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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2 pm
对于他来说，对外交涉和对内整顿，都刻不容缓。可是眼前乱糟糟的一片，毫无头绪可言，该从何处入手呢？
铁路。
铁路者，现代政治经济之血脉也。控制住铁路，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连接华北各地的枢纽。然后才能以铁路线为纲，逐步辐射周边地区。
华北铁路，首重者为北宁路（北平至辽宁）。但日本人交到黄郛手里的，只有北平到天津这一段，而且火车连正常通行都还没有保证，因为唯一的一个机车车辆厂在唐山，火车无法进行维护和修理。
要让火车开到唐山也可以，问题是那里是伪军的老巢，伪军会进行骚扰和破坏，甚至直接把火车给你抢了，而黄郛又不可能调一兵一卒去应对伪军。
怎么办呢？
黄郛想到是的借鬼吓鬼。
他告诉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现在夏天到了，有人得到海边去避暑。
谁呢？当然不是我等平民百姓，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平津的外侨多得是，另外还有各国使馆的老爷们，他们都得到北戴河啊什么的去凉快凉快。
让他们去凉快好了，跟我们天津驻屯军搭什么界呢。
怎么不搭界？你们日本侨民也是外侨嘛。根据辛丑条约，大家坐火车去避暑是一项基本权利，是“不容间阻”的，同时各国都有护路，保卫外侨安全的义务。今年就轮到你们日本了（“是年恰为日本值年”），所以天津驻屯军必须出来，和中方一道维持交通。
都是根据国际公法，没一句忽悠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只有乖乖照做的份。等到火车试开往唐山，该地李际春伪军不仅不敢来滋事，还远远退开，至少离铁路线20里。因为他们看得真切，在一旁护路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日本主子。
控制住铁路并保证其安全（“护路无阻”）后，黄郛又即刻派他手下最得力的殷同出马，前去长春，和关东军进行会谈。
殷同在历史上有非常神秘的一面，先前停战协定未签前，秘密赴长春打动关东军的就是此人。
在当时，若论与日人打交道的能力，他的确算是出类拔萃。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聊天从不用翻译。然而若干年后，他也和华北的很多政客一样，成了伪政权的一员。命运之诡谲与弄人若此！
在这次会谈中，关东军嘴上答应，说等北宁线范围内的所有日军都陆续退到长城线后，就将关内完全交还中方。
但是直到北平至唐山段通车完全正常后，唐山以东至山海关那里，仍然驻扎着许多关东军。关东军的借口是，李际春伪军的编遣尚未完成，他们得帮着“维持地方治安”。
日本人赖皮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等到伪军编遣完成，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他们又足足赖了一个多月，才把关内段全都交出来。
拿到整个铁道线路还不算完，经历过两次滦东战役后，铁道线和机车车辆都已残破不堪，且一度只能军用，客货运全停，使华北经济处于凋零状态。
黄郛仍旧起用殷同为铁路管理局局长，后者果然为干吏一员，没用多长时间，就使客货运全部恢复，生产的机车不光能保证自给，还能分拔全国其它干线使用。
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经济即大有起色。扣除支出，政整会得到收入900万元。同时，由关外撤退进来的失业人员，也得到大量安置。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到当年夏季，已是“北方中外人士聚集，屹然为战区中惟一乐土”。
除北宁铁路外，黄郛大力整顿的还有一个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如此，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已至少在地域交通和经济上使华北初步恢复元气。
对于黄郛来说，接收和整顿铁路线只是第一步，如果不处置“非武装区”内的伪军，一切成果仍然有化为乌有的可能。
但是伪军，本身就是日本人利用停战协定留下的“以华制华”的棋子，岂是那么容易解决得了的。
凡属乱世，既出英雄，也必产妖孽。
《“高陶事件”始末》的作者陶恒生回忆，香港陷落前有那么几天，日军还未打进来，而英军已撤，结果在处于“力量真空”的情况下，就冒出来不少这类“人 妖”，他们几乎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绝不比鬼子好到哪里去，使难民们提前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一般的生活。自然，此类货色在日军进占港岛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了 伪军。
滦东伪军大头目李际春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妖孽。不过他还不是临时冒出来的，已经属于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混饭吃的老油条了。
他原来是东北军的前身即奉军中的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奉军退往关外，他舍不得平津的花花世界，就索性离开部队，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还记得关东军出兵锦州前，土肥原策动的那个“天津事变”吗？里面带着一帮天津混混出来搞事，任便衣队队长的就是这小子。
在天津他没能翻出多大的浪头来，随后就受日人指使，到关外去招汉奸，弄了几千人马。热河战役打响前，他被编入关东军弘前师团，曾协助日军进攻过东北军防守的石门寨。
跟“皇军”一起作战，此辈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日本参谋本部一度很看不上眼，再想到他们出工难出力，不仅无用，还要费钱，就让其在停战协定签定后，暂时担任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警备，不过在这之后就要撤入伪满，由关东军负责解除武装，以免在自家窝里生出什么事端。
对于参谋本部的想法，关东军却不敢苟同，在后者看来，李际春伪军的作用还远未到挤干榨完的时候。事实上，在关东军撤回长城线后，就在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强调“滦东治安维持”，必须由李际春及“倒戈的中国军队”担当。其利用伪军继续维持占领的险恶用心，到此已暴露无遗。
有了主子撑腰，李际春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乘着中国正规军队限于停战协定的规定，无法进入滦东，他就来了个猴子称大王，也在当地树了一杆旗。极具讽剌意义的是，旗号竟然也叫“抗日救国军”，李某自任“总司令”。
这一天，正是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并讨论处理“察冯事件”的那个日子。
老汉奸李际春一脸正气状地指着他的大旗：奶奶的，老子现在是抗日部队了，看谁敢打我。
关东军退走后，他便“接收”了地盘。他后来在被收编时，为了讨价还价，还说这是他的“抗日功绩”哩。
关东军所谓“倒戈的中国军队”当然不止李际春一个。
板垣在天津开他的“板坦工作室”时，不是也网罗过几个小喽罗，并搞过两次超级失败的“天津暴动”吗？
这时候他们也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叫郝鹏的，跑到唐山，仿照李际春也树了杆旗，叫做“河北人民自卫联军”，一样当起了“总司令”。 这次第，真应了“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天下”那句话。
其实原先被关东军特别看中的还有一位，这就是名声已经臭翻天的石友三。这厮被少帅掀翻后，就跟条野狗似的到处东奔西跑，谁给食就跟谁走。在热河战役发起前，日本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中野英光（陆大第32期）看上了他，掏出15万工作费，给置办了300支枪，让他潜入滦东“发展”。
石友三虽然寡颜鲜耻，但在汉奸这个行当里，比他更不要脸的多的是，而且他一板一眼，习惯的还是军人作风，讲究军事准备，没有李际春这些人动作快，一来二去，在日本人眼里，这位昔日的“老西北军勇将”就黯然失色，竟然还不如李际春值钱。
打抗日旗号固然有混淆视听的作用，不过听在关东军耳朵里总是不爽。于是，便把李际春、郝鹏、石友三等人集中起来，搞了一个“华北民众自治联合军”，在唐山和秦皇岛各设两处机关，唐山这里由李际春、郝鹏当家，叫做“自治军”， 秦皇岛则由石友三把持，唤为“安国军”。两处人马总共达到万人，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所谓粮饷“就地自取”，而枪弹则由关东军暗中给予供给。
由于中国军队无法进入，这些汉奸“联合军”便占了便宜，最多时控制河北十九县中的十二个县，等于滦东大部分地区仍无法收复。
这一漏洞，中方并非没有看到。早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时，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提出，关东军撤至长城一线后，如果在“撤兵地域”，发生“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即指伪军），怎么办。
冈村当时在协议中给出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停战协定签完，冈村在看完中山、永津等人带来的“政治协定草案”后，当场把肠子都悔青了，叹息自己还是“心太软”，早知道有这东西，一刀下去，把华北这块肥肉当场切下来都有可能。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那个“再行处置”。以后不管熊斌怎么找他商量撤退伪军的事，他都一拖再拖，就是不肯解决问题。
有了冈村在上面使眼色，下面这些大小汉奸伪军马上就心领神会。
停战协定签定后，何应钦也曾尝试清理滦东这些败类。他当时提出，可以将李际春收编为1个独立旅，应该说条件不错了。但李际春却趁机进行扩充，把几千人扩充到了一万人，而且还提出，即使收编后，他也不要到别的地儿去，就呆在唐山。
何应钦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就以此为由，拒不接受收编。郝鹏、石友三们也有样学样，把滦东闹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冈村一看乐了，说你看你看，就收编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滦东治安这么差，我们关东军怎么能撤呢，得一块维持治安啊。
很长一段时间，在唐山和秦皇岛一带，到处都是日伪军，中国政府根本无从插足。
何应钦忙了半天，仍然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份本来应该军分会搞定的事，移交给黄郛。
黄郛眼光何等老辣。他一眼就看穿跟伪军打交道没什么用，这帮人不过是些提线木偶而已，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釜底抽薪，直接和他们的幕后主子进行交涉。
在那次长春会谈时，他除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出马外，另外还请了军分会代表雷寿荣（此人全面抗战爆发时亦入汪伪政权），又邀上北平公使官的辅佐官永津，四人对四面，大家一起谈。其用意就在于催关东军在伪军问题上表个态。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只能有警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有这么多“伪军队”，怎么说？是你来“剿”还是我来“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冈村再能赖皮，也不能不认帐了。
不过这家伙眼珠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花招：移花接木。
伪军是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存在下去了，那就让他们去当“警察”嘛，对，“武装警察”，或曰“特种警察”。
在冈村嘴里，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
李际春帮“皇军”做了这么多事，万一收编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打击报复他怎么办？为了使他不受到“过去之责任”的影响，所以还是留在当地为宜。
你们不是需要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吗？这是个上好人选啊，如此你们省心，我们也放心。
当然，冈村也知道到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车，他说的“警察”，是从已有1万人的“自治军”中挑出3到4千的“优良分子”，而不是全部，且从军队到警察，其军事级别无疑也大大降低了。
如果从国防安全角度考虑，黄郛完全有理由对冈村的提议进行拒绝。谁不知道这些“警察”都是换了皮的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当鬼子的“第五纵队”了。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解决伪军方面除此之外已别无它法。伪军自己是根本就不愿意让你收编的，你自己的军队又不能进去灭掉他，关东军肯做此让步，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使这些“隐性伪军”乖乖地退到一边。
要知道，冈村当时说的可是“派遣幕僚从中斡旋”，那意思，不是被黄郛逼到一定地步，他还不愿出来说话呢。
让伪军大模大样地在那里跟你们中国人捣乱，岂不更好。
冈村一松口，黄郛认为机不可失，赶紧派殷同、雷寿荣，一步不让地与日方接洽伪军编遣事宜。
这就是大连会谈。
对于这样摆明是要编排自己的会议，李际春自然是不愿参加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总司令”没得当了。但事已至此，可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事了，归根结底，一只狗再怎么能吠能叫，还能凶得过它的主子吗？
最后李际春乖乖到场，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他主宰自个命运的份，决定他命运的是中日代表，是殷同和冈村。
大连会议协商结果，李际春的“自治军”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隶属河北省政府，其余6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李际春连个警察队长都没捞到，只是给了个面子，说队长人选可由他“推荐任用”。
这让李际春如何肯甘心。不管他愿不愿意，中方代表一个槌落下去，搞定。
李际春哑巴吃黄脸，想找日军哭诉。然而日本人对汉奸走狗一向都是持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的原则，所谓“皇军”欠李际春“人情”，不过是为了以退为进，保留部分伪军而生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当然，李际春要去找中国人闹，他们也是支持的。甭管怎样，只要你自己有法子弄到好处，也行。
编遣的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李际春就在编遣费上说事。本来大连会议确定的编遣费是30万，他就来个狮子大开口，涨到50万。
这笔编遣费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一共遣散你6千人，合每人50元，已经非常之高了，用黄郛的话来说，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这姓李的，30万的数字已报南京政府，而且你还不要以为这30万来得容易，因为是开“先例”，都不好出帐，是硬借来的，增到50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
经过交涉，结果又给李际春追加了一个“编遣处委员长”的虚职，拿钱把他个人塞到饱，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两个回合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可是等待他尝的苦，连一半都还不到呢，因为此时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天生的弊病此时暴露无遗，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当初围绕一个小小的察哈尔，多少人争啊。孙殿英知道吧，这个盗墓贼也打过察哈尔的主意，长城抗战后自说自话，把下面的7个团一下子扩增到40多个，在29军未进入之前，就准备呼拉拉地往察哈尔开了。
据徐永昌回忆，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就连老阎本人一度也动过“野心”，想借中央名义，在出兵“迫冯（冯玉祥）离察”后，将察哈尔据为己有。
为此，何应钦伤透了脑筋，在和别人谈及这件事时曾几次忍不住要落泪，说处理这些事情真是难啊，打日本人一个比一个蔫，可是为了争抢一点小小的家产，却你争我夺，都不惜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为什么要把“团结”两个字抬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身上最缺这个，而这个偏偏又是最让人纠结的。
如果不团结，会有什么后果呢？
历史上，匈奴曾一度是对我们汉民族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部族，最凶猛的时候，打起汉族军队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把秦帝国和西楚霸王都先后给干灭的汉高祖刘邦，那算强了吧，带着几十万开国精锐之师，竟然被对方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不得出，后来还是靠陈平走了异族女人的后门，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打不过，只好求和。
可是人家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狠狠心把公主也搭了进去，希望对方能看在彼此是亲家翁的份上，不要刀兵相见，此即“和亲”的由来。
然而到后来，匈奴不行了。原因之一就是闹了内讧，没怎么和汉军见招呢，他们自己人便四分五裂。
一堆人先降了汉，另一堆人自然独木难支，于是使出缓兵计，跟汉使说，要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结成亲家，和和气气过日子得了。
做梦的你吧，汉廷儿女是你们配得上的吗？不准！
匈奴人怯了。那我降吧。
也不准！
现如今，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匈奴的影子，它早就沦为了一个历史书上的纯粹名词。
风水轮流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散乱却成了我们的痼疾。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再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在北平的东北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余晋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当过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所代表的那个“中央”——南京政府。
事情是由下面的由头引起来的：
裁兵减饷。
30万部队打不了人家不足5万的部队（关东军），养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从当时华北实际的民力和财政状况来看，大战之后，也确实难以负担。
然而这个东西又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铁路。
铁路者，现代政治经济之血脉也。控制住铁路，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连接华北各地的枢纽。然后才能以铁路线为纲，逐步辐射周边地区。
华北铁路，首重者为北宁路（北平至辽宁）。但日本人交到黄郛手里的，只有北平到天津这一段，而且火车连正常通行都还没有保证，因为唯一的一个机车车辆厂在唐山，火车无法进行维护和修理。
要让火车开到唐山也可以，问题是那里是伪军的老巢，伪军会进行骚扰和破坏，甚至直接把火车给你抢了，而黄郛又不可能调一兵一卒去应对伪军。
怎么办呢？
黄郛想到是的借鬼吓鬼。
他告诉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现在夏天到了，有人得到海边去避暑。
谁呢？当然不是我等平民百姓，而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平津的外侨多得是，另外还有各国使馆的老爷们，他们都得到北戴河啊什么的去凉快凉快。
让他们去凉快好了，跟我们天津驻屯军搭什么界呢。
怎么不搭界？你们日本侨民也是外侨嘛。根据辛丑条约，大家坐火车去避暑是一项基本权利，是“不容间阻”的，同时各国都有护路，保卫外侨安全的义务。今年就轮到你们日本了（“是年恰为日本值年”），所以天津驻屯军必须出来，和中方一道维持交通。
都是根据国际公法，没一句忽悠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只有乖乖照做的份。等到火车试开往唐山，该地李际春伪军不仅不敢来滋事，还远远退开，至少离铁路线20里。因为他们看得真切，在一旁护路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碰都不敢碰一下的日本主子。
控制住铁路并保证其安全（“护路无阻”）后，黄郛又即刻派他手下最得力的殷同出马，前去长春，和关东军进行会谈。
殷同在历史上有非常神秘的一面，先前停战协定未签前，秘密赴长春打动关东军的就是此人。
在当时，若论与日人打交道的能力，他的确算是出类拔萃。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聊天从不用翻译。然而若干年后，他也和华北的很多政客一样，成了伪政权的一员。命运之诡谲与弄人若此！
在这次会谈中，关东军嘴上答应，说等北宁线范围内的所有日军都陆续退到长城线后，就将关内完全交还中方。
但是直到北平至唐山段通车完全正常后，唐山以东至山海关那里，仍然驻扎着许多关东军。关东军的借口是，李际春伪军的编遣尚未完成，他们得帮着“维持地方治安”。
日本人赖皮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等到伪军编遣完成，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他们又足足赖了一个多月，才把关内段全都交出来。
拿到整个铁道线路还不算完，经历过两次滦东战役后，铁道线和机车车辆都已残破不堪，且一度只能军用，客货运全停，使华北经济处于凋零状态。
黄郛仍旧起用殷同为铁路管理局局长，后者果然为干吏一员，没用多长时间，就使客货运全部恢复，生产的机车不光能保证自给，还能分拔全国其它干线使用。
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经济即大有起色。扣除支出，政整会得到收入900万元。同时，由关外撤退进来的失业人员，也得到大量安置。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到当年夏季，已是“北方中外人士聚集，屹然为战区中惟一乐土”。
除北宁铁路外，黄郛大力整顿的还有一个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如此，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已至少在地域交通和经济上使华北初步恢复元气。
对于黄郛来说，接收和整顿铁路线只是第一步，如果不处置“非武装区”内的伪军，一切成果仍然有化为乌有的可能。
但是伪军，本身就是日本人利用停战协定留下的“以华制华”的棋子，岂是那么容易解决得了的。
凡属乱世，既出英雄，也必产妖孽。
《“高陶事件”始末》的作者陶恒生回忆，香港陷落前有那么几天，日军还未打进来，而英军已撤，结果在处于“力量真空”的情况下，就冒出来不少这类“人 妖”，他们几乎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绝不比鬼子好到哪里去，使难民们提前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一般的生活。自然，此类货色在日军进占港岛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了 伪军。
滦东伪军大头目李际春就是这样不折不扣的妖孽。不过他还不是临时冒出来的，已经属于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混饭吃的老油条了。
他原来是东北军的前身即奉军中的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奉军退往关外，他舍不得平津的花花世界，就索性离开部队，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还记得关东军出兵锦州前，土肥原策动的那个“天津事变”吗？里面带着一帮天津混混出来搞事，任便衣队队长的就是这小子。
在天津他没能翻出多大的浪头来，随后就受日人指使，到关外去招汉奸，弄了几千人马。热河战役打响前，他被编入关东军弘前师团，曾协助日军进攻过东北军防守的石门寨。
跟“皇军”一起作战，此辈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日本参谋本部一度很看不上眼，再想到他们出工难出力，不仅无用，还要费钱，就让其在停战协定签定后，暂时担任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警备，不过在这之后就要撤入伪满，由关东军负责解除武装，以免在自家窝里生出什么事端。
对于参谋本部的想法，关东军却不敢苟同，在后者看来，李际春伪军的作用还远未到挤干榨完的时候。事实上，在关东军撤回长城线后，就在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强调“滦东治安维持”，必须由李际春及“倒戈的中国军队”担当。其利用伪军继续维持占领的险恶用心，到此已暴露无遗。
有了主子撑腰，李际春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乘着中国正规军队限于停战协定的规定，无法进入滦东，他就来了个猴子称大王，也在当地树了一杆旗。极具讽剌意义的是，旗号竟然也叫“抗日救国军”，李某自任“总司令”。
这一天，正是北平政整会正式成立并讨论处理“察冯事件”的那个日子。
老汉奸李际春一脸正气状地指着他的大旗：奶奶的，老子现在是抗日部队了，看谁敢打我。
关东军退走后，他便“接收”了地盘。他后来在被收编时，为了讨价还价，还说这是他的“抗日功绩”哩。
关东军所谓“倒戈的中国军队”当然不止李际春一个。
板垣在天津开他的“板坦工作室”时，不是也网罗过几个小喽罗，并搞过两次超级失败的“天津暴动”吗？
这时候他们也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叫郝鹏的，跑到唐山，仿照李际春也树了杆旗，叫做“河北人民自卫联军”，一样当起了“总司令”。 这次第，真应了“司令如牛毛，土匪遍天下”那句话。
其实原先被关东军特别看中的还有一位，这就是名声已经臭翻天的石友三。这厮被少帅掀翻后，就跟条野狗似的到处东奔西跑，谁给食就跟谁走。在热河战役发起前，日本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中野英光（陆大第32期）看上了他，掏出15万工作费，给置办了300支枪，让他潜入滦东“发展”。
石友三虽然寡颜鲜耻，但在汉奸这个行当里，比他更不要脸的多的是，而且他一板一眼，习惯的还是军人作风，讲究军事准备，没有李际春这些人动作快，一来二去，在日本人眼里，这位昔日的“老西北军勇将”就黯然失色，竟然还不如李际春值钱。
打抗日旗号固然有混淆视听的作用，不过听在关东军耳朵里总是不爽。于是，便把李际春、郝鹏、石友三等人集中起来，搞了一个“华北民众自治联合军”，在唐山和秦皇岛各设两处机关，唐山这里由李际春、郝鹏当家，叫做“自治军”， 秦皇岛则由石友三把持，唤为“安国军”。两处人马总共达到万人，他们平时鱼肉乡里，所谓粮饷“就地自取”，而枪弹则由关东军暗中给予供给。
由于中国军队无法进入，这些汉奸“联合军”便占了便宜，最多时控制河北十九县中的十二个县，等于滦东大部分地区仍无法收复。
这一漏洞，中方并非没有看到。早在《塘沽停战协定》签定时，中方谈判代表熊斌就提出，关东军撤至长城一线后，如果在“撤兵地域”，发生“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即指伪军），怎么办。
冈村当时在协议中给出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停战协定签完，冈村在看完中山、永津等人带来的“政治协定草案”后，当场把肠子都悔青了，叹息自己还是“心太软”，早知道有这东西，一刀下去，把华北这块肥肉当场切下来都有可能。
这时候他就想到了那个“再行处置”。以后不管熊斌怎么找他商量撤退伪军的事，他都一拖再拖，就是不肯解决问题。
有了冈村在上面使眼色，下面这些大小汉奸伪军马上就心领神会。
停战协定签定后，何应钦也曾尝试清理滦东这些败类。他当时提出，可以将李际春收编为1个独立旅，应该说条件不错了。但李际春却趁机进行扩充，把几千人扩充到了一万人，而且还提出，即使收编后，他也不要到别的地儿去，就呆在唐山。
何应钦当然不能答应，结果他就以此为由，拒不接受收编。郝鹏、石友三们也有样学样，把滦东闹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冈村一看乐了，说你看你看，就收编这点事，你们都做不好，滦东治安这么差，我们关东军怎么能撤呢，得一块维持治安啊。
很长一段时间，在唐山和秦皇岛一带，到处都是日伪军，中国政府根本无从插足。
何应钦忙了半天，仍然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份本来应该军分会搞定的事，移交给黄郛。
黄郛眼光何等老辣。他一眼就看穿跟伪军打交道没什么用，这帮人不过是些提线木偶而已，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釜底抽薪，直接和他们的幕后主子进行交涉。
在那次长春会谈时，他除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出马外，另外还请了军分会代表雷寿荣（此人全面抗战爆发时亦入汪伪政权），又邀上北平公使官的辅佐官永津，四人对四面，大家一起谈。其用意就在于催关东军在伪军问题上表个态。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只能有警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有这么多“伪军队”，怎么说？是你来“剿”还是我来“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冈村再能赖皮，也不能不认帐了。
不过这家伙眼珠一转，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花招：移花接木。
伪军是不能再明目张胆地存在下去了，那就让他们去当“警察”嘛，对，“武装警察”，或曰“特种警察”。
在冈村嘴里，这样做完全“合情合理”。
李际春帮“皇军”做了这么多事，万一收编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们打击报复他怎么办？为了使他不受到“过去之责任”的影响，所以还是留在当地为宜。
你们不是需要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吗？这是个上好人选啊，如此你们省心，我们也放心。
当然，冈村也知道到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车，他说的“警察”，是从已有1万人的“自治军”中挑出3到4千的“优良分子”，而不是全部，且从军队到警察，其军事级别无疑也大大降低了。
如果从国防安全角度考虑，黄郛完全有理由对冈村的提议进行拒绝。谁不知道这些“警察”都是换了皮的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跳出来当鬼子的“第五纵队”了。
但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解决伪军方面除此之外已别无它法。伪军自己是根本就不愿意让你收编的，你自己的军队又不能进去灭掉他，关东军肯做此让步，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使这些“隐性伪军”乖乖地退到一边。
要知道，冈村当时说的可是“派遣幕僚从中斡旋”，那意思，不是被黄郛逼到一定地步，他还不愿出来说话呢。
让伪军大模大样地在那里跟你们中国人捣乱，岂不更好。
冈村一松口，黄郛认为机不可失，赶紧派殷同、雷寿荣，一步不让地与日方接洽伪军编遣事宜。
这就是大连会谈。
对于这样摆明是要编排自己的会议，李际春自然是不愿参加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总司令”没得当了。但事已至此，可不是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的事了，归根结底，一只狗再怎么能吠能叫，还能凶得过它的主子吗？
最后李际春乖乖到场，而且从始至终没有他主宰自个命运的份，决定他命运的是中日代表，是殷同和冈村。
大连会议协商结果，李际春的“自治军”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隶属河北省政府，其余6千人解除武装后遣散。
李际春连个警察队长都没捞到，只是给了个面子，说队长人选可由他“推荐任用”。
这让李际春如何肯甘心。不管他愿不愿意，中方代表一个槌落下去，搞定。
李际春哑巴吃黄脸，想找日军哭诉。然而日本人对汉奸走狗一向都是持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的原则，所谓“皇军”欠李际春“人情”，不过是为了以退为进，保留部分伪军而生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当然，李际春要去找中国人闹，他们也是支持的。甭管怎样，只要你自己有法子弄到好处，也行。
编遣的事木已成舟，无法更改，李际春就在编遣费上说事。本来大连会议确定的编遣费是30万，他就来个狮子大开口，涨到50万。
这笔编遣费可不是凭空说出来的，一共遣散你6千人，合每人50元，已经非常之高了，用黄郛的话来说，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这姓李的，30万的数字已报南京政府，而且你还不要以为这30万来得容易，因为是开“先例”，都不好出帐，是硬借来的，增到50万，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
经过交涉，结果又给李际春追加了一个“编遣处委员长”的虚职，拿钱把他个人塞到饱，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两个回合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可是等待他尝的苦，连一半都还不到呢，因为此时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天生的弊病此时暴露无遗，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当初围绕一个小小的察哈尔，多少人争啊。孙殿英知道吧，这个盗墓贼也打过察哈尔的主意，长城抗战后自说自话，把下面的7个团一下子扩增到40多个，在29军未进入之前，就准备呼拉拉地往察哈尔开了。
据徐永昌回忆，争夺最激烈的时候，就连老阎本人一度也动过“野心”，想借中央名义，在出兵“迫冯（冯玉祥）离察”后，将察哈尔据为己有。
为此，何应钦伤透了脑筋，在和别人谈及这件事时曾几次忍不住要落泪，说处理这些事情真是难啊，打日本人一个比一个蔫，可是为了争抢一点小小的家产，却你争我夺，都不惜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几欲泣下，以为中国无办法”）。
团结是铁，团结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坚。为什么要把“团结”两个字抬到如此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因为从古到今，我们身上最缺这个，而这个偏偏又是最让人纠结的。
如果不团结，会有什么后果呢？
历史上，匈奴曾一度是对我们汉民族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部族，最凶猛的时候，打起汉族军队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把秦帝国和西楚霸王都先后给干灭的汉高祖刘邦，那算强了吧，带着几十万开国精锐之师，竟然被对方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而不得出，后来还是靠陈平走了异族女人的后门，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打不过，只好求和。
可是人家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狠狠心把公主也搭了进去，希望对方能看在彼此是亲家翁的份上，不要刀兵相见，此即“和亲”的由来。
然而到后来，匈奴不行了。原因之一就是闹了内讧，没怎么和汉军见招呢，他们自己人便四分五裂。
一堆人先降了汉，另一堆人自然独木难支，于是使出缓兵计，跟汉使说，要不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结成亲家，和和气气过日子得了。
做梦的你吧，汉廷儿女是你们配得上的吗？不准！
匈奴人怯了。那我降吧。
也不准！
现如今，你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匈奴的影子，它早就沦为了一个历史书上的纯粹名词。
风水轮流转，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散乱却成了我们的痼疾。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再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在北平的东北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余晋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还当过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所代表的那个“中央”——南京政府。
事情是由下面的由头引起来的：
裁兵减饷。
30万部队打不了人家不足5万的部队（关东军），养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从当时华北实际的民力和财政状况来看，大战之后，也确实难以负担。
然而这个东西又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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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3 pm
华北各省巨头，包括察省宋哲元（29军）、河北于学忠（东北军）、山东韩复榘（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他们甚至向黄郛提出，要抛开中央闹革命，实行华北联省自保，并公推黄郛进行主持。
黄郛只好给他们一个个分析形势，讲清道理：关东军就趴在旁边，这样做不正中他的下怀吗？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这帮人也知道“联省自保”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搞得这么激烈，无非还是怕“裁兵减饷”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吵归吵，闹归闹，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
然而，关东军是不会让你们这么安稳的。这不，冈村宁次又来了。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冈村认为他又吃亏了。本来按照《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陷阱，他以为黄郛是绕不过去的，河北 十九县最后还得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事与愿违，几道关黄郛都闯过去了，华北政局也渐渐趋向平稳。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的啊。
通过前面这几件事，冈村也看出来了，黄郛并不是协定签定前所认为的那种“容易搞定”的人。
他不是***却胜似***，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中央”的，根本看不出对关东军“友好”在什么地方。同时其人信念坚定，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还特别善于从关键环节入手把握问题的要害。
碰到对手了。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冈村只能重新找茬。
继长春、大连会谈后的第三次中日会谈开始了，这就是北平会谈。会议的名称，由日方定名，叫做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
冈村在这次会议上咄咄逼人，完全是一副吃亏后一定要吃补点什么的架势。
黄郛要求日方交还长城各关口，完全撤退“非武装区”内的关东军，同时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不干政。要求关东军在其暂驻区（指长城一线）内不得干预当地行政。
其二，不进入。无华北当局同意，关东军不得再开入接收区域。
其三，不涉足。为完成察东及多伦的接收（当时多伦已被李守信伪军再次攻克），关东军应允许华北当局“自由剿匪”。
前两项要求，冈村为了表示“缓和”，都同意了。对于第三项，他则采取了拖的方法，说是要回长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后才能答复（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实行）。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运用的都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不太紧要或暂时不想染指的，他一笔带过，不肯答应的，含糊应付。
最关键的在后面。
对于交还长城关口这一项，冈村死活不答应。给出的理由就是，关内外交通堵塞，如果不优先解决恢复交通问题，就谈不上完全撤军和把关口归还中国。
从事后来看，冈村阴险就阴险在这里。所谓恢复交通一议，是他从中山、永津带来的那份“政治协定”上得到的启发。如果论专利权，还应该算在内田外相头上。由此开始，一个更大的陷阱开始延伸出来。
当时伪满正值成立“二周年”，可是在国际上还是跟个孤魂野鬼一样，压根就得不到承认。日本厚着脸皮自己认了一下亲，在这之后，就没人应声了。倒是美国发了个通告，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要予以承认。接着，英国也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它这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家”。
真气人啊。
说这话的当然是日本。
就在英国发毒誓后，好不容易有第二个国家承认了。这就是南美的萨尔瓦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上很少有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时候也一样。在国际上有多大份量，大家自己想去吧。
日本做着梦都在念叨：你们就承认一下吧。
冈村提出的恢复交通谈判，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就是企图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直接或至少是间接地对伪满予以承认。
黄郛感到谈了半天，只是争到几个表面的承诺，而没有把长城关口给要回来，愧对国人（“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地而未能”）。
参与谈判的几个人到很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在无任何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实在是非人所堪，不由得黯然神伤（“彷徨午夜，相对凄其”）。
可以想见，置身于我们这样一个耻感极强，甚至有些过分敏感的民族，对谈判的人来说，其背后不但不会有支持，反而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和责难。
从达成塘沽停战，到中日会商通车通邮，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有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立场考虑问题的。
以地域而论，两广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和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离得远，战火也影响不到他们，所以反对最烈，华北的各地方派系有切身利益，因此至少保持默认态度（当然公开立场仍是反对，不然怎么“爱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地方越远调子越高”的现象。
以性质而言，两广反蒋，胡汉民就揪住老蒋不放，老蒋赞成的，他就反对，反过来，老蒋反对的，他必赞成。平时自栩的老成谋国、公忠体国之类，都早就被这些“党国要人”、“革命元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郛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评论过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气量很小，力气很大，而欲望无穷。我们的国人呢，眼光很短，调子很高，而基本上肩头都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黄郛是抱着怎样一种沉痛和悲凉的心情说这一番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震撼。
哀吾民族之不幸，更悲吾民族之缺憾，百年以降，谁能拯之者。
从长春会谈开始，三次会谈，黄郛都采取了绝对低调的做法，要求悄悄地谈，尽可能不要走漏一点风声，以免被舆论所牵制。会议过程、结果以及谈判代表采取的措施手段，也都一一详报政府决定。乃至于到最后，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一个个会谈记录，没有对日方的书面答复，也没有换文。
饶是如此，舆论在探知后仍不肯放过，就觉得这几个人都偷偷摸摸地在做着“卖国勾当”。尤其第三次北平会谈，因为涉及到恢复交通，即通车通邮一节，更被指责为是变相地承认伪满。
伪满现在闹得那么欢腾，都是你们这些人给“卖”的！
黄郛十分无奈。因为他既无实力去“取消伪国（伪满洲国）之存在”，更不可能凭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
自然这些指责声中，少不了暗藏的政治角斗，而这就更让人无语了：国家正身处大难之中，犹能如此意气用事乎？
对黄郛这些人的“声讨”，就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如果权利失去了，叫“存心卖国”，如果争取到了点权利，又狐疑万分，认为谈判的人本应是万能的——你们为什么不把东四省全都给要回来呢？！
让人最感无助的，是孤独。由于黄郛身处敏感之境，有时令正忙于对红军进行“围剿”的老蒋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这让黄郛很是伤心，感叹“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尽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黄郛第一次提出了辞职，向行政院长汪精卫。
真要辞职，汪精卫又不答应了。
什么官位都有人抢，惟独你那位子没人抢。你不担当，谁来担当？
于是回电要他继续顶下去，不管环境多恶劣，“亦所不避”。
黄郛向汪精卫请辞，而不是向他的义弟老蒋请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此时已经忙得脚不着地，难以再顾及他了。
除了红军这个心腹之患，老蒋这回又多了个心事：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爆发了。
闽变的主角是驻守福建的19路军，指挥者是蒋光鼐和蔡廷锴，但实际的幕后策划却另有其人。
进入福建后，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除担任19路军总指挥外，另被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者跟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一样，一手统管福建全省军政，与之相比，蒋光鼐的职务和地位反而降到了次席。
老蒋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即将开始前，再次加封其为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是老蒋最看重的陈诚，你就会明白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了。
此时的蔡廷锴可谓恩宠集于一身，但他并不快乐。
老蒋扔出的馅饼“只是看上去很美”，其实毒在其中，细细分析，至少藏有两计。
其一：反间计。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19路军向有三位一体之称。其中，陈铭枢抓政治，蒋光鼐管运筹，蔡廷锴主督战。陈铭枢早就与老蒋翻了脸，由老蒋的人变成了坚决而彻底的反蒋派。他的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到蒋蔡两位小弟，乃至19路军对老蒋的态度。
对后面这一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老蒋不可能毫无察觉和提防。不过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9路 军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抗日部队”、“民族英雄”，这个荣誉在当年相当于免死金牌，那是轻易打不得的。同时，这支部队又具有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在“一二八” 会战前，就是第三次“围剿”中少数几个能与红军主力走上两三个回合的***军队。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想打也不一定就能打得了。
既打不得，又打不了。怎么办呢？
老蒋的办法是捧。
史上杀人的办法很多，刀子能杀人，捧亦能杀人，而且可以杀人于无形，都不带见血的。
“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大家都归功于19路军，风头远远盖过一同参战的第5军。从事后来看，这种舆论导向实有老蒋有意为之的因素在里面。
第5军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死的人，建的功，都不比19路军少，为什么老蒋要把大半功劳都分给“外人”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老蒋的思想境界已经高到可以胳膊肘往外拐的地步了。除了想把事态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不暴露中央军搀杂其中的真相外，客观上这也起到了捧杀的效果，让你们乐呵乐呵，然后为我所用。包括将蒋蔡封官加爵，授之以福建地方，都是希望给他们打一针兴奋剂，让19路军为其进攻红军卖点力气。
不过这招一上来就没怎么见效。“三位一体”的牢固度超过老蒋的想像。据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回忆，到会战的后期，官兵中就已经响彻着反蒋口号了。驻守福建之后，全军上下对与红军对垒也并不积极。
正是由于看到“普遍的捧”未起到大的作用，老蒋就决定“重点的捧”，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蔡廷锴。
在十九路军中，虽然蒋光鼐一直是蔡廷锴的上司，老领导，然而论军中威望和指挥作战的能力，蔡要远胜于蒋。“一二八”淞沪会战，也是由蔡廷锴一手指挥的。
***军队中最讲资历，如果蒋光鼐这人气量小一点，就会认为这个小蔡是有意想抢表现：功劳是大家的，凭什么出风头的时候，你老挡在我前面，究竟是何居心？
历史上在这个方面倒霉，甚至掉脑壳的事可不老少，最可悲的是有的人临到闭眼都不知道自己栽在了哪个上面。
现在老蒋又让蔡廷锴更进一步，爬到了蒋光鼐头上。那蒋光鼐胸怀再宽广，可能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说话一点的，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甚至回家睡大觉，让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自个折腾去吧。阴险一点的，那就时时刻刻想着要耍点小动作，使个绊子，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你了。
老蒋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好戏，他认为蒋蔡二人必然会弄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到时候他就可以来收渔翁之利了。
可是他失望了。
蒋蔡和好如初，并无半点罅隙。特别是蒋光鼐，不是胸怀宽广的问题，那是胸襟大如海，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仅力劝蔡廷锴就职，转居自己的领导，而且继续和这位老伙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什么叫铁哥们，那是你这么点小伎俩能拆开的吗？
反间不成，另有一计，曰：借刀杀人。
此时广东的陈济棠被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而蔡廷锴是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加上掌握福建军政大权，实际地位已与两广平起平坐。按照老蒋的意思，最好福建能够跟两广针尖对麦芒，你们打起来才好哩。到时我来拉个架，说句话什么的，你们全得听我的。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蔡廷锴能“知恩图报”，带着19路军给他做“剿共先锋”。
然而老蒋真是太小看蔡廷锴了。人家虽然年轻，却不等于没有心眼。
和两广特别是广东闹矛盾，无异于在自己后方放把火，愚蠢至极。蔡廷锴此前三度去广州，观察陈济棠和胡汉民的态度。发现他们就是想搞半独立，对“中央”既不敢完全扯破脸皮，内心里又不愿服从。至于19路军进入福建，他们也不反对。因为知道蔡廷锴暗地里也是反蒋的，如果老蒋对付广东，福建起码可做一面屏障。一句话，我不打你，你不打我，大家相安无事，则万事大吉矣。
广东的陈胡如此，广西的李白也一样。彼此猜度到对方心思后，三方便在广州偷偷地签了三省联防草约，一个合纵连横，共同提防老蒋的体系就这样形成了。
跟两广搞好关系相对容易，一提到红军头就大了。
19路军不是没有和红军交过手，蔡廷锴深知，红军之战略战术与能征惯战，远在己方之上。如果真的与红军为敌，那是自取灭亡。同时19路军官兵在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后，普遍不肯再进行内战，更不愿与红军作战。可是另一方面，老蒋也不傻，给你们这么多好处，就是指望帮他打红军的。你们“抗旨不遵”，莫非想“造反”不成？那是非灭你不可的。
“剿”红军没前途，不“剿”老蒋又不答应，蔡廷锴便采取了内部巩固实力，外部消极应付的办法。
福建闽西曾是红军驻扎的地方，蔡廷锴和蒋光鼐合计，为什么农民都拥护红军呢，毫无疑问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了农民拥护。于是他们也加以效仿，并且 在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中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与红军政策不一样的是，他们只“分田地”，并不“打土豪”。但就算是这样，也得到了福建民 众尤其是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蔡廷锴还在19路军中对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亲蒋分子进行了整肃和清理，制止了军中的分化倾向。
在与红军作战方面，蔡廷锴一开始的运气不错。由于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福建只有一些苏区的守备部队，也未再对19路军防区发动大的进攻。这时候蔡廷锴的日子算是比较好过，只要让前线对着红军放几记空枪，大家都唱唱戏，不用来真把式。老蒋问起来，也容易得很。在***军队里，对着上面说说慌，吹吹牛，也是常有的事。老蒋又不能亲自到福建来，没法知道真实战况，三下两下就能糊弄过去。
但是随着江西战场越打越激烈，这个法子开始慢慢行不通了。老蒋多精的人，他这回直接把你的兵抽过去，而且限定日期，不去不行。蔡廷锴实在顶不住，只好把区寿年师派过去。自然了，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番：无法是做做样子就行，你千万别来真的啊。
战场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做做样子”的区寿年遇到了彭德怀，后者统率的红三军团战力何等强劲，区寿年马上就吃了败仗，退到后面来了。老蒋这时候多少看出19路军是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意思，于是大为光火，不断对蔡廷锴施加压力。
老蒋骂骂也就罢了，反正既然不想赔本，就不能指望这老头子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问题是这时候红三军团继续东征，对19路军控制的闽西地盘构成了直接威胁。蔡廷锴手忙脚乱，几乎把19路军和原来福建的其它杂牌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才勉强遏制住红军东进之势。
蔡廷锴想想这样不行，最后得便宜的还是老蒋，便打算和红军联系，双方谋和。
通过一番暗中接触后，19路军终于和红军签订了临时性军事休战和划界协定。蔡廷锴原本想和红军谈判共同抗日反蒋，订立攻守同盟的大计，但当时***已经靠边站，苏区主政的实际是李德、博古这些对国情不甚了了，只知纸上谈兵的人，他们不相信19路军有此诚意，无形中就把这一极好的设想给放弃掉了。
对蔡廷锴、蒋光鼐来说，这一结果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接受。一段时间里，尽管江西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福建边境却基本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人的出现，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此人就是陈铭枢。自从与老蒋翻脸后，他到国外转悠了半年，又回来了，并且回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两个字：反蒋，反蒋，还是反蒋。
让政敌出国“散心”，原本是老蒋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但这招其实并不是很灵，对方“散”了半天“步”，往往都是越“散”心里越窝火。钱花完了，回国后照样跟他对着干。
黄郛只好给他们一个个分析形势，讲清道理：关东军就趴在旁边，这样做不正中他的下怀吗？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其实，这帮人也知道“联省自保”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搞得这么激烈，无非还是怕“裁兵减饷”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吵归吵，闹归闹，该吃饭还吃饭，该睡觉还睡觉。
然而，关东军是不会让你们这么安稳的。这不，冈村宁次又来了。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冈村认为他又吃亏了。本来按照《塘沽停战协定》设定的陷阱，他以为黄郛是绕不过去的，河北 十九县最后还得被关东军牢牢掌控。但事与愿违，几道关黄郛都闯过去了，华北政局也渐渐趋向平稳。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的啊。
通过前面这几件事，冈村也看出来了，黄郛并不是协定签定前所认为的那种“容易搞定”的人。
他不是***却胜似***，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中央”的，根本看不出对关东军“友好”在什么地方。同时其人信念坚定，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还特别善于从关键环节入手把握问题的要害。
碰到对手了。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冈村只能重新找茬。
继长春、大连会谈后的第三次中日会谈开始了，这就是北平会谈。会议的名称，由日方定名，叫做停战协定之善后处理。
冈村在这次会议上咄咄逼人，完全是一副吃亏后一定要吃补点什么的架势。
黄郛要求日方交还长城各关口，完全撤退“非武装区”内的关东军，同时提出三项要求——
其一，不干政。要求关东军在其暂驻区（指长城一线）内不得干预当地行政。
其二，不进入。无华北当局同意，关东军不得再开入接收区域。
其三，不涉足。为完成察东及多伦的接收（当时多伦已被李守信伪军再次攻克），关东军应允许华北当局“自由剿匪”。
前两项要求，冈村为了表示“缓和”，都同意了。对于第三项，他则采取了拖的方法，说是要回长春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后才能答复（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实行）。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运用的都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不太紧要或暂时不想染指的，他一笔带过，不肯答应的，含糊应付。
最关键的在后面。
对于交还长城关口这一项，冈村死活不答应。给出的理由就是，关内外交通堵塞，如果不优先解决恢复交通问题，就谈不上完全撤军和把关口归还中国。
从事后来看，冈村阴险就阴险在这里。所谓恢复交通一议，是他从中山、永津带来的那份“政治协定”上得到的启发。如果论专利权，还应该算在内田外相头上。由此开始，一个更大的陷阱开始延伸出来。
当时伪满正值成立“二周年”，可是在国际上还是跟个孤魂野鬼一样，压根就得不到承认。日本厚着脸皮自己认了一下亲，在这之后，就没人应声了。倒是美国发了个通告，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要予以承认。接着，英国也发了一个毒誓，说是它这辈子也不会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所谓“国家”。
真气人啊。
说这话的当然是日本。
就在英国发毒誓后，好不容易有第二个国家承认了。这就是南美的萨尔瓦多。
我们现在的新闻上很少有提到这个国家的名字，那时候也一样。在国际上有多大份量，大家自己想去吧。
日本做着梦都在念叨：你们就承认一下吧。
冈村提出的恢复交通谈判，解决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目的，就是企图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直接或至少是间接地对伪满予以承认。
黄郛感到谈了半天，只是争到几个表面的承诺，而没有把长城关口给要回来，愧对国人（“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地而未能”）。
参与谈判的几个人到很晚都睡不着觉，感到在无任何实力支撑的情况下，这样的谈判实在是非人所堪，不由得黯然神伤（“彷徨午夜，相对凄其”）。
可以想见，置身于我们这样一个耻感极强，甚至有些过分敏感的民族，对谈判的人来说，其背后不但不会有支持，反而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压力和责难。
从达成塘沽停战，到中日会商通车通邮，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极少有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立场考虑问题的。
以地域而论，两广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和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离得远，战火也影响不到他们，所以反对最烈，华北的各地方派系有切身利益，因此至少保持默认态度（当然公开立场仍是反对，不然怎么“爱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极奇特的“地方越远调子越高”的现象。
以性质而言，两广反蒋，胡汉民就揪住老蒋不放，老蒋赞成的，他就反对，反过来，老蒋反对的，他必赞成。平时自栩的老成谋国、公忠体国之类，都早就被这些“党国要人”、“革命元老”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黄郛深知这一点。他曾经评论过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
日本气量很小，力气很大，而欲望无穷。我们的国人呢，眼光很短，调子很高，而基本上肩头都不负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黄郛是抱着怎样一种沉痛和悲凉的心情说这一番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震撼。
哀吾民族之不幸，更悲吾民族之缺憾，百年以降，谁能拯之者。
从长春会谈开始，三次会谈，黄郛都采取了绝对低调的做法，要求悄悄地谈，尽可能不要走漏一点风声，以免被舆论所牵制。会议过程、结果以及谈判代表采取的措施手段，也都一一详报政府决定。乃至于到最后，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一个个会谈记录，没有对日方的书面答复，也没有换文。
饶是如此，舆论在探知后仍不肯放过，就觉得这几个人都偷偷摸摸地在做着“卖国勾当”。尤其第三次北平会谈，因为涉及到恢复交通，即通车通邮一节，更被指责为是变相地承认伪满。
伪满现在闹得那么欢腾，都是你们这些人给“卖”的！
黄郛十分无奈。因为他既无实力去“取消伪国（伪满洲国）之存在”，更不可能凭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
自然这些指责声中，少不了暗藏的政治角斗，而这就更让人无语了：国家正身处大难之中，犹能如此意气用事乎？
对黄郛这些人的“声讨”，就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如果权利失去了，叫“存心卖国”，如果争取到了点权利，又狐疑万分，认为谈判的人本应是万能的——你们为什么不把东四省全都给要回来呢？！
让人最感无助的，是孤独。由于黄郛身处敏感之境，有时令正忙于对红军进行“围剿”的老蒋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这让黄郛很是伤心，感叹“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尽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黄郛第一次提出了辞职，向行政院长汪精卫。
真要辞职，汪精卫又不答应了。
什么官位都有人抢，惟独你那位子没人抢。你不担当，谁来担当？
于是回电要他继续顶下去，不管环境多恶劣，“亦所不避”。
黄郛向汪精卫请辞，而不是向他的义弟老蒋请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者此时已经忙得脚不着地，难以再顾及他了。
除了红军这个心腹之患，老蒋这回又多了个心事：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爆发了。
闽变的主角是驻守福建的19路军，指挥者是蒋光鼐和蔡廷锴，但实际的幕后策划却另有其人。
进入福建后，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除担任19路军总指挥外，另被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者跟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一样，一手统管福建全省军政，与之相比，蒋光鼐的职务和地位反而降到了次席。
老蒋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即将开始前，再次加封其为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是老蒋最看重的陈诚，你就会明白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了。
此时的蔡廷锴可谓恩宠集于一身，但他并不快乐。
老蒋扔出的馅饼“只是看上去很美”，其实毒在其中，细细分析，至少藏有两计。
其一：反间计。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19路军向有三位一体之称。其中，陈铭枢抓政治，蒋光鼐管运筹，蔡廷锴主督战。陈铭枢早就与老蒋翻了脸，由老蒋的人变成了坚决而彻底的反蒋派。他的态度变化直接影响到蒋蔡两位小弟，乃至19路军对老蒋的态度。
对后面这一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老蒋不可能毫无察觉和提防。不过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9路 军是民间口耳相传的“抗日部队”、“民族英雄”，这个荣誉在当年相当于免死金牌，那是轻易打不得的。同时，这支部队又具有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在“一二八” 会战前，就是第三次“围剿”中少数几个能与红军主力走上两三个回合的***军队。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想打也不一定就能打得了。
既打不得，又打不了。怎么办呢？
老蒋的办法是捧。
史上杀人的办法很多，刀子能杀人，捧亦能杀人，而且可以杀人于无形，都不带见血的。
“一二八”会战结束后，大家都归功于19路军，风头远远盖过一同参战的第5军。从事后来看，这种舆论导向实有老蒋有意为之的因素在里面。
第5军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死的人，建的功，都不比19路军少，为什么老蒋要把大半功劳都分给“外人”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老蒋的思想境界已经高到可以胳膊肘往外拐的地步了。除了想把事态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不暴露中央军搀杂其中的真相外，客观上这也起到了捧杀的效果，让你们乐呵乐呵，然后为我所用。包括将蒋蔡封官加爵，授之以福建地方，都是希望给他们打一针兴奋剂，让19路军为其进攻红军卖点力气。
不过这招一上来就没怎么见效。“三位一体”的牢固度超过老蒋的想像。据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回忆，到会战的后期，官兵中就已经响彻着反蒋口号了。驻守福建之后，全军上下对与红军对垒也并不积极。
正是由于看到“普遍的捧”未起到大的作用，老蒋就决定“重点的捧”，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蔡廷锴。
在十九路军中，虽然蒋光鼐一直是蔡廷锴的上司，老领导，然而论军中威望和指挥作战的能力，蔡要远胜于蒋。“一二八”淞沪会战，也是由蔡廷锴一手指挥的。
***军队中最讲资历，如果蒋光鼐这人气量小一点，就会认为这个小蔡是有意想抢表现：功劳是大家的，凭什么出风头的时候，你老挡在我前面，究竟是何居心？
历史上在这个方面倒霉，甚至掉脑壳的事可不老少，最可悲的是有的人临到闭眼都不知道自己栽在了哪个上面。
现在老蒋又让蔡廷锴更进一步，爬到了蒋光鼐头上。那蒋光鼐胸怀再宽广，可能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说话一点的，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甚至回家睡大觉，让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自个折腾去吧。阴险一点的，那就时时刻刻想着要耍点小动作，使个绊子，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你了。
老蒋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场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好戏，他认为蒋蔡二人必然会弄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到时候他就可以来收渔翁之利了。
可是他失望了。
蒋蔡和好如初，并无半点罅隙。特别是蒋光鼐，不是胸怀宽广的问题，那是胸襟大如海，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不仅力劝蔡廷锴就职，转居自己的领导，而且继续和这位老伙伴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什么叫铁哥们，那是你这么点小伎俩能拆开的吗？
反间不成，另有一计，曰：借刀杀人。
此时广东的陈济棠被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而蔡廷锴是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加上掌握福建军政大权，实际地位已与两广平起平坐。按照老蒋的意思，最好福建能够跟两广针尖对麦芒，你们打起来才好哩。到时我来拉个架，说句话什么的，你们全得听我的。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蔡廷锴能“知恩图报”，带着19路军给他做“剿共先锋”。
然而老蒋真是太小看蔡廷锴了。人家虽然年轻，却不等于没有心眼。
和两广特别是广东闹矛盾，无异于在自己后方放把火，愚蠢至极。蔡廷锴此前三度去广州，观察陈济棠和胡汉民的态度。发现他们就是想搞半独立，对“中央”既不敢完全扯破脸皮，内心里又不愿服从。至于19路军进入福建，他们也不反对。因为知道蔡廷锴暗地里也是反蒋的，如果老蒋对付广东，福建起码可做一面屏障。一句话，我不打你，你不打我，大家相安无事，则万事大吉矣。
广东的陈胡如此，广西的李白也一样。彼此猜度到对方心思后，三方便在广州偷偷地签了三省联防草约，一个合纵连横，共同提防老蒋的体系就这样形成了。
跟两广搞好关系相对容易，一提到红军头就大了。
19路军不是没有和红军交过手，蔡廷锴深知，红军之战略战术与能征惯战，远在己方之上。如果真的与红军为敌，那是自取灭亡。同时19路军官兵在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后，普遍不肯再进行内战，更不愿与红军作战。可是另一方面，老蒋也不傻，给你们这么多好处，就是指望帮他打红军的。你们“抗旨不遵”，莫非想“造反”不成？那是非灭你不可的。
“剿”红军没前途，不“剿”老蒋又不答应，蔡廷锴便采取了内部巩固实力，外部消极应付的办法。
福建闽西曾是红军驻扎的地方，蔡廷锴和蒋光鼐合计，为什么农民都拥护红军呢，毫无疑问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了农民拥护。于是他们也加以效仿，并且 在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中找到了理论依据，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与红军政策不一样的是，他们只“分田地”，并不“打土豪”。但就算是这样，也得到了福建民 众尤其是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蔡廷锴还在19路军中对以黄埔毕业生为主的亲蒋分子进行了整肃和清理，制止了军中的分化倾向。
在与红军作战方面，蔡廷锴一开始的运气不错。由于此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由闽西转向江西作战，福建只有一些苏区的守备部队，也未再对19路军防区发动大的进攻。这时候蔡廷锴的日子算是比较好过，只要让前线对着红军放几记空枪，大家都唱唱戏，不用来真把式。老蒋问起来，也容易得很。在***军队里，对着上面说说慌，吹吹牛，也是常有的事。老蒋又不能亲自到福建来，没法知道真实战况，三下两下就能糊弄过去。
但是随着江西战场越打越激烈，这个法子开始慢慢行不通了。老蒋多精的人，他这回直接把你的兵抽过去，而且限定日期，不去不行。蔡廷锴实在顶不住，只好把区寿年师派过去。自然了，临走时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一番：无法是做做样子就行，你千万别来真的啊。
战场毕竟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做做样子”的区寿年遇到了彭德怀，后者统率的红三军团战力何等强劲，区寿年马上就吃了败仗，退到后面来了。老蒋这时候多少看出19路军是有点出工不出力的意思，于是大为光火，不断对蔡廷锴施加压力。
老蒋骂骂也就罢了，反正既然不想赔本，就不能指望这老头子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问题是这时候红三军团继续东征，对19路军控制的闽西地盘构成了直接威胁。蔡廷锴手忙脚乱，几乎把19路军和原来福建的其它杂牌部队全部动员起来，才勉强遏制住红军东进之势。
蔡廷锴想想这样不行，最后得便宜的还是老蒋，便打算和红军联系，双方谋和。
通过一番暗中接触后，19路军终于和红军签订了临时性军事休战和划界协定。蔡廷锴原本想和红军谈判共同抗日反蒋，订立攻守同盟的大计，但当时***已经靠边站，苏区主政的实际是李德、博古这些对国情不甚了了，只知纸上谈兵的人，他们不相信19路军有此诚意，无形中就把这一极好的设想给放弃掉了。
对蔡廷锴、蒋光鼐来说，这一结果虽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接受。一段时间里，尽管江西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福建边境却基本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人的出现，使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此人就是陈铭枢。自从与老蒋翻脸后，他到国外转悠了半年，又回来了，并且回来后念念不忘的就是两个字：反蒋，反蒋，还是反蒋。
让政敌出国“散心”，原本是老蒋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但这招其实并不是很灵，对方“散”了半天“步”，往往都是越“散”心里越窝火。钱花完了，回国后照样跟他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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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4 pm
第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带出来的，虽然后来不在军中直接任职，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回国后即号召19路军进行倒蒋抗日，而且决心很大——
先联合两广。
广东不肯，就拉广西。
广西不上，单干也得干。
蔡廷锴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赞成。倒不是不想反蒋，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行动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在联络两广后，那两边都觉得风险太大，迟迟不予表态。
看到两广的态度，蔡廷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像两广那样形成半独立状态，让老蒋想吃也下不了嘴。
蒋光鼐开始也是接受蔡廷锴意见的。不过他与陈铭枢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接近，三言两语，很快就被这位原来的老上级打动了，反过来劝蔡廷锴不应顾虑太多。
这时候的蒋光鼐尽管名义上已经成为蔡廷锴的下属，但此下属非彼下属，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加之经过陈铭枢在军中一顿穿梭演说，大部分将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再对此提议表示反对。实际上闽变到此已刹不住车，不是蔡廷锴一人能够左右的了。
闽变从提议到正式发动，时间非常仓促。蔡廷锴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即使起事，也应拖上两个月再动。
这个意见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他摸透了老蒋的心思，后者只要手上有一点余力，是绝不会容许两广一直这样半独立下去的。到时这两个地方一与“中央”闹掰，你不拉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你。这样，反蒋抗日的把握性更大。
同时，当时的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基本上要钱没钱，要士气没士气，要武器没武器，蔡廷锴认为这仗很难打赢。
可是陈铭枢的想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在这之前，老蒋一再拉拢蔡廷锴，他见后者又一再犹豫，生怕对方动了心，一个不好真的被老蒋顺手拉过去，所以极力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甚至说出了如果大家不同意尽快举事的话，就索性把他绑去南京请功这样的话。
此言一出，众人再无退路。蔡廷锴只有选择妥协，然而一出来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2日，各方反蒋代表齐聚福州，当天就拉起大旗，成立革命政府，所有***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当然，他们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仍然只有19路军。
陈铭枢决心这么大，是他认为老蒋起码有三难。
一难缺人助。这么多年来，老蒋一会儿搞你，一会儿搞他，变着法地“削藩”，整治自己的政敌，得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再加上强大的红军，人都不助他，安能再得天助？
二难缺兵丁。老蒋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都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杂牌又不听他的，估计抽不出兵力来福建。
三难缺力量。退一步说，就算老蒋真能抽出人来和我们对打，那他也打不过19路军。我们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师能打对方两个师，加上旁边还有红军帮忙，焉有不胜之理。
听上去，似乎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这方面，福建政府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刚刚听到闽变消息的时候，老蒋受到的打击之大确实难以言喻。据说在那几天里，他经常一个人“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嘴里翻来覆去嘀咕的就两个字：糟了！糟了！
老蒋半生戎马，遇到的大风大浪可谓数不胜数，但能把他弄到这种失常的地步，应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怕的，正是陈铭枢想到的。
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期，经数月厮杀，红军终未能突破碉堡封锁线，不得不转入阵地防御。老蒋判断，19路军既然已和红军有协定，后者肯定会趁势进行大举反攻。到时候，如果南方的两广，北方的阎冯，旧仇新怨，大家都一窝蜂上来的话，其规模甚至超过当年的中原大战，纵使他老蒋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
不过最让他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没错，两广确实与老蒋不对头，但这种矛盾再深，在他们看来，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陈济棠打政治牌，靠胡汉民，胡汉民是党国元老，他还认为老蒋不是*** 的正宗，是“叛徒”呢。广东的李白也差不多，平时都以“中山信徒”自居。你现在连党国旗都不要了，那让这帮人以后还靠什么混？所以陈济棠不仅不愿意合作， 反过来还撒毁了原先同福建的盟约，对边境进行封锁，乃至令蔡廷锴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其他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闽变从初起到结束，都未有一省通电支持，连一向对19路军呵护有加的华侨这次都少有人呼应声援。
红军方面，继忽视蔡廷锴主动要求联合反蒋抗日的要求后，本来还可以迎来打破“围剿”的第二次机会。
当时已经靠边站的***就提出了最让老蒋发怵的大反攻建议，他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机会，向无堡垒阵地的浙江突进，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并借此对南京政府的核心要地形成威胁。
然而那个负责军事的李德实在有够烂。他在把握战机和运筹帷幄方面，跟我们主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开始是不动（“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后来动了，却是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在无重武器配合的条件下，继续去啃那些个乌龟壳一样的碉堡。
本来已几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蒋绝处逢生，意识到形势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严重，遂大松了口气，并下断语：敌人（指福建政府和19路军）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陈铭枢的运气实在很差，他的所有算计由于缺乏事前认真的准备，使“谋定而后动”变成了“先动而后谋”，结果美好的设想跟现实一碰撞，全部倒了过来。
既然你们都不出手，老蒋就得以出手了。他从江西战场上一下子抽出10个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军精锐，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哪个都不是好惹的。最后老蒋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把在淞沪会战中跟19路军并肩打过仗，尚担负着警卫京师之责的两个近卫师都调了过来。
相比之下，19路军反而缺兵少将。他们到福建后，虽然主力已扩充为4个师，加上收编的其它地方杂牌，总兵力达到了7万多，但较为分散，加上广东的陈济棠翻了脸，已无后方之区分，只得四面设防，兵力看上去更为薄弱。
重压之下，其弊病也一一暴露出来。
陈铭枢脱离19路军很长时间，他没有想到，这支他一手打造出来 的部队在精神状态上已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官兵们在外面飘飘荡荡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自从有了福建这个地盘后，从中高级军官开始就有了居功自傲，只想成家 立业，而不愿再吃苦受累的想法和风气。下级官兵则在上海参加过抗战之后，便对参加内战产生了厌倦情绪。打日本人没二话说，一提是打自己同胞，精神头就不是 那么足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哪怕是一对一地扳手腕，老蒋入闽部队都不比19路军弱。
看到老蒋真下了狠心，摆出了重兵压境的架势，揭竿造反的几个好汉不得不坐下来重新商讨对策。
毫无疑问，全面设防是行不通了，只能集中兵力于某一区域。
蔡廷锴认为应聚力于闽北。理由是这里过来的是一支杂牌部队，如能聚而歼之，可以振奋部队士气，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与蔡廷锴主攻不同，蒋光鼐主守。
杂牌固然好打，但杂牌之后却都是正牌。如果过早地在与杂牌交锋中损耗实力，等到与张治中、卫立煌们交锋可怎么办呢？
所以他认为，应将主力摆到或西或东的位置。西即闽西，19路军在那里搞过分田分地，颇得民心，同时可以背靠苏区，作长久支持。否则的话，还可以进入闽东，从那里直击老蒋守备空虚的浙东。
浙江是老蒋故宅所在，又紧邻宁沪杭，这一击肯定会打得老蒋措手不及，搅乱其全盘作战计划。
从军事角度来看，应该说，两个人的意见都很有见的。蔡廷锴是学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高招。蒋光鼐进兵浙东也同样颇有红军避实就虚，出其不意的特点，与***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时主宰福建政府的已不是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陈铭枢等一班形而上的“长衫客”（即指政客）。
他们说，蔡廷锴的招数太冒险，蒋光鼐东进的想法也一样。至于那个退兵闽西的方案，又太消极了。这仗还没怎么开打，你们就退啊退的，还像不像一支革命队伍？
否定来否定去，觉得力保福州比较妥当。
刚刚建立的革命政府的“首府”嘛，怎么可以丢失呢，只要保住了这里，革命就有希望，未来才有光明。
怎么个有希望和光明，却没有人深入论述，都觉得这是根本不用辩驳的道理。
大家最后决定：弃闽北，守福州。
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错了，就意味着败局已定。
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也有一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理论，说起来同样头头是道，振振有辞，但结果又都是输得一样的惨。
战争归根结底是靠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讲出来的。
陈铭枢原来打仗其实并不差，在北伐时代，他和张发奎并列为“铁军”第四军的两只虎，而且指挥作战素来镇定自若，风头甚至盖过了张发奎。可是不知道是不是从政后这位老兄的脑子进了水，在指挥上简直判若两人，出的招没一个不烂的。
很快，福州就失守了，19路军不得不且战且退。
本来福州政府还有最后一线得救的机会，但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能与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党史记载，当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派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侧击进入福建的***部队，如此既可消灭敌有生力量，又可援救福建政府。
红三军团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指挥，能攻，红五军团号称“铁流后卫”，善守。这两支强力军团如能助19路军一臂之力，后来战局当大为不同。
无奈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左”得离谱的时候，周公这么好的计策当即被李德、博古否决。他们认为福建政府也是“反革命政府”，后者不过是想利用红军给他们反蒋而已，我们怎么能上当呢？都是“反动派”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
要说李德这位红老外不仅指挥打仗不咋的，政治看来也是不通的，他哪里知道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呢：老蒋这只“狗”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咬你的。
果不其然，等福建政府被镇压，进入福建的***主力部队马上组成东路军，转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瓦解，闽变基本宣告失败。此时距革命政府成立仅仅才两个月时间。包括陈铭枢、蒋光鼐在内的几乎所有原福建政府要员都逃往了香港，只有蔡廷锴始终不肯离开部队一步，坚持带着部队南撤，希翼能够虎口脱险。
危急时刻，19路军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其后卫部队在掩护大队撤离的过程中，尤能进行反扑，而且“其势锐不可当”。让尾追于后的敌军都叹为观止。
这个“敌军”不是别人，正是长城抗战中同样以悍勇著称的刘戡！
除了刘戡，紧盯不放的还有一个宋希濂，那个“一二八”会战时把重迫击炮都慷慨地借给19路军的勇将。
这些猛人都聚着堆追着19路军打，连蔡廷锴的汽车都一度被伏兵击毁，情况十分危急，以致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困难境地——广东的陈济棠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虽未直接出兵堵截，但暗中早就对19路军的人员和枪械垂涎三尺。他希望趁火打劫，予以收编，所以断然不会放19路军轻易进入粤境躲避的。
一支“长技”与老西北军十分相似的抗日英雄部队，难道真的就要这样在内战中“散亡”了吗？
蔡廷锴为了给19路军保留最后一点种子，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己离开部队，同时派副参谋长范汉杰（黄埔第1期）去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在蒋蔡都已离队的情况下，能否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
出于反蒋和地方派系的原因，19路军的广东将领总体而言对黄埔系是非常排斥的，但范汉杰却是个例外，信任虽然谈不上，但始终没人能动得了他。
到这里，我有理由认为，范汉杰可能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范班长”原型之一。倒不是说他们两人都姓范，而是双方履历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范汉杰入黄 埔军校时，已经靠近三十岁了，这在当年的黄埔生中属于为数不多的“大龄青年”。这还不算奇，奇就奇在范汉杰的身份非常特殊。
跨入黄埔军校大门时，范兄就有军衔，而且军衔不低——上校，也就是说是旅团级高干了！
然后他就跟“老范”一样，再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从班排长开始干。由于他的实战经验远超其他黄埔同学，所以升迁速度非常之快，仅用3年时间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升为了师长。这个师长还不是一般的师长，是浙江警备师师长。在老蒋家乡当师长，那是开玩笑的吗。
你问“老范”怎么会跑到19路军里面来？你得知道原先19路军可是老蒋的非嫡系的嫡系，从陈铭枢、蒋光鼐，到蔡廷锴，都是跟过老蒋的，谁会想到有翻脸开打的一天呢。
范汉杰在19路军中之所以还能确保无事，除了因为他是广东籍，且在参加北伐时与一些广东将领有渊源外，主要还归功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基本不过问政治。饶是如此，“老范”在19路军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从蒋蔡开始，大家就都防他，怕他跟老蒋暗通款曲，等到闽变开始，却又身不由己地成了黄埔系中的“反叛将领”，真是两头受夹板气。
虽然身为19路军的副参谋长，范汉杰其实就是个摆设，什么也干不了。等到叫救命的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他。
因为蒋鼎文曾在黄埔军校做过学生队的区队长，与范汉杰有师生关系，所以让他去找蒋鼎文疏通还是蛮有些道理的。可惜老范运气不佳，等他到厦门的时候，福州已经失陷，蒋鼎文去了福州。他只好急急匆匆再往福州赶，不过等他到福州的时候，和平解决这件事已经由别人给摆平了。
在刘戡即将对19路军发起新的攻击之前，他忽然感到难以下手。
刘戡也在长城打过鬼子，所谓惺惺相惜，他在跟19路军交过手后，感到对方不愧是沪战英雄，果然是条好汉。由此，他也生出了疑惑：在日寇环伺之下，我们这两支部队有必要在内部拼到你死我活吗？
他给自己的上司卫立煌打了个电话，提出能否对19路军残部予以收编。
当时由于老蒋顾及老巢安危（得亏红军和19路军只是想到没有做到，未趁势抄他的后路），已将两个近卫师中的孙元良88师调回南京，王敬久87师则须留在福州担任警备。这两个强力师一不在，进攻部队力量马上就受到了削弱。卫立煌同时还考虑19路军已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抵死相拼，虽然灭掉对方问题不大，可是俗话说得好“困兽莫斗”，己方亦要受不小损失，所以他立即对刘戡的建议表示赞同。
建议不错，但是派谁去呢，弄不好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一个人自告奋勇，愿负其任。
此人是刘戡手下的一个参谋处长，叫符昭骞。
符昭骞是海南文昌人，跟宋氏一家是同乡。他毕业于陆大第九期，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杨杰主持过的军校，出的能独当一面的军事干才实在不是很多，不过参谋倒是不少。符昭骞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在抗战中干的最多的职位也是参谋长。
海南那时属于广东，在籍贯上与19路军官兵较亲近一些。同时说客通常所需要的心明眼亮，反应快捷，符昭骞也具备。不说别的，在南天门作战时，刘戡因为丢掉阵地，急得要抹脖子自杀，就是这位仁兄给拦下并劝服的。在此之前，他也已经有过单枪匹马深入对方阵营劝降的经历和经验。
不过这次出马却一波三折，绝对算是他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之一。
开始事情很顺利。符昭骞先找到了19路军中的一个同乡，又通过后者的关系，联系到了19路军的重要将领张炎。
此时蔡廷锴已离开军队，一时军中群龙无首，从张炎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实际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在张炎的主持下，他们与符昭骞见面，表示能够认同团结抗战——要打就打日本人，打自己人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事情看来要搞定了，没想到一个电话却使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这个电话是区寿年接的。回来后他怒容满面，等他把电话的内容一说，其他人也炸了窝。
先联合两广。
广东不肯，就拉广西。
广西不上，单干也得干。
蔡廷锴当时就对此表示不赞成。倒不是不想反蒋，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贸然行动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在联络两广后，那两边都觉得风险太大，迟迟不予表态。
看到两广的态度，蔡廷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像两广那样形成半独立状态，让老蒋想吃也下不了嘴。
蒋光鼐开始也是接受蔡廷锴意见的。不过他与陈铭枢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接近，三言两语，很快就被这位原来的老上级打动了，反过来劝蔡廷锴不应顾虑太多。
这时候的蒋光鼐尽管名义上已经成为蔡廷锴的下属，但此下属非彼下属，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加之经过陈铭枢在军中一顿穿梭演说，大部分将领至少在表面上都不再对此提议表示反对。实际上闽变到此已刹不住车，不是蔡廷锴一人能够左右的了。
闽变从提议到正式发动，时间非常仓促。蔡廷锴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即使起事，也应拖上两个月再动。
这个意见是很有些先见之明的。他摸透了老蒋的心思，后者只要手上有一点余力，是绝不会容许两广一直这样半独立下去的。到时这两个地方一与“中央”闹掰，你不拉他们，他们也会反过来拉你。这样，反蒋抗日的把握性更大。
同时，当时的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基本上要钱没钱，要士气没士气，要武器没武器，蔡廷锴认为这仗很难打赢。
可是陈铭枢的想法就不那么单纯了。因为在这之前，老蒋一再拉拢蔡廷锴，他见后者又一再犹豫，生怕对方动了心，一个不好真的被老蒋顺手拉过去，所以极力主张晚动手不如早动手，甚至说出了如果大家不同意尽快举事的话，就索性把他绑去南京请功这样的话。
此言一出，众人再无退路。蔡廷锴只有选择妥协，然而一出来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2日，各方反蒋代表齐聚福州，当天就拉起大旗，成立革命政府，所有***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当然，他们能依赖的军事力量，仍然只有19路军。
陈铭枢决心这么大，是他认为老蒋起码有三难。
一难缺人助。这么多年来，老蒋一会儿搞你，一会儿搞他，变着法地“削藩”，整治自己的政敌，得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再加上强大的红军，人都不助他，安能再得天助？
二难缺兵丁。老蒋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都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杂牌又不听他的，估计抽不出兵力来福建。
三难缺力量。退一步说，就算老蒋真能抽出人来和我们对打，那他也打不过19路军。我们19路军是淞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一个师能打对方两个师，加上旁边还有红军帮忙，焉有不胜之理。
听上去，似乎句句在理，无懈可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这方面，福建政府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刚刚听到闽变消息的时候，老蒋受到的打击之大确实难以言喻。据说在那几天里，他经常一个人“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嘴里翻来覆去嘀咕的就两个字：糟了！糟了！
老蒋半生戎马，遇到的大风大浪可谓数不胜数，但能把他弄到这种失常的地步，应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怕的，正是陈铭枢想到的。
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关键时期，经数月厮杀，红军终未能突破碉堡封锁线，不得不转入阵地防御。老蒋判断，19路军既然已和红军有协定，后者肯定会趁势进行大举反攻。到时候，如果南方的两广，北方的阎冯，旧仇新怨，大家都一窝蜂上来的话，其规模甚至超过当年的中原大战，纵使他老蒋生出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
不过最让他害怕的场景并没有发生。
没错，两广确实与老蒋不对头，但这种矛盾再深，在他们看来，还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陈济棠打政治牌，靠胡汉民，胡汉民是党国元老，他还认为老蒋不是*** 的正宗，是“叛徒”呢。广东的李白也差不多，平时都以“中山信徒”自居。你现在连党国旗都不要了，那让这帮人以后还靠什么混？所以陈济棠不仅不愿意合作， 反过来还撒毁了原先同福建的盟约，对边境进行封锁，乃至令蔡廷锴发出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慨。
其他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实际上，闽变从初起到结束，都未有一省通电支持，连一向对19路军呵护有加的华侨这次都少有人呼应声援。
红军方面，继忽视蔡廷锴主动要求联合反蒋抗日的要求后，本来还可以迎来打破“围剿”的第二次机会。
当时已经靠边站的***就提出了最让老蒋发怵的大反攻建议，他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机会，向无堡垒阵地的浙江突进，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并借此对南京政府的核心要地形成威胁。
然而那个负责军事的李德实在有够烂。他在把握战机和运筹帷幄方面，跟我们主席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开始是不动（“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后来动了，却是把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在无重武器配合的条件下，继续去啃那些个乌龟壳一样的碉堡。
本来已几乎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蒋绝处逢生，意识到形势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严重，遂大松了口气，并下断语：敌人（指福建政府和19路军）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陈铭枢的运气实在很差，他的所有算计由于缺乏事前认真的准备，使“谋定而后动”变成了“先动而后谋”，结果美好的设想跟现实一碰撞，全部倒了过来。
既然你们都不出手，老蒋就得以出手了。他从江西战场上一下子抽出10个师，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央军精锐，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哪个都不是好惹的。最后老蒋为了毕其功于一役，甚至把在淞沪会战中跟19路军并肩打过仗，尚担负着警卫京师之责的两个近卫师都调了过来。
相比之下，19路军反而缺兵少将。他们到福建后，虽然主力已扩充为4个师，加上收编的其它地方杂牌，总兵力达到了7万多，但较为分散，加上广东的陈济棠翻了脸，已无后方之区分，只得四面设防，兵力看上去更为薄弱。
重压之下，其弊病也一一暴露出来。
陈铭枢脱离19路军很长时间，他没有想到，这支他一手打造出来 的部队在精神状态上已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官兵们在外面飘飘荡荡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自从有了福建这个地盘后，从中高级军官开始就有了居功自傲，只想成家 立业，而不愿再吃苦受累的想法和风气。下级官兵则在上海参加过抗战之后，便对参加内战产生了厌倦情绪。打日本人没二话说，一提是打自己同胞，精神头就不是 那么足了。
现在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哪怕是一对一地扳手腕，老蒋入闽部队都不比19路军弱。
看到老蒋真下了狠心，摆出了重兵压境的架势，揭竿造反的几个好汉不得不坐下来重新商讨对策。
毫无疑问，全面设防是行不通了，只能集中兵力于某一区域。
蔡廷锴认为应聚力于闽北。理由是这里过来的是一支杂牌部队，如能聚而歼之，可以振奋部队士气，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
与蔡廷锴主攻不同，蒋光鼐主守。
杂牌固然好打，但杂牌之后却都是正牌。如果过早地在与杂牌交锋中损耗实力，等到与张治中、卫立煌们交锋可怎么办呢？
所以他认为，应将主力摆到或西或东的位置。西即闽西，19路军在那里搞过分田分地，颇得民心，同时可以背靠苏区，作长久支持。否则的话，还可以进入闽东，从那里直击老蒋守备空虚的浙东。
浙江是老蒋故宅所在，又紧邻宁沪杭，这一击肯定会打得老蒋措手不及，搅乱其全盘作战计划。
从军事角度来看，应该说，两个人的意见都很有见的。蔡廷锴是学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高招。蒋光鼐进兵浙东也同样颇有红军避实就虚，出其不意的特点，与***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这时主宰福建政府的已不是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陈铭枢等一班形而上的“长衫客”（即指政客）。
他们说，蔡廷锴的招数太冒险，蒋光鼐东进的想法也一样。至于那个退兵闽西的方案，又太消极了。这仗还没怎么开打，你们就退啊退的，还像不像一支革命队伍？
