线力量，配合熊本师团作战的，除服部旅团外，还有专门从东北抽调过来的干贺旅团。
中国滦东守军本已失去长城险关，在平原上更无法抵御，所以没几下子，刚刚“收复”的失地就又丢了。
熊本师团5月7日完成全部作战准备，正式向滦东发动进攻，仅用两天时间，就使中日两军再次恢复到了隔滦河对峙的状态。
南天门这边，弘前师团一看熊本师团的人这么有种，顿时也气焰大盛，马上行动起来。
5月10日，天还没亮，弘前师团就出动了。
川原上次是靠什么拿下南天门的？夜袭。
师团长西义指挥时，照搬照套，又伸脚踏进了同一块水塘。
他出动了500人，在火炮支援下，向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没搞定。
刘戡的“气焰”也很盛，蹩足了劲准备把场子扳回来，德造枪械一齐上，结结实实揍了他们一下。
不过，我已经说了，这是试探。因为厉害的在后面。
紧跟着，川原旅团、铃木旅团各出一个主力联队，兵力增加10倍，重拳出击，带着风声呼地一下就抡了过来。
这次进攻，日军一反常态，拿出了一副人生不混出头就决不甘心的狠劲出来，摆着密集队形，光着个脑袋拼命朝阵地冲。
如果仅仅是排着队往枪口上撞，那叫傻蛋，有多少都不够咱们机枪扫的，但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一件致胜利器，那就是在南天门战役中屡试不爽的坦克。
冲锋的时候，鬼子兵都躲在坦克后面，我们的德造步枪和捷克机枪再好，也只能打在钢板上，而他们却可以猛不丁地跳出来把我们给撂倒。
刘戡师2个团固守，但在日军的人海战术加钢铁打击下，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打残了。
还有1个团，再上。
打到下午，只剩下三分之一，两个军事主官：团长受重伤，副团长当场战死。
刘戡已经杀红了眼。在没有预备队可派的情况下，干脆把身边的卫生兵、辎重兵、炊事兵这些平常用不着打仗的“杂役兵”都组织起来，带着他们往前冲，指望能收复失地，但此时败局已定，任凭你再勇也无济于事了。
笔架山阵地陷落，已失去作战能力的刘戡师后退10里，进入了下一道预备阵地。
得亏徐庭瑶的预备阵地筑了整整6道，要不然还真不够使的。
在日军夜袭中再次败北的刘戡悲愤难当，如果说上次是没有准备，这次算是准备充分了，但仍然是一天解决问题。
他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
对于真正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的军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怎么努力也扳不回龙头。
我这个还叫德械师呢，仗打成这样，以后有何面目再苟活人世？
刘戡的参谋长早就注意到了师长精神恍惚，大概要寻死的人事前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预兆的，因此早有预防，和其他人一起，一把将刘戡手里的枪抢了过去。
接下来当然得劝。虽然俗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我们中国的老俗话太多了，正的反的都有，这不还另有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
经大家如此一哄，刘戡想想也对，自己的一百多斤留着还能再打鬼子，这才不寻死觅活地闹腾了。
难题又抛给了第17军军长徐庭瑶，刘戡师眼看不能再打了，得换人。
所谓换人，有什么人可换？无非还是把三个师再重新倒腾一遍。
徐庭瑶一看各师情况，最早残掉的关麟征师此时正在北平郊区休整，黄杰师则正在往密云这边行军，本来也是要进行休整的。
休整补充计划提前结束，通知两师：前线十万火急，全部回援。
晚上，郑洞国在走夜路。
他们这个旅落在后面，可歪打正着，最早接到指挥部的鸡毛信。
二话不说，拔足飞奔。
匆匆忙忙赶到阵地，把早已歪的歪，倒的倒的刘戡师换下来，气还没匀上一口，弘前师团就追过来了。
这是5月11日的中午，郑洞国带着刚刚还在急行军，其实也很疲惫的2千之众，抵挡日军5千人马，打了几个小时后，眼看又要顶不住了。
此时罗奇旅还没跟上来，郑洞国同样面临着没有预备队可派的窘境。
拼了。
郑洞国奋身而起，甩掉上身军装，穿一件白衬衫，挥舞着手枪，带着身边最后的一个特务排，哇哇叫着冲到了第一线。
这个镜头虽然很是励志，但也太容易招子弹了。不过还好，郑洞国比关麟征的运气要好多了，子弹穿来穿去没穿到身上来，而且很快，此举的积极效应也出来了，所谓兵随将转，郑洞国这一发狠，官兵人人奋勇，一场血战，总算又熬到了天黑。
如是者连斗两天，弘前师团晚上袭，白天攻，像吃了龟鳖丸似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而且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强。
黄杰师和关麟征师这时先后回援到位，一左一右，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没别的办法，只能且战且退。
先退7里，再退6里，又两道预备阵地没了。
至此，作为预备阵地核心的大小开岭已被日军完全控制。
战斗进入了第四道预备阵地：石匣。
徐庭瑶发现日军这次进展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坦克部队发挥了作用，因此专门在石匣部署了炮兵阵地，用以进行压制。
这支炮兵部队的骨干力量是独立炮兵第4团，团长为孔庆桂。
孔庆桂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对炮兵这一行堪称专家能手，连当时一般的黄埔将领都对他很是尊敬，称之为“孔老师”。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进入保卫大四川 的最紧张时期，孔庆桂在六战区做炮兵指挥官，干得相当出彩，甚至把宜昌的日军飞机场都给轰掉了，弄得日机一度都没法飞重庆去空袭。
有了这位专家在前面指导，中国炮的准头好多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也不得不慢下来。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炮兵在石匣不停地打炮，咱们连前面那两天都可能坚持不了了。
等到步兵一退入石匣，炮兵阵地离日军近了，当然也离危险更近了。
中国炮已成日军心腹之患，非铲除不可。
在百武俊吉大尉的指挥下，日军战车第一中队也用上了夜袭这一招，他们利用92式重型装甲车速度快疾的特点，绕过步兵，突然对左侧突前的炮兵阵地进行了突袭。
炮兵自身没有多少防卫能力，在敌坦克的冲击下损失惨重。炮兵第4团第9连全体尽没，拥有的4门野炮悉被摧毁。
右侧的中国炮兵阵地也噩运连连，虽然未遭坦克的突袭，却因专心炮击，位置基本未变动，结果给对方的炮兵给盯上了，咣嚓咣嚓一顿打，野炮也立马瘫下去3门。
可怜我们的炮兵部队一共也没几门炮，剩下的又要顾头又要顾脚，既防坦克更防大炮，当然打得不爽了。
趁这机会，日军坦克摇头摆尾，又神气上了。
到5月13日中午，吃力最多的左侧黄杰师的防线已大为动摇。
徐庭瑶预感到第4道也守不住了，急命杜聿明，从其部队中分出一个旅向左后侧称动，以便在黄杰师背后8里处的第5道预备阵地设防，将前者接应出来。
调整很快，可是没有日军进攻的速度快。
杜聿明的这个旅还没完全进入阵地，越打越亢奋的百武俊吉，就带着他的坦克中队，穿过石匣，直接对该阵地发动攻击！
由于伤亡剧增，当夜，两师不得不放弃石匣和第5道阵地，继续后撤。
这时候整整六道预备阵地，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预备阵地。
经历前面五度守关后，第17军继南天门战役后再遭重创，伤亡达4000余人，一半的部队打没了。
自从老蒋秘密来北平开过那次军事会议后，何应钦和黄绍竑就常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至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 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谈空说法夜不眠”），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拄杖落地心茫然”）。
快撤，刚才还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因为老蒋的军事会议一开完，两人就明白了，接下来的重点，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么把大家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南天门和冷口滦东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做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悠闲，多么的放松，也间接地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的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京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正如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所说的那样，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跑到居仁堂，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性，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利，远不是能够惹事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前面无法支撑，后面援兵不继，何黄日日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局外人如陈公博者，又岂知当局者之难哉。
但至少南京的老蒋是知道的，而且他已断定仅靠何黄二人，已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早在陈仪在上海与根本博初步接触时，南京政府方面就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酝酿协助或者接替何黄的人选。
当时出台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起用已居上海的段祺瑞，第二方案是起用山西的阎锡山，第三方案就是起用刚刚出山的黄郛。
老蒋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一个方案。
段祺瑞一北洋老翁，年纪一大把，如何能让他出来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而且这趟差不比寻常，非常敏感，也是素重名节的段所不一定能接受的。
至于阎锡山，你把华北大权交给他，他倒一定很乐意，问题是对内，其它山头派系不一定服他，对外，他有***员的身份，官方色彩太浓，日本人又容易挑剌。
最好的人选还是义兄黄郛。
对老蒋的这一决定，素来拿不定主意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也眼前一亮，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就在5月3日关东军再次下达攻击令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宣布即将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该会委员长，代表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华北政务及对日交涉。
把黄郛请出来，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绕过“榆木脑袋”似的外交部，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为什么现在又要让他主管政务呢？
不是老蒋偏私，想捡个肥缺给自己兄弟，而是这活在当时没人愿干。
因为大家都清楚，作为华北政务负责人，以后的很大一块任务就是要应付日本人，这应付起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至少是一年两年，是个人都得被折腾死。
不说别的，一个北平市市长的乌纱帽，老蒋送了半天都没能送得出去。起先他要黄绍竑来兼任，可对方只愿打打短工，不愿服这种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苦役”。
没办法，再找丁文江。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不过他在研究地质结构之余，却对“文人论政”有特别的喜好，曾经写过“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等雷人文章，对这些军政巨头和风云人物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在当时的华北知识界名躁一时，风头直逼胡适。
现在真的蒋介石找上门来了。
我说你也不要假如不假如了，直接让你做北平市市长，肩起“张学良、蒋介石”都为之发怵的责任，让你尽情地过把瘾，怎么样？
丁文江一听扭头就跑。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可我不会武术，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一网撒下去，一个上当的没有。老蒋只好把这份苦差事又交给了他那任劳任怨的义兄。原本他还希望黄郛来个一肩挑，把华北的党政军务全部接过去，但黄郛很明白分寸所在，明确自己并非***员，不能管党务，且何应钦已负责军务，所以只接受了政务的任命。
黄郛当然知道即将面对的这副担子有多重，一个华北政务，一个与日谈判，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都是能要人命的差使。尤其是后者，自从武藤给了底之后，根本博 就咬死不放，表示如果中方不答应关东军要求的停战线，所谓停战谈判连门都没有。但另一方面，这时候的老蒋和何应钦都还对刚刚展开的华北战事或多或少抱有一 点希翼，他们认为应该维持原状，不能再往后退了。
夹在中间的黄郛左右两难，加上南方舆论对谈和反应强烈，他只好先停在上海不动，等北方有了消息再说。
其实在内心里，他何尝不愿意听到或者看到奇迹的发生呢。
可是奇迹，真的会从天而降吗？
武藤这次下令出击，不比以往，是下了点狠心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给华北中国守军以“铁锤的打击”，彻底挫败对手“挑战的意志”。
到此时，他已完全看穿了中国守军的薄弱点，柿子先朝软的捏，因此一出手就从东线开始。对于他来说，这么做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关东军第一次从滦东撤出后，中国军队又回来了，并一直推进到北戴河一带，这就叫做“对皇军的挑衅”。
反正理由都是他自个编的，怎么说都可以。
为此，他这次着重加强了东线力量，配合熊本师团作战的，除服部旅团外，还有专门从东北抽调过来的干贺旅团。
中国滦东守军本已失去长城险关，在平原上更无法抵御，所以没几下子，刚刚“收复”的失地就又丢了。
熊本师团5月7日完成全部作战准备，正式向滦东发动进攻，仅用两天时间，就使中日两军再次恢复到了隔滦河对峙的状态。
南天门这边，弘前师团一看熊本师团的人这么有种，顿时也气焰大盛，马上行动起来。
5月10日，天还没亮，弘前师团就出动了。
川原上次是靠什么拿下南天门的？夜袭。
师团长西义指挥时，照搬照套，又伸脚踏进了同一块水塘。
他出动了500人，在火炮支援下，向南天门以南的预备阵地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没搞定。
刘戡的“气焰”也很盛，蹩足了劲准备把场子扳回来，德造枪械一齐上，结结实实揍了他们一下。
不过，我已经说了，这是试探。因为厉害的在后面。
紧跟着，川原旅团、铃木旅团各出一个主力联队，兵力增加10倍，重拳出击，带着风声呼地一下就抡了过来。
这次进攻，日军一反常态，拿出了一副人生不混出头就决不甘心的狠劲出来，摆着密集队形，光着个脑袋拼命朝阵地冲。
如果仅仅是排着队往枪口上撞，那叫傻蛋，有多少都不够咱们机枪扫的，但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一件致胜利器，那就是在南天门战役中屡试不爽的坦克。
冲锋的时候，鬼子兵都躲在坦克后面，我们的德造步枪和捷克机枪再好，也只能打在钢板上，而他们却可以猛不丁地跳出来把我们给撂倒。
刘戡师2个团固守，但在日军的人海战术加钢铁打击下，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打残了。
还有1个团，再上。
打到下午，只剩下三分之一，两个军事主官：团长受重伤，副团长当场战死。
刘戡已经杀红了眼。在没有预备队可派的情况下，干脆把身边的卫生兵、辎重兵、炊事兵这些平常用不着打仗的“杂役兵”都组织起来，带着他们往前冲，指望能收复失地，但此时败局已定，任凭你再勇也无济于事了。
笔架山阵地陷落，已失去作战能力的刘戡师后退10里，进入了下一道预备阵地。
得亏徐庭瑶的预备阵地筑了整整6道，要不然还真不够使的。
在日军夜袭中再次败北的刘戡悲愤难当，如果说上次是没有准备，这次算是准备充分了，但仍然是一天解决问题。
他拔出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
对于真正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的军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怎么努力也扳不回龙头。
我这个还叫德械师呢，仗打成这样，以后有何面目再苟活人世？
刘戡的参谋长早就注意到了师长精神恍惚，大概要寻死的人事前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预兆的，因此早有预防，和其他人一起，一把将刘戡手里的枪抢了过去。
接下来当然得劝。虽然俗话说得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我们中国的老俗话太多了，正的反的都有，这不还另有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
经大家如此一哄，刘戡想想也对，自己的一百多斤留着还能再打鬼子，这才不寻死觅活地闹腾了。
难题又抛给了第17军军长徐庭瑶，刘戡师眼看不能再打了，得换人。
所谓换人，有什么人可换？无非还是把三个师再重新倒腾一遍。
徐庭瑶一看各师情况，最早残掉的关麟征师此时正在北平郊区休整，黄杰师则正在往密云这边行军，本来也是要进行休整的。
休整补充计划提前结束，通知两师：前线十万火急，全部回援。
晚上，郑洞国在走夜路。
他们这个旅落在后面，可歪打正着，最早接到指挥部的鸡毛信。
二话不说，拔足飞奔。
匆匆忙忙赶到阵地，把早已歪的歪，倒的倒的刘戡师换下来，气还没匀上一口，弘前师团就追过来了。
这是5月11日的中午，郑洞国带着刚刚还在急行军，其实也很疲惫的2千之众，抵挡日军5千人马，打了几个小时后，眼看又要顶不住了。
此时罗奇旅还没跟上来，郑洞国同样面临着没有预备队可派的窘境。
拼了。
郑洞国奋身而起，甩掉上身军装，穿一件白衬衫，挥舞着手枪，带着身边最后的一个特务排，哇哇叫着冲到了第一线。
这个镜头虽然很是励志，但也太容易招子弹了。不过还好，郑洞国比关麟征的运气要好多了，子弹穿来穿去没穿到身上来，而且很快，此举的积极效应也出来了，所谓兵随将转，郑洞国这一发狠，官兵人人奋勇，一场血战，总算又熬到了天黑。
如是者连斗两天，弘前师团晚上袭，白天攻，像吃了龟鳖丸似的，精神好得不得了，而且兵力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强。
黄杰师和关麟征师这时先后回援到位，一左一右，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没别的办法，只能且战且退。
先退7里，再退6里，又两道预备阵地没了。
至此，作为预备阵地核心的大小开岭已被日军完全控制。
战斗进入了第四道预备阵地：石匣。
徐庭瑶发现日军这次进展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坦克部队发挥了作用，因此专门在石匣部署了炮兵阵地，用以进行压制。
这支炮兵部队的骨干力量是独立炮兵第4团，团长为孔庆桂。
孔庆桂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对炮兵这一行堪称专家能手，连当时一般的黄埔将领都对他很是尊敬，称之为“孔老师”。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进入保卫大四川 的最紧张时期，孔庆桂在六战区做炮兵指挥官，干得相当出彩，甚至把宜昌的日军飞机场都给轰掉了，弄得日机一度都没法飞重庆去空袭。
有了这位专家在前面指导，中国炮的准头好多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也不得不慢下来。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炮兵在石匣不停地打炮，咱们连前面那两天都可能坚持不了了。
等到步兵一退入石匣，炮兵阵地离日军近了，当然也离危险更近了。
中国炮已成日军心腹之患，非铲除不可。
在百武俊吉大尉的指挥下，日军战车第一中队也用上了夜袭这一招，他们利用92式重型装甲车速度快疾的特点，绕过步兵，突然对左侧突前的炮兵阵地进行了突袭。
炮兵自身没有多少防卫能力，在敌坦克的冲击下损失惨重。炮兵第4团第9连全体尽没，拥有的4门野炮悉被摧毁。
右侧的中国炮兵阵地也噩运连连，虽然未遭坦克的突袭，却因专心炮击，位置基本未变动，结果给对方的炮兵给盯上了，咣嚓咣嚓一顿打，野炮也立马瘫下去3门。
可怜我们的炮兵部队一共也没几门炮，剩下的又要顾头又要顾脚，既防坦克更防大炮，当然打得不爽了。
趁这机会，日军坦克摇头摆尾，又神气上了。
到5月13日中午，吃力最多的左侧黄杰师的防线已大为动摇。
徐庭瑶预感到第4道也守不住了，急命杜聿明，从其部队中分出一个旅向左后侧称动，以便在黄杰师背后8里处的第5道预备阵地设防，将前者接应出来。
调整很快，可是没有日军进攻的速度快。
杜聿明的这个旅还没完全进入阵地，越打越亢奋的百武俊吉，就带着他的坦克中队，穿过石匣，直接对该阵地发动攻击！
由于伤亡剧增，当夜，两师不得不放弃石匣和第5道阵地，继续后撤。
这时候整整六道预备阵地，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密云以北的九松山预备阵地。
经历前面五度守关后，第17军继南天门战役后再遭重创，伤亡达4000余人，一半的部队打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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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5 pm
五道预备阵地战斗之激烈，还有一个人可以作证。
此人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光头刘玉章。
这位老兄所在团不是被徐庭瑶要回来修预备阵地的吗？阵地修完后，他们这个团就守在预备阵地上，任务有一半是做督战队，防止有怕死的溜后面去。
结果刘玉章第一个看到的是刘戡师。
刘光头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看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名符其实的火爆脾气。在他看来，谁退都行，刘戡师不能退，因为他们先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德械师嘛，怎么能如此不经打呢。
依他的性子，最好是当众把刘戡本人也给拦住了，然后断喝一声：给我上去打鬼子！
那你倒看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刘戡师人形都快打没了，而且是奉命撤下去的，你冲他着什么急，发什么火啊。
果然，刘戡师到底还是和他的老部队黄杰师换了防，郑洞国顶上。
别埋怨了，跟着一起打吧。
亲身这么一打，光头不再说怪话了，原来鬼子是真的太凶猛，难怪连德械师都扛不住。
据刘玉章自己说，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嘴里就没闲过，除了喊口号，振奋士气外，就是不断地向团长呼叫增援。
团长很够意思，果真不断地给他添援兵。
第一天，增了2 个连。第二天，又增了2 个连。
增到最后，团长一看，就剩下自个这个光杆团长了。
可刘玉章还在要人。
团长实在无兵可派，只好向兄弟部队求救，从那里又拉来2个连，给了这个很牛的营长。
刘光头那里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加一块，前后共有11个连，都给他这么一个营长指挥，简直创纪录了。
两天之后，除了迫击炮连长位置稍居后，还安然无恙外，10个连长非死即伤，没一个完整的。
要增援的部队卖力，自己就得先豁得出去。刘玉章本营的一个排长跑回来向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排都打完了，如今就剩了他一个。
光头把眼睛一瞪：那你不是还站在我面前吧，去，打完为止！
本来打仗这么疯狂，疯到死都是有可能的（窃以为叫他刘疯子似乎更确切一些），高潮时候，鬼子打了一黑枪，他右臂中弹，从山坡上滚落，血流满身。
团长闻讯后，一面令刘玉章继续带伤指挥，一面找其他营长前去接替。
听到前面10个连长全倒了，连刘玉章都挂了彩，那被点名前去接替的营长腿都软了。
团指挥所离前线没多少路，可这位仁兄硬是走了5个多小时，直到战场上枪声已经渐渐沉寂，才姗姗来迟。
光头固然猛不可当，但也足见其时战场之惨烈，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又轮到何应钦发愁了。
第17军三个师伤的伤，残的残，再不调到后面去补充，根本就没有力气跟小鬼子玩了
侧背还有一个萧之楚，把他拉上去吧。于是，第26军星夜换防九松山阵地。
九松山后，就是密云，也就是到了先前日本人提出，而老蒋和何应钦都觉得“要价”太高的那个停战线。
那么，这条线现在还有效吗？
何应钦很想知道，因此他急电上海，让黄郛再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
这些日子里，黄郛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一天都没有闲着。在宣布即将成立北平政整会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根本博，见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本人。
对黄郛出线，有吉明是很高兴的。
在这之前，他甚至已答应黄郛的要求，对日本在中国的报纸媒体发布新闻统制令，要求凡围绕北平政整会的事情可以报道，但不得在评论中出现诸如“中国政府态度缓和”、“这是直接交涉的第一步”一类明显剌激中国外交部和民众的字眼。
黄郛同样知道有吉明的心思，因此，在这次会面中，他流露出了一旦北上主持政务，会跟日本“有话好好说”的意思。对于有吉明至为关心的满洲问题，黄郛不答是，也不答否，只是说这个事情双方到时可以再谈。
对于这个表态，有吉明相当在意，别说以前了，就现在，对于坐下来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满洲等问题，中国外交部都从未松过口。
黄郛虽然不代表外交部，但毕竟已是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的华北政务负责人，王命在身，且向来说到做到，在有吉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要谈，就要跟这样的人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
说实话，对于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以战逼和的方式，有吉明本人是相当不认同的。他认为这样蛮干，只会把中国逼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最后搞得华北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反而影响“满洲国”的“国境”安全和日本的既得利益。
和黄郛见过面后，有吉明抑制不住兴奋，当下就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外相内田发电报，说了黄郛一大堆好话，建议外务省对黄郛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外务省对国民政府派员北上主持政务这件事，起先是很不乐意的，原因是以前的华北政权由东北军掌握，自从张学良下野后，名义上处于空白，而日本政府一直 心怀叵测，他们从对华分而治之的目的出发，宁愿华北与中央对立，由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或至少地方独立政权控制，以便于他们可以从中操控和挑唆。
有吉明这一吹风，使内田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虽然都是中央任命的，但此“员”非彼“员”，既然你说黄郛这人比较上路，那就让他来吧，我们不反对。
日本政府笑脸相迎，黄郛却不笑，也不走。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
他问根本博：是不是我们的军队按照你们设定的停战线，撤到密云，你们就可以停止进攻了？
根本博有了前面跟陈仪交涉的经验，怕再有变化，就去问关东军，让他们拿一个权威的说法出来。
武藤随口答了一句：支那军队只要退到我们炮兵打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
黄郛一估算，密云应该算在“炮程不及之地”，因此，在何应钦来询问时，他便按照这个说法进行回复。
战事不利，何应钦已没有多少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听说原定的停战线仍然有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敦促黄郛尽快北上。
看到停战已有可能，何应钦又催得甚急，5月15日，黄郛终于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真正的艰险之途。
尽管国联干涉和第三国调停，在当时都已频于绝望，但在越炒越热的国内舆论环境之下，和日本人发生直接交涉甚至停战谈判，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不能认同的。
一些“爱国团体”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敢参加中日谈判，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一接到家里，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中央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中央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此时的华北战场形势，比黄郛原来在上海预想的还要糟得多，简直可以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在收到黄郛从上海发来的回电后，何应钦认为与日本已经交涉成功，就着手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的怀柔。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撤，不是还有一个萧之楚第26军和最后一道预备阵地吗，为什么不跟日本鬼子再拼一把？
那拼完怎么办，莫非平津就不守了。何应钦的算盘是，一方面按照停战条件，可保证日军不再穷追不放，另一方面怀柔北部也有山地，在防守上并不是全无凭恃。
5月15日当天，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撤退的命令后，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部队。随着萧之楚第26军最后撤离九松山，南天门以及南天门以南的六道预备阵地，至此全部失守。
部队的撤退总是伴随着浓浓的悲情。在大部分物资转运密云后侧的怀柔后，尚有几百袋大米来不及运走。
此时，怀柔城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已逃离，为了不把粮食留下资敌，第17军负责断后的部队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
浇了煤油正准备点火，有个看庙的老道跑来，双膝跪下，要求当兵的不要烧。
因为城里还有几个死也不愿离家的老人，万一点起火没法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救火，人遭殃还是小事，可密云城也许从此就要毁掉了。
是啊，仗打输了，可是留下来的人还要活着，逃走的人还可能再回来，这座城市还需要继续延续它古老的生命，给他们留一点希望吧。
部队最终没有点火。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道，战争越残酷，越显其珍贵。
两个多月的时间，第17军（也包括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忠骨遍于古北口和南天门附近，因部队匆匆撤离，根本来不及掩埋，又是一位出家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位看庙的老和尚。
这位法师带着徒弟们以及当地乡亲，捡拾烈士遗骨，从远处背来好土（本地多石少土），遂建成一墓，这就是著名的“肉丘坟”。
据说夜深人静之时，附近村民常能从这里听到喊杀之声不绝如缕，又说后来曾有一队日军晚上经过此处，竟绕坟一夜无法走出，或曰鬼迷路，最后不得不跪下磕头后才得以回营。
对这些说法，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尽管我并不迷信。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不亦壮哉。
作为整体的古北口战役虽然失败了，但精神不灭，徐庭瑶和他的一班弟子们从此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不仅走出了一批抗倭名将，还诞生了中国数得着的机械化铁甲兵团。
也许耳边还会响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草鞋》。
我以前只把它当成单纯的校园歌曲，其实不是，因为第17军的官兵当年正是这样穿着破烂的草鞋，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泛指长城关口），不断“启航”的。
虽然后来他们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受了太多的“半世纪漂泊的沧桑”，然而我敢断定，“山海关”永是他们梦中最值得追忆的所在。
撤出密云后，何应钦转而以北平为中心，重新部署防守阵形。
第17军大部分屯守怀柔、顺义一线，进行休整和补充，独抽出刘戡师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这些部队皆为疲惫残破之师，实际无法立即投入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棋子。
这就是黄绍竑先前通过“又骗又吓”的方式，把孙殿英顶上去，从而换过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的绥军从独石口脱身出来后，一直蹲守在怀柔西南的昌平，此时奉命东移顺义。
他和萧之楚一前一后，作为北平之屏障，萧之楚负责防守怀柔北面山地，他则防守顺义牛栏山。
既然自己已经撤到了停战线外面，何应钦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军也应按照约定停止进攻。
当时的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分三个地方，上海和北平都各有一个公使馆，天津则有一个总领事馆。
何应钦便派原任南京政府参谋部厅长的熊斌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找到辅佐官永津，表示已按日方要求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希望对方也能按照承诺，通知关东军停战。
所谓停战的口头约定，是上海公使馆的根本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与黄郛共同说好的，此时黄郛尚在赴天津的路上，有没有这回事，永津只要发个电报给根本博或者 武藤，确认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他看出中国军队已处于全面颓势，才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头约定呢，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一个相反意思的电文， 告诉他，现在中国军队真的不行了，不乘这个时候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等什么。
武藤现在很听这个永津的话，而且他自己对脱口而出的那个停战线也后悔不已，觉得又吃亏了。
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他所谓的“炮程不及之地”，可再也不是什么密云了，而是北平。在他看来，密云本来我伸手一捞就能捞到的，要你们撤什么撤。
正好永津给他来了这份电报，他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继续向前推进。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言而无信，忒不地道，即使你把这些词汇统统都搬出来，用来形容日本人，仍然会觉得不够用，也难怪他们自己学了汉字，还要再创日文。
武藤这时看到西线守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并非溃退，且步步为营，很有章法，判断其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便转而从东线策动进攻。
东线和中线现在如何？
比西线还要惨得多。
早在第17军苦苦支撑第二道预备阵地的时候，滦河防线就已经被熊本师团击破了。
当时，日军从滦河上游的迁安出发，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王以哲第67军的结合部位一穿而过，其主力绕至喜峰口侧后，对29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第29军匆忙御敌，两面抵挡，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坚持到5月15日，不得不向西撤退。
在武藤再次发出进军令后，本来已稍事停息的熊本师团又继续开始追击，而仅仅两天的时间，两军情形又大不相同，基本表现为：狠的更狠，差的更差，直至各自的极点。
在熊本师团方面，依旧一团杀气，如狼似虎，而中国守军，却已是军心动摇，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这正是失败的前兆，是信心崩溃的标志。每个久经战阵的军人都能察觉得出来，因为它就刻在每一个精疲力竭且频临绝望的士兵脸上。
至此，滦西也和滦东，和当初的古北口大溃退一样，出现了可怕的崩盘情景：各军纷纷后撤，已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熊本师团有如在行军散步，一天之内，就尽取遵化、丰润一线。
平津以东顿时门户大开。
此时何应钦正组织北平防御，黄绍竑就决定亲赴天津，以部署津东（即天津以东）防御。
在路上，黄绍竑看到了一股又一股的难民潮，一问，都是从津东逃过来的，而且逃离的原因着实把他给雷倒了：老百姓要避的还不是打过来的日本鬼子，而是从滦东溃退而来的部分东北军。
从难民嘴里，他还听到了东北军溃兵说的一句脏话，据说就是这句话把老百姓都吓跑了。原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实在很不文明，黄绍竑当时也没整明白，是老百姓给他解释的，大概就是一个民女都不能放过的意思。敢情鬼子还没有三光，他们要先三光了。
其实当初随少帅入关时的东北军尽为其精锐，虽说外战未必能占到多少优势，但国内打打也还可以，要不然西北军和晋绥军也不会吃他们的亏。然而人的精神和意志 是最容易被消蚀的，他们在平津繁华地这才呆了几年，不仅作战能力一落千丈，军纪也颓唐到了下作的地步，难怪要连地方杂牌部队都看他们不起了。当然，这里面 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东北义勇军中的害群之马搀杂于内，他们原本就是胡子一类的土匪，未经严格整训和改造，部队正常作战时尚能维持，一旦溃败就难免原形毕露， 做出害民扰民的事来。
