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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8 pm
要我出来，是不是表明他们的态度由“硬”转“软”了呢，大概是怕我真的“擦枪走火”，所以回心转意了吧。
是不是这回事，还得见了面才知道。
老蒋星夜赶回南京，并亲自接见川越。
但是这次见面，令他大失所望。川越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对“中国元首”表示任何亲近之意，反而还是抓住原来那些条件不放。
真是太讨厌了。
好不容易磨了一个小时，老蒋站起了身。
我告诉你：华北你不仅不能动，“华北之行政”还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其它的，你跟张群外长谈吧。
端茶送客之后，老蒋百思无计，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击退日本这一轮兴师动众的讹诈，直到看到案头送来的情报。
情报显示：绥远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连日来，田中和德王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干什么呢？
准备进攻绥远！
好啊，上次我没打你，你倒得劲了。
老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致胜的法子终于找到了。
南京谈判这一面的棋既然很难走得通，那就舍此就彼，在绥远那一面投子，杀他一个大龙再说。
只要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一“屠龙术”，就能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再次“以战迫和”，如此一来，南京谈判的胜负面定能易手。
这时，老蒋已不用再花心思对付桂系，调几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原来的顾虑还是有：关东军会加入进攻绥远的行列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不是派几个师的中央军就能解决的。
相关情报无法从外交部直接得来，还是听听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怎么说的吧。
伪蒙军一再鼓噪，这让原先主张布口袋阵的傅作义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开始认同老蒋当初提出的主动攻击方案，并试图用闪电战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
趁现在伪蒙军未完全集结，“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我们可集中优势，一榔头狠敲下去，直接砸到察北都有可能。
这是判断日军不会参战，或即使参战，能加入战团的也不多。但是几天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还记得在大上海跟川岛芳子一起策划“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吗，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化德县）特务机关长，准备在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他派人找到傅作义，告诉对方，绥远北可防苏，南可切断中苏联系，这个地方我志在必夺，别挡我道。
给你两条路选。
一条，继续跟我们“作梗”，那我们要不客气了，会不惜出动“正式国军”（即日军）来占领绥远。
另一条，与我们合作，不仅给钱给枪，还可以取代“才能不够”的德王，让你执掌内蒙和西北。
第二条暴露了日本人对马前“犬”的一贯使用原则，拿来就用，随时更换。
傅作义不是“犬”，他是草原上的鹰，如何能上鬼子的当。
但第一条却让傅作义不得不担心，日军似乎真的有可能在绥远直接动兵。
傅作义的话让老蒋为之一惊。
不过他很快牙一咬，脚一跺：那就打，怕个逑！
我相信，倭必不敢正式宣战。
他下令在陕的中央军汤恩伯、关麟征等多支主力部队做好入绥准备。
对绥远之战，老蒋还有一个不可多为外人道的算计。那就是最好把它处理成“地方冲突”。
当年的“一二八”会战，外界始终认为是“广东军人”和“日本军人”在斗，不知道中国军队中起码有一半是中央军精锐。
如果没有中央军参战，不可能顶日本人那么久，战局也不会那么好看，但要是中央军参战的真相当时就暴露出来，最后就不太容易收场了，“七七事变”提前进行都有可能。
对此，老蒋自己是甚为得意的，认为既增强了军队实力，又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
他让陈诚去面见阎锡山，同样给出了这样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即为避免日军介入，可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把战事处理成纯地方冲突。具体办法就是，由汤恩伯第13军化装成晋军（一如第5军的掩人耳目），奇袭张北县，傅作义则负责攻取商都。双管齐下，直捣对方的察北老巢，准保能打伪蒙军个措手不及。
多好的计啊，都用不着你阎老西花一个子。可老阎还是犹豫。
你说得倒好，那要是关东军真的打过来怎么办，他会把帐全算在晋军头上的。别忘了，我后面还有红军，再给来一个“东征”，里外一夹攻，晋绥就全完了。
所以，“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就分出来了：两头高，中间低。老阎自始至终都怕打，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把火烧到他的山西地界上来。蒋傅不怕打，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蒋是认为日本人不过借此恐吓，并未作好全面决战的准备，中方可用“牺牲到底之决心”逼迫对方让步，以免在南京谈判中吃亏，而傅倒相信日军可能真的会参战，但他身处绥远，这里是他能够存身的唯一地盘，事实上也退无可退。
傅作义处于决策末端，他在名义上得听阎锡山的，偏偏那时候老蒋还命令不了老阎，所以虽然老蒋主张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但在后者那里怎么也通不过，结果两个想打的一头一尾都只能干瞪眼。
最后的决心还是德王帮他们下的。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是有点忌惮的，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可是那个田中却在旁边一个劲地怂恿他：你怕个甚啊！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要是傅作义真有一手的话，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一定是怕了我们。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一万骑兵，那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电报，说现在连中央都扶植我，要让我自治了（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中央），就是你绥远不是东西，老是不想让我舒舒服服。“蒙古虽弱”，我也得“作最后之挣扎”。
他要傅作义“自觉自愿”地退到百灵庙以南，否则，他就要“挣扎”了。
看出来了吗，这其实就是一份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姓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傅作义的坚决态度，还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他弄得五迷三倒的羽山机关长。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定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天津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天津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啊。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天津驻屯军交代呢，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虚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李英夫，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我们日本是绝不会过问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因为傅作义已经从里面听出，关东军不会轻易参战。
羽山到底是日本人，如果关东军都来打绥远，他会这么“冷血”吗，至少得忙着帮关东军搞军事情报了。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面对着“挑战书”，蒋阎傅终于形成一致：打！
随着一声“打”，田中和德王果然把脑袋伸进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里来了，这真是让倒霉给催的。
那份“挑战书”虽然是用德王的名义下的，但“主帅”却是田中。谁是真正的主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田中踌躇满志。几年前，不过在暗室里策划了一个“马玉山路事件”，就由少佐升为了中佐，这一家伙要是打胜了，直接升将军都有可能。
他跟“九一八”时代的花谷正是陆大同期的，后面那位兄弟自此扬名后，似乎就消失无踪了，可见机遇不等人啊，不多杀点人如何有机会“因功受奖”呢。
看看手下，一众虾兵蟹将，都套着日军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皇军”哩。
吾领这么多“皇军”，虽与正宗的尚有差距，但全系日械武装，焉有不胜之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5日，田中“升帐”，决定兵分三路攻绥，李守信居左，德王居右，王英居中作为主力。
田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励志”的口号：把傅作义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在这次攻绥行动中，连李守信都只能当二线角色，跑跑龙套什么的，日本人推出的男一号是王英。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德王和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 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5千之众。
田中对他的“第一炮”十分看重，一定要打响，那他为什么独独选王英做“先锋官”呢？
本来在田中的眼里，汉人和蒙古人都一样，都是他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不过这里面又有所则重。
日本“内蒙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扶助”德王建立“蒙古国”，如果蒙古人组成的军队都提前报销掉了，那还建逑个国啊。所以，田中就打算让王英和他的“大汉义军”先上去送死，而让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作二线支援部队，这样，即使冲突，后面两位还可以少受些损失，从而为“建国”留下“火种”。
对田中的这个决定，三方都很乐意。
能够不费人马而坐收渔利，德王和李守信哪有不高兴的道理。至于王英，他在伪蒙军中排在老末，要是不趁机上去多抢点功劳，日后如何能让“皇军”看得起并平步青云呢。
绥东告急。
但在得知大兵入境后，傅作义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伪蒙军的七寸在哪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管外面如何嘈杂，都能做到百般审慎，谋定而后动，而一旦拍板，则义无反顾。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万5千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日军，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战对傅作义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伪军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
因为到时日本人肯定要干涉，而不管是不是会出动大批日军上阵，局面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快，在日本人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用“迅捷手段”把伪军给干得没有脾气。
因此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给我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3日，王英率“大汉义军”从商都出发，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奔红格尔图而来。
从商都到红格尔图有60里路。伪军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其先锋才到达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
来到目的地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这些“前土匪”们相互对视一眼，今天真是交好运了，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1936年11月16日，红格尔图战役（又称绥东抗战）正式打响。1500名伪军唿哨一声，骑着马，向守军营垒猛扑过去。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对方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伪军不卖力，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连续发动了6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伪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
口袋阵的特点是，开口很小，里面很大。傅作义把主力部队放在后面，这些人开始不打仗，是准备最后扎口袋用的。放在前面，担任“各县村围堡之守备”的，就是伪军遇到的“老弱残兵”，但其实他们既不弱也不残，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有相当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外貌容易给对手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是打他们应该不困难，只要再使把劲就能挤过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就是如此，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伪军打红格尔图上了瘾，他们甚至把这里的电话线路都给割断了，意思就是要切断红格尔图与外界的联系，好好地围上两天。
傅作义电话打不进来，但对这里的情况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到达了红格尔图以南100里处的平地泉。
红格尔图这里一开火，傅作义就很快弄清了伪军葫芦里的卖的药。
当时伪蒙军还据有绥北的百灵庙。百灵庙与察北的商都基本平行，中间就是隔着一个红格尔图，田中要打通这里，显然是为了使察北和绥北联成一线，下面不言而喻，就是要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从外线对绥远进行包围。
傅作义要将计就计。
1万对1万5，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现在你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却正好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要利用这个对方吞不下也吐不出的诱饵，把一部分伪军吸引并钉死在这里！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伪蒙军要把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做成一条黄瓜，连成一线，我则给他来个“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
红格尔图绝不是光守，而是攻的问题。伪军要在这里全包我，我却要从这里反包他。大家都说我善守，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最擅长的还有攻！
善守之将要打出善攻之将的威名来了。
显然，在老傅的筹谋之中，红格尔图这颗棋子十分重要，无论攻守，都必须做到守得住，攻得上。
他把在红格尔图前线建功立业的任务交给了董其武。
长城抗战中，被并称为“傅家二虎”的董其武和孙兰峰曾双双露面，不过那仅仅是小露一下，傅作义准备让绥远战役成为这二人的成名代表作。
这时的董孙，已由团长晋升为旅长，但因为资历尚浅，正式任命时仅授以副总指挥一职，跟在两位骑兵师长后面做副手。不过实际作战的进程表明，他们在驾驭全局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绝对配得上给老傅家看大门了。
红格尔图原有3个骑兵连，在得悉战役爆发后，董旅长又增援上来1个骑兵团。
其实他手上的骑兵师还有大半没上来，可是一直按着不动。
不是舍不得用，而是还没到时候。
与之相反，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田中和王英都亲临指挥，而且把能用于进攻的汤汤水水都搬了上来，进攻部队增加到3个旅，计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浩浩荡荡，5千多人呢。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马，那壮面倒也煞是壮观热闹。
不过，王英拉的架势好看是好看，却不顶用。一连七次冲锋，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得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去，反而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狠狈逃窜”。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伪蒙军的士气被完全打了下去，这时候就轮到董其武出手了，出重手。
是不是这回事，还得见了面才知道。
老蒋星夜赶回南京，并亲自接见川越。
但是这次见面，令他大失所望。川越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对“中国元首”表示任何亲近之意，反而还是抓住原来那些条件不放。
真是太讨厌了。
好不容易磨了一个小时，老蒋站起了身。
我告诉你：华北你不仅不能动，“华北之行政”还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其它的，你跟张群外长谈吧。
端茶送客之后，老蒋百思无计，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击退日本这一轮兴师动众的讹诈，直到看到案头送来的情报。
情报显示：绥远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连日来，田中和德王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干什么呢？
准备进攻绥远！
好啊，上次我没打你，你倒得劲了。
老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致胜的法子终于找到了。
南京谈判这一面的棋既然很难走得通，那就舍此就彼，在绥远那一面投子，杀他一个大龙再说。
只要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一“屠龙术”，就能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再次“以战迫和”，如此一来，南京谈判的胜负面定能易手。
这时，老蒋已不用再花心思对付桂系，调几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原来的顾虑还是有：关东军会加入进攻绥远的行列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不是派几个师的中央军就能解决的。
相关情报无法从外交部直接得来，还是听听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怎么说的吧。
伪蒙军一再鼓噪，这让原先主张布口袋阵的傅作义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开始认同老蒋当初提出的主动攻击方案，并试图用闪电战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
趁现在伪蒙军未完全集结，“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我们可集中优势，一榔头狠敲下去，直接砸到察北都有可能。
这是判断日军不会参战，或即使参战，能加入战团的也不多。但是几天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还记得在大上海跟川岛芳子一起策划“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吗，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化德县）特务机关长，准备在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他派人找到傅作义，告诉对方，绥远北可防苏，南可切断中苏联系，这个地方我志在必夺，别挡我道。
给你两条路选。
一条，继续跟我们“作梗”，那我们要不客气了，会不惜出动“正式国军”（即日军）来占领绥远。
另一条，与我们合作，不仅给钱给枪，还可以取代“才能不够”的德王，让你执掌内蒙和西北。
第二条暴露了日本人对马前“犬”的一贯使用原则，拿来就用，随时更换。
傅作义不是“犬”，他是草原上的鹰，如何能上鬼子的当。
但第一条却让傅作义不得不担心，日军似乎真的有可能在绥远直接动兵。
傅作义的话让老蒋为之一惊。
不过他很快牙一咬，脚一跺：那就打，怕个逑！
我相信，倭必不敢正式宣战。
他下令在陕的中央军汤恩伯、关麟征等多支主力部队做好入绥准备。
对绥远之战，老蒋还有一个不可多为外人道的算计。那就是最好把它处理成“地方冲突”。
当年的“一二八”会战，外界始终认为是“广东军人”和“日本军人”在斗，不知道中国军队中起码有一半是中央军精锐。
如果没有中央军参战，不可能顶日本人那么久，战局也不会那么好看，但要是中央军参战的真相当时就暴露出来，最后就不太容易收场了，“七七事变”提前进行都有可能。
对此，老蒋自己是甚为得意的，认为既增强了军队实力，又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
他让陈诚去面见阎锡山，同样给出了这样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即为避免日军介入，可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把战事处理成纯地方冲突。具体办法就是，由汤恩伯第13军化装成晋军（一如第5军的掩人耳目），奇袭张北县，傅作义则负责攻取商都。双管齐下，直捣对方的察北老巢，准保能打伪蒙军个措手不及。
多好的计啊，都用不着你阎老西花一个子。可老阎还是犹豫。
你说得倒好，那要是关东军真的打过来怎么办，他会把帐全算在晋军头上的。别忘了，我后面还有红军，再给来一个“东征”，里外一夹攻，晋绥就全完了。
所以，“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就分出来了：两头高，中间低。老阎自始至终都怕打，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把火烧到他的山西地界上来。蒋傅不怕打，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蒋是认为日本人不过借此恐吓，并未作好全面决战的准备，中方可用“牺牲到底之决心”逼迫对方让步，以免在南京谈判中吃亏，而傅倒相信日军可能真的会参战，但他身处绥远，这里是他能够存身的唯一地盘，事实上也退无可退。
傅作义处于决策末端，他在名义上得听阎锡山的，偏偏那时候老蒋还命令不了老阎，所以虽然老蒋主张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但在后者那里怎么也通不过，结果两个想打的一头一尾都只能干瞪眼。
最后的决心还是德王帮他们下的。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是有点忌惮的，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可是那个田中却在旁边一个劲地怂恿他：你怕个甚啊！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要是傅作义真有一手的话，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一定是怕了我们。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一万骑兵，那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电报，说现在连中央都扶植我，要让我自治了（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中央），就是你绥远不是东西，老是不想让我舒舒服服。“蒙古虽弱”，我也得“作最后之挣扎”。
他要傅作义“自觉自愿”地退到百灵庙以南，否则，他就要“挣扎”了。
看出来了吗，这其实就是一份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姓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傅作义的坚决态度，还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他弄得五迷三倒的羽山机关长。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定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天津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天津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啊。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天津驻屯军交代呢，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虚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李英夫，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我们日本是绝不会过问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因为傅作义已经从里面听出，关东军不会轻易参战。
羽山到底是日本人，如果关东军都来打绥远，他会这么“冷血”吗，至少得忙着帮关东军搞军事情报了。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面对着“挑战书”，蒋阎傅终于形成一致：打！
随着一声“打”，田中和德王果然把脑袋伸进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里来了，这真是让倒霉给催的。
那份“挑战书”虽然是用德王的名义下的，但“主帅”却是田中。谁是真正的主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田中踌躇满志。几年前，不过在暗室里策划了一个“马玉山路事件”，就由少佐升为了中佐，这一家伙要是打胜了，直接升将军都有可能。
他跟“九一八”时代的花谷正是陆大同期的，后面那位兄弟自此扬名后，似乎就消失无踪了，可见机遇不等人啊，不多杀点人如何有机会“因功受奖”呢。
看看手下，一众虾兵蟹将，都套着日军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皇军”哩。
吾领这么多“皇军”，虽与正宗的尚有差距，但全系日械武装，焉有不胜之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5日，田中“升帐”，决定兵分三路攻绥，李守信居左，德王居右，王英居中作为主力。
田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励志”的口号：把傅作义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在这次攻绥行动中，连李守信都只能当二线角色，跑跑龙套什么的，日本人推出的男一号是王英。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德王和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 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此时的伪蒙军，实际可分为三支力量，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王英是汉人，他手下的“大汉义军”也以汉人为主，共有5个旅，5千之众。
田中对他的“第一炮”十分看重，一定要打响，那他为什么独独选王英做“先锋官”呢？
本来在田中的眼里，汉人和蒙古人都一样，都是他用来“以华制华”的工具，不过这里面又有所则重。
日本“内蒙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扶助”德王建立“蒙古国”，如果蒙古人组成的军队都提前报销掉了，那还建逑个国啊。所以，田中就打算让王英和他的“大汉义军”先上去送死，而让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作二线支援部队，这样，即使冲突，后面两位还可以少受些损失，从而为“建国”留下“火种”。
对田中的这个决定，三方都很乐意。
能够不费人马而坐收渔利，德王和李守信哪有不高兴的道理。至于王英，他在伪蒙军中排在老末，要是不趁机上去多抢点功劳，日后如何能让“皇军”看得起并平步青云呢。
绥东告急。
但在得知大兵入境后，傅作义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伪蒙军的七寸在哪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管外面如何嘈杂，都能做到百般审慎，谋定而后动，而一旦拍板，则义无反顾。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万5千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日军，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战对傅作义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伪军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
因为到时日本人肯定要干涉，而不管是不是会出动大批日军上阵，局面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快，在日本人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用“迅捷手段”把伪军给干得没有脾气。
因此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给我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3日，王英率“大汉义军”从商都出发，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奔红格尔图而来。
从商都到红格尔图有60里路。伪军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其先锋才到达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
来到目的地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这些“前土匪”们相互对视一眼，今天真是交好运了，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1936年11月16日，红格尔图战役（又称绥东抗战）正式打响。1500名伪军唿哨一声，骑着马，向守军营垒猛扑过去。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对方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伪军不卖力，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连续发动了6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伪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
口袋阵的特点是，开口很小，里面很大。傅作义把主力部队放在后面，这些人开始不打仗，是准备最后扎口袋用的。放在前面，担任“各县村围堡之守备”的，就是伪军遇到的“老弱残兵”，但其实他们既不弱也不残，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有相当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外貌容易给对手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是打他们应该不困难，只要再使把劲就能挤过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就是如此，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伪军打红格尔图上了瘾，他们甚至把这里的电话线路都给割断了，意思就是要切断红格尔图与外界的联系，好好地围上两天。
傅作义电话打不进来，但对这里的情况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到达了红格尔图以南100里处的平地泉。
红格尔图这里一开火，傅作义就很快弄清了伪军葫芦里的卖的药。
当时伪蒙军还据有绥北的百灵庙。百灵庙与察北的商都基本平行，中间就是隔着一个红格尔图，田中要打通这里，显然是为了使察北和绥北联成一线，下面不言而喻，就是要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从外线对绥远进行包围。
傅作义要将计就计。
1万对1万5，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现在你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却正好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要利用这个对方吞不下也吐不出的诱饵，把一部分伪军吸引并钉死在这里！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伪蒙军要把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做成一条黄瓜，连成一线，我则给他来个“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
红格尔图绝不是光守，而是攻的问题。伪军要在这里全包我，我却要从这里反包他。大家都说我善守，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最擅长的还有攻！
善守之将要打出善攻之将的威名来了。
显然，在老傅的筹谋之中，红格尔图这颗棋子十分重要，无论攻守，都必须做到守得住，攻得上。
他把在红格尔图前线建功立业的任务交给了董其武。
长城抗战中，被并称为“傅家二虎”的董其武和孙兰峰曾双双露面，不过那仅仅是小露一下，傅作义准备让绥远战役成为这二人的成名代表作。
这时的董孙，已由团长晋升为旅长，但因为资历尚浅，正式任命时仅授以副总指挥一职，跟在两位骑兵师长后面做副手。不过实际作战的进程表明，他们在驾驭全局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绝对配得上给老傅家看大门了。
红格尔图原有3个骑兵连，在得悉战役爆发后，董旅长又增援上来1个骑兵团。
其实他手上的骑兵师还有大半没上来，可是一直按着不动。
不是舍不得用，而是还没到时候。
与之相反，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田中和王英都亲临指挥，而且把能用于进攻的汤汤水水都搬了上来，进攻部队增加到3个旅，计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浩浩荡荡，5千多人呢。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马，那壮面倒也煞是壮观热闹。
不过，王英拉的架势好看是好看，却不顶用。一连七次冲锋，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得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去，反而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狠狈逃窜”。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伪蒙军的士气被完全打了下去，这时候就轮到董其武出手了，出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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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09 pm
1936年11月18日，凌晨1时30分。
董其武把自己掌握的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
两支机动主力冒着大雪严霜，双双出击，开始给口袋阵扎口子。
一支是骑兵师，剩下的4个骑兵团，一个不少，倾巢出动。骑兵们打着马，绕了个大圈子，准备从后面对伪军进行包抄。
另一支则“师称机械化”，当然是“准机械化”。
早在长城抗战时，绥军就显示出了不一般的机动效率。当时因为战况日趋紧张，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率部去昌平。
绥军的原驻防地点离昌平有200余里路，而且部队还不在一块，东一搭，西一搭，分散各处。
何应钦估计，就是绥军再紧赶慢赶，短时间内也到不了昌平。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天发调令，傅作义第二天下午就来报到了。
何部长平时调兵遣将，最感头疼的，除了各部队不听指挥外，还有行动太慢。你传令两天到达，他得用一个星期，限定一个星期，他起码得耗半个月。
全部加一块，其实说的就是执行力太差，这也是抗战期间中日军队在战力上的一个重要差距。
绥军如此神兵天降式的速度，直让见多识广的何应钦都产生了错觉，这还是一支中国部队吗，而且还是中国的地方部队？
事实上，傅作义的绥军不但擅守，而且擅跑，向有“三快”之称，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这一点跟它的“七路半”形象倒也很是契合。
据说傅作义在绥远练兵时，一夜行军60里是家常便饭。
60里，还得负重。
负多少呢？
肩上扛个50斤，眉头都不许皱一下。
在《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们被要求100里越野，同时身上负重50斤。论距离，当然更远了一些，可人家那是老A级别的特种兵，从野战部队里面千挑万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
如此一对比，绥军至少够得上准特种部队的级别了。
然而即便如此，傅作义还是不太满意，他认为人腿再能跑，毕竟还是人腿，要是能再加上几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了。
长城抗战，日军的坦克大炮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坦克在南天门战役中制造的“闪击效果”更是让他耳目一新。
什么叫现代化战争，这才是。
绥远战役没打响之前，他就要求老蒋派类似的“高精尖部队”先行进绥。
老蒋调了中央军1个炮兵大队进来。
坦克暂时却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洋坦克没有，那就造土坦克。后来，老八路打鬼子炮楼，因为缺乏重武器，就弄出来这样有民间特色的“坦克车”。方法多种多 样，但基本构造差不多，都是轱辘木板车在下面，上面放张八仙桌，桌上蒙几床厚棉被，浇上水后，一般步枪子弹比较难打穿。置身“坦克”之中，“驾驶员”是很 难看清方向的，全靠旁边的人指点，让他左就左，让他右就右。
当然了，这样的“木板坦克”能够建功，全赖炮楼里也没重武器。要不然只须一炮，“坦克车”就能瘫掉，而且这玩意儿实在也够原始，除了用于瓮中捉鳖外（还得是比较差劲的鳖），并无多少真正的实战价值。
傅作义的绥远虽穷，却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四个轮子，他不用木板车，用汽车。上面不用浸了水的棉被，只是加一个金属罩，然后掏眼装机枪。
“汽车坦克”跟“木板坦克”相比，不仅驾驶员对前方目标一览无余（甚至视野比真正的坦克手都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跑得足够快。
这么一武装，原来的步兵立马就可以被改装成“准机械化部队”。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董其武亲率2个步兵团，坐着这种“汽车坦克”，拉着大炮，在红格尔图附近把伪军切成一个个小块，在更小的范围内“各个击破”。
骑兵跑得快，“坦克”开起来也不慢；骑兵的面前没遮没拦，“坦克”却有“金钟罩，铁布衫”，子弹打在金属铁皮上，乒乒乓乓，愣是穿不过去。再加上伪军无炮，绥军有炮，双方战力对比马上倒了过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闪击战”效果就显现出来，红格尔图周边的伪军骑兵被“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天亮之后，负责包抄的骑兵师突然从外围收网，对伪军来了个反包围。
曾经张狂一时的“大汉义军”被打得原形毕露。田中和王吉的指挥部被掀了个底朝天，要不是这两小子跑得快，连命都要丢在红格尔图了。
王英更是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后来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兴致勃勃地赶来检阅部队。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红格尔图之役进行的同时，晋军李服膺从南面乘势而起，把另一路伪军给赶跑了。
王英两路出击，本来是想两边占便宜的，未料什么都没捞着，还折了老本，人马折损有三分之一强，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都给打没了。
对于傅作义来说，打红格尔图却不过是他计划中的小菜一碟。他的真正目标是绥北的百灵庙和察北的商都。
早在红格尔图面临围困之时，他对解围已胸有成竹。
打断“黄瓜的中间”没有问题，一俟“断开”，就可以握着两头松脆的部分大快朵颐了。
此时如果说还有顾虑的话，他唯一的顾虑是会不会给政府的外交造成麻烦。
报告送达阎锡山后，老阎比较犹豫。
百灵庙毕竟不同于红格尔图，那是伪蒙军苦心经营的一个据点。万一百灵庙短时间拿不下来，德王会不会破罐子破摔，索性公开宣布独立呢？另外引发日军直接参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傅作义说，我可以用奇袭的办法打，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百灵庙。
那时候红格尔图闪击战还未打响，老阎对傅作义的“奇袭”没有什么把握，他的意思，哪怕是“先发制人”，是不是也等汤恩伯第13军到达绥远后再动手。
对究竟要不要打百灵庙，山西军政内部争执不下。其中，徐永昌就认为不能急于进攻。原因也是跟老阎差不多，不知道以傅作义的那点兵力，是否真的能够一击而中。
不管是“急攻派”还是“主稳派”，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百灵庙一击不中的话，后遗症太多了。
老阎断不了这个案，只得请示老蒋。
老蒋的积极态度则一如既往，他首先给阎傅吃了个定心丸：你们只管打仗，外交的事不要怕，没有什么问题（“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
如果我们不乘这个时候攻下百灵庙与商都，绥远以后还是睡不好觉（“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
知道山西军政方面仍下不了决心，老蒋按捺不住，决定亲自去做说服工作。
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飞抵太原，亲临督战。老阎正愁难以决策，赶紧把文武百官都叫过来，听“委座训示”。
说实话，老蒋其时并不可能直接指挥山西，也没有孔明舌战群儒的本事，但他随身带来了外交情报。
情报显示，连日本外相有田都说了：察绥战事，让他们去打吧（指绥军和伪蒙军），我们日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也不会介入，甚至连（对伪军的）援助都不会提供半点，“中国尽可迎击”。
有田的话，前半段是真的，后半假是假的，没有“援助”，德王和伪军怎么可能如此卖力？
不过如果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的态度了。就在老蒋到太原的当天，红格尔图还处于王英“大汉义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在他们看来，攻下小镇只是分分钟的事。伪军既然自己就能够轻松摆平，这种时候，日军自然不用“介入”，也没必要“介入”。
老蒋就把有田的这番话展示给到会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看到了吧，日本人都说不会“介入”了，诸位为什么还要前怕狼后怕虎呢。
想想日本首相的话总不会有假，众人心里的疙瘩就此解开了。
老蒋很激动，当场定调，不仅要彻底解决百灵庙和商都，还要把张北也一体拿下，以便一劳永逸。
为了给各位再壮壮胆，他决定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空军。
就在这一年，南京政府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周至柔出任主任。但真正在幕后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担任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
民国时代，宋美龄被称为“空军之母”，一方面是因为中央航空队的大部分军用飞机都是由其负责采购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确实在中国空军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轻微晕机症状，但她对战斗机却并不外行，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小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出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担任主任的周至柔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中央航空队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 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 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达到了9个飞行大队，共31个中队的规模。
绥远战役发起之前，老蒋正过五十大寿，大家说要送寿礼。老蒋摆摆手。
今年祝寿不收礼，收礼只收战斗机。
于是，收了70架飞机。
南京的祝寿仪式上，飞机在天上一拉线，现出了“中正”、“五十”四个字，把现场观摩的南京市民惊得目瞪口呆，而蒋氏夫妇更是兴奋莫名，老蒋当即发表观感，要“尽忠报国，复兴民族，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在太原会议上，趁着高兴劲，老蒋给周至柔发去电报，准备让空军参与绥远战役。
此时从百灵庙到商都，再到张北，空军几入无人之境。按照老蒋的设想，只需派2个飞行大队过来，一个负责轰炸，一个负责在上空监视，即可对伪蒙军予以“最大打击”。
阎锡山、傅作义起初跟中央要强力支援，大炮坦克都想到了，还真没奢望过能得到空军相助，顿时眼前一亮。
有这么好的事，那就快点吧。
老蒋笑了笑，伸出三个指头。
3天之内，空军飞绥。
具体路线是，从洛阳机场出发，在太原加过油后，即可进入上述三地作战。
可是老蒋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承诺很快就打了水漂。
空军不是陆军，老蒋自己的意见并不“权威”。虽然名义上的负责人周至柔肯定听老蒋的，但老蒋听谁的，他得听“秘书长”的，而“秘书长”又以空军中的技术权威是从。
原来空军要飞到绥远参战，不是准备3天的问题，而是至少得耗费8到9天。除了时间上来不及，还可能过早暴露实力，给以后真正的中日大空战带来麻烦。要知道，日本人一向非常注意搜集情报和总结经验。
想玩点“高科技”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老蒋没法显能耐，只得看傅作义的。后者果然没让他失望，一个红格尔图“闪击战”，几个小时解决问题，十分地爽利。
老蒋很高兴，他希望能够把这一“闪击战”的经验复制到百灵庙和商都上去，而且“愈快愈好”。
但是这时候前线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红格尔图一仗结束后，李守信的第2军已大部集结于商都。王英这边一败，李守信那边大惊失色，马上严阵以待。
在傅作义看来，只要对方有了警惕，“闪击”效果就已失大半，因此决定把百灵庙放在袭击的首要目标。
他打算用3天时间完成全部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等待空军入绥。
老蒋知道后，十分尴尬。他只好一再跟阎傅打招呼：不就是打一个伪蒙军吗，晋绥军绰绰有余。
再不提他引之为豪的空军了。
3天转眼就到，傅作义没有等到空中增援，倒是等来了汤恩伯第13军。不过，在整个百灵庙战役（又称绥北抗战）中，化装后的中央军也只是配角，起到一个兵力牵制作用。真正唱大戏的主角，仍然是傅作义自己。
在等待空军的那3天时间里，傅作义并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做足了功夫。
但凡善用兵者，全在一个字：细。所谓慢工出细活也。
3天里，傅作义派人反复对百灵庙一带进行侦察。侦察情报，别人都是用普通探马，他用的却是大将，那个既勇且智的孙兰峰。此君据说腿还不好，一条腿瘸的，可是跑起路来却机敏得很。这不由让人想到另一个“跛足将军”庞炳勋庞瘸子，打起仗来一条腿都愣是不输给别人两条腿。
孙兰峰亲赴百灵庙，那深入虎穴的胆气也丝毫不让与《亮剑》里的“李云龙”。只不过他比后者架子更大，跟他一块去的不是警卫员，而至少得是团长。
当然，孙兰峰不可能像“李云龙”那样跑到百灵庙里面去，他侦察的是外围。毕竟红格尔图枪一响，伪军看到一只兔子跑过都会放枪，如何还能再让人进去。
百灵庙里面的情况是临时抱不得佛脚的。傅作义很早就让人化装成商贩进去侦察过了，伪军的工事筑得怎样，有多少人马，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
等到孙兰峰拿着外围第一手的资料回来，傅作义结合里外的情况，再跟他一道推敲：打的那一天，你们往哪条路走，在哪里集中，朝哪里突破。一条条“过”，一点点“抠”，丝毫来不得马虎。
所谓奇袭，看起来好像就那几个小时的事，其实功夫全在诗外。
现在傅作义让孙兰峰充作“探马”的秘密也可以揭晓了：他要同时把奇袭百灵庙的指挥刀，交到身边的这只“虎”手里。
孙兰峰喜动，傅作义却偏偏要他静下来，把战前的所有功夫都做深做透。用人之长，更克其所短，所谓将才，可不就是这样被磨练打造出来的。
对傅作义的意图，无论是田中还是德王，事前却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德王其时还没有公开举反旗，在他给傅作义的“挑战书”中，不还厚着脸皮说中央是“向着他的”吗？红格尔图之役，伪军是主动的，傅作义必然会发起反击，这一点他能预料得到。可是老傅还会一不作二不休，主动进攻伪军的“领地”，就有点始料不及了。
不过你要说百灵庙的伪蒙军完全没有警惕，倒也不尽然。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的骑7师，加他的一个直属骑兵部队，总共近3000人。不过担任各层次指挥的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
红格尔图的枪声，把商都的李守信都吓了一跳，日本军官及其情报机构自然也不会毫不设防。
傅作义想告诉对方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归绥，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一个疑点被排除掉了，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把部队每天带到城东30里地去搞“拉练”，早上出来，晚上回去，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日本指挥官们放心了，演习而已嘛。
1936年11月22日晨，留在归绥的绥军像往常一样，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真的。
这套程式，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经用过多次，如今要回报到他们训练出的伪军身上来了。
不过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我是主，我守他攻，而前者却是我为客，我攻他守，再加上百灵庙一带“环滁皆山也”，攻也不是那么好攻的。一旦僵持不下，对方援兵赶到， 形势就会急转直下。
因此，傅作义对此战就一个要求：快（“最速疾动作，敏快手段”） ！
知道归绥离百灵庙有多远吗，足足300多里地呢，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孙兰峰也早已不用马了，他用红格尔图一战中已牛刀小试的“汽车坦克”，后面这玩意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晚上8点，孙兰峰和他的先锋团率先到达百灵庙附近，却出了一身冷汗。
董其武把自己掌握的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
两支机动主力冒着大雪严霜，双双出击，开始给口袋阵扎口子。
一支是骑兵师，剩下的4个骑兵团，一个不少，倾巢出动。骑兵们打着马，绕了个大圈子，准备从后面对伪军进行包抄。
另一支则“师称机械化”，当然是“准机械化”。
早在长城抗战时，绥军就显示出了不一般的机动效率。当时因为战况日趋紧张，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率部去昌平。
绥军的原驻防地点离昌平有200余里路，而且部队还不在一块，东一搭，西一搭，分散各处。
何应钦估计，就是绥军再紧赶慢赶，短时间内也到不了昌平。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天发调令，傅作义第二天下午就来报到了。
何部长平时调兵遣将，最感头疼的，除了各部队不听指挥外，还有行动太慢。你传令两天到达，他得用一个星期，限定一个星期，他起码得耗半个月。
全部加一块，其实说的就是执行力太差，这也是抗战期间中日军队在战力上的一个重要差距。
绥军如此神兵天降式的速度，直让见多识广的何应钦都产生了错觉，这还是一支中国部队吗，而且还是中国的地方部队？
事实上，傅作义的绥军不但擅守，而且擅跑，向有“三快”之称，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这一点跟它的“七路半”形象倒也很是契合。
据说傅作义在绥远练兵时，一夜行军60里是家常便饭。
60里，还得负重。
负多少呢？
肩上扛个50斤，眉头都不许皱一下。
在《士兵突击》里面，“许三多”们被要求100里越野，同时身上负重50斤。论距离，当然更远了一些，可人家那是老A级别的特种兵，从野战部队里面千挑万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
如此一对比，绥军至少够得上准特种部队的级别了。
然而即便如此，傅作义还是不太满意，他认为人腿再能跑，毕竟还是人腿，要是能再加上几个轮子，就大不一样了。
长城抗战，日军的坦克大炮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坦克在南天门战役中制造的“闪击效果”更是让他耳目一新。
什么叫现代化战争，这才是。
绥远战役没打响之前，他就要求老蒋派类似的“高精尖部队”先行进绥。
老蒋调了中央军1个炮兵大队进来。
坦克暂时却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洋坦克没有，那就造土坦克。后来，老八路打鬼子炮楼，因为缺乏重武器，就弄出来这样有民间特色的“坦克车”。方法多种多 样，但基本构造差不多，都是轱辘木板车在下面，上面放张八仙桌，桌上蒙几床厚棉被，浇上水后，一般步枪子弹比较难打穿。置身“坦克”之中，“驾驶员”是很 难看清方向的，全靠旁边的人指点，让他左就左，让他右就右。
当然了，这样的“木板坦克”能够建功，全赖炮楼里也没重武器。要不然只须一炮，“坦克车”就能瘫掉，而且这玩意儿实在也够原始，除了用于瓮中捉鳖外（还得是比较差劲的鳖），并无多少真正的实战价值。
傅作义的绥远虽穷，却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四个轮子，他不用木板车，用汽车。上面不用浸了水的棉被，只是加一个金属罩，然后掏眼装机枪。
“汽车坦克”跟“木板坦克”相比，不仅驾驶员对前方目标一览无余（甚至视野比真正的坦克手都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跑得足够快。
这么一武装，原来的步兵立马就可以被改装成“准机械化部队”。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董其武亲率2个步兵团，坐着这种“汽车坦克”，拉着大炮，在红格尔图附近把伪军切成一个个小块，在更小的范围内“各个击破”。
骑兵跑得快，“坦克”开起来也不慢；骑兵的面前没遮没拦，“坦克”却有“金钟罩，铁布衫”，子弹打在金属铁皮上，乒乒乓乓，愣是穿不过去。再加上伪军无炮，绥军有炮，双方战力对比马上倒了过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闪击战”效果就显现出来，红格尔图周边的伪军骑兵被“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天亮之后，负责包抄的骑兵师突然从外围收网，对伪军来了个反包围。
曾经张狂一时的“大汉义军”被打得原形毕露。田中和王吉的指挥部被掀了个底朝天，要不是这两小子跑得快，连命都要丢在红格尔图了。
王英更是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后来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兴致勃勃地赶来检阅部队。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红格尔图之役进行的同时，晋军李服膺从南面乘势而起，把另一路伪军给赶跑了。
王英两路出击，本来是想两边占便宜的，未料什么都没捞着，还折了老本，人马折损有三分之一强，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都给打没了。
对于傅作义来说，打红格尔图却不过是他计划中的小菜一碟。他的真正目标是绥北的百灵庙和察北的商都。
早在红格尔图面临围困之时，他对解围已胸有成竹。
打断“黄瓜的中间”没有问题，一俟“断开”，就可以握着两头松脆的部分大快朵颐了。
此时如果说还有顾虑的话，他唯一的顾虑是会不会给政府的外交造成麻烦。
报告送达阎锡山后，老阎比较犹豫。
百灵庙毕竟不同于红格尔图，那是伪蒙军苦心经营的一个据点。万一百灵庙短时间拿不下来，德王会不会破罐子破摔，索性公开宣布独立呢？另外引发日军直接参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傅作义说，我可以用奇袭的办法打，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百灵庙。
那时候红格尔图闪击战还未打响，老阎对傅作义的“奇袭”没有什么把握，他的意思，哪怕是“先发制人”，是不是也等汤恩伯第13军到达绥远后再动手。
对究竟要不要打百灵庙，山西军政内部争执不下。其中，徐永昌就认为不能急于进攻。原因也是跟老阎差不多，不知道以傅作义的那点兵力，是否真的能够一击而中。
不管是“急攻派”还是“主稳派”，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百灵庙一击不中的话，后遗症太多了。
老阎断不了这个案，只得请示老蒋。
老蒋的积极态度则一如既往，他首先给阎傅吃了个定心丸：你们只管打仗，外交的事不要怕，没有什么问题（“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
如果我们不乘这个时候攻下百灵庙与商都，绥远以后还是睡不好觉（“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
知道山西军政方面仍下不了决心，老蒋按捺不住，决定亲自去做说服工作。
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飞抵太原，亲临督战。老阎正愁难以决策，赶紧把文武百官都叫过来，听“委座训示”。
说实话，老蒋其时并不可能直接指挥山西，也没有孔明舌战群儒的本事，但他随身带来了外交情报。
情报显示，连日本外相有田都说了：察绥战事，让他们去打吧（指绥军和伪蒙军），我们日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也不会介入，甚至连（对伪军的）援助都不会提供半点，“中国尽可迎击”。
有田的话，前半段是真的，后半假是假的，没有“援助”，德王和伪军怎么可能如此卖力？
不过如果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的态度了。就在老蒋到太原的当天，红格尔图还处于王英“大汉义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在他们看来，攻下小镇只是分分钟的事。伪军既然自己就能够轻松摆平，这种时候，日军自然不用“介入”，也没必要“介入”。
老蒋就把有田的这番话展示给到会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看到了吧，日本人都说不会“介入”了，诸位为什么还要前怕狼后怕虎呢。
想想日本首相的话总不会有假，众人心里的疙瘩就此解开了。
老蒋很激动，当场定调，不仅要彻底解决百灵庙和商都，还要把张北也一体拿下，以便一劳永逸。
为了给各位再壮壮胆，他决定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空军。
就在这一年，南京政府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周至柔出任主任。但真正在幕后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担任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
民国时代，宋美龄被称为“空军之母”，一方面是因为中央航空队的大部分军用飞机都是由其负责采购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确实在中国空军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轻微晕机症状，但她对战斗机却并不外行，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小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出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担任主任的周至柔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中央航空队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 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 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达到了9个飞行大队，共31个中队的规模。
绥远战役发起之前，老蒋正过五十大寿，大家说要送寿礼。老蒋摆摆手。
今年祝寿不收礼，收礼只收战斗机。
于是，收了70架飞机。
南京的祝寿仪式上，飞机在天上一拉线，现出了“中正”、“五十”四个字，把现场观摩的南京市民惊得目瞪口呆，而蒋氏夫妇更是兴奋莫名，老蒋当即发表观感，要“尽忠报国，复兴民族，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在太原会议上，趁着高兴劲，老蒋给周至柔发去电报，准备让空军参与绥远战役。
此时从百灵庙到商都，再到张北，空军几入无人之境。按照老蒋的设想，只需派2个飞行大队过来，一个负责轰炸，一个负责在上空监视，即可对伪蒙军予以“最大打击”。
阎锡山、傅作义起初跟中央要强力支援，大炮坦克都想到了，还真没奢望过能得到空军相助，顿时眼前一亮。
有这么好的事，那就快点吧。
老蒋笑了笑，伸出三个指头。
3天之内，空军飞绥。
具体路线是，从洛阳机场出发，在太原加过油后，即可进入上述三地作战。
可是老蒋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承诺很快就打了水漂。
空军不是陆军，老蒋自己的意见并不“权威”。虽然名义上的负责人周至柔肯定听老蒋的，但老蒋听谁的，他得听“秘书长”的，而“秘书长”又以空军中的技术权威是从。
原来空军要飞到绥远参战，不是准备3天的问题，而是至少得耗费8到9天。除了时间上来不及，还可能过早暴露实力，给以后真正的中日大空战带来麻烦。要知道，日本人一向非常注意搜集情报和总结经验。
想玩点“高科技”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老蒋没法显能耐，只得看傅作义的。后者果然没让他失望，一个红格尔图“闪击战”，几个小时解决问题，十分地爽利。
老蒋很高兴，他希望能够把这一“闪击战”的经验复制到百灵庙和商都上去，而且“愈快愈好”。
但是这时候前线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红格尔图一仗结束后，李守信的第2军已大部集结于商都。王英这边一败，李守信那边大惊失色，马上严阵以待。
在傅作义看来，只要对方有了警惕，“闪击”效果就已失大半，因此决定把百灵庙放在袭击的首要目标。
他打算用3天时间完成全部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等待空军入绥。
老蒋知道后，十分尴尬。他只好一再跟阎傅打招呼：不就是打一个伪蒙军吗，晋绥军绰绰有余。
再不提他引之为豪的空军了。
3天转眼就到，傅作义没有等到空中增援，倒是等来了汤恩伯第13军。不过，在整个百灵庙战役（又称绥北抗战）中，化装后的中央军也只是配角，起到一个兵力牵制作用。真正唱大戏的主角，仍然是傅作义自己。
在等待空军的那3天时间里，傅作义并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做足了功夫。
但凡善用兵者，全在一个字：细。所谓慢工出细活也。
3天里，傅作义派人反复对百灵庙一带进行侦察。侦察情报，别人都是用普通探马，他用的却是大将，那个既勇且智的孙兰峰。此君据说腿还不好，一条腿瘸的，可是跑起路来却机敏得很。这不由让人想到另一个“跛足将军”庞炳勋庞瘸子，打起仗来一条腿都愣是不输给别人两条腿。
孙兰峰亲赴百灵庙，那深入虎穴的胆气也丝毫不让与《亮剑》里的“李云龙”。只不过他比后者架子更大，跟他一块去的不是警卫员，而至少得是团长。
当然，孙兰峰不可能像“李云龙”那样跑到百灵庙里面去，他侦察的是外围。毕竟红格尔图枪一响，伪军看到一只兔子跑过都会放枪，如何还能再让人进去。
百灵庙里面的情况是临时抱不得佛脚的。傅作义很早就让人化装成商贩进去侦察过了，伪军的工事筑得怎样，有多少人马，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
等到孙兰峰拿着外围第一手的资料回来，傅作义结合里外的情况，再跟他一道推敲：打的那一天，你们往哪条路走，在哪里集中，朝哪里突破。一条条“过”，一点点“抠”，丝毫来不得马虎。
所谓奇袭，看起来好像就那几个小时的事，其实功夫全在诗外。
现在傅作义让孙兰峰充作“探马”的秘密也可以揭晓了：他要同时把奇袭百灵庙的指挥刀，交到身边的这只“虎”手里。
孙兰峰喜动，傅作义却偏偏要他静下来，把战前的所有功夫都做深做透。用人之长，更克其所短，所谓将才，可不就是这样被磨练打造出来的。
对傅作义的意图，无论是田中还是德王，事前却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德王其时还没有公开举反旗，在他给傅作义的“挑战书”中，不还厚着脸皮说中央是“向着他的”吗？红格尔图之役，伪军是主动的，傅作义必然会发起反击，这一点他能预料得到。可是老傅还会一不作二不休，主动进攻伪军的“领地”，就有点始料不及了。
不过你要说百灵庙的伪蒙军完全没有警惕，倒也不尽然。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的骑7师，加他的一个直属骑兵部队，总共近3000人。不过担任各层次指挥的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
红格尔图的枪声，把商都的李守信都吓了一跳，日本军官及其情报机构自然也不会毫不设防。
傅作义想告诉对方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归绥，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一个疑点被排除掉了，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把部队每天带到城东30里地去搞“拉练”，早上出来，晚上回去，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日本指挥官们放心了，演习而已嘛。
1936年11月22日晨，留在归绥的绥军像往常一样，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真的。
这套程式，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经用过多次，如今要回报到他们训练出的伪军身上来了。
不过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我是主，我守他攻，而前者却是我为客，我攻他守，再加上百灵庙一带“环滁皆山也”，攻也不是那么好攻的。一旦僵持不下，对方援兵赶到， 形势就会急转直下。
因此，傅作义对此战就一个要求：快（“最速疾动作，敏快手段”） ！
知道归绥离百灵庙有多远吗，足足300多里地呢，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孙兰峰也早已不用马了，他用红格尔图一战中已牛刀小试的“汽车坦克”，后面这玩意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晚上8点，孙兰峰和他的先锋团率先到达百灵庙附近，却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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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0 pm
路上事先设置的标志找不到了，这下可急死人了。
所谓百灵庙，其实就是草原上的一座大庙，四周群山环绕。百里之内，你找不到一口可以喝的水，就大庙里有水。有水就有一切，百灵庙便俨然成了一个市集。
然而也正因如此，山里山外成了两重天。
孙兰峰下车后能看到的，除了冰雪还是冰雪，连民居都看不到一间，更别说能看到山和庙了，再抬头望天，阴云密布，想借助星星测方位的想法也成为了不可能。
草原上最怕的就是这个，没了方位感，如何知道百灵庙远近与否呢。
不要大家胡转半天，到了天亮还在百灵庙外面吧。那就成大笑话了。
就在四顾茫茫的时候，忽然有人发现了“草原之宝”，不由大喜过望。
这个宝贝就是牛粪。内蒙草原上，无煤无树无电，只有靠干牛粪来燃烧，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集中之处。
哪里人家最集中，自非百灵庙莫属。
一块普通的干牛粪，终于让孙兰峰和他的进攻计划得以绝处逢生。
10点，从各个方向赶到的部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12点，天空出现信号弹，攻击开始。
百灵庙系日伪多年精心打造的据点，工事十分坚固，你要正儿八经地攻，付出的将不是一点点代价。
可是孙兰峰选择的“天时”非常有利，当夜天寒地冻，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若是在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是在外面多走两步，没准也能把你给冻趴下。
在这样的鬼天气里，连鬼都情愿呆在家里取暖，谁又肯进进出出地到处乱跑呢。
绥军一开始都没怎么碰到伪蒙军，轻轻松松地就摸过去，把最外围的警戒哨兵给解决了。
凌晨1点，攻势得以全面展开。
等到听到帐外枪声大作，这帮家伙才急急匆匆地爬起来，在日本军官的督促下，进入阵地负隅顽抗。
百灵庙四周开始热闹了。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之声。狂沙，关山，边角，大风，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奔腾。
未几，在孙兰峰的指挥下，百灵庙的外围阵地被绥军尽数占领。
孙兰峰打仗素以精明著称，攻亦有攻的讲究，不是闭着眼睛命令部队往上死冲，而是两个步兵团交替使用。
从百灵庙西边攻的，看上去咋咋唬唬，打得很凶，其实那是佯攻部队。
等到伪蒙军的火力被他们吸引过去，从百灵庙南面又冒出一个团，这才是真正的主攻团。
张成义团，就是长城抗战时那个敢和鬼子肉搏拼剌刀的英雄团，你说猛不猛，该不该当主攻。
声东击西之下，眼看内层缺口即将被撒开。
说时迟，那时快，在守军阵营中忽地蹿出一人，就是他，发现了孙兰峰的作战意图。
这是一个极其古怪的人，他手执指挥刀，满脸凶神恶煞，可同时又身披袈裟，完全是一个吃斋念佛、与世无争的喇嘛形象。
当时无人知晓，就以为是个蒙古喇嘛中的败类。
几个月之后，此人在东京露面，并且给一大群痴痴迷迷的日本粉丝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名字就叫：我在内蒙潜伏二十年。
原来是个日本特工！
他的真名叫胜岛角芳，会说一口流利的蒙语，二十多年里，他就以喇嘛的身份在蒙古进行潜伏，专门进行地图测绘和情报剌探工作，而在这二十多年中，竟也无人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确也称得上是一个王牌特工。
既然一直在内蒙草原上鬼混，又以盗取情报为职业，胜岛的嗅觉就比其他日本军官要来得灵敏一些。
一看，不好，重点在南面，赶快把火力都集中到那里去。
十几挺轻重机枪往阵地上一架，立刻就使张成义团的进攻节奏慢了下来。
绥军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早上7点，仍无法突入百灵庙内层阵地。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孙兰峰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敌人的援军随时会到来，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在300里外的归绥，傅作义同样焦虑不安。
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是守，前者是攻。羽山曾经透露，如果德王来攻，而绥军还击的话，日本不会介入，可如果绥军是攻呢，谁能保证关东军会不会直接参战。
所以一定要出手快，这样关东军即使想，也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问题是孙兰峰现在卡在那里了，进亦不得，退也不甘，接下去的变数实在不堪设想。
据说傅作义平时是烟酒不沾的，但在那个晚上却彻底不眠，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连卫士进门送来茶水，他都因害怕影响自己的思路而摆手回绝了。
主帅如此紧张，一众参谋们自然也不敢怠慢，接电话的接电话，在地图上画圈的画圈，忙得不亦乐乎。
整个作战室的气氛压抑得人都快爆炸了。
有一个年纪轻的参谋实在忍不住，便大着胆子对傅作义说：军长，这仗一定能赢。
傅作义以为他有什么高见，便赶紧抬起头：为何？
对方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军长的福气大嘛。
老傅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这小子是在开玩笑，而自己也实在紧张得有些失态了。
他挥了挥手，去去去，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我傅作义打了这么年仗，难道眼前这道关都闯不过去吗。
他立即给孙兰峰打去电话：不拿下百灵庙决不收兵，你必须速战速决，给我在天亮之前解决所有问题。
军长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孙兰峰也就豁了出去，他把家底都搬出来了。
要攻坚，还得用炮。
这次带来的炮，除了捷克造的12门山炮外，另有瑞士造的小炮8门，一共20门，算得上是绥军能拿得出手的最好家当了。
火炮一字排开，直接向伪蒙军的轻重机枪掩体轰击。
射出去的炮弹不是一般炮弹，那是穿甲弹，钢甲都能打得穿，一个机枪掩体有什么了不起。
不消一刻工夫，掩体就被砸趴下了。
干灭了守军的主要火力点之后，孙兰峰令旗一摆，炮火接着延伸，朝向庙内固守之敌。
轮到“坦克部队”上了。
见掩体被打烂，绥军即将冲进来，伪蒙军急了，拼命封堵缺口，阻止“坦克”车队进入。
“汽车坦克”与真正的坦克当然是不能比的，驾驶员和汽车外沿部分都缺乏保护，这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第一辆“坦克”挨了一顿枪子，驾驶员当场阵亡。
第二辆“坦克”碰到的不是枪子，而是集束手榴弹，整辆汽车都被毁掉了，幸运的是，驾驶员只是受了伤，没有死。
这哥们真是好样儿的，竟然在受伤的情况下，还爬着钻进了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室内。
油门一踩，冲！
伪军正瞪大眼睛，等待和寻找着后面那第三个倒霉蛋，哪里能想到早已“瘫痪”的汽车还能被人重新发动，并猛冲过来。
妈呀，快散了吧。
首例是不好轻易开的，此例一开，很快又跟着杀进来6辆“坦克”。
“坦克”步炮一齐上，孙兰峰这种一口气都不歇的“组合拳”，直把伪蒙军打得晕头转向，只得纷纷向庙内退去。
按照预守计划，百灵庙南面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支骑兵团已悄悄地从北面绕了过来。
北面有什么，有飞机场，关键时候日本飞机能下来接人。
骑兵团占领飞机场后，马上将机场上的汽油库点着，轰的一声，草原的天空都被照亮了。
这场大火可把胜岛的脸都被给吓白了，后路都被人家断掉，这要是被打死或俘虏，以后还做屁的吹牛报告啊。
此时绥军的包围圈没有完全合拢，东北方向还有空隙，胜岛拉上骑7师师长穆克登宝，坐上汽车，夺路狂奔。
孙兰峰远远看到，判断车里面可能坐着大官，就赶紧命人坐车去追。
本来是可能追上的，只可惜路上太滑，车又开得太快，结果最前面的汽车陷到沟里面去了，大家受了点伤不说，还造成后面汽车都被堵住，这才让胜岛侥幸逃得一命。
没了顶头上司，一帮伪军如同无头苍蝇，哪里还有招架之功，至此全线崩溃。
两个小时之后，晋绥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与红格尔图一样，百灵庙一役仍然胜在“闪击”二字。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
最可怜的是那个羽山，一直到百灵庙战役结束，他都还被蒙在鼓里，对于绥军出击的情况毫无所知，一片茫茫然。
傅作义不露一点声色的保密工作，彻底把这个归绥机关长给打败了。
百灵庙大捷来之不易，影响深远。
先前我们一直不出手，一直在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草原英雄，一群寂寞高手突然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们俯仰天地，挽弓射雕。
我们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傅作义和绥军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群众捐款款项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这一战对日本的“北方工作”，特别是“内蒙工作”确实是沉重一击。百灵庙既失，等于拔掉了日伪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战役结束的当天，老蒋十分兴奋，当即就发了电报，把挑事的责任都归到德王身上，然后劈头盖脸一通臭骂，说这位王爷“轻启战祸”，所以该着倒霉。现在知道了，真要打仗，你哪是人家老傅的对手啊。
至于百灵庙，那是绥远的地方，兄弟你早就该背上铺盖卷滚蛋了（“应遵前令，一律迁出”）。
德王吃了亏不敢多响，只好找关东军帮他说话。
这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为“一二八”会战时的“陆军长老”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是转正后的板垣征四郎少将，一老一少也被傅作义的这几下子给弄懵了：没想到绥军出手这么快，没想到伪军这么不经打。
他们赶紧安抚德王，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伪蒙军有“极大之关心”，现在弄到这步田地，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帮小弟一把，“采取适当之处置”的。
南京外交部第二天就答复了，口气从未有过的强硬：打伪军没商量，不管背景如何，“自应予以痛剿”，因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
潜台词是你吓不倒我。
实际上当时关东军不光是吓，确实有过直接上阵，舞刀弄枪的意思。但是关东军要出兵入关，就必须请调令，而后者在参谋本部那里通不过。
石原当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课长，可人家指导的是战争，告诉日本人应该怎么打仗。这位“天才”刚刚提出一个“先北后南论”，在陆军高层内部十分走红，大家正在学习贯彻兼领会精神呢。
关东军嚷嚷着要出兵，参谋本部的这些人把石原的文件拿来一对照，摇摇头，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看到关东军没有动静，老蒋来劲了。
此时汤恩伯第13军已集结绥远，空军也做了出战准备，按初步预计，至少可投入70架战斗机赴援。
傅作义如此快就解围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再加上中央军的地空协同，商都、张北焉有不克之理。
可是阎锡山的头脑却不像他那样发热。
绥军进攻百灵庙，关东军或可坐视，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绥远的。但商都和张北却不同，那是宋哲元和土肥原签“秦土协定”后划定的“非武装区”，一旦进入，牵涉面太大，甚至关系到整个华北“非武装区”的界定，到时关东军还能放任不管吗？风险实在太大了。
徐永昌也认为，日本是为了要对苏备战，所以才尽可能避免和我们直接交锋。本来苦心竭虑要避战的是我们，难道现在还要主动拉着日本打架不成。
老阎说不动，伪军却不肯善罢甘休。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多年经营付诸东流。
俗话说得好，一二不过三，先是红格尔图，后是百灵庙，田中这都已经连折两阵了，所以田中想再打一场胜仗的心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关东军同样也很关注新一轮战况。虽然不能直接派兵，但是他们把飞机派了过来，就是帮着田中对百灵庙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
一圈侦察下来，得知绥军大部队已后撤，在百灵庙的守军仅为一个营，田中暗暗下定了决心。
久胜必骄，既然绥军防守空虚，此时若不杀它一个回马枪，还有何机会再扳回局面。
立即整军点将，却发现手下无人可用。
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李守信要防守商都，选谁呢。
还有一个。
“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
这位“雷副司令”早年曾是西北军中的小喽罗，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不过以前都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不知怎么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
田中重新调集人马，由雷中田和那个“王牌特工”胜岛率领，准备择日向百灵庙发动反攻。
其实就是田中不说，百灵庙守军也预感到了一种大兵压境的气氛。
光冲着日机那种又探脑袋，又扔炸弹的腔调，就知道伪军不可能善罢甘休。
驻守百灵庙的那个营长心里有些虚了。他急电傅作义，表示这个地方恐怕守不住。
那怎么办呢？
撤军回原防，临走时索性一把火将这座破庙烧掉。
傅作义接电后大怒。
未战先怯，真是丢绥军的脸。
骂归骂，在久胜面前，傅作义却并未像田中想像的那样“骄”。他要派一个能战之将去扼守百灵庙。
“傅家二虎”，本来孙兰峰是擅攻，董其武是擅守，但傅作义这回却反其道而行之。
领命奔赴百灵庙的，不是董其武，而是孙兰峰。
用将譬如用兵，哪有一定之规。我相信，你能攻，就必懂守。
孙兰峰防守百灵庙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奇袭百灵庙的切身经验，如今转攻为守，只需把原来的思维反转过来就可以了。
当初，绥军是靠什么才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的呢？
当然是长途夜袭。
换位思考一下，雷中田是不是也会来这一招。
到达百灵庙后，孙兰峰特地增派战斗小组，让他们驻在周围，时刻警戒，以防伪蒙军发动夜袭。
就在这天晚上，天气一下子恶劣起来，从午夜开始就刮起了大风，然后飘飘洋洋地下起了大雪，一会儿就给大地来了个银装素裹。
假如你没有孙兰峰那样雪夜奔袭的体会，也许就会认为，今夜老天帮忙，敌兵行军困难，是断不会来劫我的营的。
如此，大家安眠即可。
孙兰峰有了那次经历后，遇到这种情况却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的认识正好相反。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经常能读到这样的句子：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
都不需要主帅动问，那做谋士的立刻就会抢着上来咬耳朵。意思是，此不主别事，今夜某某必来劫营也。
果然，所有预测里面，没有比这更伟大和准确的了。一般情况下，某某必“劫”无疑。
孙兰峰倒没有去看一下旗子折了没有，而是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负责警戒的战斗小组，让他们不得放过周围的任何一点动静。
夜，一点点过去，并无什么异动。
到天朦朦亮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初听并没有什么，对方报告说，警戒哨在距离百灵庙2千多米的地方，发现有一支羊群正朝这里移动。
常年住在草原上的人，对羊群大概是司空见惯的，从警戒哨开始，估计也没人对此产生过特别的兴趣，若不是孙兰峰有言在先，兴许这条信息就得给“过滤”掉了。
孙兰峰的生活环境，跟警戒哨们并没有太大区别，同在一片蓝天下，草原不就是有羊群、蒙古包和各种喇嘛庙组成的吗。
可是孙兰峰却立即皱起了眉头。
这绝不是一支普通的羊群！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能以常理而论之，只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诡异。
羊儿出来是要吃草的，这个一点不希奇，希奇的是现在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草原上根本无草可吃。
此时，天才刚刚透出些亮，从没见人这个时候出来放牧的，难道羊群也喜欢天黑散步？
依此可以推断，那不是一群羊，而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我说过，孙兰峰这人性子有些偏急，喜动不喜静，但他却又有心细如发的一面，为将如此，不亦奇哉。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又一个电话传来，极其准确地验证了他的猜测，哨兵已与“狼”交上了火，那确实是敌兵所扮。
所谓百灵庙，其实就是草原上的一座大庙，四周群山环绕。百里之内，你找不到一口可以喝的水，就大庙里有水。有水就有一切，百灵庙便俨然成了一个市集。
然而也正因如此，山里山外成了两重天。
孙兰峰下车后能看到的，除了冰雪还是冰雪，连民居都看不到一间，更别说能看到山和庙了，再抬头望天，阴云密布，想借助星星测方位的想法也成为了不可能。
草原上最怕的就是这个，没了方位感，如何知道百灵庙远近与否呢。
不要大家胡转半天，到了天亮还在百灵庙外面吧。那就成大笑话了。
就在四顾茫茫的时候，忽然有人发现了“草原之宝”，不由大喜过望。
这个宝贝就是牛粪。内蒙草原上，无煤无树无电，只有靠干牛粪来燃烧，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集中之处。
哪里人家最集中，自非百灵庙莫属。
一块普通的干牛粪，终于让孙兰峰和他的进攻计划得以绝处逢生。
10点，从各个方向赶到的部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12点，天空出现信号弹，攻击开始。
百灵庙系日伪多年精心打造的据点，工事十分坚固，你要正儿八经地攻，付出的将不是一点点代价。
可是孙兰峰选择的“天时”非常有利，当夜天寒地冻，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若是在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是在外面多走两步，没准也能把你给冻趴下。
在这样的鬼天气里，连鬼都情愿呆在家里取暖，谁又肯进进出出地到处乱跑呢。
绥军一开始都没怎么碰到伪蒙军，轻轻松松地就摸过去，把最外围的警戒哨兵给解决了。
凌晨1点，攻势得以全面展开。
等到听到帐外枪声大作，这帮家伙才急急匆匆地爬起来，在日本军官的督促下，进入阵地负隅顽抗。
百灵庙四周开始热闹了。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之声。狂沙，关山，边角，大风，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奔腾。
未几，在孙兰峰的指挥下，百灵庙的外围阵地被绥军尽数占领。
孙兰峰打仗素以精明著称，攻亦有攻的讲究，不是闭着眼睛命令部队往上死冲，而是两个步兵团交替使用。
从百灵庙西边攻的，看上去咋咋唬唬，打得很凶，其实那是佯攻部队。
等到伪蒙军的火力被他们吸引过去，从百灵庙南面又冒出一个团，这才是真正的主攻团。
张成义团，就是长城抗战时那个敢和鬼子肉搏拼剌刀的英雄团，你说猛不猛，该不该当主攻。
声东击西之下，眼看内层缺口即将被撒开。
说时迟，那时快，在守军阵营中忽地蹿出一人，就是他，发现了孙兰峰的作战意图。
这是一个极其古怪的人，他手执指挥刀，满脸凶神恶煞，可同时又身披袈裟，完全是一个吃斋念佛、与世无争的喇嘛形象。
当时无人知晓，就以为是个蒙古喇嘛中的败类。
几个月之后，此人在东京露面，并且给一大群痴痴迷迷的日本粉丝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名字就叫：我在内蒙潜伏二十年。
原来是个日本特工！
他的真名叫胜岛角芳，会说一口流利的蒙语，二十多年里，他就以喇嘛的身份在蒙古进行潜伏，专门进行地图测绘和情报剌探工作，而在这二十多年中，竟也无人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确也称得上是一个王牌特工。
既然一直在内蒙草原上鬼混，又以盗取情报为职业，胜岛的嗅觉就比其他日本军官要来得灵敏一些。
一看，不好，重点在南面，赶快把火力都集中到那里去。
十几挺轻重机枪往阵地上一架，立刻就使张成义团的进攻节奏慢了下来。
绥军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早上7点，仍无法突入百灵庙内层阵地。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孙兰峰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敌人的援军随时会到来，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在300里外的归绥，傅作义同样焦虑不安。
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是守，前者是攻。羽山曾经透露，如果德王来攻，而绥军还击的话，日本不会介入，可如果绥军是攻呢，谁能保证关东军会不会直接参战。
所以一定要出手快，这样关东军即使想，也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问题是孙兰峰现在卡在那里了，进亦不得，退也不甘，接下去的变数实在不堪设想。
据说傅作义平时是烟酒不沾的，但在那个晚上却彻底不眠，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连卫士进门送来茶水，他都因害怕影响自己的思路而摆手回绝了。
主帅如此紧张，一众参谋们自然也不敢怠慢，接电话的接电话，在地图上画圈的画圈，忙得不亦乐乎。
整个作战室的气氛压抑得人都快爆炸了。
有一个年纪轻的参谋实在忍不住，便大着胆子对傅作义说：军长，这仗一定能赢。
傅作义以为他有什么高见，便赶紧抬起头：为何？
对方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军长的福气大嘛。
老傅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这小子是在开玩笑，而自己也实在紧张得有些失态了。
他挥了挥手，去去去，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我傅作义打了这么年仗，难道眼前这道关都闯不过去吗。
他立即给孙兰峰打去电话：不拿下百灵庙决不收兵，你必须速战速决，给我在天亮之前解决所有问题。
军长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孙兰峰也就豁了出去，他把家底都搬出来了。
要攻坚，还得用炮。
这次带来的炮，除了捷克造的12门山炮外，另有瑞士造的小炮8门，一共20门，算得上是绥军能拿得出手的最好家当了。
火炮一字排开，直接向伪蒙军的轻重机枪掩体轰击。
射出去的炮弹不是一般炮弹，那是穿甲弹，钢甲都能打得穿，一个机枪掩体有什么了不起。
不消一刻工夫，掩体就被砸趴下了。
干灭了守军的主要火力点之后，孙兰峰令旗一摆，炮火接着延伸，朝向庙内固守之敌。
轮到“坦克部队”上了。
见掩体被打烂，绥军即将冲进来，伪蒙军急了，拼命封堵缺口，阻止“坦克”车队进入。
“汽车坦克”与真正的坦克当然是不能比的，驾驶员和汽车外沿部分都缺乏保护，这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第一辆“坦克”挨了一顿枪子，驾驶员当场阵亡。
第二辆“坦克”碰到的不是枪子，而是集束手榴弹，整辆汽车都被毁掉了，幸运的是，驾驶员只是受了伤，没有死。
这哥们真是好样儿的，竟然在受伤的情况下，还爬着钻进了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室内。
油门一踩，冲！
伪军正瞪大眼睛，等待和寻找着后面那第三个倒霉蛋，哪里能想到早已“瘫痪”的汽车还能被人重新发动，并猛冲过来。
妈呀，快散了吧。
首例是不好轻易开的，此例一开，很快又跟着杀进来6辆“坦克”。
“坦克”步炮一齐上，孙兰峰这种一口气都不歇的“组合拳”，直把伪蒙军打得晕头转向，只得纷纷向庙内退去。
按照预守计划，百灵庙南面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支骑兵团已悄悄地从北面绕了过来。
北面有什么，有飞机场，关键时候日本飞机能下来接人。
骑兵团占领飞机场后，马上将机场上的汽油库点着，轰的一声，草原的天空都被照亮了。
这场大火可把胜岛的脸都被给吓白了，后路都被人家断掉，这要是被打死或俘虏，以后还做屁的吹牛报告啊。
此时绥军的包围圈没有完全合拢，东北方向还有空隙，胜岛拉上骑7师师长穆克登宝，坐上汽车，夺路狂奔。
孙兰峰远远看到，判断车里面可能坐着大官，就赶紧命人坐车去追。
本来是可能追上的，只可惜路上太滑，车又开得太快，结果最前面的汽车陷到沟里面去了，大家受了点伤不说，还造成后面汽车都被堵住，这才让胜岛侥幸逃得一命。
没了顶头上司，一帮伪军如同无头苍蝇，哪里还有招架之功，至此全线崩溃。
两个小时之后，晋绥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与红格尔图一样，百灵庙一役仍然胜在“闪击”二字。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
最可怜的是那个羽山，一直到百灵庙战役结束，他都还被蒙在鼓里，对于绥军出击的情况毫无所知，一片茫茫然。
傅作义不露一点声色的保密工作，彻底把这个归绥机关长给打败了。
百灵庙大捷来之不易，影响深远。
先前我们一直不出手，一直在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草原英雄，一群寂寞高手突然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们俯仰天地，挽弓射雕。
我们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傅作义和绥军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群众捐款款项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这一战对日本的“北方工作”，特别是“内蒙工作”确实是沉重一击。百灵庙既失，等于拔掉了日伪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战役结束的当天，老蒋十分兴奋，当即就发了电报，把挑事的责任都归到德王身上，然后劈头盖脸一通臭骂，说这位王爷“轻启战祸”，所以该着倒霉。现在知道了，真要打仗，你哪是人家老傅的对手啊。
至于百灵庙，那是绥远的地方，兄弟你早就该背上铺盖卷滚蛋了（“应遵前令，一律迁出”）。
德王吃了亏不敢多响，只好找关东军帮他说话。
这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为“一二八”会战时的“陆军长老”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是转正后的板垣征四郎少将，一老一少也被傅作义的这几下子给弄懵了：没想到绥军出手这么快，没想到伪军这么不经打。
他们赶紧安抚德王，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伪蒙军有“极大之关心”，现在弄到这步田地，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帮小弟一把，“采取适当之处置”的。
南京外交部第二天就答复了，口气从未有过的强硬：打伪军没商量，不管背景如何，“自应予以痛剿”，因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
潜台词是你吓不倒我。
实际上当时关东军不光是吓，确实有过直接上阵，舞刀弄枪的意思。但是关东军要出兵入关，就必须请调令，而后者在参谋本部那里通不过。