否定来否定去，觉得力保福州比较妥当。
刚刚建立的革命政府的“首府”嘛，怎么可以丢失呢，只要保住了这里，革命就有希望，未来才有光明。
怎么个有希望和光明，却没有人深入论述，都觉得这是根本不用辩驳的道理。
大家最后决定：弃闽北，守福州。
一个性命攸关的选择错了，就意味着败局已定。
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也有一个“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理论，说起来同样头头是道，振振有辞，但结果又都是输得一样的惨。
战争归根结底是靠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嘴讲出来的。
陈铭枢原来打仗其实并不差，在北伐时代，他和张发奎并列为“铁军”第四军的两只虎，而且指挥作战素来镇定自若，风头甚至盖过了张发奎。可是不知道是不是从政后这位老兄的脑子进了水，在指挥上简直判若两人，出的招没一个不烂的。
很快，福州就失守了，19路军不得不且战且退。
本来福州政府还有最后一线得救的机会，但条件是中央红军主力能与19路军联合作战。
中共党史记载，当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要求派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侧击进入福建的***部队，如此既可消灭敌有生力量，又可援救福建政府。
红三军团有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指挥，能攻，红五军团号称“铁流后卫”，善守。这两支强力军团如能助19路军一臂之力，后来战局当大为不同。
无奈历史没有假设，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左”得离谱的时候，周公这么好的计策当即被李德、博古否决。他们认为福建政府也是“反革命政府”，后者不过是想利用红军给他们反蒋而已，我们怎么能上当呢？都是“反动派”嘛，应该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
要说李德这位红老外不仅指挥打仗不咋的，政治看来也是不通的，他哪里知道中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呢：老蒋这只“狗”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咬你的。
果不其然，等福建政府被镇压，进入福建的***主力部队马上组成东路军，转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政府瓦解，闽变基本宣告失败。此时距革命政府成立仅仅才两个月时间。包括陈铭枢、蒋光鼐在内的几乎所有原福建政府要员都逃往了香港，只有蔡廷锴始终不肯离开部队一步，坚持带着部队南撤，希翼能够虎口脱险。
危急时刻，19路军依旧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其后卫部队在掩护大队撤离的过程中，尤能进行反扑，而且“其势锐不可当”。让尾追于后的敌军都叹为观止。
这个“敌军”不是别人，正是长城抗战中同样以悍勇著称的刘戡！
除了刘戡，紧盯不放的还有一个宋希濂，那个“一二八”会战时把重迫击炮都慷慨地借给19路军的勇将。
这些猛人都聚着堆追着19路军打，连蔡廷锴的汽车都一度被伏兵击毁，情况十分危急，以致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困难境地——广东的陈济棠出于种种原因考虑，虽未直接出兵堵截，但暗中早就对19路军的人员和枪械垂涎三尺。他希望趁火打劫，予以收编，所以断然不会放19路军轻易进入粤境躲避的。
一支“长技”与老西北军十分相似的抗日英雄部队，难道真的就要这样在内战中“散亡”了吗？
蔡廷锴为了给19路军保留最后一点种子，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己离开部队，同时派副参谋长范汉杰（黄埔第1期）去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在蒋蔡都已离队的情况下，能否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
出于反蒋和地方派系的原因，19路军的广东将领总体而言对黄埔系是非常排斥的，但范汉杰却是个例外，信任虽然谈不上，但始终没人能动得了他。
到这里，我有理由认为，范汉杰可能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范班长”原型之一。倒不是说他们两人都姓范，而是双方履历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范汉杰入黄 埔军校时，已经靠近三十岁了，这在当年的黄埔生中属于为数不多的“大龄青年”。这还不算奇，奇就奇在范汉杰的身份非常特殊。
跨入黄埔军校大门时，范兄就有军衔，而且军衔不低——上校，也就是说是旅团级高干了！
然后他就跟“老范”一样，再从零起步，一点一滴地从班排长开始干。由于他的实战经验远超其他黄埔同学，所以升迁速度非常之快，仅用3年时间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升为了师长。这个师长还不是一般的师长，是浙江警备师师长。在老蒋家乡当师长，那是开玩笑的吗。
你问“老范”怎么会跑到19路军里面来？你得知道原先19路军可是老蒋的非嫡系的嫡系，从陈铭枢、蒋光鼐，到蔡廷锴，都是跟过老蒋的，谁会想到有翻脸开打的一天呢。
范汉杰在19路军中之所以还能确保无事，除了因为他是广东籍，且在参加北伐时与一些广东将领有渊源外，主要还归功于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基本不过问政治。饶是如此，“老范”在19路军中的日子也不好过，从蒋蔡开始，大家就都防他，怕他跟老蒋暗通款曲，等到闽变开始，却又身不由己地成了黄埔系中的“反叛将领”，真是两头受夹板气。
虽然身为19路军的副参谋长，范汉杰其实就是个摆设，什么也干不了。等到叫救命的时候，大家才想起了他。
因为蒋鼎文曾在黄埔军校做过学生队的区队长，与范汉杰有师生关系，所以让他去找蒋鼎文疏通还是蛮有些道理的。可惜老范运气不佳，等他到厦门的时候，福州已经失陷，蒋鼎文去了福州。他只好急急匆匆再往福州赶，不过等他到福州的时候，和平解决这件事已经由别人给摆平了。
在刘戡即将对19路军发起新的攻击之前，他忽然感到难以下手。
刘戡也在长城打过鬼子，所谓惺惺相惜，他在跟19路军交过手后，感到对方不愧是沪战英雄，果然是条好汉。由此，他也生出了疑惑：在日寇环伺之下，我们这两支部队有必要在内部拼到你死我活吗？
他给自己的上司卫立煌打了个电话，提出能否对19路军残部予以收编。
当时由于老蒋顾及老巢安危（得亏红军和19路军只是想到没有做到，未趁势抄他的后路），已将两个近卫师中的孙元良88师调回南京，王敬久87师则须留在福州担任警备。这两个强力师一不在，进攻部队力量马上就受到了削弱。卫立煌同时还考虑19路军已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定会抵死相拼，虽然灭掉对方问题不大，可是俗话说得好“困兽莫斗”，己方亦要受不小损失，所以他立即对刘戡的建议表示赞同。
建议不错，但是派谁去呢，弄不好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一个人自告奋勇，愿负其任。
此人是刘戡手下的一个参谋处长，叫符昭骞。
符昭骞是海南文昌人，跟宋氏一家是同乡。他毕业于陆大第九期，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杨杰主持过的军校，出的能独当一面的军事干才实在不是很多，不过参谋倒是不少。符昭骞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在抗战中干的最多的职位也是参谋长。
海南那时属于广东，在籍贯上与19路军官兵较亲近一些。同时说客通常所需要的心明眼亮，反应快捷，符昭骞也具备。不说别的，在南天门作战时，刘戡因为丢掉阵地，急得要抹脖子自杀，就是这位仁兄给拦下并劝服的。在此之前，他也已经有过单枪匹马深入对方阵营劝降的经历和经验。
不过这次出马却一波三折，绝对算是他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之一。
开始事情很顺利。符昭骞先找到了19路军中的一个同乡，又通过后者的关系，联系到了19路军的重要将领张炎。
此时蔡廷锴已离开军队，一时军中群龙无首，从张炎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实际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在张炎的主持下，他们与符昭骞见面，表示能够认同团结抗战——要打就打日本人，打自己人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事情看来要搞定了，没想到一个电话却使形势立刻急转直下。
这个电话是区寿年接的。回来后他怒容满面，等他把电话的内容一说，其他人也炸了窝。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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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4 pm
蒋鼎文的部队竟然还在继续进攻19路军！
在场众人都把目光扫向了符昭骞，不是一般的扫，是机关枪的那种“扫”。
一边谈，还要一边打，这说客的身份可就比较值得怀疑了。何况符昭骞随身未带什么证明材料（毕竟是秘密的事，未成功前怕是连卫立煌本人也不敢留下任何文字给别人去抓自己的小辫子），而且改编谋和是大事，以符昭骞一个上校参谋处长的级别，也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他能否做得了主。
会不会是派来忽悠我们的呢，先涣散我们的斗志，然后再灭我们？
区寿年立即命人把符昭骞就地扣押，其实就是拿来做“人质”。说实话，要不是19路军已濒临绝境，当时砍他头都有可能，说客之风险即在此处，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很多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何况这是两军，不是两国。
符昭骞倒抽一口冷气，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蒙在鼓里的蒋鼎文还在那边使力气。***军队里讲究职务和资历，卫立煌至多跟蒋鼎文平起平坐，他可没这个资格事先命令对方暂时停火。
倒霉的符昭骞没完成使命，却被对方关了起来，不过仍然允许他继续与卫立煌联系。现在最棘手的问题还在于改编的事情只经过卫立煌本人同意，别说蒋鼎文了，连老蒋都不清楚。不管是19路军高层还是外界，一旦知道这一真相，事情非得黄掉不可。
得想一个办法。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美军曾使用印第安方言作为密码，并专雇一批印第安人做为“风语者”。能听懂英语的日本人虽然不少，却没有人能听懂这种独特的土著方言，结果便抓了瞎。
符昭骞在和本部联系时，特意找了一个郑姓团副通话。论地位，郑团副本不可能与此类大事沾边，但妙就妙在他也是符昭骞的海南同乡。两人讲起海南话来，连旁边19路军的官兵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郑团副其实就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符昭骞让他转告卫立煌，事情本来已快成功了，却被蒋鼎文突然插进来给搅黄了。唯今之计，只有直达天听，报告老蒋并通过后者进行协调了。
老蒋此时已亲临福建，听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就下达命令，准予改编，并让蒋鼎文停火。
枪声一停下来，符昭骞在19路军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马上就不一样了。大家又把他请出来，并派出正式代表去卫立煌处进行谈判。
此次改编，19路军原领导层几乎全部被洗了盘。师旅团长多由老蒋信得过的闽粤籍黄埔系军官担任，到了最后，甚至营连长这样的基层将校亦被黄埔生一体撤换。实际上，本来意义的19路军至此完全消失，其基干部队“中央化”，反过来又回归到了老蒋的嫡系。
好不容易把闽变扑灭下去，老蒋的位子总算又可以坐稳了。不过他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华北通车通邮。
对于这件事，老蒋十分头大。
本来，关内外的通车通邮确有其实际需要，尤其是东北很多人家都是通过“闯关东”从河北山东移民过去的，关内家属甚多，在交通通信都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此举实有碍民生。可是一旦真的通车通邮，这里面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太敏感了，而中国人对此一向又是非常看重和忌讳的。
在此之前，顾维钧已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对东四省被强占一事作出正式表态，即“两个决不”：决不承认！决不同意！
国联对“两个决不”完全支持，也自始至终把伪满关在国联乃至国际大家庭之外，连对方发行的邮票都不予承认。
对此，日本恨得要命。反正也不入国联了，中国你也打不过我，那就给你们来招更绝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索性依了溥仪，正式将伪满改为帝制，溥仪也在日本人剌刀下又一次走上了他的所谓“玉床”。
估计老蒋这时候也挺后悔的，要是早点把这个小皇帝哄好，也许他就不会被倭夷利用，以致误入歧途了。不过如今也只有面对现实：由政府发一公告，宣布要惩办“伪皇帝”，就算是在国人面前应付过去了。
公告发布刚过一个礼拜，该惩的人没惩到，关东军却已经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了。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自己承认，自己树“碑”，你能奈我何？
这个时候，老蒋当然有一千个理由认为通车通邮这事最好拖着不办。
但那是因为老蒋身在南方，可以装作对华北的事充耳不闻的缘故。
在北平的黄郛却没有办法拖。
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越来越趋于强硬，甚至摆出了随时还会再进兵华北的架势。
老蒋不吱声，关东军却已经在旁边磨刀了，这让黄郛十分为难，他亲自到南方去面见老蒋，请示究竟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他再次向老蒋请辞，表示华北对外交涉艰难，非议又颇多，自己难堪其任。
老蒋哪能让他下来啊。
兄弟，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咱们不是说过了吗——“甘苦来时要共尝”。你不要怕外界议论，一定要坚持，要顶住。
至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件事，不难办嘛，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商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11日，老蒋把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喊过来，和黄郛一起开会，最后还是决定把通车通邮这事，交给黄郛“酌情办理”，这就算给了他一把可以独断的尚方宝剑。
两天后，日方又来逼宫了，一天之内，北宁铁路各站的日本兵明显增多，华北形势也骤然紧张。不过他们这次没有把通车通邮一道提出来，而是要求先进行通车谈判。
黄郛用电报向老蒋请示。老蒋的答复是，就照上次说的办法，让他看情况“酌情办理”。
那这么大的事，要不要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一下呢。
老蒋挥挥手，这种大气候下，怎么可能在会议上通得过呢，与其提了也不能过，还不如不提呢。
“尚方宝剑”是干什么用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黄郛权衡了一下利弊，认为谈判既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太早了，恐怕日方趁机漫天要价。太迟了，日方又要来横的，而且有可能把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通邮问题一道提出来。
那就再等一个月吧。
黄郛和老蒋都沉得住气，唯独汪精卫坐不住了。这哥们真的是在长城之战后被吓破了胆，简直畏日人如虎，惟恐因此开罪对方，一直发电报来催黄郛，尽速启动谈判，免得拖下去“愈久愈糟”。
一个月过去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14日，中、日、伪满三方在山海关正式举行通车谈判。
为什么要把伪满弄进来呢？
这是谈判关内外通车。它不进来，这事情没法谈啊。
经过谈判，最后确定由中日双方共组一个火车公司，资金各半，赔了赚了也各一半，总经理、副经理大家轮着派。每天由北平和奉天各对开一列车。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中方并没吃亏。可问题是有政治影响啊。
消息一传到关内，大家马上不干了。各种唾沫星子如刀似剑一样地甩了过来。
这回先招架不住的不是黄郛，而是老蒋。
所谓不要怕外界议论云云，那都是拿来哄他的义兄的，内心里，他其实比谁都更在乎这种议论，因为这可关乎他的“领袖形象”和在政界的地位啊，而且这时恰好日本外务省发表的一份声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是一份足以表明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对外声明，史称“天羽声明”。
现在的日本外相早已不是那个最会做秀的内田康哉了。这个老家伙干了一堆坏事后，终于以年纪太大为由下去了，代替他的是原任驻苏大使的广田弘毅。
与内田凶神恶煞，惟恐别人看不出他是恶人的嘴脸相比，广田很多时间都是笑嘻嘻的，而且提出过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大家先别松口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广田并不比“假军人”内田好到哪里去。
在日本外交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说要做到外交官，就必须在相貌、语言、门第这三项中至少有一项达到优秀。
道理还是有些道理。比如说那个海军里的野村吉三郎，打仗时没搞出什么名堂，但因为长得玉树临风，后来就转业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又比如同样担任过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虽然论语言功底，只能在颜惠庆、顾维钧他们后面给拎拎包，可是在他们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世界这么大，例外总是有。如果说到这位广田先生，三项能打个及格就恭喜他了。讲外语，那个犬养毅的女婿芳泽谦吉够烂了吧，可人家起码还不用翻译，广田做外 交官，是走到哪里都要带翻译，没翻译简直没法跟别人沟通。至于什么相貌、门第，更是落第书生，长期居于排行榜中的后三甲。
你还不要瞧不起他，广田另有一个一般人比不上的特长，那就是脸皮奇厚，这是他的立身之本。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广田刚刚中学毕业，就听到了日本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而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的“坏消息”。他当时就怒了，想想这帮干外交的真是有多混 蛋就有多混蛋，好不容易打来的一个肥地儿，就这样被“葬送”掉了。他那时原本准备去上士官学校的，一跺脚不去了，决定改考高中做外交官。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类似于“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声明贴出去，对当局者进行了一番“炮打”。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那就不叫广田。
前面说过，广田的门第不咋的，这就意味着家里不富裕。上学，生活，玩乐，什么都得用钱，可口袋里偏偏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
找冤大头去。
他找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用“大字报”痛骂过的“奸相”陆奥宗光。此时后者已经告老还乡，成了一个平民，正躺在床上作奄奄一息状。广田就坐在他床边，一本正经地跟他探讨起“东洋问题”，其实无非是拿陆奥“忍辱负重”且“不堪回首”的往事来剌激他。可怜老头喉咙里就剩一口气了，哪受得了这个啊。听说广田要到中国去“学习考察”，赶紧就让人拿出一包钱给他，把这要命的小祖宗打发走掉了事。
广田揣着一包钱，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就走掉了。
然后到日本外相换成小村寿太郎的时候，广田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又缺钱了。
小村当时还在任上，日俄战争也还没开始打起来，别说敲竹杠了，人家肯不肯见你都是个问题。
但通过上次的经历，广田的脸皮已经厚出甜头，也厚出经验来了。
见不到小村，可以找其他人，比如广田的同乡——外交部政务司司长山座园次郎。
听说一个老乡要拜见自己，而且还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山座起了好奇之心，便答应出外看看。
一见面，二话不说，广田就直奔主题：给钱！
为了以示与抢劫敲诈勒索犯相区别，他把当年讹陆老头的理由又搬了出来，并顺应当时日俄之间气氛紧张的新形势，说是要趁暑假去调查一下“俄国对满洲的政策”，如此就需要有路上的“旅费”。
山座看出对方并不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心想今天遇到小混混了，不由得对自己答应出来见面大为懊悔。可是既然已经出来了，这样转身就走毕竟不妥，于是便随口敷衍他：给“旅费”当然可以，但没有先例啊。
这明明是人家不愿做冤大头的托词，但此时脸皮已经足够厚的广田却紧咬不放——你说没有先例是吧，有啊，陆奥外相就给过……
后面这句话把山座给震住了。
陆奥宗光之名，在日本外交界如雷贯耳，山座想不出自己心目中的“超级偶像”会有什么理由把钱白白地送给眼前这傻小子，脑子里自然而然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跟陆奥宗光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结果不是。
听广田把前后经过这么一说，山座被逗得哈哈大笑，转念一想，连陆奥这样的人都送给他钱，说明这小子还真的有点意思，那我为什么不借名人的光，也出个名呢，反正只要有名目，公家报销，又不用花我自个的钱。
于是山座大笔一挥，也真的送了他一包钱。
这回由于拿的是公家的钱，广田不敢造次，最后还真的去朝鲜和满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份报告书交给山座了帐。
因为广田有此“奇能”，连贵为外相的小村都听说了，并自叹不如，把他作为人才看待。
广田以后做外交官，基本上保持了他的这一“风格”：桌上的文书是懒得看的，业务也不高兴去钻研，平时最热衷的就是侃大山吹老牛，所谓“纵论天下大势”是也。
可他就这么吹着吹着，仕途竟然越吹越好，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乡山座，由一个外务省的三等秘书一直做到了外交部长，然后又爬上了首相的宝座。当然再往后就不好玩了——在东京审判时被作为甲级战犯给绞了。
广田进内阁继任外相，正是首相斋藤无比苦恼的时候。元老西园寺当初推斋藤出来组阁，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这个前海军大将能够控制住陆军。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根本控制不住——组阁这么久，仍然“政绩”寥寥，除了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之外，没干出什么像样的活，所以被人戏称为“怠工内阁”。
为了能表现得更积极一点，斋藤颇动了番脑筋，他在内阁中搞了一个小发明，叫做五相会议，又称“内阁中的内阁”，办法就是把首相、藏相、外相、陆相、海相这五个人召集到一块，由少数人来决定核心政策，希望以这样的高效率迅速取得“政绩”上的“突破”。
作为“突破”之一，就是新外相广田提出的“协和外交”。
以前内田不是搞“焦土外交”（或曰军服外交）吗，结果把人都得罪光了，国际上失分严重。广田的这个“协和外交”是换了一副面孔，装出亲善的样子，宣称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各主要国家改善关系，他的那个“三不原则”即为此类。
不过讲穿了，也就是前面暂时吃饱了，现在想消化一下，所以暂时要跟你们拉拉手。
内田出来表演，属于硬派老生类型的，天天只会绷着张臭脸装酷，广田要比他的前任高明多了，因为他的本钱是一张天生的厚脸皮，所以称得上内外兼修，软硬功都十分擅长。
一开始他也准备沿用内田的“铁面”，原因是他发现中国越来越“不乖”了。
老蒋在表面启用黄郛和日本虚与委蛇，进行直接交涉的同时，并没有全然放弃以往以英美为主的国际外交。
想要列强们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或者牺牲本国利益去大打出手，在那时都犹如天方夜潭，但你只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挠着他们的痒痒处，从中借上一把力还是有可能的。
德国人有军火，仓库里这玩意多得是，但是最缺战略物资——钨砂，而当时英美都不肯卖给他，我们正好有钨砂，就用这个跟他换武器。
美国人有钱，可以找他货款，仅仅一个由宋子文负责搞定的“棉麦借款合同”，就涉及5000万美元借款的大单子。
还有国联，这个“前联合国”虽然无力对日本进行制裁，但经过顾维钧们不断的公关，已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准备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象是吹进广田眼睛里的沙子，让他十二分的不爽：你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等长好肌肉来对付我啊。
他马上行动，连续3次给驻华公使馆发电报，要求设法对国际援华活动进行阻挠。然而别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或者一个愿给，一个愿收，都是两厢情愿的事，中国的这些日本领事们手就是伸得再长，毕竟也不能强人所难。
当时国联驻华代表在中国考察后，已经制定了援助中国经济十年计划，准备带回国联进行讨论。广田听说后，急得一蹦三尺高，非得从中作梗不行。可是日本早就声明退出国联了，人家国际社会现在就是高兴扶助中国，你又不是国联成员了，又能怎么样？
我不管，我就要发声明，我威胁，我恐吓你们。
在广田的授意下，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出面发表的“天羽声明”被抛了出来。
在这份声明中，除了继续指责中国在搞“以夷制夷”这一套外，还很雷人地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为这是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动，日本对此是绝不会“默视不顾”的。
那么，“东亚和平与秩序”应该由谁来维护呢？声明用不容质疑的口吻告诉大家：我们日本人。
声明出笼，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在场众人都把目光扫向了符昭骞，不是一般的扫，是机关枪的那种“扫”。
一边谈，还要一边打，这说客的身份可就比较值得怀疑了。何况符昭骞随身未带什么证明材料（毕竟是秘密的事，未成功前怕是连卫立煌本人也不敢留下任何文字给别人去抓自己的小辫子），而且改编谋和是大事，以符昭骞一个上校参谋处长的级别，也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他能否做得了主。
会不会是派来忽悠我们的呢，先涣散我们的斗志，然后再灭我们？
区寿年立即命人把符昭骞就地扣押，其实就是拿来做“人质”。说实话，要不是19路军已濒临绝境，当时砍他头都有可能，说客之风险即在此处，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很多时候只是说说而已，何况这是两军，不是两国。
符昭骞倒抽一口冷气，什么都想到了，却没想到蒙在鼓里的蒋鼎文还在那边使力气。***军队里讲究职务和资历，卫立煌至多跟蒋鼎文平起平坐，他可没这个资格事先命令对方暂时停火。
倒霉的符昭骞没完成使命，却被对方关了起来，不过仍然允许他继续与卫立煌联系。现在最棘手的问题还在于改编的事情只经过卫立煌本人同意，别说蒋鼎文了，连老蒋都不清楚。不管是19路军高层还是外界，一旦知道这一真相，事情非得黄掉不可。
得想一个办法。
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美军曾使用印第安方言作为密码，并专雇一批印第安人做为“风语者”。能听懂英语的日本人虽然不少，却没有人能听懂这种独特的土著方言，结果便抓了瞎。
符昭骞在和本部联系时，特意找了一个郑姓团副通话。论地位，郑团副本不可能与此类大事沾边，但妙就妙在他也是符昭骞的海南同乡。两人讲起海南话来，连旁边19路军的官兵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郑团副其实就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符昭骞让他转告卫立煌，事情本来已快成功了，却被蒋鼎文突然插进来给搅黄了。唯今之计，只有直达天听，报告老蒋并通过后者进行协调了。
老蒋此时已亲临福建，听到汇报后第一时间就下达命令，准予改编，并让蒋鼎文停火。
枪声一停下来，符昭骞在19路军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马上就不一样了。大家又把他请出来，并派出正式代表去卫立煌处进行谈判。
此次改编，19路军原领导层几乎全部被洗了盘。师旅团长多由老蒋信得过的闽粤籍黄埔系军官担任，到了最后，甚至营连长这样的基层将校亦被黄埔生一体撤换。实际上，本来意义的19路军至此完全消失，其基干部队“中央化”，反过来又回归到了老蒋的嫡系。
好不容易把闽变扑灭下去，老蒋的位子总算又可以坐稳了。不过他很快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华北通车通邮。
对于这件事，老蒋十分头大。
本来，关内外的通车通邮确有其实际需要，尤其是东北很多人家都是通过“闯关东”从河北山东移民过去的，关内家属甚多，在交通通信都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此举实有碍民生。可是一旦真的通车通邮，这里面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太敏感了，而中国人对此一向又是非常看重和忌讳的。
在此之前，顾维钧已代表中国在国联大会上对东四省被强占一事作出正式表态，即“两个决不”：决不承认！决不同意！
国联对“两个决不”完全支持，也自始至终把伪满关在国联乃至国际大家庭之外，连对方发行的邮票都不予承认。
对此，日本恨得要命。反正也不入国联了，中国你也打不过我，那就给你们来招更绝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1日，索性依了溥仪，正式将伪满改为帝制，溥仪也在日本人剌刀下又一次走上了他的所谓“玉床”。
估计老蒋这时候也挺后悔的，要是早点把这个小皇帝哄好，也许他就不会被倭夷利用，以致误入歧途了。不过如今也只有面对现实：由政府发一公告，宣布要惩办“伪皇帝”，就算是在国人面前应付过去了。
公告发布刚过一个礼拜，该惩的人没惩到，关东军却已经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了。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自己承认，自己树“碑”，你能奈我何？
这个时候，老蒋当然有一千个理由认为通车通邮这事最好拖着不办。
但那是因为老蒋身在南方，可以装作对华北的事充耳不闻的缘故。
在北平的黄郛却没有办法拖。
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越来越趋于强硬，甚至摆出了随时还会再进兵华北的架势。
老蒋不吱声，关东军却已经在旁边磨刀了，这让黄郛十分为难，他亲自到南方去面见老蒋，请示究竟该怎么办。与此同时，他再次向老蒋请辞，表示华北对外交涉艰难，非议又颇多，自己难堪其任。
老蒋哪能让他下来啊。
兄弟，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咱们不是说过了吗——“甘苦来时要共尝”。你不要怕外界议论，一定要坚持，要顶住。
至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件事，不难办嘛，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商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11日，老蒋把行政院长汪精卫也喊过来，和黄郛一起开会，最后还是决定把通车通邮这事，交给黄郛“酌情办理”，这就算给了他一把可以独断的尚方宝剑。
两天后，日方又来逼宫了，一天之内，北宁铁路各站的日本兵明显增多，华北形势也骤然紧张。不过他们这次没有把通车通邮一道提出来，而是要求先进行通车谈判。
黄郛用电报向老蒋请示。老蒋的答复是，就照上次说的办法，让他看情况“酌情办理”。
那这么大的事，要不要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通一下呢。
老蒋挥挥手，这种大气候下，怎么可能在会议上通得过呢，与其提了也不能过，还不如不提呢。
“尚方宝剑”是干什么用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黄郛权衡了一下利弊，认为谈判既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太早了，恐怕日方趁机漫天要价。太迟了，日方又要来横的，而且有可能把更为复杂而棘手的通邮问题一道提出来。
那就再等一个月吧。
黄郛和老蒋都沉得住气，唯独汪精卫坐不住了。这哥们真的是在长城之战后被吓破了胆，简直畏日人如虎，惟恐因此开罪对方，一直发电报来催黄郛，尽速启动谈判，免得拖下去“愈久愈糟”。
一个月过去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14日，中、日、伪满三方在山海关正式举行通车谈判。
为什么要把伪满弄进来呢？
这是谈判关内外通车。它不进来，这事情没法谈啊。
经过谈判，最后确定由中日双方共组一个火车公司，资金各半，赔了赚了也各一半，总经理、副经理大家轮着派。每天由北平和奉天各对开一列车。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看，中方并没吃亏。可问题是有政治影响啊。
消息一传到关内，大家马上不干了。各种唾沫星子如刀似剑一样地甩了过来。
这回先招架不住的不是黄郛，而是老蒋。
所谓不要怕外界议论云云，那都是拿来哄他的义兄的，内心里，他其实比谁都更在乎这种议论，因为这可关乎他的“领袖形象”和在政界的地位啊，而且这时恰好日本外务省发表的一份声明在国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是一份足以表明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对外声明，史称“天羽声明”。
现在的日本外相早已不是那个最会做秀的内田康哉了。这个老家伙干了一堆坏事后，终于以年纪太大为由下去了，代替他的是原任驻苏大使的广田弘毅。
与内田凶神恶煞，惟恐别人看不出他是恶人的嘴脸相比，广田很多时间都是笑嘻嘻的，而且提出过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大家先别松口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广田并不比“假军人”内田好到哪里去。
在日本外交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说要做到外交官，就必须在相貌、语言、门第这三项中至少有一项达到优秀。
道理还是有些道理。比如说那个海军里的野村吉三郎，打仗时没搞出什么名堂，但因为长得玉树临风，后来就转业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又比如同样担任过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虽然论语言功底，只能在颜惠庆、顾维钧他们后面给拎拎包，可是在他们日本国内就算好的了。
世界这么大，例外总是有。如果说到这位广田先生，三项能打个及格就恭喜他了。讲外语，那个犬养毅的女婿芳泽谦吉够烂了吧，可人家起码还不用翻译，广田做外 交官，是走到哪里都要带翻译，没翻译简直没法跟别人沟通。至于什么相貌、门第，更是落第书生，长期居于排行榜中的后三甲。
你还不要瞧不起他，广田另有一个一般人比不上的特长，那就是脸皮奇厚，这是他的立身之本。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广田刚刚中学毕业，就听到了日本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而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的“坏消息”。他当时就怒了，想想这帮干外交的真是有多混 蛋就有多混蛋，好不容易打来的一个肥地儿，就这样被“葬送”掉了。他那时原本准备去上士官学校的，一跺脚不去了，决定改考高中做外交官。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类似于“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声明贴出去，对当局者进行了一番“炮打”。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那就不叫广田。
前面说过，广田的门第不咋的，这就意味着家里不富裕。上学，生活，玩乐，什么都得用钱，可口袋里偏偏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
找冤大头去。
他找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他用“大字报”痛骂过的“奸相”陆奥宗光。此时后者已经告老还乡，成了一个平民，正躺在床上作奄奄一息状。广田就坐在他床边，一本正经地跟他探讨起“东洋问题”，其实无非是拿陆奥“忍辱负重”且“不堪回首”的往事来剌激他。可怜老头喉咙里就剩一口气了，哪受得了这个啊。听说广田要到中国去“学习考察”，赶紧就让人拿出一包钱给他，把这要命的小祖宗打发走掉了事。
广田揣着一包钱，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就走掉了。
然后到日本外相换成小村寿太郎的时候，广田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又缺钱了。
小村当时还在任上，日俄战争也还没开始打起来，别说敲竹杠了，人家肯不肯见你都是个问题。
但通过上次的经历，广田的脸皮已经厚出甜头，也厚出经验来了。
见不到小村，可以找其他人，比如广田的同乡——外交部政务司司长山座园次郎。
听说一个老乡要拜见自己，而且还是帝国大学的学生，山座起了好奇之心，便答应出外看看。
一见面，二话不说，广田就直奔主题：给钱！
为了以示与抢劫敲诈勒索犯相区别，他把当年讹陆老头的理由又搬了出来，并顺应当时日俄之间气氛紧张的新形势，说是要趁暑假去调查一下“俄国对满洲的政策”，如此就需要有路上的“旅费”。
山座看出对方并不是神经有什么问题，心想今天遇到小混混了，不由得对自己答应出来见面大为懊悔。可是既然已经出来了，这样转身就走毕竟不妥，于是便随口敷衍他：给“旅费”当然可以，但没有先例啊。
这明明是人家不愿做冤大头的托词，但此时脸皮已经足够厚的广田却紧咬不放——你说没有先例是吧，有啊，陆奥外相就给过……
后面这句话把山座给震住了。
陆奥宗光之名，在日本外交界如雷贯耳，山座想不出自己心目中的“超级偶像”会有什么理由把钱白白地送给眼前这傻小子，脑子里自然而然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跟陆奥宗光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结果不是。
听广田把前后经过这么一说，山座被逗得哈哈大笑，转念一想，连陆奥这样的人都送给他钱，说明这小子还真的有点意思，那我为什么不借名人的光，也出个名呢，反正只要有名目，公家报销，又不用花我自个的钱。
于是山座大笔一挥，也真的送了他一包钱。
这回由于拿的是公家的钱，广田不敢造次，最后还真的去朝鲜和满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份报告书交给山座了帐。
因为广田有此“奇能”，连贵为外相的小村都听说了，并自叹不如，把他作为人才看待。
广田以后做外交官，基本上保持了他的这一“风格”：桌上的文书是懒得看的，业务也不高兴去钻研，平时最热衷的就是侃大山吹老牛，所谓“纵论天下大势”是也。
可他就这么吹着吹着，仕途竟然越吹越好，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乡山座，由一个外务省的三等秘书一直做到了外交部长，然后又爬上了首相的宝座。当然再往后就不好玩了——在东京审判时被作为甲级战犯给绞了。
广田进内阁继任外相，正是首相斋藤无比苦恼的时候。元老西园寺当初推斋藤出来组阁，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他这个前海军大将能够控制住陆军。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根本控制不住——组阁这么久，仍然“政绩”寥寥，除了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之外，没干出什么像样的活，所以被人戏称为“怠工内阁”。
为了能表现得更积极一点，斋藤颇动了番脑筋，他在内阁中搞了一个小发明，叫做五相会议，又称“内阁中的内阁”，办法就是把首相、藏相、外相、陆相、海相这五个人召集到一块，由少数人来决定核心政策，希望以这样的高效率迅速取得“政绩”上的“突破”。
作为“突破”之一，就是新外相广田提出的“协和外交”。
以前内田不是搞“焦土外交”（或曰军服外交）吗，结果把人都得罪光了，国际上失分严重。广田的这个“协和外交”是换了一副面孔，装出亲善的样子，宣称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各主要国家改善关系，他的那个“三不原则”即为此类。
不过讲穿了，也就是前面暂时吃饱了，现在想消化一下，所以暂时要跟你们拉拉手。
内田出来表演，属于硬派老生类型的，天天只会绷着张臭脸装酷，广田要比他的前任高明多了，因为他的本钱是一张天生的厚脸皮，所以称得上内外兼修，软硬功都十分擅长。
一开始他也准备沿用内田的“铁面”，原因是他发现中国越来越“不乖”了。
老蒋在表面启用黄郛和日本虚与委蛇，进行直接交涉的同时，并没有全然放弃以往以英美为主的国际外交。
想要列强们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或者牺牲本国利益去大打出手，在那时都犹如天方夜潭，但你只要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挠着他们的痒痒处，从中借上一把力还是有可能的。
德国人有军火，仓库里这玩意多得是，但是最缺战略物资——钨砂，而当时英美都不肯卖给他，我们正好有钨砂，就用这个跟他换武器。
美国人有钱，可以找他货款，仅仅一个由宋子文负责搞定的“棉麦借款合同”，就涉及5000万美元借款的大单子。
还有国联，这个“前联合国”虽然无力对日本进行制裁，但经过顾维钧们不断的公关，已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准备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复兴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象是吹进广田眼睛里的沙子，让他十二分的不爽：你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等长好肌肉来对付我啊。
他马上行动，连续3次给驻华公使馆发电报，要求设法对国际援华活动进行阻挠。然而别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或者一个愿给，一个愿收，都是两厢情愿的事，中国的这些日本领事们手就是伸得再长，毕竟也不能强人所难。
当时国联驻华代表在中国考察后，已经制定了援助中国经济十年计划，准备带回国联进行讨论。广田听说后，急得一蹦三尺高，非得从中作梗不行。可是日本早就声明退出国联了，人家国际社会现在就是高兴扶助中国，你又不是国联成员了，又能怎么样？
我不管，我就要发声明，我威胁，我恐吓你们。
在广田的授意下，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言人天羽英二出面发表的“天羽声明”被抛了出来。
在这份声明中，除了继续指责中国在搞“以夷制夷”这一套外，还很雷人地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为这是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动，日本对此是绝不会“默视不顾”的。
那么，“东亚和平与秩序”应该由谁来维护呢？声明用不容质疑的口吻告诉大家：我们日本人。
声明出笼，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5 pm
虽然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真的跟这个东亚疯子刀兵相见，可这话听在耳朵里实在太剌耳了。
难道我们跟中国做点生意，喝杯茶，聊个天都不可以了吗？须知中国并不是朝鲜，不是你的“保护国”。
声明发出后，以贵族院议长身份出访美国的近卫文磨马上就遭到了质疑：是不是以后我们欧美人没有你们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去中国了？
近卫闹了个大红脸，尴尬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国际社会不仅没被吓住，还超级愤怒，差点就要酿成“国际风波”了，广田这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又赶紧跑出来灭火。
对“天羽声明”，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日本跟中国靠得实在太近了，要是中国着了火，我们就比较紧张。
言外之意，这份声明是精神太“紧张”情况下的无意之失。
当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日使节的面，广田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好象世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天羽声明”这么一码子事。
可“天羽声明”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印在纸上的，这个你也否认？
否认。广田充分发挥他的厚脸功力，让外务省的人加班加点，把声明译成英文，然后逐一发给各国政府——这个才是正版，请大家以此为准。
自然，声明中所有的“火爆言词”都已被修饰一新，你现在就是拿放大镜也找不出半句“过激之辞”了。
真乃神人也。
列强这道关算过了，但日本对华的真面目也被世人看穿了，本因“协和外交”已有所缓和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向危险边缘。
可想而知，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作为一国军政首脑，老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国人看出自己的“软弱”。
于是，在黄郛需要他力撑的时候，老蒋就很不义气地选择了急闪。对于原先的承诺，他竟然装成完全没那么一回事，对谈判结果也“不予认可”了。
老蒋闪开，所有责难和唾骂便都投到了黄郛一个人身上。
心，真是悲凉到了极点。
但这时黄郛已顾不得再与老蒋计较。既然老蒋不肯再担责任，他要求开中央政治会议，由大家一道来分担责任。只要政府有了意见，成与否，都能给日本个正式说法。否则再延误下去，“必生其他枝节”。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在大肆“横生枝节”了。除了关东军增兵长城一线，以及风传日人将支持汉奸在天津发动暴乱外，连远在南方的京城也差点出事。
这就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初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
“藏本”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一个普通职员，全名藏本英明。有一天深夜，他突然失踪了。
这事要放在现在，咱理都不用理，去警察局报案都是他们自个的事。可那时候不一样。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不光对日本人，更对中国人。
与“九一八”时候相比，日本发动事变的借口已经越来越“与时俱进”了。炸铁路好玩是好玩，但很麻烦，而且那毕竟是自家营运的铁路，哪怕是留个疤都觉得心疼。如今，他们时兴玩“失踪”。
早在关东军策划进攻热河之前，他们就找到一个。当时“失踪”的人叫石本权四郎，被东北义勇军抓去处决掉了。石本原来是关东军的一个嘱托（即联络官），官职 并不大，可是日方却硬要对这件事大加炒作，不仅为石本举行了一个“盛大无可再加的葬仪”，甚至连天皇御前大臣、关东军司令部都送来花圈和挽联，那样子，恨 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死了一个日本人。
由“石本事件”开始，关东军就步步逼近关内，直到侵占热河。
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意无意地希望有人“失踪”，然后他们就能趁势闹事，从中国人身上狠捞一票。
这次也一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是须磨弥吉郎，据说此君长得很像土肥原，而做起事来却比后者更露骨更宵小。
在对华态度上，须磨与北平公使馆的中山、永津是一路货色，无事也要闹三分，何况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马上行动起来，带着领事馆的一帮人，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一面策动日本报纸对该事件进行“猛炒”。
光说是一般职员，引不起别人的重视，须磨就干脆给藏本封了官，称之为“副领事”，并且说藏本一定已经死在中国人手里了。
谁杀的呢？
没法去扯东北义勇军，就一口咬定是南京的中国宪兵干的。
这事传到日本国内，其报纸舆论马上根据须磨的说法，像编故事一样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演绎。
出现在日本人眼中的南京，简直就是一个坑害他们国民的大火坑（“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每一个日本人，进得其中，不管你的官都大，均有宪兵检查，并进行“身体之侮辱”。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有便衣侦探对你进行一对一跟踪哩，连打个电话都要被窍听。
对于藏本的“失踪”，日本的“柯南”们充分发挥出无远弗届的想像能力，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还原”：
藏本晚上走出领事馆，突然，从其背后闪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注意，一定要说穿中山装，而不能说是穿和服或者打赤膊），此人将藏本打昏在地，然后就把他绑去杀害了。
可你怎么知道这“巨汉”就是中国宪兵呢？
这就得靠点“名侦探”才具备的独特思维了：袭击是“有充分计划的行为”，一般劫匪玩不来，根据“大致推定”，只可能是宪兵所为。
末了，他们还故作高深状地说，虽然没有找到中国宪兵杀人的具体物证，但“可以判定”这些物证已被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毁掉了。
真是张嘴就来，然而赃还就这样栽在你身上了。
日本外相广田当即要求中国政府限期找人，如果“不表示诚意”， 将不惜派海军陆战队进城搜索。
一时间，古城阴云密布，兵锋似乎随时就会席卷而来。很多居民甚至已提前离家逃难。
怎么办？
全城搜，搜全城，一草一木都不放过，不把这个宝贝藏本找出来，大家就都别过了。
天可怜见，到“失踪”的第5天，总算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上把这个害人精给找到了。
问他为什么要躲在山里面，这位老兄说他本来是想离开城里去自杀的。原因是觉得上司欺负他，连汽车座位都不给他留一个，加上老婆又不体谅，还跟他吵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可你为什么又没死成呢？
据藏本说，他到紫金山后，听到有豹子叫，就选了一个“以身饲虎”的自杀法，临死前为豹子做点贡献，顺便还有利于环保。
可惜人家豹子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日本人那衰样没胃口，根本就没鸟他，叫了两声就走掉了。
既然找到了大活人，日本外务省自然无话可说。他们回去后也曾企图让藏本“翻供”，不过藏本受我活命恩惠，还有点良心，坚持不肯栽赃，这“供”终究没能翻成。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得以避免，众人都松了口气。负责组织找人的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还因此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据说紫金山附近是没有豹子的，人们判断那只所谓的“豹子”可能是一匹狼。南京人后来说，这匹狼还是蛮“爱国”的，知道什么人能咬，什么人不能咬，咬死中国人，也就死一个中国人，如果咬死日本人，那就不是死一个中国人的事了。
虽为戏谑，却浸透着弱肉强食下一个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黄郛的担心，其实正是当时严酷形势的反映。国都如此，在与日方紧张对峙的华北第一线，又怎能不如履薄冰，步步谨慎。
对黄郛提出的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的这一要求，老蒋没办法拒绝。接下来，开会，激辩，通车案出人意料地得以通过了。
毕竟玩政治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头脑的。不承认伪满，已经成了国际共识，并不是通一个车就能推翻掉的。仅就这次谈判结果来看，既能解决关内外交通问题，政府又能得到对半收益，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老蒋这时候突然站出来说：不能通车！
他说的是暂时不能通车。原因当然还是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
这时江西苏区刚刚爆发了广昌之战，国共双方都在这次大战中伤亡惨重。随着广昌的失守，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事实上已不可能。在这节骨眼上，老蒋特别害怕被自己的政敌揪住小辫子，再发生福建事变那样让他无法收拾的局面。
那么什么时候通车好呢？
至少到8月底。
前面拖了1个月，现在一下子又要拖2个多月，不是说完全不能拖，问题是拖不下去了。日本人找茬的嘴脸已经非常明显，别说2个月，就是1个月也很难坚持。这在黄郛看来，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甚非计之得也”）。
黄郛只好让负责谈判的殷同在具体枝节上找毛病，能拖得一时是一时，但他又怕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不仅日本人可能因此大动干戈，即如国人亦会顿生疑窦，以为谈判代表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以后再办交涉会更加艰难。
本来谈好的事情，黄郛和政整会却忽然开始王顾左右而言其它，果然引起了日方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黄郛不仅不如原先想像的那样“亲日”，而且似乎在很多事情上也无法拍板决策。
既然你做不了主，那在这里跟我们耗什么时间呢，不是消遣我们吗？不如请你让开，换说话能顶事的人来！
黄郛在北平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只好到南方来找老蒋。
按照黄郛的想法，跟日本人打交道，必须对诊下药才行，适当时候是需要给对方一点小甜头尝尝的。
他曾经对别人讲过一个鲨鱼吞糖的故事。
说他们家乡（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仓库里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巴嗒巴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追少缓”）。可是糖不一会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得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船人因获巨鱼”）。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说，现在政府实际上就是让我在这里扔糖包，可是这个办法对掌舵者和撑船者的能力要求都太高了，而且岸边又离得那么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最主要的是在我还能划得动的时候，你得给我足够的糖包扔，若是连岸的轮廓线都还没看到，船上的糖包就没了，你让我怎么骗那条鲨鱼？
黄郛南下，就是来跟老蒋要糖包的。
然而老蒋对黄郛的意见和建议却颇不以为然，实际上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让黄郛就那样无条件无代价地干拖下去。
这黄郛也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神仙，没有空手套白狼的本事。这种情况下，纵算他再能讲再有手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于是黄郛第三次提出了辞职。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老蒋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蒙大赦，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夫人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终于不用再北上去受这种活罪了。
可还没等两口子的高兴劲恢复过来，第二天一大早，老蒋就主动赶过来了，而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义兄，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老蒋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不去的话，环顾满朝文武，纵使愿去，谁又能挑得起留下的这副担子呢。
再回头想想，又觉得黄郛说的有些道理，现在日本人确实还开罪不起，两害相权取其轻，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他同意了黄郛的意见，并希望黄郛继续到北平去进行主持。
可是黄郛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也实在不想再去受这份煎熬。
见此情景，老蒋急了。
在正规场合，除了必要的演说以外，老蒋其实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这里面既有想学他的偶像曾国藩那样厚重沉稳的形象需要，也有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在里面。可是为了打动自己的义兄，他不得不大开金口，变着法地说好话，要求黄郛无论如何要坚持北上，继续替他收拾和主持华北政局。
黄郛始终不语。
一旁的沈亦云再也忍不住了，这位当年杭州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当场质问老蒋：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老蒋很尴尬，只好陪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他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做，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呢？！
老蒋自知理夸，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做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黄郛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黄郛如遭雷击。
从踏进地狱之门开始，已经不能再轻易回头了。
什么都别说了，我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1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标志着关内外通车实现。
但正如老蒋所料，此举果然引起舆论大动荡。国内外均认为这是继塘沽停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妥协与让步。
当天这列车在塘沽以东的一个车站发生爆炸，当场死伤十余人，实际未能到达沈阳。
不管怎样，通车总是通成了，但对于黄郛来说，麻烦还才刚刚开始。
因为“气量很小”的日本人，在欲望方面注定是无止境的，也是不管不顾的。局面越敏感，越紧张，他们在后面反而追得越起劲，就盼着你“一不小心”出点儿事呢。其中，最猖狂的自然是关东军。他们现在腰杆更粗了，希望伪满取得国际承认的要求也更为迫切，而这还跟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动有一定关系。
在日本国内，内阁班子转眼又换了一届。“五相会议”终究没有能挽救首相斋藤实的命运。反对派发起的倒阁运动未有一日停止，最后终于因“帝人事件”而大功告成。
这个所谓“帝人事件”，讲穿了就是个以反***为幌子的整人事件，其中涉及大藏省多名高级官员，斋藤内阁不得不以总辞职的方式黯然退场。
斋藤下台前，恰值东乡平八郎去世。临死前，这位日本海军中的传奇人物留下遗言：热心于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
另有一句话：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
听上去倒像是骂陆军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东乡的这些话里面究竟包含多少真诚，咱先不去管他，不过至少反映出同是日本军人，海军比陆军还是能多一些节制的，而这一点正是元老西园寺所想要的。
按照西园寺的想法，虽然斋藤实还不能控制住军部，但作为“过渡内阁”，能这样维持一下“现状”已经算是不错了。关键还是不能让军部这只猛兽跑得太远太快，以免弄出乱子来，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西园寺希望继任内阁能维系斋藤的政策。
在他的推荐下，原海相冈田启介得以组阁。这位老兄背景跟斋藤差不多，也是一位退役海军大将，而且执政理念都相差无几，时人称之为“斋藤内阁的延伸”。
冈田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如何“维持现状”继续上下功夫，其实也就是向军部让步，千方百计把后者哄住。
军部一看，前后两任首相都是银样蜡枪头，自然是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其逼宫之势甚至超过了斋藤时代。
这时候在陆军内部，权力斗争也正逾演逾烈，皇道派开始遭到老对手统制派的坚决反击。
一段时间以来，皇道派一个萝卜一个坑，几乎把军部重要一点的职位都给捞去了。别的不说，陆军两个最重要的实权位子：陆相，荒木占着。参谋本部次长，真崎占着。
这让同样野心勃勃的统制派如何能够甘心，于是整天就想着怎么把荒木等人给揪下去。
机会很快来了。
难道我们跟中国做点生意，喝杯茶，聊个天都不可以了吗？须知中国并不是朝鲜，不是你的“保护国”。
声明发出后，以贵族院议长身份出访美国的近卫文磨马上就遭到了质疑：是不是以后我们欧美人没有你们日本外务省的许可，就不能去中国了？
近卫闹了个大红脸，尴尬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到国际社会不仅没被吓住，还超级愤怒，差点就要酿成“国际风波”了，广田这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又赶紧跑出来灭火。
对“天羽声明”，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日本跟中国靠得实在太近了，要是中国着了火，我们就比较紧张。
言外之意，这份声明是精神太“紧张”情况下的无意之失。
当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日使节的面，广田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好象世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天羽声明”这么一码子事。
可“天羽声明”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印在纸上的，这个你也否认？
否认。广田充分发挥他的厚脸功力，让外务省的人加班加点，把声明译成英文，然后逐一发给各国政府——这个才是正版，请大家以此为准。
自然，声明中所有的“火爆言词”都已被修饰一新，你现在就是拿放大镜也找不出半句“过激之辞”了。
真乃神人也。
列强这道关算过了，但日本对华的真面目也被世人看穿了，本因“协和外交”已有所缓和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向危险边缘。
可想而知，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作为一国军政首脑，老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让国人看出自己的“软弱”。
于是，在黄郛需要他力撑的时候，老蒋就很不义气地选择了急闪。对于原先的承诺，他竟然装成完全没那么一回事，对谈判结果也“不予认可”了。
老蒋闪开，所有责难和唾骂便都投到了黄郛一个人身上。
心，真是悲凉到了极点。
但这时黄郛已顾不得再与老蒋计较。既然老蒋不肯再担责任，他要求开中央政治会议，由大家一道来分担责任。只要政府有了意见，成与否，都能给日本个正式说法。否则再延误下去，“必生其他枝节”。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在大肆“横生枝节”了。除了关东军增兵长城一线，以及风传日人将支持汉奸在天津发动暴乱外，连远在南方的京城也差点出事。
这就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初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
“藏本”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一个普通职员，全名藏本英明。有一天深夜，他突然失踪了。
这事要放在现在，咱理都不用理，去警察局报案都是他们自个的事。可那时候不一样。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不光对日本人，更对中国人。
与“九一八”时候相比，日本发动事变的借口已经越来越“与时俱进”了。炸铁路好玩是好玩，但很麻烦，而且那毕竟是自家营运的铁路，哪怕是留个疤都觉得心疼。如今，他们时兴玩“失踪”。
早在关东军策划进攻热河之前，他们就找到一个。当时“失踪”的人叫石本权四郎，被东北义勇军抓去处决掉了。石本原来是关东军的一个嘱托（即联络官），官职 并不大，可是日方却硬要对这件事大加炒作，不仅为石本举行了一个“盛大无可再加的葬仪”，甚至连天皇御前大臣、关东军司令部都送来花圈和挽联，那样子，恨 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死了一个日本人。
由“石本事件”开始，关东军就步步逼近关内，直到侵占热河。
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意无意地希望有人“失踪”，然后他们就能趁势闹事，从中国人身上狠捞一票。
这次也一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是须磨弥吉郎，据说此君长得很像土肥原，而做起事来却比后者更露骨更宵小。
在对华态度上，须磨与北平公使馆的中山、永津是一路货色，无事也要闹三分，何况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马上行动起来，带着领事馆的一帮人，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交涉”，一面策动日本报纸对该事件进行“猛炒”。
光说是一般职员，引不起别人的重视，须磨就干脆给藏本封了官，称之为“副领事”，并且说藏本一定已经死在中国人手里了。
谁杀的呢？
没法去扯东北义勇军，就一口咬定是南京的中国宪兵干的。
这事传到日本国内，其报纸舆论马上根据须磨的说法，像编故事一样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演绎。
出现在日本人眼中的南京，简直就是一个坑害他们国民的大火坑（“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每一个日本人，进得其中，不管你的官都大，均有宪兵检查，并进行“身体之侮辱”。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有便衣侦探对你进行一对一跟踪哩，连打个电话都要被窍听。
对于藏本的“失踪”，日本的“柯南”们充分发挥出无远弗届的想像能力，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还原”：
藏本晚上走出领事馆，突然，从其背后闪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注意，一定要说穿中山装，而不能说是穿和服或者打赤膊），此人将藏本打昏在地，然后就把他绑去杀害了。
可你怎么知道这“巨汉”就是中国宪兵呢？
这就得靠点“名侦探”才具备的独特思维了：袭击是“有充分计划的行为”，一般劫匪玩不来，根据“大致推定”，只可能是宪兵所为。
末了，他们还故作高深状地说，虽然没有找到中国宪兵杀人的具体物证，但“可以判定”这些物证已被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毁掉了。
真是张嘴就来，然而赃还就这样栽在你身上了。
日本外相广田当即要求中国政府限期找人，如果“不表示诚意”， 将不惜派海军陆战队进城搜索。
一时间，古城阴云密布，兵锋似乎随时就会席卷而来。很多居民甚至已提前离家逃难。
怎么办？
全城搜，搜全城，一草一木都不放过，不把这个宝贝藏本找出来，大家就都别过了。
天可怜见，到“失踪”的第5天，总算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上把这个害人精给找到了。
问他为什么要躲在山里面，这位老兄说他本来是想离开城里去自杀的。原因是觉得上司欺负他，连汽车座位都不给他留一个，加上老婆又不体谅，还跟他吵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
可你为什么又没死成呢？
据藏本说，他到紫金山后，听到有豹子叫，就选了一个“以身饲虎”的自杀法，临死前为豹子做点贡献，顺便还有利于环保。
可惜人家豹子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日本人那衰样没胃口，根本就没鸟他，叫了两声就走掉了。
既然找到了大活人，日本外务省自然无话可说。他们回去后也曾企图让藏本“翻供”，不过藏本受我活命恩惠，还有点良心，坚持不肯栽赃，这“供”终究没能翻成。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得以避免，众人都松了口气。负责组织找人的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还因此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据说紫金山附近是没有豹子的，人们判断那只所谓的“豹子”可能是一匹狼。南京人后来说，这匹狼还是蛮“爱国”的，知道什么人能咬，什么人不能咬，咬死中国人，也就死一个中国人，如果咬死日本人，那就不是死一个中国人的事了。
虽为戏谑，却浸透着弱肉强食下一个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黄郛的担心，其实正是当时严酷形势的反映。国都如此，在与日方紧张对峙的华北第一线，又怎能不如履薄冰，步步谨慎。
对黄郛提出的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的这一要求，老蒋没办法拒绝。接下来，开会，激辩，通车案出人意料地得以通过了。
毕竟玩政治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头脑的。不承认伪满，已经成了国际共识，并不是通一个车就能推翻掉的。仅就这次谈判结果来看，既能解决关内外交通问题，政府又能得到对半收益，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老蒋这时候突然站出来说：不能通车！
他说的是暂时不能通车。原因当然还是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
这时江西苏区刚刚爆发了广昌之战，国共双方都在这次大战中伤亡惨重。随着广昌的失守，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事实上已不可能。在这节骨眼上，老蒋特别害怕被自己的政敌揪住小辫子，再发生福建事变那样让他无法收拾的局面。
那么什么时候通车好呢？
至少到8月底。
前面拖了1个月，现在一下子又要拖2个多月，不是说完全不能拖，问题是拖不下去了。日本人找茬的嘴脸已经非常明显，别说2个月，就是1个月也很难坚持。这在黄郛看来，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甚非计之得也”）。
黄郛只好让负责谈判的殷同在具体枝节上找毛病，能拖得一时是一时，但他又怕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不仅日本人可能因此大动干戈，即如国人亦会顿生疑窦，以为谈判代表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以后再办交涉会更加艰难。
本来谈好的事情，黄郛和政整会却忽然开始王顾左右而言其它，果然引起了日方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黄郛不仅不如原先想像的那样“亲日”，而且似乎在很多事情上也无法拍板决策。
既然你做不了主，那在这里跟我们耗什么时间呢，不是消遣我们吗？不如请你让开，换说话能顶事的人来！
黄郛在北平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只好到南方来找老蒋。
按照黄郛的想法，跟日本人打交道，必须对诊下药才行，适当时候是需要给对方一点小甜头尝尝的。
他曾经对别人讲过一个鲨鱼吞糖的故事。
说他们家乡（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仓库里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巴嗒巴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追少缓”）。可是糖不一会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得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船人因获巨鱼”）。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说，现在政府实际上就是让我在这里扔糖包，可是这个办法对掌舵者和撑船者的能力要求都太高了，而且岸边又离得那么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最主要的是在我还能划得动的时候，你得给我足够的糖包扔，若是连岸的轮廓线都还没看到，船上的糖包就没了，你让我怎么骗那条鲨鱼？
黄郛南下，就是来跟老蒋要糖包的。
然而老蒋对黄郛的意见和建议却颇不以为然，实际上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让黄郛就那样无条件无代价地干拖下去。
这黄郛也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神仙，没有空手套白狼的本事。这种情况下，纵算他再能讲再有手段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于是黄郛第三次提出了辞职。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老蒋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蒙大赦，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夫人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终于不用再北上去受这种活罪了。
可还没等两口子的高兴劲恢复过来，第二天一大早，老蒋就主动赶过来了，而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义兄，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老蒋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不去的话，环顾满朝文武，纵使愿去，谁又能挑得起留下的这副担子呢。
再回头想想，又觉得黄郛说的有些道理，现在日本人确实还开罪不起，两害相权取其轻，能退让就退让一下吧。
他同意了黄郛的意见，并希望黄郛继续到北平去进行主持。
可是黄郛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也实在不想再去受这份煎熬。
见此情景，老蒋急了。
在正规场合，除了必要的演说以外，老蒋其实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这里面既有想学他的偶像曾国藩那样厚重沉稳的形象需要，也有他本人的性格因素在里面。可是为了打动自己的义兄，他不得不大开金口，变着法地说好话，要求黄郛无论如何要坚持北上，继续替他收拾和主持华北政局。
黄郛始终不语。
一旁的沈亦云再也忍不住了，这位当年杭州女子敢死队的队长当场质问老蒋：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老蒋很尴尬，只好陪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他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做，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呢？！
老蒋自知理夸，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做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黄郛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黄郛如遭雷击。
从踏进地狱之门开始，已经不能再轻易回头了。
什么都别说了，我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1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标志着关内外通车实现。
但正如老蒋所料，此举果然引起舆论大动荡。国内外均认为这是继塘沽停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妥协与让步。
当天这列车在塘沽以东的一个车站发生爆炸，当场死伤十余人，实际未能到达沈阳。
不管怎样，通车总是通成了，但对于黄郛来说，麻烦还才刚刚开始。
因为“气量很小”的日本人，在欲望方面注定是无止境的，也是不管不顾的。局面越敏感，越紧张，他们在后面反而追得越起劲，就盼着你“一不小心”出点儿事呢。其中，最猖狂的自然是关东军。他们现在腰杆更粗了，希望伪满取得国际承认的要求也更为迫切，而这还跟日本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动有一定关系。
在日本国内，内阁班子转眼又换了一届。“五相会议”终究没有能挽救首相斋藤实的命运。反对派发起的倒阁运动未有一日停止，最后终于因“帝人事件”而大功告成。
这个所谓“帝人事件”，讲穿了就是个以反***为幌子的整人事件，其中涉及大藏省多名高级官员，斋藤内阁不得不以总辞职的方式黯然退场。
斋藤下台前，恰值东乡平八郎去世。临死前，这位日本海军中的传奇人物留下遗言：热心于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
另有一句话：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
听上去倒像是骂陆军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东乡的这些话里面究竟包含多少真诚，咱先不去管他，不过至少反映出同是日本军人，海军比陆军还是能多一些节制的，而这一点正是元老西园寺所想要的。
按照西园寺的想法，虽然斋藤实还不能控制住军部，但作为“过渡内阁”，能这样维持一下“现状”已经算是不错了。关键还是不能让军部这只猛兽跑得太远太快，以免弄出乱子来，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西园寺希望继任内阁能维系斋藤的政策。
在他的推荐下，原海相冈田启介得以组阁。这位老兄背景跟斋藤差不多，也是一位退役海军大将，而且执政理念都相差无几，时人称之为“斋藤内阁的延伸”。
冈田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如何“维持现状”继续上下功夫，其实也就是向军部让步，千方百计把后者哄住。
军部一看，前后两任首相都是银样蜡枪头，自然是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其逼宫之势甚至超过了斋藤时代。
这时候在陆军内部，权力斗争也正逾演逾烈，皇道派开始遭到老对手统制派的坚决反击。
一段时间以来，皇道派一个萝卜一个坑，几乎把军部重要一点的职位都给捞去了。别的不说，陆军两个最重要的实权位子：陆相，荒木占着。参谋本部次长，真崎占着。
这让同样野心勃勃的统制派如何能够甘心，于是整天就想着怎么把荒木等人给揪下去。
机会很快来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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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6 pm
荒木做皇道派老大做惯了，在内阁讨论事务时也是一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样子。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时，他忽然放了一颗卫星，声称要对苏联用兵。
其实讲明白了，他也就是这么当着大家的面吹吹牛而已，并没有真的冲动到想跟老毛子扳手腕。
可是其他“相”们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竟然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当然觉得此议过于冒险，都不赞同。
我的提议什么时候被否决过，太没面子了。
荒木红着脸回到家，立刻摔桌子打板凳，写了辞职信，准备给内阁一个下马威。在他心目中，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离了他，整个班子都运转不起来，所以想怎么撒骄就怎么撒骄。
未料现在的首相已不是老糊涂的犬养毅了，第一时间就回复：辞职照准。
荒木弄巧成拙，一肚子苦水。
自己当不了陆相，就想把他的好朋友，同为皇道派的真崎推上去。可是真崎的上级不同意。
这个上级指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照理说，参谋本部的事务都是真崎给操心的，载仁又不管事，应该心存感激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你见过哪个领导真喜欢盖过自己风头的下级的？
载仁不仅没帮着说好话，还亲自动手，把真崎的提名给划掉了。
当时的统制派大佬是永田铁山中将，这时候已经升到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看到荒木和真崎都没戏唱了，他迅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越境将军”林铣十郎大将推到了陆相位置。
统制派和皇道派，虽然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都是对“革命”情有独钟的。林铣十郎上来后，在对内阁“逼宫”方面表现得竟然比他的前任荒木还要“积进”。
趁着内阁换届，他对冈田首相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对驻满（“满洲国”）机构进行“改革”。
有改革，就必有受益者，这回受益的是被陆军视为最亲最亲儿子的关东军。
原来关东军在东北掌握的主要还是军权，外交和经济属于外务省、拓务省主管。这一所谓“改革”，就是要通过“革”外务省和拓务省的命，把它们在东北的权力全部“改”到关东军手里。
此类“改革”，显然是传统官制不能接受，也是冈田和两省官员不能认同的。
林铣十郎说，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辞职，让你们这个内阁组不成，大家都别想干了。
冈田屁股还没坐稳，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求，要么马上下课走人。
接受。
如此一来，关东军就成了东四省名符其实的皇帝老子。他们也更加有恃无恐，颇有一点甩开政府，靠自己力量让伪满被人承认的意思。
先前不是已经答应你们通车了吗？
那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药引子。接下来的通邮谈判才开始接近核心。
关东军的算盘拨得非常“到位”：说到底，通车只是华北和伪满之间小范围的问题，通邮却不一样，这是覆盖全中国，甚至带有国际性的问题。一家伙要是搞定了，就等于是打破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形势的急剧恶化，使黄郛无法回避通邮谈判，但他此时已明白，日本人找茬的兴趣远在解决实际问题之上，开出的条件只会越来越苛刻，而他实际上又没有“酌情办理”的权力，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吧，华北坚持不住，答应了，舆论又说他过于软弱，不在其位尤谋其政（本该是外交部的事，你乱插什么手）。
究竟怎么办呢？
还是让政府派人来办吧。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兄也是没有办法。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黄郛则认为总体拖可以，单项拖不现实，至于秀“强硬”则更如玩火。华北处于目下状况，无论关东军还是天津驻屯军，都是一帮滚刀肉，他们是不按正常牌理出牌的，一着不慎，这些人甚至连外交辞令都不需要，就可以找借口打过来。
老蒋跟以前任何一次一样，最后还是对黄郛作出了“让步”，同意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不过老蒋的性格向以执拗著称，没准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记上把黄郛给臭骂一通。
外交部在得到指令后，随即物色北上谈判的适当人选。
一个在对日外交中很重要的人物出场了，此人即为我们曾一再提及的高宗武。
这一年，不满三十岁的高宗武刚刚进入外交部，但一年不到，即在无任何背景（实际亦有汪精卫的赏识和提携）的情况下，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
除了年轻尚轻，资历和经验不太够外（这两个东西后来差点误了他一生），他在日语交际方面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据他自己说，在东瀛学习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
在刚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高宗武一度也很犹豫，甚至认为北上不免一死：对日方“强硬”，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对日方“软弱”，可能被中国人干掉。
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能得到这样闪电般升迁的机会也不容易，小高于是打起精神，起程动身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在高宗武的印象里，这趟行程是秘密的，谈判也是秘密的，全部过程就跟做贼一样。
谈判的气氛更是诡异，因为中方谈判人员都有要求，即绝对不能涉及承认“满洲国”，然而谈判的对象却是伪满交通部的邮政司长，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不能承认你，另一方面，我却还要跟你谈事情。
在南方的时候，高宗武没准也没少在背后骂黄郛这些人是“汉奸”，等到他亲自上阵，才发现，想做“汉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日方谈判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和“老习惯”，二话不说，啪地甩出三个方案，签字吧。
这三个方案除了通邮外，还包括通航和电信，而后者早就被黄郛一口回绝掉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欺高宗武年轻，又初来乍到，对前面的会谈情况不清楚，所以想“蒙”他一下，顺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来之前，高宗武只记住了两点：一是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谈判。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其它两个方案推掉了。
对不起，与通邮无关的不要跟我谈。
日方没能“蒙”住对方，立刻跳起来大发雷霆，还搞了一个二选一，让小高在通航和电信里面至少选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一样都不选，只谈通邮，而且绝不能涉及政治。
就是跟你扛到底，怎么样。
“吓”也没起到作用，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之后的谈判，日本人再也不用“蒙”和“吓”这一套了，高宗武豁了一把出去，反而在谈判中帮了自己的忙。
接下来就谈通邮的“纯技术问题”。
既然是通邮，那就涉及到办理邮务的机构，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
中方主张在长城口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机构运营邮政，以避免与伪满邮局打交道。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日本人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在这里面变出花样来，所以他们要求由中“满”双方邮政局出面，而这显然不那么“纯技术”了。
高宗武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谈判就这样“僵”了下来，而且一“僵”就是两个月。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由“僵”而“拖”，在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情况下，不惜当面向高宗武发出威胁式的摊牌：你说吧，“行”还是“不行”，一句话的事。
高宗武冷静解释了一遍中国的立场，然后明确答复：不行！
日方代表没想到对方如此有种，敢这么“直挺挺”地对他们“说不”，当时就呆住了。随后宣布谈判完全破裂，再没什么可谈的了，然后扬长而去。
谈来谈去竟然谈“崩”了。这个结果让黄郛也没想到。前面高宗武临危不惧，毫不怯场的态度他很赞许，能拖上两个月也可见水平，可是真弄“崩”了又不好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不能冒险”的交涉原则。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还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样子。高宗武顿时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那意思，你们是不是都怕了，我不怕。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前期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 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那么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后一句话明着就是讽剌殷同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
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并没闲着，仅天津驻屯军就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寻衅打架的腔调一览无余。黄郛非常着急，希望作为谈判主角的高宗武能够退让一点，以便重启中日谈判，缓和华北的紧张气氛，但高宗武就是不听他的。由于意见不统一，后者甚至还给汪精卫发了个电报，说黄郛对中央不满，这样的话，他只好收拾行李回南京去了。
此时正好老蒋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黄郛便希望老蒋能出面劝劝高宗武。老蒋果真两次召见高宗武，不过并没有劝，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
老蒋待部下的态度是看人打发的。如果你是军人，哪怕是黄埔嫡系的，不管职位军衔有多高，都可能弄得你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据说曾有一位旅长被他召见，尽管做了些准备，见了面后还是紧张到浑身索索发抖，嘴唇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抖个一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老蒋还纳闷呢， 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对方冻得受不了了，于是便走上去摸了摸他的衣服，用关心的口吻问是不是衣服穿少了。没曾想，不问不要紧，一问这挺大一个人竟然 当场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老蒋自己都闹了个大红脸。
出糗的还不止他一个。另有一位师长，本来老蒋是想升他官的，他自己也做足了功夫，所以见面时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就因为精神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出门后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在地。老蒋看见了，就说此人沉不住气，不堪大用，从此再也不提升迁的事了，你说惨不惨？
然而如果你是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蒋深谙跟文人打交道的秘诀，这些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你只要满足他们这个虚荣心，找你麻烦的人就少，否则的话，对方虽然没有枪杆子，那笔杆子和嘴皮子可都不是好惹的。
对高宗武，老蒋也大抵是把他当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秀才对待的。同时，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老蒋处理对日交涉上的矛盾心理，即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要在 国人面前显示自己“强硬”的一面：与黄郛的政整会属于中央派出机构不同，高宗武代表的是外交部，直接就是中央，怎么能不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呢？
高宗武认为老蒋对他是默许和支持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老蒋在医院里跟黄郛还有更深一层的谈话。
此次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察哈尔——29军的地盘，突然发生了张北事件（第一次张北事件）。
张北是张家口北面的一个小县城。这年秋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包括参谋川口清健等一共八个人，从张家口出发，说是要到从多伦去“旅游”。经过张北时，城门口的29军卫兵要他们接受检查。
在中国人的地界，接受中国人的检查，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几个家伙却愣是一口拒绝，碰都不让卫兵碰一下。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一走了事，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个军官过来进行了现场调解，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挥挥手让他们走人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日本人都是刺儿头，29军已经不与纠缠，大开方便之门了。可是就算你不想惹事，人家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理由就是：你们侮辱了“皇军”。
先是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张北驻军提抗议，接着北平公使馆又直接向宋哲元本人提抗议，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硬是把芝麻绿豆大一件小事“炒”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宋哲元除了派张北驻军的最高指挥官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外，又撤了一个连长的职。
黄郛说过，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无穷。
什么叫欲望无穷，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快马加鞭，一直要往前赶的。
光这些就够了吗？
不！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又提一条，那就是29军必须全部退到长城里面去。
幸好这回宋哲元学聪明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得由中央做主。
如此一拖，就把事情给拖黄了。
仅仅履行一下正常的检查手续，就被敲了这么大一个竹杠，老蒋听得暗暗心惊，想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其实就是顾一下面子的想法大大动摇。
在询问黄郛，得知通邮谈判已经因破裂而中止时，他也着急起来。
黄郛进言，如果双方一直陷于这种互不接触的状态，于中方最为不利（“久僵终非至计”），并不是说你不跟他往来，不谈下去，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于局部而言，通邮这件事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只有打开僵局，保持对话，我们在华北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老蒋终于明白了，面子和现实之间，他只能选一样，而不可能二者得兼。
那就只有让步了。
双方重开谈判，中方不再提建立商业机构的方案了，同意邮务可由双方邮政机关办理，但必须在山海关和古北口各设一个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伪满邮局直接接触。
这已是中方能答应的最后底线，日本人知道再逼下去也没有用，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方居心叵测，到处夹枪带棒，所以谈判的推进仍然十分艰难和缓慢。最后南京政府只好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临北平督阵，高宗武在里面谈一步便和他打一个电话，这才得以把议程谈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15日，在双方均未签字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中日正式通过通邮协定。至此，通车通邮谈判全部结束。
其实讲明白了，他也就是这么当着大家的面吹吹牛而已，并没有真的冲动到想跟老毛子扳手腕。
可是其他“相”们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竟然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当然觉得此议过于冒险，都不赞同。
我的提议什么时候被否决过，太没面子了。
荒木红着脸回到家，立刻摔桌子打板凳，写了辞职信，准备给内阁一个下马威。在他心目中，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离了他，整个班子都运转不起来，所以想怎么撒骄就怎么撒骄。
未料现在的首相已不是老糊涂的犬养毅了，第一时间就回复：辞职照准。
荒木弄巧成拙，一肚子苦水。
自己当不了陆相，就想把他的好朋友，同为皇道派的真崎推上去。可是真崎的上级不同意。
这个上级指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照理说，参谋本部的事务都是真崎给操心的，载仁又不管事，应该心存感激才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生活中，你见过哪个领导真喜欢盖过自己风头的下级的？
载仁不仅没帮着说好话，还亲自动手，把真崎的提名给划掉了。
当时的统制派大佬是永田铁山中将，这时候已经升到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看到荒木和真崎都没戏唱了，他迅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越境将军”林铣十郎大将推到了陆相位置。
统制派和皇道派，虽然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都是对“革命”情有独钟的。林铣十郎上来后，在对内阁“逼宫”方面表现得竟然比他的前任荒木还要“积进”。
趁着内阁换届，他对冈田首相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对驻满（“满洲国”）机构进行“改革”。
有改革，就必有受益者，这回受益的是被陆军视为最亲最亲儿子的关东军。
原来关东军在东北掌握的主要还是军权，外交和经济属于外务省、拓务省主管。这一所谓“改革”，就是要通过“革”外务省和拓务省的命，把它们在东北的权力全部“改”到关东军手里。
此类“改革”，显然是传统官制不能接受，也是冈田和两省官员不能认同的。
林铣十郎说，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辞职，让你们这个内阁组不成，大家都别想干了。
冈田屁股还没坐稳，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要求，要么马上下课走人。
接受。
如此一来，关东军就成了东四省名符其实的皇帝老子。他们也更加有恃无恐，颇有一点甩开政府，靠自己力量让伪满被人承认的意思。
先前不是已经答应你们通车了吗？
那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药引子。接下来的通邮谈判才开始接近核心。
关东军的算盘拨得非常“到位”：说到底，通车只是华北和伪满之间小范围的问题，通邮却不一样，这是覆盖全中国，甚至带有国际性的问题。一家伙要是搞定了，就等于是打破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形势的急剧恶化，使黄郛无法回避通邮谈判，但他此时已明白，日本人找茬的兴趣远在解决实际问题之上，开出的条件只会越来越苛刻，而他实际上又没有“酌情办理”的权力，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吧，华北坚持不住，答应了，舆论又说他过于软弱，不在其位尤谋其政（本该是外交部的事，你乱插什么手）。
究竟怎么办呢？
还是让政府派人来办吧。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兄也是没有办法。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黄郛则认为总体拖可以，单项拖不现实，至于秀“强硬”则更如玩火。华北处于目下状况，无论关东军还是天津驻屯军，都是一帮滚刀肉，他们是不按正常牌理出牌的，一着不慎，这些人甚至连外交辞令都不需要，就可以找借口打过来。
老蒋跟以前任何一次一样，最后还是对黄郛作出了“让步”，同意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不过老蒋的性格向以执拗著称，没准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日记上把黄郛给臭骂一通。
外交部在得到指令后，随即物色北上谈判的适当人选。
一个在对日外交中很重要的人物出场了，此人即为我们曾一再提及的高宗武。
这一年，不满三十岁的高宗武刚刚进入外交部，但一年不到，即在无任何背景（实际亦有汪精卫的赏识和提携）的情况下，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
除了年轻尚轻，资历和经验不太够外（这两个东西后来差点误了他一生），他在日语交际方面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据他自己说，在东瀛学习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
在刚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高宗武一度也很犹豫，甚至认为北上不免一死：对日方“强硬”，可能被日本人杀死，对日方“软弱”，可能被中国人干掉。
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能得到这样闪电般升迁的机会也不容易，小高于是打起精神，起程动身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在高宗武的印象里，这趟行程是秘密的，谈判也是秘密的，全部过程就跟做贼一样。
谈判的气氛更是诡异，因为中方谈判人员都有要求，即绝对不能涉及承认“满洲国”，然而谈判的对象却是伪满交通部的邮政司长，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不能承认你，另一方面，我却还要跟你谈事情。
在南方的时候，高宗武没准也没少在背后骂黄郛这些人是“汉奸”，等到他亲自上阵，才发现，想做“汉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日方谈判保持了他们一贯的“高效率”和“老习惯”，二话不说，啪地甩出三个方案，签字吧。
这三个方案除了通邮外，还包括通航和电信，而后者早就被黄郛一口回绝掉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欺高宗武年轻，又初来乍到，对前面的会谈情况不清楚，所以想“蒙”他一下，顺便给对方来个下马威。
来之前，高宗武只记住了两点：一是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谈判。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把其它两个方案推掉了。
对不起，与通邮无关的不要跟我谈。
日方没能“蒙”住对方，立刻跳起来大发雷霆，还搞了一个二选一，让小高在通航和电信里面至少选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一样都不选，只谈通邮，而且绝不能涉及政治。
就是跟你扛到底，怎么样。
“吓”也没起到作用，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之后的谈判，日本人再也不用“蒙”和“吓”这一套了，高宗武豁了一把出去，反而在谈判中帮了自己的忙。
接下来就谈通邮的“纯技术问题”。
既然是通邮，那就涉及到办理邮务的机构，而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
中方主张在长城口建立一个专门的商业机构运营邮政，以避免与伪满邮局打交道。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可是日本人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在这里面变出花样来，所以他们要求由中“满”双方邮政局出面，而这显然不那么“纯技术”了。
高宗武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谈判就这样“僵”了下来，而且一“僵”就是两个月。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由“僵”而“拖”，在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情况下，不惜当面向高宗武发出威胁式的摊牌：你说吧，“行”还是“不行”，一句话的事。