黄绍竑的心立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见多识广，知道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出现这样兵败如山倒的残破局面。
等他赶到天津城，准备与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联系时，才发现竟然无法联系。
原因是东北军预先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构筑什么象样的阵地，只是临时征了一些民工，随便挖了点壕沟而已。
你要他们学徐庭瑶，正正经经地拉几条电话线，怎么可能？
没有电话，也没有通信兵过来，前线的确切状况，连于学忠都糊里糊涂。
兵不堪用，民心大失，杂乱无章，混乱不堪，如此情景，连神仙见了都未必有办法，更别说一个单枪匹马的光杆指挥官了。
黄绍竑只得打马回营，到了北平就对何应钦说：津东看来是守不住了。
听了黄绍竑的话，何应钦也是眉头紧锁，不过直到这时为止，他犹不甘心，因为他认为津东一线仍有人可用。
但是这个希翼很快就化为了泡影。
在随后召开的北平军分会军事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部分将领都对目前的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而只能以小时计。凄惶之态，溢于言表。
对这些，何应钦早有预料，他现在只关心一个人的表态。
29军的宋哲元。
大难临头，所有地方部队都可以瘫下去，但只要29军还能站在那里，津东仍有保障的可能。
让他没想到的是，如今连宋英雄也扛不住了。
宋哲元说，他的部队没比大家伙好哪里去，抵抗亦只能以小时计。
没错，29军刚开到喜峰口的时候，仗确实打得漂亮，人也精神，但经过这么长时间，部队打的又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和苦仗，战斗骨干损失太多，且得不到补充和休整，部队已疲弱不堪，特别是滦河溃败之后，士气更是一撅不振，现在甚至到了指挥不动的境地。
“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这就是宋哲元对自己部队的评价。
听他说完，众人都傻了。
出人意料的倒是冷口作战时颇受非议的商震32军。大概是先前保了本（2个师没上阵），溃退时竟然独立支持了一天，堪为各部队战绩之冠！
会议一开完，何应钦的心也一沉到底。
谁能挽救危局？先找政府。
一份份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危急，危急，危急！
收到电报，老蒋大为紧张，额头上的青筋都快暴出来了。
虽然他曾把解决华北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义兄黄郛身上，但同样也做了两手准备。
四月底，在原来征调四路兵马的基础上，他又把主意打在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功臣、视作宝贝一般的样板部队——首都近卫师第87师和88师身上。
本来想把第88师整师调上来的，后来改成从两师各抽一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现在事急了，得赶紧催，前面4个师，后面2个旅，你们快点！
来是一定会来的，不过快不了。至5月上旬，冯钦哉第42师才到达北京通县，总预备队驻防河北保定。
在何应钦呼叫救兵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赶得气喘吁吁呢，没办法，我们的机动效率向来如此。
有一点何应钦很清楚，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必须守住北平，否则这些增援部队对扭转战局来说都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意义。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北平能守住吗？
起初，何应钦认为能。
在他看来，就算天津已无法可想，至少北平还是能守一守的。毕竟这么多人马，再疲再弱，也不等于家养的Hello Kitty，只要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依凭北平城墙及外围工事之险，再支持两天，等待老蒋的援兵到达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他没有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时候，仗打到这个份上，各军早已是信心大失，这个信心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包含着对最高指挥官的信心。
现在强调客观原因，说日军力量多强多强都不济事了，大家只看主观的，你有没有指挥好。什么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政部长、北伐名将，在败仗面前，说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都没用。
将帅的威信是在战争中树立的，这句话没错，但不全，应该是——将帅的威信是在胜仗中树立的。
何况这些军队，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原来都跟你何应钦没有什么瓜葛。赢了好说，输了，谁听你的？
开始是地方军不听调动，你让他往左，他偏往右，你让他往右，他偏往左。
军事会议上，何应钦为了部署北平防守，指示宋哲元：你把部队集中到北平东首的通县去。可是宋哲元认为不对，我应该到北平东南的廊坊去嘛，日军攻下天津后，肯定会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这个我比你懂。
何应钦愣了愣，又命令傅作义，你们集中到北平北面的高丽营去。没想到同样碰了软钉子，傅作义说，其实我最好撤到北平西南的长辛店去，然后哪里出现状况，我就打到哪里，可收万全之效。
敢情全都是高人，算了，你们来指挥我吧。
当初少帅的苦恼，如今也转给了何应钦，只不过一前一后而已。
对何应钦来说，最痛苦之处远不仅限于此。
刘戡师负责北平城防，要督修城防工事，结果北平的日本人也跟天津一样，非要缠着看不可。刘戡不让，说谁要看，就给他一枪。
这个事情给何应钦知道了，他怕刘戡真的开枪伤人，把停战谈和的路给彻底堵死，就让人带话给刘戡，叫他不要乱来。
没想到刘戡不卖帐，当下就带着自己的参谋长去找何应钦，颇有点上门兴师问罪的味道。
何向来有儒将之名，对部下也都很宽厚，对着怒气冲冲的刘戡，起先也没发作，而是耐心地跟他讲，日本人一定要看你就让他看吧，但是绝对不要开枪。
何应钦大概的意思是，你可以领着他们看，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看到什么，一切均可以自行掌握。
应付办法跟天津的于学忠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刘戡似乎根本不愿意给长官台阶下，坚持说：绝不可能！
“日本人一定要看，我就以死相拼。”
就是这句话，把何应钦给惹火了，说的话也就很不客气：这时候倒来劲了，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呢，非要跑到北平来死？
这位何部长可能是真急了，千不该万不该，你怎么能提这个茬呢。要知道，古北口（实际是南天门）一役是刘戡的死穴，人家是为之气得要自杀过的，当着第三者的面（注意，还有一个参谋长在旁边），揭这种伤疤，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然，刘戡不听犹可，一听腾地就跳了起来。如果说前面“以死相拼”之类还有点在领导面前撒撒骄的意思的话，这回他可是真被剌激得要抓狂了。
当下就听得他啪地一拍桌子，由于用力太足，桌上的茶杯都翻掉了，水洒了一地。
刘戡涨红着脸大叫：北平不是我要来的，是你命令我来的，我不怕死，也从来没有怕死过。
末了，还觉得不够份量，反击得不够有力，又补充一句：你允许日本人看工事，这是汉奸做法，我坚决反对！
不得了，给领导上纲上线了，被斥之为“汉奸做法”的何应钦当场愣在那里，一时半会都没回过神来。
部下的部下（中间还隔着一个徐庭瑶）竟然拍着桌子骂长官，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这是真的吗？！
好半天，他才哆嗦着嘴唇，问刘戡：假如现在你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国家的军政部长都不提了），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做何感想？
其实刘戡也就是一火暴性子，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一拍完桌子，马上就知道自己做得确实太过分了。
你这不是欺领导忠厚又是什么。
对面换了蒋校长，你耍这种态度，马上把你拖出去剁剁碎喂狼狗都有可能。
可是当着自己参谋长的面，刘戡又不甘心服软，何应钦一说话，他也没敢再回嘴，立刻低着头溜掉了。
这件事让何应钦非常伤心，他深感大势已去，堂堂军政部长，北平军事首脑，非但指挥不动地方军，连中央军里的一个小小师长都可以随便朝自己发飚，这个北平还如何守法。
此人就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光头刘玉章。
这位老兄所在团不是被徐庭瑶要回来修预备阵地的吗？阵地修完后，他们这个团就守在预备阵地上，任务有一半是做督战队，防止有怕死的溜后面去。
结果刘玉章第一个看到的是刘戡师。
刘光头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看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了），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名符其实的火爆脾气。在他看来，谁退都行，刘戡师不能退，因为他们先前“服装整齐，武器精良”，德械师嘛，怎么能如此不经打呢。
依他的性子，最好是当众把刘戡本人也给拦住了，然后断喝一声：给我上去打鬼子！
那你倒看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刘戡师人形都快打没了，而且是奉命撤下去的，你冲他着什么急，发什么火啊。
果然，刘戡师到底还是和他的老部队黄杰师换了防，郑洞国顶上。
别埋怨了，跟着一起打吧。
亲身这么一打，光头不再说怪话了，原来鬼子是真的太凶猛，难怪连德械师都扛不住。
据刘玉章自己说，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嘴里就没闲过，除了喊口号，振奋士气外，就是不断地向团长呼叫增援。
团长很够意思，果真不断地给他添援兵。
第一天，增了2 个连。第二天，又增了2 个连。
增到最后，团长一看，就剩下自个这个光杆团长了。
可刘玉章还在要人。
团长实在无兵可派，只好向兄弟部队求救，从那里又拉来2个连，给了这个很牛的营长。
刘光头那里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加一块，前后共有11个连，都给他这么一个营长指挥，简直创纪录了。
两天之后，除了迫击炮连长位置稍居后，还安然无恙外，10个连长非死即伤，没一个完整的。
要增援的部队卖力，自己就得先豁得出去。刘玉章本营的一个排长跑回来向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排都打完了，如今就剩了他一个。
光头把眼睛一瞪：那你不是还站在我面前吧，去，打完为止！
本来打仗这么疯狂，疯到死都是有可能的（窃以为叫他刘疯子似乎更确切一些），高潮时候，鬼子打了一黑枪，他右臂中弹，从山坡上滚落，血流满身。
团长闻讯后，一面令刘玉章继续带伤指挥，一面找其他营长前去接替。
听到前面10个连长全倒了，连刘玉章都挂了彩，那被点名前去接替的营长腿都软了。
团指挥所离前线没多少路，可这位仁兄硬是走了5个多小时，直到战场上枪声已经渐渐沉寂，才姗姗来迟。
光头固然猛不可当，但也足见其时战场之惨烈，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在又轮到何应钦发愁了。
第17军三个师伤的伤，残的残，再不调到后面去补充，根本就没有力气跟小鬼子玩了
侧背还有一个萧之楚，把他拉上去吧。于是，第26军星夜换防九松山阵地。
九松山后，就是密云，也就是到了先前日本人提出，而老蒋和何应钦都觉得“要价”太高的那个停战线。
那么，这条线现在还有效吗？
何应钦很想知道，因此他急电上海，让黄郛再探一探日本人的口风。
这些日子里，黄郛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一天都没有闲着。在宣布即将成立北平政整会的第二天，他就通过根本博，见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本人。
对黄郛出线，有吉明是很高兴的。
在这之前，他甚至已答应黄郛的要求，对日本在中国的报纸媒体发布新闻统制令，要求凡围绕北平政整会的事情可以报道，但不得在评论中出现诸如“中国政府态度缓和”、“这是直接交涉的第一步”一类明显剌激中国外交部和民众的字眼。
黄郛同样知道有吉明的心思，因此，在这次会面中，他流露出了一旦北上主持政务，会跟日本“有话好好说”的意思。对于有吉明至为关心的满洲问题，黄郛不答是，也不答否，只是说这个事情双方到时可以再谈。
对于这个表态，有吉明相当在意，别说以前了，就现在，对于坐下来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满洲等问题，中国外交部都从未松过口。
黄郛虽然不代表外交部，但毕竟已是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的华北政务负责人，王命在身，且向来说到做到，在有吉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
要谈，就要跟这样的人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
说实话，对于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以战逼和的方式，有吉明本人是相当不认同的。他认为这样蛮干，只会把中国逼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最后搞得华北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反而影响“满洲国”的“国境”安全和日本的既得利益。
和黄郛见过面后，有吉明抑制不住兴奋，当下就给自己的上级领导——外相内田发电报，说了黄郛一大堆好话，建议外务省对黄郛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外务省对国民政府派员北上主持政务这件事，起先是很不乐意的，原因是以前的华北政权由东北军掌握，自从张学良下野后，名义上处于空白，而日本政府一直 心怀叵测，他们从对华分而治之的目的出发，宁愿华北与中央对立，由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或至少地方独立政权控制，以便于他们可以从中操控和挑唆。
有吉明这一吹风，使内田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虽然都是中央任命的，但此“员”非彼“员”，既然你说黄郛这人比较上路，那就让他来吧，我们不反对。
日本政府笑脸相迎，黄郛却不笑，也不走。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
他问根本博：是不是我们的军队按照你们设定的停战线，撤到密云，你们就可以停止进攻了？
根本博有了前面跟陈仪交涉的经验，怕再有变化，就去问关东军，让他们拿一个权威的说法出来。
武藤随口答了一句：支那军队只要退到我们炮兵打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
黄郛一估算，密云应该算在“炮程不及之地”，因此，在何应钦来询问时，他便按照这个说法进行回复。
战事不利，何应钦已没有多少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听说原定的停战线仍然有效，马上就表示同意，并敦促黄郛尽快北上。
看到停战已有可能，何应钦又催得甚急，5月15日，黄郛终于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真正的艰险之途。
尽管国联干涉和第三国调停，在当时都已频于绝望，但在越炒越热的国内舆论环境之下，和日本人发生直接交涉甚至停战谈判，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不能认同的。
一些“爱国团体”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敢参加中日谈判，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给挂了，那可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露，一接到家里，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中央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中央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此时的华北战场形势，比黄郛原来在上海预想的还要糟得多，简直可以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在收到黄郛从上海发来的回电后，何应钦认为与日本已经交涉成功，就着手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的怀柔。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撤，不是还有一个萧之楚第26军和最后一道预备阵地吗，为什么不跟日本鬼子再拼一把？
那拼完怎么办，莫非平津就不守了。何应钦的算盘是，一方面按照停战条件，可保证日军不再穷追不放，另一方面怀柔北部也有山地，在防守上并不是全无凭恃。
5月15日当天，徐庭瑶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撤退的命令后，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部队。随着萧之楚第26军最后撤离九松山，南天门以及南天门以南的六道预备阵地，至此全部失守。
部队的撤退总是伴随着浓浓的悲情。在大部分物资转运密云后侧的怀柔后，尚有几百袋大米来不及运走。
此时，怀柔城里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已逃离，为了不把粮食留下资敌，第17军负责断后的部队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
浇了煤油正准备点火，有个看庙的老道跑来，双膝跪下，要求当兵的不要烧。
因为城里还有几个死也不愿离家的老人，万一点起火没法控制，他们也没有能力救火，人遭殃还是小事，可密云城也许从此就要毁掉了。
是啊，仗打输了，可是留下来的人还要活着，逃走的人还可能再回来，这座城市还需要继续延续它古老的生命，给他们留一点希望吧。
部队最终没有点火。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道，战争越残酷，越显其珍贵。
两个多月的时间，第17军（也包括部分东北军官兵）的忠骨遍于古北口和南天门附近，因部队匆匆撤离，根本来不及掩埋，又是一位出家人站了出来，他是一位看庙的老和尚。
这位法师带着徒弟们以及当地乡亲，捡拾烈士遗骨，从远处背来好土（本地多石少土），遂建成一墓，这就是著名的“肉丘坟”。
据说夜深人静之时，附近村民常能从这里听到喊杀之声不绝如缕，又说后来曾有一队日军晚上经过此处，竟绕坟一夜无法走出，或曰鬼迷路，最后不得不跪下磕头后才得以回营。
对这些说法，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尽管我并不迷信。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不亦壮哉。
作为整体的古北口战役虽然失败了，但精神不灭，徐庭瑶和他的一班弟子们从此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不仅走出了一批抗倭名将，还诞生了中国数得着的机械化铁甲兵团。
也许耳边还会响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草鞋》。
我以前只把它当成单纯的校园歌曲，其实不是，因为第17军的官兵当年正是这样穿着破烂的草鞋，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泛指长城关口），不断“启航”的。
虽然后来他们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承受了太多的“半世纪漂泊的沧桑”，然而我敢断定，“山海关”永是他们梦中最值得追忆的所在。
撤出密云后，何应钦转而以北平为中心，重新部署防守阵形。
第17军大部分屯守怀柔、顺义一线，进行休整和补充，独抽出刘戡师担任北平城防任务。
这些部队皆为疲惫残破之师，实际无法立即投入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棋子。
这就是黄绍竑先前通过“又骗又吓”的方式，把孙殿英顶上去，从而换过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的绥军从独石口脱身出来后，一直蹲守在怀柔西南的昌平，此时奉命东移顺义。
他和萧之楚一前一后，作为北平之屏障，萧之楚负责防守怀柔北面山地，他则防守顺义牛栏山。
既然自己已经撤到了停战线外面，何应钦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军也应按照约定停止进攻。
当时的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分三个地方，上海和北平都各有一个公使馆，天津则有一个总领事馆。
何应钦便派原任南京政府参谋部厅长的熊斌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找到辅佐官永津，表示已按日方要求将部队撤到密云以南，希望对方也能按照承诺，通知关东军停战。
所谓停战的口头约定，是上海公使馆的根本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与黄郛共同说好的，此时黄郛尚在赴天津的路上，有没有这回事，永津只要发个电报给根本博或者 武藤，确认一下就知道了。但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他看出中国军队已处于全面颓势，才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头约定呢，马上就给武藤发了一个相反意思的电文， 告诉他，现在中国军队真的不行了，不乘这个时候来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等什么。
武藤现在很听这个永津的话，而且他自己对脱口而出的那个停战线也后悔不已，觉得又吃亏了。
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他所谓的“炮程不及之地”，可再也不是什么密云了，而是北平。在他看来，密云本来我伸手一捞就能捞到的，要你们撤什么撤。
正好永津给他来了这份电报，他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继续向前推进。
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言而无信，忒不地道，即使你把这些词汇统统都搬出来，用来形容日本人，仍然会觉得不够用，也难怪他们自己学了汉字，还要再创日文。
武藤这时看到西线守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并非溃退，且步步为营，很有章法，判断其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便转而从东线策动进攻。
东线和中线现在如何？
比西线还要惨得多。
早在第17军苦苦支撑第二道预备阵地的时候，滦河防线就已经被熊本师团击破了。
当时，日军从滦河上游的迁安出发，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王以哲第67军的结合部位一穿而过，其主力绕至喜峰口侧后，对29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第29军匆忙御敌，两面抵挡，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坚持到5月15日，不得不向西撤退。
在武藤再次发出进军令后，本来已稍事停息的熊本师团又继续开始追击，而仅仅两天的时间，两军情形又大不相同，基本表现为：狠的更狠，差的更差，直至各自的极点。
在熊本师团方面，依旧一团杀气，如狼似虎，而中国守军，却已是军心动摇，战斗意志大不如前。
这正是失败的前兆，是信心崩溃的标志。每个久经战阵的军人都能察觉得出来，因为它就刻在每一个精疲力竭且频临绝望的士兵脸上。
至此，滦西也和滦东，和当初的古北口大溃退一样，出现了可怕的崩盘情景：各军纷纷后撤，已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抵抗。熊本师团有如在行军散步，一天之内，就尽取遵化、丰润一线。
平津以东顿时门户大开。
此时何应钦正组织北平防御，黄绍竑就决定亲赴天津，以部署津东（即天津以东）防御。
在路上，黄绍竑看到了一股又一股的难民潮，一问，都是从津东逃过来的，而且逃离的原因着实把他给雷倒了：老百姓要避的还不是打过来的日本鬼子，而是从滦东溃退而来的部分东北军。
从难民嘴里，他还听到了东北军溃兵说的一句脏话，据说就是这句话把老百姓都吓跑了。原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实在很不文明，黄绍竑当时也没整明白，是老百姓给他解释的，大概就是一个民女都不能放过的意思。敢情鬼子还没有三光，他们要先三光了。
其实当初随少帅入关时的东北军尽为其精锐，虽说外战未必能占到多少优势，但国内打打也还可以，要不然西北军和晋绥军也不会吃他们的亏。然而人的精神和意志 是最容易被消蚀的，他们在平津繁华地这才呆了几年，不仅作战能力一落千丈，军纪也颓唐到了下作的地步，难怪要连地方杂牌部队都看他们不起了。当然，这里面 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东北义勇军中的害群之马搀杂于内，他们原本就是胡子一类的土匪，未经严格整训和改造，部队正常作战时尚能维持，一旦溃败就难免原形毕露， 做出害民扰民的事来。
黄绍竑的心立刻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见多识广，知道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出现这样兵败如山倒的残破局面。
等他赶到天津城，准备与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联系时，才发现竟然无法联系。
原因是东北军预先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构筑什么象样的阵地，只是临时征了一些民工，随便挖了点壕沟而已。
你要他们学徐庭瑶，正正经经地拉几条电话线，怎么可能？
没有电话，也没有通信兵过来，前线的确切状况，连于学忠都糊里糊涂。
兵不堪用，民心大失，杂乱无章，混乱不堪，如此情景，连神仙见了都未必有办法，更别说一个单枪匹马的光杆指挥官了。
黄绍竑只得打马回营，到了北平就对何应钦说：津东看来是守不住了。
听了黄绍竑的话，何应钦也是眉头紧锁，不过直到这时为止，他犹不甘心，因为他认为津东一线仍有人可用。
但是这个希翼很快就化为了泡影。
在随后召开的北平军分会军事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大部分将领都对目前的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而只能以小时计。凄惶之态，溢于言表。
对这些，何应钦早有预料，他现在只关心一个人的表态。
29军的宋哲元。
大难临头，所有地方部队都可以瘫下去，但只要29军还能站在那里，津东仍有保障的可能。
让他没想到的是，如今连宋英雄也扛不住了。
宋哲元说，他的部队没比大家伙好哪里去，抵抗亦只能以小时计。
没错，29军刚开到喜峰口的时候，仗确实打得漂亮，人也精神，但经过这么长时间，部队打的又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和苦仗，战斗骨干损失太多，且得不到补充和休整，部队已疲弱不堪，特别是滦河溃败之后，士气更是一撅不振，现在甚至到了指挥不动的境地。
“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这就是宋哲元对自己部队的评价。
听他说完，众人都傻了。
出人意料的倒是冷口作战时颇受非议的商震32军。大概是先前保了本（2个师没上阵），溃退时竟然独立支持了一天，堪为各部队战绩之冠！
会议一开完，何应钦的心也一沉到底。
谁能挽救危局？先找政府。
一份份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危急，危急，危急！
收到电报，老蒋大为紧张，额头上的青筋都快暴出来了。
虽然他曾把解决华北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义兄黄郛身上，但同样也做了两手准备。
四月底，在原来征调四路兵马的基础上，他又把主意打在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功臣、视作宝贝一般的样板部队——首都近卫师第87师和88师身上。
本来想把第88师整师调上来的，后来改成从两师各抽一个旅，作为总预备队。
现在事急了，得赶紧催，前面4个师，后面2个旅，你们快点！
来是一定会来的，不过快不了。至5月上旬，冯钦哉第42师才到达北京通县，总预备队驻防河北保定。
在何应钦呼叫救兵的时候，他们还在路上赶得气喘吁吁呢，没办法，我们的机动效率向来如此。
有一点何应钦很清楚，在援兵到达之前，他必须守住北平，否则这些增援部队对扭转战局来说都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意义。
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北平能守住吗？
起初，何应钦认为能。
在他看来，就算天津已无法可想，至少北平还是能守一守的。毕竟这么多人马，再疲再弱，也不等于家养的Hello Kitty，只要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依凭北平城墙及外围工事之险，再支持两天，等待老蒋的援兵到达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他没有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时候，仗打到这个份上，各军早已是信心大失，这个信心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包含着对最高指挥官的信心。
现在强调客观原因，说日军力量多强多强都不济事了，大家只看主观的，你有没有指挥好。什么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政部长、北伐名将，在败仗面前，说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都没用。
将帅的威信是在战争中树立的，这句话没错，但不全，应该是——将帅的威信是在胜仗中树立的。
何况这些军队，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原来都跟你何应钦没有什么瓜葛。赢了好说，输了，谁听你的？
开始是地方军不听调动，你让他往左，他偏往右，你让他往右，他偏往左。
军事会议上，何应钦为了部署北平防守，指示宋哲元：你把部队集中到北平东首的通县去。可是宋哲元认为不对，我应该到北平东南的廊坊去嘛，日军攻下天津后，肯定会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这个我比你懂。
何应钦愣了愣，又命令傅作义，你们集中到北平北面的高丽营去。没想到同样碰了软钉子，傅作义说，其实我最好撤到北平西南的长辛店去，然后哪里出现状况，我就打到哪里，可收万全之效。
敢情全都是高人，算了，你们来指挥我吧。
当初少帅的苦恼，如今也转给了何应钦，只不过一前一后而已。
对何应钦来说，最痛苦之处远不仅限于此。
刘戡师负责北平城防，要督修城防工事，结果北平的日本人也跟天津一样，非要缠着看不可。刘戡不让，说谁要看，就给他一枪。
这个事情给何应钦知道了，他怕刘戡真的开枪伤人，把停战谈和的路给彻底堵死，就让人带话给刘戡，叫他不要乱来。
没想到刘戡不卖帐，当下就带着自己的参谋长去找何应钦，颇有点上门兴师问罪的味道。
何向来有儒将之名，对部下也都很宽厚，对着怒气冲冲的刘戡，起先也没发作，而是耐心地跟他讲，日本人一定要看你就让他看吧，但是绝对不要开枪。
何应钦大概的意思是，你可以领着他们看，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或者不能看到什么，一切均可以自行掌握。
应付办法跟天津的于学忠其实是一样的。
可是刘戡似乎根本不愿意给长官台阶下，坚持说：绝不可能！
“日本人一定要看，我就以死相拼。”
就是这句话，把何应钦给惹火了，说的话也就很不客气：这时候倒来劲了，那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呢，非要跑到北平来死？
这位何部长可能是真急了，千不该万不该，你怎么能提这个茬呢。要知道，古北口（实际是南天门）一役是刘戡的死穴，人家是为之气得要自杀过的，当着第三者的面（注意，还有一个参谋长在旁边），揭这种伤疤，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然，刘戡不听犹可，一听腾地就跳了起来。如果说前面“以死相拼”之类还有点在领导面前撒撒骄的意思的话，这回他可是真被剌激得要抓狂了。
当下就听得他啪地一拍桌子，由于用力太足，桌上的茶杯都翻掉了，水洒了一地。
刘戡涨红着脸大叫：北平不是我要来的，是你命令我来的，我不怕死，也从来没有怕死过。
末了，还觉得不够份量，反击得不够有力，又补充一句：你允许日本人看工事，这是汉奸做法，我坚决反对！
不得了，给领导上纲上线了，被斥之为“汉奸做法”的何应钦当场愣在那里，一时半会都没回过神来。
部下的部下（中间还隔着一个徐庭瑶）竟然拍着桌子骂长官，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事，这是真的吗？！
好半天，他才哆嗦着嘴唇，问刘戡：假如现在你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国家的军政部长都不提了），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做何感想？
其实刘戡也就是一火暴性子，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一拍完桌子，马上就知道自己做得确实太过分了。
你这不是欺领导忠厚又是什么。
对面换了蒋校长，你耍这种态度，马上把你拖出去剁剁碎喂狼狗都有可能。
可是当着自己参谋长的面，刘戡又不甘心服软，何应钦一说话，他也没敢再回嘴，立刻低着头溜掉了。
这件事让何应钦非常伤心，他深感大势已去，堂堂军政部长，北平军事首脑，非但指挥不动地方军，连中央军里的一个小小师长都可以随便朝自己发飚，这个北平还如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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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6 pm
自己守，守不住，指望援军，又远水解不了近渴，看来还是得找黄郛。
后者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何应钦喊到了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报界，提出中日可以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商讨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北平的惶惶人心，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向日本人喊话，借此打开进行“直接交涉”的通道。
然而，一个外交部突然取得的“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继续向国联告状（尽管无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走调停之路，但是英美都不愿做这个“恶人”，最后美国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答应给个声援。
5月19日，即黄郛抵达北平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宋子文联合发表一份公报。公报要求日本在华北的“敌对行动”，应当“立即停止”。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力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派”又占了上风，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直接交涉，面对面谈，背着我们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毫无诚意。
外务省的老大内田随即也动摇了。
我们应该知道内田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进入内阁当外相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投机上瘾的货色，“军服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罢，说穿了都是在做戏给他的国民看。
热衷于做戏的人往往都是不爱干实事的，内田也是如此。有吉明主张与黄郛进行直接谈判，他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也就点点头，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更认可的并 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军部和关东军的脸色办事：不管你们是想军事进攻，还是暗地里“搞搞新意思”，反正不得罪你们，让大 家都说我“爱国”，我就成功了。
等到黄郛真的北上了，双方就要准备坐下来停战谈判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激灵一下，想到，这可不好，现在军队打赢了，我却公开支持和谈，轻者影响仕途，重者就可能得罪军方或民众哇，被划进“非国民”行列都有可能。
正好美国发表公报，外务省和军队反对停战谈判的声音都很激烈，这小子就趁势来了个装聋作哑，把接洽黄郛的事扔给了北平公使馆。
北平公使馆原来有两个头，大头是驻华公使有吉明，他常驻上海，北平基本上是不来的，二头是参事官矢野真，此时同样不在北平，真正管事的是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
中山书记官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跟他下面的永津差不多，都是喊打喊杀类型的。某种程度上，永津的思路就是他的思路，永津的做法也就是他想要的做法。因此，这哥们索性也玩失踪，让永津这个有陆军背景的辅佐官在那里上蹿下跳做了主。
永津拿着那份公报，干脆让黄郛吃了闭门羹。
日方态度的骤变，让黄郛始料不及，慨叹“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政整会“已无工作余地”。
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天津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500名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只会使华北形势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 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也成 了问题。
既无钱又找不到关系的黄郛，自言到北平后的这些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危疑震撼．不可言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和何应钦一起天天开会，和蒋汪频发电报，商讨对策，以致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
关东军在武藤的指挥下，离北平越来越近。外围守军一路后退，萧之楚26军毕竟实力有限，没能挡得往弘前师团的攻势，被迫从怀柔撤出，剩下傅作义绥军直接面对日军的冲击。