石原当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课长，可人家指导的是战争，告诉日本人应该怎么打仗。这位“天才”刚刚提出一个“先北后南论”，在陆军高层内部十分走红，大家正在学习贯彻兼领会精神呢。
关东军嚷嚷着要出兵，参谋本部的这些人把石原的文件拿来一对照，摇摇头，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看到关东军没有动静，老蒋来劲了。
此时汤恩伯第13军已集结绥远，空军也做了出战准备，按初步预计，至少可投入70架战斗机赴援。
傅作义如此快就解围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再加上中央军的地空协同，商都、张北焉有不克之理。
可是阎锡山的头脑却不像他那样发热。
绥军进攻百灵庙，关东军或可坐视，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绥远的。但商都和张北却不同，那是宋哲元和土肥原签“秦土协定”后划定的“非武装区”，一旦进入，牵涉面太大，甚至关系到整个华北“非武装区”的界定，到时关东军还能放任不管吗？风险实在太大了。
徐永昌也认为，日本是为了要对苏备战，所以才尽可能避免和我们直接交锋。本来苦心竭虑要避战的是我们，难道现在还要主动拉着日本打架不成。
老阎说不动，伪军却不肯善罢甘休。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多年经营付诸东流。
俗话说得好，一二不过三，先是红格尔图，后是百灵庙，田中这都已经连折两阵了，所以田中想再打一场胜仗的心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关东军同样也很关注新一轮战况。虽然不能直接派兵，但是他们把飞机派了过来，就是帮着田中对百灵庙进行轰炸、扫射和侦察。
一圈侦察下来，得知绥军大部队已后撤，在百灵庙的守军仅为一个营，田中暗暗下定了决心。
久胜必骄，既然绥军防守空虚，此时若不杀它一个回马枪，还有何机会再扳回局面。
立即整军点将，却发现手下无人可用。
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李守信要防守商都，选谁呢。
还有一个。
“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
这位“雷副司令”早年曾是西北军中的小喽罗，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不过以前都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不知怎么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
田中重新调集人马，由雷中田和那个“王牌特工”胜岛率领，准备择日向百灵庙发动反攻。
其实就是田中不说，百灵庙守军也预感到了一种大兵压境的气氛。
光冲着日机那种又探脑袋，又扔炸弹的腔调，就知道伪军不可能善罢甘休。
驻守百灵庙的那个营长心里有些虚了。他急电傅作义，表示这个地方恐怕守不住。
那怎么办呢？
撤军回原防，临走时索性一把火将这座破庙烧掉。
傅作义接电后大怒。
未战先怯，真是丢绥军的脸。
骂归骂，在久胜面前，傅作义却并未像田中想像的那样“骄”。他要派一个能战之将去扼守百灵庙。
“傅家二虎”，本来孙兰峰是擅攻，董其武是擅守，但傅作义这回却反其道而行之。
领命奔赴百灵庙的，不是董其武，而是孙兰峰。
用将譬如用兵，哪有一定之规。我相信，你能攻，就必懂守。
孙兰峰防守百灵庙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奇袭百灵庙的切身经验，如今转攻为守，只需把原来的思维反转过来就可以了。
当初，绥军是靠什么才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的呢？
当然是长途夜袭。
换位思考一下，雷中田是不是也会来这一招。
到达百灵庙后，孙兰峰特地增派战斗小组，让他们驻在周围，时刻警戒，以防伪蒙军发动夜袭。
就在这天晚上，天气一下子恶劣起来，从午夜开始就刮起了大风，然后飘飘洋洋地下起了大雪，一会儿就给大地来了个银装素裹。
假如你没有孙兰峰那样雪夜奔袭的体会，也许就会认为，今夜老天帮忙，敌兵行军困难，是断不会来劫我的营的。
如此，大家安眠即可。
孙兰峰有了那次经历后，遇到这种情况却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的认识正好相反。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经常能读到这样的句子：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
都不需要主帅动问，那做谋士的立刻就会抢着上来咬耳朵。意思是，此不主别事，今夜某某必来劫营也。
果然，所有预测里面，没有比这更伟大和准确的了。一般情况下，某某必“劫”无疑。
孙兰峰倒没有去看一下旗子折了没有，而是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负责警戒的战斗小组，让他们不得放过周围的任何一点动静。
夜，一点点过去，并无什么异动。
到天朦朦亮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初听并没有什么，对方报告说，警戒哨在距离百灵庙2千多米的地方，发现有一支羊群正朝这里移动。
常年住在草原上的人，对羊群大概是司空见惯的，从警戒哨开始，估计也没人对此产生过特别的兴趣，若不是孙兰峰有言在先，兴许这条信息就得给“过滤”掉了。
孙兰峰的生活环境，跟警戒哨们并没有太大区别，同在一片蓝天下，草原不就是有羊群、蒙古包和各种喇嘛庙组成的吗。
可是孙兰峰却立即皱起了眉头。
这绝不是一支普通的羊群！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能以常理而论之，只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诡异。
羊儿出来是要吃草的，这个一点不希奇，希奇的是现在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草原上根本无草可吃。
此时，天才刚刚透出些亮，从没见人这个时候出来放牧的，难道羊群也喜欢天黑散步？
依此可以推断，那不是一群羊，而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我说过，孙兰峰这人性子有些偏急，喜动不喜静，但他却又有心细如发的一面，为将如此，不亦奇哉。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又一个电话传来，极其准确地验证了他的猜测，哨兵已与“狼”交上了火，那确实是敌兵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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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1 pm
原来当天晚上，雷中田和胜岛果然像老孙估计的那样，认为大雪之夜正是可乘之机，于是带着4千伪蒙军，偷偷地过来“劫营”了。
其最初进攻程式，其实跟孙兰峰的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人多一点，汽车多一点而已。
他们乘坐百余辆汽车，从70里外的锡拉木伦庙（大庙子）出发，在拂晓时赶到了百灵庙附近。
这个时候，雷中田把手一挥。
都下车，汽车空车返回。
下来干什么呢？
大家都翻穿身上的羊皮大衣，里面白花花的，正好可以扮成可爱的小羊羔。
“雷副司令”名不虚传，你可真够雷人的。
孙兰峰一面命令警戒部队将“伪羊群”拖住，一面在想，怎么耍弄一下眼前这些脑残的家伙。
能想出这种招数的人，肯定对羊群出现的时间地点深信不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孙兰峰马上抽出一个连。
任务：扮喜羊羊。
草原部队扮别的不行，扮这个都是再方便不过，翻着穿皮衣就行了。
孙兰峰发出命令：你们给我绕到伪军后面去，给他来个前后夹击。
与此同时，他把山炮集中起来，朝伪军猛轰，以转移对方注意力，掩护“喜羊羊连”的行动。
雷中田和胜岛只顾着躲避绥军飞过来的炮弹，对从旁边跑过去的“羊群”并没多加留意。
或许在他们看来，草原上嘛，“羊群”本来就应该这样跑来跑去的。
绕过去的“喜羊羊”很快就发挥出威力，他们占领了高地，居高临下，从后面打得毫无防备的伪军哇哇直叫。
三个小时后，乔装的“灰太狼”就被彻底打垮了。伪军四散奔逃，雷中田自己也挨了子弹，当场变成了“死太狼”。
又败了。
这回不光是田中，连德王也傻了眼，照这个样子打下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准备把骑7师的残存主力调往布拉图庙，只留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想让“大汉义军”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这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
好哇，三仗下来，我不是也赔了许多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马上去找了自己部队里的日本顾问小滨。
看见德王部队那顾头不顾腚的衰样，小滨也气坏了，他转身就去找崎野。
所谓的日本军事顾问，是分散在伪蒙军的各支部队里的。这崎野就是派在骑7师里面的顾问。
要不是听小滨说，崎野根本还不知道有这码子事，一听真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他立即找到骑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
按说顾问不过是师长的一个参谋，可日本顾问就不同了，那是太上皇。
崎野二话不说，抽出军刀就对准了穆克登宝。
从现在开始，驻守大庙子的军队都必须听从小滨太君的指挥。否则的话，你来看。
下面自然都是些管杀不管埋之类的狠话。
穆克登宝看到眼前刀光一闪，腿肚子都软了。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骑7师这下想走也走不掉了，只好留在大庙子。可是他们虽然留下来，却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主宰他们命运的是日本人。
王英一招得手，趁胜追击。
他附着小滨的耳朵说，骑7师已无斗志，如果让他们这帮鸟人在前面站岗放哨，你我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小滨连连点头。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王英一扬眉毛：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来站岗。
就这么着，骑7师在大庙子的岗哨和警卫全被撤了下来。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倒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在开战前，傅作义就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一共两个人，都是王英手下的旅长，一个叫金宪章，一个叫石玉山。
当初，这两哥们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杀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他们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有了内应，傅作义攻取大庙子的信心更足了。
作战之法，仍是出敌不意，长途奔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4日，他再度出击，派“汽车坦克”队直奔大庙子。
在百灵庙战役中，孙兰峰只是副总指挥，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另一个“孙”，即骑兵师师长孙长胜。
长胜长胜，无往不胜，这名字吉利啊，所以大庙子之役，傅作义再授孙长胜以指挥重任。
不过，前两次都只须一天半天的路程，这次却用了3天。
不是汽车没油，主要是经过百灵庙之役后，日本人再也不敢忽视绥军，已经派出飞机助阵，所以“汽车坦克”不敢白天走，只能利用晚上行军。
等到接近大庙子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来人是金宪章的参谋长。鬼子脑袋还没能割了拿来，但他带来了“免费赠品”——大庙子内部情况以及一张军用地图。
这张军用地图不是普通的地图，是日本人绘的地图。
孙长胜随身也带了绥军的地图，可拿出来一对照，才发现人家的要精确得多。
别说大的区域了，甚至哪里有井，哪里有村庄，都标得一丝不苟，清清楚楚。
那位参谋长临走时还提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孙长胜指指天上，怕日机轰炸。
那参谋长告诉孙长胜一个办法，实际上是大庙子伪军与日机的联络信号：你们用白布在地上铺一个“井”字，鬼子就不会投炸弹了。
孙长胜一拍大腿。
哥们，你简直是救苦救难观世音啊。
“参谋长”教的法子果然药到病除，日机飞行员看到下面都是“井”，认为天下太平，就放心地把飞机给开走了。
没了天上的顾虑，绥军在地面自然打得放心多了。孙长胜一声令下，绥军采取三面合围的方式，向大庙子冲了过去。
负责外围阵地防守的是石玉山，他闭着眼朝天乱放了几枪，就带着人马投了过来。有的伪军部队甚至都等不及去联系接洽的人回来，自己就在阵前宣布反正了。
伪军打仗，后面都有日本人给看着。日本顾问小滨气得七窍生烟，这也太过分了吧，由此，他对“大汉义军”的“忠诚”起了怀疑，连带就捎上了负责在内线阵地防守的金宪章。
要是姓金的“良心”也坏了，那还了得。
他赶紧通知崎野和穆克登宝，准备秘密把骑7师给拉上来，抢先把金宪章给收拾掉。
金宪章自从准备反正后，比谁都紧张，就怕被日本人发觉，没砍掉对方脑壳，自个脑壳倒先掉了，所以日日夜夜派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见日本人要抢先动手，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什么时机不时机了，立刻分兵两路，一路去杀日本顾问，一路去袭击骑兵第7师。
这次第，都是有你无我，留你的脑袋就不能留我的脑袋。举着刀的反正部队眼睛都红了，首先冲入营帐，把包括小滨在内的27个日本顾问全砍翻在地，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向骑7师发动猛攻。
穆克登宝按照小滨的命令正在部署人马，可没想到金宪章的动作更快，2千骑兵顿时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仅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了。
经过大庙子一战，德王和王英的老底子都赔了个底朝天。德王原本还可以保保本的，却被日本顾问从中插一扛子，结果把手里仅有的一点蒙古骑兵都给折腾光了。
王英虽然在红格尔图已经吃过亏，但那还不能算他的主力精锐。他手下最拿得出的就是金石两个旅，手中的武器也都是日本人给的好枪好炮。现在连这两个旅都反了正，“大汉义军”就走到了末路。
眼见大势已去，王英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往张北逃。
张北有他的日本主子，可这时候气急败坏的主子已经变了脸。
27个顾问，不是被傅作义抓住的，竟然是被一手“栽赔”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下来，知道这里没法呆了，只好孤身一人到天津做他的寓公去了。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份，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喝酒，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
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27个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去。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无力。
对，我知道，好象是有这码子一回事。可那是金宪章的部队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日本人训练的好部队。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怏地回去后，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羽山连个觉都睡不好，只得去找傅作义的日文秘书。
为了在关东军面前不丢面子，羽山也顾不得那许多了，直接就跟秘书讲，我得交差，实在不行，你们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那就照他说的做吧，随便弄点死人骨头让他回去交帐。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27个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整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在红格尔图未被围困之前，受阎锡山的影响，老蒋对绥远战役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谨慎的态度，让傅作义打到绥远边境即止。
等到红格尔图即将解围，百灵庙之战就要打响，他就不这么想了，脑子里已在盘算收复张北。
再到百灵庙和大庙子都被先后拿下，老蒋完全不把伪蒙军放在眼里了。
这时候，“塞外英雄”傅作义也是意气风发，提出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商都和张北全部收复过来再说。
老蒋对傅作义的意见自然是大力支持，同时指示阎锡山，继续进攻商都。
老阎却主张适可而止。
见山西方面按兵不动，老蒋急了，赶紧派陈诚再赴太原，催促阎傅“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商都。
老阎被逼得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
一开会，果然没有一个赞成继续打下去的，并让陈诚去电劝老蒋稍安勿躁，“从长计议”。
陈诚是干什么来的，当然不愿意。
说你们山西人胆小，还真没说错。
老阎怒了。胆小就胆小，反正我不会让傅作义去打商都。
陈诚不肯发电报，老阎就自己写，把老蒋的命令捡起来，上面批了一个字“不”，然后扔到门外面去了。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又回到了绥远战役之前。
蒋傅仍然认为关东军的威胁只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会动真格的，现阶段打了胜仗，正是穷追猛打，一劳永逸的大好时机。
阎徐等人则说国防建设未准备好，惹急了日本人，可能过早引起中日间的正式战争，到时不仅绥远无着，连山西都悬了。
几个谋划者之间，既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也确有对时局的不同研判。站在其时其境，要说谁一定对，一定错，还真的很难界定。
事已至此，老蒋颇有无可奈何之感，毕竟晋绥这里当家的是人老阎，在硬性催促、软性激将都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把主导权还给对方。
正好此时有情报递过来，说东北军因援绥抗日的请求得不到批准，导致内部不稳，“剿共”不力，老蒋便同意“对倭缓和进行交涉”，自己转赴西安召集军事会议。
虽然绥远战役并未如老蒋想像中那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但也已足以让他吐出胸中一口闷气了。
在这场可以说是对日示威的战役前后，老蒋已先后失去两员重臣。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汉被剌身亡。
死时他还有一口气，支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我的生命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这样死了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还有不甘心的，那就是国家正处内忧外患之中，我没法为之尽力了（“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这位被外界称为***中“当代卧龙”的旷世奇才，早年即志向远大，但真正能一展其生平所学，还是在得到老蒋赏识后才开始的。十年之中，他帮助老蒋南征北 伐，从“削藩策”，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到经略大西南，在内政外交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以说很对得起自己的“主公”，是“君以国士待 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另一种典型。乃至于他的死，也很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意味。
杨永泰被剌的理由，却是因为他“亲日”。
当时他的身份是湖北省主席，任期内，武汉也曾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杨永泰很担心此举会像成都、北海事件那样，引起日方的借机勒索，因此在游行结束后，他本人即亲赴汉口日本总领事馆进行道歉，未料由此就被民间列入了“汉奸”和必杀名单。
当然，这份名单很长，不止他一个，比如黄郛、张群、唐有壬，反正只要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哪怕是说话稍微软一点，一个都逃不掉。
遥想当年杨永泰还未见到老蒋时，黄郛曾多次在自己的义弟面前提及并举荐之，称其为海内奇才。到杨永泰被剌前后，黄郛却也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
严格地说，黄郛并只不是老蒋的臣，更是兄，是友。
他患的是肝癌。主政华北的那段不堪经历以及随后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彻底击垮了这个和杨永泰一样腹有韬略的政治家。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
他这一生，可以说几乎所有屈辱都拜日本人所赐，一直到病入膏肓，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写着的，不是“亲日派”，就是“卖国贼”。
在性命悬于一刻之时，他宁死也不愿意登上对方提供的小船，哪怕凭借这条小船，有可能顺顺当当地坐到大船上去。
脚下是波涛如怒的大海，前面只有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他不是不明白，以自己的状况，已经难以独自走到彼岸，但他认了。
生命早已在倒计时，名誉也早已毁尽，剩下的只有对那个不可理喻的倭夷之国的满腔愤恨以及对国事的忧虑。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现在中央势力却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看29军在那里独自玩平衡木。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蒙受的所有屈辱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老蒋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凭良心说，老蒋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让义兄替自己“跳火坑”，甚至有时也加以指责或利用，亦是内外压力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内心里，他对黄郛“为国劳瘁， 苦心匡救”，以致累垮，是存有很深的感激和歉疚之情的。在黄郛住院期间，虽然日理万计，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经常会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摆平了，“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等老蒋从广州回来，又专程去上海的医院看望黄郛。这一回，他把对方最关心的事告诉了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屈辱，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老蒋一走，黄郛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果能如此，死且无憾”）。
没过多久，即撒手西去。
老蒋深为痛惜，亲自发布褒扬令，极尽哀荣。九年后，抗战胜利，老蒋不再介意披露当年的一些隐情，又再次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杨永泰和黄郛，一臣一友，皆为蒋之股肱，他们一个曾苦心经营西南后方，一个曾舍命维持华北前线，做的都是跟抗战有关的事，身前身后袭来的滚滚骂名却都跟“亲日”和“卖国”有关。
真是让人憋气啊。
一个绥远战役，终于让一直潜在水下的老蒋探出脑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这个舒坦。
让他觉得爽的事还不止这个。
其最初进攻程式，其实跟孙兰峰的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人多一点，汽车多一点而已。
他们乘坐百余辆汽车，从70里外的锡拉木伦庙（大庙子）出发，在拂晓时赶到了百灵庙附近。
这个时候，雷中田把手一挥。
都下车，汽车空车返回。
下来干什么呢？
大家都翻穿身上的羊皮大衣，里面白花花的，正好可以扮成可爱的小羊羔。
“雷副司令”名不虚传，你可真够雷人的。
孙兰峰一面命令警戒部队将“伪羊群”拖住，一面在想，怎么耍弄一下眼前这些脑残的家伙。
能想出这种招数的人，肯定对羊群出现的时间地点深信不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孙兰峰马上抽出一个连。
任务：扮喜羊羊。
草原部队扮别的不行，扮这个都是再方便不过，翻着穿皮衣就行了。
孙兰峰发出命令：你们给我绕到伪军后面去，给他来个前后夹击。
与此同时，他把山炮集中起来，朝伪军猛轰，以转移对方注意力，掩护“喜羊羊连”的行动。
雷中田和胜岛只顾着躲避绥军飞过来的炮弹，对从旁边跑过去的“羊群”并没多加留意。
或许在他们看来，草原上嘛，“羊群”本来就应该这样跑来跑去的。
绕过去的“喜羊羊”很快就发挥出威力，他们占领了高地，居高临下，从后面打得毫无防备的伪军哇哇直叫。
三个小时后，乔装的“灰太狼”就被彻底打垮了。伪军四散奔逃，雷中田自己也挨了子弹，当场变成了“死太狼”。
又败了。
这回不光是田中，连德王也傻了眼，照这个样子打下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准备把骑7师的残存主力调往布拉图庙，只留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想让“大汉义军”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这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
好哇，三仗下来，我不是也赔了许多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马上去找了自己部队里的日本顾问小滨。
看见德王部队那顾头不顾腚的衰样，小滨也气坏了，他转身就去找崎野。
所谓的日本军事顾问，是分散在伪蒙军的各支部队里的。这崎野就是派在骑7师里面的顾问。
要不是听小滨说，崎野根本还不知道有这码子事，一听真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他立即找到骑7师的师长穆克登宝。
按说顾问不过是师长的一个参谋，可日本顾问就不同了，那是太上皇。
崎野二话不说，抽出军刀就对准了穆克登宝。
从现在开始，驻守大庙子的军队都必须听从小滨太君的指挥。否则的话，你来看。
下面自然都是些管杀不管埋之类的狠话。
穆克登宝看到眼前刀光一闪，腿肚子都软了。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什么吧。
骑7师这下想走也走不掉了，只好留在大庙子。可是他们虽然留下来，却再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主宰他们命运的是日本人。
王英一招得手，趁胜追击。
他附着小滨的耳朵说，骑7师已无斗志，如果让他们这帮鸟人在前面站岗放哨，你我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小滨连连点头。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王英一扬眉毛：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来站岗。
就这么着，骑7师在大庙子的岗哨和警卫全被撤了下来。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倒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在开战前，傅作义就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一共两个人，都是王英手下的旅长，一个叫金宪章，一个叫石玉山。
当初，这两哥们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杀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他们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有了内应，傅作义攻取大庙子的信心更足了。
作战之法，仍是出敌不意，长途奔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4日，他再度出击，派“汽车坦克”队直奔大庙子。
在百灵庙战役中，孙兰峰只是副总指挥，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另一个“孙”，即骑兵师师长孙长胜。
长胜长胜，无往不胜，这名字吉利啊，所以大庙子之役，傅作义再授孙长胜以指挥重任。
不过，前两次都只须一天半天的路程，这次却用了3天。
不是汽车没油，主要是经过百灵庙之役后，日本人再也不敢忽视绥军，已经派出飞机助阵，所以“汽车坦克”不敢白天走，只能利用晚上行军。
等到接近大庙子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来人是金宪章的参谋长。鬼子脑袋还没能割了拿来，但他带来了“免费赠品”——大庙子内部情况以及一张军用地图。
这张军用地图不是普通的地图，是日本人绘的地图。
孙长胜随身也带了绥军的地图，可拿出来一对照，才发现人家的要精确得多。
别说大的区域了，甚至哪里有井，哪里有村庄，都标得一丝不苟，清清楚楚。
那位参谋长临走时还提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孙长胜指指天上，怕日机轰炸。
那参谋长告诉孙长胜一个办法，实际上是大庙子伪军与日机的联络信号：你们用白布在地上铺一个“井”字，鬼子就不会投炸弹了。
孙长胜一拍大腿。
哥们，你简直是救苦救难观世音啊。
“参谋长”教的法子果然药到病除，日机飞行员看到下面都是“井”，认为天下太平，就放心地把飞机给开走了。
没了天上的顾虑，绥军在地面自然打得放心多了。孙长胜一声令下，绥军采取三面合围的方式，向大庙子冲了过去。
负责外围阵地防守的是石玉山，他闭着眼朝天乱放了几枪，就带着人马投了过来。有的伪军部队甚至都等不及去联系接洽的人回来，自己就在阵前宣布反正了。
伪军打仗，后面都有日本人给看着。日本顾问小滨气得七窍生烟，这也太过分了吧，由此，他对“大汉义军”的“忠诚”起了怀疑，连带就捎上了负责在内线阵地防守的金宪章。
要是姓金的“良心”也坏了，那还了得。
他赶紧通知崎野和穆克登宝，准备秘密把骑7师给拉上来，抢先把金宪章给收拾掉。
金宪章自从准备反正后，比谁都紧张，就怕被日本人发觉，没砍掉对方脑壳，自个脑壳倒先掉了，所以日日夜夜派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见日本人要抢先动手，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什么时机不时机了，立刻分兵两路，一路去杀日本顾问，一路去袭击骑兵第7师。
这次第，都是有你无我，留你的脑袋就不能留我的脑袋。举着刀的反正部队眼睛都红了，首先冲入营帐，把包括小滨在内的27个日本顾问全砍翻在地，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向骑7师发动猛攻。
穆克登宝按照小滨的命令正在部署人马，可没想到金宪章的动作更快，2千骑兵顿时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仅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了。
经过大庙子一战，德王和王英的老底子都赔了个底朝天。德王原本还可以保保本的，却被日本顾问从中插一扛子，结果把手里仅有的一点蒙古骑兵都给折腾光了。
王英虽然在红格尔图已经吃过亏，但那还不能算他的主力精锐。他手下最拿得出的就是金石两个旅，手中的武器也都是日本人给的好枪好炮。现在连这两个旅都反了正，“大汉义军”就走到了末路。
眼见大势已去，王英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往张北逃。
张北有他的日本主子，可这时候气急败坏的主子已经变了脸。
27个顾问，不是被傅作义抓住的，竟然是被一手“栽赔”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下来，知道这里没法呆了，只好孤身一人到天津做他的寓公去了。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份，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喝酒，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
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27个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去。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无力。
对，我知道，好象是有这码子一回事。可那是金宪章的部队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日本人训练的好部队。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怏地回去后，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羽山连个觉都睡不好，只得去找傅作义的日文秘书。
为了在关东军面前不丢面子，羽山也顾不得那许多了，直接就跟秘书讲，我得交差，实在不行，你们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那就照他说的做吧，随便弄点死人骨头让他回去交帐。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27个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整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在红格尔图未被围困之前，受阎锡山的影响，老蒋对绥远战役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谨慎的态度，让傅作义打到绥远边境即止。
等到红格尔图即将解围，百灵庙之战就要打响，他就不这么想了，脑子里已在盘算收复张北。
再到百灵庙和大庙子都被先后拿下，老蒋完全不把伪蒙军放在眼里了。
这时候，“塞外英雄”傅作义也是意气风发，提出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商都和张北全部收复过来再说。
老蒋对傅作义的意见自然是大力支持，同时指示阎锡山，继续进攻商都。
老阎却主张适可而止。
见山西方面按兵不动，老蒋急了，赶紧派陈诚再赴太原，催促阎傅“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商都。
老阎被逼得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
一开会，果然没有一个赞成继续打下去的，并让陈诚去电劝老蒋稍安勿躁，“从长计议”。
陈诚是干什么来的，当然不愿意。
说你们山西人胆小，还真没说错。
老阎怒了。胆小就胆小，反正我不会让傅作义去打商都。
陈诚不肯发电报，老阎就自己写，把老蒋的命令捡起来，上面批了一个字“不”，然后扔到门外面去了。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又回到了绥远战役之前。
蒋傅仍然认为关东军的威胁只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会动真格的，现阶段打了胜仗，正是穷追猛打，一劳永逸的大好时机。
阎徐等人则说国防建设未准备好，惹急了日本人，可能过早引起中日间的正式战争，到时不仅绥远无着，连山西都悬了。
几个谋划者之间，既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也确有对时局的不同研判。站在其时其境，要说谁一定对，一定错，还真的很难界定。
事已至此，老蒋颇有无可奈何之感，毕竟晋绥这里当家的是人老阎，在硬性催促、软性激将都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把主导权还给对方。
正好此时有情报递过来，说东北军因援绥抗日的请求得不到批准，导致内部不稳，“剿共”不力，老蒋便同意“对倭缓和进行交涉”，自己转赴西安召集军事会议。
虽然绥远战役并未如老蒋想像中那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但也已足以让他吐出胸中一口闷气了。
在这场可以说是对日示威的战役前后，老蒋已先后失去两员重臣。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汉被剌身亡。
死时他还有一口气，支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我的生命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这样死了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还有不甘心的，那就是国家正处内忧外患之中，我没法为之尽力了（“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这位被外界称为***中“当代卧龙”的旷世奇才，早年即志向远大，但真正能一展其生平所学，还是在得到老蒋赏识后才开始的。十年之中，他帮助老蒋南征北 伐，从“削藩策”，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到经略大西南，在内政外交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以说很对得起自己的“主公”，是“君以国士待 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另一种典型。乃至于他的死，也很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意味。
杨永泰被剌的理由，却是因为他“亲日”。
当时他的身份是湖北省主席，任期内，武汉也曾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杨永泰很担心此举会像成都、北海事件那样，引起日方的借机勒索，因此在游行结束后，他本人即亲赴汉口日本总领事馆进行道歉，未料由此就被民间列入了“汉奸”和必杀名单。
当然，这份名单很长，不止他一个，比如黄郛、张群、唐有壬，反正只要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哪怕是说话稍微软一点，一个都逃不掉。
遥想当年杨永泰还未见到老蒋时，黄郛曾多次在自己的义弟面前提及并举荐之，称其为海内奇才。到杨永泰被剌前后，黄郛却也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
严格地说，黄郛并只不是老蒋的臣，更是兄，是友。
他患的是肝癌。主政华北的那段不堪经历以及随后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彻底击垮了这个和杨永泰一样腹有韬略的政治家。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
他这一生，可以说几乎所有屈辱都拜日本人所赐，一直到病入膏肓，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写着的，不是“亲日派”，就是“卖国贼”。
在性命悬于一刻之时，他宁死也不愿意登上对方提供的小船，哪怕凭借这条小船，有可能顺顺当当地坐到大船上去。
脚下是波涛如怒的大海，前面只有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他不是不明白，以自己的状况，已经难以独自走到彼岸，但他认了。
生命早已在倒计时，名誉也早已毁尽，剩下的只有对那个不可理喻的倭夷之国的满腔愤恨以及对国事的忧虑。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现在中央势力却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看29军在那里独自玩平衡木。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蒙受的所有屈辱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老蒋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凭良心说，老蒋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让义兄替自己“跳火坑”，甚至有时也加以指责或利用，亦是内外压力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内心里，他对黄郛“为国劳瘁， 苦心匡救”，以致累垮，是存有很深的感激和歉疚之情的。在黄郛住院期间，虽然日理万计，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经常会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摆平了，“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等老蒋从广州回来，又专程去上海的医院看望黄郛。这一回，他把对方最关心的事告诉了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屈辱，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老蒋一走，黄郛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果能如此，死且无憾”）。
没过多久，即撒手西去。
老蒋深为痛惜，亲自发布褒扬令，极尽哀荣。九年后，抗战胜利，老蒋不再介意披露当年的一些隐情，又再次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杨永泰和黄郛，一臣一友，皆为蒋之股肱，他们一个曾苦心经营西南后方，一个曾舍命维持华北前线，做的都是跟抗战有关的事，身前身后袭来的滚滚骂名却都跟“亲日”和“卖国”有关。
真是让人憋气啊。
一个绥远战役，终于让一直潜在水下的老蒋探出脑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这个舒坦。
让他觉得爽的事还不止这个。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2 pm
老蒋当初之所以对策动绥远战役那么积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趁着日本对苏联进行备战，一时无暇分身的机会，以自己的“敢于牺牲”来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在中日南京谈判上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
张群与川越谈判前后达8次之多，前7次，日本人谈的内容竟然都跟蓉北两案没有直接关系，摆明就是来讹咱们的。
前7次谈判结束，老蒋干脆不谈了，跑绥远去干了一家伙。这么一干，把谈判桌上日本人的各种非分想法都给干没了。
到进行第8次谈判，连川越自己都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张群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还把“绥远事件”拿出来作为反击利器。
本来我们是准备“调整邦交”的，可是你知道，“绥远事件”发生了，我们为此很不爽，所以就“调整”不了了。
言下之意，快把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条件收回去吧。
人家把话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知趣的就该赶快闭嘴闪人。川越是日本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知情识趣。他索性把前7次谈判中的日本提出的要求汇编成册，做成一份备忘录，当面读给张群听，准备强塞给他。
张群一听，什么玩意。
里面大部分都是你们的条件，有好多甚至我听都听见过，这东西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管对方接不接受，川越就把“备忘录”往桌上一扔，走了。
这算什么，硬来啊。
张群火透，马上又让人送还日本使馆。
日本人赖皮起来，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第二天，他们竟然又由须磨将“备忘录”送还了南京外交部。
蒋介石得知后，也觉得啼笑皆非，说日本人的“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
他向张群发出电令，要后者发表声明，将“备忘录”再退回去，同时火速起草正式公函，抢在川越前面公布交涉经过，以免让日本人混水摸鱼，弄假成真。
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前何应钦不过是写了张便条，就给抓住不放，到现在还喋喋不休哩。
声明和公函一出来，川越脸皮就是再厚也挺不住了，没两天就打道回府，离开了南京。
西瓜没了，日本人却还没忘记要捡原来的芝麻。
川越一走，就换了须磨：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谈谈蓉北两案你们该赔多少钱吧。
全国交涉终于变成了地方案件。
对嘛，早该如此。
跟须磨谈的，换成了高宗武，由两个人在下面讨价还价。
由于是日方主动让步，即如蓉北两案的赔偿，须磨亦不敢再漫天要价，一律丁是丁，卯是卯，该多少就多少。
最后弄了一份赔偿清单，就等双方大使签字了。
忽然须磨打来电话，说他要过来一趟，因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
高宗武心里一震，别是日本人又弄了什么“事件”，插进来好敲诈我们吧。
只好让他过来再说。
一见面，须磨却表现出了与先前谈判截然不同的“诚恳”和“谦卑”，连说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恭恭敬敬：有件事要拜托阁下帮忙。
帮什么忙呢？
赔偿清单里，我忘了写一个照相机的价格，能不能现在加进去？
高宗武听了差点喷饭。
这就是你急匆匆要来办的大事？！
须磨很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啊。
真服了这些日本人，逗逗他。
高宗武也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加。我们的换文都写好了，绝不能开此恶例。
须磨急了。
只要把换文重新打印一下就可以了，打印费花不了几个钱，300块就够了。
听那意思，他还不肯出这300块钱，要中方帮他出。
高宗武的脸扳了下来：别说“就”300块，哪怕3块或者3分，我也不能加。
须磨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难道这个你也不肯帮忙吗？
高宗武笑了。
从和日本人打交道到现在，他大概还是头一回这么轻松过，可以用睥睨和不屑的目光打量着对手。
还没耍够，再捉弄他一下。
高宗武一板一眼地对须磨说：重新印换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得先区分一下双方的责任问题。呶，照相机的价格是你自己忘记写上去的，责任在你，自然那300块钱也应该由你来掏腰包。
一说到要他掏钱，须磨立马慌了，看样子急得当场落泪都有可能。
高宗武见此情景，话锋一转：好了好了，看你也不想掏，我帮你付吧，谁叫咱们也算朋友呢。不过这是我个人掏的钱，属于私下交情。
须磨如遇救星，立刻站起来，向高宗武表示感谢。
高宗武摆了摆手：你听我说完，既然是友情赞助，第一，你明天不能再说还有什么忘记要让我加的，第二，300块钱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须磨满口答应，还拉住高宗武的手，用力猛摇了几下，并且说：这四个月的谈判，就数现在这一刻最满意最美妙最痛快了。
说完，马上就自动消失掉了。
日本人就是如此：没有大便宜可占，占点小便宜也是好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在南京谈判中，日方实在是没捞到什么油水。
老蒋以硬对硬的恫吓策略成功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尽管只是暂时。
在给张群发去那份退还“备忘录”的电令时，老蒋已人在西安。当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此次西安之行将可能是一次买不到归程票的时光旅行。
东北军和第17路军做好了请君入瓮的准备。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虽然各诸侯碍于形势发展和切身利益，都未敢公开支持19路军和福建政府，但他们和老蒋“合纵”与反“合纵”的暗斗却始终未有停止，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就成了一块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在诸侯们看来，东北军和他们的处境相同，都是“被压迫者”，反抗老蒋这个“压迫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老蒋看来，张学良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诸侯，堪称“拥护中央”的“模范”。闽变一起，更让他感到“张模范”的可贵之处。
大家都排着队欢迎少帅回来，自无不归之理。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了。
说客是广东的胡汉民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份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只有仍与蒋汪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北方之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胡汉民的敷衍之词。
胡汉民们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老蒋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老家去。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老蒋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再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老蒋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老蒋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
随后，老蒋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蒋，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张副司令”向东北军下令，除万福麟第53军仍留河北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过去的部下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
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超强士气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3000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言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老蒋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将士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而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老蒋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老蒋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来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杀回故里，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老蒋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少帅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老蒋“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人看的场面功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老蒋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老蒋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老蒋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完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直至迫使后者长征，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的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子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处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的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奴，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因为老蒋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呆在陕北进行“剿共”。更让人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老蒋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剌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作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老蒋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察绥，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东北军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说“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老蒋几乎倾全力以至，***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困难。
作为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老蒋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的，可是老蒋却屯兵湘北，坐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老蒋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老蒋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决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共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老蒋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 “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老蒋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 根，赶都赶不走了。
不动声色之间，连赚西南三省，此又为老蒋“首席谋士”杨永泰所献之计。对这位被称为蒋之诸葛凤雏的杨某人，可以说没一个诸侯不恨之入骨的。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老蒋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有过通盘考虑。他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是守不住的，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是要把南北都包括进去的。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老蒋又对陕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中原抢占战略要点。
张群与川越谈判前后达8次之多，前7次，日本人谈的内容竟然都跟蓉北两案没有直接关系，摆明就是来讹咱们的。
前7次谈判结束，老蒋干脆不谈了，跑绥远去干了一家伙。这么一干，把谈判桌上日本人的各种非分想法都给干没了。
到进行第8次谈判，连川越自己都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张群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还把“绥远事件”拿出来作为反击利器。
本来我们是准备“调整邦交”的，可是你知道，“绥远事件”发生了，我们为此很不爽，所以就“调整”不了了。
言下之意，快把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条件收回去吧。
人家把话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知趣的就该赶快闭嘴闪人。川越是日本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知情识趣。他索性把前7次谈判中的日本提出的要求汇编成册，做成一份备忘录，当面读给张群听，准备强塞给他。
张群一听，什么玩意。
里面大部分都是你们的条件，有好多甚至我听都听见过，这东西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管对方接不接受，川越就把“备忘录”往桌上一扔，走了。
这算什么，硬来啊。
张群火透，马上又让人送还日本使馆。
日本人赖皮起来，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第二天，他们竟然又由须磨将“备忘录”送还了南京外交部。
蒋介石得知后，也觉得啼笑皆非，说日本人的“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
他向张群发出电令，要后者发表声明，将“备忘录”再退回去，同时火速起草正式公函，抢在川越前面公布交涉经过，以免让日本人混水摸鱼，弄假成真。
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前何应钦不过是写了张便条，就给抓住不放，到现在还喋喋不休哩。
声明和公函一出来，川越脸皮就是再厚也挺不住了，没两天就打道回府，离开了南京。
西瓜没了，日本人却还没忘记要捡原来的芝麻。
川越一走，就换了须磨：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谈谈蓉北两案你们该赔多少钱吧。
全国交涉终于变成了地方案件。
对嘛，早该如此。
跟须磨谈的，换成了高宗武，由两个人在下面讨价还价。
由于是日方主动让步，即如蓉北两案的赔偿，须磨亦不敢再漫天要价，一律丁是丁，卯是卯，该多少就多少。
最后弄了一份赔偿清单，就等双方大使签字了。
忽然须磨打来电话，说他要过来一趟，因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
高宗武心里一震，别是日本人又弄了什么“事件”，插进来好敲诈我们吧。
只好让他过来再说。
一见面，须磨却表现出了与先前谈判截然不同的“诚恳”和“谦卑”，连说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恭恭敬敬：有件事要拜托阁下帮忙。
帮什么忙呢？
赔偿清单里，我忘了写一个照相机的价格，能不能现在加进去？
高宗武听了差点喷饭。
这就是你急匆匆要来办的大事？！
须磨很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啊。
真服了这些日本人，逗逗他。
高宗武也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加。我们的换文都写好了，绝不能开此恶例。
须磨急了。
只要把换文重新打印一下就可以了，打印费花不了几个钱，300块就够了。
听那意思，他还不肯出这300块钱，要中方帮他出。
高宗武的脸扳了下来：别说“就”300块，哪怕3块或者3分，我也不能加。
须磨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难道这个你也不肯帮忙吗？
高宗武笑了。
从和日本人打交道到现在，他大概还是头一回这么轻松过，可以用睥睨和不屑的目光打量着对手。
还没耍够，再捉弄他一下。
高宗武一板一眼地对须磨说：重新印换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得先区分一下双方的责任问题。呶，照相机的价格是你自己忘记写上去的，责任在你，自然那300块钱也应该由你来掏腰包。
一说到要他掏钱，须磨立马慌了，看样子急得当场落泪都有可能。
高宗武见此情景，话锋一转：好了好了，看你也不想掏，我帮你付吧，谁叫咱们也算朋友呢。不过这是我个人掏的钱，属于私下交情。
须磨如遇救星，立刻站起来，向高宗武表示感谢。
高宗武摆了摆手：你听我说完，既然是友情赞助，第一，你明天不能再说还有什么忘记要让我加的，第二，300块钱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须磨满口答应，还拉住高宗武的手，用力猛摇了几下，并且说：这四个月的谈判，就数现在这一刻最满意最美妙最痛快了。
说完，马上就自动消失掉了。
日本人就是如此：没有大便宜可占，占点小便宜也是好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在南京谈判中，日方实在是没捞到什么油水。
老蒋以硬对硬的恫吓策略成功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尽管只是暂时。
在给张群发去那份退还“备忘录”的电令时，老蒋已人在西安。当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此次西安之行将可能是一次买不到归程票的时光旅行。
东北军和第17路军做好了请君入瓮的准备。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虽然各诸侯碍于形势发展和切身利益，都未敢公开支持19路军和福建政府，但他们和老蒋“合纵”与反“合纵”的暗斗却始终未有停止，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就成了一块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在诸侯们看来，东北军和他们的处境相同，都是“被压迫者”，反抗老蒋这个“压迫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老蒋看来，张学良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诸侯，堪称“拥护中央”的“模范”。闽变一起，更让他感到“张模范”的可贵之处。
大家都排着队欢迎少帅回来，自无不归之理。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了。
说客是广东的胡汉民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份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只有仍与蒋汪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北方之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胡汉民的敷衍之词。
胡汉民们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老蒋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老家去。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老蒋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再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老蒋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老蒋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
随后，老蒋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蒋，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张副司令”向东北军下令，除万福麟第53军仍留河北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过去的部下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
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超强士气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3000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言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老蒋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将士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而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老蒋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老蒋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来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杀回故里，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老蒋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少帅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老蒋“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人看的场面功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老蒋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老蒋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老蒋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完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直至迫使后者长征，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的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子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处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的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奴，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因为老蒋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呆在陕北进行“剿共”。更让人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老蒋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剌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作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老蒋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察绥，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东北军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说“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老蒋几乎倾全力以至，***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困难。
作为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老蒋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的，可是老蒋却屯兵湘北，坐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老蒋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老蒋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决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共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老蒋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 “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老蒋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 根，赶都赶不走了。
不动声色之间，连赚西南三省，此又为老蒋“首席谋士”杨永泰所献之计。对这位被称为蒋之诸葛凤雏的杨某人，可以说没一个诸侯不恨之入骨的。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老蒋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有过通盘考虑。他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是守不住的，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是要把南北都包括进去的。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老蒋又对陕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中原抢占战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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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3 pm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老蒋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要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的，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军同进共退，并与其他诸侯们结成合纵阵营，才能有效抵制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李白和陈济棠都来打过招呼后，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老蒋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湖南何健是根本不敢动，云南龙云离得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佬，“劝两粤息战”，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倒是发了份声明，却被老蒋骂了一通后，又缩了回去。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老蒋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老蒋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因为老蒋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和实力，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老蒋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老蒋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老蒋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乎乎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老阎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是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的，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老阎对老蒋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其实少帅真是少帅。要是那时候有录像带，他就应该把中原大战前的带子借回家反复多温习两遍，那里面主角们的“生动表演”，一句赛一句“诚挚”的话语和滚滚泪水，比现在还感人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连逢场作戏都不会，那就不叫资深老政客了。
老阎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己，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而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老阎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忠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良誓志以对”）。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致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露有惧色”）。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漏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老蒋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是宁可“不要地盘”也要抗日，回到东北老家去，况且福建那里并不是一个“吉利”所在，当初第19路军就是在此处失败的。现在周围又都是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是部队不致遭到肢解和整编的保证，所以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老蒋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已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做出决定：兵谏！
在去西安之前，老蒋和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全无顾虑。西安城里充满了敌对情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陈诚、陈布雷等武将谋臣都建言老蒋，暂时“驻节洛阳”，观察动静，同时将东北军先行调出陕西，分驻河南安徽等地。
老蒋的脾气是，手下越小心谨慎，他反而越要表现出“大无畏”的“领袖气魄”。
怕什么，难道他们还真敢对我动手不成。
当下一摆手，即刻启程。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蒋是一个冒失的人，他之所以敢去西安，是因为他不相信张杨会联起手来对付他。
张学良可能“意志不坚、把握不定”，这个他早就知道，可是却并不由此认为张学良会敢于背叛他。老蒋真正忌惮的是东北军底下的那些将领，会否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
要知道这一答案，他不能直接问张学良，只能问另外一个人——杨虎城。
在去西安之前，他约杨虎城出来，问了对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安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东北军怎么样（“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虎城回答得非常小心：一切都好，至于“不稳情事”，纯属谣言。
当初把东北军和第17路军放在一起，老蒋就有相互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杨虎城既如此说，他就放心了。
老蒋到西安，是要对红军组织“第六次围剿”，而他所担心的仍然是东北军会因未能参加绥远战役而动摇军心，不肯在“剿共”上卖力，因此在分批接见和宴请各级将领时，一再向东北军许诺，只要“剿共”一结束就抗日，到时会带你们回东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华清池“哭谏”。理所当然，老蒋再次对张学良的要求予以了拒绝。
软劝既然无用，兵谏正式开始。
从事后来看，张杨对于这场事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谋划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驻西安有多少部队，办事处有几个人，有几支枪，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行动前的一天，张学良忽然带了一个人来晋见老蒋。一问，说是准备派到热河去拉人打游击的。老蒋很高兴，立刻答应给一个师的番号和一笔经费。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去打游击的，而是来熟悉华清池地形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
事变前，张杨最担心的还不是如何捉住老蒋，而是能否顺利地解除在西安留驻的外围警卫部队的武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第17路军，包括一个炮兵营，对宪兵团、西安警察大队等发动突袭。后者一方面毫无准备，另一方面，毕竟是警卫部队，要跟有枪有炮且有备而来的野战部队相抗衡，实在力不能支。
8点，由第17路军负责的西安军事行动结束，老蒋的“御林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东北军向老蒋的住所——临潼华清池进攻，“带刀护卫们”匆忙护驾，却哪里招架得住。
9点，临潼捉蒋行动结束，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大功告成。
在事变中，老蒋在西安的文臣武将们无一漏网，且损失惨重。随从官佐52人，只有6人幸免。其中，被当场处决的有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黄埔第1期）、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黄埔第4期）、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黄埔第1期）。
这些人下场之所以如此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平时干的活，不是禁毒，就是查军纪，都是招人厌，惹人恨的。据说蒋孝先身中十几弹，人都被打成了一面筛子。
其他中央大员均被逮捕扣压，大部分暂时性命无忧，但还有倒霉的。
名头最大的是邵元冲。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后继者即为周恩来。这邵老夫子由于是黄埔老师，一听外面枪声大作，本能地就想到要来个翻越障碍的示范动作，准备跳窗出去，结果被冲进来的第17路军士兵举枪打中，伤重不治而亡，呜呼哀哉。
后来南京政府发布的讣告，却说邵元冲是准备去救“蒋委员长”而跳窗的，这就太不靠谱了，己尚不保，还救什么“委座”？何况临潼和西安也不是一街之隔，跳个窗到不了那里。如此违反人性的胡诌，大约还是想在这个很让老蒋丢脸的事变中，塑造一两个“忠孝节义”的高大全人物出来。
但是如果当时不跑，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性命。陈诚就是凭此侥幸求生的。
东北军的军纪一向不佳，第17路军也不见得就好多少。美国记者 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结果身上的东西被冲进来的士兵抢得一干二净，连手上戴的表都没放过。据她说，后来和招待所的经理一起，找了一个军官， 往门口贴一张纸，写明谁敢擅入，立即枪决之类的话，但经过的士兵看都不看。原因是：不识字的看不懂，识字的不服从！
按照张杨的本意，对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肯定是不允许随意杀伤的，但事变初起，队伍突然放开，却不是马上就能控制得住的。邵元冲之死即如此类。
第17路军士兵一开始是准备把陈诚给干掉的，所以到处找他。最 后搜到了另一位中央大员陈继承的房间。破门而入的士兵问他叫什么名字，陈继承的南方口音重，一回答，就被对方误会成了“陈诚”。几个当兵的立即举起枪，要 予以射杀，所幸陈继承的太太反应很快，见势不好，马上大声纠正：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
这就算救了陈继承一命。
真的陈诚也堪称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一直藏在一个大木柜里，被翻出来时满身尘土，狼狈不堪。
不过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局面终于逐步得以控制，没有人能不奉令就结果他了。
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老蒋，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老蒋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事变当天，在张杨发布早已拟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南京政府立马炸开了锅。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朝中迅速分成三派。
一派主战，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统帅”你都敢“劫持”，这还了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起兵“讨伐”一途。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杨虎城的第17路军也参与了事变，以为都是东北军一家搞出来的，所以矛头都冲着张学良。
除了主战派以外，又有劝和派和“亲友团”。
这时候军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被老蒋哄在南京的冯玉祥。“委员长”都被逮住了，老冯自然有责任去劝和，当下刷刷地就写了一封信。
与主战派一口一个“张逆”不同，老冯是称兄道弟，谓之“张兄”——
张兄，听说你要“留”老蒋“暂住西安”，这个不妥吧。至少我本人，已经“莫名骇异”了。
听我说，先把“介公”（指蒋介石）给放回来，如果兄弟你在陕甘那边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在抗日救国方面有好意见，可以公开提嘛，我想，“介公”这个人，还是比较“光明磊落坦白为怀”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采纳你的抗日之计。
打个比方，假如主战的何应钦是左派，要挥舞大棒的话，主和的老冯就是右派，手里拿的是胡萝卜。
当然下面还有极右派。
这个极右派是指老蒋在***高层中的“亲友团”，像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
孔祥熙此时代理行政院长，他也给张学良发去了一份电报。
较之老冯，孔祥熙的称呼简直可用“奴颜卑膝”来形容，仍尊其为“张副司令”。
在孔祥熙的这份电报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指责，都是说好话的，比如“爱友爱国至为佩慰”，甚至为张学良开脱，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没办法，因为“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意思：你千万要绝保“介公”的安全，让他“绝无危险”。
要救连襟嘛，也顾不得很多措词了。
三派连日争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会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只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蒋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从上海紧急赶往南京的。此前她正在和人研讨“有关航空建设的那些事”。
从孔祥熙那里得知丈夫在西安“消息不明”后，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倍感惶急。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否则也不会敢于帮助老蒋掌握空军了。
跟着老蒋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 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联系的所有电报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老蒋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她很清楚，南京的紧急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 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要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的，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军同进共退，并与其他诸侯们结成合纵阵营，才能有效抵制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李白和陈济棠都来打过招呼后，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老蒋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湖南何健是根本不敢动，云南龙云离得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佬，“劝两粤息战”，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倒是发了份声明，却被老蒋骂了一通后，又缩了回去。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老蒋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老蒋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因为老蒋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和实力，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老蒋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老蒋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老蒋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乎乎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老阎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是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的，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老阎对老蒋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其实少帅真是少帅。要是那时候有录像带，他就应该把中原大战前的带子借回家反复多温习两遍，那里面主角们的“生动表演”，一句赛一句“诚挚”的话语和滚滚泪水，比现在还感人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连逢场作戏都不会，那就不叫资深老政客了。
老阎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己，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而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老阎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忠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良誓志以对”）。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致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露有惧色”）。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漏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老蒋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是宁可“不要地盘”也要抗日，回到东北老家去，况且福建那里并不是一个“吉利”所在，当初第19路军就是在此处失败的。现在周围又都是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是部队不致遭到肢解和整编的保证，所以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老蒋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已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做出决定：兵谏！
在去西安之前，老蒋和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全无顾虑。西安城里充满了敌对情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陈诚、陈布雷等武将谋臣都建言老蒋，暂时“驻节洛阳”，观察动静，同时将东北军先行调出陕西，分驻河南安徽等地。
老蒋的脾气是，手下越小心谨慎，他反而越要表现出“大无畏”的“领袖气魄”。
怕什么，难道他们还真敢对我动手不成。
当下一摆手，即刻启程。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蒋是一个冒失的人，他之所以敢去西安，是因为他不相信张杨会联起手来对付他。
张学良可能“意志不坚、把握不定”，这个他早就知道，可是却并不由此认为张学良会敢于背叛他。老蒋真正忌惮的是东北军底下的那些将领，会否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
要知道这一答案，他不能直接问张学良，只能问另外一个人——杨虎城。
在去西安之前，他约杨虎城出来，问了对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安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东北军怎么样（“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虎城回答得非常小心：一切都好，至于“不稳情事”，纯属谣言。
当初把东北军和第17路军放在一起，老蒋就有相互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杨虎城既如此说，他就放心了。
老蒋到西安，是要对红军组织“第六次围剿”，而他所担心的仍然是东北军会因未能参加绥远战役而动摇军心，不肯在“剿共”上卖力，因此在分批接见和宴请各级将领时，一再向东北军许诺，只要“剿共”一结束就抗日，到时会带你们回东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华清池“哭谏”。理所当然，老蒋再次对张学良的要求予以了拒绝。
软劝既然无用，兵谏正式开始。
从事后来看，张杨对于这场事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谋划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驻西安有多少部队，办事处有几个人，有几支枪，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行动前的一天，张学良忽然带了一个人来晋见老蒋。一问，说是准备派到热河去拉人打游击的。老蒋很高兴，立刻答应给一个师的番号和一笔经费。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去打游击的，而是来熟悉华清池地形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
事变前，张杨最担心的还不是如何捉住老蒋，而是能否顺利地解除在西安留驻的外围警卫部队的武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第17路军，包括一个炮兵营，对宪兵团、西安警察大队等发动突袭。后者一方面毫无准备，另一方面，毕竟是警卫部队，要跟有枪有炮且有备而来的野战部队相抗衡，实在力不能支。
8点，由第17路军负责的西安军事行动结束，老蒋的“御林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东北军向老蒋的住所——临潼华清池进攻，“带刀护卫们”匆忙护驾，却哪里招架得住。
9点，临潼捉蒋行动结束，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大功告成。
在事变中，老蒋在西安的文臣武将们无一漏网，且损失惨重。随从官佐52人，只有6人幸免。其中，被当场处决的有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黄埔第1期）、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黄埔第4期）、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黄埔第1期）。
这些人下场之所以如此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平时干的活，不是禁毒，就是查军纪，都是招人厌，惹人恨的。据说蒋孝先身中十几弹，人都被打成了一面筛子。
其他中央大员均被逮捕扣压，大部分暂时性命无忧，但还有倒霉的。
名头最大的是邵元冲。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后继者即为周恩来。这邵老夫子由于是黄埔老师，一听外面枪声大作，本能地就想到要来个翻越障碍的示范动作，准备跳窗出去，结果被冲进来的第17路军士兵举枪打中，伤重不治而亡，呜呼哀哉。
后来南京政府发布的讣告，却说邵元冲是准备去救“蒋委员长”而跳窗的，这就太不靠谱了，己尚不保，还救什么“委座”？何况临潼和西安也不是一街之隔，跳个窗到不了那里。如此违反人性的胡诌，大约还是想在这个很让老蒋丢脸的事变中，塑造一两个“忠孝节义”的高大全人物出来。
但是如果当时不跑，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性命。陈诚就是凭此侥幸求生的。
东北军的军纪一向不佳，第17路军也不见得就好多少。美国记者 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结果身上的东西被冲进来的士兵抢得一干二净，连手上戴的表都没放过。据她说，后来和招待所的经理一起，找了一个军官， 往门口贴一张纸，写明谁敢擅入，立即枪决之类的话，但经过的士兵看都不看。原因是：不识字的看不懂，识字的不服从！
按照张杨的本意，对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肯定是不允许随意杀伤的，但事变初起，队伍突然放开，却不是马上就能控制得住的。邵元冲之死即如此类。