高宗武冷静解释了一遍中国的立场，然后明确答复：不行！
日方代表没想到对方如此有种，敢这么“直挺挺”地对他们“说不”，当时就呆住了。随后宣布谈判完全破裂，再没什么可谈的了，然后扬长而去。
谈来谈去竟然谈“崩”了。这个结果让黄郛也没想到。前面高宗武临危不惧，毫不怯场的态度他很赞许，能拖上两个月也可见水平，可是真弄“崩”了又不好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不能冒险”的交涉原则。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还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样子。高宗武顿时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那意思，你们是不是都怕了，我不怕。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前期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 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那么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后一句话明着就是讽剌殷同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
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并没闲着，仅天津驻屯军就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寻衅打架的腔调一览无余。黄郛非常着急，希望作为谈判主角的高宗武能够退让一点，以便重启中日谈判，缓和华北的紧张气氛，但高宗武就是不听他的。由于意见不统一，后者甚至还给汪精卫发了个电报，说黄郛对中央不满，这样的话，他只好收拾行李回南京去了。
此时正好老蒋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黄郛便希望老蒋能出面劝劝高宗武。老蒋果真两次召见高宗武，不过并没有劝，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
老蒋待部下的态度是看人打发的。如果你是军人，哪怕是黄埔嫡系的，不管职位军衔有多高，都可能弄得你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据说曾有一位旅长被他召见，尽管做了些准备，见了面后还是紧张到浑身索索发抖，嘴唇机关枪一样突突地抖个一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答不上来。老蒋还纳闷呢， 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对方冻得受不了了，于是便走上去摸了摸他的衣服，用关心的口吻问是不是衣服穿少了。没曾想，不问不要紧，一问这挺大一个人竟然 当场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把老蒋自己都闹了个大红脸。
出糗的还不止他一个。另有一位师长，本来老蒋是想升他官的，他自己也做足了功夫，所以见面时基本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就因为精神放松了那么一点点，出门后一个不小心，差点滑倒在地。老蒋看见了，就说此人沉不住气，不堪大用，从此再也不提升迁的事了，你说惨不惨？
然而如果你是文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老蒋深谙跟文人打交道的秘诀，这些人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你只要满足他们这个虚荣心，找你麻烦的人就少，否则的话，对方虽然没有枪杆子，那笔杆子和嘴皮子可都不是好惹的。
对高宗武，老蒋也大抵是把他当成一个恃才傲物的秀才对待的。同时，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老蒋处理对日交涉上的矛盾心理，即既不想得罪日本人，又要在 国人面前显示自己“强硬”的一面：与黄郛的政整会属于中央派出机构不同，高宗武代表的是外交部，直接就是中央，怎么能不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呢？
高宗武认为老蒋对他是默许和支持的，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老蒋在医院里跟黄郛还有更深一层的谈话。
此次谈话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在察哈尔——29军的地盘，突然发生了张北事件（第一次张北事件）。
张北是张家口北面的一个小县城。这年秋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包括参谋川口清健等一共八个人，从张家口出发，说是要到从多伦去“旅游”。经过张北时，城门口的29军卫兵要他们接受检查。
在中国人的地界，接受中国人的检查，这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这几个家伙却愣是一口拒绝，碰都不让卫兵碰一下。卫兵当然也不能让他们这么一走了事，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个军官过来进行了现场调解，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挥挥手让他们走人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知道日本人都是刺儿头，29军已经不与纠缠，大开方便之门了。可是就算你不想惹事，人家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理由就是：你们侮辱了“皇军”。
先是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张北驻军提抗议，接着北平公使馆又直接向宋哲元本人提抗议，层层加码，上纲上线，硬是把芝麻绿豆大一件小事“炒”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宋哲元除了派张北驻军的最高指挥官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外，又撤了一个连长的职。
黄郛说过，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欲望无穷。
什么叫欲望无穷，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快马加鞭，一直要往前赶的。
光这些就够了吗？
不！
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又提一条，那就是29军必须全部退到长城里面去。
幸好这回宋哲元学聪明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得由中央做主。
如此一拖，就把事情给拖黄了。
仅仅履行一下正常的检查手续，就被敲了这么大一个竹杠，老蒋听得暗暗心惊，想体现一下“国家之正气”，其实就是顾一下面子的想法大大动摇。
在询问黄郛，得知通邮谈判已经因破裂而中止时，他也着急起来。
黄郛进言，如果双方一直陷于这种互不接触的状态，于中方最为不利（“久僵终非至计”），并不是说你不跟他往来，不谈下去，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于局部而言，通邮这件事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
只有打开僵局，保持对话，我们在华北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老蒋终于明白了，面子和现实之间，他只能选一样，而不可能二者得兼。
那就只有让步了。
双方重开谈判，中方不再提建立商业机构的方案了，同意邮务可由双方邮政机关办理，但必须在山海关和古北口各设一个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伪满邮局直接接触。
这已是中方能答应的最后底线，日本人知道再逼下去也没有用，勉勉强强地答应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方居心叵测，到处夹枪带棒，所以谈判的推进仍然十分艰难和缓慢。最后南京政府只好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亲临北平督阵，高宗武在里面谈一步便和他打一个电话，这才得以把议程谈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15日，在双方均未签字的“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中日正式通过通邮协定。至此，通车通邮谈判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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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7 pm
不久以前，我看到过一位学者关于通邮谈判的论文，其中论及中方的谈判代表表现过于呆板，转圜不够，而日本代表明显“技高一筹”云云。
我以为这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因为这已不是双方外交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换个情境来看，假如我们也占领了日本的北海道，并有兵锋直指东京的可能，我就不信他有什么办法做到“技高一筹”，真这么有能耐，他们为什么不在同样高手云集的国联会场露上一手，而要弄得一败涂地呢？
文中还谈到，黄郛作为“第三者介入”，影响了主谈代表高宗武的决策。但在我看来，黄郛介入实出于无奈，他是华北政局的主持者，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避免因谈判破裂而危机扩大，乃至影响全盘大局（“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为国家计，绝非至策”）。
高宗武在晚年回忆通邮谈判时，说他和黄郛在观点上确实存在着“太多矛盾”，一老一少经常发生言语冲突，但他仍毫不讳言，黄郛其人“非常爱国”，而且谦和勤奋，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在通车通邮谈判中，黄郛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日本人也通过他们的“技高一筹”，在里面打了很多的“擦边球”，拼着命希望人们能在事实上认定有“满洲国”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他们失望了。火车通了，信也可以寄了，然而国际上认“满洲国”的仍然没有多出一个。
与此同时，黄郛却在“所失者大”中的那个“大”上前进了一步，这个“大”，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华北的团结对外。
当时老蒋正在西南诸省指挥对长征中的红军展开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黄郛坐镇华北，这里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一对盟兄弟经常通过电报以及南下北上的方式商讨对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8日，阎锡山的老家山西河边村气氛热烈，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一位极其重要的客人——“蒋委员长”，后面括号：夫妇。
老阎自己诚惶诚恐，鞍前马后招呼自不待言，阎老爸患病多年，平时极少出门，这次也硬让家人用椅子抬着，出来“叩见”自己心目中的“万岁爷”。没想到这个“万岁爷”与众不同，未等阎老爸开口，就连称“老伯”，并连着鞠了三个躬，把个“老伯”当场惊得不知所措。
要说这老蒋虽然位高权重，但对于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却是极其注重的，他哪知道阎老爸的心理啊：堂堂“天子”哪有给我等小民敬礼鞠躬的事，这不折寿么。后来老头没过多长时间就真的一命归天了，村里迷信的人就都说是让老蒋给“折”的。
阎老爸如此，阎老妈（其实是老阎的后妈）和他媳妇更没好到哪去。她们在私下里，都口口声声称呼宋美龄为“尊贵的王后娘娘”，把后者差点笑死过去。
外行看热闹，内行见门道。老蒋的这次“人情外交”可是用意至深的，那就是要借机观察一下山西的动静，同时拉近与阎锡山的距离，在华北可能面临分裂危机的情况下，首先把这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给稳住。
虽然前后仅仅在山西呆了三天，但老蒋此行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两人开始从中原大战时难以相容的政敌逐渐转变为盟友（哪怕是暂时的）。听听两人通信时用的称 呼你就知道了，老蒋称老阎为“伯川大哥”（伯川是阎锡山的字），而老阎却毕恭毕敬，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起头永远都是“委座钧鉴”。
徐永昌对老蒋说过的那句话终于要开始兑现了：“（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在“华北群雄”中，阎锡山资历最老，声望最高，说话也最有权威。因此，日本人此前也曾对他进行过多番引诱。
现在老阎跟“委座”一接近，无疑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华北几个大佬顿时都把屁股坐定，不敢再多问窗外事了。
暗中使力的同时，老蒋也咬着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日本人，希望他们把步步相逼的行为稍稍收敛一下。
只不过这个敲打用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一篇刊登于《外交评论》上的文章轰动一时，几乎引起了中日朝野的一致重视和热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敌乎？友乎？》，作者署名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但实际上是由其时正处病中的老蒋口述要点，“文胆”陈布雷执笔写出来的。
文中说如果日本真想灭中国的话，必须有两个“确保”：
第一，在时间上，确保10天之内把中国灭掉。
第二，在地域上，确保占领中国每一寸土地。
否则，咱们的事就永远完不了，我会一直跟你死磕，虽然我没你力气大，必将“大受牺牲”，但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狠话说到这里，就是劝日本“化敌为友”，既然你没那么大胃口灭了我，还可能同归于尽，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弄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呢？大家好好说话，一块喝茶，一块聊天，做个好邻居好伙伴，不是很好吗？
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言来概括，这个就叫合则共赢互利，斗则两败俱伤。
说实话，这些意思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但偏偏日本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要利，只能他一个人得利，说两个人都能得利，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骗鬼的吧。
四年后，南京失守。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内碰到了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
张季鸾对这位“原大使”说：你现在可以说句实话了吧，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事已至此，川越也不用再装了，他说了一句话，张季鸾后来又转告给了老蒋。
老蒋听后气得浑身哆嗦，称他在觉得“悲惨不已”的同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终身莫忘”）。
什么话这么恶毒？
听听吧：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换言之，他要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是不是“终身”不一定，但这句话的确让老蒋刻骨铭心，以至于又过了五年，在日本也已陷在大泥潭里爬不出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又记了一遍。
那意思，怎么样，吃苦头了吧，看看我们谁比谁更惨。
然而往前推个九年，日本人的确都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不在你身上讨点便宜，我就吃了亏，进而言之，我不灭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任你“陈文胆”再怎么笔走龙蛇，声情并茂，横竖还是不能真正打动他们那自私自利的铁石心肠。
当然，如果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也不客观。当时日本政界即已猜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最高层授意之作，其中那两个“确保”让他们感到如果现在操之过急的话，灭掉 中国确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同时，通车通邮的实现，至少让一些吃政治饭的人感到满意，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对“满洲国”的一种默认，“剩下的只不过是面子 问题”。
变化首先从那个会阴阳脸的广田开始。这位仁兄一分钟前可以杀气腾腾，一分钟后也一样能装得和蔼可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 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 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可是既然已经投了注，塘沽停战协定也签了，现在只能寄望于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本给捞回来了。
通邮谈判一结束，日方就嚷嚷着要继续谈通电报和航空的事了。
但中方认为，后面两个口子绝不能开，而且态度异常坚决。
都是“通”，为什么通邮可以，通电报和航空就绝不可以呢。
症结在哪里，中日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
后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因为通航问题无法“突破”，私下“大发牢骚”时，终于把秘密吐露了出来。
他说，中国人太小心了，不就是怕我们进行空中摄影，把地图都绘制出来吗，其实那些个地形图啊，我们早就有了，哪用等到现在。
原来如此。
不让通航，你们都如此嚣张，要是允许你们在头顶上自由地飞来飞去，岂非更不得了。
此时黄郛认为华北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的使命临近结束，便有意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再给其以得寸进尺的借口，遂称病南下，准备从此退隐避入莫干山中。
他前脚到上海，后脚土肥原（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就跟了过来。
你欠了我们关东军那么一份“大人情”，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快跟我回去吧。
黄郛不为所动，他这时已决意不再北上，因此对土肥原的态度也一反常态地坚决起来。
第一，请君止步（“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方不应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第二，请君自重（“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
第三，请君走好（“以平等精神谋悬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端茶，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黄郛在华北应对日本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光是软弱和妥协那么简单。他自己说，他用的是柔术，而非施以硬拳，取中国传统的柔能克刚之意。
黄郛重入莫干山后，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基本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 完八九”），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找借口在华北攫取更多利益，因此对日问题，不应再通过他和政整会的面目出现，而应由中央正式与之交涉（“枢纽全在中 央”）。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北上的话，只有害无益。
其实黄郛南下还有另外一层很难说得出口的原因。
那就是由于黄郛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存在，所以当时华北各地方派系也都开始“驱黄”，宁愿黄郛早点从自己眼前消失掉。
要他消失的理由，一边说黄郛“亲日”，一边又说他在华北主持“无办法”。
徐永昌在山西很有发言权，持论也较为公平。他曾以亲眼所及，说多年前见到黄郛时，后者“气宇何等闲静”，可是主政华北以来，却“时见其忧弱之态”。
就是以这样的“忧弱之态”，黄郛仍然拼着命在与各方“作努力谈话”。这使徐永昌发出感慨：人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啊（“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饶是这样，这位徐大人却免不了也要“跟风炒作”，时不时地会来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语言，不是说黄郛“似不能久”，就是要他“洁身恬退”。
最让黄郛感到尴尬的还是有人竟然挑唆他和何应钦的关系。
平心而论，在对内对外的策略做法上，黄何二人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平时的磕磕碰碰都是有的，特别是在内部人事任免上，黄郛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偏在背后说黄郛“别有用心”，是在争权。
照他们的狭隘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你黄郛跟何应钦难道不应该在内部权斗中决出一个胜负来吗？
何应钦亦是一难得的真君子，这么多年军政部长当下来，从来也没见他在军中自己拉出一个山头或者派别出来。他当然不会偏听轻信，来有意与黄郛为难。但显然，这些话听多了，当事双方的心里谁都不会好受。
唉，田园将芜胡不归。
对于黄郛来说，真正属于他的，还是那片幽静的山林。
但他终究还是要经常向北眺望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平静的河流下面总是暗潮汹涌，貌似中日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华北，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
祷告，希望不要出事。
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让刚刚从黄郛手里拿过接力棒的何应钦措手不及。
一件就是所谓的孙玉勤事件。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曾从关外一个县城得到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罗文峪之战。尔后，萧之楚也在那里取得了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绩。
这个地方就是兴隆。
现在的兴隆已经成了敌占区。日本人亲眼所见，此地像锦西那样，很多人家都藏着枪支，而且还曾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都是名符其实的“刁民”。
先把枪收上来再说（“铳器回收政策”）。
每家每户都要把枪支缴上去，延误一点时间，即以土匪论处，马上“剿”你。
当时兴隆人都说，这是要把对付朝鲜人的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了。
日本人怎么对待朝鲜人？
先是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然后，就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比如说我上马之前，你得给我跪下来，以便我踩在你身上上去。
什么，你觉得屈辱，想反抗？拿什么反抗，我让你找把菜刀都费劲。
现在，轮到我们当这样的亡国奴了。
见识过29军大刀的人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选择了揭竿而起。
《十三省》里面有十三个弟兄，兴隆一家伙出来十八个，领头的就是孙永勤。
在乡民的回忆中，孙永勤有着如今国家男篮中锋才有的身高，站立起来有2米高，加上皮肤黝黑，被称为“黑脸门神”。
另一份资料上说他手长过膝，力气很大，骑白马，使双枪，且行侠仗义，是一个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罗宾汉形象，估计如果上水泊梁山，也能排到头几把交椅里面去。
十八个好汉一个头磕到地，相约有四：见贼就杀、有死无降、爱护百姓、精忠报国。
诚哉斯言。他们是好汉，不会忽悠，不会虚伪，也不会做怪，说的出，做的到。
孙永勤当过护家防匪的民团团长，知道与日军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因此拉起杆子后，就采用了山大王们常用的那种办法，在山里跟鬼子绕圈子，打游击。
这正是关东军最头疼的一种打法。
追，追不上。围，围不住。堵，堵不了。最后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称其为“山耗子”。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从这座山钻到那座山，一个热河省绕几个回合，不仅未被“剿”灭，人还越打越多，从原来的18人渐渐地发展到千人武装。
日本人看看“剿”不了，就想“招安”他们。
可孙永勤不吃这一套，说好有死无降的，怎么能变卦。
大家都看出来了，孙永勤的游击战术和勇猛精神，是符合我党作战特点的。这样的好同志，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到孙永勤举义后期，他实际已与遵化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即为秘密地下党员，其部亦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人马扩大到5千之众。
对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关东军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既不受招，那就只能继续“剿”下去。
此时弘前第8师团已被调回日本国内，负责驻防热河的是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杉原美代太郎中将为“围剿”孙永勤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那就是实行三面合围，把抗日救国军赶到长城线，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当时抗日救国军出动800人马，正在进攻承德附近的敌据点。杉原没有沿用以前的办法，派日军过来“赶”，而是另外从察哈尔调来李守信伪军，配合部分日军进行解围。
与此同时，在他的指挥下，旭川师团兵分三路，从西、北、东三面进行反包围。
一张大网随即铺开。
在日本陆军17个常备师团中，旭川师团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老部队，长城战役时的服部旅团就是从该师团抽调出来的。后来的日苏诺门罕之战，旭川师团还是绝对的主力。偏巧这个时候，孙永勤本人又受了枪伤，未能直接到第一线进行指挥，所以部队不仅在战斗中损失严重，而且因失去时机，也没有了继续进入山中打游击的可能。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下枪，要么入关。
有人建议化整为零，等这个风头过了，大家从头再来。想法是很好，但问题是关东军不可能让你这么方便地散到各家各户去的，更何况散易聚难，再集中这么多人马与鬼子干就不是说说的事情了，加上这时候部队枪弹也出现了困难，因此思前想后，孙永勤还是决定入关。
杉原已经在南面张开了口袋。
他原来预计抗日救国军可能会通过罗文峪闯关。这里原来由遵化保安队负责防务，日军就通知保安队，要他们暂时移交防务，同时退出长城以南25里地，以免发生“误会”，但保安队说25里已经到遵化以南去了，我们是遵化的保安队，“保安”的却不是遵化，这算怎么回事，因此要退也可以，只能退15里。日本人一心想着怎么消灭抗日救国军，也没法跟他们多“计较”，只好点头同意。
孙永勤是游击大王，过长城对他来说并不太难。他分出一部分兵力，左右一晃，日军就以为抗日救国军可能改变南下方向，要从西边入关了，就把部队从罗文峪撤出 来，转往西边。结果乘着罗文峪关口空虚，无人设防，孙永勤率领千人部队，一下子就钻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进入长城以南的毛山。
对于这一切，遵化保安队无动于衷，就像没看到一样。
再次让孙永勤逃脱，关东军气急败坏，他们通知驻北平大使馆，要后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大使馆新任陆军武官辅佐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咚咚咚地跑到北平军分会，递了一个照会过来，说你们遵化地方“庇护”孙永勤，这是要负责任的。
孙永勤现在因为你们的“庇护”，逃到长城以南来了，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派兵进入遵化，“以期彻底消灭之”。
北平军分会回复：孙永勤跑过来不要紧，我们负责“堵剿”，就不要你们日军代劳了，以免引起“人心不安”。
我以为这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因为这已不是双方外交家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换个情境来看，假如我们也占领了日本的北海道，并有兵锋直指东京的可能，我就不信他有什么办法做到“技高一筹”，真这么有能耐，他们为什么不在同样高手云集的国联会场露上一手，而要弄得一败涂地呢？
文中还谈到，黄郛作为“第三者介入”，影响了主谈代表高宗武的决策。但在我看来，黄郛介入实出于无奈，他是华北政局的主持者，首当其冲的责任就是避免因谈判破裂而危机扩大，乃至影响全盘大局（“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为国家计，绝非至策”）。
高宗武在晚年回忆通邮谈判时，说他和黄郛在观点上确实存在着“太多矛盾”，一老一少经常发生言语冲突，但他仍毫不讳言，黄郛其人“非常爱国”，而且谦和勤奋，在经验和能力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在通车通邮谈判中，黄郛为顾全大局，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日本人也通过他们的“技高一筹”，在里面打了很多的“擦边球”，拼着命希望人们能在事实上认定有“满洲国”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但是他们失望了。火车通了，信也可以寄了，然而国际上认“满洲国”的仍然没有多出一个。
与此同时，黄郛却在“所失者大”中的那个“大”上前进了一步，这个“大”，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华北的团结对外。
当时老蒋正在西南诸省指挥对长征中的红军展开围追堵截，然而由于黄郛坐镇华北，这里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一对盟兄弟经常通过电报以及南下北上的方式商讨对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8日，阎锡山的老家山西河边村气氛热烈，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一位极其重要的客人——“蒋委员长”，后面括号：夫妇。
老阎自己诚惶诚恐，鞍前马后招呼自不待言，阎老爸患病多年，平时极少出门，这次也硬让家人用椅子抬着，出来“叩见”自己心目中的“万岁爷”。没想到这个“万岁爷”与众不同，未等阎老爸开口，就连称“老伯”，并连着鞠了三个躬，把个“老伯”当场惊得不知所措。
要说这老蒋虽然位高权重，但对于封建礼教的那一套却是极其注重的，他哪知道阎老爸的心理啊：堂堂“天子”哪有给我等小民敬礼鞠躬的事，这不折寿么。后来老头没过多长时间就真的一命归天了，村里迷信的人就都说是让老蒋给“折”的。
阎老爸如此，阎老妈（其实是老阎的后妈）和他媳妇更没好到哪去。她们在私下里，都口口声声称呼宋美龄为“尊贵的王后娘娘”，把后者差点笑死过去。
外行看热闹，内行见门道。老蒋的这次“人情外交”可是用意至深的，那就是要借机观察一下山西的动静，同时拉近与阎锡山的距离，在华北可能面临分裂危机的情况下，首先把这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给稳住。
虽然前后仅仅在山西呆了三天，但老蒋此行的收获是非常丰厚的，两人开始从中原大战时难以相容的政敌逐渐转变为盟友（哪怕是暂时的）。听听两人通信时用的称 呼你就知道了，老蒋称老阎为“伯川大哥”（伯川是阎锡山的字），而老阎却毕恭毕敬，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起头永远都是“委座钧鉴”。
徐永昌对老蒋说过的那句话终于要开始兑现了：“（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
在“华北群雄”中，阎锡山资历最老，声望最高，说话也最有权威。因此，日本人此前也曾对他进行过多番引诱。
现在老阎跟“委座”一接近，无疑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华北几个大佬顿时都把屁股坐定，不敢再多问窗外事了。
暗中使力的同时，老蒋也咬着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日本人，希望他们把步步相逼的行为稍稍收敛一下。
只不过这个敲打用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一篇刊登于《外交评论》上的文章轰动一时，几乎引起了中日朝野的一致重视和热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敌乎？友乎？》，作者署名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但实际上是由其时正处病中的老蒋口述要点，“文胆”陈布雷执笔写出来的。
文中说如果日本真想灭中国的话，必须有两个“确保”：
第一，在时间上，确保10天之内把中国灭掉。
第二，在地域上，确保占领中国每一寸土地。
否则，咱们的事就永远完不了，我会一直跟你死磕，虽然我没你力气大，必将“大受牺牲”，但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狠话说到这里，就是劝日本“化敌为友”，既然你没那么大胃口灭了我，还可能同归于尽，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弄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呢？大家好好说话，一块喝茶，一块聊天，做个好邻居好伙伴，不是很好吗？
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言来概括，这个就叫合则共赢互利，斗则两败俱伤。
说实话，这些意思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但偏偏日本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要利，只能他一个人得利，说两个人都能得利，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骗鬼的吧。
四年后，南京失守。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内碰到了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
张季鸾对这位“原大使”说：你现在可以说句实话了吧，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事已至此，川越也不用再装了，他说了一句话，张季鸾后来又转告给了老蒋。
老蒋听后气得浑身哆嗦，称他在觉得“悲惨不已”的同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终身莫忘”）。
什么话这么恶毒？
听听吧：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换言之，他要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是不是“终身”不一定，但这句话的确让老蒋刻骨铭心，以至于又过了五年，在日本也已陷在大泥潭里爬不出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又记了一遍。
那意思，怎么样，吃苦头了吧，看看我们谁比谁更惨。
然而往前推个九年，日本人的确都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不在你身上讨点便宜，我就吃了亏，进而言之，我不灭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任你“陈文胆”再怎么笔走龙蛇，声情并茂，横竖还是不能真正打动他们那自私自利的铁石心肠。
当然，如果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也不客观。当时日本政界即已猜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最高层授意之作，其中那两个“确保”让他们感到如果现在操之过急的话，灭掉 中国确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同时，通车通邮的实现，至少让一些吃政治饭的人感到满意，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对“满洲国”的一种默认，“剩下的只不过是面子 问题”。
变化首先从那个会阴阳脸的广田开始。这位仁兄一分钟前可以杀气腾腾，一分钟后也一样能装得和蔼可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 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 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可是既然已经投了注，塘沽停战协定也签了，现在只能寄望于在最大的程度上把本给捞回来了。
通邮谈判一结束，日方就嚷嚷着要继续谈通电报和航空的事了。
但中方认为，后面两个口子绝不能开，而且态度异常坚决。
都是“通”，为什么通邮可以，通电报和航空就绝不可以呢。
症结在哪里，中日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
后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因为通航问题无法“突破”，私下“大发牢骚”时，终于把秘密吐露了出来。
他说，中国人太小心了，不就是怕我们进行空中摄影，把地图都绘制出来吗，其实那些个地形图啊，我们早就有了，哪用等到现在。
原来如此。
不让通航，你们都如此嚣张，要是允许你们在头顶上自由地飞来飞去，岂非更不得了。
此时黄郛认为华北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的使命临近结束，便有意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再给其以得寸进尺的借口，遂称病南下，准备从此退隐避入莫干山中。
他前脚到上海，后脚土肥原（时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就跟了过来。
你欠了我们关东军那么一份“大人情”，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快跟我回去吧。
黄郛不为所动，他这时已决意不再北上，因此对土肥原的态度也一反常态地坚决起来。
第一，请君止步（“满洲问题未解决前，日方不应再有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行为”）。
第二，请君自重（“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论行动”）。
第三，请君走好（“以平等精神谋悬案解决，以互惠精神谋经济提携”）。
端茶，送客。
土肥原碰了一鼻子灰，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黄郛在华北应对日本人，并不像外人看起来，光是软弱和妥协那么简单。他自己说，他用的是柔术，而非施以硬拳，取中国传统的柔能克刚之意。
黄郛重入莫干山后，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基本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 完八九”），现在最重要的是防止日本找借口在华北攫取更多利益，因此对日问题，不应再通过他和政整会的面目出现，而应由中央正式与之交涉（“枢纽全在中 央”）。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继续北上的话，只有害无益。
其实黄郛南下还有另外一层很难说得出口的原因。
那就是由于黄郛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存在，所以当时华北各地方派系也都开始“驱黄”，宁愿黄郛早点从自己眼前消失掉。
要他消失的理由，一边说黄郛“亲日”，一边又说他在华北主持“无办法”。
徐永昌在山西很有发言权，持论也较为公平。他曾以亲眼所及，说多年前见到黄郛时，后者“气宇何等闲静”，可是主政华北以来，却“时见其忧弱之态”。
就是以这样的“忧弱之态”，黄郛仍然拼着命在与各方“作努力谈话”。这使徐永昌发出感慨：人还是得注意保养身体啊（“人之宜修亦宜养如此”。）
饶是这样，这位徐大人却免不了也要“跟风炒作”，时不时地会来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语言，不是说黄郛“似不能久”，就是要他“洁身恬退”。
最让黄郛感到尴尬的还是有人竟然挑唆他和何应钦的关系。
平心而论，在对内对外的策略做法上，黄何二人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平时的磕磕碰碰都是有的，特别是在内部人事任免上，黄郛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偏在背后说黄郛“别有用心”，是在争权。
照他们的狭隘想法，一山不容二虎，你黄郛跟何应钦难道不应该在内部权斗中决出一个胜负来吗？
何应钦亦是一难得的真君子，这么多年军政部长当下来，从来也没见他在军中自己拉出一个山头或者派别出来。他当然不会偏听轻信，来有意与黄郛为难。但显然，这些话听多了，当事双方的心里谁都不会好受。
唉，田园将芜胡不归。
对于黄郛来说，真正属于他的，还是那片幽静的山林。
但他终究还是要经常向北眺望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平静的河流下面总是暗潮汹涌，貌似中日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华北，仍然潜伏着重重危机。
祷告，希望不要出事。
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让刚刚从黄郛手里拿过接力棒的何应钦措手不及。
一件就是所谓的孙玉勤事件。
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曾从关外一个县城得到情报，成功地组织了罗文峪之战。尔后，萧之楚也在那里取得了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绩。
这个地方就是兴隆。
现在的兴隆已经成了敌占区。日本人亲眼所见，此地像锦西那样，很多人家都藏着枪支，而且还曾给中国军队通风报信，都是名符其实的“刁民”。
先把枪收上来再说（“铳器回收政策”）。
每家每户都要把枪支缴上去，延误一点时间，即以土匪论处，马上“剿”你。
当时兴隆人都说，这是要把对付朝鲜人的办法用在我们身上了。
日本人怎么对待朝鲜人？
先是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然后，就让你享受一定的“待遇”，比如说我上马之前，你得给我跪下来，以便我踩在你身上上去。
什么，你觉得屈辱，想反抗？拿什么反抗，我让你找把菜刀都费劲。
现在，轮到我们当这样的亡国奴了。
见识过29军大刀的人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选择了揭竿而起。
《十三省》里面有十三个弟兄，兴隆一家伙出来十八个，领头的就是孙永勤。
在乡民的回忆中，孙永勤有着如今国家男篮中锋才有的身高，站立起来有2米高，加上皮肤黝黑，被称为“黑脸门神”。
另一份资料上说他手长过膝，力气很大，骑白马，使双枪，且行侠仗义，是一个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中国罗宾汉形象，估计如果上水泊梁山，也能排到头几把交椅里面去。
十八个好汉一个头磕到地，相约有四：见贼就杀、有死无降、爱护百姓、精忠报国。
诚哉斯言。他们是好汉，不会忽悠，不会虚伪，也不会做怪，说的出，做的到。
孙永勤当过护家防匪的民团团长，知道与日军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因此拉起杆子后，就采用了山大王们常用的那种办法，在山里跟鬼子绕圈子，打游击。
这正是关东军最头疼的一种打法。
追，追不上。围，围不住。堵，堵不了。最后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称其为“山耗子”。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从这座山钻到那座山，一个热河省绕几个回合，不仅未被“剿”灭，人还越打越多，从原来的18人渐渐地发展到千人武装。
日本人看看“剿”不了，就想“招安”他们。
可孙永勤不吃这一套，说好有死无降的，怎么能变卦。
大家都看出来了，孙永勤的游击战术和勇猛精神，是符合我党作战特点的。这样的好同志，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到孙永勤举义后期，他实际已与遵化的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即为秘密地下党员，其部亦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号称“天下第一军”，人马扩大到5千之众。
对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关东军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既不受招，那就只能继续“剿”下去。
此时弘前第8师团已被调回日本国内，负责驻防热河的是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杉原美代太郎中将为“围剿”孙永勤拟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那就是实行三面合围，把抗日救国军赶到长城线，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当时抗日救国军出动800人马，正在进攻承德附近的敌据点。杉原没有沿用以前的办法，派日军过来“赶”，而是另外从察哈尔调来李守信伪军，配合部分日军进行解围。
与此同时，在他的指挥下，旭川师团兵分三路，从西、北、东三面进行反包围。
一张大网随即铺开。
在日本陆军17个常备师团中，旭川师团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老部队，长城战役时的服部旅团就是从该师团抽调出来的。后来的日苏诺门罕之战，旭川师团还是绝对的主力。偏巧这个时候，孙永勤本人又受了枪伤，未能直接到第一线进行指挥，所以部队不仅在战斗中损失严重，而且因失去时机，也没有了继续进入山中打游击的可能。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放下枪，要么入关。
有人建议化整为零，等这个风头过了，大家从头再来。想法是很好，但问题是关东军不可能让你这么方便地散到各家各户去的，更何况散易聚难，再集中这么多人马与鬼子干就不是说说的事情了，加上这时候部队枪弹也出现了困难，因此思前想后，孙永勤还是决定入关。
杉原已经在南面张开了口袋。
他原来预计抗日救国军可能会通过罗文峪闯关。这里原来由遵化保安队负责防务，日军就通知保安队，要他们暂时移交防务，同时退出长城以南25里地，以免发生“误会”，但保安队说25里已经到遵化以南去了，我们是遵化的保安队，“保安”的却不是遵化，这算怎么回事，因此要退也可以，只能退15里。日本人一心想着怎么消灭抗日救国军，也没法跟他们多“计较”，只好点头同意。
孙永勤是游击大王，过长城对他来说并不太难。他分出一部分兵力，左右一晃，日军就以为抗日救国军可能改变南下方向，要从西边入关了，就把部队从罗文峪撤出 来，转往西边。结果乘着罗文峪关口空虚，无人设防，孙永勤率领千人部队，一下子就钻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进入长城以南的毛山。
对于这一切，遵化保安队无动于衷，就像没看到一样。
再次让孙永勤逃脱，关东军气急败坏，他们通知驻北平大使馆，要后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大使馆新任陆军武官辅佐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咚咚咚地跑到北平军分会，递了一个照会过来，说你们遵化地方“庇护”孙永勤，这是要负责任的。
孙永勤现在因为你们的“庇护”，逃到长城以南来了，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派兵进入遵化，“以期彻底消灭之”。
北平军分会回复：孙永勤跑过来不要紧，我们负责“堵剿”，就不要你们日军代劳了，以免引起“人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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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7 pm
日本人这个照会其实不过是个官样文章。你不让他进来，他照进。
关东军把中方的答复往旁边一扔，气势汹汹地就进了关，并要求中方进行“配合”。
遵化县的县长先被叫过去，要他下令保安队“讨伐”抗日救国军。县长当着日本人的面不敢多说什么，回去后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讨伐”。按照日方后来的“指控”，他甚至还对抗日救国军进行了暗中接济。
日军又来催。
还是不能动身，理由是保安队防守的是15里以外的地方，毛山不在这一范围，所以鞭长莫及，爱莫能助。
根据当时的报道，孙永勤部队入关后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即宣布他们“爱护百姓”的宗旨：决不骚扰乡民，所用粮食完全自备自带。
可是部队在出关时毕竟行动仓促，不可能带很多粮食在身上，所以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这时日军已在北面配置了大量兵力，重新出关不可能了。孙永勤马上改变主意，决定率部越过“非武装区”，到河北平津去投奔中国正规军队。
然而晚了一步。
眼瞅着遵化保安队听之任之，不肯动手打自己人，日军捋起袖子自己干了。24小时一过，他们就乘着车，冒雨越过保安队防区，直接向毛山发起了进攻。
毛山和喜峰口、古北口那里的山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什么树木，鬼子一个炮弹扔过来，躲都没地方躲。
最后的时刻到了。
孙永勤由于不能走路，便让人用椅子把他抬上山顶，在山上指挥部队与四面围攻的日军作殊死战。他曾命令参谋长关元有在自己的掩护下冲出去，但后者也端的是条汉子，当即拒绝了这一逃生机会。二人一起战死，同时牺牲的有300多壮士，只有少部分人得以突围。
当年结义的十八个弟兄，在这一天多数殉难，然他们“有死无降，精忠报国”的精神，令对手也惊叹不已。据说在战斗结束后，日军曾专门列队向孙永勤、关元有的遗体致以敬礼。
孙永勤事件一出，让华北的一个超级恶棍嗅出了味道，意识到搞花头的好机会到了。
此人便是时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陆大28期）。酒井是日本军人中非常典型的那种“兽类军人”，什么都不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杀人放火抢东西。先前的“济南惨案”算是他的第一个杰作，后来攻占香港前后最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就是一项——屠杀。
与酒井相比，他的上司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则是一个相对纯粹一点的陆军军官。梅津脑子比较好使，做卷子应付考试很有一套，在他那一届陆大生中，连永田铁山都被挤到次席去了。当年，他还跟着“军神”乃木希典打过仗立过功。从表面上看，他对酒井的那套歪歪心思，旁门左道还是很有些“不屑”的。
说 梅津不想在中国人身上占便宜，那是假的，但他想到和会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比较“正规”的方式来推进“华北工作”。高宗武回忆，他在华北见到的梅津待人“既亲 切又斯文”，简直像个日本“儒将”，而且后者曾当面表示，只要让他当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天，就决不容许华北出现新的意外情况。何应钦对梅津的印像也不算 坏，说他尚算一个“规矩人”。
在1935年 的华北，梅津大致相当于“九一八”前的本庄繁，可他身边的人就不一样了。那酒井和做武官的高桥几乎就是板垣和石原的极端进化版。不过与石原工于算计不同的 是，这两个家伙属恶棍类型，既无才也没脑，像两只红着眼睛的野狗，什么外交规则和基本礼仪压根就当它们不存在，能想到的就是狂吠着朝目标直扑过去。
一直以来，酒井都认为自己的上级太“软弱”了，同时他对华北出现中日和解的气氛也由衷反感。
你们都“全面亲善”了，我们还怎么混，何时才能出头？
不行的话只有抛开领导自己动手了。
酒井准备复制一下传说中的“九一八”，自己过一下民族英雄的瘾。
机会来了。正好梅津要出差到长春去和陆相林铣十郎会面。临走时，酒井假装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擦边球。
那什么，不是刚出了一个孙永勤事件吗，听说支那当局有包庇纵容行为，我们作为华北皇军，为维持治安，是不是应该“小小的”，“轻微的”给他们一个警告呢。
梅津拿好了行李，拎着包就要走人，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他想想酒井的话还是蛮“得体”和“善解人意”的，既然是轻微警告，有什么不行。
可以，完全可以。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酒井刚要出发，正准备去好好地讹一下中国人，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胡白被剌案。
胡白是指两个人，胡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而白则是《振报》社长白榆桓。
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死了，跟你们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说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因为这两人平时在论调上都比较亲日，是帮着我们说话的，现在他们被杀了，当然要替他们做主。
原来是两个汉奸文人。
平津金粉之地，当时出的软骨头文人比较多，其症结大多就在岳飞所指出的“贪财”“怕死”四个字上，这些能被称为“汉奸文人”的都倒在这上面：或由贪财而下水，或因惧战而动摇。
为了引诱他们，日本人也从中做了不少“细活”。比如胡白所在的报社，就都拿日本军部给的津贴。
两个人中，尤为可叹者为白榆桓。这兄弟早期也是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他们是一拨的，天天捉摸的事就是怎样剌杀清庭要员。未料他最后也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干掉了，而且死后的声名比那些他曾经切齿痛恨过的满清王公还要不堪和狼狈得多。
对酒井来说，那些天幸运真是一个接一个，胡白事件来得太及时了。他想都没想，马上把矛头对准了蓝衣社。
早在长城抗战时，老蒋不是很得意地告诉何黄二人，他对于日本特务活动已经有办法了吗？
他的办法就是启用蓝衣社渗入华北。
在***内拥蒋的几个派系中，杨永泰的新政学系被称为老蒋雇来的保姆家佣，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只能当个管家，而所谓的嫡亲儿子，则是这个蓝衣社。
为什么说他们是老蒋的嫡亲儿子呢？
因为里面的人清一色都是黄埔系的，而且以前四期为主，在老蒋看来，都是宝贝中的宝贝。
蓝衣社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力行社（取三民主义要力行之意）。之所以被外界唤作蓝衣社，据说是因为社内干部都穿蓝色军装的缘故。
如果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组织里面的哥们有些类似于当年到德国考察后弄出二叶会的那些日本陆大生。他们身穿蓝衣，就有效仿纳粹黑衫党的意思。
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德国青年党卫军那股雄纠纠、气昂昂的神气让这些愤青类型的黄埔军人大为心仪。
我们也要这么干，不如此，如何肃贪，如何抗日，如何解决中国内外部乱七八糟、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大堆问题。
老蒋从德国进口军事顾问和武器，而在蓝衣社党徒的眼里，德国人身上的那种铁血精神比物质还要值钱得多。
应该说，老蒋对蓝衣社的态度称得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他确实需要这批学生去给他冲锋陷阵打江山，另一方面，也知道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很难驾驭，一个不小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给他招惹出种种是非。
早在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担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时，为使华北进一步“中央化”，并为抗战造势，老蒋就指令蓝衣社以“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名义进入北平，从而建立起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北平复兴社和华北军务会政训处。
复兴社的活是动嘴皮——每天派14个分队到部队学校以及公共场所，跟大家讲要统一抗战，否则就得被日本人各个击破，云云。
政训处的活是拉关系——今天拍拍宋哲元，说你那个大刀队长城抗战时真是帅呆了；明天吹吹东北军，说张学良与老蒋是兄弟手足，是并肩领袖，总之确保这些巨头们没有反意。
除这些“面上工作”以外，对付汉奸、剌探情报的任务主要由戴笠任处长的蓝衣社特务处负责。
那时候的戴老板在蓝衣社里还只能算一个小卒子，连蓝衣社 “十三太保”都不是，但已经显示出了他在特工领域内几乎无人能及的潜质。
戴笠在前面帮老蒋完美地解决了张敬尧，差不多弄得板垣无路可走，已初步得到了老蒋的赏识，不过那是在华北还未被日军占领之前。之后他仍然干得相当漂亮，可一不小心却差点因此惹下大祸。
当年胡、白是在日租界被杀手干掉的，而且一前一后，几无任何线索可寻。酒井之所以一口咬定是蓝衣社干掉的，他凭的不是证据，而是“直觉”，也就是他天天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拿着抗日传单的“蓝衣服军人”。
你有“直觉”，别人也有。天津驻屯军里就有参谋认为两人是被酒井先找人做掉，然后故意栽赃给***蓝衣社的。
几十年来这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直到***败退台湾，一些昔日机密已不成其为机密，蓝衣社旧人才揭开了谜底：胡白案是戴笠所为。
戴笠此次出手，恐怕事先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借题发挥。毕竟那个年头即使政敌之间搞暗杀都是常有的事，今天我整你，明天你整我，等于玩玩游戏，不亦乐乎。何况死的是中国人，在日租界，又是一件没人能破的来无踪去无影的无头案。
可是酒井不着急，他只需要用一种比较古老的侦破技术。
其名：莫须有。
有了把柄握在手里，酒井信心十足，马上就动手给参谋本部发去密电，并列出了计划向中方开出的“菜单”——
撤两个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黄埔第1期）。
撤两个单位：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
这时候参谋本部次长是杉山元（陆大第22期），真崎已被改派去做教育总监了。
杉山元早在陆大就被他的同学称为“傻瓜元”，整天糊里糊涂的，做事没有什么原则性。他能挤上次长的位置，完全是拜“皇道派”和“统制派”内斗所赐，这些人斗来斗去，聪明的都靠边站了，就把他这个傻瓜给拎了上来。
杉山元和梅津的关系很好，不过在两人关系中，更主动一点的却是作为上级的杉山元。虽然梅津的职位没他高，陆大资历也低一届，但人家是军刀组首席，他跟梅津站在一起，就好像留级生和高考状元站在一起一样，只有洗耳恭听的份，所以一般梅津打来的报告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这次也不例外，他拿着酒井的密电翻了翻，认为是梅津的意思，但因为事关重大，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干脆，含含糊糊混过去吧。
于是回复：那你向支那提一提这个“建议”。
按字面的意思，既然是建议，那人家就是可以爱听不听了。酒井才不管呢，他只要杉山元表个态就可以了。建议也罢，威胁也好，反正都是我来操作的。上面有人罩着就行。
最重要的是，有杉山元的这个答复，梅津回来时如果问起，他就有得交待了。
酒井很清楚，他要跟中方打交道，靠的将不是外交技巧，而是武力威胁，但是天津驻屯军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底气”。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全部加起来也超不过2千人，在天津本部的，仅5百人不到一点。这时候的平津附近，却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不下6万人，想吓人都缺砝码。
那就去弄张虎皮过来吧。
酒井马上向关东军求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关东军却对他持“不合作态度”。
关 东军在武藤信义时代达到了顶峰，按照武藤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创下的“辉煌武功”，他不仅可以获得元帅徽章，还非常有可能在陆军中成为绝对的“偶像”，然后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早早就断了气。接他位置的是“福将”菱刈隆，菱刈隆之后就是老混混南次郎。
我们上次提到南次郎，还是他在给若榇内阁打工当陆相的时候。这么多年过去，差不多一起出道的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们都退休了，后辈冈村宁次等人也开始冒出了尖尖角，这老家伙却还能在官场上春风得意，让你不服气都不行。
能始终高位得坐，骏马得骑，南次郎靠的不是别的，一个字：混，展开来讲就是谁也不得罪，“难得糊涂”。
天津驻屯军要求援，想想看，这事要做成了，功劳是梅津的，要办砸了，自己却难逃干系。这事能干吗？当然不能干。更何况南次郎一贯的人生准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让他多动一个手指头都不高兴，更不用说还要派兵去“犯险”了。
酒井从关东军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兵没有，连代表也不能派，不过可以给予“无形之支持”。
相信我，我在用精神做你的动力，对，一直往前走，熔化在蓝天里吧……
酒井再生气，却也不敢对着关东军发脾气，最后抱着脑袋一合计，忽然眼前柳暗花明：真的虎皮借不来，那我就自己搞个山寨的嘛。
他要找人冒充“关东军代表”了。
人很容易找，做梦都想搏出位的青年军官有的是。比如北平大使馆里的高桥。让他扮“关东军代表”都不用化妆，因为以往关东军和中方谈判，很多时候也是由大使馆的武官出面的。
两个家伙就这样手拉着手跑到居仁堂来找何应钦兴师问罪了。
高桥首先发飙，向何应钦提出“质问”：早就知道你们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背地里一直在捉摸抗日，果然如此。
何应钦还没反应过来，两人就亮出“假身份证”，酒井说他代表天津驻屯军，高桥说他代表关东军，此行是专为“孙永勤事件”和“胡白被刺案”来进行交涉的。
来头这么大，何应钦心里一紧，不得不小心应付了。
酒井接茬上，连珠炮似地开始了攻击。
先罢于学忠。
为什么呢？
在孙永勤事件中，河北遵化县对孙永勤“姑息养奸”。这是违反塘沽协定的。
谁为这件事负责，当然是河北的一省之长于学忠。
下面再讲胡白案。
酒井说他已经查明了，胡白案就是蓝衣社所为。
那就听你的，撤掉蓝衣社。可是酒井说，这还不够，得把天津市的市长也撤掉。
酒井为此还让何应钦去查查当年的《辛丑条约》，说那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只要租界里的人被证明是中方“害死”的，就可以用“弹压治罪权”来进行治罪。
其实《辛丑条约》上提是提到过这么一句，但所谓的“死人”必须是“八国联军”所属国的人，而不是任意一个死人。胡白并没入日籍，因此理由实在牵强。
何应钦听了半天，耐着性子问酒井，你说这些事情中方有责，有证据吗？
酒井哪有什么证据，只好信口胡编。
他说孙永勤战死后，日军检查尸体，发现了一张蒋何共同签署的委任状。
“委任状”在哪里，问他要。
没带来。
那胡白案呢？
酒井已经被问急了。
何应钦想缓和一下气氛，让人端上茶点，孰料眼前的这两个家伙果然属于“兽类”，根本不通人间情理。
他们把茶点往旁边一拨，谁要喝你的东西！
然而刷地一下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
你说——
蓝衣社宣传抗日，又是特务组织，不是这些人干的，又会是谁？证据，用不着，辩论，那更是浪费时间。反正一句话，就是你们唆使蓝衣社做的坏事。这是不容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
何应钦性格温和，属于正人君子一类的，非常讲究待人接物。一时间，被两个小混混又讹又骗又吓，弄得满头大汗（“倭寇蛮横，非理可喻”）。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酒井一看，原来你跟我们不是一路啊，这就好办了。直接亮清单吧。
开给参谋本部的“清单”上，一共只撤两个人、两个单位，不过那也就是骗骗“傻瓜元”的，酒井给何应钦看的单子叫做“一锅端”——什么***党部、中央军、宪兵、蓝衣社，全给我撤走，反正华北就是不能再留下一点“中央”的气味儿。
何应钦开始以为只是撤两个职务而已，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这么大，顿时眉头紧锁，再也不说话了。
见对方不答应，酒井赶紧又用上一招，那就是武力恐吓，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哪一句最吓人他用哪一句。
第一句：如果你不全盘接受，那么一旦发生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这样的“惨剧”也不是不可能的。
何应钦是有头脑的，不然如何能够做到全国军政部长。这一句吓不住他。可接下来这句就不一样了。
第二句：你们蒋介石持的是“双重政策”，谁会看不出来呢。你们不是老问我们究竟要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吗，这要让蒋介石本人来回答，他别指望脚踏两只船，又拉英美，又忽悠我们，做梦！
末了，酒井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都一致认为，蒋介石没有与我们日本亲善友好的足够诚意。
就是这句话，让何应钦大惊失色。
蒋介石当时是一国军事首脑，不是谁都可以指名道姓，说蒋某人如何如何的。这就跟指着日本人的鼻子，告诉他：你们裕仁特不地道。一个意思。
在何应钦看来，这无异于日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一番狠话撂下，见何应钦脸色都变了，酒井和高桥赶快拍屁股走路。因为再呆下去他们怕露马脚，暴露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代表”的真相。
这就是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的“河北事件”的开端，被史学界称为“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在酒井下“通牒”的第二天，天津驻屯军便闻风而动，张牙舞爪地跑到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来回溜了两圈，算作示威。
紧随其后的是关东军，出兵虽然有难度，但发篇声明却是顺水人情，抬手就来：天津驻屯军的做法，我们十分支持，完全支持。
关东军把中方的答复往旁边一扔，气势汹汹地就进了关，并要求中方进行“配合”。
遵化县的县长先被叫过去，要他下令保安队“讨伐”抗日救国军。县长当着日本人的面不敢多说什么，回去后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讨伐”。按照日方后来的“指控”，他甚至还对抗日救国军进行了暗中接济。
日军又来催。
还是不能动身，理由是保安队防守的是15里以外的地方，毛山不在这一范围，所以鞭长莫及，爱莫能助。
根据当时的报道，孙永勤部队入关后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即宣布他们“爱护百姓”的宗旨：决不骚扰乡民，所用粮食完全自备自带。
可是部队在出关时毕竟行动仓促，不可能带很多粮食在身上，所以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这时日军已在北面配置了大量兵力，重新出关不可能了。孙永勤马上改变主意，决定率部越过“非武装区”，到河北平津去投奔中国正规军队。
然而晚了一步。
眼瞅着遵化保安队听之任之，不肯动手打自己人，日军捋起袖子自己干了。24小时一过，他们就乘着车，冒雨越过保安队防区，直接向毛山发起了进攻。
毛山和喜峰口、古北口那里的山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什么树木，鬼子一个炮弹扔过来，躲都没地方躲。
最后的时刻到了。
孙永勤由于不能走路，便让人用椅子把他抬上山顶，在山上指挥部队与四面围攻的日军作殊死战。他曾命令参谋长关元有在自己的掩护下冲出去，但后者也端的是条汉子，当即拒绝了这一逃生机会。二人一起战死，同时牺牲的有300多壮士，只有少部分人得以突围。
当年结义的十八个弟兄，在这一天多数殉难，然他们“有死无降，精忠报国”的精神，令对手也惊叹不已。据说在战斗结束后，日军曾专门列队向孙永勤、关元有的遗体致以敬礼。
孙永勤事件一出，让华北的一个超级恶棍嗅出了味道，意识到搞花头的好机会到了。
此人便是时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陆大28期）。酒井是日本军人中非常典型的那种“兽类军人”，什么都不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杀人放火抢东西。先前的“济南惨案”算是他的第一个杰作，后来攻占香港前后最热衷的娱乐活动也就是一项——屠杀。
与酒井相比，他的上司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则是一个相对纯粹一点的陆军军官。梅津脑子比较好使，做卷子应付考试很有一套，在他那一届陆大生中，连永田铁山都被挤到次席去了。当年，他还跟着“军神”乃木希典打过仗立过功。从表面上看，他对酒井的那套歪歪心思，旁门左道还是很有些“不屑”的。
说 梅津不想在中国人身上占便宜，那是假的，但他想到和会做的主要还是通过比较“正规”的方式来推进“华北工作”。高宗武回忆，他在华北见到的梅津待人“既亲 切又斯文”，简直像个日本“儒将”，而且后者曾当面表示，只要让他当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天，就决不容许华北出现新的意外情况。何应钦对梅津的印像也不算 坏，说他尚算一个“规矩人”。
在1935年 的华北，梅津大致相当于“九一八”前的本庄繁，可他身边的人就不一样了。那酒井和做武官的高桥几乎就是板垣和石原的极端进化版。不过与石原工于算计不同的 是，这两个家伙属恶棍类型，既无才也没脑，像两只红着眼睛的野狗，什么外交规则和基本礼仪压根就当它们不存在，能想到的就是狂吠着朝目标直扑过去。
一直以来，酒井都认为自己的上级太“软弱”了，同时他对华北出现中日和解的气氛也由衷反感。
你们都“全面亲善”了，我们还怎么混，何时才能出头？
不行的话只有抛开领导自己动手了。
酒井准备复制一下传说中的“九一八”，自己过一下民族英雄的瘾。
机会来了。正好梅津要出差到长春去和陆相林铣十郎会面。临走时，酒井假装漫不经心地打了一个擦边球。
那什么，不是刚出了一个孙永勤事件吗，听说支那当局有包庇纵容行为，我们作为华北皇军，为维持治安，是不是应该“小小的”，“轻微的”给他们一个警告呢。
梅津拿好了行李，拎着包就要走人，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他想想酒井的话还是蛮“得体”和“善解人意”的，既然是轻微警告，有什么不行。
可以，完全可以。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酒井刚要出发，正准备去好好地讹一下中国人，又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胡白被剌案。
胡白是指两个人，胡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而白则是《振报》社长白榆桓。
这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死了，跟你们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说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因为这两人平时在论调上都比较亲日，是帮着我们说话的，现在他们被杀了，当然要替他们做主。
原来是两个汉奸文人。
平津金粉之地，当时出的软骨头文人比较多，其症结大多就在岳飞所指出的“贪财”“怕死”四个字上，这些能被称为“汉奸文人”的都倒在这上面：或由贪财而下水，或因惧战而动摇。
为了引诱他们，日本人也从中做了不少“细活”。比如胡白所在的报社，就都拿日本军部给的津贴。
两个人中，尤为可叹者为白榆桓。这兄弟早期也是革命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他们是一拨的，天天捉摸的事就是怎样剌杀清庭要员。未料他最后也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干掉了，而且死后的声名比那些他曾经切齿痛恨过的满清王公还要不堪和狼狈得多。
对酒井来说，那些天幸运真是一个接一个，胡白事件来得太及时了。他想都没想，马上把矛头对准了蓝衣社。
早在长城抗战时，老蒋不是很得意地告诉何黄二人，他对于日本特务活动已经有办法了吗？
他的办法就是启用蓝衣社渗入华北。
在***内拥蒋的几个派系中，杨永泰的新政学系被称为老蒋雇来的保姆家佣，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只能当个管家，而所谓的嫡亲儿子，则是这个蓝衣社。
为什么说他们是老蒋的嫡亲儿子呢？
因为里面的人清一色都是黄埔系的，而且以前四期为主，在老蒋看来，都是宝贝中的宝贝。
蓝衣社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力行社（取三民主义要力行之意）。之所以被外界唤作蓝衣社，据说是因为社内干部都穿蓝色军装的缘故。
如果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组织里面的哥们有些类似于当年到德国考察后弄出二叶会的那些日本陆大生。他们身穿蓝衣，就有效仿纳粹黑衫党的意思。
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德国青年党卫军那股雄纠纠、气昂昂的神气让这些愤青类型的黄埔军人大为心仪。
我们也要这么干，不如此，如何肃贪，如何抗日，如何解决中国内外部乱七八糟、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大堆问题。
老蒋从德国进口军事顾问和武器，而在蓝衣社党徒的眼里，德国人身上的那种铁血精神比物质还要值钱得多。
应该说，老蒋对蓝衣社的态度称得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他确实需要这批学生去给他冲锋陷阵打江山，另一方面，也知道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很难驾驭，一个不小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给他招惹出种种是非。
早在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担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时，为使华北进一步“中央化”，并为抗战造势，老蒋就指令蓝衣社以“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名义进入北平，从而建立起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北平复兴社和华北军务会政训处。
复兴社的活是动嘴皮——每天派14个分队到部队学校以及公共场所，跟大家讲要统一抗战，否则就得被日本人各个击破，云云。
政训处的活是拉关系——今天拍拍宋哲元，说你那个大刀队长城抗战时真是帅呆了；明天吹吹东北军，说张学良与老蒋是兄弟手足，是并肩领袖，总之确保这些巨头们没有反意。
除这些“面上工作”以外，对付汉奸、剌探情报的任务主要由戴笠任处长的蓝衣社特务处负责。
那时候的戴老板在蓝衣社里还只能算一个小卒子，连蓝衣社 “十三太保”都不是，但已经显示出了他在特工领域内几乎无人能及的潜质。
戴笠在前面帮老蒋完美地解决了张敬尧，差不多弄得板垣无路可走，已初步得到了老蒋的赏识，不过那是在华北还未被日军占领之前。之后他仍然干得相当漂亮，可一不小心却差点因此惹下大祸。
当年胡、白是在日租界被杀手干掉的，而且一前一后，几无任何线索可寻。酒井之所以一口咬定是蓝衣社干掉的，他凭的不是证据，而是“直觉”，也就是他天天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拿着抗日传单的“蓝衣服军人”。
你有“直觉”，别人也有。天津驻屯军里就有参谋认为两人是被酒井先找人做掉，然后故意栽赃给***蓝衣社的。
几十年来这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直到***败退台湾，一些昔日机密已不成其为机密，蓝衣社旧人才揭开了谜底：胡白案是戴笠所为。
戴笠此次出手，恐怕事先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如此借题发挥。毕竟那个年头即使政敌之间搞暗杀都是常有的事，今天我整你，明天你整我，等于玩玩游戏，不亦乐乎。何况死的是中国人，在日租界，又是一件没人能破的来无踪去无影的无头案。
可是酒井不着急，他只需要用一种比较古老的侦破技术。
其名：莫须有。
有了把柄握在手里，酒井信心十足，马上就动手给参谋本部发去密电，并列出了计划向中方开出的“菜单”——
撤两个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黄埔第1期）。
撤两个单位：军分会政训处、蓝衣社。
这时候参谋本部次长是杉山元（陆大第22期），真崎已被改派去做教育总监了。
杉山元早在陆大就被他的同学称为“傻瓜元”，整天糊里糊涂的，做事没有什么原则性。他能挤上次长的位置，完全是拜“皇道派”和“统制派”内斗所赐，这些人斗来斗去，聪明的都靠边站了，就把他这个傻瓜给拎了上来。
杉山元和梅津的关系很好，不过在两人关系中，更主动一点的却是作为上级的杉山元。虽然梅津的职位没他高，陆大资历也低一届，但人家是军刀组首席，他跟梅津站在一起，就好像留级生和高考状元站在一起一样，只有洗耳恭听的份，所以一般梅津打来的报告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这次也不例外，他拿着酒井的密电翻了翻，认为是梅津的意思，但因为事关重大，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干脆，含含糊糊混过去吧。
于是回复：那你向支那提一提这个“建议”。
按字面的意思，既然是建议，那人家就是可以爱听不听了。酒井才不管呢，他只要杉山元表个态就可以了。建议也罢，威胁也好，反正都是我来操作的。上面有人罩着就行。
最重要的是，有杉山元的这个答复，梅津回来时如果问起，他就有得交待了。
酒井很清楚，他要跟中方打交道，靠的将不是外交技巧，而是武力威胁，但是天津驻屯军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底气”。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全部加起来也超不过2千人，在天津本部的，仅5百人不到一点。这时候的平津附近，却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不下6万人，想吓人都缺砝码。
那就去弄张虎皮过来吧。
酒井马上向关东军求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关东军却对他持“不合作态度”。
关 东军在武藤信义时代达到了顶峰，按照武藤在热河和长城战役中创下的“辉煌武功”，他不仅可以获得元帅徽章，还非常有可能在陆军中成为绝对的“偶像”，然后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早早就断了气。接他位置的是“福将”菱刈隆，菱刈隆之后就是老混混南次郎。
我们上次提到南次郎，还是他在给若榇内阁打工当陆相的时候。这么多年过去，差不多一起出道的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们都退休了，后辈冈村宁次等人也开始冒出了尖尖角，这老家伙却还能在官场上春风得意，让你不服气都不行。
能始终高位得坐，骏马得骑，南次郎靠的不是别的，一个字：混，展开来讲就是谁也不得罪，“难得糊涂”。
天津驻屯军要求援，想想看，这事要做成了，功劳是梅津的，要办砸了，自己却难逃干系。这事能干吗？当然不能干。更何况南次郎一贯的人生准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让他多动一个手指头都不高兴，更不用说还要派兵去“犯险”了。
酒井从关东军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兵没有，连代表也不能派，不过可以给予“无形之支持”。
相信我，我在用精神做你的动力，对，一直往前走，熔化在蓝天里吧……
酒井再生气，却也不敢对着关东军发脾气，最后抱着脑袋一合计，忽然眼前柳暗花明：真的虎皮借不来，那我就自己搞个山寨的嘛。
他要找人冒充“关东军代表”了。
人很容易找，做梦都想搏出位的青年军官有的是。比如北平大使馆里的高桥。让他扮“关东军代表”都不用化妆，因为以往关东军和中方谈判，很多时候也是由大使馆的武官出面的。
两个家伙就这样手拉着手跑到居仁堂来找何应钦兴师问罪了。
高桥首先发飙，向何应钦提出“质问”：早就知道你们笑里藏刀，口蜜腹剑，背地里一直在捉摸抗日，果然如此。
何应钦还没反应过来，两人就亮出“假身份证”，酒井说他代表天津驻屯军，高桥说他代表关东军，此行是专为“孙永勤事件”和“胡白被刺案”来进行交涉的。
来头这么大，何应钦心里一紧，不得不小心应付了。
酒井接茬上，连珠炮似地开始了攻击。
先罢于学忠。
为什么呢？
在孙永勤事件中，河北遵化县对孙永勤“姑息养奸”。这是违反塘沽协定的。
谁为这件事负责，当然是河北的一省之长于学忠。
下面再讲胡白案。
酒井说他已经查明了，胡白案就是蓝衣社所为。
那就听你的，撤掉蓝衣社。可是酒井说，这还不够，得把天津市的市长也撤掉。
酒井为此还让何应钦去查查当年的《辛丑条约》，说那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只要租界里的人被证明是中方“害死”的，就可以用“弹压治罪权”来进行治罪。
其实《辛丑条约》上提是提到过这么一句，但所谓的“死人”必须是“八国联军”所属国的人，而不是任意一个死人。胡白并没入日籍，因此理由实在牵强。
何应钦听了半天，耐着性子问酒井，你说这些事情中方有责，有证据吗？
酒井哪有什么证据，只好信口胡编。
他说孙永勤战死后，日军检查尸体，发现了一张蒋何共同签署的委任状。
“委任状”在哪里，问他要。
没带来。
那胡白案呢？
酒井已经被问急了。
何应钦想缓和一下气氛，让人端上茶点，孰料眼前的这两个家伙果然属于“兽类”，根本不通人间情理。
他们把茶点往旁边一拨，谁要喝你的东西！
然而刷地一下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
你说——
蓝衣社宣传抗日，又是特务组织，不是这些人干的，又会是谁？证据，用不着，辩论，那更是浪费时间。反正一句话，就是你们唆使蓝衣社做的坏事。这是不容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
何应钦性格温和，属于正人君子一类的，非常讲究待人接物。一时间，被两个小混混又讹又骗又吓，弄得满头大汗（“倭寇蛮横，非理可喻”）。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酒井一看，原来你跟我们不是一路啊，这就好办了。直接亮清单吧。
开给参谋本部的“清单”上，一共只撤两个人、两个单位，不过那也就是骗骗“傻瓜元”的，酒井给何应钦看的单子叫做“一锅端”——什么***党部、中央军、宪兵、蓝衣社，全给我撤走，反正华北就是不能再留下一点“中央”的气味儿。
何应钦开始以为只是撤两个职务而已，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这么大，顿时眉头紧锁，再也不说话了。
见对方不答应，酒井赶紧又用上一招，那就是武力恐吓，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哪一句最吓人他用哪一句。
第一句：如果你不全盘接受，那么一旦发生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这样的“惨剧”也不是不可能的。
何应钦是有头脑的，不然如何能够做到全国军政部长。这一句吓不住他。可接下来这句就不一样了。
第二句：你们蒋介石持的是“双重政策”，谁会看不出来呢。你们不是老问我们究竟要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吗，这要让蒋介石本人来回答，他别指望脚踏两只船，又拉英美，又忽悠我们，做梦！
末了，酒井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都一致认为，蒋介石没有与我们日本亲善友好的足够诚意。
就是这句话，让何应钦大惊失色。
蒋介石当时是一国军事首脑，不是谁都可以指名道姓，说蒋某人如何如何的。这就跟指着日本人的鼻子，告诉他：你们裕仁特不地道。一个意思。
在何应钦看来，这无异于日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一番狠话撂下，见何应钦脸色都变了，酒井和高桥赶快拍屁股走路。因为再呆下去他们怕露马脚，暴露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代表”的真相。
这就是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的“河北事件”的开端，被史学界称为“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
在酒井下“通牒”的第二天，天津驻屯军便闻风而动，张牙舞爪地跑到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来回溜了两圈，算作示威。
紧随其后的是关东军，出兵虽然有难度，但发篇声明却是顺水人情，抬手就来：天津驻屯军的做法，我们十分支持，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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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49 pm
面对空前紧张起来的华北局势，南京的汪精卫除了翻来覆去念叨：额滴个神啊，就只会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真是有够滑头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内阁处理”云云都是假的。冈田内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虽侥幸未倒台，但早已是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再对军部说半个不字。
而陆军省的理由，则与中方一直未在华北交涉上完成地方向中央转换有关。
地方交涉迟早要出问题，这点黄郛早就想到了。在“河北事件”没有发生前，他就坚持“枢纽全在中央”，撤消派出机构，由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常态，进行直接交涉。
因为华北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那是两匹野马，整天变着法都想找点事出来。
相对于它们，日本政府包括陆军省毕竟还要相对克制一些，也能在其内部对军队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汪精卫却过于迷信广田的“协和外交”，一味只知道打压国内的“反日情绪”，以为退让即可换得两国关系的好转。这种驼鸟思路为他后来“和平救国”埋下了种子。
在黄郛南下后，他以为华北暂时的风平浪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连必要的防范和外交策略的转换都没有去做，乃至于情急时竟然遇到了连外交对手都找不到的窘境（“至对手方，亦寻不著”）。
于是，没办法的汪精卫只好交给何应钦一个办法：你自个看着办吧（“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此时何应钦面对的可选项并不是很多，“最后通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
要想避战，看来只有一招了——丢卒保车。
何应钦咬咬牙，首先让两个人辞了职。
一个是曾扩情（黄埔第1期），一个是蒋孝先，前者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后者是宪兵团团长。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两个机构：政训处和宪兵团自然也不能幸免，解散的解散，撤掉的撤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事情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样中央的势力仍能驻足华北。
日本军部一直在观察动静。
在从驻华使馆获悉中国作出让步后，他们决定由陆军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参谋次长杉山元、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相林铣十郎，日本陆军中说话最有份量的三个大佬都聚齐了。参谋本部的与会人员中，除了“傻瓜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统制派“盟主”，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
会议上这帮人自然都要发表高论，哇啦哇啦地嚼了一通舌头后，汇集到一点：“河北事件”是否可以适可而止了。
杉山元说：不行。
这位老兄本来对酒井竟敢“矫诏”办事尚有那么一点想法。后来一瞧，怎么着，还真弄出一点眉目来了。看来后生可畏啊。那么何不穷追到底，把“华北工作”再做出些成绩来呢。
可光他说不行没用。因为这时候日本的军界，是统制派的天下。
得听统制派老大的。
永田一语定调：平息事态吧。
那意思就是，好了，支那人出血已经出的够多了。为今之计，还是先把这些好处消化掉再说。
他弄了一个“必要项”，一个“希望项”。
已经得到的好处，全部放进“必要项”。
酒井提出的其它七七八八要求，都被扫进“希望项”。
既然是希望，那就不是必定要做到的，得看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自觉性”。
不是说永田不想再捞好处，而是怕好戏被酒井这冒失鬼给演砸了，弄出一个无法收场的结果出来。
在内心里，他其实还是想再投机一把，看看运气的，因此再次交涉的人选，仍然是那个酒井。这在无形中，倒给酒井原来假冒伪劣的身份正了名。
为了确保酒井不出“岔子”，军部还特地派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大佐（陆大第31期）前去天津进行“监督”。
说监督是假，帮忙才是真。
这厮立功的心比酒井还急。他人一到天津，就把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陆大第27期）找来“共商大计”。
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一番之后，就拿起笔，刷刷刷，把“希望”全改成了“必要”，并在后面添了个时间：限6月12日。
这样一来，真成最后警告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9日，酒井、高桥再次走进居仁堂。
几天不见，这两个家伙的小胸脯已经挺到天花板那么高了。
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份变了：如今我俩可是正宗代表了。
何应钦知道来者不善，赶紧把这些天自己免了谁的职，停了哪个团体的活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酒井。
可是酒井并不要听这些。
都是已经做了的嘛，我要那些你还没做的。
党部和军队什么时候撤？
何应钦心里一震，知道怕什么来什么了。前面请辞的，免职的，解散的，撤退的，其实都不是核心的东西。
核心的就是一项：保持党部和军队。这是主权的象征。
可是酒井已经懒得跟眼前这位“好好先生”烦了，他扔下那份所谓的协定，扭头就走。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了，“限6月12日”前答复。
得不到答复，后果自己想去吧。
何应钦情知事关重大，他无法做这样的一个主，便向蒋汪分别去电请示。
酒井当天摆了一个“不怒自威”的造型，自己很是得意，出了门就一再跟别人吹嘘：看我的，不用打仗就能捞到满把的好处（“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内部在闻听消息后却立刻炸了窝。
第一个意识到情况严重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这位亲王不是真的不管事，而是看什么时候管。如以狡黠和手腕论，跟那个自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天皇裕仁并无二致。
弄来弄去，几个负责交涉的，竟然把军部颁下的协定都能给改掉。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此一来，是不是连我的命令也能更改了。
不得了，想变天啊。
他立刻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发去电报，要求他：“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对关东军重申，除非得到天皇敕令，否则不得踏进长城以南半步。谁要违反，大逆罪论处。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怕关东军像以往那样阳奉阴违，装作没收到电报，又让北平使馆武官通过电话，直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一遍。
梅津接到电报后，顿时大光其火，对着酒井劈头盖脸发了通脾气。
你把参谋总长都给得罪了，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酒井这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顿时面如死火：本想立功受奖的，没曾想一辈子都得倒霉在这上头了。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救了他的命。
何应钦自从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老蒋的电报先到：不能撤军。
在当时的***要人中，要论眼光犀利，非蒋莫属。他一眼就看出，中央军南移是核心问题。其它或可商量，唯独这一件，绝对没门（“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
他告诉何应钦，你不要以为中央军南移，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这样的。
中央军南移之后，不仅不能摆脱困境，以后还将更加麻烦（“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
老蒋知道汪精卫意志软弱，怕他在这一节骨眼上动摇，又专门发去一份电报，特地强调，如果中央军撤退，只会给我们的反对派找到借口（“两广更有辞可借”），舆论也不会答应（“民众大失信仰”）。
可是汪精卫并不这么想。
他和南京一帮留守的人已经乱了方寸，在老蒋一时无法来京的情况下，开会研究，认为只要日军不明着进占平津，中央军撤就撤吧，这样总比“重开战祸为害较轻”。
会议通过之后，汪精卫随即电告何应钦：撤军。
两份电报，蒋说不撤，汪说撤，这让何应钦也踌躇起来。他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己方一无准备，万一日军真的开了火，打也打不了，守也守不住（“战守皆自为难”）。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撤军稳妥。
一来这毕竟是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正式决定，二来，他也注意到，只要不留书面协议给日方，不被他们抓到把柄，等到力量一强，军队还是可以再开进来的。
于是，他把汪的那份拿了起来——
“撤退无异议”。
天上下雨了，幸运雨。
已快要频临绝境的酒井在得到这一“惊天喜讯”后，眼泪都要下来了，可是嘴里还在装腔作势地嚷着：我们的舰队，航空队，都没走，都在那里等着呢，你们说了不算，全部撤掉才算。
刚刚还急得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梅津喜出望外。
太神奇了，连兵都不要派一个啊，就建此奇功（“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
拍拍酒井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有种。
酒井此时却又撒起骄来。
为了“帝国利益”，我不得不违背军令。现在请惩罚我吧。不过我这样死了也甘心了，当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大家务必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我的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虽在九泉亦自含笑”）。
面对这样一个大活宝，谁还舍得再砍他脑袋。
载仁亲王早就不响了，又装作不理政的样子，转过脸玩他的书画去了。
杉山元次长则仰天大呼：天啦，这么有功劳的一个军人，我们能惩罚他吗？
东瀛三岛举国狂欢，又一个“民族英雄”似乎要从鸡蛋壳里跳出来了。
汪精卫和何应钦此时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几个宵小牵着鼻子走了一圈。
一出手就赚了个盆满钵满，酒井和高桥一时乐得连道都走不动了。
何应钦答应撤军等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当时并未有书面签字，这两家伙便准备乘胜追击，再去扒拉一点什么下来。
高桥把所有条件弄成一份觉书，交到何应钦手里，让后者照抄一份后盖个章送还给他。那神气，好象他这个小小的武官，已经可以和中国将军平起平坐了。
何应钦十分生气，同时事前大家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得做书面答复，因此，他又让人把觉书退回，告诉对方：你的要求，我已“自动实行”，用不着再签字盖章了。
知道高桥还要没完没了地来纠缠，何应钦干脆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3日，他以报告事件交涉过程为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南京。
可是高桥阴魂不散，仍然跟只苍蝇一样地在屁股后面嗡嗡直叫。
你觉得我高攀了你，那这样，我代表梅津，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表你，把觉书改成备忘录，咱们会签一下。
何应钦不理他。
这样不行，那我就干脆坐地上哭：呜呜，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要被打屁股的（“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
何应钦干脆背过身去。
还不行？高桥马上一骨碌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换了副可怜的神情：要不我就豁出去一把，备忘录都不要你们签了，给我一张纸头，让我回去好交差，这总可以了吧。
从头到脚，都是日本人特有的招数：寡颜鲜耻，死缠烂打，就希望你脸皮稍为薄一点，着他的道。
实在被这小人弄烦了。经汪精卫同意，何应钦只得写了张便条，算是把高桥打发走了。
便条的大致意思是：酒井提的那些个事，早就自动给办好了。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既无签字也没盖章，竟然就成了日本人一口咬定的“何梅协定”，后来在华北问题上一直抓住不放，喋喋不休，非要“导呀导”，指望从这里面“导出一条小毛驴”来。
二战结束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亲口承认，所谓“何梅协定”子虚乌有，只是嘴上讲讲的，没有像《塘沽停战协定》那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曾参与此事的矶谷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何梅协定”啊，都是军方这么宣传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为了这个“何梅协定”，何应钦一辈子饱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亲日派”。
但对于何应钦来说，后面这顶帽子实在戴得过于勉强。
举个例子，因为“马关条约”，外界都说李鸿章媚日，其实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他的半生清誉和功名都毁在了东瀛人手里，如何还能再“亲”得起来。
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民国笔记《春冰室合集》记载，李鸿章曾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终生不会再踏入日本一步（“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
“马关条约”签定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归国，途中要经过日本横滨。日本人已经在岸上把食宿都弄好了，“以上宾之礼待之”，随从也都规劝：咱不跟他们见面，就上去呆一晚。
可他就是不愿动一动，宁愿在船上过夜。
等到换乘轮船，中间需要用小船过渡，他眼睛尖，一看，怎么是日本船，打死不上。
船主无法，只好在两只船中间搭一块木板。
李鸿章时年已经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他就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木板上走过去，而木板之下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始履之以至彼船”）。
治军理政的得失姑且不论，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他亲日媚日，真不知从何说起。
何应钦的情况其实差不多。
曾北上参加过谈判的高宗武就为何应钦喊冤，说“何氏之厌恶日本”，恐怕还在任何人之上。
事情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是一回事，但媚不媚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当时何应钦也没有办法，黄郛走后，他是华北的唯一负责人，“不但任劳，而且任怨”，所以最后倒霉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归到他一人头上去了。
不管怎么说，当初永津等人处心积虑要加进去的“政治协定”，在事隔2年后，终于得以初步实现了。第17军被迫取消番号，和其它***中央党政机关一起撤出北平。
在撤离前，黄杰请部下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黄杰说，今天请兄弟们来，就是喝杯告别酒，此番别离，真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
言毕，泪不能禁。
说是吃饭，大家都没吃饭的心情，相对无语，默坐半天后自行离开。
郑洞国后来回忆，撤退那天，官兵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当时情景，“至今难忘”。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真是有够滑头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内阁处理”云云都是假的。冈田内阁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虽侥幸未倒台，但早已是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再对军部说半个不字。
而陆军省的理由，则与中方一直未在华北交涉上完成地方向中央转换有关。
地方交涉迟早要出问题，这点黄郛早就想到了。在“河北事件”没有发生前，他就坚持“枢纽全在中央”，撤消派出机构，由中日两国恢复外交常态，进行直接交涉。
因为华北的对手不是一般的对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那是两匹野马，整天变着法都想找点事出来。
相对于它们，日本政府包括陆军省毕竟还要相对克制一些，也能在其内部对军队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汪精卫却过于迷信广田的“协和外交”，一味只知道打压国内的“反日情绪”，以为退让即可换得两国关系的好转。这种驼鸟思路为他后来“和平救国”埋下了种子。
在黄郛南下后，他以为华北暂时的风平浪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连必要的防范和外交策略的转换都没有去做，乃至于情急时竟然遇到了连外交对手都找不到的窘境（“至对手方，亦寻不著”）。
于是，没办法的汪精卫只好交给何应钦一个办法：你自个看着办吧（“令何应钦主持应付”）。
此时何应钦面对的可选项并不是很多，“最后通牒”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
要想避战，看来只有一招了——丢卒保车。
何应钦咬咬牙，首先让两个人辞了职。
一个是曾扩情（黄埔第1期），一个是蒋孝先，前者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后者是宪兵团团长。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两个机构：政训处和宪兵团自然也不能幸免，解散的解散，撤掉的撤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事情就应该到此结束，那样中央的势力仍能驻足华北。
日本军部一直在观察动静。
在从驻华使馆获悉中国作出让步后，他们决定由陆军省出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参谋次长杉山元、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陆相林铣十郎，日本陆军中说话最有份量的三个大佬都聚齐了。参谋本部的与会人员中，除了“傻瓜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统制派“盟主”，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
会议上这帮人自然都要发表高论，哇啦哇啦地嚼了一通舌头后，汇集到一点：“河北事件”是否可以适可而止了。
杉山元说：不行。
这位老兄本来对酒井竟敢“矫诏”办事尚有那么一点想法。后来一瞧，怎么着，还真弄出一点眉目来了。看来后生可畏啊。那么何不穷追到底，把“华北工作”再做出些成绩来呢。