至5月22日，日军北到顺义，东到通县，南到香河，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其中，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距北平仅仅只有五十里路。
这一天，关东军飞行队飞临北平上空，他们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日徽标志和驾驶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北平城里尚无防空警报，9架日机呜呜地飞过北平上空，事先一点预警没有。何应钦和黄绍竑都是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才从居仁堂里跑出来的，可是因为没有防空洞之类的掩体，情急之下，只好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钻到院子里的假山山洞里去。
北平城里有几门高射炮，便对空放了几下，没打着日机，却把英美使馆的外交官召来了。这些人怕得要命，责怪中国人说：飞机不是没投弹吗，你们这么干，日军会报复的，真扔几颗下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老外都这么怕事，有一个老外此前跟日军作战的***就比谁都高。
这位不是别人，是老蒋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另译魏采尔或费而采）。
那时候的德国顾问很有意思，都不是由政府出面请的，而是由老蒋以个人名义雇来的高级打工仔，或称洋教头。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财，他们替东家干起活来都极富敬业精神，十分卖力。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佛采尔听说把第5军，特别是第87、88两个师都调上去打，而且还有相当伤亡，急得差点跟军政部长何应钦拼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近卫师是他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那是准备日后给他打造德械军团做种子用的，里面哪怕是一个小兵都碰不得，更别说死那么多人了。
德国顾问不仅帮老蒋训练德械部队，作战的时候也参与部署和谋划，但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倒不是洋教头们有水分，事实上，这些人原来在德国军界都拥有非常高的资历。佛采尔本人就曾担任过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后者被奉为德国军神，是一战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问题是德国顾问一般来中国的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军队的实际状况不了解，还以为是他们国内呢，不知道指挥室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状况往往脱节严重。
再高明的战略战术，底下的人太菜或者不配合，上面的意图也难以实现。就好象我们现在的那几个“国脚”，你就是把希丁克、卡佩罗这些“神奇教练”全召过来，都未必能有多大起色。
这个道理中国人都很清楚，所以杨杰“杨大炮”当初把他的“妙计”刚刚端到桌子上来时，众人就都偷偷地笑了。
根本行不通嘛，蒙老外还差不多。
你别说，佛采尔就被“蒙”住了。在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再次被日军击溃后，佛采尔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根据情报判断，日军主力还没有上来，相反，东北军的番号却非常之多，也就是说，己方数量远远超过对手，怎么会守不住呢，他不明白，就来问黄绍竑。
黄绍竑去天津看过，津东失守在他看来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能守得往那才叫奇了怪了。但失守的原因都是中国人才能意会的东西，就是讲给佛采尔听，他也不一定会懂。于是，黄绍竑只好学着老外的样子，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奉告。
不过到5月22日这一天，连佛采尔不懂也得懂了，因为当他一如往常地到居仁堂北平军分会上班时（你得佩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发现墙上一片空白——作战计划和地图都已被揭下来，屋子里一片忙乱，大家已经在做撤退的准备了。
白天突然而至的日机虽未投弹，亦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久经战阵的何应钦意识到，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侦察机。以日军的作战规律来看，飞机侦察、大炮轰击、步兵进攻，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日军兵临城下将是咫尺之间的事。
不管愿不愿意，北平保卫战看来是一定要打了。
当天，黄绍竑仍像往常一样，对城防进行了一番巡视，到晚上8点才回到居仁堂，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铺盖卷已经被人捆好了。
何应钦作出决定，将前方所有部队集中北平周边进行布防，并紧急任命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防作战。同时，将包括北平军分会、政整会在内的军政各机关撤到长辛店以南，从那里再转赴保定。
包括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等人先撤，他和黄郛、黄绍竑等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一批撤。
时间是晚上11点，坐火车，乘夜离开北平。
但就在即将动身撤离的最后一刻，黄郛给何应钦带来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日方的口风突然变了，双方还有停战谈判的可能。
其实黄郛得到这一消息也很意外。
这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七点钟就走出门，去处理撤退前的相关政务。
中午十二点，有人给黄郛的寓所打来电话，铃声非常急促。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即出”。
两人来到了一个叫丁香胡同的地方，这里是日本海军武官宿舍。把李择一约出来的人，是北平公使馆海军武官辅佐官藤原喜代间。
走进藤原的宿舍，黄郛惊讶地看到，北平公使官的两个重要角色都在那里正襟危坐：书记官中山详一、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场面，当然是因为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日本参谋本部真崎次长因为“越界进攻”的事被天皇训过，所以对此格外敏感，随着关东军攻至平津附近，已经远远超出了“弹性用兵”方案的范围。这让他觉得应该有所收敛，正好外务省转来了与黄郛“直接交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见，遂让他产生了未尝不可一试的想法。
实际上到5月18日，即黄郛抵达北平的当天，参谋本部已经下达了《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和黄郛进行谈判。
但是第二天美国的公报却让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大为光火，决定暂时对谈判渠道进行“冷处理”。同时，就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来看，他们实行“以战逼和”，要逼和 的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但真正想扶植的却是傀儡或地方“反蒋”政权。这时候武藤又想到了那个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板垣君。
自从上次板垣声称他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后，给关东军的电报就没断过，而且每次都说他又取得了新的“成就”，不是这里要“发难”，就是那里要“自治”，看上去他的“火种”已经快撒遍华北平津的每个角落了。
板垣这么敬业，不由得让武藤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错怪或者误解这位同志了。
于是，他便发了一个急电给板垣，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在准备谈判停战了，时不我待，你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开始内变“点火”了。
本来板垣是该点火了，虽然是把小得不能再小，说起来让他自个都得脸红的火，不过有总聊胜于无，这就是他手里的那个“宝贝张”（张敬尧）。
可让板垣始料不及的是，此时他在特务这个行当遇到了一个比他不知道要牛多少倍的牛人——戴笠，后者手一挥，蓝衣社闪电出击，老奸贼没来得及现身就给做掉了。
至于什么成立伪政权啊，发动暴动啊，提都不用再提了。
关键时候哑了火，武藤又一个劲地在催问，板垣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马上拿根绳子去上吊。
人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眼看“二腕”、“三腕”都没了，板垣病急乱投医，索性仿制当年土肥原搞的天津事变，把石友三的旧部等几个落魂得不能再落魄的过气“小腕”都拉过来，弄了一个“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的破旗，就准备搞暴动了。
看来，这个板垣不管怎么弄，还真的就只会玩玩枪，哪怕那是一支破枪。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板垣的这支破枪就准备在天津“起事”了，目标是除掉于学忠。可惜参与“起事”的人胆子实在太小，连天津混混都不如，一看到街上来了警察就缩了回去，结果计划不得不临时中止。
你们要中止，板垣不让啊，这哥们被武藤在后面逼债，眼睛都红了。
给我上，无论如何得“暴动”一下给关东军看看。
第二天晚上，果然又“暴”了，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给报销掉了。纯粹一群饭桶，天津警察搞定他们都绰绰有余。
“起义”失败后，已经完全失去方寸的板垣只好乱来了，于是今天请人发发“独立宣言”，明天让人上街贴贴“牛皮藓”，后天到自家公使馆门口搞搞破坏……
这些东西都属于小儿把戏，顶多到小报的娱乐版凑个热闹，于时局毫无作用，最主要的是也得花钱，而在这之前，军部给的银子早就被板垣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平津金粉之地，胡吃海喝，哪样不得破费啊。
等到身上真的一文不名的时候，板垣无法交待，只得向武藤坦白自己其实什么都没能搞定。
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板垣把没搞定的原因，都归类到客观情况上去，说自己弄错了，真的弄错了，原来以为华北有这么多“反蒋派”，“起事”应有深厚基础，但没想到这些“反蒋派”并不等于就是“亲日派”，而就算是“亲日派”也没多少人真敢站出来反中央，闹分裂。
武藤收到电报后，鼻子都气歪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亏我还把你当个人物呢，原来所谓的“成绩”全是拿来哄我这个老头子的啊。真是竖子不足与谋。
他赶紧把这一“突发情况”电告参谋本部，后者也很是无奈，谁让自己派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不争气的呢。真崎次长旋即转令板垣，把那些不顶用的“内变工作”都停下来，直接尝试与中方展开正面接洽。
事已至此，面子问题还是得摆在第一位。关东军当然不能自己站出来要求停战，得通过第三方。武藤找的还是永津，把停战条件交给他，让他去与中方谈。同时，关东军也奉令做好作战准备，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对北平发动总攻。
永津先前把人家拒之门外，现在反过来要主动与对方谈，也得找台阶下，于是便让原本跟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的同事藤原帮他联络李择一，而且接洽地点特意选在了谁都不会注意的海军武官宿舍。
这次见面，不是说停战谈判的事，而是提停战条件。
武藤起初给永津的停战条件，只是一道停战线，说中国军队只要撤到这条线的以西和以南，关东军便不再越线追击。如果今后保证不再越线“挑衅”，日军可以自动撤回长城一带。
实际上当时这条停战线的以北以东已经大部分为日军所占领，武藤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给停战摆点威风而已，但是这让永津很不爽。
我们都赢了，这点条件不是便宜支那人吗？
他提起笔，刷刷地加了两条，除扩大停战线范围外，又着重添上一句，即中国方面必须派出军事全权代表向关东军“主动要求”停战，如此方可启动后面的停战谈判。
黄郛从永津手里拿到这份停战条件后表示，他个人无权同意，需回去请示商议。
永津眼睛一瞪：晚上2点以前必须给我们答复。否则的话，哼哼——我们关东军将会于凌晨拂晓向北平发动大举进攻。
离开海军宿舍，黄郛一步不敢停留，立刻找何应钦商量，究竟何去何从。
事关重大，何应钦决定在撤离前再开一次会，大家坐下来集体商讨一下。
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一共六人，除政整会的黄郛、李择一，军分会的何应钦、黄绍竑，以及北上协助黄郛的张群外，还有一个军分会参谋处的王伦。
在黄郛介绍完日本人的停战条件后，各人发表意见。
黄郛和李择一都同意停战谋和。黄郛的意见是，由于没钱没粮，军队既无士气，后备又极其匮乏，溃兵与难民都已接近失控状态，北平看样子很难守住，如果平津全 失，“中央政局必动摇”，溃败的部队退到河南山东后，在政府无粮饷补给的情况下，不能抵抗，只会扰民，对形势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种种不堪设想之后 患，均意中事”）。
从与日本人交涉的情况来看，他们现在只提到了一个停战线的问题，而实际上我们的部队早就退到这条停战线以外了，因此可以答应。至于正式谈判时，只要在条文上仔细一点（“加意审慎”），应该不至于受到政府和民众的过多指责。
从内心上来说，张群跟黄郛和李择一的态度是一样的，但因为他当时既非政整会，也不是军分会成员，不便太早地表态，因此一直沉默不语。
六个人中，数王伦的反应最为激烈。
这哥们原来在南京政府时担任军政部厅长，是何应钦的下属，但此人的个性脾气却跟他的上司大相径庭，属于黑旋风李逵类型的。说到意见，他只有一个字：干（或曰瞎干）。
按照王伦的意思，这时候应该赶紧把城里的炮兵集中起来，朝东交民巷的万国使馆区开炮！
什么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能轰的全给它轰完，哪怕弄到一地儿的血，倍儿恐怖。
那英美老外还不得找咱们拼命吗？
拼命？拼命又怎么着，我们北平都丢了，还不够惨吗，他们再惨，能惨得过我们吗。再说了，谁让他们不帮我们调解的呢，谁让他们又同日本人住一块儿的呢，吃了亏，让他们找日本人算帐去。
听他嚷嚷完，众人目瞪口呆：什么年代了，你又不是义和团的，再急了眼也不带这么玩的。
两个赞成和谈，一个算弃权，一个语无伦次，不过可以肯定是强烈反对和谈的。
如果放在以前，何应钦肯定倾向于停战谈和，可是经过上次与永津打交道后，日本人的无信和卑劣让他不寒而栗，怕这次又上关东军的当，因此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
到现在为止，场上的形势是二比一。最后一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
关键时候，黄绍竑站在了黄郛一边。
他认为可以双管齐下，一面加强城防，一面派人去和关东军商量停战，万一日本人又耍花招，或者条件太苛刻，无法接受，到时候再由徐庭瑶负责组织防守，也还有边打边撤的时间。
三比一，少数服从多数，通过。
意见是统一了，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此事干系重大，必须请示。
但此时，老蒋正在江西九江的牯岭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北平和牯岭没有长途电话，而日本人又逼得急，眼看时限就要到了，打电报去请示根本来不及。
大家都互相看着，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没人敢做这个主。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黄郛咬了咬牙，拿出了当天行政院长汪精卫给他发来的电报。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明确了谈判的尺度，表示只要有停战议和的希望，除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的条约外，其它条件都可以答应。
现在日本人只是提出了一个停战线和中方“主动要求”停战的要求，这两个条件应属“可以答应”之列。
此外，在电报中，老汪还让黄郛给何应钦和黄绍竑捎话，一方面要求部队“尽力应战，不可轻于放弃”，另一方面又说，即使在打仗的时候，也“不妨（与日方）接洽”，相机办理，一切行动中央“共负责任”。
在明确政府应该不会反对，而时间又非常紧迫，间不容发的情况下，负主责的黄郛、何应钦、黄绍竑一致决定先谈判再请准，即使事后受追究处分也认了。
随即一面将相关情况电告蒋汪，一面派李择一通知永津：中方同意接洽停战。
这是一个幸运的夜晚，又是一个不幸的夜晚。
幸运者，华北平津或可借此免于沦陷，国家亦能稍得喘息之机，不幸者，倭人贪欲并不会由此止步，而当事者都将从此踏上蒙羞之路。
按照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还必须派一个军事代表去“主动要求”停战。
派谁去呢？
谁都不肯，摆明了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的事，而且战败求和的事（说难听点，就是乞降），放到军人身上，谁愿意？
后者在天津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何应钦喊到了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约见报界，提出中日可以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商讨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他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北平的惶惶人心，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向日本人喊话，借此打开进行“直接交涉”的通道。
然而，一个外交部突然取得的“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继续向国联告状（尽管无效）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走调停之路，但是英美都不愿做这个“恶人”，最后美国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答应给个声援。
5月19日，即黄郛抵达北平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宋子文联合发表一份公报。公报要求日本在华北的“敌对行动”，应当“立即停止”。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力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需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是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派”又占了上风，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直接交涉，面对面谈，背着我们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毫无诚意。
外务省的老大内田随即也动摇了。
我们应该知道内田骨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进入内阁当外相开始，就是个有名的投机上瘾的货色，“军服外交”也好，焦土外交也罢，说穿了都是在做戏给他的国民看。
热衷于做戏的人往往都是不爱干实事的，内田也是如此。有吉明主张与黄郛进行直接谈判，他没有理由表示反对，也就点点头，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更认可的并 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谈判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而是看军部和关东军的脸色办事：不管你们是想军事进攻，还是暗地里“搞搞新意思”，反正不得罪你们，让大 家都说我“爱国”，我就成功了。
等到黄郛真的北上了，双方就要准备坐下来停战谈判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激灵一下，想到，这可不好，现在军队打赢了，我却公开支持和谈，轻者影响仕途，重者就可能得罪军方或民众哇，被划进“非国民”行列都有可能。
正好美国发表公报，外务省和军队反对停战谈判的声音都很激烈，这小子就趁势来了个装聋作哑，把接洽黄郛的事扔给了北平公使馆。
北平公使馆原来有两个头，大头是驻华公使有吉明，他常驻上海，北平基本上是不来的，二头是参事官矢野真，此时同样不在北平，真正管事的是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
中山书记官想要“建功立业”的心理跟他下面的永津差不多，都是喊打喊杀类型的。某种程度上，永津的思路就是他的思路，永津的做法也就是他想要的做法。因此，这哥们索性也玩失踪，让永津这个有陆军背景的辅佐官在那里上蹿下跳做了主。
永津拿着那份公报，干脆让黄郛吃了闭门羹。
日方态度的骤变，让黄郛始料不及，慨叹“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政整会“已无工作余地”。
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天津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500名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更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只会使华北形势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一大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的担保之一——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 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它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也成 了问题。
既无钱又找不到关系的黄郛，自言到北平后的这些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像（“危疑震撼．不可言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和何应钦一起天天开会，和蒋汪频发电报，商讨对策，以致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
关东军在武藤的指挥下，离北平越来越近。外围守军一路后退，萧之楚26军毕竟实力有限，没能挡得往弘前师团的攻势，被迫从怀柔撤出，剩下傅作义绥军直接面对日军的冲击。
至5月22日，日军北到顺义，东到通县，南到香河，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其中，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距北平仅仅只有五十里路。
这一天，关东军飞行队飞临北平上空，他们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日徽标志和驾驶员都看得一清二楚，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北平城里尚无防空警报，9架日机呜呜地飞过北平上空，事先一点预警没有。何应钦和黄绍竑都是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才从居仁堂里跑出来的，可是因为没有防空洞之类的掩体，情急之下，只好像小朋友躲猫猫一样钻到院子里的假山山洞里去。
北平城里有几门高射炮，便对空放了几下，没打着日机，却把英美使馆的外交官召来了。这些人怕得要命，责怪中国人说：飞机不是没投弹吗，你们这么干，日军会报复的，真扔几颗下来，谁受得了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老外都这么怕事，有一个老外此前跟日军作战的***就比谁都高。
这位不是别人，是老蒋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另译魏采尔或费而采）。
那时候的德国顾问很有意思，都不是由政府出面请的，而是由老蒋以个人名义雇来的高级打工仔，或称洋教头。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财，他们替东家干起活来都极富敬业精神，十分卖力。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佛采尔听说把第5军，特别是第87、88两个师都调上去打，而且还有相当伤亡，急得差点跟军政部长何应钦拼命。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近卫师是他一手一脚训练出来的，那是准备日后给他打造德械军团做种子用的，里面哪怕是一个小兵都碰不得，更别说死那么多人了。
德国顾问不仅帮老蒋训练德械部队，作战的时候也参与部署和谋划，但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倒不是洋教头们有水分，事实上，这些人原来在德国军界都拥有非常高的资历。佛采尔本人就曾担任过德国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后者被奉为德国军神，是一战时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问题是德国顾问一般来中国的时间都很短，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军队的实际状况不了解，还以为是他们国内呢，不知道指挥室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状况往往脱节严重。
再高明的战略战术，底下的人太菜或者不配合，上面的意图也难以实现。就好象我们现在的那几个“国脚”，你就是把希丁克、卡佩罗这些“神奇教练”全召过来，都未必能有多大起色。
这个道理中国人都很清楚，所以杨杰“杨大炮”当初把他的“妙计”刚刚端到桌子上来时，众人就都偷偷地笑了。
根本行不通嘛，蒙老外还差不多。
你别说，佛采尔就被“蒙”住了。在防守宁河、宝坻一线的东北军再次被日军击溃后，佛采尔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根据情报判断，日军主力还没有上来，相反，东北军的番号却非常之多，也就是说，己方数量远远超过对手，怎么会守不住呢，他不明白，就来问黄绍竑。
黄绍竑去天津看过，津东失守在他看来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能守得往那才叫奇了怪了。但失守的原因都是中国人才能意会的东西，就是讲给佛采尔听，他也不一定会懂。于是，黄绍竑只好学着老外的样子，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奉告。
不过到5月22日这一天，连佛采尔不懂也得懂了，因为当他一如往常地到居仁堂北平军分会上班时（你得佩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发现墙上一片空白——作战计划和地图都已被揭下来，屋子里一片忙乱，大家已经在做撤退的准备了。
白天突然而至的日机虽未投弹，亦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久经战阵的何应钦意识到，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侦察机。以日军的作战规律来看，飞机侦察、大炮轰击、步兵进攻，都是连在一块儿的，也就是说，日军兵临城下将是咫尺之间的事。
不管愿不愿意，北平保卫战看来是一定要打了。
当天，黄绍竑仍像往常一样，对城防进行了一番巡视，到晚上8点才回到居仁堂，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铺盖卷已经被人捆好了。
何应钦作出决定，将前方所有部队集中北平周边进行布防，并紧急任命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城防作战。同时，将包括北平军分会、政整会在内的军政各机关撤到长辛店以南，从那里再转赴保定。
包括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等人先撤，他和黄郛、黄绍竑等几个负主要责任的人最后一批撤。
时间是晚上11点，坐火车，乘夜离开北平。
但就在即将动身撤离的最后一刻，黄郛给何应钦带来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日方的口风突然变了，双方还有停战谈判的可能。
其实黄郛得到这一消息也很意外。
这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七点钟就走出门，去处理撤退前的相关政务。
中午十二点，有人给黄郛的寓所打来电话，铃声非常急促。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即出”。
两人来到了一个叫丁香胡同的地方，这里是日本海军武官宿舍。把李择一约出来的人，是北平公使馆海军武官辅佐官藤原喜代间。
走进藤原的宿舍，黄郛惊讶地看到，北平公使官的两个重要角色都在那里正襟危坐：书记官中山详一、陆军武官辅佐官永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场面，当然是因为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
日本参谋本部真崎次长因为“越界进攻”的事被天皇训过，所以对此格外敏感，随着关东军攻至平津附近，已经远远超出了“弹性用兵”方案的范围。这让他觉得应该有所收敛，正好外务省转来了与黄郛“直接交涉”，进行停战谈判的意见，遂让他产生了未尝不可一试的想法。
实际上到5月18日，即黄郛抵达北平的当天，参谋本部已经下达了《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和黄郛进行谈判。
但是第二天美国的公报却让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大为光火，决定暂时对谈判渠道进行“冷处理”。同时，就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来看，他们实行“以战逼和”，要逼和 的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但真正想扶植的却是傀儡或地方“反蒋”政权。这时候武藤又想到了那个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板垣君。
自从上次板垣声称他的华北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后，给关东军的电报就没断过，而且每次都说他又取得了新的“成就”，不是这里要“发难”，就是那里要“自治”，看上去他的“火种”已经快撒遍华北平津的每个角落了。
板垣这么敬业，不由得让武藤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真的错怪或者误解这位同志了。
于是，他便发了一个急电给板垣，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在准备谈判停战了，时不我待，你可以从“地下”转到“地上”，开始内变“点火”了。
本来板垣是该点火了，虽然是把小得不能再小，说起来让他自个都得脸红的火，不过有总聊胜于无，这就是他手里的那个“宝贝张”（张敬尧）。
可让板垣始料不及的是，此时他在特务这个行当遇到了一个比他不知道要牛多少倍的牛人——戴笠，后者手一挥，蓝衣社闪电出击，老奸贼没来得及现身就给做掉了。
至于什么成立伪政权啊，发动暴动啊，提都不用再提了。
关键时候哑了火，武藤又一个劲地在催问，板垣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马上拿根绳子去上吊。
人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眼看“二腕”、“三腕”都没了，板垣病急乱投医，索性仿制当年土肥原搞的天津事变，把石友三的旧部等几个落魂得不能再落魄的过气“小腕”都拉过来，弄了一个“华北人民联合自卫军”的破旗，就准备搞暴动了。
看来，这个板垣不管怎么弄，还真的就只会玩玩枪，哪怕那是一支破枪。
在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板垣的这支破枪就准备在天津“起事”了，目标是除掉于学忠。可惜参与“起事”的人胆子实在太小，连天津混混都不如，一看到街上来了警察就缩了回去，结果计划不得不临时中止。
你们要中止，板垣不让啊，这哥们被武藤在后面逼债，眼睛都红了。
给我上，无论如何得“暴动”一下给关东军看看。
第二天晚上，果然又“暴”了，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给报销掉了。纯粹一群饭桶，天津警察搞定他们都绰绰有余。
“起义”失败后，已经完全失去方寸的板垣只好乱来了，于是今天请人发发“独立宣言”，明天让人上街贴贴“牛皮藓”，后天到自家公使馆门口搞搞破坏……
这些东西都属于小儿把戏，顶多到小报的娱乐版凑个热闹，于时局毫无作用，最主要的是也得花钱，而在这之前，军部给的银子早就被板垣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平津金粉之地，胡吃海喝，哪样不得破费啊。
等到身上真的一文不名的时候，板垣无法交待，只得向武藤坦白自己其实什么都没能搞定。
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板垣把没搞定的原因，都归类到客观情况上去，说自己弄错了，真的弄错了，原来以为华北有这么多“反蒋派”，“起事”应有深厚基础，但没想到这些“反蒋派”并不等于就是“亲日派”，而就算是“亲日派”也没多少人真敢站出来反中央，闹分裂。
武藤收到电报后，鼻子都气歪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亏我还把你当个人物呢，原来所谓的“成绩”全是拿来哄我这个老头子的啊。真是竖子不足与谋。
他赶紧把这一“突发情况”电告参谋本部，后者也很是无奈，谁让自己派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不争气的呢。真崎次长旋即转令板垣，把那些不顶用的“内变工作”都停下来，直接尝试与中方展开正面接洽。
事已至此，面子问题还是得摆在第一位。关东军当然不能自己站出来要求停战，得通过第三方。武藤找的还是永津，把停战条件交给他，让他去与中方谈。同时，关东军也奉令做好作战准备，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对北平发动总攻。
永津先前把人家拒之门外，现在反过来要主动与对方谈，也得找台阶下，于是便让原本跟这件事八竿子打不着的同事藤原帮他联络李择一，而且接洽地点特意选在了谁都不会注意的海军武官宿舍。
这次见面，不是说停战谈判的事，而是提停战条件。
武藤起初给永津的停战条件，只是一道停战线，说中国军队只要撤到这条线的以西和以南，关东军便不再越线追击。如果今后保证不再越线“挑衅”，日军可以自动撤回长城一带。
实际上当时这条停战线的以北以东已经大部分为日军所占领，武藤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给停战摆点威风而已，但是这让永津很不爽。
我们都赢了，这点条件不是便宜支那人吗？
他提起笔，刷刷地加了两条，除扩大停战线范围外，又着重添上一句，即中国方面必须派出军事全权代表向关东军“主动要求”停战，如此方可启动后面的停战谈判。
黄郛从永津手里拿到这份停战条件后表示，他个人无权同意，需回去请示商议。
永津眼睛一瞪：晚上2点以前必须给我们答复。否则的话，哼哼——我们关东军将会于凌晨拂晓向北平发动大举进攻。
离开海军宿舍，黄郛一步不敢停留，立刻找何应钦商量，究竟何去何从。
事关重大，何应钦决定在撤离前再开一次会，大家坐下来集体商讨一下。
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一共六人，除政整会的黄郛、李择一，军分会的何应钦、黄绍竑，以及北上协助黄郛的张群外，还有一个军分会参谋处的王伦。
在黄郛介绍完日本人的停战条件后，各人发表意见。
黄郛和李择一都同意停战谋和。黄郛的意见是，由于没钱没粮，军队既无士气，后备又极其匮乏，溃兵与难民都已接近失控状态，北平看样子很难守住，如果平津全 失，“中央政局必动摇”，溃败的部队退到河南山东后，在政府无粮饷补给的情况下，不能抵抗，只会扰民，对形势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种种不堪设想之后 患，均意中事”）。
从与日本人交涉的情况来看，他们现在只提到了一个停战线的问题，而实际上我们的部队早就退到这条停战线以外了，因此可以答应。至于正式谈判时，只要在条文上仔细一点（“加意审慎”），应该不至于受到政府和民众的过多指责。
从内心上来说，张群跟黄郛和李择一的态度是一样的，但因为他当时既非政整会，也不是军分会成员，不便太早地表态，因此一直沉默不语。
六个人中，数王伦的反应最为激烈。
这哥们原来在南京政府时担任军政部厅长，是何应钦的下属，但此人的个性脾气却跟他的上司大相径庭，属于黑旋风李逵类型的。说到意见，他只有一个字：干（或曰瞎干）。
按照王伦的意思，这时候应该赶紧把城里的炮兵集中起来，朝东交民巷的万国使馆区开炮！
什么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能轰的全给它轰完，哪怕弄到一地儿的血，倍儿恐怖。
那英美老外还不得找咱们拼命吗？
拼命？拼命又怎么着，我们北平都丢了，还不够惨吗，他们再惨，能惨得过我们吗。再说了，谁让他们不帮我们调解的呢，谁让他们又同日本人住一块儿的呢，吃了亏，让他们找日本人算帐去。
听他嚷嚷完，众人目瞪口呆：什么年代了，你又不是义和团的，再急了眼也不带这么玩的。
两个赞成和谈，一个算弃权，一个语无伦次，不过可以肯定是强烈反对和谈的。
如果放在以前，何应钦肯定倾向于停战谈和，可是经过上次与永津打交道后，日本人的无信和卑劣让他不寒而栗，怕这次又上关东军的当，因此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
到现在为止，场上的形势是二比一。最后一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
关键时候，黄绍竑站在了黄郛一边。
他认为可以双管齐下，一面加强城防，一面派人去和关东军商量停战，万一日本人又耍花招，或者条件太苛刻，无法接受，到时候再由徐庭瑶负责组织防守，也还有边打边撤的时间。
三比一，少数服从多数，通过。
意见是统一了，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此事干系重大，必须请示。
但此时，老蒋正在江西九江的牯岭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北平和牯岭没有长途电话，而日本人又逼得急，眼看时限就要到了，打电报去请示根本来不及。
大家都互相看着，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没人敢做这个主。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黄郛咬了咬牙，拿出了当天行政院长汪精卫给他发来的电报。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明确了谈判的尺度，表示只要有停战议和的希望，除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的条约外，其它条件都可以答应。