第17路军士兵一开始是准备把陈诚给干掉的，所以到处找他。最 后搜到了另一位中央大员陈继承的房间。破门而入的士兵问他叫什么名字，陈继承的南方口音重，一回答，就被对方误会成了“陈诚”。几个当兵的立即举起枪，要 予以射杀，所幸陈继承的太太反应很快，见势不好，马上大声纠正：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
这就算救了陈继承一命。
真的陈诚也堪称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一直藏在一个大木柜里，被翻出来时满身尘土，狼狈不堪。
不过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局面终于逐步得以控制，没有人能不奉令就结果他了。
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老蒋，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老蒋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事变当天，在张杨发布早已拟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南京政府立马炸开了锅。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朝中迅速分成三派。
一派主战，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统帅”你都敢“劫持”，这还了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起兵“讨伐”一途。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杨虎城的第17路军也参与了事变，以为都是东北军一家搞出来的，所以矛头都冲着张学良。
除了主战派以外，又有劝和派和“亲友团”。
这时候军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被老蒋哄在南京的冯玉祥。“委员长”都被逮住了，老冯自然有责任去劝和，当下刷刷地就写了一封信。
与主战派一口一个“张逆”不同，老冯是称兄道弟，谓之“张兄”——
张兄，听说你要“留”老蒋“暂住西安”，这个不妥吧。至少我本人，已经“莫名骇异”了。
听我说，先把“介公”（指蒋介石）给放回来，如果兄弟你在陕甘那边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在抗日救国方面有好意见，可以公开提嘛，我想，“介公”这个人，还是比较“光明磊落坦白为怀”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采纳你的抗日之计。
打个比方，假如主战的何应钦是左派，要挥舞大棒的话，主和的老冯就是右派，手里拿的是胡萝卜。
当然下面还有极右派。
这个极右派是指老蒋在***高层中的“亲友团”，像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
孔祥熙此时代理行政院长，他也给张学良发去了一份电报。
较之老冯，孔祥熙的称呼简直可用“奴颜卑膝”来形容，仍尊其为“张副司令”。
在孔祥熙的这份电报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指责，都是说好话的，比如“爱友爱国至为佩慰”，甚至为张学良开脱，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没办法，因为“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意思：你千万要绝保“介公”的安全，让他“绝无危险”。
要救连襟嘛，也顾不得很多措词了。
三派连日争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会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只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蒋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从上海紧急赶往南京的。此前她正在和人研讨“有关航空建设的那些事”。
从孔祥熙那里得知丈夫在西安“消息不明”后，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倍感惶急。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否则也不会敢于帮助老蒋掌握空军了。
跟着老蒋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 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联系的所有电报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老蒋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她很清楚，南京的紧急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 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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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3 pm
众人在发现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她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老蒋，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还是那个中心议题，三派观点应取哪一派。
***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在民国史上，和陈布雷一起，并称***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等他下来，才轮到邵元冲等人上场。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派空军轰炸西安，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我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老蒋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退一步来说，就算东北军不杀他，那炮弹又不长眼，万一轰炸西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先落老蒋头上怎么办。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不能对”。
是啊，别看老蒋不在，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老蒋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老蒋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委员长殆已不讳矣”）。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了，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老蒋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让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
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老蒋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吁，你这个跟劝和派和“亲友团”的主张有什么两样吗？
宋美龄说：不一样。
我是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档，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闲着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啊。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之时”是她不能也不敢想像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今除了三派主张之外，又多了一个方案，但很显然，宋美龄的“折中策”更高一筹。
不过问题也正在这里。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老蒋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之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
尽管宋美龄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老蒋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辨，嘴还钝得很。当年他要把胡汉民关起来，就是因为说不过老胡，索性让对方闭嘴。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我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三派都服了，何应钦同意“宽限”一周，在20日之前，不会下达主动攻击令。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老蒋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此前，老蒋的“洋幕僚”端纳已只身赴险，替她去西安打探消息了。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给张学良和老蒋做过顾问。但与其他聘请的洋顾问不同，这位是毛遂自荐，不请自来的。
若论思想境界，这洋老外还是蛮高的。知道中国穷，就情愿少拿工资。老蒋给他的那些钱，基本上都被他花在了各项公共开支上。为此，中国的那些“党国要员”们背地里还笑人家傻，不识时务，孰不知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着想的“好洋人”。
端纳对日本侵华的野心有深刻认识，是蒋氏夫妇在国际上合纵连横的重要帮手。据说宋美龄后来在美国的很多精彩演说，均出自于端纳之手，由此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称他是“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不惜用重金予以悬赏捉拿。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端纳首先为宋美龄打前站，只身飞赴洛阳。
到了洛阳后，就由宋美龄跟张学良联系，希望对方能允许端纳入陕。
可是迟迟收不到张学良的复电。
端纳说，不等了，不管有没有复电，我明天早上都一定要坐飞机到西安去。
话虽这样说，宋美龄和端纳的心里其实都直打鼓，因为张学良不复电，就可能意味着对方并不欢迎“南京的客人”，端纳的座机没准刚飞到西安上空，就会被东北军的高炮给一炮干下来。
宋美龄如坐针毡，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遥望着西安的方向。
上帝啊，如果你真有神通，就让奇迹出现一次吧。
奇迹真的出现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来电，欢迎端纳入陕。
那颗不安的心始得稍稍放松。
事实上，并不是上帝真的这么神，而是西安周边的形势出现急剧变化。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老蒋，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还是那个中心议题，三派观点应取哪一派。
***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在民国史上，和陈布雷一起，并称***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等他下来，才轮到邵元冲等人上场。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派空军轰炸西安，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我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老蒋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退一步来说，就算东北军不杀他，那炮弹又不长眼，万一轰炸西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先落老蒋头上怎么办。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不能对”。
是啊，别看老蒋不在，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老蒋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老蒋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委员长殆已不讳矣”）。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了，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老蒋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让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
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老蒋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吁，你这个跟劝和派和“亲友团”的主张有什么两样吗？
宋美龄说：不一样。
我是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档，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闲着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啊。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之时”是她不能也不敢想像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今除了三派主张之外，又多了一个方案，但很显然，宋美龄的“折中策”更高一筹。
不过问题也正在这里。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老蒋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之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
尽管宋美龄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老蒋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辨，嘴还钝得很。当年他要把胡汉民关起来，就是因为说不过老胡，索性让对方闭嘴。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我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三派都服了，何应钦同意“宽限”一周，在20日之前，不会下达主动攻击令。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老蒋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此前，老蒋的“洋幕僚”端纳已只身赴险，替她去西安打探消息了。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给张学良和老蒋做过顾问。但与其他聘请的洋顾问不同，这位是毛遂自荐，不请自来的。
若论思想境界，这洋老外还是蛮高的。知道中国穷，就情愿少拿工资。老蒋给他的那些钱，基本上都被他花在了各项公共开支上。为此，中国的那些“党国要员”们背地里还笑人家傻，不识时务，孰不知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着想的“好洋人”。
端纳对日本侵华的野心有深刻认识，是蒋氏夫妇在国际上合纵连横的重要帮手。据说宋美龄后来在美国的很多精彩演说，均出自于端纳之手，由此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称他是“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不惜用重金予以悬赏捉拿。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端纳首先为宋美龄打前站，只身飞赴洛阳。
到了洛阳后，就由宋美龄跟张学良联系，希望对方能允许端纳入陕。
可是迟迟收不到张学良的复电。
端纳说，不等了，不管有没有复电，我明天早上都一定要坐飞机到西安去。
话虽这样说，宋美龄和端纳的心里其实都直打鼓，因为张学良不复电，就可能意味着对方并不欢迎“南京的客人”，端纳的座机没准刚飞到西安上空，就会被东北军的高炮给一炮干下来。
宋美龄如坐针毡，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遥望着西安的方向。
上帝啊，如果你真有神通，就让奇迹出现一次吧。
奇迹真的出现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来电，欢迎端纳入陕。
那颗不安的心始得稍稍放松。
事实上，并不是上帝真的这么神，而是西安周边的形势出现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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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4 pm
端纳能够先到洛阳落脚，是因为这里已由南京政府所控制，而它差一点就被东北军完全占领了。
无论是先知先觉的张杨还是后知后觉的何应钦，都很清楚洛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这座城市犹如一座大门，谁拿到了钥匙，谁就能掌握决定战局胜负的枢纽。
张学良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得以率先出手。
在西安捉蒋的同时，他即向洛阳的东北军驻兵发出一份密电。
接到这份密电的是东北军第6炮兵旅旅长黄永安。
张学良要求他迅速占领飞机场、军械库，同时会合洛阳军分校副主任刘海波，卡住陇海线，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当时洛阳城里的军队，除了黄永安炮兵旅外，就是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教导总队，而其中的第1大队又全为东北籍军官。
中央军在哪里呢？
正在豫西抢筑国防工事哩。
在洛阳能代表中央的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时任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而他的主要任务也是秘密督修国防工事。
显然，如果东北军此时发动，拿下洛阳易如反掌。
当天早上10点，也就是老蒋被逮1个小时之后，黄永安走进了祝绍周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所以祝绍周并没有介意，然而当黄永安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时，后者脸色大变，汗都下来了。
好哇，你们想造反。祝绍周立即掏出枪对准黄永安，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如果黄永安照电报所示去做的话，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未料黄永安说出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这是“乱命”，我不会执行的。
原来黄永安和刘海波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他们手上充其量只有2个炮兵团和1个教导大队，兵力单薄，而豫西有中央军樊崧甫1个师，如果对方杀回来，自己即使能暂时占领洛阳，也守不住，所以临时动摇，投向了南京政府。
祝绍周一听喜出望外，真有绝处逢生之感。
既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脑子里的战略意识自然不差。得知张杨正在秘密发动西安事变后，他马上连出三招。
第一招，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警察部队和第2教导大队，将第1大队的东北籍学员全部拘押，并占领洛阳各个要道。
洛阳在手，等于关上了陕西之外的东北军入陕应援之门。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第53军因此与西安的联系被断绝，导致万张无法遥相呼应。
第二招，调动樊崧甫师，让他们放下锄头钉靶，立即回师增援，不过不是来洛阳，而是往西直奔陕西的潼关而去。
与洛阳相比，潼关是一座更重要的大门。
樊崧甫抢先一步逼近潼关城下，就与西部的中央军一起，对西安形成了夹击之势。
第三招，失败了。
得悉“委座”危急，祝绍周派教练机飞赴临潼，以营救蒋介石。然而此时老蒋早已成瓮中之鳖，飞行员一着陆就被张学良的卫队逮了个正着。
但是前两招已经使万福麟显得相当被动。在盘算完双方的胜负面之后，这位东北军元老很干脆地选择了背叛少帅，不再执行张学良发出的命令。
端纳入陕，一去又无消息。宋美龄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不知道未来等待的究竟会是什么命运。
此时西安方面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严重。
在失去洛阳，黄永安、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相继背叛后，中央军通过陇海路不断向洛阳集结，但张杨仍对防守东线抱有一丝希翼。
寄望者即为防守潼关的冯钦哉。
潼关者，拱卫关中之最后一道防线是也。潼关再往东，就是秦汉时期有名的函谷关。
当年的函谷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就靠这个天险挡住了东方诸国的联合进攻。到刘邦伐秦时，仍然对之望而生畏，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转从东南武关入秦，这才杀到长安城下。
东汉以后，函谷关废弃，“关中大门”的宝座就让给了这个潼关。如果强弓硬马，显然潼关是很难突破的。
兵临城下的樊崧甫心知肚明，他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采取了派说客疏通的做法。
冯钦哉是“老滑头”了，他观察了一下东线形势，感到“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马上表示自己要“反正”。
有趣的是，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道杨虎城也是西北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然还希望通过冯钦哉的关系，托杨虎城来“营救介公脱险”。
这个目的当然无法达到。不过经过冯钦哉这么一倒戈，西安东面防守再无屏障可言，中央军东西夹击古都之势已成。
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失，使张杨倍感压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哪怕是声援也好。
西安事变之前，张杨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各路诸侯对蒋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发布全国通电，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纷纷响应。
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候却走出了一记错着。
在那份八项抗日主张的全国通电后面，他们除自己署名以外，还甭管愿意不愿意，又把被扣的中央要员的名字都一古脑写了上去。
此举原本是要增加通电的份量和气势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把人心都给弄乱了。
看到通电的人少不得在心里嘀咕：难道除了老蒋是坏蛋，其他人包括那些中央大员都是好人？或者说，我们和南京政府以及中央军仍然是一道儿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该往哪儿摆了。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在这之前，他曾专门召集手下的谋臣武将进行商议。
曾几何时，老蒋曾希望能用秦德纯来影响宋哲元，可却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功夫毕竟不是白下的，秦德纯可以在萧振瀛在时，跟宋哲元咬耳朵，说萧某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自己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原来他受老蒋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那次在庐山“推诚相见”的谈话，令他大受感动，实际上也是很想“以国士报之”的，只不过时机未至罢了。
现在时机显然到了，因为自从萧振瀛被迫离开后，第一军师的宝座就非秦德纯莫属，宋哲元最听他的话了。
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秦德纯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的。
但是——
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宋哲元给张学良发来电文，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委员长”安全。
他的屁股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这样的电报真是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老阎。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老阎是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的。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老阎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老阎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何以善其后乎？”）。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却又发一份密电给张学良，说“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老蒋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奕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1936年12月14日，经过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在“亲友团”看来，这应该是“一周大限”到来之前，第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了。
孔宋都愿意应邀赴西安之行。可是主战派马上就不让了。
端纳的电报可信吗，这老外以前是张学良的顾问，别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诳咱们的吧。
他们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诱过去，然后多出一个重要人质，从而加重他们谈判桌上的份量呢？
至于蒋夫人，也一样，请是假，诱是真，去西安只会“加以拘禁”，多个人质而已。
不可不防啊。
见遭到拦阻，宋美龄大为着急，坚持端纳十分可靠，张杨并非诱骗，自己非去不可。由于言语过于激烈，她也顾不得再扮什么端庄淑女了，几乎是捡着手榴弹就扔，什么厉害上什么，就差没脱口骂娘了。
争论归争论，宋美龄也感到，孔祥熙如今身份不一样，老蒋不在，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首脑，万一真的又被扣住了，那就太难看了。于是，她在随后和端纳的联系中， 便提出，自己排除万难，一定会来，但是孔祥熙身体状况不行，“医生坚嘱”不能坐飞机，能否用宋子文或者顾祝同这些人代替。
西安方面答复：同意。
宋美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和平营救，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
由于仍然得不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老蒋尚存活人世，南京的军人政客特别是主战派的心情越来越焦躁。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总司令。此后，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可谓重兵压境。
虽碍于“一周大限”，步兵暂时未动，但洛阳集中的空军已经待命出发。
无论是先知先觉的张杨还是后知后觉的何应钦，都很清楚洛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这座城市犹如一座大门，谁拿到了钥匙，谁就能掌握决定战局胜负的枢纽。
张学良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得以率先出手。
在西安捉蒋的同时，他即向洛阳的东北军驻兵发出一份密电。
接到这份密电的是东北军第6炮兵旅旅长黄永安。
张学良要求他迅速占领飞机场、军械库，同时会合洛阳军分校副主任刘海波，卡住陇海线，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当时洛阳城里的军队，除了黄永安炮兵旅外，就是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教导总队，而其中的第1大队又全为东北籍军官。
中央军在哪里呢？
正在豫西抢筑国防工事哩。
在洛阳能代表中央的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时任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而他的主要任务也是秘密督修国防工事。
显然，如果东北军此时发动，拿下洛阳易如反掌。
当天早上10点，也就是老蒋被逮1个小时之后，黄永安走进了祝绍周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所以祝绍周并没有介意，然而当黄永安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时，后者脸色大变，汗都下来了。
好哇，你们想造反。祝绍周立即掏出枪对准黄永安，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如果黄永安照电报所示去做的话，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未料黄永安说出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这是“乱命”，我不会执行的。
原来黄永安和刘海波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他们手上充其量只有2个炮兵团和1个教导大队，兵力单薄，而豫西有中央军樊崧甫1个师，如果对方杀回来，自己即使能暂时占领洛阳，也守不住，所以临时动摇，投向了南京政府。
祝绍周一听喜出望外，真有绝处逢生之感。
既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脑子里的战略意识自然不差。得知张杨正在秘密发动西安事变后，他马上连出三招。
第一招，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警察部队和第2教导大队，将第1大队的东北籍学员全部拘押，并占领洛阳各个要道。
洛阳在手，等于关上了陕西之外的东北军入陕应援之门。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第53军因此与西安的联系被断绝，导致万张无法遥相呼应。
第二招，调动樊崧甫师，让他们放下锄头钉靶，立即回师增援，不过不是来洛阳，而是往西直奔陕西的潼关而去。
与洛阳相比，潼关是一座更重要的大门。
樊崧甫抢先一步逼近潼关城下，就与西部的中央军一起，对西安形成了夹击之势。
第三招，失败了。
得悉“委座”危急，祝绍周派教练机飞赴临潼，以营救蒋介石。然而此时老蒋早已成瓮中之鳖，飞行员一着陆就被张学良的卫队逮了个正着。
但是前两招已经使万福麟显得相当被动。在盘算完双方的胜负面之后，这位东北军元老很干脆地选择了背叛少帅，不再执行张学良发出的命令。
端纳入陕，一去又无消息。宋美龄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不知道未来等待的究竟会是什么命运。
此时西安方面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严重。
在失去洛阳，黄永安、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相继背叛后，中央军通过陇海路不断向洛阳集结，但张杨仍对防守东线抱有一丝希翼。
寄望者即为防守潼关的冯钦哉。
潼关者，拱卫关中之最后一道防线是也。潼关再往东，就是秦汉时期有名的函谷关。
当年的函谷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就靠这个天险挡住了东方诸国的联合进攻。到刘邦伐秦时，仍然对之望而生畏，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转从东南武关入秦，这才杀到长安城下。
东汉以后，函谷关废弃，“关中大门”的宝座就让给了这个潼关。如果强弓硬马，显然潼关是很难突破的。
兵临城下的樊崧甫心知肚明，他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采取了派说客疏通的做法。
冯钦哉是“老滑头”了，他观察了一下东线形势，感到“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马上表示自己要“反正”。
有趣的是，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道杨虎城也是西北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然还希望通过冯钦哉的关系，托杨虎城来“营救介公脱险”。
这个目的当然无法达到。不过经过冯钦哉这么一倒戈，西安东面防守再无屏障可言，中央军东西夹击古都之势已成。
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失，使张杨倍感压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哪怕是声援也好。
西安事变之前，张杨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各路诸侯对蒋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发布全国通电，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纷纷响应。
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候却走出了一记错着。
在那份八项抗日主张的全国通电后面，他们除自己署名以外，还甭管愿意不愿意，又把被扣的中央要员的名字都一古脑写了上去。
此举原本是要增加通电的份量和气势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把人心都给弄乱了。
看到通电的人少不得在心里嘀咕：难道除了老蒋是坏蛋，其他人包括那些中央大员都是好人？或者说，我们和南京政府以及中央军仍然是一道儿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该往哪儿摆了。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在这之前，他曾专门召集手下的谋臣武将进行商议。
曾几何时，老蒋曾希望能用秦德纯来影响宋哲元，可却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功夫毕竟不是白下的，秦德纯可以在萧振瀛在时，跟宋哲元咬耳朵，说萧某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自己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原来他受老蒋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那次在庐山“推诚相见”的谈话，令他大受感动，实际上也是很想“以国士报之”的，只不过时机未至罢了。
现在时机显然到了，因为自从萧振瀛被迫离开后，第一军师的宝座就非秦德纯莫属，宋哲元最听他的话了。
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秦德纯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的。
但是——
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宋哲元给张学良发来电文，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委员长”安全。
他的屁股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这样的电报真是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老阎。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老阎是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的。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老阎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老阎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何以善其后乎？”）。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却又发一份密电给张学良，说“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老蒋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奕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1936年12月14日，经过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在“亲友团”看来，这应该是“一周大限”到来之前，第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了。
孔宋都愿意应邀赴西安之行。可是主战派马上就不让了。
端纳的电报可信吗，这老外以前是张学良的顾问，别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诳咱们的吧。
他们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诱过去，然后多出一个重要人质，从而加重他们谈判桌上的份量呢？
至于蒋夫人，也一样，请是假，诱是真，去西安只会“加以拘禁”，多个人质而已。
不可不防啊。
见遭到拦阻，宋美龄大为着急，坚持端纳十分可靠，张杨并非诱骗，自己非去不可。由于言语过于激烈，她也顾不得再扮什么端庄淑女了，几乎是捡着手榴弹就扔，什么厉害上什么，就差没脱口骂娘了。
争论归争论，宋美龄也感到，孔祥熙如今身份不一样，老蒋不在，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首脑，万一真的又被扣住了，那就太难看了。于是，她在随后和端纳的联系中， 便提出，自己排除万难，一定会来，但是孔祥熙身体状况不行，“医生坚嘱”不能坐飞机，能否用宋子文或者顾祝同这些人代替。
西安方面答复：同意。
宋美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和平营救，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
由于仍然得不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老蒋尚存活人世，南京的军人政客特别是主战派的心情越来越焦躁。
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总司令。此后，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可谓重兵压境。
虽碍于“一周大限”，步兵暂时未动，但洛阳集中的空军已经待命出发。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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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5 pm
消息传出，西安城内一片混乱。
此时在张杨方面，实际上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力量足一点，有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在陕甘可用于抗衡，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兵力本来就很单薄，一共才2个军，在冯钦哉军倒戈之后，仅剩孙蔚如军聊以维持。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老蒋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被轰炸者已不胜数”。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老蒋。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他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搞定两广，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父亲在天之灵会赐我力量的，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西安事变却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满身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叔侄死了（蒋孝先称蒋介石为叔公），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这才想起，将入西安前杨虎城对他承诺的那些话，原来全是为了蒙蔽他，以便将其瓮中捉鳖。
对于天天对别人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老蒋来说，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如今都已到了不堪的程度。
对张学良的愤恨终于匀到了杨虎城身上，尤其在前者为了顾及他的安全，与来西安的端纳一起，力劝他搬至东北军驻地时，这种感情更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张学良说，端纳都来了，相信我，我一定会送“委员长”回京的。
老蒋喜出望外，好啊，什么时候启程。
张学良拿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要放你走，总得对方方面面有所交代吧。
请你签个字。
老蒋的心喀噔一下又沉了下去。
对于张杨来说，此字一签，西安之围立解，而当初起兵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老蒋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等于宣告“武力统一”的计划被迫中止，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甘心。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开口成仁，闭口取 义，到头来却可能被外界说成是在“叛将”的枪口下，被迫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蒙羞且不去说他，关键是以后可能会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在***内永世不得翻 身，而后者是老蒋万万不能答应的。
所以老蒋说，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吧，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他还不是光这么说说的，连给老婆的遗书都写好了，准备让人带给宋美龄。
从这份遗书上可以看出，蒋宋两口子的感情还真的不错。老蒋在遗书后面特加一语，让宋美龄无论如何不要来陕西，以免遭不测。写完后他怕被没收，又特意让去南京的信使背了两遍。
张学良知道后，干脆连人带遗书都给扣留了。少帅此时已从端纳嘴里了解到，南京城里只有宋美龄等少数人是主和的，其势力远远不及主战派，遗书送过去，再加上一句劝告自己老婆不要来西安的话，那不是给主战的那些家伙送去加快动武步伐的口舌吗？
老蒋本来是准备等死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张学良“形色苍白”，脸都变了颜色，情知有异。
一问，原来是南京政府发布了讨伐令，飞机轰炸渭南，差一点就要来空袭西安了。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完了，本来这两天就准备送你走的，给中央空军在渭南那里一炸，大家都巨愤怒，看来暂时走不成了。
论心机和算计，张学良毕竟不是老蒋的对手。寥寥几句话，老蒋已经从中听出了极其丰富的信息。
他认为，外面逼得越紧，里面的人才会越安全，如此说来，自己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张学良希望老蒋即使不签字，也能再写封信到南京去，但不是送“遗书”，而是“去函停战”。
可是老蒋铁了心不让一步。
少帅拿这老头子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骗又骗不了，只好去找那些被扣的大员们。
一见面就说：这两天何应钦攻得太急，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边还伤了人，我得去前线指挥，这两天没工夫来陪诸位了。
看这些人一个个装痴作呆，眼神空洞，张学良情急之下，只得又跟上一句厉害的：要是姓何的还是不断进攻，我就只好请“蒋先生”和你们一起转移个地方了。
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内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里会出现内乱。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禅，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苏联不行，就找阎锡山。
老阎一划拉算盘，觉得这是一件既得人情，又捡便宜的好事，欣意允诺，并准备派手下的老谋臣赵戴文、“二把手”徐永昌去西安。
但张学良此时已恨他到极点，知道这位又是来兜生意的，因此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
老阎“买卖”没做成，空欢喜一场。
宋美龄则越来越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全。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共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安。
转眼间，三天“停战期”过去了，原来宋美龄请求的“一周大限”也正好到期。可是和平谈判仍无一点眉目，还要不要接着打呢。
宋美龄要求再延长三天，没人敢公开反对，停战于是“展限三日”。
有这么大的力道，是因为宋美龄此时的身份和地位又变了。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什么“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
直接谈判无法启动，中间人又找不到，“亲友团”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陕。
宋美龄本来也想一起去，可是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被和平派的高官们拉住了，理由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委员长”不在，只有你能震住主战派，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于是，兄妹二人行变成了宋子文“单刀赴会”。
事实上，在宋子文未赴西安之前，蒋张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天已至，老蒋没能等到获释的消息，张杨同样很失望。
行了，八项条件，你也不要说全部答应了，就答应前面关于改组南京政府等四条吧。
老蒋回不去，认为张学良失信，正火大着呢，立即回答：你不放我走，别说四条八条了，我一条都不答应。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老蒋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四项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和端纳一起立即返回南京。
老蒋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讶其归之速”）。
此时在张杨方面，实际上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力量足一点，有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在陕甘可用于抗衡，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兵力本来就很单薄，一共才2个军，在冯钦哉军倒戈之后，仅剩孙蔚如军聊以维持。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老蒋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被轰炸者已不胜数”。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老蒋。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他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搞定两广，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父亲在天之灵会赐我力量的，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西安事变却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满身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叔侄死了（蒋孝先称蒋介石为叔公），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这才想起，将入西安前杨虎城对他承诺的那些话，原来全是为了蒙蔽他，以便将其瓮中捉鳖。
对于天天对别人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老蒋来说，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如今都已到了不堪的程度。
对张学良的愤恨终于匀到了杨虎城身上，尤其在前者为了顾及他的安全，与来西安的端纳一起，力劝他搬至东北军驻地时，这种感情更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张学良说，端纳都来了，相信我，我一定会送“委员长”回京的。
老蒋喜出望外，好啊，什么时候启程。
张学良拿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要放你走，总得对方方面面有所交代吧。
请你签个字。
老蒋的心喀噔一下又沉了下去。
对于张杨来说，此字一签，西安之围立解，而当初起兵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老蒋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等于宣告“武力统一”的计划被迫中止，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甘心。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开口成仁，闭口取 义，到头来却可能被外界说成是在“叛将”的枪口下，被迫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蒙羞且不去说他，关键是以后可能会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在***内永世不得翻 身，而后者是老蒋万万不能答应的。
所以老蒋说，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吧，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他还不是光这么说说的，连给老婆的遗书都写好了，准备让人带给宋美龄。
从这份遗书上可以看出，蒋宋两口子的感情还真的不错。老蒋在遗书后面特加一语，让宋美龄无论如何不要来陕西，以免遭不测。写完后他怕被没收，又特意让去南京的信使背了两遍。
张学良知道后，干脆连人带遗书都给扣留了。少帅此时已从端纳嘴里了解到，南京城里只有宋美龄等少数人是主和的，其势力远远不及主战派，遗书送过去，再加上一句劝告自己老婆不要来西安的话，那不是给主战的那些家伙送去加快动武步伐的口舌吗？
老蒋本来是准备等死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张学良“形色苍白”，脸都变了颜色，情知有异。
一问，原来是南京政府发布了讨伐令，飞机轰炸渭南，差一点就要来空袭西安了。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完了，本来这两天就准备送你走的，给中央空军在渭南那里一炸，大家都巨愤怒，看来暂时走不成了。
论心机和算计，张学良毕竟不是老蒋的对手。寥寥几句话，老蒋已经从中听出了极其丰富的信息。
他认为，外面逼得越紧，里面的人才会越安全，如此说来，自己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张学良希望老蒋即使不签字，也能再写封信到南京去，但不是送“遗书”，而是“去函停战”。
可是老蒋铁了心不让一步。
少帅拿这老头子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骗又骗不了，只好去找那些被扣的大员们。
一见面就说：这两天何应钦攻得太急，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边还伤了人，我得去前线指挥，这两天没工夫来陪诸位了。
看这些人一个个装痴作呆，眼神空洞，张学良情急之下，只得又跟上一句厉害的：要是姓何的还是不断进攻，我就只好请“蒋先生”和你们一起转移个地方了。
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内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里会出现内乱。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禅，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苏联不行，就找阎锡山。
老阎一划拉算盘，觉得这是一件既得人情，又捡便宜的好事，欣意允诺，并准备派手下的老谋臣赵戴文、“二把手”徐永昌去西安。
但张学良此时已恨他到极点，知道这位又是来兜生意的，因此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
老阎“买卖”没做成，空欢喜一场。
宋美龄则越来越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全。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共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安。
转眼间，三天“停战期”过去了，原来宋美龄请求的“一周大限”也正好到期。可是和平谈判仍无一点眉目，还要不要接着打呢。
宋美龄要求再延长三天，没人敢公开反对，停战于是“展限三日”。
有这么大的力道，是因为宋美龄此时的身份和地位又变了。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什么“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
直接谈判无法启动，中间人又找不到，“亲友团”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陕。
宋美龄本来也想一起去，可是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被和平派的高官们拉住了，理由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委员长”不在，只有你能震住主战派，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于是，兄妹二人行变成了宋子文“单刀赴会”。
事实上，在宋子文未赴西安之前，蒋张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天已至，老蒋没能等到获释的消息，张杨同样很失望。
行了，八项条件，你也不要说全部答应了，就答应前面关于改组南京政府等四条吧。
老蒋回不去，认为张学良失信，正火大着呢，立即回答：你不放我走，别说四条八条了，我一条都不答应。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老蒋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四项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和端纳一起立即返回南京。
老蒋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讶其归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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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6 pm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与端纳这个洋老外不一样，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既谙熟国情，又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绝对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委员长”也能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三位一体”，是一个“令人生畏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老蒋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老蒋。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与张学良谈话时，对方曾亲口告诉他，如果战端升级，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为安全起见，只能把“委员长”交给***。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他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老蒋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老蒋知道上次的遗书没能送到南京，所以这次又写了，一共三份：老婆大人一份，两个儿子一份，给全体国民一份。
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托孤”。
跟以前一样，张学良仍旧又把遗书给扣了下来——
假如战争真的扩大，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一定会把这些遗书送到南京，可现在不是还没打吗，怎么能送呢。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了的。
张学良的意思是：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老蒋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老蒋“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就是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老蒋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蒋夫人”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画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说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黄埔第6期）。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老蒋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出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因为蒋宋的关系非同一般，宋子文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啊。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四项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老蒋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之污辱”。
在老蒋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的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我方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老蒋都敢对着干，其它文武百官更不放在眼里。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事变解决”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老蒋在他临走时说的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窜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啊。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老蒋的原意。
在宋氏兄妹的坚持下，南京的大员们连续开会讨论，最后确定为再停三天。
但是此三天非彼三天，停的不是地面进攻，而仅仅是飞机轰炸。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老蒋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危险，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力请偕行”）。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不是说三天之内停止轰炸吗，这是在干什么。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架子，告诫洛阳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宋子文说再停战四天，宋美龄要求的却是无限期——除非得到“委员长”命令，否则连派轰炸机靠近西安都不行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的时候，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地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军队哗噪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象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光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
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的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不管是从私人情谊，还是以她对张学良为人的了解，她都认为后者 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
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像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老蒋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与端纳这个洋老外不一样，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既谙熟国情，又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绝对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委员长”也能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三位一体”，是一个“令人生畏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老蒋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老蒋。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与张学良谈话时，对方曾亲口告诉他，如果战端升级，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为安全起见，只能把“委员长”交给***。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他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老蒋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老蒋知道上次的遗书没能送到南京，所以这次又写了，一共三份：老婆大人一份，两个儿子一份，给全体国民一份。
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托孤”。
跟以前一样，张学良仍旧又把遗书给扣了下来——
假如战争真的扩大，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一定会把这些遗书送到南京，可现在不是还没打吗，怎么能送呢。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了的。
张学良的意思是：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老蒋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老蒋“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就是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老蒋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蒋夫人”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画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说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黄埔第6期）。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老蒋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出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因为蒋宋的关系非同一般，宋子文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啊。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四项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老蒋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之污辱”。
在老蒋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的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我方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老蒋都敢对着干，其它文武百官更不放在眼里。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事变解决”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老蒋在他临走时说的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窜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啊。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老蒋的原意。
在宋氏兄妹的坚持下，南京的大员们连续开会讨论，最后确定为再停三天。
但是此三天非彼三天，停的不是地面进攻，而仅仅是飞机轰炸。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老蒋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危险，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力请偕行”）。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不是说三天之内停止轰炸吗，这是在干什么。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架子，告诫洛阳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宋子文说再停战四天，宋美龄要求的却是无限期——除非得到“委员长”命令，否则连派轰炸机靠近西安都不行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的时候，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地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军队哗噪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象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光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
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的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不管是从私人情谊，还是以她对张学良为人的了解，她都认为后者 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
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像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老蒋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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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7 pm
宋美龄劝老蒋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此前中央红军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随着冬季到来，物质极度匮乏，甚至已做好了再次长征的准备。
得悉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像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成了不可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1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期的蔡申熙死于1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 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果然，老蒋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了。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广田首相迅速召集外相、陆相、海相进行三省会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以“密切注意其演变”。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而张杨一方又拒绝让阎锡山做调停人，这个中间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和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老蒋不肯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老蒋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老蒋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老蒋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茫万道了。
看到老蒋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夫妇二人开始认真研究对策了。
外面，中央军要对峙的，看来不光是张杨的“叛军”，“叛军”之后还有红军，这三股力量，尤其是后面的红军，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一旦打起来，不是小战而是大战。
再看诸侯们的态度，现在当然大多是口口声声向着南京，维护中央的，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谁又能担保，他们会不会待机而起，掉转枪口呢。
更外面，当然还有时刻要找借口进行干涉的日本人。
到时内忧外患搅在一起，国家四分五裂，等于以前的努力都全泡汤了，一切白忙乎。
所以无论从个人安危还是就大局着眼，都不能打，只能和。
要和，这个主动权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在对方一边。
这个所谓的“对方”，就是张杨周组成的“三位一体”，而老蒋既然认为***是事变的主谋，周自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周恩来主动提出面谈，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但老蒋对蒋周会面仍然充满顾虑，为此提出了一个由宋氏兄妹代己出面的方案：先让宋子文和周恩来谈，摸清对方的态度后，再由宋美龄续谈。
至于谈判的基调，老蒋给出了一条底线，即苏区和红军必须取消，也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同意，国共可实现二次合作。
实际就是说，***你得服我，只要服我，一切就好办。
对于这个底线，无论是老蒋，还是宋氏兄妹，起初都觉得希望渺茫。
自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双方一打就是十年。***的其它诸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或许还说过软话，让过步，但***什么时候服过？哪怕是退出中央苏区，万里长征到陕北。
因此宋子文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还是选择先和张杨谈判，寄望于在张杨这里打开缺口。
但结果还是碰了个大钉子。
张杨提出，老蒋不肯签字也可以，那就在西安开一个大会，由老蒋主持，南京的军政要员都得来参加，在会上就地落实“四项条件”。
对此，宋子文显然不能接受。老蒋愿不愿意来主持这个会议暂且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军政要员，又有几个肯到西安来“自投罗网”？
宋子文遂与戴笠、蒋鼎文会商，酝酿了一个“反建议”。在这个“反建议”里面，实际已经容纳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部分内容，只是不能开会，当然也没提到要老蒋签字。
而张杨一方，则始终不肯相让：开会，或者签字，一定得选一样，否则没法谈。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到周公那里碰碰运气了。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完全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又可能是事变的“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老蒋吗？
就算***真的能够满足老蒋提出的那个“底线”，到时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也一定是避免不了的。“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老蒋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要求完全一致，但不需要开会，也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所有这些都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老蒋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会称老蒋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老蒋于死地，还是解救老蒋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老蒋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老蒋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从民国开始建立的那一天起，对“武力统一”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胡适就是“武力统一”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民国初建时，北京政府曾一度具备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也囊括了一些突出的政略人才，像颜惠庆、顾维钧、黄郛这些人，早年都在北京组过内阁，当过总理。
在他看来，如果以此为起点，梦想中的美式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时候，南北却打了起来。
南北对抗，最初起因于“宋教仁被剌案”。但对于这件疑案，袁世凯却认为他是冤枉的，“宋案”并非他所指使，也同意对此进行调查和公开审理。按照胡适的意 思，既然一个要喊冤，一个要昭雪，大家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事实上，***内也的确有人提出过“法律制袁”的思路。然而***最后走的途径却不是法律，而 是“暴力”，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揭竿而起，实行“二次革命”，用“以暴易暴”的办法来反袁，并进而以“武力统一北方”。
眼看南方起兵，以善用权谋著称的袁世凯来得个正好，也抓住对方先动手的这一把柄，准备趁机灭掉***。从此，北洋一派就以“武力统一南方”为立身宗旨。
说到底，还是故国传统，没有人相信说理能解决问题，都只迷信自己的拳头最有说服力。如此，打成一堆，谁也没能完成过真正的统一，在把国内搞得一团糟的同时，亦让外人得以乘隙而入。
胡适这个判断，跟我们的惯常认识是有很大距离的，但谁又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呢。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不是说过，《三国》和《水浒》，两部小说组成一个民国吗。梁漱溟也说，***的二次革命启动了“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标志着武人时代的开始。
那么国家总要统一，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胡适的主张，是以“政治统一”来代替“武力统一”，即以政治制度来养成全国的向心力，从各省选出代表参加政府和国会，既监督中央，又帮助中央统治全国。
那位要问了，如果各省不想统一，一门心思就要闹事怎么办？
胡适的回答是：那就请他们到国会去闹，去吵，不管怎样，总比大家伙用“机关枪对打”要来得好一些。
作为军人出身的***领袖，老蒋虽然一生都很尊重学界精英，但你要让他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胡适的理论，显然绝不可能。
胡老夫子的“政治”，实际指的是民主宪政。在老蒋看来，这纯属书生之见，在现阶段是难以实现的。
要达成“政治统一”，就得有向心力，但请你告诉我，这个“向心力”，它到底在哪里呢？
各省诸侯，哪一个不是各怀心思，又有几个真正具备拥护中央的“胸怀”。折腾来折腾去，仍然不过是强者觊觎中原，弱者割据一方。你要他们派代表，可以啊，就派一个人住在南京，不过绝不是帮中央忙，而是来做间谍，探听情报的。
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根本就不会满足于在国会“吵闹”，一样会用“机关枪”来与你对话。
沉浮这么多年，老蒋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才不会傻到听信书生之言，主动放下枪，来跟诸侯们讲“温良恭俭让”呢。
但凡有条件，他是绝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当然，换句话说，他如果暂时放弃了，那就是暂时没有条件了。
老蒋不是不清楚，在面临外夷入侵的情况下，内部“武力统一”这条路确实是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西安事变前组织对陕北红军进行大举“围剿”，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老蒋对“武力统一”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这个努力毫无疑问是宣告失败了。
一方面，“武力统一”丧失了条件，另一方面，胡适所谓的“政治统一”却露出了黎明的曙光。
黄郛曾评价他的这位义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而蒋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面多下工夫。
事实上，“毅”和“弘”有时候是很矛盾的。打个比方，如果把当事者看作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话，“毅”是说他有耐力，“弘”则是指他要对不同跑道和路径进行多种选择。
客观地说，你要想跑得尽量远，跑道是不能老变来变去的，否则的话，不仅容易耗损体力，还会影响耐力。可是如果眼瞅着前面这个路径越走越窄，甚至“此路不通”，这时候就算不想“弘”也得“弘”一下了。
就像站在大海边上，老蒋此时突然发现，不管海浪如何反复冲击，有一块岩石始终屹立不倒。
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抗战”。
以前，这个旗号都被别人用来反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号令群雄，一统江湖呢？
毫无疑问，“抗战”就是那个自己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向心力”。只要把这个旗帜树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
眼前一亮，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只要善于解放思想，天下事，有何难哉。
此时的老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他的“领袖”地位。如今连***的死敌，缠斗十年之久的***都可能承认他是领导抗战的“领袖”了，还有谁敢再挑战这种地位和权威？
更重要的是，***没有说他不抗日，而是说他“剿共”，只要不“剿共”，人家是肯尊称他一声“委员长”的。同时，***希望改组政府，也并不是要把他一脚踢开，而是要让“亲日派”滚蛋，重新组织一个抗战的政府。
这个新政府谁领导？
还是蒋某人。
老蒋思虑再三，终于点了头，同意实施中共提出的“改组内阁”、“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等要求。
针对两军对恃，剑拔弩张的局面，老蒋也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他未回南京之前，由蒋鼎文先行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等他到南京后，再发布手令，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拿着老蒋的方案，宋子文再找“三位一体”。看上去，张杨周也对老蒋的态度感到满意。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老蒋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老蒋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但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老蒋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
第一， 撤退中央军，而不只是停止进军。
第二， 释放七君子，以取信于民。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签字，然后公诸报端。
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老蒋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此前中央红军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随着冬季到来，物质极度匮乏，甚至已做好了再次长征的准备。
得悉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像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成了不可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1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期的蔡申熙死于1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 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果然，老蒋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了。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广田首相迅速召集外相、陆相、海相进行三省会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以“密切注意其演变”。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而张杨一方又拒绝让阎锡山做调停人，这个中间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和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老蒋不肯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老蒋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老蒋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老蒋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茫万道了。
看到老蒋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夫妇二人开始认真研究对策了。
外面，中央军要对峙的，看来不光是张杨的“叛军”，“叛军”之后还有红军，这三股力量，尤其是后面的红军，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一旦打起来，不是小战而是大战。
再看诸侯们的态度，现在当然大多是口口声声向着南京，维护中央的，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谁又能担保，他们会不会待机而起，掉转枪口呢。
更外面，当然还有时刻要找借口进行干涉的日本人。
到时内忧外患搅在一起，国家四分五裂，等于以前的努力都全泡汤了，一切白忙乎。
所以无论从个人安危还是就大局着眼，都不能打，只能和。
要和，这个主动权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在对方一边。
这个所谓的“对方”，就是张杨周组成的“三位一体”，而老蒋既然认为***是事变的主谋，周自然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周恩来主动提出面谈，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但老蒋对蒋周会面仍然充满顾虑，为此提出了一个由宋氏兄妹代己出面的方案：先让宋子文和周恩来谈，摸清对方的态度后，再由宋美龄续谈。
至于谈判的基调，老蒋给出了一条底线，即苏区和红军必须取消，也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同意，国共可实现二次合作。
实际就是说，***你得服我，只要服我，一切就好办。
对于这个底线，无论是老蒋，还是宋氏兄妹，起初都觉得希望渺茫。
自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双方一打就是十年。***的其它诸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或许还说过软话，让过步，但***什么时候服过？哪怕是退出中央苏区，万里长征到陕北。
因此宋子文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还是选择先和张杨谈判，寄望于在张杨这里打开缺口。
但结果还是碰了个大钉子。
张杨提出，老蒋不肯签字也可以，那就在西安开一个大会，由老蒋主持，南京的军政要员都得来参加，在会上就地落实“四项条件”。
对此，宋子文显然不能接受。老蒋愿不愿意来主持这个会议暂且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军政要员，又有几个肯到西安来“自投罗网”？
宋子文遂与戴笠、蒋鼎文会商，酝酿了一个“反建议”。在这个“反建议”里面，实际已经容纳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部分内容，只是不能开会，当然也没提到要老蒋签字。
而张杨一方，则始终不肯相让：开会，或者签字，一定得选一样，否则没法谈。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到周公那里碰碰运气了。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完全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又可能是事变的“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老蒋吗？
就算***真的能够满足老蒋提出的那个“底线”，到时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也一定是避免不了的。“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老蒋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要求完全一致，但不需要开会，也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所有这些都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老蒋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会称老蒋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老蒋于死地，还是解救老蒋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老蒋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老蒋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从民国开始建立的那一天起，对“武力统一”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胡适就是“武力统一”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民国初建时，北京政府曾一度具备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也囊括了一些突出的政略人才，像颜惠庆、顾维钧、黄郛这些人，早年都在北京组过内阁，当过总理。
在他看来，如果以此为起点，梦想中的美式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时候，南北却打了起来。
南北对抗，最初起因于“宋教仁被剌案”。但对于这件疑案，袁世凯却认为他是冤枉的，“宋案”并非他所指使，也同意对此进行调查和公开审理。按照胡适的意 思，既然一个要喊冤，一个要昭雪，大家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事实上，***内也的确有人提出过“法律制袁”的思路。然而***最后走的途径却不是法律，而 是“暴力”，他们要像梁山好汉那样揭竿而起，实行“二次革命”，用“以暴易暴”的办法来反袁，并进而以“武力统一北方”。
眼看南方起兵，以善用权谋著称的袁世凯来得个正好，也抓住对方先动手的这一把柄，准备趁机灭掉***。从此，北洋一派就以“武力统一南方”为立身宗旨。
说到底，还是故国传统，没有人相信说理能解决问题，都只迷信自己的拳头最有说服力。如此，打成一堆，谁也没能完成过真正的统一，在把国内搞得一团糟的同时，亦让外人得以乘隙而入。
胡适这个判断，跟我们的惯常认识是有很大距离的，但谁又能说它没有一点道理呢。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不是说过，《三国》和《水浒》，两部小说组成一个民国吗。梁漱溟也说，***的二次革命启动了“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标志着武人时代的开始。
那么国家总要统一，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胡适的主张，是以“政治统一”来代替“武力统一”，即以政治制度来养成全国的向心力，从各省选出代表参加政府和国会，既监督中央，又帮助中央统治全国。
那位要问了，如果各省不想统一，一门心思就要闹事怎么办？
胡适的回答是：那就请他们到国会去闹，去吵，不管怎样，总比大家伙用“机关枪对打”要来得好一些。
作为军人出身的***领袖，老蒋虽然一生都很尊重学界精英，但你要让他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胡适的理论，显然绝不可能。
胡老夫子的“政治”，实际指的是民主宪政。在老蒋看来，这纯属书生之见，在现阶段是难以实现的。
要达成“政治统一”，就得有向心力，但请你告诉我，这个“向心力”，它到底在哪里呢？
各省诸侯，哪一个不是各怀心思，又有几个真正具备拥护中央的“胸怀”。折腾来折腾去，仍然不过是强者觊觎中原，弱者割据一方。你要他们派代表，可以啊，就派一个人住在南京，不过绝不是帮中央忙，而是来做间谍，探听情报的。