可光他说不行没用。因为这时候日本的军界，是统制派的天下。
得听统制派老大的。
永田一语定调：平息事态吧。
那意思就是，好了，支那人出血已经出的够多了。为今之计，还是先把这些好处消化掉再说。
他弄了一个“必要项”，一个“希望项”。
已经得到的好处，全部放进“必要项”。
酒井提出的其它七七八八要求，都被扫进“希望项”。
既然是希望，那就不是必定要做到的，得看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自觉性”。
不是说永田不想再捞好处，而是怕好戏被酒井这冒失鬼给演砸了，弄出一个无法收场的结果出来。
在内心里，他其实还是想再投机一把，看看运气的，因此再次交涉的人选，仍然是那个酒井。这在无形中，倒给酒井原来假冒伪劣的身份正了名。
为了确保酒井不出“岔子”，军部还特地派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大佐（陆大第31期）前去天津进行“监督”。
说监督是假，帮忙才是真。
这厮立功的心比酒井还急。他人一到天津，就把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陆大第27期）找来“共商大计”。
几个人在一起议论一番之后，就拿起笔，刷刷刷，把“希望”全改成了“必要”，并在后面添了个时间：限6月12日。
这样一来，真成最后警告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9日，酒井、高桥再次走进居仁堂。
几天不见，这两个家伙的小胸脯已经挺到天花板那么高了。
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份变了：如今我俩可是正宗代表了。
何应钦知道来者不善，赶紧把这些天自己免了谁的职，停了哪个团体的活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酒井。
可是酒井并不要听这些。
都是已经做了的嘛，我要那些你还没做的。
党部和军队什么时候撤？
何应钦心里一震，知道怕什么来什么了。前面请辞的，免职的，解散的，撤退的，其实都不是核心的东西。
核心的就是一项：保持党部和军队。这是主权的象征。
可是酒井已经懒得跟眼前这位“好好先生”烦了，他扔下那份所谓的协定，扭头就走。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看好了，“限6月12日”前答复。
得不到答复，后果自己想去吧。
何应钦情知事关重大，他无法做这样的一个主，便向蒋汪分别去电请示。
酒井当天摆了一个“不怒自威”的造型，自己很是得意，出了门就一再跟别人吹嘘：看我的，不用打仗就能捞到满把的好处（“可望不经流血而有成就”）。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内部在闻听消息后却立刻炸了窝。
第一个意识到情况严重的是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这位亲王不是真的不管事，而是看什么时候管。如以狡黠和手腕论，跟那个自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天皇裕仁并无二致。
弄来弄去，几个负责交涉的，竟然把军部颁下的协定都能给改掉。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此一来，是不是连我的命令也能更改了。
不得了，想变天啊。
他立刻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发去电报，要求他：“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对关东军重申，除非得到天皇敕令，否则不得踏进长城以南半步。谁要违反，大逆罪论处。
就这样，他还不放心，怕关东军像以往那样阳奉阴违，装作没收到电报，又让北平使馆武官通过电话，直接向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口述一遍。
梅津接到电报后，顿时大光其火，对着酒井劈头盖脸发了通脾气。
你把参谋总长都给得罪了，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酒井这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顿时面如死火：本想立功受奖的，没曾想一辈子都得倒霉在这上头了。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救了他的命。
何应钦自从发出电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回音。
老蒋的电报先到：不能撤军。
在当时的***要人中，要论眼光犀利，非蒋莫属。他一眼就看出，中央军南移是核心问题。其它或可商量，唯独这一件，绝对没门（“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
他告诉何应钦，你不要以为中央军南移，就万事大吉了。
不是这样的。
中央军南移之后，不仅不能摆脱困境，以后还将更加麻烦（“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
老蒋知道汪精卫意志软弱，怕他在这一节骨眼上动摇，又专门发去一份电报，特地强调，如果中央军撤退，只会给我们的反对派找到借口（“两广更有辞可借”），舆论也不会答应（“民众大失信仰”）。
可是汪精卫并不这么想。
他和南京一帮留守的人已经乱了方寸，在老蒋一时无法来京的情况下，开会研究，认为只要日军不明着进占平津，中央军撤就撤吧，这样总比“重开战祸为害较轻”。
会议通过之后，汪精卫随即电告何应钦：撤军。
两份电报，蒋说不撤，汪说撤，这让何应钦也踌躇起来。他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己方一无准备，万一日军真的开了火，打也打不了，守也守不住（“战守皆自为难”）。
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撤军稳妥。
一来这毕竟是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正式决定，二来，他也注意到，只要不留书面协议给日方，不被他们抓到把柄，等到力量一强，军队还是可以再开进来的。
于是，他把汪的那份拿了起来——
“撤退无异议”。
天上下雨了，幸运雨。
已快要频临绝境的酒井在得到这一“惊天喜讯”后，眼泪都要下来了，可是嘴里还在装腔作势地嚷着：我们的舰队，航空队，都没走，都在那里等着呢，你们说了不算，全部撤掉才算。
刚刚还急得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梅津喜出望外。
太神奇了，连兵都不要派一个啊，就建此奇功（“得全面受诺，堪殊庆幸”）。
拍拍酒井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有种。
酒井此时却又撒起骄来。
为了“帝国利益”，我不得不违背军令。现在请惩罚我吧。不过我这样死了也甘心了，当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大家务必注意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我的脸上始终是笑着的（“虽在九泉亦自含笑”）。
面对这样一个大活宝，谁还舍得再砍他脑袋。
载仁亲王早就不响了，又装作不理政的样子，转过脸玩他的书画去了。
杉山元次长则仰天大呼：天啦，这么有功劳的一个军人，我们能惩罚他吗？
东瀛三岛举国狂欢，又一个“民族英雄”似乎要从鸡蛋壳里跳出来了。
汪精卫和何应钦此时却都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几个宵小牵着鼻子走了一圈。
一出手就赚了个盆满钵满，酒井和高桥一时乐得连道都走不动了。
何应钦答应撤军等条件，只是口头承诺，当时并未有书面签字，这两家伙便准备乘胜追击，再去扒拉一点什么下来。
高桥把所有条件弄成一份觉书，交到何应钦手里，让后者照抄一份后盖个章送还给他。那神气，好象他这个小小的武官，已经可以和中国将军平起平坐了。
何应钦十分生气，同时事前大家也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得做书面答复，因此，他又让人把觉书退回，告诉对方：你的要求，我已“自动实行”，用不着再签字盖章了。
知道高桥还要没完没了地来纠缠，何应钦干脆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3日，他以报告事件交涉过程为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南京。
可是高桥阴魂不散，仍然跟只苍蝇一样地在屁股后面嗡嗡直叫。
你觉得我高攀了你，那这样，我代表梅津，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代表你，把觉书改成备忘录，咱们会签一下。
何应钦不理他。
这样不行，那我就干脆坐地上哭：呜呜，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要被打屁股的（“如不能实现，无法复命”）。
何应钦干脆背过身去。
还不行？高桥马上一骨碌又从地上爬起来，擦干眼泪，换了副可怜的神情：要不我就豁出去一把，备忘录都不要你们签了，给我一张纸头，让我回去好交差，这总可以了吧。
从头到脚，都是日本人特有的招数：寡颜鲜耻，死缠烂打，就希望你脸皮稍为薄一点，着他的道。
实在被这小人弄烦了。经汪精卫同意，何应钦只得写了张便条，算是把高桥打发走了。
便条的大致意思是：酒井提的那些个事，早就自动给办好了。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便条，既无签字也没盖章，竟然就成了日本人一口咬定的“何梅协定”，后来在华北问题上一直抓住不放，喋喋不休，非要“导呀导”，指望从这里面“导出一条小毛驴”来。
二战结束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亲口承认，所谓“何梅协定”子虚乌有，只是嘴上讲讲的，没有像《塘沽停战协定》那样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曾参与此事的矶谷也在私下里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何梅协定”啊，都是军方这么宣传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为了这个“何梅协定”，何应钦一辈子饱受指责，甚至被视为“亲日派”。
但对于何应钦来说，后面这顶帽子实在戴得过于勉强。
举个例子，因为“马关条约”，外界都说李鸿章媚日，其实一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他的半生清誉和功名都毁在了东瀛人手里，如何还能再“亲”得起来。
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民国笔记《春冰室合集》记载，李鸿章曾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他终生不会再踏入日本一步（“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
“马关条约”签定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归国，途中要经过日本横滨。日本人已经在岸上把食宿都弄好了，“以上宾之礼待之”，随从也都规劝：咱不跟他们见面，就上去呆一晚。
可他就是不愿动一动，宁愿在船上过夜。
等到换乘轮船，中间需要用小船过渡，他眼睛尖，一看，怎么是日本船，打死不上。
船主无法，只好在两只船中间搭一块木板。
李鸿章时年已经75岁，身体也不好，可他就宁愿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木板上走过去，而木板之下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始履之以至彼船”）。
治军理政的得失姑且不论，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他亲日媚日，真不知从何说起。
何应钦的情况其实差不多。
曾北上参加过谈判的高宗武就为何应钦喊冤，说“何氏之厌恶日本”，恐怕还在任何人之上。
事情办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那是一回事，但媚不媚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况且当时何应钦也没有办法，黄郛走后，他是华北的唯一负责人，“不但任劳，而且任怨”，所以最后倒霉的事就都顺理成章地归到他一人头上去了。
不管怎么说，当初永津等人处心积虑要加进去的“政治协定”，在事隔2年后，终于得以初步实现了。第17军被迫取消番号，和其它***中央党政机关一起撤出北平。
在撤离前，黄杰请部下们吃饭。吃饭的时候，黄杰说，今天请兄弟们来，就是喝杯告别酒，此番别离，真不知何时才能故地重游。
言毕，泪不能禁。
说是吃饭，大家都没吃饭的心情，相对无语，默坐半天后自行离开。
郑洞国后来回忆，撤退那天，官兵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当时情景，“至今难忘”。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0 pm
在“河北事件”爆发后，黄郛焦急万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知道就算自己再次北上，也难以解决问题，而在京的几位又显得张皇失措，束手无策（“仅赖京中各位，恐未能负此重荷”），因此他一直以在野之身，发电报到四川行营，希望老蒋能回京主持大局。
可是鸡毛信发过去，老蒋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这边还没有部署好，我来不了（“弟一时不能离川”）。
真要命啊。
其实老蒋并不是真的就忙到连回趟南京都没时间了，他不回来有他的道理。
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 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了回来，正式原因是“天气不好”，飞机飞不过去。可这个理由骗老百姓可以，却骗不了吃政治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老蒋根本就不愿见客。
老蒋当然知道汪精卫“请辞待命”是做给谁看的，也摸透了日本人的用意。
既来之则安之，他要借力打力，以夷制汪，先在内部震住汪派再说。
于是，你病你的，我还是不出来。
那边找不到“委员长”，这边矶谷却又在哐铛哐铛敲门了：喂，你们究竟想不想搞好关系啊。
汪系人马本来是要以此逼蒋出来的，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人，又免得把交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老蒋就是死活不上套，这下他们自己倒先慌了神。
汪派一乱，蒋派出击。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署名，给“党国要员”们都发去征询意见，说你们也都看见了，日本人指名道姓，要“委座”出来才肯谈。这是中日外交“划时代之时期”啊，“委座”再不出山，“外交之僵局”就不可能打破，大家都没有出路。
官员们都不呆不傻，知道这实际上是“委座”在摊牌：要我回来，你们就不能逼我，而是要正正经经地把我当回事。
想让我来给诸位擦桌子拖地板收拾残局？
对不起，另请高明吧！
这一通意见“征询”下来，众人都达成了共识：眼前起码还是要继续维持蒋汪两层缓冲机制，如果过早让老蒋抛头露面，恐怕还真的很是不智。
先摸清日本人的底牌才是最要紧的。
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次日方交涉，走的就是矶谷这条线。再一查，别看矶谷只是一个副武官，经历还颇不简单。
他和板垣、土肥原、冈村都是士官学校的同学，一样加入过“二叶会”。更加与众不同的是，此人在担任广州特务机关长期间，曾经历过护法和北伐，而这在新生代 陆大军官中是比较少见的。在日本国内，矶谷以军部为后台，有“文认有吉，武认矶谷”的说法，也就是说，矶谷可能比代表政府的有吉明还管用。
显然，跟矶谷谈，不会白费口水。
掌握日方底细后，黄绍竑再度赴川。这次他终于成功地见到了“委员长”。
在京要员们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老蒋不愧是政界老手，通过一拒一迎，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老汪，你别跟我哭鼻子，该你挡的箭还是得你挡。
矶谷，想破我的二元外交，没那么容易。
不管是汪派还是蒋派，大家都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我办事比别人厉害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始至终，老蒋一直都在紧张地观察着国内外政坛的动静，虽然真人不露相，他想的却比谁都多。
个顶个单挑，肯定打不过东瀛小矮子，这点汪精卫和老蒋都心知肚明，但前者是悲观的，后者却一直是乐观的，原因就在于两个人对局势的判断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对策也不同。
汪精卫属于对日一味退让派，主张日本让我退一步，我就退一步，让我退两步，我就退两步。
没办法啊，我们又打不过他，还不是只能后退，以便“委曲求全”。
在广田提出“协和外交”后，汪精卫曾在前台进行积极的“配合”，又是发表演说又是下命令。
在那些天里，国内任何报纸都不允许刊登反日言论，至于什么抵制日货更不用提，甚至连中小学教科书都受到审查，一共300种书，竟然有200种因有“反日倾向”，而被判定为“不良教科书”，结果一律取谛，“不允使用”。
结果怎么样呢？局势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后弄到***党部和中央军都退出了华北。
显然，汪精卫的这步棋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远打算。
你再往后面退，总有退无可退的一天，到时候难道真的自缚等死不成？
汪精卫本人其实也很着急，他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就是对眼下时局无能无力的一种表现。
怎么办呢？
老蒋说，有办法，因为日本有弱点。
固然，他现在兵强马壮，又有东北做基地，其军事实力在亚州已无人能敌。但别忘了，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这个致命的脚后跟，就是日本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国际关系。自从退出国联后，他在国际上已彻底失去了人缘。英美等列强对他不仅是不待见，而是时时刻刻防贼一样地加以提防。
日本这个最大的弱点，却恰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依靠外交家们的努力，中国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同情，日本实际上是被从国联扫地出门的。
那为什么大家一时间都不肯来帮我们呢？
说来说去，还要怪我们自己表现太逊。长城抗战，一败到底，只能拿些吹牛消息来搪塞国联的顾维钧们。这边顾维钧刚刚宣布中国取得了大捷，那边长城的某某口就 被日军攻陷了，弄得这位著名外交家很是难堪。一些中小国家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希望中国能够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一个巴掌尝尝，但慢慢地也开始失望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似乎还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一盘散沙，属于***，那帮你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用一个声音说话，尽管弱小但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就不信同志们无动于衷。
在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棋枰上去打眼，找出路，“藉外交而补实力之不足”，正是老蒋能够始终保持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的“国际援助”指的主要还是列强，英美苏这些，那些单个的中小国家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
汪精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持“中立路线”。
谁都不要“联”，既不要联苏，也不要联英联美，因为这些国家都不牢靠，而且日本人最恨中国以夷制夷，到时合纵不成，反遭其辱，所谓“当前无益，将来无望”是也。
老蒋反过来，认为走国际路线，才是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出路：“当前无害，将来有望”。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老蒋当年“削藩”时所取得的经验，只不过，合纵连横的策略换了一个舞台，被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
日本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以夷制夷，还不是从中感觉出了威胁。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害怕的，我们就高兴，并且要坚决去实行。
作为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草头王，老蒋的眼光和谋略确实远非书生领袖老汪可比。
问题现在集中到列强身上，我们究竟能傍谁呢？
能傍上英美最好，但这两个款爷暂时都指望不上，不仅不能指望，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给你来个趁火打劫。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被大量抽走，导致国内“金融梗塞，贸易减退”。老美此举当然是为了转嫁他的经济危机，可是你坑谁都可以，也不能来坑我们这样的穷人啊。
郭泰祺因此气愤地说，美国政府损人利己，实行的是“混蛋政策”。
英国呢，也好不了多少。在中国面对日本进逼的时候，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除了偶尔搞点决议来敷衍一下中国人外，同样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联的软弱无力。
老蒋不得不把眼光投在先前最无好感的苏联身上。
但是，自从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进入快车道。原因也很简单：各怀心思，同床异梦。
就在长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却继续向“满洲国”派遣领事，而且还要同伪满重新勘定疆界，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承认”。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普通对“满洲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疑让中国感觉很受伤。
由于苏联的中东路经营在事实上已难以为继，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一直说要把中东路卖给“满洲国”。他还不是光嘴上这么说说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苏联真的和日本及伪满签了协定，把中东铁路“卖”给了对方。
老蒋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就算是要卖，也得先卖给我，条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苏联这么“怕”日本，是不是老毛子真的肾亏啊。
但是在听完一个报告后，老蒋的看法改变了。
做报告的人就是“军事家”杨杰。
通过长城抗战，老蒋感到如果真刀真枪，杨军事家还是不太好使，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让杨杰派用场，不过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派到军事外交领域去了，人尽其才嘛。
杨杰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带着一个军事视察团前去苏联。
一回来他就马上向老蒋报告：苏联的军事不是好，而是好得很，他那兵工厂和军事教育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均为始料所不及”）。
此次出访，杨杰还带回另外一个信息。
那就是苏联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并且话里话外，都直接流露出了彼此接近，共同对日的意图（“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
杨杰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时不我待，应该赶紧抓住机会，“联此制彼”，也就是说要联合苏联制约日本。
听杨杰这么一说，老蒋恍然大悟，前前后后都整明白了。
原来苏联是在藏拙啊。明明是个武林高手，却偏要装成平民百姓。看来，如果日苏对垒，苏联还是干得过的。
但问题又出来了：苏联实力并不弱，可是为什么一边说要跟我们合作对付日本，一边却又在东北连连退却呢。
诊结究竟在哪里？
老蒋的看法：苏联是在故意示敌以弱。
不过苏联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退让下去，其它列强都可以回避东北这个是非窝，惟独他不可以，因为他在这里有利益。如果日本真的把他逼到毫无退路，那他还是要被迫出来打一下的（“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战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
这就好理解他为什么肯主动积极地提出要跟我们合作了。无它，想让我们给他做挡箭牌而已（“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
老蒋与杨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军事家，而前者却是政治家。
原来，“联此制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学问大着呢。
以夷制夷，弄不好就是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以史为鉴，聪明一世的李鸿章可不就栽在这上面吗？
老蒋的套路是：用人而不为人用。
他一方面在暗中跟苏联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准备“联苏制日”，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可能缓和中日关系，把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那边去，以便“藉日制苏”。
苏联——我就算抗日，那也不是帮你抗的，是为我自己抗的，所以根本犯不着去做你的盾牌。
日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防共”，以苏联为假想敌吗，那你就去跟他打呀，打到你筋疲力尽为止，看你还有什么力气再来找我的麻烦。
老蒋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苏联和日本终于打起来，中国中立，亦可名之为“祸水西移”。
从杨杰带来的情报分析，苏联的军事实力还在日本之上，如果二者火拼，倒霉的一定是日本，到那时候我们就爽了（“若俄倭重行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
但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关键还是日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干。
一定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为此，老蒋煞费苦心，不惜用那篇《敌乎？友乎？》来提醒日本朝野政要：你枪口的方向错了，我是你的“友”，不是“敌”，你的“敌”在那边——呶，北方的那只大狗熊。
但是经过“河北事件”，老蒋开始明白，让日苏互斗看来很难（“日俄开战公算甚少”）。日本人精明得很，他们是从软的开始捏，看到苏联的力道远在中国之上，他们就只会选择率先“牺牲”中国，然后像侵吞东北那样，吃成一个壮汉以后，再找机会和苏联过招。
到那时，国亡无日矣。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虽然盘下了中东路，但此后不管苏联政府怎么抨击他，也绝不多还一句嘴，甚至日本在国内还禁止报纸刊登任何痛骂苏联的文章，以免过度剌激对方。
他把矛头全部指向了最好欺负的邻居——中国，算盘打得那是真精啊。
日本迟迟“不觉悟”，老蒋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尝试“联苏制日”。在这期间，他派私人代表蒋廷黻专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对方：联合起来对付日本那件事，我应了，咱们一起干吧。
苏联政府嘴上说好好好，但事实上仍然在观望。
可是鸡毛信发过去，老蒋的答复却是千篇一律：这边还没有部署好，我来不了（“弟一时不能离川”）。
真要命啊。
其实老蒋并不是真的就忙到连回趟南京都没时间了，他不回来有他的道理。
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 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了回来，正式原因是“天气不好”，飞机飞不过去。可这个理由骗老百姓可以，却骗不了吃政治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老蒋根本就不愿见客。
老蒋当然知道汪精卫“请辞待命”是做给谁看的，也摸透了日本人的用意。
既来之则安之，他要借力打力，以夷制汪，先在内部震住汪派再说。
于是，你病你的，我还是不出来。
那边找不到“委员长”，这边矶谷却又在哐铛哐铛敲门了：喂，你们究竟想不想搞好关系啊。
汪系人马本来是要以此逼蒋出来的，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人，又免得把交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老蒋就是死活不上套，这下他们自己倒先慌了神。
汪派一乱，蒋派出击。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署名，给“党国要员”们都发去征询意见，说你们也都看见了，日本人指名道姓，要“委座”出来才肯谈。这是中日外交“划时代之时期”啊，“委座”再不出山，“外交之僵局”就不可能打破，大家都没有出路。
官员们都不呆不傻，知道这实际上是“委座”在摊牌：要我回来，你们就不能逼我，而是要正正经经地把我当回事。
想让我来给诸位擦桌子拖地板收拾残局？
对不起，另请高明吧！
这一通意见“征询”下来，众人都达成了共识：眼前起码还是要继续维持蒋汪两层缓冲机制，如果过早让老蒋抛头露面，恐怕还真的很是不智。
先摸清日本人的底牌才是最要紧的。
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次日方交涉，走的就是矶谷这条线。再一查，别看矶谷只是一个副武官，经历还颇不简单。
他和板垣、土肥原、冈村都是士官学校的同学，一样加入过“二叶会”。更加与众不同的是，此人在担任广州特务机关长期间，曾经历过护法和北伐，而这在新生代 陆大军官中是比较少见的。在日本国内，矶谷以军部为后台，有“文认有吉，武认矶谷”的说法，也就是说，矶谷可能比代表政府的有吉明还管用。
显然，跟矶谷谈，不会白费口水。
掌握日方底细后，黄绍竑再度赴川。这次他终于成功地见到了“委员长”。
在京要员们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老蒋不愧是政界老手，通过一拒一迎，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老汪，你别跟我哭鼻子，该你挡的箭还是得你挡。
矶谷，想破我的二元外交，没那么容易。
不管是汪派还是蒋派，大家都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我办事比别人厉害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始至终，老蒋一直都在紧张地观察着国内外政坛的动静，虽然真人不露相，他想的却比谁都多。
个顶个单挑，肯定打不过东瀛小矮子，这点汪精卫和老蒋都心知肚明，但前者是悲观的，后者却一直是乐观的，原因就在于两个人对局势的判断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对策也不同。
汪精卫属于对日一味退让派，主张日本让我退一步，我就退一步，让我退两步，我就退两步。
没办法啊，我们又打不过他，还不是只能后退，以便“委曲求全”。
在广田提出“协和外交”后，汪精卫曾在前台进行积极的“配合”，又是发表演说又是下命令。
在那些天里，国内任何报纸都不允许刊登反日言论，至于什么抵制日货更不用提，甚至连中小学教科书都受到审查，一共300种书，竟然有200种因有“反日倾向”，而被判定为“不良教科书”，结果一律取谛，“不允使用”。
结果怎么样呢？局势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后弄到***党部和中央军都退出了华北。
显然，汪精卫的这步棋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远打算。
你再往后面退，总有退无可退的一天，到时候难道真的自缚等死不成？
汪精卫本人其实也很着急，他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就是对眼下时局无能无力的一种表现。
怎么办呢？
老蒋说，有办法，因为日本有弱点。
固然，他现在兵强马壮，又有东北做基地，其军事实力在亚州已无人能敌。但别忘了，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这个致命的脚后跟，就是日本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国际关系。自从退出国联后，他在国际上已彻底失去了人缘。英美等列强对他不仅是不待见，而是时时刻刻防贼一样地加以提防。
日本这个最大的弱点，却恰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依靠外交家们的努力，中国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同情，日本实际上是被从国联扫地出门的。
那为什么大家一时间都不肯来帮我们呢？
说来说去，还要怪我们自己表现太逊。长城抗战，一败到底，只能拿些吹牛消息来搪塞国联的顾维钧们。这边顾维钧刚刚宣布中国取得了大捷，那边长城的某某口就 被日军攻陷了，弄得这位著名外交家很是难堪。一些中小国家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希望中国能够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一个巴掌尝尝，但慢慢地也开始失望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似乎还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一盘散沙，属于***，那帮你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用一个声音说话，尽管弱小但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就不信同志们无动于衷。
在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棋枰上去打眼，找出路，“藉外交而补实力之不足”，正是老蒋能够始终保持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的“国际援助”指的主要还是列强，英美苏这些，那些单个的中小国家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
汪精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持“中立路线”。
谁都不要“联”，既不要联苏，也不要联英联美，因为这些国家都不牢靠，而且日本人最恨中国以夷制夷，到时合纵不成，反遭其辱，所谓“当前无益，将来无望”是也。
老蒋反过来，认为走国际路线，才是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出路：“当前无害，将来有望”。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老蒋当年“削藩”时所取得的经验，只不过，合纵连横的策略换了一个舞台，被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
日本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以夷制夷，还不是从中感觉出了威胁。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害怕的，我们就高兴，并且要坚决去实行。
作为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草头王，老蒋的眼光和谋略确实远非书生领袖老汪可比。
问题现在集中到列强身上，我们究竟能傍谁呢？
能傍上英美最好，但这两个款爷暂时都指望不上，不仅不能指望，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给你来个趁火打劫。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被大量抽走，导致国内“金融梗塞，贸易减退”。老美此举当然是为了转嫁他的经济危机，可是你坑谁都可以，也不能来坑我们这样的穷人啊。
郭泰祺因此气愤地说，美国政府损人利己，实行的是“混蛋政策”。
英国呢，也好不了多少。在中国面对日本进逼的时候，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除了偶尔搞点决议来敷衍一下中国人外，同样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联的软弱无力。
老蒋不得不把眼光投在先前最无好感的苏联身上。
但是，自从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进入快车道。原因也很简单：各怀心思，同床异梦。
就在长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却继续向“满洲国”派遣领事，而且还要同伪满重新勘定疆界，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承认”。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普通对“满洲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疑让中国感觉很受伤。
由于苏联的中东路经营在事实上已难以为继，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一直说要把中东路卖给“满洲国”。他还不是光嘴上这么说说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苏联真的和日本及伪满签了协定，把中东铁路“卖”给了对方。
老蒋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就算是要卖，也得先卖给我，条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苏联这么“怕”日本，是不是老毛子真的肾亏啊。
但是在听完一个报告后，老蒋的看法改变了。
做报告的人就是“军事家”杨杰。
通过长城抗战，老蒋感到如果真刀真枪，杨军事家还是不太好使，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让杨杰派用场，不过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派到军事外交领域去了，人尽其才嘛。
杨杰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带着一个军事视察团前去苏联。
一回来他就马上向老蒋报告：苏联的军事不是好，而是好得很，他那兵工厂和军事教育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均为始料所不及”）。
此次出访，杨杰还带回另外一个信息。
那就是苏联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并且话里话外，都直接流露出了彼此接近，共同对日的意图（“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
杨杰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时不我待，应该赶紧抓住机会，“联此制彼”，也就是说要联合苏联制约日本。
听杨杰这么一说，老蒋恍然大悟，前前后后都整明白了。
原来苏联是在藏拙啊。明明是个武林高手，却偏要装成平民百姓。看来，如果日苏对垒，苏联还是干得过的。
但问题又出来了：苏联实力并不弱，可是为什么一边说要跟我们合作对付日本，一边却又在东北连连退却呢。
诊结究竟在哪里？
老蒋的看法：苏联是在故意示敌以弱。
不过苏联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退让下去，其它列强都可以回避东北这个是非窝，惟独他不可以，因为他在这里有利益。如果日本真的把他逼到毫无退路，那他还是要被迫出来打一下的（“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战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
这就好理解他为什么肯主动积极地提出要跟我们合作了。无它，想让我们给他做挡箭牌而已（“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
老蒋与杨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军事家，而前者却是政治家。
原来，“联此制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学问大着呢。
以夷制夷，弄不好就是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以史为鉴，聪明一世的李鸿章可不就栽在这上面吗？
老蒋的套路是：用人而不为人用。
他一方面在暗中跟苏联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准备“联苏制日”，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可能缓和中日关系，把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那边去，以便“藉日制苏”。
苏联——我就算抗日，那也不是帮你抗的，是为我自己抗的，所以根本犯不着去做你的盾牌。
日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防共”，以苏联为假想敌吗，那你就去跟他打呀，打到你筋疲力尽为止，看你还有什么力气再来找我的麻烦。
老蒋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苏联和日本终于打起来，中国中立，亦可名之为“祸水西移”。
从杨杰带来的情报分析，苏联的军事实力还在日本之上，如果二者火拼，倒霉的一定是日本，到那时候我们就爽了（“若俄倭重行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
但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关键还是日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干。
一定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为此，老蒋煞费苦心，不惜用那篇《敌乎？友乎？》来提醒日本朝野政要：你枪口的方向错了，我是你的“友”，不是“敌”，你的“敌”在那边——呶，北方的那只大狗熊。
但是经过“河北事件”，老蒋开始明白，让日苏互斗看来很难（“日俄开战公算甚少”）。日本人精明得很，他们是从软的开始捏，看到苏联的力道远在中国之上，他们就只会选择率先“牺牲”中国，然后像侵吞东北那样，吃成一个壮汉以后，再找机会和苏联过招。
到那时，国亡无日矣。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虽然盘下了中东路，但此后不管苏联政府怎么抨击他，也绝不多还一句嘴，甚至日本在国内还禁止报纸刊登任何痛骂苏联的文章，以免过度剌激对方。
他把矛头全部指向了最好欺负的邻居——中国，算盘打得那是真精啊。
日本迟迟“不觉悟”，老蒋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尝试“联苏制日”。在这期间，他派私人代表蒋廷黻专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对方：联合起来对付日本那件事，我应了，咱们一起干吧。
苏联政府嘴上说好好好，但事实上仍然在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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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1 pm
老蒋意识到，他还必须跟日本靠得近些，再近些，这样才能让苏联有危机感。
现在矶谷找上了门，正是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接触，既要让苏联看到我有可能跟日本站一块儿，又能在“藉日制苏”上再做一次尝试。
在见到黄绍竑后，老蒋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同矶谷会面。
中方代表由陈仪充任，后者现在的职务是福建省主席。在长城抗战后期，陈仪曾经与根本博打过交道，在怎样和日本人周旋方面算是有点经验。
老蒋对这次会谈抱有希翼，同时也有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可能还会和以前一样，嘴上说得再漂亮，到头来还是一样没有诚意，所谓“释放善意”，究其实又是来讨便宜的。
果然，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矶谷对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兴趣不大，倒是表演欲望十足。
听说“委员长”会来京主持谈判，第一个反应是高兴。
那我们赶紧坐下来吧。
其次是装真诚。
首轮会谈，他漫不经心地听陈仪讲了一遍谈判构想，很快，“态度已较前和缓”，而且对日本人心里其实急不可耐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也表现得“宽弘大度”，说可以先不提，以后再说——眼下的重头戏，是开始正式谈判，派特命谈判代表来见“委员长”。
陈仪回来跟老蒋一讲。老蒋就明白了，矶谷的“和缓态度”其实跟谈判构想压根就不搭界，那是早就准备好，要钓人上钩的。
什么派正式代表，其实就是新一轮敲诈勒索的启动信号。
第二次会谈，按照老蒋的交待，陈仪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做私人交流，有了眉目再开始正式的外交谈判也不迟。
“委座”说了，只要正式代表来，他一定亲自接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派一个“委座”最信得过的人到你们国家去。
矶谷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赞同。
看到矶谷点了头，陈仪就埋头起草他的“和平方案”去了。
到第三次会谈时，矶谷根本就不提什么“和平方案”，却提出要“改造***”，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你们“委员长”要是没诚意，那就不如不要谈了。
陈仪可不听他的。我的方案都快弄好了，得意之作啊，怎么能停下来呢。
事实上，这份“和平方案”就是老蒋“藉日制苏”意图的体现。其中有两点最为醒目：其一是要求撤废两个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其二就是“共同防俄”。
到了第四次会谈，当陈仪把弄好的这份方案给矶谷看时，矶谷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
订方案是第二步嘛，我看了也白看。
那什么是第一步呢？
矶谷自己也说不清楚，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到要“改造***”。
这回轮到陈仪无语了。会谈只能无果而终。
接连四次会谈，都谈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大家判断，可能是日本内部还没有就要价问题达成一致。
真实原因是日本国内的军队派系再次爆发激烈权斗，甚至弄到了拔刀相见的地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陆相林铣十郎放出风声，他准备在8月份的人事名单上，把真崎的教育总监给一笔划掉。
就剩这最后一个官帽了，真崎不想挪窝。
看到对方这么不主动，林铣十郎只好让他变被动。
在林铣十郎的要求下，军部召开了“三总长”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讨论真崎究竟是走还是留。
决定权实际掌握在作为总长的载仁手上。
真崎可怜巴巴地盯着载仁，暗暗祈祷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能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可是载仁还是举起了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淘汰。
二比一，出局几乎是一定的了。
真崎傻了。
眼看着8月份就要来到，没有官做的日子将是多么可悲。真崎又急又气，他不敢埋怨载仁，就把愤恨的火焰都喷射到了林铣十郎身上。
他要报复。
处于东方社会，很多事情是不能明着来的。比如，你要是说自己被罢了官，因此想杀人放火，别人一定会认为你这个官迷第一个该杀。但是如果你换一种说法，强调自己是因为坚持某种主义或者真理，才被削了官，那杀人都用不着你亲自动手，旁边自会有人代劳。
真崎就是这么在外面嚷嚷的。经过他一渲染，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免，立即变成了统制派对皇道派的赶尽杀绝。
大家快来看啊，我们皇道派真的要完了。荒木的陆相，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参谋次长，被他们敲掉了。现在本人窝窝囊囊地就干一个教育总监，他们还不罢休，硬是要扒下来。真是欺人太甚啊。
这时候的统制派在军队高层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与之相反，皇道派的大官虽少，但群众基础不错，小兵很多。真崎这么一叫唤，黑压压地就围过来一大群人，都是皇道派的。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替真崎打抱不平——你是天皇任命的，他林铣十郎有什么资格随便撤换呢。这是侵犯天皇的统帅权！
很快有人插上一句：林铣十郎肯定是被别人教唆了。
谁教唆的呢？
当然是永田那个奸贼，别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军务局长，却是统制派的头，连林铣十郎都听他的话呢。
好了，目标锁定。
广岛第5师团的一名副联队长相泽三郎中佐跳出来，充当了剌客角色。
这哥们端的好身手，直接冲进军务局办公室，一刀就把永田给剁了。
因为“相泽事件”，日本军内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军部在交涉过程中的反应也就慢了一拍。
等到矶谷把他的方案，也就是具体要价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
陈仪这时终于知道“第一步”的详细内容了，他张大着嘴，半天合不拢。
都是些什么条款呀，看看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所有中日间爆发的战争，都要由中方承担战争责任。
承认“满洲国”。
……
另外，日本“第一步”方案对中国“第二步”方案的回应是：
两个停战协定，不是废止，而是继续扩充的问题。
至于“共同防俄”，上面提都没提。
矶谷说，这是我个人意见啊，正式谈判还没开始，只是聊以参考。但陈仪已经很清楚，这就是日本军部的真实想法。
情况大大不妙啊。
陈仪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赶紧报告老蒋：您快出来主持吧，再不出来恐怕真不行了。
老蒋知道，这次会谈失败了。
对外，日本连口头表达一下“抗俄”都不愿意，而苏联那边则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对内，由于老蒋始终躲着不现身，对汪精卫的辞职既不批准也不“慰留”，汪派人马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纷纷上演辞职潮，闹罢工。
在这种情况之下，老蒋感到他必须做出适当妥协，于是决定离川回京，重新视事。
老蒋一回来，马上又开会又送信，对尚在青岛“治病”的汪精卫进行“慰留”。
只要面子给足，汪精卫的“病”也就好了，他又回到南京复职，还是当他的行政院长。
军部路线走不通，老蒋决定尝试一下政府路线。
走政府路线，实际表明自这一刻起，老蒋对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和日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做了这么多研究，他对日本内部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知道在日本，是军队说了算，与军部的交涉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交涉都没有指望了。
但“藉日制苏”仍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只要你日本政府发个声明，能提到“共同防俄”这几个字，并且让苏联人看到，就OK。
老蒋的心思，一海之隔的广田却并不一定清楚。
在把汪精卫请上台，继续让“和平派”唱戏的同时，老蒋自己也连连放出“亲善”信号。
“河北事件”发生后，由于交涉失败，驻日大使蒋作宾此前已经返回国内。
老蒋对他说，你回来干什么，去，到东京去，跟他们再交涉。
蒋大使应命再涉东瀛，并且按照要求，半月之内两访外相广田。
在这次交涉中，蒋作宾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条原则，大意就是以后双方要做好朋友，要相互尊重，遇到事情“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除此之外，仍然坚持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
这是中方对日方的要求。
那么日本人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蒋作宾答：好处有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答应了，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承诺，从此再也不“排日”了，也不抵制日货，至于“满洲国”的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他特别提出，中日还可以商量进行“经济提携”，如果效果不错，甚至搞搞“军事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缓解华北危机，此次交涉，中国实际在原有对日政策上又做了一个大的让步。
广田说这个事我们内部得商量一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7日，在与陆军省、海军省会商后，广田对“中日关系三原则”做出了正式回应，也是三条原则，史称“广田三原则”。
两年前，广田曾宣布“协和外交”，里面有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现在原则还是三条，可早已不是含情脉脉状的三不了，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了三要，即要威胁，要侵略，不回避战争。
威胁：不准你排日，不准你用以夷制夷那一套来牵制我，以后不仅不能再跟英美打交道，还要跟我一样退出国联（此处依据侧面文件要求）。
侵略：你一定得给我正式承认“满洲国”，不公开承认，也得事实默认，在这方面，华北要做个榜样，率先同“满洲国”进行“合作”。
战争：在外蒙“共同防赤”。
跟“中日关系三原则”一样，“广田三原则”的核心也在华北问题上。广田通过这三条原则，再清楚不过地向外界表明，日本在华北不仅不会“退”，还会“进”。
在得知“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后，连一向主张妥协退让的汪精卫也受不了了。
合作合作，我辛辛苦苦，“含羞忍垢”，跟你“合作”了半天，等到“河北事件”一出，你还不是躲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了。
因此，他要蒋作宾转告广田：你的要求，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考虑答复，但在这之前，请管好你的那些军官，要不然你就是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制止在华军官之各种策动，以免扰乱双方政府之信用”）。
老蒋闻讯，立刻以闪电速度进行劝止。
因为他知道这么说等于白搭，包括广田在内的日本政府根本就动不了军队，而且这么急匆匆地上门去找人家，像是有求于人，只会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求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你还有什么高招呢？
老蒋曰：靠自己（“自立自求，不求於人，乃为惟一救国之道”）。
跟没说一样。
老蒋其实另有打算，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高招，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吗，怎能轻授于人。
早就知道日本政府跟军部唱的不过是“同一首歌”，一软一硬，一红一白而已，也没指望你真的能答应我那三条原则，我要的只是你大声把“广田三原则”嚷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将三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共同防赤”公布于众。
为什么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要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呢，说白了，那就是个饵。
只有通过这个饵，才能把日本藏在肚子里，一直想讲又不便讲的秘密给钓出来。
在外蒙那块，你说谁是“赤”？
当然是苏联，再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广田三原则”发布一周多时间后，老蒋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席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与苏联的那些不愉快，一个劲地对鲍格莫洛夫表示：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今后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咱两个要互相支援啊——你放心，“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
老蒋最希望的是双方能够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之前，苏联一直是旁观者，但“广田三原则”一出，这个旁观者就再也不能安之若素地当下去了。
事不宜迟，赶快把中国给拉住，防止他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苏联终于同意就中苏签约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了。
广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三个点子，竟然帮助老蒋把“联苏制日”这条路给走通了。
初步搞定苏联，蒋介石随即就让蒋大使就“广田三原则”作出答复：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广田三原则”。
广田当然不干，他说要中国先接受他的原则，他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原则。
两个原则就这样打起架来，结果堵在一起，谁也出不去，进不来。
其实老蒋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开拒绝，就可能打草惊蛇，触发战争，乃至于“毁我全盘之计划”，而如果接受，也就是真的答应“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那又无异于自断手足，自取灭亡。
因此老蒋采取了跟以往别无二致的策略，那就是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于“中日关系三原则”，特别是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两条，他明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一步不让，为的就是一个字：拖。
红脸广田在谈判桌上胡乱折腾，白脸军部就在谈判桌下装神弄鬼。
弄鬼的地方自然还是双方的焦点所在——华北。
在“河北事件”中，“积极”的酒井大出风头，他的上司梅津则因“软弱”而在军部受到了指责。
“华北工作”为什么推进得这么慢，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就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不得力的缘故。
没多久，梅津就被撤掉了，换上来的是多田骏（陆大第25期）。
多田骏到华北之后才发现，北平的中央军虽然已经撤走，却来了新的中国军队，那支在长城上砍过日军脑壳的29军。
如今北平的主人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宋哲元。
29军不是在察哈尔吗，怎么到北平来了呢？
说来话长。
29军重回察哈尔后，宋哲元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里的东北义勇军怎么办？
按照何应钦提出的“少编大遣”原则，是少部收编，大部遣散，也就是说，他用的是一把网眼够大的筛子，只照顾大鱼，比如冯占海、唐聚五这些有名有姓的义勇军大佬，那些小鱼小虾就弃之不顾了。
问题是，义勇军这些人不是光说一声“解散”就能解散的，拿惯了枪杆子，你一下子要让他们干点别的，也得会啊。
何应钦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只知道认死理：你不是不肯解散吗，那我就把枪口对准你，逼着你解散。
被他这么一逼，有的部队不想解散，就上山做了草寇，干起了为害一方的事情。
萧振瀛对宋哲元说，我们不能做得这么绝，义勇军在东北都打过鬼子，所谓“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旌旗所指，与敌血战”。后来因为不肯在“满洲国”治下当亡国奴，才跑进关来的，现在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岂不让义士心寒？
对义勇军的历史功绩，萧振瀛是心中有数的。
早在东北义勇军与关东军作战期间，他就捎信给自己的妹夫柳青庭（又名柳树堂），让其协助李海青，在松嫩平原与关东军作战。其后，李海青部队加入马占山麾下，成为一支抗倭劲旅。
萧振瀛说，要不让我去试试看，如果他们愿意进入29军阵营，岂不是件两全岂美的事。
除了有柳青庭这个亲戚外，当时剩下来的义勇军基本上都是从萧振瀛的家乡——吉林扶余过来的，借着这两层关系，萧振瀛找到了李海青等人，先拉乡情，再谈抗日大计。如此一说，李海青当即点了头，带着人马跑了过来。
当时，由于29军在长城抗战中建立殊勋，南京政府特许再增编两个师，其中，原刘汝明的暂2师正式改为143师，另建132师，赵登禹因功升任该师师长。
义勇军官兵大多擅长于马战，宋哲元便又提出增建骑兵师旅的方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由此组成了1个骑兵师，正好与29军原来着重于步战的特点相互补充。至此，29军成为一个步骑混编的甲种军。
但兵强马壮，宋哲元的胆子却反而变小了。从第一次“张北事件”开始，他就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全没了从前挥大刀砍鬼子时候的勇猛干练。
没办法，作为地方将领，一旦名声闯出来，家底厚了，大致都有点保本怕折的心理，这是时代使然，并不独宋哲元如此。
但是有一个人，仍然对29军寄予厚望。
这个人就是老蒋。
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蒋氏夫妇就从北平西行来到了张家口。
蒋介石对来迎接的宋哲元提出，他要去事发现场——张北看一看。
张北离张家口有130里路，已属塞北极僻之地。别说老蒋，宋哲元本人都很少去，所以一再劝阻，但前者意愿强烈，一定要去。
在张北，老蒋一直呆到日落才返回。
朔风野大，苍茫一片。这位军政强人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君主且舞且歌，泪流满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守吾四方！
宋哲元曾经是猛士，但他现在却离这个称号越来越远了，当然，这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现在矶谷找上了门，正是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接触，既要让苏联看到我有可能跟日本站一块儿，又能在“藉日制苏”上再做一次尝试。
在见到黄绍竑后，老蒋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同矶谷会面。
中方代表由陈仪充任，后者现在的职务是福建省主席。在长城抗战后期，陈仪曾经与根本博打过交道，在怎样和日本人周旋方面算是有点经验。
老蒋对这次会谈抱有希翼，同时也有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可能还会和以前一样，嘴上说得再漂亮，到头来还是一样没有诚意，所谓“释放善意”，究其实又是来讨便宜的。
果然，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矶谷对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兴趣不大，倒是表演欲望十足。
听说“委员长”会来京主持谈判，第一个反应是高兴。
那我们赶紧坐下来吧。
其次是装真诚。
首轮会谈，他漫不经心地听陈仪讲了一遍谈判构想，很快，“态度已较前和缓”，而且对日本人心里其实急不可耐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也表现得“宽弘大度”，说可以先不提，以后再说——眼下的重头戏，是开始正式谈判，派特命谈判代表来见“委员长”。
陈仪回来跟老蒋一讲。老蒋就明白了，矶谷的“和缓态度”其实跟谈判构想压根就不搭界，那是早就准备好，要钓人上钩的。
什么派正式代表，其实就是新一轮敲诈勒索的启动信号。
第二次会谈，按照老蒋的交待，陈仪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做私人交流，有了眉目再开始正式的外交谈判也不迟。
“委座”说了，只要正式代表来，他一定亲自接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派一个“委座”最信得过的人到你们国家去。
矶谷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赞同。
看到矶谷点了头，陈仪就埋头起草他的“和平方案”去了。
到第三次会谈时，矶谷根本就不提什么“和平方案”，却提出要“改造***”，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你们“委员长”要是没诚意，那就不如不要谈了。
陈仪可不听他的。我的方案都快弄好了，得意之作啊，怎么能停下来呢。
事实上，这份“和平方案”就是老蒋“藉日制苏”意图的体现。其中有两点最为醒目：其一是要求撤废两个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其二就是“共同防俄”。
到了第四次会谈，当陈仪把弄好的这份方案给矶谷看时，矶谷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
订方案是第二步嘛，我看了也白看。
那什么是第一步呢？
矶谷自己也说不清楚，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到要“改造***”。
这回轮到陈仪无语了。会谈只能无果而终。
接连四次会谈，都谈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大家判断，可能是日本内部还没有就要价问题达成一致。
真实原因是日本国内的军队派系再次爆发激烈权斗，甚至弄到了拔刀相见的地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陆相林铣十郎放出风声，他准备在8月份的人事名单上，把真崎的教育总监给一笔划掉。
就剩这最后一个官帽了，真崎不想挪窝。
看到对方这么不主动，林铣十郎只好让他变被动。
在林铣十郎的要求下，军部召开了“三总长”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讨论真崎究竟是走还是留。
决定权实际掌握在作为总长的载仁手上。
真崎可怜巴巴地盯着载仁，暗暗祈祷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能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可是载仁还是举起了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淘汰。
二比一，出局几乎是一定的了。
真崎傻了。
眼看着8月份就要来到，没有官做的日子将是多么可悲。真崎又急又气，他不敢埋怨载仁，就把愤恨的火焰都喷射到了林铣十郎身上。
他要报复。
处于东方社会，很多事情是不能明着来的。比如，你要是说自己被罢了官，因此想杀人放火，别人一定会认为你这个官迷第一个该杀。但是如果你换一种说法，强调自己是因为坚持某种主义或者真理，才被削了官，那杀人都用不着你亲自动手，旁边自会有人代劳。
真崎就是这么在外面嚷嚷的。经过他一渲染，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免，立即变成了统制派对皇道派的赶尽杀绝。
大家快来看啊，我们皇道派真的要完了。荒木的陆相，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参谋次长，被他们敲掉了。现在本人窝窝囊囊地就干一个教育总监，他们还不罢休，硬是要扒下来。真是欺人太甚啊。
这时候的统制派在军队高层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与之相反，皇道派的大官虽少，但群众基础不错，小兵很多。真崎这么一叫唤，黑压压地就围过来一大群人，都是皇道派的。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替真崎打抱不平——你是天皇任命的，他林铣十郎有什么资格随便撤换呢。这是侵犯天皇的统帅权！
很快有人插上一句：林铣十郎肯定是被别人教唆了。
谁教唆的呢？
当然是永田那个奸贼，别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军务局长，却是统制派的头，连林铣十郎都听他的话呢。
好了，目标锁定。
广岛第5师团的一名副联队长相泽三郎中佐跳出来，充当了剌客角色。
这哥们端的好身手，直接冲进军务局办公室，一刀就把永田给剁了。
因为“相泽事件”，日本军内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军部在交涉过程中的反应也就慢了一拍。
等到矶谷把他的方案，也就是具体要价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
陈仪这时终于知道“第一步”的详细内容了，他张大着嘴，半天合不拢。
都是些什么条款呀，看看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所有中日间爆发的战争，都要由中方承担战争责任。
承认“满洲国”。
……
另外，日本“第一步”方案对中国“第二步”方案的回应是：
两个停战协定，不是废止，而是继续扩充的问题。
至于“共同防俄”，上面提都没提。
矶谷说，这是我个人意见啊，正式谈判还没开始，只是聊以参考。但陈仪已经很清楚，这就是日本军部的真实想法。
情况大大不妙啊。
陈仪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赶紧报告老蒋：您快出来主持吧，再不出来恐怕真不行了。
老蒋知道，这次会谈失败了。
对外，日本连口头表达一下“抗俄”都不愿意，而苏联那边则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对内，由于老蒋始终躲着不现身，对汪精卫的辞职既不批准也不“慰留”，汪派人马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纷纷上演辞职潮，闹罢工。
在这种情况之下，老蒋感到他必须做出适当妥协，于是决定离川回京，重新视事。
老蒋一回来，马上又开会又送信，对尚在青岛“治病”的汪精卫进行“慰留”。
只要面子给足，汪精卫的“病”也就好了，他又回到南京复职，还是当他的行政院长。
军部路线走不通，老蒋决定尝试一下政府路线。
走政府路线，实际表明自这一刻起，老蒋对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和日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做了这么多研究，他对日本内部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知道在日本，是军队说了算，与军部的交涉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交涉都没有指望了。
但“藉日制苏”仍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只要你日本政府发个声明，能提到“共同防俄”这几个字，并且让苏联人看到，就OK。
老蒋的心思，一海之隔的广田却并不一定清楚。
在把汪精卫请上台，继续让“和平派”唱戏的同时，老蒋自己也连连放出“亲善”信号。
“河北事件”发生后，由于交涉失败，驻日大使蒋作宾此前已经返回国内。
老蒋对他说，你回来干什么，去，到东京去，跟他们再交涉。
蒋大使应命再涉东瀛，并且按照要求，半月之内两访外相广田。
在这次交涉中，蒋作宾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条原则，大意就是以后双方要做好朋友，要相互尊重，遇到事情“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除此之外，仍然坚持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
这是中方对日方的要求。
那么日本人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蒋作宾答：好处有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答应了，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承诺，从此再也不“排日”了，也不抵制日货，至于“满洲国”的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他特别提出，中日还可以商量进行“经济提携”，如果效果不错，甚至搞搞“军事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缓解华北危机，此次交涉，中国实际在原有对日政策上又做了一个大的让步。
广田说这个事我们内部得商量一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7日，在与陆军省、海军省会商后，广田对“中日关系三原则”做出了正式回应，也是三条原则，史称“广田三原则”。
两年前，广田曾宣布“协和外交”，里面有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现在原则还是三条，可早已不是含情脉脉状的三不了，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了三要，即要威胁，要侵略，不回避战争。
威胁：不准你排日，不准你用以夷制夷那一套来牵制我，以后不仅不能再跟英美打交道，还要跟我一样退出国联（此处依据侧面文件要求）。
侵略：你一定得给我正式承认“满洲国”，不公开承认，也得事实默认，在这方面，华北要做个榜样，率先同“满洲国”进行“合作”。
战争：在外蒙“共同防赤”。
跟“中日关系三原则”一样，“广田三原则”的核心也在华北问题上。广田通过这三条原则，再清楚不过地向外界表明，日本在华北不仅不会“退”，还会“进”。
在得知“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后，连一向主张妥协退让的汪精卫也受不了了。
合作合作，我辛辛苦苦，“含羞忍垢”，跟你“合作”了半天，等到“河北事件”一出，你还不是躲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了。
因此，他要蒋作宾转告广田：你的要求，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考虑答复，但在这之前，请管好你的那些军官，要不然你就是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制止在华军官之各种策动，以免扰乱双方政府之信用”）。
老蒋闻讯，立刻以闪电速度进行劝止。
因为他知道这么说等于白搭，包括广田在内的日本政府根本就动不了军队，而且这么急匆匆地上门去找人家，像是有求于人，只会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求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你还有什么高招呢？
老蒋曰：靠自己（“自立自求，不求於人，乃为惟一救国之道”）。
跟没说一样。
老蒋其实另有打算，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高招，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吗，怎能轻授于人。
早就知道日本政府跟军部唱的不过是“同一首歌”，一软一硬，一红一白而已，也没指望你真的能答应我那三条原则，我要的只是你大声把“广田三原则”嚷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将三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共同防赤”公布于众。
为什么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要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呢，说白了，那就是个饵。
只有通过这个饵，才能把日本藏在肚子里，一直想讲又不便讲的秘密给钓出来。
在外蒙那块，你说谁是“赤”？
当然是苏联，再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广田三原则”发布一周多时间后，老蒋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席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与苏联的那些不愉快，一个劲地对鲍格莫洛夫表示：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今后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咱两个要互相支援啊——你放心，“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
老蒋最希望的是双方能够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之前，苏联一直是旁观者，但“广田三原则”一出，这个旁观者就再也不能安之若素地当下去了。
事不宜迟，赶快把中国给拉住，防止他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苏联终于同意就中苏签约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了。
广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三个点子，竟然帮助老蒋把“联苏制日”这条路给走通了。
初步搞定苏联，蒋介石随即就让蒋大使就“广田三原则”作出答复：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广田三原则”。
广田当然不干，他说要中国先接受他的原则，他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原则。
两个原则就这样打起架来，结果堵在一起，谁也出不去，进不来。
其实老蒋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开拒绝，就可能打草惊蛇，触发战争，乃至于“毁我全盘之计划”，而如果接受，也就是真的答应“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那又无异于自断手足，自取灭亡。
因此老蒋采取了跟以往别无二致的策略，那就是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于“中日关系三原则”，特别是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两条，他明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一步不让，为的就是一个字：拖。
红脸广田在谈判桌上胡乱折腾，白脸军部就在谈判桌下装神弄鬼。
弄鬼的地方自然还是双方的焦点所在——华北。
在“河北事件”中，“积极”的酒井大出风头，他的上司梅津则因“软弱”而在军部受到了指责。
“华北工作”为什么推进得这么慢，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就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不得力的缘故。
没多久，梅津就被撤掉了，换上来的是多田骏（陆大第25期）。
多田骏到华北之后才发现，北平的中央军虽然已经撤走，却来了新的中国军队，那支在长城上砍过日军脑壳的29军。
如今北平的主人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宋哲元。
29军不是在察哈尔吗，怎么到北平来了呢？
说来话长。
29军重回察哈尔后，宋哲元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里的东北义勇军怎么办？
按照何应钦提出的“少编大遣”原则，是少部收编，大部遣散，也就是说，他用的是一把网眼够大的筛子，只照顾大鱼，比如冯占海、唐聚五这些有名有姓的义勇军大佬，那些小鱼小虾就弃之不顾了。
问题是，义勇军这些人不是光说一声“解散”就能解散的，拿惯了枪杆子，你一下子要让他们干点别的，也得会啊。
何应钦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只知道认死理：你不是不肯解散吗，那我就把枪口对准你，逼着你解散。
被他这么一逼，有的部队不想解散，就上山做了草寇，干起了为害一方的事情。
萧振瀛对宋哲元说，我们不能做得这么绝，义勇军在东北都打过鬼子，所谓“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旌旗所指，与敌血战”。后来因为不肯在“满洲国”治下当亡国奴，才跑进关来的，现在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岂不让义士心寒？
对义勇军的历史功绩，萧振瀛是心中有数的。
早在东北义勇军与关东军作战期间，他就捎信给自己的妹夫柳青庭（又名柳树堂），让其协助李海青，在松嫩平原与关东军作战。其后，李海青部队加入马占山麾下，成为一支抗倭劲旅。
萧振瀛说，要不让我去试试看，如果他们愿意进入29军阵营，岂不是件两全岂美的事。
除了有柳青庭这个亲戚外，当时剩下来的义勇军基本上都是从萧振瀛的家乡——吉林扶余过来的，借着这两层关系，萧振瀛找到了李海青等人，先拉乡情，再谈抗日大计。如此一说，李海青当即点了头，带着人马跑了过来。
当时，由于29军在长城抗战中建立殊勋，南京政府特许再增编两个师，其中，原刘汝明的暂2师正式改为143师，另建132师，赵登禹因功升任该师师长。
义勇军官兵大多擅长于马战，宋哲元便又提出增建骑兵师旅的方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由此组成了1个骑兵师，正好与29军原来着重于步战的特点相互补充。至此，29军成为一个步骑混编的甲种军。
但兵强马壮，宋哲元的胆子却反而变小了。从第一次“张北事件”开始，他就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全没了从前挥大刀砍鬼子时候的勇猛干练。
没办法，作为地方将领，一旦名声闯出来，家底厚了，大致都有点保本怕折的心理，这是时代使然，并不独宋哲元如此。
但是有一个人，仍然对29军寄予厚望。
这个人就是老蒋。
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蒋氏夫妇就从北平西行来到了张家口。
蒋介石对来迎接的宋哲元提出，他要去事发现场——张北看一看。
张北离张家口有130里路，已属塞北极僻之地。别说老蒋，宋哲元本人都很少去，所以一再劝阻，但前者意愿强烈，一定要去。
在张北，老蒋一直呆到日落才返回。
朔风野大，苍茫一片。这位军政强人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君主且舞且歌，泪流满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守吾四方！
宋哲元曾经是猛士，但他现在却离这个称号越来越远了，当然，这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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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2 pm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时间后，就又有了察东事件。
本来察哈尔沽源县以东（即察东）并非《塘沽停战协定》中所指的“非武装区”，但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日本人想要它是，它就是。
伪满的丰宁县与沽源县“交界”，该县民团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时不时地跑过来现现眼。
他们当然不是29军的个，马上被缴了械。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关东军立即发布文告，说看来是要“扫荡”宋哲元一下了，不“扫”这人不老实啊。
热河日军随后进入沽源，并出动炮队飞机连连向察东进行轰击，导致中方军民伤亡百人之多。
宋哲元又“忍”了一把，他派冯治安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保定第1期）到沽源县一个叫大滩地方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关东军要求，除把热河民团的枪还给对方外，同意正式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29军不再进入，而由热河民团负责驻守。
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滩口约”。
在日本人的计划中，“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是同步推进的，“大滩口约”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而已，下面就要一层层往里面剥了。
就在北平的何应钦陷入“河北事件”的困扰中时，张北风波又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5日，日本热河特务机关的四个人，坐着汽车从多伦往张家口去，途中经过张北时，卫兵问他们要护照。
这帮人不给，说早在“张北事件”后，你们宋哲元就答应过：只要是日本人，在察省旅行时可以“完全自由”，而且一律不检查身上所携带的物品。
当初宋哲元确实有过这么一说，但只是嘴上这么应付，后来他又强调，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主，得由中央裁决，就搪塞过去了，所以实际并没有正式定下来。
可这几个日本特务不管，认准了是铁案——我们在察省可以“完全自由”，还查什么护照。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萧振瀛情知有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来。
一向矜持有涵养的“委员长”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因是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实际上是情报。发报人是政整会的殷同。
在电报中，殷同汇报说，日本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情将会扩大。
拿着电报，老蒋转过头来问萧振瀛：怎么办？
没等后者作答，他就摆了一个若有所思的pose，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人是想把黄郛接回去啊（“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
其实在萧振瀛还没到成都的时候，老蒋已经不准备更改让29军离察南下的方案了。所谓给汪精卫发电报、让萧振瀛去逛武侯祠，都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萧振瀛一走，“殷同的电报”不就可以如期而至，应运而生了吗？
在光拿汪精卫一个人塞责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老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那可怜的“义兄”也拖出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现在29军的“敌人”不光有汪精卫，还有黄郛，而他老蒋始终是同情和重视29军的“好人”。
看来“黄郛党徒”有可能已经在华北暗中兴风作浪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几个圈一转下来，连素以精明著称的萧振瀛也晕了。那我就先回去吧。
上当了。
萧振瀛要到重庆转机，正好下大雾，整整耽误了三天时间。正要登机，看到报纸登新闻了：宋哲元业已免职，29军即日将奉电南下“剿共”。
脑袋嗡地一声，究竟怎么回事呢。
萧振瀛又急又气，知道即使再去成都也已于事无补，只得返回北平。
宋哲元在得知自己免职的消息确凿无疑后，更是气恼异常。跟萧振瀛虽然心知肚明，但还一厢情愿地把责任推在汪黄身上不一样，他一眼就看穿老蒋不是一个“好人”。
堂堂察省主席，汪黄是想撤就能撤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军人，怎么可能对29军南下发号施令？
宋哲元当天就坐着专列，从张家口回天津。
去天津干什么，准备当寓公！
29军高级将领前来送行，当着众将和记者们的面，宋哲元不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大庭广众之下，就“蒋介石”“蒋介石”地嚷开了，而且说的话极其难听：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抗战”云云，是为了把话说漂亮，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以后要是再信老蒋这王八蛋，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人当时都在场，一时间都低下头，作声不得。
萧振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他负责跟老蒋联络，现在没把事情给办好，宋哲元的话就越听越不是滋味了。
他赶紧设法补救，一边火速修书老蒋，一边给汪黄发电，说你们也太荒谬了，日本人只不过让宋哲元道个歉，政府却“自觉自愿”地要将他的职务都撸撸掉，这样做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汪黄的身份都要远高于萧振瀛，以他那样的位置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大放厥词。但以萧振瀛当时在29军中的处境来看，此举亦属用心良苦，万不得已。
他必须首先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撇清。
一个当然是他自己。
穷忙了这么多天，竟然还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家心里难免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不是跟中央的那些人串通好了，合伙来算计我们？
因此之故，给汪黄的电报是必发的，哪怕是因此撒破脸皮，受到处罚，大家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个就是老蒋。
矛头之所以要集中指向汪黄，就是要解放老蒋，把后者的责任给卸掉。
接到萧振瀛的急信，老蒋这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
宋哲元虽然被免了察省主席的职，他不还是29军的头儿吗？有枪有人马，你拿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命令早已下达，29军根本连动都没动一下，一点没有要南下的迹像。更重要的是，此举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把宋哲元推到日本人那边去。
失策，失策。
老蒋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发来一份回电，让宋哲元到成都去一趟，言下之意，是要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
但是宋哲元并不想领这个情。
你羞辱我到这个份上，一声招呼就想了结吗？
绝对不会再“轻易前往”了，不是说过不相信你了吗，我才不会傻到“自缚手足，任由处置”呢。
八人会议，问大家意见如何。
都不作声，一言不发。
此时一股强烈的怨气已经笼罩在29军的上空，已受“大辱”，谁也不愿再回过头去看老蒋一眼。
萧振瀛见势不对，生怕29军就此会和中央决裂，连忙发言说，“委员长”怎么着也是领袖，而且一直帮我们到现在（“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宋军长不去可以，但我们为“团体前途”计，还是不要把后路堵死为好。
于是，这边宋哲元回复老蒋：病了，去不了。那边萧振瀛却极其婉转：现在华北局势还比较乱，“稍定再往”。
一个职务的任免，使宋哲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对日问题上，他开始取“逆来顺受”之法。
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专门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有关交涉问题，最后决定派一个干将出马参加谈判。
此人就是做特务颇有一手的土肥原，由他同暂代察省主席一职的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这时候起，秦德纯和土肥原就成了中日在华北的一对冤家对头。后来东京大审判，秦德纯是出庭指证土肥原的主要证人，他提供的证据也成为对土肥原予以治罪的重要线索。
不过在“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土肥原却完全占据着上风。
在秦德纯面前，土肥原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谈判“技巧”。
先是打温情牌。
土肥原说，你知道吗，我祖上也是由中国大陆迁到日本去的哩。不骗你，真的，我都翻过家谱，那应该是唐朝时候吧。
这都一千年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只能看土肥原一个人在那里瞎诌胡掰。
要眼前的事吗，有啊。
土肥原又提到他有一个启蒙老师，据他说，也是中国的著名学者。
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今天我取得的成就，都是跟我的中国老师分不开的。
秦德纯第一次跟日本人照面，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技术性打法”，心里还挺感动呢，甚至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容易相处的对手”而感到庆幸。
孰不知烟幕弹一过，重炮马上就轰了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刚开始日本的条件是让宋哲元本人道歉。秦德纯认为这有损失于29军的尊严，很难让人接受。
土肥原摇了摇头。
秦德纯以为对方也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心中一喜。
未料土肥原说的却是下面这句话：
29军不光是军政首长要担责，自上而下，从最高长官到最小卫兵，统统要道歉，而且要受“处分”。
除此之外，土肥原还提出了29军从张北以南，张家口以北，包括张北、沽源在内的察东6县撤出，把这里作为“察东非武装区”的苛刻要求。
秦德纯绝难想到，瞬息之间，日方的要价会攀升到如此之高，而且是从刚刚还笑容可掬的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可能，太过分了。
土肥原眼神恶毒，一字一句：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后面有的是比你们强得多的军队，你不过是鱼肉，我才是刀俎。
不服，打你。
秦德纯激愤不已，脱口而出：那你来打啊，29军就是剩最后一个兵，也一定拼到底。
这句话一说完，秦德纯气血攻心，当场口吐鲜血。
秦德纯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土肥原的“天价”勒索。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秦德纯始终不愿让步。土肥原用上了最后一招：明天给我答复，如果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谈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土肥原同样惴惴不安。
秦德纯的态度看上去非常坚决，他预料中方即使会让步，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不过好在自己的开价本来就很离谱，等的就是对方杀价。
可是土肥原错了。
先前玩了命也不肯退后一步的秦德纯忽然放弃了。
连价都没还，全部放弃了！
土肥原提出的条件得以全部通过，此即“秦土协定”。宋哲元去职也被列进了协定条款。不过它跟之前的所谓“何梅协定”有相似之处，即没有任何书面文字做为证明。
至此，29军也像中央军一样，从察东6县，也就是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退出，***党部亦随之撤出察省。因此之故，史书把“第二次张北事件”又称之为“察东六郡事变”。
秦德纯后来说他在签约前，请示过“上级”，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个“上级”究竟是谁。
为了这个不战自弃的协定，秦德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当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时，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有错，并且解释说当时是受了何应钦处理“河北事件”的影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放弃。
老蒋摆摆手：你不要再讲了，事情不能怪你，你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从秦德纯的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上级”不可能是老蒋，而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在事发后就指责秦德纯是在越权，也就是说，跟此前任何一次察省交涉一样，29军基本上都能自主处理，并不完全受中央控制和约束。
事实上，“秦土协定”在当时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生怕宋哲元与他在华北争权的商震甚至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说秦德纯暗中与日人相勾结，此举纯属汉奸行为。
即使29军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萧振瀛在谈判之前就提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不能够与日本人有协定，以免授人以柄。张自忠也是这个意见，说就是被逼无奈，也不能做这么大的让步，如此一来，大家都受指责，都难受。
最后众人总结教训，觉得这次吃亏就吃亏在订协定上，哪怕只是口头的，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尤其要避免直接谈判和口头承诺。
经过这次交涉，虽然暂时没有和日军刀兵相见的危险，但却既丧地又毁誉，萧振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时候一桩突发事件让善抓机遇的他感到29军或尚有可为。
就在“秦土协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忽然迎来了一个“惊魂之夜”。
午夜，一列天津始发的火车到达北平近郊丰台，从车厢里跳出一彪人马，并且很快占领了丰台车站。
这里面除了一些日本浪人外，大部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正义自治军”，并说要建立一个“华北国”，实行北人治北。
本来察哈尔沽源县以东（即察东）并非《塘沽停战协定》中所指的“非武装区”，但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日本人想要它是，它就是。
伪满的丰宁县与沽源县“交界”，该县民团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时不时地跑过来现现眼。
他们当然不是29军的个，马上被缴了械。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关东军立即发布文告，说看来是要“扫荡”宋哲元一下了，不“扫”这人不老实啊。
热河日军随后进入沽源，并出动炮队飞机连连向察东进行轰击，导致中方军民伤亡百人之多。
宋哲元又“忍”了一把，他派冯治安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保定第1期）到沽源县一个叫大滩地方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关东军要求，除把热河民团的枪还给对方外，同意正式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29军不再进入，而由热河民团负责驻守。
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滩口约”。
在日本人的计划中，“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是同步推进的，“大滩口约”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而已，下面就要一层层往里面剥了。
就在北平的何应钦陷入“河北事件”的困扰中时，张北风波又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5日，日本热河特务机关的四个人，坐着汽车从多伦往张家口去，途中经过张北时，卫兵问他们要护照。
这帮人不给，说早在“张北事件”后，你们宋哲元就答应过：只要是日本人，在察省旅行时可以“完全自由”，而且一律不检查身上所携带的物品。
当初宋哲元确实有过这么一说，但只是嘴上这么应付，后来他又强调，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主，得由中央裁决，就搪塞过去了，所以实际并没有正式定下来。
可这几个日本特务不管，认准了是铁案——我们在察省可以“完全自由”，还查什么护照。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萧振瀛情知有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来。
一向矜持有涵养的“委员长”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因是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实际上是情报。发报人是政整会的殷同。
在电报中，殷同汇报说，日本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情将会扩大。
拿着电报，老蒋转过头来问萧振瀛：怎么办？
没等后者作答，他就摆了一个若有所思的pose，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人是想把黄郛接回去啊（“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
其实在萧振瀛还没到成都的时候，老蒋已经不准备更改让29军离察南下的方案了。所谓给汪精卫发电报、让萧振瀛去逛武侯祠，都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萧振瀛一走，“殷同的电报”不就可以如期而至，应运而生了吗？
在光拿汪精卫一个人塞责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老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那可怜的“义兄”也拖出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现在29军的“敌人”不光有汪精卫，还有黄郛，而他老蒋始终是同情和重视29军的“好人”。
看来“黄郛党徒”有可能已经在华北暗中兴风作浪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几个圈一转下来，连素以精明著称的萧振瀛也晕了。那我就先回去吧。
上当了。
萧振瀛要到重庆转机，正好下大雾，整整耽误了三天时间。正要登机，看到报纸登新闻了：宋哲元业已免职，29军即日将奉电南下“剿共”。
脑袋嗡地一声，究竟怎么回事呢。
萧振瀛又急又气，知道即使再去成都也已于事无补，只得返回北平。
宋哲元在得知自己免职的消息确凿无疑后，更是气恼异常。跟萧振瀛虽然心知肚明，但还一厢情愿地把责任推在汪黄身上不一样，他一眼就看穿老蒋不是一个“好人”。
堂堂察省主席，汪黄是想撤就能撤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军人，怎么可能对29军南下发号施令？
宋哲元当天就坐着专列，从张家口回天津。
去天津干什么，准备当寓公！
29军高级将领前来送行，当着众将和记者们的面，宋哲元不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大庭广众之下，就“蒋介石”“蒋介石”地嚷开了，而且说的话极其难听：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抗战”云云，是为了把话说漂亮，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以后要是再信老蒋这王八蛋，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人当时都在场，一时间都低下头，作声不得。
萧振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他负责跟老蒋联络，现在没把事情给办好，宋哲元的话就越听越不是滋味了。
他赶紧设法补救，一边火速修书老蒋，一边给汪黄发电，说你们也太荒谬了，日本人只不过让宋哲元道个歉，政府却“自觉自愿”地要将他的职务都撸撸掉，这样做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汪黄的身份都要远高于萧振瀛，以他那样的位置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大放厥词。但以萧振瀛当时在29军中的处境来看，此举亦属用心良苦，万不得已。
他必须首先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撇清。
一个当然是他自己。
穷忙了这么多天，竟然还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家心里难免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不是跟中央的那些人串通好了，合伙来算计我们？
因此之故，给汪黄的电报是必发的，哪怕是因此撒破脸皮，受到处罚，大家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个就是老蒋。