现在日本人只是提出了一个停战线和中方“主动要求”停战的要求，这两个条件应属“可以答应”之列。
此外，在电报中，老汪还让黄郛给何应钦和黄绍竑捎话，一方面要求部队“尽力应战，不可轻于放弃”，另一方面又说，即使在打仗的时候，也“不妨（与日方）接洽”，相机办理，一切行动中央“共负责任”。
在明确政府应该不会反对，而时间又非常紧迫，间不容发的情况下，负主责的黄郛、何应钦、黄绍竑一致决定先谈判再请准，即使事后受追究处分也认了。
随即一面将相关情况电告蒋汪，一面派李择一通知永津：中方同意接洽停战。
这是一个幸运的夜晚，又是一个不幸的夜晚。
幸运者，华北平津或可借此免于沦陷，国家亦能稍得喘息之机，不幸者，倭人贪欲并不会由此止步，而当事者都将从此踏上蒙羞之路。
按照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还必须派一个军事代表去“主动要求”停战。
派谁去呢？
谁都不肯，摆明了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的事，而且战败求和的事（说难听点，就是乞降），放到军人身上，谁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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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7 pm
但人是一定要派的，最后大家都盯住了一个人——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贻。
徐祖贻被众人盯得发毛，知道原来是打他的主意以后，死活不肯就范，看上去简直比拖他出去枪毙还难搞。
理由也很简单：这事不成，会被日本人羞辱（以前何成浚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大牢）；这事成了，会被自己的国人羞辱（也许连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
不肯去，那怎么行，这里就你合格——官至少将，仪表堂堂（不能有辱国格嘛），会说日语。
一帮人轮流上阵，连吓带哄，连骗带压，总算把徐祖贻给弄服贴了，坐上汽车，跟永津一起，如赴刑场一般地出了北平城。
时间：5月23日早上5点。
方向：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司令部驻地。
路程：50里。
50里路，汽车一个小时就能到，但这一个小时，对等待消息的人们来说，却比一年还长。
拍板决策的这几个人虽然都知道面对现实，停战谈判也许是最理智的办法，但真正由自己来敲定这一方案，心情又都是极其沉痛的，因为说穿了，这就是在签城下之盟。
从黄郛，到何应钦，到黄绍竑，都是一路读着中国古书过来的。从大宋朝开始，那些在北方蛮邦异族的刀口下签盟约的代表们，就一次次地被写在书上，人们指着他们的名字，骂出来的都是同样两个字：汉奸！
史有前鉴，人何以堪。
不等了，先散吧。
黄郛在给他的义弟老蒋的电报中，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徐祖贻那边仍然杳无音信，何应钦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担心他这一去真的凶多吉少，遂决定做好两手准备，召集北平附近的军事将领，再开一次紧急会议。
早上8点，何应钦一个电话打到驻顺义牛栏山的傅作义那里，要他到北平来开紧急军事会议。但是傅作义说日军正在发动进攻，他没有办法脱身，只能派他的参谋长代往。
此时的何应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牛栏山阵地前，中日两军已经打得难解难分！
早在徐祖贻还没有随永津出发之前，趁着天还未亮，铃木旅团就向牛栏山阵地发起了猛攻。
从南天门战役以来，日军的打法已形成其固有的一种“特色套路”：夜袭，趁对手精神意志极度涣散的时候，攻敌以不备；炮击，把你的阵地工事全部“地毯式”扫一遍，尽可能消除前进障碍；最后，坦克掩护，步兵随后，他打得着你，你打不着他。
对此运用得最娴熟也最有效的当属川原旅团，在他们这种近乎完全不讲理的打法面前，连刘戡那样强悍的德械部队都垮下来了，一般部队更不在话下。
可是傅作义的绥军并不是一般部队，所以铃木注定没法复制川原所创造的“辉煌战绩”了。
历史上的晋绥军，素以善守著称，这个名气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那是一刀一枪在实战中杀出来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傅作义。
西北军的“呆子”刘汝明也能守，不过他的格局不大，“技术含量”也较小，遇到过硬的仗，他还是守不住的，那时候只能比谁跑得更快了，所以有人说他打的都是 “滑头仗”。傅作义则不同，他本身军事天赋就极高，又有在保定军校受过的教育打底子，加上为人还比较谦虚谨慎，肯沉下心来进行钻研，因此防守比较讲“科 学”，也更经得住考验。著名的涿州之战就是例子。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万把人，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 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一百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当然傅作义并不是天生就特别能挺能熬。换言之，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中学，学中打，有的人是越打越烂，有的人却是越打越能打，最后就真的登上了名将殿堂。
傅作义无疑属于后者。
长城抗战以来，虽然尚未与对手进行过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但他对日军火炮之猛和坦克冲锋已经早有耳闻。
显然，要克敌，就必须先克敌之火炮及坦克。
傅作义来到顺义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着手下的参谋和工兵，到牛栏山前线视察地形。
牛栏山其实既不高也不险，从布阵的角度来讲，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有利地形。不过高手与庸手的区别就在于，高手往往可以化腐朽化神奇，而庸手，你就是给他再好的牌，他都可能输得一塌糊涂。
傅作义虽然不会近景魔术，但他的防守要诀比魔术还神奇，叫做“七分用土，三分用枪”。
围绕这一要诀，傅作义让人把他脑子里勾画出来的掩样和战壕样式，逐一绘制成图，然后下发各连队，并发动顺义当地上万民众，军民协手，抢筑出了一个相当复杂而又极其实用的工事建筑。
在牛栏山之战还没开始前，弘前师团就曾派出飞机进行试探性轰炸，结果工事损坏极小，部队伤亡更是微乎其微。
在牛栏山之战结束后，日军专门组团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参观，结果是相当令他们吃惊的。
眼前的牛栏山和长城一带的山地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石头山，而且一块块石头都非常坚硬，但傅作义一手打造的工事却愣是做到了几乎无可挑剔，具有“相当之价值”，实为“最新式之坚固阵地”。
看到这里，我们也感到奇怪，这傅作义究竟是何方神人，他是怎样用他的金钢钻，在这片石头缝里挖出如此“良好之战壕”的呢？
那万名当地劳力当然居功至伟。在南天门那一带，恐怕一下子也找不到这么多人。但已经到了北京郊区，人口密集之所在，当然是一呼百应。
而最主要的还是傅作义“七分用土”的水平。
他在阵地前面先挖了两道外壕，外壕外面埋了地雷。
地雷是干什么用的？
防坦克。
鬼子的坦克不是很厉害吗，我先让你尝一下铁家伙的味道。
如果地雷还不过瘾，扒不下你的皮来，那咱再试试外壕。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道外壕不是普通的壕沟，里面是不放人的，为侍候鬼子坦克之专用——每道外壕宽深各4米！
就算你躲过了地雷，可是外壕你能跨得过来吗？
除非是再接两块钢板出来。
现在，我们把镜头放近一点，再来看看主阵地。
主阵地又分三道战壕，每道战壕顶部都盖着圆木，圆木上面有沙土，沙土上面还有青草，可算是伪装到了极至，别说飞机，就算是肉眼，也不一定能看出那下面就是战壕。
当然了，战斗真进行到激烈的时候，战壕就是伪装得再好，也还是会被鬼子发现的——你总得开枪打炮吧。
不要紧。我们的战壕是两层的，炸了上层还有下层。
两层都炸掉了？
算你狠。不过告诉你，这三道战壕都是前后左右贯通相连的，中间尽为交通壕，你炸了这边，我一猫腰就可以钻那边去了。
火炮、坦克都避过了，但鬼子兵素有武士道精神，他硬爬过来怎么办？
进得来，未必出得去！
在这里，我们还得到老祖宗那里去温习一下功课。
《三国演义》里面，玩阵法大概没谁玩得过诸葛孔明的。这老夫子如果拿到现代来，就是一魔方高手。
他的阵法有一个名称，叫做八卦阵，还有图纸哩，其名八阵图。人道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管你多少精兵强将，它都足可笑纳。
现在很多景点，真真假假都有这么一个项目，好象就叫八卦阵，是用木桩围起来的，不大的那么一块地方，跟当年的气势比肯定是差远了。
我进去过，不好意思，一时也晕了，后来还是被人家带出来的。
真是丢脸。不过我事后总结了一下，如果我当时不慌，不乱，不怕难为情，拿着笔划一下，做个记号，应该不致于这么逊。
有好多人质疑这种八卦阵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实用性。但我敢断定，真打仗的时候，吃过这东西亏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我们平时没有刀斧之虞，尚难以做到“不慌，不乱，不怕难为情”，如果旁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试问你还能冷静得下来，拿个记号笔划来划去吗？
傅作义的工事，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八卦阵”，据说外人进去，如果不晓机关，或不明决窍，是很难辨清方向的。结果就是你在战壕里面跟个没头苍蝇一样，还在找出口呢，对方就可以随随便便地从任何一个枪眼里伸出枪管，叭地给你一枪。
这枪都等于白挨，身上穿了个窟窿，你都不知道该找谁去喊冤。
敌军找不到方向，我们却是门儿清。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掩体不大，但傅作义却能够螺丝壳里做道场，几乎每个掩体里，指挥作战的地方，放置弹药的所在，伤兵包扎的场所，哪怕是上个茅坑，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战事再激烈，再混乱，壕沟里的人可全不受影响，大家都该干啥还干啥，一点都不会被打扰。
都是山西人，也同为心思机巧之辈，阎老西专注于拨拉算盘，而傅作义却把他的所有算计都一股脑放进工事壕沟里去了，愣把战场弄得跟他的艺术工作室一样。
民国战将，若单论防守，无人敢小觑傅氏，此为公论。
弘前师团虽然战前就知道傅作义系晋绥军主力，比商震的部队还要强上一些，但自南天门战役后，他们一路上都是所向披靡，连着打残了包括德械师在内的3个中央军主力师，气焰嚣张得不得了，那额头摸摸都烫手，一时半刻，体温根本降不下来。
我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们见识一下“皇军之威力”。
可这回轮到他们见识傅作义的威力了。
日军共调用飞机10架、坦克10辆，山野炮共30门，步兵几千人，朝傅作义的一个团（董其武第436团）防守的主阵地发动冲锋。
第一个回合就吃了大亏。连外壕什么样都没看到，地雷就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开在前面的坦克，跟在后面的步兵，被掀的掀，炸的炸，犹如炒菜一般，色香味俱全。
没被地雷炸到的坦克当然有，可它们的境遇更惨。
董其武回忆，当时他通过团指挥所的观测孔，曾亲眼观察到一辆日军坦克翻倒在外壕里面，“轰鸣不止”，“左冲右突”，可就是出不来。
这哪里是“轰鸣”，分明就是悲鸣。
绥军官兵趁势把一扎扎的手榴弹“打赏”过去，坦克车陷在沟里，躲都没地方躲，只能硬挨，结果，好端端的铁甲战车很快变成了废铁一堆。
在坦克残骸和同伴们惨不忍睹的尸体面前，鬼子兵们吓得再也不敢跟以往一样，如同螃蟹般在阵地前面横来横去了。
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原先躲在坦克后面的优势掉转了个个，变成守军能打到他们，而他们不能伤着对方分毫了。
战前，关东军飞行队曾对牛栏山阵地进行过轰炸，但由于工事战壕的隐蔽性特别好，并未能对其阵地造成致命杀伤。现在守军就蹲在战壕里，趴着往外射击，那枪眼只有2寸宽，4寸长，就算鬼子个个是神枪手，想解决这么微小的一个枪眼也不太容易吧。
由于坦克不顶用，铃木转而采用步炮协同的方式，对主阵地发动进攻。
老规矩，先用重炮轰。
这回轰的时候有目标了。毕竟你要对着日军射击，那藏身的掩体和战壕就是伪装得再好，也没有办法不暴露。
轰完，放心了，往前冲。
越过外壕，进入主阵地。
对面战壕里没有人，看样子，人和工事都被炸得差不多了。
确实如此，在猛烈的炮击中，连董其武团指挥所的顶盖都被掀掉了，他自己的帽子也被打飞，差一点就性命休矣，不得不撤至二层掩蔽部。
可你们倒是留神一下旁边呀，忽然呼啦啦一下，从周边其它战壕里跳出了一群端着剌刀的猛人。
这是张成义419团的防区，玩肉搏的上来了。
徐祖贻被众人盯得发毛，知道原来是打他的主意以后，死活不肯就范，看上去简直比拖他出去枪毙还难搞。
理由也很简单：这事不成，会被日本人羞辱（以前何成浚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大牢）；这事成了，会被自己的国人羞辱（也许连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
不肯去，那怎么行，这里就你合格——官至少将，仪表堂堂（不能有辱国格嘛），会说日语。
一帮人轮流上阵，连吓带哄，连骗带压，总算把徐祖贻给弄服贴了，坐上汽车，跟永津一起，如赴刑场一般地出了北平城。
时间：5月23日早上5点。
方向：顺义附近的弘前师团司令部驻地。
路程：50里。
50里路，汽车一个小时就能到，但这一个小时，对等待消息的人们来说，却比一年还长。
拍板决策的这几个人虽然都知道面对现实，停战谈判也许是最理智的办法，但真正由自己来敲定这一方案，心情又都是极其沉痛的，因为说穿了，这就是在签城下之盟。
从黄郛，到何应钦，到黄绍竑，都是一路读着中国古书过来的。从大宋朝开始，那些在北方蛮邦异族的刀口下签盟约的代表们，就一次次地被写在书上，人们指着他们的名字，骂出来的都是同样两个字：汉奸！
史有前鉴，人何以堪。
不等了，先散吧。
黄郛在给他的义弟老蒋的电报中，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徐祖贻那边仍然杳无音信，何应钦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担心他这一去真的凶多吉少，遂决定做好两手准备，召集北平附近的军事将领，再开一次紧急会议。
早上8点，何应钦一个电话打到驻顺义牛栏山的傅作义那里，要他到北平来开紧急军事会议。但是傅作义说日军正在发动进攻，他没有办法脱身，只能派他的参谋长代往。
此时的何应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牛栏山阵地前，中日两军已经打得难解难分！
早在徐祖贻还没有随永津出发之前，趁着天还未亮，铃木旅团就向牛栏山阵地发起了猛攻。
从南天门战役以来，日军的打法已形成其固有的一种“特色套路”：夜袭，趁对手精神意志极度涣散的时候，攻敌以不备；炮击，把你的阵地工事全部“地毯式”扫一遍，尽可能消除前进障碍；最后，坦克掩护，步兵随后，他打得着你，你打不着他。
对此运用得最娴熟也最有效的当属川原旅团，在他们这种近乎完全不讲理的打法面前，连刘戡那样强悍的德械部队都垮下来了，一般部队更不在话下。
可是傅作义的绥军并不是一般部队，所以铃木注定没法复制川原所创造的“辉煌战绩”了。
历史上的晋绥军，素以善守著称，这个名气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那是一刀一枪在实战中杀出来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傅作义。
西北军的“呆子”刘汝明也能守，不过他的格局不大，“技术含量”也较小，遇到过硬的仗，他还是守不住的，那时候只能比谁跑得更快了，所以有人说他打的都是 “滑头仗”。傅作义则不同，他本身军事天赋就极高，又有在保定军校受过的教育打底子，加上为人还比较谦虚谨慎，肯沉下心来进行钻研，因此防守比较讲“科 学”，也更经得住考验。著名的涿州之战就是例子。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万把人，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 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一百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当然傅作义并不是天生就特别能挺能熬。换言之，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中学，学中打，有的人是越打越烂，有的人却是越打越能打，最后就真的登上了名将殿堂。
傅作义无疑属于后者。
长城抗战以来，虽然尚未与对手进行过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但他对日军火炮之猛和坦克冲锋已经早有耳闻。
显然，要克敌，就必须先克敌之火炮及坦克。
傅作义来到顺义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着手下的参谋和工兵，到牛栏山前线视察地形。
牛栏山其实既不高也不险，从布阵的角度来讲，绝对算不上是一个有利地形。不过高手与庸手的区别就在于，高手往往可以化腐朽化神奇，而庸手，你就是给他再好的牌，他都可能输得一塌糊涂。
傅作义虽然不会近景魔术，但他的防守要诀比魔术还神奇，叫做“七分用土，三分用枪”。
围绕这一要诀，傅作义让人把他脑子里勾画出来的掩样和战壕样式，逐一绘制成图，然后下发各连队，并发动顺义当地上万民众，军民协手，抢筑出了一个相当复杂而又极其实用的工事建筑。
在牛栏山之战还没开始前，弘前师团就曾派出飞机进行试探性轰炸，结果工事损坏极小，部队伤亡更是微乎其微。
在牛栏山之战结束后，日军专门组团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参观，结果是相当令他们吃惊的。
眼前的牛栏山和长城一带的山地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石头山，而且一块块石头都非常坚硬，但傅作义一手打造的工事却愣是做到了几乎无可挑剔，具有“相当之价值”，实为“最新式之坚固阵地”。
看到这里，我们也感到奇怪，这傅作义究竟是何方神人，他是怎样用他的金钢钻，在这片石头缝里挖出如此“良好之战壕”的呢？
那万名当地劳力当然居功至伟。在南天门那一带，恐怕一下子也找不到这么多人。但已经到了北京郊区，人口密集之所在，当然是一呼百应。
而最主要的还是傅作义“七分用土”的水平。
他在阵地前面先挖了两道外壕，外壕外面埋了地雷。
地雷是干什么用的？
防坦克。
鬼子的坦克不是很厉害吗，我先让你尝一下铁家伙的味道。
如果地雷还不过瘾，扒不下你的皮来，那咱再试试外壕。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道外壕不是普通的壕沟，里面是不放人的，为侍候鬼子坦克之专用——每道外壕宽深各4米！
就算你躲过了地雷，可是外壕你能跨得过来吗？
除非是再接两块钢板出来。
现在，我们把镜头放近一点，再来看看主阵地。
主阵地又分三道战壕，每道战壕顶部都盖着圆木，圆木上面有沙土，沙土上面还有青草，可算是伪装到了极至，别说飞机，就算是肉眼，也不一定能看出那下面就是战壕。
当然了，战斗真进行到激烈的时候，战壕就是伪装得再好，也还是会被鬼子发现的——你总得开枪打炮吧。
不要紧。我们的战壕是两层的，炸了上层还有下层。
两层都炸掉了？
算你狠。不过告诉你，这三道战壕都是前后左右贯通相连的，中间尽为交通壕，你炸了这边，我一猫腰就可以钻那边去了。
火炮、坦克都避过了，但鬼子兵素有武士道精神，他硬爬过来怎么办？
进得来，未必出得去！
在这里，我们还得到老祖宗那里去温习一下功课。
《三国演义》里面，玩阵法大概没谁玩得过诸葛孔明的。这老夫子如果拿到现代来，就是一魔方高手。
他的阵法有一个名称，叫做八卦阵，还有图纸哩，其名八阵图。人道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管你多少精兵强将，它都足可笑纳。
现在很多景点，真真假假都有这么一个项目，好象就叫八卦阵，是用木桩围起来的，不大的那么一块地方，跟当年的气势比肯定是差远了。
我进去过，不好意思，一时也晕了，后来还是被人家带出来的。
真是丢脸。不过我事后总结了一下，如果我当时不慌，不乱，不怕难为情，拿着笔划一下，做个记号，应该不致于这么逊。
有好多人质疑这种八卦阵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实用性。但我敢断定，真打仗的时候，吃过这东西亏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我们平时没有刀斧之虞，尚难以做到“不慌，不乱，不怕难为情”，如果旁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试问你还能冷静得下来，拿个记号笔划来划去吗？
傅作义的工事，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八卦阵”，据说外人进去，如果不晓机关，或不明决窍，是很难辨清方向的。结果就是你在战壕里面跟个没头苍蝇一样，还在找出口呢，对方就可以随随便便地从任何一个枪眼里伸出枪管，叭地给你一枪。
这枪都等于白挨，身上穿了个窟窿，你都不知道该找谁去喊冤。
敌军找不到方向，我们却是门儿清。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掩体不大，但傅作义却能够螺丝壳里做道场，几乎每个掩体里，指挥作战的地方，放置弹药的所在，伤兵包扎的场所，哪怕是上个茅坑，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战事再激烈，再混乱，壕沟里的人可全不受影响，大家都该干啥还干啥，一点都不会被打扰。
都是山西人，也同为心思机巧之辈，阎老西专注于拨拉算盘，而傅作义却把他的所有算计都一股脑放进工事壕沟里去了，愣把战场弄得跟他的艺术工作室一样。
民国战将，若单论防守，无人敢小觑傅氏，此为公论。
弘前师团虽然战前就知道傅作义系晋绥军主力，比商震的部队还要强上一些，但自南天门战役后，他们一路上都是所向披靡，连着打残了包括德械师在内的3个中央军主力师，气焰嚣张得不得了，那额头摸摸都烫手，一时半刻，体温根本降不下来。
我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们见识一下“皇军之威力”。
可这回轮到他们见识傅作义的威力了。
日军共调用飞机10架、坦克10辆，山野炮共30门，步兵几千人，朝傅作义的一个团（董其武第436团）防守的主阵地发动冲锋。
第一个回合就吃了大亏。连外壕什么样都没看到，地雷就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开在前面的坦克，跟在后面的步兵，被掀的掀，炸的炸，犹如炒菜一般，色香味俱全。
没被地雷炸到的坦克当然有，可它们的境遇更惨。
董其武回忆，当时他通过团指挥所的观测孔，曾亲眼观察到一辆日军坦克翻倒在外壕里面，“轰鸣不止”，“左冲右突”，可就是出不来。
这哪里是“轰鸣”，分明就是悲鸣。
绥军官兵趁势把一扎扎的手榴弹“打赏”过去，坦克车陷在沟里，躲都没地方躲，只能硬挨，结果，好端端的铁甲战车很快变成了废铁一堆。
在坦克残骸和同伴们惨不忍睹的尸体面前，鬼子兵们吓得再也不敢跟以往一样，如同螃蟹般在阵地前面横来横去了。
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原先躲在坦克后面的优势掉转了个个，变成守军能打到他们，而他们不能伤着对方分毫了。
战前，关东军飞行队曾对牛栏山阵地进行过轰炸，但由于工事战壕的隐蔽性特别好，并未能对其阵地造成致命杀伤。现在守军就蹲在战壕里，趴着往外射击，那枪眼只有2寸宽，4寸长，就算鬼子个个是神枪手，想解决这么微小的一个枪眼也不太容易吧。
由于坦克不顶用，铃木转而采用步炮协同的方式，对主阵地发动进攻。
老规矩，先用重炮轰。
这回轰的时候有目标了。毕竟你要对着日军射击，那藏身的掩体和战壕就是伪装得再好，也没有办法不暴露。
轰完，放心了，往前冲。
越过外壕，进入主阵地。
对面战壕里没有人，看样子，人和工事都被炸得差不多了。
确实如此，在猛烈的炮击中，连董其武团指挥所的顶盖都被掀掉了，他自己的帽子也被打飞，差一点就性命休矣，不得不撤至二层掩蔽部。
可你们倒是留神一下旁边呀，忽然呼啦啦一下，从周边其它战壕里跳出了一群端着剌刀的猛人。
这是张成义419团的防区，玩肉搏的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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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8 pm
在中原大战前，西北军的冯玉祥对晋绥军是瞧不上眼的，自己的西北军招兵也从不肯招山西人，这倒不是完全出于偏见，道理还是有一些的。
那时候的山西很富，所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大抵人日子过好了，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老婆孩子一大堆，总要怕死一些，打仗自然就没有苦大仇深的西北大汉们豁得出去。晋绥军历来重守，而且战斗力不及西北军，与其兵源多少是有关系的。
绥军原来虽为晋绥军系列，但由于中原大战后就离开了山西，此后一直驻守绥远，因此和原来的晋军相比，风格已有了显著不同。
绥远这个地方，和察哈尔一样，都是解放前的地域概念，其地理位置就在察哈尔后面，即现在内蒙的中部。不用说，也是很穷的一个地儿。不过穷有穷的好处，一来 你住这里，别人不会惦记，二来此地民风亦极为彪悍，都是汉族移民，有那么一股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的劲头。
这帮人打仗拼命的劲头，并不比陕甘宁的那些兄弟差，29军用大刀，绥军用剌刀，然而一样刚猛，一样有效。
闯进主阵地的鬼子毫无准备，顿时被挑了个稀里哗啦，剩下的只有抱着脑袋往回跑的份。
且慢，我们还得补充一下，除了敢拼命外，绥军还有另外一个其它地方难以企及的优势。
那就是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生没有多少近视的，最易出神枪手。神枪手多，给对方进攻时造成的杀伤自然就多，这也是傅作义特别能守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日军就连逃跑都不爽，因为绥军的子弹在后面追得又准又狠。
如同涨潮涨落，一轮败退之后，紧跟着又是新一轮进攻。
那么，来试试中国的八卦阵吧。
我们前面说过，傅作义的工事修得有如迷宫，这个特点让薄鑫420团发挥得淋漓尽致。
该团有一个连在打退日军5次进攻后，只剩下了几个人，但就是这几个人，日本人死活都搞不定。
他们弄不懂为什么一个战壕会这么复杂。眼看着已经冲进了战壕，但冷枪冷弹仍然无处不在，环顾四周，却又找不到放枪投弹的人在哪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活靶子。据说有个哥们，靠着在战壕里钻来钻来，竟然一个人就独自干掉了十几个鬼子！
此时傅作义指定的前敌总指挥是210旅旅长叶启杰（保定7期），他带着绥军的两个旅在主阵地上进行防守，令旗一挥，敌往右我往右，敌至左我至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调度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 。
从凌晨4点开始，将近5、6个小时过去了，牛栏山主阵地仍然纹丝不动。
不可能啊。本来不可一世的关东军顿时傻了眼。
消息传到前敌指挥部，铃木美通少将站了起来。
你们不行，还是让我亲自来指挥吧。
铃木赶到前线后，发觉对方的阵地确实很强，全面攻击不是个办法，便马上集中兵力，将打法调整为重点进攻。
重点者，左翼阵地（也就是东面阵地）的薄鑫420团和正面阵地的董其武436团。
双方尽出全力，伤亡都不小，但日军仍是寸步难行。
铃木感到这样强攻的代价实在太大，又想到了用“钢铁部队”进行“重磅敲击”。
这时候的牛栏山阵地在表面上已无秘密可言，其目标很容易就可以被日军飞机大炮捕捉得到。
开火！
飞机从前到后，从高到低，轰了又射，射了再轰。
然后炮兵接力，先覆盖再延伸，最后连牛栏山阵地的后方都没放过。
眼看绥军又要悬了。我们只要沿着古北口这一线往前看，关外的张政枋师，古北口的张廷枢师，南关的关麟征师，直至南天门的刘戡师，士卒一个比一个更猛，枪械一枝比一枝更精，但经过这种疯狂的轰击，战斗力起码都要锐减三分之一，也成为这些部队败下阵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铃木胸有成竹，在他看来，下一个轮到绥军，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炮声方息，作为前锋的几百鬼子兵就迅速向阵地扑去。
然而让铃木沮丧的事发生了，经过那么凶狠凌厉的打击之后，阵地守军的战斗力却丝毫未见下降，他们只不过在战壕里换了个位置，继续抵抗。
这回连趴着瞄准都没耐心了，干脆直接投手榴弹，用冲锋枪扫射。
短兵相接，日军的火力竟然没干得过绥军。
绥军此时在编制上仍归阎锡山所属，在武器使用上比29军可不知阔了多少去。他们的武器，主要来源于太原兵工厂。老阎就跟鼓捣他的太原电务处一样，也不知从哪里延揽到那么多能工巧匠，愣把这个原本只能修修标枪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了堪与汉阳造相媲美的武器制造基地。
正是手上有了这个宝贝，当别人捧着大把的钱朝老外买枪购炮时，晋绥军却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老阎还拿这个赚外快，把生产出来的枪炮卖给别人，那赚来的银子真是到了盆满钵满的地步。
绥军使用的手榴弹和冲锋枪都是太原兵工厂的当家品牌。手榴弹虽然也是木柄铸铁，看上去并不希奇，但威力绝对够猛，一炸开可以分出数十片甚至上百片弹片，不 比日本人的手雷差多少。更绝的是冲锋枪，那是一种仿德制的手提机关枪，又称“花眼机关”，拿在手上，扫过来扫过去，那感觉不要太好哦。当时这两种武器都已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据说生产线最忙的时候，太原一天可以出10万颗手榴弹，一个月可以出900支冲锋枪，所以晋绥军，包括绥军在内，于武器弹药上是很少发愁的。
那时候国内轻机枪很紧缺，连中央军都不配备，只有重机枪，像关麟征师和黄杰师，都是到了北平后才配发了进口的捷克式。如果看到绥军有这样的配备，连他们都要眼红不已了。
那位说了，都是花钱，为什么咱们不支持一下“国货”呢？
问题是老阎那“国货”没法多支持。中原大战与冯玉祥结盟时，他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次，主动送了老冯好多挺这种“花眼机关”。西北军一开始用得很爽，后来就不 行了，原因是这种冲锋枪的子弹要求很高，不是一般的子弹就能用，非得是他们太原兵工厂制造的那种才行。老阎送的子弹就那么多，一会儿就“喂”完了。如果不 到太原去买，“花眼机关”就真的只能扔在墙角当花瓶了。
都是自家产品，绥军的弹药当然比较经用，可着劲打，小鬼子还真的吃不消。
火力不行，精神来补。
看到少将旅团长亲自在后督阵，一部分躲过枪林弹雨的日军挺着剌刀冲到了面前。
鬼子们说，手榴弹和冲锋枪打不过你，咱还是玩最拿手的剌刀吧。
好的，绥军官兵也端着枪从战壕里站出来，一副不拼死你不罢休的气势。
预备，开始。
就在双方剌刀即将对剌的一刹那，对面的鬼子兵忽然全倒了下去。
原因？
嘿嘿，咱们这边“没守得住信用”，开枪了。
后来听说老八路新四军经常用这招，其实论开山鼻祖，还得说到傅作义的绥军。要不怎么有人说绥军是“七路半”呢，比八路就少半路，论打仗之机巧，还真有几分神似。
将近一个小时的混战，大路和高地上已经是尸横遍野。日军接连发动七次进攻，均无法冲过一线战壕。
到中午12点，徐祖贻终于返回北平。
这一趟比预料得好。接待他的弘 前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是个较纯粹的正规军人，战场上很懂战术，平时做事也一板一眼，并不像一般我们常见的日本将军那样狂傲和不可理喻。据说，他在国内也 从不拉帮结派，跟什么皇道派、统制派都没有任何瓜葛。更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傅作义在牛栏山把他的师团给挡住了，以致于旅团长都不得不亲自到一线进行 指挥——你牛气了，日本人通常就会自觉自愿地作出让步。
西义在接待时，对徐祖贻的态度算过得去，没把他怎么样，还按照对方的军阶和身份，专门举行了一个接待仪式。
在徐祖贻签定请求停战的文件后，西义告诉他，停战谈判正式启动后，由关东军和北平军分会再派代表，于5日内商谈具体条款。
谈判代表由弘前师团变成了关东军，这就意味着己方的规格也要随之上升。
不是说只有徐祖贻才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吗？
诓他的，要不然这兄弟怎么肯上套呢。
徐祖贻擦着汗下去了，何应钦的眼睛盯上了熊斌。
熊斌在政府内的职务是参谋部厅长，军衔是中将，身份比徐祖贻高，其它诸如仪表好、到东瀛留过学、会日语等硬条件也一个不缺。
先前劝徐祖贻的时候，熊斌也很起劲，可发现这回要轮到自己身上时，马上杀猪一样叫起来，抗拒情绪比徐祖贻还要激烈。
军分会的这些首脑自然不能放过他。
黄绍竑给他来精神激励，告诉他当初李鸿章是怎样忍辱负重签下“马关条约”的。
固然一般不了解内情的人会骂这位“李中堂”，可有知识的人就不一样了，梁启超还专门替他写传记，说此举不容易呢，并称他是近代第一人。你现在就有机会做这样的第一人了。
何应钦则进行物质诱惑。除给他加了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外，又像哄小朋友一样，许诺了一堆“好条件”。
这样，熊斌才肯硬着头皮做谈判的首席代表。
这边准备谈，那边还在打。
牛栏山，铃木的心已经慢慢地“纠结”起来。
他再次作出调整，进一步缩小重点进攻的范围，专攻薄鑫420团驻守的左翼阵地。
毫无疑问，左翼阵地正面仍然相当难打。这么给你讲吧，傅作义弄出来的工事，就从来没有豆腐渣、楼脆脆这种说法。硬啃，那是注定要崩掉你两颗大门牙的。
但是铃木意不在正面，而在侧面，没错，他又要用那个讨厌的迂回包围战术了。
左翼阵地再往左边去，是一条河。河里面自然没法筑工事，铃木派出隶属自己旅团的早川第31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长园堡实行偷渡——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过河。
过了河，马上进行大范围迂回，直奔左翼阵地的大后方口头村和茶坞村而去。那意思，我正面打不过来，从后面包抄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叶启杰发现日军意图后，迅速派曹子谦营进行迎击。但一个营与日军步骑两个联队相比，哪怕你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再猛，人也是不够用的。很快，营长曹子谦负伤，一名连长阵亡，口头村面临着被敌突破的危险。
叶启杰把杀手锏拿了出来。
包抄日军忽然发现阵地上黑洞洞的炮口已经移向了他们。
鬼子们笑了。
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近了，通常情况下谁都不敢开炮，因为那样做只会落得两败俱伤。
吓谁呢？
然而对方很快开出证明：我们绝不开玩笑。
真的开炮了！
以下的情节可以演绎出一段独白：
我和它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我对它一无所知。一声巨响之后，我认识了它，可是已经晚了。
傅作义早就说过，他的工事是“七分用土，三分用枪”，现在要用枪了，而“枪”这个概念，其中也包括炮。
叶启杰拉出来的山炮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所用的炮弹，一般人还不太敢用，唤作：零线子母弹。
这是一种出膛后会散开的炮弹，炮弹内含270粒小铅弹，爆炸后方圆900平米的范围内均可覆盖。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错，但其实不然。因为它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那就是射距极短，飞出30米后就会爆炸。
然而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这炮弹给傅作义那就派大用场了。
在那么近的距离内，日军完全料想不到中国军队会开炮，而且炮弹还爆得如此猛烈，这使日军蒙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这么说吧，那一个照面冲过来的鬼子基本上全完了，不死也得落一个重伤。
当时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日本随军记者看到这一幕，惊得半天张着嘴合不拢。过后，他只是为中国军队打仗如此不要命而感到不可思议，连声感叹“实属罕见，其勇敢令人惊叹”。
他以为中国人一定也死得很惨，此必为同归于尽之举。
真可惜啊。炮弹爆炸时，我们的人都躲在工事里面，工事被包得严严实实，只要你不傻乎乎地硬要把脑袋或身子探出去，老实说，弹片想伤到你都很难。
这一炮打完了，再也没人敢迎着炮弹朝口头村冲了——武士道精神，那也是有限度的。
日军都聚着堆往茶坞村去。
此地防守力量较为薄弱，这么多日军一窝峰地上去，还是不愁拿不下来的。
茶坞村一失，左翼阵地再次陷入了被敌包抄夹攻的危险。叶启杰赶紧向位于小汤山的绥军总指挥部呼救。
别慌，傅作义手上还有棋。
前面防守用了2个旅，留了1个旅作预备队。
傅作义即刻抽出一个团，由孙兰峰率领，跑步增援。
在傅作义的部下中，孙兰峰和董其武是齐名的，素有“傅家二虎”之称。但两人性格不同，董其武是山西人，比较沉稳，喜静，相比之下，孙兰峰是地道的山东人，标准的山东大汉，遇事就急躁一些，爱动。
傅作义不仅在防守战中堪称大师，于用人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他把手下这两只“虎”的长处都发挥了出来：董其武耐得住性子，就让他守；孙兰峰在家里面呆不住，就让他攻。
结果两人一张一弛，倒成了一对绝配。
这次也是如此，傅作义让董其武扼守正面，孙兰峰就被他腾空出来，或反击，或强攻。
说到性子急，你一定以为这位孙兄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其实大谬不然，大概是经常跟在傅作义旁边混的缘故，他有时候比傅本人表现得还精明，会算计呢。
傅作义让他把茶坞村夺回来，他没有愣头愣脑地直接冲过去，而是准备跟日本人一样，也从背后来进行抄袭。
不过日军向来是搞这个玩意的行家里手。孙兰峰做足功夫，却仍然被发现了。
于是只好扭头就跑，日军骑兵联队上马猛追。后者是骑兵，跑得快，亮着马刀，凶神恶煞。前者是步兵，跑得慢，没有工事，惊慌失措。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比较糟的是步兵。
可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路过苏家口的一片树林的时候。
树林里忽然枪声大作，而且都是火力极猛的重机枪。这下好了，日军骑兵猝不及防，当场死伤无算。先前跑得七零八落的步兵也忽然又聚成了堆，一个反转身杀将回来。
原来孙兰峰事先就把包括重机枪连在内的一个营留在了树林里，而自己只带了两个营前去抄袭，遂得奇效。
日军骑兵中弹落马者极多。本来想把对方步兵冲散的，没想到自己却先被打散了。
叶启杰得知情况，立刻率部与孙兰峰合兵一处，向日军发动猛攻，部队三进三出，反过来对早川联队形成了三面包围。
早川见势不好，只得仓皇退却，茶坞村失而复得。
当天下午4点以后，何应钦打来电话，告知傅作义，两军已准备停战谈判，让他不要再打了。
如果这个电话是早上或者中午打来的，傅作义也许会考虑一下，可他的阵地已经守到现在了，而且还守得好好的，没让日本人占到一点便宜。容易吗我，凭什么要撤？
不睬他。
何应钦一连4个电话打过来，无效。
我说，何部长你就在家歇歇吧，现如今连刘戡都不听你的了，傅作义那是何等样人，岂有随便听你话的道理，而且我这次一定要强调一句，人家老傅不听命令还是很有道理的。
看看下面这个数据：
全天共打了15个小时，从一个黑夜打到另一个黑夜，双方都远远超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标准，全部堪称特级劳模。
据战役的指挥者和目击者之一董其武统计，在这一整天里，绥军阵亡367人，而关东军铃木旅团“竟”被击毙346人。
自长城抗战以来，双方战死数字从未如此接近，哪怕是蹲在工事里防守，所以这里一定要用一个“竟”字。
虽然傅作义早在北伐时就以守出名，可那毕竟是内战，大家表现出来的技战术素养都不算很高，只有牛栏山这一战打的是日本人，把穷凶极恶的鬼子兵都挡住了，力保阵地不失，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这才叫真功夫。
本来当天晚上傅作义还准备派孙兰峰发动一次夜袭，多少再赚点回来，但是他的参谋长这时候赶到了。
听参谋长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讲完之后，傅作义取消了夜袭计划，按照何应钦的手令，率部向高丽营撤退集结。