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根本就不会满足于在国会“吵闹”，一样会用“机关枪”来与你对话。
沉浮这么多年，老蒋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才不会傻到听信书生之言，主动放下枪，来跟诸侯们讲“温良恭俭让”呢。
但凡有条件，他是绝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当然，换句话说，他如果暂时放弃了，那就是暂时没有条件了。
老蒋不是不清楚，在面临外夷入侵的情况下，内部“武力统一”这条路确实是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西安事变前组织对陕北红军进行大举“围剿”，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老蒋对“武力统一”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这个努力毫无疑问是宣告失败了。
一方面，“武力统一”丧失了条件，另一方面，胡适所谓的“政治统一”却露出了黎明的曙光。
黄郛曾评价他的这位义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而蒋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面多下工夫。
事实上，“毅”和“弘”有时候是很矛盾的。打个比方，如果把当事者看作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话，“毅”是说他有耐力，“弘”则是指他要对不同跑道和路径进行多种选择。
客观地说，你要想跑得尽量远，跑道是不能老变来变去的，否则的话，不仅容易耗损体力，还会影响耐力。可是如果眼瞅着前面这个路径越走越窄，甚至“此路不通”，这时候就算不想“弘”也得“弘”一下了。
就像站在大海边上，老蒋此时突然发现，不管海浪如何反复冲击，有一块岩石始终屹立不倒。
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抗战”。
以前，这个旗号都被别人用来反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号令群雄，一统江湖呢？
毫无疑问，“抗战”就是那个自己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向心力”。只要把这个旗帜树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
眼前一亮，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只要善于解放思想，天下事，有何难哉。
此时的老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他的“领袖”地位。如今连***的死敌，缠斗十年之久的***都可能承认他是领导抗战的“领袖”了，还有谁敢再挑战这种地位和权威？
更重要的是，***没有说他不抗日，而是说他“剿共”，只要不“剿共”，人家是肯尊称他一声“委员长”的。同时，***希望改组政府，也并不是要把他一脚踢开，而是要让“亲日派”滚蛋，重新组织一个抗战的政府。
这个新政府谁领导？
还是蒋某人。
老蒋思虑再三，终于点了头，同意实施中共提出的“改组内阁”、“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等要求。
针对两军对恃，剑拔弩张的局面，老蒋也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他未回南京之前，由蒋鼎文先行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等他到南京后，再发布手令，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拿着老蒋的方案，宋子文再找“三位一体”。看上去，张杨周也对老蒋的态度感到满意。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老蒋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老蒋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但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老蒋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
第一， 撤退中央军，而不只是停止进军。
第二， 释放七君子，以取信于民。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签字，然后公诸报端。
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老蒋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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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7 pm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更有言论激烈的提出：这姓蒋的还被我们抓在手上，要我说，干脆，一刀宰了得了。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崩了起来，他生恐老蒋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老蒋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老蒋几次三番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老蒋“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老蒋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回忆说，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也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是一个应该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兴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二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老蒋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老蒋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动前后，照高崇民的说法，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为阶下囚的老蒋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老蒋还是最为亲近，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老蒋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老蒋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老蒋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汪精卫和老蒋两个人，如果你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老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老蒋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老蒋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老蒋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圣旨”，就算在***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老蒋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老蒋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老蒋自个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和开会都不很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老蒋的“君子协定”。
那既然少帅这么“好说话”，为什么老蒋还迟迟走不了呢，原因就是他的搭档有不同的想法。
杨虎城的主张是：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决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
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就不愿意放蒋了。
张学良说，只要老蒋答应我们的要求，咱们还拥他做领袖。杨虎城内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可是东北军的整体实力又强于第17路军，这让后者只能做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怎么办呢？
杨虎城就把希望寄托在“三位一体”的周身上。他相信，只要***把砝码加在他这一头，二比一，张就得让步。
国共那么大的仇恨，会轻易饶过老蒋吗，不太可能。
周恩来刚到西安的时候，按照陕北中央起初确定的政策，也的确对杨虎城说过：没有保证，不能释蒋。
这让杨虎城很高兴。
此事发生在宋美龄未来西安之前，当时张学良那么急着催老蒋签字做保证，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内部压力实在太大。
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在对蒋政策上发生了变化。到宋氏兄妹直接与周见面后，周张的意见更是逐步趋于一致，即可以在不签字不开会的前提下主动释蒋。
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周张共同做杨的工作。
***态度的转变，让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接下来就感到非常苦恼。讲道理吧，他讲不过周张，论力量吧，又在“三位一体”中处于最小的位置，因此虽然在思想上实际并没有转过弯来，但在当天谈判时他还是“随了大流”。
一个晚上过去，后悔了。意识到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老蒋和张学良那种历史形成的关系和交情，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西安事变前，老蒋曾来这里探过路，当时自己没说实情，在老蒋看来，肯定认为是故意诱其上钩的，心里不知道会有多么痛恨。
有一件事闭着眼睛就能想见：老蒋一旦复位，饶了谁也不会饶了他。
放蒋可以，但要确保安全，就必须抓住老蒋的“小辫子”。
具体来说，就是让老蒋在西安发一份声明，承认“三位一体”的合法地位，而且最好就“诺言”签字。当然，为了维护老蒋的“体面”，对签字一事可以保密。
此时，中共也意识到如果就此放蒋，确实藏有不可预测的隐患和危险，因此周恩来的看法又与杨虎城接近起来。
于是，大家就拟了新的条件拿给老蒋。
老蒋一看，果然就不乐意了。
在老蒋的战略构想中，西北始终是“重要之国防根据”，如果发声明承认“三位一体”，形同完全放弃西北，这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他让宋子文把条件退回，并且声明再也不愿意谈下去了。
张学良眼见释蒋要“功败垂成”，一时大为着急，便去找杨虎城，两人争着争着就大吵了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了，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稍安勿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现在“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老蒋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老蒋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来。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是走不了。
宋美龄决定孤注一掷，再在张学良身上下足功夫。
你知道吗，三天的停战期（实际是停止轰炸期）就要到了，这是最后一天。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啊。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论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固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9个团，而东北军仅有1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老蒋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老蒋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呢？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老蒋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老蒋化个妆，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却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老蒋背部还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老蒋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齐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老蒋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老蒋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老蒋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说服杨虎城，老蒋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一点半，再从两点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马上就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老蒋却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老蒋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说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从杨虎城“推翻协议条件”开始，老蒋就知道杨虎城意在“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决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老蒋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啊。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老蒋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老蒋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前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老蒋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马上就跑，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说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
如此一来，杨虎城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对张学良要送他进京的事，老蒋起初也是不同意，“再三阻之”。
倒不是不乐意张学良陪送，能和东北军的首领在一起，这一路上的安全系数无疑要大得多。他所顾虑的是张学良手下的那些将领，一旦没有少帅镇在这里，“无人统率”，会不会继续“乱来”。
听张学良说已交杨虎城安顿，心下稍安，于是一齐上路。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更有言论激烈的提出：这姓蒋的还被我们抓在手上，要我说，干脆，一刀宰了得了。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崩了起来，他生恐老蒋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老蒋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老蒋几次三番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老蒋“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老蒋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回忆说，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也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是一个应该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兴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二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老蒋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老蒋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动前后，照高崇民的说法，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为阶下囚的老蒋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老蒋还是最为亲近，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老蒋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老蒋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老蒋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汪精卫和老蒋两个人，如果你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老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老蒋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老蒋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老蒋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圣旨”，就算在***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老蒋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老蒋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老蒋自个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和开会都不很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老蒋的“君子协定”。
那既然少帅这么“好说话”，为什么老蒋还迟迟走不了呢，原因就是他的搭档有不同的想法。
杨虎城的主张是：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决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
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就不愿意放蒋了。
张学良说，只要老蒋答应我们的要求，咱们还拥他做领袖。杨虎城内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可是东北军的整体实力又强于第17路军，这让后者只能做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怎么办呢？
杨虎城就把希望寄托在“三位一体”的周身上。他相信，只要***把砝码加在他这一头，二比一，张就得让步。
国共那么大的仇恨，会轻易饶过老蒋吗，不太可能。
周恩来刚到西安的时候，按照陕北中央起初确定的政策，也的确对杨虎城说过：没有保证，不能释蒋。
这让杨虎城很高兴。
此事发生在宋美龄未来西安之前，当时张学良那么急着催老蒋签字做保证，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内部压力实在太大。
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在对蒋政策上发生了变化。到宋氏兄妹直接与周见面后，周张的意见更是逐步趋于一致，即可以在不签字不开会的前提下主动释蒋。
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周张共同做杨的工作。
***态度的转变，让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接下来就感到非常苦恼。讲道理吧，他讲不过周张，论力量吧，又在“三位一体”中处于最小的位置，因此虽然在思想上实际并没有转过弯来，但在当天谈判时他还是“随了大流”。
一个晚上过去，后悔了。意识到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
老蒋和张学良那种历史形成的关系和交情，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西安事变前，老蒋曾来这里探过路，当时自己没说实情，在老蒋看来，肯定认为是故意诱其上钩的，心里不知道会有多么痛恨。
有一件事闭着眼睛就能想见：老蒋一旦复位，饶了谁也不会饶了他。
放蒋可以，但要确保安全，就必须抓住老蒋的“小辫子”。
具体来说，就是让老蒋在西安发一份声明，承认“三位一体”的合法地位，而且最好就“诺言”签字。当然，为了维护老蒋的“体面”，对签字一事可以保密。
此时，中共也意识到如果就此放蒋，确实藏有不可预测的隐患和危险，因此周恩来的看法又与杨虎城接近起来。
于是，大家就拟了新的条件拿给老蒋。
老蒋一看，果然就不乐意了。
在老蒋的战略构想中，西北始终是“重要之国防根据”，如果发声明承认“三位一体”，形同完全放弃西北，这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他让宋子文把条件退回，并且声明再也不愿意谈下去了。
张学良眼见释蒋要“功败垂成”，一时大为着急，便去找杨虎城，两人争着争着就大吵了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杨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了，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稍安勿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现在“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老蒋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老蒋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来。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是走不了。
宋美龄决定孤注一掷，再在张学良身上下足功夫。
你知道吗，三天的停战期（实际是停止轰炸期）就要到了，这是最后一天。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啊。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论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固强于第17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17路军9个团，而东北军仅有1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老蒋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老蒋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呢？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老蒋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老蒋化个妆，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却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妇。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老蒋背部还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老蒋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齐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周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老蒋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老蒋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老蒋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说服杨虎城，老蒋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一点半，再从两点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马上就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老蒋却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老蒋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说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从杨虎城“推翻协议条件”开始，老蒋就知道杨虎城意在“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决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老蒋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啊。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老蒋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老蒋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前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老蒋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马上就跑，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说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
如此一来，杨虎城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对张学良要送他进京的事，老蒋起初也是不同意，“再三阻之”。
倒不是不乐意张学良陪送，能和东北军的首领在一起，这一路上的安全系数无疑要大得多。他所顾虑的是张学良手下的那些将领，一旦没有少帅镇在这里，“无人统率”，会不会继续“乱来”。
听张学良说已交杨虎城安顿，心下稍安，于是一齐上路。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8 pm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老蒋赴京后，东北军幕僚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军内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 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但表白，不一定要亲自送蒋。
其实西安事变的解决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却也十分简单，就取决于对蒋的两个态度：杀还是放。
杀，最容易，一了百了。但一场全国性的大内战是避免不了的，而张杨必成众矢之的，到时免不了会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违背张杨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放，最困难，而怎么放，更是见仁见智，很难说哪种方式最合适。
张学良的做法，实际是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彻底，把丢失的感情全部弥补过来。
***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 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老蒋停止内战，领着我们一块杀回东北去。现在他虽然口头答应下来，却没有任何签字协议等保证（事实上，张学良本人也不认为这些有用），那靠什么维持信用呢。
还是得靠交情。
亲自陪同，“不留痕迹”地放蒋，完全可看成是交情的一次大投资。
张学良只忽略了一点——蒋介石跟他不同，后者的谋略和心机都是他很难猜度，或者猜度不到的。
或许这才是造成他不幸结局的真正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5点20分。
老蒋一行抵达洛阳。
一干文武官员得知消息后，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然而当老蒋下机时，他始终是一脸阴沉，且不发一言，丝毫没有全身而退后那种的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老蒋的心情可以理解。
虽然宋氏兄妹反复安慰他：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全信呢。
在洛阳住了一个晚上，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他仍然是那个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恢复自信心之后的老蒋马上反“客”为“主”，向张学良提出要求，释放仍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员。否则，南京他也不回去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除了点头应允，似乎也没有其它价好还了。
西安则在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刻引起了内部争执。
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不主张放人，认为老蒋一走，就剩这几个宝贝了，一旦予以释放，己方手中可打的牌将所剩无几。
还有人指出，张学良跟老蒋他们在一起，没准已经被对方“反扣”了起来，谁能说电报一定出自其本意呢。
杨虎城自然也是顾虑重重，但他却顶不住东北军，实际上是东北军中的“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
后面这一派原先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少壮派”，用以抗衡汤玉麟、万福麟等奉军时期的元老人物，但经过西安事变，孙铭九等新“少壮派”又借势上来了， 他们就成了“老派”。“老派”没有“少壮派”那样激进和“什么都敢干”，他们要维持住自身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听命于张学良，唯“主公”之命是从。
王以哲、何柱国断言，电报就是张学良本人发出来的，照领导指示办没错。
杨虎城虽说手上有张学良给他的手令，其实哪里命令和指挥得了东北军。王何要放人，他也难以坚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6日，经历14天“蒙难期”的蒋介石自洛阳回到南京。
一下飞机，好家伙。
那些诚惶诚恐的接机官员就不提了，单是机场四周就人头攒动，欢迎他回京的南京市民多得数不过来，据说当天有超过40万百姓前来迎接。
两天后，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等华北豪雄均派代表到京进谒，给“委员长”压惊洗尘。
老蒋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滋润，自言“洵有隔世之感”。
当然，漂亮活还是要做的。
他宣布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引咎辞职，辞去委员长及行政院长职务，同时“自请处分”。
***内开会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之外：恳切慰留。
至于那个什么“处分”，再也不要提了，只有功而无过。
照例，还要再来一次。
于是，又“请辞”。跟着又开会，再“慰留”。
如是两次，一二不过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让人把自己离开西安前对张杨的那番训词整理出来。
经过“合理加工”，在重新发表出来的训词中，就再也看不到主人公有任何一点“战战兢兢，窝窝囊囊”的样子了，剩下的，都是“人格事大，生死事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超级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既然已经倒立起来，有人就要倒霉了。
老蒋命令成立一个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准备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按照老蒋“传奇”一般的“请辞”与“慰留”经历，我们应该知道，这也是假的，真正管用的是老蒋自己的“手令”。
张学良当然也知道“规矩”。老蒋就利用这一点，再次要求他放人。
这次要放的是仍被扣在西安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有500人，另包括27架战斗机。
围绕放与不放，西安方面又是一番争执。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一来，将丧失与南京讨价还价的最后一点资本，少帅回归恐再无任何保证。可是在西安，说话算数的 既不是“大部分人”，也不是按照张学良手令可以“统率两军”的杨虎城，而是东北军中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何柱国。
他们拿着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力排众议，甚至否决杨虎城的意见，将空军全部放回了南京。
王何不了解其中关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张学良和王何这些老派人物都清楚，老蒋是事变中的关键，不释便罢，一旦释蒋，再扣那么多次要“人质”已无太大必要和价值，反添中央军继续用兵的口舌。
倒不如投其所好，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重新获取南京方面的“谅解”和“好感”。
在等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这一想法肯定左右着少帅的思维。毕竟，大家都是走走过场。你老蒋可以把“过”变成“功”，我在西安事变后全力予以拯救并亲自护送，又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你提出来的所有要求，无论如何，也可以折大部分“过”了。
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两天之后，南京政府宣布对张学良进行特赦。据说这还是出于“蒋委员长”的一再“呈请”。
那既是“特赦”，你得放了人家啊。老蒋不但不放，还将张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如果说军事法庭让张学良坐十年牢，尚有法可依的话，老蒋这么做却实在没有多少法律依据，颇让人无言以对。
性情高于制度，权谋胜过法律，堪称当年老蒋这批民国当权者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虽暂时便宜于权变，可得利于一时，却等于为今后埋下“人治”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吾国政局之百年祸患，不能不说盖肇因于此。
以张学良和宋氏兄妹的关系，其中内幕岂能不知。其实早在军事法庭未开审前，他已经得悉，自己将失去自由，不能再回西安了。
可想而知，这对他心理上的打击有多么巨大。当时有人来访，看到张学良已经表现得很是愤怒，且对自己“自投罗网”、“自寻死路”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意味（“义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
在这副棋局之中，他已完完全全地沦落成了一个被推来移去的棋子。
坐在棋枰一方的是过去的“盟兄”老蒋。
扣留张学良，与其说是老蒋对张的报复，毋宁说他是在做新的战略布局。
诚然，西安事变中吃了那么多苦头，是个人都不会没有恨意。但随着事件的进展，张学良又表现出了“拼死护主”的一面，特别是亲自护蒋进京的做法，其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动。此时，如果你还以为老蒋只在于图一时之快，以逞个人之意气，那还是太小看他了。
先后赴西安冒死救蒋的三个“勇者”：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均有意尽快释张，甚至不惜在老蒋面前“哭谏”、“哭求”。他们希望回报张学良的是情义，而惊魂甫定之后的老蒋则不同，他要捉摸的却还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安天下”。
经历过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用枪杆子来完成“武力统一”的想法格外慎重起来，一方面是代价太大，往往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又易为外寇所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的兴趣，开始集中在用领导抗战为号令，从而规划新的“政治统一”。
不过，老蒋的“政治”，可不是胡老夫子的“民主宪政”，说白了，就是他惯用也爱用的政治权谋。
这回的目标是刚刚从中脱身而出的西北。
对“桀骜不驯”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果你不想动武，确实也只能用“谋”：外面说降，或者内部分化。
其实类似的做法，老蒋不是没尝试过，比如离间张杨，以及派“蓝衣社”、***党部进行渗透和监控，只不过最后证明，那都是一次次失败的尝试，否则也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了。
从老蒋得知能安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起，他恐怕已经在苦思“良策”：如何才能分化“三位一体”。
这个答案，就从张学良身上开始找。
少帅肯亲自护送回京，这点是老蒋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很快就意识到，对方此举正可好好利用，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三位一体”中，张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拆分“三位一体”，就必须扣张，而要扣张，又没有比现在更适合的时机了。
因为可以借助“民意”。
长城抗战前，张学良下台出洋，起作用的就是“民意”，到西安事变之后，同样可以靠这股东风来推上一把。
不过，老蒋人是扣了，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确保此计成功，而一旦“拆分”不成，“三位一体”仍团结如昔的话，这人恐怕就“留”不住了。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蒋一方面通过宋氏兄妹等人之口，在释张上留有一定余地，另一方面，又以治疗背伤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老家“养伤”去了。
在他走之前，***内部已定下调子，将在两个半月后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到时再具体制定内外政策。
两个半月，留足了彼此斗法和伸缩的空间。
老蒋的“休假”，跟他历次“隐居回乡”一样，人走心不走，只不过是由幕前“隐身”到了幕后而已。
幕前负责演戏的仍然是一文一武两位：文为孔祥熙，武为何应钦。
孔祥熙“文攻”，着手调整陕甘两省军政人员职务——
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时任命“倒戈有功”的冯钦哉为第17路军总指挥，企图挤杨虎城出局。
何应钦的任务，是配合“文攻”，实行“武卫”，即指挥两路“讨逆军”，继续从东西两个方向朝西安逼近。
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促西安方面“内变”。不过此类伎俩，以前并没少用，大家早已斯空见惯，所以能起到的效果也极为有限。
问题的焦点还是南京方面得把少帅给放回来。
谁能做这个主，非孔亦非何，还是那个因为“养伤”而“不问政事”的老蒋。
杨虎城在与东北军高层磋商之后，直接给老蒋发来了电文。
中央要撤我们的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把“张副司令”放回。要知道，这里所有一切都要由他来主持，他一日不回，军民“多一日之惶虑”。
面对“放人”的请求，老蒋却喊起了冤。
张学良要回南京，又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还“再三力阻”，劝他不要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他一回京，舆论肯定不会谅解，众人一定会主张“办”他的。
我没说错吧，果然，审他了。
推卸完责任，又开始“表功”：这时候就只好靠我帮忙了，经过种种“曲折”，总算给弄到了一个特赦。
特赦是特赦了，但是政府有“管束之令”，所以还是不能放。
言外之意，那“严加管束”的命令不是他蒋某人下的，而跟“管束之令”这样的国家法纪问题比起来，“个人感情”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老蒋就算有这份心，亦“难以立时补救”。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游戏就是，官场往往有两种语言，大家在厅堂里讲的叫官话，但这个是表面文章，纯粹敷衍人的，能起实际作用的是“私房话”，也就是“潜规则”以及附属于这一体系上的语言。
概而言之，杨虎城希望老蒋能讲“私房话”，但后者却用“官话”来搪塞，而且搪塞到你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来反驳。
是啊，看起来老蒋真是够仁至义尽了：叫你不要回来的，你偏回来，这就算尽了私情；回来后遭“党纪国法”处罚，我已代为求情，但“法不容情”，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老蒋发了话，站在台前的孔祥熙心领神会。他告诉杨虎城，职务任免的命令既然已经发出去了，就“碍难收回”，否则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态度已经摆在了桌上：张不能放，至于你们的职务，也非撤不可！
事情的解决，终于又回到了老根子上——拿实力说话。
何应钦调兵西进，东北军、第17路军以及陕北红军也都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驻军甘肃的东北军于学忠更是愤然：我东北军已“亡省破家”，家当一空，现在只有烂命一条，你们要就拿去，“死有何惧”。
硝烟的味道连躲在溪口的老蒋都闻到，也坐不住了。
本来以为张学良被扣，西安方面会出现瓦解迹象，但事与愿违，“三位一体”似乎并未出现任何松动。
打，显然不是首选，惟今之计，只有在“政治解决”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老蒋为之苦心孤诣，再出一招，这就是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
乙案：东北军向南移至安徽，17路军调甘肃，红军仍回陕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方案是为了拆分“三位一体”，让你们三家人一南一北，不在一块，以便我各个击破。
太明显了，所以老蒋还有甲案——
东北军向西移驻甘肃，17路军调至泾渭河以北，红军则回陕北。
这个方案叫做退而求其次。虽然“三位”仍在西北，但毕竟不会集中于陕西一地了。
当甲乙两案刚刚传至西安时，大家最初的态度是都不能接受——无论是甲案，还是乙案，没有一个提到要释张。
可是方案既已问世，就不可能不予以考虑，毕竟甲乙之后没有“丙”，舍此两方案，只有开打。打，那毕竟是下下策，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重大而关键的决策，东北军不会听杨虎城，他们还是得听少帅张学良的。
王以哲、何柱国派出特使至南京，征询张学良的意见。
少帅此时处于软禁之中，早已身不由己，但他有一个认识很清楚，那就是如果硬碰硬，西安方面的力量仍显薄弱，不过只要“三位一体”能撑住，哪怕是隐忍须臾，自己就可以安然获释。因此，他写了封亲笔信给西安的文武官吏，强调和平解决，斟酌选择甲乙两案。
东北军王何二将决定照少帅的意思办，先撤兵，暂时不提释张，以后再设法营救。
他们选的是乙案，即东北军南下移驻安徽。
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方案呢？
归根结底，王以哲、何柱国，包括于学忠、缪澄流这些东北军中的“老派”，并没有多少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西北乃贫瘠所在，能换个地儿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少帅在，只能听少帅的，少帅不在，由他们自己选，自然只会选择南移。
与此相反，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如果要和平解决，应接受甲案，坚拒乙案。
那样的话，东北军据甘肃，红军和第17路军驻陕西，三方仍团结在西北，不致被对方各个击破。
尽管老蒋的“甲乙两案”均有将红军置之一边，借以孤立的用意，但这并没有能够削弱红军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份量。周公一言既出，三方很快达成共识：接受甲案，但在这之前必须再作一次释张的尝试。
双方都到了接近摊牌的时候。老蒋一只手伸出橄榄枝，诱迫西安接受两案，另一只手也握起了大棒。
他把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派上场，由后者主持东路军事，随时准备指挥陆空两军对西安发动猛袭。
有了这两手，他就不会再让步了。
当他在溪口老家接见来自西安的两位特使时，那语气已是相当的不耐。
两位特使分别代表两支军队：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一见面，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提出释张请求。
老蒋没有说他不想放人，而是推说那人不想回家。
“张汉卿”再三向我表示过了，要跟着我“读书学习”，暂时不想回西安，既然他自己有这个觉悟，你们怎么能强迫他呢？
这时候的老蒋俨然就成了管教学龄儿童的家长了。
接着，他又严厉正告对方：两案你们必须选一个，这是不能跟我还价的。如果要战，我几天就能解决问题。
两特使终席未敢发一言以对。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军内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 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但表白，不一定要亲自送蒋。
其实西安事变的解决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却也十分简单，就取决于对蒋的两个态度：杀还是放。
杀，最容易，一了百了。但一场全国性的大内战是避免不了的，而张杨必成众矢之的，到时免不了会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违背张杨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放，最困难，而怎么放，更是见仁见智，很难说哪种方式最合适。
张学良的做法，实际是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彻底，把丢失的感情全部弥补过来。
***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 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老蒋停止内战，领着我们一块杀回东北去。现在他虽然口头答应下来，却没有任何签字协议等保证（事实上，张学良本人也不认为这些有用），那靠什么维持信用呢。
还是得靠交情。
亲自陪同，“不留痕迹”地放蒋，完全可看成是交情的一次大投资。
张学良只忽略了一点——蒋介石跟他不同，后者的谋略和心机都是他很难猜度，或者猜度不到的。
或许这才是造成他不幸结局的真正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5点20分。
老蒋一行抵达洛阳。
一干文武官员得知消息后，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然而当老蒋下机时，他始终是一脸阴沉，且不发一言，丝毫没有全身而退后那种的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老蒋的心情可以理解。
虽然宋氏兄妹反复安慰他：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全信呢。
在洛阳住了一个晚上，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他仍然是那个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恢复自信心之后的老蒋马上反“客”为“主”，向张学良提出要求，释放仍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员。否则，南京他也不回去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除了点头应允，似乎也没有其它价好还了。
西安则在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刻引起了内部争执。
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不主张放人，认为老蒋一走，就剩这几个宝贝了，一旦予以释放，己方手中可打的牌将所剩无几。
还有人指出，张学良跟老蒋他们在一起，没准已经被对方“反扣”了起来，谁能说电报一定出自其本意呢。
杨虎城自然也是顾虑重重，但他却顶不住东北军，实际上是东北军中的“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
后面这一派原先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少壮派”，用以抗衡汤玉麟、万福麟等奉军时期的元老人物，但经过西安事变，孙铭九等新“少壮派”又借势上来了， 他们就成了“老派”。“老派”没有“少壮派”那样激进和“什么都敢干”，他们要维持住自身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听命于张学良，唯“主公”之命是从。
王以哲、何柱国断言，电报就是张学良本人发出来的，照领导指示办没错。
杨虎城虽说手上有张学良给他的手令，其实哪里命令和指挥得了东北军。王何要放人，他也难以坚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6日，经历14天“蒙难期”的蒋介石自洛阳回到南京。
一下飞机，好家伙。
那些诚惶诚恐的接机官员就不提了，单是机场四周就人头攒动，欢迎他回京的南京市民多得数不过来，据说当天有超过40万百姓前来迎接。
两天后，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等华北豪雄均派代表到京进谒，给“委员长”压惊洗尘。
老蒋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滋润，自言“洵有隔世之感”。
当然，漂亮活还是要做的。
他宣布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引咎辞职，辞去委员长及行政院长职务，同时“自请处分”。
***内开会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之外：恳切慰留。
至于那个什么“处分”，再也不要提了，只有功而无过。
照例，还要再来一次。
于是，又“请辞”。跟着又开会，再“慰留”。
如是两次，一二不过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让人把自己离开西安前对张杨的那番训词整理出来。
经过“合理加工”，在重新发表出来的训词中，就再也看不到主人公有任何一点“战战兢兢，窝窝囊囊”的样子了，剩下的，都是“人格事大，生死事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超级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既然已经倒立起来，有人就要倒霉了。
老蒋命令成立一个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准备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按照老蒋“传奇”一般的“请辞”与“慰留”经历，我们应该知道，这也是假的，真正管用的是老蒋自己的“手令”。
张学良当然也知道“规矩”。老蒋就利用这一点，再次要求他放人。
这次要放的是仍被扣在西安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有500人，另包括27架战斗机。
围绕放与不放，西安方面又是一番争执。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一来，将丧失与南京讨价还价的最后一点资本，少帅回归恐再无任何保证。可是在西安，说话算数的 既不是“大部分人”，也不是按照张学良手令可以“统率两军”的杨虎城，而是东北军中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何柱国。
他们拿着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力排众议，甚至否决杨虎城的意见，将空军全部放回了南京。
王何不了解其中关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张学良和王何这些老派人物都清楚，老蒋是事变中的关键，不释便罢，一旦释蒋，再扣那么多次要“人质”已无太大必要和价值，反添中央军继续用兵的口舌。
倒不如投其所好，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重新获取南京方面的“谅解”和“好感”。
在等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这一想法肯定左右着少帅的思维。毕竟，大家都是走走过场。你老蒋可以把“过”变成“功”，我在西安事变后全力予以拯救并亲自护送，又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你提出来的所有要求，无论如何，也可以折大部分“过”了。
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两天之后，南京政府宣布对张学良进行特赦。据说这还是出于“蒋委员长”的一再“呈请”。
那既是“特赦”，你得放了人家啊。老蒋不但不放，还将张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如果说军事法庭让张学良坐十年牢，尚有法可依的话，老蒋这么做却实在没有多少法律依据，颇让人无言以对。
性情高于制度，权谋胜过法律，堪称当年老蒋这批民国当权者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虽暂时便宜于权变，可得利于一时，却等于为今后埋下“人治”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吾国政局之百年祸患，不能不说盖肇因于此。
以张学良和宋氏兄妹的关系，其中内幕岂能不知。其实早在军事法庭未开审前，他已经得悉，自己将失去自由，不能再回西安了。
可想而知，这对他心理上的打击有多么巨大。当时有人来访，看到张学良已经表现得很是愤怒，且对自己“自投罗网”、“自寻死路”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意味（“义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
在这副棋局之中，他已完完全全地沦落成了一个被推来移去的棋子。
坐在棋枰一方的是过去的“盟兄”老蒋。
扣留张学良，与其说是老蒋对张的报复，毋宁说他是在做新的战略布局。
诚然，西安事变中吃了那么多苦头，是个人都不会没有恨意。但随着事件的进展，张学良又表现出了“拼死护主”的一面，特别是亲自护蒋进京的做法，其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动。此时，如果你还以为老蒋只在于图一时之快，以逞个人之意气，那还是太小看他了。
先后赴西安冒死救蒋的三个“勇者”：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均有意尽快释张，甚至不惜在老蒋面前“哭谏”、“哭求”。他们希望回报张学良的是情义，而惊魂甫定之后的老蒋则不同，他要捉摸的却还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安天下”。
经历过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用枪杆子来完成“武力统一”的想法格外慎重起来，一方面是代价太大，往往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又易为外寇所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的兴趣，开始集中在用领导抗战为号令，从而规划新的“政治统一”。
不过，老蒋的“政治”，可不是胡老夫子的“民主宪政”，说白了，就是他惯用也爱用的政治权谋。
这回的目标是刚刚从中脱身而出的西北。
对“桀骜不驯”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果你不想动武，确实也只能用“谋”：外面说降，或者内部分化。
其实类似的做法，老蒋不是没尝试过，比如离间张杨，以及派“蓝衣社”、***党部进行渗透和监控，只不过最后证明，那都是一次次失败的尝试，否则也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了。
从老蒋得知能安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起，他恐怕已经在苦思“良策”：如何才能分化“三位一体”。
这个答案，就从张学良身上开始找。
少帅肯亲自护送回京，这点是老蒋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很快就意识到，对方此举正可好好利用，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三位一体”中，张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拆分“三位一体”，就必须扣张，而要扣张，又没有比现在更适合的时机了。
因为可以借助“民意”。
长城抗战前，张学良下台出洋，起作用的就是“民意”，到西安事变之后，同样可以靠这股东风来推上一把。
不过，老蒋人是扣了，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确保此计成功，而一旦“拆分”不成，“三位一体”仍团结如昔的话，这人恐怕就“留”不住了。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蒋一方面通过宋氏兄妹等人之口，在释张上留有一定余地，另一方面，又以治疗背伤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老家“养伤”去了。
在他走之前，***内部已定下调子，将在两个半月后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到时再具体制定内外政策。
两个半月，留足了彼此斗法和伸缩的空间。
老蒋的“休假”，跟他历次“隐居回乡”一样，人走心不走，只不过是由幕前“隐身”到了幕后而已。
幕前负责演戏的仍然是一文一武两位：文为孔祥熙，武为何应钦。
孔祥熙“文攻”，着手调整陕甘两省军政人员职务——
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时任命“倒戈有功”的冯钦哉为第17路军总指挥，企图挤杨虎城出局。
何应钦的任务，是配合“文攻”，实行“武卫”，即指挥两路“讨逆军”，继续从东西两个方向朝西安逼近。
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促西安方面“内变”。不过此类伎俩，以前并没少用，大家早已斯空见惯，所以能起到的效果也极为有限。
问题的焦点还是南京方面得把少帅给放回来。
谁能做这个主，非孔亦非何，还是那个因为“养伤”而“不问政事”的老蒋。
杨虎城在与东北军高层磋商之后，直接给老蒋发来了电文。
中央要撤我们的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把“张副司令”放回。要知道，这里所有一切都要由他来主持，他一日不回，军民“多一日之惶虑”。
面对“放人”的请求，老蒋却喊起了冤。
张学良要回南京，又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还“再三力阻”，劝他不要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他一回京，舆论肯定不会谅解，众人一定会主张“办”他的。
我没说错吧，果然，审他了。
推卸完责任，又开始“表功”：这时候就只好靠我帮忙了，经过种种“曲折”，总算给弄到了一个特赦。
特赦是特赦了，但是政府有“管束之令”，所以还是不能放。
言外之意，那“严加管束”的命令不是他蒋某人下的，而跟“管束之令”这样的国家法纪问题比起来，“个人感情”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老蒋就算有这份心，亦“难以立时补救”。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游戏就是，官场往往有两种语言，大家在厅堂里讲的叫官话，但这个是表面文章，纯粹敷衍人的，能起实际作用的是“私房话”，也就是“潜规则”以及附属于这一体系上的语言。
概而言之，杨虎城希望老蒋能讲“私房话”，但后者却用“官话”来搪塞，而且搪塞到你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来反驳。
是啊，看起来老蒋真是够仁至义尽了：叫你不要回来的，你偏回来，这就算尽了私情；回来后遭“党纪国法”处罚，我已代为求情，但“法不容情”，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老蒋发了话，站在台前的孔祥熙心领神会。他告诉杨虎城，职务任免的命令既然已经发出去了，就“碍难收回”，否则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态度已经摆在了桌上：张不能放，至于你们的职务，也非撤不可！
事情的解决，终于又回到了老根子上——拿实力说话。
何应钦调兵西进，东北军、第17路军以及陕北红军也都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驻军甘肃的东北军于学忠更是愤然：我东北军已“亡省破家”，家当一空，现在只有烂命一条，你们要就拿去，“死有何惧”。
硝烟的味道连躲在溪口的老蒋都闻到，也坐不住了。
本来以为张学良被扣，西安方面会出现瓦解迹象，但事与愿违，“三位一体”似乎并未出现任何松动。
打，显然不是首选，惟今之计，只有在“政治解决”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老蒋为之苦心孤诣，再出一招，这就是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
乙案：东北军向南移至安徽，17路军调甘肃，红军仍回陕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方案是为了拆分“三位一体”，让你们三家人一南一北，不在一块，以便我各个击破。
太明显了，所以老蒋还有甲案——
东北军向西移驻甘肃，17路军调至泾渭河以北，红军则回陕北。
这个方案叫做退而求其次。虽然“三位”仍在西北，但毕竟不会集中于陕西一地了。
当甲乙两案刚刚传至西安时，大家最初的态度是都不能接受——无论是甲案，还是乙案，没有一个提到要释张。
可是方案既已问世，就不可能不予以考虑，毕竟甲乙之后没有“丙”，舍此两方案，只有开打。打，那毕竟是下下策，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重大而关键的决策，东北军不会听杨虎城，他们还是得听少帅张学良的。
王以哲、何柱国派出特使至南京，征询张学良的意见。
少帅此时处于软禁之中，早已身不由己，但他有一个认识很清楚，那就是如果硬碰硬，西安方面的力量仍显薄弱，不过只要“三位一体”能撑住，哪怕是隐忍须臾，自己就可以安然获释。因此，他写了封亲笔信给西安的文武官吏，强调和平解决，斟酌选择甲乙两案。
东北军王何二将决定照少帅的意思办，先撤兵，暂时不提释张，以后再设法营救。
他们选的是乙案，即东北军南下移驻安徽。
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方案呢？
归根结底，王以哲、何柱国，包括于学忠、缪澄流这些东北军中的“老派”，并没有多少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西北乃贫瘠所在，能换个地儿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少帅在，只能听少帅的，少帅不在，由他们自己选，自然只会选择南移。
与此相反，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如果要和平解决，应接受甲案，坚拒乙案。
那样的话，东北军据甘肃，红军和第17路军驻陕西，三方仍团结在西北，不致被对方各个击破。
尽管老蒋的“甲乙两案”均有将红军置之一边，借以孤立的用意，但这并没有能够削弱红军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份量。周公一言既出，三方很快达成共识：接受甲案，但在这之前必须再作一次释张的尝试。
双方都到了接近摊牌的时候。老蒋一只手伸出橄榄枝，诱迫西安接受两案，另一只手也握起了大棒。
他把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派上场，由后者主持东路军事，随时准备指挥陆空两军对西安发动猛袭。
有了这两手，他就不会再让步了。
当他在溪口老家接见来自西安的两位特使时，那语气已是相当的不耐。
两位特使分别代表两支军队：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一见面，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提出释张请求。
老蒋没有说他不想放人，而是推说那人不想回家。
“张汉卿”再三向我表示过了，要跟着我“读书学习”，暂时不想回西安，既然他自己有这个觉悟，你们怎么能强迫他呢？
这时候的老蒋俨然就成了管教学龄儿童的家长了。
接着，他又严厉正告对方：两案你们必须选一个，这是不能跟我还价的。如果要战，我几天就能解决问题。
两特使终席未敢发一言以对。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19 pm
鉴于老蒋的态度再次转向强硬，西安方面包括东北军官兵在内都反响很大。许多人主张，如果老蒋还是摆这样一个臭脸出来，始终不肯释张，那就不能急于接受两案。
东北军中负责的王以哲察觉到军人的这种情绪后，赶紧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叮嘱大家忍辱负重，先解决事变，再设法救张。
有人说，那少帅要是不回来，东北军谁主持呢？
王以哲一拍胸脯：大家不要急，虽然“副司令”暂时回不来，但这里还有我可以负责。
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你充什么老大。
“少壮派”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什么，你能跟“副司令”相提并论吗？
算看出来了，原来这些货始终不肯去救我们的少帅，是打着“彼可取而代之”这样的龌龊心思啊。
既然自己的头靠不住，那就到外面去搬援兵。
当晚，“少壮派”50多名青年军官就去找周恩来，提出先释张再撤兵。
周公的想法跟张学良基本一致，认为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撑下去不分裂，少帅迟早是可以恢复自由身的。如果前线真的交火打起来，那老蒋就更不会轻易放人了。
然而此时的“少壮派”在激动情绪的支配下，已难以保持起码的理智。他们又哭又闹，给周公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你们红军要是不帮我们打仗，没什么好说的，“三位一体”现在就可以宣告破裂。
“少壮派”的领军人物孙铭九更是跪倒在地，眼泪鼻涕一大把，看那样子，对方要是不答应，他就打算在地上跪着再也不起来了。
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王以哲和何柱国这些人毕竟在他们那个体系内呆惯了，哪里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虽然“少壮派”官阶相对都不高，但却反映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一种普遍意见，不重视不行。
陕北中央经过内部磋商，决定为大局计，保留自己意见，选择与张杨站在一起，同进共退，暂时不主张先行撤兵。如果老蒋执意要打，那就打了再谈。
杨虎城本身就是倾向先释张再谈判的，加上红军的支持，“三位一体”的舆论倾向立刻扭转过来。
在此背景下，东北军召开了渭南会议，讨论要不要将渭河南岸的部队先行撤至北岸。
王以哲生了病，来不了，就由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先撤兵。这下惹恼了“少壮派”，后者当场发起反击，并倡议大家签名，看究竟是主战的人多，还是主和的人多。
结果没有一个不签的，会议形成了主战的基调。
眼见无论在“三位一体”，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成了少数派，且难以压服群体，王以哲和何柱国便想到了要搬救兵。他们提出把甘肃的于学忠接到西安来一道谈。
这个建议，杨虎城和“少壮派”竟然也举手赞成。
于学忠和何柱国一样，虽分掌一定的军权，但因都不是东北本籍人，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力远不如王以哲。按“少壮派”的意思，王以哲“其心既异”，自然早就“非我族类”，所以一定得换个人，而取代王的人选，又非于学忠不可。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自西安事变发动以来，这位于将军对张学良一直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且旗帜鲜明地拥兵响应，这样的人会不想着先去救少帅吗？不可能。
杨虎城和“少壮派”都相信，于学忠莅临西安后一定会全力主战，那样将毫不费力地击破王何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学忠真人一到，却是支持“老派”的！
“三位一体”再度会商，这回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个人组成了东北军高层中的“铁三角”，把局面又扳了过来。三方重新回到起点，决定先从渭南撤兵，再与南京交涉释张。
第二天，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一宣布，“少壮派”军官们都傻了。
本来是想击破人家心理防线的，现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却率先崩溃了。
王何的“滔滔罪行”被一一列举出来：少帅送蒋出西安后，这两个人就不顾民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再放人，直至把少帅回归的全部保证都弄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弃少帅回归于不顾，先行妥协，这是明目张胆地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会议一结束，孙铭九就打出了“除奸”的口号。
为了把众人胸中的怒火进一步激发出来，“少壮派”又给王以哲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在南京谈判时，收了对方的贿赂。
这下好，既是“叛徒”，又是“赃官”，够枪毙十几回的了。
孙铭九本打算当天就把王以哲给毙了。办法是把王以哲从家里骗出来，弄到张学良公馆以后再“办事”。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不祥的味道，王以哲推说身体有病，去不了，计划就只好流产了。
你不出来，我就进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西安突然爆发了由两军“少壮派”参与的“二二事变”。
上午，奉孙铭九之命，一排人马冲进了王以哲的住宅。
可怜这位王军长正在生病，一时爬不起来，躲都来不及躲，更别说自卫了。众人枪弹齐发，子弹在他身上足足钻了九个眼，王以哲被打成了马蜂窝一般。
人自然是当场就没了。
再顺带着查一下“赃款”，除了身上的一些积蓄，哪有大笔“贿赂”的影子。
东北军中有“少壮派”，第17路军也有。事变发生时，两路人马原本是要同时而起的，后者的目标是除掉亦属“稳健派”的军长孙蔚如。
幸运的是，当时孙蔚如跟杨虎城住在一起，发动事变的军官们没法下手。
东北军“少壮派”在干掉王以哲后，到处找另外一个——何柱国。没想到后者很有点机灵劲，也跑到杨虎城那里去避风头了。
眼看众人就要冲进杨宅抓人，得知消息的杨虎城出手阻止，方把何柱国从阎王殿给硬生生地拖了出来。
事实证明，“二二事变”揭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恶性循环式的仇杀报复开始了。
王以哲跟何柱国、于学忠等人不同，他在东北军中称得上是根深叶茂，当时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或为其同学，或为其识拔，一听王以哲落此下场，顿时都跳了起来。
杨虎城和于学忠在“少壮派”的裹挟下，签发了两军出击作战的命令，但刘缪二人都拒接电话。
还打什么打。我们在前线提着脑袋卖命，你们却在后面端我们老巢。这还了得。
刘缪在将部队撤至渭河北岸后，合兵一处，快速回师临潼。
在为王以哲复仇的口号的鼓动下，刘多荃处死了“二二事变”中多名“少壮派”军官，由此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刘缪认为，“二二事变”有***在里面进行挑唆，意在分裂东北军，因此还扣留了一名中共代表。
看到局面即将不可收拾，西安一片混乱，周恩来迅速出手挽救。他不顾危险，亲到王以哲灵堂进行吊唁，以此取得了东北军“老派”将领的部分谅解。
之后，他采取了化解矛盾，积极斡旋的办法。先出面劝说孙铭九等“少壮派”人物离开西安，前往陕北红军驻地，以免东北军内部继续陷入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境地。然后又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进行解释和疏通。
然而两军中的“老派”和“稳健派”已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们对“少壮派”来了个“反攻倒算”，不仅不愿再与中央军作战，而且从原有立场上倒退，放弃甲案，转而接受了退出西北的乙案。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八日，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第17路军的孙蔚如，站在一起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
一场“二二事变”，效果与动机来了个背道而驰，“三位一体”在一周之内就倾刻瓦解。从此，杨虎城被迫离开第17路军，远赴重洋，而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之身的最后机会。
“三位一体”至此只剩下一体，红军得独当一面了。危急关头，陕北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可承诺四项保证，其中就包括苏区和红军改名后，分别归属南京政府和军委会“指导”一项。
巧手运作之间，解题的又变成了老蒋。
还要不要继续“剿共”呢？
这时候的红军与江西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力量削弱，而且所驻的陕北离南京如此之远，已经不会再对***的卧榻之侧构成致命威胁，起码晚上是可以睡得着觉了。
更重要的是，老蒋自居“中央”，他得看大势，而不能只看一面或一方。红军要“剿”，那些朝秦暮楚的诸侯们就不需要提防吗，如此没完没了，还如何对付在华北蠢蠢欲动的日本人？
很显然，四项保证与老蒋“政治统一”的目标是有契合之处的。
那就谈吧。
西安事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争端，至此告一段落。
东北军中负责的王以哲察觉到军人的这种情绪后，赶紧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叮嘱大家忍辱负重，先解决事变，再设法救张。
有人说，那少帅要是不回来，东北军谁主持呢？
王以哲一拍胸脯：大家不要急，虽然“副司令”暂时回不来，但这里还有我可以负责。
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你充什么老大。
“少壮派”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什么，你能跟“副司令”相提并论吗？
算看出来了，原来这些货始终不肯去救我们的少帅，是打着“彼可取而代之”这样的龌龊心思啊。
既然自己的头靠不住，那就到外面去搬援兵。
当晚，“少壮派”50多名青年军官就去找周恩来，提出先释张再撤兵。
周公的想法跟张学良基本一致，认为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撑下去不分裂，少帅迟早是可以恢复自由身的。如果前线真的交火打起来，那老蒋就更不会轻易放人了。
然而此时的“少壮派”在激动情绪的支配下，已难以保持起码的理智。他们又哭又闹，给周公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你们红军要是不帮我们打仗，没什么好说的，“三位一体”现在就可以宣告破裂。
“少壮派”的领军人物孙铭九更是跪倒在地，眼泪鼻涕一大把，看那样子，对方要是不答应，他就打算在地上跪着再也不起来了。
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王以哲和何柱国这些人毕竟在他们那个体系内呆惯了，哪里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虽然“少壮派”官阶相对都不高，但却反映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一种普遍意见，不重视不行。
陕北中央经过内部磋商，决定为大局计，保留自己意见，选择与张杨站在一起，同进共退，暂时不主张先行撤兵。如果老蒋执意要打，那就打了再谈。
杨虎城本身就是倾向先释张再谈判的，加上红军的支持，“三位一体”的舆论倾向立刻扭转过来。
在此背景下，东北军召开了渭南会议，讨论要不要将渭河南岸的部队先行撤至北岸。
王以哲生了病，来不了，就由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先撤兵。这下惹恼了“少壮派”，后者当场发起反击，并倡议大家签名，看究竟是主战的人多，还是主和的人多。
结果没有一个不签的，会议形成了主战的基调。
眼见无论在“三位一体”，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成了少数派，且难以压服群体，王以哲和何柱国便想到了要搬救兵。他们提出把甘肃的于学忠接到西安来一道谈。
这个建议，杨虎城和“少壮派”竟然也举手赞成。
于学忠和何柱国一样，虽分掌一定的军权，但因都不是东北本籍人，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力远不如王以哲。按“少壮派”的意思，王以哲“其心既异”，自然早就“非我族类”，所以一定得换个人，而取代王的人选，又非于学忠不可。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自西安事变发动以来，这位于将军对张学良一直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且旗帜鲜明地拥兵响应，这样的人会不想着先去救少帅吗？不可能。
杨虎城和“少壮派”都相信，于学忠莅临西安后一定会全力主战，那样将毫不费力地击破王何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学忠真人一到，却是支持“老派”的！
“三位一体”再度会商，这回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个人组成了东北军高层中的“铁三角”，把局面又扳了过来。三方重新回到起点，决定先从渭南撤兵，再与南京交涉释张。
第二天，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一宣布，“少壮派”军官们都傻了。
本来是想击破人家心理防线的，现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却率先崩溃了。
王何的“滔滔罪行”被一一列举出来：少帅送蒋出西安后，这两个人就不顾民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再放人，直至把少帅回归的全部保证都弄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弃少帅回归于不顾，先行妥协，这是明目张胆地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会议一结束，孙铭九就打出了“除奸”的口号。
为了把众人胸中的怒火进一步激发出来，“少壮派”又给王以哲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在南京谈判时，收了对方的贿赂。
这下好，既是“叛徒”，又是“赃官”，够枪毙十几回的了。
孙铭九本打算当天就把王以哲给毙了。办法是把王以哲从家里骗出来，弄到张学良公馆以后再“办事”。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不祥的味道，王以哲推说身体有病，去不了，计划就只好流产了。
你不出来，我就进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西安突然爆发了由两军“少壮派”参与的“二二事变”。
上午，奉孙铭九之命，一排人马冲进了王以哲的住宅。
可怜这位王军长正在生病，一时爬不起来，躲都来不及躲，更别说自卫了。众人枪弹齐发，子弹在他身上足足钻了九个眼，王以哲被打成了马蜂窝一般。
人自然是当场就没了。
再顺带着查一下“赃款”，除了身上的一些积蓄，哪有大笔“贿赂”的影子。
东北军中有“少壮派”，第17路军也有。事变发生时，两路人马原本是要同时而起的，后者的目标是除掉亦属“稳健派”的军长孙蔚如。
幸运的是，当时孙蔚如跟杨虎城住在一起，发动事变的军官们没法下手。
东北军“少壮派”在干掉王以哲后，到处找另外一个——何柱国。没想到后者很有点机灵劲，也跑到杨虎城那里去避风头了。
眼看众人就要冲进杨宅抓人，得知消息的杨虎城出手阻止，方把何柱国从阎王殿给硬生生地拖了出来。
事实证明，“二二事变”揭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恶性循环式的仇杀报复开始了。
王以哲跟何柱国、于学忠等人不同，他在东北军中称得上是根深叶茂，当时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或为其同学，或为其识拔，一听王以哲落此下场，顿时都跳了起来。
杨虎城和于学忠在“少壮派”的裹挟下，签发了两军出击作战的命令，但刘缪二人都拒接电话。
还打什么打。我们在前线提着脑袋卖命，你们却在后面端我们老巢。这还了得。
刘缪在将部队撤至渭河北岸后，合兵一处，快速回师临潼。
在为王以哲复仇的口号的鼓动下，刘多荃处死了“二二事变”中多名“少壮派”军官，由此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刘缪认为，“二二事变”有***在里面进行挑唆，意在分裂东北军，因此还扣留了一名中共代表。
看到局面即将不可收拾，西安一片混乱，周恩来迅速出手挽救。他不顾危险，亲到王以哲灵堂进行吊唁，以此取得了东北军“老派”将领的部分谅解。
之后，他采取了化解矛盾，积极斡旋的办法。先出面劝说孙铭九等“少壮派”人物离开西安，前往陕北红军驻地，以免东北军内部继续陷入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境地。然后又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进行解释和疏通。
然而两军中的“老派”和“稳健派”已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们对“少壮派”来了个“反攻倒算”，不仅不愿再与中央军作战，而且从原有立场上倒退，放弃甲案，转而接受了退出西北的乙案。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八日，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第17路军的孙蔚如，站在一起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
一场“二二事变”，效果与动机来了个背道而驰，“三位一体”在一周之内就倾刻瓦解。从此，杨虎城被迫离开第17路军，远赴重洋，而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之身的最后机会。
“三位一体”至此只剩下一体，红军得独当一面了。危急关头，陕北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可承诺四项保证，其中就包括苏区和红军改名后，分别归属南京政府和军委会“指导”一项。
巧手运作之间，解题的又变成了老蒋。
还要不要继续“剿共”呢？
这时候的红军与江西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力量削弱，而且所驻的陕北离南京如此之远，已经不会再对***的卧榻之侧构成致命威胁，起码晚上是可以睡得着觉了。
更重要的是，老蒋自居“中央”，他得看大势，而不能只看一面或一方。红军要“剿”，那些朝秦暮楚的诸侯们就不需要提防吗，如此没完没了，还如何对付在华北蠢蠢欲动的日本人？
很显然，四项保证与老蒋“政治统一”的目标是有契合之处的。
那就谈吧。
西安事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争端，至此告一段落。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20 pm
注意到会议内容敏感，为了尽可能两不得罪，包括韩复榘在内，相当一部分南北诸侯都没亲自与会，不过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派了代表参加，而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铣的神经不能不紧张了。他想方设法派人打听，代表们都在谈些什么，以判断中国的国策究竟在往哪个方向转。
会议由刚刚回国的***副总裁汪精卫主持。会上通过的一个决议引起了林铣的格外关注——“根绝赤化案”。
光粗看一下题目和内容，你可能会以为它跟以前历次的“剿共”口号没有什么区别，似乎还更狠了，不是光“剿”，而是要“根绝”。但细推敲一下内容，再联系中共提出的“四项保证”，得到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了。
“根绝赤化案”几乎就是对“四项保证”的呼应，就仿佛***在那边喊，我“保证”做到哪些哪些，这边***就回答，我就是“希望”你能做到那些那些。
回头再看陕北中央的反应，他们对“根绝赤化案”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破口大骂”，还泰然受之，觉得很受用。
这算哪门子“根绝赤化”呢？
明白了，这不过是***的“障眼法”。知道我们日本人最忌讳“联苏容共”，拿出来骗我们的。
国共合作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容逆转。
更让林铣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尽管汪精卫再次回归，***内众望所归的却仍是老蒋，“亲日派”几乎完全失声了。
老蒋口口声声，决不会答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过是面子问题，当事人不好意思直接承认罢了。
事实是，蒋汪此后主持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在对日关系上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强硬的一面。
老蒋就不用说了，汪精卫呢，那以前都是对着日本人扮过红脸的，现在也一反常态地高调起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没别的，就是要恢复失地，还我河山。
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把失去的“满洲”给夺回来（“以恢复满洲，作为当前紧急、根本之问题”）。
老汪的精神意志没法跟老蒋比，这位仁兄是看形势发展说话的：无论是“绥远事件”，还是“中日南京谈判”，以硬对硬的结果，都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证明必要的强硬是对的。
林铣当然不会相信，中国凭现有的军事力量，真的能够攻下“满洲国”，“收复”东北，但他知道，蒋汪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做，也能够做到的，那就是推倒“满洲国”的“防护之外墙”。
两道“外墙”，一道华北，一道内蒙。在这几年双方的反复拉锯战中，一方是在不断“砌墙”，另一方则是在用力“推墙”。在“华北工作”方面，日方早已呈骑虎 难下之势，虽然用尽气力，华北特务机构的主持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但随着三轮“华北自治”高潮的相继失败，预想中的华北“外墙”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砌”得 起来。
“内蒙工作”更好，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仅丢掉了百灵庙，还差点把满蒙伪军的魂都给打没了，后者本来就胆小，这下更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蒋汪的最新表态说明，他们还准备继续推倒“那堵墙”，即着手断绝冀东和内蒙对日本的依赖关系，使之完全中央化。这显然不是林铣愿意看到的。
针对中方的变化和己方的失败，他感到有必要进行“对华再认识”，重新审视原有策略。
以前为什么觉得中国比较好搞？
无外乎几个原因，首要者即为“一盘散沙”。
可是一个西安事变，不仅没能使这个国家走向日本人所向往的“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其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
作为与孔子并列的儒家两大圣人，孟子的一句话说得妙极了：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个国家，如果不主动迎战内忧外患，而一直在昏昏噩噩中过日子，那是要亡国灭种的。
多难可以兴邦。这个分裂国家迟迟不能解决的统一问题，不经意间，却让日本给“促成了好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共双方和全体民众都是西安事变的赢家，输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
此外，“经济不安”、“军事力量弱小”本来也一直是倭寇用来随意欺凌我们的重要原因。
不过你看清楚了，中国不是停滞不前的，特别是近几年进步神速。经济方面，有“法币改革”，军事领域，有整军备战，分别促成了所谓“黄金十年”中最耀眼的几笔。假以时日，东方睡狮不能不让日本人为之刮目相看。
正是由于对手在变化，老革命便遇上了新问题。
过去的办法无非两招：逼和吓。
问题是这两个曾经屡试屡爽的招数眼下似乎过了保质期，已经越来越不灵光了。
是得换换思路了。
林铣决定起用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为外相，让后者动动脑筋，看能不能“与时俱进”，弄点新意思出来。
佐藤在做国联代表的时候，就是颜惠庆、顾维钧等人的手下败将，知道这些中国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好欺负。
既然逼和吓不管用，试试软的一手怎么样？
第三招：骗。
在佐藤的策划下，日本派出一个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访华团到中国，并得到了老蒋的亲自接见。
这帮人与其说是访华团，不如说是表演团更合适。他们一改以往咄咄逼人的“尚武”形象，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在友好亲善的面纱后面，一把软刀子却已放出了寒光：以“经济提携”来代替“政军逼迫”。
还是想欺负你，只不过换一种手段或方式罢了。
日本政府的用意，老蒋心里多少有点数，但这毕竟是一个可能因此得以避战的机会，能抓就要抓住。
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支矛。这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现在他要把这支矛掷还过去。
矛的主人叫涩泽荣一。这个人在日本的名气很大，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光生意做得好，《论语》读得也很棒，堪称日版的儒商。
老蒋对儿玉等人说，我在第一次下野赴日本时，曾经会见过涩泽，后者还专门送给我一本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论语》。
你们知道，这位老先生当时跟我说什么吗？
是《论语》中经典的一句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涩泽先生说，这是他最佩服的语录，也是东方精神的主要特点。
事实上，日本不乏有识之士。
这个“倭夷之国”在近代为什么会先中国而崛起，说起来原因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它适应能力强，转换快，能够迅速西方化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若论除旧立新的“革命精神”，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比日本还彻底：在亚洲范围内，推翻君主体制不比别人晚，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和姿态一度也比谁都高。
与此同时，日本却仍然保留着天皇，保留着很多在我们看来极度“封建”的思想和传统。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打开日本这个标本，还会发现，西方技术只是其表，那 个曾被我们忽视或者说轻视的“东方精神”才是其精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晚清洋务派曾推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自己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仅一 洋之隔的东瀛岛国却做到而且做出色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而没有做到的部分，则成了导致这个国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曾子评价老师，说孔夫子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就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就是尽己，做任何事，你都不要藏着掖着，而要把一颗心放在中间，尽自己最大的力来做。这个方面，日本人普遍学得不错也做得不赖，这弥补了他们身上固有 的很多缺陷，比如贪图小利，目光短浅，甚至彼此妒忌，互相拆台，但他们围绕着一个“忠”字所建立起的超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可是这些聪明过头的日本人却大多不懂得“恕”。
恕者，推己及人，以一人心度千万颗心，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日本，涩泽这样的人有，但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仅知忠而不明恕，不能不说是这个原也称得上优秀的东方民族的一大悲哀。
老蒋虽然只追着清末“废科举，办学校”热潮的尾巴，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但他本人的旧学功底还是比较深的。一捧一推之间，就借助于日人之口，把儿玉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贪戾之念”给挡了回去。
算盘珠子人人都会打，可是你不能捞过界，把一些明知道我不会答应的东西强加给我。
此时，涩泽已去世多年。
忆完故人，在老蒋的提议下，大家又起立一分钟，向涩泽致敬。