矛头之所以要集中指向汪黄，就是要解放老蒋，把后者的责任给卸掉。
接到萧振瀛的急信，老蒋这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
宋哲元虽然被免了察省主席的职，他不还是29军的头儿吗？有枪有人马，你拿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命令早已下达，29军根本连动都没动一下，一点没有要南下的迹像。更重要的是，此举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把宋哲元推到日本人那边去。
失策，失策。
老蒋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发来一份回电，让宋哲元到成都去一趟，言下之意，是要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
但是宋哲元并不想领这个情。
你羞辱我到这个份上，一声招呼就想了结吗？
绝对不会再“轻易前往”了，不是说过不相信你了吗，我才不会傻到“自缚手足，任由处置”呢。
八人会议，问大家意见如何。
都不作声，一言不发。
此时一股强烈的怨气已经笼罩在29军的上空，已受“大辱”，谁也不愿再回过头去看老蒋一眼。
萧振瀛见势不对，生怕29军就此会和中央决裂，连忙发言说，“委员长”怎么着也是领袖，而且一直帮我们到现在（“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宋军长不去可以，但我们为“团体前途”计，还是不要把后路堵死为好。
于是，这边宋哲元回复老蒋：病了，去不了。那边萧振瀛却极其婉转：现在华北局势还比较乱，“稍定再往”。
一个职务的任免，使宋哲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对日问题上，他开始取“逆来顺受”之法。
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专门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有关交涉问题，最后决定派一个干将出马参加谈判。
此人就是做特务颇有一手的土肥原，由他同暂代察省主席一职的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这时候起，秦德纯和土肥原就成了中日在华北的一对冤家对头。后来东京大审判，秦德纯是出庭指证土肥原的主要证人，他提供的证据也成为对土肥原予以治罪的重要线索。
不过在“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土肥原却完全占据着上风。
在秦德纯面前，土肥原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谈判“技巧”。
先是打温情牌。
土肥原说，你知道吗，我祖上也是由中国大陆迁到日本去的哩。不骗你，真的，我都翻过家谱，那应该是唐朝时候吧。
这都一千年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只能看土肥原一个人在那里瞎诌胡掰。
要眼前的事吗，有啊。
土肥原又提到他有一个启蒙老师，据他说，也是中国的著名学者。
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今天我取得的成就，都是跟我的中国老师分不开的。
秦德纯第一次跟日本人照面，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技术性打法”，心里还挺感动呢，甚至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容易相处的对手”而感到庆幸。
孰不知烟幕弹一过，重炮马上就轰了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刚开始日本的条件是让宋哲元本人道歉。秦德纯认为这有损失于29军的尊严，很难让人接受。
土肥原摇了摇头。
秦德纯以为对方也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心中一喜。
未料土肥原说的却是下面这句话：
29军不光是军政首长要担责，自上而下，从最高长官到最小卫兵，统统要道歉，而且要受“处分”。
除此之外，土肥原还提出了29军从张北以南，张家口以北，包括张北、沽源在内的察东6县撤出，把这里作为“察东非武装区”的苛刻要求。
秦德纯绝难想到，瞬息之间，日方的要价会攀升到如此之高，而且是从刚刚还笑容可掬的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可能，太过分了。
土肥原眼神恶毒，一字一句：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后面有的是比你们强得多的军队，你不过是鱼肉，我才是刀俎。
不服，打你。
秦德纯激愤不已，脱口而出：那你来打啊，29军就是剩最后一个兵，也一定拼到底。
这句话一说完，秦德纯气血攻心，当场口吐鲜血。
秦德纯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土肥原的“天价”勒索。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秦德纯始终不愿让步。土肥原用上了最后一招：明天给我答复，如果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谈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土肥原同样惴惴不安。
秦德纯的态度看上去非常坚决，他预料中方即使会让步，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不过好在自己的开价本来就很离谱，等的就是对方杀价。
可是土肥原错了。
先前玩了命也不肯退后一步的秦德纯忽然放弃了。
连价都没还，全部放弃了！
土肥原提出的条件得以全部通过，此即“秦土协定”。宋哲元去职也被列进了协定条款。不过它跟之前的所谓“何梅协定”有相似之处，即没有任何书面文字做为证明。
至此，29军也像中央军一样，从察东6县，也就是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退出，***党部亦随之撤出察省。因此之故，史书把“第二次张北事件”又称之为“察东六郡事变”。
秦德纯后来说他在签约前，请示过“上级”，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个“上级”究竟是谁。
为了这个不战自弃的协定，秦德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当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时，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有错，并且解释说当时是受了何应钦处理“河北事件”的影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放弃。
老蒋摆摆手：你不要再讲了，事情不能怪你，你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从秦德纯的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上级”不可能是老蒋，而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在事发后就指责秦德纯是在越权，也就是说，跟此前任何一次察省交涉一样，29军基本上都能自主处理，并不完全受中央控制和约束。
事实上，“秦土协定”在当时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生怕宋哲元与他在华北争权的商震甚至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说秦德纯暗中与日人相勾结，此举纯属汉奸行为。
即使29军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萧振瀛在谈判之前就提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不能够与日本人有协定，以免授人以柄。张自忠也是这个意见，说就是被逼无奈，也不能做这么大的让步，如此一来，大家都受指责，都难受。
最后众人总结教训，觉得这次吃亏就吃亏在订协定上，哪怕只是口头的，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尤其要避免直接谈判和口头承诺。
经过这次交涉，虽然暂时没有和日军刀兵相见的危险，但却既丧地又毁誉，萧振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时候一桩突发事件让善抓机遇的他感到29军或尚有可为。
就在“秦土协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忽然迎来了一个“惊魂之夜”。
午夜，一列天津始发的火车到达北平近郊丰台，从车厢里跳出一彪人马，并且很快占领了丰台车站。
这里面除了一些日本浪人外，大部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正义自治军”，并说要建立一个“华北国”，实行北人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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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3 pm
“正义自治军”的“总司令”叫白坚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北洋时代做过吴佩孚的政务处长，属于吴大帅身边幕僚一类的人物。他写的《白坚武日记》，每每不乏真知灼见，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但是，这个人聪明得有些过头了。当时在北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执政系“南人欺负北人”，白坚武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怂恿下，就利用了这种传言，乘着中央军南调，北平城防空虚的当口，竟然意图乘火打劫。
如果没有外寇环伺和从旁利用，这顶多也就叫做乱中起事，弄得好没准真能混个山头出来，但他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国家民族已快到危亡时刻，此举只能招来天谴神怒。
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是无一不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以身败名裂而收场。
天下大势，可不识之周详乎。
白坚武对“起事”倒是筹备已久，行动计划很是到位。他们一到丰台，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6中队队长段春泽就起身相迎，因为他们早就暗中联系好，是一伙的。
除了外合之外，北平城里还有“内应”，就是潘毓桂、张璧这些人。据说，白坚武在丰台一下火车，就是先用电话跟潘张联系的。
随后，停在丰台的2列铁甲车便转头向北平开去，并鸣炮为号（“开炮十余发”），城内外形势一时大为紧张。
这时候，由于黄郛和何应钦都不在任上，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临时打理，政整会则由王克敏暂时负责。
鲍王二人手上不直接掌握一兵一卒，又没有黄何那样的气度，听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顿时把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担任北平卫戍任务是东北军。
鲍王一商量，还是得让时任北平卫戍司令的王树常出来招架。怕打电话说不清楚，两个人赶紧往王树常家里跑。偏偏王克敏视力不好，人称“王瞎子”，黑灯瞎火看不见，加上惊慌失措，竟然一头撞到门框上去，把眼睛都碰伤了。
王树常见情况紧急，赶紧宣布全城戒严，同时四面调兵救驾。
段春泽的铁甲车眼看着已经到城门口了，可是却发现开不进来。原来在得知有人要攻城的消息后，北平公安局所属的保安队就第一个出动，把铁轨给扒掉了一段。
在王树常的调遣下，除驻北平的铁甲车队、保安队出城外，驻城外的东北军缪澄流师也赶来对“正义自治军”进行截击。
所谓“正义自治军”，不过是白坚武临时拼凑出来的一帮杂碎，也就靠着段春泽的2列铁甲车壮壮胆，一看到铁甲车没法前进，四周围又全是对方的人，立时慌了神，调头就跑。
最后白坚武走脱，段春泽被抓住枪毙了。
北平虽然保住，但鲍文樾心里却仍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这些东北军迟早都还是要撤走的，而且就最近的事，万一白坚武再卷图重来，或者日本人直接乘虚而入，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彷徨无计的时候，有军分会委员身份的萧振瀛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果需要防守力量的话，我们29军愿当此任。
鲍文樾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萧振瀛得到鲍文樾的点头同意后，立即打电话通知29军军部。宋哲元也感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把冯治安师派了过去。
随后，29军进入北平，正好填补了中央军和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力量真空。
京津两地由是人心大定。
29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们以为北平没有了中国军队的驻扎，自己在华北的舞台上从此可以恣意妄为了，没有想到会生生地闯出一个硬派小生出来。
由于全无准备，他们一时又找不出什么借口阻止29军，不让后者进华北，于是“华北工作”只能“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从日本军部当时的心态上来看，除了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外，并不完全排斥地方军队占据华北，关键就看这个地方军头能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和利用，以帮助其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对宋哲元，日本参谋本部的评价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人是老西北军的，应该属于反蒋系统，不过，他在长城抗战以及主政察哈尔时期的态度又表明，他实际上并不完全顺从于我，因此可能同时是一个反日人物。
反蒋，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也反日，那可怎么办呢？
结论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日本太强大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强，宋某在反蒋方面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这时候他要想称雄一方的话，就不得不投靠我们了（“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可见，宋哲元是完全可以“改造”过来的。
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日本人对29军“贸然”进入北平的行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威胁动作。
29军这回名利双收，算是立了一功。
不过宋哲元本人很清楚，军队尤其是地方军队的动向，老蒋是最在意的。他虽然人在西南，你可不能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宋哲元既然据有了北平，自然也希望老蒋能给个正式的“说法”。
听到29军进入北平的消息，老蒋既喜且忧。
此前他的义兄黄郛已向他建议，对日政策必须改变，打仗看来是真的避免不了了，我们内部要加快作战准备。
黄郛在对日思路上一贯是沉得住气的，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激烈，显然与日本变本加厉，接连在北方挑起事端有关。
日人梨本佑平，出身于新闻记者，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偏左翼的，也就是说有时是肯帮着我们讲讲话的。他说当年黄郛曾经当着他的面流过泪——
你知道你们的酒井隆和高桥坦是多么野蛮吗，他们拿着刀对准我们的何应钦将军，让后者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
中国将军也重体面，要礼仪，宁受其辱？！
黄郛的话，再次震憾了老蒋。
备战这个事，其实老蒋早就在做了，可以从2年前的长城抗战算起。
“一 二八”淞沪会战后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当时接近平局的结果，还是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双方的战力应在伯仲之间，即使日军战力比我们强，也强得有限。直 到长城这里一开打，才知道不得了，三十万打五万，六比一，还被人家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两国实力之悬殊简直超乎想像。
再不好好准备，别说“雪此奇耻”了，再蒙上几个“耻”都几乎是一定的。
因此长城抗战结束后不久，老蒋就在南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把修筑国防工事和训练部队摆在了首要位置。
可老蒋那时候的重点还在“安内”上面，这活交给谁干呢？
人还是有的，一南一北，北边是最听话的刘峙，负责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南边则是和他的义兄一样任劳任怨的“老劳模”朱培德，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后者负责构筑宁沪杭防线。
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不算老蒋的嫡系，但他却是老蒋一生之中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老蒋曾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周围的谋臣将相分了个档次，有的品德好，所谓 “贤”，比如张静江，有的才气高，是为“才”，比如杨永泰。然而，能在德才兼备中位居首位的，却是朱培德。这个评价是连老蒋的义兄黄郛、军师杨永泰都及不 上的，可知朱培德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朱在军中的职位和作用，实际还在何应钦之上，但却少有人知，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修国防工事外，还一直默默承担着老蒋给他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整军备战，想不低调都不行，所以“世不见其赫赫之功”。
黄郛在华北坚持了2年，朱培德就在后面整整忙了2年，但直至中央军撤出北平，这活还刚刚理出个头绪来。
老蒋很着急，他希望有人能再帮他在华北顶上一把，但同时他也深知，即使这时候黄郛能拖着病体再次北上，在无军事实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定然是于事无补，因为日本人早已不认这个了。
万能的上帝，请给我启示，谁才是救星。
祷告完之后，他打开“上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写着：29军！
老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滋味。
宋哲元一直声称“拟长期休养”，不肯亲自来见，这个态度难道是偶然的吗？
只要细细一想，就知道其中大有意味。如果看不出这一点，老蒋这么多年的内战就算是白打了。
现在名为拱卫北平，最后却可能造成“南蒋北宋”，与中央并肩而立的局面。
显然，让29军掌控华北，并不是老蒋想要得到的最佳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央军撤离华北前后，老蒋曾让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接洽，试图让对方确认，华北交涉也必须纳入与中央直接交涉这一轨道上来，然而事与愿违，如今华北的形势早非“河北事件”前可比，因此交涉毫无结果。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希望宋哲元能在对日问题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老蒋非常希望知道宋哲元的真实想法，也恨不得剖开肚子，让宋哲元知道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意”。
必须有人牵线搭桥。
可是上回演戏演砸了，差点把个萧振瀛也赔了进去，乃至于对方都不怎么好再来见他了。如今再依靠谁呢。
刚刚在“秦土协定”后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的秦德纯。
于是老蒋就借着让秦德纯来庐山进行汇报的机会，跟秦德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毫无疑问，谈话不可能回避秦德纯的过失。
但是如前所述，老蒋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责任都揽在了“中央”身上。不仅如此，他对29军主动进入北平，支撑华北危局还大加称赞。
在这次谈话中，老蒋将“心中的秘密”告诉了秦德纯。
日本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华北，打是肯定要打，只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时还打不了。我现在把令牌交给你们军长宋哲元，让他在华北帮我“维持”，而且“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老蒋最后叮嘱秦德纯，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一个宋哲元知，绝不能向其他局外人泄漏（“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按照老蒋的用意，他是想通过这种“推诚相见”的态度和办法，来感召秦德纯，使之影响和改变宋的态度。但从后来事态的进展来看，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完全实 现，原因就在于秦德纯不像萧振瀛，他缺乏后者所具备的那种魄力和担当，大部分时间都畏首畏尾，看“主公”的脸色行事，如此怎能成就大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28日，老蒋在重新回京主政后，正式发布命令：宋哲元接替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
换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势力从此真正扫地以尽，代之而起的是29军，且得到了中央的正名。
王树常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但大家争权夺利，靠的还是实力说话，因此他纵使不满，也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随东北军一道撤出平津。
在华北诸侯前四强（山西阎锡山、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保定商震）中，此时的宋哲元在实力上已足以与阎锡山比肩了。
“华北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多田骏到任后，认为他要重点搞定的就是以上这四个人。
不是吗，宋阎韩商，都是纯实力派，有人有枪有地盘，虽然分开来还没有能跟中央单挑的实力，但合一块却并不缺乏与之对峙的资本。
于是多田骏就对他们喊：小朋友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与满洲紧紧握手”，在华北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大家说好不好？
你们放心，不要怕“和蒋介石有磨擦”，我们日本一定会予以“充分支持”的。
“小朋友们”鼓掌欢呼，都说好，而且表情绝对真挚。他们同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不排日，不仅不排日，还很友好哩，甚至对于“满洲国”这个小弟弟都可以顺手帮上一把。
四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胸脯：对建“新政权”这件事，只要他们另外三个人赞成，我绝无二话，一定“充分合作”。
多田骏简直要乐晕了。“华北工作”很好搞嘛，有什么难度？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四诸侯”答应得很好，但实际没有一个人行动。
一圈转下来，多田骏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等于是做无用功。
这四个人都可以算是民国名利场上百炼成精的老狐狸了，虽说打仗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人，但论忽悠的本事，多田骏没准还得朝他们磕头认师父呢。
反正一句话，我不得罪你，咱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什么“新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敢第一个上去碰这个高压线的。
秘密拉拢不行，多田骏就开始公开喊话。
他自己弄了本小册子，题名为：对华之基本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多田骏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建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旗号。
如果是自己在家编书那肯定是没意思的，多田骏选择了把它放到“网上”——请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吃饭，一边吃，一边发小册子。
这次几乎就是倚着他家大门口，扯开喉咙朝大街上喊了：“华北五省”，你们快自治吧，“华北人民”，你们快“自救”吧。
多田骏认为，他这招很高明：“巨头们”不敢出来搞“新政权”，恐怕还是怕我们日本不出手相助吧，那我现在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总不该再犹豫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手弄巧成拙，目标实在太过明显，引起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提出交涉。
这一下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措手不及，只好把责任都推到多田骏身上，说这本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玩玩的小玩艺，纯属自娱自乐，完全当不得真（“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
多田骏哑了火，把另外一个日本人乐坏了。此人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天津驻屯军看来还是不行，看我的吧。
一向抱着得过且过心理的南次郎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个土肥原现在很给他争气，“内蒙工作”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南次郎要把土肥原派到华北来。多田骏却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功——不需要你们关东军派人来，天津驻屯军自己就能够搞定。
南次郎暗笑，都已经输一局了，嘴巴却还犟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回答多田骏：我派人是有理由的。
你那个建立“新政权”的想法很好，不过里面应该有我们关东军的要求才完整嘛，另外我把土肥原派过来，也是帮你，是为了“密切两军的联系”。
这土肥原，你千万别以为是送给你的啊，我才不舍得呢，那是借的！
不管多田骏多么不情愿，土肥原还是以“协助多田”的名义到了天津。他一来，“华北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易手。
与多田骏相比，土肥原毫无疑问是日本特务里面的高手。
他听多田骏一讲，就知道这哥们其实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做着无用功，如此推进“华北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究竟怎样推进，一时之间，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胜算。毕竟倒在这条道上的人太多了，从“老伙计”板垣到多田骏，莫不如此。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土肥原顺着多田骏的那条线索，发散了一下思维：四个人会推托，那么两个两个怎么样呢，而且我要让他们当着对方的面说。
他首先把宋哲元和商震弄到一起，希望他们能携起手来“建设新政权”。
你们一个属老西北军系统，一个属原晋绥军系列，中原大战时不就联合起来跟中央对着干了吗，现在为什么不能重续旧梦呢？
宋哲元和商震两个人，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除了干笑还是干笑，然后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挤兑”对方了：这事干得过，你先来，然后我再上。
这二位就跟在讲中国传统相声一样，胡扯了半天，土肥原愣是一句想听的话也没能听到。
既然老西北军的没法跟原晋绥军的“合作”到一块，那把鲁军的拖过来试试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们以前可都是属老西北军的，“隔阂”应该少一些吧。
于是，土肥原又把宋哲元和韩复榘拉到一块，谈的内容一样，而结果竟也惊人的相似：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始终没有人肯第一个往笼子里钻。
经历过失败之后，对吾国风土人情并不生疏的土肥原忽然恍然大悟：中国人要做什么事，最喜欢“随大流”，所以“合作”这事一定要先弄一个人在前面，再让别人照着做，而且不能公开拉拢，必须私下密谋，“单个交流”。
由此，他决定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来打开“华北工作”的僵局。
具体办法是，先在宋阎韩商之外树一个典型，以这个人为“华北工作”建立基地，然后再在宋阎韩商里选一个人，把他与“典型”结合起来，最后一步才是把另外三个人包括进去。
土肥原找的这个“典型”，名叫殷汝耕。
如假包换的纯正汉奸出场了。
但是，这个人聪明得有些过头了。当时在北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执政系“南人欺负北人”，白坚武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怂恿下，就利用了这种传言，乘着中央军南调，北平城防空虚的当口，竟然意图乘火打劫。
如果没有外寇环伺和从旁利用，这顶多也就叫做乱中起事，弄得好没准真能混个山头出来，但他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国家民族已快到危亡时刻，此举只能招来天谴神怒。
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是无一不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以身败名裂而收场。
天下大势，可不识之周详乎。
白坚武对“起事”倒是筹备已久，行动计划很是到位。他们一到丰台，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6中队队长段春泽就起身相迎，因为他们早就暗中联系好，是一伙的。
除了外合之外，北平城里还有“内应”，就是潘毓桂、张璧这些人。据说，白坚武在丰台一下火车，就是先用电话跟潘张联系的。
随后，停在丰台的2列铁甲车便转头向北平开去，并鸣炮为号（“开炮十余发”），城内外形势一时大为紧张。
这时候，由于黄郛和何应钦都不在任上，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临时打理，政整会则由王克敏暂时负责。
鲍王二人手上不直接掌握一兵一卒，又没有黄何那样的气度，听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顿时把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担任北平卫戍任务是东北军。
鲍王一商量，还是得让时任北平卫戍司令的王树常出来招架。怕打电话说不清楚，两个人赶紧往王树常家里跑。偏偏王克敏视力不好，人称“王瞎子”，黑灯瞎火看不见，加上惊慌失措，竟然一头撞到门框上去，把眼睛都碰伤了。
王树常见情况紧急，赶紧宣布全城戒严，同时四面调兵救驾。
段春泽的铁甲车眼看着已经到城门口了，可是却发现开不进来。原来在得知有人要攻城的消息后，北平公安局所属的保安队就第一个出动，把铁轨给扒掉了一段。
在王树常的调遣下，除驻北平的铁甲车队、保安队出城外，驻城外的东北军缪澄流师也赶来对“正义自治军”进行截击。
所谓“正义自治军”，不过是白坚武临时拼凑出来的一帮杂碎，也就靠着段春泽的2列铁甲车壮壮胆，一看到铁甲车没法前进，四周围又全是对方的人，立时慌了神，调头就跑。
最后白坚武走脱，段春泽被抓住枪毙了。
北平虽然保住，但鲍文樾心里却仍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这些东北军迟早都还是要撤走的，而且就最近的事，万一白坚武再卷图重来，或者日本人直接乘虚而入，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彷徨无计的时候，有军分会委员身份的萧振瀛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果需要防守力量的话，我们29军愿当此任。
鲍文樾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萧振瀛得到鲍文樾的点头同意后，立即打电话通知29军军部。宋哲元也感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把冯治安师派了过去。
随后，29军进入北平，正好填补了中央军和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力量真空。
京津两地由是人心大定。
29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们以为北平没有了中国军队的驻扎，自己在华北的舞台上从此可以恣意妄为了，没有想到会生生地闯出一个硬派小生出来。
由于全无准备，他们一时又找不出什么借口阻止29军，不让后者进华北，于是“华北工作”只能“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从日本军部当时的心态上来看，除了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外，并不完全排斥地方军队占据华北，关键就看这个地方军头能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和利用，以帮助其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对宋哲元，日本参谋本部的评价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人是老西北军的，应该属于反蒋系统，不过，他在长城抗战以及主政察哈尔时期的态度又表明，他实际上并不完全顺从于我，因此可能同时是一个反日人物。
反蒋，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也反日，那可怎么办呢？
结论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日本太强大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强，宋某在反蒋方面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这时候他要想称雄一方的话，就不得不投靠我们了（“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可见，宋哲元是完全可以“改造”过来的。
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日本人对29军“贸然”进入北平的行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威胁动作。
29军这回名利双收，算是立了一功。
不过宋哲元本人很清楚，军队尤其是地方军队的动向，老蒋是最在意的。他虽然人在西南，你可不能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宋哲元既然据有了北平，自然也希望老蒋能给个正式的“说法”。
听到29军进入北平的消息，老蒋既喜且忧。
此前他的义兄黄郛已向他建议，对日政策必须改变，打仗看来是真的避免不了了，我们内部要加快作战准备。
黄郛在对日思路上一贯是沉得住气的，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激烈，显然与日本变本加厉，接连在北方挑起事端有关。
日人梨本佑平，出身于新闻记者，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偏左翼的，也就是说有时是肯帮着我们讲讲话的。他说当年黄郛曾经当着他的面流过泪——
你知道你们的酒井隆和高桥坦是多么野蛮吗，他们拿着刀对准我们的何应钦将军，让后者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
中国将军也重体面，要礼仪，宁受其辱？！
黄郛的话，再次震憾了老蒋。
备战这个事，其实老蒋早就在做了，可以从2年前的长城抗战算起。
“一 二八”淞沪会战后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当时接近平局的结果，还是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双方的战力应在伯仲之间，即使日军战力比我们强，也强得有限。直 到长城这里一开打，才知道不得了，三十万打五万，六比一，还被人家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两国实力之悬殊简直超乎想像。
再不好好准备，别说“雪此奇耻”了，再蒙上几个“耻”都几乎是一定的。
因此长城抗战结束后不久，老蒋就在南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把修筑国防工事和训练部队摆在了首要位置。
可老蒋那时候的重点还在“安内”上面，这活交给谁干呢？
人还是有的，一南一北，北边是最听话的刘峙，负责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南边则是和他的义兄一样任劳任怨的“老劳模”朱培德，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后者负责构筑宁沪杭防线。
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不算老蒋的嫡系，但他却是老蒋一生之中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老蒋曾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周围的谋臣将相分了个档次，有的品德好，所谓 “贤”，比如张静江，有的才气高，是为“才”，比如杨永泰。然而，能在德才兼备中位居首位的，却是朱培德。这个评价是连老蒋的义兄黄郛、军师杨永泰都及不 上的，可知朱培德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朱在军中的职位和作用，实际还在何应钦之上，但却少有人知，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修国防工事外，还一直默默承担着老蒋给他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整军备战，想不低调都不行，所以“世不见其赫赫之功”。
黄郛在华北坚持了2年，朱培德就在后面整整忙了2年，但直至中央军撤出北平，这活还刚刚理出个头绪来。
老蒋很着急，他希望有人能再帮他在华北顶上一把，但同时他也深知，即使这时候黄郛能拖着病体再次北上，在无军事实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定然是于事无补，因为日本人早已不认这个了。
万能的上帝，请给我启示，谁才是救星。
祷告完之后，他打开“上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写着：29军！
老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滋味。
宋哲元一直声称“拟长期休养”，不肯亲自来见，这个态度难道是偶然的吗？
只要细细一想，就知道其中大有意味。如果看不出这一点，老蒋这么多年的内战就算是白打了。
现在名为拱卫北平，最后却可能造成“南蒋北宋”，与中央并肩而立的局面。
显然，让29军掌控华北，并不是老蒋想要得到的最佳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央军撤离华北前后，老蒋曾让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接洽，试图让对方确认，华北交涉也必须纳入与中央直接交涉这一轨道上来，然而事与愿违，如今华北的形势早非“河北事件”前可比，因此交涉毫无结果。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希望宋哲元能在对日问题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老蒋非常希望知道宋哲元的真实想法，也恨不得剖开肚子，让宋哲元知道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意”。
必须有人牵线搭桥。
可是上回演戏演砸了，差点把个萧振瀛也赔了进去，乃至于对方都不怎么好再来见他了。如今再依靠谁呢。
刚刚在“秦土协定”后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的秦德纯。
于是老蒋就借着让秦德纯来庐山进行汇报的机会，跟秦德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毫无疑问，谈话不可能回避秦德纯的过失。
但是如前所述，老蒋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责任都揽在了“中央”身上。不仅如此，他对29军主动进入北平，支撑华北危局还大加称赞。
在这次谈话中，老蒋将“心中的秘密”告诉了秦德纯。
日本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华北，打是肯定要打，只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时还打不了。我现在把令牌交给你们军长宋哲元，让他在华北帮我“维持”，而且“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老蒋最后叮嘱秦德纯，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一个宋哲元知，绝不能向其他局外人泄漏（“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按照老蒋的用意，他是想通过这种“推诚相见”的态度和办法，来感召秦德纯，使之影响和改变宋的态度。但从后来事态的进展来看，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完全实 现，原因就在于秦德纯不像萧振瀛，他缺乏后者所具备的那种魄力和担当，大部分时间都畏首畏尾，看“主公”的脸色行事，如此怎能成就大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28日，老蒋在重新回京主政后，正式发布命令：宋哲元接替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
换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势力从此真正扫地以尽，代之而起的是29军，且得到了中央的正名。
王树常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但大家争权夺利，靠的还是实力说话，因此他纵使不满，也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随东北军一道撤出平津。
在华北诸侯前四强（山西阎锡山、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保定商震）中，此时的宋哲元在实力上已足以与阎锡山比肩了。
“华北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多田骏到任后，认为他要重点搞定的就是以上这四个人。
不是吗，宋阎韩商，都是纯实力派，有人有枪有地盘，虽然分开来还没有能跟中央单挑的实力，但合一块却并不缺乏与之对峙的资本。
于是多田骏就对他们喊：小朋友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与满洲紧紧握手”，在华北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大家说好不好？
你们放心，不要怕“和蒋介石有磨擦”，我们日本一定会予以“充分支持”的。
“小朋友们”鼓掌欢呼，都说好，而且表情绝对真挚。他们同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不排日，不仅不排日，还很友好哩，甚至对于“满洲国”这个小弟弟都可以顺手帮上一把。
四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胸脯：对建“新政权”这件事，只要他们另外三个人赞成，我绝无二话，一定“充分合作”。
多田骏简直要乐晕了。“华北工作”很好搞嘛，有什么难度？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四诸侯”答应得很好，但实际没有一个人行动。
一圈转下来，多田骏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等于是做无用功。
这四个人都可以算是民国名利场上百炼成精的老狐狸了，虽说打仗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人，但论忽悠的本事，多田骏没准还得朝他们磕头认师父呢。
反正一句话，我不得罪你，咱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什么“新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敢第一个上去碰这个高压线的。
秘密拉拢不行，多田骏就开始公开喊话。
他自己弄了本小册子，题名为：对华之基本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多田骏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建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旗号。
如果是自己在家编书那肯定是没意思的，多田骏选择了把它放到“网上”——请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吃饭，一边吃，一边发小册子。
这次几乎就是倚着他家大门口，扯开喉咙朝大街上喊了：“华北五省”，你们快自治吧，“华北人民”，你们快“自救”吧。
多田骏认为，他这招很高明：“巨头们”不敢出来搞“新政权”，恐怕还是怕我们日本不出手相助吧，那我现在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总不该再犹豫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手弄巧成拙，目标实在太过明显，引起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提出交涉。
这一下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措手不及，只好把责任都推到多田骏身上，说这本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玩玩的小玩艺，纯属自娱自乐，完全当不得真（“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
多田骏哑了火，把另外一个日本人乐坏了。此人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天津驻屯军看来还是不行，看我的吧。
一向抱着得过且过心理的南次郎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个土肥原现在很给他争气，“内蒙工作”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南次郎要把土肥原派到华北来。多田骏却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功——不需要你们关东军派人来，天津驻屯军自己就能够搞定。
南次郎暗笑，都已经输一局了，嘴巴却还犟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回答多田骏：我派人是有理由的。
你那个建立“新政权”的想法很好，不过里面应该有我们关东军的要求才完整嘛，另外我把土肥原派过来，也是帮你，是为了“密切两军的联系”。
这土肥原，你千万别以为是送给你的啊，我才不舍得呢，那是借的！
不管多田骏多么不情愿，土肥原还是以“协助多田”的名义到了天津。他一来，“华北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易手。
与多田骏相比，土肥原毫无疑问是日本特务里面的高手。
他听多田骏一讲，就知道这哥们其实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做着无用功，如此推进“华北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究竟怎样推进，一时之间，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胜算。毕竟倒在这条道上的人太多了，从“老伙计”板垣到多田骏，莫不如此。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土肥原顺着多田骏的那条线索，发散了一下思维：四个人会推托，那么两个两个怎么样呢，而且我要让他们当着对方的面说。
他首先把宋哲元和商震弄到一起，希望他们能携起手来“建设新政权”。
你们一个属老西北军系统，一个属原晋绥军系列，中原大战时不就联合起来跟中央对着干了吗，现在为什么不能重续旧梦呢？
宋哲元和商震两个人，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除了干笑还是干笑，然后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挤兑”对方了：这事干得过，你先来，然后我再上。
这二位就跟在讲中国传统相声一样，胡扯了半天，土肥原愣是一句想听的话也没能听到。
既然老西北军的没法跟原晋绥军的“合作”到一块，那把鲁军的拖过来试试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们以前可都是属老西北军的，“隔阂”应该少一些吧。
于是，土肥原又把宋哲元和韩复榘拉到一块，谈的内容一样，而结果竟也惊人的相似：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始终没有人肯第一个往笼子里钻。
经历过失败之后，对吾国风土人情并不生疏的土肥原忽然恍然大悟：中国人要做什么事，最喜欢“随大流”，所以“合作”这事一定要先弄一个人在前面，再让别人照着做，而且不能公开拉拢，必须私下密谋，“单个交流”。
由此，他决定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来打开“华北工作”的僵局。
具体办法是，先在宋阎韩商之外树一个典型，以这个人为“华北工作”建立基地，然后再在宋阎韩商里选一个人，把他与“典型”结合起来，最后一步才是把另外三个人包括进去。
土肥原找的这个“典型”，名叫殷汝耕。
如假包换的纯正汉奸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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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4 pm
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老婆是日本人，家里生活也全部日化，他本人也属于典型的“哈日”一族，就是觉得日本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哪怕自己趴下身子给人家做奴才也不觉得屈才的那种。
这厮还有个理论，称得上是标准的汉奸理论。
他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你看看，这才多长时间，就成了“世界上一等强国”，而我们中国呢，说是说泱泱大国，革命也革了几十年，结果还是一团糟，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自己干是不行的，得让老外领着咱们干，而与其让英美这些白人老外领着干，又不如让“同文同种”的日本老外领着干。
干脆，让昭和天皇到北京来登基吧，这样我们不用奋斗，就直接进入了一等强国，难道不好吗。
什么，你说这是亡国论，以前蒙古人进北京，满人入关，可不都是这样的吗？（“史有前例，我岂谰言”）
当然了，殷某人在真正发迹之前，并不敢公开放出如此不要脸的谬论，只是喝酒的时候私下吹吹牛皮而已。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做参事，因为日语不错，又熟悉日方情况，曾参加过战后谈判。可是仗打完了，相识的唐有壬升了外交部次长，他却还是原地踏步走，仍然是个“没什么事可参”的参事。
殷汝耕认为他有功未得赏，是国家对他不起，因此大怒，终于喊出了那句早就积压在心底的汉奸口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位对做奴才情有独钟的兄弟，个人品德自然是谈不上。他在沪期间也是吃喝嫖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间长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他要躲债，便让唐有壬举荐他到北平政整会去做事。据说黄郛并不喜欢殷汝耕，但一者当时对日谈判的干员缺乏，二者对方又是出自外交部次长的力荐，便让他来政整会做了个参议。
殷汝耕虽然品德极其恶劣，不过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公平地说，他在对日谈判中也确实出过些力，因此后来被南京行政院任命为通县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作为非武装区，除有隶属河北省政府的保安警察队负责治安外，还在通县和唐山专设了两个专员公署实施行政管理，其中通县的专员就是殷汝耕。
黄郛在时，殷汝耕只不过是只小泥鳅，纵算有心也蹦不出多高的浪花，等到黄郛一走，华北局面波谲云诡，这姓殷的就开始不安分了。
土肥原是吃什么饭的，他一眼就看出，殷汝耕是个“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下水不成问题。
果然，土肥原一上门，没用多大力气，后者立马就“归顺了皇军”。
“收伏”殷汝耕后，土肥原信心大增，转而在宋阎韩商四人中物色人选。
看来看去，他看上了宋哲元。
宋哲元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是因为他其时掌控北平，此地为华北重镇，又直接毗邻“满洲国”，相对于华北其它地方更有“价值”。
土肥原还有一个用意，也可以说是个幻梦，那就是一旦宋哲元也下了水，就可以与冀东的殷汝耕联成一道，到时建立一个新的“华北国”。对“华北工作”而言，此举“最为理想”。
说干就干，兴致勃勃的土肥原当即给关东军司令部报了一份“务期必成”的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说一定要把“宋哲元工作”搞出了个头绪来。
时间：最迟在11月中旬。
可是“宋哲元工作”的难度却大大超出了土肥原的想像。
土肥原写工作计划的时候是9月份，他在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由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
声明在先，一旦“自治”，少不得由日本进行“援助”。
宋哲元说好，非常好。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下文。
土肥原知道对方又在重复跟多田玩过的那套“八面玲珑的手腕”了。
觉得“自治”难度高，整个盘子拿不下来，那我就一刀一刀往细里切。
10月份。土肥原转赴天津，一连抡过来三刀。
第一刀要在政治上切块：凡是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你们要一慨让他们滚蛋。
第二刀要在军事上开口：我们日本在华北驻兵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第三刀要在经济上试刃：我们帮你筑路开矿，你们要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宜我们，打击英美。
宋哲元知道这三刀的厉害，他让秦德纯替他作答。
秦德纯吃过土肥原的亏，对这个日本土匪深恶痛绝。他把土肥原的三刀接住，然后又掷了回去——
经济上的那些嘛，可以讨论，不过我们是地方政府，无法自专，必须“呈中央核示”，打个报告让领导批准。
政治军事就不一样了，事情太大，关系到国家主权，那是连谈都不要谈了。
土肥原一听，经济可以讨论，那就有门啊。先从这里找个泉眼。
他便开始拿“经济合作”来缠宋哲元。
29军高层从“秦土协定”中得到了教训，哪里肯直接应招。见秦德纯一时应付不了，宋哲元就把最擅长此道的萧振瀛推了出来。
对着土肥原，萧振瀛直截了当地揭了“经济合作”的真面目：什么合作，你那明明是侵略嘛，怎么可以办呢？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讲话这么“坦率”，等于见面还没问好，就先扒了他的裤子，脸腾地就红了。
敢“侮辱”我，找死。
土肥原马上拔出枪对准了萧振瀛，想吓吓对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士”模样的萧振瀛竟然也立即拔出枪，丝毫不差地对准了他的脑袋。
萧振瀛表现得比土肥原的气势还要盛，火还要大：想单挑吗，到外面去练，今天不干死你，我就不活了（“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来真的，连你死我活的一套都拿了出来，连忙乖乖地把枪收了起来，同时又换上了一副笑脸：开个玩笑嘛，不要紧张。
再看萧振瀛，脸上也立刻堆满了笑：家伙，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振瀛真的跟土肥原做起了“哥们”，跟他称兄道弟，亲热的不行，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土肥原作纪念。
但“友情”归“友情”，到了谈判桌上，一说到实质性的东西，萧振瀛马上就会变脸，没有一点客气的。
土肥原这个老特务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跟萧振瀛这样的人打交道，土肥原的确没有什么脾气。因为对方就跟个弹簧一样，要紧可以紧，要松可以松，既风雨不透，又让你发不得火，找不到空子。
连着两个月，土肥原都未能在宋哲元身上打开缺口，他的“华北工作”也因此无法向前推进半步，一时间大为懊恼。
就像开展竞赛一样，对“宋阎韩商”，日本人一直在拼着命拉，老蒋这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果套用战国策，土肥原用的是连横，而老蒋就只剩下了合纵一条路可走。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日人的挑唆利诱之下，“宋阎韩商”会倚“暴秦”（现在是暴日）之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甚至形成当年中原大战时的局面。
那样做的结果，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大家一齐完蛋，而日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中原大战时起头的是谁？
自然是阎老西。
要是他再来起这个头，那就不得了。
因此老蒋在“宋阎韩商”这一板块上首选的敲击点，与土肥原不同，他没有直击宋哲元，而是找了阎锡山。
就在土肥原甩他那“要你命三刀”的时候，名义上是要到南京去开***四届六中全会的蒋介石，却绕了一个大弯，跑太原去了。
到太原自然是为了要见“伯川大哥”。
在中原大战前的“削藩策”中，老蒋的首席军师杨永泰曾告诉他，要对付阎老西，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政治战，也就是给以政治地位，用封官许愿来笼络住对方。
老蒋这次仍然沿用这种办法，亲口向老阎承诺：如果你能把大伙都撮合到一块，不是带着头反我，而是带着头拥护中央的话，我就让你在北方做大哥，把华北的外交和财政权都交给你。
老阎是个乖巧人，岂有不笑纳之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四届六中全会开幕。老蒋昔日的死对头——老阎和老冯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不仅自己来了，他们还联名发电报给两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让对方也来南京。
阎锡山此举无疑让老蒋大受鼓舞。
能够表现得如此“态度光明，意志坚定”，那就说明老阎再不会搅到“华北自治”那个是非圈里去了（“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但与此同时，***内却出了一件令老蒋始料不及的大事。
按照规矩，全会开幕式结束后，有一个中央委员合影的环节。一干人等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已摆好了pose，就等一个人来，可是在千呼万唤之后，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此人当然就是老蒋。
对没有参加合影，老蒋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他在门口见到了一个日本人，其人鬼头鬼脑，似乎就是候着他来的，这使他一下子起了疑心，便不肯再去拍照留念了。
另一个解释，是说会场秩序混乱让他没了“与众同乐”的雅兴。
老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家都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以致会场秩序一团糟，他为此很生气（“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这么自由随便，让老外看见了成何体统，难怪日本人要一个劲地欺侮我们了（“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其实***就那个样，从它创立开始，一贯如此，属于有名的自由散漫的党，并非今天才开始“乱”，同时老蒋自己也看得过于认真了一点，毕竟与会代表都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聊个家常，客套两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有辱国体”。
再说那个老蒋偶遇的日本人，从事后来看，亦不过是个想找老蒋掏点料的新闻记者而已，鬼头鬼脑云云，纯属老蒋一个人的臆想。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老蒋此时眼中的“纷乱”倒可能更多地出自于他内心的“纷乱”——还在烦华北那些事呢，这也导致他看到日本人就产生出本能的不安。
有了这两条原因，老蒋遂不顾大家的情绪，宣布“罢影”了。所谓无组织无纪律，那也就是说说别人的，轮到他自己则另当别论。
不过这却救了他一命。
摄影结束后，一个让人惊心动魄，为之胆寒的场面出现了。
有人突然跃出，朝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会场立时大乱，平时惯能吹牛皮的“党国要员们”个个脸如死灰，抱头鼠蹿。
张静江因为腿脚不便，是坐在椅子上拍照的，当时就随椅子朝后翻了过去，倒在地上，恍若死状。孔祥熙倒是跑得贼快，三两下就奔出门，然后一头钻到汽车底下去了。事后他要钻出来，却由于长得太胖，怎么也出不去，只好喊其他人拖，拉来扯去，把身上的袖子都撒破了。
你还别说这几位狼狈，他们毕竟是力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人几乎都跑光了，连警察也一个不剩。
幸好剌客的枪里只有三颗子弹，又幸好现场还有两个勇敢的人。
与会代表张继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并不像个很有胆略的人，但危急时刻是他留下来，并从背后将剌客紧紧抱住。
紧随其后的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这时候已经回国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曾经练过武，而且再次回国后，由于戒除了毒瘾，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再次见到他的人，都说少帅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郎了（“健肥于昔，判若两人”）。
就在张继快支持不住的时候，他跑上去一个扫膛腿，就把剌客给扫倒在地。
汪精卫的侍卫长尚在现场，此时才清醒过来，立即掏枪对剌客连发数弹。
说时迟，那时快，这都是几秒钟之间发生的事。等到老蒋闻讯赶到现场时，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血流满面。
老汪虽身受重伤，脑子却还清醒得很，他肯定想过谁会对他下此毒手。
谁呢？
非老蒋莫属。
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人倒了，你来了。
看到老蒋，老汪只挣得一句：“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接下来就开始喘一口，歇一阵地问老蒋：我都到这种地步了，自分必死无疑，你看咱两人还能拿着旧船票，登上同一条破船吗（“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
这分明是在往死里逼老蒋啊。
老蒋那么稳重矜持的一个人，也被逼哭了，陪着老汪流眼泪（“心滋悲戚，对泣无语”）。
老汪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委屈。
以我在***内这样高的地位和身份，对内，事事听命于你，你说东，我不敢往西，你道左，我不敢至右，对外，替你应付日本人，骂名由我一手包揽，可以说，对内对外全都不曾亏欠你。可就这样，你还是放不过我，嫌我碍你路，竟然用子弹给我送来了最后的消息。
老蒋哭，当然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太冤枉。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正好不在，正好你就倒了。我说我跟这事没牵连，愣没一个人相信，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摆明了就是要赖我身上了。这真真叫人百口莫辨啊。
老蒋现在甚至情愿子弹打在自己身上，那样心情还会好受一些（“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
等到医生把汪精卫送走，老蒋的恶梦却还没结束。
在剌客开枪的时候，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站在一旁，亲身目睹丈夫惨状，大受剌激。
陈璧君素有“母老虎”之称，大庭广众之下，就直接冲进老蒋的办公室，说你不要我们家老汪干，可以说嘛，我们不干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下此毒手，除掉他呢？
老蒋被汪氏夫妇这么一哭一闹，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把陈璧君给弄走，老蒋立即把CC系的陈立夫叫来，限期7天破案。
陈立夫当然不能自己破案，他靠的是徐恩曾。这个徐恩曾就是后来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当时的名气比戴笠要大得多，“四一二”后的国共特工大战，这位仁兄堪称我党的最强有力对手，顾顺章就是被他抓住并变节的。
由于被擒剌客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临死都不肯交待内情，此案一度成了桩无头案，但最后仍被徐恩曾的手下干将王思诚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限期只剩2天时，徐恩曾和戴笠同时动手收网，将主要涉案人员大部拘捕，这才使剌汪案大白于天下。
原来剌客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们最初要剌的目标也并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牵头的叫华克之，以下包括孙凤海等一干好汉，都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彼此一见倾心，租了座阁楼，打上地铺，天天蹲在铺上声讨当局的不抵抗行为。讲到激愤处，每每涕泗横流，不能自已。
最后几个人得出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庆父者，鲁国权臣也，把个鲁国搞得一团糟，连旁边的齐国人都知道了，说要是庆父这家伙不完蛋，那鲁国的灾难就没完没了。
显然，蒋介石就是那个“庆父”。
这个结论，福建事变后避居香港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完全赞成。
于是，华克之等人出力，李陈出钱，一个暗杀行动便成形了，名谓：博浪行动。
华克之等人想像着，要依靠一名大力士，躲在黄河边的博浪沙，然后扔一只60斤的大铁锤过去，把现代的“秦始皇”给撂倒。
大力士是现成的，就是孙凤海本人，他在19路军当过排长，枪法精熟。
与力士不同的是，孙凤海用的武器不是铁锤，而是一支左轮手枪。
整个行动安排极为周密：先在南京像模像样地搞一个通讯社，然而找机会混入新闻记者中进行谋剌。
孙凤海先前曾两次跟踪到老蒋，不料后者的警惕性也真的跟当年的赢政没有两样，就是让他找不到一点下手的机会。
到这次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李陈给的钱已经快用完了，对博浪行动而言，也就只能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了。
本来要干掉的还是老蒋，偏偏老蒋没现身，剌蒋不成，孙凤海便只好转而剌汪。
反正都是“卖国贼”，剌蒋剌汪应该效果差不离。
孙凤海者，恍若当年战国的名剌客荆珂穿越到了民国。
从受命出击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事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只鸦片烟泡，是其准备自杀用的。
张学良是现场目击证人，连他都说，孙凤海绝对“够一个刺客”的标准。三枪连放，沉着镇静，不稍犹疑。若不是事前选取的子弹弹头有问题（个头和力量都太小），汪精卫流血五步，身死当场没有任何问题。饶是如此，这一枪伤仍然成了对方若干年后毙命的主因。
若干年后，汪氏早已成了吾国头号大汉奸，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欲取其性命而不得，最后歪打正着，还是由孙英雄留下的枪伤解决了问题，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孙凤海因伤被抓后，尚存一气，然而始终不愿吐露真情。
不管审讯人员问他什么问题，皆不答。
当问到是谁主使他来剌杀时，只回以一句：我之所以要来刺杀，凭依的只是我自己的良心! 因为我不想亡国。
最后让医生来套他的话，说你就要死了，总要有人给你收尸，让你家里人来吧？
——我家里没有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吗？！
在剌汪案没取得进展之前，老蒋犹如生活在地狱中一般，不管他如何解释，大家仍然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他，就怕他一不爽，照样子派一个剌客把自己给干掉。
那些日子，陈璧君也不给老蒋安生日子过，屡屡上门吵闹着要老蒋把凶手和“黑后台”给交出来。
外面是日人压，内部是“党人”逼，使老蒋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
到他宣布限期破案的第6天，忽然传来消息，破案了！
老蒋一时之间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信疑参半”）。
不可能吧，我是不是在做梦。
第7天，更确切的细节一一报来，证明：不是做梦。
老蒋捂着胸口坐了下来。
他终于解放了。
剌客原来要暗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老蒋，可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暗杀成功，这不是老天帮忙又是什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否极泰来的老蒋很快迎来了“后福”：一个月后召开的***五大，基本成了蒋系人马的天下，汪派纷纷靠边站。
这厮还有个理论，称得上是标准的汉奸理论。
他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你看看，这才多长时间，就成了“世界上一等强国”，而我们中国呢，说是说泱泱大国，革命也革了几十年，结果还是一团糟，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自己干是不行的，得让老外领着咱们干，而与其让英美这些白人老外领着干，又不如让“同文同种”的日本老外领着干。
干脆，让昭和天皇到北京来登基吧，这样我们不用奋斗，就直接进入了一等强国，难道不好吗。
什么，你说这是亡国论，以前蒙古人进北京，满人入关，可不都是这样的吗？（“史有前例，我岂谰言”）
当然了，殷某人在真正发迹之前，并不敢公开放出如此不要脸的谬论，只是喝酒的时候私下吹吹牛皮而已。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做参事，因为日语不错，又熟悉日方情况，曾参加过战后谈判。可是仗打完了，相识的唐有壬升了外交部次长，他却还是原地踏步走，仍然是个“没什么事可参”的参事。
殷汝耕认为他有功未得赏，是国家对他不起，因此大怒，终于喊出了那句早就积压在心底的汉奸口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位对做奴才情有独钟的兄弟，个人品德自然是谈不上。他在沪期间也是吃喝嫖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间长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他要躲债，便让唐有壬举荐他到北平政整会去做事。据说黄郛并不喜欢殷汝耕，但一者当时对日谈判的干员缺乏，二者对方又是出自外交部次长的力荐，便让他来政整会做了个参议。
殷汝耕虽然品德极其恶劣，不过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公平地说，他在对日谈判中也确实出过些力，因此后来被南京行政院任命为通县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作为非武装区，除有隶属河北省政府的保安警察队负责治安外，还在通县和唐山专设了两个专员公署实施行政管理，其中通县的专员就是殷汝耕。
黄郛在时，殷汝耕只不过是只小泥鳅，纵算有心也蹦不出多高的浪花，等到黄郛一走，华北局面波谲云诡，这姓殷的就开始不安分了。
土肥原是吃什么饭的，他一眼就看出，殷汝耕是个“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下水不成问题。
果然，土肥原一上门，没用多大力气，后者立马就“归顺了皇军”。
“收伏”殷汝耕后，土肥原信心大增，转而在宋阎韩商四人中物色人选。
看来看去，他看上了宋哲元。
宋哲元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是因为他其时掌控北平，此地为华北重镇，又直接毗邻“满洲国”，相对于华北其它地方更有“价值”。
土肥原还有一个用意，也可以说是个幻梦，那就是一旦宋哲元也下了水，就可以与冀东的殷汝耕联成一道，到时建立一个新的“华北国”。对“华北工作”而言，此举“最为理想”。
说干就干，兴致勃勃的土肥原当即给关东军司令部报了一份“务期必成”的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说一定要把“宋哲元工作”搞出了个头绪来。
时间：最迟在11月中旬。
可是“宋哲元工作”的难度却大大超出了土肥原的想像。
土肥原写工作计划的时候是9月份，他在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由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
声明在先，一旦“自治”，少不得由日本进行“援助”。
宋哲元说好，非常好。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下文。
土肥原知道对方又在重复跟多田玩过的那套“八面玲珑的手腕”了。
觉得“自治”难度高，整个盘子拿不下来，那我就一刀一刀往细里切。
10月份。土肥原转赴天津，一连抡过来三刀。
第一刀要在政治上切块：凡是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你们要一慨让他们滚蛋。
第二刀要在军事上开口：我们日本在华北驻兵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第三刀要在经济上试刃：我们帮你筑路开矿，你们要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宜我们，打击英美。
宋哲元知道这三刀的厉害，他让秦德纯替他作答。
秦德纯吃过土肥原的亏，对这个日本土匪深恶痛绝。他把土肥原的三刀接住，然后又掷了回去——
经济上的那些嘛，可以讨论，不过我们是地方政府，无法自专，必须“呈中央核示”，打个报告让领导批准。
政治军事就不一样了，事情太大，关系到国家主权，那是连谈都不要谈了。
土肥原一听，经济可以讨论，那就有门啊。先从这里找个泉眼。
他便开始拿“经济合作”来缠宋哲元。
29军高层从“秦土协定”中得到了教训，哪里肯直接应招。见秦德纯一时应付不了，宋哲元就把最擅长此道的萧振瀛推了出来。
对着土肥原，萧振瀛直截了当地揭了“经济合作”的真面目：什么合作，你那明明是侵略嘛，怎么可以办呢？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讲话这么“坦率”，等于见面还没问好，就先扒了他的裤子，脸腾地就红了。
敢“侮辱”我，找死。
土肥原马上拔出枪对准了萧振瀛，想吓吓对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士”模样的萧振瀛竟然也立即拔出枪，丝毫不差地对准了他的脑袋。
萧振瀛表现得比土肥原的气势还要盛，火还要大：想单挑吗，到外面去练，今天不干死你，我就不活了（“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来真的，连你死我活的一套都拿了出来，连忙乖乖地把枪收了起来，同时又换上了一副笑脸：开个玩笑嘛，不要紧张。
再看萧振瀛，脸上也立刻堆满了笑：家伙，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振瀛真的跟土肥原做起了“哥们”，跟他称兄道弟，亲热的不行，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土肥原作纪念。
但“友情”归“友情”，到了谈判桌上，一说到实质性的东西，萧振瀛马上就会变脸，没有一点客气的。
土肥原这个老特务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跟萧振瀛这样的人打交道，土肥原的确没有什么脾气。因为对方就跟个弹簧一样，要紧可以紧，要松可以松，既风雨不透，又让你发不得火，找不到空子。
连着两个月，土肥原都未能在宋哲元身上打开缺口，他的“华北工作”也因此无法向前推进半步，一时间大为懊恼。
就像开展竞赛一样，对“宋阎韩商”，日本人一直在拼着命拉，老蒋这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果套用战国策，土肥原用的是连横，而老蒋就只剩下了合纵一条路可走。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日人的挑唆利诱之下，“宋阎韩商”会倚“暴秦”（现在是暴日）之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甚至形成当年中原大战时的局面。
那样做的结果，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大家一齐完蛋，而日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中原大战时起头的是谁？
自然是阎老西。
要是他再来起这个头，那就不得了。
因此老蒋在“宋阎韩商”这一板块上首选的敲击点，与土肥原不同，他没有直击宋哲元，而是找了阎锡山。
就在土肥原甩他那“要你命三刀”的时候，名义上是要到南京去开***四届六中全会的蒋介石，却绕了一个大弯，跑太原去了。
到太原自然是为了要见“伯川大哥”。
在中原大战前的“削藩策”中，老蒋的首席军师杨永泰曾告诉他，要对付阎老西，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政治战，也就是给以政治地位，用封官许愿来笼络住对方。
老蒋这次仍然沿用这种办法，亲口向老阎承诺：如果你能把大伙都撮合到一块，不是带着头反我，而是带着头拥护中央的话，我就让你在北方做大哥，把华北的外交和财政权都交给你。
老阎是个乖巧人，岂有不笑纳之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四届六中全会开幕。老蒋昔日的死对头——老阎和老冯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不仅自己来了，他们还联名发电报给两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让对方也来南京。
阎锡山此举无疑让老蒋大受鼓舞。
能够表现得如此“态度光明，意志坚定”，那就说明老阎再不会搅到“华北自治”那个是非圈里去了（“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但与此同时，***内却出了一件令老蒋始料不及的大事。
按照规矩，全会开幕式结束后，有一个中央委员合影的环节。一干人等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已摆好了pose，就等一个人来，可是在千呼万唤之后，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此人当然就是老蒋。
对没有参加合影，老蒋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他在门口见到了一个日本人，其人鬼头鬼脑，似乎就是候着他来的，这使他一下子起了疑心，便不肯再去拍照留念了。
另一个解释，是说会场秩序混乱让他没了“与众同乐”的雅兴。
老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家都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以致会场秩序一团糟，他为此很生气（“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这么自由随便，让老外看见了成何体统，难怪日本人要一个劲地欺侮我们了（“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其实***就那个样，从它创立开始，一贯如此，属于有名的自由散漫的党，并非今天才开始“乱”，同时老蒋自己也看得过于认真了一点，毕竟与会代表都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聊个家常，客套两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有辱国体”。
再说那个老蒋偶遇的日本人，从事后来看，亦不过是个想找老蒋掏点料的新闻记者而已，鬼头鬼脑云云，纯属老蒋一个人的臆想。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老蒋此时眼中的“纷乱”倒可能更多地出自于他内心的“纷乱”——还在烦华北那些事呢，这也导致他看到日本人就产生出本能的不安。
有了这两条原因，老蒋遂不顾大家的情绪，宣布“罢影”了。所谓无组织无纪律，那也就是说说别人的，轮到他自己则另当别论。
不过这却救了他一命。
摄影结束后，一个让人惊心动魄，为之胆寒的场面出现了。
有人突然跃出，朝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命中！
会场立时大乱，平时惯能吹牛皮的“党国要员们”个个脸如死灰，抱头鼠蹿。
张静江因为腿脚不便，是坐在椅子上拍照的，当时就随椅子朝后翻了过去，倒在地上，恍若死状。孔祥熙倒是跑得贼快，三两下就奔出门，然后一头钻到汽车底下去了。事后他要钻出来，却由于长得太胖，怎么也出不去，只好喊其他人拖，拉来扯去，把身上的袖子都撒破了。
你还别说这几位狼狈，他们毕竟是力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当时的实际情形是，人几乎都跑光了，连警察也一个不剩。
幸好剌客的枪里只有三颗子弹，又幸好现场还有两个勇敢的人。
与会代表张继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并不像个很有胆略的人，但危急时刻是他留下来，并从背后将剌客紧紧抱住。
紧随其后的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这时候已经回国了。他是军人出身，也曾经练过武，而且再次回国后，由于戒除了毒瘾，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再次见到他的人，都说少帅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郎了（“健肥于昔，判若两人”）。
就在张继快支持不住的时候，他跑上去一个扫膛腿，就把剌客给扫倒在地。
汪精卫的侍卫长尚在现场，此时才清醒过来，立即掏枪对剌客连发数弹。
说时迟，那时快，这都是几秒钟之间发生的事。等到老蒋闻讯赶到现场时，汪精卫已经倒在地上，血流满面。
老汪虽身受重伤，脑子却还清醒得很，他肯定想过谁会对他下此毒手。
谁呢？
非老蒋莫属。
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人倒了，你来了。
看到老蒋，老汪只挣得一句：“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接下来就开始喘一口，歇一阵地问老蒋：我都到这种地步了，自分必死无疑，你看咱两人还能拿着旧船票，登上同一条破船吗（“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
这分明是在往死里逼老蒋啊。
老蒋那么稳重矜持的一个人，也被逼哭了，陪着老汪流眼泪（“心滋悲戚，对泣无语”）。
老汪哭，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委屈。
以我在***内这样高的地位和身份，对内，事事听命于你，你说东，我不敢往西，你道左，我不敢至右，对外，替你应付日本人，骂名由我一手包揽，可以说，对内对外全都不曾亏欠你。可就这样，你还是放不过我，嫌我碍你路，竟然用子弹给我送来了最后的消息。
老蒋哭，当然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太冤枉。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正好不在，正好你就倒了。我说我跟这事没牵连，愣没一个人相信，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摆明了就是要赖我身上了。这真真叫人百口莫辨啊。
老蒋现在甚至情愿子弹打在自己身上，那样心情还会好受一些（“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
等到医生把汪精卫送走，老蒋的恶梦却还没结束。
在剌客开枪的时候，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站在一旁，亲身目睹丈夫惨状，大受剌激。
陈璧君素有“母老虎”之称，大庭广众之下，就直接冲进老蒋的办公室，说你不要我们家老汪干，可以说嘛，我们不干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下此毒手，除掉他呢？
老蒋被汪氏夫妇这么一哭一闹，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把陈璧君给弄走，老蒋立即把CC系的陈立夫叫来，限期7天破案。
陈立夫当然不能自己破案，他靠的是徐恩曾。这个徐恩曾就是后来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当时的名气比戴笠要大得多，“四一二”后的国共特工大战，这位仁兄堪称我党的最强有力对手，顾顺章就是被他抓住并变节的。
由于被擒剌客孙凤海（化名孙凤鸣）临死都不肯交待内情，此案一度成了桩无头案，但最后仍被徐恩曾的手下干将王思诚发现了蛛丝马迹。
在限期只剩2天时，徐恩曾和戴笠同时动手收网，将主要涉案人员大部拘捕，这才使剌汪案大白于天下。
原来剌客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们最初要剌的目标也并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牵头的叫华克之，以下包括孙凤海等一干好汉，都没有什么固定职业，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彼此一见倾心，租了座阁楼，打上地铺，天天蹲在铺上声讨当局的不抵抗行为。讲到激愤处，每每涕泗横流，不能自已。
最后几个人得出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这是春秋时的一个典故。庆父者，鲁国权臣也，把个鲁国搞得一团糟，连旁边的齐国人都知道了，说要是庆父这家伙不完蛋，那鲁国的灾难就没完没了。
显然，蒋介石就是那个“庆父”。
这个结论，福建事变后避居香港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完全赞成。
于是，华克之等人出力，李陈出钱，一个暗杀行动便成形了，名谓：博浪行动。
华克之等人想像着，要依靠一名大力士，躲在黄河边的博浪沙，然后扔一只60斤的大铁锤过去，把现代的“秦始皇”给撂倒。
大力士是现成的，就是孙凤海本人，他在19路军当过排长，枪法精熟。
与力士不同的是，孙凤海用的武器不是铁锤，而是一支左轮手枪。
整个行动安排极为周密：先在南京像模像样地搞一个通讯社，然而找机会混入新闻记者中进行谋剌。
孙凤海先前曾两次跟踪到老蒋，不料后者的警惕性也真的跟当年的赢政没有两样，就是让他找不到一点下手的机会。
到这次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李陈给的钱已经快用完了，对博浪行动而言，也就只能破釜沉舟，做最后一搏了。
本来要干掉的还是老蒋，偏偏老蒋没现身，剌蒋不成，孙凤海便只好转而剌汪。
反正都是“卖国贼”，剌蒋剌汪应该效果差不离。
孙凤海者，恍若当年战国的名剌客荆珂穿越到了民国。
从受命出击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事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只鸦片烟泡，是其准备自杀用的。
张学良是现场目击证人，连他都说，孙凤海绝对“够一个刺客”的标准。三枪连放，沉着镇静，不稍犹疑。若不是事前选取的子弹弹头有问题（个头和力量都太小），汪精卫流血五步，身死当场没有任何问题。饶是如此，这一枪伤仍然成了对方若干年后毙命的主因。
若干年后，汪氏早已成了吾国头号大汉奸，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欲取其性命而不得，最后歪打正着，还是由孙英雄留下的枪伤解决了问题，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孙凤海因伤被抓后，尚存一气，然而始终不愿吐露真情。
不管审讯人员问他什么问题，皆不答。
当问到是谁主使他来剌杀时，只回以一句：我之所以要来刺杀，凭依的只是我自己的良心! 因为我不想亡国。
最后让医生来套他的话，说你就要死了，总要有人给你收尸，让你家里人来吧？
——我家里没有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吗？！
在剌汪案没取得进展之前，老蒋犹如生活在地狱中一般，不管他如何解释，大家仍然用防贼一样的眼光看着他，就怕他一不爽，照样子派一个剌客把自己给干掉。
那些日子，陈璧君也不给老蒋安生日子过，屡屡上门吵闹着要老蒋把凶手和“黑后台”给交出来。
外面是日人压，内部是“党人”逼，使老蒋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
到他宣布限期破案的第6天，忽然传来消息，破案了！
老蒋一时之间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信疑参半”）。
不可能吧，我是不是在做梦。
第7天，更确切的细节一一报来，证明：不是做梦。
老蒋捂着胸口坐了下来。
他终于解放了。
剌客原来要暗杀的不是汪精卫，而是他老蒋，可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暗杀成功，这不是老天帮忙又是什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否极泰来的老蒋很快迎来了“后福”：一个月后召开的***五大，基本成了蒋系人马的天下，汪派纷纷靠边站。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5 pm
恢复名誉的老蒋又重建了信心。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上帝”早已设计好的桥段，为的就是要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挑得起眼前和未来的重担（“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
他相信，以前剌客要剌杀自己，却不能成功，都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神采奕奕”——见到真命天子了，所以“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
你要是不认真学习一下老蒋的日记，都不知道这位老兄曾经自恋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也是他给自个鼓劲，或者说施以心理暗示的一个不二法门。
国内这么多反对派，我都应付厥如，小日本究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倭寇其如余何也”）？
他卷起袖子，再入角斗场。
民国二十四日（1935年）11月6日，老蒋主动给处于土肥原威逼利诱之下的宋哲元送去一个利好消息：将秦德纯调至北平任市长，留下的察省主席一职，由萧振瀛接任。
至此，北平的军政大权，不管是在名义还是事实上，都统统归了29军。
尽管如此，老蒋仍不放心。他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坐飞机直飞华北。
熊斌一个个找谈话，从宋哲元，到韩复榘，再到商震，西瓜芝麻一箩筐，连控制青岛的“小巨头”沈鸿烈都没放过。
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介绍蒋阎见面的经过。
老阎肯定不会随日本人，而且他对华北很关心（“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那意思就是准备推老阎为华北之首，让大家向他看齐。
老蒋又通过熊斌，授华北诸将以对日之策。
其一，要团结。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日本人就是再坏，也难以钻到空子（“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
其二，不要怕。只要我手里有权，就决不会放弃华北，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
前有老阎做榜样，拉，后有老蒋鼓着劲，推。宋韩商的态度立即起了明显变化。
就在熊斌找宋哲元谈话的第二天，北平发生了宣介溪被捕事件。
宣介溪是***派驻29军的政训处长，而所谓政训处，又是蓝衣社进入华北时的发明。一开始，地方大佬们对这些“政工人员”都保持着一定的敌意和距离，深怕他们是老蒋派来对自己部队进行瓦解或渗透的。29军高层起初也是这么一个认识，宣介溪到职都快一个月了，连宋哲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宣介溪想想这不是个办法，就给宋哲元写了封信，说你无论如何跟我见一次面，如果你听完我的话，还是觉得我有威胁，那我就自己打道回府。
宋哲元收到信后，便带上秦德纯和赵登禹，跟宣介溪一块谈。
宣介溪说，我真不是来搞什么小动作的，我准备着手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委员长”的要求，来帮助29军“维持”局面，抵御日本人。
能做什么，绝不能做什么，我是完全分得清楚的。
宋哲元也是一个爽快人，见对方直抒胸臆，对其没有威胁，随即转忧为喜，拉着宣介溪的手要请他吃饭，并同意政训处人员派驻29军各师各团。
这些“政工人员”在29军中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和宣介溪说的那样，在部队中宣讲统一抗战的道理。如此一来，自然令日本人大为恼火。
日军宪兵队忽然动手，把宣介溪绑架了起来。
把你们蓝衣社的秘密，还有留在华北的中央工作人员名单，你们的任务，都交待出来。
不说，那就到宪兵队的牢房里去尝尝苦头。
台前动手的是日本宪兵，台后操纵的却是土肥原。
他这一手就叫做一石二鸟：一方面把中央在华北的残余力量剔剔干净，另一方面，试探一下宋哲元的态度。
按照土肥原最初的设想，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渗透一般都是排斥和反感的，宋哲元当然也不例外，对宣介溪被捕事件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想错了。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马上就发了火，把桌子拍得嘭嘭响，说让日本宪兵队限时放人。
不放？
那我自己来，搜查平津特务机关。
如果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容易，以牙还牙即可。
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连日侨也不放过，我不信他们不着急不慌神。
发完火，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去跟日方交涉，同时传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有必要的话，先在廊坊把铁路和公路都破坏掉，让天津驻屯军进不来。
此前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宋哲元即使拒绝，也一般采取“婉拒”的方式，然而这次异乎异常地表现了强硬一面，令土肥原吃惊不小，只得让宪兵把宣介溪放了出来。
但土肥原并不只是退，他趁“白银风潮”的契机，又往前进了一步。
所谓“白银风潮”，跟币制改革其实是同义词。
中国的对日抗战，事实上是经过全面而认真的准备的。除军事备战外，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精神和经济的准备——新生活运动与币制改革。
对于老蒋首倡的“新生活运动”，我看到过的很多评价都对此不以为然。几年后，老蒋自己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搞的“非常失败”，基本上什么都没弄成。
然而就老蒋当时的出发点，是把这一“运动”作为抗战的精神支柱来认同的。
老蒋本人对日本的心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尤其是军人政客做事的方式特别不上路，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还没中国四川一省大的小国所显现出来的国民精神啧啧称赞。
老蒋经常给他的黄埔学生讲自己在日本当实习兵时的一段经历。
寒冬蜡月，天冷得受不了，但是谁也不允许呆在屋子里，到哪里去呢，到户外马棚子里去。干什么？用草给军马擦身子。马擦热了，人浑身也热了。
老蒋说，这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老是打胜仗。你们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老是吃败仗。
训完了学生，又去训国民。
还是拿他的留日经历做例子：
兄弟在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车上，路边，大人小孩捧一本书看。
什么书这么好看呢？
告诉你们，既不是肥皂剧也不是连环画，里面讲的都是王阳明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致良知”！
老蒋终于把日本的这种精神给提炼出来了，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从我们家里搬过去的宝贝。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11月18日，土肥原再放狠话：就差2天啦，再没什么动作，我们关东军可真要过来了。
知道来多少人吗？
5个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这哥们也真会编，日本当时一共才17个常备师团，一下子来11个，准备都不要准备，亏他吹得出来。
宋哲元派萧振瀛找到土肥原，希望能够再拖上一拖。不料土肥原凶相毕露：搞什么搞，姓宋的不自治，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华北进行自治，还不信了，我有这么多部队，自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回来照实一说，宋哲元大惊失色，感到日本人这回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长城抗战，日军只不过出动了2个半师团，就在华北克竟全功。现在一下子上来5个，是原来的2倍，仅靠29军肯定挡不住啊。
他赶紧向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日本人逼得实在太急，即使20日这一天我能硬着头皮挺过去，也至多只能挺个两天而已，到时候恐怕真的不能不宣布“自治”了（“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当时外交部在北平有特派员，此人进一步向南京证实，宋哲元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能幸免”。
韩复榘和商震都分别接到通知，宋哲元让他们到北平去“协商”。
协商什么？
商震偷偷地告诉老蒋，此次宋氏邀他去北平，十有八九就是去谈“自治”的事（“不外促新组织之实现”）。
在华北四巨头中，数商震的力量和胆量最小。事情明摆着，做华北的头没他的份，不“自治”，日本人要对付他，“自治”的话，老蒋又饶不了他，也就是说，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风险与收益都极不相称。
因此商震只能以生病为由来敷衍宋哲元，迟迟不肯起身，同时给老蒋打小报告，以示自己的“清白之身”。
华北的空气一下子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由土肥原带来的第一波“自治”高潮排山倒海，如骇浪卷来。
宋哲元“来电动摇”，韩复榘“态度可虑”，这让身处南方的老蒋感到，如果不把这股浪给打下去，宋韩已经不是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都快要身不由己滑入水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9日，即宋哲元发来有关他“不得不屈服”的电报的第二天，老蒋在***五大上作对外关系报告时，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牺牲”，这些词汇就等于在华北立了一块界牌，上面写着：绝不容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要“和平”，但是如果你们硬要越过底线，那我就不会再退让了，是战是和，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对外。
对内，老蒋执剑在手，嗖嗖嗖连出三招，以压服华北那两个动摇不定的兄弟。
第一招：威慑。
不是威慑日本人，而是威慑宋哲元和韩复榘。
在首府南京附近集中了几个中央军主力师，举行军事大演习，其中的一部分还装模作样地向陇海线火车站集结，车站也积极配合，调来好多辆军用列车，给人一看就是一副要到北方去打大仗的架势。
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这两个“华北巨头”真的要投向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不管什么理由，肯定手起刀落（“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
第二招：敲打。
奉蒋之命，何应钦按难搞程度的不同，给商震、韩复榘、宋哲元三个人各分一电。
给商韩两人的：“华北自治”不是中央的意思，那是关东军和一帮驻华武官弄出来的，绝不允许。你们不要到北平去开那个会，不是什么好会（“切勿赴平与会”）。
给宋哲元的：中央对华北问题这几天就会拿出相应办法（“旬日以内，必有大体办法”），所以你能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20日的“北平会议”马上取消。
通过商震的小报告和宋哲元的“个人表现”，老蒋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宋阎韩商，最危险的恰是以前寄希望最大的宋哲元。
老阎早就从“自治圈”中全身而退，但靠他已经震不住华北的其他人了。另外三个人，商震不敢参加“自治”，韩复榘不敢带头“自治”，惟有宋哲元既有胆又有野心，正好日本人给他的压力又最大，这种情况下，他是极可能把持不住的。
因此老蒋在何应钦之后又格外“关照”，亲自发去多份电报，要他务必沉住气，站直罗，绝不能趴下（“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
第三招：情报。
老蒋让驻日大使馆动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土肥原口气这么大，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动武了。
谜底在当天晚上就揭晓了。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他的“上帝”早已设计好的桥段，为的就是要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挑得起眼前和未来的重担（“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
他相信，以前剌客要剌杀自己，却不能成功，都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神采奕奕”——见到真命天子了，所以“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
你要是不认真学习一下老蒋的日记，都不知道这位老兄曾经自恋到什么程度。
当然，这也是他给自个鼓劲，或者说施以心理暗示的一个不二法门。
国内这么多反对派，我都应付厥如，小日本究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倭寇其如余何也”）？
他卷起袖子，再入角斗场。
民国二十四日（1935年）11月6日，老蒋主动给处于土肥原威逼利诱之下的宋哲元送去一个利好消息：将秦德纯调至北平任市长，留下的察省主席一职，由萧振瀛接任。
至此，北平的军政大权，不管是在名义还是事实上，都统统归了29军。
尽管如此，老蒋仍不放心。他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坐飞机直飞华北。
熊斌一个个找谈话，从宋哲元，到韩复榘，再到商震，西瓜芝麻一箩筐，连控制青岛的“小巨头”沈鸿烈都没放过。
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介绍蒋阎见面的经过。
老阎肯定不会随日本人，而且他对华北很关心（“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那意思就是准备推老阎为华北之首，让大家向他看齐。
老蒋又通过熊斌，授华北诸将以对日之策。
其一，要团结。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日本人就是再坏，也难以钻到空子（“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
其二，不要怕。只要我手里有权，就决不会放弃华北，会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
前有老阎做榜样，拉，后有老蒋鼓着劲，推。宋韩商的态度立即起了明显变化。
就在熊斌找宋哲元谈话的第二天，北平发生了宣介溪被捕事件。