与此同时，日军一线部队也收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的停战命令，不再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于是，牛栏山之战，就为长城抗战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高潮过去了。有人可能认为很不爽，我们不是打得好好的嘛，干吗非要听那姓何的话后撤呢。
事实上，何应钦的手令并没有这么神，不是宋高宗颁出来的十二道金牌，傅作义就是不听也可以。前面四个电话也是命令，傅作义不是也没鸟吗。
关键还在于，傅作义从他的参谋长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这次停战谈判是真的，而且已经基本达成，事关重大，牵涉全局，绥军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有可能就会把整个停战都破坏掉。随之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战局至此，靠一个傅作义的力量能够力挽狂澜吗？
很难。
傅作义之所以能在牛栏山取得这么好的战绩，一方面是他确实打仗有一套，尤善于防守，而他的对手一路打着胜仗过来，很自然地就出现了骄怠轻敌的情绪，以致临 时准备不足。特别是牛栏山一战日军的主力是铃木旅团，这个旅团的战斗力和技战术水平，跟服部旅团相差不多，因此吃的亏也一样，先前被29军的大刀修理过的就是这两个旅团——服部旅团是在喜峰口，铃木旅团则是在罗文峪。
就实战效果而言，他们跟川原旅团还不是一个档次，而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也实际是败在了川原旅团手上。
另一方面，绥军也跟宋哲元29军起初到喜峰口、罗文峪一样，其时士气正盛，尽为精兵强将，比较容易打出状态来。
据说，日本人战后在参观工事时，发现了绥军掩埋的将士遗体，其中最小的看上去还不满十八岁，完全是一副青年学生的模样，然而亦奋身许国，决不含糊，这让他们自己也不由地连声感慨，说“（中国）青年之狂热可见一斑”。
然而假以时日，随着战斗更趋深入和艰苦，部队是不是还能做到以一挡十，一直保持这种打到底的斗志和***呢？
论勇猛，所有这些部队，都没有超得过29军的，但他们在坚持两月之久后，也从“如虎”的状态一直滑落到了“如狗”，甚至于如“绵羊”的地步（当然，也不排除宋哲元从那时起就有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商震并非个案，大哥不说二哥，骨子里都一样）。
打仗，最终靠的还是实力。
倘若要把牛栏山保卫战继续坚持下去，那就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此时后援早已不继，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军中，实际上也只有绥军尚能，或者说肯于一战，对方除了川原旅团外，却还有一个同样很能打的熊本师团没真正上阵呢。
从当时的整体战局来看，北平已三面被围，就算傅作义一面能长久顶住，又能如何？
见好就收，亦不失为聪明之举。
那时候的山西很富，所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大抵人日子过好了，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老婆孩子一大堆，总要怕死一些，打仗自然就没有苦大仇深的西北大汉们豁得出去。晋绥军历来重守，而且战斗力不及西北军，与其兵源多少是有关系的。
绥军原来虽为晋绥军系列，但由于中原大战后就离开了山西，此后一直驻守绥远，因此和原来的晋军相比，风格已有了显著不同。
绥远这个地方，和察哈尔一样，都是解放前的地域概念，其地理位置就在察哈尔后面，即现在内蒙的中部。不用说，也是很穷的一个地儿。不过穷有穷的好处，一来 你住这里，别人不会惦记，二来此地民风亦极为彪悍，都是汉族移民，有那么一股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的劲头。
这帮人打仗拼命的劲头，并不比陕甘宁的那些兄弟差，29军用大刀，绥军用剌刀，然而一样刚猛，一样有效。
闯进主阵地的鬼子毫无准备，顿时被挑了个稀里哗啦，剩下的只有抱着脑袋往回跑的份。
且慢，我们还得补充一下，除了敢拼命外，绥军还有另外一个其它地方难以企及的优势。
那就是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生没有多少近视的，最易出神枪手。神枪手多，给对方进攻时造成的杀伤自然就多，这也是傅作义特别能守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日军就连逃跑都不爽，因为绥军的子弹在后面追得又准又狠。
如同涨潮涨落，一轮败退之后，紧跟着又是新一轮进攻。
那么，来试试中国的八卦阵吧。
我们前面说过，傅作义的工事修得有如迷宫，这个特点让薄鑫420团发挥得淋漓尽致。
该团有一个连在打退日军5次进攻后，只剩下了几个人，但就是这几个人，日本人死活都搞不定。
他们弄不懂为什么一个战壕会这么复杂。眼看着已经冲进了战壕，但冷枪冷弹仍然无处不在，环顾四周，却又找不到放枪投弹的人在哪里，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活靶子。据说有个哥们，靠着在战壕里钻来钻来，竟然一个人就独自干掉了十几个鬼子！
此时傅作义指定的前敌总指挥是210旅旅长叶启杰（保定7期），他带着绥军的两个旅在主阵地上进行防守，令旗一挥，敌往右我往右，敌至左我至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调度得那叫一个游刃有余 。
从凌晨4点开始，将近5、6个小时过去了，牛栏山主阵地仍然纹丝不动。
不可能啊。本来不可一世的关东军顿时傻了眼。
消息传到前敌指挥部，铃木美通少将站了起来。
你们不行，还是让我亲自来指挥吧。
铃木赶到前线后，发觉对方的阵地确实很强，全面攻击不是个办法，便马上集中兵力，将打法调整为重点进攻。
重点者，左翼阵地（也就是东面阵地）的薄鑫420团和正面阵地的董其武436团。
双方尽出全力，伤亡都不小，但日军仍是寸步难行。
铃木感到这样强攻的代价实在太大，又想到了用“钢铁部队”进行“重磅敲击”。
这时候的牛栏山阵地在表面上已无秘密可言，其目标很容易就可以被日军飞机大炮捕捉得到。
开火！
飞机从前到后，从高到低，轰了又射，射了再轰。
然后炮兵接力，先覆盖再延伸，最后连牛栏山阵地的后方都没放过。
眼看绥军又要悬了。我们只要沿着古北口这一线往前看，关外的张政枋师，古北口的张廷枢师，南关的关麟征师，直至南天门的刘戡师，士卒一个比一个更猛，枪械一枝比一枝更精，但经过这种疯狂的轰击，战斗力起码都要锐减三分之一，也成为这些部队败下阵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铃木胸有成竹，在他看来，下一个轮到绥军，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炮声方息，作为前锋的几百鬼子兵就迅速向阵地扑去。
然而让铃木沮丧的事发生了，经过那么凶狠凌厉的打击之后，阵地守军的战斗力却丝毫未见下降，他们只不过在战壕里换了个位置，继续抵抗。
这回连趴着瞄准都没耐心了，干脆直接投手榴弹，用冲锋枪扫射。
短兵相接，日军的火力竟然没干得过绥军。
绥军此时在编制上仍归阎锡山所属，在武器使用上比29军可不知阔了多少去。他们的武器，主要来源于太原兵工厂。老阎就跟鼓捣他的太原电务处一样，也不知从哪里延揽到那么多能工巧匠，愣把这个原本只能修修标枪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了堪与汉阳造相媲美的武器制造基地。
正是手上有了这个宝贝，当别人捧着大把的钱朝老外买枪购炮时，晋绥军却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老阎还拿这个赚外快，把生产出来的枪炮卖给别人，那赚来的银子真是到了盆满钵满的地步。
绥军使用的手榴弹和冲锋枪都是太原兵工厂的当家品牌。手榴弹虽然也是木柄铸铁，看上去并不希奇，但威力绝对够猛，一炸开可以分出数十片甚至上百片弹片，不 比日本人的手雷差多少。更绝的是冲锋枪，那是一种仿德制的手提机关枪，又称“花眼机关”，拿在手上，扫过来扫过去，那感觉不要太好哦。当时这两种武器都已 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据说生产线最忙的时候，太原一天可以出10万颗手榴弹，一个月可以出900支冲锋枪，所以晋绥军，包括绥军在内，于武器弹药上是很少发愁的。
那时候国内轻机枪很紧缺，连中央军都不配备，只有重机枪，像关麟征师和黄杰师，都是到了北平后才配发了进口的捷克式。如果看到绥军有这样的配备，连他们都要眼红不已了。
那位说了，都是花钱，为什么咱们不支持一下“国货”呢？
问题是老阎那“国货”没法多支持。中原大战与冯玉祥结盟时，他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次，主动送了老冯好多挺这种“花眼机关”。西北军一开始用得很爽，后来就不 行了，原因是这种冲锋枪的子弹要求很高，不是一般的子弹就能用，非得是他们太原兵工厂制造的那种才行。老阎送的子弹就那么多，一会儿就“喂”完了。如果不 到太原去买，“花眼机关”就真的只能扔在墙角当花瓶了。
都是自家产品，绥军的弹药当然比较经用，可着劲打，小鬼子还真的吃不消。
火力不行，精神来补。
看到少将旅团长亲自在后督阵，一部分躲过枪林弹雨的日军挺着剌刀冲到了面前。
鬼子们说，手榴弹和冲锋枪打不过你，咱还是玩最拿手的剌刀吧。
好的，绥军官兵也端着枪从战壕里站出来，一副不拼死你不罢休的气势。
预备，开始。
就在双方剌刀即将对剌的一刹那，对面的鬼子兵忽然全倒了下去。
原因？
嘿嘿，咱们这边“没守得住信用”，开枪了。
后来听说老八路新四军经常用这招，其实论开山鼻祖，还得说到傅作义的绥军。要不怎么有人说绥军是“七路半”呢，比八路就少半路，论打仗之机巧，还真有几分神似。
将近一个小时的混战，大路和高地上已经是尸横遍野。日军接连发动七次进攻，均无法冲过一线战壕。
到中午12点，徐祖贻终于返回北平。
这一趟比预料得好。接待他的弘 前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是个较纯粹的正规军人，战场上很懂战术，平时做事也一板一眼，并不像一般我们常见的日本将军那样狂傲和不可理喻。据说，他在国内也 从不拉帮结派，跟什么皇道派、统制派都没有任何瓜葛。更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傅作义在牛栏山把他的师团给挡住了，以致于旅团长都不得不亲自到一线进行 指挥——你牛气了，日本人通常就会自觉自愿地作出让步。
西义在接待时，对徐祖贻的态度算过得去，没把他怎么样，还按照对方的军阶和身份，专门举行了一个接待仪式。
在徐祖贻签定请求停战的文件后，西义告诉他，停战谈判正式启动后，由关东军和北平军分会再派代表，于5日内商谈具体条款。
谈判代表由弘前师团变成了关东军，这就意味着己方的规格也要随之上升。
不是说只有徐祖贻才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吗？
诓他的，要不然这兄弟怎么肯上套呢。
徐祖贻擦着汗下去了，何应钦的眼睛盯上了熊斌。
熊斌在政府内的职务是参谋部厅长，军衔是中将，身份比徐祖贻高，其它诸如仪表好、到东瀛留过学、会日语等硬条件也一个不缺。
先前劝徐祖贻的时候，熊斌也很起劲，可发现这回要轮到自己身上时，马上杀猪一样叫起来，抗拒情绪比徐祖贻还要激烈。
军分会的这些首脑自然不能放过他。
黄绍竑给他来精神激励，告诉他当初李鸿章是怎样忍辱负重签下“马关条约”的。
固然一般不了解内情的人会骂这位“李中堂”，可有知识的人就不一样了，梁启超还专门替他写传记，说此举不容易呢，并称他是近代第一人。你现在就有机会做这样的第一人了。
何应钦则进行物质诱惑。除给他加了一个军分会总参谋的名义外，又像哄小朋友一样，许诺了一堆“好条件”。
这样，熊斌才肯硬着头皮做谈判的首席代表。
这边准备谈，那边还在打。
牛栏山，铃木的心已经慢慢地“纠结”起来。
他再次作出调整，进一步缩小重点进攻的范围，专攻薄鑫420团驻守的左翼阵地。
毫无疑问，左翼阵地正面仍然相当难打。这么给你讲吧，傅作义弄出来的工事，就从来没有豆腐渣、楼脆脆这种说法。硬啃，那是注定要崩掉你两颗大门牙的。
但是铃木意不在正面，而在侧面，没错，他又要用那个讨厌的迂回包围战术了。
左翼阵地再往左边去，是一条河。河里面自然没法筑工事，铃木派出隶属自己旅团的早川第31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长园堡实行偷渡——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过河。
过了河，马上进行大范围迂回，直奔左翼阵地的大后方口头村和茶坞村而去。那意思，我正面打不过来，从后面包抄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叶启杰发现日军意图后，迅速派曹子谦营进行迎击。但一个营与日军步骑两个联队相比，哪怕你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再猛，人也是不够用的。很快，营长曹子谦负伤，一名连长阵亡，口头村面临着被敌突破的危险。
叶启杰把杀手锏拿了出来。
包抄日军忽然发现阵地上黑洞洞的炮口已经移向了他们。
鬼子们笑了。
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近了，通常情况下谁都不敢开炮，因为那样做只会落得两败俱伤。
吓谁呢？
然而对方很快开出证明：我们绝不开玩笑。
真的开炮了！
以下的情节可以演绎出一段独白：
我和它接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我对它一无所知。一声巨响之后，我认识了它，可是已经晚了。
傅作义早就说过，他的工事是“七分用土，三分用枪”，现在要用枪了，而“枪”这个概念，其中也包括炮。
叶启杰拉出来的山炮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所用的炮弹，一般人还不太敢用，唤作：零线子母弹。
这是一种出膛后会散开的炮弹，炮弹内含270粒小铅弹，爆炸后方圆900平米的范围内均可覆盖。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不错，但其实不然。因为它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那就是射距极短，飞出30米后就会爆炸。
然而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这炮弹给傅作义那就派大用场了。
在那么近的距离内，日军完全料想不到中国军队会开炮，而且炮弹还爆得如此猛烈，这使日军蒙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这么说吧，那一个照面冲过来的鬼子基本上全完了，不死也得落一个重伤。
当时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日本随军记者看到这一幕，惊得半天张着嘴合不拢。过后，他只是为中国军队打仗如此不要命而感到不可思议，连声感叹“实属罕见，其勇敢令人惊叹”。
他以为中国人一定也死得很惨，此必为同归于尽之举。
真可惜啊。炮弹爆炸时，我们的人都躲在工事里面，工事被包得严严实实，只要你不傻乎乎地硬要把脑袋或身子探出去，老实说，弹片想伤到你都很难。
这一炮打完了，再也没人敢迎着炮弹朝口头村冲了——武士道精神，那也是有限度的。
日军都聚着堆往茶坞村去。
此地防守力量较为薄弱，这么多日军一窝峰地上去，还是不愁拿不下来的。
茶坞村一失，左翼阵地再次陷入了被敌包抄夹攻的危险。叶启杰赶紧向位于小汤山的绥军总指挥部呼救。
别慌，傅作义手上还有棋。
前面防守用了2个旅，留了1个旅作预备队。
傅作义即刻抽出一个团，由孙兰峰率领，跑步增援。
在傅作义的部下中，孙兰峰和董其武是齐名的，素有“傅家二虎”之称。但两人性格不同，董其武是山西人，比较沉稳，喜静，相比之下，孙兰峰是地道的山东人，标准的山东大汉，遇事就急躁一些，爱动。
傅作义不仅在防守战中堪称大师，于用人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他把手下这两只“虎”的长处都发挥了出来：董其武耐得住性子，就让他守；孙兰峰在家里面呆不住，就让他攻。
结果两人一张一弛，倒成了一对绝配。
这次也是如此，傅作义让董其武扼守正面，孙兰峰就被他腾空出来，或反击，或强攻。
说到性子急，你一定以为这位孙兄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其实大谬不然，大概是经常跟在傅作义旁边混的缘故，他有时候比傅本人表现得还精明，会算计呢。
傅作义让他把茶坞村夺回来，他没有愣头愣脑地直接冲过去，而是准备跟日本人一样，也从背后来进行抄袭。
不过日军向来是搞这个玩意的行家里手。孙兰峰做足功夫，却仍然被发现了。
于是只好扭头就跑，日军骑兵联队上马猛追。后者是骑兵，跑得快，亮着马刀，凶神恶煞。前者是步兵，跑得慢，没有工事，惊慌失措。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比较糟的是步兵。
可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路过苏家口的一片树林的时候。
树林里忽然枪声大作，而且都是火力极猛的重机枪。这下好了，日军骑兵猝不及防，当场死伤无算。先前跑得七零八落的步兵也忽然又聚成了堆，一个反转身杀将回来。
原来孙兰峰事先就把包括重机枪连在内的一个营留在了树林里，而自己只带了两个营前去抄袭，遂得奇效。
日军骑兵中弹落马者极多。本来想把对方步兵冲散的，没想到自己却先被打散了。
叶启杰得知情况，立刻率部与孙兰峰合兵一处，向日军发动猛攻，部队三进三出，反过来对早川联队形成了三面包围。
早川见势不好，只得仓皇退却，茶坞村失而复得。
当天下午4点以后，何应钦打来电话，告知傅作义，两军已准备停战谈判，让他不要再打了。
如果这个电话是早上或者中午打来的，傅作义也许会考虑一下，可他的阵地已经守到现在了，而且还守得好好的，没让日本人占到一点便宜。容易吗我，凭什么要撤？
不睬他。
何应钦一连4个电话打过来，无效。
我说，何部长你就在家歇歇吧，现如今连刘戡都不听你的了，傅作义那是何等样人，岂有随便听你话的道理，而且我这次一定要强调一句，人家老傅不听命令还是很有道理的。
看看下面这个数据：
全天共打了15个小时，从一个黑夜打到另一个黑夜，双方都远远超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标准，全部堪称特级劳模。
据战役的指挥者和目击者之一董其武统计，在这一整天里，绥军阵亡367人，而关东军铃木旅团“竟”被击毙346人。
自长城抗战以来，双方战死数字从未如此接近，哪怕是蹲在工事里防守，所以这里一定要用一个“竟”字。
虽然傅作义早在北伐时就以守出名，可那毕竟是内战，大家表现出来的技战术素养都不算很高，只有牛栏山这一战打的是日本人，把穷凶极恶的鬼子兵都挡住了，力保阵地不失，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这才叫真功夫。
本来当天晚上傅作义还准备派孙兰峰发动一次夜袭，多少再赚点回来，但是他的参谋长这时候赶到了。
听参谋长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讲完之后，傅作义取消了夜袭计划，按照何应钦的手令，率部向高丽营撤退集结。
与此同时，日军一线部队也收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的停战命令，不再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于是，牛栏山之战，就为长城抗战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高潮过去了。有人可能认为很不爽，我们不是打得好好的嘛，干吗非要听那姓何的话后撤呢。
事实上，何应钦的手令并没有这么神，不是宋高宗颁出来的十二道金牌，傅作义就是不听也可以。前面四个电话也是命令，傅作义不是也没鸟吗。
关键还在于，傅作义从他的参谋长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这次停战谈判是真的，而且已经基本达成，事关重大，牵涉全局，绥军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有可能就会把整个停战都破坏掉。随之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战局至此，靠一个傅作义的力量能够力挽狂澜吗？
很难。
傅作义之所以能在牛栏山取得这么好的战绩，一方面是他确实打仗有一套，尤善于防守，而他的对手一路打着胜仗过来，很自然地就出现了骄怠轻敌的情绪，以致临 时准备不足。特别是牛栏山一战日军的主力是铃木旅团，这个旅团的战斗力和技战术水平，跟服部旅团相差不多，因此吃的亏也一样，先前被29军的大刀修理过的就是这两个旅团——服部旅团是在喜峰口，铃木旅团则是在罗文峪。
就实战效果而言，他们跟川原旅团还不是一个档次，而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也实际是败在了川原旅团手上。
另一方面，绥军也跟宋哲元29军起初到喜峰口、罗文峪一样，其时士气正盛，尽为精兵强将，比较容易打出状态来。
据说，日本人战后在参观工事时，发现了绥军掩埋的将士遗体，其中最小的看上去还不满十八岁，完全是一副青年学生的模样，然而亦奋身许国，决不含糊，这让他们自己也不由地连声感慨，说“（中国）青年之狂热可见一斑”。
然而假以时日，随着战斗更趋深入和艰苦，部队是不是还能做到以一挡十，一直保持这种打到底的斗志和***呢？
论勇猛，所有这些部队，都没有超得过29军的，但他们在坚持两月之久后，也从“如虎”的状态一直滑落到了“如狗”，甚至于如“绵羊”的地步（当然，也不排除宋哲元从那时起就有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商震并非个案，大哥不说二哥，骨子里都一样）。
打仗，最终靠的还是实力。
倘若要把牛栏山保卫战继续坚持下去，那就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此时后援早已不继，参加长城抗战的各军中，实际上也只有绥军尚能，或者说肯于一战，对方除了川原旅团外，却还有一个同样很能打的熊本师团没真正上阵呢。
从当时的整体战局来看，北平已三面被围，就算傅作义一面能长久顶住，又能如何？
见好就收，亦不失为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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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39 pm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激动了一下，准备谈判的那些人也应该好受一点吧？
恰恰相反，对于他们来说，炼狱已经开始，心灵的煎熬早就提前启动。
最受煎熬者，黄郛是也。
谈判代表再觉得委屈，也只是害怕正式谈判的那一天到来，黄郛不一样，他是中日谈判中国一方的实际幕后操持者，必须要为一切承担后果和责任。
不过，请黄郛出山，也证明老蒋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当此之世，几无人能及。
一年后，进入外交部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获得晋升的高宗武来到华北。这时候的小高虽然年轻，却被中日朝野一致看重，连外长都对他青睐有加。黄郛自然也很欣赏他，不过在黄郛眼里，高宗武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孩子”，他离成熟还远得很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江湖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事实上，在“六人合议”时，黄郛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说出来，那就是跟永津会面时，中山书记官也发了话。
中山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问黄郛：你知道为什么华北的情况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说，为什么你们会被我们关东军教训吗？
不等黄郛开口，他来了个自问自答：因为你们排日。
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因为你们排日，所以无法获得我们政府和关东军的信任，因为无法获得信任，所以关东军要打你们。
一听下来，全是日本人固有的那种混帐逻辑，狗屁不通。
不过中山下面导出来的那个要求，就不简单了。
中山说，中国如果想重获日本的信任，很简单，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废止排日教科书，解散“排日团体”和***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
黄郛一边应付，一边脑子里却在紧张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害关系。三个要求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杀伤性的狠招，一个比一个猛，其中又以中央军退出华北为最。驻军一走，华北必然空虚，日本人不就可以混水摸鱼了吗？
黄郛于是试探性地对中山说，其它或可考虑，但中央军是不能撤的，因为华北地方部队和派系很多，为维持平衡，中央军多多少少有驻留一些的必要。
中山马上反驳，强调中央军决不能留，最多是把现有地方部队加以整编而已。
经过一番旁敲侧击，黄郛总算弄清楚了，原来中山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关东军的意思，也没有被放进正式谈判的内容中去，甚至还没有向上级汇报过，只是他老兄的自说自话罢了。
黄郛暗暗松了口气，但他仍然感到十分担心：万一这三个要求被加入正式谈判的条件，华北等于羊入虎口，纵无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的条款，中方也面临着利益的极大损害。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说服对方。
这个对方是很有讲究的。虽然未来的谈判代表都是军人，但按照外交惯例，真正在幕后决定大政方针的，应该是政府才对，比如中方就是如此。然而，黄郛第一个找的却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直奔关东军而去。
5月24日，他派特使到达长春，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按照黄郛的交待，这位特使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还会继续吸收“对日友好人士”进来，以后绝不会有敌视关东军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特使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混，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再找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于武藤来说，按照参谋本部的要求与中方停战谈和，也只不过是临时敷衍之举，实际上心里仍然很不痛快。不客气地说，在武藤的心里面，希望谈判最好能破裂的念头都有，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占领华北，多爽啊。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自己打了退堂鼓，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去即可。
与此同时，黄郛的担心却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自从跟黄郛说出了那番话后，中山书记官自己也被自己的“伟大设想”激动得晚上觉也睡不好，当即发出电报，向国内的内田外相进行了汇报。
可以被称之为投机专家的内田接到电报后，顿时眼前一亮，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刻紧抓不放。
他和中山、永津这些人一样，都认为要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敲中国一笔竹杠，现在中山开出了价码，他认为还不够，必须把承认“满洲国”这一条加上去。
不过，内田也并非笨人，他也知道明着要中国人承认伪满是不现实的。
那就另辟蹊径。
自从“满洲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关内关外一直既不通车，也不通邮。照理，从两边实际需要出发，确实有商议解决的必要，但内田却在里面藏了坏心眼，执意要夹带私货。
他咬文嚼字了半天，弄出了一句话，叫做“除去政整会管辖区域与满洲国领域之间交通的一切障碍”。
你可别小看这句话，因为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恶毒的意图，那就是如果中方一旦接受，就等于默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内田认为，这些东西光嘴上说说还不行，一定要形成文字，也就是说，除了停战协定外，应该单独再搞一份政治协定出来，并借助关东军的武力威胁，逼中国人在上面签字。
计议已定，这家伙马上忙乎开了，他一方面跟参谋本部联系，要求在停战谈判时，把这个所谓的“外务省提案”作为捆绑的政治协定加进去，另一方面，电告北平公使馆，让他们想办法和关东军联系，看能不能参加当天的谈判。
费这么大劲，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耻高气扬的关东军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政府的位置，更惶论一个小小的外务省了。
黄郛在稳住关东军后，也在通过各种关系尝试让日本政府在这节骨眼上采取缓和态度。
在上海时就被黄郛打动的有吉明公使首先出马，这位先生为了说服内田继续力挺黄郛，不惜拍了一份长得离谱的电报回国。
有吉对内田说，黄郛很不容易，我亲自跟他谈过话，看得出他是真心想解决问题，改善两国关系的，而且他也确实得到了蒋汪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你不要以为这样 他就可以承认“满洲国”，能够签你们弄出来的那个政治协定。不可能的，你们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把他逼下去，而黄郛一下台，华北事态将一片混乱，到时候 我们即使占领了，也是控制不住局面的。
这番话真可谓是苦口婆心，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忍不住说了，其急切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然了，有吉也不是真心帮我们中国人考虑，他的出发点和关东军想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以便黄郛这个“好人”，通过他的政整会“自动自发”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说到底都是一帮货真价实的坏人，只不过捉摸出的坏招不一样而已。
有吉能说服内田吗？或者说，内田这个上司能接受下级的劝告吗？
对于黄郛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停战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初步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却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但黄郛已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蒋汪的态度。
对于黄郛未经请示，先斩后奏这件事，因为前面表过态要“共负责任”，两个当家老大表面上都还能做到自揽责任，说“事巳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可是他们对停战谈判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停战可以，但不能见诸文字。
黄郛看到指示后，几欲拿脑袋去撞墙：你连个字都不愿意签，那日本人也不呆不傻，在占据完全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肯停战呢？！
汪精卫自己也觉得这个要求太难为人，所以随后又补充说，万不得已，文字就文字吧，但只能限于军事，不能够涉及政治。
他最在意“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因此一再让黄郛等人盯紧点，在谈判时不能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出现此类“疑似文句”。
黄郛不得不给他讲明白，到目前为止（以后就难说了），双方参与谈判的都是军事长官派出的军人代表，他们的资格不足以代表国家，不会有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出现。
至于“疑似文句”，黄郛表示一定“时时防范”。
汪精卫这里还好一点，毕竟在这之前，是他代表政府先拍过胸脯要担责任的，那边老蒋可就不一样了，口口声声都是义正辞严，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别人完全驳他不倒的。
老蒋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跟日本人是在停战，而不是议和，界限要分清楚。
如果要见诸文字的话，跟他们签协议，对方在条款上肯定会有“种种难堪之苛求”，说不定什么东三省啊，热河啊，都会夹在里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着他的道，结果等于是承认割让东北和热河了，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干呢？！
最后，老蒋做了一个退一万步的假设：真要签协议了，最多也不能超过去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按老蒋的意思，淞沪停战，无论怎样，日本人总算是退出去了，我们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没捞着什么赔偿（当然了，你又没打赢），可是对方也没得着我们什么。现在不一样啊，东三省和热河就被他们捏在手上呢，所以现在要签协议也可以，让他们把这些地方再退出来！
什么，不干？
加强城防设备，跟他们打到底，打到他们老实为止（“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滞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老蒋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甚至提到他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高无上之决心”，那就是绝不让日本人在华北得到一点便宜。
捏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算看出来了，老蒋的电报，起码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对黄郛未经报告，征得其许可，就和日方商议的事仍不能释怀，换言之，也就是对黄郛不能充分信任。
黄郛对此当然有理由表达不满。用他的话来说，既然老蒋你硬要我“肩此重任”，就必须给以“同等信用”。
面对这个义弟的不信任，黄郛也只得拍起了胸脯，保证自己“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
第二层，老蒋不是在认认真真地跟他商讨策略，而是“专为表面激励之词”，通篇都像在做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一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 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 也”）。
因此，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提出，如果老蒋还要让他在华北支撑危局，一定要真实地遵守当初兄弟结义时“甘苦来时要共尝”的约定，不能把什么苦都推给别人，让他人来替自己顶缸。
情急之下，他还直接揭了老蒋“最高无上之决心”的底：那个决心还是日军侵入热河时，你在南昌动身北上时下的，如果你的“最高决心”这么管用，战局还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黄郛这是真急了，的确有些“神经剌乱，急不择言”。对方好歹是领袖，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把人家扒得这么精光嘛。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很早就谙熟这样一个道理，即“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因此，不管黄郛怎么给他分析，他都坚持不相信“倭寇有休战诚意”。
他认为，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老蒋。天皇、政府与关东军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一流的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汪了，这与国联外交失败前，中国外交政策侧重于对英美，而不是对日有一定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重视研究日本，就能了解吗？也不尽然。
说到底，这世上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见黄郛把兄弟誓言都拿了出来，老蒋受到了很大震撼，遂连日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探讨对策，同时向黄郛叹苦经，表示“甘苦共尝”的约定不敢忘记，自己如 此慎重，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日本人“生性最狡”，怕上他们的当，而我们自己内部又“复杂万端”，不能不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把大家都解放了出来。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恰恰相反，对于他们来说，炼狱已经开始，心灵的煎熬早就提前启动。
最受煎熬者，黄郛是也。
谈判代表再觉得委屈，也只是害怕正式谈判的那一天到来，黄郛不一样，他是中日谈判中国一方的实际幕后操持者，必须要为一切承担后果和责任。
不过，请黄郛出山，也证明老蒋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当此之世，几无人能及。
一年后，进入外交部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获得晋升的高宗武来到华北。这时候的小高虽然年轻，却被中日朝野一致看重，连外长都对他青睐有加。黄郛自然也很欣赏他，不过在黄郛眼里，高宗武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孩子”，他离成熟还远得很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江湖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事实上，在“六人合议”时，黄郛没有把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说出来，那就是跟永津会面时，中山书记官也发了话。
中山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问黄郛：你知道为什么华北的情况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说，为什么你们会被我们关东军教训吗？
不等黄郛开口，他来了个自问自答：因为你们排日。
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因为你们排日，所以无法获得我们政府和关东军的信任，因为无法获得信任，所以关东军要打你们。
一听下来，全是日本人固有的那种混帐逻辑，狗屁不通。
不过中山下面导出来的那个要求，就不简单了。
中山说，中国如果想重获日本的信任，很简单，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废止排日教科书，解散“排日团体”和***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
黄郛一边应付，一边脑子里却在紧张地分析着其中的利害关系。三个要求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杀伤性的狠招，一个比一个猛，其中又以中央军退出华北为最。驻军一走，华北必然空虚，日本人不就可以混水摸鱼了吗？
黄郛于是试探性地对中山说，其它或可考虑，但中央军是不能撤的，因为华北地方部队和派系很多，为维持平衡，中央军多多少少有驻留一些的必要。