经过此次“民间之旅”，儿玉发现，如今这世道，骗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一回国，他就得出结论：（对中国）除使用武力外，别无他途。
日本军部对佐藤外交也渐渐失去耐心，参谋本部专门召集在华“中国通”进行会商，从而掀起了“对华再认识的再认识”。
问题在于，一贯退让的中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胆大包天，水火不惧了呢？
下面立刻有人抢答——
因为他们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以为我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了。
说这话的是须磨。这位老兄在中日南京谈判中不仅没有讹诈成功，还差点为漏写一架照相机而自掏腰包，因此一直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
作为原南京总领事，他倒的确是看出了一点端倪：中国认为日本患了“恐俄病”，而且相信可以得到英美外援，所以开始小看我们日本了。
后面这句话，一下子把众人窝在心里的那股邪火给点燃了。
原来如此，一个被欺负惯了的“东亚病夫”，趁着我们备战苏联的当口，竟然想变天了。真以为我们抽不出空来揍他是不是？
须磨一见大家脸红脖子粗的劲儿，跟着来个火上浇油：你们还不知道吧，据我的观察，这两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已大大增长，“军队的姿态、士气完全一变”。
此言一出，一众日本人不光是怒，而且急了。
怎么办哪，等到“病夫”变成“壮夫”，想占便宜也占不了了。
“再认识的再认识”的结果就是：不能多等，苏联要打，中国也得教训，而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要完成对华一击，以便“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对华一击”论终于在军部露出了“尖尖角”。
林铣内阁当政期间拿不出什么令人称道的高招，自然也混不长久，上台才几个月就又下来了，“佐藤外交”亦无果而终。
人事难题还得西园寺来解。
他环顾左右，穿军装的讨厌，做政客的软蛋，喜欢的人家不要，人家推荐的自己又不喜欢，简单说吧，朝野上下，凡是认识的，就没一个觉得可用的。
幸而这个时候有人举起了手——“***”近卫文磨。
近卫出身于标准的贵族家庭，老爸是贵族院议长，十四岁时，他就已经从老爸议长那里承袭了公爵的封号。以后的名头越来越大，三交九流，左派右派，军人政客，都争着来拜见，他自己也很得意，颇有点中国春秋名公子孟尝君的味道。
近卫公子外表看着华丽，其实内囊很不匹配，既无担当也缺眼光。二二六事变后，西园寺曾推荐他出来组阁。可是他见形势微妙，风险很大，便赶紧找借口推辞了。
这并不是说他不想当首相。很想，可是不能做无头首相啊。这一年多过去，看看时局渐趋稳定，没人敢轻易朝内阁开枪了，他那颗萌动的名利心又动了起来。
既有名望，又非军人，西园寺喜出望外，那就他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在西园寺的推荐下，近卫文磨正式组阁。
近卫当年不到五十岁，如此年轻的首相在日本政坛是很少见的，因此得到外界热捧，称之为“青年内阁”。包括西园寺在内，都对近卫寄予厚望，认为他一上台，中日问题的解决，将会找到新的有效办法。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身为贵族的近卫的眼光，比那些军人还要来得浅薄。这么说吧，把他那漂亮脑盖打开来，里面就一碗豆腐脑，脑仁跟松子一样大小。
军人喊打喊杀，近卫内心里其实也爱这个，所不同的只是，他给加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的“资源决定论”——
日本资源少，所以必须对外侵略，这叫国际主义。
中国资源多，所以必须被侵略，又因为靠日本最近，理所当然要由日本“单独享受”，这叫爱国主义。
可想而知，作为日本式“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体，“青年政治家”近卫会把日本引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了。
在他的阁员中，陆相杉山元本身就是“对华一击”论的拥趸，倒是从首相又“转行”做外相的广田弘毅还想继续尝试一下“佐藤外交”。
要论骗功，他广田可绝不会比前任佐藤差，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领域拓展一下身手呢。
为此，广田甚至表示，以前自己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实在太抽象了，不好玩，现在我们应该来实际的，致力于解决“两国多年的悬案”，即先行处理华北走私案等经济问题。
高宗武晚年回忆说，走私问题是当时中日外交中最为头痛的一件事之一。因为日本人的走私不是单人进行，偶尔为之的行为，而是有计划的大规模行动。
他们走私太容易了。只需走一个地方，那就是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的海岸线很长，日本船只往边上一靠，大模大样地往岸上卸货，从不知缴税为何物。
这个事情当然要提抗议。
高宗武口头抗议了不下三四十次，外交部书面抗议也有二十次之多，可是没用，日本人脸厚心黑，置若罔闻。
他们的辩护词就一句：你们的关税太高，我们也是没办法。要是你们降低关税，事情不就全解决了吗？
高宗武是个“日本通”，哪会这么轻易地就被忽悠过去。他把日本的关税找出来，指给日本人看：看见没有，你们的关税比我们还高得多！
如果我们也嫌高，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们学，光明正大地走私了？
后者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推托说会“设法改善”。其实改来改去，从没有改得更好，只是更坏。
广田什么意思呢，他希望说服中国把关税降下来，降得越低越好，这样也省得你们中国人再在旁边闲言碎语，说我们走私。在他看来，这就叫改善两国关系。
他这么一说，却让旁边的关东军第一个大光其火。
要说走私，关东军没有不参与的，实际就是走私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听了政府的言论，他们自然按捺不住：什么越低越好，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缴关税！
此时的关东军刚刚完成新一轮人事调整，司令官依旧为植田谦吉大将（陆大第21期），而参谋长已经变成了接替板垣的东条英机中将（陆大第27期）。
植田和东条都是“对华一击”论的支持者，尤其东条，他老头子是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东条英教，后者毕业于陆大第1期，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挥着刀跟中国人干过。
有其父必有其子，老英机培养的小英机也是武士道精神十足，向以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为荣。现在一看，怎么着，外务省还准备和支那讲条件？
一帮熊人。
植田下了个命令，东条便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赶到东京。
干什么？
指着内阁的鼻子骂娘。
你们这群笨蛋，哪有脱离“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可以取得成效的道理，你想谈，人家愿意跟你好好谈吗？
只要回顾一下“九一八”就知道了，不给点教训，东北军会乖乖地退到关内，把“满洲”拱手相让给我们吗？做梦去吧！
现在的情况也一样，你们要与南京“亲善”，不光什么都得不到，反而还会助长他们“排日”、“侮日”的“嚣张气焰”。
内阁的这班人虽然身为高官显贵，见到关东军的大佬在面前发飙，却也只能一个个噤若寒蝉，唯唯诺诺。
有人壮着胆子问：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最大敌人是苏联吗？
东条一扬脖子：问得好。
可正是由于要对付苏联，所以才不能允许身背后出现威胁，我们的策略就是，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把他们给打服了，除去“反苏”隐患，这才是上上策。
近卫内阁里面，杉山元对东条这番话最听得进去。近卫首相、广田外相等人也马上转变态度，认为倘若不“击一下”中国人的话，后者确实是越来越“傲慢”，一点“规矩”都不懂了。
林铣的神经不能不紧张了。他想方设法派人打听，代表们都在谈些什么，以判断中国的国策究竟在往哪个方向转。
会议由刚刚回国的***副总裁汪精卫主持。会上通过的一个决议引起了林铣的格外关注——“根绝赤化案”。
光粗看一下题目和内容，你可能会以为它跟以前历次的“剿共”口号没有什么区别，似乎还更狠了，不是光“剿”，而是要“根绝”。但细推敲一下内容，再联系中共提出的“四项保证”，得到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了。
“根绝赤化案”几乎就是对“四项保证”的呼应，就仿佛***在那边喊，我“保证”做到哪些哪些，这边***就回答，我就是“希望”你能做到那些那些。
回头再看陕北中央的反应，他们对“根绝赤化案”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破口大骂”，还泰然受之，觉得很受用。
这算哪门子“根绝赤化”呢？
明白了，这不过是***的“障眼法”。知道我们日本人最忌讳“联苏容共”，拿出来骗我们的。
国共合作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容逆转。
更让林铣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尽管汪精卫再次回归，***内众望所归的却仍是老蒋，“亲日派”几乎完全失声了。
老蒋口口声声，决不会答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过是面子问题，当事人不好意思直接承认罢了。
事实是，蒋汪此后主持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在对日关系上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强硬的一面。
老蒋就不用说了，汪精卫呢，那以前都是对着日本人扮过红脸的，现在也一反常态地高调起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没别的，就是要恢复失地，还我河山。
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把失去的“满洲”给夺回来（“以恢复满洲，作为当前紧急、根本之问题”）。
老汪的精神意志没法跟老蒋比，这位仁兄是看形势发展说话的：无论是“绥远事件”，还是“中日南京谈判”，以硬对硬的结果，都没让日本人占到什么便宜，证明必要的强硬是对的。
林铣当然不会相信，中国凭现有的军事力量，真的能够攻下“满洲国”，“收复”东北，但他知道，蒋汪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做，也能够做到的，那就是推倒“满洲国”的“防护之外墙”。
两道“外墙”，一道华北，一道内蒙。在这几年双方的反复拉锯战中，一方是在不断“砌墙”，另一方则是在用力“推墙”。在“华北工作”方面，日方早已呈骑虎 难下之势，虽然用尽气力，华北特务机构的主持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但随着三轮“华北自治”高潮的相继失败，预想中的华北“外墙”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砌”得 起来。
“内蒙工作”更好，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仅丢掉了百灵庙，还差点把满蒙伪军的魂都给打没了，后者本来就胆小，这下更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蒋汪的最新表态说明，他们还准备继续推倒“那堵墙”，即着手断绝冀东和内蒙对日本的依赖关系，使之完全中央化。这显然不是林铣愿意看到的。
针对中方的变化和己方的失败，他感到有必要进行“对华再认识”，重新审视原有策略。
以前为什么觉得中国比较好搞？
无外乎几个原因，首要者即为“一盘散沙”。
可是一个西安事变，不仅没能使这个国家走向日本人所向往的“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其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
作为与孔子并列的儒家两大圣人，孟子的一句话说得妙极了：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个国家，如果不主动迎战内忧外患，而一直在昏昏噩噩中过日子，那是要亡国灭种的。
多难可以兴邦。这个分裂国家迟迟不能解决的统一问题，不经意间，却让日本给“促成了好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共双方和全体民众都是西安事变的赢家，输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
此外，“经济不安”、“军事力量弱小”本来也一直是倭寇用来随意欺凌我们的重要原因。
不过你看清楚了，中国不是停滞不前的，特别是近几年进步神速。经济方面，有“法币改革”，军事领域，有整军备战，分别促成了所谓“黄金十年”中最耀眼的几笔。假以时日，东方睡狮不能不让日本人为之刮目相看。
正是由于对手在变化，老革命便遇上了新问题。
过去的办法无非两招：逼和吓。
问题是这两个曾经屡试屡爽的招数眼下似乎过了保质期，已经越来越不灵光了。
是得换换思路了。
林铣决定起用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为外相，让后者动动脑筋，看能不能“与时俱进”，弄点新意思出来。
佐藤在做国联代表的时候，就是颜惠庆、顾维钧等人的手下败将，知道这些中国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好欺负。
既然逼和吓不管用，试试软的一手怎么样？
第三招：骗。
在佐藤的策划下，日本派出一个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访华团到中国，并得到了老蒋的亲自接见。
这帮人与其说是访华团，不如说是表演团更合适。他们一改以往咄咄逼人的“尚武”形象，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在友好亲善的面纱后面，一把软刀子却已放出了寒光：以“经济提携”来代替“政军逼迫”。
还是想欺负你，只不过换一种手段或方式罢了。
日本政府的用意，老蒋心里多少有点数，但这毕竟是一个可能因此得以避战的机会，能抓就要抓住。
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支矛。这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现在他要把这支矛掷还过去。
矛的主人叫涩泽荣一。这个人在日本的名气很大，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光生意做得好，《论语》读得也很棒，堪称日版的儒商。
老蒋对儿玉等人说，我在第一次下野赴日本时，曾经会见过涩泽，后者还专门送给我一本他自己精心校印的《论语》。
你们知道，这位老先生当时跟我说什么吗？
是《论语》中经典的一句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涩泽先生说，这是他最佩服的语录，也是东方精神的主要特点。
事实上，日本不乏有识之士。
这个“倭夷之国”在近代为什么会先中国而崛起，说起来原因很多，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它适应能力强，转换快，能够迅速西方化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若论除旧立新的“革命精神”，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比日本还彻底：在亚洲范围内，推翻君主体制不比别人晚，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和姿态一度也比谁都高。
与此同时，日本却仍然保留着天皇，保留着很多在我们看来极度“封建”的思想和传统。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打开日本这个标本，还会发现，西方技术只是其表，那 个曾被我们忽视或者说轻视的“东方精神”才是其精髓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晚清洋务派曾推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自己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仅一 洋之隔的东瀛岛国却做到而且做出色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而没有做到的部分，则成了导致这个国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曾子评价老师，说孔夫子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就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就是尽己，做任何事，你都不要藏着掖着，而要把一颗心放在中间，尽自己最大的力来做。这个方面，日本人普遍学得不错也做得不赖，这弥补了他们身上固有 的很多缺陷，比如贪图小利，目光短浅，甚至彼此妒忌，互相拆台，但他们围绕着一个“忠”字所建立起的超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可是这些聪明过头的日本人却大多不懂得“恕”。
恕者，推己及人，以一人心度千万颗心，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日本，涩泽这样的人有，但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仅知忠而不明恕，不能不说是这个原也称得上优秀的东方民族的一大悲哀。
老蒋虽然只追着清末“废科举，办学校”热潮的尾巴，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但他本人的旧学功底还是比较深的。一捧一推之间，就借助于日人之口，把儿玉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贪戾之念”给挡了回去。
算盘珠子人人都会打，可是你不能捞过界，把一些明知道我不会答应的东西强加给我。
此时，涩泽已去世多年。
忆完故人，在老蒋的提议下，大家又起立一分钟，向涩泽致敬。
经过此次“民间之旅”，儿玉发现，如今这世道，骗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一回国，他就得出结论：（对中国）除使用武力外，别无他途。
日本军部对佐藤外交也渐渐失去耐心，参谋本部专门召集在华“中国通”进行会商，从而掀起了“对华再认识的再认识”。
问题在于，一贯退让的中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胆大包天，水火不惧了呢？
下面立刻有人抢答——
因为他们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以为我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了。
说这话的是须磨。这位老兄在中日南京谈判中不仅没有讹诈成功，还差点为漏写一架照相机而自掏腰包，因此一直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
作为原南京总领事，他倒的确是看出了一点端倪：中国认为日本患了“恐俄病”，而且相信可以得到英美外援，所以开始小看我们日本了。
后面这句话，一下子把众人窝在心里的那股邪火给点燃了。
原来如此，一个被欺负惯了的“东亚病夫”，趁着我们备战苏联的当口，竟然想变天了。真以为我们抽不出空来揍他是不是？
须磨一见大家脸红脖子粗的劲儿，跟着来个火上浇油：你们还不知道吧，据我的观察，这两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已大大增长，“军队的姿态、士气完全一变”。
此言一出，一众日本人不光是怒，而且急了。
怎么办哪，等到“病夫”变成“壮夫”，想占便宜也占不了了。
“再认识的再认识”的结果就是：不能多等，苏联要打，中国也得教训，而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要完成对华一击，以便“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对华一击”论终于在军部露出了“尖尖角”。
林铣内阁当政期间拿不出什么令人称道的高招，自然也混不长久，上台才几个月就又下来了，“佐藤外交”亦无果而终。
人事难题还得西园寺来解。
他环顾左右，穿军装的讨厌，做政客的软蛋，喜欢的人家不要，人家推荐的自己又不喜欢，简单说吧，朝野上下，凡是认识的，就没一个觉得可用的。
幸而这个时候有人举起了手——“***”近卫文磨。
近卫出身于标准的贵族家庭，老爸是贵族院议长，十四岁时，他就已经从老爸议长那里承袭了公爵的封号。以后的名头越来越大，三交九流，左派右派，军人政客，都争着来拜见，他自己也很得意，颇有点中国春秋名公子孟尝君的味道。
近卫公子外表看着华丽，其实内囊很不匹配，既无担当也缺眼光。二二六事变后，西园寺曾推荐他出来组阁。可是他见形势微妙，风险很大，便赶紧找借口推辞了。
这并不是说他不想当首相。很想，可是不能做无头首相啊。这一年多过去，看看时局渐趋稳定，没人敢轻易朝内阁开枪了，他那颗萌动的名利心又动了起来。
既有名望，又非军人，西园寺喜出望外，那就他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在西园寺的推荐下，近卫文磨正式组阁。
近卫当年不到五十岁，如此年轻的首相在日本政坛是很少见的，因此得到外界热捧，称之为“青年内阁”。包括西园寺在内，都对近卫寄予厚望，认为他一上台，中日问题的解决，将会找到新的有效办法。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身为贵族的近卫的眼光，比那些军人还要来得浅薄。这么说吧，把他那漂亮脑盖打开来，里面就一碗豆腐脑，脑仁跟松子一样大小。
军人喊打喊杀，近卫内心里其实也爱这个，所不同的只是，他给加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的“资源决定论”——
日本资源少，所以必须对外侵略，这叫国际主义。
中国资源多，所以必须被侵略，又因为靠日本最近，理所当然要由日本“单独享受”，这叫爱国主义。
可想而知，作为日本式“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体，“青年政治家”近卫会把日本引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了。
在他的阁员中，陆相杉山元本身就是“对华一击”论的拥趸，倒是从首相又“转行”做外相的广田弘毅还想继续尝试一下“佐藤外交”。
要论骗功，他广田可绝不会比前任佐藤差，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领域拓展一下身手呢。
为此，广田甚至表示，以前自己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实在太抽象了，不好玩，现在我们应该来实际的，致力于解决“两国多年的悬案”，即先行处理华北走私案等经济问题。
高宗武晚年回忆说，走私问题是当时中日外交中最为头痛的一件事之一。因为日本人的走私不是单人进行，偶尔为之的行为，而是有计划的大规模行动。
他们走私太容易了。只需走一个地方，那就是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的海岸线很长，日本船只往边上一靠，大模大样地往岸上卸货，从不知缴税为何物。
这个事情当然要提抗议。
高宗武口头抗议了不下三四十次，外交部书面抗议也有二十次之多，可是没用，日本人脸厚心黑，置若罔闻。
他们的辩护词就一句：你们的关税太高，我们也是没办法。要是你们降低关税，事情不就全解决了吗？
高宗武是个“日本通”，哪会这么轻易地就被忽悠过去。他把日本的关税找出来，指给日本人看：看见没有，你们的关税比我们还高得多！
如果我们也嫌高，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们学，光明正大地走私了？
后者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推托说会“设法改善”。其实改来改去，从没有改得更好，只是更坏。
广田什么意思呢，他希望说服中国把关税降下来，降得越低越好，这样也省得你们中国人再在旁边闲言碎语，说我们走私。在他看来，这就叫改善两国关系。
他这么一说，却让旁边的关东军第一个大光其火。
要说走私，关东军没有不参与的，实际就是走私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听了政府的言论，他们自然按捺不住：什么越低越好，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缴关税！
此时的关东军刚刚完成新一轮人事调整，司令官依旧为植田谦吉大将（陆大第21期），而参谋长已经变成了接替板垣的东条英机中将（陆大第27期）。
植田和东条都是“对华一击”论的支持者，尤其东条，他老头子是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东条英教，后者毕业于陆大第1期，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挥着刀跟中国人干过。
有其父必有其子，老英机培养的小英机也是武士道精神十足，向以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为荣。现在一看，怎么着，外务省还准备和支那讲条件？
一帮熊人。
植田下了个命令，东条便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赶到东京。
干什么？
指着内阁的鼻子骂娘。
你们这群笨蛋，哪有脱离“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可以取得成效的道理，你想谈，人家愿意跟你好好谈吗？
只要回顾一下“九一八”就知道了，不给点教训，东北军会乖乖地退到关内，把“满洲”拱手相让给我们吗？做梦去吧！
现在的情况也一样，你们要与南京“亲善”，不光什么都得不到，反而还会助长他们“排日”、“侮日”的“嚣张气焰”。
内阁的这班人虽然身为高官显贵，见到关东军的大佬在面前发飙，却也只能一个个噤若寒蝉，唯唯诺诺。
有人壮着胆子问：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最大敌人是苏联吗？
东条一扬脖子：问得好。
可正是由于要对付苏联，所以才不能允许身背后出现威胁，我们的策略就是，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把他们给打服了，除去“反苏”隐患，这才是上上策。
近卫内阁里面，杉山元对东条这番话最听得进去。近卫首相、广田外相等人也马上转变态度，认为倘若不“击一下”中国人的话，后者确实是越来越“傲慢”，一点“规矩”都不懂了。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3:25 pm
在“对华一击”论调劲吹的背景之下，日本对华外交重趋强硬和“积极”，锋芒所向直指华北，当地局势也因此再度紧张起来。
好在宋哲元自西安事变以来，在秦德纯的辅佐下，已逐渐看清了全国大势，知道统一和抗战系人心所向，是不能违背的。
他不仅派秦德纯为代表出席***五届三中全会，还公开宣布，我们冀察搞外交，一定以中央政策是从，决不会再以地位特殊自居。
此前，他把周围一些汉奸文人“献”给他的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都一把火给烧掉了。
一句话，“高度自治”这玩意，以后谁也不准提。
宋哲元立志要做一个好人，日本人却不想让他就这么从手指间溜掉。
自从日军不战而取丰台后，北平周边的防御态势已变得岌岌可危：西边，有驻于附近的天津驻屯军；东边，有汉奸殷汝耕控制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边，有满蒙军和关东军。
只有西南面尚可一守，那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而这里也已经成为北平通往中原的唯一要道。
宛平有个县长叫王冷斋，此亦非寻常之人。
王县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与秦德纯是同学。弃武从政后，因为秦的介绍，曾担任过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深知宛平的重要，除派强兵能将扼守外，又在这里设专员公署，特命王冷斋为县长兼督察专员。
王冷斋刚到任，屁股还没坐热，日本人就如影相随地跟了过来。
天津驻屯军参谋桑岛第一个“驾到”。
桑岛一进门就对王冷斋说，最近部队运输出现了一些困难，兵营也不够用。
奇怪了，你有困难跟我说干什么，你的部队又不归我管。
桑岛可不是这么认为的。这哥们自来熟，俨然他是主，王冷斋反成了客。
他拿出一张地图。
看清楚没有，从丰台到卢沟桥，这中间叫做大井村，你把大井村外的6000 亩土地拨给我吧，好让我们早点打桩围地，建造机场和营房，那样困难就都解决了。
桑岛一副颐指气使的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冷斋是他的下属哩。
要是一般人，王冷斋得扇他一大嘴巴：你妈贵姓，懂不懂礼貌，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可是眼前的人不是一般人，那是日本人，不能随便和他翻脸。
王冷斋说：我刚刚到任，前任县长在这方面没有移交给我任何案卷，因此需要向上级请示后再给你答复。
虽然话很婉转，可桑岛也能听出对方是在拒绝，马上便拉长了脸：还请示什么请示，你的上司早就同意了，到你这里无非是过一下手续。
这是日本人经常运用的一招，靠两边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来制住你。心理素质差一点的，还真得着了他的道。
王冷斋依然是一脸的沉静，他伸出手。
好的，那请把批文取出来让我验看一下。
桑岛傻了。他不过是信口开河，“灵机一动”，胡诌出来想诈对方一把的，哪里真有什么“上司批文”。
这小日本的脸立刻成了猴子屁股，真是坐也不是，立也不成，支支吾吾，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囫囵话了。
王冷斋起身，端起茶杯。
送客。
王冷斋的秘书负责把桑岛送出门。按照王冷斋的交代，这个秘书边走边跟桑岛“交心”：这事别说没有批文，就是有批文，也办不了。
桑岛差点跳起来：凭什么？！有批文怎么会办不了。
秘书说你别激动，听我慢慢道来。
知道中国人最敬什么吗？
桑岛怔了一下：皇帝？
那是你们日本！我们中国人最敬祖宗。
你要的那些地方，全是当地农民的祖坟所在地，政府就是下批文，他们也决不会出卖。
桑岛半信半疑：不会吧，那么多地，全是你们中国农民的祖宗坟地？
秘书不高兴了：我还骗你不成，看来你还是对中国不了解啊。北方农村，只要出了村子，外面全是祖坟。
桑岛回去后，让人一打听，果然，大井村外一带大多是坟地，而也的确没几户人家肯转易把土地卖给外国人。
泄气了。
天津驻屯军和北平特务机关向来是一对拳击组合，你方唱罢我登场。这边桑岛刚歇菜，那边新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陆大第29期）就又起炉灶，反正就是不信邪，非攻下来不可。
登门作客不成，那就引蛇出洞吧。
松井发来一封请柬，请王冷斋赴宴。
虽然知道日本人的这顿饭并不好吃，但假使不去，更会让彼方找到寻衅的由头。
学学关二爷单刀赴会。
酒席宴前，起首的节奏都一样，无非是“入席饮酒，举杯相劝”， 而王冷斋也谈笑自若，神色如常。
很快就到“酒至半酣”的时候了。
松井亮招了：有件小事，希望阁下能成全。
王冷斋微微一笑：有什么事请明说。
这种“小事”一定得让他“明说”，要不然他就会趁机弄个筐把你给装进去。
松井手一招，他的秘书斋藤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跑了出来。
手里拿的还是桑岛的那张大井村地图以及一份早就写好的协议。
签个字吧，签了就大功告成了。
《三国演义》中也有这么一出。大家正喝着酒呢，东吴方面就突然逼你“还荆州”了。
云长当时的回答是：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
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谈其它的只会倒了胃口。
王冷斋也是这么说的：席间只是把酒言欢，具体事务今后可以“从长计议”。
说完端起酒杯：请！
日本人行事向来喜欢搞“忧欢派对”，松井做好人，斋藤就做恶人。
他根本就没有碰杯的意思，而是拿出一支笔要硬塞到王冷斋的手里去：王县长既然来了，就必须“赞助”我们。
三国的单刀会一下子变成了战国的渑池会。
如果说大井村是和氏璧，松井就要扮演那仗势欺人、巧取豪夺的秦昭王了。
岂有此理！
王冷斋强忍火气，直言相告：我想，松井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吧，我前来赴宴也是出于同样目的，因此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不可涉及任何政事。
如果你们现在硬要谈判大井村土地问题，这饭就吃不下去了，我们退席！
斋藤忽然一跳，挡在王冷斋前面，那意思：你以为今天还走得了吗？
王冷斋大怒，“勃然挥拳，击桌而起”，拳头捶得桌子嘭嘭响，并凛然怒斥：我知道今天可能要失去自由，没什么了不起，王某在所不惜！
知道蔺相如吗，人家当年就有这么一股子劲头：璧在人在，人亡璧亦不亡，那是刀压在脖子上也不悔的。
见事情闹僵了，对方始终不为所动，松井只好又出来收拾场面：好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继续喝酒。
明攻不成，又来暗袭。
一声令下，喊来一堆涂脂抹粉的日本艺妓跳舞助兴。
说是“助兴”，却暗藏杀机。这跟以前天津驻屯军和29军搞过的“联欢活动”其实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是“武宴”，大家都是武将，自然“请以剑舞”，现在表面上都是文臣，就得弄些别的花头出来了。
跳着跳着，有一个艺妓突然大喊大叫，说是她的一枚戒指掉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戒指，那是钻石的，价值连城啊。
松井一扬手，搜，非把这钻石戒指找出来不可。于是翻沙发的翻沙发，搬桌子的搬桌子，移座椅的移座椅，把房间里搞得乌烟瘴气。
王冷斋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幕丑剧。
看来这枚戒指很有讲究，如果一会再找不到的话，大概就要赖中国人身上了，然后以此为借口，一支笔又得塞过来。
王冷斋起身朝松井拱了拱手。
你们慢慢找吧，在下另有公干，恕不奉陪。
说罢，飘然而去。
剩下的时间，只好让松井一个人“月下独酌”了。
见王冷斋把官方的门关得死死的，松井转而从民间着手。
有人要问，这条路桑岛不是没走通吗，他还来碰这个钉子？
得说松井这个“中国通”真是只老狐狸，他的脑子比桑岛可灵活多了，阳的不成，他来阴的。
与此同时，王冷斋并没有因为暂时得以“奉璧回朝”而掉以轻心。
不久，县政府的科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几十位农民都把地卖给了同一个人。
这是哪位大财主，有如此魄力？
买地的叫谷文富，此人住在天津。
再一查，科员惊呆了。原来卖地的农民，竟然都是大井村的人。
大井村，卖地，天津的“谷财主”，此间必有蹊跷。
王冷斋闻报后，果断处置，专门派员到大井村等地进行调查，真相很快揭露出来。原来这个谷文富是个汉奸，他先以中国人的身份到大井村收购土地，然后再卖给日本北平特务机关。
这便是松井的阴谋：你们中国人不是不肯把土地卖给我们吗，那我就暗中找个中国人来收地。
王冷斋立即布置方案，从天津把谷文富捉拿归案。
谷文富这小子，自以为有日本机关撑腰，在王冷斋审问他时，竟然还敢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想拿他的日本主子仗势压人。
好，你自己也承认了，是与日人勾结来为害国家，那就怪不得我翻脸无情了。
王冷斋乱世用重典，宣布将谷文富予以正法。
明定典刑后，他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找来了一个“日本通”，通过这个“日本通”给松井传话：谷文富盗卖土地，罪不可赦，现已被我“宰首示众”，人证特证皆在，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公示。
既是阴谋，“公示”就不好了，松井怕“公示”，自然也不敢再公开替谷文富“鸣冤叫屈”了。
处置完为虎作伥的汉奸，王冷斋又亲自深入大井村，逐一走访，跟大家讲，天地君亲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国爱民族，出卖祖宗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事。
何况现在的事情还不是光卖地租地那么简单，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这么做，是怀着不可告人的军事政治目的的，因此我们切不可为了区区一点个人小利而损害国家之大利，到最后，大利不保，小利焉能有存？
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你官府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一般都是能通情达理且顾全大局的。经过王冷斋的耐心说服，大井村的居民集体在县府做了一个证明，每个人都在上面加盖手印，声明决不将土地出租或出卖给外人，如果日军要强占的话，即以流血相抗。
为此，当地农民还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保证不向日人出卖国家一寸土地。
松井至此无计可施，而日军扩建营房和飞机场的计划也就此泡汤。
王冷斋以一文官身份，坐镇宛平，却犹如一夫当关，始终未让日本人找到一点缝隙，可谓既保其“璧”，又不辱于人，其才力气节真堪比古之名士。
拿不住王冷斋，日本人又来逼宋哲元。
在松井太久郎无计可施后，另一只“狼”（郎）来了——新近出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
田代从前任那里吸取教训，认识到再让宋哲元自动自发地搞“自治政府”已经没希望了，所以他要以“经济提携”为由，重点打经济渗透战。
无非又是要求修路开矿这些，反正以前萧振瀛在的时候没得逞的，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还是一堆老问题，但是宋哲元倍感吃力。毕竟最善应付这些麻烦事的人不在了。
当然，打了这么多年人事交道，宋哲元的太极功夫也不是一点长进没有，无非两手，一曰拖，一曰推。
拖，既不说是，也不言否，既不拒绝，也不答应，就那样摆在那里，准备摆个天荒地老。
实在拖不过去怎么办？
再推。
推给南京政府，向上面请示，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这手功夫，第一回用，那叫新鲜，第二回用，叫做简单，第三回用，就面临着穿帮的危险了。
田代上了两回当，就不肯再上当了，相反，他还准备让宋哲元上一回当。
他专门派了一个汉奸文人去邀宋赴宴，没说要谈别的事，就是吃饭。宋哲元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去了。
到了田代那里，这鬼子二话不说，就和算计王冷斋一样，如法炮制地把一份早就拟好的“经济提携方案”拿了出来：签字吧！
宋哲元那天不知道是被酒给灌迷糊了，还是发现了“筵席帷幕后暗藏的刀斧手”，总之他竟然真的在上面签字了。
但是一走出天津驻屯军的司令部，给风一吹，脑子就清醒过来了。
我这是犯了大错啊。
想想看吧，连王冷斋那样的的“七品芝麻官”都能够无畏无惧，不辱使命，“主公”的表现却如此糟糕，真是有够窝囊的。
此时，宋哲元文倚秦德纯，武仗冯治安。
按照萧振瀛临走时的安排，宋哲元在两次“丰台事件”后，就对冯治安大加重用。
宋哲元属于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那种孝子。由于老母住在天津，他经常要到天津去探母，暂离北平期间，就由冯治安代理军长。后来更任命冯为河北省主席，将29军的很大一部分军务都交由其主持。
现在，他深悔此次赴日本人的“鸿门宴”，由于没有早作准备，上了大当。为此特地对冯治安说，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咱们得商量好一个对策。
我去之后，如果一切都好，平安无事，那就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会儿就能回来。可是如果你在两个小时之内都接不到我的电话，那就证明情况不妙，得赶紧派兵把吃饭的地方给包围起来，以免我被日本人挟持。
说得挺好，可这毕竟是马后炮了。如今字据都在人家手里，怎么办呢。
不管它，那是他们逼着我签字的，当然无效。
白纸黑字，你说无效就无效？
宋哲元想了一下：那就还照老办法，给他拖着不办。
这回想拖就难了。当年何应钦的一张便条，都可以被解释为“何梅协定”，被紧盯不放，何况条款如此清楚，签字如此明白的一份正式协定。
被日方逼急了，宋哲元只好推到南京政府那里。老蒋不听犹可，一听大怒。
真是蠢到家了，这样的字你也稀里糊涂地签，脑袋长在肩上是干什么用的？
不准执行协定里的所有条款。
你不干，日本人哪肯让啊。
他们来逼宋哲元：别的缓一下还可以，但修路、开矿决不能缓。
宋哲元没有办法，惟有让29军驻南京代表到老蒋这里念苦经。
老蒋闭着眼睛思忖了一会，这样吧，到万不得已时，矿可开，但路绝不能修。
如果允许日本在华北修路，无异于“九一八”之续，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宋哲元或许不知轻重，老蒋岂能不晓其中利害。
在日本人一阵比一阵急促的催逼下，宋哲元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专程赴宁晋见老蒋。
老蒋的答复一点没变：矿可开，路不能修！
以前，你截留税款，我可以谅解。你在背后搞小动作，我也可以既往不咎，或视而不见。但是，修路涉及华北主权，即将触碰国策的底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允许的。
老蒋的脸都板了下来，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和可怕。宋哲元知道后果严重，哪里还敢再把这事往南京“推”。
此时的北平舆论界也对宋哲元签字一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有意为之。
话说得好听，从此服从中央，不再以“特殊自居”，弄了半天，你不还在朝着“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向走”吗？
宋哲元异常尴尬，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
拖和推都不顶用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以前也施过的一招，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索性躲起来。
如果自己选择隐身，前台必须有人帮着打理，而打理的人，武可托付冯治安，文则须交代给秦德纯。
冯治安那边没有问题，本来很大一部分军务就交给他代理了，倒是秦德纯这里，责任太大，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
于是宋哲元便把秦德纯叫过去，告诉对方：现在日本人都把矛头针对着我，实在很难应付，不如我请几个月假，托辞到山东老家去给死去的老爸修墓，这里由你来负责周旋，你看怎么样？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适当应付办法”的，而且字是我签的，我不在，你应付时伸缩余地也比较大。
萧振瀛走后，宋哲元最信任的就是秦德纯。他认为这位老伙计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慨然应之，未料“秦军师”却是一脸难色。
相比于“萧军师”，“秦军师”在与“主公”相处时更加注意把握分寸和尺度，言语行动都十分小心，就生怕一点不慎引起对方的猜忌。
朝廷之上，最信任有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所谓伴君如伴虎是也。现在“主公”说希望自己离开后，这里由你负责，结果你痛痛快快就答应了，给人印象乐得跟什么似的，你意欲何为？
在这方面，萧振瀛倒是个爽快人，喜欢勇挑重担，可他不就因此吃亏了吗，还吃了大亏，从此失去了“主公”的欢心，连栖身之所都找不到了。他秦德纯可不愿做第二个萧振瀛。
所以得婉拒，一定得婉拒，还要记住提醒宋哲元：中央现在把防守华北的责任都交给你，即使你老人家躲在山窝窝里，一旦出了状况，老蒋还是一样会拿你是问的。
听起来，好象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可这就等于告诉“主公”：整个华北都是你的，离了你，谁都不要想逞英雄。
知道宋秦的关系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好，就跟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一样吗？
就因为宋哲元认定秦德纯这人“人性”，无野心，是个“忠臣”。
那我就留下来再看看吧。
作为对手，田代和松井这两只“日本狼”均非善辈，对中国人人性弱点的了解和利用，并不逊色于先前的土肥原、松室。
见宋哲元仍然在咬牙“硬顶”，他们意识到还必须到29军内部来做点文章。
视线集中在了任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身上。
天津的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比北平还多。这些人和整天聚在宋哲元周围的那些蜂蜂蝶蝶差不多，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要想自己“人前显贵”，那就得先让“主人家”贵起来，如此才能攀龙附凤，水涨船高。
都不需要田代前去“多做工作”，天天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就自觉自愿地在张自忠面前聒噪起来——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嫡系？
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啊。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吧，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是缺乏合作这一细胞的，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决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 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拉拉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哪里？
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打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便准备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这个曹锟为人其实并不算十分糟糕，他和吴佩孚一样，后来宁愿喝西北风也不愿担任伪职，颇有民族气节。之所以当年闹出“贿选”这样的丑闻，其实是因为他跟那个搞复辟出名的“辫帅”张勋一样，没有什么现代政治的意识。
张勋复辟，不是他真的想当遗老遗少，而是觉得非此找不到其它“起事”的理由。等到行动失败，听人家一讲，原来现在没人爱皇帝了，他都傻了。
怎么以前没人跟我说过啊？！真是后悔死了。
曹锟的头脑更简单。他是小商贩出身，以前是卖布的，就知道投资才有回报的道理。
现在要让人给我投票，不给对方一点“意思”，人家凭什么一定要选你啊？
岂止曹张如此，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又能好到哪去，谁又真的明白“民主”、“共和”这些舶来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美国人曾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说，你们的民国，不过是美国共和政体的复制品，而且还是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那种，沙丘之上的空中楼阁罢了，是一定会倒的。
不能不说，这也是近代大家争相“把线装书扔到阴沟里去”所造成的恶果。洋人的那一套固然是好，可你真懂，或者会用吗？
可想而知，糊涂到这个份上的“曹总统”，自然也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事实上，他也确实就是朝廷的一摆设，平时诸事不问。“曹吴配”当家的是吴，也就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一个名义上的冀察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
经过暗中的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的齐燮元、张璧，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与其说齐燮元、张璧这帮人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好在宋哲元自西安事变以来，在秦德纯的辅佐下，已逐渐看清了全国大势，知道统一和抗战系人心所向，是不能违背的。
他不仅派秦德纯为代表出席***五届三中全会，还公开宣布，我们冀察搞外交，一定以中央政策是从，决不会再以地位特殊自居。
此前，他把周围一些汉奸文人“献”给他的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都一把火给烧掉了。
一句话，“高度自治”这玩意，以后谁也不准提。
宋哲元立志要做一个好人，日本人却不想让他就这么从手指间溜掉。
自从日军不战而取丰台后，北平周边的防御态势已变得岌岌可危：西边，有驻于附近的天津驻屯军；东边，有汉奸殷汝耕控制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边，有满蒙军和关东军。
只有西南面尚可一守，那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而这里也已经成为北平通往中原的唯一要道。
宛平有个县长叫王冷斋，此亦非寻常之人。
王县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与秦德纯是同学。弃武从政后，因为秦的介绍，曾担任过北平市政府参事兼宣传室主任。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深知宛平的重要，除派强兵能将扼守外，又在这里设专员公署，特命王冷斋为县长兼督察专员。
王冷斋刚到任，屁股还没坐热，日本人就如影相随地跟了过来。
天津驻屯军参谋桑岛第一个“驾到”。
桑岛一进门就对王冷斋说，最近部队运输出现了一些困难，兵营也不够用。
奇怪了，你有困难跟我说干什么，你的部队又不归我管。
桑岛可不是这么认为的。这哥们自来熟，俨然他是主，王冷斋反成了客。
他拿出一张地图。
看清楚没有，从丰台到卢沟桥，这中间叫做大井村，你把大井村外的6000 亩土地拨给我吧，好让我们早点打桩围地，建造机场和营房，那样困难就都解决了。
桑岛一副颐指气使的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冷斋是他的下属哩。
要是一般人，王冷斋得扇他一大嘴巴：你妈贵姓，懂不懂礼貌，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可是眼前的人不是一般人，那是日本人，不能随便和他翻脸。
王冷斋说：我刚刚到任，前任县长在这方面没有移交给我任何案卷，因此需要向上级请示后再给你答复。
虽然话很婉转，可桑岛也能听出对方是在拒绝，马上便拉长了脸：还请示什么请示，你的上司早就同意了，到你这里无非是过一下手续。
这是日本人经常运用的一招，靠两边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来制住你。心理素质差一点的，还真得着了他的道。
王冷斋依然是一脸的沉静，他伸出手。
好的，那请把批文取出来让我验看一下。
桑岛傻了。他不过是信口开河，“灵机一动”，胡诌出来想诈对方一把的，哪里真有什么“上司批文”。
这小日本的脸立刻成了猴子屁股，真是坐也不是，立也不成，支支吾吾，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囫囵话了。
王冷斋起身，端起茶杯。
送客。
王冷斋的秘书负责把桑岛送出门。按照王冷斋的交代，这个秘书边走边跟桑岛“交心”：这事别说没有批文，就是有批文，也办不了。
桑岛差点跳起来：凭什么？！有批文怎么会办不了。
秘书说你别激动，听我慢慢道来。
知道中国人最敬什么吗？
桑岛怔了一下：皇帝？
那是你们日本！我们中国人最敬祖宗。
你要的那些地方，全是当地农民的祖坟所在地，政府就是下批文，他们也决不会出卖。
桑岛半信半疑：不会吧，那么多地，全是你们中国农民的祖宗坟地？
秘书不高兴了：我还骗你不成，看来你还是对中国不了解啊。北方农村，只要出了村子，外面全是祖坟。
桑岛回去后，让人一打听，果然，大井村外一带大多是坟地，而也的确没几户人家肯转易把土地卖给外国人。
泄气了。
天津驻屯军和北平特务机关向来是一对拳击组合，你方唱罢我登场。这边桑岛刚歇菜，那边新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陆大第29期）就又起炉灶，反正就是不信邪，非攻下来不可。
登门作客不成，那就引蛇出洞吧。
松井发来一封请柬，请王冷斋赴宴。
虽然知道日本人的这顿饭并不好吃，但假使不去，更会让彼方找到寻衅的由头。
学学关二爷单刀赴会。
酒席宴前，起首的节奏都一样，无非是“入席饮酒，举杯相劝”， 而王冷斋也谈笑自若，神色如常。
很快就到“酒至半酣”的时候了。
松井亮招了：有件小事，希望阁下能成全。
王冷斋微微一笑：有什么事请明说。
这种“小事”一定得让他“明说”，要不然他就会趁机弄个筐把你给装进去。
松井手一招，他的秘书斋藤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跑了出来。
手里拿的还是桑岛的那张大井村地图以及一份早就写好的协议。
签个字吧，签了就大功告成了。
《三国演义》中也有这么一出。大家正喝着酒呢，东吴方面就突然逼你“还荆州”了。
云长当时的回答是：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
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谈其它的只会倒了胃口。
王冷斋也是这么说的：席间只是把酒言欢，具体事务今后可以“从长计议”。
说完端起酒杯：请！
日本人行事向来喜欢搞“忧欢派对”，松井做好人，斋藤就做恶人。
他根本就没有碰杯的意思，而是拿出一支笔要硬塞到王冷斋的手里去：王县长既然来了，就必须“赞助”我们。
三国的单刀会一下子变成了战国的渑池会。
如果说大井村是和氏璧，松井就要扮演那仗势欺人、巧取豪夺的秦昭王了。
岂有此理！
王冷斋强忍火气，直言相告：我想，松井阁下设宴是为了中日友好吧，我前来赴宴也是出于同样目的，因此宴席之间只能谈笑言欢，不可涉及任何政事。
如果你们现在硬要谈判大井村土地问题，这饭就吃不下去了，我们退席！
斋藤忽然一跳，挡在王冷斋前面，那意思：你以为今天还走得了吗？
王冷斋大怒，“勃然挥拳，击桌而起”，拳头捶得桌子嘭嘭响，并凛然怒斥：我知道今天可能要失去自由，没什么了不起，王某在所不惜！
知道蔺相如吗，人家当年就有这么一股子劲头：璧在人在，人亡璧亦不亡，那是刀压在脖子上也不悔的。
见事情闹僵了，对方始终不为所动，松井只好又出来收拾场面：好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继续喝酒。
明攻不成，又来暗袭。
一声令下，喊来一堆涂脂抹粉的日本艺妓跳舞助兴。
说是“助兴”，却暗藏杀机。这跟以前天津驻屯军和29军搞过的“联欢活动”其实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是“武宴”，大家都是武将，自然“请以剑舞”，现在表面上都是文臣，就得弄些别的花头出来了。
跳着跳着，有一个艺妓突然大喊大叫，说是她的一枚戒指掉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戒指，那是钻石的，价值连城啊。
松井一扬手，搜，非把这钻石戒指找出来不可。于是翻沙发的翻沙发，搬桌子的搬桌子，移座椅的移座椅，把房间里搞得乌烟瘴气。
王冷斋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幕丑剧。
看来这枚戒指很有讲究，如果一会再找不到的话，大概就要赖中国人身上了，然后以此为借口，一支笔又得塞过来。
王冷斋起身朝松井拱了拱手。
你们慢慢找吧，在下另有公干，恕不奉陪。
说罢，飘然而去。
剩下的时间，只好让松井一个人“月下独酌”了。
见王冷斋把官方的门关得死死的，松井转而从民间着手。
有人要问，这条路桑岛不是没走通吗，他还来碰这个钉子？
得说松井这个“中国通”真是只老狐狸，他的脑子比桑岛可灵活多了，阳的不成，他来阴的。
与此同时，王冷斋并没有因为暂时得以“奉璧回朝”而掉以轻心。
不久，县政府的科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几十位农民都把地卖给了同一个人。
这是哪位大财主，有如此魄力？
买地的叫谷文富，此人住在天津。
再一查，科员惊呆了。原来卖地的农民，竟然都是大井村的人。
大井村，卖地，天津的“谷财主”，此间必有蹊跷。
王冷斋闻报后，果断处置，专门派员到大井村等地进行调查，真相很快揭露出来。原来这个谷文富是个汉奸，他先以中国人的身份到大井村收购土地，然后再卖给日本北平特务机关。
这便是松井的阴谋：你们中国人不是不肯把土地卖给我们吗，那我就暗中找个中国人来收地。
王冷斋立即布置方案，从天津把谷文富捉拿归案。
谷文富这小子，自以为有日本机关撑腰，在王冷斋审问他时，竟然还敢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想拿他的日本主子仗势压人。
好，你自己也承认了，是与日人勾结来为害国家，那就怪不得我翻脸无情了。
王冷斋乱世用重典，宣布将谷文富予以正法。
明定典刑后，他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找来了一个“日本通”，通过这个“日本通”给松井传话：谷文富盗卖土地，罪不可赦，现已被我“宰首示众”，人证特证皆在，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公示。
既是阴谋，“公示”就不好了，松井怕“公示”，自然也不敢再公开替谷文富“鸣冤叫屈”了。
处置完为虎作伥的汉奸，王冷斋又亲自深入大井村，逐一走访，跟大家讲，天地君亲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国爱民族，出卖祖宗庐墓是大逆不道的事。
何况现在的事情还不是光卖地租地那么简单，日本人狼子野心，他们这么做，是怀着不可告人的军事政治目的的，因此我们切不可为了区区一点个人小利而损害国家之大利，到最后，大利不保，小利焉能有存？
中国的老百姓，只要你官府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一般都是能通情达理且顾全大局的。经过王冷斋的耐心说服，大井村的居民集体在县府做了一个证明，每个人都在上面加盖手印，声明决不将土地出租或出卖给外人，如果日军要强占的话，即以流血相抗。
为此，当地农民还组织起来实行联保制，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保证不向日人出卖国家一寸土地。
松井至此无计可施，而日军扩建营房和飞机场的计划也就此泡汤。
王冷斋以一文官身份，坐镇宛平，却犹如一夫当关，始终未让日本人找到一点缝隙，可谓既保其“璧”，又不辱于人，其才力气节真堪比古之名士。
拿不住王冷斋，日本人又来逼宋哲元。
在松井太久郎无计可施后，另一只“狼”（郎）来了——新近出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
田代从前任那里吸取教训，认识到再让宋哲元自动自发地搞“自治政府”已经没希望了，所以他要以“经济提携”为由，重点打经济渗透战。
无非又是要求修路开矿这些，反正以前萧振瀛在的时候没得逞的，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还是一堆老问题，但是宋哲元倍感吃力。毕竟最善应付这些麻烦事的人不在了。
当然，打了这么多年人事交道，宋哲元的太极功夫也不是一点长进没有，无非两手，一曰拖，一曰推。
拖，既不说是，也不言否，既不拒绝，也不答应，就那样摆在那里，准备摆个天荒地老。
实在拖不过去怎么办？
再推。
推给南京政府，向上面请示，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这手功夫，第一回用，那叫新鲜，第二回用，叫做简单，第三回用，就面临着穿帮的危险了。
田代上了两回当，就不肯再上当了，相反，他还准备让宋哲元上一回当。
他专门派了一个汉奸文人去邀宋赴宴，没说要谈别的事，就是吃饭。宋哲元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去了。
到了田代那里，这鬼子二话不说，就和算计王冷斋一样，如法炮制地把一份早就拟好的“经济提携方案”拿了出来：签字吧！
宋哲元那天不知道是被酒给灌迷糊了，还是发现了“筵席帷幕后暗藏的刀斧手”，总之他竟然真的在上面签字了。
但是一走出天津驻屯军的司令部，给风一吹，脑子就清醒过来了。
我这是犯了大错啊。
想想看吧，连王冷斋那样的的“七品芝麻官”都能够无畏无惧，不辱使命，“主公”的表现却如此糟糕，真是有够窝囊的。
此时，宋哲元文倚秦德纯，武仗冯治安。
按照萧振瀛临走时的安排，宋哲元在两次“丰台事件”后，就对冯治安大加重用。
宋哲元属于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那种孝子。由于老母住在天津，他经常要到天津去探母，暂离北平期间，就由冯治安代理军长。后来更任命冯为河北省主席，将29军的很大一部分军务都交由其主持。
现在，他深悔此次赴日本人的“鸿门宴”，由于没有早作准备，上了大当。为此特地对冯治安说，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咱们得商量好一个对策。
我去之后，如果一切都好，平安无事，那就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会儿就能回来。可是如果你在两个小时之内都接不到我的电话，那就证明情况不妙，得赶紧派兵把吃饭的地方给包围起来，以免我被日本人挟持。
说得挺好，可这毕竟是马后炮了。如今字据都在人家手里，怎么办呢。
不管它，那是他们逼着我签字的，当然无效。
白纸黑字，你说无效就无效？
宋哲元想了一下：那就还照老办法，给他拖着不办。
这回想拖就难了。当年何应钦的一张便条，都可以被解释为“何梅协定”，被紧盯不放，何况条款如此清楚，签字如此明白的一份正式协定。
被日方逼急了，宋哲元只好推到南京政府那里。老蒋不听犹可，一听大怒。
真是蠢到家了，这样的字你也稀里糊涂地签，脑袋长在肩上是干什么用的？
不准执行协定里的所有条款。
你不干，日本人哪肯让啊。
他们来逼宋哲元：别的缓一下还可以，但修路、开矿决不能缓。
宋哲元没有办法，惟有让29军驻南京代表到老蒋这里念苦经。
老蒋闭着眼睛思忖了一会，这样吧，到万不得已时，矿可开，但路绝不能修。
如果允许日本在华北修路，无异于“九一八”之续，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宋哲元或许不知轻重，老蒋岂能不晓其中利害。
在日本人一阵比一阵急促的催逼下，宋哲元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专程赴宁晋见老蒋。
老蒋的答复一点没变：矿可开，路不能修！
以前，你截留税款，我可以谅解。你在背后搞小动作，我也可以既往不咎，或视而不见。但是，修路涉及华北主权，即将触碰国策的底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允许的。
老蒋的脸都板了下来，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和可怕。宋哲元知道后果严重，哪里还敢再把这事往南京“推”。
此时的北平舆论界也对宋哲元签字一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有意为之。
话说得好听，从此服从中央，不再以“特殊自居”，弄了半天，你不还在朝着“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向走”吗？
宋哲元异常尴尬，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
拖和推都不顶用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以前也施过的一招，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索性躲起来。
如果自己选择隐身，前台必须有人帮着打理，而打理的人，武可托付冯治安，文则须交代给秦德纯。
冯治安那边没有问题，本来很大一部分军务就交给他代理了，倒是秦德纯这里，责任太大，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
于是宋哲元便把秦德纯叫过去，告诉对方：现在日本人都把矛头针对着我，实在很难应付，不如我请几个月假，托辞到山东老家去给死去的老爸修墓，这里由你来负责周旋，你看怎么样？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适当应付办法”的，而且字是我签的，我不在，你应付时伸缩余地也比较大。
萧振瀛走后，宋哲元最信任的就是秦德纯。他认为这位老伙计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慨然应之，未料“秦军师”却是一脸难色。
相比于“萧军师”，“秦军师”在与“主公”相处时更加注意把握分寸和尺度，言语行动都十分小心，就生怕一点不慎引起对方的猜忌。
朝廷之上，最信任有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所谓伴君如伴虎是也。现在“主公”说希望自己离开后，这里由你负责，结果你痛痛快快就答应了，给人印象乐得跟什么似的，你意欲何为？
在这方面，萧振瀛倒是个爽快人，喜欢勇挑重担，可他不就因此吃亏了吗，还吃了大亏，从此失去了“主公”的欢心，连栖身之所都找不到了。他秦德纯可不愿做第二个萧振瀛。
所以得婉拒，一定得婉拒，还要记住提醒宋哲元：中央现在把防守华北的责任都交给你，即使你老人家躲在山窝窝里，一旦出了状况，老蒋还是一样会拿你是问的。
听起来，好象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可这就等于告诉“主公”：整个华北都是你的，离了你，谁都不要想逞英雄。
知道宋秦的关系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好，就跟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一样吗？
就因为宋哲元认定秦德纯这人“人性”，无野心，是个“忠臣”。
那我就留下来再看看吧。
作为对手，田代和松井这两只“日本狼”均非善辈，对中国人人性弱点的了解和利用，并不逊色于先前的土肥原、松室。
见宋哲元仍然在咬牙“硬顶”，他们意识到还必须到29军内部来做点文章。
视线集中在了任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身上。
天津的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比北平还多。这些人和整天聚在宋哲元周围的那些蜂蜂蝶蝶差不多，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要想自己“人前显贵”，那就得先让“主人家”贵起来，如此才能攀龙附凤，水涨船高。
都不需要田代前去“多做工作”，天天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就自觉自愿地在张自忠面前聒噪起来——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嫡系？
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啊。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吧，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是缺乏合作这一细胞的，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决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 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拉拉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哪里？
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打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便准备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这个曹锟为人其实并不算十分糟糕，他和吴佩孚一样，后来宁愿喝西北风也不愿担任伪职，颇有民族气节。之所以当年闹出“贿选”这样的丑闻，其实是因为他跟那个搞复辟出名的“辫帅”张勋一样，没有什么现代政治的意识。
张勋复辟，不是他真的想当遗老遗少，而是觉得非此找不到其它“起事”的理由。等到行动失败，听人家一讲，原来现在没人爱皇帝了，他都傻了。
怎么以前没人跟我说过啊？！真是后悔死了。
曹锟的头脑更简单。他是小商贩出身，以前是卖布的，就知道投资才有回报的道理。
现在要让人给我投票，不给对方一点“意思”，人家凭什么一定要选你啊？
岂止曹张如此，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又能好到哪去，谁又真的明白“民主”、“共和”这些舶来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美国人曾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说，你们的民国，不过是美国共和政体的复制品，而且还是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那种，沙丘之上的空中楼阁罢了，是一定会倒的。
不能不说，这也是近代大家争相“把线装书扔到阴沟里去”所造成的恶果。洋人的那一套固然是好，可你真懂，或者会用吗？
可想而知，糊涂到这个份上的“曹总统”，自然也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事实上，他也确实就是朝廷的一摆设，平时诸事不问。“曹吴配”当家的是吴，也就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一个名义上的冀察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
经过暗中的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的齐燮元、张璧，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与其说齐燮元、张璧这帮人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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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02 pm
这时候就想到了要借助29军以外的力量。
关键是看谁能够制约宋哲元。
南京政府？
别开玩笑了，虽说宋哲元有些惧老蒋，但从心理上他并不真正害怕那个银样蜡枪头的中央政府。
说穿了，宋哲元忌惮的还是日本人。
不光宋哲元，当时的29军高层中，除冯冶安等个别人以外，很多人都有惧日心理。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这种心理基础最早还是来自于让29军一举成名的长城抗战。
在那次战役中，29军在前期打得确实堪称精彩，可是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就不行了，部队已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宋哲元自己也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
开始还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就知道那只虎的厉害了，毕竟不是纸做或者动物园圈养的，野性很大，力道很足，凶猛的很哩。
宋哲元在与日交涉时为什么一再退让，甚至该争的时候也不据理力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怕跟日本人真的打起来，自己不仅损兵折将，还会整个失去华北地盘——由惧日转化为惧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知道宋哲元有“惧”的一面，张自忠就在一群帮闲的怂恿下，打起了“以日制宋”的主意。
日本人一直猫着腰在旁边看好戏，早就等不及了，他们顺势把张自忠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不久，宋哲元就接到日方邀请，希望他能组团赴日考察。
宋哲元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去吧，万一日方趁机拿“经济提携方案”出来纠缠，在人家地面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是不去吧，又可能“凭白无故”地得罪日本人：对你不好，你有意见，可我要是对你好一点吧，你又不赏脸。
两难择其中，他便让张自忠率参观团赴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曾为冯玉祥秘书，时任政委会秘书长的戈定远事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内幕。
原来张自忠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这个“主公”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张自忠高高兴兴地带着手下几个旅长来到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组织宴请，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我们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以自重”的打算，可仅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当着老蒋的面保证：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一定会“永葆忠贞”。这不是纯粹的大话。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不是一两个首脑人物就能随意变更的。
宋哲元怎么样，身为华北土皇帝，可要是明着投降日本人，部队一样会不听约束，让他变成纯粹的孤家寡人。
显然，即使张自忠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上，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此后，张自忠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东京之行结束，要回国了。虽然此事并未上报南京政府，但既处于如此敏感关头，时间又长达一个多月，你再刻意隐瞒，也瞒不住国内外媒体和耳目众多的老蒋。
后者一听就急了。
他不会去找张自忠，而是直奔宋哲元。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日外交关系十分微妙，为什么不通过中央政府，就擅自派张自忠去日本？
宋哲元不能说张自忠不是自己派的，更不好意思露出“宋张相争”的家丑来，只好辩驳说，此举纯系私人交情，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张自忠和东条个人之间的应酬，无关国政大事。
此话不说则可，一说，老蒋拍案而起。
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大夫无私交”，这句话你不懂吗？
宋哲元虽是武人出身，却也上过私塾，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孔子著《春秋》，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言臣当一一禀命，无自专之道也。
什么意思呢？
你做臣子也好，居地方诸侯也罢，没有天子之命，是不能随随便便把公家事当私人活干的，此之谓“大夫无私交”。
三国时候，诸葛亮和诸葛瑾那是一对亲兄弟，但都明白身为“朝廷大夫”，大家各为其主，只有公务往来，是不可以有任何私交的（“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老蒋越说越上火：你们跟东条总比不上人家亲兄弟吧，有什么事情不能交给外交部来办，非要背着政府偷偷来往，显得你们多亲近似的。
宋哲元无地自容，亦无言以对。
日人邀张参观，本就是这样一个一箭三雕之计：拉拢张自忠，瓦解29军，对南京外交施以压力。
除了第一点未完全得逞外，后面两点均多少见到了一些成效。
老蒋认为，29军背着中央私自赴日“参观”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严办，否则华北将不可收拾。
当然不能直接“办”宋哲元本人，而是撤掉张自忠，换个人去天津（“易人以代”）。
然而，宋哲元可以撤无军权的萧振瀛，却哪里能动得了兵权在握的张自忠。他就像当年张学良对待树大根深的汤玉麟汤二虎那样，不仅没将张自忠撤职，反而还发了个电报给对方，说只要有大哥一口饭吃，兄弟你就饿不着（“我任冀察委员长一日，即可维持一日津市之地位”）。
谁都看得出，这是讨好他的张兄弟的，但此举却把老蒋给深深激怒了。
你不换张，我就换你。
为了在华北抵御日本人，老蒋设想了一个新的三角模式。在这一“三角”中，左翼是阎锡山，右翼是韩复榘，居中为宋哲元。现在左右两翼特别是老阎那里，表面上已经越来越听话了，暂时不用过于担心。说来说去，老蒋最放不下的还是正面的宋哲元。
在老蒋看来，中央的人事命令都“为宋所梗”，无法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你们竟然都可以私自“应邀”到日本去“参观”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能预料？
过去老蒋曾想以“剿共”之名，把29军调到南方去，但最后无疾而终，这个心思就不能再动了。军队动不了，那就只能动军头。
可宋哲元是什么人物，哪里是想换就能换得了的。这时候老蒋就想到了一个人——刘峙。
老蒋的办法是，用刘峙来与宋哲元对调，让后者离开北平，从而确保中央对华北的主动权。
但是另一方面，“对调”并不比直接换人来得容易。宋哲元又不傻，他怎么肯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呢。
29军难搞，老蒋就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恰恰是29军这支“新西北军”脱胎的所在——老西北军。
老西北军的实体当然是没有了，但老领导还在。
冯玉祥一听老蒋要派他去华北做说客，眉头就皱到了一块。
别的活我可以干，这个活我却干不了——当初我搞抗日同盟军，还是他把我从张家口赶走的哩，多一天都不让我呆，我如何能说服的了他。
直接跟宋哲元讲，谁都知道，没戏。
可是话又说回来，老蒋找老冯，也不是一定要他亲自去说服宋哲元。
只要能让这个宋某走人，什么办法不是办法。
见此情景，帐下走出二人，定睛一看，却是老冯的两位僚属：石敬亭和鹿钟麟。
石鹿献上一计，名曰：釜底抽薪。
宋哲元所恃者，无非底下四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外加一个张自忠。眼下传闻张自忠与宋不和，只要把冯刘赵搞定，那宋哲元不就玩不转了吗（“宋成孤立无能为矣”）。
游说的工作就转到了四将身上。
然而石鹿恰恰忽略了一点，29军内部虽有矛盾，但这些人要想吃上一口好饭，暂时都少不了宋哲元这棵大树在前面撑着，一旦宋有事，大家伙屁股底下的位子可就都坐不安稳了。即算是张自忠，在无法顺利扳倒宋哲元之前，也不愿意把宋张不和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道。
于是当石鹿找上门以后，四将步调一致，都口口声声说宋哲元对我们很好（“待之素厚”）。至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他们回答得也很巧妙：要不要换宋哲元，那是中央权衡决定的事，我们这些师长可干涉不了。
调走宋哲元的事只得不了了之。
倭寇逼迫，老蒋动怒，内部又摆不平，这使宋哲元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现在老蒋暗中动自己手脚，他正好借此“拂衣而去”。
“主公”之难，秦德纯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宋哲元说自己“虚火上升，耳鸣不已”，所以非得“请假回籍”去山东时，他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挽留了。
宋哲元走时，留给秦德纯一计，可谓之“不降不战”：有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不能接受，这叫“不降”，但我们又不能轻易和日军开战，所以为免激怒对方，也不要马上“谢绝”，这叫“不战”。
在秦德纯看来，这哪是“计”，分明是让他走钢丝，而且此招宋哲元自己也早就用过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好使，这位“主公”会想到要躲起来吗？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满洲事变”将在华北重演，这一消息在东京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卢沟桥毕竟不是柳条湖，29军也不比当年北大营的东北军。此时在29军负军事主责的是冯治安，面对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的大演习，他迅速作出了反应。
北平城里开始实施夜间特别戒严，各个城门都增加了卫兵。除固定哨兵外，为了防止日军晚上偷袭，又加了流动哨。
在城外，北面和东面都修筑或加固了散兵壕，南面则禁止日军在卢沟铁桥附近自由行动。
此时的北平实际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能够联系后方，或者说唯一的退路，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倘若宛平失守，则北平将成孤城矣。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金振中营）在那里驻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营，而是加强营，相当于团，除有4个步兵连外，还有1个重机枪连以及轻重迫击炮连各1，应该说，不管是人员还是武器配备，在29军中都属上乘。
这样的强力部队，长官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营长金振中曾参加过中原大战和长城抗战，是个光凭鼻子轻轻一嗅，就能闻出战争味道的老兵。
丰台日军忽然说他们玩腻了，得换个地儿继续演习。
到哪里去呢？到长辛店。
长辛店是金振中所属团部（吉星文团）所在地，而且这里可与宛平相互支援，极其重要，如何能让日军随意染指。
金振中当即予以拒绝，而事后也证明，长辛店成了卢沟桥得失的关键所在。
日军要过，咱们不让他过，双方针尖对麦芒，枪对着枪，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站久了腿是要酸的。日本人没像我们一样练过站桩，扎过马步，所以挺不住了，只得怏怏退回丰台。
关键是看谁能够制约宋哲元。
南京政府？
别开玩笑了，虽说宋哲元有些惧老蒋，但从心理上他并不真正害怕那个银样蜡枪头的中央政府。
说穿了，宋哲元忌惮的还是日本人。
不光宋哲元，当时的29军高层中，除冯冶安等个别人以外，很多人都有惧日心理。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这种心理基础最早还是来自于让29军一举成名的长城抗战。
在那次战役中，29军在前期打得确实堪称精彩，可是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就不行了，部队已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宋哲元自己也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
开始还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就知道那只虎的厉害了，毕竟不是纸做或者动物园圈养的，野性很大，力道很足，凶猛的很哩。
宋哲元在与日交涉时为什么一再退让，甚至该争的时候也不据理力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怕跟日本人真的打起来，自己不仅损兵折将，还会整个失去华北地盘——由惧日转化为惧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知道宋哲元有“惧”的一面，张自忠就在一群帮闲的怂恿下，打起了“以日制宋”的主意。
日本人一直猫着腰在旁边看好戏，早就等不及了，他们顺势把张自忠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不久，宋哲元就接到日方邀请，希望他能组团赴日考察。
宋哲元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去吧，万一日方趁机拿“经济提携方案”出来纠缠，在人家地面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是不去吧，又可能“凭白无故”地得罪日本人：对你不好，你有意见，可我要是对你好一点吧，你又不赏脸。
两难择其中，他便让张自忠率参观团赴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曾为冯玉祥秘书，时任政委会秘书长的戈定远事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内幕。
原来张自忠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这个“主公”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张自忠高高兴兴地带着手下几个旅长来到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组织宴请，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我们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以自重”的打算，可仅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当着老蒋的面保证：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一定会“永葆忠贞”。这不是纯粹的大话。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不是一两个首脑人物就能随意变更的。
宋哲元怎么样，身为华北土皇帝，可要是明着投降日本人，部队一样会不听约束，让他变成纯粹的孤家寡人。
显然，即使张自忠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上，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此后，张自忠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东京之行结束，要回国了。虽然此事并未上报南京政府，但既处于如此敏感关头，时间又长达一个多月，你再刻意隐瞒，也瞒不住国内外媒体和耳目众多的老蒋。
后者一听就急了。
他不会去找张自忠，而是直奔宋哲元。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日外交关系十分微妙，为什么不通过中央政府，就擅自派张自忠去日本？
宋哲元不能说张自忠不是自己派的，更不好意思露出“宋张相争”的家丑来，只好辩驳说，此举纯系私人交情，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张自忠和东条个人之间的应酬，无关国政大事。
此话不说则可，一说，老蒋拍案而起。
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大夫无私交”，这句话你不懂吗？
宋哲元虽是武人出身，却也上过私塾，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孔子著《春秋》，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言臣当一一禀命，无自专之道也。
什么意思呢？
你做臣子也好，居地方诸侯也罢，没有天子之命，是不能随随便便把公家事当私人活干的，此之谓“大夫无私交”。
三国时候，诸葛亮和诸葛瑾那是一对亲兄弟，但都明白身为“朝廷大夫”，大家各为其主，只有公务往来，是不可以有任何私交的（“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老蒋越说越上火：你们跟东条总比不上人家亲兄弟吧，有什么事情不能交给外交部来办，非要背着政府偷偷来往，显得你们多亲近似的。
宋哲元无地自容，亦无言以对。
日人邀张参观，本就是这样一个一箭三雕之计：拉拢张自忠，瓦解29军，对南京外交施以压力。
除了第一点未完全得逞外，后面两点均多少见到了一些成效。
老蒋认为，29军背着中央私自赴日“参观”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严办，否则华北将不可收拾。
当然不能直接“办”宋哲元本人，而是撤掉张自忠，换个人去天津（“易人以代”）。
然而，宋哲元可以撤无军权的萧振瀛，却哪里能动得了兵权在握的张自忠。他就像当年张学良对待树大根深的汤玉麟汤二虎那样，不仅没将张自忠撤职，反而还发了个电报给对方，说只要有大哥一口饭吃，兄弟你就饿不着（“我任冀察委员长一日，即可维持一日津市之地位”）。
谁都看得出，这是讨好他的张兄弟的，但此举却把老蒋给深深激怒了。
你不换张，我就换你。
为了在华北抵御日本人，老蒋设想了一个新的三角模式。在这一“三角”中，左翼是阎锡山，右翼是韩复榘，居中为宋哲元。现在左右两翼特别是老阎那里，表面上已经越来越听话了，暂时不用过于担心。说来说去，老蒋最放不下的还是正面的宋哲元。
在老蒋看来，中央的人事命令都“为宋所梗”，无法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你们竟然都可以私自“应邀”到日本去“参观”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能预料？
过去老蒋曾想以“剿共”之名，把29军调到南方去，但最后无疾而终，这个心思就不能再动了。军队动不了，那就只能动军头。
可宋哲元是什么人物，哪里是想换就能换得了的。这时候老蒋就想到了一个人——刘峙。
老蒋的办法是，用刘峙来与宋哲元对调，让后者离开北平，从而确保中央对华北的主动权。
但是另一方面，“对调”并不比直接换人来得容易。宋哲元又不傻，他怎么肯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呢。
29军难搞，老蒋就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恰恰是29军这支“新西北军”脱胎的所在——老西北军。
老西北军的实体当然是没有了，但老领导还在。
冯玉祥一听老蒋要派他去华北做说客，眉头就皱到了一块。
别的活我可以干，这个活我却干不了——当初我搞抗日同盟军，还是他把我从张家口赶走的哩，多一天都不让我呆，我如何能说服的了他。
直接跟宋哲元讲，谁都知道，没戏。
可是话又说回来，老蒋找老冯，也不是一定要他亲自去说服宋哲元。
只要能让这个宋某走人，什么办法不是办法。
见此情景，帐下走出二人，定睛一看，却是老冯的两位僚属：石敬亭和鹿钟麟。
石鹿献上一计，名曰：釜底抽薪。
宋哲元所恃者，无非底下四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外加一个张自忠。眼下传闻张自忠与宋不和，只要把冯刘赵搞定，那宋哲元不就玩不转了吗（“宋成孤立无能为矣”）。
游说的工作就转到了四将身上。
然而石鹿恰恰忽略了一点，29军内部虽有矛盾，但这些人要想吃上一口好饭，暂时都少不了宋哲元这棵大树在前面撑着，一旦宋有事，大家伙屁股底下的位子可就都坐不安稳了。即算是张自忠，在无法顺利扳倒宋哲元之前，也不愿意把宋张不和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道。
于是当石鹿找上门以后，四将步调一致，都口口声声说宋哲元对我们很好（“待之素厚”）。至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他们回答得也很巧妙：要不要换宋哲元，那是中央权衡决定的事，我们这些师长可干涉不了。
调走宋哲元的事只得不了了之。
倭寇逼迫，老蒋动怒，内部又摆不平，这使宋哲元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现在老蒋暗中动自己手脚，他正好借此“拂衣而去”。
“主公”之难，秦德纯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宋哲元说自己“虚火上升，耳鸣不已”，所以非得“请假回籍”去山东时，他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挽留了。
宋哲元走时，留给秦德纯一计，可谓之“不降不战”：有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不能接受，这叫“不降”，但我们又不能轻易和日军开战，所以为免激怒对方，也不要马上“谢绝”，这叫“不战”。
在秦德纯看来，这哪是“计”，分明是让他走钢丝，而且此招宋哲元自己也早就用过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好使，这位“主公”会想到要躲起来吗？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满洲事变”将在华北重演，这一消息在东京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卢沟桥毕竟不是柳条湖，29军也不比当年北大营的东北军。此时在29军负军事主责的是冯治安，面对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的大演习，他迅速作出了反应。
北平城里开始实施夜间特别戒严，各个城门都增加了卫兵。除固定哨兵外，为了防止日军晚上偷袭，又加了流动哨。
在城外，北面和东面都修筑或加固了散兵壕，南面则禁止日军在卢沟铁桥附近自由行动。
此时的北平实际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能够联系后方，或者说唯一的退路，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倘若宛平失守，则北平将成孤城矣。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金振中营）在那里驻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营，而是加强营，相当于团，除有4个步兵连外，还有1个重机枪连以及轻重迫击炮连各1，应该说，不管是人员还是武器配备，在29军中都属上乘。
这样的强力部队，长官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营长金振中曾参加过中原大战和长城抗战，是个光凭鼻子轻轻一嗅，就能闻出战争味道的老兵。
丰台日军忽然说他们玩腻了，得换个地儿继续演习。
到哪里去呢？到长辛店。
长辛店是金振中所属团部（吉星文团）所在地，而且这里可与宛平相互支援，极其重要，如何能让日军随意染指。
金振中当即予以拒绝，而事后也证明，长辛店成了卢沟桥得失的关键所在。
日军要过，咱们不让他过，双方针尖对麦芒，枪对着枪，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站久了腿是要酸的。日本人没像我们一样练过站桩，扎过马步，所以挺不住了，只得怏怏退回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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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17 pm
但是该来的日子总是还要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
日军眼看无法穿堂入室，索性就在你家门口耍枪弄棒。
驻丰台的清水中队开到宛平城北的龙王庙和大瓦窑附近，开始进行军事演习。
在地图上，龙王庙位于宛平西北，大瓦窑则在宛平东北，这三个地点各距1500米，成为一个等边三角。
在历史上，本来宛平城和卢沟桥是面朝东拱卫北平的，但因为身后的丰台被日军所据，就不得不回过头来，拿枪对着与北平差不多方向的丰台，用这种方式来保卫北平！
现在北边又有日军在演习，等于被两面包围。金振中感到一股火药味似乎正扑面而来。
一定得去看一下才放心。
但是你如果穿着军装，带着枪跑过去，不仅难以探到实情，还一定会触发事端，所以必须化妆侦察。
金振中一个人换上农民装束，扛把铁锹靠近了日军演习区域。
论打仗，金营长是个绝对的内行，而且一直跟丰台日军做邻居，他们的“演习”，也不止见过一回。他只用余光瞥两眼，就知道对方在“演”些什么了。
兵锋所向，并不是宛平城，而是卢沟铁桥！
卢沟桥实际上有两座桥，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石狮子那个是石桥，它以宛平为拱卫城，另一座是宛平以北800米的铁桥，其专为平汉铁路而建。
平汉铁路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金振中眼里，日军的此次演习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除步兵枪上栓，弹上膛外，还有炮兵和坦克协同，赫然就是要对卢沟铁桥发动的一次立体进攻。
人家已经在准备动手了。金振中在调头返回营部后，即把包括驻守铁桥的排长在内的连排级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以进行防御部署，同时迅速将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旅长何基沣。
当时负军事主责的冯治安尚在保定，听何基沣说卢沟桥前线军情紧急，赶紧返回北平坐镇。
金振中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问题是，即使知道日军摩拳擦掌，29军也不可能“先发制人”。
冯治安遂与何基沣约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贸然开火，但对方只要启衅，坚决还击。
秦德纯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报告。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卢沟桥那里一定要发生一些什么事了，而“主公”不在，若论肩头的压力，他比冯治安更重，因临时应对，孰轻孰重，前进后退，皆系于一人。
他必须为自己作出的决策和判断负责。
当天下午，秦德纯匆忙邀集北平学界在中南海商谈时局。
中国的传统政治，向被认为是缺乏民主，完全专制的政治，但钱穆先生却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按照钱大师的分析，中国历朝历代，除少数民族主政的元清以外，都达不到我们头脑里认为的那种“君主专制”。
汉家王朝，自秦代以来，即有君职与臣职之分，内朝与外朝之别，皇权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全国行政无论是法理还是事实，大部分都是由宰相或文官集团掌控的。
不专制，就应民主，我们古代有民主？说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会掩口而笑。
钱穆说，有的！只不过这种民主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老外所谓的拉选票，而是“求诸贤者”。
洋人们的观念是少数服从多数，他重“量”，与之相反，我们中国人实在太多，所以传统上一直是重“质”，即以贤者来代表多数，要是你不贤，哪怕你人再多，都可能是瞎嚷嚷。这就跟现在上网，看了一堆评论，然后汇集起来的收获，没准还不如某位仁兄博客上的一篇小文多呢。
何谓贤者？在朝的那些叫士大夫，在野的这些就叫社会贤达。
民国时代，能够称得上社会贤达的，非大学里的教授莫属。当时即如宋哲元这样粗人出身的地方诸侯，对动辄喜欢“指手划脚”的教授们也得摆出礼贤下士的模样，以得“敬贤”之名。
现在眼看中日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秦德纯这个华北的“宰相”又来“问政于野”了。
“秦宰相”先作了一个形势分析报告，告诉大家，日军已占领了丰台，又叫嚣着要侵入长辛店演习，情况看起来很严重。
接着作了表态：无论多么艰险，请诸位相信，宋哲元和29军绝对是可靠的，是抗日爱国的。
轮到贤达们发扬民主了。
这些教授们平时“书生论政”，几乎没一个不以批评***和华北地方政府为己任的，不过临场表现却有不同。
罗隆基居然冒冒失失地来了一句：这说不定是好事呢，华北形成缓冲，***退出，正好让我们其它派别来“玩一玩”，活动一下。
胡适在旁听得真切。这位老夫子素以儒雅待人著称，但关键时候也有火气。
他当即拍案。
这叫什么话！我平素也批评政府，常说***的不是，但你得看什么时候，如今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位居全国之中央，等于日本的天皇。如果我们政府要天皇退出日本，你认为他们日本人会干吗？！