宣介溪是***派驻29军的政训处长，而所谓政训处，又是蓝衣社进入华北时的发明。一开始，地方大佬们对这些“政工人员”都保持着一定的敌意和距离，深怕他们是老蒋派来对自己部队进行瓦解或渗透的。29军高层起初也是这么一个认识，宣介溪到职都快一个月了，连宋哲元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宣介溪想想这不是个办法，就给宋哲元写了封信，说你无论如何跟我见一次面，如果你听完我的话，还是觉得我有威胁，那我就自己打道回府。
宋哲元收到信后，便带上秦德纯和赵登禹，跟宣介溪一块谈。
宣介溪说，我真不是来搞什么小动作的，我准备着手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委员长”的要求，来帮助29军“维持”局面，抵御日本人。
能做什么，绝不能做什么，我是完全分得清楚的。
宋哲元也是一个爽快人，见对方直抒胸臆，对其没有威胁，随即转忧为喜，拉着宣介溪的手要请他吃饭，并同意政训处人员派驻29军各师各团。
这些“政工人员”在29军中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和宣介溪说的那样，在部队中宣讲统一抗战的道理。如此一来，自然令日本人大为恼火。
日军宪兵队忽然动手，把宣介溪绑架了起来。
把你们蓝衣社的秘密，还有留在华北的中央工作人员名单，你们的任务，都交待出来。
不说，那就到宪兵队的牢房里去尝尝苦头。
台前动手的是日本宪兵，台后操纵的却是土肥原。
他这一手就叫做一石二鸟：一方面把中央在华北的残余力量剔剔干净，另一方面，试探一下宋哲元的态度。
按照土肥原最初的设想，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渗透一般都是排斥和反感的，宋哲元当然也不例外，对宣介溪被捕事件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想错了。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马上就发了火，把桌子拍得嘭嘭响，说让日本宪兵队限时放人。
不放？
那我自己来，搜查平津特务机关。
如果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容易，以牙还牙即可。
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连日侨也不放过，我不信他们不着急不慌神。
发完火，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去跟日方交涉，同时传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有必要的话，先在廊坊把铁路和公路都破坏掉，让天津驻屯军进不来。
此前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宋哲元即使拒绝，也一般采取“婉拒”的方式，然而这次异乎异常地表现了强硬一面，令土肥原吃惊不小，只得让宪兵把宣介溪放了出来。
但土肥原并不只是退，他趁“白银风潮”的契机，又往前进了一步。
所谓“白银风潮”，跟币制改革其实是同义词。
中国的对日抗战，事实上是经过全面而认真的准备的。除军事备战外，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精神和经济的准备——新生活运动与币制改革。
对于老蒋首倡的“新生活运动”，我看到过的很多评价都对此不以为然。几年后，老蒋自己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搞的“非常失败”，基本上什么都没弄成。
然而就老蒋当时的出发点，是把这一“运动”作为抗战的精神支柱来认同的。
老蒋本人对日本的心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尤其是军人政客做事的方式特别不上路，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还没中国四川一省大的小国所显现出来的国民精神啧啧称赞。
老蒋经常给他的黄埔学生讲自己在日本当实习兵时的一段经历。
寒冬蜡月，天冷得受不了，但是谁也不允许呆在屋子里，到哪里去呢，到户外马棚子里去。干什么？用草给军马擦身子。马擦热了，人浑身也热了。
老蒋说，这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老是打胜仗。你们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老是吃败仗。
训完了学生，又去训国民。
还是拿他的留日经历做例子：
兄弟在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车上，路边，大人小孩捧一本书看。
什么书这么好看呢？
告诉你们，既不是肥皂剧也不是连环画，里面讲的都是王阳明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致良知”！
老蒋终于把日本的这种精神给提炼出来了，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从我们家里搬过去的宝贝。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11月18日，土肥原再放狠话：就差2天啦，再没什么动作，我们关东军可真要过来了。
知道来多少人吗？
5个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这哥们也真会编，日本当时一共才17个常备师团，一下子来11个，准备都不要准备，亏他吹得出来。
宋哲元派萧振瀛找到土肥原，希望能够再拖上一拖。不料土肥原凶相毕露：搞什么搞，姓宋的不自治，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华北进行自治，还不信了，我有这么多部队，自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回来照实一说，宋哲元大惊失色，感到日本人这回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长城抗战，日军只不过出动了2个半师团，就在华北克竟全功。现在一下子上来5个，是原来的2倍，仅靠29军肯定挡不住啊。
他赶紧向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日本人逼得实在太急，即使20日这一天我能硬着头皮挺过去，也至多只能挺个两天而已，到时候恐怕真的不能不宣布“自治”了（“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当时外交部在北平有特派员，此人进一步向南京证实，宋哲元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能幸免”。
韩复榘和商震都分别接到通知，宋哲元让他们到北平去“协商”。
协商什么？
商震偷偷地告诉老蒋，此次宋氏邀他去北平，十有八九就是去谈“自治”的事（“不外促新组织之实现”）。
在华北四巨头中，数商震的力量和胆量最小。事情明摆着，做华北的头没他的份，不“自治”，日本人要对付他，“自治”的话，老蒋又饶不了他，也就是说，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风险与收益都极不相称。
因此商震只能以生病为由来敷衍宋哲元，迟迟不肯起身，同时给老蒋打小报告，以示自己的“清白之身”。
华北的空气一下子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由土肥原带来的第一波“自治”高潮排山倒海，如骇浪卷来。
宋哲元“来电动摇”，韩复榘“态度可虑”，这让身处南方的老蒋感到，如果不把这股浪给打下去，宋韩已经不是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都快要身不由己滑入水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9日，即宋哲元发来有关他“不得不屈服”的电报的第二天，老蒋在***五大上作对外关系报告时，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牺牲”，这些词汇就等于在华北立了一块界牌，上面写着：绝不容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要“和平”，但是如果你们硬要越过底线，那我就不会再退让了，是战是和，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对外。
对内，老蒋执剑在手，嗖嗖嗖连出三招，以压服华北那两个动摇不定的兄弟。
第一招：威慑。
不是威慑日本人，而是威慑宋哲元和韩复榘。
在首府南京附近集中了几个中央军主力师，举行军事大演习，其中的一部分还装模作样地向陇海线火车站集结，车站也积极配合，调来好多辆军用列车，给人一看就是一副要到北方去打大仗的架势。
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这两个“华北巨头”真的要投向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不管什么理由，肯定手起刀落（“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
第二招：敲打。
奉蒋之命，何应钦按难搞程度的不同，给商震、韩复榘、宋哲元三个人各分一电。
给商韩两人的：“华北自治”不是中央的意思，那是关东军和一帮驻华武官弄出来的，绝不允许。你们不要到北平去开那个会，不是什么好会（“切勿赴平与会”）。
给宋哲元的：中央对华北问题这几天就会拿出相应办法（“旬日以内，必有大体办法”），所以你能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20日的“北平会议”马上取消。
通过商震的小报告和宋哲元的“个人表现”，老蒋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宋阎韩商，最危险的恰是以前寄希望最大的宋哲元。
老阎早就从“自治圈”中全身而退，但靠他已经震不住华北的其他人了。另外三个人，商震不敢参加“自治”，韩复榘不敢带头“自治”，惟有宋哲元既有胆又有野心，正好日本人给他的压力又最大，这种情况下，他是极可能把持不住的。
因此老蒋在何应钦之后又格外“关照”，亲自发去多份电报，要他务必沉住气，站直罗，绝不能趴下（“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
第三招：情报。
老蒋让驻日大使馆动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土肥原口气这么大，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动武了。
谜底在当天晚上就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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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6 pm
驻日使馆连夜发来密电，告诉老蒋，土肥原的那11个师团都是没影的事，因为冈田内阁和元老们不同意关东军进入关内。
事实是，得悉华北事态紧急后，冈田首相立即邀集外相、陆相和海相，召开了三相会议。三相讨论的结果，是对“华北工作”采取缓进态度。
不是“华北工作”缺乏吸引力，而是担心引起国际纠纷。
英美等国在法币改革前后，已与中国达成谅解，法币改革本身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土肥原在华北四处点火，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极度不满，称对华北“事态演变”，会予以“密切注意”。
同时，南京附近中央军的动向，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把老蒋惹急了，后者会不会真的不顾一切地把部队重新开进华北。
最后陆相林铣十郎直接给参谋本部打了招呼，要求不要让关东军贸然进关。
说实话，土肥原的上司南次郎本来还是很想派兵进关，给他助阵的。南次郎甚至已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去电报，拿“白银风潮”说事，一再强调这是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
现在光一个天津驻屯军已经不够了，人太少，所以最好能让关东军派兵进入“停战区域以外”。
不过，作为混事有一套的老牌官僚，南次郎是绝不敢自己做主负责任的，人家可是一个“遵从圣命”的模范。
政府说轻易打不得，这个“圣命”来不了，南次郎也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然，日本人投机的心态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要是土肥原能跟“河北事件”的酒井隆那样讹到“好东西”，日本政府也乐观其成，所以在土肥原未在华北得逞之前，他们是断然不会把这一态度轻易向中方公开或透露的。
收到电报，老蒋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崩的神经这才稍有松弛。
他随即给萧振瀛发去电报，让其转告宋哲元，土肥原不过是个冒牌货，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喊打喊杀那都是他自己编出来吓吓你们的，因此千万不能再与土肥原进行什么“自治”谈判。
外面，土肥原的西洋镜已经被戳穿。
里面，老蒋磨刀霍霍，扬言谁“自由行动”就剁了他，商韩则干脆“隐身”，怎么喊也不露面。
宋哲元知道，“五省二市”的“总首领”暂时当不成了。
还是走为上吧。
一溜烟跑到自己在天津的住所躲了起来。
11月20日，时间到。
土肥原坐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宋哲元给他送来好消息。
来的是萧振瀛，“好消息”是：我们不想“自治”了，有关谈判自今日起over。
不可能啊。
土肥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怕5个师团，不，11个“皇军师团”打过来？
萧振瀛摇摇头：不怕。
土肥原身子一软，蔫了。
等等，听我说，如果你们不“自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自己宣布“自治”的哦，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
可是萧振瀛已经走了。
土肥原慌了神，他到处找宋哲元本人，然而哪里也找不到。
让他更加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
老蒋又出手了，此谓第四招：隔山打牛。
此前，在汪精卫躺倒的情况下，身兼行政院长之职的老蒋已通过派“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方式，探过广田、近卫等日本要人的口风，就问一句话：你们究竟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谈？
广田嘟囔着说，你们老是搞那什么“二元外交”，一个推一个，汪推蒋，蒋推汪，都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弄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意在推缓”）。
老蒋说那好，现在汪也残了，蒋只有我一个。我来跟你们谈。
11月20日当天，老蒋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这是他掀起盖头，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外交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碰撞。
有吉对中央军可能北上仍然心有余悸，一上来就要求老蒋千万不能把部队调到北方去。至于“华北自治”，那是地方上的事嘛，作为中央政府，不应该予以军事压制。
老蒋马上把他的话挡了回去：只要是违反国家主权的“自治运动”，我“均难容忍”。
接着，老蒋又虚晃一枪，声称对于“广田三原则”，他个人已经“全然同意”（注意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对老蒋来说，“广田三原则”就是一座山，他一时搬不走，却也决不愿意让这座山把自己给压住。
之所以要吊日本人的胃口，是因为要隔着这座“山”，打山那边的“牛”——华北问题。
老蒋郑重地告诉有吉，如果华北“发生事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天，广田根据谈话内容，向土肥原发去电令，要求“华北工作”采取“轻度自治”：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上已经软了下来，说可以商量，这个敏感时候，你千万别在北平那里搞得过猛，以免把好事给搅黄了。
同时，他还授以机宜，让土肥原一开始不要胃口太大，别整天想着要把华北和山东都一口吞下，可以先从冀察两省开始，慢慢吃，别着急。
土肥原只好“避”重就“轻”，避开宋哲元和韩复榘，跑到天津找殷汝耕去了。
此前冀东的派驻专员，除了殷汝耕，还有一个唐山的陶尚铭，后者曾做过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由于陶尚铭不肯附从于日本人，结果遭到日方和殷汝耕的联合排斥，只得辞职走人。他一走，冀东大权尽操于殷汝耕一人之手。
几天后，殷汝耕降下青天白日，重升五色旗，在华北第一个搞起了“自治”政府。
冀东“自治”的实现，使土肥原立刻又兴奋起来。
领导就是比咱聪明，说要一点点来，果然就见了成效。
第一波“华北自治”刚刚退潮，马上又扑上来一个小浪，土肥原做特务的本事，果非板垣辈能比。
老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必须拿出新的应对之策。
单靠宋哲元，恐怕真的“维持”不住，看来还是得像“河北事件”以前那样，再派一位大员去华北坐镇，重建中央权威。
派谁去呢？
黄郛肯定不行，他此时身体已极差，再不能帮义弟“尝甘苦”了。
不但如此，黄郛还深知，如果自己不在，政整会这样充斥着各类“日本通”的临时机构，很可能走向反面——果然，除殷汝耕之外，王克敏、李择一、殷同等人后来都排着队做了汉奸。
既不能为我所制，岂能为倭所用，在多田骏上任的当天，黄郛即密电老蒋，要求速下决心，结束北平政整会。
一个星期后，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撤消了政整会。
与政整会相比，北平军分会则是另一码事，在何应钦走后，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于是，老蒋也发个命令，宣告军分会寿终正寝。
两个机构没了，一个原先的负责人不能去，老蒋便盯住了另外一个负责人。
这个人自然还是何应钦。
可是何应钦再也不肯去北平了。
老蒋先是“晓以大义”，在无效之后破口大骂，甚至对何应钦说，不就是让你去北平出趟差吗，有那么可怕？你要是这么怕死，就不用再当军人了！
何应钦却偏偏来了犟脾气：不当就不当，打死也不去。
这下老蒋倒真的没了办法。他也知道何应钦不去有不去的道理。
咱们抛开被骂成“卖国贼”这一节不说，现在华北不光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平地又跳出了一个宋哲元，那人占山为王的心也很重，不比日本人好打发，自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说“河北事件”前后的北平，对何应钦来说是龙潭虎穴的话，现在就等于是龙潭虎穴的平方了（“事态变化，殊难逆料”）。
老蒋正在想办法准备再哄一下，华北忽然风云突变，第二波大浪又来了。
虽然这次的“华北自治”已经缩小了范围，成了“冀察自治”，可来势比第一波还要猛，因为在后面掀浪头的，不光土肥原，还有日本政府，不光日本政府，还有——宋哲元。
日本政府认为老蒋出尔反尔，刚刚还说你个人同意“广田三原则”，大家要坐下来谈的，转过脸就反攻倒算，竟然要拿“我们的殷汝耕”是问了。
告诉你，我们认为殷汝耕做得不错，是华北与“满洲国”合作的好榜样，如果你要逮捕的话，我们日本政府决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天津驻屯军就占领了天津车站和机场，这回看样子真有要动武的心了。
宋哲元的反应尤其让人瞠目结舌。
在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的同时，老蒋对宋哲元也做了考虑，让他当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却两次发来电报，要把这个刚刚拿到手的官帽给辞掉。
土肥原在旁边看得真切，大乐。
这回好，第一波时的障碍都自动消除：政府支持了，出兵不是没有可能；宋要权索位，正是可资利用的机会。
他再次向宋哲元发出通牒：冀察两省先“自治”，最迟30日表态。
接到通牒后，宋哲元给老蒋发来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很隐晦，他说现在啊，华北的形势真是复杂，大家也各说各的，有的说要“自决”，有的说要“自治”，我的看法嘛，“因势利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宋哲元让老蒋拿一个“慰民望定民心”的有效办法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看完这封电报，全明白了：某人已经准备跟南京政府一刀两断，敲开“自治”之门。那话里话外，竟然还有了借日人来胁迫中央的意味。
老蒋岂能看不出来。这第二波浪，看来是无论如何难以化解了。
此时的华北形势，可用三段论进行概括。
第一段：非常危险。
第二段：险恶万分。
第三段：朝不保夕。
一段比一段惊险，再不把何应钦弄到华北去，那里眼看着就再无任何指望了。
在讲道理无用，激将法无效的情况下，老蒋改用迂回侧击的办法，动员林森等元老反复去做何应钦的工作。
看到实在无法推，何应钦只好勉强答应，再次北上走一遭。
老蒋也知道何应钦此行不易，可这种时候，除了何应钦，谁还有能力，或即算有能力，又愿意去华北干这趟差事呢。
临行前，他对何应钦北上的结果其实已有预感，交待给何应钦处置华北事务的几条原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你能站得住脚是最好，倘若不行，就依照西南的样式，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让宋哲元做委员长。
反正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就是保住平津的领土主权，哪怕是由宋哲元掌控，在此之外，如果“日军仍进占平津”，那就没办法，“只有出于一战”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
不出所料，日方拒绝与何应钦见面，把他晾在那里。驻北平的武官高桥坦甚至让人带话，说何应钦要是留在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
何应钦咬咬牙，这是早就可以想见的情况，他现在需要的是和宋哲元一道坐下来研究对日之策。
可是宋哲元却拒不见面，理由是土肥原在逼他搞自治，如果何应钦这两天不自己拿出“应对办法”给他，他就只有“避往他处”了。
其实在何应钦未抵北平之前，宋哲元就曾一本正经地要求老蒋“派大员来平指导”。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假托的一句虚词。
何应钦到达北平的当天，宋哲元正在忙另一件事。
什么事呢，就是派人到保定去给商震“探病”。摸摸这家伙的虚实，是真病了，还是不愿给我宋某人面子，到北平来“开会”。
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何应钦来了，专车已到丰台，离北平没多少路了。
据说宋哲元当时脸色就变了（“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现在北平已经是我的了，莫非想搅我的好事不成。
秦德纯、萧振瀛其时都在座，便提醒宋哲元，应该亲自去接一下，毕竟何应钦是中央派来的一方大员，自己的顶头上司。
宋哲元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我不去，你们谁愿意去谁去。
随后拂袖而走，躲到西山去了（后移颐和园）。
秦萧二人面面相觑。
宋哲元的用意他们不是不明白，如果单纯就29军的利益考虑，把地盘占得多一点，甚至跟中央和老蒋分庭抗礼也许是对的。可是现在身处国难之中，要是做得太出格，只可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秦萧都是29军高层中的谋略之士，比一般的军人站得高，看得远，所谓谋食亦须谋道，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而且在与老蒋的几次接触中，他们事实上也接受和赞同对方团结一致，积极备战的想法。
无论如何，后面这个才是大局。
一方面要确保胳膊肘不往外拐，另一方面却又要维护大局，何去何从，真是难煞人也。
秦萧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去见何应钦。
大家开门见山，抱着诚恳的态度坐下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
宋哲元自己躲着不见，却把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冯治安派了过来。
见到何应钦后，冯治安表面必恭必敬，让何应钦放心，称何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他可以“完全负责”。
冯治安的这一语调温和的“提醒”，对何应钦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那不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隐含的意思就是北平这里早已是29军的地盘，你的小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安全与否”也得由我们说了算。
何应钦的心情非常沉重，直至晚上见到登门求见的秦德纯和萧振瀛。
何应钦对秦萧二人坦言，自己到北平来，并无任何夺权之念，只要宋哲元能在这里挡住日本人，完全可依照出发前拟定的原则，建立政委会，推宋哲元为首。
事到如今，萧振瀛也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告诉何应钦，自己“主公”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
何应钦吃了一惊，那他还要什么？
希望能够让我们掌控津冀（天津和河北）。
何应钦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全部症结所在，宋哲元不光是怕他何某人抢权，还要进一步把别人的地盘都收入自己囊中。
太过分了吧。
随何应钦一同北来的陈仪马上问萧振瀛，外界说日本人也支持宋哲元在华北当头，那他是不是真的跟日方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萧振瀛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一直盯着，绝对不会允许29军内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时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萧某出自东北，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如果我整天想的不是挽救华北，收复家乡，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回去见父老儿孙？
说着说着，他还流了眼泪，把自己的信誉抬了出来：“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在“拥宋主冀”的整个过程中，萧振瀛的心理确实是极其复杂的。
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倘若华北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头，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拥护“宋阎韩商”中除宋以外的任何一位，其中也包括与29军完全没有瓜葛的阎锡山。同样，如果要选一支部队出来控制华北，他也当仁不让地会把29军推上去，就像当初东奔西跑，费尽周折去老蒋、张学良那里做说客一样，一切都是为了29军。
在他看来，29军是其事业所系。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和秦德纯在内的29军高层，对宋哲元费尽心机谋取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当时都是赞成，或至少是默认的。
可是在“逆取到手”后，又决不能做汉奸，不仅不能做，还要把抵御日本人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声。
把津冀都交给29军，宋哲元就成了华北绝对的number one，在“宋阎韩商”中独占鳌头，到时候他如果真要跟中央对着干，是完全有资本的。
不行。
何应钦劝他，现在大敌当前，必须先使内部一致，然后才谈得上对外。现在授大权于宋，实际上也是把华北责任交给了对方，而且萧振瀛也当着面承诺了：既受国恩，当以死报。
用现代语言形容，这就叫责任与义务相匹配。
老蒋甚费思量。
此前中央军在南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不完全是演戏给华北巨头和日本人看，借机检验宁沪杭国防工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年了，那里搞得怎么样呢。
检验的结果是并不让老蒋满意。
工事是弄得大致有个模样了，可是如果拿长城抗战时的标准来看，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炮弹，而且看起来跟我们自己的防御武器还不怎么太匹配。
这时候，原先在蒋唐战争中和老蒋作对的唐生智、蒋百里都已投在他麾下，唐蒋虽不以实际战阵见长，但一个出身保定军校第一期，另一个是保定军校校长，师生二人在宏观战略上都要较当时的一般战将为高。
老蒋请蒋百里帮他制订第一期国防计划，派唐生智去组织演习和继续构筑工事，并让后者注意改进，以免工事到时“分歧不能实用”。至于朱培德，则集中精力抓整军备战。
显然，各方面的军事准备都还欠着火候。此时要是耐不住性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老蒋叹了口气，终于下定决心：也罢，退而求其次，就照你说的办——商震可以安排他辞职，到河南去，把河北让给宋哲元。
何应钦回来把方案跟萧振瀛一讲，后者一转述，宋哲元也不是个糊涂蛋，知道这已是中央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马上点了头，答应下来。
他让萧振瀛去问一下日本人，这个方案行不行，算不算“自治”成功了。
萧振瀛拿着方案来到天津，问多田骏与土肥原能不能就此收手。
看了方案，土肥原却还不愿意善罢甘休，仍想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但这时候他收到了东京发来的训令。
广田告诉他，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政委会就是咱们费尽工夫想要的那个华北自治机构，同时英美都在那里瞪着眼睛看，还是见好就收吧。
想到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土肥原这才点了头。
把一切都交托出去，何应钦在华北已无事可做，真正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能打道回府了。
临行送别的那一天，宋哲元终于出现了，两人见面客套了两句后，彼此就再也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事实是，得悉华北事态紧急后，冈田首相立即邀集外相、陆相和海相，召开了三相会议。三相讨论的结果，是对“华北工作”采取缓进态度。
不是“华北工作”缺乏吸引力，而是担心引起国际纠纷。
英美等国在法币改革前后，已与中国达成谅解，法币改革本身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土肥原在华北四处点火，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极度不满，称对华北“事态演变”，会予以“密切注意”。
同时，南京附近中央军的动向，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把老蒋惹急了，后者会不会真的不顾一切地把部队重新开进华北。
最后陆相林铣十郎直接给参谋本部打了招呼，要求不要让关东军贸然进关。
说实话，土肥原的上司南次郎本来还是很想派兵进关，给他助阵的。南次郎甚至已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去电报，拿“白银风潮”说事，一再强调这是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
现在光一个天津驻屯军已经不够了，人太少，所以最好能让关东军派兵进入“停战区域以外”。
不过，作为混事有一套的老牌官僚，南次郎是绝不敢自己做主负责任的，人家可是一个“遵从圣命”的模范。
政府说轻易打不得，这个“圣命”来不了，南次郎也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然，日本人投机的心态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要是土肥原能跟“河北事件”的酒井隆那样讹到“好东西”，日本政府也乐观其成，所以在土肥原未在华北得逞之前，他们是断然不会把这一态度轻易向中方公开或透露的。
收到电报，老蒋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崩的神经这才稍有松弛。
他随即给萧振瀛发去电报，让其转告宋哲元，土肥原不过是个冒牌货，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喊打喊杀那都是他自己编出来吓吓你们的，因此千万不能再与土肥原进行什么“自治”谈判。
外面，土肥原的西洋镜已经被戳穿。
里面，老蒋磨刀霍霍，扬言谁“自由行动”就剁了他，商韩则干脆“隐身”，怎么喊也不露面。
宋哲元知道，“五省二市”的“总首领”暂时当不成了。
还是走为上吧。
一溜烟跑到自己在天津的住所躲了起来。
11月20日，时间到。
土肥原坐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宋哲元给他送来好消息。
来的是萧振瀛，“好消息”是：我们不想“自治”了，有关谈判自今日起over。
不可能啊。
土肥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怕5个师团，不，11个“皇军师团”打过来？
萧振瀛摇摇头：不怕。
土肥原身子一软，蔫了。
等等，听我说，如果你们不“自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自己宣布“自治”的哦，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
可是萧振瀛已经走了。
土肥原慌了神，他到处找宋哲元本人，然而哪里也找不到。
让他更加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
老蒋又出手了，此谓第四招：隔山打牛。
此前，在汪精卫躺倒的情况下，身兼行政院长之职的老蒋已通过派“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方式，探过广田、近卫等日本要人的口风，就问一句话：你们究竟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谈？
广田嘟囔着说，你们老是搞那什么“二元外交”，一个推一个，汪推蒋，蒋推汪，都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弄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意在推缓”）。
老蒋说那好，现在汪也残了，蒋只有我一个。我来跟你们谈。
11月20日当天，老蒋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这是他掀起盖头，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外交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碰撞。
有吉对中央军可能北上仍然心有余悸，一上来就要求老蒋千万不能把部队调到北方去。至于“华北自治”，那是地方上的事嘛，作为中央政府，不应该予以军事压制。
老蒋马上把他的话挡了回去：只要是违反国家主权的“自治运动”，我“均难容忍”。
接着，老蒋又虚晃一枪，声称对于“广田三原则”，他个人已经“全然同意”（注意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对老蒋来说，“广田三原则”就是一座山，他一时搬不走，却也决不愿意让这座山把自己给压住。
之所以要吊日本人的胃口，是因为要隔着这座“山”，打山那边的“牛”——华北问题。
老蒋郑重地告诉有吉，如果华北“发生事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天，广田根据谈话内容，向土肥原发去电令，要求“华北工作”采取“轻度自治”：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上已经软了下来，说可以商量，这个敏感时候，你千万别在北平那里搞得过猛，以免把好事给搅黄了。
同时，他还授以机宜，让土肥原一开始不要胃口太大，别整天想着要把华北和山东都一口吞下，可以先从冀察两省开始，慢慢吃，别着急。
土肥原只好“避”重就“轻”，避开宋哲元和韩复榘，跑到天津找殷汝耕去了。
此前冀东的派驻专员，除了殷汝耕，还有一个唐山的陶尚铭，后者曾做过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由于陶尚铭不肯附从于日本人，结果遭到日方和殷汝耕的联合排斥，只得辞职走人。他一走，冀东大权尽操于殷汝耕一人之手。
几天后，殷汝耕降下青天白日，重升五色旗，在华北第一个搞起了“自治”政府。
冀东“自治”的实现，使土肥原立刻又兴奋起来。
领导就是比咱聪明，说要一点点来，果然就见了成效。
第一波“华北自治”刚刚退潮，马上又扑上来一个小浪，土肥原做特务的本事，果非板垣辈能比。
老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必须拿出新的应对之策。
单靠宋哲元，恐怕真的“维持”不住，看来还是得像“河北事件”以前那样，再派一位大员去华北坐镇，重建中央权威。
派谁去呢？
黄郛肯定不行，他此时身体已极差，再不能帮义弟“尝甘苦”了。
不但如此，黄郛还深知，如果自己不在，政整会这样充斥着各类“日本通”的临时机构，很可能走向反面——果然，除殷汝耕之外，王克敏、李择一、殷同等人后来都排着队做了汉奸。
既不能为我所制，岂能为倭所用，在多田骏上任的当天，黄郛即密电老蒋，要求速下决心，结束北平政整会。
一个星期后，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撤消了政整会。
与政整会相比，北平军分会则是另一码事，在何应钦走后，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于是，老蒋也发个命令，宣告军分会寿终正寝。
两个机构没了，一个原先的负责人不能去，老蒋便盯住了另外一个负责人。
这个人自然还是何应钦。
可是何应钦再也不肯去北平了。
老蒋先是“晓以大义”，在无效之后破口大骂，甚至对何应钦说，不就是让你去北平出趟差吗，有那么可怕？你要是这么怕死，就不用再当军人了！
何应钦却偏偏来了犟脾气：不当就不当，打死也不去。
这下老蒋倒真的没了办法。他也知道何应钦不去有不去的道理。
咱们抛开被骂成“卖国贼”这一节不说，现在华北不光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平地又跳出了一个宋哲元，那人占山为王的心也很重，不比日本人好打发，自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说“河北事件”前后的北平，对何应钦来说是龙潭虎穴的话，现在就等于是龙潭虎穴的平方了（“事态变化，殊难逆料”）。
老蒋正在想办法准备再哄一下，华北忽然风云突变，第二波大浪又来了。
虽然这次的“华北自治”已经缩小了范围，成了“冀察自治”，可来势比第一波还要猛，因为在后面掀浪头的，不光土肥原，还有日本政府，不光日本政府，还有——宋哲元。
日本政府认为老蒋出尔反尔，刚刚还说你个人同意“广田三原则”，大家要坐下来谈的，转过脸就反攻倒算，竟然要拿“我们的殷汝耕”是问了。
告诉你，我们认为殷汝耕做得不错，是华北与“满洲国”合作的好榜样，如果你要逮捕的话，我们日本政府决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天津驻屯军就占领了天津车站和机场，这回看样子真有要动武的心了。
宋哲元的反应尤其让人瞠目结舌。
在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的同时，老蒋对宋哲元也做了考虑，让他当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却两次发来电报，要把这个刚刚拿到手的官帽给辞掉。
土肥原在旁边看得真切，大乐。
这回好，第一波时的障碍都自动消除：政府支持了，出兵不是没有可能；宋要权索位，正是可资利用的机会。
他再次向宋哲元发出通牒：冀察两省先“自治”，最迟30日表态。
接到通牒后，宋哲元给老蒋发来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很隐晦，他说现在啊，华北的形势真是复杂，大家也各说各的，有的说要“自决”，有的说要“自治”，我的看法嘛，“因势利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宋哲元让老蒋拿一个“慰民望定民心”的有效办法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看完这封电报，全明白了：某人已经准备跟南京政府一刀两断，敲开“自治”之门。那话里话外，竟然还有了借日人来胁迫中央的意味。
老蒋岂能看不出来。这第二波浪，看来是无论如何难以化解了。
此时的华北形势，可用三段论进行概括。
第一段：非常危险。
第二段：险恶万分。
第三段：朝不保夕。
一段比一段惊险，再不把何应钦弄到华北去，那里眼看着就再无任何指望了。
在讲道理无用，激将法无效的情况下，老蒋改用迂回侧击的办法，动员林森等元老反复去做何应钦的工作。
看到实在无法推，何应钦只好勉强答应，再次北上走一遭。
老蒋也知道何应钦此行不易，可这种时候，除了何应钦，谁还有能力，或即算有能力，又愿意去华北干这趟差事呢。
临行前，他对何应钦北上的结果其实已有预感，交待给何应钦处置华北事务的几条原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你能站得住脚是最好，倘若不行，就依照西南的样式，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让宋哲元做委员长。
反正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就是保住平津的领土主权，哪怕是由宋哲元掌控，在此之外，如果“日军仍进占平津”，那就没办法，“只有出于一战”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
不出所料，日方拒绝与何应钦见面，把他晾在那里。驻北平的武官高桥坦甚至让人带话，说何应钦要是留在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
何应钦咬咬牙，这是早就可以想见的情况，他现在需要的是和宋哲元一道坐下来研究对日之策。
可是宋哲元却拒不见面，理由是土肥原在逼他搞自治，如果何应钦这两天不自己拿出“应对办法”给他，他就只有“避往他处”了。
其实在何应钦未抵北平之前，宋哲元就曾一本正经地要求老蒋“派大员来平指导”。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假托的一句虚词。
何应钦到达北平的当天，宋哲元正在忙另一件事。
什么事呢，就是派人到保定去给商震“探病”。摸摸这家伙的虚实，是真病了，还是不愿给我宋某人面子，到北平来“开会”。
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何应钦来了，专车已到丰台，离北平没多少路了。
据说宋哲元当时脸色就变了（“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现在北平已经是我的了，莫非想搅我的好事不成。
秦德纯、萧振瀛其时都在座，便提醒宋哲元，应该亲自去接一下，毕竟何应钦是中央派来的一方大员，自己的顶头上司。
宋哲元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我不去，你们谁愿意去谁去。
随后拂袖而走，躲到西山去了（后移颐和园）。
秦萧二人面面相觑。
宋哲元的用意他们不是不明白，如果单纯就29军的利益考虑，把地盘占得多一点，甚至跟中央和老蒋分庭抗礼也许是对的。可是现在身处国难之中，要是做得太出格，只可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秦萧都是29军高层中的谋略之士，比一般的军人站得高，看得远，所谓谋食亦须谋道，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而且在与老蒋的几次接触中，他们事实上也接受和赞同对方团结一致，积极备战的想法。
无论如何，后面这个才是大局。
一方面要确保胳膊肘不往外拐，另一方面却又要维护大局，何去何从，真是难煞人也。
秦萧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去见何应钦。
大家开门见山，抱着诚恳的态度坐下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
宋哲元自己躲着不见，却把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冯治安派了过来。
见到何应钦后，冯治安表面必恭必敬，让何应钦放心，称何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他可以“完全负责”。
冯治安的这一语调温和的“提醒”，对何应钦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那不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隐含的意思就是北平这里早已是29军的地盘，你的小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安全与否”也得由我们说了算。
何应钦的心情非常沉重，直至晚上见到登门求见的秦德纯和萧振瀛。
何应钦对秦萧二人坦言，自己到北平来，并无任何夺权之念，只要宋哲元能在这里挡住日本人，完全可依照出发前拟定的原则，建立政委会，推宋哲元为首。
事到如今，萧振瀛也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告诉何应钦，自己“主公”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
何应钦吃了一惊，那他还要什么？
希望能够让我们掌控津冀（天津和河北）。
何应钦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全部症结所在，宋哲元不光是怕他何某人抢权，还要进一步把别人的地盘都收入自己囊中。
太过分了吧。
随何应钦一同北来的陈仪马上问萧振瀛，外界说日本人也支持宋哲元在华北当头，那他是不是真的跟日方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萧振瀛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一直盯着，绝对不会允许29军内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时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萧某出自东北，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如果我整天想的不是挽救华北，收复家乡，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回去见父老儿孙？
说着说着，他还流了眼泪，把自己的信誉抬了出来：“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在“拥宋主冀”的整个过程中，萧振瀛的心理确实是极其复杂的。
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倘若华北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头，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拥护“宋阎韩商”中除宋以外的任何一位，其中也包括与29军完全没有瓜葛的阎锡山。同样，如果要选一支部队出来控制华北，他也当仁不让地会把29军推上去，就像当初东奔西跑，费尽周折去老蒋、张学良那里做说客一样，一切都是为了29军。
在他看来，29军是其事业所系。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和秦德纯在内的29军高层，对宋哲元费尽心机谋取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当时都是赞成，或至少是默认的。
可是在“逆取到手”后，又决不能做汉奸，不仅不能做，还要把抵御日本人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声。
把津冀都交给29军，宋哲元就成了华北绝对的number one，在“宋阎韩商”中独占鳌头，到时候他如果真要跟中央对着干，是完全有资本的。
不行。
何应钦劝他，现在大敌当前，必须先使内部一致，然后才谈得上对外。现在授大权于宋，实际上也是把华北责任交给了对方，而且萧振瀛也当着面承诺了：既受国恩，当以死报。
用现代语言形容，这就叫责任与义务相匹配。
老蒋甚费思量。
此前中央军在南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不完全是演戏给华北巨头和日本人看，借机检验宁沪杭国防工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年了，那里搞得怎么样呢。
检验的结果是并不让老蒋满意。
工事是弄得大致有个模样了，可是如果拿长城抗战时的标准来看，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炮弹，而且看起来跟我们自己的防御武器还不怎么太匹配。
这时候，原先在蒋唐战争中和老蒋作对的唐生智、蒋百里都已投在他麾下，唐蒋虽不以实际战阵见长，但一个出身保定军校第一期，另一个是保定军校校长，师生二人在宏观战略上都要较当时的一般战将为高。
老蒋请蒋百里帮他制订第一期国防计划，派唐生智去组织演习和继续构筑工事，并让后者注意改进，以免工事到时“分歧不能实用”。至于朱培德，则集中精力抓整军备战。
显然，各方面的军事准备都还欠着火候。此时要是耐不住性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老蒋叹了口气，终于下定决心：也罢，退而求其次，就照你说的办——商震可以安排他辞职，到河南去，把河北让给宋哲元。
何应钦回来把方案跟萧振瀛一讲，后者一转述，宋哲元也不是个糊涂蛋，知道这已是中央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马上点了头，答应下来。
他让萧振瀛去问一下日本人，这个方案行不行，算不算“自治”成功了。
萧振瀛拿着方案来到天津，问多田骏与土肥原能不能就此收手。
看了方案，土肥原却还不愿意善罢甘休，仍想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但这时候他收到了东京发来的训令。
广田告诉他，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政委会就是咱们费尽工夫想要的那个华北自治机构，同时英美都在那里瞪着眼睛看，还是见好就收吧。
想到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土肥原这才点了头。
把一切都交托出去，何应钦在华北已无事可做，真正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能打道回府了。
临行送别的那一天，宋哲元终于出现了，两人见面客套了两句后，彼此就再也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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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2:57 pm
成立政委会的风声一传出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这个半独立政权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对于政委会，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方始终认为它是自己任命的地方机构，还是属于中央的，最主要的是，当初坚持的保住华北领土主权的最低限度总算是达到了。
但是老蒋仍然忧心忡忡，这种担心甚至超过了张学良主政华北时期。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宋还是张，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倒向日本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而且他跟老蒋的亲密程度，也是宋哲元所不能比的。仅此一点，就能让老蒋放心。
这个宋哲元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根本拉不住线的风筝。你下命令让他南下，他可以动都不动，“拒绝内调”，且“不肯相商”，到了后来，竟然采取了联日制蒋，通过日本人的力量来向中央要地盘索权力的办法，乃至形成华北唯他一家独大的局面。
成立政委会，让华北“倒退”到部分自治，已是老蒋对日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或者用黄郛的话来说，是扔给海上之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糖包。这是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和平”就到了“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就到了“最后关头”，到那时，不想打也得打了。
一定得在29军高层中找一位可靠之人。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完成了从武人到政客的转型，他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实际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能力，连句见水平的场面话也说不利索。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主要靠的还是秦德纯和萧振瀛。
秦萧二人，又以萧振瀛计高一筹。同时后者因使29军进入北平以及“拥宋主冀”之功，再次得到了宋哲元和其它“团体”成员的信任。实际上，此时他在29军中的影响力已仅次于宋哲元，居于张自忠等诸人之上。
显然，在仅仅靠宋哲元“维持”把握不大，秦德纯又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萧振瀛正是老蒋需要的那个人。
“国士报之”话犹在耳，现在是真正需要你“报答”的时候了。
在政委会成立前一个星期，老蒋除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外，特授萧振瀛以天津巿长一职。
与这个委任状一起的，还有老蒋专门让人送来的一封信。
信中，他称萧振瀛为“兄”。信的内容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但概括起来，托“兄”的就两件事：
其一，不要让29军掉转枪口反我（“全军动向，关乎大局”）；
其二，要29军全力以赴对日（“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
在这封私密信件中，老蒋还没忘记借宋哲元来敲打几句：宋哲元不听我的话，反而热衷于跟日本人联系，因此“实甚堪忧”。
那意思，你可不能跟着他学，而是要把这种不好的倾向帮我扭转过来。
萧振瀛在回复中一边辩解，说宋哲元这次谋取“自治”完全是被汪精卫逼的，属于万不得已，绝对不是冲着你老蒋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生气，一边发誓，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虽然知道“来日方艰”，但今后一定会用生命来维护部队的荣誉，以便“永葆忠贞”。
“永葆忠贞”，可不是说说这么容易，那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
最重要的是你得在华北顶住日本人，不能让它像“满洲国”一样滑到“完全自治”里面去。
萧振瀛把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过重新过了一下电，终于捉摸出了一个道道，叫做：以经济对经济，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
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话，不妨软一点，事，却要硬一些。具体来说，就是对日本人说一套，做一套，不把他当人看。
那这位要说了，日本人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把他们逼急了，真动起刀枪来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那咱就跟他比划好了，不管成败，总能得个抗日英雄的美名，难道不好吗。再说，29军现在据有河北平津，部队可以继续扩充，变得兵强马壮，真动起手来，怎么就知道一定顶不住呢？
以萧氏之能，在当时实是应付日本人的最佳人选。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郛之后，正是由于他在华北巧于运作，我们终于又可以拖上一年半载了。
甫一上阵，就先打经济战。
土肥原提出来要修路开矿，还要合作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名字很好听，叫做经济提携。
萧振瀛就笑着说，老朋友，你是不是又想跟我搞“经济合作”呢。
土肥原说那当然，我们之间什么交情，我一定要帮你。
萧振瀛说，既然是合作，那就得平等。提携提携，是你伸手把我提上去，我们怎么可能平等呢。
看来时机还不成熟，等我够上你能“提”我的资格再说吧。
土肥原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跑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他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
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倒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魂飞魄散，忙陪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故事”，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土肥原作为“中国通”，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从中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其实萧振瀛心里明镜似的，想发财也不能找日本人帮忙，等到路修成了，矿开好了，电送来了，华北这地儿也就变成他家的了。
要搞经济，我自己来。
苛捐杂税多，那就减免掉，一下子推出74项豁免捐税条款。
要帮城里人致富，那就办皇会（一种大型祭祀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文化招商，地方乡绅和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要让乡下人有好收成，那就把农田水利都兴修起来。
反正就是不能让你们日本人从中搀和。
这是明争，还有暗斗。
河北是产棉大省，原料既供应国内，也供应日本。
日本人就打起来了垄断收购市场的主意，想借此压低棉花价格。
你想得倒美。
萧振瀛献计，让宋哲元给棉农发放货款，要他们撑着：你不抬高收购价，我就不卖给你！
几下子一来，日本人就吃不住劲了，他那棉纺织厂总得开机生产啊。
除了掏钱服输，再无二话。
见私下搞不定萧振瀛，土肥原就提出来进行正式谈判。因为29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秦德纯，他觉得这个胜算大。
的确，由于在“秦土协定”中失了手，秦德纯心理阴影很大，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谈着谈着，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的好。
究竟好在哪？
谁知道去！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接茬再上，给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一拍一档，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相敷衍拖拉之”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秦德纯有些担心。他对萧振瀛说，你老是用这种法子骗这家伙，时间长了，恐怕不是办法（“势难持久”）。日本人到时要是真的“图穷匕首现”，那可怎么办。
萧振瀛笑了笑，既然要“以苦撑抢时间”，就得如此，反正撑得一日是一日，抢得一时算一时，我们就这么给他拖着。
你还千万别小看了这一招，就指着它为国家作贡献呢。
事实证明，秦德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日本人的“匕首”终于出现了，不过主人不是土肥原，而是另有其人。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通知秦德纯，板垣征四郎将来天津，到时要与宋哲元和萧振瀛见个面。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参谋本部特派员”的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没想到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工作”中取得成绩，终于实现了“冀鲁自治”，板垣为之欢欣鼓舞，现在遇到坎过不去，他又开始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将有异动而需判断也”），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主公”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听其言，测其意”）。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秦萧一抹嘴，双双撤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的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就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恶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听其言，观其意”）。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我们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上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巍巍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瞄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哪。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老毛子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各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做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僻”。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对于政委会，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方始终认为它是自己任命的地方机构，还是属于中央的，最主要的是，当初坚持的保住华北领土主权的最低限度总算是达到了。
但是老蒋仍然忧心忡忡，这种担心甚至超过了张学良主政华北时期。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宋还是张，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倒向日本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而且他跟老蒋的亲密程度，也是宋哲元所不能比的。仅此一点，就能让老蒋放心。
这个宋哲元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根本拉不住线的风筝。你下命令让他南下，他可以动都不动，“拒绝内调”，且“不肯相商”，到了后来，竟然采取了联日制蒋，通过日本人的力量来向中央要地盘索权力的办法，乃至形成华北唯他一家独大的局面。
成立政委会，让华北“倒退”到部分自治，已是老蒋对日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或者用黄郛的话来说，是扔给海上之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糖包。这是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和平”就到了“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就到了“最后关头”，到那时，不想打也得打了。
一定得在29军高层中找一位可靠之人。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完成了从武人到政客的转型，他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实际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能力，连句见水平的场面话也说不利索。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主要靠的还是秦德纯和萧振瀛。
秦萧二人，又以萧振瀛计高一筹。同时后者因使29军进入北平以及“拥宋主冀”之功，再次得到了宋哲元和其它“团体”成员的信任。实际上，此时他在29军中的影响力已仅次于宋哲元，居于张自忠等诸人之上。
显然，在仅仅靠宋哲元“维持”把握不大，秦德纯又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萧振瀛正是老蒋需要的那个人。
“国士报之”话犹在耳，现在是真正需要你“报答”的时候了。
在政委会成立前一个星期，老蒋除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外，特授萧振瀛以天津巿长一职。
与这个委任状一起的，还有老蒋专门让人送来的一封信。
信中，他称萧振瀛为“兄”。信的内容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但概括起来，托“兄”的就两件事：
其一，不要让29军掉转枪口反我（“全军动向，关乎大局”）；
其二，要29军全力以赴对日（“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
在这封私密信件中，老蒋还没忘记借宋哲元来敲打几句：宋哲元不听我的话，反而热衷于跟日本人联系，因此“实甚堪忧”。
那意思，你可不能跟着他学，而是要把这种不好的倾向帮我扭转过来。
萧振瀛在回复中一边辩解，说宋哲元这次谋取“自治”完全是被汪精卫逼的，属于万不得已，绝对不是冲着你老蒋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生气，一边发誓，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虽然知道“来日方艰”，但今后一定会用生命来维护部队的荣誉，以便“永葆忠贞”。
“永葆忠贞”，可不是说说这么容易，那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
最重要的是你得在华北顶住日本人，不能让它像“满洲国”一样滑到“完全自治”里面去。
萧振瀛把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过重新过了一下电，终于捉摸出了一个道道，叫做：以经济对经济，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
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话，不妨软一点，事，却要硬一些。具体来说，就是对日本人说一套，做一套，不把他当人看。
那这位要说了，日本人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把他们逼急了，真动起刀枪来怎么办？
实在没有办法，那咱就跟他比划好了，不管成败，总能得个抗日英雄的美名，难道不好吗。再说，29军现在据有河北平津，部队可以继续扩充，变得兵强马壮，真动起手来，怎么就知道一定顶不住呢？
以萧氏之能，在当时实是应付日本人的最佳人选。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黄郛之后，正是由于他在华北巧于运作，我们终于又可以拖上一年半载了。
甫一上阵，就先打经济战。
土肥原提出来要修路开矿，还要合作成立天津电力公司。
名字很好听，叫做经济提携。
萧振瀛就笑着说，老朋友，你是不是又想跟我搞“经济合作”呢。
土肥原说那当然，我们之间什么交情，我一定要帮你。
萧振瀛说，既然是合作，那就得平等。提携提携，是你伸手把我提上去，我们怎么可能平等呢。
看来时机还不成熟，等我够上你能“提”我的资格再说吧。
土肥原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跑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他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
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
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倒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魂飞魄散，忙陪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故事”，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土肥原作为“中国通”，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从中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其实萧振瀛心里明镜似的，想发财也不能找日本人帮忙，等到路修成了，矿开好了，电送来了，华北这地儿也就变成他家的了。
要搞经济，我自己来。
苛捐杂税多，那就减免掉，一下子推出74项豁免捐税条款。
要帮城里人致富，那就办皇会（一种大型祭祀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文化招商，地方乡绅和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要让乡下人有好收成，那就把农田水利都兴修起来。
反正就是不能让你们日本人从中搀和。
这是明争，还有暗斗。
河北是产棉大省，原料既供应国内，也供应日本。
日本人就打起来了垄断收购市场的主意，想借此压低棉花价格。
你想得倒美。
萧振瀛献计，让宋哲元给棉农发放货款，要他们撑着：你不抬高收购价，我就不卖给你！
几下子一来，日本人就吃不住劲了，他那棉纺织厂总得开机生产啊。
除了掏钱服输，再无二话。
见私下搞不定萧振瀛，土肥原就提出来进行正式谈判。因为29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秦德纯，他觉得这个胜算大。
的确，由于在“秦土协定”中失了手，秦德纯心理阴影很大，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谈着谈着，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的好。
究竟好在哪？
谁知道去！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接茬再上，给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一拍一档，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相敷衍拖拉之”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秦德纯有些担心。他对萧振瀛说，你老是用这种法子骗这家伙，时间长了，恐怕不是办法（“势难持久”）。日本人到时要是真的“图穷匕首现”，那可怎么办。
萧振瀛笑了笑，既然要“以苦撑抢时间”，就得如此，反正撑得一日是一日，抢得一时算一时，我们就这么给他拖着。
你还千万别小看了这一招，就指着它为国家作贡献呢。
事实证明，秦德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日本人的“匕首”终于出现了，不过主人不是土肥原，而是另有其人。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通知秦德纯，板垣征四郎将来天津，到时要与宋哲元和萧振瀛见个面。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参谋本部特派员”的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没想到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工作”中取得成绩，终于实现了“冀鲁自治”，板垣为之欢欣鼓舞，现在遇到坎过不去，他又开始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将有异动而需判断也”），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主公”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听其言，测其意”）。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秦萧一抹嘴，双双撤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的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就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恶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听其言，观其意”）。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我们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上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巍巍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瞄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哪。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老毛子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各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做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僻”。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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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2 pm
虽然都是靠嘴吃饭，但板垣和土肥原这两师兄弟证明都不是萧振瀛的对手，从他身上也讨不着半点便宜，这使恨不得华北一步变天的日本政府更加浮躁起来。
此时的东京上空，除了浮躁，还写满了另外两个字，叫做：杀气。
一个“相泽事件”，虽然只摘了永田一颗脑袋，却把广大的皇道派都唤醒了：只有杀光那些居庙堂之高的昏庸之辈，我们皇道派才有出头之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二十六日，21名尉级军官分别率领东京第1师团、近卫师团所属联队的1474名士兵，向首相府等元老重臣居住的官邸扑去。
应该指出的是，这既非演习，也非演戏，而是赤裸裸的造反。
除了天皇，他们准备将高官们杀得一个不剩。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二二六”兵变。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兵变中，首相冈田命大，被人藏进密室，留得一条小命。
等他抖抖索索地爬出来一看：万幸！
都死了。
那什么内大臣啊，藏相啊，教育总监啊，都被打成了筛子，并砍下脑壳作为纪念。
陆相倒是被叛军留了下来。原因是林铣十郎已因“相泽事件”责任问题而辞职，现在的陆相是川岛义之（陆大第20期），不是皇道派的主要目标。
叛军把川岛抓住，训了他一顿，然后让他进皇宫去报告天皇：天亮了，我们帮你把奸臣都给干掉了。
裕仁一听吓坏了，也急坏了，这下子再也不能装作不理国政了。他赶紧让川岛去告诉叛军，让士兵速归营房，别再闹了。
这些当兵的却已经欲罢不能。你想啊，既然是近卫师团，平时是难得有仗打的，整天价就是那样规规矩矩，实际上是傻呆呆地坐在军营里，哪里想过，有朝一日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杀人，而且杀的还都是一顶一的大人物。
我的妈呀，实在是太剌激了。
川岛说，天皇有令，让你们回家去。
他们把眼一瞪；这是假命令，我们才不听呢。
天皇的命令也不灵了。一时间，裕仁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若照此发展下去，这帮鸟人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啊。
据时任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回忆，当时的裕仁惶惶不安，每隔半小时就要把他喊过去，问问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叛军是不是打过来了。
现在怎么办呢？
只有先稳住对方再说。
陆相川岛写了封告示，告诉叛军，天皇已经知道你们的想法了，你们这么“清君侧”是为国家着想，是正义的（“承认诸子之行动”）。
趁着叛军神魂颠倒，又以东京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戒严令。
戒严自然不是冲着叛军去的，而是冲着莫虚有的“赤色分子”去的。
叛军本来就是一群无头苍蝇，除了知道杀人和做大官，什么都不懂，还真的傻乎乎地跑到警备司令部给他们划定的“戒严区”站岗去了。
本来东京城外还有大批援军，但听到城里秩序居然还挺好，就迟疑着没进来，正好被奉调赶到的政府军部队拦住。
2天后，在获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裕仁天皇突然向参谋次长杉山元下令：坚决镇压。
到此时，这个日本皇帝才真正剥除了他先前“无为而治”的面纱，显示出其凶悍强势的一面。
叛军这才知道上了天皇的大当，可是已经晚了。
在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些军官提出，要不我们自己抹脖子行不行。
裕仁说，不行。
他的目的已不止是清除两个叛军头目了。
事后对“二二六”兵变的审判，实际上已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审判，因为有判无审——不准公开，不准辩护，不得上诉，就是要你死。
在这次兵变中，据说每个参与士兵怀里都放一本书，叫做《日本改造法案》。
书的作者叫做北一辉，皇道派把他当作“精神教父”一样加以推崇。
在被判处死刑的十九人中，北一辉赫然在列。
在杀人之后，又抓人。
皇道派的两个老大——荒木和真崎尽管都已不在大任之上，只是弄个军事参议官当当，但仍然被追究责任。荒木连参议官都没得做了，真崎更好，还被关进了大牢。
除此之外，一帮“废物点心”也跟着倒了血霉：“原陆相”川岛、“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原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都被扫地出门，当垃圾一样编入了预备役。
站起来一看，场上又清洁溜溜了。
还好，天可怜见，除侥幸活命的冈田因咎辞职外（估计他也不敢再干了），总算给天皇留下两打工的：西园寺和外相广田。
西园寺的命是真硬。每回暗杀啦，兵变啦，都说要干掉他，可每回又都干不掉，这人真成精了，老妖精的精。
让西园寺再拿一份内阁名单上来吧。
西园寺本来是想提近卫文磨的，可这小子眼见得流了这么多血，哪里还敢上来，赶紧推托说自己身体不好，贵体欠恙，无论如何不肯上当。
那就让广田干吧，反正也就剩他一个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五日，广田奉命组阁。
要组阁，必须弄一个陆相出来。广田选中的是寺内寿一（陆大21期）。
可是参谋本部却不放人，寺内自己也提出：过来可以，但我们以后得有所作为，必须“全军一致”，再也不能“妥协后退”了。
广田急着要组班子，哪里敢跟参谋本部犟嘴，连忙抛出两个“积极”的政策口号：庶政一新、高度国防，以示对寺内的响应，这才把对方招了过来。
广田内阁看看一帮子人，其实大权都操控在寺内一人之手，故又称“寺内内阁”。
寺内一上任就开始进行“肃军”。
所谓“肃军”，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有两项。
一为重新恢复现役陆相制，也就是说以后陆相的位置，不准用什么预备役的来充数了，要用，就得用现役的，而要用现役军官，就必须从参谋本部中派。
至于派不派，都在我一句话，我要不派，对不起，内阁你就等着倒台吧。
二为建立准战时体制，把那些“大陆派”、“中国通”统统派到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中来。
这帮人大家也知道了，都是些做梦都想着如何把中国一口吞到肚子里去的家伙。
看到“华北工作”停那里了，马上走马换将，改个方子试试手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7日，土肥原奉调回国，继任者是原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
早在热河开展“内蒙工作”的时候，松室就是一个以华治华的行家里手。移师华北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照搬了过来，并利用中方的内部矛盾，全部打上了“反间计”的标签。
随着他的到来，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席卷而至。
它的核心就是：离间蒋宋，使中国出现新的南北分治。
这其实是土肥原和板垣怂恿宋哲元反蒋的继续。
在萧振瀛的坚持下，宋哲元在“反蒋”这个问题上一直还是把持得住的，特别是从板垣那里，他也了解到这其实是日方为了使“华北独立”所制定的一个分化策略。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宋哲元“反蒋”的心思缘出于29军的扩军。
要扩军，就得有军费。
打一报告到南京，要求增加编制和军费。
当时29军下面共有张冯刘赵4个步兵师，另加骑兵1师2旅，在编制上已经超得不能再超了，别说地方部队，就算是中央军，也没这么多的。
再看军费，29军已升到甲种军。这么说吧，如果丙种军一年能拿到10万，乙种军就可以拿到15万，而甲种军则可以获得20万。到顶了。
很显然，报告是很难pass的——如果这样的报告都能通过，其他人还要不要过了。
通不过是吧，宋哲元二话不说，发个命令，把华北的关税、盐税、统税，还有铁路邮电，原本要缴中央的钱，统统截留下来。
干什么？
做我的军费。
真是无法无天了，但你还就拿他没辙。
何应钦只好把29军驻南京的代表约过来，让他去做做宋哲元的工作：扩充军队可以商量，经费不够可以研究，但随随便便截留国家税收就不好了。
事情一直闹到老蒋那里。
老蒋也没有其它办法，便把那个南京代表喊过去，告诉他：宋哲元在华北替中央守着江山，这个我心里有数。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因此这种做法（指截留税款）我是可以谅解的。扩军和经费的事，可以商量着办，中央会全力支持。
有这句话，宋哲元便又派张樾亭到南京“具体商量”。
何应钦已经看过29军的扩军计划，上面说要扩编8个团。
既然老蒋都同意了，他便准备点头。
可是张樾亭说：且慢。
现在价涨了，不是8个团，而是8个团和8个旅。
何应钦的嘴巴张着，好半天合不拢。
才多大一会啊，怎么涨上来这么多。
张樾亭按照宋哲元的交待，给他算起了帐：29军原来有4个师，不足4万人，就算再加8个团，每个团满找满算2千人，总共6万人不到。
这点人够用吗？
关东军你知道有多少，他们能开进山海关的，少说点也有3个军，一个军算4万人，那也有12万。
咱们先不说武器装备了，光人数就差了一半，怎么打啊。
我们现在要再弄8个保安旅，3万多人，这样加起来，也才10万人，跟人家还差着2万哩。
这张樾亭可真会说话，弄来弄去，倒好象还便宜了何应钦——本来应该再问你要2万人枪的。
最后议定下来，8个团的装备和军费由中央负责，至于8个保安旅，中央实在没能力负担，改为给名义自筹经费的方式解决。
张樾亭南京之行大获全胜，回到北平后就升任29军参谋长。
要钱要枪既然这么容易，那就继续要下去。
过了两个月，张樾亭又到南京。
这次做得更过分，要求把好另外8个保安旅的装备和军饷也发下来。
本来不是说自筹吗？
老蒋把张樾亭找过去，问了问平津的情况，得知29军那段时间还干得不坏，没有在土肥原和板垣的威逼利诱下后退。
好样儿的。于是大笔一挥：同意。
反正都是用来作抗战准备的，要得多一点也无妨。
张樾亭几乎满载而归：枪炮除外，另外每月得到军费补助80万！
此外还同意宋哲元的武器进口计划，并发给专门护照——拿着护照，宋哲元光步枪就买了1万支。
按照何应钦的想法，光人多枪多还不够，国防工事也很重要。当时南方的宁沪杭、北方的黄河一线都在加紧构筑工事，他就希望宋哲元也能尽快着手做这件事。
宋哲元便让新任参谋长张樾亭弄方案。方案送到南京后，何应钦一看，不错，就这么办。
首期就拨下50万，让宋哲元先把工事修起来。
宋哲元拿到这笔钱后，却把它做为奖金给分了：刘汝明20万，张冯赵各10万。
大家各自往兜里一揣，真正的国防工事连动都没去动一下。
南京政府的迁就以及备战上的几乎一求百应，不仅没让宋哲元感动，反而使他觉得中央“软弱可欺”，特别好骗，渐渐地就萌动了反蒋的念头。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最高兴的无疑是日本人：中国人又要内斗了，我们快来添把火。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找到宋哲元，说我要帮你。
帮你编机械化师。多少？
30万。
再派日本教官和顾问，协助你训练军队。
有多少人呢？
720人。
所有武器和钱都不要你掏一个腰包，全部由我们来。
宋哲元眼睛都瞪圆了，天上掉馅饼了，还有这种好事。
转念一想，赶紧收敛心神：唉，我要这么多人枪干什么呢，又不打仗。
多田骏截住他的话头：为什么不打，给你武器就是让你打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宋委员长”有天子之资，所以你决不能浪费，应该去“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你准备这么去做，我们日本不仅提供武器和教练，还会直接派“皇军”进行配合作战。
此时的东京上空，除了浮躁，还写满了另外两个字，叫做：杀气。
一个“相泽事件”，虽然只摘了永田一颗脑袋，却把广大的皇道派都唤醒了：只有杀光那些居庙堂之高的昏庸之辈，我们皇道派才有出头之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二十六日，21名尉级军官分别率领东京第1师团、近卫师团所属联队的1474名士兵，向首相府等元老重臣居住的官邸扑去。
应该指出的是，这既非演习，也非演戏，而是赤裸裸的造反。
除了天皇，他们准备将高官们杀得一个不剩。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二二六”兵变。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兵变中，首相冈田命大，被人藏进密室，留得一条小命。
等他抖抖索索地爬出来一看：万幸！
都死了。
那什么内大臣啊，藏相啊，教育总监啊，都被打成了筛子，并砍下脑壳作为纪念。
陆相倒是被叛军留了下来。原因是林铣十郎已因“相泽事件”责任问题而辞职，现在的陆相是川岛义之（陆大第20期），不是皇道派的主要目标。
叛军把川岛抓住，训了他一顿，然后让他进皇宫去报告天皇：天亮了，我们帮你把奸臣都给干掉了。
裕仁一听吓坏了，也急坏了，这下子再也不能装作不理国政了。他赶紧让川岛去告诉叛军，让士兵速归营房，别再闹了。
这些当兵的却已经欲罢不能。你想啊，既然是近卫师团，平时是难得有仗打的，整天价就是那样规规矩矩，实际上是傻呆呆地坐在军营里，哪里想过，有朝一日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杀人，而且杀的还都是一顶一的大人物。
我的妈呀，实在是太剌激了。
川岛说，天皇有令，让你们回家去。
他们把眼一瞪；这是假命令，我们才不听呢。
天皇的命令也不灵了。一时间，裕仁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若照此发展下去，这帮鸟人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啊。
据时任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回忆，当时的裕仁惶惶不安，每隔半小时就要把他喊过去，问问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叛军是不是打过来了。
现在怎么办呢？
只有先稳住对方再说。
陆相川岛写了封告示，告诉叛军，天皇已经知道你们的想法了，你们这么“清君侧”是为国家着想，是正义的（“承认诸子之行动”）。
趁着叛军神魂颠倒，又以东京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戒严令。
戒严自然不是冲着叛军去的，而是冲着莫虚有的“赤色分子”去的。
叛军本来就是一群无头苍蝇，除了知道杀人和做大官，什么都不懂，还真的傻乎乎地跑到警备司令部给他们划定的“戒严区”站岗去了。
本来东京城外还有大批援军，但听到城里秩序居然还挺好，就迟疑着没进来，正好被奉调赶到的政府军部队拦住。
2天后，在获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裕仁天皇突然向参谋次长杉山元下令：坚决镇压。
到此时，这个日本皇帝才真正剥除了他先前“无为而治”的面纱，显示出其凶悍强势的一面。
叛军这才知道上了天皇的大当，可是已经晚了。
在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些军官提出，要不我们自己抹脖子行不行。
裕仁说，不行。
他的目的已不止是清除两个叛军头目了。
事后对“二二六”兵变的审判，实际上已不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审判，因为有判无审——不准公开，不准辩护，不得上诉，就是要你死。
在这次兵变中，据说每个参与士兵怀里都放一本书，叫做《日本改造法案》。
书的作者叫做北一辉，皇道派把他当作“精神教父”一样加以推崇。
在被判处死刑的十九人中，北一辉赫然在列。
在杀人之后，又抓人。
皇道派的两个老大——荒木和真崎尽管都已不在大任之上，只是弄个军事参议官当当，但仍然被追究责任。荒木连参议官都没得做了，真崎更好，还被关进了大牢。
除此之外，一帮“废物点心”也跟着倒了血霉：“原陆相”川岛、“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原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都被扫地出门，当垃圾一样编入了预备役。
站起来一看，场上又清洁溜溜了。
还好，天可怜见，除侥幸活命的冈田因咎辞职外（估计他也不敢再干了），总算给天皇留下两打工的：西园寺和外相广田。
西园寺的命是真硬。每回暗杀啦，兵变啦，都说要干掉他，可每回又都干不掉，这人真成精了，老妖精的精。
让西园寺再拿一份内阁名单上来吧。
西园寺本来是想提近卫文磨的，可这小子眼见得流了这么多血，哪里还敢上来，赶紧推托说自己身体不好，贵体欠恙，无论如何不肯上当。
那就让广田干吧，反正也就剩他一个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三月五日，广田奉命组阁。
要组阁，必须弄一个陆相出来。广田选中的是寺内寿一（陆大21期）。
可是参谋本部却不放人，寺内自己也提出：过来可以，但我们以后得有所作为，必须“全军一致”，再也不能“妥协后退”了。
广田急着要组班子，哪里敢跟参谋本部犟嘴，连忙抛出两个“积极”的政策口号：庶政一新、高度国防，以示对寺内的响应，这才把对方招了过来。
广田内阁看看一帮子人，其实大权都操控在寺内一人之手，故又称“寺内内阁”。
寺内一上任就开始进行“肃军”。
所谓“肃军”，最引人注目的政策有两项。
一为重新恢复现役陆相制，也就是说以后陆相的位置，不准用什么预备役的来充数了，要用，就得用现役的，而要用现役军官，就必须从参谋本部中派。
至于派不派，都在我一句话，我要不派，对不起，内阁你就等着倒台吧。
二为建立准战时体制，把那些“大陆派”、“中国通”统统派到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中来。
这帮人大家也知道了，都是些做梦都想着如何把中国一口吞到肚子里去的家伙。
看到“华北工作”停那里了，马上走马换将，改个方子试试手气。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7日，土肥原奉调回国，继任者是原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
早在热河开展“内蒙工作”的时候，松室就是一个以华治华的行家里手。移师华北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照搬了过来，并利用中方的内部矛盾，全部打上了“反间计”的标签。
随着他的到来，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席卷而至。
它的核心就是：离间蒋宋，使中国出现新的南北分治。
这其实是土肥原和板垣怂恿宋哲元反蒋的继续。
在萧振瀛的坚持下，宋哲元在“反蒋”这个问题上一直还是把持得住的，特别是从板垣那里，他也了解到这其实是日方为了使“华北独立”所制定的一个分化策略。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宋哲元“反蒋”的心思缘出于29军的扩军。
要扩军，就得有军费。
打一报告到南京，要求增加编制和军费。
当时29军下面共有张冯刘赵4个步兵师，另加骑兵1师2旅，在编制上已经超得不能再超了，别说地方部队，就算是中央军，也没这么多的。
再看军费，29军已升到甲种军。这么说吧，如果丙种军一年能拿到10万，乙种军就可以拿到15万，而甲种军则可以获得20万。到顶了。
很显然，报告是很难pass的——如果这样的报告都能通过，其他人还要不要过了。
通不过是吧，宋哲元二话不说，发个命令，把华北的关税、盐税、统税，还有铁路邮电，原本要缴中央的钱，统统截留下来。
干什么？
做我的军费。
真是无法无天了，但你还就拿他没辙。
何应钦只好把29军驻南京的代表约过来，让他去做做宋哲元的工作：扩充军队可以商量，经费不够可以研究，但随随便便截留国家税收就不好了。
事情一直闹到老蒋那里。
老蒋也没有其它办法，便把那个南京代表喊过去，告诉他：宋哲元在华北替中央守着江山，这个我心里有数。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因此这种做法（指截留税款）我是可以谅解的。扩军和经费的事，可以商量着办，中央会全力支持。
有这句话，宋哲元便又派张樾亭到南京“具体商量”。
何应钦已经看过29军的扩军计划，上面说要扩编8个团。
既然老蒋都同意了，他便准备点头。
可是张樾亭说：且慢。
现在价涨了，不是8个团，而是8个团和8个旅。
何应钦的嘴巴张着，好半天合不拢。
才多大一会啊，怎么涨上来这么多。
张樾亭按照宋哲元的交待，给他算起了帐：29军原来有4个师，不足4万人，就算再加8个团，每个团满找满算2千人，总共6万人不到。
这点人够用吗？
关东军你知道有多少，他们能开进山海关的，少说点也有3个军，一个军算4万人，那也有12万。
咱们先不说武器装备了，光人数就差了一半，怎么打啊。
我们现在要再弄8个保安旅，3万多人，这样加起来，也才10万人，跟人家还差着2万哩。
这张樾亭可真会说话，弄来弄去，倒好象还便宜了何应钦——本来应该再问你要2万人枪的。
最后议定下来，8个团的装备和军费由中央负责，至于8个保安旅，中央实在没能力负担，改为给名义自筹经费的方式解决。
张樾亭南京之行大获全胜，回到北平后就升任29军参谋长。
要钱要枪既然这么容易，那就继续要下去。
过了两个月，张樾亭又到南京。
这次做得更过分，要求把好另外8个保安旅的装备和军饷也发下来。
本来不是说自筹吗？
老蒋把张樾亭找过去，问了问平津的情况，得知29军那段时间还干得不坏，没有在土肥原和板垣的威逼利诱下后退。
好样儿的。于是大笔一挥：同意。
反正都是用来作抗战准备的，要得多一点也无妨。
张樾亭几乎满载而归：枪炮除外，另外每月得到军费补助80万！
此外还同意宋哲元的武器进口计划，并发给专门护照——拿着护照，宋哲元光步枪就买了1万支。
按照何应钦的想法，光人多枪多还不够，国防工事也很重要。当时南方的宁沪杭、北方的黄河一线都在加紧构筑工事，他就希望宋哲元也能尽快着手做这件事。
宋哲元便让新任参谋长张樾亭弄方案。方案送到南京后，何应钦一看，不错，就这么办。
首期就拨下50万，让宋哲元先把工事修起来。
宋哲元拿到这笔钱后，却把它做为奖金给分了：刘汝明20万，张冯赵各10万。
大家各自往兜里一揣，真正的国防工事连动都没去动一下。
南京政府的迁就以及备战上的几乎一求百应，不仅没让宋哲元感动，反而使他觉得中央“软弱可欺”，特别好骗，渐渐地就萌动了反蒋的念头。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最高兴的无疑是日本人：中国人又要内斗了，我们快来添把火。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找到宋哲元，说我要帮你。
帮你编机械化师。多少？
30万。
再派日本教官和顾问，协助你训练军队。
有多少人呢？
720人。
所有武器和钱都不要你掏一个腰包，全部由我们来。
宋哲元眼睛都瞪圆了，天上掉馅饼了，还有这种好事。
转念一想，赶紧收敛心神：唉，我要这么多人枪干什么呢，又不打仗。
多田骏截住他的话头：为什么不打，给你武器就是让你打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宋委员长”有天子之资，所以你决不能浪费，应该去“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你准备这么去做，我们日本不仅提供武器和教练，还会直接派“皇军”进行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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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3 pm
宋哲元心动了。
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做华北的老大哪有做全国的老大威风。
多田骏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松室抛出的一个饵，试探宋哲元的动静，在发现对方意有所动后，他便亲自出马了。
有一次，松室竟然和宋哲元连着密谈三天。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松室说，以前的张大帅你知道吧，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情况就跟你如今在华北的样子差不多。
张大帅是靠什么发达的呢？不用说，就是和我们日本合作。
后来怎么样，你也清楚，他打到北京，“统一中国”了。
现在让我们帮你一把，也给你圆这样一个梦，好不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宋哲元内心的激烈斗争可想而知。
松室除了单刀直入外，还同时把平津的汉奸文人都动员起来，对宋哲元实行迂回包围战术。
对“培养”后面的这帮人，日本人是着实化过一番心思的。
土肥原在主持日本华北特务机关时，就特别重视“结纳文化人”，而且他还总结出一个套路。
如果你本身就亲日，那他对你也“亲”，可是不敬，也就是把你当条可资利用的狗。主人对狗还用得着敬礼巴结吗？
可要是你持反日立场，他倒会主动上来腆着脸拍你马屁。
他在平津拉拢“二张”，就是这一套路的演绎。
一张，是指张季鸾。他是当时在报界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主笔（即总编）。张季鸾的社论秉持文人论政的观点，时有抨击日人侵华的言论，然而土肥原不仅不生气，竟然还以对方的“铁杆粉丝”自居。
张季鸾写的社论，土肥原每天都要读，不光读，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给作者带信，说今天你写的文章我看了，简直太捧了，就算我土肥原也是佩服得不行啊（“某日某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
知道张季鸾这个“偶像”过生日，“土粉丝”会用专机从张季鸾的家乡陕西运来土特产，甚至会花大价钱买来其时还很稀罕的秦腔唱片给对方祝寿。
另外一个“张”是张恨水。
张恨水是写言情小说的，不过他有一部小说《啼笑因缘续集》，里面曾提到长城抗战打鬼子的事。照理，这样的作家，日本人是不会喜欢的。但土肥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托人托关系，弄了两本书要张恨水给他“签名”，俨然又要做言情作家的“粉丝”了。
当然，二张都没有鸟他。张季鸾从未放弃过自己原有的立场，张恨水索性把《啼笑因缘续集》“送”给土肥原，然后避祸南下了。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缺乏气节的文人经不住土肥原“礼贤下士”的诱惑，尽入其觳中。
到松室接替土肥原时，后者已帮他打好了基础：汉奸们可以组成连排规模了。
这些人以吃饭、打牌为借口，整天围在宋哲元周围，给他吹风，让他鼓起勇气来，听日本人的话，“以武力称雄天下”。
宋哲元虽然表面上转了型，究其实质，不过还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武人。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就完全活转开了。
可是光他自己动心还不行，必须“聚义亭”的兄弟都赞成才好，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今实际的“二把手”、“军师”萧振瀛。
萧振瀛坚决反对。
现在天下大势不比从前，是做民族英雄的时代，再在自己家里称王称霸是不得人心的。这不过是日本人用的奸计而已。
宋哲元颇不以为然：你是东北人，先前张作霖不也跟日本人合作，才入主中原的吗。
萧振瀛一听急了。
“主公”此言大谬矣。依萧某看来，张作霖何曾真心跟日本人搞过合作？
日本人企图不打招呼地搞“轨外行动”，他就派兵把日本领事馆给包围了起来；逼着他答应修铁路，他就自己加班加点筑铁路，有好几条还与日本计划修筑的线路成“平行线”。
就这样，一时间日本人还拿他没办法，这才是英雄之举啊。
现在日本“所谓助我”，不过是要我们做石敬塘、吴三桂。如果我们还真的听信他们的话，其下场必与石、吴无异。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已经把事情摆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那意思，如果你宋哲元执意如此，那你就是民国版的“石敬塘、吴三桂”。
宋哲元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由脱口而出：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给的，我又没求着他们。
这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双方的话题从“汉奸”这个方面往外引。
萧振瀛却异常执着：那你说，这700个教官和顾问，还有日军从旁协助，算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们29军又算什么？日军的附庸？炮灰？
最后他不惜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你硬要如此，不仅全国会反对，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
宋哲元闻言色变。
因为后面那句话是他格外在意的。
事实上，日本人在酝酿“离间蒋宋”的同时，还暗藏了一个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
离间萧宋。
从土肥原离开华北的那一刻起，萧振瀛就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人物。松室很清楚，要想在土肥原的基础上干出“成绩”来，搬掉萧振瀛这块大石头是首要之选。
多田骏在跟宋哲元谈话时，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你身边的那个萧振瀛是奸细，是老蒋放在29中的代理。这个人必须将他弄出华北。
松室说的更是直白：萧振瀛就是要跟你争权，我帮助你“天下争雄”，关乎你的前途。你如果越做越大，萧振瀛一定会感到有威胁，所以我敢断定，他是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那些汉奸文人更没少在宋哲元旁边说萧振瀛的坏话，无非是指萧振瀛有野心，想夺权篡位而已。
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萧，余之兄弟手足也，虽骨肉未能过之”）。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29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29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成？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齐燮元早期也是在北洋军阀里面混的，失势后就成了“亲日派”，在华北的一众汉奸中很是醒目，同时他也是通过“方城战”，向宋哲元不停鼓吹“反蒋，武力统一中国”的常客。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一直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未料宋哲元却在萧振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让齐燮元当政委会委员。
萧振瀛得知后，马上向宋哲元“冒死直谏”，指出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而且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
宋哲元一句“我已许之矣”，便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最后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委员。这家伙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老蒋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桂系不停顿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韩一道造老蒋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快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要事”。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29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忍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29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老蒋，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29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汝不我听，孰敢不听”）。
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29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就都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辨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有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老蒋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迫不得已，萧振瀛吐露了“秘密”：老蒋是肯定要与日一战的，这个决策中央早就定了下来。
因此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他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萧振瀛讲出的“秘密”，老蒋曾当着面对秦德纯说过，这一下触动了秦德纯的心思，站出来刚想说些什么，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言不能出”）。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偌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依靠萧振瀛，老蒋已经成功地把松室掀起的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打掉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借宋驱萧。