中山马上反驳，强调中央军决不能留，最多是把现有地方部队加以整编而已。
经过一番旁敲侧击，黄郛总算弄清楚了，原来中山所说的这些，并不是关东军的意思，也没有被放进正式谈判的内容中去，甚至还没有向上级汇报过，只是他老兄的自说自话罢了。
黄郛暗暗松了口气，但他仍然感到十分担心：万一这三个要求被加入正式谈判的条件，华北等于羊入虎口，纵无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的条款，中方也面临着利益的极大损害。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说服对方。
这个对方是很有讲究的。虽然未来的谈判代表都是军人，但按照外交惯例，真正在幕后决定大政方针的，应该是政府才对，比如中方就是如此。然而，黄郛第一个找的却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直奔关东军而去。
5月24日，他派特使到达长春，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按照黄郛的交待，这位特使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还会继续吸收“对日友好人士”进来，以后绝不会有敌视关东军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特使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混，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再找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对于武藤来说，按照参谋本部的要求与中方停战谈和，也只不过是临时敷衍之举，实际上心里仍然很不痛快。不客气地说，在武藤的心里面，希望谈判最好能破裂的念头都有，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占领华北，多爽啊。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自己打了退堂鼓，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去即可。
与此同时，黄郛的担心却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自从跟黄郛说出了那番话后，中山书记官自己也被自己的“伟大设想”激动得晚上觉也睡不好，当即发出电报，向国内的内田外相进行了汇报。
可以被称之为投机专家的内田接到电报后，顿时眼前一亮，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刻紧抓不放。
他和中山、永津这些人一样，都认为要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敲中国一笔竹杠，现在中山开出了价码，他认为还不够，必须把承认“满洲国”这一条加上去。
不过，内田也并非笨人，他也知道明着要中国人承认伪满是不现实的。
那就另辟蹊径。
自从“满洲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关内关外一直既不通车，也不通邮。照理，从两边实际需要出发，确实有商议解决的必要，但内田却在里面藏了坏心眼，执意要夹带私货。
他咬文嚼字了半天，弄出了一句话，叫做“除去政整会管辖区域与满洲国领域之间交通的一切障碍”。
你可别小看这句话，因为里面包含着一个很恶毒的意图，那就是如果中方一旦接受，就等于默认了伪满的合法性。
内田认为，这些东西光嘴上说说还不行，一定要形成文字，也就是说，除了停战协定外，应该单独再搞一份政治协定出来，并借助关东军的武力威胁，逼中国人在上面签字。
计议已定，这家伙马上忙乎开了，他一方面跟参谋本部联系，要求在停战谈判时，把这个所谓的“外务省提案”作为捆绑的政治协定加进去，另一方面，电告北平公使馆，让他们想办法和关东军联系，看能不能参加当天的谈判。
费这么大劲，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耻高气扬的关东军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政府的位置，更惶论一个小小的外务省了。
黄郛在稳住关东军后，也在通过各种关系尝试让日本政府在这节骨眼上采取缓和态度。
在上海时就被黄郛打动的有吉明公使首先出马，这位先生为了说服内田继续力挺黄郛，不惜拍了一份长得离谱的电报回国。
有吉对内田说，黄郛很不容易，我亲自跟他谈过话，看得出他是真心想解决问题，改善两国关系的，而且他也确实得到了蒋汪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你不要以为这样 他就可以承认“满洲国”，能够签你们弄出来的那个政治协定。不可能的，你们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把他逼下去，而黄郛一下台，华北事态将一片混乱，到时候 我们即使占领了，也是控制不住局面的。
这番话真可谓是苦口婆心，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忍不住说了，其急切和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然了，有吉也不是真心帮我们中国人考虑，他的出发点和关东军想的其实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希望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以便黄郛这个“好人”，通过他的政整会“自动自发”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说到底都是一帮货真价实的坏人，只不过捉摸出的坏招不一样而已。
有吉能说服内田吗？或者说，内田这个上司能接受下级的劝告吗？
对于黄郛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停战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初步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却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但黄郛已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蒋汪的态度。
对于黄郛未经请示，先斩后奏这件事，因为前面表过态要“共负责任”，两个当家老大表面上都还能做到自揽责任，说“事巳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可是他们对停战谈判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停战可以，但不能见诸文字。
黄郛看到指示后，几欲拿脑袋去撞墙：你连个字都不愿意签，那日本人也不呆不傻，在占据完全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肯停战呢？！
汪精卫自己也觉得这个要求太难为人，所以随后又补充说，万不得已，文字就文字吧，但只能限于军事，不能够涉及政治。
他最在意“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因此一再让黄郛等人盯紧点，在谈判时不能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出现此类“疑似文句”。
黄郛不得不给他讲明白，到目前为止（以后就难说了），双方参与谈判的都是军事长官派出的军人代表，他们的资格不足以代表国家，不会有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政治问题出现。
至于“疑似文句”，黄郛表示一定“时时防范”。
汪精卫这里还好一点，毕竟在这之前，是他代表政府先拍过胸脯要担责任的，那边老蒋可就不一样了，口口声声都是义正辞严，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别人完全驳他不倒的。
老蒋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跟日本人是在停战，而不是议和，界限要分清楚。
如果要见诸文字的话，跟他们签协议，对方在条款上肯定会有“种种难堪之苛求”，说不定什么东三省啊，热河啊，都会夹在里面，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着他的道，结果等于是承认割让东北和热河了，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干呢？！
最后，老蒋做了一个退一万步的假设：真要签协议了，最多也不能超过去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按老蒋的意思，淞沪停战，无论怎样，日本人总算是退出去了，我们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没捞着什么赔偿（当然了，你又没打赢），可是对方也没得着我们什么。现在不一样啊，东三省和热河就被他们捏在手上呢，所以现在要签协议也可以，让他们把这些地方再退出来！
什么，不干？
加强城防设备，跟他们打到底，打到他们老实为止（“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滞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老蒋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甚至提到他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高无上之决心”，那就是绝不让日本人在华北得到一点便宜。
捏着老蒋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算看出来了，老蒋的电报，起码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层，对黄郛未经报告，征得其许可，就和日方商议的事仍不能释怀，换言之，也就是对黄郛不能充分信任。
黄郛对此当然有理由表达不满。用他的话来说，既然老蒋你硬要我“肩此重任”，就必须给以“同等信用”。
面对这个义弟的不信任，黄郛也只得拍起了胸脯，保证自己“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
第二层，老蒋不是在认认真真地跟他商讨策略，而是“专为表面激励之词”，通篇都像在做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老蒋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一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 摘。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老蒋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 也”）。
因此，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当即提出，如果老蒋还要让他在华北支撑危局，一定要真实地遵守当初兄弟结义时“甘苦来时要共尝”的约定，不能把什么苦都推给别人，让他人来替自己顶缸。
情急之下，他还直接揭了老蒋“最高无上之决心”的底：那个决心还是日军侵入热河时，你在南昌动身北上时下的，如果你的“最高决心”这么管用，战局还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黄郛这是真急了，的确有些“神经剌乱，急不择言”。对方好歹是领袖，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把人家扒得这么精光嘛。
说老蒋有做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与汪精卫相比，老蒋很早就谙熟这样一个道理，即“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因此，不管黄郛怎么给他分析，他都坚持不相信“倭寇有休战诚意”。
他认为，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老蒋。天皇、政府与关东军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一流的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惶论蒋汪了，这与国联外交失败前，中国外交政策侧重于对英美，而不是对日有一定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重视研究日本，就能了解吗？也不尽然。
说到底，这世上很多东西，大低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见黄郛把兄弟誓言都拿了出来，老蒋受到了很大震撼，遂连日在庐山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探讨对策，同时向黄郛叹苦经，表示“甘苦共尝”的约定不敢忘记，自己如 此慎重，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日本人“生性最狡”，怕上他们的当，而我们自己内部又“复杂万端”，不能不做到“统筹兼顾”。
关键时候，一个人的到来，把大家都解放了出来。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0 pm
到达庐山的黄绍竑自言，他一汇报完情况，得到老蒋的首肯，就觉得放下了千斤重担。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熊斌愣了一下，也拿出一份中方拟定的停战协定草案，可是冈村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
要签，这签我们这一份。
现在是上午9点，再给你们3个小时考虑时间，到11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停战协定跟永津当初代表关东军提出来的条件差不多，即中国军队必须撒到停战线以南以西，随后关东军自动撤到长城一线，原被其占领的河北十九县由中国方面重新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以保安队警察来维持治安。
这实际上就是关东军通过“弹性用兵”的方式，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个100公里缓冲带。
熊斌不断地与其他代表商榷，一共五个条款，几个人睁大着眼睛，一遍遍地“咬”过去，确保不会出现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热河这样的绝对禁忌。
还好，没有发现可以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们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熬到10点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但是最让大家担心的政治协定却一直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让代表外务省的中山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黄郛派出的特使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参谋本部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啊，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中山和永津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中山自然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中山带来的那个提案，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安慰中山：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中山带来的“外务省提案”，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华北分离运动”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定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整个华北也就都交给了日本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定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协定签定后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对黄郛来说，这些尽为意料中事。
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一直做这样的局外人。
他原本跟打仗扯不上边，长城抗战打响时他尚在莫干山上，所谓“山居六载不问世事”，等到仗都快打输了，他才临时救急，能做的也只是“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利害”，之所以“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是希望能签一个稍稍对中国人有利的城下之盟。
有言论称黄郛是奔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才北上的。他只能报之以一笑，坦承自己“上无父母，下无子嗣”，除国家观念外，绝无半点政治欲望或升官发财的念头。
置身于种种非议之中，沈亦云也不无怨尤地说，以言政策（外交政策），这本该是政府，或者说是外交部的事，以言责任，那得算在北平军分会头上，军人打仗打输了才谈得上责任二字，而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7日，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黄郛就职。由于新闻记者均不得进入会场，因此消息未见诸任何报端。
搞得这么神秘，是因为当天政整会在商定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冯玉祥刚刚提出的几条意见。
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可称得上是“道同命不同”，一起反蒋又一起落败，但老阎有得混，老冯却没得混了。
原因是老阎预先就做了保本的打算，山西这个地盘基本上是保住了。虽然傅作义、商震等军界强人都借机谋求自立，但党政军的一套班子总体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仍然唯他阎锡山一人马首是瞻。
老冯呢，陕西老家没了，就是等到他重新当上“中央委员”后，也依旧没有能恢复往昔的荣光。
怪也怪老冯以前做家长时，实在太过严厉。老西北军被打散后，原先的很多弟子都躲着他，自立门户的自立门户，跑单帮的跑单帮，没人再愿意跟着他干了。
不过我们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抗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个机遇，冯玉祥也看到了。
老冯是从老北洋时代过来的，同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一样，你可以指摘他身上任何一个缺点，但惟独精忠报国这一条不能不信服。
一个从小听着岳飞全传过来的人，民族道义那是一定要讲的，鬼子也是一定要打的，在这方面，冯玉祥和他的那帮29军弟子一样，容不得半点含糊。
在***要人中，冯玉祥属于“抗战激进派”，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这一观点。
早在孙科主政南京时，为了给自己的政府加重砝码，便广邀革命元老进京议事。在其盛邀之下，老冯便从泰山来到了京城。
“一二八”淞沪会战打响后，老冯热血沸腾，当即在军委会上提了一个议案，要求“派兵收复东北失地”。这一议案当然是好，孙科大笔一挥，予以通过。可惜此类议案提的人太多了，通过的也太多了，但从未有过一点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等到孙科下台，蒋汪执政，老冯只要一看到老蒋这个昔日的政敌在上面指手划脚就来气，遂称病离京。
对于失去兵权的人来说，生病是用不着装的，只要打声招呼就行，没人拦你。
谁知回到泰山后，原先的“读书环境”却没了。
泰山属哪里？属山东地界。
山东又归谁管？韩复榘。
其实韩复榘本人倒并不想开罪冯老爷子。“儒将”嘛，难道起码的尊师之道还不懂。无奈老蒋对冯玉祥这个他过去的政敌不放心，要求韩复榘务必加强对冯的“保护”。
老蒋苦苦相逼，韩复榘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冯玉祥的卫队团缴械解散掉，另外派了一营人马来“保护”他。
老冯何等样人，如何猜不透其中玄机，当时就气坏了。但是反过来想想，他又奈何这个姓韩的不得，毕竟人家如今是一省父母官，而他自己却成了其治下的一介平民，再想让对方去门口给你站两三个小时或跪下来求你，那是绝对的天方夜潭。
泰山反正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上哪里呢？
一打听，昔日得意弟子里面，宋哲元混得不错，还当上了察哈尔省主席。上他那去。
就这么着，老冯背起铺盖卷，来到了察哈尔的首府张家口。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那是当年老冯首创西北军的所在。不久之后，他将在这里登上高山，作重新廊清天地的打算。
我要告诉你们，我眼里的风景，绝不是亡国气象，我要将老西北军的血气之勇，铸入抗战的洪流之中。
老冯离鲁赴察的消息，传到了老蒋耳朵里。
后者马上坐不住了。
本来加强“保护”，就是怕老冯有什么异动，没想到他这回真“动”上了，而且去的地方还是张家口。
这让老蒋如何能放得下心
在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前，趁着战局尚算平稳，老蒋便通过何应钦，让黄绍竑和熊斌（一说为高级参谋陶钧）到张家口去一趟，探听一下老冯的虚实，顺便劝劝他，让后者回南京。
这一探下来不得了，黄绍竑发现对方壮志凌云，是要自己拉杆子起来抗日的。
黄绍竑当然有理由认为长城抗战应该是由他和何应钦两个人来主持的，国府正式任命，你老人家跑来凑什么热闹。
本来还想争辨两句，后来一想，自己平时在外面搞宣传的时候也说过，抗战人人有责。话犹在耳，人老冯说说又犯什么法了。何况，那时老冯还是光杆一个，手上没有一兵一卒，黄绍竑估计他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就拱拱手，打道回府了。
回去跟何应钦一说，何应钦的眼睛却瞪了起来：乖乖龙地冬，这老冯可不是一般人，不能小视啊，没准他真能搞出点花头来呢。
两人刚要再做理会，正好第一次滦东战役打起来了，整个北平军分会手忙脚乱，自然再也没人顾得上理老冯这一茬了。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等到滦东战役结束，南天门随后也告失守时，老冯已经快要成事了。特别是他一声招呼，昔日部下方振武就立即率“抗日救国军”北上，更引起了何黄二人的警觉。
提起方振武，在早期的西北军中可不是什么小角色。长城抗战中一展身手的萧之楚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方振武脱离西北军后，因为人事、编遣等原因，对老蒋产生不满，同时他也不甘心一直做一个中央军的“杂牌”，就预谋反蒋。在准备起事前，他给原西北军的老兄弟、宁夏的马鸿逵写了一封亲笔信。不料对方实在很不仗义，竟然把信拿去给老蒋“借阅”了，结果老蒋勃然大怒，就把他扣在了南京汤山，也就是后来关胡汉民的那个地方。
因为跟胡汉民关在一起，方振武跟着沾了光。在广州方面的一再要求下，老蒋被逼释胡，连带把他给一块释了出来。
一出来，他便积极和过去的部下联系。等到长城抗战烽火一起，方振武去山西找到了老部队，并毁家纾难，把所有家财都拿出来，在这支老部队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救国军”。
一个人的资产毕竟有限，拿来支撑一支部队更是杯水车薪。方振武只好伸手向四方讨要。
为了抗日，好多人都给了钱，出了份子，甚至连韩复榘也暗中接济，就是近在咫尺的阎老西一毛不拔。
离开山西前，方振武又一次派人去做老阎的工作。这老阎还真不愧他铁算盘之名，话是说得很漂亮，说北上抗日是好事，我绝对赞成，没有意见。
但是一毛钱，一粒子弹，他也不愿掏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很够意思了：你们死皮赖脸在山西这么多年，我也没向你们收过旅馆费，再说，“客军”这么多，都说要北上抗日，都来问我要钱要物，我怎么吃得消？
现在你们要北上了，最好不过，省得我来赶你们。
就在这时，老冯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方振武，表示希望他到张家口去一道抗日。在历史上，方振武与冯玉祥有过一些矛盾，要不然也不会那么早就脱冯投蒋，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打算跟老冯干，还是想继续靠自己的力量把抗日这杆旗打下去。
还未进入河北境内，方振武就派人连夜赶到北平，晋见何应钦，要求能够正式授予他们“抗日救国军”的名义，让其北上抗日。
何应钦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方振武从山西拉出来的部队原来是2个师，都是有防区规定的，没他这个军政部长的命令，怎么能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还有没有王法？再说，这“抗日救国军”是你们自己能封就封的么？
何应钦马上表示，“抗日救国军”这个旗号必须拿掉，部队保留，但不是北上，而应南下。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方振武本人必须离开部队。
方振武以前是反蒋的，对于何应钦来说，这是最敏感也最应该防备的事。
没谈拢。不管它。方振武领着部队继续前进。
听说“抗日救国军”已经到达河北南部的邯郸后，何应钦赶紧发出命令，扣下火车，命令其在邯郸候命，不得继续前进。
没有火车我还有脚，方振武干脆选择步行，靠着一双光脚板，穿过石家庄，到达河北保定。
何应钦见命令不起效果，就派曾与方振武有过一面之交的黄绍竑前去劝阻。
然而方振武没有卖帐：我这是要北上抗日，名正而言顺，凭什么要听你的。
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老蒋传了一句话——对于我北上抗日这件事，谁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
军队不听自己指挥，在何应钦看来，这就乱套了。他立刻决定，即日起统一军令，所有在河北和察哈尔打着抗日旗号的部队，救国军也好，义勇军也罢，其番号一律取消。当然了，如果觉得自己人马充足，够强的话，也还有机会编成正规军参加长城抗战。
此举摆明就是冲着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去的，他的部队既不充足，也不够强，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取消番号了。方振武感到在河北很难立足，于是决定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经过古长城内道，到张家口去。
最后到张家口的，实际只有一个师。因为另外一个师的师长，觉得还是何应钦的话对胃口，在他看来，“抗日”不过是一个名目，不管是让我往南方开，还是要方振武滚蛋，只要我自己有得混就行了。
说起来，他还是方振武曾经最亲密的一个部属，没想到却第一个宣布与方脱离关系，把老领导一脚踢开了。
身处乱世，在利益面前，人格究竟有几斤几两重呢？更惶论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抗日救国”了。
好在，总算带来了几千人。
除“抗日救国军”外，先后来张家口投奔老帅的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原西北军旧部。
这时候29军主力已经开赴长城一线，负责留守的是接替刘汝明副军长一职的佟麟阁。他也带着留守部队加入了同盟军。
光他们当然还是远远不够，像吉鸿昌等几个人基本还是只身过来的，属于标准的光杆将军。幸好，何应钦的一个失误，被老冯紧紧抓住了。
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东北义勇军的番号一体予以取缔。
其实，东北义勇军不是全无战斗力，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跟关东军斗，还不照样搞得风生水起。只不过，回到关内之后，环境一时大变，以往熟悉的游击战用不上，阵地战又很难与正规部队相提并论。这就跟中原大战时的那些杂牌部队一样，不是真的不行，而是看你会不会用，愿不愿意用。
中规中矩的何应钦显然不是善用这些材料的人，所以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打仗不行，只会滋事，是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可问题并不是取消番号那么简单。东北义勇军接近10万，他们总得穿衣吃饭啊。中央不供应，不给编制，他们也只好一窝蜂地涌入了察哈尔。
本来人家是要做个好人的，可是在缺衣缺粮缺人管的情况下，如果不想被冻死饿死，除了做“土匪”，他们还有别的路可选吗？
有的，你们可以跟着我抗日。
老冯挥手一招，顿时应者云集。
从前，老冯指挥的只是老西北军嫡系部队，现在则是五花八门，什么部队都有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过去认为清一色才能胡满贯，现在才发现，原来混一色也能胡满贯，而且还很好胡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声势很大，共达8万余众，对外号称10万。史书又称“察冯事件”。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没几天，中日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国内舆论一时大哗，皆以为非。大家的眼光也都聚焦在了这支抗日新军身上。
对同盟军的出现，何应钦十分不安。
关东军现在还没撤回长城呢，你们就别再搞事了。
但他暂时还没法对老冯来硬的。
因为讲穿了，就这件事本身而言，说严重很严重，说不严重也不太严重。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熊斌愣了一下，也拿出一份中方拟定的停战协定草案，可是冈村连看也不看，就扔在了一边。
要签，这签我们这一份。
现在是上午9点，再给你们3个小时考虑时间，到11点以前必须作出答复。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停战协定跟永津当初代表关东军提出来的条件差不多，即中国军队必须撒到停战线以南以西，随后关东军自动撤到长城一线，原被其占领的河北十九县由中国方面重新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以保安队警察来维持治安。
这实际上就是关东军通过“弹性用兵”的方式，在长城以南设置了一个100公里缓冲带。
熊斌不断地与其他代表商榷，一共五个条款，几个人睁大着眼睛，一遍遍地“咬”过去，确保不会出现承认伪满和割让东北热河这样的绝对禁忌。
还好，没有发现可以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
他们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熬到10点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看到已无任何转旋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但是最让大家担心的政治协定却一直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让代表外务省的中山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黄郛派出的特使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参谋本部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啊，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中山和永津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中山自然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中山带来的那个提案，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安慰中山：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中山带来的“外务省提案”，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华北分离运动”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定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整个华北也就都交给了日本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定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协定签定后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对黄郛来说，这些尽为意料中事。
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一直做这样的局外人。
他原本跟打仗扯不上边，长城抗战打响时他尚在莫干山上，所谓“山居六载不问世事”，等到仗都快打输了，他才临时救急，能做的也只是“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利害”，之所以“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是希望能签一个稍稍对中国人有利的城下之盟。
有言论称黄郛是奔着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才北上的。他只能报之以一笑，坦承自己“上无父母，下无子嗣”，除国家观念外，绝无半点政治欲望或升官发财的念头。
置身于种种非议之中，沈亦云也不无怨尤地说，以言政策（外交政策），这本该是政府，或者说是外交部的事，以言责任，那得算在北平军分会头上，军人打仗打输了才谈得上责任二字，而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17日，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黄郛就职。由于新闻记者均不得进入会场，因此消息未见诸任何报端。
搞得这么神秘，是因为当天政整会在商定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冯玉祥刚刚提出的几条意见。
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可称得上是“道同命不同”，一起反蒋又一起落败，但老阎有得混，老冯却没得混了。
原因是老阎预先就做了保本的打算，山西这个地盘基本上是保住了。虽然傅作义、商震等军界强人都借机谋求自立，但党政军的一套班子总体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仍然唯他阎锡山一人马首是瞻。
老冯呢，陕西老家没了，就是等到他重新当上“中央委员”后，也依旧没有能恢复往昔的荣光。
怪也怪老冯以前做家长时，实在太过严厉。老西北军被打散后，原先的很多弟子都躲着他，自立门户的自立门户，跑单帮的跑单帮，没人再愿意跟着他干了。
不过我们曾经说过，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抗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个机遇，冯玉祥也看到了。
老冯是从老北洋时代过来的，同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一样，你可以指摘他身上任何一个缺点，但惟独精忠报国这一条不能不信服。
一个从小听着岳飞全传过来的人，民族道义那是一定要讲的，鬼子也是一定要打的，在这方面，冯玉祥和他的那帮29军弟子一样，容不得半点含糊。
在***要人中，冯玉祥属于“抗战激进派”，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这一观点。
早在孙科主政南京时，为了给自己的政府加重砝码，便广邀革命元老进京议事。在其盛邀之下，老冯便从泰山来到了京城。
“一二八”淞沪会战打响后，老冯热血沸腾，当即在军委会上提了一个议案，要求“派兵收复东北失地”。这一议案当然是好，孙科大笔一挥，予以通过。可惜此类议案提的人太多了，通过的也太多了，但从未有过一点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等到孙科下台，蒋汪执政，老冯只要一看到老蒋这个昔日的政敌在上面指手划脚就来气，遂称病离京。
对于失去兵权的人来说，生病是用不着装的，只要打声招呼就行，没人拦你。
谁知回到泰山后，原先的“读书环境”却没了。
泰山属哪里？属山东地界。
山东又归谁管？韩复榘。
其实韩复榘本人倒并不想开罪冯老爷子。“儒将”嘛，难道起码的尊师之道还不懂。无奈老蒋对冯玉祥这个他过去的政敌不放心，要求韩复榘务必加强对冯的“保护”。
老蒋苦苦相逼，韩复榘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冯玉祥的卫队团缴械解散掉，另外派了一营人马来“保护”他。
老冯何等样人，如何猜不透其中玄机，当时就气坏了。但是反过来想想，他又奈何这个姓韩的不得，毕竟人家如今是一省父母官，而他自己却成了其治下的一介平民，再想让对方去门口给你站两三个小时或跪下来求你，那是绝对的天方夜潭。
泰山反正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上哪里呢？
一打听，昔日得意弟子里面，宋哲元混得不错，还当上了察哈尔省主席。上他那去。
就这么着，老冯背起铺盖卷，来到了察哈尔的首府张家口。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那是当年老冯首创西北军的所在。不久之后，他将在这里登上高山，作重新廊清天地的打算。
我要告诉你们，我眼里的风景，绝不是亡国气象，我要将老西北军的血气之勇，铸入抗战的洪流之中。
老冯离鲁赴察的消息，传到了老蒋耳朵里。
后者马上坐不住了。
本来加强“保护”，就是怕老冯有什么异动，没想到他这回真“动”上了，而且去的地方还是张家口。
这让老蒋如何能放得下心
在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前，趁着战局尚算平稳，老蒋便通过何应钦，让黄绍竑和熊斌（一说为高级参谋陶钧）到张家口去一趟，探听一下老冯的虚实，顺便劝劝他，让后者回南京。
这一探下来不得了，黄绍竑发现对方壮志凌云，是要自己拉杆子起来抗日的。
黄绍竑当然有理由认为长城抗战应该是由他和何应钦两个人来主持的，国府正式任命，你老人家跑来凑什么热闹。
本来还想争辨两句，后来一想，自己平时在外面搞宣传的时候也说过，抗战人人有责。话犹在耳，人老冯说说又犯什么法了。何况，那时老冯还是光杆一个，手上没有一兵一卒，黄绍竑估计他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就拱拱手，打道回府了。
回去跟何应钦一说，何应钦的眼睛却瞪了起来：乖乖龙地冬，这老冯可不是一般人，不能小视啊，没准他真能搞出点花头来呢。
两人刚要再做理会，正好第一次滦东战役打起来了，整个北平军分会手忙脚乱，自然再也没人顾得上理老冯这一茬了。
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等到滦东战役结束，南天门随后也告失守时，老冯已经快要成事了。特别是他一声招呼，昔日部下方振武就立即率“抗日救国军”北上，更引起了何黄二人的警觉。
提起方振武，在早期的西北军中可不是什么小角色。长城抗战中一展身手的萧之楚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方振武脱离西北军后，因为人事、编遣等原因，对老蒋产生不满，同时他也不甘心一直做一个中央军的“杂牌”，就预谋反蒋。在准备起事前，他给原西北军的老兄弟、宁夏的马鸿逵写了一封亲笔信。不料对方实在很不仗义，竟然把信拿去给老蒋“借阅”了，结果老蒋勃然大怒，就把他扣在了南京汤山，也就是后来关胡汉民的那个地方。