再说，***是因为抗日才被逼出北平的，其它派别，只要你抗日，日本人一样不会容许你存在，除非你投降或者做汉奸。
胡适的话赢得了在座大部分教授的认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遂再不出一言。
钱穆曾有一个论断，认为我们中国与异邦异族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族群是没有的。
民国初期的这些教授们，已无法完全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然而身上多多少少还存有传统士族才具备的影子：虽无世家贵族的尊崇，却有超然独立之人格，虽无高居庙堂的显赫，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特别是在国家有难，大家都觉得一片茫然的时候，士农工商里的这个“士”更要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古语有云：众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你是文化精英，所以决不能唯唯诺诺，虚应故事。
经过集思广益，“名士”们的“民主”终于在秦德纯这里得到了“集中”，其中又以胡适的意见为代表：“29军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立场，无论是谁，决不能有力量”。
秦德纯的心由此安定不少。民意告诉他，无论前面压力有多大，都不能轻易向日本妥协，而他的背后，还有整个国家作为支持。
夜幕已经笼罩了卢沟桥和宛平城。
金振中确实没看错。日军当天的假想敌，正是守卫卢沟铁桥的29军。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后来透露，第1联队其时训练的重点就是“奇袭计划”。他们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驻北平的部队负责，准备执行“要人的监禁”。
哪些“要人”会被他们“荣幸”地列于名单之上呢？
就是所谓的“抗日的中央派”，包括秦德纯和冯治安这些人，甚至宋哲元也在其中。
秦冯的下场，是要被绑架到北平的日本宪兵队，从此不准乱说乱动，而宋哲元，则要由济南特务机关长“陪同”到天津，那里已被日本人视为是亲日氛围浓厚之地。
另一路，则由驻丰台部队负责，从事“卢沟桥的占领”，把北平周边的这最后一个口给封起来。
但是丰台日军人数少，比不上29军，因此就更需要靠“奇袭”，或者说准确一点，是夜袭。金振中所亲眼目睹的，正是这样一个夜袭模拟训练场面——在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的指挥下，部队先假定天近黄昏，这时候要接近对方主阵地，然后潜伏至黎明天亮，再发起冲锋。
当然，模拟毕竟还是模拟，准备也还是准备，与“九一八”相比，如果说那天晚上，日军就有意识地要发动对北平的全面进攻，确实言之尚早。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早已唯独天下不乱，巴不得能有一颗火星溅出来并形成燎原之势。
很多年后，我们得以看到清水当晚写的日记。
在他笔下，那是一个无风无月但天气晴朗的晚上。远远地，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士兵移动的剪影。
然而，这样的夜晚又注定不能平静。在古龙等武侠名家的笔下，它甚至每每会成为一场武林大浩劫的前奏。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区域响起一阵枪声。
从枪声判断，这是步枪子弹，而且是实弹射击。
由于中日枪械不同，双方的枪声是有区别的，日军的是“噗通！噗通！”，而中国军队是“卡科！卡科！”。
在那个诡异的晚上，响起的是“噗通！噗通！”。
此时指针指向10点40分。
指挥演习的清水中队长却认为，枪声是从29军阵地传过来的，按照日方统计，共有18响。
据他描述，当时他还观察到了一个情况：黑暗之中，但见在宛平城的城墙和卢沟铁桥这边的河堤上，各有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在一亮一亮。
我们如果经常看反特片，就会知道，这一般都是“特务们”晚上进行相互联络的信号。清水没有机会看这些反特片，不过既然成天指挥针对卢沟桥的演习，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对29军发动进攻，那“阶级警惕性”自然不会低。
由于当时的现场不可能装有探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揪着小日本的耳朵，让他瞧个仔细。不过根据田中隆吉在一本回忆录中的记载，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曾在一次饭局中向他透露，那一连串枪响正是其唆使人干的，为的就是要装神弄鬼，挑起事端。
如果有证据证明茂川是在吹牛的话，这些枪声更可能是日军自己打的，因为在演习中，日军分为两股，清水的对立面就是担任假想敌的部队，他们枪里装的都是实弹，开枪也最合情理。
当然了，光凭这18声枪响就要寻衅闹事，未免还太勉强了一点。
“幸好”，还有下面这一出。
听到枪声后，清水命令号兵吹集结号，把部队按小队为单位集合起来，以做好“应战”准备。但在队伍排列成行，查点人数时，却发现一个二等兵失踪了。
日本是个出漫画家的国度，天生就很善于编故事。清水连人都没找，先把这几个元素给联想到一块了：枪声、信号、失踪，串连到一起，就是一部极富蒙太奇色彩的恐怖片。只不过，清水还宁愿它是一部侦破片，而他本人就是片中的柯南探长。
具体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宛平城内的29军派人摸过来，开枪打伤或打死了我们的士兵，然后用信号联络城内守军，把人或是尸体带了过去。
“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清水的第一反应是“断然膺惩”。
决定“膺惩”之前，他派传令兵向大队长一木清直进行报告。一木一听，全身的血液都快兴奋得要沸腾起来了。
还等什么，打啊。
但打的命令光他下没用，得请示老大牟田口。
这个时候，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第2联队，其职务由尚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代理。
牟田口就是“奇袭”计划的制定者，但是从史料上看，他的这两个“奇袭”计划似乎并没有能够得到更高层的同意或认可，因此一直处于“个人的构想”阶段，一个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过。
这么好的计策却不能用，都不知道上面那些头头脑脑是干什么吃的。牟田口的“不愤”是可想而知的。
突然一天，他看到了机会。
当一木在深夜打来电话，告诉他，29军竟然“非法开枪”，而且己方还失踪了一个士兵后，他的血马上就和一木一样“热”了起来。
机会就在眼前，等你去改变命运。
但牟田口跟一木比，毕竟有所不同，旅团长不在，他就是总负责人，还是得惦惦事情的份量的。
29军敢开枪“寻衅”，这究竟是有计划的全面进攻，还是“局部的突发事件”呢？
牟田口命令北平宪兵队进行侦察，弄清北平城里的29军高层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答复是“无异动”。
判断就出来了，“非法开枪”纯粹是“局部的突发事件”。
弄清“全面”还是“局部”，对牟田口下决心举足轻重。如果是前者，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因为没人让他与29军全面开战，倘若因此捅出大娄子来，就不好玩了。
但如果是后者，就轻松多了。
此前的两次“丰台事件”，牟田口都经历过了。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方无一例外都做了让步，可这不仅没让日本人感到满足，还让他们觉得中国人“骨头贱”：你不“膺惩”一下，对方决不会卖你的帐。
两次“丰台事件”，都捡到了谈判桌上捡不到的便宜，并最终使29军让出了丰台，而中日双方又没有扩大到“全面作战”的程度，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
再说，开了枪，丢了兵，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那是老天降下来成全我们的，机不可失啊。
牟田口传下命令，双管齐下：里面，由北平特务机关负责向驻宛平城内的29军进行交涉，外面，除由一木率大队主力到宛平城外部署作战外，另派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统领1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前去增援。
按照他的想法，外交讹诈后面跟着军事压迫，大小总能捞着一票。
11时40分。
在卢沟桥的第一枪响起1个小时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出马了。
松井的脑子还算正常。说29军先开枪，这事谁也没见着，就连开枪后留下的子弹壳这样起码的“证物”都没有，纯粹是日军的一面之辞，中方如何会承认呢。
再说丢失一个士兵的事，那是你自己没看好人，关人家什么事。
对于官兵的这个“疏忽”，松井只好用他那外交头脑自己弥补：士兵不仅丢了，而且大家都看见，他是“被迫进入宛平县城”的。
现在这个兵就在宛平城里面，所以我们要求进城检查。
秦德纯斟酌后，出口的第一句话就把松井给撂倒了。
你自己先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卢沟桥是什么所在，那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谁允许你们到那里演习的？！
这是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的行为。
既然你们前提都违背了，那什么“非法开枪”啊，“走失士兵”啊，提都不要提，我们一点责任没有。
至于松井提出的要“进城检查”的要求，秦德纯说不行。
深更半夜的，你们兴师动众，出现“误会”怎么办。
不过他说话向来都留有余地——尽管如此，姑念“两国友谊”，等天亮后，我们可以出动军警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人，我们也没那份闲心供他饭，会“即行送还”。
话是这么说，秦德纯也知道情况严重，哪里能真的等到天亮再处理此事。
12点。
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给宛平县长王冷斋，要他迅速查明并及时处理，以免事端扩大。
王冷斋叫来金振中营长：查，赶快查。
一个兵一个兵查过去，没人开枪，再清点弹药，都在，一枚短少的都没有。
开枪是不可能了，再让警察全城出动，找找有没有那个失踪日兵的影子。
哪里有啊。
王县长连夜亲赴北平报告自查情况。
被日本人折腾了整整2个小时，此时时钟指向2点。
第一次的答复，自然都不会让日方满意。松井一仍蛮横：没什么好说的，不让我们进城搜，我们就把宛平城包围起来。
明明既未主动开枪，也没绑他们人，秦德纯意识到，此次日军来者不善，明火执仗的样子，又要来打劫了。
他拿起电话，通知冯治安、金振中等诸将校，做好应战准备。
秦德纯出身于保定军校，对打仗并不外行。牟田口知道通过观察29军高层的动静来决策，他也派金振中时刻注意丰台日军的行动。
备战的同时，交涉仍须进行。
王冷斋一到，秦德纯即刻派他和政委会的其他官员一道，去北平特务机关部和松井“理论”。
事情进行到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那个该死的日本二等兵又回来了。
原来这厮是因为肚子疼，跑出队伍小解了一下，然后因为天黑，又跑错了方向，与大队人马背道而驰。
其实从“离奇失踪”到返回，不过仅仅是20分钟的事，也就是说，在7月7日晚上11点的时候，清水的“剧本”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荒唐的“剧本”，绑架之类纯属子虚乌有。
从清水到一木，由于没有电话，中间的沟通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可这个过程再长也不会太长，因为一木自己带着一个大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这是大约7月8日凌晨2点零3分时候的事。
就算传令兵跑得慢，现在你们都见面了，还能再装作不知道“失踪士兵归队”的事吗？
在王冷斋到达特务机关部之前，松井也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真是丧气得很。
对于那个在不该“肚痛”的时候偏偏“肚痛”的日本兵，不光被搞得深更半夜都睡不好觉的中国军警切齿痛恨，就连这些揣着坏心眼的日本人也一样骂其“该死”。
为了帝国利益，你干脆就找个没人角落切腹算了，让别人永远都找不到你，这样我们才好光明正大地进宛平城啊，怎么你又腆着个脸跑出来了呢。
骂归骂，事情却还不能就这么算了。不仅不能算，这里面尚大有文章可做哩。
看到王冷斋进来，松井不得不先交待：刚才我接到一木大队长的电话，说是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了。
中方人员听到此处，大多松了口气。
人既找到，不就什么都结了吗。
可是心里一块石头还没完全落地，松井却已黑下脸，劈头打过来一记杀威棍：宛平的29军向我们开枪，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应由中方承担。
跟这些惯于找茬的日本人打交道多了，王冷斋知道他们什么奇谈怪论都说得出来，所以并不感到惊讶。
他转而发问：枪声来自何处？
松井摸了摸脑袋：听说是宛平城东门外。
王冷斋站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城东门外根本就没有中国驻军，由此可以推知，枪，绝不是宛平守军放的。
松井张着嘴，半天没合拢。他本应跟清水、一木统一好口径，说枪声来自宛平城的，但急智向非日人特长，玩抢答往往都很容易弄巧成拙。
本想占点优势的，没想到还被对方率先找到了漏洞，松井颇有骑虎难下之感，只得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你说的这是真的吗，你能保证？
王冷斋胸有成竹：完全可以保证。
我已经下令对宛平守军进行彻底检查，所有官兵的子弹都查过了，一发都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这第一枪是谁放的呢，显然不是我军，而是日军。
松井一愣的当口，王冷斋又奉送他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你们自己开的枪，还倒打一靶，真是可笑。
松井气坏了。本以为可以震住对方，没想到一个“第一枪”之辩就偷鸡不着蚀把米，首先把自己给装到筐里面去了。
现在唯一称得上重磅炸弹的，就只剩下了“失踪之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
日军眼看无法穿堂入室，索性就在你家门口耍枪弄棒。
驻丰台的清水中队开到宛平城北的龙王庙和大瓦窑附近，开始进行军事演习。
在地图上，龙王庙位于宛平西北，大瓦窑则在宛平东北，这三个地点各距1500米，成为一个等边三角。
在历史上，本来宛平城和卢沟桥是面朝东拱卫北平的，但因为身后的丰台被日军所据，就不得不回过头来，拿枪对着与北平差不多方向的丰台，用这种方式来保卫北平！
现在北边又有日军在演习，等于被两面包围。金振中感到一股火药味似乎正扑面而来。
一定得去看一下才放心。
但是你如果穿着军装，带着枪跑过去，不仅难以探到实情，还一定会触发事端，所以必须化妆侦察。
金振中一个人换上农民装束，扛把铁锹靠近了日军演习区域。
论打仗，金营长是个绝对的内行，而且一直跟丰台日军做邻居，他们的“演习”，也不止见过一回。他只用余光瞥两眼，就知道对方在“演”些什么了。
兵锋所向，并不是宛平城，而是卢沟铁桥！
卢沟桥实际上有两座桥，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石狮子那个是石桥，它以宛平为拱卫城，另一座是宛平以北800米的铁桥，其专为平汉铁路而建。
平汉铁路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金振中眼里，日军的此次演习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除步兵枪上栓，弹上膛外，还有炮兵和坦克协同，赫然就是要对卢沟铁桥发动的一次立体进攻。
人家已经在准备动手了。金振中在调头返回营部后，即把包括驻守铁桥的排长在内的连排级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以进行防御部署，同时迅速将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旅长何基沣。
当时负军事主责的冯治安尚在保定，听何基沣说卢沟桥前线军情紧急，赶紧返回北平坐镇。
金振中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问题是，即使知道日军摩拳擦掌，29军也不可能“先发制人”。
冯治安遂与何基沣约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贸然开火，但对方只要启衅，坚决还击。
秦德纯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报告。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卢沟桥那里一定要发生一些什么事了，而“主公”不在，若论肩头的压力，他比冯治安更重，因临时应对，孰轻孰重，前进后退，皆系于一人。
他必须为自己作出的决策和判断负责。
当天下午，秦德纯匆忙邀集北平学界在中南海商谈时局。
中国的传统政治，向被认为是缺乏民主，完全专制的政治，但钱穆先生却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按照钱大师的分析，中国历朝历代，除少数民族主政的元清以外，都达不到我们头脑里认为的那种“君主专制”。
汉家王朝，自秦代以来，即有君职与臣职之分，内朝与外朝之别，皇权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全国行政无论是法理还是事实，大部分都是由宰相或文官集团掌控的。
不专制，就应民主，我们古代有民主？说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会掩口而笑。
钱穆说，有的！只不过这种民主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老外所谓的拉选票，而是“求诸贤者”。
洋人们的观念是少数服从多数，他重“量”，与之相反，我们中国人实在太多，所以传统上一直是重“质”，即以贤者来代表多数，要是你不贤，哪怕你人再多，都可能是瞎嚷嚷。这就跟现在上网，看了一堆评论，然后汇集起来的收获，没准还不如某位仁兄博客上的一篇小文多呢。
何谓贤者？在朝的那些叫士大夫，在野的这些就叫社会贤达。
民国时代，能够称得上社会贤达的，非大学里的教授莫属。当时即如宋哲元这样粗人出身的地方诸侯，对动辄喜欢“指手划脚”的教授们也得摆出礼贤下士的模样，以得“敬贤”之名。
现在眼看中日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秦德纯这个华北的“宰相”又来“问政于野”了。
“秦宰相”先作了一个形势分析报告，告诉大家，日军已占领了丰台，又叫嚣着要侵入长辛店演习，情况看起来很严重。
接着作了表态：无论多么艰险，请诸位相信，宋哲元和29军绝对是可靠的，是抗日爱国的。
轮到贤达们发扬民主了。
这些教授们平时“书生论政”，几乎没一个不以批评***和华北地方政府为己任的，不过临场表现却有不同。
罗隆基居然冒冒失失地来了一句：这说不定是好事呢，华北形成缓冲，***退出，正好让我们其它派别来“玩一玩”，活动一下。
胡适在旁听得真切。这位老夫子素以儒雅待人著称，但关键时候也有火气。
他当即拍案。
这叫什么话！我平素也批评政府，常说***的不是，但你得看什么时候，如今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位居全国之中央，等于日本的天皇。如果我们政府要天皇退出日本，你认为他们日本人会干吗？！
再说，***是因为抗日才被逼出北平的，其它派别，只要你抗日，日本人一样不会容许你存在，除非你投降或者做汉奸。
胡适的话赢得了在座大部分教授的认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遂再不出一言。
钱穆曾有一个论断，认为我们中国与异邦异族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族群是没有的。
民国初期的这些教授们，已无法完全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然而身上多多少少还存有传统士族才具备的影子：虽无世家贵族的尊崇，却有超然独立之人格，虽无高居庙堂的显赫，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特别是在国家有难，大家都觉得一片茫然的时候，士农工商里的这个“士”更要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古语有云：众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你是文化精英，所以决不能唯唯诺诺，虚应故事。
经过集思广益，“名士”们的“民主”终于在秦德纯这里得到了“集中”，其中又以胡适的意见为代表：“29军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立场，无论是谁，决不能有力量”。
秦德纯的心由此安定不少。民意告诉他，无论前面压力有多大，都不能轻易向日本妥协，而他的背后，还有整个国家作为支持。
夜幕已经笼罩了卢沟桥和宛平城。
金振中确实没看错。日军当天的假想敌，正是守卫卢沟铁桥的29军。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后来透露，第1联队其时训练的重点就是“奇袭计划”。他们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驻北平的部队负责，准备执行“要人的监禁”。
哪些“要人”会被他们“荣幸”地列于名单之上呢？
就是所谓的“抗日的中央派”，包括秦德纯和冯治安这些人，甚至宋哲元也在其中。
秦冯的下场，是要被绑架到北平的日本宪兵队，从此不准乱说乱动，而宋哲元，则要由济南特务机关长“陪同”到天津，那里已被日本人视为是亲日氛围浓厚之地。
另一路，则由驻丰台部队负责，从事“卢沟桥的占领”，把北平周边的这最后一个口给封起来。
但是丰台日军人数少，比不上29军，因此就更需要靠“奇袭”，或者说准确一点，是夜袭。金振中所亲眼目睹的，正是这样一个夜袭模拟训练场面——在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的指挥下，部队先假定天近黄昏，这时候要接近对方主阵地，然后潜伏至黎明天亮，再发起冲锋。
当然，模拟毕竟还是模拟，准备也还是准备，与“九一八”相比，如果说那天晚上，日军就有意识地要发动对北平的全面进攻，确实言之尚早。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早已唯独天下不乱，巴不得能有一颗火星溅出来并形成燎原之势。
很多年后，我们得以看到清水当晚写的日记。
在他笔下，那是一个无风无月但天气晴朗的晚上。远远地，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士兵移动的剪影。
然而，这样的夜晚又注定不能平静。在古龙等武侠名家的笔下，它甚至每每会成为一场武林大浩劫的前奏。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区域响起一阵枪声。
从枪声判断，这是步枪子弹，而且是实弹射击。
由于中日枪械不同，双方的枪声是有区别的，日军的是“噗通！噗通！”，而中国军队是“卡科！卡科！”。
在那个诡异的晚上，响起的是“噗通！噗通！”。
此时指针指向10点40分。
指挥演习的清水中队长却认为，枪声是从29军阵地传过来的，按照日方统计，共有18响。
据他描述，当时他还观察到了一个情况：黑暗之中，但见在宛平城的城墙和卢沟铁桥这边的河堤上，各有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在一亮一亮。
我们如果经常看反特片，就会知道，这一般都是“特务们”晚上进行相互联络的信号。清水没有机会看这些反特片，不过既然成天指挥针对卢沟桥的演习，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对29军发动进攻，那“阶级警惕性”自然不会低。
由于当时的现场不可能装有探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揪着小日本的耳朵，让他瞧个仔细。不过根据田中隆吉在一本回忆录中的记载，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曾在一次饭局中向他透露，那一连串枪响正是其唆使人干的，为的就是要装神弄鬼，挑起事端。
如果有证据证明茂川是在吹牛的话，这些枪声更可能是日军自己打的，因为在演习中，日军分为两股，清水的对立面就是担任假想敌的部队，他们枪里装的都是实弹，开枪也最合情理。
当然了，光凭这18声枪响就要寻衅闹事，未免还太勉强了一点。
“幸好”，还有下面这一出。
听到枪声后，清水命令号兵吹集结号，把部队按小队为单位集合起来，以做好“应战”准备。但在队伍排列成行，查点人数时，却发现一个二等兵失踪了。
日本是个出漫画家的国度，天生就很善于编故事。清水连人都没找，先把这几个元素给联想到一块了：枪声、信号、失踪，串连到一起，就是一部极富蒙太奇色彩的恐怖片。只不过，清水还宁愿它是一部侦破片，而他本人就是片中的柯南探长。
具体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宛平城内的29军派人摸过来，开枪打伤或打死了我们的士兵，然后用信号联络城内守军，把人或是尸体带了过去。
“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清水的第一反应是“断然膺惩”。
决定“膺惩”之前，他派传令兵向大队长一木清直进行报告。一木一听，全身的血液都快兴奋得要沸腾起来了。
还等什么，打啊。
但打的命令光他下没用，得请示老大牟田口。
这个时候，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第2联队，其职务由尚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代理。
牟田口就是“奇袭”计划的制定者，但是从史料上看，他的这两个“奇袭”计划似乎并没有能够得到更高层的同意或认可，因此一直处于“个人的构想”阶段，一个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过。
这么好的计策却不能用，都不知道上面那些头头脑脑是干什么吃的。牟田口的“不愤”是可想而知的。
突然一天，他看到了机会。
当一木在深夜打来电话，告诉他，29军竟然“非法开枪”，而且己方还失踪了一个士兵后，他的血马上就和一木一样“热”了起来。
机会就在眼前，等你去改变命运。
但牟田口跟一木比，毕竟有所不同，旅团长不在，他就是总负责人，还是得惦惦事情的份量的。
29军敢开枪“寻衅”，这究竟是有计划的全面进攻，还是“局部的突发事件”呢？
牟田口命令北平宪兵队进行侦察，弄清北平城里的29军高层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答复是“无异动”。
判断就出来了，“非法开枪”纯粹是“局部的突发事件”。
弄清“全面”还是“局部”，对牟田口下决心举足轻重。如果是前者，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因为没人让他与29军全面开战，倘若因此捅出大娄子来，就不好玩了。
但如果是后者，就轻松多了。
此前的两次“丰台事件”，牟田口都经历过了。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方无一例外都做了让步，可这不仅没让日本人感到满足，还让他们觉得中国人“骨头贱”：你不“膺惩”一下，对方决不会卖你的帐。
两次“丰台事件”，都捡到了谈判桌上捡不到的便宜，并最终使29军让出了丰台，而中日双方又没有扩大到“全面作战”的程度，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
再说，开了枪，丢了兵，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那是老天降下来成全我们的，机不可失啊。
牟田口传下命令，双管齐下：里面，由北平特务机关负责向驻宛平城内的29军进行交涉，外面，除由一木率大队主力到宛平城外部署作战外，另派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统领1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前去增援。
按照他的想法，外交讹诈后面跟着军事压迫，大小总能捞着一票。
11时40分。
在卢沟桥的第一枪响起1个小时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出马了。
松井的脑子还算正常。说29军先开枪，这事谁也没见着，就连开枪后留下的子弹壳这样起码的“证物”都没有，纯粹是日军的一面之辞，中方如何会承认呢。
再说丢失一个士兵的事，那是你自己没看好人，关人家什么事。
对于官兵的这个“疏忽”，松井只好用他那外交头脑自己弥补：士兵不仅丢了，而且大家都看见，他是“被迫进入宛平县城”的。
现在这个兵就在宛平城里面，所以我们要求进城检查。
秦德纯斟酌后，出口的第一句话就把松井给撂倒了。
你自己先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卢沟桥是什么所在，那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谁允许你们到那里演习的？！
这是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的行为。
既然你们前提都违背了，那什么“非法开枪”啊，“走失士兵”啊，提都不要提，我们一点责任没有。
至于松井提出的要“进城检查”的要求，秦德纯说不行。
深更半夜的，你们兴师动众，出现“误会”怎么办。
不过他说话向来都留有余地——尽管如此，姑念“两国友谊”，等天亮后，我们可以出动军警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人，我们也没那份闲心供他饭，会“即行送还”。
话是这么说，秦德纯也知道情况严重，哪里能真的等到天亮再处理此事。
12点。
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给宛平县长王冷斋，要他迅速查明并及时处理，以免事端扩大。
王冷斋叫来金振中营长：查，赶快查。
一个兵一个兵查过去，没人开枪，再清点弹药，都在，一枚短少的都没有。
开枪是不可能了，再让警察全城出动，找找有没有那个失踪日兵的影子。
哪里有啊。
王县长连夜亲赴北平报告自查情况。
被日本人折腾了整整2个小时，此时时钟指向2点。
第一次的答复，自然都不会让日方满意。松井一仍蛮横：没什么好说的，不让我们进城搜，我们就把宛平城包围起来。
明明既未主动开枪，也没绑他们人，秦德纯意识到，此次日军来者不善，明火执仗的样子，又要来打劫了。
他拿起电话，通知冯治安、金振中等诸将校，做好应战准备。
秦德纯出身于保定军校，对打仗并不外行。牟田口知道通过观察29军高层的动静来决策，他也派金振中时刻注意丰台日军的行动。
备战的同时，交涉仍须进行。
王冷斋一到，秦德纯即刻派他和政委会的其他官员一道，去北平特务机关部和松井“理论”。
事情进行到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那个该死的日本二等兵又回来了。
原来这厮是因为肚子疼，跑出队伍小解了一下，然后因为天黑，又跑错了方向，与大队人马背道而驰。
其实从“离奇失踪”到返回，不过仅仅是20分钟的事，也就是说，在7月7日晚上11点的时候，清水的“剧本”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荒唐的“剧本”，绑架之类纯属子虚乌有。
从清水到一木，由于没有电话，中间的沟通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可这个过程再长也不会太长，因为一木自己带着一个大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这是大约7月8日凌晨2点零3分时候的事。
就算传令兵跑得慢，现在你们都见面了，还能再装作不知道“失踪士兵归队”的事吗？
在王冷斋到达特务机关部之前，松井也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真是丧气得很。
对于那个在不该“肚痛”的时候偏偏“肚痛”的日本兵，不光被搞得深更半夜都睡不好觉的中国军警切齿痛恨，就连这些揣着坏心眼的日本人也一样骂其“该死”。
为了帝国利益，你干脆就找个没人角落切腹算了，让别人永远都找不到你，这样我们才好光明正大地进宛平城啊，怎么你又腆着个脸跑出来了呢。
骂归骂，事情却还不能就这么算了。不仅不能算，这里面尚大有文章可做哩。
看到王冷斋进来，松井不得不先交待：刚才我接到一木大队长的电话，说是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了。
中方人员听到此处，大多松了口气。
人既找到，不就什么都结了吗。
可是心里一块石头还没完全落地，松井却已黑下脸，劈头打过来一记杀威棍：宛平的29军向我们开枪，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应由中方承担。
跟这些惯于找茬的日本人打交道多了，王冷斋知道他们什么奇谈怪论都说得出来，所以并不感到惊讶。
他转而发问：枪声来自何处？
松井摸了摸脑袋：听说是宛平城东门外。
王冷斋站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城东门外根本就没有中国驻军，由此可以推知，枪，绝不是宛平守军放的。
松井张着嘴，半天没合拢。他本应跟清水、一木统一好口径，说枪声来自宛平城的，但急智向非日人特长，玩抢答往往都很容易弄巧成拙。
本想占点优势的，没想到还被对方率先找到了漏洞，松井颇有骑虎难下之感，只得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你说的这是真的吗，你能保证？
王冷斋胸有成竹：完全可以保证。
我已经下令对宛平守军进行彻底检查，所有官兵的子弹都查过了，一发都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这第一枪是谁放的呢，显然不是我军，而是日军。
松井一愣的当口，王冷斋又奉送他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你们自己开的枪，还倒打一靶，真是可笑。
松井气坏了。本以为可以震住对方，没想到一个“第一枪”之辩就偷鸡不着蚀把米，首先把自己给装到筐里面去了。
现在唯一称得上重磅炸弹的，就只剩下了“失踪之谜”。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18 pm
定睛一看，却是说好一道来调查的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
寺平掏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
一指地图上的宛平城——这是西门城外，你快让城内驻军撤到那里去。这是东门城内，我们的部队将开到这里。
凭什么？！
寺平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很严重吗，调查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先处理再谈判。
怎么处理，就是让日军进宛平城。
原来和牟田口一个调调。
王冷斋紧盯着这个辅佐官：我们在你们北平特务机关部商量得好好的，先调查后处理。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情况严重，来不及调查之类，均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所谓“先处理责任”，这个牟田口刚刚向我提过，可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谁的令，敢这么说。
寺平一愣，知道眼前立着的是个明白人，靠混是混不过去的，不由脱口而出：平时我们日军进行演习，不都可以穿城而过吗，怎么今天不可以。我们不过是在遵循先例而已。
王冷斋立刻反驳：那是你无知。据我所知，你干辅佐官三个月还不到吧，问问你的前任吧。日军演习，从来都是在野外，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通过宛平城的？
你说有“先例”，那我倒要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月哪一天的事。
寺平被驳得哑口无言，脸上成了猪肝色。
说不过，他就来蛮的：我这是在奉命办理，奉谁的令，不用你管。反正是事在必行，如果你不见机行事的话，当心有危险。
见寺平理屈词穷，已经来到宛平城外负责指挥的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赶紧上前帮忙。
森田早在“一二八”会战时，就随久留米混成旅团到上海同中国军队打过仗，算得上是个侵华老兵了。
他铁青着脸对王冷斋一行说：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请你们下车看一看吧。
看什么？
“欣赏”他们的“军容”。
刀枪林立，寒兴闪闪，无非是向手无寸铁的王冷斋等人示威而已。
森田气势汹汹地说，十分钟内，请你拿出处理办法，如果拿不出，“严重事件”会立即爆发，到时，枪炮可不长眼，你们给我小心了（“殊为君等危”）。
黑洞洞的枪炮口朝着王冷斋，一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惨剧似乎就要发生在眼前。
然而，“布衣之威”，岂色厉内荏的倭寇之辈所能料知。
王冷斋毫无惧色。
我的使命就是调查，“他非所知”，个人安危更是早已置之度外。
我再说一次，这次先调查再处理的办法，是在北平特务机关，由双方共同商定下来的。你们前面说先调查，后面说先处理，天下事，没有可以这样自相矛盾的。
再说这里是谈判的地方吗？就算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先谈判，那也得到城里去“从容相商”。
对着寒森森、冷冰冰的刀枪剑戟，王冷斋正告对方，如果真的出了事，闯出祸，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不卑不亢，锦里藏针，除了需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敢坚毅外，还得有中国传统策士的智慧。
果然，森田没法再苦苦相逼了，而且王冷斋说的也有道理：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到城里去谈，荒郊野外的，连个凳子都没有，谈什么谈。
森田跟寺平嘀咕了几句，便同意由寺平和众人一起进城谈判。
刚刚进城，城外忽然枪声大作。
日军进攻了。
时间定格在7月8日上午4点20分。
在这之前，牟田口亲自出马、寺平拦车、森田示威，一连串的行动均未起到效果，牟田口知道已经无法控制中方的调查人员了。
真相即将揭开，揭开的结果，当然是日军自扰扰人，最后还是得把部队撤回丰台去。
眼看就得白忙乎了，但是事到如今，没有一个肯放弃的。
趁着森田在前面“示威”，一木赶紧向牟田口“进谏”：不能撤啊，如果就这么撤了，支那军一定会说，怎么样，我们一开枪，他们不就只好停止演习并撤退了。
影响形象啊，如此，我们“大日军皇军”还有何威信可言，再说，以后还要不要再演习了？
最后这句话真是说到牟田口的心坎上了。那两个“奇袭计划”一直是他的得意之作，岂容半途而废，因此他也顾不得扯皮，再跟一木互相推卸责任了。
比原计划提前3分钟，牟田口下达命令——
“可以坚决开始战斗”。
得到令牌，做好准备的日军立刻潮水般地向宛平城东门涌来。
在战前的准备会上，金振中曾经再三叮嘱，如果真的打起来，不到100米不准开枪，因为这是最佳的射击距离，这时即使日军想转身逃跑，也难以挣脱火力网。
但29军在扩军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有句老话叫做“老兵怕枪，新兵怕炮”，许多人不敢把日军放这么近，大多数在3到4百米距离时就按捺不住开枪了。
好在部队有所准备，全部轻重武器一瞬间撒开欢，“快放”配“齐放”，也着实够让鬼子们喝一壶了。
激战中，日军炮火猛烈，一颗炮弹甚至飞过宛平城墙，把金振中的营长指挥部都给轰倒了。
危急关头，金振中赶紧奔上城头亲自指挥。
子弹在身边往来穿梭，身边的警卫两死一伤，但金营长不愧沙场勇将，愣是在弹雨中来来去去，并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激励城上官兵。
打了一个小时，日军已在宛平城下躺了一堆又一堆，没奈何，只得“中场休息”，而城内代表也开始在专员公署内进行谈判。
看到军队已经动手，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日本代表的态度变得格外嚣张起来。
刚刚坐定，樱井便提出三点要求。
撤军：宛平驻军给我退到西门外去，退10里，少一点都不行。
赔钱：昨天晚上我们受到了“损失”，你们得赔。
罚人：最低限度要处罚营长金振中。
无稽之谈！
王冷斋一口回绝：尚未调查，何来撤军，何来赔偿？又何来严惩祸首？
金振中这时也坐在谈判桌旁，更是压不住心头之火：
我们为什么要撤，你们驻军丰台，离卢沟桥有八里之遥，却偏偏要赶到这里来演习，是什么用心？
“损失”，你们损失什么了，丢了兵应该由你们的军官负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进攻和炮轰宛平，我们死伤了这么多人，要赔偿的是你们。
作为中国军人，守土安民，职份所在，哪里轮得到你们来随意开“罚单”？
寺平见中方态度强硬，言语上占不到便宜，又拿出了他那套歇斯底里的作风，挥着拳头大叫大嚷： 好，你们不接受，那就让炮火把宛平城炸成平地吧。
王冷斋冷冷地看着这个疯子。
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正在僵持当中，森田又派人送信，约宛平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金振中出城谈判停火一事。
都已经打起来了，主将岂能擅离职守，轻入其觳中。商量下来，决定由政委会负责对外交涉的专员林耕宇出面，和那个只会“呱呱乱叫”的寺平一起出城。
再出城，就不能随随便便开门了。一者，宛平城门早被守军用麻袋严严实实地阻住，一时难以打开，二者，你怎么知道森田不是借此机会来“诈”我们的城门呢？
这时候就要效仿古人了。
林耕宇与寺平一起“缒城而出”，也就是用绳子拴住了，从城门上把人放下去。
事实上，“停火”早已成为不可能。
在桥本群向日本国内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作出汇报后，未等指令，他便对赶到北平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下达命令，要求后者指挥从天津出发的1个日军大队，前去卢沟桥“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头头”都说要打了，“停火谈判”如何还进行得下去。林耕宇始终不得要领，只得先行返回北平报告情况。
此时，王冷斋忽然想到，在日军发动的第一轮进攻中，其炮弹既然能准确命中营指挥部，说明对宛平城内我方军政机构的具体方位十分清楚，而下一个危险点无疑就是专员公署。
得换个地方办公。
5分钟后，一行人匆匆离开专署，刚刚跨出大门十余米，忽听轰然巨响，日军大炮已经“连珠而至”，并且弹无虚发，每一炮均落于专署之内，房屋倾刻倒塌。
谁也没有想到，一闪念之间，却有人间和地狱的区别。
日军大炮难道长了眼，指哪打哪？
其实这跟日军一直狼子野心，处心积虑地要对我们动刀子有关。
就在宛平专署成立的时候，身为日军大队长的一木曾经前来“道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平时出门都是骑一头东洋马，那天却步行而来。
等到炮火准确击中宛平专署，众人才算整明白。原来这家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通过步伐测量，为开炮算好距离的。
营指挥部被击中当然也是如出一辙。
小鬼子真毒啊，看样子非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不可。
王冷斋愤然向樱井抗议：你们一再开炮，必欲置我辈于死地，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调查和谈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说完拂袖而去。
王冷斋走后，剩下的日本代表不知好歹，见左右无人，竟然还想借机“说降”金振中。
你只要在城池的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愿献出城桥，然后将我们送到日军军营，可保“将军”性命无忧。
金振中武人一个，跟王冷斋那样上过武校的文人可是大有区别的，不听便罢，一听勃然大怒。
都什么时候了，鼠辈还敢如此在我面前巧言令色。也罢，正好借你们的项上人头，来祭一下我死伤之军民。
警卫人员早就被这些日本人的言辞给激怒了，立即上前将这几个家伙拖了出去。
啪的一枪，日军翻译官第一个毙命帐下，人头落地。
见来了真的，剩下的日本人立刻抖成一团，脸上呈死灰色，完全没了刚才那种耻高气扬的神气。
从北平来的几个中方代表见此情景，就把金振中拉到一边，劝他留一手，好做人质。
金振中一想有理。
也好，先寄下尔等性命再说。
说是不杀了，早已被吓破胆的樱井却哪里肯信。他一把抱住金振中的胳膊，拉住他的衣襟，死活不肯离开厅堂一步，惟恐被“小校们推出斩首”，那场面真是要多可乐就有多可乐。
金振中手一挥，绑了。
樱井被绳捆索绑，带到了城头上。
此时日军对城桥的进攻又进入了高潮。
在炮火掩护下，经过弹药和人员补充的日军再次哇哇大叫着扑了过来。
樱井战战兢兢地从城楼上探出头，挣得半句：队长别开枪，是我……
虽然顾问成了“人质”，日军却并没有停止进攻。
在森田攻城的同时，一木率日军排成4路纵队，向宛外西北的龙王庙和卢沟铁桥发动了攻击。
卢沟铁桥不是那座著名的石桥，旁边没有宛平城可以拱卫，除了桥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建工事外，没法安置更多的作战力量。
原先在桥头屯守的只有一个排。金振中考虑到日军可能要发动进攻，特地又增援了一个排上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守桥官兵拼死厮杀，2个排几乎全部打到了光。日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龙王庙和卢沟铁桥。
听到北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金振中担心铁桥有失，赶紧作出调整，抽出担任守备的主力连，由宛平公安队顶上，再调卢沟石桥以西的预备队，一共2个连，向铁桥东端的日军猛击。
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29军一直打了2个小时，才收复铁桥，将日军击退至2里地之外。
城桥都这么不容易得手，在宛平城下直接指挥的牟田口忽然想到一个“高招”，那就是让城里的人主动“归降”。
他写了封函，让人送进城来。
在信函中，他要求王金二人下令，将宛平军民限时撤往城西10里之外，同时放出樱井。否则的话，等这里一开炮，城桥皆化齑粉矣。
这是一个让人献出城池，乖乖走人的劝降书。
王冷斋看罢冷冷一笑，执笔回信。
其一，本人不是军事人员，军队不属我管，所以撤兵与否，我回答不了你。
其二，城里百姓，自然有安置的办法，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对于牟田口释放樱井的要求，金振中给来了个黑色幽默。他煞有介事地告诉牟田口：我不是不想放樱井，而是早就“令其出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这位樱顾问愣是好样儿的，看到事态紧急，他“自愿”留在城内，要与宛平共存亡呢。
城外重兵压境，城桥守军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而经过前面几个回合的较量，金振中也逐渐掌握了新的应敌之道。
日军打阵地战，开头总是拿大炮一顿乱轰，把你的阵地工事摧毁掉再说。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除留下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大多数人必须一律隐蔽起来，这个叫做“以我所短，避敌所长”。
他炮虽然厉害，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轰，否则后面的部队就没法上来了，所以等他估摸着你的阵地已被炸烂的时候，下面就要上步兵了。
此时，按照规律，大炮不是停止，而是会朝阵地后500米作延伸轰击，以便切断我方援军。
日军的大炮转移方向，正是我们发威的时候。
三个重武器连相互配合，轻重迫击炮连可先杀其威风，看着哪里冲锋的日军人头密，给他扔两个迫击炮弹过去助助兴，而重机枪连则集中火力，在近距离内进行猛扫。
这个就叫做“以我所长，击敌所短”。
冲过这几道火力网，还有鬼子兵能接近阵地的，我们的步枪子弹都可以省掉，直接拿出看家绝活，举起大刀跟他打肉搏战！
金振中虽不是出身于著名军校，但却绝对属于那种从打仗中学会打仗的老西北军精英，他从中原大战、长城抗战一路拼过来，刀口舔血，绝处逢生，其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指挥能力，不是光会念两句兵书的武秀才所能比得了的。
冯治安让他来扼守要道，也的确是用对了人。
7月9日。
一木为主将，在对中方阵地进行观察后，即按照日军的惯常打法，命令炮兵对城桥进行轰击。
2个小时后，和金振中预料的一般无二，大炮开始向阵地后方进行延伸覆盖，日军一个大队的步兵依次掩杀。
日军的进攻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但金振中听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是永定河东岸的第12连阵地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金振中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第12连阵地前沿，同时充分发挥该营具有的重火力之长：轻重迫击炮主打敌之密集区域，重机枪攻其冲锋队形。
他自己则亲率2个主力连，从日军侧背冲过去，杀到酣处，大刀翻飞，血肉互搏。
此一战，从早上6点杀到中午11点，整整5个小时，却仍未能见出分晓。
眼见不能迅速取胜，金振中及时调整部署，又命令部队从后绕击，正面则发动反冲锋，几乎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得以迫敌后退。
不容易啊，日军战力之强悍，不打是不知道的。
7月10日。
牟田口接替一木，亲自指挥。
经过昨天的交战，牟田口已判断出河岸边的29军拥有重火力，东岸比较难以拿下，遂想到一招，叫做“声东击西，瞒天过海”。
当天他的打法似乎与一木并无区别，只是炮更猛了，兵更多了，蜂拥着向岸边杀来。
可是这只是虚晃一枪，他取永定河东岸是假，袭卢沟铁桥是真。
短时间内，铁桥东端阵地被日军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战斗立时进入白热化。
金振中很快就发现了日军攻击点的变化，也把所有重火力调整方向，亲率两连之师朝铁桥东端进击，意图解围。
但日军十分凶蛮，一旦咬住目标就再也不肯松嘴了，任凭你怎么在外围砍啊剁啊，打啊捶啊，都无济于事。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金振中始终没有办法砸开缺口，铁桥东端阵地遂为日军所占。
斗到此处，双方都差不多累垮了，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只得隔开400米对峙。
在金振中指挥作战时，一名营部参谋官始终在旁观战，并随时将战况通过电话报知北平的冯治安师长。
冯治安虽人不在战场，但从参谋官的描述中也知道战况不佳。
看来需要再推上一把力，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知道金振中的决心如何，因为如果前线的军事主官先软下来，你就是给他添再多的薪柴，这把火还是旺不起来。
冯治安指名要金振中亲自接电话。
冯问：卢沟桥之战举世瞩目，关乎29军荣辱，你应当如何？
金答：宁死战场，不死法场！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下午3点，1个营（曹营）悄悄地来到宛平，归并金振中指挥。
该营有4个连，700余人，他们一到，顿时军心大定，而金振中也从中读出了冯治安的意思。
那是东汉光武帝对他的爱将耿弇说过的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
铁桥从哪里失去的，就必须再把它从哪里夺回来。
寺平掏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
一指地图上的宛平城——这是西门城外，你快让城内驻军撤到那里去。这是东门城内，我们的部队将开到这里。
凭什么？！
寺平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很严重吗，调查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先处理再谈判。
怎么处理，就是让日军进宛平城。
原来和牟田口一个调调。
王冷斋紧盯着这个辅佐官：我们在你们北平特务机关部商量得好好的，先调查后处理。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情况严重，来不及调查之类，均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所谓“先处理责任”，这个牟田口刚刚向我提过，可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谁的令，敢这么说。
寺平一愣，知道眼前立着的是个明白人，靠混是混不过去的，不由脱口而出：平时我们日军进行演习，不都可以穿城而过吗，怎么今天不可以。我们不过是在遵循先例而已。
王冷斋立刻反驳：那是你无知。据我所知，你干辅佐官三个月还不到吧，问问你的前任吧。日军演习，从来都是在野外，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通过宛平城的？
你说有“先例”，那我倒要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月哪一天的事。
寺平被驳得哑口无言，脸上成了猪肝色。
说不过，他就来蛮的：我这是在奉命办理，奉谁的令，不用你管。反正是事在必行，如果你不见机行事的话，当心有危险。
见寺平理屈词穷，已经来到宛平城外负责指挥的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赶紧上前帮忙。
森田早在“一二八”会战时，就随久留米混成旅团到上海同中国军队打过仗，算得上是个侵华老兵了。
他铁青着脸对王冷斋一行说：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请你们下车看一看吧。
看什么？
“欣赏”他们的“军容”。
刀枪林立，寒兴闪闪，无非是向手无寸铁的王冷斋等人示威而已。
森田气势汹汹地说，十分钟内，请你拿出处理办法，如果拿不出，“严重事件”会立即爆发，到时，枪炮可不长眼，你们给我小心了（“殊为君等危”）。
黑洞洞的枪炮口朝着王冷斋，一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惨剧似乎就要发生在眼前。
然而，“布衣之威”，岂色厉内荏的倭寇之辈所能料知。
王冷斋毫无惧色。
我的使命就是调查，“他非所知”，个人安危更是早已置之度外。
我再说一次，这次先调查再处理的办法，是在北平特务机关，由双方共同商定下来的。你们前面说先调查，后面说先处理，天下事，没有可以这样自相矛盾的。
再说这里是谈判的地方吗？就算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先谈判，那也得到城里去“从容相商”。
对着寒森森、冷冰冰的刀枪剑戟，王冷斋正告对方，如果真的出了事，闯出祸，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不卑不亢，锦里藏针，除了需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敢坚毅外，还得有中国传统策士的智慧。
果然，森田没法再苦苦相逼了，而且王冷斋说的也有道理：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到城里去谈，荒郊野外的，连个凳子都没有，谈什么谈。
森田跟寺平嘀咕了几句，便同意由寺平和众人一起进城谈判。
刚刚进城，城外忽然枪声大作。
日军进攻了。
时间定格在7月8日上午4点20分。
在这之前，牟田口亲自出马、寺平拦车、森田示威，一连串的行动均未起到效果，牟田口知道已经无法控制中方的调查人员了。
真相即将揭开，揭开的结果，当然是日军自扰扰人，最后还是得把部队撤回丰台去。
眼看就得白忙乎了，但是事到如今，没有一个肯放弃的。
趁着森田在前面“示威”，一木赶紧向牟田口“进谏”：不能撤啊，如果就这么撤了，支那军一定会说，怎么样，我们一开枪，他们不就只好停止演习并撤退了。
影响形象啊，如此，我们“大日军皇军”还有何威信可言，再说，以后还要不要再演习了？
最后这句话真是说到牟田口的心坎上了。那两个“奇袭计划”一直是他的得意之作，岂容半途而废，因此他也顾不得扯皮，再跟一木互相推卸责任了。
比原计划提前3分钟，牟田口下达命令——
“可以坚决开始战斗”。
得到令牌，做好准备的日军立刻潮水般地向宛平城东门涌来。
在战前的准备会上，金振中曾经再三叮嘱，如果真的打起来，不到100米不准开枪，因为这是最佳的射击距离，这时即使日军想转身逃跑，也难以挣脱火力网。
但29军在扩军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有句老话叫做“老兵怕枪，新兵怕炮”，许多人不敢把日军放这么近，大多数在3到4百米距离时就按捺不住开枪了。
好在部队有所准备，全部轻重武器一瞬间撒开欢，“快放”配“齐放”，也着实够让鬼子们喝一壶了。
激战中，日军炮火猛烈，一颗炮弹甚至飞过宛平城墙，把金振中的营长指挥部都给轰倒了。
危急关头，金振中赶紧奔上城头亲自指挥。
子弹在身边往来穿梭，身边的警卫两死一伤，但金营长不愧沙场勇将，愣是在弹雨中来来去去，并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激励城上官兵。
打了一个小时，日军已在宛平城下躺了一堆又一堆，没奈何，只得“中场休息”，而城内代表也开始在专员公署内进行谈判。
看到军队已经动手，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日本代表的态度变得格外嚣张起来。
刚刚坐定，樱井便提出三点要求。
撤军：宛平驻军给我退到西门外去，退10里，少一点都不行。
赔钱：昨天晚上我们受到了“损失”，你们得赔。
罚人：最低限度要处罚营长金振中。
无稽之谈！
王冷斋一口回绝：尚未调查，何来撤军，何来赔偿？又何来严惩祸首？
金振中这时也坐在谈判桌旁，更是压不住心头之火：
我们为什么要撤，你们驻军丰台，离卢沟桥有八里之遥，却偏偏要赶到这里来演习，是什么用心？
“损失”，你们损失什么了，丢了兵应该由你们的军官负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进攻和炮轰宛平，我们死伤了这么多人，要赔偿的是你们。
作为中国军人，守土安民，职份所在，哪里轮得到你们来随意开“罚单”？
寺平见中方态度强硬，言语上占不到便宜，又拿出了他那套歇斯底里的作风，挥着拳头大叫大嚷： 好，你们不接受，那就让炮火把宛平城炸成平地吧。
王冷斋冷冷地看着这个疯子。
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正在僵持当中，森田又派人送信，约宛平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金振中出城谈判停火一事。
都已经打起来了，主将岂能擅离职守，轻入其觳中。商量下来，决定由政委会负责对外交涉的专员林耕宇出面，和那个只会“呱呱乱叫”的寺平一起出城。
再出城，就不能随随便便开门了。一者，宛平城门早被守军用麻袋严严实实地阻住，一时难以打开，二者，你怎么知道森田不是借此机会来“诈”我们的城门呢？
这时候就要效仿古人了。
林耕宇与寺平一起“缒城而出”，也就是用绳子拴住了，从城门上把人放下去。
事实上，“停火”早已成为不可能。
在桥本群向日本国内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作出汇报后，未等指令，他便对赶到北平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下达命令，要求后者指挥从天津出发的1个日军大队，前去卢沟桥“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头头”都说要打了，“停火谈判”如何还进行得下去。林耕宇始终不得要领，只得先行返回北平报告情况。
此时，王冷斋忽然想到，在日军发动的第一轮进攻中，其炮弹既然能准确命中营指挥部，说明对宛平城内我方军政机构的具体方位十分清楚，而下一个危险点无疑就是专员公署。
得换个地方办公。
5分钟后，一行人匆匆离开专署，刚刚跨出大门十余米，忽听轰然巨响，日军大炮已经“连珠而至”，并且弹无虚发，每一炮均落于专署之内，房屋倾刻倒塌。
谁也没有想到，一闪念之间，却有人间和地狱的区别。
日军大炮难道长了眼，指哪打哪？
其实这跟日军一直狼子野心，处心积虑地要对我们动刀子有关。
就在宛平专署成立的时候，身为日军大队长的一木曾经前来“道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平时出门都是骑一头东洋马，那天却步行而来。
等到炮火准确击中宛平专署，众人才算整明白。原来这家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通过步伐测量，为开炮算好距离的。
营指挥部被击中当然也是如出一辙。
小鬼子真毒啊，看样子非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不可。
王冷斋愤然向樱井抗议：你们一再开炮，必欲置我辈于死地，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调查和谈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说完拂袖而去。
王冷斋走后，剩下的日本代表不知好歹，见左右无人，竟然还想借机“说降”金振中。
你只要在城池的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愿献出城桥，然后将我们送到日军军营，可保“将军”性命无忧。
金振中武人一个，跟王冷斋那样上过武校的文人可是大有区别的，不听便罢，一听勃然大怒。
都什么时候了，鼠辈还敢如此在我面前巧言令色。也罢，正好借你们的项上人头，来祭一下我死伤之军民。
警卫人员早就被这些日本人的言辞给激怒了，立即上前将这几个家伙拖了出去。
啪的一枪，日军翻译官第一个毙命帐下，人头落地。
见来了真的，剩下的日本人立刻抖成一团，脸上呈死灰色，完全没了刚才那种耻高气扬的神气。
从北平来的几个中方代表见此情景，就把金振中拉到一边，劝他留一手，好做人质。
金振中一想有理。
也好，先寄下尔等性命再说。
说是不杀了，早已被吓破胆的樱井却哪里肯信。他一把抱住金振中的胳膊，拉住他的衣襟，死活不肯离开厅堂一步，惟恐被“小校们推出斩首”，那场面真是要多可乐就有多可乐。
金振中手一挥，绑了。
樱井被绳捆索绑，带到了城头上。
此时日军对城桥的进攻又进入了高潮。
在炮火掩护下，经过弹药和人员补充的日军再次哇哇大叫着扑了过来。
樱井战战兢兢地从城楼上探出头，挣得半句：队长别开枪，是我……
虽然顾问成了“人质”，日军却并没有停止进攻。
在森田攻城的同时，一木率日军排成4路纵队，向宛外西北的龙王庙和卢沟铁桥发动了攻击。
卢沟铁桥不是那座著名的石桥，旁边没有宛平城可以拱卫，除了桥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建工事外，没法安置更多的作战力量。
原先在桥头屯守的只有一个排。金振中考虑到日军可能要发动进攻，特地又增援了一个排上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守桥官兵拼死厮杀，2个排几乎全部打到了光。日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龙王庙和卢沟铁桥。
听到北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金振中担心铁桥有失，赶紧作出调整，抽出担任守备的主力连，由宛平公安队顶上，再调卢沟石桥以西的预备队，一共2个连，向铁桥东端的日军猛击。
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29军一直打了2个小时，才收复铁桥，将日军击退至2里地之外。
城桥都这么不容易得手，在宛平城下直接指挥的牟田口忽然想到一个“高招”，那就是让城里的人主动“归降”。
他写了封函，让人送进城来。
在信函中，他要求王金二人下令，将宛平军民限时撤往城西10里之外，同时放出樱井。否则的话，等这里一开炮，城桥皆化齑粉矣。
这是一个让人献出城池，乖乖走人的劝降书。
王冷斋看罢冷冷一笑，执笔回信。
其一，本人不是军事人员，军队不属我管，所以撤兵与否，我回答不了你。
其二，城里百姓，自然有安置的办法，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对于牟田口释放樱井的要求，金振中给来了个黑色幽默。他煞有介事地告诉牟田口：我不是不想放樱井，而是早就“令其出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这位樱顾问愣是好样儿的，看到事态紧急，他“自愿”留在城内，要与宛平共存亡呢。
城外重兵压境，城桥守军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而经过前面几个回合的较量，金振中也逐渐掌握了新的应敌之道。
日军打阵地战，开头总是拿大炮一顿乱轰，把你的阵地工事摧毁掉再说。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除留下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大多数人必须一律隐蔽起来，这个叫做“以我所短，避敌所长”。
他炮虽然厉害，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轰，否则后面的部队就没法上来了，所以等他估摸着你的阵地已被炸烂的时候，下面就要上步兵了。
此时，按照规律，大炮不是停止，而是会朝阵地后500米作延伸轰击，以便切断我方援军。
日军的大炮转移方向，正是我们发威的时候。
三个重武器连相互配合，轻重迫击炮连可先杀其威风，看着哪里冲锋的日军人头密，给他扔两个迫击炮弹过去助助兴，而重机枪连则集中火力，在近距离内进行猛扫。
这个就叫做“以我所长，击敌所短”。
冲过这几道火力网，还有鬼子兵能接近阵地的，我们的步枪子弹都可以省掉，直接拿出看家绝活，举起大刀跟他打肉搏战！
金振中虽不是出身于著名军校，但却绝对属于那种从打仗中学会打仗的老西北军精英，他从中原大战、长城抗战一路拼过来，刀口舔血，绝处逢生，其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指挥能力，不是光会念两句兵书的武秀才所能比得了的。
冯治安让他来扼守要道，也的确是用对了人。
7月9日。
一木为主将，在对中方阵地进行观察后，即按照日军的惯常打法，命令炮兵对城桥进行轰击。
2个小时后，和金振中预料的一般无二，大炮开始向阵地后方进行延伸覆盖，日军一个大队的步兵依次掩杀。
日军的进攻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但金振中听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是永定河东岸的第12连阵地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金振中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第12连阵地前沿，同时充分发挥该营具有的重火力之长：轻重迫击炮主打敌之密集区域，重机枪攻其冲锋队形。
他自己则亲率2个主力连，从日军侧背冲过去，杀到酣处，大刀翻飞，血肉互搏。
此一战，从早上6点杀到中午11点，整整5个小时，却仍未能见出分晓。
眼见不能迅速取胜，金振中及时调整部署，又命令部队从后绕击，正面则发动反冲锋，几乎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得以迫敌后退。
不容易啊，日军战力之强悍，不打是不知道的。
7月10日。
牟田口接替一木，亲自指挥。
经过昨天的交战，牟田口已判断出河岸边的29军拥有重火力，东岸比较难以拿下，遂想到一招，叫做“声东击西，瞒天过海”。
当天他的打法似乎与一木并无区别，只是炮更猛了，兵更多了，蜂拥着向岸边杀来。
可是这只是虚晃一枪，他取永定河东岸是假，袭卢沟铁桥是真。
短时间内，铁桥东端阵地被日军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战斗立时进入白热化。
金振中很快就发现了日军攻击点的变化，也把所有重火力调整方向，亲率两连之师朝铁桥东端进击，意图解围。
但日军十分凶蛮，一旦咬住目标就再也不肯松嘴了，任凭你怎么在外围砍啊剁啊，打啊捶啊，都无济于事。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金振中始终没有办法砸开缺口，铁桥东端阵地遂为日军所占。
斗到此处，双方都差不多累垮了，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只得隔开400米对峙。
在金振中指挥作战时，一名营部参谋官始终在旁观战，并随时将战况通过电话报知北平的冯治安师长。
冯治安虽人不在战场，但从参谋官的描述中也知道战况不佳。
看来需要再推上一把力，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知道金振中的决心如何，因为如果前线的军事主官先软下来，你就是给他添再多的薪柴，这把火还是旺不起来。
冯治安指名要金振中亲自接电话。
冯问：卢沟桥之战举世瞩目，关乎29军荣辱，你应当如何？
金答：宁死战场，不死法场！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下午3点，1个营（曹营）悄悄地来到宛平，归并金振中指挥。
该营有4个连，700余人，他们一到，顿时军心大定，而金振中也从中读出了冯治安的意思。
那是东汉光武帝对他的爱将耿弇说过的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
铁桥从哪里失去的，就必须再把它从哪里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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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19 pm
有志，还须有谋，有勇，更须有智。金振中反复思量，终于定下攻敌之策，那就是复制当年喜峰口的打法，对日军发动一次夜袭。
晚上8点，金振中召集众将，部署方略。
由新来的曹营接防原阵地，宛平城则交由宛平公安队负责，这样就得以把自己的这个营全部抽出，用于收复铁桥东端。
凌晨2点，这是发动夜袭的最佳时候。
金振中率领全营官兵，立于大帐之外。每个人都用白毛巾绕颈，同时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今夜的口令是：必胜！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
不是因畏战而吓哭的，而是这一幕场景，不能不让所有经历过长城抗战的勇士们倍感亲切，进而激动不已。
想当年，每遇战况不利时，深夜奔袭，挥刀血战，几乎都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成败在此一举！
枪炮声最早是从接防的曹营那里打起来的，他们一打，就吸引了正面日军的火力，使对手根本想不到29军还别有所图。
牟田口白天用声东击西法，拿下了铁桥，晚上金振中要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战法把铁桥夺过来。
金振中是很“好学”的，不光学牟田口，也学一木。
日军怎么用炮，他也要怎么用炮，用迫击炮。
正面一接战，金振中令旗一挥，一个营便整体向铁桥东端杀将过去。在部队行进时，轻重迫击炮随同前进，其战法也同日军如出一辙：先期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之后随着战况的变化，将射程适当延伸，以阻断日军后援及交通。
另外一个重机枪连则跟在部队后面，一俟遭敌拦击，则拉开火力网，通过有效杀伤敌军，给步兵开道。
我们的家当既然不咋的，自然更需这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才行。
牟田口好不容易把铁桥拿下来，自然也不敢忽视，特地在桥头驻有重兵。在火力较量一个小时之后，双方越走越近，终于缠斗到一处，开始了贴身肉搏。
勇士们执刀在手，呐喊向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29军自长城抗城以来，其大刀之威名布于海内，几乎无人不晓这支部队喜用善用大刀。据亲身参加过“七七事变”的老兵回忆，直到此时，日军对29军的大刀仍是心有余悸，非常害怕。
一般来说，如果光用剌刀打白刃战，早期的中国兵是难以胜过对手的。即如国内最擅肉搏的老八路和新四军，一开始也难以和日军单挑，只能靠人数多或抢先开枪，才能占到优势。可是29军的耍大刀跟拼剌刀不是一个路数，日本兵纵使拼剌技术再好，有时也破解不了对手的招式，结果稍一愣神之间，不是手腕被砍掉就是胸口得戳个洞眼儿。
大刀砍在一个个日军身上，血在到处飞溅，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这是29军的战场，他们是今天的王者。
见铁桥方向杀声遍野，浪头已接近最高点，金振中知道要上预备队了。
会不会打仗，在某种程度上，就看你会不会用预备队。
发动夜袭之前，金振中从本营留了一个连，这时又把曹营的预备队拿过来，加上一个抽出的重机枪排，一共两连一排，金振中紧握在手，这就是他的杀手锏。
命令曹营倾全力发动猛攻，以拖住正面之敌，限制其对铁桥进行增援，与此同时，金振中则挥舞着“杀手锏”，突然介入在铁桥鏖战的双方战团，并出击日军左侧背。
机枪督后，大刀在前，这一顿好砍，把铁桥的日本守军打得晕头转向，有的鬼子兵于仓皇间甚至跪地求饶，再无一点“皇军威严”。
据记载，当时曾有人用大刀连砍12名鬼子，生擒1名，创下了长城抗战以来新的纪录。
到后来，连吹集合号都没有用，大家伙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火光中举目四顾，就看见一个个举着大刀的血人在追兔子一样地追赶逃蹿的敌人。
这一仗打得漂亮。29军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1个中队。丰台日军一共才多少人啊，这亏吃得真不是一点半点，由此在短时间内已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也再次被我控制。
仗打赢了，但金振中却因在打扫战场时，被隐匿的日军所击伤，自此退出了宛平前线的指挥岗位。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究竟意欲何为，中方高层必须迅速作出判断。
秦德纯第一时间就给宋哲元和蒋介石各发了一份电报，请示机宜。
从秦德纯的内心来说，他是希望“主公”接报后能够迅速“启驾回宫”，以挽此危局的，但宋哲元在经历过两次丰台事件后，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
他认为事情并没有秦德纯说的那么严重，极可能又是日军在打“擦边球”，只要“镇定处之”，就能像以往那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位华北的封疆大吏并无一点要“启驾”动身的打算。
日本人曾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喜峰口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连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连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水浒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落了草。
然而，我们撇开宋哲元后来热衷其实又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上恐非一无是处，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了。
宋哲元如此“镇定”，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双方实力对比的自信。
这时的天津驻屯军登记在册的有5774人，论数量，半个师团也没有，而29军的总兵力已接近10万，至少相当于5到6个师团，兼之长城抗战时积累的威名，即使与天津驻屯军单独“对对碰”也并不吃亏。
从兵力部署上，也能看出宋哲元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没有将29军的兵力全部集中于北平一地，而是通过调兵遣将，在华北的中心地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阵形。
“品”字阵。
这个“品”字，由29军三个相对独立，实际也是最核心的军事单位组成，其中，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从北平一直延伸到保定的冯治安居中。在冯治安之前，有驻北郊的阮玄武的一个独立旅为屏障，在冯治安之后，有驻河北河间、大名的赵登禹的一个师为预备。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品”字阵是侧重于防守的一种稳固阵形，其为历代兵家所青睐之处，即在于它能做前后左右之策应，非常灵活而有效。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何破这一阵法。
假如你先取中央，则两翼的刘张可“夹”可“包”，尾巴上的赵更可猛“扫”。
两翼很麻烦，那对手能不能先把它们“剪除”掉呢？
那也不易。中央的冯和尾上的赵同样能腾出手来断你后路，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威胁到他的根本。
当然，29军的这种布局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其间也是由很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纠葛所无意成就，但宋哲元能看到这一点，并能化“无意”为“有意”，却也称得上是行家才有的手笔。
对着宋哲元的这一“沙盘布阵”，我们得说，宋哲元绝不是不会打仗，长城抗战的成就也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侥幸”。
可是他仍然只是“宋延灼”。
原因在哪里呢？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 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
这几年来，老蒋跟日本人打交道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病”， 几乎可以说，日本人屁股一翘，就得捉摸对方大概要拉什么屎了。
对于“七七事变”，宋哲元认为只是过去“丰台事件”的重复，鬼子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塘沽协定划定的那点圈子继续扩大，或者顺手敲点竹杠而已，小打小闹，动作不可能太大，因此“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手段予以化解。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老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事态很严重，而且极有可能扩大。
作出这一判断，老蒋凭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创立的一个对日情报机构。
***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
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绝密的部门，获取的情报只供给老蒋一个人，所以即使在***最高层，也少有人知。
早在三个月前，国研所即判定，日本陆军可能会在华北制造事变，而发生事变的时间，应在8月之前，最迟是8月上旬，最早是7月间。
国研所虽是搞机密情报的，却也不是测字先生，他们如何算得这么准？
因为8月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这个月，陆军内部要依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谁走运得到进一步重用，谁倒霉转入预备役部队，都得水落石出见分晓了。
国研所的情报表明，这个时候，陆军内的各个势力已经把在中国“争功”，特别是推进“华北自治”作为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砝码，“华北自治”的难以推进也成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八月异动”之前，他们是非得花力气搬开不可了。
老蒋于5月下旬，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国研所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这才能得出“七七事变”来者不善，是“直接威胁”，不可等闲而视之的结论。
至于对策，他的办法是沿用绥远抗战以来的策略，即以硬对硬，通过积极进兵北上备战，以吓退日本的侵略企图（“或可戢其野心”）。
他甚至认为，可以乘此机会，除去华北的两个心头之患：撤退丰台日军驻兵以及取消冀东伪组织。
卢沟桥之变虽是不祥之兆，但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从此因祸得福，睡觉反而更安稳呢。
7月9日，即事变的第二天，老蒋升起中军帐。
征调三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集中4个师，开往河北，归宋哲元在保定一体指挥。
以上三路人马都是中央化了的地方军，基本都能听命于老蒋。还有一个靠得很近，但独立性相对强一些的，也就是居于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老蒋要他开往北平以南，以加厚29军的预备力量。
这是军略，在政略上，则遣出两名中央大员前去华北。
第一个是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这一位负责坐在板凳上看。通过设行营于石家庄，在督导冀察军事的同时，还得跟老阎打好招呼，协调双方的行动。
第二个是参谋次长熊斌。这一位负责来回地跑，跑的地方两点成一线，就是保定和济南。
干什么呢？拉住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免日本人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大做文章，离间我们。
对外要备战，对内要抱团，这套打法，老蒋已经操练得很熟了。
可是老蒋的大动干戈，却反过来把宋哲元给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日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像处理“丰台事件”那样，对日本人让一下步，即可“内部解决”。如果让中央势力这么一进来，以后想赶都赶不走，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
当然，老蒋的调兵遣将以及连颁金牌，宋哲元也不能全然不顾，而宛平和卢沟桥那里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无法再心平气和地安坐于斗室之中。
7月11日，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乐陵。
可是他去的既不是援兵集结的保定，也不是“品字阵”的中心北平，而是侧翼的天津。
天津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去那里，就意味着宋哲元既不愿调度各路人马准备，也不会直接去指挥29军作战。
他是去谈和的。
有人说，这姓宋的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怕老蒋打你地盘的主意，要单干也成，那为什么还不赶紧带着自己的29军直接去卢沟桥“驱狼逐豹”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时的宋哲元也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却是发生在他的内部。
与日军对比，原先除了占有人数的优势外，“品字阵”的防御体系也是宋哲元的一大得意之笔。可是这个阵法要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一个人。
天津的张自忠。
拱卫北平的两翼，察哈尔的刘汝明离得较远一些，本身又面临着伪蒙军的压力，不便马上移师过来，只有张自忠的第38师离得最近，战力也最强。因此，张自忠的态度如何，对宋哲元的决策影响非常之大。
本来，“七七事变”是一个弥补内部缝隙，团结对外的有利时机，但这时候的张自忠在被日本人捧为“华北中心人物”之后，已经有些忘乎所以，常常自以为高明。
他跟宋哲元争，与冯治安也不睦。
从前在老西北军时，冯治安于张自忠曾有保举之恩，后来到29军，张自忠亦投桃报李，推荐冯治安担任师长。两人本为“手足”，可自从冯治安被宋哲元“拉”过去后，兄弟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在对日策略上，冯治安主战，张自忠就主和，基本上是“一个打，一个看”，俨然在唱对台戏。
在卢沟桥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伤亡很大，兵员和弹药粮草都急需补充，从哪里补呢，关东军、朝鲜军和国内军队都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能从天津的驻屯军大本营补。
从天津向丰台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廊坊那时还不是市，是镇，而且是个小镇，驻守该地的是张自忠师第113旅226团。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生出一个疑问，既然必经之地驻有重兵，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卡断日军这条“生命补给线”吗？
事实上，29军与日方是有临时协定的，上面规定，如果日军有列车通过廊坊，若不经过226团的许可，一律不准放行。宋哲元也曾声明在先，不允许日军利用这段铁路线作军运。可是问题在于日军向丰台增援时，根本就不从铁路上走。
那从哪里走呢？
从公路上走。
汽车运送或者干脆徒步行军，明白着就是要绕过“列车”这个禁忌。
当然公路也不是铺在天上的，它同样得经过廊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杨村。
杨村驻有226团的一个连，他们的任务就是日日夜夜对日军进行监视。
注意，是监视，不是拦截。
一段时间里，卢沟桥打得昏天黑地，官兵们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川流不息地往丰台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开过去打卢沟桥友军的，你说大家心里能是个滋味吗。
杨村的这个连于是一天数次请缨作战，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令人失望的“严令拒绝”。
终于，忍不住了。
连长杜巍然一个电话打到团长那里。
请另外派个连长来吧，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团长很奇怪，问为什么。
杜连长摊开双手：没法干啊，下面的官兵都忍不住要打，万一真打起来，我是压不住的，那样责任就大了，到不如现在就先下来。
226团的团长叫崔振伦。他与金振中一样，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
此时，团长的心情其实与连长没什么两样。手上拿着枪却不让打，别说下面的连长，他当团长的又何尝不觉得窝囊透顶。
但是军队是有军纪的，尤其张自忠治军十分严格，一般情况下，绝不容许下属有任何违背上级命令的举动。
知道团长也很为难，杜连长压了压火气，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公开打不行，我们就改装成土匪，离开杨树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打鬼子，而且打了就跑，绝不给本师惹祸。
崔振伦一听，主意是不错，可还是得向上面请示一下，要不然，若是追查的话，咱们还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因为当时的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崔振伦便找到旅参谋长李树人，把事情一说，参谋长也觉得有理，后者便出面打了报告上去请战。
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回票一张。
不允许！
从旅到团到连，都看出来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怕是看着自家兄弟在那里遭罪。
不久，崔振伦又接到了杜巍然的电话。
不是又要请战吧，真是头都大了。
幸好不是。
杜连长说，是这样的，日军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面去了，跟只乌龟一样，站又站不起，爬又爬不出。
你们不是说不让打吗，可是那汽车一直陷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得请示一下，怎么办。
依着崔振伦的性子，就应该把这汽车砸了算数。听杜巍然的语气，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就等他下命令了。
但是别急，上面现在对这种事看得很严，所以还是得先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师部的指示再次令崔团长瞠目结舌，竟然是“责令”杜巍然连“帮助”日军一道把汽车拖走。
不但不打，还要出手相助，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帮外人打自家兄弟，这种命令怎么传达法，到了连队，肯定要挨官兵骂的。可是如果不照样传达下去的话，又面临着违令之责，得军法从事。
崔振伦在房间里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日本人倒主动来解围了。
他们自己把车开出了泥潭。
冷汗直冒的崔振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潭”是杜巍然连故意设置的“绊马索”！
上头不让打，下头要闹事，崔振伦和李树人参谋长反复商量，只能把杜巍然连从杨村调走，以免再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可以说，“七七事变”以来，丰台日军之所以一直能撑住，很大程度上缘于天津驻屯军的不断增援，而天津援军之所以能保持畅通无阻，又不能不说是张自忠师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结果。
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下面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张自忠开始越厨代庖，插手干预冯冶安师的作战行动了。
在金振中与日军反复争夺卢沟铁桥时，冯治安曾经和何基沣探讨过，要想把宛平战场的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我们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两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地方。
丰台。
知道我们打仗为什么那么别扭吗？
就因为丰台在日军手里。作为拱卫京华的宛平和卢沟桥，本来枪口是应该朝西的，现在反过来了，得朝着东面打。长久以往，自然只能越打越被动。
丰台的战略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后来承认，丰台为交通要地，占据此处非常重要，说明日军窥视此处诚非一日。远在日本本土，但对华北洞若观火的石原莞尔更是一语道破“天机”，称日军驻兵丰台，是“七七事变”得以爆发的直接原因。
当初，王冷斋宁死不愿让日本人得到大井村的一寸土地，就缘于他深知大井村位于宛平侧背，对城桥威胁太大。惜乎宋哲元贵为一方诸侯，百战之将，为保一时苟安，竟在两次“丰台事件”中，将如此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轻易许人，真乃大失策也，误己误国，莫此为甚。
冯何计议已定，光夺回铁桥是不够的，最关键的还要把丰台日军予以消灭或驱逐。
晚上8点，金振中召集众将，部署方略。
由新来的曹营接防原阵地，宛平城则交由宛平公安队负责，这样就得以把自己的这个营全部抽出，用于收复铁桥东端。
凌晨2点，这是发动夜袭的最佳时候。
金振中率领全营官兵，立于大帐之外。每个人都用白毛巾绕颈，同时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今夜的口令是：必胜！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
不是因畏战而吓哭的，而是这一幕场景，不能不让所有经历过长城抗战的勇士们倍感亲切，进而激动不已。
想当年，每遇战况不利时，深夜奔袭，挥刀血战，几乎都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成败在此一举！
枪炮声最早是从接防的曹营那里打起来的，他们一打，就吸引了正面日军的火力，使对手根本想不到29军还别有所图。
牟田口白天用声东击西法，拿下了铁桥，晚上金振中要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战法把铁桥夺过来。
金振中是很“好学”的，不光学牟田口，也学一木。
日军怎么用炮，他也要怎么用炮，用迫击炮。
正面一接战，金振中令旗一挥，一个营便整体向铁桥东端杀将过去。在部队行进时，轻重迫击炮随同前进，其战法也同日军如出一辙：先期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之后随着战况的变化，将射程适当延伸，以阻断日军后援及交通。
另外一个重机枪连则跟在部队后面，一俟遭敌拦击，则拉开火力网，通过有效杀伤敌军，给步兵开道。
我们的家当既然不咋的，自然更需这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才行。
牟田口好不容易把铁桥拿下来，自然也不敢忽视，特地在桥头驻有重兵。在火力较量一个小时之后，双方越走越近，终于缠斗到一处，开始了贴身肉搏。
勇士们执刀在手，呐喊向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29军自长城抗城以来，其大刀之威名布于海内，几乎无人不晓这支部队喜用善用大刀。据亲身参加过“七七事变”的老兵回忆，直到此时，日军对29军的大刀仍是心有余悸，非常害怕。
一般来说，如果光用剌刀打白刃战，早期的中国兵是难以胜过对手的。即如国内最擅肉搏的老八路和新四军，一开始也难以和日军单挑，只能靠人数多或抢先开枪，才能占到优势。可是29军的耍大刀跟拼剌刀不是一个路数，日本兵纵使拼剌技术再好，有时也破解不了对手的招式，结果稍一愣神之间，不是手腕被砍掉就是胸口得戳个洞眼儿。
大刀砍在一个个日军身上，血在到处飞溅，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这是29军的战场，他们是今天的王者。
见铁桥方向杀声遍野，浪头已接近最高点，金振中知道要上预备队了。
会不会打仗，在某种程度上，就看你会不会用预备队。
发动夜袭之前，金振中从本营留了一个连，这时又把曹营的预备队拿过来，加上一个抽出的重机枪排，一共两连一排，金振中紧握在手，这就是他的杀手锏。
命令曹营倾全力发动猛攻，以拖住正面之敌，限制其对铁桥进行增援，与此同时，金振中则挥舞着“杀手锏”，突然介入在铁桥鏖战的双方战团，并出击日军左侧背。
机枪督后，大刀在前，这一顿好砍，把铁桥的日本守军打得晕头转向，有的鬼子兵于仓皇间甚至跪地求饶，再无一点“皇军威严”。
据记载，当时曾有人用大刀连砍12名鬼子，生擒1名，创下了长城抗战以来新的纪录。
到后来，连吹集合号都没有用，大家伙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火光中举目四顾，就看见一个个举着大刀的血人在追兔子一样地追赶逃蹿的敌人。
这一仗打得漂亮。29军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1个中队。丰台日军一共才多少人啊，这亏吃得真不是一点半点，由此在短时间内已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也再次被我控制。
仗打赢了，但金振中却因在打扫战场时，被隐匿的日军所击伤，自此退出了宛平前线的指挥岗位。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究竟意欲何为，中方高层必须迅速作出判断。
秦德纯第一时间就给宋哲元和蒋介石各发了一份电报，请示机宜。
从秦德纯的内心来说，他是希望“主公”接报后能够迅速“启驾回宫”，以挽此危局的，但宋哲元在经历过两次丰台事件后，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
他认为事情并没有秦德纯说的那么严重，极可能又是日军在打“擦边球”，只要“镇定处之”，就能像以往那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位华北的封疆大吏并无一点要“启驾”动身的打算。
日本人曾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喜峰口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连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连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水浒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落了草。
然而，我们撇开宋哲元后来热衷其实又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上恐非一无是处，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了。
宋哲元如此“镇定”，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双方实力对比的自信。
这时的天津驻屯军登记在册的有5774人，论数量，半个师团也没有，而29军的总兵力已接近10万，至少相当于5到6个师团，兼之长城抗战时积累的威名，即使与天津驻屯军单独“对对碰”也并不吃亏。
从兵力部署上，也能看出宋哲元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没有将29军的兵力全部集中于北平一地，而是通过调兵遣将，在华北的中心地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阵形。
“品”字阵。
这个“品”字，由29军三个相对独立，实际也是最核心的军事单位组成，其中，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从北平一直延伸到保定的冯治安居中。在冯治安之前，有驻北郊的阮玄武的一个独立旅为屏障，在冯治安之后，有驻河北河间、大名的赵登禹的一个师为预备。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品”字阵是侧重于防守的一种稳固阵形，其为历代兵家所青睐之处，即在于它能做前后左右之策应，非常灵活而有效。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何破这一阵法。
假如你先取中央，则两翼的刘张可“夹”可“包”，尾巴上的赵更可猛“扫”。
两翼很麻烦，那对手能不能先把它们“剪除”掉呢？
那也不易。中央的冯和尾上的赵同样能腾出手来断你后路，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威胁到他的根本。
当然，29军的这种布局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其间也是由很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纠葛所无意成就，但宋哲元能看到这一点，并能化“无意”为“有意”，却也称得上是行家才有的手笔。
对着宋哲元的这一“沙盘布阵”，我们得说，宋哲元绝不是不会打仗，长城抗战的成就也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侥幸”。
可是他仍然只是“宋延灼”。
原因在哪里呢？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 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
这几年来，老蒋跟日本人打交道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病”， 几乎可以说，日本人屁股一翘，就得捉摸对方大概要拉什么屎了。
对于“七七事变”，宋哲元认为只是过去“丰台事件”的重复，鬼子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塘沽协定划定的那点圈子继续扩大，或者顺手敲点竹杠而已，小打小闹，动作不可能太大，因此“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手段予以化解。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老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事态很严重，而且极有可能扩大。
作出这一判断，老蒋凭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创立的一个对日情报机构。