在日本人的暗中运作下，有关于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老蒋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29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人家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29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作寿，比你老人家为母作寿的规格还高呢，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皮子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
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29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29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呆子”刘汝明，把后者作为自己的“嫡系”——“国防费分配”，刘汝明拿到手的钱比其他三个师长凭空多出10万，不是没缘由的。
可是这仍然挡不住张自忠的强势。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开始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军师”萧振瀛征得“主公”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得按老顺序“排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29军要扩军，除了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外，还准备扩大原来的四个主力步兵师。
最初的方案是每个师编为6个团。冯赵刘都没意见，张却有点意见。
按照老规矩，我应该比你们三个编的多，不是编6个，而是应该多出2个，编8个！
冯赵刘当然不高兴。2个团，如果换成当年长城抗战时的黄光华，都可以弄一个缩编师了。
可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主公”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
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怒宋也怒萧，而且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
自此，想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如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弟兄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律。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天真，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29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衣队便在天津东车站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萧振瀛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宋哲元说，要不这样，你来当河北省主席吧。
天津市长都不给干，主席让给你当？这话简直假得没边了。萧振瀛即便再糊涂，也听得出宋哲元是言不由衷，所以赶紧推辞了。
宋哲元转而表示，可以让萧振瀛在北平帮他整理军政要务。
这个听着还算有些靠谱。宋哲元手再辣，也不至于把曾经的弟兄从头到脚剥剥光，不然给人看上去就太不“忠义”了，总得让人过渡一下吧。
萧振瀛提出来，自己下也就下了，天津市长的位置可以留给张自忠（算是顺水人情），但是希望在刘汝明当察哈尔省主席的同时，让冯治安主冀。
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做华北的老大哪有做全国的老大威风。
多田骏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松室抛出的一个饵，试探宋哲元的动静，在发现对方意有所动后，他便亲自出马了。
有一次，松室竟然和宋哲元连着密谈三天。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松室说，以前的张大帅你知道吧，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情况就跟你如今在华北的样子差不多。
张大帅是靠什么发达的呢？不用说，就是和我们日本合作。
后来怎么样，你也清楚，他打到北京，“统一中国”了。
现在让我们帮你一把，也给你圆这样一个梦，好不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宋哲元内心的激烈斗争可想而知。
松室除了单刀直入外，还同时把平津的汉奸文人都动员起来，对宋哲元实行迂回包围战术。
对“培养”后面的这帮人，日本人是着实化过一番心思的。
土肥原在主持日本华北特务机关时，就特别重视“结纳文化人”，而且他还总结出一个套路。
如果你本身就亲日，那他对你也“亲”，可是不敬，也就是把你当条可资利用的狗。主人对狗还用得着敬礼巴结吗？
可要是你持反日立场，他倒会主动上来腆着脸拍你马屁。
他在平津拉拢“二张”，就是这一套路的演绎。
一张，是指张季鸾。他是当时在报界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主笔（即总编）。张季鸾的社论秉持文人论政的观点，时有抨击日人侵华的言论，然而土肥原不仅不生气，竟然还以对方的“铁杆粉丝”自居。
张季鸾写的社论，土肥原每天都要读，不光读，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给作者带信，说今天你写的文章我看了，简直太捧了，就算我土肥原也是佩服得不行啊（“某日某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
知道张季鸾这个“偶像”过生日，“土粉丝”会用专机从张季鸾的家乡陕西运来土特产，甚至会花大价钱买来其时还很稀罕的秦腔唱片给对方祝寿。
另外一个“张”是张恨水。
张恨水是写言情小说的，不过他有一部小说《啼笑因缘续集》，里面曾提到长城抗战打鬼子的事。照理，这样的作家，日本人是不会喜欢的。但土肥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托人托关系，弄了两本书要张恨水给他“签名”，俨然又要做言情作家的“粉丝”了。
当然，二张都没有鸟他。张季鸾从未放弃过自己原有的立场，张恨水索性把《啼笑因缘续集》“送”给土肥原，然后避祸南下了。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缺乏气节的文人经不住土肥原“礼贤下士”的诱惑，尽入其觳中。
到松室接替土肥原时，后者已帮他打好了基础：汉奸们可以组成连排规模了。
这些人以吃饭、打牌为借口，整天围在宋哲元周围，给他吹风，让他鼓起勇气来，听日本人的话，“以武力称雄天下”。
宋哲元虽然表面上转了型，究其实质，不过还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智慧和远见的武人。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就完全活转开了。
可是光他自己动心还不行，必须“聚义亭”的兄弟都赞成才好，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今实际的“二把手”、“军师”萧振瀛。
萧振瀛坚决反对。
现在天下大势不比从前，是做民族英雄的时代，再在自己家里称王称霸是不得人心的。这不过是日本人用的奸计而已。
宋哲元颇不以为然：你是东北人，先前张作霖不也跟日本人合作，才入主中原的吗。
萧振瀛一听急了。
“主公”此言大谬矣。依萧某看来，张作霖何曾真心跟日本人搞过合作？
日本人企图不打招呼地搞“轨外行动”，他就派兵把日本领事馆给包围了起来；逼着他答应修铁路，他就自己加班加点筑铁路，有好几条还与日本计划修筑的线路成“平行线”。
就这样，一时间日本人还拿他没办法，这才是英雄之举啊。
现在日本“所谓助我”，不过是要我们做石敬塘、吴三桂。如果我们还真的听信他们的话，其下场必与石、吴无异。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已经把事情摆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那意思，如果你宋哲元执意如此，那你就是民国版的“石敬塘、吴三桂”。
宋哲元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由脱口而出：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给的，我又没求着他们。
这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双方的话题从“汉奸”这个方面往外引。
萧振瀛却异常执着：那你说，这700个教官和顾问，还有日军从旁协助，算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们29军又算什么？日军的附庸？炮灰？
最后他不惜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你硬要如此，不仅全国会反对，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
宋哲元闻言色变。
因为后面那句话是他格外在意的。
事实上，日本人在酝酿“离间蒋宋”的同时，还暗藏了一个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
离间萧宋。
从土肥原离开华北的那一刻起，萧振瀛就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人物。松室很清楚，要想在土肥原的基础上干出“成绩”来，搬掉萧振瀛这块大石头是首要之选。
多田骏在跟宋哲元谈话时，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你身边的那个萧振瀛是奸细，是老蒋放在29中的代理。这个人必须将他弄出华北。
松室说的更是直白：萧振瀛就是要跟你争权，我帮助你“天下争雄”，关乎你的前途。你如果越做越大，萧振瀛一定会感到有威胁，所以我敢断定，他是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那些汉奸文人更没少在宋哲元旁边说萧振瀛的坏话，无非是指萧振瀛有野心，想夺权篡位而已。
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萧，余之兄弟手足也，虽骨肉未能过之”）。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29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29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29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成？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齐燮元早期也是在北洋军阀里面混的，失势后就成了“亲日派”，在华北的一众汉奸中很是醒目，同时他也是通过“方城战”，向宋哲元不停鼓吹“反蒋，武力统一中国”的常客。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一直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未料宋哲元却在萧振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让齐燮元当政委会委员。
萧振瀛得知后，马上向宋哲元“冒死直谏”，指出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而且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
宋哲元一句“我已许之矣”，便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最后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委员。这家伙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老蒋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桂系不停顿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韩一道造老蒋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快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要事”。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29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忍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29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老蒋，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29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汝不我听，孰敢不听”）。
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29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就都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辨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有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老蒋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迫不得已，萧振瀛吐露了“秘密”：老蒋是肯定要与日一战的，这个决策中央早就定了下来。
因此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他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萧振瀛讲出的“秘密”，老蒋曾当着面对秦德纯说过，这一下触动了秦德纯的心思，站出来刚想说些什么，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言不能出”）。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偌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依靠萧振瀛，老蒋已经成功地把松室掀起的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打掉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借宋驱萧。
在日本人的暗中运作下，有关于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老蒋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29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人家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29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作寿，比你老人家为母作寿的规格还高呢，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皮子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
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29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29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呆子”刘汝明，把后者作为自己的“嫡系”——“国防费分配”，刘汝明拿到手的钱比其他三个师长凭空多出10万，不是没缘由的。
可是这仍然挡不住张自忠的强势。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开始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军师”萧振瀛征得“主公”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得按老顺序“排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29军要扩军，除了向中央要编制要装备要军饷外，还准备扩大原来的四个主力步兵师。
最初的方案是每个师编为6个团。冯赵刘都没意见，张却有点意见。
按照老规矩，我应该比你们三个编的多，不是编6个，而是应该多出2个，编8个！
冯赵刘当然不高兴。2个团，如果换成当年长城抗战时的黄光华，都可以弄一个缩编师了。
可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主公”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
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怒宋也怒萧，而且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
自此，想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如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弟兄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律。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天真，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29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衣队便在天津东车站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萧振瀛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宋哲元说，要不这样，你来当河北省主席吧。
天津市长都不给干，主席让给你当？这话简直假得没边了。萧振瀛即便再糊涂，也听得出宋哲元是言不由衷，所以赶紧推辞了。
宋哲元转而表示，可以让萧振瀛在北平帮他整理军政要务。
这个听着还算有些靠谱。宋哲元手再辣，也不至于把曾经的弟兄从头到脚剥剥光，不然给人看上去就太不“忠义”了，总得让人过渡一下吧。
萧振瀛提出来，自己下也就下了，天津市长的位置可以留给张自忠（算是顺水人情），但是希望在刘汝明当察哈尔省主席的同时，让冯治安主冀。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3 pm
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如今已经泾渭分明，就军事实力而论，一共可分三拨：
第一拨，宋哲元和刘汝明。
第二拨，张自忠自己。
第三拨，冯治安和赵登禹。
萧振瀛早就知道宋张互有提防之心，冯治安两不搭界，可作为“第三方势力”，从中起到平衡作用。
大家做兄弟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让人该笑还是该哭了。
涉及最要命的军权，宋哲元对此既未点头也未摇头。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老蒋自然是不批。可这已不是他能说的算了。
南京政府迅速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算是帮宋哲元“整理军政要务”。
老蒋之所以一定要派代表过来，除了希望挽回萧振瀛的命运外（虽然他也明知不可能），还带来一个情报，那就是日方已有暗杀萧振瀛的计划。
北平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纵横出没的地方，萧振瀛一时要走也走不了，难道在家里坐以待毙？
有人保护他。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过来，在香山周围布防。
现在别说日本人，连只苍蝇都不能随随便便飞进来了。
安全没有问题，但已不能自由来去，所以这段山居生活对萧振瀛来说，实在有够郁闷。
这时候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军政”。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原先两广能挂起来的第一块牌子是胡汉民。这老头子办党务的确有一套，他着手在西南建立了一个新的***，并打出了“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以与南京的蒋汪分庭抗礼。
口号虽有三个，其实前两个都是陪衬，嘴里喊喊的：抗日，两广离华北还远得很，这里连鬼子兵都见不到一个；剿共，红军早就长征到陕北去了，而且此时力量已经比较弱小，对两广能有什么威胁？
第三个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
可是胡汉民知道，现在不是中原大战之前了，就算把两广加一块，也没有能力把蒋顺顺当当地赶下台。
如此，何时才能完成“倒蒋”的宏图大业呢？
单靠自己反正很难，只有找外援。
按照胡汉民的本意，他是准备找英美帮忙的，打出来的旗号就是“抗日倒蒋”，但收效甚微。
人家老蒋代表的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两广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帮你们倒“中央”呢。
英美不想帮忙，有人却着急上火地敲着门要来“帮忙”。
当然是日本人。
他们的对华策略，一言以蔽之：对黄河流域用“抢”，对长江流域用“吓”，对珠江流域用“骗”。
所谓黄河流域指的是华北，长江流域指的是南京，珠江流域指的就是两广。
从宁粤对立开始，土肥原、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等人就曾多次“访问”两广，与胡陈李白等人进行频繁接触。
在看到“抗日倒蒋”起不到应有效果之后，两广便开始悄悄地把旗号换成了“联日制蒋”。
虽说他们做得很秘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山西的徐永昌都知道了。他通过各种消息渠道得知，两广都在向日本“接洽借款”，过去所谓的“西南抗日”，如今早成画皮。
最后的结论是：“（两广）言抗日”，不过是倒蒋的借口罢了。
这位老兄当的是身在山西，心怀天下，他连两广弄到的具体好处都有详细目录：“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
广西如此，广东自然也不会落后。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两广“联日”不过是手段，胡汉民们事实上从未有过真正与日“合作”之心，那么多日械武器后来也被两广反过来用于了抗战。
对此，胡汉民说得很明白：那小日本是准备全面侵华的，它为什么独独对我们两广这么好呢？（“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
地球人都知道，当然是怀着贼心了。
同时，在两广与南京的实力对比上，他也心中有数，知道“以区区之两省之力”，难以“抵抗全国之兵”。
眼下，只能一边接受日本人送过来的“善意”，壮大自身实力，一边搞搞“外交”，也就是打打嘴仗和笔仗，轻易玩不得真格的。
可是，天不假年，胡汉民忽然得了脑溢血，一口气没接上来，追随先行者去了。这一下，陈济棠可抓了瞎。
因为他既不懂党务，也不通“外交”，以前完全依赖于胡汉民。后者这么一走，等于把他的灵魂也带走了，在具体政略上顿时乱了方寸，以致昏招迭出。
胡老驾鹤，却把另外一个人乐坏了。
此人自然是老蒋。
这下解决西南有望了。
蒋陈各怀心思，彼此都想看一看对方的花花肠子长什么样。
陈济棠自己不便出面，就把他的一个哥哥陈维周派到南京拜见老蒋，摸一摸情况。
老蒋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告诉这位陈哥哥：这次准备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你们广东能否出头呢，中央可以从旁协助。
陈维周回来如此一说，把个陈济棠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不是说打广西吗，他跳个什么劲？
唇亡齿寒啊。今天打了广西，难道明天不会打广东吗，要知道，这些年的“联日反蒋”，可都是两广联手一道干的。老蒋既放不过李白，会独独饶过我陈某吗？
太可怕了。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从脑海中滑过：要不，先发制人？
实力悬殊，胡汉民在世时都没想过。
但不动又如何知道动不得呢。归根结底，事情成败与否，还得看天意。
陈济棠很相信“天意”。
他自己没法直接跟老天沟通，中介人是他的大哥陈维周。陈大哥言之凿凿：贤弟，干得过。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借到了“准真龙天子”的风水。
历数近代帝王，几乎跟两广都沾不着什么边，只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个例外，人家差一点就上位了。陈维周专程去广东花县看过，对“天王”家的祖坟进行了一番研究。
不看则可，一看就大声叫好，说这洪氏祖坟上空“祥云笼罩”，气宇不凡，不正是传说中的“活龙口”吗，难怪后代子孙要出“活龙”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活龙”最后还没蹦达到北京城，就变成“死龙”了呢？
陈维周又从坟地的高度上得到了解释：那是由于太高了一些，如果能往下移一点，就正在“穴”中。
发现这个“天机”之后，陈维周欣喜若狂，马上找到洪家后代，希望能把这块坟地给买下来。
人家当然不肯，祖宗安居的地儿，是能随便动的吗，万一坏了“地气”可怎么办？
不过到洪秀全的后代，那家境早就寥落的不行。陈维周两句话一吓，再用大把的银子一诱，对方也就动心了。
陈维周回去，把“好消息”跟陈济棠一说，兄弟两个乐得跟什么似的，当下就把老娘的棺材弄出来，运到“活龙口”，按“正宗穴位”入了土。
看起来，陈家不出一个“真龙天子”都不行了，而这无疑要应在陈济棠自己身上。
可是“真龙”只能有一个，就怕其它“龙”来抢。
陈济棠最惧的“龙”是老蒋。
他问他哥哥：你去过京城一趟，以你之见，那老蒋气运如何？
陈维周眼珠子一翻，几个手指头搓吧搓吧，忽然喜上眉梢：仅从面相上看，他老蒋今年必有大难。
这个“难”，我们不给他造，还有谁会造？
陈济棠到底比他哥沉得住气。别急别急，前面移风水看面相，都是我们兄弟俩自个操持操持的，最好再找个外面有“道行”的人来算算。
身边别的都缺，就有“道行”的不缺。卜了一卦，卦语云：机不可失。
兄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快起事吧！
陈济棠这下有信心了。
干吧。
与陈济棠有一样想法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二位跟老蒋更有深仇大恨，“削藩”之前，桂系势力遍及全国，甚至压过老蒋，可一个蒋桂之战，就被打下了云层。虽然后来又在广西重新创业，但已从***内的一个重要派别下滑到了纯地方派系，境况一落千丈。
天下，难道就是他老蒋一个人的吗，做梦！
要出师，就得有名。当然不能说是要“倒蒋”，而应冠名为“抗日”——老蒋不抗日，所以我们西南要自己“北上抗日”，再次“北伐”，进军武汉。
陈济棠的打算是，拿下武汉，建立临时政府，像宁汉分立时那样，和南京政府进行对峙。
如果老蒋敢乱说乱动，那就直捣黄龙府，打到南京去。
李宗仁更是雄心万壮。想当年，孙传芳在南京怎么样，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结果还不是被北伐军给灭了，而北伐军的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桂军。
知道决定孙传芳失败命运的龙潭战役吧，那是白崇禧亲自指挥的。现在我们李白再来指挥两场这样的漂亮仗，又有何难哉？
两人说着兴奋，一拍即合。
两广一起头，那些跟老蒋有仇的主很快聚拢过来，避居香港的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成群结队来到广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以一份“六一宣言”开始。虽然满篇都是敦促南京政府“从事抗战”的漂亮语言，隐含在背后的却是那一句——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其实，两广的“抗日宣言”发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予说破而已。
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要用兵了。
在准备出兵之前，陈济棠还像模像样地在内部搞了一个小型的“宣誓仪式”。
我们平常能看到的各种各样仪式并不少，但陈先生策划的这个“仪式”不能不看，因为实在太像一些港片中的特定场景了。
做一皮装假人，上面写三字：蒋介石。这就算是老蒋的替身。
然后陈济棠一个个报军官名字，叫到者起立，对着陈本人和“老蒋替身”，念一通“反蒋拥陈”，否则“必遭天谴”的誓言。
精彩的在后面。
念完誓言，还必须举起一把木剑，冲到“替身”面前，哗哗哗，连劈三剑。
虽然这种场合很容易让人发笑，但没人敢笑。
陈济棠就在旁边监督着呢，就看你们发誓的时候，样子虔诚不虔诚，砍“老蒋”的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全身气力。
全部“考验”完，陈济棠点了头。如此，这个既不同于黑社会，又不全像迷信活动的“仪式”才告结束。
砍完假人，马上就要北上砍真人去了。
这时候两广在华北的游说更加频繁起来，游说的重点就两个：宋哲元和韩复榘。
这是因为原先的几个北方大佬暂时都自顾不暇，你就是跟他们说了也是白说：
东北军自从退出华北后，就由重新回国后的张学良率领，调至陕甘，与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一道进攻陕北红军。这时候的张杨还没有真正做好与老蒋翻脸，甚至发动“兵谏”的准备。
阎锡山因为“一河之隔”的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急得手忙脚乱，感到实在顶不住时，甚至不惜打破山西闭关自守的老规矩，主动请求中央军入晋，来帮他共同对抗红军。此时别说反蒋了，他还得求蒋呢。
商震到了河南，旁边就是刘峙的中央军，更加不敢乱说乱动。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于是联名给老蒋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停止军事行动，开诚相济”）。
话是挺好，但老蒋却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座了，真是荒唐（“殊属不当”）。
老蒋的脸色马上就不好看了。
宋哲元还没吃到羊肉，就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给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参谋长张樾亭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老蒋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老蒋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唯谷。
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当初，宋哲元要让萧振瀛暂留北平，除了顾及双方的面子，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萧作为自己与蒋打交道的砝码，以便继续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令人悲哀的地方也恰在此处，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老蒋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张樾亭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老蒋那里给说合说合，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感到特别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决不致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代表一直来找“主公”，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特使，唤作梁漱溟的，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余当制止之”）。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待好，只要看到这些代表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一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梁漱溟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决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梁漱溟。
梁漱溟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呆了，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老蒋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他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老蒋，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过了两天，这份电报奇迹般地跑到了宋哲元的桌上。
怎么去的，大家自己猜吧，反正电报自个也不会长出翅膀来。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老蒋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现在这份韩复榘发给老蒋的电报，着着实实地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广西代表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
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宋哲元消停了，有人却不想消停。
比如那个一直在“孤单地寻找我的家”的庞炳勋。
这瘸子其时也在北平，晚上便跑过来找萧振瀛，旁敲侧击，说有件大事，你为什么瞒着兄弟，不肯相告呢。
萧振瀛很奇怪，我有什么事不告诉你啊？
庞炳勋嘿嘿地笑了两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拿过来一看，却是：宋倒蒋独立。
看出来了，这位是唯恐天下不乱，想混水摸鱼的。
萧振瀛当即矢口否认。等对方走后，他想来想去不放心，特地托人带信给老蒋：华北这里，宋韩虽已暂时揠旗息鼓，但并不表示可以万事大吉，想乘虚而入的仍然不乏其人。
因此之故，对两广“决不可用兵”，能政治解决就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还很难说，到时中央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第一拨，宋哲元和刘汝明。
第二拨，张自忠自己。
第三拨，冯治安和赵登禹。
萧振瀛早就知道宋张互有提防之心，冯治安两不搭界，可作为“第三方势力”，从中起到平衡作用。
大家做兄弟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让人该笑还是该哭了。
涉及最要命的军权，宋哲元对此既未点头也未摇头。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老蒋自然是不批。可这已不是他能说的算了。
南京政府迅速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算是帮宋哲元“整理军政要务”。
老蒋之所以一定要派代表过来，除了希望挽回萧振瀛的命运外（虽然他也明知不可能），还带来一个情报，那就是日方已有暗杀萧振瀛的计划。
北平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纵横出没的地方，萧振瀛一时要走也走不了，难道在家里坐以待毙？
有人保护他。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过来，在香山周围布防。
现在别说日本人，连只苍蝇都不能随随便便飞进来了。
安全没有问题，但已不能自由来去，所以这段山居生活对萧振瀛来说，实在有够郁闷。
这时候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军政”。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原先两广能挂起来的第一块牌子是胡汉民。这老头子办党务的确有一套，他着手在西南建立了一个新的***，并打出了“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以与南京的蒋汪分庭抗礼。
口号虽有三个，其实前两个都是陪衬，嘴里喊喊的：抗日，两广离华北还远得很，这里连鬼子兵都见不到一个；剿共，红军早就长征到陕北去了，而且此时力量已经比较弱小，对两广能有什么威胁？
第三个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
可是胡汉民知道，现在不是中原大战之前了，就算把两广加一块，也没有能力把蒋顺顺当当地赶下台。
如此，何时才能完成“倒蒋”的宏图大业呢？
单靠自己反正很难，只有找外援。
按照胡汉民的本意，他是准备找英美帮忙的，打出来的旗号就是“抗日倒蒋”，但收效甚微。
人家老蒋代表的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两广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帮你们倒“中央”呢。
英美不想帮忙，有人却着急上火地敲着门要来“帮忙”。
当然是日本人。
他们的对华策略，一言以蔽之：对黄河流域用“抢”，对长江流域用“吓”，对珠江流域用“骗”。
所谓黄河流域指的是华北，长江流域指的是南京，珠江流域指的就是两广。
从宁粤对立开始，土肥原、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等人就曾多次“访问”两广，与胡陈李白等人进行频繁接触。
在看到“抗日倒蒋”起不到应有效果之后，两广便开始悄悄地把旗号换成了“联日制蒋”。
虽说他们做得很秘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连山西的徐永昌都知道了。他通过各种消息渠道得知，两广都在向日本“接洽借款”，过去所谓的“西南抗日”，如今早成画皮。
最后的结论是：“（两广）言抗日”，不过是倒蒋的借口罢了。
这位老兄当的是身在山西，心怀天下，他连两广弄到的具体好处都有详细目录：“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
广西如此，广东自然也不会落后。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两广“联日”不过是手段，胡汉民们事实上从未有过真正与日“合作”之心，那么多日械武器后来也被两广反过来用于了抗战。
对此，胡汉民说得很明白：那小日本是准备全面侵华的，它为什么独独对我们两广这么好呢？（“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
地球人都知道，当然是怀着贼心了。
同时，在两广与南京的实力对比上，他也心中有数，知道“以区区之两省之力”，难以“抵抗全国之兵”。
眼下，只能一边接受日本人送过来的“善意”，壮大自身实力，一边搞搞“外交”，也就是打打嘴仗和笔仗，轻易玩不得真格的。
可是，天不假年，胡汉民忽然得了脑溢血，一口气没接上来，追随先行者去了。这一下，陈济棠可抓了瞎。
因为他既不懂党务，也不通“外交”，以前完全依赖于胡汉民。后者这么一走，等于把他的灵魂也带走了，在具体政略上顿时乱了方寸，以致昏招迭出。
胡老驾鹤，却把另外一个人乐坏了。
此人自然是老蒋。
这下解决西南有望了。
蒋陈各怀心思，彼此都想看一看对方的花花肠子长什么样。
陈济棠自己不便出面，就把他的一个哥哥陈维周派到南京拜见老蒋，摸一摸情况。
老蒋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告诉这位陈哥哥：这次准备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你们广东能否出头呢，中央可以从旁协助。
陈维周回来如此一说，把个陈济棠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不是说打广西吗，他跳个什么劲？
唇亡齿寒啊。今天打了广西，难道明天不会打广东吗，要知道，这些年的“联日反蒋”，可都是两广联手一道干的。老蒋既放不过李白，会独独饶过我陈某吗？
太可怕了。
一个念头闪电般地从脑海中滑过：要不，先发制人？
实力悬殊，胡汉民在世时都没想过。
但不动又如何知道动不得呢。归根结底，事情成败与否，还得看天意。
陈济棠很相信“天意”。
他自己没法直接跟老天沟通，中介人是他的大哥陈维周。陈大哥言之凿凿：贤弟，干得过。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借到了“准真龙天子”的风水。
历数近代帝王，几乎跟两广都沾不着什么边，只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个例外，人家差一点就上位了。陈维周专程去广东花县看过，对“天王”家的祖坟进行了一番研究。
不看则可，一看就大声叫好，说这洪氏祖坟上空“祥云笼罩”，气宇不凡，不正是传说中的“活龙口”吗，难怪后代子孙要出“活龙”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活龙”最后还没蹦达到北京城，就变成“死龙”了呢？
陈维周又从坟地的高度上得到了解释：那是由于太高了一些，如果能往下移一点，就正在“穴”中。
发现这个“天机”之后，陈维周欣喜若狂，马上找到洪家后代，希望能把这块坟地给买下来。
人家当然不肯，祖宗安居的地儿，是能随便动的吗，万一坏了“地气”可怎么办？
不过到洪秀全的后代，那家境早就寥落的不行。陈维周两句话一吓，再用大把的银子一诱，对方也就动心了。
陈维周回去，把“好消息”跟陈济棠一说，兄弟两个乐得跟什么似的，当下就把老娘的棺材弄出来，运到“活龙口”，按“正宗穴位”入了土。
看起来，陈家不出一个“真龙天子”都不行了，而这无疑要应在陈济棠自己身上。
可是“真龙”只能有一个，就怕其它“龙”来抢。
陈济棠最惧的“龙”是老蒋。
他问他哥哥：你去过京城一趟，以你之见，那老蒋气运如何？
陈维周眼珠子一翻，几个手指头搓吧搓吧，忽然喜上眉梢：仅从面相上看，他老蒋今年必有大难。
这个“难”，我们不给他造，还有谁会造？
陈济棠到底比他哥沉得住气。别急别急，前面移风水看面相，都是我们兄弟俩自个操持操持的，最好再找个外面有“道行”的人来算算。
身边别的都缺，就有“道行”的不缺。卜了一卦，卦语云：机不可失。
兄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快起事吧！
陈济棠这下有信心了。
干吧。
与陈济棠有一样想法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二位跟老蒋更有深仇大恨，“削藩”之前，桂系势力遍及全国，甚至压过老蒋，可一个蒋桂之战，就被打下了云层。虽然后来又在广西重新创业，但已从***内的一个重要派别下滑到了纯地方派系，境况一落千丈。
天下，难道就是他老蒋一个人的吗，做梦！
要出师，就得有名。当然不能说是要“倒蒋”，而应冠名为“抗日”——老蒋不抗日，所以我们西南要自己“北上抗日”，再次“北伐”，进军武汉。
陈济棠的打算是，拿下武汉，建立临时政府，像宁汉分立时那样，和南京政府进行对峙。
如果老蒋敢乱说乱动，那就直捣黄龙府，打到南京去。
李宗仁更是雄心万壮。想当年，孙传芳在南京怎么样，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结果还不是被北伐军给灭了，而北伐军的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桂军。
知道决定孙传芳失败命运的龙潭战役吧，那是白崇禧亲自指挥的。现在我们李白再来指挥两场这样的漂亮仗，又有何难哉？
两人说着兴奋，一拍即合。
两广一起头，那些跟老蒋有仇的主很快聚拢过来，避居香港的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成群结队来到广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以一份“六一宣言”开始。虽然满篇都是敦促南京政府“从事抗战”的漂亮语言，隐含在背后的却是那一句——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其实，两广的“抗日宣言”发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予说破而已。
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要用兵了。
在准备出兵之前，陈济棠还像模像样地在内部搞了一个小型的“宣誓仪式”。
我们平常能看到的各种各样仪式并不少，但陈先生策划的这个“仪式”不能不看，因为实在太像一些港片中的特定场景了。
做一皮装假人，上面写三字：蒋介石。这就算是老蒋的替身。
然后陈济棠一个个报军官名字，叫到者起立，对着陈本人和“老蒋替身”，念一通“反蒋拥陈”，否则“必遭天谴”的誓言。
精彩的在后面。
念完誓言，还必须举起一把木剑，冲到“替身”面前，哗哗哗，连劈三剑。
虽然这种场合很容易让人发笑，但没人敢笑。
陈济棠就在旁边监督着呢，就看你们发誓的时候，样子虔诚不虔诚，砍“老蒋”的时候，是不是用上了全身气力。
全部“考验”完，陈济棠点了头。如此，这个既不同于黑社会，又不全像迷信活动的“仪式”才告结束。
砍完假人，马上就要北上砍真人去了。
这时候两广在华北的游说更加频繁起来，游说的重点就两个：宋哲元和韩复榘。
这是因为原先的几个北方大佬暂时都自顾不暇，你就是跟他们说了也是白说：
东北军自从退出华北后，就由重新回国后的张学良率领，调至陕甘，与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一道进攻陕北红军。这时候的张杨还没有真正做好与老蒋翻脸，甚至发动“兵谏”的准备。
阎锡山因为“一河之隔”的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急得手忙脚乱，感到实在顶不住时，甚至不惜打破山西闭关自守的老规矩，主动请求中央军入晋，来帮他共同对抗红军。此时别说反蒋了，他还得求蒋呢。
商震到了河南，旁边就是刘峙的中央军，更加不敢乱说乱动。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于是联名给老蒋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停止军事行动，开诚相济”）。
话是挺好，但老蒋却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座了，真是荒唐（“殊属不当”）。
老蒋的脸色马上就不好看了。
宋哲元还没吃到羊肉，就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给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参谋长张樾亭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老蒋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老蒋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唯谷。
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当初，宋哲元要让萧振瀛暂留北平，除了顾及双方的面子，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萧作为自己与蒋打交道的砝码，以便继续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令人悲哀的地方也恰在此处，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作老蒋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张樾亭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老蒋那里给说合说合，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感到特别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决不致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代表一直来找“主公”，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特使，唤作梁漱溟的，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余当制止之”）。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待好，只要看到这些代表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一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梁漱溟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点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决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梁漱溟。
梁漱溟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呆了，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老蒋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他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老蒋，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过了两天，这份电报奇迹般地跑到了宋哲元的桌上。
怎么去的，大家自己猜吧，反正电报自个也不会长出翅膀来。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老蒋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现在这份韩复榘发给老蒋的电报，着着实实地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广西代表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
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宋哲元消停了，有人却不想消停。
比如那个一直在“孤单地寻找我的家”的庞炳勋。
这瘸子其时也在北平，晚上便跑过来找萧振瀛，旁敲侧击，说有件大事，你为什么瞒着兄弟，不肯相告呢。
萧振瀛很奇怪，我有什么事不告诉你啊？
庞炳勋嘿嘿地笑了两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拿过来一看，却是：宋倒蒋独立。
看出来了，这位是唯恐天下不乱，想混水摸鱼的。
萧振瀛当即矢口否认。等对方走后，他想来想去不放心，特地托人带信给老蒋：华北这里，宋韩虽已暂时揠旗息鼓，但并不表示可以万事大吉，想乘虚而入的仍然不乏其人。
因此之故，对两广“决不可用兵”，能政治解决就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还很难说，到时中央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第三波“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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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4 pm
这个人就是秦德纯。
如果把宋哲元比作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是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29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是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两，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秦萧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工于心计”，一个“豪放大略”，一个“阴柔”，一个“刚烈”。在 平时的相处中，萧基本上是不提防秦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辞。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事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自家兄弟，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相信和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连”另一拨，也就是冯治安、赵登禹那些人。
这些人跟萧振瀛的关系更铁。大家都聚到萧振瀛这里，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手里仅凭一个刘汝明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去说它，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却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老蒋也不可用。
这宋哲元毕竟是武人出身，他的胸襟和气量比“铁算盘”阎老西还差得很远很远。
在山西军政系统中，阎锡山和他属下的徐永昌向有隔阂和矛盾，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徐永昌既“胸怀天下”，有时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帮”着中央说 话，这让老阎很不满。徐永昌感到长久下去不是办法，便不想再呆在山西。正好老蒋倒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大才，有意招纳，就出面请他去南京担当要职。
老阎开始很不乐意，不过接着一盘算，反正自己留着也不能用，何不就此做个顺水人情，这样今后“朝中”还可以多一张熟面孔呢。于是痛痛快快地放了人。
阎徐尽管分手，却并未因此反目成仇，后者甚至一度成为蒋阎之间的缓冲，不能不说老阎为人处事确有其高明之处。
宋哲元不是阎老西，他无论如何扭不过这个弯。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是余将行矣”）。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邦之策。
你把军队交给冯治安负责吧，只有作这样的布置，纵算离去我也能心安。
萧振瀛这一安排有其机巧所在，一方面以冯制张，另一方面，通过把冯往上抬一抬，亦可打消他参与“造反”的念头。
宋哲元此时对张冯“躁动不安”亦有所耳闻，而且他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搀杂多少私心，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悉由汝安排”）。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可***矣”）。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能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能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能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最后时刻，萧振瀛再次进言宋哲元：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好了，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望各自珍重，大家好自为之吧。
言毕，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不由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倍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萧振瀛虽走，但他留下的“锦囊”还是受到了宋哲元的重视。
刘汝明力量一般，张自忠若即若离，启用冯治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松室策动的“华北自治”高潮再次陷于失败，华北的这些日本人正不知有多恼火，宋哲元决定请他们吃顿饭，以缓冲双方的紧张气氛。
当天的东道主一方，除了宋哲元这个“主公”以及“谋士”秦德纯外，排第三位的就是冯治安。
日本方面，为首的是松室孝良和天津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陆大第27期）。
宴非好宴，虽然叫做中日联欢会，宋哲元和松室的开场白也都是你好我好的套话，但情形却渐渐有些不对劲了。
一个日本军官率先借酒装疯，跳到桌上咿咿唔唔地唱起了歌。
这家伙一做榜样，另外两个小军官也依葫芦画瓢，爬上桌子扯起了破嗓，旁若无人的神情，仿佛这里是他们自家的卡拉OK厅一般。
东方民族都是很讲礼仪的。礼在外面，理却在里面。主未言，客先动，那就叫不讲理。
面对属下的“不讲理”，坐在上首位的松室和河边都装作没看见，说都不说一声。
砸场子的来了。
旅长何基沣见状，也站到桌子上，放开喉咙高歌一曲：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中国军官都回过神来，立即报之以震天响的掌声和喝采，一下子把小鬼子的浪人小调给压了下去。
第一回合没占到便宜，马上又有日本军官登桌继续“放歌”。
中方走马换将，另外一个旅长李文田上。
不给你来清词慢调，咱来国粹——京剧。
这一嗓子吼起来不要紧，粗犷有力，让小鬼子听完了一身汗，跟蒸桑拿似的。
光唱歌玩不过，日本人就上两，一个唱歌，一个跳舞，想把场子给扳回来。
用不着“主公”示意，冯治安就悄悄地走到董升堂、李致远两个旅长的桌前，跟他们小声耳语了几句。
董李会意，双双起身站立，为众人表演拳法。
董升堂的拳术注重实战性，系29军中常见的博击术，硬弓硬马，直来直去，打得呼呼生风，而李致远的招式则偏重于观赏性，尽管不甚实用，却煞是好看。
他们这一上场，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眼光，一舞一唱那二位没人理踩了。
连着三个回合都没占到上风。日本军官们开始躁动起来，一个小子哗地一声拔出军刀。
现代版的“鸿门宴”开始进入了高潮。
《史记》中对相似的场景有一个精彩的说明：“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鬼子拿着把刀在酒席宴前挥来舞去，感觉自己很有型。
一人独舞岂不寂寞，我来也。
董升堂临时不知从哪里抄出一把大刀，也当着日本人的面横切竖劈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李致远让人专程送来柳叶刀一把，刷刷舞动。
柳叶刀是中国武术中的特色武器，状似柳叶，却寒光闪闪，杀气逼人，很快就把周围的日本军官都给震住，看傻了。
什么是真正的武术家，见识了吧。
日本军官们又妒又恨，便都围上来敬酒，要试李致远的酒量。
李致远武术好，酒量却不行，一喝就多。可是这种场合，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来者不拒，咕咕嘟嘟灌下去，觉得不行了，就跑到后面吐掉，吐完了再到前面喝。
武斗不行，日本人就想文攻。
东瀛历史就那么久，地方也就那么小，能有多少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拿得出手的还是我们的汉字。
由于早有准备，有附庸风雅的就上来抖了两手鸟字，他们以为对方大多出自戎马，打拳舞刀在行，一笔字一定拿不出手。
孰料当天另有高人。
谁？
应邀出席的吴佩孚吴大帅。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名的“儒将”，他上来龙飞凤舞，一张满场惊艳的书法条幅就展现在众人眼前。
没话说了。
正面的拱不动，日本人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玩阴的。
日本军官们借酒遮脸，竟然冲上前席，将宋哲元和秦德纯高高举起。
这帮孙子，狗急跳墙了。
29军的旅长们毫不相让，他们吆喝一声，也如法炮制 ，冲上来抓住河边，把他举了起来。
什么游戏最好玩，见过蹦床没？
河边就那样被抛起来，接住，然后再抛，要不是冯治安从旁劝阻，河边的那两根骨头都要被拆拆送人了。
受了罪，河边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连连说，这样的联欢形式好，“互相亲善”嘛。
社交场合吃了亏，“华北自治”又难以顺利推进，日本人决定加重军事施压的份量。
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天津驻屯军。
其它国家的此类派遣军都砍的砍，撤的撤，唯有这支部队却不断上升级别，增大体量。一年之中，不光司令官由少将改为中将，其总兵力也以防御东征红军进入华北为由不断猛增。仅从北平到天津，直至山海关，就有驻防日军5774人，远远超过英美各国驻军。
现在他们认为，即使不依赖关外的关东军，自己也可以出来闹闹事了。
冲突就从“鸿门宴”上大丢了脸面的河边开始。
他的步兵旅团有一个大队驻在北平南郊的丰台车站东侧。丰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经过这里，因此中日双方谁都不敢忽视。相隔这个日军大队不足400米，也就是一里路不到，就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
这么近的距离，相当于教室里趴在一张桌子上的同桌，三百六十五天，要说你的左胳膊一定不会碰到他的右胳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某天，29军的士兵沿着铁路线遛马，没想到突然开来一辆火车，又正好火车呜地一声鸣了一下汽笛，顿时就把几匹军马给吓坏了，其中一匹张皇失措，慌不择路，竟然一头蹿进了日军营房。
鬼子们都是些什么人，一看到凭空多出匹马，立刻就把那马给扣住了，当中国士兵来寻马时，不仅矢口否认，还气势汹汹地打伤了人。
无非就是一匹马，加上没有证据，29军也只好自认晦气，算送给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人却得寸进尺，白抢了我们的马，竟然还想要“配套设施”。
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朝鲜籍的日本人，第二天就闯进29军营部的马厩，说那马厩姓日，系被中方强占。然后这日本人就不管不顾地大嚷起来。
都是早已排好的戏，跟着上来十几名鬼子兵，不分青红皂红，举起棍棒就打。
要玩武术，29军岂肯相让，他们也操起家伙迎头痛击。
日本人少不了被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便有了抗议，抗议29军的“暴行”，并要求后者撤出丰台。
交涉这东西，宋哲元并不擅于此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套用先前处理张北事件的办法：道歉，赔钱。
可是他也知道丰台在军事防御上的份量，因此拒绝撤兵。
通过这件事，河边和他的天津驻屯军尝到了甜头：原来滋事如此容易，对手又如此软弱，那为何不再接再励呢。
连模式都是固定的。
那就是找个流氓混到29军军营里去，哪怕是被“武术家们”痛扁一顿，也可以顺势找到寻衅的理由。
日本的流氓很好找，所谓的无业浪人满大街都是，听说有这么“光荣的使命”等着他，只要忍受点皮肉之苦，就能“为国家和军队作贡献”，马上就来了精神。
犹如是第一次事件的重放：一个日本浪人疯子一样跑进丰台军营，然后闹事，然后被扁，然后抗议。
对于日本人的赖皮，宋哲元实在无法可想，仍然只好照着第一次的答复来：道歉应该，赔钱可以，“惩办”一下打人者也不是不能做到，唯独撤兵不行。
然而此时此刻，仅仅道歉和赔钱早已不能满足日本军人们的欲望了，他们要的就是29军撤出战略要地。
两次“丰台事件”，前前后后都跟两次“张北事件”有相似之处，中方不是说非要跟对手刀兵相见不可，我们缺，只是缺一个靠智慧就足以击退日方企图的谋略高手。要知道，仅仅有选择的退让，永远阻遏不了东瀛狂人们贪欲的恶性膨胀。
还是老话说得好，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里就看出萧振瀛的价值所在了。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远走海外这个现实，连老蒋都不能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萧振瀛让人带信，说对两广“决不可用兵”，老蒋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而且他现在的兵实在是很不够用。
一直以来，日本的“北方工作”从未有一刻停顿，即使这边松一松，那边也一定会紧一紧，反正不让你喘一口气。这不，“华北工作”还没停下来，“内蒙工作”又像推土机一样往前隆隆开进了。
对于“内蒙工作”，日本人除了亲自出面进行讹诈外，主要采用以华制华的办法，即依赖“德王的政治和李守信的军事”。
德王本是与热河接壤的内蒙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副盟长。盟长不是他，是索王，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策划“满蒙独立”，最初竭力要拉拢的也是索王。
索王毕竟经历的时事多，他派人一打听，说是日本人厉害得很，如果跟这些人合作，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就没上当。
与索王相比，德王年纪轻，天天做着梦都想掌权，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想靠自己爬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靠谁呢。靠南京政府？
老蒋对于这个后起的少壮派倒很是看重，但却始终存有戒心，既担心他像外蒙一样闹独立，又怕他投日，所以迟迟不肯授以实权，更不愿意帮他扩充军事实力。
靠两广？
胡汉民送了一堆签名、赠品和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可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
转来转去，要想发达，还得靠日本人。
德王有意，日人有心。
关东军的一帮阴谋高手，从松室孝良，到土肥原，最后到田中隆吉，都变着法地来撺掇德王：人家溥仪都能建“满洲国”，你脑子也不比他笨，成吉思汗的后代嘛，当然还要更为英武一些，去吧，收回你的“蒙古故土”，也建立一个轰轰烈烈的“蒙古国”。
在经历“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李守信伪蒙军一马当先，跟在日本人后面，赶走了29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察东。
德王有“政治”，李守信有“军事”，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本主子，于是一拍即合，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德李二人，就是日本人继“满洲国”后推出的又一批当家小丑。
拿下察哈尔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如果这么容易满足，那也就不叫日本人了。
他们一不作二不休，决定继续向绥远推进。
如果把宋哲元比作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是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29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是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两，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秦萧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工于心计”，一个“豪放大略”，一个“阴柔”，一个“刚烈”。在 平时的相处中，萧基本上是不提防秦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辞。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事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自家兄弟，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相信和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连”另一拨，也就是冯治安、赵登禹那些人。
这些人跟萧振瀛的关系更铁。大家都聚到萧振瀛这里，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29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手里仅凭一个刘汝明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29军内部骨肉相残不去说它，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却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老蒋也不可用。
这宋哲元毕竟是武人出身，他的胸襟和气量比“铁算盘”阎老西还差得很远很远。
在山西军政系统中，阎锡山和他属下的徐永昌向有隔阂和矛盾，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徐永昌既“胸怀天下”，有时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帮”着中央说 话，这让老阎很不满。徐永昌感到长久下去不是办法，便不想再呆在山西。正好老蒋倒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大才，有意招纳，就出面请他去南京担当要职。
老阎开始很不乐意，不过接着一盘算，反正自己留着也不能用，何不就此做个顺水人情，这样今后“朝中”还可以多一张熟面孔呢。于是痛痛快快地放了人。
阎徐尽管分手，却并未因此反目成仇，后者甚至一度成为蒋阎之间的缓冲，不能不说老阎为人处事确有其高明之处。
宋哲元不是阎老西，他无论如何扭不过这个弯。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29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是余将行矣”）。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邦之策。
你把军队交给冯治安负责吧，只有作这样的布置，纵算离去我也能心安。
萧振瀛这一安排有其机巧所在，一方面以冯制张，另一方面，通过把冯往上抬一抬，亦可打消他参与“造反”的念头。
宋哲元此时对张冯“躁动不安”亦有所耳闻，而且他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搀杂多少私心，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悉由汝安排”）。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可***矣”）。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能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能记得29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能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最后时刻，萧振瀛再次进言宋哲元：29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好了，我想说的都说完了。望各自珍重，大家好自为之吧。
言毕，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不由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倍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29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29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萧振瀛虽走，但他留下的“锦囊”还是受到了宋哲元的重视。
刘汝明力量一般，张自忠若即若离，启用冯治安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松室策动的“华北自治”高潮再次陷于失败，华北的这些日本人正不知有多恼火，宋哲元决定请他们吃顿饭，以缓冲双方的紧张气氛。
当天的东道主一方，除了宋哲元这个“主公”以及“谋士”秦德纯外，排第三位的就是冯治安。
日本方面，为首的是松室孝良和天津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陆大第27期）。
宴非好宴，虽然叫做中日联欢会，宋哲元和松室的开场白也都是你好我好的套话，但情形却渐渐有些不对劲了。
一个日本军官率先借酒装疯，跳到桌上咿咿唔唔地唱起了歌。
这家伙一做榜样，另外两个小军官也依葫芦画瓢，爬上桌子扯起了破嗓，旁若无人的神情，仿佛这里是他们自家的卡拉OK厅一般。
东方民族都是很讲礼仪的。礼在外面，理却在里面。主未言，客先动，那就叫不讲理。
面对属下的“不讲理”，坐在上首位的松室和河边都装作没看见，说都不说一声。
砸场子的来了。
旅长何基沣见状，也站到桌子上，放开喉咙高歌一曲：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中国军官都回过神来，立即报之以震天响的掌声和喝采，一下子把小鬼子的浪人小调给压了下去。
第一回合没占到便宜，马上又有日本军官登桌继续“放歌”。
中方走马换将，另外一个旅长李文田上。
不给你来清词慢调，咱来国粹——京剧。
这一嗓子吼起来不要紧，粗犷有力，让小鬼子听完了一身汗，跟蒸桑拿似的。
光唱歌玩不过，日本人就上两，一个唱歌，一个跳舞，想把场子给扳回来。
用不着“主公”示意，冯治安就悄悄地走到董升堂、李致远两个旅长的桌前，跟他们小声耳语了几句。
董李会意，双双起身站立，为众人表演拳法。
董升堂的拳术注重实战性，系29军中常见的博击术，硬弓硬马，直来直去，打得呼呼生风，而李致远的招式则偏重于观赏性，尽管不甚实用，却煞是好看。
他们这一上场，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眼光，一舞一唱那二位没人理踩了。
连着三个回合都没占到上风。日本军官们开始躁动起来，一个小子哗地一声拔出军刀。
现代版的“鸿门宴”开始进入了高潮。
《史记》中对相似的场景有一个精彩的说明：“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鬼子拿着把刀在酒席宴前挥来舞去，感觉自己很有型。
一人独舞岂不寂寞，我来也。
董升堂临时不知从哪里抄出一把大刀，也当着日本人的面横切竖劈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李致远让人专程送来柳叶刀一把，刷刷舞动。
柳叶刀是中国武术中的特色武器，状似柳叶，却寒光闪闪，杀气逼人，很快就把周围的日本军官都给震住，看傻了。
什么是真正的武术家，见识了吧。
日本军官们又妒又恨，便都围上来敬酒，要试李致远的酒量。
李致远武术好，酒量却不行，一喝就多。可是这种场合，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来者不拒，咕咕嘟嘟灌下去，觉得不行了，就跑到后面吐掉，吐完了再到前面喝。
武斗不行，日本人就想文攻。
东瀛历史就那么久，地方也就那么小，能有多少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拿得出手的还是我们的汉字。
由于早有准备，有附庸风雅的就上来抖了两手鸟字，他们以为对方大多出自戎马，打拳舞刀在行，一笔字一定拿不出手。
孰料当天另有高人。
谁？
应邀出席的吴佩孚吴大帅。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名的“儒将”，他上来龙飞凤舞，一张满场惊艳的书法条幅就展现在众人眼前。
没话说了。
正面的拱不动，日本人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他们的看家本领：玩阴的。
日本军官们借酒遮脸，竟然冲上前席，将宋哲元和秦德纯高高举起。
这帮孙子，狗急跳墙了。
29军的旅长们毫不相让，他们吆喝一声，也如法炮制 ，冲上来抓住河边，把他举了起来。
什么游戏最好玩，见过蹦床没？
河边就那样被抛起来，接住，然后再抛，要不是冯治安从旁劝阻，河边的那两根骨头都要被拆拆送人了。
受了罪，河边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连连说，这样的联欢形式好，“互相亲善”嘛。
社交场合吃了亏，“华北自治”又难以顺利推进，日本人决定加重军事施压的份量。
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天津驻屯军。
其它国家的此类派遣军都砍的砍，撤的撤，唯有这支部队却不断上升级别，增大体量。一年之中，不光司令官由少将改为中将，其总兵力也以防御东征红军进入华北为由不断猛增。仅从北平到天津，直至山海关，就有驻防日军5774人，远远超过英美各国驻军。
现在他们认为，即使不依赖关外的关东军，自己也可以出来闹闹事了。
冲突就从“鸿门宴”上大丢了脸面的河边开始。
他的步兵旅团有一个大队驻在北平南郊的丰台车站东侧。丰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经过这里，因此中日双方谁都不敢忽视。相隔这个日军大队不足400米，也就是一里路不到，就有冯治安师的一个营。
这么近的距离，相当于教室里趴在一张桌子上的同桌，三百六十五天，要说你的左胳膊一定不会碰到他的右胳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某天，29军的士兵沿着铁路线遛马，没想到突然开来一辆火车，又正好火车呜地一声鸣了一下汽笛，顿时就把几匹军马给吓坏了，其中一匹张皇失措，慌不择路，竟然一头蹿进了日军营房。
鬼子们都是些什么人，一看到凭空多出匹马，立刻就把那马给扣住了，当中国士兵来寻马时，不仅矢口否认，还气势汹汹地打伤了人。
无非就是一匹马，加上没有证据，29军也只好自认晦气，算送给他们。没有想到，日本人却得寸进尺，白抢了我们的马，竟然还想要“配套设施”。
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朝鲜籍的日本人，第二天就闯进29军营部的马厩，说那马厩姓日，系被中方强占。然后这日本人就不管不顾地大嚷起来。
都是早已排好的戏，跟着上来十几名鬼子兵，不分青红皂红，举起棍棒就打。
要玩武术，29军岂肯相让，他们也操起家伙迎头痛击。
日本人少不了被打个鼻青脸肿，于是便有了抗议，抗议29军的“暴行”，并要求后者撤出丰台。
交涉这东西，宋哲元并不擅于此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套用先前处理张北事件的办法：道歉，赔钱。
可是他也知道丰台在军事防御上的份量，因此拒绝撤兵。
通过这件事，河边和他的天津驻屯军尝到了甜头：原来滋事如此容易，对手又如此软弱，那为何不再接再励呢。
连模式都是固定的。
那就是找个流氓混到29军军营里去，哪怕是被“武术家们”痛扁一顿，也可以顺势找到寻衅的理由。
日本的流氓很好找，所谓的无业浪人满大街都是，听说有这么“光荣的使命”等着他，只要忍受点皮肉之苦，就能“为国家和军队作贡献”，马上就来了精神。
犹如是第一次事件的重放：一个日本浪人疯子一样跑进丰台军营，然后闹事，然后被扁，然后抗议。
对于日本人的赖皮，宋哲元实在无法可想，仍然只好照着第一次的答复来：道歉应该，赔钱可以，“惩办”一下打人者也不是不能做到，唯独撤兵不行。
然而此时此刻，仅仅道歉和赔钱早已不能满足日本军人们的欲望了，他们要的就是29军撤出战略要地。
两次“丰台事件”，前前后后都跟两次“张北事件”有相似之处，中方不是说非要跟对手刀兵相见不可，我们缺，只是缺一个靠智慧就足以击退日方企图的谋略高手。要知道，仅仅有选择的退让，永远阻遏不了东瀛狂人们贪欲的恶性膨胀。
还是老话说得好，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里就看出萧振瀛的价值所在了。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远走海外这个现实，连老蒋都不能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萧振瀛让人带信，说对两广“决不可用兵”，老蒋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而且他现在的兵实在是很不够用。
一直以来，日本的“北方工作”从未有一刻停顿，即使这边松一松，那边也一定会紧一紧，反正不让你喘一口气。这不，“华北工作”还没停下来，“内蒙工作”又像推土机一样往前隆隆开进了。
对于“内蒙工作”，日本人除了亲自出面进行讹诈外，主要采用以华制华的办法，即依赖“德王的政治和李守信的军事”。
德王本是与热河接壤的内蒙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副盟长。盟长不是他，是索王，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策划“满蒙独立”，最初竭力要拉拢的也是索王。
索王毕竟经历的时事多，他派人一打听，说是日本人厉害得很，如果跟这些人合作，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就没上当。
与索王相比，德王年纪轻，天天做着梦都想掌权，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想靠自己爬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靠谁呢。靠南京政府？
老蒋对于这个后起的少壮派倒很是看重，但却始终存有戒心，既担心他像外蒙一样闹独立，又怕他投日，所以迟迟不肯授以实权，更不愿意帮他扩充军事实力。
靠两广？
胡汉民送了一堆签名、赠品和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可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
转来转去，要想发达，还得靠日本人。
德王有意，日人有心。
关东军的一帮阴谋高手，从松室孝良，到土肥原，最后到田中隆吉，都变着法地来撺掇德王：人家溥仪都能建“满洲国”，你脑子也不比他笨，成吉思汗的后代嘛，当然还要更为英武一些，去吧，收回你的“蒙古故土”，也建立一个轰轰烈烈的“蒙古国”。
在经历“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李守信伪蒙军一马当先，跟在日本人后面，赶走了29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察东。
德王有“政治”，李守信有“军事”，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本主子，于是一拍即合，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德李二人，就是日本人继“满洲国”后推出的又一批当家小丑。
拿下察哈尔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如果这么容易满足，那也就不叫日本人了。
他们一不作二不休，决定继续向绥远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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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5 pm
绥远守将是傅作义，早在长城抗战期间，日本人就见识了绥军的善守，因此他们在“攻”之前，还是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在绥远的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傅作义打交道的是羽山喜一郎，时任日本驻归绥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是很张扬的。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李英夫派到羽山身边。
李英夫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旁边也派了个特务。
几个回合后，羽山的行动不仅被傅作义所掌握，还牢牢地控制住了。
日本人搞情报，最喜欢使用以华制华的方式，通过花钱收买中国人，去帮他们打探消息。羽山要剌探傅作义及其绥军的情报，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法子。
傅作义盯住了“羽山公馆”。
这个“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开展“工作”，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几个，需要盯的人少了。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就沓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
还是本国人可靠。
可靠或许是可靠，但不济事。
日本想在包头建一个飞机场，绥远政府不同意。羽山便派去两个日本浪人，自己雇了一些工人，想硬性上马。
知道羽山那里缺工人，傅作义便很“通情达理”地主动送了几个“工人”过去。
这几个“工人”都是便衣宪兵，他们一进去就捣乱，以工资晚发为理由闹起了“工运”。
那两个倒霉的日本浪人就这样被逮起来，绑在电线杆上揍了两下。令人捧腹的是，这两个家伙不会中文，勉强会得两句，却不知道怎么用，被揍之后，还连声说“谢谢”哩。
羽山把浪人领回后，虽然又气又急，却无计可施。
谁让现在“工人”少，难伺候呢。
看到羽山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起色，板垣来了。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认为自己比下级们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说，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可以以傅作义为首，日本将会予以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
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做何处置。
傅作义毫不犹豫。那就打，我决不会有丝毫退让。
话说到这儿，板垣就只好起身告辞了。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让他哪来的往哪去。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
本来中苏是要举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约谈判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干了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一份协议，叫做《苏蒙互助协议》，有效期十年。
互助协议与互不侵犯协约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区别可不小。如果是互不侵犯，就等于大家相安无事，我有困难，你有条件就帮帮我，而如果是互助就不一样了，一旦有第三方打我，不管具不具备条件，你都必须帮我打他。
外蒙当时虽已实质性独立，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如果你不允许他独立，出个兵啊什么的，苏联就会帮着外蒙一道打我们。至少十年内都是如此！
中方当然大为不满，提出抗议。
可是苏方也有说法。他们对老蒋真真假假地应付“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想不通。
如果答应，那就说明你和日本站一块，在外蒙“共同防赤”，是要合起来“侵犯”我的，那我还跟你搞什么“互不侵犯”。如果不答应，你就要坚决一点，断然拒绝，可是我却看到你们外交部还在跟日本人进行“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搞不清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咱们一时也没法谈合作。
“联苏制日”既然搁浅，老蒋不得不再次回到“藉日制苏”上，即诱日西进，让日本去打苏联。
阎锡山仅仅把绥远看作是地盘，老蒋却把这里看作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必经要道。
他们要到外蒙去，你得让给他一条道嘛。
老阎希望老蒋派人马去绥远设防，老蒋却推托说就算中央军去了也无济于事。
绥远一带，尽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工事都建不了，日军要是真的大举来攻，我们是防不住的。
那么怎么办，难道放弃？
非也。
假如是“小敌来扰”，也就是伪蒙军那帮小兔崽子来捣乱，没什么客气的，“迎头歼灭之”，打得他们一个不剩。
但如果是“大敌正式来攻”，换言之，就是日军大举出动，则另当别论。
我们把守据点就可以，而且不用每个据点都守，看着那些最重要的就行了。
打个比方，仿佛竹篮入水，只要篮把子还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有再多的水都可以让它自己漏掉，这就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这个篮把子得提多久呢，老蒋说，三个月，只要固守据点三个月，则“事无不成”。
看来老蒋的气质越来越象牛鼻子老道了，莫非他自己也能做出“锦囊”？
老蒋的“锦囊妙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赌日军之所以进攻绥远，不是奔着绥远来的，而是朝着外蒙去的。
不久之前，大家对于《苏蒙互助协议》的签定都很气愤。老蒋却从“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看啊，日本也想得到外蒙，但现在只要他一碰外蒙，苏联人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到时候，日也争外蒙，苏也争外蒙，一个“狭隘横暴”，一个“狡诈疑忌”，是肯定要演出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出来的（“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因此，对于绥远，不能全部放弃，但也不能处处设防，应取其中，把日军通向外蒙的路留出来就OK。
老蒋又开始想美事了。
日本人要是在外蒙跟苏联打起来，我正好在他背后，若是暗地里助“俄”给他一刀，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得求我。
老蒋的眼前浮现出日本那可怜巴巴的神情：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真是让人兴奋啊，你也有今天。
老蒋兴致勃勃地继续想像着，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
最希望能把东北还给我，那样的话，我就豁出去，不跟苏联，而是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
当然，老蒋也不是一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空想家。他同时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那就是日本人一时还舍不得把东北吐出来。不过至少下面这个条件，他们是一定肯先让出来的——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冀东、察东的所谓“非武装区”也相应撤消。
如此，我就可怜可怜他们，允许在“日苏之战”时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之接济”。
那样的话，以条件易条件，要我跟你们签约就别想了，说不定我会去偷偷地跟苏联人签。到战争分出胜负，你们日本残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东北，甚至台湾，我照样可以收回来。
可是，老蒋的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日本仍然不愿意轻易去与苏联“硬碰硬”，你占外蒙，我就夺内蒙，似乎分工还分得挺好，没有一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更让老蒋坐卧不安的是，日本人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他们通过操纵中国人就能部分或全部达到目的。
在察北，德王为了“蒙古建国”，已经在敲锣打鼓，闹得不亦乐乎。
在冀鲁，一个“两广事变”，就看出宋韩二将心怀叵测，随时有脱离中央闹独立的倾向。尤其是萧振瀛被迫出走后，老蒋更是时时担心宋哲元把持不住自己，会叛己投日。
这时候要是让德王继续放纵下去，盘踞绥察，无疑是鼓励宋韩的“变天之志”，彻底动摇华北的军心民心。
绥远，看来不守还不行。
但是“两广事变”爆发后，老蒋只能先应付两广，暂时派不出多余的兵到绥远。
再一想，老阎自己不是有部队吗，他应该先把人马派过去增兵布防才是。
老蒋对老阎的那点小算盘，历来是估摸得极其准确的：你必须跟他讲明白利益得失，他才肯真的卖点力气出来——
你不要以为绥远现在变成傅作义的，就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太大，那里是你的“屏蔽”，绥远一旦有失，山西纵有天险，“亦无以为计”。
可是老蒋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阎老西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搞经济，老阎还算得上是行家里手的话，搞军事，这位就差得太远了。
老阎治晋，就看重两样东西，一曰钱，一曰权。
重钱，把很多下面的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
重权，则导致把军权抓得过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所以连徐永昌都批评说，这样做法，跟清末练新军，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的，又有何区别？
开春以来，若没有中央军的帮忙，太原没准都被东渡黄河的红军给一举拿下了，晋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
现在好不容易将红军击退，老阎心有余悸，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调到晋西进行防御。
他也知道绥远是他的“屏蔽”，可如果把部队调过去，山西空虚，红军再打过来怎么办？
老阎觉得这不是“根本计”，他还是希望老蒋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对“两广事变”的态度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可用兵”——能不用当然最好不用。
“政治解决”？这个就没什么把握了，要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还不早解决了。
既不能采取主动，又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老蒋的办法就只有以静制动。
除了发发电报，你骂过来我回过去，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广事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连何键从湖南派来的特使也以没空为由，不予接见。
他不急，却把个何键给生生急死了。
因为“北伐”的两广军队此时已经进入湖南境内。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5日以后的事。
两广派来的说客说得皇冕堂皇：我们这是去“北上抗日”的，所以要让湖南借条道，使部队得以通过。
何键很犯难。
两广要北上，并非湖南一条路，他们为什么不从福建走呢，偏要来借我湖南的道。
除了怕被夺地盘外，何键还怕对方报私仇。
须知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是由桂系扶上马的，结果他却反过来附蒋击李，“背叛”了桂系，现在就算李白不提，何键自己也不敢把这笔陈年老帐给完全抛在脑后。
谁知道“借道”的桂系会不会趁机搂草打兔子，既抢自己的地盘，又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那么不借？
两广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因为你挡了他“抗日”的路，打了都白打，最后地盘一样保不住。
借？
老蒋肯答应吗，立马就会出手进行修理。
显然，两个菩萨，一个都得罪不起。
何键激凌凌打一个冷战。
而今之计，只有暗里通报老蒋，告诉他：我是向着你的，明里则让老蒋去和两广直接交涉，到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自有个子高的去顶着。
于是他便委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特使，专赴南京向老蒋讨计。
可是老蒋拒不接见。
不接见自有不接见的理由。
此前老蒋曾派陈诚到长沙，劝说何键拥护中央，可那时候何键怕两广反过来打他，所以不敢表态。
现在何键自己急了，要老蒋救命，可老蒋不愿搭理他。
你怕惹祸上当，难道就不担心给我惹麻烦？省秘书长到南京，这样一个高官过来，动静又搞得这么大，两广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两广的激烈反应，况且何键并非蒋之嫡系，陈诚第一次去的时候，立场就没交待清楚，这时候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如何能够随随便便安排见面说话呢。
何键脑子不笨，特使为什么会被拒，仔细一推敲就捉摸出味来了。
看来是派的这个特使不合适。
那就改派一个合适的。可是选谁呢？
这个人不能引起两广的注意，那就不能是湖南政界的常客。
但是，他又要为老蒋所接受和信任，那就不能是一个陌生人。
何键反复梳理，终于梳出了一个人——刘廷芳。
此人是个留学生，素来与军政两界都无瓜葛，可是他在经济领域却是个干才，曾协助杨永泰创办矿业管理机构，很为老蒋所赏识。
就他了。
刘廷芳的专车一离开长沙，立即就引起了两广密探的注意，并一路跟踪至武汉，而刘既非寻常政客，也没这么多的心计，所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盯梢。
他到武汉，是因为可以在这里包乘一架水上直升机至南京。这样速度快，又能掩人耳目。可是到了机场，刘廷芳一摸口袋，才发现糟了：由于走得太急，身上竟然没带够银两！
包架飞机是什么概念，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
得借钱。
刘廷芳在汉口当地矿业局有一个熟人，其人也是个留学生，同样不问政治，跟他交情不错。
于是，刘廷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矿业局去。
对方是个爽快人，听说要借钱，马上就到银行去取。这中间就多出了一个时间段，盯梢的那位久不见人出来，自个给自个做了解释：敢情这姓刘的真是到武汉来出差的啊，那还有什么盯头？
回去复命。
一个意外，却使刘廷芳奇迹般地“自动”甩掉了尾巴。
刘廷芳拿了钱，包了飞机，这么着，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了南京。
“书生”一来，老蒋放宽了心，第一时间便安排见面。
在听完刘廷芳的陈述之后，他确信何键不敢造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
现在仅需合中央和湖南之力来共同对付两广了。
策略也很快制定出来：杀鸡给猴看。
鸡者，广东陈济棠。猴者，广西李白。
蒋桂之战时，老蒋用的最妙的就是“窝里反”招数，这次又要靠它建奇功了。
当年负责反间的是杨永泰，而到“两广事变”，老蒋起用了蒋伯诚。
在绥远的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傅作义打交道的是羽山喜一郎，时任日本驻归绥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是很张扬的。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长李英夫派到羽山身边。
李英夫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旁边也派了个特务。
几个回合后，羽山的行动不仅被傅作义所掌握，还牢牢地控制住了。
日本人搞情报，最喜欢使用以华制华的方式，通过花钱收买中国人，去帮他们打探消息。羽山要剌探傅作义及其绥军的情报，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法子。
傅作义盯住了“羽山公馆”。
这个“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开展“工作”，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几个，需要盯的人少了。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人一旦出了“公馆”，就沓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
还是本国人可靠。
可靠或许是可靠，但不济事。
日本想在包头建一个飞机场，绥远政府不同意。羽山便派去两个日本浪人，自己雇了一些工人，想硬性上马。
知道羽山那里缺工人，傅作义便很“通情达理”地主动送了几个“工人”过去。
这几个“工人”都是便衣宪兵，他们一进去就捣乱，以工资晚发为理由闹起了“工运”。
那两个倒霉的日本浪人就这样被逮起来，绑在电线杆上揍了两下。令人捧腹的是，这两个家伙不会中文，勉强会得两句，却不知道怎么用，被揍之后，还连声说“谢谢”哩。
羽山把浪人领回后，虽然又气又急，却无计可施。
谁让现在“工人”少，难伺候呢。
看到羽山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起色，板垣来了。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认为自己比下级们更玩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说，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可以以傅作义为首，日本将会予以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
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做何处置。
傅作义毫不犹豫。那就打，我决不会有丝毫退让。
话说到这儿，板垣就只好起身告辞了。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让他哪来的往哪去。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
本来中苏是要举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约谈判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干了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一份协议，叫做《苏蒙互助协议》，有效期十年。
互助协议与互不侵犯协约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区别可不小。如果是互不侵犯，就等于大家相安无事，我有困难，你有条件就帮帮我，而如果是互助就不一样了，一旦有第三方打我，不管具不具备条件，你都必须帮我打他。
外蒙当时虽已实质性独立，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如果你不允许他独立，出个兵啊什么的，苏联就会帮着外蒙一道打我们。至少十年内都是如此！
中方当然大为不满，提出抗议。
可是苏方也有说法。他们对老蒋真真假假地应付“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想不通。
如果答应，那就说明你和日本站一块，在外蒙“共同防赤”，是要合起来“侵犯”我的，那我还跟你搞什么“互不侵犯”。如果不答应，你就要坚决一点，断然拒绝，可是我却看到你们外交部还在跟日本人进行“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搞不清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咱们一时也没法谈合作。
“联苏制日”既然搁浅，老蒋不得不再次回到“藉日制苏”上，即诱日西进，让日本去打苏联。
阎锡山仅仅把绥远看作是地盘，老蒋却把这里看作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必经要道。
他们要到外蒙去，你得让给他一条道嘛。
老阎希望老蒋派人马去绥远设防，老蒋却推托说就算中央军去了也无济于事。
绥远一带，尽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工事都建不了，日军要是真的大举来攻，我们是防不住的。
那么怎么办，难道放弃？
非也。
假如是“小敌来扰”，也就是伪蒙军那帮小兔崽子来捣乱，没什么客气的，“迎头歼灭之”，打得他们一个不剩。
但如果是“大敌正式来攻”，换言之，就是日军大举出动，则另当别论。
我们把守据点就可以，而且不用每个据点都守，看着那些最重要的就行了。
打个比方，仿佛竹篮入水，只要篮把子还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有再多的水都可以让它自己漏掉，这就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这个篮把子得提多久呢，老蒋说，三个月，只要固守据点三个月，则“事无不成”。
看来老蒋的气质越来越象牛鼻子老道了，莫非他自己也能做出“锦囊”？
老蒋的“锦囊妙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赌日军之所以进攻绥远，不是奔着绥远来的，而是朝着外蒙去的。
不久之前，大家对于《苏蒙互助协议》的签定都很气愤。老蒋却从“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看啊，日本也想得到外蒙，但现在只要他一碰外蒙，苏联人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到时候，日也争外蒙，苏也争外蒙，一个“狭隘横暴”，一个“狡诈疑忌”，是肯定要演出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出来的（“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因此，对于绥远，不能全部放弃，但也不能处处设防，应取其中，把日军通向外蒙的路留出来就OK。
老蒋又开始想美事了。
日本人要是在外蒙跟苏联打起来，我正好在他背后，若是暗地里助“俄”给他一刀，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得求我。
老蒋的眼前浮现出日本那可怜巴巴的神情：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真是让人兴奋啊，你也有今天。
老蒋兴致勃勃地继续想像着，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
最希望能把东北还给我，那样的话，我就豁出去，不跟苏联，而是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