因为跟胡汉民关在一起，方振武跟着沾了光。在广州方面的一再要求下，老蒋被逼释胡，连带把他给一块释了出来。
一出来，他便积极和过去的部下联系。等到长城抗战烽火一起，方振武去山西找到了老部队，并毁家纾难，把所有家财都拿出来，在这支老部队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救国军”。
一个人的资产毕竟有限，拿来支撑一支部队更是杯水车薪。方振武只好伸手向四方讨要。
为了抗日，好多人都给了钱，出了份子，甚至连韩复榘也暗中接济，就是近在咫尺的阎老西一毛不拔。
离开山西前，方振武又一次派人去做老阎的工作。这老阎还真不愧他铁算盘之名，话是说得很漂亮，说北上抗日是好事，我绝对赞成，没有意见。
但是一毛钱，一粒子弹，他也不愿掏出来。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很够意思了：你们死皮赖脸在山西这么多年，我也没向你们收过旅馆费，再说，“客军”这么多，都说要北上抗日，都来问我要钱要物，我怎么吃得消？
现在你们要北上了，最好不过，省得我来赶你们。
就在这时，老冯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方振武，表示希望他到张家口去一道抗日。在历史上，方振武与冯玉祥有过一些矛盾，要不然也不会那么早就脱冯投蒋，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打算跟老冯干，还是想继续靠自己的力量把抗日这杆旗打下去。
还未进入河北境内，方振武就派人连夜赶到北平，晋见何应钦，要求能够正式授予他们“抗日救国军”的名义，让其北上抗日。
何应钦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方振武从山西拉出来的部队原来是2个师，都是有防区规定的，没他这个军政部长的命令，怎么能说到哪里就到哪里，还有没有王法？再说，这“抗日救国军”是你们自己能封就封的么？
何应钦马上表示，“抗日救国军”这个旗号必须拿掉，部队保留，但不是北上，而应南下。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方振武本人必须离开部队。
方振武以前是反蒋的，对于何应钦来说，这是最敏感也最应该防备的事。
没谈拢。不管它。方振武领着部队继续前进。
听说“抗日救国军”已经到达河北南部的邯郸后，何应钦赶紧发出命令，扣下火车，命令其在邯郸候命，不得继续前进。
没有火车我还有脚，方振武干脆选择步行，靠着一双光脚板，穿过石家庄，到达河北保定。
何应钦见命令不起效果，就派曾与方振武有过一面之交的黄绍竑前去劝阻。
然而方振武没有卖帐：我这是要北上抗日，名正而言顺，凭什么要听你的。
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老蒋传了一句话——对于我北上抗日这件事，谁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
军队不听自己指挥，在何应钦看来，这就乱套了。他立刻决定，即日起统一军令，所有在河北和察哈尔打着抗日旗号的部队，救国军也好，义勇军也罢，其番号一律取消。当然了，如果觉得自己人马充足，够强的话，也还有机会编成正规军参加长城抗战。
此举摆明就是冲着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去的，他的部队既不充足，也不够强，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取消番号了。方振武感到在河北很难立足，于是决定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经过古长城内道，到张家口去。
最后到张家口的，实际只有一个师。因为另外一个师的师长，觉得还是何应钦的话对胃口，在他看来，“抗日”不过是一个名目，不管是让我往南方开，还是要方振武滚蛋，只要我自己有得混就行了。
说起来，他还是方振武曾经最亲密的一个部属，没想到却第一个宣布与方脱离关系，把老领导一脚踢开了。
身处乱世，在利益面前，人格究竟有几斤几两重呢？更惶论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抗日救国”了。
好在，总算带来了几千人。
除“抗日救国军”外，先后来张家口投奔老帅的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原西北军旧部。
这时候29军主力已经开赴长城一线，负责留守的是接替刘汝明副军长一职的佟麟阁。他也带着留守部队加入了同盟军。
光他们当然还是远远不够，像吉鸿昌等几个人基本还是只身过来的，属于标准的光杆将军。幸好，何应钦的一个失误，被老冯紧紧抓住了。
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东北义勇军的番号一体予以取缔。
其实，东北义勇军不是全无战斗力，他们在东北大地上跟关东军斗，还不照样搞得风生水起。只不过，回到关内之后，环境一时大变，以往熟悉的游击战用不上，阵地战又很难与正规部队相提并论。这就跟中原大战时的那些杂牌部队一样，不是真的不行，而是看你会不会用，愿不愿意用。
中规中矩的何应钦显然不是善用这些材料的人，所以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打仗不行，只会滋事，是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可问题并不是取消番号那么简单。东北义勇军接近10万，他们总得穿衣吃饭啊。中央不供应，不给编制，他们也只好一窝蜂地涌入了察哈尔。
本来人家是要做个好人的，可是在缺衣缺粮缺人管的情况下，如果不想被冻死饿死，除了做“土匪”，他们还有别的路可选吗？
有的，你们可以跟着我抗日。
老冯挥手一招，顿时应者云集。
从前，老冯指挥的只是老西北军嫡系部队，现在则是五花八门，什么部队都有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过去认为清一色才能胡满贯，现在才发现，原来混一色也能胡满贯，而且还很好胡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声势很大，共达8万余众，对外号称10万。史书又称“察冯事件”。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没几天，中日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国内舆论一时大哗，皆以为非。大家的眼光也都聚焦在了这支抗日新军身上。
对同盟军的出现，何应钦十分不安。
关东军现在还没撤回长城呢，你们就别再搞事了。
但他暂时还没法对老冯来硬的。
因为讲穿了，就这件事本身而言，说严重很严重，说不严重也不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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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1 pm
一方面，同盟军的成立没有得到过任何上级机构的任命，也没有经过老蒋或何应钦的准许，完全属于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立山头”，加上蒋冯在中原大战时就是死对头，所以情况很严重。
可是另一方面，这在当时又不算什么大事。
那时节，骂骂老蒋，说说老汪，跟中央分庭抗礼，只要你玩得不太过火，不仅不犯法，没准还能搏得几声掌声和喝采哩。再说开去，要说独立，背着中央拉自己的武装，两广做得比察哈尔这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华北军事首脑，他何应钦能下个命令，马上把抗日同盟军取缔掉吗？
不能。人家同盟军拉队伍是要“抗日”的，你中央军都打了败仗，签了那个丢脸的停战协定，难道还不准别人抗一下么？！
何应钦先来了个软招，亲自给老冯发电报，希望后者能够“忍辱负重”，自己解散抗日同盟军。
塘沽协定已经签了，你们这么公开地抗来抗去，万一再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会给国家闯下大祸的。
老冯却不予理睬，没有一点肯“忍辱”的打算。
无奈之下，何应钦想到了宋哲元。
察哈尔这地儿原来就是你的，现在给人鸠占鹊巢，我不信你不着急。
宋哲元其实很着急，不过是心里面的。
能不急吗？长城抗战结束，29军却无处可去了。
本来以为察哈尔一穷得冒泡的地方，谁都不会惦记，没想到给老爷子做了抗日的基地。抗日当然是好事，可你也不能占我的窝啊，你这让我上哪儿呆去。
可他表面上还不能显露出来。虽然自己已经另立门户，再也不想在冯玉祥手下干了，可对方毕竟曾经是自己的老长官，有培养提携之恩，再说，29军重建的一个立军宗旨就是“忠义”二字，部属很大一部分都是老西北军旧部，表面上大家对老冯都还要毕恭毕敬，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一旦对老长官都动起了刀枪，那就叫“欺师灭祖”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忠义”得起来，所以这个脸无论如何翻不得。
不仅不能翻脸，宋哲元甚至默许了留守的佟麟阁成为老冯在同盟军的基本部队，要“忠义”索性就“忠义”到底吧。
见宋哲元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何应钦火了：你既然不想回去，我就把这个位子给别人，看你还着不着急。
他又另外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冯钦哉。
何应钦就对他说，你愿不愿去察哈尔，去了这个地盘就是你的。
冯钦哉摇了摇头。
看上去完全是一副不为名利所动的模样，其实后来据何应钦了解，他早就暗中打过“主察”的念头，只是知道宋哲元不好惹，怕没吃到腥反而惹上一身骚，因此不敢轻动。
但是另外一位当时就两眼放出了绿光。
此人就是庞炳勋。庞炳勋也是老西北军旧将，过去因伤瘸了一条腿，因此得了个外号“庞瘸子”。
庞瘸子原来在老西北军的地位并不高，大抵和张自忠等人是一个层次，不过打仗还行。当年韩复榘叛冯投蒋时，他领命截击，与其大战一场，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韩复榘竟然差点就落了个阴沟里翻船的下场。
中原大战，西北军的大小将领，一个不少，全落了难。庞瘸子眼看形势不妙，就多留了个心眼，避重就轻，没有损耗什么实力，所以他后来东渡黄河去山西时，身后 还带了一个师。上了岸后同样凄凄惶惶，衣食无着。所幸虾有虾路，蟹有蟹道，他跟暂代山西军政的徐永昌能够扯上一点旧交，便依靠后者给的残羹冷炙，饥一顿饱 一顿地活了下来，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就不用提了。
等到张学良对晋南西北军旧部进行改编的时候，他先被编为师，又被编为军（40军）。你还别以为瘸子因此时来运转了，其实他那一个军的番号是虚的，到头来还是原来那个师，根本没什么变化，而且驻防的地方是河北的河间，这地方现在是沧州的一个县级市，可想而知要多小就有多小，几乎是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早在关东军在东北进攻马占山和义勇军的时候，已经面有菜色的40军官兵就嚷嚷着要去抗日。打仗固然会死人，但总比饿死强，没准还能挪个好地呢。于是，庞瘸子便也挤在宋哲元后面，踮着脚跟举起双手，要求张学良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
这帮人的心思，主政华北的少帅岂能不清楚。一个调令，就把他从河北东部的河间调到南部的永年去了，敢情还是一个小县，没比原来强到多少。
等啊等，等到花儿也谢了，总算等来了机会。这就是长城抗战。大家都有机会上场了。
庞炳勋兴冲冲地带着他的40军北上，结果运气太差，他防守的长城关口都很冷僻，基本上是有他没他都一样，人关东军根本就没怎么光顾过。这下好，虽然部队没什么损失，但一直到战役结束，大家都两手空空，既没捞着大的战功，也没能像29军那样一战成名。
于是华北便又诞生了一句顺口溜，谓之：商震打，宋哲元干，庞炳勋在后边瞎胡转。
接下来，当然还是哪来的再回哪儿去。
回家本来应该是个高兴事。但这世上就有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想回家的。比如庞瘸子和他的40军。
能不能换个大点的地儿？
可以啊！有人答话了。
何应钦把对冯钦哉说过的话，原样对庞炳勋说了一遍，这一下子就把瘸子的心思给说活了。
作为曾经的老西北军部属，宋哲元、冯钦哉的顾虑，庞炳勋都有，但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儿的诱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且慢，你还得再等一等。
何应钦把宋哲元也叫了过来，当着两人的面，问他：同盟军这件事究竟怎么解决？
潜答词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不去察哈尔，就没有人去，告诉你，想去的人还多得很。我现在明人不做暗事，直截了当地给你说清楚，不换思想就换人，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作为常年在军中玩政治博奕游戏的高手，何应钦还是很有套路的，要不然怎么可能官至军政部长呢。
宋哲元一看到庞瘸子那扭扭妮妮、故作羞涩状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真狠啊你们。
对于老蒋和何应钦，宋哲元都自知是得罪不起的。别的不说，光29军在中原大战后能发展壮大到现在，如果没有他老蒋在上面进行“关照”，那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现在老冯在张家口这么一闹，摆明蒋何都非常不高兴，到头来没准就迁怒到自己头上了。
事到如今，就是再不想站出来也只能站出来了。
宋哲元随后派代表到张家口，与老冯进行商榷，把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前前后后、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最后提醒老冯，就算我姓宋的不来，还有姓庞的要来难为你，所以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这边宋哲元一有动静，何应钦也即刻让人给老冯通气，表示如果他能撤销同盟军的话，下来后可以去做全国林垦督办，干点实业什么的。
老冯思前想后，答应了，同时他还提了若干条意见，其中就有让宋哲元回察省任主席一条，也算很够意思。
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后的那一天，重点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个：要不要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结果当然是同意。只要老冯能把同盟军撤掉，怎么着都行。
大家都松了口气，看起来事情算是摆平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令也发布命令，让宋哲元回张家口就任察省主席。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宋哲元都认为事情已经摆平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等26名抗日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宣布同盟军不仅不会撤，还要帮中国人争口气，先收复它几个失地再说。
接着，老冯发出声明，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张家口，就算不做高官也要抗日到底。
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是有些缘由的。
老冯的脾气，想要干起来的事从来没有半途收工的道理。
庞瘸子，一小辈耳，不管是五虎将，还是十三太保，老西北军的哪个排行榜都轮不上这小子，我会怕他？至于什么全国林垦督办，更是扯蛋的事，一个军人就是要带兵打仗，当那么些个文绉绉的官有什么意思，先前别说这个了，“内政部长”怎么样，汪精卫递过来的，看都没看就回掉了！
之前老冯意志不坚，其实是因为他跟同盟军中的另一个顶尖人物方振武闹了点意见。
同盟军成立后，冯玉祥是总司令，方振武却还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也就是说冯是老大，方是小弟，这让把全部家财都投进来的方振武多少有些不高兴。同 时，“抗日救国军”剩下来的那个师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来到张家口后，由于粮饷都由冯玉祥直拨，他就觉得自己应该直属冯玉祥领导了，换句话说，他要跟方 平起平坐，而后者，自然是方振武无法容忍的。
经过这个师长这么一挑拨，冯方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两人不仅互不见面，闹得最僵时，据说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指挥部都是整天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是防鬼子，而是防冯玉祥！
不过，方振武一片苦心，抛弃个人的一切来做抗日这件事，自然还是懂得孰轻孰重的。最后，在众人的解劝之下，二人终于捐弃前嫌，谈到了一块。
方振武表示，自己愿听从“冯先生”的指挥，马上到前线去。
冯玉祥也下定决心，不再依守和宋哲元的前约。
见老爷子如此，宋哲元可真没法子了，何应钦派人来逼问，他就干脆托病到北平西山躲了起来。
别跟我再说察哈尔，我生病了，哪也不能去，这总可以了吧。你们自个玩去。
对宋哲元来说，本来躲一躲是万般无奈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想到何应钦一时间还真拿他没了办法，这让他从中尝到了甜头，自此就变成了“三十六计躲为上”的行家里手，一遇到搞不定，或者没法搞的事，条件反射地马上想到了这一招。
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的第二天，被冯玉祥分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和总指挥的方振武、吉鸿昌就实践诺言，率部出征，挥剑直指察北（察哈尔北部）。
重光葵后来承认，继侵占东三省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就有了进一步拓展“满蒙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叫做“对华北工作”。如果展开来，该计划又可以分为两小项，其中之一是在河北平津的“华北工作”，另一个即为“内蒙工作”。
自热河战役后，所谓的“内蒙工作”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包括热河在内的东蒙被划入了“满洲国”领域。下面，他们就要打西蒙的主意了。
察哈尔作为西蒙最北的一个省，首当其冲进入日本人的视线。在长城抗战时，察北一带由孙殿英防守，不过很快就失陷了。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定，关东军不得不暂时撤离察北，留在这里给他们看家护院的实际是满蒙伪军。
开始几个伪军驻防的小县城都不经打，同盟军又士气正盛，特别是外号人称“吉大胆”的吉鸿昌，每遇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所以这些县城很快就被收复了，直到兵临多伦城下，碰到了李守信。
这个李守信起了个汉名，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他原来驻守热河门户开鲁，是东北军崔兴武17旅下面的一个团长，属于汤玉麟的部队。
在热河之战还没打响之前，崔兴武和关东军就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等到听到关东军要打过来了，日本兵的影子还没看到一个，他就跟汤二虎一样，弄了300辆车，把他的家眷和金银财宝先给拖走要紧，全然顾不上什么抵抗不抵抗，开鲁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被日本人给“接收”了。
与姓崔的草包比起来，李守信是能打打仗的，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是被这小子给镇压掉的。他为人很有心计，知道拉拢人心。日本特务曾送给他1万多元“机密费”，他都主动掏出来买鞋子发给士兵，因此到后来，部队都听他的，实际上把崔兴武给架空掉了。崔兴武本身就是个守财奴，见此情景，也就索性扔下部队，带着他的万贯家财到“满洲国”做“顺民”去了。
李守信系胡子出身，平时信奉的教条就是有奶便是娘的那一种。他一边败退，一边观察着两边动静，做着首鼠两端的打算。等到长城抗战失败，签了《塘沽停战协定》，他看到日本人得势，马上沿着崔兴武给他打通的那条路，正式投向日本人，使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军。
在吉鸿昌的同盟军没打过来之前，多伦有三股伪军，从东北过来的是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其它是新投敌的刘桂棠和李守信。
多伦号称“塞外明珠”，既是内蒙的寺庙之都，又是商业之都，当地人称为小上海。《乔家大院》、《走西口》里面的天下第一商帮——晋商当时就会聚此处，坐地行商，行一时之盛，那油水自然是多得不得了。
三支伪军的头目偏巧都是做胡子出来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看到好食就抢，所以马上就翻脸打了起来。其中刘桂棠做胡子时就以杀人如麻著称，外号“刘黑七”，人马也最多，但论打仗，则远远不如李守信，指挥部队冲锋的时候，竟然还使用老掉牙的密集队形，第一个被李守信给赶跑了。
接下来的王永清更不是李守信的对手，很快被关东军调走。如此一来，多伦便成了李守信一个人的天下。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李守信一开始也很是紧张。因为城里的伪军只有6千多，而吉鸿昌统率的先锋部队却超过了1万，吉本人又素有西北军悍将之名，想想城池怎么都不可能守得住。
但这家伙到底是个老兵油子，仔细一听，就听出来了，别看同盟军咋咋乎乎，气势很足，实际上攻城很费劲。
怎么呢？
都是轻武器啊，没有山野炮，连机关枪声音都不怎么能听见。这在平地上对垒还凑合，攻城，那就是开玩笑。
此前，关东军为了帮其守城，专门给李守信配备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和6万发子弹，尽管不多，但守城已经足够了。
加上那些天正逢草原雨季，城墙异常湿滑，给攻城增加了很大难度。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冒死登城，均未成功。
更糟糕的是，这时候后勤眼看快跟不上了，部队军粮已有匮乏之虞，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顿时使士气大为低落。
对抗日同盟军来说，本来成立时就是“黑户”，得不到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又不能很快取胜，压力自然就非常大了。
吉鸿昌虽勇，此时亦只能望城兴叹。
如果这时候城里负责防守的是纯关东军，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对付伪军是可以用一些独特法子的。
强攻不成，那就智取。
同盟军里有一个叫姚景川的人，他和李守信手下的一个团长有亲戚关系。在包围多伦之前，吉鸿昌就曾派他潜入城内，去做那个团长的策反工作，但是没有成功。李守信知道这件事，不过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并没有泄露一点风声给身边监视他的日本顾问。
有门。
在攻城未果后，姚景川再次出马，这次他直奔李守信而去。
实践证明，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不仅需要巧舌如簧，还得有头脑。
姚景川很清楚，李守信守城已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要想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要的是城，不是你这个人。
先恐吓。
姚景川说，苏联已经决定给抗日同盟军发一百万支枪，很快就可以运来。
要吹牛不妨吹大点，一百万支枪，苏联的。这武装之后是什么力道，你自己想想吧。
李守信这时候虽然脸上还强装镇定，其实心里已经有些虚了。
说白了，干伪军这行的大多没什么信仰，都是混饭吃的，打仗谁肯拼死拼活呢，更不用说与一支“苏械部队”交锋了。
姚景川就是干这个的，对方装得再像一回事，那翻江倒海的心理活动他又岂能觉察不出。
拐弯抹角不需要了，来单刀直入法吧：把多伦借给我们！
如果前面不做铺垫，你一定会觉得这话实在不可思议，甚至“无理”之至。人家李守信守城守得笃笃定定，他凭什么要把城“借”给你？
很奇怪，李守信既未一脸困惑，也没有拍案而起，而是换了一副生意人的模样和口气：兄弟，请问你们准备借多长时间？
说来说去，还是那“苏联的一百万支枪”把这哥们给镇住了。
姚景川给李守信设计了两条“商借多伦”的可能性，或者说后路。
一条，“一百万支枪”武装到位，我们同盟军就是巨无霸，无敌手，那你还跟着日本人混干吗，直接投“冯先生”做民族英雄，又有面子，又有官做，岂不是好。
再一条，假设我们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武器，那也说明我们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城，而你既然能守，攻也应该不在话下呀。
姚景川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可以由他来做这个保人，以后负责把多伦还给李守信。
可是另一方面，这在当时又不算什么大事。
那时节，骂骂老蒋，说说老汪，跟中央分庭抗礼，只要你玩得不太过火，不仅不犯法，没准还能搏得几声掌声和喝采哩。再说开去，要说独立，背着中央拉自己的武装，两广做得比察哈尔这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华北军事首脑，他何应钦能下个命令，马上把抗日同盟军取缔掉吗？
不能。人家同盟军拉队伍是要“抗日”的，你中央军都打了败仗，签了那个丢脸的停战协定，难道还不准别人抗一下么？！
何应钦先来了个软招，亲自给老冯发电报，希望后者能够“忍辱负重”，自己解散抗日同盟军。
塘沽协定已经签了，你们这么公开地抗来抗去，万一再招来第二个塘沽协定，会给国家闯下大祸的。
老冯却不予理睬，没有一点肯“忍辱”的打算。
无奈之下，何应钦想到了宋哲元。
察哈尔这地儿原来就是你的，现在给人鸠占鹊巢，我不信你不着急。
宋哲元其实很着急，不过是心里面的。
能不急吗？长城抗战结束，29军却无处可去了。
本来以为察哈尔一穷得冒泡的地方，谁都不会惦记，没想到给老爷子做了抗日的基地。抗日当然是好事，可你也不能占我的窝啊，你这让我上哪儿呆去。
可他表面上还不能显露出来。虽然自己已经另立门户，再也不想在冯玉祥手下干了，可对方毕竟曾经是自己的老长官，有培养提携之恩，再说，29军重建的一个立军宗旨就是“忠义”二字，部属很大一部分都是老西北军旧部，表面上大家对老冯都还要毕恭毕敬，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一旦对老长官都动起了刀枪，那就叫“欺师灭祖”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再“忠义”得起来，所以这个脸无论如何翻不得。
不仅不能翻脸，宋哲元甚至默许了留守的佟麟阁成为老冯在同盟军的基本部队，要“忠义”索性就“忠义”到底吧。
见宋哲元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何应钦火了：你既然不想回去，我就把这个位子给别人，看你还着不着急。
他又另外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冯钦哉。
何应钦就对他说，你愿不愿去察哈尔，去了这个地盘就是你的。
冯钦哉摇了摇头。
看上去完全是一副不为名利所动的模样，其实后来据何应钦了解，他早就暗中打过“主察”的念头，只是知道宋哲元不好惹，怕没吃到腥反而惹上一身骚，因此不敢轻动。
但是另外一位当时就两眼放出了绿光。
此人就是庞炳勋。庞炳勋也是老西北军旧将，过去因伤瘸了一条腿，因此得了个外号“庞瘸子”。
庞瘸子原来在老西北军的地位并不高，大抵和张自忠等人是一个层次，不过打仗还行。当年韩复榘叛冯投蒋时，他领命截击，与其大战一场，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韩复榘竟然差点就落了个阴沟里翻船的下场。
中原大战，西北军的大小将领，一个不少，全落了难。庞瘸子眼看形势不妙，就多留了个心眼，避重就轻，没有损耗什么实力，所以他后来东渡黄河去山西时，身后 还带了一个师。上了岸后同样凄凄惶惶，衣食无着。所幸虾有虾路，蟹有蟹道，他跟暂代山西军政的徐永昌能够扯上一点旧交，便依靠后者给的残羹冷炙，饥一顿饱 一顿地活了下来，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就不用提了。
等到张学良对晋南西北军旧部进行改编的时候，他先被编为师，又被编为军（40军）。你还别以为瘸子因此时来运转了，其实他那一个军的番号是虚的，到头来还是原来那个师，根本没什么变化，而且驻防的地方是河北的河间，这地方现在是沧州的一个县级市，可想而知要多小就有多小，几乎是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早在关东军在东北进攻马占山和义勇军的时候，已经面有菜色的40军官兵就嚷嚷着要去抗日。打仗固然会死人，但总比饿死强，没准还能挪个好地呢。于是，庞瘸子便也挤在宋哲元后面，踮着脚跟举起双手，要求张学良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
这帮人的心思，主政华北的少帅岂能不清楚。一个调令，就把他从河北东部的河间调到南部的永年去了，敢情还是一个小县，没比原来强到多少。
等啊等，等到花儿也谢了，总算等来了机会。这就是长城抗战。大家都有机会上场了。
庞炳勋兴冲冲地带着他的40军北上，结果运气太差，他防守的长城关口都很冷僻，基本上是有他没他都一样，人关东军根本就没怎么光顾过。这下好，虽然部队没什么损失，但一直到战役结束，大家都两手空空，既没捞着大的战功，也没能像29军那样一战成名。
于是华北便又诞生了一句顺口溜，谓之：商震打，宋哲元干，庞炳勋在后边瞎胡转。
接下来，当然还是哪来的再回哪儿去。
回家本来应该是个高兴事。但这世上就有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想回家的。比如庞瘸子和他的40军。
能不能换个大点的地儿？
可以啊！有人答话了。
何应钦把对冯钦哉说过的话，原样对庞炳勋说了一遍，这一下子就把瘸子的心思给说活了。
作为曾经的老西北军部属，宋哲元、冯钦哉的顾虑，庞炳勋都有，但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换个地儿的诱惑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且慢，你还得再等一等。
何应钦把宋哲元也叫了过来，当着两人的面，问他：同盟军这件事究竟怎么解决？
潜答词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不去察哈尔，就没有人去，告诉你，想去的人还多得很。我现在明人不做暗事，直截了当地给你说清楚，不换思想就换人，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作为常年在军中玩政治博奕游戏的高手，何应钦还是很有套路的，要不然怎么可能官至军政部长呢。
宋哲元一看到庞瘸子那扭扭妮妮、故作羞涩状的样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真狠啊你们。
对于老蒋和何应钦，宋哲元都自知是得罪不起的。别的不说，光29军在中原大战后能发展壮大到现在，如果没有他老蒋在上面进行“关照”，那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现在老冯在张家口这么一闹，摆明蒋何都非常不高兴，到头来没准就迁怒到自己头上了。
事到如今，就是再不想站出来也只能站出来了。
宋哲元随后派代表到张家口，与老冯进行商榷，把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前前后后、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最后提醒老冯，就算我姓宋的不来，还有姓庞的要来难为你，所以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这边宋哲元一有动静，何应钦也即刻让人给老冯通气，表示如果他能撤销同盟军的话，下来后可以去做全国林垦督办，干点实业什么的。
老冯思前想后，答应了，同时他还提了若干条意见，其中就有让宋哲元回察省任主席一条，也算很够意思。
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后的那一天，重点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个：要不要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结果当然是同意。只要老冯能把同盟军撤掉，怎么着都行。
大家都松了口气，看起来事情算是摆平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令也发布命令，让宋哲元回张家口就任察省主席。
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宋哲元都认为事情已经摆平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等26名抗日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宣布同盟军不仅不会撤，还要帮中国人争口气，先收复它几个失地再说。
接着，老冯发出声明，表示自己决不离开张家口，就算不做高官也要抗日到底。
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是有些缘由的。
老冯的脾气，想要干起来的事从来没有半途收工的道理。
庞瘸子，一小辈耳，不管是五虎将，还是十三太保，老西北军的哪个排行榜都轮不上这小子，我会怕他？至于什么全国林垦督办，更是扯蛋的事，一个军人就是要带兵打仗，当那么些个文绉绉的官有什么意思，先前别说这个了，“内政部长”怎么样，汪精卫递过来的，看都没看就回掉了！
之前老冯意志不坚，其实是因为他跟同盟军中的另一个顶尖人物方振武闹了点意见。
同盟军成立后，冯玉祥是总司令，方振武却还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也就是说冯是老大，方是小弟，这让把全部家财都投进来的方振武多少有些不高兴。同 时，“抗日救国军”剩下来的那个师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来到张家口后，由于粮饷都由冯玉祥直拨，他就觉得自己应该直属冯玉祥领导了，换句话说，他要跟方 平起平坐，而后者，自然是方振武无法容忍的。
经过这个师长这么一挑拨，冯方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两人不仅互不见面，闹得最僵时，据说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指挥部都是整天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是防鬼子，而是防冯玉祥！
不过，方振武一片苦心，抛弃个人的一切来做抗日这件事，自然还是懂得孰轻孰重的。最后，在众人的解劝之下，二人终于捐弃前嫌，谈到了一块。
方振武表示，自己愿听从“冯先生”的指挥，马上到前线去。
冯玉祥也下定决心，不再依守和宋哲元的前约。
见老爷子如此，宋哲元可真没法子了，何应钦派人来逼问，他就干脆托病到北平西山躲了起来。
别跟我再说察哈尔，我生病了，哪也不能去，这总可以了吧。你们自个玩去。
对宋哲元来说，本来躲一躲是万般无奈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没想到何应钦一时间还真拿他没了办法，这让他从中尝到了甜头，自此就变成了“三十六计躲为上”的行家里手，一遇到搞不定，或者没法搞的事，条件反射地马上想到了这一招。
同盟军将领发布通电的第二天，被冯玉祥分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和总指挥的方振武、吉鸿昌就实践诺言，率部出征，挥剑直指察北（察哈尔北部）。
重光葵后来承认，继侵占东三省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就有了进一步拓展“满蒙疆域”的计划，这个计划就叫做“对华北工作”。如果展开来，该计划又可以分为两小项，其中之一是在河北平津的“华北工作”，另一个即为“内蒙工作”。
自热河战役后，所谓的“内蒙工作”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包括热河在内的东蒙被划入了“满洲国”领域。下面，他们就要打西蒙的主意了。
察哈尔作为西蒙最北的一个省，首当其冲进入日本人的视线。在长城抗战时，察北一带由孙殿英防守，不过很快就失陷了。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定，关东军不得不暂时撤离察北，留在这里给他们看家护院的实际是满蒙伪军。
开始几个伪军驻防的小县城都不经打，同盟军又士气正盛，特别是外号人称“吉大胆”的吉鸿昌，每遇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所以这些县城很快就被收复了，直到兵临多伦城下，碰到了李守信。
这个李守信起了个汉名，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他原来驻守热河门户开鲁，是东北军崔兴武17旅下面的一个团长，属于汤玉麟的部队。
在热河之战还没打响之前，崔兴武和关东军就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等到听到关东军要打过来了，日本兵的影子还没看到一个，他就跟汤二虎一样，弄了300辆车，把他的家眷和金银财宝先给拖走要紧，全然顾不上什么抵抗不抵抗，开鲁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被日本人给“接收”了。
与姓崔的草包比起来，李守信是能打打仗的，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就是被这小子给镇压掉的。他为人很有心计，知道拉拢人心。日本特务曾送给他1万多元“机密费”，他都主动掏出来买鞋子发给士兵，因此到后来，部队都听他的，实际上把崔兴武给架空掉了。崔兴武本身就是个守财奴，见此情景，也就索性扔下部队，带着他的万贯家财到“满洲国”做“顺民”去了。
李守信系胡子出身，平时信奉的教条就是有奶便是娘的那一种。他一边败退，一边观察着两边动静，做着首鼠两端的打算。等到长城抗战失败，签了《塘沽停战协定》，他看到日本人得势，马上沿着崔兴武给他打通的那条路，正式投向日本人，使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军。
在吉鸿昌的同盟军没打过来之前，多伦有三股伪军，从东北过来的是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其它是新投敌的刘桂棠和李守信。
多伦号称“塞外明珠”，既是内蒙的寺庙之都，又是商业之都，当地人称为小上海。《乔家大院》、《走西口》里面的天下第一商帮——晋商当时就会聚此处，坐地行商，行一时之盛，那油水自然是多得不得了。
三支伪军的头目偏巧都是做胡子出来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看到好食就抢，所以马上就翻脸打了起来。其中刘桂棠做胡子时就以杀人如麻著称，外号“刘黑七”，人马也最多，但论打仗，则远远不如李守信，指挥部队冲锋的时候，竟然还使用老掉牙的密集队形，第一个被李守信给赶跑了。
接下来的王永清更不是李守信的对手，很快被关东军调走。如此一来，多伦便成了李守信一个人的天下。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李守信一开始也很是紧张。因为城里的伪军只有6千多，而吉鸿昌统率的先锋部队却超过了1万，吉本人又素有西北军悍将之名，想想城池怎么都不可能守得住。
但这家伙到底是个老兵油子，仔细一听，就听出来了，别看同盟军咋咋乎乎，气势很足，实际上攻城很费劲。
怎么呢？
都是轻武器啊，没有山野炮，连机关枪声音都不怎么能听见。这在平地上对垒还凑合，攻城，那就是开玩笑。
此前，关东军为了帮其守城，专门给李守信配备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和6万发子弹，尽管不多，但守城已经足够了。
加上那些天正逢草原雨季，城墙异常湿滑，给攻城增加了很大难度。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度冒死登城，均未成功。
更糟糕的是，这时候后勤眼看快跟不上了，部队军粮已有匮乏之虞，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顿时使士气大为低落。
对抗日同盟军来说，本来成立时就是“黑户”，得不到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又不能很快取胜，压力自然就非常大了。