***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
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绝密的部门，获取的情报只供给老蒋一个人，所以即使在***最高层，也少有人知。
早在三个月前，国研所即判定，日本陆军可能会在华北制造事变，而发生事变的时间，应在8月之前，最迟是8月上旬，最早是7月间。
国研所虽是搞机密情报的，却也不是测字先生，他们如何算得这么准？
因为8月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这个月，陆军内部要依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谁走运得到进一步重用，谁倒霉转入预备役部队，都得水落石出见分晓了。
国研所的情报表明，这个时候，陆军内的各个势力已经把在中国“争功”，特别是推进“华北自治”作为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砝码，“华北自治”的难以推进也成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八月异动”之前，他们是非得花力气搬开不可了。
老蒋于5月下旬，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国研所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这才能得出“七七事变”来者不善，是“直接威胁”，不可等闲而视之的结论。
至于对策，他的办法是沿用绥远抗战以来的策略，即以硬对硬，通过积极进兵北上备战，以吓退日本的侵略企图（“或可戢其野心”）。
他甚至认为，可以乘此机会，除去华北的两个心头之患：撤退丰台日军驻兵以及取消冀东伪组织。
卢沟桥之变虽是不祥之兆，但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从此因祸得福，睡觉反而更安稳呢。
7月9日，即事变的第二天，老蒋升起中军帐。
征调三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集中4个师，开往河北，归宋哲元在保定一体指挥。
以上三路人马都是中央化了的地方军，基本都能听命于老蒋。还有一个靠得很近，但独立性相对强一些的，也就是居于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老蒋要他开往北平以南，以加厚29军的预备力量。
这是军略，在政略上，则遣出两名中央大员前去华北。
第一个是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这一位负责坐在板凳上看。通过设行营于石家庄，在督导冀察军事的同时，还得跟老阎打好招呼，协调双方的行动。
第二个是参谋次长熊斌。这一位负责来回地跑，跑的地方两点成一线，就是保定和济南。
干什么呢？拉住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免日本人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大做文章，离间我们。
对外要备战，对内要抱团，这套打法，老蒋已经操练得很熟了。
可是老蒋的大动干戈，却反过来把宋哲元给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日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像处理“丰台事件”那样，对日本人让一下步，即可“内部解决”。如果让中央势力这么一进来，以后想赶都赶不走，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
当然，老蒋的调兵遣将以及连颁金牌，宋哲元也不能全然不顾，而宛平和卢沟桥那里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无法再心平气和地安坐于斗室之中。
7月11日，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乐陵。
可是他去的既不是援兵集结的保定，也不是“品字阵”的中心北平，而是侧翼的天津。
天津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去那里，就意味着宋哲元既不愿调度各路人马准备，也不会直接去指挥29军作战。
他是去谈和的。
有人说，这姓宋的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怕老蒋打你地盘的主意，要单干也成，那为什么还不赶紧带着自己的29军直接去卢沟桥“驱狼逐豹”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时的宋哲元也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却是发生在他的内部。
与日军对比，原先除了占有人数的优势外，“品字阵”的防御体系也是宋哲元的一大得意之笔。可是这个阵法要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一个人。
天津的张自忠。
拱卫北平的两翼，察哈尔的刘汝明离得较远一些，本身又面临着伪蒙军的压力，不便马上移师过来，只有张自忠的第38师离得最近，战力也最强。因此，张自忠的态度如何，对宋哲元的决策影响非常之大。
本来，“七七事变”是一个弥补内部缝隙，团结对外的有利时机，但这时候的张自忠在被日本人捧为“华北中心人物”之后，已经有些忘乎所以，常常自以为高明。
他跟宋哲元争，与冯治安也不睦。
从前在老西北军时，冯治安于张自忠曾有保举之恩，后来到29军，张自忠亦投桃报李，推荐冯治安担任师长。两人本为“手足”，可自从冯治安被宋哲元“拉”过去后，兄弟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在对日策略上，冯治安主战，张自忠就主和，基本上是“一个打，一个看”，俨然在唱对台戏。
在卢沟桥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伤亡很大，兵员和弹药粮草都急需补充，从哪里补呢，关东军、朝鲜军和国内军队都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能从天津的驻屯军大本营补。
从天津向丰台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廊坊那时还不是市，是镇，而且是个小镇，驻守该地的是张自忠师第113旅226团。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生出一个疑问，既然必经之地驻有重兵，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卡断日军这条“生命补给线”吗？
事实上，29军与日方是有临时协定的，上面规定，如果日军有列车通过廊坊，若不经过226团的许可，一律不准放行。宋哲元也曾声明在先，不允许日军利用这段铁路线作军运。可是问题在于日军向丰台增援时，根本就不从铁路上走。
那从哪里走呢？
从公路上走。
汽车运送或者干脆徒步行军，明白着就是要绕过“列车”这个禁忌。
当然公路也不是铺在天上的，它同样得经过廊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杨村。
杨村驻有226团的一个连，他们的任务就是日日夜夜对日军进行监视。
注意，是监视，不是拦截。
一段时间里，卢沟桥打得昏天黑地，官兵们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川流不息地往丰台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开过去打卢沟桥友军的，你说大家心里能是个滋味吗。
杨村的这个连于是一天数次请缨作战，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令人失望的“严令拒绝”。
终于，忍不住了。
连长杜巍然一个电话打到团长那里。
请另外派个连长来吧，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团长很奇怪，问为什么。
杜连长摊开双手：没法干啊，下面的官兵都忍不住要打，万一真打起来，我是压不住的，那样责任就大了，到不如现在就先下来。
226团的团长叫崔振伦。他与金振中一样，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
此时，团长的心情其实与连长没什么两样。手上拿着枪却不让打，别说下面的连长，他当团长的又何尝不觉得窝囊透顶。
但是军队是有军纪的，尤其张自忠治军十分严格，一般情况下，绝不容许下属有任何违背上级命令的举动。
知道团长也很为难，杜连长压了压火气，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公开打不行，我们就改装成土匪，离开杨树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打鬼子，而且打了就跑，绝不给本师惹祸。
崔振伦一听，主意是不错，可还是得向上面请示一下，要不然，若是追查的话，咱们还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因为当时的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崔振伦便找到旅参谋长李树人，把事情一说，参谋长也觉得有理，后者便出面打了报告上去请战。
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回票一张。
不允许！
从旅到团到连，都看出来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怕是看着自家兄弟在那里遭罪。
不久，崔振伦又接到了杜巍然的电话。
不是又要请战吧，真是头都大了。
幸好不是。
杜连长说，是这样的，日军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面去了，跟只乌龟一样，站又站不起，爬又爬不出。
你们不是说不让打吗，可是那汽车一直陷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得请示一下，怎么办。
依着崔振伦的性子，就应该把这汽车砸了算数。听杜巍然的语气，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就等他下命令了。
但是别急，上面现在对这种事看得很严，所以还是得先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师部的指示再次令崔团长瞠目结舌，竟然是“责令”杜巍然连“帮助”日军一道把汽车拖走。
不但不打，还要出手相助，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帮外人打自家兄弟，这种命令怎么传达法，到了连队，肯定要挨官兵骂的。可是如果不照样传达下去的话，又面临着违令之责，得军法从事。
崔振伦在房间里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日本人倒主动来解围了。
他们自己把车开出了泥潭。
冷汗直冒的崔振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潭”是杜巍然连故意设置的“绊马索”！
上头不让打，下头要闹事，崔振伦和李树人参谋长反复商量，只能把杜巍然连从杨村调走，以免再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可以说，“七七事变”以来，丰台日军之所以一直能撑住，很大程度上缘于天津驻屯军的不断增援，而天津援军之所以能保持畅通无阻，又不能不说是张自忠师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结果。
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下面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张自忠开始越厨代庖，插手干预冯冶安师的作战行动了。
在金振中与日军反复争夺卢沟铁桥时，冯治安曾经和何基沣探讨过，要想把宛平战场的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我们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两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地方。
丰台。
知道我们打仗为什么那么别扭吗？
就因为丰台在日军手里。作为拱卫京华的宛平和卢沟桥，本来枪口是应该朝西的，现在反过来了，得朝着东面打。长久以往，自然只能越打越被动。
丰台的战略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后来承认，丰台为交通要地，占据此处非常重要，说明日军窥视此处诚非一日。远在日本本土，但对华北洞若观火的石原莞尔更是一语道破“天机”，称日军驻兵丰台，是“七七事变”得以爆发的直接原因。
当初，王冷斋宁死不愿让日本人得到大井村的一寸土地，就缘于他深知大井村位于宛平侧背，对城桥威胁太大。惜乎宋哲元贵为一方诸侯，百战之将，为保一时苟安，竟在两次“丰台事件”中，将如此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轻易许人，真乃大失策也，误己误国，莫此为甚。
冯何计议已定，光夺回铁桥是不够的，最关键的还要把丰台日军予以消灭或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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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0 pm
冯治安连着两天大范围调动兵力，悄悄地从保定抽调一个步兵团和两列装甲火车，并从东北军万福麟那里借来一个骑兵团，在长辛店集中，就准备在金振中拿下铁桥后，由何基沣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大突袭。
这个时候，在宛平和卢沟桥方向，29军前后至少可集结5个团，而天津驻屯军能作为主力的，却只有河边步兵旅团的1个大队，况且还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双方此长彼消的士气来看，光靠长辛店的2个团加上宛平的2个营，就足以给丰台留守日军以致命一击了。
但是偏偏张自忠得知了这一消息。
那段时间，他和宋哲元一样，受周围一帮惯会“吹拉弹唱”的门客的影响，开始热衷于“角色转型”，跟日本人“谈政治”，其间，“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那是每天晚上都有饭局，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张自忠在军内无论是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成了“政治家”，尤其是那次“东京之行”，更让他意识到，日军军力之强，远在29军之上，所以绝对不能轻易与后者为敌。
他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指南京***政府）和***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呢。
我知道你何基沣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团体（29军），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何基沣忍不住了，终于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周围幕僚和“帮闲”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走不了直线就走曲线。张自忠转而给宋哲元去电话，让后者直接给何基沣下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本来也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出国考察”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对方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处事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嫡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得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 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再怎么得罪他们，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 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语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还是选择了“让”，因为他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完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铁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自家兄弟，不仅打架不帮忙，还从旁掣肘，甚至与那个兄弟的对手勾肩搭背，谈笑风生，此情此景令旁人也感到不可理解，因此背地里称张自忠为“张宗昌”。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
张兄弟说得或许不无道理，就照他的办，让他主持和谈吧。
在外交方面，张自忠自认颇有发言权，并且早早地就在天津与日本人展开了谈判，好象他的本事比秦德纯和萧振瀛加起来都大一样。
这时候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
宋哲元到天津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张自忠就得到他的许可，由秦德纯出面，与松井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又称“秦松协定”）。
“秦松协定”的达成，在内，当然是由于天津驻屯军在卢沟桥那里吃了亏，不仅铁桥被中方收复，河边旅团亦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在外，则是由于收到了东京方面“不扩大”的命令。
卢沟桥枪声一响，日本军部也闻风而动，并针对“卢沟桥事件”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陆相杉山元赴会并首先发言。
这老小子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用两个字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陆军中有名的“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他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3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3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陆大第32期）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3个月！
不，3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3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德王翻船后，他也喝了两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弹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陆大第35期）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以陆相杉山元、次官梅津为首的这批狂人，此时在日本军内是主流，被称为强硬派。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已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此时声誉如日中天，被视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他拿出的对苏作战方略在参谋本部曾经被奉为经典，而由其一手主导的针对苏联“5年战备计划”也正在实施当中。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3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3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一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开手指算起了细帐。
我们现在有17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30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15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50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3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蛋，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也就是支那的北方，实在不行才能包括一个上海。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
拿破仑。
一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满洲国”境内，然后呢，由近卫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呢？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伪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决不能贸然发动对外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的道理。
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凝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2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做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也。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趋向统一，能与我们一样，把举国力量都动员出来。
我料中日一旦开战，必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而我日本到时也将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决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支那的全面冲突，“迅速、简单”地结束此次“卢沟桥事件”。
从日本人大多数“近视眼”的性格特点分析，我们就知道，对石原这一套坚信不疑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眼瞅着不仅这样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即将失去，照石原的说法，竟然还要将伪满以外的权利还给中国，那更是有如在挖自己的心头之肉了。
当然，稳健派既能成为一派，也说明“吾道不孤”，虽是少数派，但也是有几个毛人的。
在石原的发言过程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陆大第34期）等几个人，都听得摇头晃脑，看上去很“然其说”。
石原对自己的不屑态度，弄得武藤章大光其火，霍地站了起来，瞪着石原。
石原君的意思，好象是劝我们不要“无事生非”，弄出新的“华北事件”，但是好奇怪啊，难道以前的“满洲事件”不是前辈首创吗？我们只不过是沿着您的道路继续前行而已。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把石原给堵住了。
是啊，你能发动“九一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七七”呢，都是在江湖上漂的，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
见“大腕”石原被武藤章说得哑了火，一旁的永津赶紧卷起袖子上来了：我也认为石原君的论断是不对的。
他把支那想像得太可怕了。我们哪里需要出动那么多兵力，少量部队威胁一下就可以了。到时支那能不屈服吗？
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谁敢说买卖不划算。这才是日本国防的上上策呢。
两个小鬼讨敌骂阵，强硬派的主帅杉山元随后掩杀过来。
石原的发言，让这位陆相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慑于石原“民族英雄”和“战略家”的光环，也只得暂时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一看，场上形势似乎要转过来了，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杉山元一拍惊堂木：还商量什么商量，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得下决心好好地干它一把了。
我们不光是要解决“卢沟桥事件”，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制定计划，攻占支那的首府南京！
杉山元的言论立即把室内气氛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而石原也被深深激怒了。
他坚决反对杉山元的“过激想法”。
我是主持对苏战略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决不能因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将力量消耗在支那战场上，必须得分清，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是日本“既定之长远目标”。
接下来便是石原和杉山元两个人的“英雄会”，双方各自代表一个派别的山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大舌战。
与石原惯于长线操作不同，杉山元爱的却是短线捞金。照他的看法，中国这块肉，要是再不下嘴的话，眼看着就连油腥都要沾不上了。
石原说，我们可以等到把苏联搞定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国计较。
杉山元却说，这哪里来得及啊。你自己都说了，中国自“西安事变”之后，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国共两党都快走到一起去了，而且他还在加紧备战，如果再“姑息养奸”，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吞并中国。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做好准备之前“先发制人”，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回过头来再与苏美争雄未为迟也。
这就叫做，鱼与熊掌，吾可得而兼之。
这个时候，在宛平和卢沟桥方向，29军前后至少可集结5个团，而天津驻屯军能作为主力的，却只有河边步兵旅团的1个大队，况且还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双方此长彼消的士气来看，光靠长辛店的2个团加上宛平的2个营，就足以给丰台留守日军以致命一击了。
但是偏偏张自忠得知了这一消息。
那段时间，他和宋哲元一样，受周围一帮惯会“吹拉弹唱”的门客的影响，开始热衷于“角色转型”，跟日本人“谈政治”，其间，“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那是每天晚上都有饭局，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张自忠在军内无论是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成了“政治家”，尤其是那次“东京之行”，更让他意识到，日军军力之强，远在29军之上，所以绝对不能轻易与后者为敌。
他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指南京***政府）和***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呢。
我知道你何基沣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团体（29军），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何基沣忍不住了，终于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周围幕僚和“帮闲”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走不了直线就走曲线。张自忠转而给宋哲元去电话，让后者直接给何基沣下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本来也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出国考察”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对方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处事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嫡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得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 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再怎么得罪他们，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 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语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还是选择了“让”，因为他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完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铁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自家兄弟，不仅打架不帮忙，还从旁掣肘，甚至与那个兄弟的对手勾肩搭背，谈笑风生，此情此景令旁人也感到不可理解，因此背地里称张自忠为“张宗昌”。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
张兄弟说得或许不无道理，就照他的办，让他主持和谈吧。
在外交方面，张自忠自认颇有发言权，并且早早地就在天津与日本人展开了谈判，好象他的本事比秦德纯和萧振瀛加起来都大一样。
这时候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
宋哲元到天津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张自忠就得到他的许可，由秦德纯出面，与松井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又称“秦松协定”）。
“秦松协定”的达成，在内，当然是由于天津驻屯军在卢沟桥那里吃了亏，不仅铁桥被中方收复，河边旅团亦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在外，则是由于收到了东京方面“不扩大”的命令。
卢沟桥枪声一响，日本军部也闻风而动，并针对“卢沟桥事件”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陆相杉山元赴会并首先发言。
这老小子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用两个字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陆军中有名的“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他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3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3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陆大第32期）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3个月！
不，3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3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德王翻船后，他也喝了两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弹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陆大第35期）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以陆相杉山元、次官梅津为首的这批狂人，此时在日本军内是主流，被称为强硬派。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已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此时声誉如日中天，被视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他拿出的对苏作战方略在参谋本部曾经被奉为经典，而由其一手主导的针对苏联“5年战备计划”也正在实施当中。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3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3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一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开手指算起了细帐。
我们现在有17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30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15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50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3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蛋，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也就是支那的北方，实在不行才能包括一个上海。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
拿破仑。
一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满洲国”境内，然后呢，由近卫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呢？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伪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决不能贸然发动对外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的道理。
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凝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2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做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也。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趋向统一，能与我们一样，把举国力量都动员出来。
我料中日一旦开战，必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而我日本到时也将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决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支那的全面冲突，“迅速、简单”地结束此次“卢沟桥事件”。
从日本人大多数“近视眼”的性格特点分析，我们就知道，对石原这一套坚信不疑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眼瞅着不仅这样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即将失去，照石原的说法，竟然还要将伪满以外的权利还给中国，那更是有如在挖自己的心头之肉了。
当然，稳健派既能成为一派，也说明“吾道不孤”，虽是少数派，但也是有几个毛人的。
在石原的发言过程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陆大第34期）等几个人，都听得摇头晃脑，看上去很“然其说”。
石原对自己的不屑态度，弄得武藤章大光其火，霍地站了起来，瞪着石原。
石原君的意思，好象是劝我们不要“无事生非”，弄出新的“华北事件”，但是好奇怪啊，难道以前的“满洲事件”不是前辈首创吗？我们只不过是沿着您的道路继续前行而已。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把石原给堵住了。
是啊，你能发动“九一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七七”呢，都是在江湖上漂的，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
见“大腕”石原被武藤章说得哑了火，一旁的永津赶紧卷起袖子上来了：我也认为石原君的论断是不对的。
他把支那想像得太可怕了。我们哪里需要出动那么多兵力，少量部队威胁一下就可以了。到时支那能不屈服吗？
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谁敢说买卖不划算。这才是日本国防的上上策呢。
两个小鬼讨敌骂阵，强硬派的主帅杉山元随后掩杀过来。
石原的发言，让这位陆相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慑于石原“民族英雄”和“战略家”的光环，也只得暂时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一看，场上形势似乎要转过来了，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杉山元一拍惊堂木：还商量什么商量，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得下决心好好地干它一把了。
我们不光是要解决“卢沟桥事件”，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制定计划，攻占支那的首府南京！
杉山元的言论立即把室内气氛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而石原也被深深激怒了。
他坚决反对杉山元的“过激想法”。
我是主持对苏战略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决不能因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将力量消耗在支那战场上，必须得分清，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是日本“既定之长远目标”。
接下来便是石原和杉山元两个人的“英雄会”，双方各自代表一个派别的山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大舌战。
与石原惯于长线操作不同，杉山元爱的却是短线捞金。照他的看法，中国这块肉，要是再不下嘴的话，眼看着就连油腥都要沾不上了。
石原说，我们可以等到把苏联搞定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国计较。
杉山元却说，这哪里来得及啊。你自己都说了，中国自“西安事变”之后，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国共两党都快走到一起去了，而且他还在加紧备战，如果再“姑息养奸”，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吞并中国。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做好准备之前“先发制人”，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回过头来再与苏美争雄未为迟也。
这就叫做，鱼与熊掌，吾可得而兼之。
花儿同学- 帖子数 : 325
注册日期 : 14-04-29
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4 pm
本来是集体讨论，等到石原和杉山元一吵开了，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就看见两个人的口水在漫天飞舞。
既然“吵架的”争不出结果，他们就想起要找一个“评理的”。
先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陆大第26期），不过让杉山元感到失望的是，今井清认为石原说的不无道理。
这不算，应该让参谋总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感到很难办。面前的两位，一个是“九一八”时的“民族英雄”（石原），一个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两朝老将（杉山元），一个是参谋本部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 （石原），一个是陆军省手执权柄的头牌大佬（杉山元），偏向谁都不合适。
再听听两人的言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难以决断是非。
载仁想了一会说，要不这样吧，对“卢沟桥事件”暂取“不扩大方针”，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再议。
亲王做出决断，杉山元终于无话可说了。
在稳健派的支持下，由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亲自署名，参谋本部向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发去电令，上面明确：“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使用武力”。
这表明到此时为止，“既有国策”在日本军政上层仍占有上风。
在载仁作出“不扩大”的“裁断”之后，杉山元当着面不敢表示异议，但其实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一回寓所，他就把武藤章和永津这两个“知己”找来，三个人一道商量，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一机会。
石原的调调完全是“书生之见”，说什么就是派15个师团也没用。那是地道的胡说，目下之计，应该紧急派出3 个师团去华作战。
这时，杉山元不由长叹一声。
可恨现在的陆军高层，如总长、次长，都听信石原的邪说，不纳我等之计，如之奈何。
不过他很快就转忧为喜，因为他收到了两份请战报告，一份是关东军的，一份是朝鲜军的。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当时关东军是以苏联为主要战备目标的，部队也重点部署在东北的“北满”和“东满”一带，本来抽不出多余精力来窥视中国关内。
不过，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星期，日苏曾爆发过一次冲突，即干岔子岛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关东军高层的想法。
干岔子岛位于黑龙江境内，号称江省“第一黄金岛”，面积是我们熟知的珍宝岛的近30倍。更让人称羡不已的是，珍宝岛名字里虽含“珍宝”二字，其实并没有真的奇珍异宝，而干岔子岛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之岛，上面有的是金矿。
和珍宝岛一样，干岔子岛也位于中苏界河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按照“航路中线”的国际公认标准，它跟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可老毛子却不这么认为，听说岛上到处都是黄金，他们马上派了部队过来，越界上岛，把正在埋头采金的伪满官员和工人都赶走了。
伪满在帮谁采金？
当然是后面的日本人。所以关东军听了也不干了，东京第1师团和伪满军随后赶到，双方舰对舰，艇对艇，炮对炮，在干岔子岛附近形成了对峙。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觉得为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岛跟苏联人干仗不值得。可是关东军却抢先出手，东京师团第一个向苏联炮艇猛烈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苏联人吃了亏，不但没有反扑，还由政府出面服了软，正式确认干岔子岛属于“满洲国”，并从岛上全部撤军。
这个结果大出关东军意料之外。
分析下来，主要还是斯大林正在搞内部大肃反，没有多少热情和精力来顾及边境纠纷。
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关东军的两个当家的，植田司令官和东条参谋长就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日苏之间短期内不会爆发新的战争，所以无需对苏联作过多戒备，此时正好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冀察的中国军队进行猛击，以消除身背后可能出现的隐患。
与关东军相比，朝鲜军更为起劲。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第26期）在“请战报告”中，甚至表示，要充分把握好“七七事变”所提供的“机遇”，从而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除了写“请战报告”外，两军都拍胸脯要分兵入关。
关东军要调2个独立混成旅团，外加6个飞行中队参战，而朝鲜军则承诺会派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赴援。
关东军还特地派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陆大第27期军刀组首席）和田中隆吉中佐等人乘机飞赴东京，向参谋总长和陆相“面谏”，请求对华作战。
关东军和朝鲜军本属驻外“藩镇”，管好自己那搭就行了，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干涉朝政”，其做法着实令人瞪目结舌，但在杉山元看来却正好相反：此真忧国之将也！
有关东军和朝鲜军支持，杉山元的胆子也壮了。他当晚即颁下命令，要求京都以西各师团已服役两年的士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总数约4万的老兵就得以留在陆军中，后来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
杉山元想打，可是参谋总长刚刚说过要“不扩大”，他也不敢马上就违抗上命。
于是就想到了“咬文嚼字”。
“不扩大”自然是“不扩大”，可是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衅态度”，那我们还能不向天津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而听任其被对方歼灭吗？
老大发了话，喽罗们心领神会，迅速跟进。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提议，对于“卢沟桥事件”，不能隔靴搔痒，应该永除祸根。
怎么永除法呢？
以前不是有个“何梅协定”吗，有了这个“协定”，中央军就不能进入华北，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把“协定”延伸到29军身上去，都是支那军队，一个意思。
即使29军不肯退出华北，我们也要让他们撤到永定河以外20里，什么卢沟桥，宛平城，都是我们的，这样才算“彻底解决问题”。
武藤章虽然是参谋本部的，但这样显示自己聪明劲的机会岂肯放过，当下也赶紧把脑袋凑过来献上一计。
冀东的殷汝耕那里就搞得不错嘛，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搬到冀察来，然后就能在“满洲国”边界开拓新的缓冲带了。
看到小的们如此拎得清，杉山元喜得心花怒放。他把这个“计”那个“计”放到一块，打一打包，当下就带着去参加了内阁临时会议。
在近卫内阁，杉山元由于代表军部，口气和架子一向都是最大的。既然自己派兵作战的意见，没有在军部会议上得以通过，那就到内阁会议上碰碰运气吧。
以部下们的“永除法”、“新缓冲带论”作为引子，杉山元在阐述了一通他对“不扩大方针”的理解之后，开始直奔主题。
交涉自然是要交涉的，“不扩大”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们再真诚，如果中国人不真诚，也没有办法啊。现在支那军队的真实意图不明朗，又一直在朝我们进行“不法射击”，情况不容乐观。
依某之见，第29军兵力比天津驻屯军多，而且抗日态度很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派出“适当的兵力”去支援。
说到这里，杉山元注意观察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然后昂起脖子，把早就憋在喉咙口里的话一古脑倒了出来。
我建议，从国内抽调 3个师团，派赴“卢沟桥事件”现场。
会场秩序有些乱了。
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到了近卫首相身上。
近卫明为老大，其实哪有多少老大的威风和魄力，他小心翼翼地向杉山元提了一个问题。
向支那增兵是件大事，倘若因此引起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却如何是好。
杉山元打心眼里就从来没瞧得起这个首相。不过通过在军部的争论，他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要在众人面前说中国人会接招，那样说，比较麻烦，保不准又得像石原那样引出什么“泥潭”之类的“谬论”了。
杉山元清了清嗓子。
怎么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呢，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打。
支那那个国家，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不过管管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而已，华北、西北、西南的那些个省，谁服他？谁肯服他？
这些地方军头，我们还不了解吗，成天都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什么抗日啊，都是嘴上空喊喊的，一旦“大日本皇军”出现在他们面前，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杉山元很希望自己的“冷幽默”能引起反响，甚至阁员们会像他们这些强硬派一样，来个轰堂大笑，在笑声中再次嘲弄一下中国的“散”、“软”以及“可欺”。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内阁跟军部不一样，里面很多是文官，而文官的志趣和思维跟武将又多有不同。
不仅没有人笑，还有人继续质疑。
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是内阁元老，早在广田内阁时就做过藏相，很会算帐。
他问自我感觉正极度良好的杉山元：你既然把这些地方军头说得这么不济事，那我倒要问一句，这宋哲元也是北方一军头，他为什么不肯好好与我们合作，而偏要不自量力地向“皇军”进行“挑衅”呢？
杉山元愣住了，没想到马场平时不声不响，提出来的问题却如此刁钻。
马场大臣的提问，实际就是在点他。
你前面说军头怕我们，不敢跟我们打，可“卢沟桥事件”却表明，他们连“挑衅”都敢，怎么会不敢打仗呢。
这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杉山元很痛恨这老头，可是一时又想不到拿什么好的说法来搪塞，只好硬着头皮自欺欺人。
其实……
其实宋哲元原本是想同我们合作的，问题是我们嫌他不够资格，不想要他。
这个回答真是无厘头得可以，属于公众场合会被人扔烂桔子香蕉皮一类的答案。
马场当然极不满意。
杉山元也意识到自己的话里面逻辑混乱，不值一驳，老脸腾地就红了。
然而内务大臣还没打算放过他。
我只想问一句，要是支那真的敢和我们打，你有多少胜算。
轮到这个话题，杉山元重新变得神气十足，又拾起了武藤章的牙慧。
3个月，他们要是敢于反抗，最多3个月，我们就能予以全部解决！
让杉山元感到悲哀的是，会场一片沉默，没多少人认为他说的是事实。
会议无果而终。
自从参谋本部向天津驻屯军发出“不扩大”的电令后，顶替田代当家的参谋长桥本群就忙开了。他安排松井去找秦德纯具体谈判，看能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按照宋哲元“退一步”的要求，秦德纯与松井商定，两军各回原防，但宛平守军撤出，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人，另外必须向日军“道歉”。这就是所谓的“秦松协定”。
为了让29军高层相信，日军这次是真的准备罢手了，松井在签完协定后，还特地当着面向秦德纯表示自己的“诚意”。
我们这次的条件真的是相当之宽大啊，虽然写着要你们道歉，究其实不过是面子问题，你们怎么道歉，由谁出来道歉，都可以由宋哲元自己决定。
请放心，等卢沟桥由保安队接管之后，我们的“皇军”绝不会再动卢沟桥一个手指头，一定会主动撤退的。
松井的“诚意”，果然打动了宋哲元。他似乎已经看到，形势转向缓和，日军既攻不过来，老蒋也无法再动渗透的脑筋了。
宋哲元在自己的一篇“和平感言”中说，这次的“卢沟桥事件”实在是“东亚之不幸”，不过老天照应，一场局部冲突，这么快就“和平解决”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发完“感言”，他又给老蒋发去电报，告诉对方：今天早上，所有日军都撤到丰台去了。“七七”事变，可告一段落矣。
潜台词是，你也别派人过来了，用不着。
然而，这个电报的内容并不真实。事实证明，日军没有履行协定的诚意，所谓“完全撤军”也不过是宋哲元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至少有四次违约。
第一次是撤军。
日军说是要撤，炮弹却不想再拖回去，而是朝着宛平城就放，总计连放了70发。
王冷斋打电话去问，说是“掩护撤退”，就这么着，足足“掩护”了一个半小时，炮声才停。
第二次是接防。
按照协议，宛平守军必须等保安队来接防才能从城中撤走。可是从北平赶来的保安队却在半路上遇到了“劫道的”，日军看见就打，没法过来了。
王冷斋进行交涉，好歹放了50个人进来，说是可以“先行接防”。
50个保安队员，就算再加上宛平城里的警察，看城门都嫌不够，王冷斋理所当然只能拒绝接防。
再交涉。天津驻屯军那里总算松了口，说可以放全部保安队员进来。
等人进城，王冷斋一查点数目，连200人都不满。原来日军放人不放枪，规定重武器不能带进宛平城。因此最后只好每3个人扛一挺机关枪返回北平，如此一来，人自然就少了。
虽然离协议中的300人尚有距离，但已经能在城里布防了，王冷斋也就不再坚持。在保安队接防后，金振中便带队移出了城。
接防之后，河边旅团长特地派出一个顾问、一个秘书以及一个翻译官，三个人，带着香槟酒来到宛平城，当着面要来慰劳王冷斋。
王先生，辛苦辛苦。
来，我们干杯，以庆贺“此不幸事件”能够短期解决，并祝愿以后永不发生。
王冷斋举起杯，一饮而尽。
看起来确实要风平浪静了。为了监视撤兵，中日双方当时都派了监督代表，中方的那位代表白天看着日军撤走的，现在就早早地回北平去了，大概他也认为，是时候回家洗洗睡个安心觉了。
可是王冷斋并没有“酒酣壶醉抱诗眠”，等三个日本人一走，他就派人出去侦察，看日军是不是真的按协议所说撤走了。
“探马”汇集的情报让他大吃一惊。
城外不仅有还未撤走的日军，甚至去而复返的都不在少数，加起来达到了300人。
我撤你不撤，这不还是想攻城池么？
王冷斋赶紧通知已撤军的金振中准备返回，一出门，正好又看见一个日本人。
这家伙也是监督代表，叫中岛，他想溜。
哪里走。王冷斋一把揪住。
今晚上我请客吃夜宵，你就不要回去了。
中岛一个劲地摇头：不不不，我还是回去吧。
王冷斋扳起了脸。
你到底是不是监督代表？
中岛不明究竟，只得点头：是啊，怎么了。
是就好。我告诉你，现在你们城外的部队并没有全部撤走，你是监督他们撤退的，他们不走，你的责任就没尽到，当然不能走。
王冷斋的脑子多清楚。原来的樱井已经被放回去了。多个人质多条路，身边有这么一个家伙，交涉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岂能让他这么溜掉。
不出所料，凌晨2点，城外日军果然开枪，并攻城了。
这是日军第三次背约，给我们玩偷袭。
王冷斋早有防备，一把将中岛拖起来，让他跟日军指挥部联系。
中岛电话一打过去，那边一听，坏了，原来中方已有准备，赶紧辨称：刚才打枪是哨兵误会了，我们并没有攻城企图。
枪声停了。
王冷斋意识到只要城外日军不撤完，事件就不能说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因此，他决定带着中岛一起到北平去谈判。
大家又重新坐到了一张谈判桌前。
中方是秦德纯和王冷斋。日方是樱井、斋藤还有中岛。
问：日军为什么不撤？
樱井在宛平城里捡了条性命，心有余悸，加上中岛就坐在旁边，没法当面抵赖，所以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见樱井不响，斋藤只好站出来“解释”说，是有日军没有撤，不过他们留下来不是要攻城的，而是因为此前作战死了好些人，战后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找到，所以实际上是“搜尸队”。
王冷斋笑了笑，你们搜两具尸体而已，需要那么多人吗，而且还带着枪炮，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这哪是搜索，分明是准备打仗嘛。
斋藤的反应倒还蛮快。
这个这个……我们还不是怕你们从城头上开枪吗，所以多留了些部队，“以资警戒”。
在谈判和辩论方面，秦德纯早已是此中高手。一看这场面，他也不跟日本人纠缠细节了，当即定调：原来是为了搜索尸体，这个容易，我们可以帮忙。
斋藤的“搜尸”一说，本是为了抵挡王冷斋的质问，哪想到被秦德纯这么一提，却真的成了谈判所要讨论的主题，顿时就傻了眼，但坑是自己挖的，事已至此，也只能闭着眼睛往下跳。
众人当场商定，双方共同组织搜索队，各派20个徒手士兵，去卢沟桥附近进行“搜尸”，而且限定时间，不管是不是发现尸体，到时候都得撤军。
说好下午一点这个“联合搜尸队”就出发。
可是还没等到下午一点，再找三个日本人，没了——这三个小子竟然乘人不备，偷偷溜走了。
也难怪，真要照着这个做，他们回去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是日军第四次背约。由此可以看出，“秦松协定”完全是个虚情假意的协定。
后来日本人说，这都是一个叫做和知鹰二（陆大第34期）搞的鬼，他属于“地方上的强硬派”，而田代、桥本、松井还都属于“地方上的稳健派”。
“稳健派”的确是想依照参谋本部的命令，“不扩大事件”的，可让和知这个家伙从中捣蛋，派他去现场调查，回来后他就乱汇报，结果把事情给弄糟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桥本发现和知从中作梗，一怒之下，就将后者分配到师团当了联队长。
其实这不过是日本人的老习惯，出事了，就喜欢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最好是下级的身上。
和知不过是桥本的一个参谋。你桥本又不是远在东京，具体情形真的会不清楚？蒙谁呢。
这时的桥本，不过就想装扮成“九一八”时的本庄繁、“河北事件”时的梅津，一副受部下“蒙蔽”后“可怜而无辜”的模样。在这方面，日本军政两界，从上到 下，从天皇到将佐，都喜欢玩同一套把戏，虽然毫无新意，却还乐此不疲，其“超凡脱俗”的演技，怕是连现在日剧的当红明星都远远不及。
既然“吵架的”争不出结果，他们就想起要找一个“评理的”。
先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陆大第26期），不过让杉山元感到失望的是，今井清认为石原说的不无道理。
这不算，应该让参谋总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感到很难办。面前的两位，一个是“九一八”时的“民族英雄”（石原），一个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两朝老将（杉山元），一个是参谋本部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 （石原），一个是陆军省手执权柄的头牌大佬（杉山元），偏向谁都不合适。
再听听两人的言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难以决断是非。
载仁想了一会说，要不这样吧，对“卢沟桥事件”暂取“不扩大方针”，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再议。
亲王做出决断，杉山元终于无话可说了。
在稳健派的支持下，由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亲自署名，参谋本部向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发去电令，上面明确：“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使用武力”。
这表明到此时为止，“既有国策”在日本军政上层仍占有上风。
在载仁作出“不扩大”的“裁断”之后，杉山元当着面不敢表示异议，但其实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一回寓所，他就把武藤章和永津这两个“知己”找来，三个人一道商量，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一机会。
石原的调调完全是“书生之见”，说什么就是派15个师团也没用。那是地道的胡说，目下之计，应该紧急派出3 个师团去华作战。
这时，杉山元不由长叹一声。
可恨现在的陆军高层，如总长、次长，都听信石原的邪说，不纳我等之计，如之奈何。
不过他很快就转忧为喜，因为他收到了两份请战报告，一份是关东军的，一份是朝鲜军的。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当时关东军是以苏联为主要战备目标的，部队也重点部署在东北的“北满”和“东满”一带，本来抽不出多余精力来窥视中国关内。
不过，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星期，日苏曾爆发过一次冲突，即干岔子岛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关东军高层的想法。
干岔子岛位于黑龙江境内，号称江省“第一黄金岛”，面积是我们熟知的珍宝岛的近30倍。更让人称羡不已的是，珍宝岛名字里虽含“珍宝”二字，其实并没有真的奇珍异宝，而干岔子岛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之岛，上面有的是金矿。
和珍宝岛一样，干岔子岛也位于中苏界河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按照“航路中线”的国际公认标准，它跟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可老毛子却不这么认为，听说岛上到处都是黄金，他们马上派了部队过来，越界上岛，把正在埋头采金的伪满官员和工人都赶走了。
伪满在帮谁采金？
当然是后面的日本人。所以关东军听了也不干了，东京第1师团和伪满军随后赶到，双方舰对舰，艇对艇，炮对炮，在干岔子岛附近形成了对峙。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觉得为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岛跟苏联人干仗不值得。可是关东军却抢先出手，东京师团第一个向苏联炮艇猛烈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苏联人吃了亏，不但没有反扑，还由政府出面服了软，正式确认干岔子岛属于“满洲国”，并从岛上全部撤军。
这个结果大出关东军意料之外。
分析下来，主要还是斯大林正在搞内部大肃反，没有多少热情和精力来顾及边境纠纷。
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关东军的两个当家的，植田司令官和东条参谋长就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日苏之间短期内不会爆发新的战争，所以无需对苏联作过多戒备，此时正好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冀察的中国军队进行猛击，以消除身背后可能出现的隐患。
与关东军相比，朝鲜军更为起劲。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第26期）在“请战报告”中，甚至表示，要充分把握好“七七事变”所提供的“机遇”，从而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除了写“请战报告”外，两军都拍胸脯要分兵入关。
关东军要调2个独立混成旅团，外加6个飞行中队参战，而朝鲜军则承诺会派第20师团（朝鲜龙山师团）赴援。
关东军还特地派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陆大第27期军刀组首席）和田中隆吉中佐等人乘机飞赴东京，向参谋总长和陆相“面谏”，请求对华作战。
关东军和朝鲜军本属驻外“藩镇”，管好自己那搭就行了，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干涉朝政”，其做法着实令人瞪目结舌，但在杉山元看来却正好相反：此真忧国之将也！
有关东军和朝鲜军支持，杉山元的胆子也壮了。他当晚即颁下命令，要求京都以西各师团已服役两年的士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总数约4万的老兵就得以留在陆军中，后来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
杉山元想打，可是参谋总长刚刚说过要“不扩大”，他也不敢马上就违抗上命。
于是就想到了“咬文嚼字”。
“不扩大”自然是“不扩大”，可是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衅态度”，那我们还能不向天津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而听任其被对方歼灭吗？
老大发了话，喽罗们心领神会，迅速跟进。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提议，对于“卢沟桥事件”，不能隔靴搔痒，应该永除祸根。
怎么永除法呢？
以前不是有个“何梅协定”吗，有了这个“协定”，中央军就不能进入华北，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把“协定”延伸到29军身上去，都是支那军队，一个意思。
即使29军不肯退出华北，我们也要让他们撤到永定河以外20里，什么卢沟桥，宛平城，都是我们的，这样才算“彻底解决问题”。
武藤章虽然是参谋本部的，但这样显示自己聪明劲的机会岂肯放过，当下也赶紧把脑袋凑过来献上一计。
冀东的殷汝耕那里就搞得不错嘛，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搬到冀察来，然后就能在“满洲国”边界开拓新的缓冲带了。
看到小的们如此拎得清，杉山元喜得心花怒放。他把这个“计”那个“计”放到一块，打一打包，当下就带着去参加了内阁临时会议。
在近卫内阁，杉山元由于代表军部，口气和架子一向都是最大的。既然自己派兵作战的意见，没有在军部会议上得以通过，那就到内阁会议上碰碰运气吧。
以部下们的“永除法”、“新缓冲带论”作为引子，杉山元在阐述了一通他对“不扩大方针”的理解之后，开始直奔主题。
交涉自然是要交涉的，“不扩大”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们再真诚，如果中国人不真诚，也没有办法啊。现在支那军队的真实意图不明朗，又一直在朝我们进行“不法射击”，情况不容乐观。
依某之见，第29军兵力比天津驻屯军多，而且抗日态度很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派出“适当的兵力”去支援。
说到这里，杉山元注意观察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然后昂起脖子，把早就憋在喉咙口里的话一古脑倒了出来。
我建议，从国内抽调 3个师团，派赴“卢沟桥事件”现场。
会场秩序有些乱了。
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到了近卫首相身上。
近卫明为老大，其实哪有多少老大的威风和魄力，他小心翼翼地向杉山元提了一个问题。
向支那增兵是件大事，倘若因此引起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却如何是好。
杉山元打心眼里就从来没瞧得起这个首相。不过通过在军部的争论，他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要在众人面前说中国人会接招，那样说，比较麻烦，保不准又得像石原那样引出什么“泥潭”之类的“谬论”了。
杉山元清了清嗓子。
怎么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呢，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打。
支那那个国家，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不过管管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而已，华北、西北、西南的那些个省，谁服他？谁肯服他？
这些地方军头，我们还不了解吗，成天都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什么抗日啊，都是嘴上空喊喊的，一旦“大日本皇军”出现在他们面前，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杉山元很希望自己的“冷幽默”能引起反响，甚至阁员们会像他们这些强硬派一样，来个轰堂大笑，在笑声中再次嘲弄一下中国的“散”、“软”以及“可欺”。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内阁跟军部不一样，里面很多是文官，而文官的志趣和思维跟武将又多有不同。
不仅没有人笑，还有人继续质疑。
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是内阁元老，早在广田内阁时就做过藏相，很会算帐。
他问自我感觉正极度良好的杉山元：你既然把这些地方军头说得这么不济事，那我倒要问一句，这宋哲元也是北方一军头，他为什么不肯好好与我们合作，而偏要不自量力地向“皇军”进行“挑衅”呢？
杉山元愣住了，没想到马场平时不声不响，提出来的问题却如此刁钻。
马场大臣的提问，实际就是在点他。
你前面说军头怕我们，不敢跟我们打，可“卢沟桥事件”却表明，他们连“挑衅”都敢，怎么会不敢打仗呢。
这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杉山元很痛恨这老头，可是一时又想不到拿什么好的说法来搪塞，只好硬着头皮自欺欺人。
其实……
其实宋哲元原本是想同我们合作的，问题是我们嫌他不够资格，不想要他。
这个回答真是无厘头得可以，属于公众场合会被人扔烂桔子香蕉皮一类的答案。
马场当然极不满意。
杉山元也意识到自己的话里面逻辑混乱，不值一驳，老脸腾地就红了。
然而内务大臣还没打算放过他。
我只想问一句，要是支那真的敢和我们打，你有多少胜算。
轮到这个话题，杉山元重新变得神气十足，又拾起了武藤章的牙慧。
3个月，他们要是敢于反抗，最多3个月，我们就能予以全部解决！
让杉山元感到悲哀的是，会场一片沉默，没多少人认为他说的是事实。
会议无果而终。
自从参谋本部向天津驻屯军发出“不扩大”的电令后，顶替田代当家的参谋长桥本群就忙开了。他安排松井去找秦德纯具体谈判，看能否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按照宋哲元“退一步”的要求，秦德纯与松井商定，两军各回原防，但宛平守军撤出，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人，另外必须向日军“道歉”。这就是所谓的“秦松协定”。
为了让29军高层相信，日军这次是真的准备罢手了，松井在签完协定后，还特地当着面向秦德纯表示自己的“诚意”。
我们这次的条件真的是相当之宽大啊，虽然写着要你们道歉，究其实不过是面子问题，你们怎么道歉，由谁出来道歉，都可以由宋哲元自己决定。
请放心，等卢沟桥由保安队接管之后，我们的“皇军”绝不会再动卢沟桥一个手指头，一定会主动撤退的。
松井的“诚意”，果然打动了宋哲元。他似乎已经看到，形势转向缓和，日军既攻不过来，老蒋也无法再动渗透的脑筋了。
宋哲元在自己的一篇“和平感言”中说，这次的“卢沟桥事件”实在是“东亚之不幸”，不过老天照应，一场局部冲突，这么快就“和平解决”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
发完“感言”，他又给老蒋发去电报，告诉对方：今天早上，所有日军都撤到丰台去了。“七七”事变，可告一段落矣。
潜台词是，你也别派人过来了，用不着。
然而，这个电报的内容并不真实。事实证明，日军没有履行协定的诚意，所谓“完全撤军”也不过是宋哲元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至少有四次违约。
第一次是撤军。
日军说是要撤，炮弹却不想再拖回去，而是朝着宛平城就放，总计连放了70发。
王冷斋打电话去问，说是“掩护撤退”，就这么着，足足“掩护”了一个半小时，炮声才停。
第二次是接防。
按照协议，宛平守军必须等保安队来接防才能从城中撤走。可是从北平赶来的保安队却在半路上遇到了“劫道的”，日军看见就打，没法过来了。
王冷斋进行交涉，好歹放了50个人进来，说是可以“先行接防”。
50个保安队员，就算再加上宛平城里的警察，看城门都嫌不够，王冷斋理所当然只能拒绝接防。
再交涉。天津驻屯军那里总算松了口，说可以放全部保安队员进来。
等人进城，王冷斋一查点数目，连200人都不满。原来日军放人不放枪，规定重武器不能带进宛平城。因此最后只好每3个人扛一挺机关枪返回北平，如此一来，人自然就少了。
虽然离协议中的300人尚有距离，但已经能在城里布防了，王冷斋也就不再坚持。在保安队接防后，金振中便带队移出了城。
接防之后，河边旅团长特地派出一个顾问、一个秘书以及一个翻译官，三个人，带着香槟酒来到宛平城，当着面要来慰劳王冷斋。
王先生，辛苦辛苦。
来，我们干杯，以庆贺“此不幸事件”能够短期解决，并祝愿以后永不发生。
王冷斋举起杯，一饮而尽。
看起来确实要风平浪静了。为了监视撤兵，中日双方当时都派了监督代表，中方的那位代表白天看着日军撤走的，现在就早早地回北平去了，大概他也认为，是时候回家洗洗睡个安心觉了。
可是王冷斋并没有“酒酣壶醉抱诗眠”，等三个日本人一走，他就派人出去侦察，看日军是不是真的按协议所说撤走了。
“探马”汇集的情报让他大吃一惊。
城外不仅有还未撤走的日军，甚至去而复返的都不在少数，加起来达到了300人。
我撤你不撤，这不还是想攻城池么？
王冷斋赶紧通知已撤军的金振中准备返回，一出门，正好又看见一个日本人。
这家伙也是监督代表，叫中岛，他想溜。
哪里走。王冷斋一把揪住。
今晚上我请客吃夜宵，你就不要回去了。
中岛一个劲地摇头：不不不，我还是回去吧。
王冷斋扳起了脸。
你到底是不是监督代表？
中岛不明究竟，只得点头：是啊，怎么了。
是就好。我告诉你，现在你们城外的部队并没有全部撤走，你是监督他们撤退的，他们不走，你的责任就没尽到，当然不能走。
王冷斋的脑子多清楚。原来的樱井已经被放回去了。多个人质多条路，身边有这么一个家伙，交涉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岂能让他这么溜掉。
不出所料，凌晨2点，城外日军果然开枪，并攻城了。
这是日军第三次背约，给我们玩偷袭。
王冷斋早有防备，一把将中岛拖起来，让他跟日军指挥部联系。
中岛电话一打过去，那边一听，坏了，原来中方已有准备，赶紧辨称：刚才打枪是哨兵误会了，我们并没有攻城企图。
枪声停了。
王冷斋意识到只要城外日军不撤完，事件就不能说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因此，他决定带着中岛一起到北平去谈判。
大家又重新坐到了一张谈判桌前。
中方是秦德纯和王冷斋。日方是樱井、斋藤还有中岛。
问：日军为什么不撤？
樱井在宛平城里捡了条性命，心有余悸，加上中岛就坐在旁边，没法当面抵赖，所以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见樱井不响，斋藤只好站出来“解释”说，是有日军没有撤，不过他们留下来不是要攻城的，而是因为此前作战死了好些人，战后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找到，所以实际上是“搜尸队”。
王冷斋笑了笑，你们搜两具尸体而已，需要那么多人吗，而且还带着枪炮，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这哪是搜索，分明是准备打仗嘛。
斋藤的反应倒还蛮快。
这个这个……我们还不是怕你们从城头上开枪吗，所以多留了些部队，“以资警戒”。
在谈判和辩论方面，秦德纯早已是此中高手。一看这场面，他也不跟日本人纠缠细节了，当即定调：原来是为了搜索尸体，这个容易，我们可以帮忙。
斋藤的“搜尸”一说，本是为了抵挡王冷斋的质问，哪想到被秦德纯这么一提，却真的成了谈判所要讨论的主题，顿时就傻了眼，但坑是自己挖的，事已至此，也只能闭着眼睛往下跳。
众人当场商定，双方共同组织搜索队，各派20个徒手士兵，去卢沟桥附近进行“搜尸”，而且限定时间，不管是不是发现尸体，到时候都得撤军。
说好下午一点这个“联合搜尸队”就出发。
可是还没等到下午一点，再找三个日本人，没了——这三个小子竟然乘人不备，偷偷溜走了。
也难怪，真要照着这个做，他们回去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是日军第四次背约。由此可以看出，“秦松协定”完全是个虚情假意的协定。
后来日本人说，这都是一个叫做和知鹰二（陆大第34期）搞的鬼，他属于“地方上的强硬派”，而田代、桥本、松井还都属于“地方上的稳健派”。
“稳健派”的确是想依照参谋本部的命令，“不扩大事件”的，可让和知这个家伙从中捣蛋，派他去现场调查，回来后他就乱汇报，结果把事情给弄糟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桥本发现和知从中作梗，一怒之下，就将后者分配到师团当了联队长。
其实这不过是日本人的老习惯，出事了，就喜欢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最好是下级的身上。
和知不过是桥本的一个参谋。你桥本又不是远在东京，具体情形真的会不清楚？蒙谁呢。
这时的桥本，不过就想装扮成“九一八”时的本庄繁、“河北事件”时的梅津，一副受部下“蒙蔽”后“可怜而无辜”的模样。在这方面，日本军政两界，从上到 下，从天皇到将佐，都喜欢玩同一套把戏，虽然毫无新意，却还乐此不疲，其“超凡脱俗”的演技，怕是连现在日剧的当红明星都远远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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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5 pm
说到底，一个萝卜一个坑。桥本松井之流又不是石原，用不着去为日本的全国性战略负责，更加犯不着去“小不忍”。他们要“立功”就得在中国人身上“立”，所以哪怕是脸上贴着“稳健”的标签，骨子里却还想着“强硬”二字。
如此，他们怎么肯轻易地善罢甘休呢。口头协议云云，一方面是为了敷衍上面的指令，另一方面是要拖延时间，以等待援兵的到来。
果然，秦德纯很快得到各方报告，从天津等地开来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已陆续到达丰台，丰台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兴师须有名，这回他们的“名”却是要“主动落实协定”。
“秦松协定”上说了，双方要撤回原防。照我们的理解，“原防”就是原来的防区，大家应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日军该回丰台的回丰台，该回天津的回天津，而因战移防城内的29军则可从城上回到城下，继续驻守永定河东岸。
可是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要29军从东岸撤出，似乎这个“原防”应该是他们的。
日军不仅没有撤回丰台，反而还更进一步，又添援兵，又占大井，这个消息让庐山的老蒋甚为紧张。
事情绝不像宋哲元描述的那样易于解决，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
他给宋哲元发去专电，要后者拿出点“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出来，不要再麻痹大意了。
如果先前给秦德纯的电报算是第一道金牌的话，现在直接发到宋哲元手里的电报就是第二道牌牌了。
不是说不让你和日本人谈判，也不是说不能有一点退让，但是要提防此辈使用“奸狡之惯技”，尤其要以“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否则，是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
这时孙连仲第26路军的两个师已抵保定，老蒋要求宋哲元即刻移驻保定，就近指挥孙连仲等各部队。
有道是，“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那里有的是驴肉火烧，一边吃着驴肉，一边指挥打鬼子，岂不是很带劲儿。
可是宋哲元没动，不是驴肉火烧不好吃，而是说他对老蒋派孙连仲来做帮手有点意见：这兄弟还不如我们29军能打呢，上来了又能顶什么用。
孙连仲的部队虽说是地方化的中央军，但论其战斗力，在***部队中却也居于中上水平，他都不行，你说谁行？
要是胡宗南还差不离。
在当时老蒋的嫡系部队中，胡宗南的确可算是精锐了。这宋哲元的眼光也真够毒的。
那再把胡宗南派过来给你？
不料宋哲元又是连连摆手。
算了，说说而已，何必一下子把动静搞得这么大呢。29军若论步骑军还能跟日军对付，就是没空军，要是能派几架飞机过来就好了。
这话说了等于白说。其时的河北乃至平津境内，压根就没有中方可掌握的军用飞机场，即算空军来了，又如何飞法？
其实这都不是理由。宋哲元不过是在借故推托，他还是认为，自家的事自家解决，重要的是不能“引狼入室”，让你进来把我的地盘夺去。
按照他的想法，援军应该从东面的津浦路上来，怎么从西面的平汉路过来呢，是不是要像中原大战时那样，抄我的后路啊。
不过孙连仲来都来了，又都是老西北军里出来的，也不可能让人家马上打道回府，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出面给了个说法。
鉴于现在“形势已趋和缓”，为免兴师动众，反而扩大事端，因此北上各部队，还是“在原防集结待命”为好。
如果我以后有什么需要，再来相烦各位吧，谢谢。
宋哲元想的很好，几句话一说，你们大家应该都听出味儿来了，最好能知情识趣地给我自动离开。
可自古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援军的“神头”何应钦开腔了。
获悉宋哲元不在保定或北平备战，却跑到天津去了，这位军政部长着实大吃一惊。
宋哲元认为周围和平鸽飞扬，华北将重现往昔宁静，何应钦见到的却是卢沟桥情况“日趋严重”，天津城“遍布日军”，危机四伏，华北成了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当年宋哲元为了在华北称雄，不惜软硬兼施，把何应钦赶走，如今当对方也处于危险境地时，这位堪称君子的军政部长并没有计较过往，而是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赶快插上鸡毛信，发了一份“特急电”过来。
我得到情报，老兄你的处境已是“万分危险”，赶快秘密离开天津，到保定去主持军事吧。
宋哲元收到信后，把鸡毛一拔，然后复电一封。
我可不是来玩的。你也知道，29军主力均在平津附近，此地为军事要冲所在，我到天津就是做军事部署的。
部长大人你别急，等这边准备得有了头绪，我马上就去保定。
发完电报，宋哲元却仍旧打算继续做他的“和平天使”，既未做什么“军事部署”，也没有离开天津一步。
第二天，又有人追过来了。
老蒋亲发电文，而且也是“特急电”。
宋哲元滞留在天津迟迟不走，想干什么，老蒋和何应钦心里都很清楚，但限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何应钦不可能直接点破，而老蒋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宋哲元以为，靠一个“秦松协定”，就能“完美”地解决“卢沟桥事件”，老蒋却不是这么想的。
依据国研所等机构送来的情报，以及老蒋自己这么多年来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判断事情决不会如此简单，而“卢案”（指“七七事变”）也必不可能得到这样轻松的解决。
宋哲元说，协定上白纸黑字，日军要撤离卢沟桥。但老蒋说你不能光看日本人给你的“承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没事做，要跑到卢沟桥来跟你搞联欢活动，而是志在造成“第二冀东”。
什么叫“第二冀东”？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称为“第一冀东”，现在他们要把平津复制成冀东政府的老二。
我还告诉你，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宣布，冀察是“不驻兵区域”，而且这里的政府机构和人事任免都要得到其同意。
老蒋之所以那么惹日本军人恨，在于他常常能把日本人的心思猜透，就像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老蒋问宋哲元：你会做这个“第二冀东”的傀儡老大吗？
不需要对方回答，老蒋这里自有答案：当然不会，即使你想做，我也绝不答应。
所以，无论你宋哲元做出什么让步，只要日本人“第二冀东”的目的无法达到，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决无已时”）。
对宋哲元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老蒋此前与日反复争斗的经验之谈。
他向宋哲元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决定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此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而你宋哲元，也赶快趁这段时间把“预定之国防线工事”给筑好，一分钟都不要耽搁，星夜赶筑，限期完成。
老蒋虽然没有明着要求宋哲元跟自己一起赌咒发誓，但却举起金箍棒，给宋哲元划了一个圈子。
那就是不管和战与否，你都必须与中央保持“共同一致”，决不能“单独进行”。
短短几天之内，老蒋已连发三电，犹如三道金牌，而且一道比一道急，使得宋哲元不能不为之动容。
为了从侧面更有效地说服宋哲元，老蒋还从庐山专门给秦德纯打来一个电话。
他提出了处理“七七事变”的两个核心原则，就是两个“不能”。
一，不能让出华北尺寸之地，二，不能接受日方的任何条件。
假如日本人就是不让步呢？
没有二话，“牺牲到底”。
蒋何都言之凿凿，加上秦德纯在旁边进言，宋哲元对日本人能否真正遵守“秦松协定”，进而和平解决争端也起了疑心。
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常识的人，此时如果集中力量，及早向丰台日军出击，在以众敌寡的情况下，一举全歼对方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下棋不能只看一步，而是至少得看两步。
下一步，吃了亏的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
这是宋哲元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到这一步，如果想不依靠“外人”帮忙，由29军独当其冲的话，他手中可称得上法宝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品”字阵攻防体系。至于老蒋提到的那个国防工事，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临时抱佛脚似乎也不现实。
对于其时的宋哲元来说，和也好，战也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必须从一个人那里得到明确的态度。
这个人就是在“品”字阵中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张自忠。
可是张自忠自从“秦松协定”签定后，就前往北平观察形势，尚未回转。
怎么办呢，看来卢沟桥的那点事真的不易解决。
他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召来，询问对方有何意见。
张克侠说，要不我们把兵力集中起来，改守势为攻势，把丰台日军歼灭或赶走，以求完全彻底地解卢沟桥和宛平之围。
宋哲元点点头，好，你先做一个计划。
计划刚刚做好，张自忠却从北平回到了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不用再打仗了。
张自忠仍倾向于“和”，宋哲元就无法再说“战”了，自然张克侠的用兵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
正在举棋不定之时，宋哲元听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到达天津，正式取代那个奄奄一息的田代。
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日军的每一次走马换将背后，一般都包含着一个重大行动的开始。
这次也不例外。
行动发起者：陆相杉山元。
一个军部会议，一个内阁会议，杉山元的派兵方案起先都没能通得过，他也只好面对现实，选择暂时接受“不扩大”，这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从“河北事件”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印象和投机心理，即中国人畏日如虎，只要稍稍吓一下对方，就可以捞到意想不到的种种好处。
杉山元虽号称“傻瓜元”，却不是真傻，他是傻进不傻出的。如果靠很少的兵力，就能获取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要知道，当初“河北事件”爆发时，任参谋次长的他，不就是靠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绝活，让酒井这个“更傻的傻瓜”冲在前面，帮自己尽取全功的吗。
可是随后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却让他陷入了气急败坏之中。原来卢沟桥的29军竟然敢于反抗，并且发动夜袭，夺回了铁桥。
反了，反了，中国人要造反了，宋哲元要造反了。
29军为什么会如此“胆大妄为”，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百灵庙大捷的影响，觉得日伪军并非不可战胜，所以就把枪杆子举了起来。
想想看，如果放纵这种思想的继续蔓延，以后他们如何还会再把“大日本皇军”放在眼里。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宋哲元，非把他赶走不行。
7月11日，近卫召集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杉山元在会上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出兵方案。
要是还不出兵，平津的那些兄弟们就要完完了。
论点还是原来的论点，但是论据变了，杉山元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堆真真假假的情况出来，摆在案头。
看，孙连仲到了保定，万福麟已至北平以南，卫立煌、关麟征、刘峙、汤恩伯的中央军部队都在“蠢蠢欲动”，这么多的部队一拥而上，非得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天津驻屯军包围起来并消灭不可。
杉山元带来的“情报”顿时令与会人员陷入了紧张与不安之中。
看到与会人员已经意有所动，杉山元马上提高了“要价”。
现在看来，3个师团已经不够用了，谁叫我们没有把握好时机呢，如今至少得用5个师团！
给杉山元这么一说，几个大臣面面相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3个师团就能搞定的事，如今5个师团都不够了，看看这事给弄的。
杉山元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内阁这几个人患得患失的心理脉搏。
虚晃一枪之后，他又缓和口气，故弄玄虚地发表“权威专家言论”。
不过依我的判断，只要我们派兵的动作够快，用3个师团再配18个飞行中队，还是来得及的。
听说还有机会“以小搏大”，众人的眼睛立刻都发亮了，包括首相近卫在内的一班人都对杉山元奉若神明，就差拿香把他给供起来了。
五相之中，惟海相米内光政仍持有异议。
他提醒近卫，如果真的派兵，就不是局部战争，而极有可能演变为两国的全面战争，因此万万使不得。
日本海陆军历来都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对劲。米内不一定真的认同陆军稳健派的主张，他就是不愿意跟陆军坐在一条板凳而已，在他的认识中，管你们是强硬还是稳健，反正一个德性，都是吃大蒜的，我们海军喝的是咖啡，怎么能跟着你们瞎起哄呢。
再说了，华北一向是陆军的势力范围，像“九一八”那样，就算立功，海军也分不得半点，凭什么要为他人做嫁衣裳。
为了给首相施加点压力，米内摊开双手，告诉近卫，如果真要开战的话，海军可没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言下之意，你们硬要打，我不参加，看你们怎么办。
“吃大蒜”的杉山元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
就知道海军会不同意。这些人除了会装孙子，屁事都干不了。别的不说，就说当年的“一二八”吧，点了火就跑，软蛋一个，后来还不是我们陆军去给他们擦屁股的，亏他们还有脸在这里作清高状。
给米内这么一逼，近卫却有些为难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下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见此情景，杉山元嘿嘿一笑。
诸位，少要担心，休要害怕，这回打仗，根本就不需要海军参与，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国内兵马。
那派谁去呢？
关东军和朝鲜军。
我告诉你们，这还不是我“硬性摊派”，是他们“主动请缨”的。
杉山元的这番话，让近卫转忧为喜，内阁会议也自此完全走上了被杉山元牵着走的基调。
向华北派兵这一决策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中间还修改了两个词，原来叫“事件”，现在叫“事变”，表示事态严重。原来叫“出兵”，现在叫“派出”，却是欲盖弥彰。
日本政府要“举国一致”，全副武装地来“处理华北事件”了。
下午4点，首相、陆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先后进入皇宫，奏请裕仁天皇出兵中国。
这个裕仁，平时一副不理国政的无为模样，其实骨子里跟那些躁动的日本军人相比并无不同，一样的鼠目寸光，一样的缺乏远略，一样的喜欢见到小利就上，能够称得上区别的，只是他平时装得更加道貌岸然，做事更缺乏担当而已。
对四位将相的上奏，他无一不核准，因为他也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到中国割肉的大好机会。
在接见的过程中，裕仁还特地问陆相杉山元：若出兵的话，卿以为多长时间可以结束战事。
杉山元本来想说3个月，话刚到嘴边，一想，天皇问这句话的意思，分明是希望速战速决，3个月是不是太长了。
那就1个月吧。
启奏陛下，1个月即可。
裕仁“龙颜大悦”，准卿所奏，钦此。
在得到天皇允许派兵的“圣旨”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即刻发令，命关东军和朝鲜军按照原先承诺的兵力，将人马开赴华北，受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体指挥。
由于考虑到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实在病得不行，立马翘辫子都有可能，肯定无法再担负如此重要的使命，载仁又从天皇那里请得“圣命”，宣布由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陆大第24期）接替田代的职务，马上前去天津履职。
此时，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陆大第38期）正在东京。这位老兄是被桥本群派来接受领导指示的。
载仁同时召见了他和香月，并当着香月的面，告诉专田：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解决“中国问题悬案”，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
他的意思很清楚，天皇都“钦准”派兵了，说明这个赌注大得惊人，那就不是赚点小零小碎的问题了，如果可能，最好把中国洗剥干净，一个子儿都不要给对方留下。
可以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呢？
载仁说，就算你们天津驻屯军已与中方达成了协议，也可以予以撕毁！
这里面当然包括“秦松协定”。
专田奉命向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做了转述：“卢沟桥事变”是一个转折，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怎样“根本解决”呢？
就是要把“何梅协定”发挥到极至，让河北的中国军队，管他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一律滚蛋没商量。
如此一来，当然也不用拿所谓的“和平谈判”出来装样子了。
可是桥本群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天皇已经下令派兵，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就是再快，赶到华北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光靠天津驻屯军自身的实力，真要大动干戈，滚蛋的极可能是自己。
桥本很想立马就把“秦松协定”撒掉，可又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此还挺为难的。
此时松井就在旁边“献计”：谈还是要谈的，最起码可以拖延时间，协议什么时候不能撒啊，等到援军来了，我们再撒，宋哲元能奈我何？
好聪明的人啊。
桥本群听得心花怒放，恨不得把这个特务机关长抱起来亲上一口。
于是，在香月到任之前，桥本就采取了模棱两口的做法：既不撒毁协定，又不立即执行这一协定。
如此，他们怎么肯轻易地善罢甘休呢。口头协议云云，一方面是为了敷衍上面的指令，另一方面是要拖延时间，以等待援兵的到来。
果然，秦德纯很快得到各方报告，从天津等地开来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已陆续到达丰台，丰台至卢沟桥中间的大井村也被日军完全占领。