当然，老蒋也不是一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空想家。他同时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那就是日本人一时还舍不得把东北吐出来。不过至少下面这个条件，他们是一定肯先让出来的——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冀东、察东的所谓“非武装区”也相应撤消。
如此，我就可怜可怜他们，允许在“日苏之战”时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之接济”。
那样的话，以条件易条件，要我跟你们签约就别想了，说不定我会去偷偷地跟苏联人签。到战争分出胜负，你们日本残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东北，甚至台湾，我照样可以收回来。
可是，老蒋的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日本仍然不愿意轻易去与苏联“硬碰硬”，你占外蒙，我就夺内蒙，似乎分工还分得挺好，没有一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更让老蒋坐卧不安的是，日本人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他们通过操纵中国人就能部分或全部达到目的。
在察北，德王为了“蒙古建国”，已经在敲锣打鼓，闹得不亦乐乎。
在冀鲁，一个“两广事变”，就看出宋韩二将心怀叵测，随时有脱离中央闹独立的倾向。尤其是萧振瀛被迫出走后，老蒋更是时时担心宋哲元把持不住自己，会叛己投日。
这时候要是让德王继续放纵下去，盘踞绥察，无疑是鼓励宋韩的“变天之志”，彻底动摇华北的军心民心。
绥远，看来不守还不行。
但是“两广事变”爆发后，老蒋只能先应付两广，暂时派不出多余的兵到绥远。
再一想，老阎自己不是有部队吗，他应该先把人马派过去增兵布防才是。
老蒋对老阎的那点小算盘，历来是估摸得极其准确的：你必须跟他讲明白利益得失，他才肯真的卖点力气出来——
你不要以为绥远现在变成傅作义的，就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太大，那里是你的“屏蔽”，绥远一旦有失，山西纵有天险，“亦无以为计”。
可是老蒋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阎老西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搞经济，老阎还算得上是行家里手的话，搞军事，这位就差得太远了。
老阎治晋，就看重两样东西，一曰钱，一曰权。
重钱，把很多下面的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
重权，则导致把军权抓得过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所以连徐永昌都批评说，这样做法，跟清末练新军，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的，又有何区别？
开春以来，若没有中央军的帮忙，太原没准都被东渡黄河的红军给一举拿下了，晋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
现在好不容易将红军击退，老阎心有余悸，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调到晋西进行防御。
他也知道绥远是他的“屏蔽”，可如果把部队调过去，山西空虚，红军再打过来怎么办？
老阎觉得这不是“根本计”，他还是希望老蒋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对“两广事变”的态度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可用兵”——能不用当然最好不用。
“政治解决”？这个就没什么把握了，要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还不早解决了。
既不能采取主动，又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老蒋的办法就只有以静制动。
除了发发电报，你骂过来我回过去，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广事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连何键从湖南派来的特使也以没空为由，不予接见。
他不急，却把个何键给生生急死了。
因为“北伐”的两广军队此时已经进入湖南境内。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5日以后的事。
两广派来的说客说得皇冕堂皇：我们这是去“北上抗日”的，所以要让湖南借条道，使部队得以通过。
何键很犯难。
两广要北上，并非湖南一条路，他们为什么不从福建走呢，偏要来借我湖南的道。
除了怕被夺地盘外，何键还怕对方报私仇。
须知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是由桂系扶上马的，结果他却反过来附蒋击李，“背叛”了桂系，现在就算李白不提，何键自己也不敢把这笔陈年老帐给完全抛在脑后。
谁知道“借道”的桂系会不会趁机搂草打兔子，既抢自己的地盘，又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那么不借？
两广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因为你挡了他“抗日”的路，打了都白打，最后地盘一样保不住。
借？
老蒋肯答应吗，立马就会出手进行修理。
显然，两个菩萨，一个都得罪不起。
何键激凌凌打一个冷战。
而今之计，只有暗里通报老蒋，告诉他：我是向着你的，明里则让老蒋去和两广直接交涉，到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自有个子高的去顶着。
于是他便委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特使，专赴南京向老蒋讨计。
可是老蒋拒不接见。
不接见自有不接见的理由。
此前老蒋曾派陈诚到长沙，劝说何键拥护中央，可那时候何键怕两广反过来打他，所以不敢表态。
现在何键自己急了，要老蒋救命，可老蒋不愿搭理他。
你怕惹祸上当，难道就不担心给我惹麻烦？省秘书长到南京，这样一个高官过来，动静又搞得这么大，两广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两广的激烈反应，况且何键并非蒋之嫡系，陈诚第一次去的时候，立场就没交待清楚，这时候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如何能够随随便便安排见面说话呢。
何键脑子不笨，特使为什么会被拒，仔细一推敲就捉摸出味来了。
看来是派的这个特使不合适。
那就改派一个合适的。可是选谁呢？
这个人不能引起两广的注意，那就不能是湖南政界的常客。
但是，他又要为老蒋所接受和信任，那就不能是一个陌生人。
何键反复梳理，终于梳出了一个人——刘廷芳。
此人是个留学生，素来与军政两界都无瓜葛，可是他在经济领域却是个干才，曾协助杨永泰创办矿业管理机构，很为老蒋所赏识。
就他了。
刘廷芳的专车一离开长沙，立即就引起了两广密探的注意，并一路跟踪至武汉，而刘既非寻常政客，也没这么多的心计，所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盯梢。
他到武汉，是因为可以在这里包乘一架水上直升机至南京。这样速度快，又能掩人耳目。可是到了机场，刘廷芳一摸口袋，才发现糟了：由于走得太急，身上竟然没带够银两！
包架飞机是什么概念，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
得借钱。
刘廷芳在汉口当地矿业局有一个熟人，其人也是个留学生，同样不问政治，跟他交情不错。
于是，刘廷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矿业局去。
对方是个爽快人，听说要借钱，马上就到银行去取。这中间就多出了一个时间段，盯梢的那位久不见人出来，自个给自个做了解释：敢情这姓刘的真是到武汉来出差的啊，那还有什么盯头？
回去复命。
一个意外，却使刘廷芳奇迹般地“自动”甩掉了尾巴。
刘廷芳拿了钱，包了飞机，这么着，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了南京。
“书生”一来，老蒋放宽了心，第一时间便安排见面。
在听完刘廷芳的陈述之后，他确信何键不敢造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
现在仅需合中央和湖南之力来共同对付两广了。
策略也很快制定出来：杀鸡给猴看。
鸡者，广东陈济棠。猴者，广西李白。
蒋桂之战时，老蒋用的最妙的就是“窝里反”招数，这次又要靠它建奇功了。
当年负责反间的是杨永泰，而到“两广事变”，老蒋起用了蒋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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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6 pm
蒋伯诚这个人资历很深，几乎跟蒋介石同时出道，在去广东之前，任总司令行营总参议，也是老蒋身边的著名策士之一。不过他的特长不是像杨永泰那样给“主公”献锦囊妙计，而是做“卧底”，堪称民国最大牌的卧底。
他蛰伏广州早非一日。平时没别的事，就是跟陈济棠的一帮手下搞关系，套近乎。
广东高层内部的关系，正是陈济棠的最大软肋。
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得往回看：陈济棠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
还不就是蒋桂战争的时候，舍老领导李济深于不顾，抢班夺权过来的吗？
历史常常要轮回，好比赵匡胤给手下大将黄袍加身后，他最忌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曾扶他上龙床的部下，唯恐这帮小子野心一膨胀，也给自个定做一件同样的袍子。
陈济棠也是如此。他特别怕将领们有样学样，跟他赶李济深下台一样，如法炮制，也把他给出卖了。
一个“宣誓仪式”都要搞得那么神经兮兮，说到底，还不是对部下不信任。
粤军第一军军长是余汉谋，他本来应该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可陈济棠却对他最不放心，专门在余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余汉谋原先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内情，自然是气得不行。
除了余汉谋这样的左右手，对其他大小将官，陈济棠也没一个放心的，都要派“狗仔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据说某天，几个高级军官跑到外地去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谁想正玩得高兴，陈济棠竟然翩翩而至。
对着这几个目瞪口呆的家伙，“陈总司令”乐了：你们到哪里，我会不知道，小样！
由此，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平时打照面都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目而视。
到了发动“两广事变”前夕，陈济棠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让自己的那位“风水哥哥”陈维周当广州卫戍司令。
陈维周也就是个平时吹吹牛，装神弄鬼的料，连枪也不会放，却一下子跃升这么高的军职，如何能让军官们心服。
陈济棠处心积虑，挖空心思提防着手下人，就怕他们造反。可是，防反防反（防止造反），防到最后，部下们却都被他逼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9日，中央军2个师从武汉进入湖南，并迅速开至衡阳。
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军的动作如此之快，一时间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入湘部队撤回各自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两广急了，一边策划新的“抗日游行示威”，一边不停地给老蒋打招呼：我们是去抗日的，你不同意，不“谅解”我们，那我们把兵撤回来还不行吗。
没这么容易，老蒋此时已下决心一劳永逸，永除后患了。
一个星期后，增调中央军2个师到湖南。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派2个师至湘桂边境，福建也整兵待发。
外动，是为了促内变。
蒋伯诚这颗“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正在江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拥护中央，被老蒋任命为广东绥靖主任，以替代陈济棠的位子。
余汉谋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也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则干脆说自己身体不好，学那三国的关云长，来了个挂印而去。
给陈济棠致命一击的还是陈济棠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这些人反正开着飞机，来去自由，一夜之间都一窝蜂地投了老蒋。
后来江湖术士们对“机不可失”就有了新解，说这是在说飞机不可失去，空军一完，一切皆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他恨死了余汉谋，临下课前还跟老蒋说，我下去就下去，但你不要把广东大权交给那个余汉谋，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蒋啼笑皆非。
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陈济棠丧魂落魄地跑到香港，在广州协同的李宗仁也赶紧回了广西。到此为止，“鸡”既被杀，“猴”也被吓得够呛，要不要赶尽杀绝，便成了老蒋要思考的另一道难题。
这道题，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下决心：是不是还要在南方坚持到底。
此时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从北方飞过来。
都是一个内容，即伪蒙军“图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兵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奔着绥远来了（“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在伪蒙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德王和李守信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2个军计8个师的人马，而且全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其兵锋直指绥远。
此时的傅作义不能不担心一旦与日伪大战，己方兵力薄弱的问题，而此时阎锡山仍然是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很自然地，他得伸手向山西要援兵。
可老阎这时候却更加揭不开锅了。因为老蒋为了在两广周边造成“外动”之势，把本来助防山西的关征麟等中央军都已南调出晋。
除了求老蒋帮忙，老阎认为别无它策，而且他觉得自己提这一要求也正是时候：陈济棠不是已经滚蛋，李宗仁也缩回老家去了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一天，老蒋在江西庐山与一个人做了番长谈。
此人便是曾献过“削藩策”，并协助老蒋打赢中原大战的杨永泰。
杨永泰言，桂系李白绝非其它诸侯可比，如今元气恢复，羽翼渐丰，广西省又初具规模，日后恐不可制，如果现在能够“彻底解决”，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老蒋“深然其说”。
可是，“伯川大哥”那边怎么办呢？
还是老办法，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
想工作免不了得继续做。
先鼓劲——
你一定要派大部队进绥远。如果一味只想靠傅作义的那点人马应付，就是“示弱于人”，非但无法“避战”，还会“引倭来犯”，日本人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真的打过来的。
其实日伪现在就是试探你决心有多大，敢不敢牺牲。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敢于牺牲，他们就不敢上。因此你要避免牺牲，就必须把你的“牺牲之决心”先表示出来，如此，才能以“迎战”达到“避战”的效果。
后恐吓——
你再不从速把晋军大批派过去，我告诉你：最快就下个月，绥远就守不住了，而山西你也别想保住（“晋亦不保矣”）。
这一番显白，实际是老蒋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在绥远，日本人是不敢真的动手打的，只要晋军把大量兵力摆在那里，不信他不退（“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
电报发完，老蒋拿起刀，准备给两广中剩下的那一个动手术了。
不过跟“削藩策”施行以前的情况一样，桂系仍然是所有诸侯中最难搞的。
当年蒋桂之战所以能够离间成功，在北方是托了湘军的福，让这些唐生智的旧部反了白崇禧，在南方则是钻了鄂将的空子，通过他们与桂系的矛盾，在李宗仁的背后放了把火。
数年之后，桂系的地盘和势力已从原来的南北中（北至山海关，中到湖北，南极广西），几乎覆盖全国，收缩到了仅广西一省。李白黄（黄绍竑）三位一体也散了伙，变成李白二人。但整个桂系的凝聚力却不降反升，变得更加难以被动摇和渗透。
老蒋一度欲用黄绍竑去分化桂系，但黄虽离广西，跟李白交情尚在，如何肯做这样招人骂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桂系不比昔日，内部坚如磐石，风雨不透。因此，他既没写“招降书”，也没去做说客。
黄绍竑都是如此，其他人就更难打进广西，想套用反间计显然已成了不可能。
必须另思它法。
杨永泰不愧是“首席军师”，他再献一计，曰：明升暗降，架空李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25日，南京政府擢升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窃喜：事隔多年，桂系不费一枪一弹，不仅重新进入中央中枢机构，还把势力扩展到了浙江，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候。
刚刚准备兴师“北伐”，刚刚进兵湖南又被中央军逼退，本来就是不打屁股，也应该被痛骂一顿，如今不但不责怪，居然还要予以奖励，要加官进爵，这老蒋难道超凡入圣了？
是个人就没有不疑惑的。
李白不光疑惑，还惊恐不安。
因为还有一个任命跟在后面：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当年的蒋冯之战，给李白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遥控指挥总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给对方留下乘隙而进的机会，更何况那黄绍竑原为桂系旧人，他这一去，很可能就把二人的广西老窝给端了。到时候，根基既毁，纵使捞到虚名，又能顶什么用。
于是，拒不从命。
然而这恰好又掉入了杨永泰设下的另一陷井。
两广均以“北上抗日”为号召，结果一枪没放就折戟湖南，那是因为何键跟老蒋站到了一边，等于你想穿房入舍，经过的那户人家却大叫：你们从我家经过，我要丢了东西咋办，不许过！
主人都站出来发声明了，你再想强行通过，那就是强辞夺理。
反之，老蒋要解决两广，也得有一个正式名义，而像广东那样，让陈济棠的部下取代陈济棠，以彼之矛击彼之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陈济棠倒了霉之后，李宗仁赶紧回省，把聘请的日本顾问和军事教练给偷偷退掉，同时动员人马，举行全省“抗日游行示威”，用“抗日”的旗号又给自己在外围布起了一道防火墙。
显然，杨永泰要帮老蒋“彻底解决”桂系，势必要绕开这道墙。
现在李白自己把破绽露了出来。
李白拒不奉诏，当时唯一能想出来并说出口的理由，就是对中央理政能力不信服，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我广西搞得比南京政府都好，为什么要听你的。
李宗仁扳着手指，把南京政府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一一列举，结果治绩确实都不及广西。
岂止广西，当时北方的晋鲁两省在秩序和经济方面也要胜过“中央”。“中央”管治竟然不如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主张“联省自治”或延迟统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找。
在 “中央”方面，先撇去对外连年征战，糜师耗饷这一节不说，对内班子多，机构杂，人浮于事，无疑大大影响了其行政效率和经济运作，是可谓“大企业病”。特别 是民国那几年，灾害频仍，几乎没有哪一年老天爷不降灾的，不是这里发大水，就是那里闹旱灾。自然，救灾赈济，“中央”当仁不让，都得从你口袋里掏银子出 来。
再看看那几个省的一把手，几乎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像黄绍竑、熊式辉、陈仪、刘峙，无论理政还是理财，都是半路出家，后面二位更没听说过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
要说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政经高手，像那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们，怎么说，都比这几位要强。但那年月，不是军人，没有枪杆子，就算派去了也站不住脚。
除了靠自己在省内就能唬住人以外，当然还得老蒋对“省主席”们能摆得平，弄得服贴，这样的“省主席”才靠得住，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制造”出新的诸侯——山东韩复榘就是个例子。
但服贴不服贴，又是相对而言的，也许他现在服贴你，过一段时间，等翅膀一旦长硬，又不服贴你了。在这一点上，韩复榘同样可拿出来举证。
于是，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一个省，通常过段时间就要调换。如果省主席的能力本来就不咋的，又没有长久打算，省政治理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他蛰伏广州早非一日。平时没别的事，就是跟陈济棠的一帮手下搞关系，套近乎。
广东高层内部的关系，正是陈济棠的最大软肋。
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得往回看：陈济棠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
还不就是蒋桂战争的时候，舍老领导李济深于不顾，抢班夺权过来的吗？
历史常常要轮回，好比赵匡胤给手下大将黄袍加身后，他最忌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曾扶他上龙床的部下，唯恐这帮小子野心一膨胀，也给自个定做一件同样的袍子。
陈济棠也是如此。他特别怕将领们有样学样，跟他赶李济深下台一样，如法炮制，也把他给出卖了。
一个“宣誓仪式”都要搞得那么神经兮兮，说到底，还不是对部下不信任。
粤军第一军军长是余汉谋，他本来应该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可陈济棠却对他最不放心，专门在余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余汉谋原先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内情，自然是气得不行。
除了余汉谋这样的左右手，对其他大小将官，陈济棠也没一个放心的，都要派“狗仔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据说某天，几个高级军官跑到外地去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谁想正玩得高兴，陈济棠竟然翩翩而至。
对着这几个目瞪口呆的家伙，“陈总司令”乐了：你们到哪里，我会不知道，小样！
由此，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平时打照面都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目而视。
到了发动“两广事变”前夕，陈济棠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让自己的那位“风水哥哥”陈维周当广州卫戍司令。
陈维周也就是个平时吹吹牛，装神弄鬼的料，连枪也不会放，却一下子跃升这么高的军职，如何能让军官们心服。
陈济棠处心积虑，挖空心思提防着手下人，就怕他们造反。可是，防反防反（防止造反），防到最后，部下们却都被他逼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9日，中央军2个师从武汉进入湖南，并迅速开至衡阳。
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军的动作如此之快，一时间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入湘部队撤回各自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两广急了，一边策划新的“抗日游行示威”，一边不停地给老蒋打招呼：我们是去抗日的，你不同意，不“谅解”我们，那我们把兵撤回来还不行吗。
没这么容易，老蒋此时已下决心一劳永逸，永除后患了。
一个星期后，增调中央军2个师到湖南。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派2个师至湘桂边境，福建也整兵待发。
外动，是为了促内变。
蒋伯诚这颗“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正在江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拥护中央，被老蒋任命为广东绥靖主任，以替代陈济棠的位子。
余汉谋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也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则干脆说自己身体不好，学那三国的关云长，来了个挂印而去。
给陈济棠致命一击的还是陈济棠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这些人反正开着飞机，来去自由，一夜之间都一窝蜂地投了老蒋。
后来江湖术士们对“机不可失”就有了新解，说这是在说飞机不可失去，空军一完，一切皆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他恨死了余汉谋，临下课前还跟老蒋说，我下去就下去，但你不要把广东大权交给那个余汉谋，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蒋啼笑皆非。
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陈济棠丧魂落魄地跑到香港，在广州协同的李宗仁也赶紧回了广西。到此为止，“鸡”既被杀，“猴”也被吓得够呛，要不要赶尽杀绝，便成了老蒋要思考的另一道难题。
这道题，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下决心：是不是还要在南方坚持到底。
此时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从北方飞过来。
都是一个内容，即伪蒙军“图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兵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奔着绥远来了（“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在伪蒙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德王和李守信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2个军计8个师的人马，而且全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其兵锋直指绥远。
此时的傅作义不能不担心一旦与日伪大战，己方兵力薄弱的问题，而此时阎锡山仍然是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很自然地，他得伸手向山西要援兵。
可老阎这时候却更加揭不开锅了。因为老蒋为了在两广周边造成“外动”之势，把本来助防山西的关征麟等中央军都已南调出晋。
除了求老蒋帮忙，老阎认为别无它策，而且他觉得自己提这一要求也正是时候：陈济棠不是已经滚蛋，李宗仁也缩回老家去了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一天，老蒋在江西庐山与一个人做了番长谈。
此人便是曾献过“削藩策”，并协助老蒋打赢中原大战的杨永泰。
杨永泰言，桂系李白绝非其它诸侯可比，如今元气恢复，羽翼渐丰，广西省又初具规模，日后恐不可制，如果现在能够“彻底解决”，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老蒋“深然其说”。
可是，“伯川大哥”那边怎么办呢？
还是老办法，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
想工作免不了得继续做。
先鼓劲——
你一定要派大部队进绥远。如果一味只想靠傅作义的那点人马应付，就是“示弱于人”，非但无法“避战”，还会“引倭来犯”，日本人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真的打过来的。
其实日伪现在就是试探你决心有多大，敢不敢牺牲。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敢于牺牲，他们就不敢上。因此你要避免牺牲，就必须把你的“牺牲之决心”先表示出来，如此，才能以“迎战”达到“避战”的效果。
后恐吓——
你再不从速把晋军大批派过去，我告诉你：最快就下个月，绥远就守不住了，而山西你也别想保住（“晋亦不保矣”）。
这一番显白，实际是老蒋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在绥远，日本人是不敢真的动手打的，只要晋军把大量兵力摆在那里，不信他不退（“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
电报发完，老蒋拿起刀，准备给两广中剩下的那一个动手术了。
不过跟“削藩策”施行以前的情况一样，桂系仍然是所有诸侯中最难搞的。
当年蒋桂之战所以能够离间成功，在北方是托了湘军的福，让这些唐生智的旧部反了白崇禧，在南方则是钻了鄂将的空子，通过他们与桂系的矛盾，在李宗仁的背后放了把火。
数年之后，桂系的地盘和势力已从原来的南北中（北至山海关，中到湖北，南极广西），几乎覆盖全国，收缩到了仅广西一省。李白黄（黄绍竑）三位一体也散了伙，变成李白二人。但整个桂系的凝聚力却不降反升，变得更加难以被动摇和渗透。
老蒋一度欲用黄绍竑去分化桂系，但黄虽离广西，跟李白交情尚在，如何肯做这样招人骂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桂系不比昔日，内部坚如磐石，风雨不透。因此，他既没写“招降书”，也没去做说客。
黄绍竑都是如此，其他人就更难打进广西，想套用反间计显然已成了不可能。
必须另思它法。
杨永泰不愧是“首席军师”，他再献一计，曰：明升暗降，架空李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25日，南京政府擢升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窃喜：事隔多年，桂系不费一枪一弹，不仅重新进入中央中枢机构，还把势力扩展到了浙江，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候。
刚刚准备兴师“北伐”，刚刚进兵湖南又被中央军逼退，本来就是不打屁股，也应该被痛骂一顿，如今不但不责怪，居然还要予以奖励，要加官进爵，这老蒋难道超凡入圣了？
是个人就没有不疑惑的。
李白不光疑惑，还惊恐不安。
因为还有一个任命跟在后面：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当年的蒋冯之战，给李白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遥控指挥总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给对方留下乘隙而进的机会，更何况那黄绍竑原为桂系旧人，他这一去，很可能就把二人的广西老窝给端了。到时候，根基既毁，纵使捞到虚名，又能顶什么用。
于是，拒不从命。
然而这恰好又掉入了杨永泰设下的另一陷井。
两广均以“北上抗日”为号召，结果一枪没放就折戟湖南，那是因为何键跟老蒋站到了一边，等于你想穿房入舍，经过的那户人家却大叫：你们从我家经过，我要丢了东西咋办，不许过！
主人都站出来发声明了，你再想强行通过，那就是强辞夺理。
反之，老蒋要解决两广，也得有一个正式名义，而像广东那样，让陈济棠的部下取代陈济棠，以彼之矛击彼之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陈济棠倒了霉之后，李宗仁赶紧回省，把聘请的日本顾问和军事教练给偷偷退掉，同时动员人马，举行全省“抗日游行示威”，用“抗日”的旗号又给自己在外围布起了一道防火墙。
显然，杨永泰要帮老蒋“彻底解决”桂系，势必要绕开这道墙。
现在李白自己把破绽露了出来。
李白拒不奉诏，当时唯一能想出来并说出口的理由，就是对中央理政能力不信服，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我广西搞得比南京政府都好，为什么要听你的。
李宗仁扳着手指，把南京政府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一一列举，结果治绩确实都不及广西。
岂止广西，当时北方的晋鲁两省在秩序和经济方面也要胜过“中央”。“中央”管治竟然不如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主张“联省自治”或延迟统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找。
在 “中央”方面，先撇去对外连年征战，糜师耗饷这一节不说，对内班子多，机构杂，人浮于事，无疑大大影响了其行政效率和经济运作，是可谓“大企业病”。特别 是民国那几年，灾害频仍，几乎没有哪一年老天爷不降灾的，不是这里发大水，就是那里闹旱灾。自然，救灾赈济，“中央”当仁不让，都得从你口袋里掏银子出 来。
再看看那几个省的一把手，几乎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像黄绍竑、熊式辉、陈仪、刘峙，无论理政还是理财，都是半路出家，后面二位更没听说过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
要说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政经高手，像那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们，怎么说，都比这几位要强。但那年月，不是军人，没有枪杆子，就算派去了也站不住脚。
除了靠自己在省内就能唬住人以外，当然还得老蒋对“省主席”们能摆得平，弄得服贴，这样的“省主席”才靠得住，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制造”出新的诸侯——山东韩复榘就是个例子。
但服贴不服贴，又是相对而言的，也许他现在服贴你，过一段时间，等翅膀一旦长硬，又不服贴你了。在这一点上，韩复榘同样可拿出来举证。
于是，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一个省，通常过段时间就要调换。如果省主席的能力本来就不咋的，又没有长久打算，省政治理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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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7 pm
“中央”的弱点恰是地方的长处。
按照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的观点，即使是土匪，也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凡是他自己的固定地盘，不是不会从老百姓头上捞好处，而是知道掌握分寸，不会把底下的老百姓一家伙榨干榨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官府都强。
李白阎韩都清楚，治下的那个省就是他们最后的根基，失去了就等于失去一切，同样，如果治理得不好，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与之相比，“黄、熊、陈、刘”就不一样，他们不过是中央派驻的地方官，这个省弄不好，那就换个省去混，完全没有“李白阎韩”的那份担忧。
当然，八桂晋鲁，都只有一个省，相对于南京政府，摊子小，环节少，好管。可同样是一个省，川滇就远远不及，这就得说到李白阎韩作为地方上的“主公”还是比较合格的。
阎 锡山算盘拨得精，自己在搞经济上就很有一套，山西便成了全国的“经济建设模范省”。韩复榘不懂行，但他知道找梁漱溟这样懂行的人来帮他，山东就此成了“乡 村建设模范省”。李白手下也有一批相当不错的幕僚，在他们的出谋划策之下，广西民团（即民兵）组织领全国之冠，于是成就了广西的“民防建设模范省”。
不过把“模范省”的荣誉都拿出来抵挡，也说明李白在赴京就任上确实有些理屈词穷。
中央继往不咎，犯了错误，不但不罚，还要重用你们，你们却既不奉令，又不赏脸，不是欠扁吗？
自蒋桂之战后，杨永泰略施计谋，再次把李白逼入了无处可退的角落：出桂，广西可能不保，桂系分崩离析，自己完全被架空；不出，又将背上拥兵自重，抗旨不遵，蓄意对抗中央的罪名。
正因为杨永泰两次都差点造成对桂系的致命打击，所以他也成为李白的眼中钉，肉中剌。直到很多年后，白崇禧在台湾口述回忆录时，仍然对他恨恨连声，视其为桂系的心腹之患。
老蒋终于师出有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老蒋调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六路部队，组成“定桂军”。何谓定桂，平定桂省，即广西是也。
除了云南龙云那一路纯粹应付外，其它五路都子弹上膛，没一点含糊的。短时间内，在广西边境就屯集了四五十万大军，顿有水漫金山之势。
李白见大事不妙，赶紧把“民防建设模范省”的优势发挥出来，将部分训练有素的后备武装上升为正规军，使14个团迅速扩展为44个团，从而组成一支“救国军”。
觉得这还不够用，正好“福建事变”时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跑过来，就帮助他们在南宁组织了一个新19路军。
新19路军以蔡廷锴为总指挥，下面仍设3个师，由旧将翁照垣、区寿年等人分任师长。虽然新旧只相差一个字，但区别可大了去。说是说有3个师，其实只有一个翁照垣师是实有其名，其余都是空架子，除了师长，下面空空如也。
翁照垣师也没有一个师，实际只有600人，都是他从广州带来的原19路军官兵。
虽然人少，但顶的帽子却不小，“抗战英雄部队”的名号多多少少能增加点“抗日气氛”，使老蒋在开打时会多一些顾忌。
尽管如此，44个团的正规军加600人，再加上全部的民团，要与四五十万人马相抗衡，又有多少胜券呢？
那么我们主动退一步好不好。
李白通过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折中之策”，那就是李留白出，李宗仁留在广西维持局面，白崇禧一个人来中央参与朝政。
这当然不是老蒋想要的，他要的是“彻底解决”，岂能容你们再赖在窝里。
眼见得第二次“蒋桂战争”即将打响，“定桂军”与“救国军”就要火星撞地球，李白的神经都已崩到了极至，就在这时，老蒋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
情报上说，日本人准备乘蒋桂再次爆发大战之际，唆使伪蒙军兵出察北，先进攻绥远，再宣布冀察“完全自治”。
与此同时，老蒋也注意到，尽管自己又哄又吓，老阎却仍然没有把晋军抽调到绥远一线。
真是要命。
如果这时派中央军北上，“彻底解决”桂系无疑只能功亏一篑，如何使得。
老蒋不甘心。再探再报。
新的情报来自于外交部：如果绥远发生冲突，日军不会加入。
这个消息据称是从日本外交人员嘴里漏出来的，而其最原始出处又源自于军部。
鉴于日本人说话一向口是心非，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还需要从其它渠道得到验证。
看看苏联最近有什么动向。
苏英两国新近签了一个借款协议。
老蒋一拍桌子，是了。
难怪觉得不对劲，原来是日本的老对头苏联在找盟友，这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当头一棒。
现在他得两眼盯好盯紧苏联，暂时不敢在中国动兵。
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老蒋由此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日军不会掺和进来，我们就不光是防守的问题，而应该主动进攻，把那些“小敌”予以迎头歼灭。
过去，伪蒙军跟只大头苍蝇一样，老是在绥察滋事，我们之所以不敢一掸子拍死他，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从中找借口。现在好了，日本人不管，就可以放开手脚，一家伙打得他骨断筋折，让他长点教训，如此，“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
打伪蒙军而已，还用不着我的中央军吧，快把你的晋军派过去，否则将错失此大好良机。
老蒋一再催促，并保证前敌只有伪军，老阎这才松口答应照老蒋说的办：集中晋军主力于绥远。
照他的说法，除了把晋军4个团放在山西担任防守，到时仍可增援外，其它一家一当全搬到绥远去了，包括傅作义的绥军在内，绥远已达到了32个团的兵力。
你看，我真的尽力了（“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其实，哪能呢。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直把个小九九攒在怀里的老阎，哪里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
兵是派了，但绝不像他说的派出了那么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晋军仍然一动不动地驻扎在陕晋一带，防范着红军可能再次来袭。
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了老蒋，后者很着急。
你快点把晋军调过去打呀，机会稍纵即逝。
老阎却提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心虚气短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两大方面军要会师了。
在他看来，这无疑意味着陕甘红军力量的大大增强，而红军对山西的威胁，绝不比日军来得小。
老阎说，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中央军派到绥远去吧。否则的话，光靠晋绥军进攻没有什么把握。
又是要他派中央军，一涉及到这个问题，老蒋就感到头疼无比。
他一边在内心里痛骂这个阎老西“无定识与定力”，干点事真不像个爷们，一边只好向对方再三保证：我一定会派兵的，不过你总得让我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再说吧（“俟桂事解决”）。
此时有一个人却差不多跟老蒋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在绥远一步不退，出发点当然是要保他的地盘，但是作为守疆大吏，他的表现也确实要超过当时的很多诸侯。大敌当前，他没有抱着脑袋缩到一边去，或是仅仅推卸责任，而是审时度势，对敌情做出了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
对于日军会不会参与作战，老傅依据的是自己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日军都没露过一面。冲在前面的始终是伪蒙军，这帮家伙又不是蜂拥而上，而是采取了有缝就钻的办法，想跟我打游击战。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用意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己上阵，是搞投机来的。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坐享其利，相反，要是受到损失，他可以两手一摊：这都是“蒙古军”的自主行动，跟我们无关啊。
因此，老傅基本赞同老蒋的说法，此仗不打则可，一打稳赢。
可是既然说是“基本”，就说明傅作义也有犹豫的一面。
打伪军是没有什么困难，甚至杀进察北，直接把他们的窝给端端掉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绥远遍地皆草原，对方又均为骑兵，就像我们捣马蜂窝一样，拿根棍子一捅，窝是被捅掉了，这帮残兵败将却会逃得到处都是，还不太容易捉住他们。
这样一来可能打草惊蛇，日本人会不会说，他的热河都被我们惊扰了，从而反过来找到出兵干涉的借口呢？
这个可能当然不是没有，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傅作义为此另想一策。
我们不要主动攻，而是要布置口袋阵，让他们来攻，等他们攻进来，一口袋罩过去，一个都逃不掉，既灭了伪军，又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岂不爽哉。
看到阎傅二人均不同意主动攻击，老蒋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都跟你们说了，“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此时老蒋主张在察绥采取主动，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在“联苏制日”卡住的时候，他曾一再想到“藉日制苏”。但是以前讲道理也好，显示“善意”也罢，都收效甚微，日本人最后不仅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只能仅仅起到一点拖延的作用。
“软”的不行，老蒋就想用“硬”的一手唬住对方，通过在察绥教训伪蒙军，“打草”以“惊蛇”，让日方自动自觉地作出让步。
敢于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老蒋判断日本人并不敢真的对华宣战，只要我们这边摆出不惜与之一战的架势，反而可以使其从“战”退向“和”。
但是由于以阎傅为首的晋绥将领始终迟疑不决，这个难得的时机正在慢慢丧失。
随着英苏借款协议对日本军政两界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们又开始用鹰隼一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邻居。
与此同时，这个东瀛岛国的“压迫式打法”，也使中国国民的仇日心理日甚一日，几乎达到了痛恨一切日本人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早先日本曾经提出，他要在四川成都恢复建立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能，是用来处理侨务的。原来的日本领事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此时成都也没有一个日本侨民，要领事馆干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因此提出照会，认为此举没有必要，而且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很浓，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
日本人不管，他干他的，还专门派出4个人来成都进行准备。
结果就出事了。
成都人好多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平时茶室里侃山海经，说的都是日本如何欺负我们的事情，现在乍一看，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就站在面前，眼睛都红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尽管当地政府紧急出动军警，左拦右拦，还是拦不住，日本人2死2伤。
此即成都事件（即“蓉案”）。
一个星期后，又出北海事件（即“北案”）：广西北海“日侨”1人被杀。
北海事件系当时据守北海的翁照垣所为。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处决有“日谍嫌疑”的日本人，来个反日兼反蒋，给老蒋制造点麻烦，却不料反使自己成了蒋桂谈判桌上的筹码和牺牲品。
蓉北两案一前一后跑出来，日本政府的态度马上转趋强硬。
这会要是中方先出手，老蒋就再不敢保证日方会装聋作哑了，绥远反击计划只好宣布暂时搁置。
那支出兵广西的令箭也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因为北海事件令老蒋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李白已是难上加难。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解决桂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有什么办法呢，先按下来再说吧。
于是，大家都开始以游说代兵战。
桂系找老冯代言，老蒋则让程潜、朱培德、居正等人轮番入桂。大家各怀心思，互相试探，彼此找台阶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6日，南京政府下令，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委员，黄绍竑则回浙江省任原职。
这实际上是老蒋接受桂系的“折中策”，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2天后，中央军奉命从广西边境撤退，两广危机至此全面消除。
就在这一天，老蒋听取了关于北海事件的报告。对各种各样计谋如数家珍的老蒋，马上就得出结论，这是所谓新19路军干的好事。
他把解决新19路军问题作为蒋桂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李白全盘接受。
李白能容许新19路军在广西重建，原本就是用作对老蒋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这个筹码已逐渐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反过来却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在此之前，由于担心翁照垣在北海坐大，李宗仁曾想把他调回南宁，可是翁却一再拖延，“抗不众命”，这让李白都不由心惊。
现在正好出了北海事件，李宗仁便借着这个由头，撤销了新19路军建制，将翁照垣予以解职。如此，既可向老蒋有个交代，又解除了身边的隐患。
在新19路军撤销时，李宗仁照例把责任都推在老蒋身上，大概还随口说了几句“要不是这老奸贼，我是舍不得取消19路军编制的”之类话。
明眼人都能看出假，可老翁偏偏是个实诚人，他竟然以为对方真有此意，立刻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把编制取消，以应付老蒋。部队留下，我带他们上广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
据说李宗仁闻言，当时就黑了脸。
你要去自己去，600个兵一个都不能带走，全都得交给我。
急了，所以再也顾不得表演。
在李白正式就职后，老蒋来到广州，他要与对方见上一面。
命运是多么会捉弄人啊。
遥想当年，老蒋和李白是一道指挥北伐的。之后蒋下来了，李白升到了前面。再之后，蒋咸鱼翻身，又露脸了，李白仍排列在侧。再再然后，蒋桂之战爆发，李白一败涂地，被逐出中央，并曾一度亡命天涯。
从那以后，他们彼此怀恨，似乎永无抬头相见的机会。
人生若只初相见。经历多年敌视，大家再见个面，碰个头的建议，最初却是由白崇禧提出来的。那时候中央军仍滞留桂省边境，白崇禧就对访桂大员说，要不我去拜见一下“委员长”，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这就成了老蒋电召白崇禧赴穗一晤的由头。毕竟双方斗了这么久，老蒋还是不太容易第一个说出“哥俩好”这种话的。
见面会既由白崇禧承诺，照理应该他去。可白崇禧却临时反悔了。原因是他的太太害怕这是老蒋玩的花招，不肯放丈夫去广州。
并不是白夫人胆特别小，而是目闻目睹的事情多了。想当初，方振武可不就是被老蒋见个面就扣住不放，一去不复返的吗？若论与蒋的怨仇，李白比方振武只有多无少。
白不能去，李只能代其而往。
形势摆在那里，并不是说政府下个任命，大家就个职就算完了。老蒋的心情要是一不好，再来个免职令，甚至中央军再度围桂都极有可能。
现在老蒋召见，你说不去，不给面子，那不是送给对方修理你的借口吗？
所以不能不去。
去了之后心才定下来：一切都好。大家客客气气，唠唠嗑，话话家常，就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此次蒋李会晤，看似不起眼，在会谈内容上，也没涉及到什么军国要政，但却是蒋桂自分裂后的“第一次握手”。有了这次握手，双方逐步走向和解，为今后在抗战中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便是围绕成都、北海两事件的谈判。
在借察绥战事“以战迫和”的初次尝试失败后，老蒋开始寻求在谈判桌上以谈促和。他希望日本人好好地总结和反思一下。
看看你们在中国多么招人恨，这是什么原因呢，逼我太急之故也。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未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与以前任何一次没有不同，日本人即使总结，得出的结论也万变不离其宗——他之所以招恨讨嫌，原因不在他自己，还是全在中国人身上。
至于让他反思，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样，还是先谈了再说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5日，中日在南京开始谈判。
此次谈判，双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中方谈判代表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一面。
时势不同。国内所谓的“亲日派”此时几已无存身之地，继汪精卫受伤离场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被剌身亡。
在遭遇不测之前，唐有壬已有预感。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3日，在***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从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开始，屈指一算，已将近三年多了，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准备，都应该有些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2月29日，即4个月前，南京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以征兵制取代清末以来实行的募兵制。
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中国的征兵制其实由来已久，以汉朝为最盛，所以当国将相才能放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狠话。
吾国五千年文明史，唯汉唐风景独耀，不能不说与其时祖先皆能自强自励有关。光看看那时候的人物造像就知道了：武人着甲佩剑，个个英姿挺拔，猛得不行，文人峨冠博带，人人仙风道骨，腹有韬略。那叫一个精神，一个雅致，一个飘逸。
再翻翻我们的民国人物照片吧，似乎满眼都是灰色，看着都让人提不起精神。
吕老先生就说这笔账得从大唐中晚期开始算起。从那时候起，曾经强到极至的汉人纷纷患了富贵病，自己不想打仗，都用雇佣兵，想依靠别人来帮自己看家护院，如 此恶果叠加，遂有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到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终于把舞台让给了募兵制，大家把心眼儿全用到提防自家人身上去了，致使国 门大开，再也无力对抗塞外如狼似虎的游牧民族。
结果呢，一会儿蒙古人打过来，一会儿满族人扫过去，汉人越活越没脾气，越活越没精神，最后不仅老祖宗的雄健去了八九，满蒙悍勇的一面也没学着，却尽袭承了他们身上因循守旧的一面，一点英武气也没了。
现在要备战，准备和早就实行征兵的日本人较量，就只能捡起汉唐传统，重新搞征兵制，逼着大家拿起刀枪剑戟去打仗。当然了，我们搞什么东西都走样，到抗战中后期，征兵差不多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拉壮丁”的同义词，这是后话。
除了征兵制外，就是依靠朱培德等人实施精兵制。到老蒋放豪言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第一期国防计划中，整编60个调整师（亦即外传的“德械师”）方案已初具规模。
人说话是要有底气的。征兵和精兵制的推行，无疑给老蒋带来了一定的底气。有了底气，判断时局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判断日本还是不敢真打，虽然经常挥着拳头吓人，但最后还是要自找台阶下的（“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退让呢，何况现在实在没什么可退了，再退的话，不如跟朝鲜那样，把中国全交代给日本算了。
当然，这讲的是原则，具体策略上，他还是准备使用二元外交的故伎，即弄一个人到前台去，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谁肯去呢，都到玩儿命的程度了，大家都是情愿当大使也不想干部长。
年少得志的高宗武此时已升任亚洲司司长。他曾经很自得地提起，老蒋有意让他当部长，不过他自己没这个心思，因此没当成。
其实小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良好了一些。
搞外交不是干其它活，要的就是沉稳老练，压得住阵脚，高宗武就是能力再强，工作再有***，一时半会，老蒋也不可能考虑到他。
老蒋属意的人选是张群。
后者差不多跟老蒋、黄郛他们是一辈的，这样的人，用起来才能放心。
按照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的观点，即使是土匪，也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凡是他自己的固定地盘，不是不会从老百姓头上捞好处，而是知道掌握分寸，不会把底下的老百姓一家伙榨干榨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官府都强。
李白阎韩都清楚，治下的那个省就是他们最后的根基，失去了就等于失去一切，同样，如果治理得不好，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与之相比，“黄、熊、陈、刘”就不一样，他们不过是中央派驻的地方官，这个省弄不好，那就换个省去混，完全没有“李白阎韩”的那份担忧。
当然，八桂晋鲁，都只有一个省，相对于南京政府，摊子小，环节少，好管。可同样是一个省，川滇就远远不及，这就得说到李白阎韩作为地方上的“主公”还是比较合格的。
阎 锡山算盘拨得精，自己在搞经济上就很有一套，山西便成了全国的“经济建设模范省”。韩复榘不懂行，但他知道找梁漱溟这样懂行的人来帮他，山东就此成了“乡 村建设模范省”。李白手下也有一批相当不错的幕僚，在他们的出谋划策之下，广西民团（即民兵）组织领全国之冠，于是成就了广西的“民防建设模范省”。
不过把“模范省”的荣誉都拿出来抵挡，也说明李白在赴京就任上确实有些理屈词穷。
中央继往不咎，犯了错误，不但不罚，还要重用你们，你们却既不奉令，又不赏脸，不是欠扁吗？
自蒋桂之战后，杨永泰略施计谋，再次把李白逼入了无处可退的角落：出桂，广西可能不保，桂系分崩离析，自己完全被架空；不出，又将背上拥兵自重，抗旨不遵，蓄意对抗中央的罪名。
正因为杨永泰两次都差点造成对桂系的致命打击，所以他也成为李白的眼中钉，肉中剌。直到很多年后，白崇禧在台湾口述回忆录时，仍然对他恨恨连声，视其为桂系的心腹之患。
老蒋终于师出有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老蒋调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六路部队，组成“定桂军”。何谓定桂，平定桂省，即广西是也。
除了云南龙云那一路纯粹应付外，其它五路都子弹上膛，没一点含糊的。短时间内，在广西边境就屯集了四五十万大军，顿有水漫金山之势。
李白见大事不妙，赶紧把“民防建设模范省”的优势发挥出来，将部分训练有素的后备武装上升为正规军，使14个团迅速扩展为44个团，从而组成一支“救国军”。
觉得这还不够用，正好“福建事变”时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跑过来，就帮助他们在南宁组织了一个新19路军。
新19路军以蔡廷锴为总指挥，下面仍设3个师，由旧将翁照垣、区寿年等人分任师长。虽然新旧只相差一个字，但区别可大了去。说是说有3个师，其实只有一个翁照垣师是实有其名，其余都是空架子，除了师长，下面空空如也。
翁照垣师也没有一个师，实际只有600人，都是他从广州带来的原19路军官兵。
虽然人少，但顶的帽子却不小，“抗战英雄部队”的名号多多少少能增加点“抗日气氛”，使老蒋在开打时会多一些顾忌。
尽管如此，44个团的正规军加600人，再加上全部的民团，要与四五十万人马相抗衡，又有多少胜券呢？
那么我们主动退一步好不好。
李白通过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折中之策”，那就是李留白出，李宗仁留在广西维持局面，白崇禧一个人来中央参与朝政。
这当然不是老蒋想要的，他要的是“彻底解决”，岂能容你们再赖在窝里。
眼见得第二次“蒋桂战争”即将打响，“定桂军”与“救国军”就要火星撞地球，李白的神经都已崩到了极至，就在这时，老蒋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
情报上说，日本人准备乘蒋桂再次爆发大战之际，唆使伪蒙军兵出察北，先进攻绥远，再宣布冀察“完全自治”。
与此同时，老蒋也注意到，尽管自己又哄又吓，老阎却仍然没有把晋军抽调到绥远一线。
真是要命。
如果这时派中央军北上，“彻底解决”桂系无疑只能功亏一篑，如何使得。
老蒋不甘心。再探再报。
新的情报来自于外交部：如果绥远发生冲突，日军不会加入。
这个消息据称是从日本外交人员嘴里漏出来的，而其最原始出处又源自于军部。
鉴于日本人说话一向口是心非，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还需要从其它渠道得到验证。
看看苏联最近有什么动向。
苏英两国新近签了一个借款协议。
老蒋一拍桌子，是了。
难怪觉得不对劲，原来是日本的老对头苏联在找盟友，这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当头一棒。
现在他得两眼盯好盯紧苏联，暂时不敢在中国动兵。
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老蒋由此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日军不会掺和进来，我们就不光是防守的问题，而应该主动进攻，把那些“小敌”予以迎头歼灭。
过去，伪蒙军跟只大头苍蝇一样，老是在绥察滋事，我们之所以不敢一掸子拍死他，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从中找借口。现在好了，日本人不管，就可以放开手脚，一家伙打得他骨断筋折，让他长点教训，如此，“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
打伪蒙军而已，还用不着我的中央军吧，快把你的晋军派过去，否则将错失此大好良机。
老蒋一再催促，并保证前敌只有伪军，老阎这才松口答应照老蒋说的办：集中晋军主力于绥远。
照他的说法，除了把晋军4个团放在山西担任防守，到时仍可增援外，其它一家一当全搬到绥远去了，包括傅作义的绥军在内，绥远已达到了32个团的兵力。
你看，我真的尽力了（“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其实，哪能呢。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直把个小九九攒在怀里的老阎，哪里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
兵是派了，但绝不像他说的派出了那么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晋军仍然一动不动地驻扎在陕晋一带，防范着红军可能再次来袭。
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了老蒋，后者很着急。
你快点把晋军调过去打呀，机会稍纵即逝。
老阎却提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心虚气短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两大方面军要会师了。
在他看来，这无疑意味着陕甘红军力量的大大增强，而红军对山西的威胁，绝不比日军来得小。
老阎说，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中央军派到绥远去吧。否则的话，光靠晋绥军进攻没有什么把握。
又是要他派中央军，一涉及到这个问题，老蒋就感到头疼无比。
他一边在内心里痛骂这个阎老西“无定识与定力”，干点事真不像个爷们，一边只好向对方再三保证：我一定会派兵的，不过你总得让我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再说吧（“俟桂事解决”）。
此时有一个人却差不多跟老蒋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在绥远一步不退，出发点当然是要保他的地盘，但是作为守疆大吏，他的表现也确实要超过当时的很多诸侯。大敌当前，他没有抱着脑袋缩到一边去，或是仅仅推卸责任，而是审时度势，对敌情做出了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
对于日军会不会参与作战，老傅依据的是自己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日军都没露过一面。冲在前面的始终是伪蒙军，这帮家伙又不是蜂拥而上，而是采取了有缝就钻的办法，想跟我打游击战。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用意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己上阵，是搞投机来的。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坐享其利，相反，要是受到损失，他可以两手一摊：这都是“蒙古军”的自主行动，跟我们无关啊。
因此，老傅基本赞同老蒋的说法，此仗不打则可，一打稳赢。
可是既然说是“基本”，就说明傅作义也有犹豫的一面。
打伪军是没有什么困难，甚至杀进察北，直接把他们的窝给端端掉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绥远遍地皆草原，对方又均为骑兵，就像我们捣马蜂窝一样，拿根棍子一捅，窝是被捅掉了，这帮残兵败将却会逃得到处都是，还不太容易捉住他们。
这样一来可能打草惊蛇，日本人会不会说，他的热河都被我们惊扰了，从而反过来找到出兵干涉的借口呢？
这个可能当然不是没有，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傅作义为此另想一策。
我们不要主动攻，而是要布置口袋阵，让他们来攻，等他们攻进来，一口袋罩过去，一个都逃不掉，既灭了伪军，又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岂不爽哉。
看到阎傅二人均不同意主动攻击，老蒋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都跟你们说了，“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此时老蒋主张在察绥采取主动，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在“联苏制日”卡住的时候，他曾一再想到“藉日制苏”。但是以前讲道理也好，显示“善意”也罢，都收效甚微，日本人最后不仅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只能仅仅起到一点拖延的作用。
“软”的不行，老蒋就想用“硬”的一手唬住对方，通过在察绥教训伪蒙军，“打草”以“惊蛇”，让日方自动自觉地作出让步。
敢于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老蒋判断日本人并不敢真的对华宣战，只要我们这边摆出不惜与之一战的架势，反而可以使其从“战”退向“和”。
但是由于以阎傅为首的晋绥将领始终迟疑不决，这个难得的时机正在慢慢丧失。
随着英苏借款协议对日本军政两界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们又开始用鹰隼一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邻居。
与此同时，这个东瀛岛国的“压迫式打法”，也使中国国民的仇日心理日甚一日，几乎达到了痛恨一切日本人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早先日本曾经提出，他要在四川成都恢复建立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能，是用来处理侨务的。原来的日本领事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此时成都也没有一个日本侨民，要领事馆干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因此提出照会，认为此举没有必要，而且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很浓，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
日本人不管，他干他的，还专门派出4个人来成都进行准备。
结果就出事了。
成都人好多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平时茶室里侃山海经，说的都是日本如何欺负我们的事情，现在乍一看，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就站在面前，眼睛都红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尽管当地政府紧急出动军警，左拦右拦，还是拦不住，日本人2死2伤。
此即成都事件（即“蓉案”）。
一个星期后，又出北海事件（即“北案”）：广西北海“日侨”1人被杀。
北海事件系当时据守北海的翁照垣所为。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处决有“日谍嫌疑”的日本人，来个反日兼反蒋，给老蒋制造点麻烦，却不料反使自己成了蒋桂谈判桌上的筹码和牺牲品。
蓉北两案一前一后跑出来，日本政府的态度马上转趋强硬。
这会要是中方先出手，老蒋就再不敢保证日方会装聋作哑了，绥远反击计划只好宣布暂时搁置。
那支出兵广西的令箭也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因为北海事件令老蒋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李白已是难上加难。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解决桂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有什么办法呢，先按下来再说吧。
于是，大家都开始以游说代兵战。
桂系找老冯代言，老蒋则让程潜、朱培德、居正等人轮番入桂。大家各怀心思，互相试探，彼此找台阶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6日，南京政府下令，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委员，黄绍竑则回浙江省任原职。
这实际上是老蒋接受桂系的“折中策”，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2天后，中央军奉命从广西边境撤退，两广危机至此全面消除。
就在这一天，老蒋听取了关于北海事件的报告。对各种各样计谋如数家珍的老蒋，马上就得出结论，这是所谓新19路军干的好事。
他把解决新19路军问题作为蒋桂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李白全盘接受。
李白能容许新19路军在广西重建，原本就是用作对老蒋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这个筹码已逐渐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反过来却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在此之前，由于担心翁照垣在北海坐大，李宗仁曾想把他调回南宁，可是翁却一再拖延，“抗不众命”，这让李白都不由心惊。
现在正好出了北海事件，李宗仁便借着这个由头，撤销了新19路军建制，将翁照垣予以解职。如此，既可向老蒋有个交代，又解除了身边的隐患。
在新19路军撤销时，李宗仁照例把责任都推在老蒋身上，大概还随口说了几句“要不是这老奸贼，我是舍不得取消19路军编制的”之类话。
明眼人都能看出假，可老翁偏偏是个实诚人，他竟然以为对方真有此意，立刻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把编制取消，以应付老蒋。部队留下，我带他们上广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
据说李宗仁闻言，当时就黑了脸。
你要去自己去，600个兵一个都不能带走，全都得交给我。
急了，所以再也顾不得表演。
在李白正式就职后，老蒋来到广州，他要与对方见上一面。
命运是多么会捉弄人啊。
遥想当年，老蒋和李白是一道指挥北伐的。之后蒋下来了，李白升到了前面。再之后，蒋咸鱼翻身，又露脸了，李白仍排列在侧。再再然后，蒋桂之战爆发，李白一败涂地，被逐出中央，并曾一度亡命天涯。
从那以后，他们彼此怀恨，似乎永无抬头相见的机会。
人生若只初相见。经历多年敌视，大家再见个面，碰个头的建议，最初却是由白崇禧提出来的。那时候中央军仍滞留桂省边境，白崇禧就对访桂大员说，要不我去拜见一下“委员长”，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这就成了老蒋电召白崇禧赴穗一晤的由头。毕竟双方斗了这么久，老蒋还是不太容易第一个说出“哥俩好”这种话的。
见面会既由白崇禧承诺，照理应该他去。可白崇禧却临时反悔了。原因是他的太太害怕这是老蒋玩的花招，不肯放丈夫去广州。
并不是白夫人胆特别小，而是目闻目睹的事情多了。想当初，方振武可不就是被老蒋见个面就扣住不放，一去不复返的吗？若论与蒋的怨仇，李白比方振武只有多无少。
白不能去，李只能代其而往。
形势摆在那里，并不是说政府下个任命，大家就个职就算完了。老蒋的心情要是一不好，再来个免职令，甚至中央军再度围桂都极有可能。
现在老蒋召见，你说不去，不给面子，那不是送给对方修理你的借口吗？
所以不能不去。
去了之后心才定下来：一切都好。大家客客气气，唠唠嗑，话话家常，就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此次蒋李会晤，看似不起眼，在会谈内容上，也没涉及到什么军国要政，但却是蒋桂自分裂后的“第一次握手”。有了这次握手，双方逐步走向和解，为今后在抗战中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便是围绕成都、北海两事件的谈判。
在借察绥战事“以战迫和”的初次尝试失败后，老蒋开始寻求在谈判桌上以谈促和。他希望日本人好好地总结和反思一下。
看看你们在中国多么招人恨，这是什么原因呢，逼我太急之故也。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未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与以前任何一次没有不同，日本人即使总结，得出的结论也万变不离其宗——他之所以招恨讨嫌，原因不在他自己，还是全在中国人身上。
至于让他反思，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样，还是先谈了再说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5日，中日在南京开始谈判。
此次谈判，双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中方谈判代表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一面。
时势不同。国内所谓的“亲日派”此时几已无存身之地，继汪精卫受伤离场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被剌身亡。
在遭遇不测之前，唐有壬已有预感。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3日，在***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从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开始，屈指一算，已将近三年多了，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准备，都应该有些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2月29日，即4个月前，南京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以征兵制取代清末以来实行的募兵制。
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中国的征兵制其实由来已久，以汉朝为最盛，所以当国将相才能放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狠话。
吾国五千年文明史，唯汉唐风景独耀，不能不说与其时祖先皆能自强自励有关。光看看那时候的人物造像就知道了：武人着甲佩剑，个个英姿挺拔，猛得不行，文人峨冠博带，人人仙风道骨，腹有韬略。那叫一个精神，一个雅致，一个飘逸。
再翻翻我们的民国人物照片吧，似乎满眼都是灰色，看着都让人提不起精神。
吕老先生就说这笔账得从大唐中晚期开始算起。从那时候起，曾经强到极至的汉人纷纷患了富贵病，自己不想打仗，都用雇佣兵，想依靠别人来帮自己看家护院，如 此恶果叠加，遂有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到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终于把舞台让给了募兵制，大家把心眼儿全用到提防自家人身上去了，致使国 门大开，再也无力对抗塞外如狼似虎的游牧民族。
结果呢，一会儿蒙古人打过来，一会儿满族人扫过去，汉人越活越没脾气，越活越没精神，最后不仅老祖宗的雄健去了八九，满蒙悍勇的一面也没学着，却尽袭承了他们身上因循守旧的一面，一点英武气也没了。
现在要备战，准备和早就实行征兵的日本人较量，就只能捡起汉唐传统，重新搞征兵制，逼着大家拿起刀枪剑戟去打仗。当然了，我们搞什么东西都走样，到抗战中后期，征兵差不多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拉壮丁”的同义词，这是后话。
除了征兵制外，就是依靠朱培德等人实施精兵制。到老蒋放豪言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第一期国防计划中，整编60个调整师（亦即外传的“德械师”）方案已初具规模。
人说话是要有底气的。征兵和精兵制的推行，无疑给老蒋带来了一定的底气。有了底气，判断时局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判断日本还是不敢真打，虽然经常挥着拳头吓人，但最后还是要自找台阶下的（“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退让呢，何况现在实在没什么可退了，再退的话，不如跟朝鲜那样，把中国全交代给日本算了。
当然，这讲的是原则，具体策略上，他还是准备使用二元外交的故伎，即弄一个人到前台去，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谁肯去呢，都到玩儿命的程度了，大家都是情愿当大使也不想干部长。
年少得志的高宗武此时已升任亚洲司司长。他曾经很自得地提起，老蒋有意让他当部长，不过他自己没这个心思，因此没当成。
其实小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良好了一些。
搞外交不是干其它活，要的就是沉稳老练，压得住阵脚，高宗武就是能力再强，工作再有***，一时半会，老蒋也不可能考虑到他。
老蒋属意的人选是张群。
后者差不多跟老蒋、黄郛他们是一辈的，这样的人，用起来才能放心。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7 pm
张群一上来，就秉持老蒋“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的原则，处处不肯示日以弱，以免重蹈前任的覆辙。
他干脆向日本方面提出，要不你们外交部弄一个菜单给我，我们拿回家看一看，商量后在上面划一划，哪些可以答应，哪些不能答应，给你们一张“消费单”，不就全结了吗，省得你们今天这要求，明天那要求，天天来烦我们。
当时的日本大使还是有吉明。这位老兄在日本人里面还不算太坏，他自己也不同意日本军部对华的过分强硬做法，可问题是，他指挥不了军部，军部却能指挥他。
说起来悲哀，虽说是一个堂堂大使，有吉的实际职权还没有大使馆的武官大哩，因为后者恰恰是军部立场的代表。
现在张群要他拿菜单，他哪里拿得出来，私下里只得承认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大使，在中国只能处理些一般事务，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政策方针。
他的角色，说到底，只不过是军部，或者说是使馆武官们的一个传声筒罢了。
被张群这么逼一下，有吉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没多久就辞职回国了。
继任的是有田八郎。可这位仁兄“升不逢时”，刚到上海，日本国内就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政府和军部都是一片混乱，更没有任何指示能及时传过来。于是，有田就像是一台电脑突然因断电而死了机，人是还在那里，却什么主张也提不出来。
等到“一二八”事变结束，双方才开始谈判。不过仍然谈不下去，关键点就在于大家的立场根本无法对接。
张群坚持“中日关系三原则”，有田也照旧主张“广田三原则”，一个要求取消淞沪、塘沽两协定，另一个则要对方先承认“满洲国”再说。
反正还是两个“原则”打架，各说各话，谁也不让谁。
在谈判的过程中，有田还一度想求助于“场外观众”，即利用“两广事变”向中方施加压力，可是两广很快就被老蒋压住了，有田无机可乘，谈判陷入僵局。
等到蓉北两案一出，日本人认为可算抓住了把柄，又开始对通过谈判攫取利益热衷起来。
他们的老习惯是，往往换一个打法，就要换一个人。
这次来当大使的是原天津总领事川越茂。
川越能当大使，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他是由作为武官的矶谷推荐的。
听起来真是荒唐，下级竟然还能指定自己的上司，而且一荐就准，可就因为这个原因，川越的位子甚至坐得比两位前任还要稳当。
川越果然来者不善，颇有“军部作风”，没几天就搞了一个“最后通牒”，提出“8项要求”，不仅大大逾越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且就其“要求”之苛刻，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二十一条”。
张群倒吸一口凉气，但彼有来言，我就得有去语，如果立刻全盘拒绝，就没法谈了。
他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从“8项”中挑出3项，不是说答应，而是说大家可以谈。
张群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一式两份，分别发给留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在广州的老蒋。
老孔会算帐，几个珠子一拨，同意。
蓉北两案我们杀了他的人，现在理亏着呢，日本人要求提的过分一点也不足为怪。
张群的心稍定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当他接到老蒋的电报时，却被惊得哑口无言。
老蒋告诉他，别说八个要求，一个要求都不能答应，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
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来讹诈咱们的，想效“日本亡朝鲜故技”。
伤了人，就说伤人的事，死了人，就说死人的事。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无非道个歉，赔个钱，怎么凭空多出了这么多要求。
如何交涉呢，老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叫做“目无斗牛”。
我们不要眼光老是盯在蓉北两案上，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似的，以至“自馁其气”。
日本人肯现在就谈蓉北两案的解决办法最好，如果不提，我们也就装成无所谓的样子。你得知道，他们的心思其实根本不在蓉北两案上。
老蒋的话听听很高明，可是张群担心这样一来，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从而导致“大局之恶化”。
他以“折冲之乏术”为由，提出辞呈，那意思，怎么“目无斗牛”法，我不会，你另请高明吧。
老蒋大笔一挥，辞职不准，得继续干下去。
张群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目无”一下吧。
就在双方准备摊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中方意想不到的事件：汉口租界的一名日本警察吉冈廷二郎被暗杀。
真不让人省心啊。
得知消息，南京的留守要员们惊慌失措，都非常害怕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川越等人会离京回国，从而导致日本出兵。
我们就让一步吧。
老蒋却始终不为所动。
到中日谈判代表再次会面时，张群不仅对日方的“8项要求”提都没提，反而还甩出了中方“5项要求”。
川越的脸腾地就红了。
什么意思，是你死了人还是我死了人。
随同川越一道出席谈判的须磨更是跳了起来，你们所提的这5项要求，究竟是希望，还是条件？
当然是条件。
张群说，你的8项和我的5项，得一起讨论，这样才谈得下去。
川越的火更大了，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真不像话，真不像话（“此不成话”）。
他几次做出要拂袖而去的动作，意思就是让张群拦住他，然后跟着软下来，未曾料想张群却无动于衷，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受不了了，这样没法谈。
川越伸出手，和张群握了握，然后就像中国古装戏中受了委屈的小生一样，头往后一甩，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谈判不欢而散。
倒霉的事总是接踵而至。
当天，上海虹口竟然又发生了日本水兵田港朝光被狙杀案，另有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一系列日人被杀案的发生，显示出在日本一口气不歇的疯狂紧逼之下，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难以抑制。
虹口案件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进入闸北。一时间，宁沪上方似乎只要点一根火柴，连空气都会燃烧爆炸。
当时有人甚至闻到了“九一八”前后那种特有的硝烟味，断言中日可能因此决裂，并爆发战争。
九一八，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多么敏感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触即发的，不光有南方，还有北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华北响起了枪声。一心要把29军赶出丰台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又开始使坏了。
这天下午，29军丰台营部的一个连在铁道附近演习，回来的路上迎面撞见日军一个中队。大家挤在一条街上，街道狭窄，并不能交叉而过。如果这些日本人是在国内，无论是不是军人，大概都会弯下腰，哈依哈依地礼让对方先行通过。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转而成兽，根本一点礼仪都不懂。
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上两个骑兵，二话不说，竟然打马扬鞭，直冲中国连队的队列！
太欺负人了。29军士兵举起枪托，就给东洋马来了一下，死活不愿给对方让道。
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日军当时就翻了脸，不仅包围了中国军队，还把站出来交涉的连长给扣了起来。
在得知中日军队出现对峙后，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大第29期）认为机会来了，亲自带着一个大队赶了过来，并与中国军队交了火。
牟田口的对手是冯治安，后者闻报也一跃而起，派一个团跑步增援丰台守军。
该团到达后，一个营袭左翼，一个营攻右翼，左右包抄，里应外合，立刻将形势扭转过来。
牟田口一看，情况不妙，惟有下令将部队撤回原防区。
见丰台一带这么容易擦枪走火，还差点弄出第二个“九一八”，宋哲元固守丰台的心动摇了。
没等日本人再次提出抗议和要求，他自动将丰台驻军撤到了2公里以外。
北平的“九一八”是消停了，上海的“九一八”却极有可能立刻引爆。
老蒋人虽在广州，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目无全牛”呢，面前的这头莽牛鼻孔里喷着粗气，连牛角都竖了起来，你还能装作视而不见吗？
他赶紧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从南到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武汉，都必须行动起来，“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抗战。
想想不放心，他又罕见地给各省将领每人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日军可能要动真格的了（“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快去看一下仓库里的弹药吧。
其时，老蒋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他认为中方已到容忍极限。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把“8项条件”硬塞过来，而不许中方提任何条件，那就忍无可忍，无法再忍。
这段时间，中日双方内外部的各种情报、电报纵横，密使穿梭往来，战争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有人说，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后“七七事变”的预演。
所幸，中日之战并未能够提前进行。
老蒋嘴上不松口，但还没有与对方全面决裂并作战的决心。日方其实也一样。
此时一个人正在参谋本部大展拳脚——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
自从那年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实行大改组后，石原就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两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担任作战课长。
随着“二二六”兵变结束，新上任的陆相寺内要建立准战时体制，需要有人给他规划战争大纲，于是石原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被委任为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课长。
石原要给日本人指导战争了。
我们的假想敌在哪里呢？
石原认为首要目标是苏联，其次才是南洋和中国。
按照他的设想，应该把全部力量投到北方去，把苏联打服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中国，最后才是“对美国进行大决战”。
这就是日本陆军中提出的“先北后南论”。
世上并不是只有石原这一个神仙，海军虽然没有石原这样的“天才战略家”，但既然还没进行实战，对着一张地图夸夸其谈谁不会呢。
海军说，日本最大的假想敌绝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先向南方海洋发展，才是上上策。
此为“北守南进论”。
对着这样几乎南辕北辙的作战策略，首相广田不知如何是好。
海陆军，他谁也不敢得罪，可是总得制定“国防政策”啊，选谁的呢？
好个“聪明”的广田，干脆，来个杂烩关东煮，一块放锅里吧。
于是，日本的“国策”就变成了既要北上，又要南进。至于最大的假想敌，则把美苏放在了一起，两个神仙一道供。
广田方便了，下面的藏相就苦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既要供陆军，又要供海军，钱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大发公债，借钱。
提高税收，收钱。
有怎样“聪明”的首相，自然就有怎样“聪明”的阁员。吸取“二二六”兵变的教训，只要能满足军人的要求，让他们高兴，其它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日本陆军此时既然已视苏联为最大假想敌，并朝此目标进行备战，当然不想第一个在中国这个“不对称对手”身上花费力气，这是老蒋判断“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的理由，也是日军在察绥和华北推行“以华制华”，不肯轻易动用兵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尽管他们在上海又派兵，又撤侨，搞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确如老蒋所料，“意在不战而取利”，企图通过谈判来投机取巧。
此时的外相是曾任大使的有田八郎。他特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口口声声说我们现在国内对谈判很失望，对你们的张群外长尤其失望，因此之故，川越可能不得不离开南京了。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走就走吧。有田却还留了个尾巴——但是……
但是如果你们的“院长”（老蒋兼行政院长）肯亲自来谈，局面就不一样了。
得知这一信息，老蒋的情绪一度乐观起来。
他干脆向日本方面提出，要不你们外交部弄一个菜单给我，我们拿回家看一看，商量后在上面划一划，哪些可以答应，哪些不能答应，给你们一张“消费单”，不就全结了吗，省得你们今天这要求，明天那要求，天天来烦我们。
当时的日本大使还是有吉明。这位老兄在日本人里面还不算太坏，他自己也不同意日本军部对华的过分强硬做法，可问题是，他指挥不了军部，军部却能指挥他。
说起来悲哀，虽说是一个堂堂大使，有吉的实际职权还没有大使馆的武官大哩，因为后者恰恰是军部立场的代表。
现在张群要他拿菜单，他哪里拿得出来，私下里只得承认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大使，在中国只能处理些一般事务，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政策方针。
他的角色，说到底，只不过是军部，或者说是使馆武官们的一个传声筒罢了。
被张群这么逼一下，有吉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没多久就辞职回国了。
继任的是有田八郎。可这位仁兄“升不逢时”，刚到上海，日本国内就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政府和军部都是一片混乱，更没有任何指示能及时传过来。于是，有田就像是一台电脑突然因断电而死了机，人是还在那里，却什么主张也提不出来。
等到“一二八”事变结束，双方才开始谈判。不过仍然谈不下去，关键点就在于大家的立场根本无法对接。
张群坚持“中日关系三原则”，有田也照旧主张“广田三原则”，一个要求取消淞沪、塘沽两协定，另一个则要对方先承认“满洲国”再说。
反正还是两个“原则”打架，各说各话，谁也不让谁。
在谈判的过程中，有田还一度想求助于“场外观众”，即利用“两广事变”向中方施加压力，可是两广很快就被老蒋压住了，有田无机可乘，谈判陷入僵局。
等到蓉北两案一出，日本人认为可算抓住了把柄，又开始对通过谈判攫取利益热衷起来。
他们的老习惯是，往往换一个打法，就要换一个人。
这次来当大使的是原天津总领事川越茂。
川越能当大使，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他是由作为武官的矶谷推荐的。
听起来真是荒唐，下级竟然还能指定自己的上司，而且一荐就准，可就因为这个原因，川越的位子甚至坐得比两位前任还要稳当。
川越果然来者不善，颇有“军部作风”，没几天就搞了一个“最后通牒”，提出“8项要求”，不仅大大逾越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且就其“要求”之苛刻，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二十一条”。
张群倒吸一口凉气，但彼有来言，我就得有去语，如果立刻全盘拒绝，就没法谈了。
他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从“8项”中挑出3项，不是说答应，而是说大家可以谈。
张群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一式两份，分别发给留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在广州的老蒋。
老孔会算帐，几个珠子一拨，同意。
蓉北两案我们杀了他的人，现在理亏着呢，日本人要求提的过分一点也不足为怪。
张群的心稍定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当他接到老蒋的电报时，却被惊得哑口无言。
老蒋告诉他，别说八个要求，一个要求都不能答应，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
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来讹诈咱们的，想效“日本亡朝鲜故技”。
伤了人，就说伤人的事，死了人，就说死人的事。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无非道个歉，赔个钱，怎么凭空多出了这么多要求。
如何交涉呢，老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叫做“目无斗牛”。
我们不要眼光老是盯在蓉北两案上，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似的，以至“自馁其气”。
日本人肯现在就谈蓉北两案的解决办法最好，如果不提，我们也就装成无所谓的样子。你得知道，他们的心思其实根本不在蓉北两案上。
老蒋的话听听很高明，可是张群担心这样一来，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从而导致“大局之恶化”。
他以“折冲之乏术”为由，提出辞呈，那意思，怎么“目无斗牛”法，我不会，你另请高明吧。
老蒋大笔一挥，辞职不准，得继续干下去。
张群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目无”一下吧。
就在双方准备摊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中方意想不到的事件：汉口租界的一名日本警察吉冈廷二郎被暗杀。
真不让人省心啊。
得知消息，南京的留守要员们惊慌失措，都非常害怕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川越等人会离京回国，从而导致日本出兵。
我们就让一步吧。
老蒋却始终不为所动。
到中日谈判代表再次会面时，张群不仅对日方的“8项要求”提都没提，反而还甩出了中方“5项要求”。
川越的脸腾地就红了。
什么意思，是你死了人还是我死了人。
随同川越一道出席谈判的须磨更是跳了起来，你们所提的这5项要求，究竟是希望，还是条件？
当然是条件。
张群说，你的8项和我的5项，得一起讨论，这样才谈得下去。
川越的火更大了，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真不像话，真不像话（“此不成话”）。
他几次做出要拂袖而去的动作，意思就是让张群拦住他，然后跟着软下来，未曾料想张群却无动于衷，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受不了了，这样没法谈。
川越伸出手，和张群握了握，然后就像中国古装戏中受了委屈的小生一样，头往后一甩，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谈判不欢而散。
倒霉的事总是接踵而至。
当天，上海虹口竟然又发生了日本水兵田港朝光被狙杀案，另有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一系列日人被杀案的发生，显示出在日本一口气不歇的疯狂紧逼之下，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难以抑制。
虹口案件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进入闸北。一时间，宁沪上方似乎只要点一根火柴，连空气都会燃烧爆炸。
当时有人甚至闻到了“九一八”前后那种特有的硝烟味，断言中日可能因此决裂，并爆发战争。
九一八，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多么敏感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触即发的，不光有南方，还有北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华北响起了枪声。一心要把29军赶出丰台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又开始使坏了。
这天下午，29军丰台营部的一个连在铁道附近演习，回来的路上迎面撞见日军一个中队。大家挤在一条街上，街道狭窄，并不能交叉而过。如果这些日本人是在国内，无论是不是军人，大概都会弯下腰，哈依哈依地礼让对方先行通过。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转而成兽，根本一点礼仪都不懂。
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上两个骑兵，二话不说，竟然打马扬鞭，直冲中国连队的队列！
太欺负人了。29军士兵举起枪托，就给东洋马来了一下，死活不愿给对方让道。
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日军当时就翻了脸，不仅包围了中国军队，还把站出来交涉的连长给扣了起来。
在得知中日军队出现对峙后，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大第29期）认为机会来了，亲自带着一个大队赶了过来，并与中国军队交了火。
牟田口的对手是冯治安，后者闻报也一跃而起，派一个团跑步增援丰台守军。
该团到达后，一个营袭左翼，一个营攻右翼，左右包抄，里应外合，立刻将形势扭转过来。
牟田口一看，情况不妙，惟有下令将部队撤回原防区。
见丰台一带这么容易擦枪走火，还差点弄出第二个“九一八”，宋哲元固守丰台的心动摇了。
没等日本人再次提出抗议和要求，他自动将丰台驻军撤到了2公里以外。
北平的“九一八”是消停了，上海的“九一八”却极有可能立刻引爆。
老蒋人虽在广州，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目无全牛”呢，面前的这头莽牛鼻孔里喷着粗气，连牛角都竖了起来，你还能装作视而不见吗？
他赶紧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从南到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武汉，都必须行动起来，“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抗战。
想想不放心，他又罕见地给各省将领每人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日军可能要动真格的了（“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快去看一下仓库里的弹药吧。
其时，老蒋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他认为中方已到容忍极限。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把“8项条件”硬塞过来，而不许中方提任何条件，那就忍无可忍，无法再忍。
这段时间，中日双方内外部的各种情报、电报纵横，密使穿梭往来，战争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有人说，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后“七七事变”的预演。
所幸，中日之战并未能够提前进行。
老蒋嘴上不松口，但还没有与对方全面决裂并作战的决心。日方其实也一样。
此时一个人正在参谋本部大展拳脚——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
自从那年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实行大改组后，石原就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两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担任作战课长。
随着“二二六”兵变结束，新上任的陆相寺内要建立准战时体制，需要有人给他规划战争大纲，于是石原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被委任为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课长。
石原要给日本人指导战争了。
我们的假想敌在哪里呢？
石原认为首要目标是苏联，其次才是南洋和中国。
按照他的设想，应该把全部力量投到北方去，把苏联打服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中国，最后才是“对美国进行大决战”。
这就是日本陆军中提出的“先北后南论”。
世上并不是只有石原这一个神仙，海军虽然没有石原这样的“天才战略家”，但既然还没进行实战，对着一张地图夸夸其谈谁不会呢。
海军说，日本最大的假想敌绝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先向南方海洋发展，才是上上策。
此为“北守南进论”。
对着这样几乎南辕北辙的作战策略，首相广田不知如何是好。
海陆军，他谁也不敢得罪，可是总得制定“国防政策”啊，选谁的呢？
好个“聪明”的广田，干脆，来个杂烩关东煮，一块放锅里吧。
于是，日本的“国策”就变成了既要北上，又要南进。至于最大的假想敌，则把美苏放在了一起，两个神仙一道供。
广田方便了，下面的藏相就苦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既要供陆军，又要供海军，钱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大发公债，借钱。
提高税收，收钱。
有怎样“聪明”的首相，自然就有怎样“聪明”的阁员。吸取“二二六”兵变的教训，只要能满足军人的要求，让他们高兴，其它的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日本陆军此时既然已视苏联为最大假想敌，并朝此目标进行备战，当然不想第一个在中国这个“不对称对手”身上花费力气，这是老蒋判断“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的理由，也是日军在察绥和华北推行“以华制华”，不肯轻易动用兵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尽管他们在上海又派兵，又撤侨，搞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确如老蒋所料，“意在不战而取利”，企图通过谈判来投机取巧。
此时的外相是曾任大使的有田八郎。他特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口口声声说我们现在国内对谈判很失望，对你们的张群外长尤其失望，因此之故，川越可能不得不离开南京了。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走就走吧。有田却还留了个尾巴——但是……
但是如果你们的“院长”（老蒋兼行政院长）肯亲自来谈，局面就不一样了。
得知这一信息，老蒋的情绪一度乐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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