吉鸿昌虽勇，此时亦只能望城兴叹。
如果这时候城里负责防守的是纯关东军，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对付伪军是可以用一些独特法子的。
强攻不成，那就智取。
同盟军里有一个叫姚景川的人，他和李守信手下的一个团长有亲戚关系。在包围多伦之前，吉鸿昌就曾派他潜入城内，去做那个团长的策反工作，但是没有成功。李守信知道这件事，不过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并没有泄露一点风声给身边监视他的日本顾问。
有门。
在攻城未果后，姚景川再次出马，这次他直奔李守信而去。
实践证明，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不仅需要巧舌如簧，还得有头脑。
姚景川很清楚，李守信守城已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要想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要的是城，不是你这个人。
先恐吓。
姚景川说，苏联已经决定给抗日同盟军发一百万支枪，很快就可以运来。
要吹牛不妨吹大点，一百万支枪，苏联的。这武装之后是什么力道，你自己想想吧。
李守信这时候虽然脸上还强装镇定，其实心里已经有些虚了。
说白了，干伪军这行的大多没什么信仰，都是混饭吃的，打仗谁肯拼死拼活呢，更不用说与一支“苏械部队”交锋了。
姚景川就是干这个的，对方装得再像一回事，那翻江倒海的心理活动他又岂能觉察不出。
拐弯抹角不需要了，来单刀直入法吧：把多伦借给我们！
如果前面不做铺垫，你一定会觉得这话实在不可思议，甚至“无理”之至。人家李守信守城守得笃笃定定，他凭什么要把城“借”给你？
很奇怪，李守信既未一脸困惑，也没有拍案而起，而是换了一副生意人的模样和口气：兄弟，请问你们准备借多长时间？
说来说去，还是那“苏联的一百万支枪”把这哥们给镇住了。
姚景川给李守信设计了两条“商借多伦”的可能性，或者说后路。
一条，“一百万支枪”武装到位，我们同盟军就是巨无霸，无敌手，那你还跟着日本人混干吗，直接投“冯先生”做民族英雄，又有面子，又有官做，岂不是好。
再一条，假设我们没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武器，那也说明我们没有能力守住这个城，而你既然能守，攻也应该不在话下呀。
姚景川还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可以由他来做这个保人，以后负责把多伦还给李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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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1 pm
李守信真信了。
当然，他不是相信什么“保人”。这姚景川何德何能，连老大“冯先生”的话都不一定能算数，他的话岂能轻信。到时候同盟军就是不把多伦还回来，你难道还能真的把这个“借”的秘密公开抖搂出来？要那样的话，城没讨到，日本人倒极有可能第一个找上门。
李守信虽叫“守信”，其实从不守信，要不然还会钻到伪军那个脏窝里面去。
他信的是他自己的判断。
这个就叫脚踏两边船。李守信认为，自己在多伦这里好歹也坚守了一些日子，在日本主子那里已经交待得过去了。听姚景川把同盟军吹得这么强，肯定也不是全无其事，后续的援军不知道有多厉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帮着日本人硬撑呢。不如两头讨好，卖个人情给冯玉祥，或许日后还能派大用场呢。
两人计议已定，立刻分头准备。
抗日同盟军依计敲响战鼓，在城外大造声势，给城内形成的印象就是：今天不把城池拿下来，老子饭都不吃了。
李守信则跑去跟他的日本顾问说，不得了，同盟军又上来了数不清的人马，要跟咱们玩命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要撤，反而当着日本人的面大喊“铁血口号”，嚷嚷着要与多伦共存亡，大家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可怜日本顾问脸色刷地就白了。
归根结底，所谓武士道，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别人看的，并不等于日本人就真的都不怕死。
这顾问马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给热河承德的关东军指挥机关猛发电报，要求尽快派兵增援，否则的话，只能放弃多伦后撤了。
李守信已经把形势渲染得很吓人了，他则更进一步，通过“合理想像”，把同盟军如何人多势众，己方如何拼死厮杀的“壮烈场面”夸张了NN倍，添油加醋地尽情描绘了一番。
最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了“十万敌军围多伦”。
接到电报的是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少将（陆大第32期），他此时已没有办法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汇报了，因为后者突然得了重病，正躺在长春的病榻之上奄奄一息。
就在武藤下达命令，发动第二次滦东战役的那一天，他终于如愿拿到了元帅的桂冠。但这顶帽子并没有能在怀里晤多长时间，仅仅一个月后，这位“名将”就翘了辫子。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松室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不能增援。
察北并非热河地界，《塘沽停战协定》刚刚签定，关东军如果这个时候就明火执仗地跑进去，无异于自打嘴巴。再说，就算派兵去解围，赶上这种雨季，行军困难，部队也无法按期到达。看电报上的情形，说不定关东军还没到达，多伦就已经不保了。
松室是一个典型的以华制华论者，知道李守信这支伪军部队有点战斗力，要是被同盟军灭掉的话，以后在察北就少了一只会咬人的狗，因此在派不了援兵的情况下，只得同意了日本顾问关于撤退的请求。
收到松室的复电，日本顾问十万火急地送去给李守信看。
李守信来得正好：那咱们还等什么，跑吧。
伪军于是撤出多伦城，一退300里，跑到内蒙赤峰的锥子山去了。
这么着，李守信就把多伦糊里糊涂地“借”给了抗日同盟军。当然，这种“借”属于三国刘备借荆州类型的，日后能不能“还”，不是靠“信用”，而是全凭双方实力说话了。
抗日同盟军成功收复多伦，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长城抗战失败后之沮丧人心顿时为之一振。冯玉祥和同盟军也都为此声誉鹊起，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曾经对老西北军表示过惋惜痛心之情的章太炎这次又点评了。他说，我们近代跟老外作战（当然包括日本），不是一个胜仗没打过（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庙行大战），可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的定律。
什么定律？
没法凭打仗从敌人手里面收复失地的定律！
章老不无辛辣地指出，现在这个定律被抗日同盟军给打破了。多伦，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县，但被我们收复了，这是“九十余年所未有”的大事。
评点句句见血，掷地有声，实际上代表了塘沽停战后，国民对政府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和不满。
打日本鬼子，我们还是看同盟军的吧。
大家都希望老冯和他的同盟军能再显一把身手，拿出当年老西北军的精神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把更多的多伦从日伪军手里夺过来。
老冯自己也很激动，公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否则同盟军就要自己出兵收复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了。
话犹在耳，这时候同盟军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自从收复多伦后，日本人大为恼火。日本华北驻屯军武官柴山兼四郎首先向冯玉祥发出抗议。
老冯自然是没理他。
柴山见没有效果，就直接去找他认为的“家长”——坐镇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说中国军队出兵多伦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塘沽协定中有关中日双方停战的精神。
可塘沽协定说的是中日两国，同盟军打的是满蒙伪军，跟小日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柴山振振有词，打狗还要看主人，伪军就是我们家的狗，那是你们想打就打的吗。
何应钦分辩说，同盟军的成立并未得到过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的允许，因此他们在察北的军事行动，既非政府授意，我们也很难管得了。
柴山一听十分恼火，当即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管不了，我们关东军可以过来帮你们一道管。
这话让何应钦出了一身冷汗。
照柴山的意思，关东军没准还真要越过长城，以此为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人家武藤在签完协定后可是发过声明，说如果中国确实遵守这个协定，关东军马上撤回长城线，否则的话，那是要“断然膺惩”的。
柴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塘沽协定未签署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就曾公开扬言，说为了保证“满洲国境”的安全，关东军有进占张家口的必要。
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有什么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吗？
此时，无论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实施“中央防边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能够容许抗日同盟军再继续存在下去。
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何应钦在关东军面前虽然力不能逮，但要说到对付自己人，倒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直接动用中央军来攻击“抗日部队”显然是不明智的，别的不说，光老百姓喷来的口水就够你受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先觉得撑不下去。
抗日同盟军既称“同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军事政治派别的联合体。这中间，既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留驻察哈尔的29军后备部队，又有被何应钦取消番号后无处可去的东北义勇军，甚至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
老冯当时针对这种情形，曾把各部队轮流调到张家口附近进行短期整顿，但所谓整顿，也无非是“讲几次话，洗一个澡，吃一顿肉”而已，并没有能够真正捏成团。
时间一长，内部的矛盾就藏不住了。
东北义勇军的这些头领大多是认“中央”为正宗的，投同盟军是因为“中央”不承认，东北又回不去，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所以他们并没有铁着心跟着老冯干到底的决心。
等到何应钦通过关系向他们频摇橄榄枝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不动心了。
在同盟军里面，真正能够称得上老冯“嫡系”的应该是西北军旧部，他们是“外来人口”，只能算是杂牌。
当然了，投靠“中央”也是去做杂牌，但同样是做杂牌，做“中央”的杂牌毕竟还名正言顺，比在同盟军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多了。
于是很快，邓文等义勇军头领就或明或暗地“归顺中央”了。在军事力量上，东北义勇军与西北军旧部实为支撑同盟军的两大板块。他们这一动摇，整个同盟军立呈分崩离析之势。
此时庞炳勋和冯钦哉都同时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入察命令。不过这时候庞炳勋已被授命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冯钦哉见已“物有所属”，“主察”看来是肯定没自己的份了，于是马上回绝了何应钦，理由也冠冕堂皇，谓之“三不能打”。
一不能“打”：人家是抗日的，我不能打。
二不能“打”：人家是老领导，我不能打。
三不能“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凑中国人“三”这个吉祥数字，冯钦哉说是因为冯玉祥姓冯，他也姓冯，三百年前都是一家，哪有一家人打一家人的道理。
冯钦哉不愿去，庞炳勋却已经等不及了。这瘸子马上打点好行装，就要率部向张家口进发。
一直“躲”在北平的宋哲元知道不能再“躲”下去了。
“躲”，不是真的怕事，那是为了静观其变，当时局产生了明显变化时，那还是要出来的，要不然收谷子摘桃子的好事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至于什么时候要躲，什么时候能出，全凭当事者掌握火候的功夫，或者说，就看你读三国悟三国到了何种地步。
宋哲元马上授意冯治安，由后者出面，对庞炳勋发出警告：察哈尔是我们29军的地方，没了察哈尔，我们就活不下去。你要是真的敢动察哈尔半点心思，我们就不客气了。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君（庞炳勋）若打冯（冯玉祥），我必打君。
29军此时在实力上虽已大为损耗，但拿捏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庞炳勋还不在话下，所以此言一出，瘸子立刻被吓了回去。
这边宋哲元又跑过来跟何应钦打招呼，请对方不要再派庞炳勋去察哈尔。
冯玉祥的事，我有办法搞定。
这已经是宋哲元第二次做这种“承诺”了，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何应钦心里不爽是肯定的。
我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快搞定了，你倒又跑出来说“有办法”了，玩我是不是。
可是对于宋哲元的“请求”，他又不能不同意。原因其实跟庞炳勋的“顾虑”如出一辙，那就是怕拒绝之后真的把对方给惹恼了。29军这时候就驻在北平附近，一哗变起来那还了得。
反正对于他来说，庞炳勋也好，宋哲元也罢，谁进察哈尔都差不多，只要让冯玉祥离开，同盟军解散就一切OK。
得到何应钦准许后，宋哲元马上派人接洽冯玉祥，要他明察时局，停止军事行动。
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拧到底，绝不妥协，甚至搞到和29军骨肉相残的地步，要么见好就收，保存实力，为今后抗日留一些种子，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见惯历史风云变幻的老冯终于作出妥协，接受何应钦提出的方案，以自己下台，换取让宋哲元和29军回张家口。
但是老冯的一片苦心，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理解，也不同意，坚持既抗日又反蒋：鬼子来，打鬼子；老蒋来，打老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只好各走各路了。
当时老冯还存了个心眼，下台归下台，但是不离张家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离开察哈尔，则大事休矣。
然而冯玉祥的用心，老蒋和何应钦又岂能不知，他们交给宋哲元的首要条件，就是冯不下台便罢，要下就下彻底，绝对不允许再留在张家口。这样，在宋哲元到达张家口的第三天，老冯就不得不带上2个营的警卫团，坐上铁甲车，重新回到泰山脚下继续“读书”去了。
老冯虽走，剩下来的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肯屈服。方振武派人到张家口探宋哲元的口气，提出队伍可以交由29军改编，但条件是要让他留在部队里。
宋哲元就跟老蒋嫉老冯一样，如何能容得方振武这样定时炸弹一样的人物继续留在军中，所以断然拒绝。
方振武自忖无法与宋哲元29军相抗衡，只得率部向东前往长城的独石口。
吉鸿昌本来是想往宁夏去的，因此他的进军方向与方振武背道而驰。但是到宁夏去，必须要经过绥远，而绥远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拦路虎，这就是傅作义。
双方一交手，吉鸿昌自然不是对手，只得折返回来，与方振武殊途同归，都来到了独石口。
这时候，方吉两个人出于对老蒋逼人太甚的愤恨，在决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即把同盟军的进攻方向和重点开始转向蒋何，准备在把北平打下之后再进行抗日。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要命了。
一直以来，何应钦不是没有军事解决同盟军的把握，之所以一直不敢动兵，是因为同盟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恐怕投鼠忌器，受到舆论指责。这下可好，你们不打鬼子打“中央”，算是坐实了“割据自雄”的罪名，对于何应钦来说，就再无任何心理障碍了。
集合到独山口的抗日同盟军势寡力弱，原先多少还有些人数上的优势，此时却连这个优势都没有了，全部老底子加一块，只有两个团不到一点的人马。为了增强力量，他们又昏招迭出，竟然和丢失热河的汤玉麟、从多伦跑出来的刘桂棠结成了一个小同盟。
得知这一消息，连跟方振武熟识的老朋友都大为担心，认为他不应该“逗留边境”，并且“与刘、汤为伍”，这样只会惹祸。
然而此时，方振武和吉鸿昌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南下固是险招，然而却也是他们的“唯一一条出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联合刘桂棠和汤玉麟，在赤城整编队伍，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要一边抗日，一边讨“贼”——毫无疑问，这个“贼”非老蒋莫属。
随后，“讨贼军”即向密云、怀柔发起进攻，但里面独缺一个汤玉麟。
一点都不奇怪，这汤二虎是属老狐狸的，盟要结，仗是不肯轻易打的，要说忠义节操，他都不如那个当过伪军的老土匪兼“兵油子”刘黑七。
10天后，“讨贼军”攻占密云、怀柔。
这倒不是说“讨贼军”有多猛，关键是碍于《塘沽停战协定》，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军队部署在那两个地方。
中国人内斗，日本人从来都是拍手称快的。他们公开宣布，密云、怀柔是塘沽协定中的“非武装区”，“讨贼军”不得停留，并派飞机进行轰炸。
这样，“讨贼军”只能继续南下，向北平迫近。
但是到北平近郊就不一样了，何应钦要出狠手了。
其实也不需要他下多重的手。强弱分明，派一个商震就足够应付。
至10月16日，“讨贼军”败相已现，只剩下四五百能战之士。方振武和吉鸿昌决定派代表到北平与何应钦接洽，余部由商震负责改编。这个时候，汤玉麟、刘桂堂赶紧又跑出来发声明，坚决跟“讨贼军”划清界限，并且声称从来没有与方振武联合这码子事。廉耻二字，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失败者从来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老蒋要求何应钦务必把方吉这两个有名的“捣乱分子”给扣留下来。幸好这时候“潜规则”又起了作用，商震不想得罪他们包括背后的冯玉祥，经过暗作手脚，私下就把方吉二人给放跑了。
商震的这个举动其实并不难理解。民国嘛，今天你是造反派，明天就能成为座上宾，所以做事一定得小心，如果“执行公务”之余还给自己埋下一地雷，那就太不值得了。商震打日本人不行，官场经那是熟得不能再熟，如何能不解其中诀窍。
至此，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时人称之为：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惜哉。
这边何应钦处理“察冯事件”，那边负责主持北平政务的黄郛则要把停战协定落到实处。
关东军既不呆也不傻，在《塘沽停战协定》中，他们是留有很多陷阱的。
说好要把河北十九县还给中国，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还，这里面就有得没完没了地跟你兜圈子了。没错，关东军一大部分是撤到长城一线去了，可那是明的，暗里他 们一方面采用耍赖的办法，留下一部分兵力在长城关口附近继续“屯守”，迟迟不予撤兵，另一方面，跟在察北一样，通过扶植伪军的办法，照样控制着“非武装 区”。
这位说了，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到伪军那里去拿。伪军有什么了不起，又没什么战斗力，抗日同盟军都可以对付，派几个中央军的师过去还不是立马搞定的事。
且慢，停战协定上白纸黑字规定着，这些地方都是“非武装区”，可以任伪军土匪和他的华北驻屯军横行，就不准你派一个兵过去。
那我总得维持治安啊。不是说了吗，可以派警察。
如果怕警察打不过伪军，我们还可以加强其力量，或者用东北军在天津尝试过的那种方法，直接派一支野战部队上去，外面套个警察皮不就行了。
日本人早就防着你这一招了，协定上特别注明“警察机关不可用剌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你就是派警察上去，如果因为剿除伪军而“剌激”了他们的感情，照样可以说你违反了停战协定。
既拖着不肯给我们，又不让我们自己拿，这就是日人狡诈之所在。说穿了，这些规定虽然只有简单的那么几条，却都是标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你转几个圈，还是从起点回到起点，什么也得不到。
黄郛手上除了一个政整会委员长的虚衔外，空空如也，既无军权又无足够的政权，只有靠自己长袖善舞的本事了。
当然，他不是相信什么“保人”。这姚景川何德何能，连老大“冯先生”的话都不一定能算数，他的话岂能轻信。到时候同盟军就是不把多伦还回来，你难道还能真的把这个“借”的秘密公开抖搂出来？要那样的话，城没讨到，日本人倒极有可能第一个找上门。
李守信虽叫“守信”，其实从不守信，要不然还会钻到伪军那个脏窝里面去。
他信的是他自己的判断。
这个就叫脚踏两边船。李守信认为，自己在多伦这里好歹也坚守了一些日子，在日本主子那里已经交待得过去了。听姚景川把同盟军吹得这么强，肯定也不是全无其事，后续的援军不知道有多厉害，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帮着日本人硬撑呢。不如两头讨好，卖个人情给冯玉祥，或许日后还能派大用场呢。
两人计议已定，立刻分头准备。
抗日同盟军依计敲响战鼓，在城外大造声势，给城内形成的印象就是：今天不把城池拿下来，老子饭都不吃了。
李守信则跑去跟他的日本顾问说，不得了，同盟军又上来了数不清的人马，要跟咱们玩命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要撤，反而当着日本人的面大喊“铁血口号”，嚷嚷着要与多伦共存亡，大家活着干，死了算，完蛋就完蛋。
可怜日本顾问脸色刷地就白了。
归根结底，所谓武士道，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别人看的，并不等于日本人就真的都不怕死。
这顾问马上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给热河承德的关东军指挥机关猛发电报，要求尽快派兵增援，否则的话，只能放弃多伦后撤了。
李守信已经把形势渲染得很吓人了，他则更进一步，通过“合理想像”，把同盟军如何人多势众，己方如何拼死厮杀的“壮烈场面”夸张了NN倍，添油加醋地尽情描绘了一番。
最后展现出来的，就变成了“十万敌军围多伦”。
接到电报的是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少将（陆大第32期），他此时已没有办法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元帅汇报了，因为后者突然得了重病，正躺在长春的病榻之上奄奄一息。
就在武藤下达命令，发动第二次滦东战役的那一天，他终于如愿拿到了元帅的桂冠。但这顶帽子并没有能在怀里晤多长时间，仅仅一个月后，这位“名将”就翘了辫子。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松室想来想去的结果是不能增援。
察北并非热河地界，《塘沽停战协定》刚刚签定，关东军如果这个时候就明火执仗地跑进去，无异于自打嘴巴。再说，就算派兵去解围，赶上这种雨季，行军困难，部队也无法按期到达。看电报上的情形，说不定关东军还没到达，多伦就已经不保了。
松室是一个典型的以华制华论者，知道李守信这支伪军部队有点战斗力，要是被同盟军灭掉的话，以后在察北就少了一只会咬人的狗，因此在派不了援兵的情况下，只得同意了日本顾问关于撤退的请求。
收到松室的复电，日本顾问十万火急地送去给李守信看。
李守信来得正好：那咱们还等什么，跑吧。
伪军于是撤出多伦城，一退300里，跑到内蒙赤峰的锥子山去了。
这么着，李守信就把多伦糊里糊涂地“借”给了抗日同盟军。当然，这种“借”属于三国刘备借荆州类型的，日后能不能“还”，不是靠“信用”，而是全凭双方实力说话了。
抗日同盟军成功收复多伦，这在当时轰动了全国，长城抗战失败后之沮丧人心顿时为之一振。冯玉祥和同盟军也都为此声誉鹊起，被国人视为民族英雄
曾经对老西北军表示过惋惜痛心之情的章太炎这次又点评了。他说，我们近代跟老外作战（当然包括日本），不是一个胜仗没打过（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庙行大战），可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的定律。
什么定律？
没法凭打仗从敌人手里面收复失地的定律！
章老不无辛辣地指出，现在这个定律被抗日同盟军给打破了。多伦，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县，但被我们收复了，这是“九十余年所未有”的大事。
评点句句见血，掷地有声，实际上代表了塘沽停战后，国民对政府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懑和不满。
打日本鬼子，我们还是看同盟军的吧。
大家都希望老冯和他的同盟军能再显一把身手，拿出当年老西北军的精神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把更多的多伦从日伪军手里夺过来。
老冯自己也很激动，公开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取消《塘沽停战协定》，否则同盟军就要自己出兵收复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省）了。
话犹在耳，这时候同盟军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自从收复多伦后，日本人大为恼火。日本华北驻屯军武官柴山兼四郎首先向冯玉祥发出抗议。
老冯自然是没理他。
柴山见没有效果，就直接去找他认为的“家长”——坐镇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说中国军队出兵多伦的举动，明显违反了塘沽协定中有关中日双方停战的精神。
可塘沽协定说的是中日两国，同盟军打的是满蒙伪军，跟小日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柴山振振有词，打狗还要看主人，伪军就是我们家的狗，那是你们想打就打的吗。
何应钦分辩说，同盟军的成立并未得到过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的允许，因此他们在察北的军事行动，既非政府授意，我们也很难管得了。
柴山一听十分恼火，当即抛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说如果你们真的管不了，我们关东军可以过来帮你们一道管。
这话让何应钦出了一身冷汗。
照柴山的意思，关东军没准还真要越过长城，以此为借口乘机侵入察省。人家武藤在签完协定后可是发过声明，说如果中国确实遵守这个协定，关东军马上撤回长城线，否则的话，那是要“断然膺惩”的。
柴山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早在塘沽协定未签署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就曾公开扬言，说为了保证“满洲国境”的安全，关东军有进占张家口的必要。
对于日本军人来说，有什么他们不能做，或者不敢做的吗？
此时，无论是为了“政令统一”，还是实施“中央防边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能够容许抗日同盟军再继续存在下去。
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何应钦在关东军面前虽然力不能逮，但要说到对付自己人，倒也还是有些经验的。
直接动用中央军来攻击“抗日部队”显然是不明智的，别的不说，光老百姓喷来的口水就够你受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先觉得撑不下去。
抗日同盟军既称“同盟”， 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军事政治派别的联合体。这中间，既有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留驻察哈尔的29军后备部队，又有被何应钦取消番号后无处可去的东北义勇军，甚至还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
老冯当时针对这种情形，曾把各部队轮流调到张家口附近进行短期整顿，但所谓整顿，也无非是“讲几次话，洗一个澡，吃一顿肉”而已，并没有能够真正捏成团。
时间一长，内部的矛盾就藏不住了。
东北义勇军的这些头领大多是认“中央”为正宗的，投同盟军是因为“中央”不承认，东北又回不去，一时找不到栖身之所，所以他们并没有铁着心跟着老冯干到底的决心。
等到何应钦通过关系向他们频摇橄榄枝的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不动心了。
在同盟军里面，真正能够称得上老冯“嫡系”的应该是西北军旧部，他们是“外来人口”，只能算是杂牌。
当然了，投靠“中央”也是去做杂牌，但同样是做杂牌，做“中央”的杂牌毕竟还名正言顺，比在同盟军里面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多了。
于是很快，邓文等义勇军头领就或明或暗地“归顺中央”了。在军事力量上，东北义勇军与西北军旧部实为支撑同盟军的两大板块。他们这一动摇，整个同盟军立呈分崩离析之势。
此时庞炳勋和冯钦哉都同时接到了北平军分会的入察命令。不过这时候庞炳勋已被授命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冯钦哉见已“物有所属”，“主察”看来是肯定没自己的份了，于是马上回绝了何应钦，理由也冠冕堂皇，谓之“三不能打”。
一不能“打”：人家是抗日的，我不能打。
二不能“打”：人家是老领导，我不能打。
三不能“打”——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凑中国人“三”这个吉祥数字，冯钦哉说是因为冯玉祥姓冯，他也姓冯，三百年前都是一家，哪有一家人打一家人的道理。
冯钦哉不愿去，庞炳勋却已经等不及了。这瘸子马上打点好行装，就要率部向张家口进发。
一直“躲”在北平的宋哲元知道不能再“躲”下去了。
“躲”，不是真的怕事，那是为了静观其变，当时局产生了明显变化时，那还是要出来的，要不然收谷子摘桃子的好事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至于什么时候要躲，什么时候能出，全凭当事者掌握火候的功夫，或者说，就看你读三国悟三国到了何种地步。
宋哲元马上授意冯治安，由后者出面，对庞炳勋发出警告：察哈尔是我们29军的地方，没了察哈尔，我们就活不下去。你要是真的敢动察哈尔半点心思，我们就不客气了。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君（庞炳勋）若打冯（冯玉祥），我必打君。
29军此时在实力上虽已大为损耗，但拿捏一个仅有几千人马的庞炳勋还不在话下，所以此言一出，瘸子立刻被吓了回去。
这边宋哲元又跑过来跟何应钦打招呼，请对方不要再派庞炳勋去察哈尔。
冯玉祥的事，我有办法搞定。
这已经是宋哲元第二次做这种“承诺”了，有没有用不知道，但何应钦心里不爽是肯定的。
我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你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快搞定了，你倒又跑出来说“有办法”了，玩我是不是。
可是对于宋哲元的“请求”，他又不能不同意。原因其实跟庞炳勋的“顾虑”如出一辙，那就是怕拒绝之后真的把对方给惹恼了。29军这时候就驻在北平附近，一哗变起来那还了得。
反正对于他来说，庞炳勋也好，宋哲元也罢，谁进察哈尔都差不多，只要让冯玉祥离开，同盟军解散就一切OK。
得到何应钦准许后，宋哲元马上派人接洽冯玉祥，要他明察时局，停止军事行动。
内外交困之下，冯玉祥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拧到底，绝不妥协，甚至搞到和29军骨肉相残的地步，要么见好就收，保存实力，为今后抗日留一些种子，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也。
见惯历史风云变幻的老冯终于作出妥协，接受何应钦提出的方案，以自己下台，换取让宋哲元和29军回张家口。
但是老冯的一片苦心，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理解，也不同意，坚持既抗日又反蒋：鬼子来，打鬼子；老蒋来，打老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只好各走各路了。
当时老冯还存了个心眼，下台归下台，但是不离张家口，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离开察哈尔，则大事休矣。
然而冯玉祥的用心，老蒋和何应钦又岂能不知，他们交给宋哲元的首要条件，就是冯不下台便罢，要下就下彻底，绝对不允许再留在张家口。这样，在宋哲元到达张家口的第三天，老冯就不得不带上2个营的警卫团，坐上铁甲车，重新回到泰山脚下继续“读书”去了。
老冯虽走，剩下来的方振武和吉鸿昌却不肯屈服。方振武派人到张家口探宋哲元的口气，提出队伍可以交由29军改编，但条件是要让他留在部队里。
宋哲元就跟老蒋嫉老冯一样，如何能容得方振武这样定时炸弹一样的人物继续留在军中，所以断然拒绝。
方振武自忖无法与宋哲元29军相抗衡，只得率部向东前往长城的独石口。
吉鸿昌本来是想往宁夏去的，因此他的进军方向与方振武背道而驰。但是到宁夏去，必须要经过绥远，而绥远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拦路虎，这就是傅作义。
双方一交手，吉鸿昌自然不是对手，只得折返回来，与方振武殊途同归，都来到了独石口。
这时候，方吉两个人出于对老蒋逼人太甚的愤恨，在决断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即把同盟军的进攻方向和重点开始转向蒋何，准备在把北平打下之后再进行抗日。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要命了。
一直以来，何应钦不是没有军事解决同盟军的把握，之所以一直不敢动兵，是因为同盟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恐怕投鼠忌器，受到舆论指责。这下可好，你们不打鬼子打“中央”，算是坐实了“割据自雄”的罪名，对于何应钦来说，就再无任何心理障碍了。
集合到独山口的抗日同盟军势寡力弱，原先多少还有些人数上的优势，此时却连这个优势都没有了，全部老底子加一块，只有两个团不到一点的人马。为了增强力量，他们又昏招迭出，竟然和丢失热河的汤玉麟、从多伦跑出来的刘桂棠结成了一个小同盟。
得知这一消息，连跟方振武熟识的老朋友都大为担心，认为他不应该“逗留边境”，并且“与刘、汤为伍”，这样只会惹祸。
然而此时，方振武和吉鸿昌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南下固是险招，然而却也是他们的“唯一一条出路”。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联合刘桂棠和汤玉麟，在赤城整编队伍，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要一边抗日，一边讨“贼”——毫无疑问，这个“贼”非老蒋莫属。
随后，“讨贼军”即向密云、怀柔发起进攻，但里面独缺一个汤玉麟。
一点都不奇怪，这汤二虎是属老狐狸的，盟要结，仗是不肯轻易打的，要说忠义节操，他都不如那个当过伪军的老土匪兼“兵油子”刘黑七。
10天后，“讨贼军”攻占密云、怀柔。
这倒不是说“讨贼军”有多猛，关键是碍于《塘沽停战协定》，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军队部署在那两个地方。
中国人内斗，日本人从来都是拍手称快的。他们公开宣布，密云、怀柔是塘沽协定中的“非武装区”，“讨贼军”不得停留，并派飞机进行轰炸。
这样，“讨贼军”只能继续南下，向北平迫近。
但是到北平近郊就不一样了，何应钦要出狠手了。
其实也不需要他下多重的手。强弱分明，派一个商震就足够应付。
至10月16日，“讨贼军”败相已现，只剩下四五百能战之士。方振武和吉鸿昌决定派代表到北平与何应钦接洽，余部由商震负责改编。这个时候，汤玉麟、刘桂堂赶紧又跑出来发声明，坚决跟“讨贼军”划清界限，并且声称从来没有与方振武联合这码子事。廉耻二字，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识。
失败者从来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老蒋要求何应钦务必把方吉这两个有名的“捣乱分子”给扣留下来。幸好这时候“潜规则”又起了作用，商震不想得罪他们包括背后的冯玉祥，经过暗作手脚，私下就把方吉二人给放跑了。
商震的这个举动其实并不难理解。民国嘛，今天你是造反派，明天就能成为座上宾，所以做事一定得小心，如果“执行公务”之余还给自己埋下一地雷，那就太不值得了。商震打日本人不行，官场经那是熟得不能再熟，如何能不解其中诀窍。
至此，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时人称之为：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惜哉。
这边何应钦处理“察冯事件”，那边负责主持北平政务的黄郛则要把停战协定落到实处。
关东军既不呆也不傻，在《塘沽停战协定》中，他们是留有很多陷阱的。
说好要把河北十九县还给中国，但并没有说什么时候还，这里面就有得没完没了地跟你兜圈子了。没错，关东军一大部分是撤到长城一线去了，可那是明的，暗里他 们一方面采用耍赖的办法，留下一部分兵力在长城关口附近继续“屯守”，迟迟不予撤兵，另一方面，跟在察北一样，通过扶植伪军的办法，照样控制着“非武装 区”。
这位说了，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到伪军那里去拿。伪军有什么了不起，又没什么战斗力，抗日同盟军都可以对付，派几个中央军的师过去还不是立马搞定的事。
且慢，停战协定上白纸黑字规定着，这些地方都是“非武装区”，可以任伪军土匪和他的华北驻屯军横行，就不准你派一个兵过去。
那我总得维持治安啊。不是说了吗，可以派警察。
如果怕警察打不过伪军，我们还可以加强其力量，或者用东北军在天津尝试过的那种方法，直接派一支野战部队上去，外面套个警察皮不就行了。
日本人早就防着你这一招了，协定上特别注明“警察机关不可用剌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你就是派警察上去，如果因为剿除伪军而“剌激”了他们的感情，照样可以说你违反了停战协定。
既拖着不肯给我们，又不让我们自己拿，这就是日人狡诈之所在。说穿了，这些规定虽然只有简单的那么几条，却都是标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你转几个圈，还是从起点回到起点，什么也得不到。
黄郛手上除了一个政整会委员长的虚衔外，空空如也，既无军权又无足够的政权，只有靠自己长袖善舞的本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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