兴师须有名，这回他们的“名”却是要“主动落实协定”。
“秦松协定”上说了，双方要撤回原防。照我们的理解，“原防”就是原来的防区，大家应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日军该回丰台的回丰台，该回天津的回天津，而因战移防城内的29军则可从城上回到城下，继续驻守永定河东岸。
可是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要29军从东岸撤出，似乎这个“原防”应该是他们的。
日军不仅没有撤回丰台，反而还更进一步，又添援兵，又占大井，这个消息让庐山的老蒋甚为紧张。
事情绝不像宋哲元描述的那样易于解决，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
他给宋哲元发去专电，要后者拿出点“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出来，不要再麻痹大意了。
如果先前给秦德纯的电报算是第一道金牌的话，现在直接发到宋哲元手里的电报就是第二道牌牌了。
不是说不让你和日本人谈判，也不是说不能有一点退让，但是要提防此辈使用“奸狡之惯技”，尤其要以“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否则，是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
这时孙连仲第26路军的两个师已抵保定，老蒋要求宋哲元即刻移驻保定，就近指挥孙连仲等各部队。
有道是，“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那里有的是驴肉火烧，一边吃着驴肉，一边指挥打鬼子，岂不是很带劲儿。
可是宋哲元没动，不是驴肉火烧不好吃，而是说他对老蒋派孙连仲来做帮手有点意见：这兄弟还不如我们29军能打呢，上来了又能顶什么用。
孙连仲的部队虽说是地方化的中央军，但论其战斗力，在***部队中却也居于中上水平，他都不行，你说谁行？
要是胡宗南还差不离。
在当时老蒋的嫡系部队中，胡宗南的确可算是精锐了。这宋哲元的眼光也真够毒的。
那再把胡宗南派过来给你？
不料宋哲元又是连连摆手。
算了，说说而已，何必一下子把动静搞得这么大呢。29军若论步骑军还能跟日军对付，就是没空军，要是能派几架飞机过来就好了。
这话说了等于白说。其时的河北乃至平津境内，压根就没有中方可掌握的军用飞机场，即算空军来了，又如何飞法？
其实这都不是理由。宋哲元不过是在借故推托，他还是认为，自家的事自家解决，重要的是不能“引狼入室”，让你进来把我的地盘夺去。
按照他的想法，援军应该从东面的津浦路上来，怎么从西面的平汉路过来呢，是不是要像中原大战时那样，抄我的后路啊。
不过孙连仲来都来了，又都是老西北军里出来的，也不可能让人家马上打道回府，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出面给了个说法。
鉴于现在“形势已趋和缓”，为免兴师动众，反而扩大事端，因此北上各部队，还是“在原防集结待命”为好。
如果我以后有什么需要，再来相烦各位吧，谢谢。
宋哲元想的很好，几句话一说，你们大家应该都听出味儿来了，最好能知情识趣地给我自动离开。
可自古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援军的“神头”何应钦开腔了。
获悉宋哲元不在保定或北平备战，却跑到天津去了，这位军政部长着实大吃一惊。
宋哲元认为周围和平鸽飞扬，华北将重现往昔宁静，何应钦见到的却是卢沟桥情况“日趋严重”，天津城“遍布日军”，危机四伏，华北成了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当年宋哲元为了在华北称雄，不惜软硬兼施，把何应钦赶走，如今当对方也处于危险境地时，这位堪称君子的军政部长并没有计较过往，而是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赶快插上鸡毛信，发了一份“特急电”过来。
我得到情报，老兄你的处境已是“万分危险”，赶快秘密离开天津，到保定去主持军事吧。
宋哲元收到信后，把鸡毛一拔，然后复电一封。
我可不是来玩的。你也知道，29军主力均在平津附近，此地为军事要冲所在，我到天津就是做军事部署的。
部长大人你别急，等这边准备得有了头绪，我马上就去保定。
发完电报，宋哲元却仍旧打算继续做他的“和平天使”，既未做什么“军事部署”，也没有离开天津一步。
第二天，又有人追过来了。
老蒋亲发电文，而且也是“特急电”。
宋哲元滞留在天津迟迟不走，想干什么，老蒋和何应钦心里都很清楚，但限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何应钦不可能直接点破，而老蒋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宋哲元以为，靠一个“秦松协定”，就能“完美”地解决“卢沟桥事件”，老蒋却不是这么想的。
依据国研所等机构送来的情报，以及老蒋自己这么多年来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判断事情决不会如此简单，而“卢案”（指“七七事变”）也必不可能得到这样轻松的解决。
宋哲元说，协定上白纸黑字，日军要撤离卢沟桥。但老蒋说你不能光看日本人给你的“承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没事做，要跑到卢沟桥来跟你搞联欢活动，而是志在造成“第二冀东”。
什么叫“第二冀东”？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称为“第一冀东”，现在他们要把平津复制成冀东政府的老二。
我还告诉你，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宣布，冀察是“不驻兵区域”，而且这里的政府机构和人事任免都要得到其同意。
老蒋之所以那么惹日本军人恨，在于他常常能把日本人的心思猜透，就像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老蒋问宋哲元：你会做这个“第二冀东”的傀儡老大吗？
不需要对方回答，老蒋这里自有答案：当然不会，即使你想做，我也绝不答应。
所以，无论你宋哲元做出什么让步，只要日本人“第二冀东”的目的无法达到，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决无已时”）。
对宋哲元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老蒋此前与日反复争斗的经验之谈。
他向宋哲元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决定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此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而你宋哲元，也赶快趁这段时间把“预定之国防线工事”给筑好，一分钟都不要耽搁，星夜赶筑，限期完成。
老蒋虽然没有明着要求宋哲元跟自己一起赌咒发誓，但却举起金箍棒，给宋哲元划了一个圈子。
那就是不管和战与否，你都必须与中央保持“共同一致”，决不能“单独进行”。
短短几天之内，老蒋已连发三电，犹如三道金牌，而且一道比一道急，使得宋哲元不能不为之动容。
为了从侧面更有效地说服宋哲元，老蒋还从庐山专门给秦德纯打来一个电话。
他提出了处理“七七事变”的两个核心原则，就是两个“不能”。
一，不能让出华北尺寸之地，二，不能接受日方的任何条件。
假如日本人就是不让步呢？
没有二话，“牺牲到底”。
蒋何都言之凿凿，加上秦德纯在旁边进言，宋哲元对日本人能否真正遵守“秦松协定”，进而和平解决争端也起了疑心。
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常识的人，此时如果集中力量，及早向丰台日军出击，在以众敌寡的情况下，一举全歼对方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下棋不能只看一步，而是至少得看两步。
下一步，吃了亏的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
这是宋哲元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到这一步，如果想不依靠“外人”帮忙，由29军独当其冲的话，他手中可称得上法宝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品”字阵攻防体系。至于老蒋提到的那个国防工事，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临时抱佛脚似乎也不现实。
对于其时的宋哲元来说，和也好，战也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必须从一个人那里得到明确的态度。
这个人就是在“品”字阵中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张自忠。
可是张自忠自从“秦松协定”签定后，就前往北平观察形势，尚未回转。
怎么办呢，看来卢沟桥的那点事真的不易解决。
他把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召来，询问对方有何意见。
张克侠说，要不我们把兵力集中起来，改守势为攻势，把丰台日军歼灭或赶走，以求完全彻底地解卢沟桥和宛平之围。
宋哲元点点头，好，你先做一个计划。
计划刚刚做好，张自忠却从北平回到了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不用再打仗了。
张自忠仍倾向于“和”，宋哲元就无法再说“战”了，自然张克侠的用兵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
正在举棋不定之时，宋哲元听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到达天津，正式取代那个奄奄一息的田代。
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日军的每一次走马换将背后，一般都包含着一个重大行动的开始。
这次也不例外。
行动发起者：陆相杉山元。
一个军部会议，一个内阁会议，杉山元的派兵方案起先都没能通得过，他也只好面对现实，选择暂时接受“不扩大”，这一方面是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从“河北事件”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印象和投机心理，即中国人畏日如虎，只要稍稍吓一下对方，就可以捞到意想不到的种种好处。
杉山元虽号称“傻瓜元”，却不是真傻，他是傻进不傻出的。如果靠很少的兵力，就能获取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要知道，当初“河北事件”爆发时，任参谋次长的他，不就是靠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绝活，让酒井这个“更傻的傻瓜”冲在前面，帮自己尽取全功的吗。
可是随后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却让他陷入了气急败坏之中。原来卢沟桥的29军竟然敢于反抗，并且发动夜袭，夺回了铁桥。
反了，反了，中国人要造反了，宋哲元要造反了。
29军为什么会如此“胆大妄为”，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百灵庙大捷的影响，觉得日伪军并非不可战胜，所以就把枪杆子举了起来。
想想看，如果放纵这种思想的继续蔓延，以后他们如何还会再把“大日本皇军”放在眼里。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宋哲元，非把他赶走不行。
7月11日，近卫召集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杉山元在会上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出兵方案。
要是还不出兵，平津的那些兄弟们就要完完了。
论点还是原来的论点，但是论据变了，杉山元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堆真真假假的情况出来，摆在案头。
看，孙连仲到了保定，万福麟已至北平以南，卫立煌、关麟征、刘峙、汤恩伯的中央军部队都在“蠢蠢欲动”，这么多的部队一拥而上，非得把我们本来就不多的天津驻屯军包围起来并消灭不可。
杉山元带来的“情报”顿时令与会人员陷入了紧张与不安之中。
看到与会人员已经意有所动，杉山元马上提高了“要价”。
现在看来，3个师团已经不够用了，谁叫我们没有把握好时机呢，如今至少得用5个师团！
给杉山元这么一说，几个大臣面面相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3个师团就能搞定的事，如今5个师团都不够了，看看这事给弄的。
杉山元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内阁这几个人患得患失的心理脉搏。
虚晃一枪之后，他又缓和口气，故弄玄虚地发表“权威专家言论”。
不过依我的判断，只要我们派兵的动作够快，用3个师团再配18个飞行中队，还是来得及的。
听说还有机会“以小搏大”，众人的眼睛立刻都发亮了，包括首相近卫在内的一班人都对杉山元奉若神明，就差拿香把他给供起来了。
五相之中，惟海相米内光政仍持有异议。
他提醒近卫，如果真的派兵，就不是局部战争，而极有可能演变为两国的全面战争，因此万万使不得。
日本海陆军历来都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对劲。米内不一定真的认同陆军稳健派的主张，他就是不愿意跟陆军坐在一条板凳而已，在他的认识中，管你们是强硬还是稳健，反正一个德性，都是吃大蒜的，我们海军喝的是咖啡，怎么能跟着你们瞎起哄呢。
再说了，华北一向是陆军的势力范围，像“九一八”那样，就算立功，海军也分不得半点，凭什么要为他人做嫁衣裳。
为了给首相施加点压力，米内摊开双手，告诉近卫，如果真要开战的话，海军可没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言下之意，你们硬要打，我不参加，看你们怎么办。
“吃大蒜”的杉山元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
就知道海军会不同意。这些人除了会装孙子，屁事都干不了。别的不说，就说当年的“一二八”吧，点了火就跑，软蛋一个，后来还不是我们陆军去给他们擦屁股的，亏他们还有脸在这里作清高状。
给米内这么一逼，近卫却有些为难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下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见此情景，杉山元嘿嘿一笑。
诸位，少要担心，休要害怕，这回打仗，根本就不需要海军参与，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国内兵马。
那派谁去呢？
关东军和朝鲜军。
我告诉你们，这还不是我“硬性摊派”，是他们“主动请缨”的。
杉山元的这番话，让近卫转忧为喜，内阁会议也自此完全走上了被杉山元牵着走的基调。
向华北派兵这一决策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中间还修改了两个词，原来叫“事件”，现在叫“事变”，表示事态严重。原来叫“出兵”，现在叫“派出”，却是欲盖弥彰。
日本政府要“举国一致”，全副武装地来“处理华北事件”了。
下午4点，首相、陆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先后进入皇宫，奏请裕仁天皇出兵中国。
这个裕仁，平时一副不理国政的无为模样，其实骨子里跟那些躁动的日本军人相比并无不同，一样的鼠目寸光，一样的缺乏远略，一样的喜欢见到小利就上，能够称得上区别的，只是他平时装得更加道貌岸然，做事更缺乏担当而已。
对四位将相的上奏，他无一不核准，因为他也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到中国割肉的大好机会。
在接见的过程中，裕仁还特地问陆相杉山元：若出兵的话，卿以为多长时间可以结束战事。
杉山元本来想说3个月，话刚到嘴边，一想，天皇问这句话的意思，分明是希望速战速决，3个月是不是太长了。
那就1个月吧。
启奏陛下，1个月即可。
裕仁“龙颜大悦”，准卿所奏，钦此。
在得到天皇允许派兵的“圣旨”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即刻发令，命关东军和朝鲜军按照原先承诺的兵力，将人马开赴华北，受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体指挥。
由于考虑到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实在病得不行，立马翘辫子都有可能，肯定无法再担负如此重要的使命，载仁又从天皇那里请得“圣命”，宣布由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陆大第24期）接替田代的职务，马上前去天津履职。
此时，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陆大第38期）正在东京。这位老兄是被桥本群派来接受领导指示的。
载仁同时召见了他和香月，并当着香月的面，告诉专田：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解决“中国问题悬案”，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
他的意思很清楚，天皇都“钦准”派兵了，说明这个赌注大得惊人，那就不是赚点小零小碎的问题了，如果可能，最好把中国洗剥干净，一个子儿都不要给对方留下。
可以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呢？
载仁说，就算你们天津驻屯军已与中方达成了协议，也可以予以撕毁！
这里面当然包括“秦松协定”。
专田奉命向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做了转述：“卢沟桥事变”是一个转折，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怎样“根本解决”呢？
就是要把“何梅协定”发挥到极至，让河北的中国军队，管他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一律滚蛋没商量。
如此一来，当然也不用拿所谓的“和平谈判”出来装样子了。
可是桥本群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天皇已经下令派兵，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就是再快，赶到华北还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光靠天津驻屯军自身的实力，真要大动干戈，滚蛋的极可能是自己。
桥本很想立马就把“秦松协定”撒掉，可又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此还挺为难的。
此时松井就在旁边“献计”：谈还是要谈的，最起码可以拖延时间，协议什么时候不能撒啊，等到援军来了，我们再撒，宋哲元能奈我何？
好聪明的人啊。
桥本群听得心花怒放，恨不得把这个特务机关长抱起来亲上一口。
于是，在香月到任之前，桥本就采取了模棱两口的做法：既不撒毁协定，又不立即执行这一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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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6 pm
7月12日，香月到达天津。
香月此行，对华北和29军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宋哲元并不清楚，他必须摸一下底。
这个摸底的任务，宋哲元决定交给张自忠。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此时此刻，宋哲元能依赖的，也只能是自己29军的兄弟了。
初次会面，香月态度平和，即使对华北局势也未发表什么个人意见，完全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倒是那个“著名的强硬派”、天津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插了句嘴：据我所知，北平历史上从来没有驻过中国军队。
和知又不是历史学家，这厮不过是闭着眼睛在胡说八道而已，关键还是看香月本人怎么说。
香月什么也没说，
中国人最讲含蓄，也常常爱用这种习惯来揣度别人。
什么也没说，其实就是什么都说了，这也是一种态度。
听张自忠回来一讲，宋哲元一颗心落了地。
在他看来，香月没说话，就是不支持和知（当然，你反过去理解也可以）。此前虽然有了一个“秦松协定”，可日军的态度一直处于暧昧之中，让人极不放心。现在来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香月，人家是正职，在华北说了是算数的。要是他支持“和平解决”，事情就好办了。
宋哲元想到要释放一下“善意”。
第一个“善意”是开禁：解除北平戒严，宣布北宁铁路正常化。
第二个“善意”是放人：释放开战以来抓到的日军俘虏，把这些人全部送回丰台日军军营。
释完“善意”，宋哲元开始期盼着对方也能够同样报之以“诚”。然而，跟日本人相比，这位29军首脑实在有够天真，他不知道，他即将得到的，绝不会是“诚”，而是一轮又一轮的算计。
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张自忠所做的“摸底工作”完全失败。宋张二人并没有能够摸到香月的“底”，自己的“底”反让香月给摸着了。
此时在故作矜持的香月背后，早已是杀气腾腾。
与一惯“强硬”的杉山元不同，香月一开始倒还是主张“不扩大”和“现地解决”的，即使在受命出京后，他也还没有最终拿定主意。
手里两张牌，一张叫“软”，一张叫“硬”，究竟甩哪一张合适呢，尚在考虑之中。
他本来应该在11日当天就到天津的，可是坐的飞机上天后，碰巧天气忽然变坏了，并导致发动机出现故障，于是只好临时在朝鲜的汉城耽搁了一个晚上。
这个晚上并不寂寞，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来了，来了就一直不走。
香月不是在犹豫吗，小矶帮他下了决心。
事到如今，还软什么软，应该硬到底。
“华北工作”都推了那么久，容易吗我们，现在出了“卢沟桥事变”，天皇又恩准“派出”部队，正是一揽子全部解决的时候。
一众说客中，除了朝鲜军，还有关东军。
关东军专门派战斗机到汉城来接香月了，一路上，都有飞机护航，把面子和排场搞得要多大就有多大。
香月前脚刚到天津，今村均、田中隆吉后脚就跟来了。
这帮人自然也是吹风来的，说的话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
香月君，新官上任三把火，您一定要“排除万难”，一“硬”到底啊。
“众望所归”之下，原本其实也野心勃勃想“闯一番事业”的香月果然就迸不住了。
对于“暴虐的中国人”，除了严惩，别无它法；对于“伤害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除了发起“惩罚性讨伐”，还能如何？
香月告诉自己：没人让你来当和事佬，你的角色就是来组织打架的。
到得天津，这小子满脑子都是打仗的事，根本没有一点息事宁人的打算。
为此，香月还拟定了一个“三步走”的军事计划：先克平津，再占保定，次攻石家庄，则大事可成矣。
第一步是灭29军，第二、第三步则是要和中央军决战。这其实就是一个要在华北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布局。
不过香月也面临着和他的参谋长桥本群一样的难题。
他需要时间，关东军和朝鲜军到达华北的时间。
只有等到这一强有力的后援，方能稳操胜券，所以还得用缓兵之计。
在如何使奸耍诈方面，日本人是很有些天赋的。较之以前的松室孝良，香月的功夫也堪称“出色”。
张自忠初次上门拜访时，香月使的那招叫做“假痴不癫”。他在真人面前装痞，让宋张都摸不清他的准确态度，甚至一脚踩不实，陷到自己设定的误区之中。
宋张都以为香月也是“主和派”，上了当后却还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香月：“主和”都是你们瞎猜的，我可没说过我想“和”。
这还不算，接下来他还将展示一个日本人的“传统绝活”。
以华制华。
从与张自忠的接触中，这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已发现了对方在29军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宋张之间的微妙关系。
乍一看去，似乎宋哲元和张自忠都是“主和派”，但宋其实是在附和张，以便能与张联成一气，一致对外。
打个比方，宋哲元要把29军“团体”做成一根韧性极大的弹簧，一旦事急，虽乏它器，亦可凭此起到保命的“杀手锏”作用，，因为它打在人身上仍是疼的，而要维系这根弹簧，其关键所在就是团结张自忠。
在这一设想中，宋哲元以“不战不和”的姿态居中，“主战”的冯治安居于一端，“主和”的张自忠居于另一端，宋在中间玩平衡，若战，就遣冯治安，若和，就用张自忠，如此来维持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局面。
香月要做的，就是一面不惜代价打压宋哲元和冯治安，另一面拼命把张自忠往自己这边拉，即“压宋拉张”，逐渐加大力量，最后可促使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当然，现实世界很难做到这一点，谁有这么大的力，可以立马把一根弹簧给搞坍呢？问题是，此弹簧本非真弹簧，里面原本就存在着散架的可能。
松室当年通过离间萧宋，差点使“华北自治高潮”修成正果，香月继之而起，他要以离间宋张的办法，使29军陷于内斗，从而对外失去还手之力，在反间计的使用上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一片“和平气氛”中，香月突施冷箭。
7月14日，天津驻屯军参谋专田找到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要求，除了“取缔排日运动”这些老生常谈之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实质性要求。
那就是，北平城内的29军必须撤出城外，城里面看家的换成保安队。
这基本相当于“秦松协定”中提出的“宛平模式”，只不过宛平变成了北平。
正等着香月“报之以诚”的宋哲元吃惊不小，仿佛一下子从自己编织的梦境中被震醒过来。
北平是“品字阵”的中心部位，绝非宛平可比，如果冯治安的正规军队都撤出城外，靠区区保安队如何能守得住城池，这样做，不等于把一座北平城给直接交代了吗。
可想而知，这样离谱的要求，宋哲元绝不可能答应。
不答应，那就再谈判。
事实上，关于争端的解决，双方已有“秦松协定”，照那个做就行，为什么还要重新谈判呢？
然而谈判的人还是去了：张自忠和齐燮元。
谈下来的结果，却比“秦松协定”和“七项要求”的总和加起来还要苛刻。
你不是不愿意让保安队负责北平城防吗，那好，就让张自忠与冯治安调换，由前者的部队转而接管北平城防好了。
日本人提出这一条款真是煞费苦心。此可谓一箭双雕，既抬高了主和的张自忠，又挤走了主战的冯治安，如此一来，北平由“亲”自己的中国部队驻守，拿下这座城池岂非易如探囊取物一般。
接下来，又列举了立即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营长（指金振中）等各项。
当然，日方还留了一个让张自忠格外有“面子”的环节。
本来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的，但经过张自忠“竭力争取”，改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谈判结果往面前一放，宋哲元立刻陷入了困境。
他这才领悟到何应钦提醒的那句话，什么叫天津城“遍布日军”，这地方实在不应该来啊。
此时的天津，早已是群奸毕集。
作为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身边七个把兄弟，如齐燮元、张壁、张允荣、潘毓桂之流，几乎无不“亲日”。张自忠本人虽是一个出色的武将，但因“战而优”冒冒失失进入仕途后，则明显缺乏政治智慧，给这些小人一包围，脑子早就变得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了。
在他眼里，宋哲元其才其德，哪堪重任，还跟日本人打交道呢，一边去吧，这些事情，只有我张某人才能办得到，办得好。
用不着张自忠亲自出马，那七个把兄弟就争先恐后跑到宋哲元面前向他施加压力，无非是说如果不应允，日军就会如何如何，你姓宋的就可能如何如何。
宋哲元对“张兄弟”完全失望了。
原以为可恃之为依靠的天津城，竟然变成了危险之城，连自家的人身安全都堪虞了，真是“不识天津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啊。
想跑，跑不掉。答应，不愿意。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之下，宋哲元又想到了老办法。
拖。
这样吧，对于日本人的这几个要求，我从原则上不反对，但是全部做到，需要做一些准备，所以能不能“延缓执行”呢。
然而此时，能不能拖，已不取决于他的意愿，而取决于日军大部队推进的速度。
第二天，7月15日。
日本国内的18 个飞行中队，组成临时航空集团，飞过山海关，向天津附近集结。加上此前关东军出动的6个飞行中队，总计出动24个中队，战机222架。
第三天，7月16日。
关东军酒井独立混成第1旅团通过古北口，抵达北平对面的密云。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含轻战车2个中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气焰张狂得很。
香月掐指一算，要照这样的推进速度，3天之后，也就是到7月19日，关东军和朝鲜军即可全部到位，而在华北全面作战的机会也就到了。
宋哲元你不是想拖吗，我让你拖不过去。
香月要宋哲元限时表态，他把最后期限定下来，就是7月19日，到时如果宋哲元不肯签字，就停止“现地交涉”，对29军发动“讨伐”。
作为对宋哲元企图“拖延”的“惩罚”，香月又提起笔，加上几条更狠的。
首曰罚人，拿主战方的首要人物开刀。
宋哲元和稀泥，玩滑头，所以要正式道歉，再别拿什么秦德纯之类来蒙事了。
冯治安主战，罪莫大焉，处死都便宜他了，故且先免他的师长一职。
次曰谋势，解决攻占卢沟桥的侧背之患。
当时何基沣旅有一个团驻扎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附近，此地与宛平和丰台成三地三角，既可援助宛平，又可进袭丰台，还能在日军一旦占领卢沟铁桥时，与宛平守军成夹击之势。
香月让宋哲元把这个团撤走。
这个日本人到现在还没忘了“秦松协定”，不过他记得的都是对他有利的，防共亲日这些，至于“撤军”云云早就被他抛于脑后了。
他把“秦松协定”中要求中方的条件全都一古脑拎出来，然后让宋哲元签字。真是欺人太甚！
香月的方案出来后，连夜报送东京待批。
这一天，有很多人同样睡不着觉。
在此之前，老蒋与幕僚们反复商讨，终于确定了一个两手出击的战略。
连日来，他在庐山不断挥舞令旗，除发布军事征用令外，又以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不惜对日一战，放手搏它一下。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应战不求战”，能局部解决而不扩大，那是再好不过了。
手下两个部门，外交部和国研所，一明一暗，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能够和平解决争端。
在事变刚刚爆发时，外交部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严重口头抗议，可是你抗你的，日本人睬都不睬。
眼见局势越来越严重，新任外长王宠惠不得不亲自出马，敦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人家倒是愿意做这个和事佬，毕竟华北如果打起来，他们的利益多多少少也得受损。
谁知日本政府见状，啪地把门一关。
谁都别想来做这个和事佬，中日之间的事，任谁都别想来瞎搀和！
英美不行，还有苏联。
王宠惠飞赴上海，找到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能与苏联缔结条约。
是那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非也，是互助条约。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互助，一个互不侵犯，看看只差三个字，那来去大了。
鲍格莫洛夫一口拒绝。
“互不侵犯”可以，“互助”不行，这个条约一签，苏联是必然要参战的，你们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把我们苏联推到前线去。无论如何不可以。
在老蒋看来，“互不侵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得作罢。
到这个时候，似乎任何外交手段都无济于事了。
国研所带回一个新的消息，又给众人点燃了一点希望的苗头。
西园寺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已来到上海，秘密访问宋子文。
西园寺公一是近卫首相派来的，身负重要使命，但是这次密谈亦无果而终。
原因就在于，西园老的这个孙子也不是来做和平使者的。近卫这个软蛋，当着杉山元的面不敢吭气，却又怕戏真给演砸了，所以就私下派他过来探路，看看你们中国方面对“华北那档子事”究竟会作何反应，以便好让他对诊下药，早作预防。如此，哪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可言。
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
到香月磨刀霍霍的时候，中方能想得到，能拿得出的招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当天上午，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庐山召开了第一期谈话会。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全国各界名流158人与会（一说为160 人）。
眼看大难将至，老汪跟以前任何一次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慌了神，无主张，没办法。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虚言。
他在开幕式和午餐会上共发表了两次谈话，大家都竖着耳朵，准备听他就华北紧急局势拿出应对之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失望了。
汪精卫在台上洋洋万言，就没怎么涉及到众人关心的话题，好不容易听他提到了卢沟桥，但他说的“根本方法”却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这话听听很有道理，其实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
你能从这个“根本方法”里找到什么方法吗，究竟是战，是和，还是不战不和，坐等全国“精诚团结”？
不用说，讲的人有口无心，敷衍了事，听的人也是没精打采，不知所云。
关键时候，平时雄论滔滔、笔走龙蛇的汪实无主见，与日本的“绣花枕头首相”近卫倒是难兄难弟，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时，一旁看似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蒋却已成竹在胸。
此前，十万火急的情报已送到他的案头：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大举入关，而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对华作战的阁议，而且还得到举国拥护。
老蒋心中明白，事已至此，恐怕“不能避战矣”。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了四个字：外强中干。
凶什么凶，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一群纸老虎罢了。
当然，纸老虎也属老虎之一种，你不认真对待，它还是要张口噬人的。因此，老蒋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在战术上却不敢轻视。
29军守一线，他要守二线，这个二线就是保定，是孙连仲等中央军部队的集结地。
保定属河北地界，中央军大量开入此地，无疑是逾越了日本人所认定的“何梅协定”，等于是在不宣而战了。
倘若没点气魄和胆量，当时的***大佬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人敢作此决断。
在***的金字塔尖上，蒋汪并恃，但这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汪精卫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而蒋介石从出身上看，则更像一个纯粹的武人，可若论治国理政的真学问，武人却要远胜于文人。
之所以如此，与蒋汪性格经历有关，但与两人的学问门径亦有关联。搞国际文化研究的李欧梵评议文采，说汪绝对要超过蒋，起码“不负少年头”这样的绝妙好词， 蒋是写不出来的。然而蒋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吟风弄月，后者所承袭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最欣赏的不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曾国藩的经世致 用。
这样的纷乱时世，轮到大事临头，光会吟词弄月的确是什么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得拿出点王曾那样的心胸气慨出来，咬着牙往前冲！
晚上11点，老蒋给宋哲元和秦德纯分别发来密电。
他虽然不知道天津这里还发生了这么多细枝末节，但仅从他了解到的一句话中就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句话是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传过来的，说是“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
所谓的地方协定，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秦松协定”。老蒋从中看出了日本人肚子里要打的“小九九”。
什么叫做基础，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步，说明他们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宋哲元你开始不是跟我说过，只要签了“秦松协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日本人签这个协定只是“第一目的”，推其用意，后面肯定还有第二、第三……
在综合关东军正加速入关的情报后，老蒋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还没接着往下数，是在“俟大军到集”，等他们的援兵到齐后，提出来的政治条件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酷”呢。
既然“今事决非如此已了”，事情没这么好解决，你宋哲元一定要像个汉子，坚持到底，至于“成败利钝”，是好是坏，你放心，我“愿独负其责”。
这也是老蒋有别于汪精卫等***大员的不同之处，即敢于担当责任，遇到大事难事极少闪烁其词地往后躲，当然他也会以此来要求别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把宋哲元往后退的路给堵死了，而宋哲元本人也产生了拖不下去的预感，他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战”。
香月此行，对华北和29军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宋哲元并不清楚，他必须摸一下底。
这个摸底的任务，宋哲元决定交给张自忠。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此时此刻，宋哲元能依赖的，也只能是自己29军的兄弟了。
初次会面，香月态度平和，即使对华北局势也未发表什么个人意见，完全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倒是那个“著名的强硬派”、天津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插了句嘴：据我所知，北平历史上从来没有驻过中国军队。
和知又不是历史学家，这厮不过是闭着眼睛在胡说八道而已，关键还是看香月本人怎么说。
香月什么也没说，
中国人最讲含蓄，也常常爱用这种习惯来揣度别人。
什么也没说，其实就是什么都说了，这也是一种态度。
听张自忠回来一讲，宋哲元一颗心落了地。
在他看来，香月没说话，就是不支持和知（当然，你反过去理解也可以）。此前虽然有了一个“秦松协定”，可日军的态度一直处于暧昧之中，让人极不放心。现在来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香月，人家是正职，在华北说了是算数的。要是他支持“和平解决”，事情就好办了。
宋哲元想到要释放一下“善意”。
第一个“善意”是开禁：解除北平戒严，宣布北宁铁路正常化。
第二个“善意”是放人：释放开战以来抓到的日军俘虏，把这些人全部送回丰台日军军营。
释完“善意”，宋哲元开始期盼着对方也能够同样报之以“诚”。然而，跟日本人相比，这位29军首脑实在有够天真，他不知道，他即将得到的，绝不会是“诚”，而是一轮又一轮的算计。
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张自忠所做的“摸底工作”完全失败。宋张二人并没有能够摸到香月的“底”，自己的“底”反让香月给摸着了。
此时在故作矜持的香月背后，早已是杀气腾腾。
与一惯“强硬”的杉山元不同，香月一开始倒还是主张“不扩大”和“现地解决”的，即使在受命出京后，他也还没有最终拿定主意。
手里两张牌，一张叫“软”，一张叫“硬”，究竟甩哪一张合适呢，尚在考虑之中。
他本来应该在11日当天就到天津的，可是坐的飞机上天后，碰巧天气忽然变坏了，并导致发动机出现故障，于是只好临时在朝鲜的汉城耽搁了一个晚上。
这个晚上并不寂寞，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来了，来了就一直不走。
香月不是在犹豫吗，小矶帮他下了决心。
事到如今，还软什么软，应该硬到底。
“华北工作”都推了那么久，容易吗我们，现在出了“卢沟桥事变”，天皇又恩准“派出”部队，正是一揽子全部解决的时候。
一众说客中，除了朝鲜军，还有关东军。
关东军专门派战斗机到汉城来接香月了，一路上，都有飞机护航，把面子和排场搞得要多大就有多大。
香月前脚刚到天津，今村均、田中隆吉后脚就跟来了。
这帮人自然也是吹风来的，说的话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
香月君，新官上任三把火，您一定要“排除万难”，一“硬”到底啊。
“众望所归”之下，原本其实也野心勃勃想“闯一番事业”的香月果然就迸不住了。
对于“暴虐的中国人”，除了严惩，别无它法；对于“伤害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除了发起“惩罚性讨伐”，还能如何？
香月告诉自己：没人让你来当和事佬，你的角色就是来组织打架的。
到得天津，这小子满脑子都是打仗的事，根本没有一点息事宁人的打算。
为此，香月还拟定了一个“三步走”的军事计划：先克平津，再占保定，次攻石家庄，则大事可成矣。
第一步是灭29军，第二、第三步则是要和中央军决战。这其实就是一个要在华北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布局。
不过香月也面临着和他的参谋长桥本群一样的难题。
他需要时间，关东军和朝鲜军到达华北的时间。
只有等到这一强有力的后援，方能稳操胜券，所以还得用缓兵之计。
在如何使奸耍诈方面，日本人是很有些天赋的。较之以前的松室孝良，香月的功夫也堪称“出色”。
张自忠初次上门拜访时，香月使的那招叫做“假痴不癫”。他在真人面前装痞，让宋张都摸不清他的准确态度，甚至一脚踩不实，陷到自己设定的误区之中。
宋张都以为香月也是“主和派”，上了当后却还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香月：“主和”都是你们瞎猜的，我可没说过我想“和”。
这还不算，接下来他还将展示一个日本人的“传统绝活”。
以华制华。
从与张自忠的接触中，这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已发现了对方在29军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宋张之间的微妙关系。
乍一看去，似乎宋哲元和张自忠都是“主和派”，但宋其实是在附和张，以便能与张联成一气，一致对外。
打个比方，宋哲元要把29军“团体”做成一根韧性极大的弹簧，一旦事急，虽乏它器，亦可凭此起到保命的“杀手锏”作用，，因为它打在人身上仍是疼的，而要维系这根弹簧，其关键所在就是团结张自忠。
在这一设想中，宋哲元以“不战不和”的姿态居中，“主战”的冯治安居于一端，“主和”的张自忠居于另一端，宋在中间玩平衡，若战，就遣冯治安，若和，就用张自忠，如此来维持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局面。
香月要做的，就是一面不惜代价打压宋哲元和冯治安，另一面拼命把张自忠往自己这边拉，即“压宋拉张”，逐渐加大力量，最后可促使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当然，现实世界很难做到这一点，谁有这么大的力，可以立马把一根弹簧给搞坍呢？问题是，此弹簧本非真弹簧，里面原本就存在着散架的可能。
松室当年通过离间萧宋，差点使“华北自治高潮”修成正果，香月继之而起，他要以离间宋张的办法，使29军陷于内斗，从而对外失去还手之力，在反间计的使用上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一片“和平气氛”中，香月突施冷箭。
7月14日，天津驻屯军参谋专田找到宋哲元，提出了七项要求，除了“取缔排日运动”这些老生常谈之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实质性要求。
那就是，北平城内的29军必须撤出城外，城里面看家的换成保安队。
这基本相当于“秦松协定”中提出的“宛平模式”，只不过宛平变成了北平。
正等着香月“报之以诚”的宋哲元吃惊不小，仿佛一下子从自己编织的梦境中被震醒过来。
北平是“品字阵”的中心部位，绝非宛平可比，如果冯治安的正规军队都撤出城外，靠区区保安队如何能守得住城池，这样做，不等于把一座北平城给直接交代了吗。
可想而知，这样离谱的要求，宋哲元绝不可能答应。
不答应，那就再谈判。
事实上，关于争端的解决，双方已有“秦松协定”，照那个做就行，为什么还要重新谈判呢？
然而谈判的人还是去了：张自忠和齐燮元。
谈下来的结果，却比“秦松协定”和“七项要求”的总和加起来还要苛刻。
你不是不愿意让保安队负责北平城防吗，那好，就让张自忠与冯治安调换，由前者的部队转而接管北平城防好了。
日本人提出这一条款真是煞费苦心。此可谓一箭双雕，既抬高了主和的张自忠，又挤走了主战的冯治安，如此一来，北平由“亲”自己的中国部队驻守，拿下这座城池岂非易如探囊取物一般。
接下来，又列举了立即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营长（指金振中）等各项。
当然，日方还留了一个让张自忠格外有“面子”的环节。
本来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的，但经过张自忠“竭力争取”，改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谈判结果往面前一放，宋哲元立刻陷入了困境。
他这才领悟到何应钦提醒的那句话，什么叫天津城“遍布日军”，这地方实在不应该来啊。
此时的天津，早已是群奸毕集。
作为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身边七个把兄弟，如齐燮元、张壁、张允荣、潘毓桂之流，几乎无不“亲日”。张自忠本人虽是一个出色的武将，但因“战而优”冒冒失失进入仕途后，则明显缺乏政治智慧，给这些小人一包围，脑子早就变得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了。
在他眼里，宋哲元其才其德，哪堪重任，还跟日本人打交道呢，一边去吧，这些事情，只有我张某人才能办得到，办得好。
用不着张自忠亲自出马，那七个把兄弟就争先恐后跑到宋哲元面前向他施加压力，无非是说如果不应允，日军就会如何如何，你姓宋的就可能如何如何。
宋哲元对“张兄弟”完全失望了。
原以为可恃之为依靠的天津城，竟然变成了危险之城，连自家的人身安全都堪虞了，真是“不识天津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啊。
想跑，跑不掉。答应，不愿意。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之下，宋哲元又想到了老办法。
拖。
这样吧，对于日本人的这几个要求，我从原则上不反对，但是全部做到，需要做一些准备，所以能不能“延缓执行”呢。
然而此时，能不能拖，已不取决于他的意愿，而取决于日军大部队推进的速度。
第二天，7月15日。
日本国内的18 个飞行中队，组成临时航空集团，飞过山海关，向天津附近集结。加上此前关东军出动的6个飞行中队，总计出动24个中队，战机222架。
第三天，7月16日。
关东军酒井独立混成第1旅团通过古北口，抵达北平对面的密云。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含轻战车2个中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气焰张狂得很。
香月掐指一算，要照这样的推进速度，3天之后，也就是到7月19日，关东军和朝鲜军即可全部到位，而在华北全面作战的机会也就到了。
宋哲元你不是想拖吗，我让你拖不过去。
香月要宋哲元限时表态，他把最后期限定下来，就是7月19日，到时如果宋哲元不肯签字，就停止“现地交涉”，对29军发动“讨伐”。
作为对宋哲元企图“拖延”的“惩罚”，香月又提起笔，加上几条更狠的。
首曰罚人，拿主战方的首要人物开刀。
宋哲元和稀泥，玩滑头，所以要正式道歉，再别拿什么秦德纯之类来蒙事了。
冯治安主战，罪莫大焉，处死都便宜他了，故且先免他的师长一职。
次曰谋势，解决攻占卢沟桥的侧背之患。
当时何基沣旅有一个团驻扎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附近，此地与宛平和丰台成三地三角，既可援助宛平，又可进袭丰台，还能在日军一旦占领卢沟铁桥时，与宛平守军成夹击之势。
香月让宋哲元把这个团撤走。
这个日本人到现在还没忘了“秦松协定”，不过他记得的都是对他有利的，防共亲日这些，至于“撤军”云云早就被他抛于脑后了。
他把“秦松协定”中要求中方的条件全都一古脑拎出来，然后让宋哲元签字。真是欺人太甚！
香月的方案出来后，连夜报送东京待批。
这一天，有很多人同样睡不着觉。
在此之前，老蒋与幕僚们反复商讨，终于确定了一个两手出击的战略。
连日来，他在庐山不断挥舞令旗，除发布军事征用令外，又以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准备在万不得已时，不惜对日一战，放手搏它一下。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应战不求战”，能局部解决而不扩大，那是再好不过了。
手下两个部门，外交部和国研所，一明一暗，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能够和平解决争端。
在事变刚刚爆发时，外交部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严重口头抗议，可是你抗你的，日本人睬都不睬。
眼见局势越来越严重，新任外长王宠惠不得不亲自出马，敦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人家倒是愿意做这个和事佬，毕竟华北如果打起来，他们的利益多多少少也得受损。
谁知日本政府见状，啪地把门一关。
谁都别想来做这个和事佬，中日之间的事，任谁都别想来瞎搀和！
英美不行，还有苏联。
王宠惠飞赴上海，找到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能与苏联缔结条约。
是那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非也，是互助条约。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互助，一个互不侵犯，看看只差三个字，那来去大了。
鲍格莫洛夫一口拒绝。
“互不侵犯”可以，“互助”不行，这个条约一签，苏联是必然要参战的，你们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把我们苏联推到前线去。无论如何不可以。
在老蒋看来，“互不侵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得作罢。
到这个时候，似乎任何外交手段都无济于事了。
国研所带回一个新的消息，又给众人点燃了一点希望的苗头。
西园寺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已来到上海，秘密访问宋子文。
西园寺公一是近卫首相派来的，身负重要使命，但是这次密谈亦无果而终。
原因就在于，西园老的这个孙子也不是来做和平使者的。近卫这个软蛋，当着杉山元的面不敢吭气，却又怕戏真给演砸了，所以就私下派他过来探路，看看你们中国方面对“华北那档子事”究竟会作何反应，以便好让他对诊下药，早作预防。如此，哪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可言。
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
到香月磨刀霍霍的时候，中方能想得到，能拿得出的招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当天上午，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庐山召开了第一期谈话会。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全国各界名流158人与会（一说为160 人）。
眼看大难将至，老汪跟以前任何一次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慌了神，无主张，没办法。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虚言。
他在开幕式和午餐会上共发表了两次谈话，大家都竖着耳朵，准备听他就华北紧急局势拿出应对之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失望了。
汪精卫在台上洋洋万言，就没怎么涉及到众人关心的话题，好不容易听他提到了卢沟桥，但他说的“根本方法”却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这话听听很有道理，其实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
你能从这个“根本方法”里找到什么方法吗，究竟是战，是和，还是不战不和，坐等全国“精诚团结”？
不用说，讲的人有口无心，敷衍了事，听的人也是没精打采，不知所云。
关键时候，平时雄论滔滔、笔走龙蛇的汪实无主见，与日本的“绣花枕头首相”近卫倒是难兄难弟，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时，一旁看似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蒋却已成竹在胸。
此前，十万火急的情报已送到他的案头：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大举入关，而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对华作战的阁议，而且还得到举国拥护。
老蒋心中明白，事已至此，恐怕“不能避战矣”。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了四个字：外强中干。
凶什么凶，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一群纸老虎罢了。
当然，纸老虎也属老虎之一种，你不认真对待，它还是要张口噬人的。因此，老蒋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在战术上却不敢轻视。
29军守一线，他要守二线，这个二线就是保定，是孙连仲等中央军部队的集结地。
保定属河北地界，中央军大量开入此地，无疑是逾越了日本人所认定的“何梅协定”，等于是在不宣而战了。
倘若没点气魄和胆量，当时的***大佬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人敢作此决断。
在***的金字塔尖上，蒋汪并恃，但这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汪精卫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而蒋介石从出身上看，则更像一个纯粹的武人，可若论治国理政的真学问，武人却要远胜于文人。
之所以如此，与蒋汪性格经历有关，但与两人的学问门径亦有关联。搞国际文化研究的李欧梵评议文采，说汪绝对要超过蒋，起码“不负少年头”这样的绝妙好词， 蒋是写不出来的。然而蒋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吟风弄月，后者所承袭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最欣赏的不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曾国藩的经世致 用。
这样的纷乱时世，轮到大事临头，光会吟词弄月的确是什么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得拿出点王曾那样的心胸气慨出来，咬着牙往前冲！
晚上11点，老蒋给宋哲元和秦德纯分别发来密电。
他虽然不知道天津这里还发生了这么多细枝末节，但仅从他了解到的一句话中就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句话是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传过来的，说是“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
所谓的地方协定，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秦松协定”。老蒋从中看出了日本人肚子里要打的“小九九”。
什么叫做基础，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步，说明他们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宋哲元你开始不是跟我说过，只要签了“秦松协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日本人签这个协定只是“第一目的”，推其用意，后面肯定还有第二、第三……
在综合关东军正加速入关的情报后，老蒋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还没接着往下数，是在“俟大军到集”，等他们的援兵到齐后，提出来的政治条件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酷”呢。
既然“今事决非如此已了”，事情没这么好解决，你宋哲元一定要像个汉子，坚持到底，至于“成败利钝”，是好是坏，你放心，我“愿独负其责”。
这也是老蒋有别于汪精卫等***大员的不同之处，即敢于担当责任，遇到大事难事极少闪烁其词地往后躲，当然他也会以此来要求别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把宋哲元往后退的路给堵死了，而宋哲元本人也产生了拖不下去的预感，他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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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正面抗日战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由 花儿同学 周五 五月 09, 2014 4:27 pm
在收到老蒋的密电后，他随即让秦德纯负责制定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
没有任何意外，香月的方案在报到东京陆军省后，陆相杉山元见之大喜。
知我心者，其非香月君乎？
日本政府再开五相会议，说是开会商讨，其实都是杉山元一个人在唱戏，众人只有跟着画圈应诺的份。
从上次开始，杉山元就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跟这帮人说事，其它都是废话，你就强调一个足矣：华北形势十万火急，河边旅团已陷入“被歼灭的悲运”。
看来杉山元真是把他们同胞的习性都掌握得透透的了，他们就只能赚，不能折。
杉山元说不能等了，谈判限期完成的决定马上得以通过。
杉山元说兵可能不够用，得立即进行国内动员，一个在国内动员3个师团的动议亦顺利pass。
后面这个动议倒不是临时的心血来潮。日本人做事，向来一板一眼，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处于“紧急状态”下，陆军要出动多少兵力，其年度动员计划上都有规定。
对于“华北有事”，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出5个师团，其中，2个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3个由国内派出。
现在，关东军出了2个混成旅团，朝鲜军出动了1个师团，也就相当于2个师团，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如果事态再“紧急”下去，自然只能打国内的主意了。
7月17日，五相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使馆即奉命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
香月在收到国内回复后，也正式通知宋哲元：7月19日之前，必须签字。
从中央到地方，从老蒋到宋哲元，大家都被逼入了绝境。
看起来，卢沟桥事变好象很偶然，但偶然中藏着必然，实际上日本早有亡我中华，入主中原之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从中国的中原、沿海流亡迁移过去的。
听到这里，你千万别高兴，以为他们是认祖归宗来的。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下面一层意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能者居之，不能者暂退，最典型的是满族人，宋朝时他们在中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取名为金，不久被蒙宋联军打败了，退一边去，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又回来了，重新杀到中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叫清的帝国。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既然我们大和民族原本也是从中国大陆退出来的，现在又重新强盛了，为什么不能再回来做皇帝呢。这跟蒙古人、满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一句话就能驳倒他们：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时代，中国就是中国，日本就是日本，岂能混为一谈。
以前你来或许可以叫做逐鹿中原，有了这个神圣的国界之后，就只能叫侵略。
要不世界岂不乱了套。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我们如何应对呢。
如果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太晚了，实际上倒溯好几年，以老蒋为首的朝野上下就已经在进行思考了。
据蒙古的德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曾想办法打听到一段***高层的内幕，时间大约在1935年秋天。
这是***中央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对日问题。
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爆发，中央军和***党部被迫退出华北的当口，有人主张马上对日本还以颜色，组织过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也持这一观点。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在中国历史上，宋被元灭了，明被清亡了，这都没有什么，汉民族最终都能实现复兴——元之后有明，清之后有民国。
但这次日本侵略不一样，他们这个国家文化不弱，又有很强的排它性，如果被他们灭了，我们就完蛋了，以后就万劫不复，永无复兴的机会。
事实上，老蒋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他的原创。
明末三大儒中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充分阐述，他把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认为亡国不过是改一个国号，比如把明改成清，但道统还在，“仁义充塞”，大家仍敬孔子，这样民族复兴就有机会。
什么叫亡天下呢，照钱穆的注解，就是传统文化倒掉了，那整个民族等于自动消解了，还谈何复兴。
这样的危险不是没有，事实上，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就是这一套政策，连上课用的都是日语课本，如此一来，只需两代人的功夫，下一代就可能不知中华文明为何物了。
老蒋在会上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仓促应敌，打又打不过，一旦亡国，就不易复兴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做了个报告，把中日实力做了番对比，结论是以现有武器而言，实在抗不了多久，到那时，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
蒋何当时强调，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即算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了也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夺回来。
德王在打听到这段内幕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加快了与日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老蒋连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那他的蒙古更不在话下，可以让他“自由处置”了。
那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没过多长时间，老蒋就会让傅作义在绥远主动干那么一下，差点把他的脊梁骨都给打断了。
其实老蒋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为了堵住“主战激进派”的口，才说出了“黄河以北可以不要”这样的话。
失去“黄河以北”意味着什么，老蒋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
对于南京政府和老蒋来说，“黄河以北”的华北不同于东北，东北或可缓一缓，等个两年再说，华北却不行，那相当于是古代的中原，一旦失去，连带南京政府所在的华东都没了屏障，后者将直接面临外夷的冲击，情形不会比历史上苟安的南宋好多少。如此，中国还能叫中国吗？
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华北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日本向华北开刀，等于在向中国一国开刀。
如今已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战与“让”的问题，关键点就在于，你想不想，肯不肯把这个“黄河以北”，也即华北“让”给日本。
战与“让”，实际上就是战与降。
降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问题只在于战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战。
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胡适在应邀到庐山的当天，就对老蒋抱怨：华北民众都以为中央是不打算要华北了。
何出此言？
胡适说，若不是这样，中央军为什么不赶紧北上援救，进入华北呢。
据说胡适此言深深剌激了老蒋，使其不顾“何梅协定”的限制，加快督促中央军自河南开进河北。
但是胡老夫子对与日本全面作战却是抱消极态度的。
当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帮文人或偏向文人型政客的聚会，他们不算一个组织，只是主张相同，即认为中国虽然已在西安事变后做到了政治统一，但军力实在太弱，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话，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俱乐部”里面，除了后来真的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外，胡适也赫然在列。
不战，那就只有避战求和。
老蒋说，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不是我想和他打，是他要打我，我只能被迫招架。
不错，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事到如今，不能不保持“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历史的责任”，所以也就不能不应战。
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堪称正面抗日战场的点晴之笔——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还可以据此往前回溯。
1935年，那时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936年，变成了“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到1937年，实在忍不下去，只能“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年又一年，一步一步“熬”过来，对于弱者而言，牺牲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宿命，万不得已，只能“与敌作殊死战”，抗战到底！
针对华北对日交涉，老蒋当场提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跟宣战书没什么两样，因为每一个条件里面都包含着“不能”、“不容”这样的字眼：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以及他们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老蒋心里能不清楚吗，可事已至此，已没有退路可言了，打吧（“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和语调，都令在场诸人“群情感奋”，起到了在危难时期巩固人心，团结一致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高层，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人人为危，阻不欲发”）。
据老蒋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老蒋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是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演讲发表后，果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党派的支持。
远在陕北的***甚至称这是***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而当时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七君子”也称赞演讲把大伙拧成了一股绳（“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
从讲台上下来，老蒋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苛安，不战则不安。
这句话再好不过地阐述了老蒋自绥远之战以来的对日战略，即以“战”的手段达到“安”的目的，以“不怕牺牲”击退“不敢牺牲”。说到底，如果这时候能够不战，他还是不想战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仍然是一种姿态，或者是策略。
意识到宋哲元对与日谈判可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蒋又在电报中回顾了当年的教训。
他说的是“一二八”淞沪会战。
开战前，本来已经和日方达成了和解，在限定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把书面答复书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同意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可是他们怎么回复我们呢。
照样进攻。
可见，日本人是不重信义的，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合同不过是一张废纸，可以任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可是我们吃了亏以后才得到的“实际之经验”啊，所以你寄希望于谈判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做到以谈达和，唯一的办法只是以战促安。
当天，何应钦也如影相随，发来电报提醒宋哲元，日军正在大举进兵，北平城有随时被攻占的可能。
你千万别再在所谓的“政治谈判”中耽误时间和工夫了，快点做军事准备吧，三个地方，北平、南苑、宛平，都是要命的所在，要加紧构筑工事，集结兵力，作持久抵抗的打算。
其时，宋哲元在天津的日子非常难过。
老蒋在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点了一句：从现在开始，谁如果敢“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话说得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而话中也是有所指的。
对于处于华北前沿的宋哲元来说，即使本人愿冒天下之大韪，背着“民族罪人”的重负去签字，也不一定真能避战求和。
老蒋不是说了吗，“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到时候，日军一手拿着签过字的协定，一手照样可能朝你开枪。
这是一个赌局，其中有一个结果就是输得精光，不仅丢掉华北，个人也会落下千秋骂名。
依其个性来说，宋哲元是无论如何不愿尝试的，可是他的做法却完全背道而弛。
他让张自忠去答复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自己将亲自出面道歉。除此之外，那个“责任者营长”，他也一定会在两三天内对其进行处分。
只有两条算是与日方要求不符。一个，由张自忠师驻防北平，改为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负责，另外一个，则是没有提及罢免冯治安等主战要人。
但后面这两条，张自忠却没法说什么。
他可以要求冯治安下来，由自己担任守城之责，但宋哲元要是亲自上，你总没有办法连“主公”都要取而代之吧。
至于冯治安，大家都是兄弟，曾有过命的交情，“罢免”一说也只能由日本人来说，他张自忠也不能抢在前面。
倒是宋哲元“主动道歉”的表示，令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这种“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所以上次才有让秦德纯代替他道歉一节。
宋哲元这回不仅答应亲自当面道歉，还拉上了张自忠一起去！
见到香月后，宋哲元向对方表示了“敬意和问候”，这也就算道歉了，都什么年代了，早已没了负荆请罪这一说。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日本人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7点半，宋哲元“失踪”了。
一问，到北平去了。
正式理由是：为了让部下遵守“协定”，必须去一趟北平。
等到要你签字了，你一声招呼不打地走了，去监督部下履行连字都没签的“协定”？
这话骗鬼都不信。
宋哲元不过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成功逃出天津城而已。
他曾给在保定的熊斌打电话，话里就透露“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连说话都不自由了，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实际上，早在7月16日，即老蒋发表庐山谈话的前一天，他已经在北平局部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偷偷地下达了“作战预先号令”。
当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宋哲元又不是傻子，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过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接到秘令的是冯治安。但是在发令后，宋哲元还是不放心，生怕冯治安有什么闪失。毕竟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冯治安勇则勇矣，就怕很多关系他摆不平。
但是在天津，宋哲元既不能作“明白的表示”，当然就身不由己。如此，自己都快要成为任人摆布的泥塑木偶了，又如何遥控指挥别人，甚至全局。
所以，他一定要跑出去，而且一定要跑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一跑，香月的要求就没了着落。
没了“大头儿”，还有“二头儿”，气急败坏的香月盯上了张自忠，准备扶后者上马。
晚上11点半。
香月和张自忠在张允荣的家碰面。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张允荣是张自忠的七个把兄弟之一，日后却成了大汉奸，可想而知，有这样的“兄弟”一天到晚在身边转悠，会怎样影响张自忠的想法。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你要买房子，都得选择跟有仁义的人做邻居，那样才会“美”，而如果整天跟那些不仁义的家伙混在一起，天长日久，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搞得不仁不义，这就太不聪明了，哪里还有什么“知”可言。
做个假设，此时若是有萧振瀛类贤者处其左右，察其得失，谏其不智，以张自忠这样的大丈夫，又岂能迷失于道中。
一夜的筹谋。
到20日凌晨，在一份文件上，香月代表日方，张自忠和张允荣则代表中方，分别签上了名字。
这份文件，叫做“香月细目”。
“香月细目”共有7条，基本包括了日本人此前提出的各类要价，其中第7条就是让冯治安第37师撤离北平。
字是签了，可是当时在29军中，能够得到授权进行谈判并签字的，仅宋哲元和秦德纯两人而已，张自忠是没有这个权限的。香月也知道“细目”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是一点点地漏给中方，希望南京政府能够糊里糊涂地予以承认。
在这些事情上，谁都可能糊涂，只有老蒋不会糊涂，他对宋哲元盯得非常紧，就怕对方顶不住压力，失足落水。
一看，你还真中招了，这还了得。
晚上知道的，马上发电到北平，问宋哲元是怎么一回事。宋哲元莫名其妙，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要不，你把证据拿给我看。
老蒋只是听到了一点风声，见宋哲元这样肯定，也就认为是日本人故意为之，想打乱己方阵脚，遂不再予以追查。
没有任何意外，香月的方案在报到东京陆军省后，陆相杉山元见之大喜。
知我心者，其非香月君乎？
日本政府再开五相会议，说是开会商讨，其实都是杉山元一个人在唱戏，众人只有跟着画圈应诺的份。
从上次开始，杉山元就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跟这帮人说事，其它都是废话，你就强调一个足矣：华北形势十万火急，河边旅团已陷入“被歼灭的悲运”。
看来杉山元真是把他们同胞的习性都掌握得透透的了，他们就只能赚，不能折。
杉山元说不能等了，谈判限期完成的决定马上得以通过。
杉山元说兵可能不够用，得立即进行国内动员，一个在国内动员3个师团的动议亦顺利pass。
后面这个动议倒不是临时的心血来潮。日本人做事，向来一板一眼，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处于“紧急状态”下，陆军要出动多少兵力，其年度动员计划上都有规定。
对于“华北有事”，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出5个师团，其中，2个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3个由国内派出。
现在，关东军出了2个混成旅团，朝鲜军出动了1个师团，也就相当于2个师团，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如果事态再“紧急”下去，自然只能打国内的主意了。
7月17日，五相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使馆即奉命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
香月在收到国内回复后，也正式通知宋哲元：7月19日之前，必须签字。
从中央到地方，从老蒋到宋哲元，大家都被逼入了绝境。
看起来，卢沟桥事变好象很偶然，但偶然中藏着必然，实际上日本早有亡我中华，入主中原之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从中国的中原、沿海流亡迁移过去的。
听到这里，你千万别高兴，以为他们是认祖归宗来的。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下面一层意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能者居之，不能者暂退，最典型的是满族人，宋朝时他们在中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取名为金，不久被蒙宋联军打败了，退一边去，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又回来了，重新杀到中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叫清的帝国。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既然我们大和民族原本也是从中国大陆退出来的，现在又重新强盛了，为什么不能再回来做皇帝呢。这跟蒙古人、满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一句话就能驳倒他们：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时代，中国就是中国，日本就是日本，岂能混为一谈。
以前你来或许可以叫做逐鹿中原，有了这个神圣的国界之后，就只能叫侵略。
要不世界岂不乱了套。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我们如何应对呢。
如果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太晚了，实际上倒溯好几年，以老蒋为首的朝野上下就已经在进行思考了。
据蒙古的德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曾想办法打听到一段***高层的内幕，时间大约在1935年秋天。
这是***中央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对日问题。
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爆发，中央军和***党部被迫退出华北的当口，有人主张马上对日本还以颜色，组织过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也持这一观点。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在中国历史上，宋被元灭了，明被清亡了，这都没有什么，汉民族最终都能实现复兴——元之后有明，清之后有民国。
但这次日本侵略不一样，他们这个国家文化不弱，又有很强的排它性，如果被他们灭了，我们就完蛋了，以后就万劫不复，永无复兴的机会。
事实上，老蒋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他的原创。
明末三大儒中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充分阐述，他把亡国与亡天下分开，认为亡国不过是改一个国号，比如把明改成清，但道统还在，“仁义充塞”，大家仍敬孔子，这样民族复兴就有机会。
什么叫亡天下呢，照钱穆的注解，就是传统文化倒掉了，那整个民族等于自动消解了，还谈何复兴。
这样的危险不是没有，事实上，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就是这一套政策，连上课用的都是日语课本，如此一来，只需两代人的功夫，下一代就可能不知中华文明为何物了。
老蒋在会上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仓促应敌，打又打不过，一旦亡国，就不易复兴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做了个报告，把中日实力做了番对比，结论是以现有武器而言，实在抗不了多久，到那时，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
蒋何当时强调，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即算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了也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再夺回来。
德王在打听到这段内幕后的第一反应，却是加快了与日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老蒋连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那他的蒙古更不在话下，可以让他“自由处置”了。
那时候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没过多长时间，老蒋就会让傅作义在绥远主动干那么一下，差点把他的脊梁骨都给打断了。
其实老蒋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为了堵住“主战激进派”的口，才说出了“黄河以北可以不要”这样的话。
失去“黄河以北”意味着什么，老蒋自己心里比谁都更清楚。
对于南京政府和老蒋来说，“黄河以北”的华北不同于东北，东北或可缓一缓，等个两年再说，华北却不行，那相当于是古代的中原，一旦失去，连带南京政府所在的华东都没了屏障，后者将直接面临外夷的冲击，情形不会比历史上苟安的南宋好多少。如此，中国还能叫中国吗？
所以，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华北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日本向华北开刀，等于在向中国一国开刀。
如今已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战与“让”的问题，关键点就在于，你想不想，肯不肯把这个“黄河以北”，也即华北“让”给日本。
战与“让”，实际上就是战与降。
降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问题只在于战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战。
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胡适在应邀到庐山的当天，就对老蒋抱怨：华北民众都以为中央是不打算要华北了。
何出此言？
胡适说，若不是这样，中央军为什么不赶紧北上援救，进入华北呢。
据说胡适此言深深剌激了老蒋，使其不顾“何梅协定”的限制，加快督促中央军自河南开进河北。
但是胡老夫子对与日本全面作战却是抱消极态度的。
当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帮文人或偏向文人型政客的聚会，他们不算一个组织，只是主张相同，即认为中国虽然已在西安事变后做到了政治统一，但军力实在太弱，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话，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俱乐部”里面，除了后来真的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外，胡适也赫然在列。
不战，那就只有避战求和。
老蒋说，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不是我想和他打，是他要打我，我只能被迫招架。
不错，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事到如今，不能不保持“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历史的责任”，所以也就不能不应战。
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堪称正面抗日战场的点晴之笔——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还可以据此往前回溯。
1935年，那时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936年，变成了“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到1937年，实在忍不下去，只能“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年又一年，一步一步“熬”过来，对于弱者而言，牺牲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宿命，万不得已，只能“与敌作殊死战”，抗战到底！
针对华北对日交涉，老蒋当场提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跟宣战书没什么两样，因为每一个条件里面都包含着“不能”、“不容”这样的字眼：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以及他们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老蒋心里能不清楚吗，可事已至此，已没有退路可言了，打吧（“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和语调，都令在场诸人“群情感奋”，起到了在危难时期巩固人心，团结一致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高层，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人人为危，阻不欲发”）。
据老蒋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老蒋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是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演讲发表后，果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党派的支持。
远在陕北的***甚至称这是***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而当时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七君子”也称赞演讲把大伙拧成了一股绳（“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
从讲台上下来，老蒋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苛安，不战则不安。
这句话再好不过地阐述了老蒋自绥远之战以来的对日战略，即以“战”的手段达到“安”的目的，以“不怕牺牲”击退“不敢牺牲”。说到底，如果这时候能够不战，他还是不想战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仍然是一种姿态，或者是策略。
意识到宋哲元对与日谈判可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蒋又在电报中回顾了当年的教训。
他说的是“一二八”淞沪会战。
开战前，本来已经和日方达成了和解，在限定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把书面答复书送到了日本领事馆，同意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可是他们怎么回复我们呢。
照样进攻。
可见，日本人是不重信义的，在他们这帮人眼里，“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合同不过是一张废纸，可以任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可是我们吃了亏以后才得到的“实际之经验”啊，所以你寄希望于谈判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做到以谈达和，唯一的办法只是以战促安。
当天，何应钦也如影相随，发来电报提醒宋哲元，日军正在大举进兵，北平城有随时被攻占的可能。
你千万别再在所谓的“政治谈判”中耽误时间和工夫了，快点做军事准备吧，三个地方，北平、南苑、宛平，都是要命的所在，要加紧构筑工事，集结兵力，作持久抵抗的打算。
其时，宋哲元在天津的日子非常难过。
老蒋在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点了一句：从现在开始，谁如果敢“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话说得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而话中也是有所指的。
对于处于华北前沿的宋哲元来说，即使本人愿冒天下之大韪，背着“民族罪人”的重负去签字，也不一定真能避战求和。
老蒋不是说了吗，“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教训就在眼前，到时候，日军一手拿着签过字的协定，一手照样可能朝你开枪。
这是一个赌局，其中有一个结果就是输得精光，不仅丢掉华北，个人也会落下千秋骂名。
依其个性来说，宋哲元是无论如何不愿尝试的，可是他的做法却完全背道而弛。
他让张自忠去答复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自己将亲自出面道歉。除此之外，那个“责任者营长”，他也一定会在两三天内对其进行处分。
只有两条算是与日方要求不符。一个，由张自忠师驻防北平，改为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负责，另外一个，则是没有提及罢免冯治安等主战要人。
但后面这两条，张自忠却没法说什么。
他可以要求冯治安下来，由自己担任守城之责，但宋哲元要是亲自上，你总没有办法连“主公”都要取而代之吧。
至于冯治安，大家都是兄弟，曾有过命的交情，“罢免”一说也只能由日本人来说，他张自忠也不能抢在前面。
倒是宋哲元“主动道歉”的表示，令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这种“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所以上次才有让秦德纯代替他道歉一节。
宋哲元这回不仅答应亲自当面道歉，还拉上了张自忠一起去！
见到香月后，宋哲元向对方表示了“敬意和问候”，这也就算道歉了，都什么年代了，早已没了负荆请罪这一说。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日本人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7点半，宋哲元“失踪”了。
一问，到北平去了。
正式理由是：为了让部下遵守“协定”，必须去一趟北平。
等到要你签字了，你一声招呼不打地走了，去监督部下履行连字都没签的“协定”？
这话骗鬼都不信。
宋哲元不过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成功逃出天津城而已。
他曾给在保定的熊斌打电话，话里就透露“在天津不能有明白的表示”。连说话都不自由了，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实际上，早在7月16日，即老蒋发表庐山谈话的前一天，他已经在北平局部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偷偷地下达了“作战预先号令”。
当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宋哲元又不是傻子，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过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接到秘令的是冯治安。但是在发令后，宋哲元还是不放心，生怕冯治安有什么闪失。毕竟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冯治安勇则勇矣，就怕很多关系他摆不平。
但是在天津，宋哲元既不能作“明白的表示”，当然就身不由己。如此，自己都快要成为任人摆布的泥塑木偶了，又如何遥控指挥别人，甚至全局。
所以，他一定要跑出去，而且一定要跑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一跑，香月的要求就没了着落。
没了“大头儿”，还有“二头儿”，气急败坏的香月盯上了张自忠，准备扶后者上马。
晚上11点半。
香月和张自忠在张允荣的家碰面。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张允荣是张自忠的七个把兄弟之一，日后却成了大汉奸，可想而知，有这样的“兄弟”一天到晚在身边转悠，会怎样影响张自忠的想法。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你要买房子，都得选择跟有仁义的人做邻居，那样才会“美”，而如果整天跟那些不仁义的家伙混在一起，天长日久，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搞得不仁不义，这就太不聪明了，哪里还有什么“知”可言。
做个假设，此时若是有萧振瀛类贤者处其左右，察其得失，谏其不智，以张自忠这样的大丈夫，又岂能迷失于道中。
一夜的筹谋。
到20日凌晨，在一份文件上，香月代表日方，张自忠和张允荣则代表中方，分别签上了名字。
这份文件，叫做“香月细目”。
“香月细目”共有7条，基本包括了日本人此前提出的各类要价，其中第7条就是让冯治安第37师撤离北平。
字是签了，可是当时在29军中，能够得到授权进行谈判并签字的，仅宋哲元和秦德纯两人而已，张自忠是没有这个权限的。香月也知道“细目”名不正言不顺，只能是一点点地漏给中方，希望南京政府能够糊里糊涂地予以承认。
在这些事情上，谁都可能糊涂，只有老蒋不会糊涂，他对宋哲元盯得非常紧，就怕对方顶不住压力，失足落水。
一看，你还真中招了，这还了得。
晚上知道的，马上发电到北平，问宋哲元是怎么一回事。宋哲元莫名其妙，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要不，你把证据拿给我看。
老蒋只是听到了一点风声，见宋哲元这样肯定，也就认为是日本人故意为之，想打乱己方阵脚，遂不再予以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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